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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幸运之神眷顾了他
星期六 一月 26, 2013 11:52 am
一直没有回应诺奖颁布消息。
就写了一块豆腐干---莫言笔下的酒食。
贴上博客，也将要变成铅字---约稿已经排版正待印刷。
刚看了谢有顺小说课堂之七：莫言小说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观，就来跟着说几句。
虽然紧锣密鼓，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光临---第二次光临华人，等一等，修整一下，第一次光临还是在大陆生活的正宗华人，中国公民头上。
有过一个华人，已经属于非中国人范畴。不算了。
故而莫言就成为第一位到挪威奥斯陆去领奖去演讲的中国大陆飞去的中国公民。
这里面还是很有讲究的。
比如李安，已经两次捧得小金人了，奥斯卡提名更多。
他导演的片子单项奖提名和获奖的数字有一长串，更重要的是他的武侠片让谭盾捧得了小金人。
谭盾是中国公民，大陆人士。
但是，电影界总觉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的奖项最重含金量最高。
可悲可笑的是始终被认为中国还没能染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这就把台湾同胞划出去了。好像这个华人不是中国人似的。
好啦，有点扯远了。
回到诺奖。
这么样子让中国的莫言打败了日本的竞争对手---这是好事儿---其实隐含了奥斯陆急于和北京交好解冻的心情在内。
这份量很重。
上次有一个诺奖颁给了一位中国人--中国国籍大陆出生，标准中国人。惹恼了中国人，掌权的中国人。
不仅是文字功夫多少美元奖金买得起买不起北京一套居室的问题，而是影响了挪威经济的大问题。
于是，显然需要修补关系。
最好的办法是给一个双赢的诺奖。
那么，在中国俄物理化学经济领域里都不可能有人选的前提下，文学奖将是最好的选择了。
于是，莫言超越鲁迅---他的文字被赶出中学教材代之以周杰伦歌词，现在还代之以莫言短篇。超越老舍超越巴金超越郭沫若超越了当代所有文豪，飞去奥斯陆。
展望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再有诺奖---包括文学奖，国人热衷于模仿照抄学舌缺乏独创破壁精神---可能红学是个例外，但诺奖只可能颁给曹雪芹---可惜那时候诺贝尔奖还没诞生。
真正应该期望的是---不光是全中国而且是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再次光临。
理想的领奖者是习和马。
就像当年的美越两家各一人分享。
可是，习马两位分享不是更有重大历史意义吗。
我们是中国人---一曲京歌回响在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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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一切都在走向凝固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国盛世
星期六 一月 26, 2013 11:24 am
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 ——索尔仁尼琴
从某种意义上，苏联是作为一个乌托邦诞生的。
1882年，《共产党宣言》被普列汉诺夫译成俄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写了俄文版序言。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他们一定想不到，仅仅30年后，共产党会成为俄罗斯这个古老专制帝国的新君主。
尽管列宁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但苏维埃政权仍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具有300余年专制历史的沙皇俄国的坟墓之上，正如沙皇俄国的前身是蒙古屠刀下的金帐汗国。列宁其实也清醒地认识到苏联权力机构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只不过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
列宁之后，斯大林将权力发展到极其可怕的程度，“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强大而权威的党”。从1929年到1953年，共有2000万苏联民众遭到屠杀。帝国体制下没有自由，更没有新闻自由，“《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布哈林赞叹道：“共产党政权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这样的机器。”阿夫托尔汉诺夫对苏联这个新生的意识形态联盟国家这样总结：
这一绝对专政的上层是一个少数人的寡头领导集团，内部有一级一级的党的官僚机构，在政权金字塔的底部有数百万党的寄食者做基础。这种专政不仅就其完美的组织，而且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皆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乃至全国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领导。
维尔纳?桑巴特曾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这句话无疑对苏联是适用的。政治就是权力和阴谋。在克里姆林宫深处，这个红色帝国经历了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三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权杖转移过程。长江后浪推前浪，1964年10月14日，在扩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被迫“自愿退休”。当天下午，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梁启超先生曾说：“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布尔什维科夫将专制制度分为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牺牲，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威权主义则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形式，由于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初步萌生，威权统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弃不切实际的狂想，而人们也不再被勒令必须积极参与到统治者个人意志中去，个体也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与极权主义的“铁板一块”不同，威权主义表现为统治者与民众决裂和分野，因为社会共识的破裂，权力缺乏广泛的认同，统治者只能依靠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其统治的稳定。威权主义其实是承前启后的后极权主义，它不仅极权主义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的萌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极权主义，那么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阶段。
人们都承认，在苏联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现代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盛世”，其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1965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5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已经增长到170卢布。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大多都有住房，房租极其低廉。1970年代，全国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廉价住房、休假制度和退休养老制度。
对很多“苏联人”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令人留恋的：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苏联经济在勃氏时期达到了巅峰，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军事实力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将冷战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宇宙争霸”时代。因此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
如果说斯大林是一个恶棍，那么勃列日涅夫无疑是一个好人。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容，作风随和，富于同情心。他的缺点是过分虚荣，优柔寡断，缺乏胆识和担当。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普通官僚，勃列日涅夫肯定会受到大家欢迎，但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勃列日涅夫的缺点就不能只是缺点了。在政治上，平庸是一种最常见的罪恶。虽然有“无为而治”的政治治理模式，但这种“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思想僵化。从表面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巅峰，军事强大，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但各种社会矛盾却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勃列日涅夫恰恰最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负能量的聚集如同堰塞湖，最后让这个国家和它的繁荣伟大一起成为落花流水。
在苏联历史中，除了斯大林执政27年外，执政时间最长的就属勃列日涅夫了。如果说铁腕的斯大林开创了一个独裁时代，那么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维持了一个“无主时代”——无论人民还是官僚，都只是巨型国家机器的润滑油，他们都不是苏联的主体。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政治黑暗，权力腐败，挥霍浪费，人权落后，好大喜功……勃列日涅夫的盛世如同《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正面给人一种虚幻的高潮，翻过来却是深不见底的深渊。繁荣的背后，危机酝酿，矛盾积聚。如同一场俄罗斯罗轮盘赌，对准自己的子弹一旦上了膛，自欺欺人的侥幸心态或许可以应付一时，但厄运总会在下一次突然来临，要了卿卿性命。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崩溃准备了条件”。但勃列日涅夫总是幸运的，在一场宫廷政治的击鼓传花游戏中，他在炸弹没有爆炸之前就把它传了出去。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10年，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一 皇帝的新装
如果说苏联完全是一场意外，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意外中的意外。他比《连升三级》中的张好古更加幸运，最后他中了头彩。
在苏联帝国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是大家公认的平庸之辈，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过，自己没有担当最高领导人的才能，更没有那样的野心。结果在互相倾轧的克里姆林宫权力场中，勃列日涅夫竟然因此而免于被暗算和攻击。这种“幸运”颇为讽刺。
在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勃列日涅夫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政变成功后，政变策划者们争执不下，谁都不愿让强势的对手得到最高权力，最后“选举”的结果是把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被公认为能力很弱的勃列日涅夫推上主席台。因此说，这个飞来的权力对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场意外。他之所以成功，并不是他有才干，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竟然因为平庸无能而荣登大宝，这就是宫廷政治的吊诡之处。对一群权力野心家来说，性格中庸胸无大志的勃列日涅夫最为理想——作为一个短暂过渡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根据当事人回忆，政变发生时，大家要勃列日涅夫通知赫鲁晓夫过来“开会”，他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不得不把他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后来听说政变阴谋已经败露，勃列日涅夫失魂落魄地扑进朋友的怀里：“全完了，赫鲁晓夫都知道了……他会把我们全都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权力几乎毫无思想准备，无论是上台前还是上台后，他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像样的国家发展纲领，也从来就没有想过怎样改造国家和社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家元首不仅是最不需要智力和良心的职业，而且即使一个貌似平庸的人，一旦对权力上了瘾，他同样可以成为一位宫廷斗争的高手。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短短几年，勃列日涅夫就将那些擅长权谋的“大内高手”一个个清洗殆尽，退休的退休，罢官的罢官，最后建立起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勃氏权力统治体系。与残暴阴鸷、赶尽杀绝的斯大林不同，勃列日涅夫比较温和，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只是解除对手的威胁，并不消灭对方，甚至也不会让他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
在苏联短短的69年历史中，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为苏联打上浓厚的勃氏色彩——勃列日涅夫式的集权统治所形成的“庸人治国”的帮派政治。在勃列日涅夫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都是与勃氏亲近的“小勃”式的人物——平庸即美德。这些掌控官僚机器的平庸之辈不慌不忙，没有棱角，虚荣冷漠，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好大喜功，擅长挥霍。
勃氏最大的“贡献”是将庞大而纷争的党派政治改造为更紧密牢固的帮派政治。依靠同一帮派下的庞大官僚机器，即使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他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权力。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无处不在帮派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到处笼罩着黑社会一般的紧张气氛。在一般民众眼中，所谓政治，完全就是肮脏的阴谋；那些帮派成员就是一群平庸低智、无耻无畏的小偷和小丑。
马基雅维利认为历史上的帝国有两种统治方式：第一种是君主独裁，即由一个绝对的君主独裁，其他人都是奴才，其中最受恩宠的奴才作为官吏帮助君主进行统治；第二种是寡头专制，即由一个君主与一群贵族共同统治，贵族的权力一般并非来自君主的恩宠，而是因为世袭，当然君主仍然比贵族更有权势。按照这种说法，苏联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君主独裁，那么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寡头专制。
作为苏联这个乌托邦的始作俑者，列宁极其推崇“集体领导”，但这个理想却被斯大林毁灭了。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后，一个缺乏个性的领袖终于为苏联带来第一次真正“集体领导”，只是这种“集体领导”与民众无关；由过去“一个人说了算”改为现在“一群人说了算”，从君主独裁到寡头专制，这就是苏联的进步。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是斯大林一个人决定的，侵略阿富汗则是由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三套车”（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人决定的。一个共同之处是，无论斯大林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
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个职业政治家，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称职”的“小公务员”，却领导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长达18年。从个人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他的对手肯尼迪和尼克松却显得极其失败；但就国家而言，一切都恰恰相反。美国总统尼克松断言：基本价值稳如磐石的美国在冷战中将不战而胜。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早已远离了革命，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平庸。出身卑微的勃列日涅夫从一名钳工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地在权力阶梯上爬升。在阴谋四伏逆向淘汰的权力游戏中，成功的官僚往往是那种视生存高于一切的庸才——毫无个性、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见风使舵和害怕冒险。经过权力粉碎机打磨的“红色工程师”勃列日涅夫身上毫无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也缺乏改变现实的勇气与决心，墨守成规。
事实上，当平庸成为一种美德时，平庸就不再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的美德。当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打算退休时，他的政治局伙伴们一起说：“不，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二 古拉格群岛
天才的列宁开创了苏联，冷酷的斯大林开创了“冷战”，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将苏联和“冷战”一起带领到巅峰。
作为斯大林的掘墓人和守墓人，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其实只是一个短暂而意外的插曲。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如同强弩之末，虽然达到了很远的射程，但却在迅速减速滑落，毫无力量可言；或者说，一切都在走向凝固。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看来，共产主义即使没有实现，至少“发达社会主义”实现了，因此维持稳定就成为天大的事情。从1971年起，“改革”一词被“完善”替代，政治的保守使苏联走向复辟，重新开始了一个斯大林化的过程。
在每一个权力狂心里都会有一个斯大林。即使作为颠覆者的赫鲁晓夫，他反对的也只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更可怕的斯大林体制。对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平庸官僚们来说，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上帝，至少斯大林对精英群体进行大清洗，将政界、军界、文化教育界干部消灭了十之八九，才使勃列日涅夫“第聂伯罗帮”这批“红色工程师”得以鸡犬升天；同时，斯大林创立的官僚特权制度，可以使他们无论多么平庸，照样可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并宣称取消特权制度，导致整个官僚集团奋起反戈，最终合谋废黜了赫鲁晓夫。
1966年，正当中国发起一场具有去中国化色彩的文化大革命时，勃列日涅夫废止了“非斯大林化”，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斯大林化”运动。斯大林重新回到神坛，文字狱大开罗网：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投入劳改营，麦德维杰夫因《让历史来审判》被开除党籍，费尔德宾因《斯大林大清洗内幕》遭到克格勃追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特务队伍极其浩大，仅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就多达105卷，而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国家，正是宗教将俄罗斯勃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入苏联以后，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被取消，共产党将宗教都视为大敌；为了去宗教化，国家暴力发起的这场反宗教运动愈演愈烈。苏联当局“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经济制裁、行政强制、警察镇压、宣传战役及组织手段等等。在这场极端的反宗教运动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们人身或公民权利的行为屡屡发生……”。列日涅夫将反宗教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无数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宗教教徒遭到严酷迫害，宗教经典被列为禁书焚毁。
所有的暴力都是不仁慈的，所有的极权也都是不宽容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就到西伯利亚去。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群岛》秘密送往西方发表后，苏联当局立即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驱逐到欧洲。
如果说一个平庸的官僚就是一只没有生命的齿轮，那么在他眼中，其他人都不过是一颗颗螺丝钉而已，因此他绝不喜欢思想和个性，而作为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必然会遭到这种反智体制的歧视、镇压和打击。勃列日涅夫需要官僚机器机械的运行，最理想的零件自然是驯服的军人和听话的工人，而不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富于理性的科技知识分子。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入党，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从而将知识分子彻底边缘化。
普列汉诺夫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这块土地素来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传统。与勃氏的“斯大林化”相对，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体现了不屈不挠的知识分子精神。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从思想和政治上对体制的抗议。虽然知识分子遭到了各种迫害，但他们是最终胜利者，这种结局是每个当事人都清楚的。
在这场良心运动中，“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从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获得者变成了苏联人权运动的领袖。1968年，萨哈罗夫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该文被研究者称为“苏联集权制度的判决书”。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却被禁止离境领奖。1980年，他因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在7年流放生活中，萨哈罗夫为抗议当局迫害曾三次绝食，其中的一次绝食长达178天，被强制灌食。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他对威胁极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最具国际轰动的事件是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暴力镇压。被苏军强行罢黜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亚历山大·杜皮切克轻蔑地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不能阻挡春天。”
当民间最后一个反斯大林的刊物《新世界》被“改组”后，斯大林重新成为“伟大领袖”；保卫斯大林就是保卫苏联，“非斯大林”是“敌人”对苏联的“颠覆武器”；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斯大林的画像又出现在每个家庭客厅、公共场所、学校机关和汽车上。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只是企图用斯大林的借尸还魂来增强执政和特权的合法性，而更吊诡的是在民间斯大林同样受到了热捧。面对官僚集团的特权和媒体垄断，“不给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以传播的渠道”，丧失言论自由的民众只好借对官员“大清洗”的斯大林来浇淋自己心中块垒。人们对体制的不满竟然导致对体制创立者的怀念，真是一种讽刺。但这种“怀念”是不堪一击的，只要信息开放，让人们知道更多的真相，阳光是一切政治谎言的天敌。苏联覆灭之后，即使在俄罗斯最艰难的2000年，民间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足7%。
三 动物庄园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罗伊·麦德维杰夫曾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
一个帝国的维持离不开官僚权力体系的支撑，官僚集团是专制独裁体制的基础。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权在谁”。民主国家中，民众通过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民众是国家的主体，背叛民众就是背叛国家。专制国家中，不受民众监督的统治者管理国家，他们是国家主体，民众与国家无关；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我们”和“他们”、百姓和官。专制国家的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权力合法性危机，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只能以高官厚禄和持续的谎言、暴力、恐怖进行威逼利诱，来消除民众对自己的反抗和鄙视。
早在列宁时代，普列汉诺夫就指出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并不是好事，“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在专制官僚体制下，一般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整体构成一个权力同心圆，最高权力外围是一个利益分赃高级同盟，然后从里向外，一圈比一圈权力减小，利益关系从紧密趋向松散，而民众则被彻底抛弃在权力之外，成为权力的假想敌。为了保证权力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围绕最高权力必然形成一种独特的利益分配模式，这就是特权。因为特权的存在，保卫权力体系就是保卫自己自己的利益，一个权力同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法国作家纪德曾于1936年应苏联官方邀请访问苏联。他在《从苏联归来》中写道：“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斯大林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复杂高效的特权体系，甚至残酷的大清洗也不影响新权力精英对他的忠诚。斯大林时代最荣耀的特权莫过于“首都”牌伏特加。这种伏特加酒是1944年在列宁格勒酿制的。当时列宁格勒被围，无数民众饿死，但宝贵的粮食却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伏特加，以此佳酿专供国家和军队高干享用。
与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鲁莽地向特权体系发起攻击，结果很快就遭到权力体系的反击和抛弃。作为官僚集团选举出来的模范代表和利益代言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保证对干部的尊重”；他不仅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而且进一步扩大特权范围和种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体制内的权力阶层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吏成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他们纷纷效仿模范勃列日涅夫，大兴土木，酒池肉林，炫富摆阔，囤积奢侈品，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私人宫殿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各种奢华设施一应俱全。
在专制体制下，最高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授权，也不是法律授权，而完全依靠亲信帮派的集体忠诚。勃列日涅夫的成功就在于深谙此道。对于自己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无能，甚至是严重罪恶，勃烈日涅夫都毫不犹豫地予以庇护。帮派政治的秘密就是帮派利益大于党（社团）的利益，更大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从来不用考虑。帮派利益至上的权力体系不顾一切地扑向腐败，上行下效，整个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和特权挥霍达到令人类无法想象的程度。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人们竟然都相信斯大林时代的腐败特权是比较清廉的。
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苟富贵，勿相忘。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后，很多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官僚都跟着他“鸡犬升天”。在勃氏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曾他当年的同事、部下和朋友，这就是著名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他们是勃氏权力体系的嫡系，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权力部门。在这种帮派政治下，官员被升迁，原因绝不会是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与“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关系密切。
勃列日涅夫之下，每个权力者都是一个小勃列日涅夫。他们根据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铲除异己。大帮派下有小帮派，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平庸成为唯一的生存秘诀，阴谋成为唯一的政治智慧。专制制度下，只有提拔而没有选举。权力既然不来自民众，权力也就无需对民众负责；权力从公器变成私器，每一个权力都会选择自己人，因此，权力就与品德、公正、才干失去了任何关联。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体制下，一个官员即使个人品质和禀赋良好，最终也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否则就会被这个帮派将他孤立和抛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在一种特权体制下，党员干部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用纪德的话说，这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的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谁”。
正如中国传统的“百姓”和“官”，苏联社会被分为“他们”和“我们”：“他们”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这就是苏联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他们”骄奢淫逸不劳而获，彻底败坏了社会风气，等于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去获得不道德不正义的财富和利益。在勃烈日涅夫时代，黑社会在苏联泛滥成灾；或者说，苏联完全被2400个黑社会组织（黑手党）控制。这些黑社会都依靠官僚势力为背景，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黑社会化”苏联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走向“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
列宁承认苏维埃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在苏联，根本不存在什么像样的法律和审判，大清洗运动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却只有3次公开审判。“这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次排练”。
1932年，铁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资谁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内部迅速扩散，一颗走向死亡的定时炸弹就这样埋了下去。
专制体制下，权力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权力。勃列日涅夫经常说：“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这些权力分子拉帮结派横扫一切，他们垄断了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虽然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其实他们毫无无产阶级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欲壑难填贪得无厌。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公共财产，这些官商们依靠权力进行各种垄断性的不道德经营。据统计，这些特权阶层有50万到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们”的“影子经济”的年收入达数十亿卢布之巨。
纪德指出，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将一群吮疮舔痔之徒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平庸的群体整齐划一，对他们来说，平庸和下流正是他们的美德。
纪德将苏联比作一只生虫的苹果，外面看起来光鲜，但在鲜红外表的背后，一切都早已被一群蛀虫蛀空。
与经济上的损害相比，特权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甚。不作为的政治风气四处弥漫，整个国家体制如同死水微澜，不思进取，害怕变化，恐惧改革，谁也不愿失去一丝自己的既得利益。权力精英们都想维持权力的稳定，得过且过，这种击鼓传花的心态最终导致了一个雪崩般的政治剧变——帝国覆灭了。
“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所谓“经济改革”的始作俑者，他们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为“修正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苏联权力集体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将技术至上、发展至上的实用主义奉为国家政策，官僚集团垄断一切权力和资本，这个新兴的权贵资产阶级由此操纵着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准确的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繁荣”首先是继承的繁荣，若没有赫鲁晓夫狂风暴雨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就不会坐享一个“发达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不幸在于他没有等到改革真正开花结果，因此被勃列日涅夫幸运地摘取了“桃子”。
时势造英雄，勃列日涅夫的幸运还在于他正好赶上了石油时代。苏联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并开始生产，这个源源不断的金库为苏联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大量输血。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歌舞升平地享受“盛世”了。
在讳疾忌医的政治沉疴之下，石油经济如同给苏联这个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短时间内看起来红光满面神采奕奕。1965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42倍，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国民收入增长1.44倍，工业产值增长1.77倍，农业平均产值“十五”计划期间比“七五”计划期间增长50%。但此后苏联经济就开始停滞不前，GDP增速从21%降低到9%，因此人们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为“停滞时期”，而“停滞”的原因正是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的权力腐败。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约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将石油带来的巨额红利消耗殆尽，经济的车轮陷入一片泥潭。抱残守缺拒绝改革使苏联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步伐。
事实上，对于“停滞”，勃列日涅夫难辞其咎。正是他的纵容和庇护，腐败开始在苏联普遍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勃氏身后的苏联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虽然苏联帝国的崩溃有很多原因，但无处不在的腐败是其中一个最要命的癌症。
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苏联不得不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从而为苏联的覆亡埋下了隐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经济改革”并未彻底改变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毫无远见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曾经精力充沛的勃列日涅夫已经英雄暮年，而苏联这个老大帝国同样夕阳西下。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依靠石油的“大输血”，国民经济才勉强维持了2%的增长率。为了填补巨额赤字，税务部不得不把酒作为拯救国家的救命稻草，酒类销量翻了几番，每年的酒类税收高达530亿卢布。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国民依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找到幸福，国家依靠酒精的税收才能生存。这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国家。苏联的火箭可以飞上火星，但他们的电视机却常常在客厅爆炸……
程晓农先生指出，以经济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很多共产党国家进入政权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权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暴力运动建立其统治地位，经过和平建设进入政权晚期，都会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赖其政绩来赢得合法性。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以为告别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是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其实这是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一个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集团必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两难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综合症。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发展模式可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一党独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和竞争，也不存在什么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难以摆脱权力的干涉和操纵——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不仅是因为特权阶层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吏寄生群体，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特权和不劳而获。任何有益于发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触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导致长城自毁。因此，苏联模式即使可以辉煌一时，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没有未来的，或者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没有民主的政绩合法性只是一种苟延残喘。勃氏时代的苏联将这种政绩合法性发挥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极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准，用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对特权的认可，这只是基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城市、地铁和军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逊色。但对苏联说，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政绩几乎成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实上，苏联也非常擅长制造政绩，因为一切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和弹劾，更不用说抗议。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当然民众不得不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和牺牲。奥运奖牌无疑是最典型的政绩。一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奥运会，苏联搞得比任何一届其它奥运会都要豪华阔气。一切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政绩。
事实上，这种“发展”和“政绩”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应当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大多数公民。如果大多数公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数权贵官僚为所欲为，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无疑走向了罪恶。如果发展和政绩以民众的福祉为代价，那么发展和政绩也就丧失了正当性，并因此延伸到权力的合法性拷问——这是谁的国家？
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
美国与苏联作为两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钢产量，可以将几名军人送入太空遨游，但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人的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都不足美国的1/3。
在专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学的战争往往被视为最卓越的政绩，因此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常常就是一回事儿。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冷战是他最大的政绩；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说，侵略阿富汗也是为了政绩。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为了政绩，权力常常变得无比疯狂。1969年，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的强烈主张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取得美国支持，苏联将消息告知美国。尼克松目瞪口呆，“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发文称“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哗然，“美国出卖了我们”，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终放弃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但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的百万虎狼之师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
相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政绩来，苏联在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上也是尽了很多努力，但最后政府手中的资源逐渐枯竭，经济也陷入停滞，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选举和司法独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权力合法性时刻面临着无法逃避的质疑和危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1989年，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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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丑不成戏》——从沪剧的丑角和彩旦所想起
星期六 一月 26, 2013 9:15 am
《无丑不成戏》
——从沪剧的丑角和彩旦所想起
“无丑不成戏”，“丑角”在任何剧种中都有一定的地位。
我国的国剧——京剧，它的角色行当有严格的生、旦、净、末、丑之分。其中每个行当还可作详细的分档，如“旦”就有青衣、花旦、武旦、老旦、彩旦等之分；“丑”就有“文丑”、“武丑”、“文武丑”、“长衫丑”、”短打丑” 、“方巾丑”等之分。一般来说“丑”是广义的，男性就叫“丑角（小丑）”，女丑的则称为“彩旦”。
有一个误区要说明，“丑角”和“彩旦”不一定是反面人物，好多戏中正面人物有时根据剧情、剧中人物的性格和调节气氛的需要，由“丑角”和“彩旦”来完成表演。这个问题我下面会提到。
日前我在整理资料时，又翻出了多年前买的沪剧《璇子》碟片，抽空我再看了一遍，顾智春扮演的周璇的养父一角引起我的注意。
顾智春早年是原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小生”演员，曾演过《罗汉钱》里的李小晚、《星星之火》里的高洪等。后因年事增高，嗓音、形象又大不如前；看看后辈“小生”众多，一个个出类拔萃。看来自己再演“小生”是不妥当了。他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中。九转回肠，他终于萌生另辟蹊径、有了“转角”之意。
沪剧角色的分档没有像京剧那样严格。顾智春要转什么角色呢？沪剧男角中不缺少的“老生”演员，又没有“花脸”这个行当，唯独“丑角”演员特少。
演“丑角”的，老一辈有的已经谢世了，新一代至今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响档”。再说好多青年人也不愿意学丑行。至今它还是一个“断裂层”——没有接班人。
顾智春选择转“丑”行是明智的。
在电视剧《璇子》（舞台剧是《一个明星的遭遇》）中，顾智春饰演主人公周璇的养父。这是个好吃懒做、见钱眼开的人物，他把这个“丑角”演活了。就看“周父求囡”（讨钱）一折（他还单独表演过独脚戏），把这个要钱不要脸的“无赖”形象演得入木三分。
在《啼笑因缘》中，顾智春饰演沈三弦，角色的类型同《璇子》中的周父差不多，但在把握人物的层次上略有区别：周父多少还是“明星”的“家长”，顾忌些面子；沈三弦纯然是下层市民，也是为了钱，甚至可以出卖亲侄女，哭哭笑笑、叩头求拜都做得出，“泼皮”形象演得淋漓尽致。
这两个基本上是同类型的人物，但顾智春却注意了人物的定位，演绎得略有不同风格，为观众津津乐道，取得了一致好评，顾智春也得以信心十足地在从艺道路上迈开了新的一步。
当然他有时还演一些老年人物，如《寻娘记》中的唐父，《日出》中的黄省三等。
顾智春在转角中除了自己专心的琢磨外，还特别借鉴了老一辈演员赵云鸣的表演艺术，得益匪浅。
老一辈演“丑角”的是原徐汇(长江)沪剧团的表演艺术家、号称“沪剧第一丑”——赵云鸣，他的“丑角”戏是享有盛誉的。
大家都知道，一九五九年沪剧名家汇演《雷雨》，赵云鸣在戏里扮演了“鲁贵”一角。这是个鉴貌辨色、奉承拍马、见钱眼开、欺软怕硬的小市民角色，另一个是一九八六年名家汇演《陆雅臣卖娘子》，赵云鸣扮演花言巧语、敲诈勒索、无法无天的地痞流氓、“白蚂蚁”（人贩子）尤理清。在传统戏《卖妹成亲》中，他演的阿牛三等。他都把这几个人物演绝了，这前两个人物后来许多人都演过，看来很难超过他。
我还看过赵云鸣的很多戏。他一上台就浑身都是戏，给我印象较好的有以下几个：
沪剧《啼笑因缘》沈三弦一角是他首演的。这个弹 “三弦”（一种乐器）、又不安分弹“三弦”的下三流人物给他演得定型了。
为吃“黑饭”，他会从阿嫂手里抢铜钿，拿侄囡沈凤喜当“摇钱树”。铜钿拿不到钱便乘她们不在意时，偷偷地把家里的闹钟塞进怀里，准备拿出去变钱。当母女俩问起钟的去处时，他赖得一干二净，偏偏这时怀里的闹钟响了，观众看着他的尴尬相哄堂大笑，不得已，他嬉皮笑脸只好还出来，笑声中剧场里顿时“热”了起来。
据赵云鸣的老同事汪蝉娟老师告诉我说，这一小插曲，剧本里原本是没有的，是他在排戏时向导演建议增加的，因为这个动作既符合人物身份的、又有喜剧效果，当然被导演采纳了，以后别人演这个戏时也被“批发”过来了。
《荒唐先生》是他和老艺人施春轩共演的代表作。戏里赵云鸣演的是方先生（即“荒先生”，浦东话“方”和“荒”同音），他把一个迂腐、死要面子的草根医生演得恰如其分，再加上由施春轩扮演、说崇明话的学徒，两人旗鼓相当、一张一弛的表演，观众接连鼓掌。
在现代戏《史红梅》中，汪秀英扮演的史红梅，大家对其一曲“谈判”的“赋子板”称绝，但演配角的赵云鸣的表演也给观众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
赵云鸣饰演的是史红梅的丈夫——裁缝师傅。这是一个国难当头，却胸无大志、酒水糊涂、对国不关心、对家不负责的“烂料胚”，虽然戏的分量不重，但赵云鸣演来不温不火，让人恨得牙痒痒。
《姜喜喜》是原长江沪剧团在文革前向宁波市甬剧团学习、移植的剧目。剧中赵云鸣演的是共产党员、农村干部姜喜喜，这是我看过他演唯一的主角戏，又是正面人物戏。剧情是姜喜喜为了改变“里山坞”贫穷落后的面貌，决定离开自己的“金银窝”到那里扎根，带动当地的农民勤劳致富，却引来妻子银朵（汪秀英饰演）的竭力反对，再加上银朵的妹妹夫妻俩，一个暗中搞破坏，一个有心挑拨，使姜喜喜工作开展难上加难。在党的领导下，姜喜喜带领广大群众粉碎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妻子也醒悟了，“里山坞”生产日见兴旺，穷苦的农民打了翻身仗。
赵云鸣演来风趣、诙谐，刻画了一个党性强、坚持原则、心向农民、吃苦在前的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动形象。
据我所知，目前这部戏在电台里仅有老夫妻对话的一段唱。虽是唱段不长，但从中也能体现出赵云鸣的表演的另一种风格——“丑角”不丑，诙谐可亲，正面塑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
用“丑角”来表演正面人物，具体落实到唱腔、语言、肢体动作等方面，可想难度是很大的。
赵云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沪剧界像他那样出彩的“丑角”演员是很少的。
在赵云鸣后，下一辈出了个“丑角”表演承上启下的王明道，也有人称他为“戏曲丑角明星”。
王明道1960年从艺原长江沪剧团，文革后转至上海沪剧团（院）。他嗓音洪亮，运腔流畅，吐字清晰，表演极具动力，正反角色演来得心应手，尤以演喜剧为主。他演的“丑角”戏如《孟姜女过关》中的关官、《贼老爷》中的梅培、《人间热土》中的王乐山、《寻娘记》中的唐经理等都富有喜剧特色；特别是在《日出》一剧中，他演的高档客房的茶房王福升一角，这个“丑角”的表演，更是他的艺术上了一个高层次。他把这个刁钻势利、阿谀奉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市侩角色表演得酣畅淋漓。
我曾对马莉莉老师说起过（她也认同），她演过的所有戏中，最富有艺术成就的首推是《日出》一剧。演好其中主角陈白露是有相当大的难度。马莉莉把陈白露复杂的心理、多重的性格，表演上像剥笋壳一样，层次分明，绘声绘色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个戏的艺术成就之高，除了马莉莉的演技超群外，也离不开“众星拱月”——其他有名有姓、有说有唱的人物个个演来出彩（这里不展开了，以后可写专题文章）。当然王明道演的王福升也是其中的一个“亮点”。我也对马老师说，《日出》有这样的阵容，目前看来再复制一个班是有难度的。
又说“女丑”——“彩旦”，老一辈的“响档”是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石筱英。她原是演少妇一类角色的，演过许多剧目都是赫赫有名的，如《叛逆的女性》《大雷雨》《秋海棠》等等。解放后组织上安排她改行当演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她还是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演了好多“老旦”戏，如《母亲》《芦荡火种》《巧遇记》《江姐》等，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老年妇女的形象。难能可贵的是她一反过去专演正面人物、而又创造了许多“彩旦”的形象。
这个角色的转弯比演“老旦”更痛苦，因为形象太难看了。但石筱英有较高的觉悟，一切为了艺术。她在舞台上又成功地塑造了《罗汉钱》中的五婶、《阿必大》中的雌老虎、《金绣娘》中的老板鸭等“彩旦”戏。尤其是《阿必大》中的雌老虎，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说“石大姐把这个人物演绝了”。为了演好《金绣娘》中的老板鸭，我听她的儿子石磊说，她特地深入生活，专门仔细地去看鸭子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走路的样子，从而借鉴到艺术生活中来。
还有一个“转角”的是沪剧表演艺术家韩玉敏，她是演“姑娘旦”闻名的。进入老年期后，她也走石筱英的路子，改演演老旦和彩旦。如在《红灯记》《寻娘记》《啼笑因缘》等剧中成功塑造了老年妇女的形象；而在《罗汉钱》《大红喜事》《阿必大》等剧中扮演的彩旦也为观众击节赞赏。
上海沪剧院师从丁是娥的张萍华，是院里的当家“彩旦”，也是我欣赏的演员之一。在人民沪剧团时，她就是石筱英第二。
她擅演“三姑六婆”一类角色，在《罗汉钱》一剧中，她演的是媒婆“五婶”，模仿石筱英惟妙惟肖。尤其在演“登记”的一场中，她急匆匆、热辣辣地走进婚姻登记处，满不在乎地向已坐着两人的长凳上硬挤进去，两人不满地斜看她一眼，就马上起身让她，由于坐的重心不稳，以至一屁股跌在地上。这一段表演引起满场大笑。当然这是有意处理的，满足了观众讨厌这个爱管闲事、搬弄是非的角色，给了她一个小小报应的心理。在《日出》一剧中，她扮演了一个富孀顾八奶奶。这个人物，财产是富有的，但精神是贫乏、低级无聊、忽冷忽热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人说的神经兮兮的“十三点”。张萍华一出场，她的一言一语、一招一式引得观众阵阵笑声，演得太绝了。
我对她印象较深的还有用“彩旦”的手法表演正面人物。
一是《寻娘记》里的“胖嫂”，有时候热心得有点过头，虽然快言快语，动作夸张些，但大家还是认同她是一位热心为民的里弄干部；二是她在地铁戏《今日梦圆》中扮演了一个风趣的老奶奶。难能可贵的她在这部戏中的表演，获得了中央文化部“五个一”中的演出奖。
还有一个“硬里子”演员是1955年就从艺的原崇明沪剧团，文革后转至上海沪剧团（院）的吴素秋。她戏路及其宽广，从行当来看，娘娘旦、老旦都会演；从人物类型来看，从高贵夫人、到平民百姓；从女中豪杰、到三教九流都演来栩栩如生。尤其擅演正反角的中老年角色，演来真实可信，舒展自如，极具功力。
在《少奶奶的扇子》《寻娘记》和《人间热土》等戏中，她所扮演的都是“彩旦”人物。如《少奶奶的扇子》中她扮演的陈太太，她明明是一介平民，却非要向上层靠拢，她给女儿做主，想与假洋鬼子攀亲；既要充场面装阔佬，又要向人家借首饰；既要说大话，又在主人离开一会儿时，乘机在自己手提包里塞几粒糖也好。吴素秋运用夸张的肢体动作，前后矛盾的语言，蹩脚走样的外语，把一个活脱脱虚伪的、崇洋迷外的小市民面目刻画得入木三分。又如她在《寻娘记》里扮演的小宝娘，塑造了一个凶悍、自私、目无尊长、见钱眼开的妇女形象，这些戏里都给观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其他沪剧团里的演得好“彩旦”也有几位。
如原艺华沪剧团的周湘君，她在《黄浦怒潮》里演的主人公林耀华家的邻居嫂嫂，戏份不多，却是个爱憎分明、助人为乐、快言快语的普通市民；在《金银花开》里，她演的是一个轻视农村，百般作梗，反对知青女儿去农村务农、具有浓厚商贩意识的后进母亲形象。
宝山沪剧团的王智萍，在《为奴隶的母亲》中演的农村卖婆沈大娘；原努力沪剧团的顾美霞，在《欺嫂失妻》中演的好吃懒做得二生妻，都有出色的表演。
常言道“无丑不成戏”。早些时候“丑角”在戏中都是挑大梁的。后来的地位逐步下降了，让位于“生角”。
沪剧在“对子戏”的时候，剧中往往是只有两个角色：不是生和旦，就是丑和旦。同样，在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早期的剧目中，也是这样的组成。
越剧的丑角戏比沪剧多,而且女子越剧的“丑角”演员，往往把男、女角色都演得十分出色。
在上海越剧院里，丑角演员就拥有老一辈的魏小云，竺菊香、郑采君等。魏小云的戏我没看过。郑采君的戏看得少。记忆中，她在《西园记》一剧中演书生夏玉，在《慧梅》中演袁时泰，戏份虽都不多，但演得较明快。
上海越剧院里丑角挑大梁的是竺菊香。她一上台浑身是戏。在《李娃传》（文革前用《绣襦记》名）里她演的是乞丐头李四。这个角色人虽贫苦，但热心帮人。当落难公子郑元和（范瑞娟扮演）无路可走时，他不仅收留郑，还教他唱曲“莲花落”谋生。竺菊香演来诙谐、活泼。当她打着“连湘”教唱“莲花落”时，剧场内掌声四起，观众不断叫好;在《盘夫索夫》一剧中，竺菊香演奸臣赵文华，在严兰贞（金采风扮演）向他讨丈夫时，她演出了表面上卑躬屈膝，实际上是一个奸诈圆滑的滥小人。当被严兰贞打了耳光、掀掉官帽，打翻在地，脱了朝靴，一副狼狈、鼠窜而逃时，剧场顿时满场大笑；在《彩楼记》一剧中，她演势利和尚唐七、《孟丽君》里演奸臣梁尚书，表演都相当出彩。
竺菊香男角演得好，“彩旦”也出色。在《九斤姑娘》里，她演的是“奇怪刁”。她一会儿演来横眉竖眼、吵吵闹闹、一会儿演来哭哭笑笑、顿足睡地、一会儿演来神气活现，一会儿演来垂头丧气，把农村里一个依靠敲诈勒索、横行乡里的女流氓演来活脱活板。后来演员张秋萍和钱惠丽（“反串”）演这个“奇怪刁”时，完全照搬照套竺菊香的模式。在《祥林嫂》一剧中，她演祥林嫂娘家近邻、两次做荐头人的“卫老婆子”一角，虽然戏份不多，却把这个浙江一带的风趣的老年农村妇女刻画得像模像样。这就是竺菊香多才多艺的功力。她还能演老生和花脸角色，我看过她在《则天皇帝》等戏中就如此。
“手心手背都是肉”。在介绍周宝奎时，把她演《碧玉簪》里的婆婆，归在“老旦”一行。周宝奎虽是正宗的“老旦”演员，但严格来说《碧玉簪》里的婆婆应归在“彩旦”一行，只不过周宝奎戏路宽阔罢了。
其他一些有名望的越剧团里，“丑角”演员也很出色。
如静安（合作）越剧团的潘笑笑，她的“丑角”代表作是《王老虎抢亲》。戏里她扮演的是王天豹，这是一个无法无天、强抢民女的色鬼。平时倚官仗势、横行乡里的“老虎”，在周文宾、祝枝山的智斗下败下阵来，变成“煨灶猫”。潘笑笑演来从嚣张跋扈到低声下气，十分有看头；她在《三笑》一剧中，和老演员丁兆丰分别演相府的公子华文、华武，兄弟俩虽是呆头傻气，却都是不要读书爱女色的“宝货”。在“牡丹亭”中被华安（唐伯虎）和秋香作弄得灰头灰脸、一败涂地。演技十分精湛；在《救风尘》一剧中，潘笑笑演的是的一名富有的纨绔子弟，也有可圈可点的表演。
原青山越剧团的筱麟童与静安（合作）越剧团陈金莲、魏兰芳合演的《遇皇后》（参照京剧本）也值得一看。筱麟童演的乞丐范仲华，把一个善良、孝顺、胆小的平民百姓演来活龙活现。
卢湾（少壮）越剧团的张小巧，专演“丑角”。称她为其定作的、电视片名的“跳（挑）梁小丑”，真是名副其实。她男女角色都演得很好。在《春草》一剧中，她扮演的知府胡涂一角，可谓演绝了。把个欺软怕硬、图巴豪门、办事无主的贪官形象演来栩栩如生。在《双狮宝图》一剧中，她扮演了男主人公——奸臣之子张有义一角。虽出歪门，却有一颗善良之心；他知书达理，爱憎分明；他不顾自己有杀身之祸，也宁可替代忠良之子坐牢，并且放其逃生。张小巧演来诙谐风趣，可爱可亲。还有她在《辕门斩女》中扮演的恶霸缪秦虎、《李翠英》中的李妈妈、《碧玉簪》中的婆婆都为观众称道。她是一个难得的“丑角”人才。
福建省（上海市）芳华越剧团的赵雪芳也是“丑角”演员。她在《盘妻索妻》中演谢云霞的义兄一角 ，热情豪爽，乐于助人，表演得到位。高菊英在《珍珠塔》里的姑母一角，“老中带丑”，把一个欺贫爱富、浮滑势利的人物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越剧中的“丑角”表演较多，但现在看来也是后继乏人。几次“越女争锋”大奖赛我虽没有看齐，但看到参赛中小生、小旦遍地都是，但“丑角”一个也没有。我听老一辈的说，过去越剧科班里，都培养一定比例的“丑角”演员。现在呢？学员愿不愿意学是一回事，领导重视和引导又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领导部门和院团的重视。
锡剧的“丑角”戏也有不少。江苏演艺集团锡剧团（江苏省锡剧团）来上海不多，他们有“丑角”戏，但我没看过,只看过其他行当的戏。作为省一级的剧团，肯定有优秀“丑角”演员。
无锡市锡剧院（团）文革前有一个优秀的“丑角”表演艺术家叫何企，他在《珍珠塔》里演强盗邱六乔、《摘石榴》里演浪荡公子赵自茂、《打面缸》里演师爷等，每一个角色都演一个像一个，在锡剧界里是很有名望的。可惜的是在“十年浩劫”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几经折磨，欲死不成。最后他乘人不备，自绑一块大石，投江自尽。多大一个损失啊！
老一辈的名家、常州锡剧团的团长吴雅童、是主要小生演员。他后来声带有疾，改行“丑角”，据说演出效果很好。我只看过了他来沪演出的《半把剪刀》《后楼夜审》。现在他仍健在，年已八十多岁了，还在今年1月15日上海“星期戏曲广播会”——长三角滩簧戏汇演上露面，中气十足地唱上一段。若再要看他演的“丑角”戏是不可能的了。
全国解放后，上海有八个甬剧团，七并八并，到整风后仅存一个堇风甬剧团。甬剧同越剧一样，发源在浙江，开花在上海。剧团演过的好戏是不少，其中几个代表作我都看了，但“丑角”好像不多。记得在《半把剪刀》中，给徐天赐接生的王婆婆倒是一个“彩旦”人物，戏份不多，但演来凑趣。著名花旦演员范素琴在这部戏里没角色可安排，就演了这一个配角，风趣活跃，可见她演戏的多面性。在《天要落雨娘要嫁》一剧中，郎友增演的货郎贩名八哥的，也是一个“丑角”，把一个淳朴热情、爱憎分明的劳动人民形象很好地表演出来。小时候我在“大世界”看过星光甬剧团演的《秋香送茶》，名家张秀珍演的是丫环，演恶少的演员姓名我记不得了，但从唱和做来看，分明是一个“丑角”演员。
上海昆剧团中，刘异龙是不可多得的“丑角”表演艺术家。他的代表作是《十五贯》，演的“娄阿鼠”是闻名戏曲界的。据说，一本《十五贯》的戏，救了一个昆剧的剧种。他有时也客串京剧演出。
从上海演出市场看来，人才最多、演出最多的“丑角”戏，非京剧莫属了。
京剧中的“彩旦”基本上是男演员“反串”的。我经常看中央电视台里播放的京剧，好多“彩旦”也如此安排。
我小时候看过艾世菊演的《蒋干盗书》等戏（有的戏当时还看不懂），以后又看过他在样板戏《海港》里演的钱守维（是个阶级敌人），他是个名丑。
名气最响，该属年纪已七、八十岁、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老艺术家、“江南第一丑”孙正阳。
他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演土匪“栾平”的，四、五十岁以上年纪的观众都知道他。多年前他演的几个男角戏我看过忘了，他演的“彩旦”戏记得有《拾玉镯》里的刘妈妈。近两年我看了他应名家李佩红之邀，“客串”《锁麟囊》中的丫环、《凤还巢》中的大小姐程雪雁等。他演的戏精彩极了，他总是一出场还未演唱就得到“满堂彩”，有时还翻个跟斗，掌声一阵又一阵。前年四月份我还看了他参加“京剧丑角艺术专场”的演出，可谓风采不减当年。
他的夫人、著名越剧演员筱月英曾对我说，看他在舞台上演丑角鲜龙活跳、老当益壮，其实在生活中却安安静静，很少言语。他是个艺术造诣深，非常有修养的人。
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还有金锡华、肖润年等。
可喜的是上海京剧院“丑角”演员接班人有一大批，虞伟、殷玉忠、罗家康、郝杰等。
最杰出的优秀青年“丑角”演员应该是严庆谷了。我看了他难度极大的《盗银壶》《九龙杯》等戏，这些绝技和功夫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
记得京剧中我还看过“丑角”演员演的“矮子功”戏，就是人缩成一半，蹲着双腿，靠围裙遮住行走，而且走得飞快，翻了跟斗还不能露出双腿。演绝了，往往时间很长，不是常人能想象的。京剧是有这几个戏的，遗憾的是我把剧名给忘了。
上海的戏曲界中，老中青三代丑角演员就数上海京剧院最多了，而且十分出彩。
北京和其他各地京剧团体中的“丑角”演员我就孤闻寡陋了，因为它们来上海演出时的“丑角”戏不突出。
据我所知，真正载进京剧史册的“丑角”演员应该是原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肖长华了。
肖长华（1878——1967年）是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又是戏曲教育家。他出身于梨园世家，其父是京剧名丑。他十一岁起拜丑角名师学艺，勤学苦练，能戏好多，尤以“方巾丑”见长。他早期与谭鑫培、杨小楼等搭戏、后又与梅兰芳长期合作。在艺术生涯中他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继承并发展传统的丑角表演艺术，形成了健康脱俗的艺术风格。他强调人物的塑造必须要按照剧情的需要和人物的性格变化来完成。
他为“丑角”戏制订一套演出规范，就是插科打诨要恰如其分，不哗众取宠，求得观众的廉价一笑；舞台演出要严肃认真，不喧宾夺主，不抢戏，配合得当。
他的念白风格独特，无论韵白、京白，还是方言白，都另有一功。
他在京剧名科班“喜连成”内执教三十多年，不仅教丑行，也教生、旦、净各个行当，培养了大批优秀演员。解放后他任中国戏曲学校校长，为新中国的戏曲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丑行戏有好多。如《连升店》《群英会》等，他在《女起解》中的崇公道，在《一捧雪》中的汤勤演来有口皆碑。
肖长华的“丑角”戏堪称典范。
从沪剧的“丑角与彩旦”说起，并在戏曲大范围内（好多剧种根本还未涉及到）谈论“丑角”的表演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毕竟一个人的见识是有限的，有的事时隔多年印象也淡薄了，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反正这不是学术论文，主题要鲜明，立论有根据，结论要站得住脚。
这仅仅是本人的一孔之见，不揣谫陋，茶后饭余，赘述一番，晒晒已经过去的演出市场，是想引起广大沪剧网友对“丑角”表演的兴趣，也希望引起领导部门和院团对“丑角”表演艺术的重视；当然也希望有识之士也可在丑行当的表演中努力一下。
骏 良
2012年7月12日初稿
2012年11月29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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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社实体杂志《文川》征稿启事
星期六 一月 26, 2013 7:04 am
杂志介绍：
国文社是由《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中国作协主席）、许晨（山东省作协主席）、张雅文（黑龙江作协主席）、何白鸥（河南省文联主席）、著名诗人杨克（广东省作协主席）、哲夫（山西省作协主席）、谭旭东（国内最高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莫争(中国文艺出版社社长)、娄义华（中国先锋作家出版社社长）、著名诗人杨林（长沙市作协主席）、中国诗人雪马（涟源市作协主席）、杨雪梅（涟源市作协秘书长）、著名诗人黄莽（中国诗词协会会长）、中国书画名家袁吉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袁飏、著名诗人涂鸦童子、北方诗刊总编王忠仁等百名名家共同打造的文学团队。《文川》是由国文社创办的集小说、诗歌（含古体、现代）、散文为一体的综合性杂志；首印5000本。感谢玖音符文化有限公司赞助音乐CD5000张。凡是入选《文川》杂志作品均由国文社邀请国内知名的播音主持人录制成散文朗诵或者诗歌朗诵，另附本社数首原创歌曲。5000张CD附杂志一起出版发行。
稿件类型：
<卷首语>:有哲理有深度，文体不限，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即可，300字左右。
编辑：王景，梦悠然。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小千世界>:执你瘦弱的笔尖，挥洒出人生百态，世间千种。黑白无常的世界，由你添彩加墨，划下一道彩虹般的弧，描绘一个专属你的＜小千世界＞。本版不限小说题材，微小说集篇发布，仅收录5000字以下稿件。
编辑：姊若，段楠鹏，唐可。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 梦飞笔扬>：清风拂过，素莲摇曳，碧水盈盈，叩响幽梦。执笔书芳华，展眉忘流年。本版投稿要求，散文、杂谈、影评、书评均可，散文要遵循形散意不散的宗旨，禁忌杂乱无章，无病呻吟的小小情愫。杂谈要论据有力、充分，禁忌老生常谈的话题。字数在1000到5000字。
编辑：安阳，苏茉妍，唐斌。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刹那芳华>：也许只是蓦然的回眸，也许只是未来的期许，也许是对生活的感激，刹那不止是芳华，还有你的妙笔诗歌。本板块对诗歌征稿，诗歌类型不限，禁长篇组诗。
编辑：潘建设，刘晗，望舒。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古韵墨香>：这里是韵味十足的古典家园，古文诗词皆可。格律诗要求：必须完全符合格律，冠以词牌的必须按照词谱填写，古体诗押韵即可。
编辑：黄莽，张福。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文纳百川>:文聚四海，汇纳百川。纳百家之长，容日月之光。此板块对国文社旗下各大分社团体和社会上各大社团征稿，内容不限可容思绪万千、题材无类可含古今近远。唯才而取。
编辑：诗叶子（国文社驻成都大学分社社长）、周康（国文社驻安徽省霍山中学尚墨文学社分社社长）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文化中国>访谈栏目：由腾讯名人访谈栏目“微世界访谈”对国内外名人进行专访，聊聊文学，聊聊世界，聊聊他们口中的国文社。
记者：尹飞燕，助理：张金，傅爽意。
本期采访人物：保密。
微访谈网址：http://e.t.qq.com/xingyu2022；
注意事项：
1.所有文章必须为原创（除摘录部分），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违者必究。
2.文章不得涉及反动、暴力和色情。
3.投稿一律在稿件主题后标注：投稿文川杂志某某板块。如：《XX》投稿文川杂志“古韵墨香”。
4.稿件底部请附联系方式和作者精简介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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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稿件会由编辑部门统一处理，采用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作者联系。若一月内未得到回复请自行处理。
6.代投或者重投请注明。
7.本刊发行时，会给每个作者邮递刊用证书一份、样书一本。稿费标准看本刊销售标准待定。
8.截稿日期：2013年3月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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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of Π = Π of Life
星期五 一月 25, 2013 5:17 pm
1. Krishna/murti
很荣幸，这又是一部加拿大的书。以前在书店看到这书多次，一直都没有买，因为给孩子的话可能她看不进去，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些符号化的哲学问题，探讨人与神的关系，但没什么故事，读来或显单调。给我自己看的话，则这些问题都不新鲜。去看电影版本完全是因为导演的唯美主义的表现，同时也因为孩子已经约好要跟教会的朋友一起去看，所以我也不想错过，回头我们可以就其中的场景、人物等等详细来讨论一番。今天破例，提及内容的部分细节。
看这电影就像看了一部克里希纳穆提的讲座，银幕上那个娓娓道来的印度面孔，俨然就是克老师的年轻版，眉宇之间的气度和深邃相仿。年轻时的Pi同时信仰了好几个互不相融的宗教，到后来还可以信得更多，但假如到处是路，路在哪里呢？反而会迷路，干脆有点无路可走。而克老师的教导就是——真理在那无路可去的地方，你靠着预先规定好的路是去不了的；因此一个人也不必局限于某一个宗教，应该在宗教之上直接跟真理直接接触。这个讲故事的Pi，和年轻时的Pi根本不是同一个角色，两个人之间基本没有任何联系，不过是一个觉者在讲述一则寓言而已。
2. Pi.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69399…
人生是一个无理数，就算你知道前面一万年的每一个细节，你仍然无法预知下一时刻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要蜕变做一个不可知论者？Pi没有陷入这种无聊而无助的存在，他明白地以理性思维作为在世界的险恶中立足的方法，也的确成功，虽然有时也感到上帝对人类智慧的揶揄，提醒人类谨记谦卑。在这个故事里遇到年轻时Pi的地方，都可以替换成“人类”，Pi的漂流史也是孤寂无助的人类的漂流史；也可以替换成你你我我的凡人，小船是人的一生。希腊字母的Π，又恰好像是生命之门。
但无理数终究是无理数，总有理性思维无法解释、或者情感无法接受的地方，那里是宗教的无穷空间。宗教建筑于人们对于未知的恐惧，给你一个关于未知的答案让你放心，但假如你对未知并无恐惧，那么宗教对于你大概也就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你必须自己面对理性和情感无法触及的空间，在那里一切都毫不迟疑地发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船为什么沉，一直都没有答案；Pi记载了满满的日记，就那样轻飘飘地消失了；老虎伴随了他的整个历程，在走入丛林前没有像他期盼的那样回望一眼；……你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内在和坚持，才能走过这条没有路的路。
3. It’s hard to believe [in Truth], isn’t it?
哪个版本的真理是你要的呢？然而两个版本的故事都是同一个故事，不论相信哪个，本质上能有什么差别呢？圣经里的一切也许发生过、也许没有发生过，你可以选择照着字面意思相信，也可以选择以符号的方式解读。比如，老虎代表死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只老虎相伴相随，躲也躲不来，离又离不开；或者说，Pi和老虎分别代表了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本身就是人性的两方面，人类始终在纠结关于生死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所以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里，Pi跟老虎合二为一。这个漂流故事的主角，不是Pi一个人，是Pi和Richard Parker的合一。当然，这只是数种解读中的一种，兽性与人性、本我与超我、性恶与性善，但不论哪种，都是对立的合一。
人类在约伯的困境里丢失了一切，唯剩以理性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的信仰，依靠这信仰他遇见了两个关于彼岸的选择：一个彼岸是重生的Afterlife，准备在天堂般的休憩之后，以新的身份重新投入惊艳而险恶的世界；另一个彼岸是最终的解脱，彻底远离颠沛，以新的身份重新投入平淡而平安的世界。哦等一下，两种归宿似乎都差不多？是的，你无法远离世界，无论天堂、轮回还是解脱，都是在这世界里发生，区别在于，你不同，所以世界因你而不同。世界绝不是只有“客观存在”这一个层面，世界的“主观存在”有无数多个不同的版本，一个人自己都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不论你信哪个版本，终是在其背后有着相通的真理，你必须看穿表面的不同。
4. Book of Job / Drinking Water
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属于耶稣，Pi的故事也满是基督教的味道。渴求的人需要喝水，经上说，喝了我的水，永远不渴，几个大字醒目地印在水瓶的包装盒上。导演还给了Dostoyevsky的书一个特写，就像约伯一样，Dostoyevsky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涯中，在饥寒、苦役和癫痫的折磨下，笃信了上帝而且至死不渝。对于Pi来说，这种消费式的信仰还不够，它让你待在一个没有风没有浪没有时间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在消耗完存量之后在寂静中消逝，或者采取更加主动的态度选择离开。拿起水杯容易，放下就难。在上帝的旨意里水应是燃料，没有汽车装满了燃料去不开出的，也没有人应该喝了水却不上路。
Pi的本名其实是Piscine，也就是跟鱼有关，不过不仅仅游水的鱼。在一个经典的宣传镜头里，满屏幕的飞行鱼拯救了Pi和他的化身老虎。导演至少还有一次也用仰拍的游泳镜头表明，在水天交融的背景里飞行，像那些喝了水而又轻盈上路飞行的鱼，游弋人间乃是诗意美好的方式。作者本人是否也是这样的理念呢？在原书的封面上，飞行鱼一样在唱主角。两个版本的故事背后是人性的善恶分别，而飞鱼的存在超越了善恶的纠结。很巧，《雏菊世界》也是在多处地方突出了“鱼化飞鸟”这样的一个关于人生提升、嬗变、境界的主题，飞行鱼的图像就悄悄地藏在封面的右上角，我不说，大概没有几个人看得到。放在下面，算是给自己贴贴金。
2012年12月3日
blog.sina.com.cn/s/blog_5dd971ff0101c2c6.html
http://www.tugan.co.uk/topic-1996/
Author: 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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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为乐是本分
星期五 一月 25, 2013 12:59 pm
说到我的科技高教生涯，深深懂得相辅相成协同效应的重要性。
每个人各有长处和短处。
我辅导差生帮助补考及格的时候，就深切感到不是单纯的付出。而是可以从他或她为什么不及格中找出原因尤其是他们对书本内容的理解深度以及考题的思索应对方向很有启发。
好比为什么南辕北撤，解题会走错途径不明真相---理解不了出考题老师的意图。那些地方是迷魂阵，那些地方是个坎，通过交流就更加清楚了。这也是一种作用力反作用力的牛顿定律。
绝对没有单纯的付出。
所以说，助人为乐不仅是一种乐趣而且是一种长进。
说到戏曲领域，我是个门外汉，只是戏迷而已。
近年来多接触了一些---不是那种一起摄影留念的接近，应该说是深入地探索戏曲创作规律，多看了好些舞台剧演出------再次感谢互联网这个上世纪末期的科技辉煌。
很高兴，由于互联网，认识了好些网友---与戏曲有关系的网友。
一次，一位在文化馆之类岗位上工作的网友写了个本子，希望我看看。
退休人员，本来要打发时间，又出于对戏曲的共同爱好，坦诚地接下任务。
花了一天半天的时间进行了剧本改动。
还真有效果。演出获奖了。
虽然在幕后，心里还是有一阵暖流。为他高兴啊。
最近又有一个民营剧团，上演大戏新戏。
偶然间看到了，谈了点粗浅体会。
没想到团长一本正经地要求提意见。
沙妈妈很真诚---这提意见嘛，难住了郭建光了。
勉为其难，也是斗胆指手画脚。
其中一条比如------
“由于实际上戏曲舞台那堵墙并不存在，因此如果采用追光打在玉梅身上来表示她在墙外或许舞台效果更好---也就是舞台主要部分屋内是明光，墙外是暗处，但是玉梅站立的地方有光圈。不知你意下如何？
继续---如果这样处理的话，玉梅的离场就容易处理了---收光就是，我个人认为现在这样的下场有点不舒服或者说不够美。”
回音来了------
第五场屋内明光，屋外暗光，这样安排比较好，玉梅唱完在场上呆着等占龙唱完下场确实不好，您提得非常好。
很感动哦，原来观众提意见也管用啊。
团长从善如流，赞一个！！！
民营剧团排大戏演新戏蔚然成风，好现象哦。
接下来，还有合作项目。不过还不是舞台搬演，暂时还只是论文合作。
不着急，慢慢来，来日方长。
还是那句老话---相辅相成协同效应，一加一大于二胜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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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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