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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最大文字狱“苏报案”说起
星期三 二月 20, 2013 9:34 am
【从晚清最大文字狱“苏报案”说起】吴欢
引子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亲自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为16开本，共编入4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附录〕：张篁溪所作的《苏报案实录》、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一、陈氏“五凤齐飞”
光绪二十年（1894），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一场清政府控告最早反清媒体《苏报》的大案。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也是晚清一场最大的文字狱。其中宣传最多的是被抓进监狱判刑的章太炎、邹容。邹容也因此牺牲了二十岁的年轻生命，从而永载史册。
此外，在这起案中，还有几位主角，苏报馆主陈范（字梦坡），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苏报主笔章士钊、吴稚晖、蔡元培等。
本文主要从陈范说起。因他是我家又一位重要的姻亲，也是清末最早觉悟的官吏，因不满清朝统治，被撤职后下海办报纸，从1902年开始便公开大胆地宣传革命，与清政府对抗，最后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宗就是祖宗的宗。惟其如此，中国人视同宗、同族、同乡为亲，百姓联姻构成国家。国即是家，家即是国。至今同乡结盟，攀亲戚、认老乡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公司到团体，从族群到个人这些人际关系中的流行时尚，自然政治态度，行事之道也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攀结、串通一气的。
所谓五湖四海，事实上也是广义上的老乡亲戚结盟，因为无论怎样，也逃不脱这一百多个姓，意义完全一样，五十步百步耳。
这种联姻方式是中国的先人们最早，也是最科学的行政治国设计。无论出了多大是非，无论繁衍出多少人，大家都是亲戚，什么都好说。所以中国至今也垮不了的原因，是因为有百姓血亲相联的关系作为和谐的根性基础。
陈范出生在常州，但他祖籍是湖南。因此可算是常州人也可算湖南人。他母亲是常州名门赵家一位才女，叫赵蕉雨，此女饱读诗书，著有《听蕉雨轩诗词》二卷。所以他家跟赵凤昌家也是姻亲。他的兄长正是常州赵家两大名幕之一，曾国藩首席幕僚，断言清朝五十年后必亡的赵烈文。
赵烈文在湖南曾国藩幕府任职时结识了一位好友，此人也是开明官吏，湖南衡山人陈钟英，曾在浙江富阳等县任知县后升同知。缘此，赵烈文把妹妹赵蕉雨嫁给了陈钟英。由于赵烈文与陈钟英关系实在太好，所以后来赵烈文的儿子又娶了其妹与陈钟英生的女儿。真可谓亲上加亲。
有趣的是，陈钟英是上门女婿，并没有把赵蕉雨娶到湖南，反而定居了常州。这说明赵烈文的妹妹赵蕉雨不是一般的女才子，相当有主见。
从这里便可以看出，以赵凤昌为首的常州一系列人物，实际上都是血脉相连的姻亲关系。赵家与陈家、洪家联姻，陈家与庄家联姻，庄家与吴家、盛家、汤家联姻，全是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
陈、赵这对夫妻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三个儿子依次为陈鼎、陈范、陈韬。女儿叫陈德懿，就是嫁给赵烈文儿子的那位。
由于陈家在湖南也是大户人家，陈钟英兄长一边也有两个儿子，按湖南陈范堂兄弟这一辈，也有个五人大排行。
而且这五人个个都是才子，据他们的后人，画家陈少梅公子陈长智给我提供的资料。
光绪年间，陈家堂兄弟五人中有三位中进士，点翰林，两位中举人，被誉为“五凤齐飞”成为陈家的骄傲。
这齐飞的五凤依次为：
一、陈毓光（原名瞻谟）（1844—1913），字兰生，号大端。光绪壬午举人，癸未进士，历任兵部主政，永甯州知州等。
二、陈嘉言（原名瞻言）（1851—1935），字梅生，号琴楼，光绪壬午解元，己丑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御史、工科掌印给事中，福建漳州知府。其长女是毛泽东赞誉的“革命母亲”陈云凤。陈云凤之子是曾写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著名烈士夏明翰。陈嘉言次子陈云明曾任大总统徐世昌秘书，曾跟我祖父吴瀛一起帮助毛泽东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其幼子陈云彰（少梅）是近现代中国画坛巨匠。
三、陈鼎（原名瞻鼎）（1854—1904），字伯商，庚辰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浙江乡试主考官、馆阁纂修、军机处行走。
四、陈范（原名瞻书）（1860—1913），字叔畴（亦作叔柔），号梦坡，光绪己丑举人，曾任江西铅山知县《苏报》馆主。
五、陈韬（原名瞻常）（1869—1937），字季略，号玉螭公，光绪举人，四川崇庆州知府，乐至、郫县、奉节等县知县。其妻即庄蕴宽之妹庄曜孚。
这五人中，陈鼎、陈范、陈韬三兄弟，是陈钟英与赵氏所生之子，陈毓光，陈嘉言是他们同祖父的堂兄弟。
下面要说的是陈家与庄家吴家的关系。
庄蕴宽大哥、大姐去世早，还有三个姐妹，个个都是才女，能书擅画，并有作品传世。
二姐庄还（瑜厦）嫁给了我曾祖父吴稚英。
三妹庄曜孚就嫁给了这“五凤”最小的老五，陈范的弟弟陈韬。这位陈韬也就是吴瀛的嫡亲姨夫。吴瀛之父吴稚英去世早，对他最关心的两位长辈，一位是舅舅庄蕴宽，一位就是姨夫陈韬。至今吴瀛诗集中还收集有他与姨夫陈韬唱和的十几首诗。
而陈韬的女儿，吴瀛表妹陈衡哲是中国赴美第一位女留学生，蔡元培在北大聘请的第一位历史系教授，胡适当年对她最为欣赏并一度追求，后来成为终生好友。
陈衡哲最终嫁给了留美同学四川才子任鸿隽。这位任鸿隽后来做了孙中山的科学秘书。并与赵凤昌女婿也是留美同学杨杏佛成为挚友，二人共同创办科学社，出杂志，成为中国最早宣传科学救国的先驱。这些都是后话，留待后面谈。
二、戊戌变法，陈鼎蒙难
陈范大哥陈鼎，在晚清曾任浙江乡试主考官、翰林院编修，光绪年间任军机处行走，曾是蔡元培的老师，是清朝军事神经中枢内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与赵凤昌及远在湖北训练新军的同乡姻亲吴殿英、吴稚英父子互通消息，多有联络。因为陈鼎需要了解地方军队的情况，赵凤昌、吴殿英、吴稚英需要了解“中央军委”的精神。
吴殿英1898年奉张之洞之命首批赴日军事考察，恰好在中国对日甲午战败之后，与日本的关系尚在大仇未报、余恨未消、非常敏感的时刻。如此大举动非同小可，张之洞固然会与高层联络协调。赵凤昌、吴殿英有这层关系也自然会与陈鼎私下沟通，探听消息，以免出现误判酿成大错。
据史载，戊戌变法期间，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他认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可更广泛地认知西方。
陈的建议引起光绪的兴趣，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摘自《原来如此》，钱波、夏宇编，文汇出版社2009年4月）。
陈鼎在军机处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其思想以当时的国情来看，也确实过于解放，言辞过于激烈大胆。1898年底，因光绪要绑架慈禧，暗中委托袁世凯下手，反被袁世凯向老佛爷告密。陈鼎与戊戌六君子同案被抓，跟谭嗣同等一同绑赴北京菜市口刑场。
大概因为他科举出身，又点过翰林，功在朝廷，论罪尚未到要杀的程度，于是对他网开一面，还算客气，在观刑警示之后，又押回牢房被判永久监禁。在如此打击之下，陈鼎身心受到重创，不久即告病故。
陈鼎死时，湖北的吴殿英、吴稚英刚从日本考察归来不久，原以为军队改革将纳入轨道，大清帝国振兴有望，戊戌变法好消息频传，岂料朝廷突然刹车，谭嗣同等人被杀，姻亲陈鼎亦遭抓捕，不久传来死讯。兴冲冲迎头一盆冷水，吴氏父子心中自然对大清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与绝望。
广西方面的庄蕴宽也因妹夫家中兄长遭此劫难，“不怡累月”。
上海方面的赵凤昌因好友杨锐同案被杀，自然也颇为愤慨，“不数恩仇不丈夫”，反清意念就此萌生。
吴殿英自从赴日之后，对先进思想及日本强国的经验了然于心，然处此乱世，虽有心强国，却无力回天，加之姻亲中人大都参与革命，为清廷所不容，自己又受军中满人的多方排挤打压，思想很迅速向革命党倾斜，为年轻的具有新思想的士官学员提供各种方便，使革命力量在湖北新军中蔓延开来，也为他以后被满人所害，惨遭革职，老而屈死埋下了祸根。
三、苏报反清，陈范出山
下面就要正式来说苏报案的主角陈范了。
他1891年离开常州赴江西任铅山县知县，在其任上秉公执法，得罪了县里华、祝、程、刘四大绅商家族。岂料这四大家族与江西巡抚大贪官满人德馨关系甚好。德馨买通官府，于1895年将陈范被革职。陈范愤而作诗道：“民气凋残生计穷，六年受牧魁无功。纵多美意少良法，不道与情谅隐衷。”
1896年6月，《苏报》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人胡璋以日本妻子生驹悦名义注册，挂的是日商牌子，只是一份格调低下的黄色小报，且经营不利没人看。1898年冬天，胡璋将此报转手卖给了辞官后蛰居上海的陈范。也正是那一年年底陈范胞兄陈鼎出事，令他极为愤怒。于是“思以新主义救天下”的陈范便暗下决心，要利用此报设在租界有言论自由之便向清政府开战了。
1898年底，陈范主办的《苏报》在上海正式出刊。同时他还支持长女陈撷芬在上海派克路办了人称“小苏报”的《女学报》。
这位陈撷芬亦非等闲人物，曾与秋瑾等组织“实行共爱会”，并任会长，同时发起成立女子雄辩会，任会长，提出妇女参政要求，得到过孙中山的赞赏和支持。她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新闻事业先驱，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子刊物主编，真正的才女。
陈范在政治上的洞察与思辨确乎敏锐超前，他看透了清帝国行将败落，改朝换代已不可逆转，加之自己仕途受挫，整改难挽，更促使他必然对清政府采取了坚决对着干的态度。
陈范曾有诗曰：“挽回岂伊一人能，扶持还借群豪英。”1902年5月27日，陈范不拘一格选人才，聘请爱国学社青年学生章士钊任《苏报》主笔。1902年12月14日，《苏报》正式开设“论说”栏目，陈范同时聘请章太炎、吴稚晖、汪文博、蔡元培、蒋维乔等七人轮流为《苏报》写评论稿。从此几支健笔造风云，《苏报》成了全国革命言论之枢纽，排满兴汉之激烈理论，高唱入云，影响遍及大江南北。
陈范还亲自执笔为文，在苏报上发表过《商君传》《铁血宰相卑斯麦传》《泰西教育沿革小史》《论法律道德之关系》，旁征博引，中外兼顾，借古喻今，倡导改革。没过多久，《苏报》竟然成为了上海举足轻重的五大中文日报之一。连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都称《苏报》和《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皆日报佼佼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浓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欲革命先造舆论，这是任何一场革命必先做的事情，《苏报》可谓开风气之先。
四、苏报发表《革命军》文，震动朝廷
《苏报》是清末传媒中革命性最强的一份报纸，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先期宣传、唤起民众的觉醒，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苏报》案在清末历史上是一桩闻名天下的超级大案，其重要罪证是发表日本留学生邹容所著《革命军》小册子的文章。邹容因为在日本宣传革命被黜回国，来到上海，与章太炎、章士钊结为兄弟。他的《革命军》小册子在上海秘密流传，凡读者无不交口称赞，大呼过瘾，却无一报刊敢于公开发表。
邹容在文中提出“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之种种奴隶性质，洗净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炎黄子孙必华盛顿。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之强国，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等明确主张。
陈范读后大为激赏，就把他女儿陈撷芬叫到面前，问她有何想法，陈撷芬跟秋瑾是好友，也是位才思敏捷的烈性女子，脱口说道：“这有啥可犹豫的？大不了一个死字。”陈范一拍桌子，昂然说出了那句留传天下的名言“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章太炎、章士钊、邹容本来苦无恣意发挥的阵地，现在陈范居然愿意发表《革命军》文章，而他们清楚《苏报》此时经济拮据的情况十分严重，一旦发表，公开提出推翻清王朝，必会闯下大祸，此事非同儿戏。三人推章士钊出面，拿着《革命军》小册子来到陈范办公室请示。
陈范略加沉思后，对章士钊从容地说：“吾人以鼓吹革命为己任，一切在所不惜，何虑之有？发！”
于是在1903年5月27日，《苏报》发表了《革命军自序》，接着又为小册子《革命军》做了广告，连续发表柳亚子、章太炎、蔡元培与邹容写的文章，明确提出：“今日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法……故革命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革命乎！革命乎！”从各个不同侧面揭露清政府是“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的仇敌”。
《苏报》甚至公然号召民众起来“杀皇帝”“倒政府”“撞自由钟”“树独立旗”。斥君扶民，不计后果一往无前。《苏报》犹如沉沉暗夜之中破空而来的一道闪电，继而惊雷炸响，令社会为之频频轰动，百姓为之群起争传，官府为之惊恐万状。
没想到一张小报竟然掀起滔天巨浪，清政府忍无可忍，终于对《苏报》下手了。
章士钊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道，如果没有陈范这样的“潮流中之长厚君子”，便没有《苏报》的成就。
初时政府先利用了恫吓的手段。一次，《苏报》收到一信，只见白纸上画了一个鲜血淋漓的人头和一把尖刀，陈范见了，不屑一顾地说：“有何畏哉？那拉氏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而失全国人之希望。”
陈范当天就赶写了一篇《杀人主义》于第二天见报，其文曰：“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人之玄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奴颜媚外，鬼脸向内……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时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者断头台上，黄旌已招展，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见陈范如此无私无畏，个个敬佩不已，赞叹道：“盖梦坡者（陈范字梦坡），乃潮流中之长厚者也……其倾资扶助革命之精神，始终如一。”
其时赵凤昌亦住上海，只是尚未建“惜阴堂”，虽碍于张之洞幕府身份，不便堂而皇之直出直入，也是时常暗中到苏报社找乡亲陈范小坐，推波助澜，并与《苏报》的所有主笔健将章太炎、章士钊、吴稚晖、蔡元培等都成为好友，这批人后来也成了惜阴堂的座上客。辛亥革命爆发，南北议和，民国初建之时都云集惜阴堂，纷纷成为赵凤昌身边的重要帮手。
《苏报》影响迅速扩大，香港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及《鹭江报》等报刊又纷纷转载，一发不可遏止。清廷大为震动，急欲镇压，奈何《苏报》地处租界，又在日本驻华机构登记注册，是陈范当初从别人手里买来的。清廷畏洋人如虎，一直无从下手，但又实在不能任其“猖狂悖谬”地宣传革命学说，甚至将《苏报》“视之若一敌国”。
五、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暗助《苏报》主犯
1903年6月初，清政府致电各省巡抚：“近时市中所出《革命军马前卒》诋毁政府，大逆不道，着即严拿究办。”两江总督派出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点名捉拿章太炎、邹容、陈范、吴稚晖、蔡元培等六人。《苏报》正式立案。
然而清政府没有料到这位俞明震乃是一位同情革命党的开明官吏，且跟陈范相熟。
俞明震，字恪士(1860—1918),浙江山阴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恩科进士，留翰林院，后任刑部主事，再任江苏候补道。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新任台湾巡抚唐景崧调俞明震赴台襄助。俞毅然奔赴前线。
第二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奋起反抗，组织义军抗击日军登台，唐景崧、俞明震被推为正副总指挥，领兵迎击日军，浴血苦战二日，俞明震不愧儒将，身先士卒，阵中负伤，其爱国耿耿忠心、烈烈气概激励了全台军民，一时传为佳话。
光绪二十六年(1900)，俞明震任设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总办(校长)，作家鲁迅正在此校学习，二人成为师生。鲁迅后来曾有文述及这位师长：“第二年的总办 (指俞)是一个新党。”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是俞明震把鲁迅等人送到日本留学。
目前在多篇有关苏报文章中都提到俞明震被两江总督派到上海处理《苏报》案，俞思想新派，暗中有意开通。先托人找陈范见面，被陈范不明情由婉拒，于是又以其子俞大纯名义密约吴稚晖来见。
俞明震对吴稚晖说：“苏报闹得太厉害了，梦坡熟人……先生等劝其温和些，太炎先生似乎也闹得太凶。”
吴稚晖答：“二人脾气，恪生先生所知，但朝政如此，亦难怪出言愤激。”
俞明震思忖片刻，又对吴说：“话虽如此说，太厉害，也叫当道受不了。”并起身至窗前案上，抽出一公文给吴看，原来是两江总督魏光焘发出的密令：“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
吴稚晖读至此，该公文就被俞不动声色地抽回，并笑着与吴稚晖一起吃面。
俞明震作为朝廷大员，密约案犯，并暗示他们逃离，说明其政治倾向显然不在朝廷，就当时而言实属难能可贵。果然，拘捕名单上也没有吴稚晖，章士钊故意写了陈范两个不同名号，以及几个无足轻重的人，似乎是有意安排。即使章太炎要逃机会也有，但他坚决不逃，以致被捕。吴稚晖曾说：“他以坐牢为荣，亦很好，可谓求仁得仁。”
又据章士钊自己文章《苏报案始末记叙》述及，他当时能逍遥法外，主要原因是俞明震的保护，他是南京陆师俞明震的学生，并领导过学潮，还多次在报上抨击总办俞明震，俞读了只是置之一笑，根本不予追究。《苏报》案发，俞“恐伤士类”，主动争取这个机会处理此案。1903年7月6日，湖广总督端方密电两江总督魏光焘 ，通报俞的儿子俞大纯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剪辫入革命军”，要魏对俞“不可不防”。
六、赵凤昌暗控《苏报》案
在此案过程中，俞找了两个常州人陈范、吴稚晖，又暗中放了学生章士钊，对其他人等也网开一面，内中并非没有缘由。
我在研究《苏报》案的过程中，又查到了一个重要线索，那便是在此案的幕后深处又出现了赵凤昌。赵凤昌显然是张之洞安插在上海的“情报头子”，他利用这个职位反对清政府的暴政，掩护了《苏报》案的主犯。
赵凤昌在上海滩虽无显赫要职，但经过1900年“东南互保”之后，其“布衣公卿，山中宰相”的名号已被各方人等默认，且都极为敬重。俞明震与他显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对赵凤昌而言，《苏报》案中主犯不是同乡就是好友小兄弟，自己却不能直接插手帮助。原因是他的上司张之洞为了清朝的利益坚决主张镇压《苏报》，并且端方已有明确电示，让他参与监控督办此案。
现将查到的有关《苏报》案的清廷档案六通电文，照录如下。并有浅释。
1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八日，探员志赞希、赵竹君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
武昌署都宪端鉴：
密，遵查苏报初办，挂日本牌，沪道询小由，不认，即无外人保护。刻已拿到主笔三人，两陈姓，一钱姓。又革命党内龙积之、章炳麟现均押班房。候过堂后，该报即可封闭。同叩。再闻西官不肯交中官办，意只禁西牢三载。惟中以章为最要，公宜设法加图除之。坚又白。
注：志赞希——满人志錡，非小人物，乃是光绪帝妃珍妃、瑾妃的胞兄，民间说法是皇帝大舅子，做过工部笔帖式。1898年，因支持变法，以珍妃兄弟“尝侦宫中密事，输告新党”的罪名，被削职为民，寓居上海。“坚”字，是志赞希的代号。赵凤昌用的是“读”字。注意“坚又白”是志赞希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赵凤昌。“公宜设法加图除之”的想法，只是志赞希个人的意见。
2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三日，探员志赞希、赵竹君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
武昌署都宪端鉴：
密，奉三谕，遵探沪道与各领屡议，讵坚执租界章程，犯案在界外可解归官办，犯案在界内仍归公堂讯办，现案尚在租界，空言煽惑，不允解官，若依西律恐不重办。报馆已允封闭，然今尚出报。并探日内会审，得供再电。文论即嘱办。申报持论甚正，新闻亦然，中外报不易化导。党谋亦无著名之人。聚议仍在爱国社，闻无力延订律师，出钱恐乏巨款。容探续电。俞恐不肯深求，而与此案未见格外财力。各领坚执，须与切论利害。南洋著力或可得手。同叩。窃为公计，暗中加紧，不宜着迹。坚。印。
注：“公堂”是指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中国人在租界犯案，由中外两方官员共同会审。
“俞”就是指俞明震。其子俞大纯，其孙“黄敬”（俞启威），曾孙即现在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俞明震时任江苏候补道，被派处理苏报案。“窃为公计，暗中加紧，不宜着迹。坚。”这句也是志赞希的个人意见。
3.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探员志赞希、赵竹君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
武昌署都宪端鉴：
密，电探沪道前商英日两领非在公廨讯不肯签字，嗣诸领会议始允拿人。报馆须讯定再封。又经切商多日，始经封闭。本拟俟供词讯定再商解省，恐诸领谓中国有成见，非重办不可，未便与明言。工部局日来与英美两领龃龉。昨诸领得北京公使电，言外部商饬解宁，诸领难之，已密探其宗旨。刻嘱各律师将逆语译出，以便廿日上堂。此沪道连日议办情形。坚读同叩。
4.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一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探员志赞希、赵竹君电：
上海坚读同鉴：
六犯就获。若照沪领所云，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公堂定案，在租界受罪。如此办法，拿与不拿，办与不办，逆焰必更凶炙。查该犯确系中国著名痞匪，竟敢造言诬谤皇室，妨害国家安宁，与国事犯绝不相同，按之西律亦应归本国办理。望将此意告文八弟，切实著论数首，登之报端，以为证据。申报及中外日报，能为运动，使之助力犹好。千万速办。陶。真。
5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探员赵竹君电：
上海读：请即觅《革命军》数册，并近日《苏报》逆论数纸，速由沪飞寄抱冰。至要。方。文。
注：此信单写给赵凤昌一人。用“上海读”。“抱冰”是指张之洞，张之洞的堂号为“抱冰堂”。
6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探员志赞希、赵竹君电：
急。上海坚、读同鉴：中外日报谓章、龙、邹皆自投到，非拿获。确否？苏报、革命军已寄冰堂否？近日审讯情形如何？均盼速复。方。咸。
注：“冰堂”即为张之洞。
我细细解读这六封电函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赵凤昌和俞明震的态度一致。实际上是采取了对清廷消极搪塞，对陈范积极暗助逃跑的对策，六封电函中无一句重话，大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倒是志赞希甚为积极。
第一、二封，最后署名一个坚字，赵凤昌虚名而已，至于俞正声先生的曾祖俞明震，托辞推搪，对办《苏报》也是并不积极，敷衍了事。
第三封，虽有坚（志赞希）读（赵凤昌）同叩，然全电都是强调诸多麻烦，并无实质内容。
第四封，是端方指示志、赵二人电，不足为凭。
第五封，端方单独致电赵凤昌，让他速将《苏报》事报告张之洞。因此不能证明赵凤昌对《苏报》有任何恶行。
第六封，也是端方指示志、赵之函，并追问赵是否将苏报事呈报张之洞，显然对赵不够信任，认为他办事太过消极。
总之，这六封有关《苏报》案的电函无一封能够证明赵凤昌对常州曾国藩名幕赵烈文的内侄，他赵家姻亲陈范有所加害，反而证明了赵凤昌的消极抵抗，施展太极推手，正积极化解此事。
七、赵凤昌、俞明震联手救陈范
而赵凤昌化解此事的重要搭档，以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通过人际关系的分析，正是俞明震，因为他们同属江苏一系。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苏报》一干人等没有一个赵凤昌不熟的，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真要想抓，以赵凤昌的谋略根本小事一桩。眨眼间即可捉拿归案，何必兴师动众，更何至于连拘捕令上名字都搞不清。当然是赵俞联手，暗中打了掩护，有意放走陈范。
但赵凤昌和俞明震又是一层怎样的关系呢？下面要说的恐怕至今没有人了解，只有我这样的常州籍后代才能分析得出来，他们的关系果然不一般。
首先，俞明震作为江苏候补道，又是新派人物，不可能不认识久居上海、大名鼎鼎的江苏系重要人物张之洞首席幕僚赵凤昌。
其次，俞明震的妹妹嫁给了清末著名大学者陈三立。
江西陈家三代人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界都属于扛鼎的人物，至今为后辈学人尊为泰山北斗。
俞明震晚年常与妹夫陈三立等人诗词唱和，有《觚庵诗存》行世。
有趣的是，我在《赵凤昌藏札》中查到，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赵凤昌、赵尊岳父子的通信竟然有三十五通之多，从内容看，赵、陈两家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俞明震身在其间，当然不可能是一般不相识的路人。
另外，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国三年(1914)俞明震先到甘肃省肃政厅任肃政使，不久调任北京肃政使。其时正好是庄蕴宽任都肃政使之时，下辖16位肃政使。北京肃政使是何等重要的职位，应是紧随庄蕴宽之后的16位肃政使之首。再明显不过了，俞明震又是赵凤昌江苏一系的圈内人，很难说赵在里面没起作用。后来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俞明震与庄蕴宽一样也是坚决持反对的态度。
通过以上所述，便可以理解俞明震暗助陈范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里再补一句，俞明震的孙媳范瑾阿姨解放后做了北京市领导，跟我妈妈新凤霞成为要好的姐妹，这也该属于深厚的革命渊源。范瑾阿姨的儿子，正是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仁兄。
6月29日《苏报》被抄，由于情报不准，还抓错了几个人，陈范逃脱，迅即派人通报蔡元培、黄宗仰、章士钊、章太炎、吴稚晖、蒋维乔等速避。于是蔡元培避走青岛，黄宗仰避居犹太人占的哈同公园，吴稚晖出走英国，章太炎性格倔强故意不逃，被抓入狱。邹容见章太炎被抓入狱，愿与结患难之交，大义凛然，自动投案与章被同押入监。
俞明震由于处理此案不利，被上司调离，反正该救的都救了，他自己也乐得躲开此案，不再问政了。
八、赴日本孙陈相聚畅谈革命
陈范避走日本。他有两子两女，为其妻常州袁氏和其续弦庄氏芙笙所生，两子被清政府所逼，均埋名出走不知所往，不知所终。二妾随他流落日本，因无钱关照，不久亦改适他人。陈范虽家破人亡，仍置身革命洪流之中，为振兴中华奔走不息，他在一首诗中直抒胸臆道：“河山龙虎易制，胸中龙虎难降，持得心珠一颗，任他云涌风狂。”
陈范在日本流落横滨，参加了冯自由、梁慕光、胡毅生、廖翼明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洪门三点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去横滨山下町所会见了孙中山，两人相识，侃侃而谈。
孙中山对陈范《苏报》的业绩大为激赏钦佩，认为敢在清朝虎口之下如此直面论道，以死相争，确属不易。陈范对孙中山革命的远见卓识也是心悦诚服，钦佩有加，从此往来频繁，相交甚笃。
1905年春，孙中山计划在国内组织起义，要求革命力量向内地发展，伺机行动。陈范经香港由孙中山介绍，与主编《中国日报》的陈少白结为好友，并因半夜酒瘾发作难忍，误将少白桌上所贮瓶装药酒一饮而尽，传为笑谈。
回上海后，陈范寓居客店，一边探亲访友，一边物色革命志士，继续他的革命活动，积极策动起义，推翻清朝，从未懈怠。
九、革命成功，文勋穷死
令人可叹的是，后来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凡参与者个个弹冠相庆，自谓革命有功，手造共和，争冠弄权。陈范一介报人，虽居功至伟，却不在官宦之列，尽遭冷遇，偏住陋室，薄被萧条。吴稚晖等看不下去，曾呼吁政府给予救济。
陈范非但未炫耀《苏报》当年的功绩，反而夫子自道：“感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吾辈往事，非预为贩卖禄利也。”
他晚年生活凄苦，已无人问津，孤身一人，实际上是穷死的。而且死后无钱入殓，房东为催缴积欠房租还大闹一场。直至巡捕房出来干涉，方始平息。
蔡元培曾是陈鼎的学生，又是陈范《苏报》的主笔之一，对陈家的事最为知情。他一生多次为两位前辈长者抱不平，认为民国对不起他们，一位是赵凤昌，另一位就是陈范。
柳亚子更扼腕叹息不止，说：“贤者不负天下，天下负贤者，非建国之祥也。”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新闻界文勋泰斗辉煌苦涩的一生。书生报国如此下场，夫复何言？
陈范生前好友陈去病闻此情景，潸然泪下，赋诗一首，以兹纪念：“同甫当年负盛名，挥毫惊起攘异声，破家不已重亡命，万死何曾剩一生，惟有威丹（邹容字威丹）知己感，空余枚叔（章太炎字枚叔）故人情。介推（介子推，春秋时晋国人）无禄真堪愤，欲按心头总不平！”
当时名人高吹万也赋诗怀陈范：“当年久振春秋笔，文字收功著定评。张俭破家犹有止，介推死隐竟无名。策勋昔等羊头烂，谋利今同狗骨争。谁似先生无我相，萧然穷老苦忘情”。
十、常州系姻亲风云际会
上个月，我通过《赵凤昌藏札》编审，国家图书馆的李小文找到了赵凤昌外孙，革命烈士杨杏佛之子，92岁的杨小佛先生，并专程去上海，让庄蕴宽孙女、表姑庄研陪我去拜访他。
杨老耳聪目明，不愧先贤后代，谈锋甚健，记忆力超乎想象，所有人物都对上了口径，尤其是他父亲杨杏佛当年搞“科学社”的伙伴任鸿隽，正是我爷爷吴瀛的表妹陈衡哲的丈夫。更有趣者，杨老谈起当年第一位受赵凤昌之托撰写“清朝退位诏书”的袁世凯大幕僚、常州洪述祖亲姐姐洪氏，是赵凤昌原配夫人时，庄研表姑惊讶地脱口而出：“嗐！洪述祖是我爷爷庄蕴宽的表兄。”又指了下我说：“也是你太婆庄还表兄（南方称曾祖母为太婆）。”我说为什么爷爷一到上海就住在赵凤昌家，原来又是亲戚。
我在旁一听之下，心中更是惊骇，我爸爸吴祖光和洪述祖的儿子洪深同是搞戏剧的好友。我至今收藏有他俩在一起的照片。
尘世苍苍，乾坤渺渺，众生芸芸……
这太难以解释了，更难以置信了，都是常州亲戚。怪不得清朝倒台，民国初建，赵凤昌能左右南北议和，其中原因之一竟然是几个相互联姻家族的亲戚在里面折腾，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不由得又想起妈妈新凤霞。虽然她比起我家的世代书香，确实是位文化不高的民间艺人。但她天生的灵性实在是常人无法比拟的。一定是在她进入我家后，所听所闻我家历史的一麟半爪，便已断定里面大有文章，才让我设法搞清楚。而我爸爸大概对往事过于伤心，很少听他说起过，也并没对我有过要求。他是个很单纯的读书人，他一生最伤心，最愤怒的，就是我妈妈被无缘无故地折磨成残废，想起来就要发火。
我爸爸是中国最敢言的知识分子，中宣部老部长丁关根先生曾在家父晚年还清醒时对他非常关照，并去医院看望他，也很理解他，耐心地做他的工作。自那以后，直到过世，爸爸没有再批评什么。
爸爸吴祖光一生睿智坚强，晚年中风失语，时常孤坐流泪。在我妈妈于常州老家去世后第五年的同一天，4月9日，爸爸也突然去世了。
作为儿子只有我能理解，他心中时时想念的是为自己吃了很多苦的妻子。当又到了妈妈忌日的时候，他已经衰老的心脏，无法再控制依然如烈焰般炽热的鲜血，只好任由鲜血冲破心脏去完成了一位真正艺术家，一个真正男人壮烈的死。
我最理解我的爸妈，妈妈不在了，爸爸实在太痛苦，没办法再活下去了。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却不由自主地半生受政治之累。实属风马牛，冤哉枉也。所以在他过世之后，我希望他们在天上相聚过得开心，成为真正悠游潇洒、无拘无束、风花雪月的神仙眷侣，才写了开篇提到的那幅遭到长辈们批评的挽联：
1963年吴祖光、新凤霞合影
年轻时习画的新凤霞
贺家父永生，霞光万道。
喜先母长伴，风月同天。
十一、百姓园与是非福祸
今年全国政协开会，我有一份把全国公园改成“百姓园”的提案引起轩然大波。据说在新浪网上被评为全国十大雷人提案。数十万网友以此作为笑话，甚至有些人很严肃地在网上写文章认为政协委员吴欢在搞恶作剧，是外星人说的外星话，整个一不严肃开玩笑。
老实说，我平常确实爱开玩笑，尤其对身边那些态度严肃，举止深沉的人物特别好奇，因为严肃的神态从行为科学上讲是对不严肃的反动，其内涵里反而有某种十分滑稽的因素。一旦挖掘出来，便突然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喜剧效果，使特别严肃变成特别滑稽，也就令人特别开心。
于是此类严肃的人物只要一进戏，我肯定出戏，总觉得非常可笑，正所谓“苦可忍，而酸不可忍；痛可耐，而痒不可耐”，令人想到多年奇痒若能为之一搔，该是何等痛快。这便使我养成了一种专开严肃人玩笑的习惯。因为恰恰是这些严肃人“被幽默感”超强，常常反应迟钝，“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一旦笑起来，收都收不住。第二天一早醒了还笑呢，能笑好几天。
但平心而论，此次“百姓园”的提案，我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众网友却认为我十分可笑。令我十分意外。可能是我难得严肃却也出现了滑稽效果。当然这也满有意思，笑一笑，十年少，无可无不可。
其实我建议公园为“百姓园”的真正目的，并不在公园名称本身。而在于强调“老百姓”这三个字的真正深邃圣谛所在，是我们祖先最早，最科学的行政治国设计，百姓联姻构成国家，国既是家，家既是国。其中包含万象，尤其体现了和谐的根性基础。
我以为，人类世界之所以精彩，完全是由“是非祸福”构成的，反过来说，“无是无非，无福无祸”的世界乃是最无聊的世界，而“是非福祸”平行地走向高级，便是整个世界人类生活的实在内容。也正是由于这些内容过于实在，丰富、混乱、热闹，甚而至于是以死相拼的胡闹，所以更需要人类自己来认真地思考分析，以积极的态度去适应，去对付，去解决，去认同。
任何人都不敢说一辈子没干坏事，专干好事。
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辈子没干好事，专干坏事。
老实说，我很不情愿跟那种全是优点没缺点的人交朋友，因为这种人比较无聊，太没意思，肯定是神是鬼不是人。所以我当然采取“敬神鬼而远之”的态度。但这并不影响我推荐并奉行除恶扬善的为人之道，尤其是孔子所谓的“恕道”。
对每个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时时刻刻都要悟及自己的为人之道。少分析别人的为人之道。因为每个人生活环境不同，地位不同，性格不同，职业不同，所处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历史文化生态都不同。如今提倡理解万岁，首先就要明白，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完全理解，只有在理解了这一点的基础上，再谈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否则就是一厢情愿的，不科学的，似是而非，啼笑皆非的理解。
但无论怎样，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老子道家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的理解，这个门字的含意就是“老百姓”三个字，好事坏事都是这一百多个姓氏联姻之后干的。好的事发扬，坏的事做罢。“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十二、任鸿隽、陈衡哲并蒂苦莲
在陈氏三兄弟中，就成就而言，两位兄长抢尽风头，陈韬则是一位工行书，长诗词，喜收藏，通鉴赏的名士，他字季略，号玉螭公，曾任过四川郫县、奉节二县知县，崇庆州知州，其夫人就是我曾祖母庄还的妹妹，清末民初著名女画家庄曜孚。
他们有六位儿女，其中一位女儿和两位女婿在近代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三女陈衡哲与其堂姐陈撷芬齐名是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出道比鲁迅还早一年，是周恩来尊重的老师，胡适倾倒的女才子，还是中国最早一批留美女生，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中国第一部西洋史作者，《新青年》、《努力周报》的第一女将，《独立评论》创办人，连续四次出席国际太平洋学士会议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
前排坐者任鸿隽、陈衡哲，后排站立者余上沅、陈衡萃。照片摄于1951年。
陈衡哲的丈夫就是清末民初曾任孙中山科学秘书，把“科学”二字用英文直译过来的任鸿隽。正是他为孙中山拟定出第一份科学治国的书面报告。任鸿隽在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和赵凤昌的女婿，留美的同学杨杏佛共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社”。任、杨二位双剑合璧，是中国科学界真正的泰山北斗。正是他们最早提出科学救国，并身体力行，普及科学教育，宣传科学思想，出钱出力，奔走呼号、不屈不挠，惨淡经营，为愚昧腐朽的旧中国打开一片科学的天地。
我的祖父吴瀛曾有诗赠表妹陈衡哲和妹夫任鸿隽：
“西江月，叔永（任鸿隽字叔永），衡哲同渡太平洋，舟过子午线时为7月12日，次日乃闰，又适为衡哲生日，于是衡哲得两生日，叔永填《西江月》贺之，录示索和，并讯国内近况，夜不能寐，次韵书风雨如晦，不禁涕泪沾襟矣！”“浩浩乘风破浪，世程无异天排，一年生日两和谐，古往今来难再！梁孟同舟共济，故园烽火尘埋，鸡鸣昧旦梦魂归，不是寻常世界。”
解放后，陈衡哲不再做事，赋闲在家，任鸿隽虽被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却因他与国民党的关系过于复杂，和胡适等赴台学者藕断丝连，胡适女儿死，任鸿隽、陈衡哲夫妇曾把女儿任以书送给胡适做养女，胡、任、陈三个好朋友的亲密关系，学界无人不知，此类事情传到最高当局，自然产生负面作用，任鸿隽终未被信任，并被排斥在中国科学院之外，无处施展才华，心情抑郁，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与政治水平下，也是没办法的事。任鸿隽于1961年心力衰竭，在上海溘然长逝。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人送了花圈。
陈衡哲孤身一人熬到“文革”，晚年孤寂，双眼全瞎，加之造反派闹上门来，穷愁潦倒，死得十分凄凉。只有小女儿任以书料理后事，在此之前以书的丈夫程述铭已在“文革”中自杀。庄蕴宽幼子庄崇信和赵凤昌外孙，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前往送行。一对科学文化先贤的人生戏剧就此惨淡谢幕。
这里再提及一笔，由于赵凤昌曾是真正把孙中山推上总统大位的人物，孙家与赵家的友谊不言而喻。孙中山逝世后，赵凤昌女婿杨杏佛便被推举为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与宋庆龄一起并肩合作，负责筹备建立中山陵。1925年11月，中山陵墓工程开始招标。不少营造厂商以为有利可图，纷纷想找门路承揽这项工程，许多人的目光盯住了杨杏佛。在11月12日孙中山生日那天，杨杏佛家“来客二十余人”，杨连番接谈，廉洁奉公，拒不受贿，传为美谈。令人伤感的是，1933年杨杏佛由于支持革命，遭到暗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代英灵就此定格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十三、现代戏剧之父余上沅
陈韬四女陈衡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一生在中学任教，其丈夫余上沅，堪称中国学院派戏剧之父。他是湖北沙市人，早年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是武汉三镇的学生代表。后经陈独秀介绍给胡适，到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并赴美国留学。同船的还有谢冰心、熊佛西、梁实秋、许地山等人。
到美国后钟情于戏剧的余上沅到美国戏剧著名学府匹兹堡卡内基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戏剧，进修了编剧、导演、表演、舞台管理、剧场管理等课程。第二年余上沅又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他还经常去温坡小剧院、汉卜敦剧院观摩演出，看了大量的现代和古典戏剧，他尤其欣赏德国著名戏剧家莱因哈特，认为中国戏剧需要借鉴莱因哈特提倡的重写意的类似中国戏曲的某些观念。这就是后来他领导的国剧运动的主要内容，并和好友闻一多、赵太侔、熊佛西等人进行了实践，与张道藩、沈从文、徐志摩、罗隆基、赵景深等也是过从甚密的朋友。
正是余上沅留美学戏剧回国后创办了民国时的第一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并自任校长，聘请了应云卫、陈治策、曹禺、马彦祥、张骏祥、王家齐等人为专任导师。我的父亲吴祖光中法大学毕业，正是被他四姑父余上沅找来任秘书后，才成为专业剧作家而终其一生。后来活跃在戏剧、文学、电影界的凌子风、谢晋、严恭、陈怀恺、张瑞芳、叶子、石羽、张雁、李国文、刘厚生、牧虹、徐晓钟……都是剧专的学生。当今中国的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前辈师资，大都源自民国的“国立剧专”。
而余上沅的结局也是十分凄惨，他的学生杨帆曾与我爸爸吴祖光同为国立剧专校长室秘书，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当年江青到延安后与毛泽东结婚，中央派当时在上海的杨帆调查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戏剧界的丑闻劣迹，杨据实向中央报告，引起后患，解放后反被江青加害。卷入潘汉年冤案，潘伯伯被抓前还来我家，由我爸妈请他吃完饭回北京饭店后便失踪不知去向。潘与杨后来均被迫害致死。余上沅乃戏剧界元老，自然知情，难逃干系，同案被捕，坐牢两年后由周恩来过问释放。接着又到文革，再次被抓，70多岁的老人已无力再抗折磨，于1973年患食道癌无法进食，衰竭而死。
余上沅一生喜欢戏剧，研究戏剧，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自己一生所扮演的所经历的这场戏剧，既不像正剧，也不像喜剧，有点类似悲剧，又有点接近闹剧。如果还有一种恰当的说法，那就是“怪剧”，纯粹是一场啼笑皆非、瞎胡扯的怪剧。
记得陈衡萃四姑婆“文革”后曾到北京住我家，是位风度优雅的老太太。爸爸还让我陪她去逛王府井东安市场，百货大楼。她老人家是前几年才去世的，庄蕴宽孙女庄研表姑对我讲，超过了一百岁。
今天的文艺娱乐界已是百花齐放，一片繁荣。但后代徒子徒孙们应该知道，并不应该忘记当年在戏剧界开学院派风气之先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余上沅。
《苏报》案陈家的事写到此为止，算是尽我晚辈一点孝心，也可以向我爸妈报告，请他们含笑九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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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欢：纪念爸爸吴祖光妈妈新凤霞兼谈“恕”道
星期三 二月 20, 2013 8:50 am
国家大剧院将要上演爸爸吴祖光话剧名著《风雪夜归人》，约我写一篇文章来纪念。
纪念爸爸吴祖光须再加上妈妈新凤霞的名字，因为任何时候他们两个是不能分开的。不仅我家里人这样认为，连知道他们的街头路人也这样认为。提到吴祖光，哎！他不是新凤霞丈夫吗？提到新凤霞，哎！他不是吴祖光妻子吗？
事实上关于他俩的故事早已流传在民间，口碑的纪念从未断过。那是在上世纪非常时期的两个非常人物。
有趣的是我忽然发现，爸爸24岁写《风》剧时，根本不知道有个叫新凤霞的艺人会成为自己的妻子，却在他笔下的《风》剧中出现了魏莲生和玉春。而这两个人物的相加，似乎很像我的妈妈新凤霞。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人生于世，先有非常之世，后有非常之人。我这里免不了对这个所谓“非常之世”做点评论，这也算对我爸妈的一种另类纪念吧。
世界完全没有了蠢事，将会变得无聊透顶。
一个人一辈子没做过蠢事，这个人肯定不是人。
这里便产生了一个定义。生而为人，做蠢事，乃无法避免的宿命。而为了应对蠢事，做好事便成了人类行为科学中对付蠢事的本因。以至于今天的人类社会，在好事坏事做得同样精彩之后，还是好事占了上风，终于做得比坏事更加精彩，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气象。
所谓蠢事，那是一种托词，说白了就是坏事。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辈子专做好事没做坏事的人？答案是绝对没有。然而这个坏的含意要弄清。正像一部汽车，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偶然的、必然的、老了、落后了，于是乎坏了，然后进修理厂，修好了又能开了，但到了一定的时候终于要合理报废，彻底不能开了，这也叫坏了，因为它已经远离了好的概念。与此同时，新车已经上路，前途更加光明。
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证明，就人类的追求与要求而言，以绝对好的完人概念去对付相对好的非完人概念，后者肯定是不合格的。这种不科学的苛求和思维理念，最终导致人类思维和行为科学的诸多混乱。
清人吴敬梓所著之《儒林外史》开宗名义就说“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而凡人的标准就是“好事坏事”都干过。
古人对好坏善恶也早有说法，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荀子更断言“人性恶”！
其实按照西方哲学的“辩证唯物论”人类的好坏善恶与生俱来，根本就是意识形态中的“双胞胎”。
“怪小人之颠倒豪杰，因知唯颠倒方为小人。惜君子之受世折磨，不知唯折磨乃见君子。”
于是乎，“富贵，穷之衬也；才能，身之灾也；声名，谤之媒也；欢乐，悲之渐也。”
我爸妈这对神仙眷侣妈妈太漂亮，爸爸太有才，当时在全国的风头，实在太劲，连结婚都是周恩来总理在家请客。于是遭小人忌恨，也是他们挨整的原因之一。并非全属政治使然。亦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从古到今，周而复始，上演的还是这套老戏码。
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弥天罪恶，最难得一个悔字。
我做为后人，秉承孔子“恕道”，崇尚的该是一个“恕”字。
何谓“恕道”？
孔子有位学生叫子贡，他向孔子求一字，望能奉行终生而获益，孔子顺口给了一个“恕”字。意指天下乃大量“是非”构成，人类能生生不息，不过一“恕”而已，就是说往事已矣，恕也要恕，不恕也要恕，莫再纠缠。“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从此千百年来，士林学子奉为“恕道”。
再过三个多月就是爸爸去世十周年，妈妈去世十五周年的日子。中国自古代以来便属礼仪之邦，尤其讲究一个“德”字。不巧的很，爸妈所处的上个世纪恰巧碰到了一个“缺德”的时段，导致他们屡遭磨难，事已至此，啥也别说了。
爸妈的命运固然不佳，但他们的声名和业绩却因不佳的命运而更加灿烂耀目。正如爸爸喜欢写的一幅老对联“君子常思身后誉，英雄敢吃眼前亏”。
今天，当历史的是非已经清楚之后，按妈妈当年的朴素语言是：“谁害过你，当天就忘记，谁帮过你，一辈子不忘记。”
吴 欢
201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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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腐败与语言污染
星期二 二月 19, 2013 9:52 am
有腐败现象，必然就会反映在语言使用中，正如社会语言学的行话所说，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搞腐败的人也必然会利用语言来混淆黑白
腐败不只是权力腐败，也可以表现在语言上；同样，污染也不只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语言也可以被污染。
语言腐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通过语言表达或者是语言行为做不正当的事，从而产生时下大家所关注的腐败现象，这是因为语言使用者的思想健康出了问题；第二层意思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大概是说语言使用不符合常理，语言的传情达意功能受到了损害，语言本身的健康出了问题，用社会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语言污染的一种。我下面所说的语言腐败专指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用腐败的语言来指称。
语言腐败的产生
语言腐败，初听起来，还似乎有点小题大作、危言耸听的感觉。搞腐败的都是些有权有势人士，但毕竟是少数。他们的真面目没有被人们识破之前，他们的话语权比一般人多得多，他们的话语影响力也比一般人大得多，所以想利用语言做些腐败的事情常常容易得手，但语言毕竟属于全民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人人都有表达和分辩的权利，人人都有不接受或批判地接受别人话语影响的权利，少数人想利用语言这一工具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也未必能如愿以偿。语言腐败是否能够达到腐败人士的预期目的，这里先不讨论。细细想来，利用语言搞腐败或者为腐败效劳的事还是屡见不鲜，因此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有腐败现象，必然就会反映在语言使用中，正如社会语言学的行话所说，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搞腐败的人必然会利用语言来混淆黑白。“口是心非”、“口蜜腹剑”是语言腐败最突出的表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说一套，做一套”。口头上说“打黑”，实际上做的是“黑打”，口头上说的是“打假”，实际上做的是“假打”。正如有的顺口溜所说：“心里想一套，开会讲一套，做的又一套。”还有个顺口溜讽刺说“当官不会说大话、废话、假话，不如回家抱娃娃”。可见老百姓对官员的语言腐败早有警觉，政府官员的话语系统如果失灵，整个社会机构的运作就会乱套。
语言腐败之委婉语
语言腐败的表现很多，在我看来，委婉语和语言暴力是语言腐败表现的两个极端、两个软硬兼施的手法、一个矛盾统一体，值得在这里说说。前者以羞答答的姿态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辩解，后者则是以攻击性的语言对无辜者进行辱骂或攻击。用委婉语来遮羞，往往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说话人心里往往有理亏的感觉。用恶毒言语侮辱无辜民众，实施语言暴力者往往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真理也在自己一边，骂起人来觉得天经地义。殊不知把自己推到民众的对立面，不能不说也是语言腐败的一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暴力给社会安定带来的危害远比遮羞的语言大。需要说明的是，好人也会使用委婉语和攻击性的语言，所以看到这些语言现象，不能不加分析就断定是语言腐败，那样就会冤枉人。
委婉语的产生，本来是同语言禁忌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人们为了回避说出一些不吉利或不雅的词语，用拐弯抹角的办法表达那些不愿意说出来的事物或概念。一般地说，委婉语具有文明礼貌的语言功能，特别是能够创造比较温馨和谐的语言环境。例如用“安睡”、“长眠”代替“死”，用“去唱歌”代替“上厕所”，用“肢体碰撞”代替“打架”，用“进去”代替“坐牢”等等。委婉语作为语言腐败的手段，并不是中国当代腐败人士的发明。中国古代买官就说是“捐纳”。美国人创造了“技术监视”一词来代替“窃听”，因为窃听总有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的意思。时下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涉及腐败现象的词语，有些就是委婉语，这些委婉语似乎不是出于文明礼貌的原因，如明明是渎职，却说是“管理不到位”，明明是跑官要官，却说是“要求进步”，明明是受贿，却说是“礼节性收入”，明明是在打麻将，却要说是“政治学习”。这些发明看起来似乎很有创造性，说穿了只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耍小聪明而已。委婉语本来的文明礼貌功能在这里丧失殆尽，实际上变成了腐败现象的遮羞布。
语言腐败之语言暴力
用攻击性语言侮辱人，那便是语言暴力；对无辜人士实施语言暴力，那便是语言腐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有许许多多无辜遭受语言暴力的体会，不管是发生在自己还是他人身上。例如对于那些应该被打倒的人，说打倒他们、批倒斗臭还远远不够，还得再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炮打”、“摧毁”、“砸烂”等等暴力语言是施暴者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卖国贼”、“崇洋媚外” 等等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利用这些暴力语言便可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中无辜遭受语言暴力致伤致残致死者不计其数，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们对那一幕幕惨剧怎能那么快就会从记忆中消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戴帽子、打棍子的语言暴力现象为人民所唾弃。摆事实讲道理、开放务实的风气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不可讳言，文化大革命语言暴力的阴魂不散，至今在某些新闻报道中仍然可以找到影子，例如辱骂不喜欢看国产电影的观众崇洋媚外。某都市报2012年3月8日有一则新闻标题是“中国电影观众有崇洋媚外的劣质性”，看了内容才知道，观众被骂的原因是不喜欢看国产片。按理说，观众是上帝，观众不喜欢看国产片，即使你认为是政治内容好、艺术水平高的，也应该想办法好好说服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想增加票房收入，让观众掏腰包，那就应该好好宣传影片的观赏价值，但不能通过辱骂来招徕生意，对观众实施语言暴力。观众对电影的欣赏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低估观众的欣赏水平。
语言暴力通过不恰当的语言表达，会对他人造成人格、情感、自尊以及心灵的伤害，它违背了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是一种不与他人合作，也不要求他人与之合作的错误言语行为。这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大家知道，新闻语言的运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闻语言的恰当运用对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会语言环境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必然会造成社会语言的不和谐乃至产生社会噪音，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语言暴力是一种不善不美的行为，实施语言暴力不仅违反了一般的语用原则，也违反了真善美准则。
语言污染的过去和现在
语言腐败必然制造假恶丑的语言，导致腐败的语言产生，腐败的语言产生势必产生语言污染。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就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空话、大话、废话称为“语言污染”。他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用空话、大话、废话、脏话充塞所有的文章和口语，形成了使人窒息的一种语言污染，其结果是使我们祖国美丽的语言，顿时变成华而不实，又长又臭又空的一种废物。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条件下，一些新的语言污染现象也开始出现，像“保护性拆除”、“倒退性改革”、“正确性错误”、“挽救性枪毙”一类的词语，语义矛盾，逻辑混乱，让人听后或看后摸不着头脑，大有废话连篇的感觉，严重损害了语言的交际功能和人们运用语言进行正常思维的能力。这些语言作品是不健康的，是腐败了的语言作品，也是受到严重污染的语言现象。
语言腐败给语言自身带来的灾难是产生腐败的语言和语言污染，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是助长腐败风气，坑害众生。因此，制止语言腐败，清除语言污染，净化语言环境，并不只是语言学工作者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关系到祖国语言的美丽和健康的大事，是全社会都应该引起重视和关注的大事。
【作者苏金智为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教育部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2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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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大师等的屁话
星期一 二月 18, 2013 8:36 am
格雷厄姆：要想在证券市场上取得投资成功，第一要正确思考，第二要独立思考。
巴菲特：我一直认为，对于刚开始起步的投资人来说，应该寻找已经被证明长期成功有效的投资方法，然后依葫芦画瓢照着做就行了。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做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投资者几乎无需做对什么事，他只需能够避免犯重大错误。
邓普顿：在别人沮丧地抛售时买进，在别人兴奋地买进时抛售需要最大的勇气，但它能带来最大的收益。
马克斯：理解风险的关键是,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投资风险主要源自过高的价格，无论是对被估价过高的单项证券，还是对价格高企的市场，在高价时不知规避反而蜂拥而上都是风险的主要来源。
承担风险而不自知，可能会铸成大错，但这正是人们在买进风靡一时、倍受推崇、“绝不可能出问题”的证券时不断在重复的事。
贯穿长期投资之路的，是风险控制而不是冒进。在整个投资生涯中，大多数投资者取得的结果将更多地取决于致败投资的数量及程度，而不是制胜投资的伟大。
多数事物都是周期性的，无视周期并推算趋势是投资者所做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
投资组合风险过高时，向下的波动会令你失去信心或低价抛售。投资组合风险过低时，会令你在牛市中表现不佳，但从未有人曾经因此而失败，这并不是最悲惨的命运。
便宜货的价值在于其不合理的低价位－－因而具有不寻常的收益－风险比率，因此它们就是投资者的圣杯。
成功的投资不在于“买好的”，而在于“买得好”。
考夫曼：赔钱的人有两种，一无所知的和无所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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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 告密者 审判者
星期一 二月 18, 2013 7: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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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庸之恶”以后
2009年有部奥斯卡最佳候选影片《朗读者》，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兴趣，剧本改编自小说《生死朗读》，小说作者是曾任教伯恩大学与洪堡大学的法学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这本自传体小说在十年前，就已风靡欧美世界。经由电影的视觉呈现，这部寓意深邃的作品被锁定在两个主题之上：不伦之恋和战后审判。想审视历史的人，觉得该片“前戏”过长，所有文艺片的“乖戾”无法承担其审判之重。那个朗读者，在交欢时刻，为年长他二十一岁的女人朗读经典文学作品；那个十五岁的小男孩伯格，这战后的一代，现在留给他的全部标准就只有抽象的法。在法的面前，长大后的伯格——法学实习生，与当初的恋人——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汉娜相遇。汉娜曾为纳粹工作，在一次大火中，作为看守的汉娜没有及时打开门锁释放被关闭的犹太人，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多年后，幸存者将几个女看守告上法庭，在量刑的节点上，汉娜放弃了自我辩护，成了几个看守中服刑最长的人。其他几个女看守咬定是汉娜传达的文件命令，但汉娜是文盲。伯格知道汉娜大字不识，法律系实习生伯格在此表现得相当冷静与克制，他回避汉娜，也就回避了为汉娜减刑的机会，但几乎整个的后半生，伯格在监狱外与监狱内的汉娜一同赎罪，他变得消沉，毁掉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他一直在寻找幸存的犹太人，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他没有为汉娜辩护，正如汉娜没有为自己辩护一样，他能做的就是继续朗读，把录音磁带，一盒又一盒，寄给狱中的汉娜。就在汉娜服刑期满，伯格为他准备好了开始新生活的基本条件之时，汉娜却在狱中自杀身亡。
汉娜是为她曾服务的政权谢罪，还是因为其他？这是一个问题。影片中有个细节值得留意：伯格去狱中探望汉娜，汉娜还是用当初亲昵的口吻称呼鬓发染霜的他：孩子，并将手伸过来，伯格缩回了自己的手。还有一个细节：汉娜喜欢倾听朗读，当时被关押的犹太人也为汉娜朗读，并曾试图与其发生性关系。爱欲、朗读、谋杀、责任、罪恶感、个人、集体以及历史奇怪地纠缠在一起。
自另一个汉娜，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发表后，犹太女人阿伦特就担负着背叛本民族的罪名。在“对犹太人的爱”这一问题上，阿伦特在给犹太朋友杰尔肖姆的信中写道：我不为这种爱动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没有爱过某一集团或某一民族——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工人阶级等这类集团，我只爱自己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爱，是对个人的爱。第二，这个“对犹太人的爱”，正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能够观察到某种可疑的东西。我不能爱自己或者所谓自己人的一部分。 在此阿伦特区分了伦理层面的爱与政治层面的爱，政治层面的爱表现为责任，但伦理和道德无法与政治划清界限，有时候人们可能为了政治责任而背叛私人性的爱，或者因私人性的爱而放弃政治责任，当然具体到个人，这很难取舍，比如阿伦特对自己的爱人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态度。反世俗政治的情绪从基督教兴起开始就由来已久，直至自由主义的时代，“生意”取代“主义”，成了人们的常识，让国王脱下军装，工业和商业自然就凯歌高进，这是19世纪比如斯宾塞等自由主义者的历史观。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政治摧毁了“生意”，无数个人，即阿伦特所秉持的私人之爱很不情愿地撞上了“民族之爱”，这时候，真相是怎样的，政治该如何表述，人们遭受了怎样的煎熬，罪与罚等问题，不是干瘪的几条历史教训就能回答的。
法学教授、小说家施林克就迎着这样的问题，知难而上了。那个叫汉娜的女人，他的爱欲导师，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这私人之爱如何坚持？当私人之爱遇上政治责任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爱的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名纳粹党徒。施林克的反应是怎样的，如不回答这样的问题，阿伦特所坚持的“积极生活”（中世纪的拉丁语将亚里斯多德的原意“政治生活”翻译成“积极生活”）就无立足之地。在现代道德的尺度上，为不伦之恋辩护没有太大的难度，真正有难度的依然是政治尺度。确认“爱人”的罪恶，就如同指认自己的罪一样，阿伦特也许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自己和犹太人的关系，她发现的可疑之处是：犹太人遭遇不正当，这没什么可说的，可说的部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抵抗？成为受害者，在历史的长度中是否就意味着拥有了全部的政治豁免权？
去指责受害者，这在情感道义上为人们难以接受。但受害者的政治责任，恰恰是政治学一直欠缺的维度。因为清算施罪的一方，是历史的普遍作法。政治更多的时候，是针对群体发言，因此清算的也是某个施暴的集团、政党、或者政治势力。而为个人辩护的声音，其极端逻辑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或者施害者，正如战后德国人的反省：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阿伦特认为，如果这样，就没有罪与非罪的问题了。罪与非罪是个宗教概念，政治表述应该是责任担当。有限的审判席容不下群体的数量，选谁或者不选谁，只能采取非常简单的标准和非常偶然的因素，比如那个因乔装改扮而失败的艾希曼，比如为文革担罪的三男一女——史称“四人帮”。镇压与审判是政治的强力部分，如镇压一样，审判也是暴力形式的一种。在法的面前，个人是抽象的个人，法不参照具体、差异、偶然与特殊，但这个站到被告席上的人，如何抹除掉与生俱来的具体差异偶然和特殊呢？阿伦特发挥了康德的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即康德从自由意志所推导出的任性——恶之起源，来观察恶之行为本身，即“平庸之恶”。
如果能从恶的结果推导出恶的动机，这是对恶之深度的还原。但阿伦特显然不愿意这样做，一种机械的无动机的恶，无法为恶的结果负责，阿伦特把这解释为判断力的丧失。但《朗读者》并没有在此止步，施林克执意回到恶的起源，汉娜是有判断的，这判断就是康德说的纯然理性，无条件不计算利害地遵从法则，执行命令的法则，因此，汉娜觉得没有辩护的必要了，再往前，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深渊”了。当然，汉娜的行为本身导致了恶的结果，而在恶的另一面，这不容争辩的理性也可能导向一个善的结果，这就是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对美国革命的评价。在立国的最基本原则上，原则是不容争辩的，阿伦特称之为“神圣理性”。《朗读者》还在往前推进，汉娜最终还是判自己有罪，她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这又是为什么？这只能是文学艺术才能面对的问题。
（二）个人秘密与羞耻
政治不允许也不主张个人审判，审判是基于人们的共识所达成的行为。政治理性必须在公共空间才能展开，判断的正确与否，在于各种意见的激荡、争执、反对、同意、说服与被说服。但到底应该追究什么，什么最值得追究，什么可以暂缓追究，政治判断更关心的是前者，在逻辑上不能自相矛盾，在法学层面不能自相冲突。这就是伯格面对汉娜的态度，哪怕他因惊诧和痛苦蜷缩在旁听席上。屠杀就是屠杀，背叛就是背叛，告密就是告密，面对历史，面对结果之恶，面对生产恶的意识形态机器，这是不容争辩的，必须接受审判。然后才是人的不纯粹、不反省、不思考、不得以，有意作恶还是无意作恶……总而言之，人性的脆弱。然而人性的脆弱也不能和政治划清界限，应该把精神生活的维度引入政治，改变希腊传统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割裂，这也是阿伦特所主张的。聆听朗读的汉娜，她内心怎么想的，人们无从知晓，人们看到，她依然津津有味地聆听伯格的朗读磁带，但磁带上的朗读和当初床榻之上的朗读显然不同了。在声音之中，两个人都在和自己的内部世界做斗争，这斗争就是精神生活的起点。精神生活是政治无从显形的部分，是对政治外露的、整体的、抽象部分的补充。这外露的、显在的部分，就是政治的建制，包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政治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把政治外显的部分放入主体性思考之中，他认为主体是被意识形态机器召唤（interpellation,有的译本翻译成询唤或者传唤）的结果。受政治与法的召唤，人说“是的，是我”，这也是法庭审判的问询程序。主体首先是服从的产物，这在福柯那里转换成文化建制或者话语行动。在国家之中，在民族之中，在议会中，在警察局、法庭和监狱之中，人划定了自己的主体性坐标，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被规定好了的。但人还能做什么，更准确地说，这个个人还能做什么，就属于精神生活的部分，当这个部分充足与丰富的时候，人明确了自己还能做什么的时候，接下来的行动就是政治的，但政治不仅仅是行动。
个人那易碎的精微的精神生活如何抵临政治那宏阔的外部器官，如何走向广场、法庭、以及被强光笼罩的公共空间，这段距离该如何测度，比如电影中的汉娜自己，该把哪个汉娜放在第一位：纳粹汉娜、文盲汉娜、情人汉娜……对于政治审判来说，她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纳粹汉娜。难题出现了，公众或者历史只能辨认出纳粹汉娜，这是集体反思的结论。至于文盲和情人，这是律师伯格才知晓的秘密。这秘密只在微小的个体面前，才得到呵护，但这秘密却是个人精神生活的第一推动力。
集体反思如何得以进行，集体反思可以等同于法庭的审判吗？或者反思就是审判吗？谁审判谁？人们习惯认为主语是“历史”，而历史的执行者，以群体名义发生的一切，比如屠杀或者对屠杀的审判，因为屠杀的麻木不仁，审判也相应的会是麻木不仁的，小说《生死朗读》呈现了有关审判的麻木细节，这在电影中没有更细致的表现。但审判必须发生，这是一个健康的政治肌体应该有的反应。而反思就没有如此强烈的唯物属性，因此集体反思可以说是反思的外显部分，而不被看见的部分，难以呈现的部分，就发生在具体的个人那里。个人反思的推动力在哪里？政治隐形运作的现场，在人们的知觉层面，比如伤痛，它像牙疼一样，跟个人的躯体感应相关，这微小的生理疾患难以言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难言之隐。
“平庸之恶”以后，恶的深度就被抹除了。有罪与有病成了精神分析关注的话题。弗洛伊德在其晚期作品《自我与本我》中写下这句话：“一个正常的人既比他所相信的道德更不道德，也比他所知道的道德更加的道德。” 他解释说，就人性的善恶而言，无论善恶，总有一个比他所能知觉到的范围更加广阔的范围。那么这人的意识无法企及的范围指的是什么？精神分析学理论告诉我们，这就是超我与本我。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人也许比他所了解的自己更高尚，也比他所了解的自己更邪恶。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分析结果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症状就好理解了。忧郁症患者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被崇高所辖制；反之，强迫症则力图甩掉超我的监控，把自己作为本我的对象，沉迷于破坏。一边是高强度的良心谴责，一边是“嗜杀成性”的自由本我，自我的调节、阻挡和抑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精神分析表明：人是某种精神装置，其机制运作的动力结构，决定了做一个一个正常的人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的“常识论”在此周转不灵，比如“人不应该撒谎”是常识，但善意的谎言是被允许的，伦理学补充说，人是某种困境-悖论的产物。悖论就不正常，不正常的人如何践履常识？常识论的哲学基础是人对外部的知觉反应，手碰到火会疼，趋利避害的本性会让人下次避开火。但“上刀山下火海”的豪情以及历史事实比比皆是，意识形态在更多的时候，往往作用于人的内部知觉——即良心的官能。
忧郁症因自责而自毁，并把崇高的诉求转向外部世界，这时，革命就发生了。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列举的一系列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几乎都是贵族，他们反对自己的阶层，就是反对自己。而背负着煽动暴力罪名的卢梭，在柏林看来只是嗓门大点而已，他骨子里是理性主义者，并且卢梭出身卑贱，他不反对自己。崇高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是某种症状。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还表明，无意识的罪恶感，是“犯罪”的内部动机
精神分析学中的愧疚与自责，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相关，因其屏蔽了社会外部原因，使得其理论推导必须依赖这个所谓的“情结”假设。其实假设与前提，是政治推导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未经反思的行为、盲从与麻木属于“平庸之恶”，那么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恶就显得“伟大”了吗？这依然是在理性假设之上的两种结论。如果抛开这个路径，从精神分析方法上展开，就会发现精神机制的双轨运作担保了自我的不稳定性，即主体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让自己反对自己成为可能，但其前提是第二个“自己”得首先成立。即汉娜首先是纳粹，然后才是其他。正如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召唤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政治身份是人的首要身份。而反思的基础则来自于这个身份的非稳定性，汉娜的内心有一个理想自我，她对朗读/倾听近乎病态的迷恋，是克服恐惧的方式。汉娜恐惧什么？
（三）良心的官能
汉娜不识字，汉娜是文盲，汉娜觉得羞耻，这是仅仅属于汉娜的难言之隐。汉娜在法庭上的表现证明，她不会因杀人而羞愧，她要保全的是一个符合理性、遵守纪律的自我。文盲不等于无知，但人所具有的天然理性能力，并不能保证主体的完整性，这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冲突。有罪与非法是两个概念，有时候，人们有罪，但合法，而合法，并不代表人无罪。宗教层面的罪与非罪，无需辩解，摩西十诫的政治含义就在于此，有罪就等于违法（大写的LAW，即神律）。但在世俗政权的领域，即启蒙理性之后，罪与法割裂，人可以为自己辩解。一旦人能够为自己辩解，审判就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审判的执行者不是神，而是人。
于是良心的形式内隐后，精神分析导入了人的精神生活。倾听朗读的汉娜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学习者，她在学习精神生活的技能，这技能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学的。当然人们可以反驳说，很多纳粹党徒是艺术与文学的高超鉴赏者，他们的人文素养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屠杀行为。滥杀或者屠杀，是审判的结论，因为历史上那些未曾受到审判的屠杀——掌握了历史主动权的屠杀，被转译成解放、革命或者圣战。那么是不是要对所有的杀戮进行反思，这是一项浩大的政治工程。因此，反思最基本的截面，最容易启动的部分，依然在个体这里。并且，我们依然无从获知，汉娜的自杀，汉娜对自我的审判，是不是因为那桩让犹太人葬身火海的惨剧。也许，人们只能进行推测，学会了精神生活技能的汉娜，发现了另一种辨识自我的语言系统，文学的世界只有生命，世界不过是自己的影子。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必然是人和世界的，在此，她依然把政治和精神生活割裂了。这种割裂，实际上就是个人和政治的割裂，人们会因此辩解说，我是迫不得已，我不这样做就会怎样怎样。比如，我不揭发我的朋友，我就会遇上麻烦，因此，成为告密者和我无关，和政治环境有关，和畸形的政治气候有关。2009年4月1日，《南方周末》登载了章诒和的文章《卧底》，引发了知识界对“告密者”的思考。《卧底》的卧底者，是为当代读书人所熟知的前《读书》杂志主编，翻译家冯亦代。早在十年前，冯亦代1958至1962年的日记《悔余日录》出版，该书记载了冯亦代和当时的右派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冯亦代把交往“细节”，这些人在私人场合的所思、所言、所为，整理成材料，向“组织”汇报。《卧底》一文，正是以该书为原始材料进行的再度叙事。两个文本时空交错，冯文中的“努力工作 改造自己”——卧底，在半个世纪以后的章文中就是“伤天害理”。天理就是，不管怎样，人不能出卖信任自己的朋友。因此，在这条法则面前，“悔”就变成了自我慰藉。中国人信天，天理不同于西方成为自然法的神律，天理直接垂落到人的行为准则，天理召唤君子，而君子从天理中认出自己。成为“君子”，既是伦理实践，也是政治实践。然而道德义愤怎么转化成政治审判，至今没有答案。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种罪，其中道德层面的问责，往往容易演变成廉价的情绪宣泄，比如章诒和的《卧底》：章家对冯亦代可谓仁至义尽，而冯却以告密回报，所以“天理难容”。
（四）告密是“崇高”的
道德与政治的交锋，制造的难题就是：面对政治上的审判，人们可以援引道德，相应地，面对道德审判，政治理由是可以为自己辩解的。就政治而言，告密是“崇高”的，就道德而言，告密是“可耻”的。告密者与朗读者不同的是，当集体的政治审判或者公开的历史反思没有显形的时候，追究告密者，只能陷入一种个人恩怨的叙事中。那段不曾开口说的历史，被强权禁止回忆的历史，就成了集体的秘密。集体秘密对于参与那段历史的人来说，既是庇护，也是隐痛。道德问责在此完全无效，因为这不会开口说的历史，成了象征意义上的替罪羊。
历史需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国家之内的个人，也正是在其中来辨认自己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的摇摆所导致的精神危机，对于经历了当代中国两个三十年的人们，成了某种难言之隐。当国家的良心官能处于麻木状态的时候，个人反思的展开就会充满歧义。要么以受害人的姿态出现，要么干脆保持沉默。章诒和在《卧底》一文的最后写道：“反躬自问，就好。”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作者自己。
对于没有参与那段历史的人来说，提请“反躬自问”显得如此轻松，包括索要真相的诉求，因为所有人都是历史构成的一部分，索要真相是以维护历史尊严的名义发出的，但人们很少提及羞耻，即共同的羞耻，然而生命正是在尊严与羞耻的双重向度上展开的。从政治主体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和自己所处的国家、社会以及历史都脱不了干系。在国家理性的层面，难言之隐所包裹的“恶”的因子就会保存下来，人们不知道它会在何时何地复现。集体秘密作为隐患，随时都可能爆发，集体秘密不但会扰乱个人反思，并且还会让个人反思偏离政治理性轨道，即把尊严留给自己，把羞耻推给别人。因此，个人反思的展开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就是国家层面的政治审判，即国家理性对其历史的恰当反应。集体没有秘密，集体秘密既不能担保个人尊严，也不能成全国家尊严。尊严的起点来自羞耻感，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是否感觉到“人人都有罪”，正如德国人战后的整体感觉，这是抽象的，同时也是仪式化的。在人人有罪的仪式化的界面上，“朗读者”才会显形，人的精神生活才能担保政治的隐形运作，才能避免个人的秘密遭到集体的清算，就这样，朗读才有效地呵护了秘密，宣告了政治审判的界限。而告密者所告发的秘密——即让个人的精神生活完全袒露在政治的开阔地带，必然导致政治的精神错乱。当个人秘密失守的时候，“人人有罪”的政治仪式嵌入日常生活，这就混淆了黑格尔所说的日常道德与国家理性层面的“礼拜日道德”。
如果存在一个集体共享的秘密，这本身就毫无秘密可言。如何破解这公开的秘密，它需要一个神圣的时刻，以某种共享的价值来对其进行判断，在如我所信的历史前提下，来悉心识别如我所见的历史以及如我所闻的历史，真相其实就是某种拼图活动。没有这个公共的判断，个人的精神生活就无法展开，个人就没有空间来确认其主体性。政治的公共判断来源于立国原则，在原则问题上，不容争论，这就是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所说的：自由与幸福。即如我所信的历史，应该保证这两项原则的执行，如果出现偏差，历史就会遭到审判。这两项原则依然是抽象的，这让历史审判成为可能。就政治的敞开程度而言，告密是不成立的，除非精神生活的沦丧。如果精神生活的维度被取消了，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这也是告密者冯亦代的困境。《卧底》的当事人在没有秘密可言的时代，反而还有某种羞耻感，这就是自己在政治上还不够纯洁，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和汉娜不同的是，汉娜的羞耻只有汉娜自己知道，是一桩私人事件，但政治羞耻则属于人们共享的秘密。
（五）政治审判的缺席
羞耻丧失了私密的能够发酵的个人空间，因为国家担当没有为个人腾出这个空间，让一种羞耻代替另一种羞耻，因此个人免责之说也无法成立，面对前三十年的中国当代史，至今人们还不知道政治意义上的个人责任界限在哪里。尤其平庸之恶以后，现代性批判把官僚机器等同于麻木的杀人机器，成为一名称职的公务员，即不管这公务员是在办证大厅还是在杀人现场，他们的行为仿佛机器般自动运行。把国家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的做法，实际上就消除了政治。在政治判断中，执行者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他要消灭的是什么。当然，在现代司法体系中，基本取消了政治犯的罪名。司法克制是现代美德，政治则运用其意识形态，继续发挥着功能，影响着个人精神机制的建构。如果单从司法角度来探询政治，或者从单纯的现代性批判框架来质询，朗读者与告密者都不足以引发思考向其纵深挺进。
因政治审判的缺席，私人记忆只能向道德求援，如我所见的历史，只能从人性的角度切入，但人性是如此的杂芜，比如之于章诒和，冯亦代几乎成了白眼狼，但冯亦代的朋友眼中，即二流堂的知识分子们，却亲切地称呼其“冯二哥”，经验层面的冲突是没有止境的。而对于后来者，即没有参与那段历史的人，面对如我所闻的历史，如何进行判断？即使有一种如我所信的历史，经由政治审判而显形，但“朗读者”分明又将政治审判的不足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阿尔都塞在其名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写道：“仅就单个的主体而言，他所信仰的观念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那么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 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制造了主体，意识形态冲突本身，需要一种仪式化的确认，这让政治审判具有了某种物质属性。但至于人为什么一定得举行这个仪式，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如同无意识，是人对其现实存在的一种想像性表述。对现实存在的想像，牵涉到人对自我的想像，对自身的辨认，被意识形态的“永恒性”所笼罩，阿尔都塞取消了意识形态的观念化边界，使得政治与古老的“存在”问题相遇，因此去意识形态化或者一种去政治的表述变得可疑。其可疑之处在于，仿佛意识形态存在一个外部空间，让人的进进出出成为可能。政治审判的缺席，恰恰就是意识形态的缺席，如同过去带有强制力的国家意识形态侵犯个人精神生活一样，国家意识形态的过度与不足都有可能制造某种恐慌。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政治要么奴役个人精神，要么就是被物质所奴役，政治似乎外在于精神，或者外在于物质，成为第三方力量，影响着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更多的时候，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有意排斥政治，以此获得其纯正的效果，政治是令人反感的，人们宁可用力的强弱来取代对政治的认知，以此抵抗强权声援弱势。但强弱对比针对一定范围，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态势，去意识形态化以后，政治敏感成了单一的权利诉求，而国家机器的自我平衡功能对权利诉求的回应，更多指向的是政权稳定，已经和政治信仰没有多大关系了，这也是政治审判无限期延宕的原因。
个人所信仰的观念，既需要具体到一个动作，这就帕斯卡所说的“跪下，你就信了”，也需抽象为集体价值，这些价值蕴含在如我所信的历史中，并通过政治审判得以显形。政治信仰不同于权利诉求，政治信仰担保权利诉求的正当性，并以责任的形式规约着权利界限。权利与责任是社会契约行为，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有不同的解释。政治信仰超越具体的意识形态之争，这永恒意志在国家精神与个人精神中得到统一，如果汉娜不站到审判席上，“朗读者”的人性深度就无从展开，反之，没有审判仪式的国家反应，告密者只能是告密者，混淆政治审判与道德审判，道德污点会从这张脸甩向那张脸，要么都是告密者，要么都是受害者，当人人都变得无辜的时候，人人都会成为历史的债权人，那么向谁索要真相，反思由谁启动？
国家强硬的主权姿态，是为了铭刻其在世界的位置。在权力和权威之间，国家精神体现的是政治深度。主权之内，个人与国家存在一种双向辨认的关系，就是说人们在国家性格中辨认出自己。国家权威需要人们的服从，而服从首先体现在模仿，人们会模仿国家话语，因为主体首先是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如果国家对历史不负责任，个人自然也不负责任，如果国家没有原则，具体到法规的朝令夕改，那么这个个人自然也没有原则。面对历史的大是大非，强迫遗忘所戕害的首先是国家精神，当人们被迫服从权力的时候，也是权威丧失的时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国家的一种恰当的政治反应，不仅能够塑造主体，还能推进个人的精神生活。国家意识形态召唤这个主体显形，这个主体，这个具体的个人，沉默也好，辩解也好，都构成了政治自由的一部分。罪与罚来自深沉的政治情感，人们带着对国家的信任与依恋，集体的羞耻与屈辱，需要得到公开的宣泄，而不是内化成集体的秘密。在这个前提下，历史自有选择，必须铭记的部分与必须遗忘的部分才会清晰起来。
《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http://www.tugan.co.uk/topic-2049/
Author: 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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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楼
星期日 二月 17, 2013 4:06 pm
仁和吴苹香女史（藻），有［金缕曲］一阕云：
欲补天何用。
倩销魂、
红楼深处，
翠围香拥。
呆女痴儿愁不醒，
日日苦将情种。
问谁个、
是真情种？
顽石有灵仙有恨，
只蚕丝、
蜡泪三生共。
勾却了，
太虚梦。
喁喁话向苍苔空。
似依依、
玉钗头上，
桐花小凤。
黄土茜纱成语谶，
消得美人心痛。
何处吊、
埋香故冢。
花落花开人不见，
哭春风、
有泪和花恸。
花不语，
泪如涌。
明镜生和一阕云：
悔入迷香洞。
只痴情、
缠绵一缕，
死生断送。
打破繁华归大觉，
醒到红楼好梦。
始信道、
聪明误用。
往事凄凉都忆着，
恁招魂、
苦了悲秋宋。
难补满，
情天空。
漫言缘是前生种。
便神仙、
尘寰堕落，
任人搬弄。
呆女痴儿如许事，
织出天衣无缝。
赚千古、
才人一恸。
无可奈何花落去（成句），
悟空明镜影偏珍重。
人宛在，
香花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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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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