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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沪剧网的钱途
星期三 三月 06, 2013 10:15 am
恨天不与人方便，马上就雨夹雪，不好出门赶长途。窝在家里了。
开始码字。
小黄站长创办中国沪剧网，很不容易很钦佩。
大家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不懂经商，只知道高兴有了这么一个专业网站。
黄世怡这三个字该进入沪剧史册。
后来就听说了他办这个网站年年亏损。
于是就有了120收费规定。
很抱歉，我一开始就持异议的。
理由有三。
1，120杯水车薪。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因为并没有设立新规之后转亏为盈的后继报道。今年最新的拜年帖也没有提及感谢VIP贵宾使得网站得以无亏损运行的字样。
或许可以去点数多少贵宾人数，乘以120就能知道会费总额。
大概是千字头吧。
反正跟当年提出的说法两三万相去甚远。
当然，有胜于无。所以对贵宾们十分敬重。
2，敬重贵宾之余，并不想参与这个贵宾行列。
倒并不是120怎么样，上次在星巴克和两位沪剧网网友就喝一杯咖啡，差不多就是这个数。那年滩簧找我有事，寻一个地方随便坐坐也就得掏钱。
问题在于120是中途提出，由此剥夺了建网初期与小黄这个网站一起成长的资深网友好些权益。
假如一开始就明确本网站是收费网站，不交钱不能注册就是个游客可以看橱窗不能进店堂坐下来高谈阔论，那倒也罢了。至于是否会有今年天这样的规模那是另外一码事。
开办了好长时间，突然靠120分出阶层，并且就此剥夺了“贫下中农”——对不起借用一下——原先拥有的种种权益，那就太不够意思了。
至少给我的个人感觉是店面开张了，兴旺了，把老顾客老朋友凭空降低一个档次。你们没有交120所以就大堂散座。本来楼上雅座也是赤着脚的阿桂照样可以进去点菜，现在不行了。谁叫你不是贵宾呢。
所以，原本一视同仁的情况完全被新规推翻。
本来，好多网站有升级制度，但那是鼓励网民参与，不是靠120就可以火箭式上升。
3，可以推介一些网站作为站长参考。
我是在120推出的时候就去咨询的，虽然我没有商业头脑，相信作为网络好友，那些消息还是可靠的。
咚咚锵网站。
据说就凭区区几个广告每月都有盈余。具体数目不便奉告---站长他告诉了我一个平均数。
中国戏剧网。
同样如此，没有年年亏损导致收费120的现象。
可以说上面两个网站开放程度不如中国沪剧网，那么请看——
中国黄梅戏网。
中国越调网。
中国京剧网。
中国评剧网。
扬州扬剧网。
中国川剧网。
中国评弹网。
例子多多，不再列举。
就是中国沪剧网的姐妹网站越剧网也是非常开放。
这些网站都没有120现象。
或许可以去取取经。
最后，还想说几点不是对120置疑的钱途问题——
一是小黄作为站长，不仅维护技术层面上的运行而且维持经济上的商业运行。很了不起！
我个人的观感是商业广告越来越好。
那一类相对比较容易拉的性感广告明显数量有所减少。
再次感谢再次致敬！
二是强调捐赠，代替收费。
收费划分了阶层，捐赠则不损害广大不捐赠网民原有的利益。
捐赠数目绝对不限于120。
说不定就像一位卯金刀先生那样慷慨解囊一次性就是壹万，！！！
那就是好几十位贵宾的年费了。
捐赠的名单应该专门列表设置高亮以示表彰。
这表彰更像是一种荣誉，而不是网站使用权益的超越他人。
捐赠数额不论大小。如果每位网友捐赠哪怕一块钱，据说现在拥有五万网民那么小黄早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三是凡依靠网站来推销商品的可以考虑酌情提成。
因为既然是商品，那么就按照商场规则来办理。
小黄站长提供了这么一个推销平台，虽然不收广告费那也得有所表示才是双赢局面。
至于小黄站长是否愿意设立代销点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大体就说这些和钱途有关的事情。
不管结果如何有无帮助，出发点总归是振兴戏曲匹夫有责——我的座右铭。
有好心的网友担忧一旦这个网站维持不下去怎么办。
我的回应是不必杞人忧天。天塌不下来。
就算天塌下来，也还有去处——不需要维持运行费用的好去处。只要网民大伙心不散就行。
站长挪了窝，大家紧跟上就是。
今天还有事忙，第二部分中国沪剧网的建设第三部分中国沪剧网的愿景会后续贴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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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其不意的李安
星期三 三月 06, 2013 8:22 am
口述：譚盾
採訪：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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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 马友友 谭盾
我和爱人（女的）一起看完李安的《断臂山》，感动极了，喜欢极了——回想起来，我和李安在纽约相识已经十几年了。
那时，90年代初，我们一拨人集合在纽约这个中心，很像歌剧《波希米亚人》演的那样。像李安从台湾，我从湖南，陈逸飞从上海，陈凯歌、艾未未从北京到了纽约，冯小刚也在那拍《北京人在纽约》，他呆了7个月。张艺谋也是纽约的常客，他最喜欢吃纽约的蕎麦面，每次都叫两碗。
这使得纽约很有意思，一群特别有理想的年轻人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地域来到纽约——还有香港的Vivienne Tam。来这的每个人都提两个包，分别装细软和各自的经历。有的是插过队，种过田、有的是当过工人。
就像冯小刚说的：纽约是天堂，纽约也是地狱。但对我们来说，纽约很神奇，它像是一个梦想者的天堂，一个实验艺术者的乐园。在那你能见到来自全世界的“神经病”，很年轻，又很艰苦，比如说陈逸飞刚开始在洗汽车，李安带孩子做保姆，我在地铁里拉小提琴，艾未未在剧院裡当跑龙套演员。
白天我们为牛奶面包各自为战，一到晚上，我们聚在一起谈理想，“吹牛”。每个人都吹过去的“牛”，我在湖南怎麼样，他在上海在北京怎么样，李安在台湾怎么样。
这中间李安是最为城府的一个。他不大吹牛，他喜欢听，听了他也不大表态，但是他有很深的沉思。他的外貌就给人很从容而且深邃的感觉。
一年春节，纽约艺术家们相聚联欢。那次我发现，李安在他从容时，又会有很多出其不意的表现。
“春节了，咱们请李安为大家唱一首台湾民谣怎么样？”大家起哄。
李安连说不行不行，“那怎么好意思，我五音不全——”脸红耳赤的正推搪间，忽然，他头一抬，眼睛直望一个角落，嘣的一声他开唱了！
说实话，他唱得很可爱，很朴素，但从我搞音乐的角度看，他是跑调儿跑得离谱。他唱完，因为跑调，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他就带着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实在是五音不全，你们这是赶鸭子上架。”突然呢，他眼睛又一瞪，说：“我再来一首吧！”
这就是李安。他实在太可爱了。我总觉得他是我们这帮艺术家中的阿甘，他的生命中有一种非常顽强和朴素的东西，他的这种顽强和朴素是他自己都不大察觉的。唱第二首时，大家都不笑了。所有人都感觉到这不是台湾民谣，而是一种，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声音。
最开始我以為李安是个写剧本的，也听说他剧本得奖的事。直到他做《推手》，我才知道他是个导演。
其实每次做电影前，他都跑来跟我聊音乐。聊《推手》的，聊《喜宴》的，聊《与魔鬼共骑》的，聊他自己的一种创作。他也常常到我们那裡喝茶，边喝边聊这个音乐要怎麼处理。但是他从来不跟我说，请我作曲。
所以我们实际是一种朴素的相处，我并不觉得一定要為他作曲，他也并不觉得要请我作曲。
因為在他印象中，我永远在跟他谈我的一种非常疯狂的实验音乐，他可能觉得我在音乐上的想法太疯狂了，如果运用到电影上，令人担心。
聊《与魔鬼共骑》的音乐时，他跑到我工作室来听我吹塤。
李安说：“我总觉得陶的这个声音，跟美国辽阔的土地，跟印第安人，跟玛雅文化有很深的联系。”他又问我塤这种东西会不会太中国，有亚洲痕跡。
这让我觉得，李安虽然是在拍世界题材、其他种族的题材，但中国文化的贯通在他这里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后来他拍《理智与情感》、《冰风暴》、《断臂山》这些，从中都可以看到李安非常深刻的中国艺术家的情怀。
《卧虎藏龙》：我和马友友都很幸运地参与了李安的梦想
李安一直这样跟我聊音乐，直到1994年的某一天，他约我到中国城吃饭。他问：“你觉得这个功夫片怎麼样？”
我说：“我对功夫片不感兴趣。”那时听港臺片的打斗，我就觉得永远像是电动游戏室裡传出来一样。
但李安说：“正因為你不感兴趣，我想跟你聊一下，我非常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做它。因為武侠这个东西，实在太宝贵了！”我一听：呀，这个阿甘可能要有地震性的想法了。
他聊他小时候，总觉得武侠是很“神”的，是很怪的、很灵的、很飘的。这就对了我的味。
我们聊武侠的起源时发现武打艺术是 从戏曲来的。那种所谓打斗，完全是意念的打斗，哲理的较量，阴阳的平衡，然后李安说，这种张力他觉得他感受到了，他要用另一个角度去把这个狭义的武侠拓展，延伸。那时距离他拍电影还有4年。
实际我在听李安讲他自己对武侠的新的角度的设立，对於“侠”的内部空间的探索时，我被他所激动了。李安是在探索“侠”内心深处的一种空间到底有多大，这空间实际是非常之博大。但这空间从音乐上又该怎麼去表达呢？这个问题我们聊了很久，常常下午两叁点聊到六七点，天黑了，灯也忘记了开。
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最近的时间怎麼样？”
我说最近在写几个交响乐啊。我问他：“你这个《卧虎藏龙》準备找谁搞音乐？”（因為以前我们一直这样谈话，也从来不涉及两个人的合作）。他说：“你来写啊。”
这是李安的说话方式，让人有种冷不丁的感觉。
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意见一致地确立要找到一种声音，它不是外表的音效，而是内心深处的撞击。它让你觉得紧张、揪心。而外表的东西，若你把节奏加快、加到非常的随意和浪费以至不能再加的时候，才发现无能为力了。
李安问：“你喜欢京剧吗？”
我说：“我以前就是京剧团的。”京剧中一旦打斗，锣鼓点的打击乐一定是打心的。我们这就定下从戏曲打击乐裡找寻中国武侠音乐的方向。李安自己也喜欢玩点儿乐器，他最喜欢吹簫，还喜欢胡琴。李安问我：除了戏曲打击乐外，还有没有弦乐？他认為胡琴很有意思。
我们于是讨论《卧虎藏龙》三个主要的外景地，北京紫禁城、新疆戈壁滩、浙江竹林，有没有一种音乐方法使得这叁个地方的故事有一种向心力？我说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絃乐器，不能说紫禁城用京胡，竹林用二胡，戈壁滩用马头琴。如果叁个地方都用不同的乐器，我认為这对电影很危险，因為故事的述需要向心力，统一的结构性。
李安问：那谁可以把大提琴拉得像胡琴？像京胡？像马头琴？
我说：马友友。
1996年，我正跟马友友合作香港回归庆典。我特别感激马友友，他那把大提琴好像不止是表现过去的声音，德佛亚克、舒曼、海顿、巴赫等等，还可专门表现未来的声音。这慢慢让我们发现，我们叁个非常相同。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在纽约，我们三个对于艺术题材的挖掘和探索，永远是排除了文化的界限。而无论我们在表现什麼样的题材，中西还是古今，有一点，我们原来中国文化本身的教育和燻陶，我们非常珍惜，是摆在指南针的位置。虽然李安来自臺湾的中原文化，马友友来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我来源於楚文化，但我们叁个都涉足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创作与合作。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没有割断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的联系。从哲学上讲，我们叁个特别幸运地从中感觉到不同中的相同性。
这使得我们的合作是那麼的投契和恰如其分。
我跟马友友谈李安：“这是个天才。”但李安对于马友友，第一感觉是迟疑了。他后来非常幽默地提起他的迟疑：“本来我跟谭盾在谈胡琴，他呢，又把马友友给扯进来了。”
李安在回顾一个欣慰的创作时，他讲赏合作者不会那么大鸣大放，他只是很简单地去表述。我们三个人的关系，颇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互相之间有很深的共鸣、爱慕和信任，但我们不会有太多气氛性的世俗性的恭维性的描述。
我一直没有看李安拍摄，当他在北京紫禁城拍章子怡、杨紫琼飞簷走壁那段戏时，打电话给我：你立刻飞到北京来，这场戏很重要。
我见到李安时，没想到那么儒雅的台湾留学生，当时披了件解放军的军大衣在烤火，火的旁边有台电视监视器，他的眼睛就直瞄那裡。他一边烤火一边跟我嘀咕：如果这时能吃到纽约的牛排该多好。突然，他眼睛一亮：“哎，那个地方吊起机器，杨紫琼要……”
你发现这个导演非常低调，在这低调的过程中，他正塑造一个巨大的行为。拍完戏我们回纽约，第一次录音。我当时担心，万一李安没有听出来这大提琴是飘在音乐上的一根脊樑骨，万一他说这个不是他要的，怎么办。我发现，马友友一拉出来这弦，一段非常朴素的清奏，那一瞬间我看到李安的表情一下就松了。李安开始跟马友友玩。休息时他把马友友那把600万美元的大提琴拿出来，两人表演武打动作，还打电话叫来儿子见马友友，因為他儿子正迷大提琴。
我也很兴奋。作曲的人是最不愿让导演来听初次录音的，好比你是一个裁缝，当你在做一件衣服的袖子时他来看，你会紧张，你不知道他看这个袖子能看到什麼。但李安“看到了”。通常一个作曲家、一个演奏家、一个导演，这叁个人第一次录音会像敌人一样虎视眈眈，在想，这个万一不行，我可以说服他从不同方向再做一次吗？但我们三个，第一次录音纯粹在玩。
第二次录音我们选了上海。我们设想民乐、交响两支不同的乐队同时参与这个创作。飞赴上海前，李安说：“我没那麼多钱。”我们的心咚地凉了好大一截。他确实没钱，拍这电影他房子都抵押了。之前我们也从来不谈钱，到这一步，谈到怎麼飞上海，怎麼付上海交响乐团、民族乐团，怎麼付这麼多的独奏音乐家，怎麼付录音棚和剪接室时，我们发现，李安完全破產了。后来我们商量，是不是可以找我和马友友所在的索尼唱片公司，由唱片公司来出钱。我想，李安同时是非常幸运的，他激动人心的梦想，使所有人都愿意用自己的艺术生涯参与到这个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中来。
李安为了拍《卧虎藏龙》，整条腿都瘸了。2000年，我们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是录音，还有一件事就是给李安找中医看风湿。这次我又发现，李安的沉稳、一丝不苟常常让你琢磨半天。第一次录完我特别满意，我问：“李安，你觉得怎么样？”李安望了我半天，沉思了五十几秒（这很长的五十几秒呀），突然头一抬，说：“好像笛膜松了一点。”
接着他说：其他都非常好。我们听后笑作一团。他很奇怪，这五十几秒其实是在想笛膜的事。后来我们解释给他听，南方的笛子吹起来，笛膜是要松一点；北方的笛子，膜要紧些。
第三句话他说：“你觉得我可以跟这个吹笛子的人学一学吗？”
大家又笑得一塌糊涂。我们马上带他到豫园买笛子，在上海第一次录音后他就放松了，除了找中医看风湿外就是学笛子。
《断臂山》：我看到了李安电影始终如一的儒雅、真实、勇敢、狂热
李安在比较文学、比较电影、比较视觉方面的感受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永远有一种在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待自己的长处、优势的能力。
在《断臂山》里我又很强烈地觉察到了这点。我觉得《断臂山》让你忘却它是关於男人与男人的问题，它就是人与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论界、电影界、文学界、艺术界对李安一片讚扬。这个讚扬不是虚张声势的欢呼，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崇拜。从他的中国文化底蕴裡，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是当今的时髦和潮流所忽略的，所以在《断臂山》裡，你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非常儒雅、非常真实、非常勇敢、非常狂热的东西。
这四点恰恰在李安整个电影的表现当中，特别令人信服。
《断臂山》的小说很有名，好莱坞的导演都不敢接。它是一个关于西部牛仔的题材，在美国文化含量类似于中国的寻根文学，直指美国的脊樑和灵魂。这空间太有限了。所以我说李安勇敢。拍完《卧虎藏龙》两三个月他就接了这戏，全球等他的好戏。
这期间他只拍了一个《绿巨人》，我知道李安是铆足了劲在《断臂山》，拍《绿巨人》是中间休息一下而已，所以《断臂山》是一种真正的胸有成竹。他总像阿甘一样，无论外面的风大风小，对他都无足轻重，好像都是很自然的一种行為，他身上实践一种很显见的道家哲学。
当然现在也非常注意美国电影的一种状态。我本人也是奥斯卡评委，但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就是大家都希望李安得奖。昨天我刚刚从澳洲回来，澳洲报纸的电影版整版都在讲《断臂山》，讲李安现象（这很像当年《卧虎藏龙》得奖之前被全世界在谈论）。没有哪部电影像《断臂山》这样同时拥有极端的赞扬和批判，批判当然是来自政界和保守主义。美国中西部很多院线撤片，澳洲的中小城市也是这样。报纸上开始刊登另一种东西。
我读到了很多，在不被放映的城市中，有人带自己的妻子或女友看《断臂山》（这似乎很强烈地告知他不是同性恋），他们说：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住在这个地域就得开两个小时的车到另外一个城市看这麼感人的一部片子？报上的标题是：这部电影不在我们的城市上映，这不公平！
我自己预料，无论是从投票人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或是从电影爱好者的角度，我觉得《断臂山》已经赢了。他赢得全世界对一个杰出华人的肯定——中国人的文化品味是非常值得信赖和骄傲的。剩下那些争议，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我非常喜欢《断臂山》。第一，它的音乐我很喜欢。从头至尾是一把简单的吉他。我觉得李安在用这音乐时，总觉得这好像是中国人的古琴，又像中国人的书法，那麼简单，又饱含深邃和复杂。第二，视觉也非常好。我从来没想到美国中西部能拍得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它有一种等待，有一种无限的呼唤，对人性美的呼唤，这超越了性别。第叁，剪接流畅，干干净净，非常从容，不注重宣泄，不注重效果和宏大营造，不注重此起彼伏的反差，这正是我们当代导演中特别被寻求和器重的。
我也特别喜欢李安。我们两个的太太的英文名很巧都叫JANE。聊天儿时会问：哎，哪个JANE？我太太坐月子的时候，他打个电话说：我要路过，看一下你太太。当时我很奇怪，还第一次接到朋友这样的电话。他专程跑来送一个带“佛”气的台湾瓷器杯子，他跟我太太说：“坐月子，用这个杯子喝水比较好。”我觉得李安有一种很淡的深情。
去年他在威尼斯得奖，我拨了个电话，他自己接了。我很惊讶。他说：是啊，我一直在接电话啊。很多艺术家在他们很风光的时候会自动消失一阵，但李安并没这种观念。无论在他最难熬最黯然的6年，还是在他最为得意的人生，他都是那个阿甘。
原載於《生活》雜誌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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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遗诗
星期二 三月 05, 2013 8:44 am
七绝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五律
神州火似荼，
炼狱论何足。
义举惊庸世，
奇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
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
时发一短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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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诗作选
星期日 三月 03, 2013 12:37 pm
《慰炎于狱中》
面壁高歌字字真，
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
巨眼何人识书生？
《怀炎》
细雨寒风忆楚囚，
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惜，
咫尺天涯几许愁。
《鹤唳集》序
同为天涯客，
飘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唳，
细雨立寒风。
面壁居囹圄，
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
读罢泪眼红。
为探望正在病中的徐海东将军所作
劲绿成荫曲径幽，
门前一湾小溪流；
沉疴不起经三载，
髀肉重生已白头。
《梦游玄武湖》
紫金山下着清秋，
鼙鼓声中访莫愁；
断壁残垣增帐惘，
丑奴未灭不堪游。
《步前韵》
栖霞夜雨秣陵秋，
旧日山河故国愁；
遥拜中山魂欲断，
低头潜入白门游。
国破
国破家亡不堪忧，
当年好计付东流。
遥望百粤风云急，
落雁仃伶能不愁？
无题
遍地烽烟何日休？
云山遥隔几回秋。
鸾凤飘泊应同根，
淮水长流故国愁。
《次一氓中秋一律》
山河残破息萍踪，
故国依然明月中。
十载患难凭赤胆，
一年容易又秋风。
星残月落诗兴浅，
漏短露重酒意浓。
冉冉清风添蜡泪，
覆杯高唱大江东。
《送别刘萧》
送君西去诉离愁，
飞渡鄱阳作楚游。
大别山中堪暂住，
会师江左待经秋。
雨夜有感两绝
一
萧萧细雨又黄昏，
独坐寒斋伴孤灯。
冉冉清愁成绮梦，
醒来犹是客中身。
二
岁月磋跎万事空，
廿年落魄信心穷。
辛酸世味应尝遍，
荣辱何妨一笑中。
秋感两绝
一
一年容易又秋风，
目尽孤鸿故国中。
万里征尘归有梦，
天涯飘泊断肠同。
二
风雨萧萧戍堞湫，
惊秋雁阵落江洲。
夜寒如水征衣薄，
闭户挑灯写客愁。
农历除夕
云黯风狂岁暮天，
淮南作客又经年。
征尘落落知音少，
送旧迎新亦惘然。
壮士吟
灵相当权日，
萧王何处寻。
壮志空伏枥，
富小却盈庭。
郑袖故有之，
魏姝死不明。
丹心早许国，
贾谊是前尘。
秋风吹无力，
落叶扫不尽。
默默观史变，
萧萧壮士心。
夕阳
夕阳红似血，
群鹊噪枝头。
冉冉村烟碧，
潺潺溪水流。
阵中吹号角，
陌上起沙鸥。
谁说黄昏好，
何来一解愁？
自叹
如梭流光催吾老，
蜩螗国事几时了？
经纶满腹枉销骨，
湖海飘零晦自韬。
淮南闲居有感
狂豪不若少年时，
嫉恶如仇自笑痴。
历历丑恶收眼底，
春秋难续独吟诗。
《得信》
国难风尘夜未央，
天涯遥隔倍神伤。
常思苦茶心更苦，
回忆香江梦亦香。
荏苒西风音信绝，
驰驱苏淮戎骑忙。
偷闲欲寄河满曲，
忽到雁书喜欲狂。
《寒风曲》
寒风吹晓月，
大道锁青霜。
马蹄声声得，
方寸益惶惶。
此别伤心处，
无言泪几行。
《岁暮念妻》
纵然废弃在人间，
塑料原材岂等闲。
千里相思知何处，
几年隔绝梦巫山。
黄昏人影伶仃瘦，
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暮，
难忘往事走延安。
《给董慧》
一
相爱成遗恨，
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
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
今朝半残身。
但求息怨恨，
勉力觉新人。
道路分明在，
火里铸忠魂。
抗敌隐地下，
十载尔同行。
北上延安路，
朝夕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
俏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
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
当有风先闻。
二
千里驰书一片心，
巫山遥隔白云深。
朝思暮念夜成梦，
月黯花愁空断魂。
纵死不辞称所爱，
此生何时复相亲。
天摇地动倒流水，
但愿冬寒化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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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东南二组：大陆“洗脚”鼻祖——鲁迅
星期日 三月 03, 2013 10:59 am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 “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时又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能上毛泽东的封神榜，并被抬得如此之高，鲁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鲁迅的 “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新月社的干将，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鲁迅竟有精神病症，这是我的第三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鲁迅（1881－1936），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鲁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时，周家还有千亩良田和多达几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国后的阶级划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剥削阶级。不难想像鲁迅当年的富贵。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不想这事计划周密，却实施不严，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绪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严惩。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马上跑去主动交代问题，有了这个投案自首、坦白从宽的情节，再加上浙江官员的求情开脱（当时的中央权势减弱，地方渐有了拥权自重的诸候态势，朝廷也不得不重视地方意见），最后判了个斩监候（死缓），秋后再决定斩不斩，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这场变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较差，内火攻心，外加惊吓，竟一病不起。随着周家的败落，亲友邻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担，骤然压到了十三岁的鲁迅肩上，照应狱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亲，成了鲁迅的基本生活内容。少年鲁迅过早的感受了世间的人情冷暧，无疑这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后，鲁迅不无恨意地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周家的败落远没有鲁迅表现地那样沉重，家里大宅依旧，还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长妈妈。三兄弟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于读书。鲁迅二十九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见周家并没有脱离原有的阶级成分。坦白地说，鲁迅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之间受了以前从没受过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在此期间鲁迅的学习认真刻苦，毕业时考了前三名，成为公派留学日本的五个人之一。甲午战争后，国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先进知识的去处，这想法无疑是正确的，远比时下“逢日必反”的论调高明许多。向敌人学习没什么可耻，最可怕的是沉迷于盛世遗梦，对他国毫不知晓。反观日本，因白江口之败，全面学习唐朝。被美国打败，就全力学习美国。这种观念对比映衬了现在中日两国的差距。
不过，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才短短几十年，相对中国还在地上爬，日本也就刚学会走，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且日本对待中国的留学生，也远不如欧美的实在，划出一批三流学校给中国留学生，还给中国留学生大办预科班（也就是学前班）。“懂中国”的蒋介石回忆往事时，还不无遗憾的说，自己当年只读了个预科班。反之留学欧美的学生，进的是哈佛、剑桥。这两地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文化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两派的见识、思想、才学高低，各位看官不妨做个比较。
1902年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不久加入光复会。一次，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持行刺杀任务，鲁迅断然拒绝，理由是家中还有老母要养，随即退会。在此之前鲁迅还写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看来也不过说说罢了。但后人硬要认为这诗是鲁迅一生战斗的开始，不免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前一个理由体现了鲁迅对日本的了解，读点日本史应该知道“兰学”对日本的影响，第二个理由是因为鲁迅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这个看法，鲁迅一生都没改变过。晚年病危时，在西医基本无能为力下，朋友找来一些中医偏方，全被鲁迅拒绝。学过西医的鲁迅反对中医的态度，是贯穿始终的。
时下中医存废之争很是热闹，其实这个争论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展开。民国十八年，政府明文取缔中医，中医被视为糟粕丢进了垃圾堆。之后中医之所以死灰复燃，这完全要拜毛泽东所赐。红朝号称全民医疗，但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做不到口号的要求，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农村。而中医的治疗手段针灸和草药成本低廉，于是毛氏想出了“赤脚医生”的办法，从每个村庄选出若干稍懂文字的青年，集中办班学习中医，毕业后就地成为驻村医生。这就是宣传所称全民医疗的实质，中医借此东风重出江湖。
在毛时代，学习中医是与政治挂勾的最高指示，当然无人敢出来反对。随着那段荒唐年代的过去，扫荡中医的呼声再度高涨。有意思的是，政协委员、老中医连建伟把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请出来，借周老先生的口，证明鲁迅当年“只反庸医不反中医”。可能在周老先生看来，鲁迅反中医是其污点，为维护父亲形象考虑，才有此说词。殊不知，这举动有点弄巧成拙了。不知道，以后中医如若又被取缔，周老先生该如何改口。
鲁迅在仙台的学习很不如意，成绩很糟糕。大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都知道，鲁迅的解剖学只考了五十九分，这个分数连学分都拿不到，日本同学竟然还怀疑鲁迅与藤野有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实在让人担心，照此下去，鲁迅还能不能实现当上军医的伟大理想。
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
直到1918年受钱玄同之邀，才为《新青年》写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记》。从立志到出手，鲁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这时间长得让人匪夷所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正是中国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期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鲁迅却没有丝毫举动，只是当了个麻木的“看客”。显然，鲁迅看幻灯片而立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低估了学医的难度，凭其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当然无论如何，弃医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绝对是个明智的决定，只是下决定的理由，没他自己说得那么伟大罢了。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
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
不久，鲁迅与日本下女厮混的事迹，渐渐传到母亲鲁瑞的耳中，老太太甚为焦急，于1906年谎称自己病重，将鲁迅骗回家中，与朱安完婚。回国前鲁迅已有所预感，果然，回来后周家张灯结彩，上上下下都在为周大少爷的婚礼奔忙。鲁迅不置可否，必竟从没见过新娘朱安的样貌，心中尚存一丝夙望，如若对方美若天仙也未尝不可。
大喜之日，鲁迅打扮一新，还特意为一头短发接上了假辫子。在母亲的操持下，婚礼按部就班的进行，鲁迅的表现也中规中矩。及到进入洞房，掀起新娘的头盖时，鲁迅才如坠冰窟，妻子朱安小眼大鼻、身材干瘪毫无女性美感，这让鲁迅悔恨不已。春宵之夜，新娘几次前来请安，鲁迅竟不答理。第二晚开始就不再进入洞房，几天后鲁迅与一班同学返回日本，临走时丢下一句“母亲娶媳妇”，而后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自此，朱安开始了漫长地，在一心救国救民、要“血荐轩辕”的斗士鲁迅身边的守活寡生涯
三年后，鲁迅回国到绍兴的两级师范学堂教书。1912年受时任教育总长的同乡蔡元培邀请，进教育部任职，同年随部迁往北京。祖父做官的经历是面镜子，鲁迅深以为鉴，总结出“三不”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如此这般果然官运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佥事。
但很多事并非当个乌龟就能躲过去，在大变局时期，检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道德水平的机会实在太多。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一心想过皇帝瘾，下令教育总长汤化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因鲁迅一贯表现良好，被委任小说股主任一职，负责把关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的指示。对此事，按鲁迅的说法，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抵制，最后还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鲁迅被免职是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为袁世凯称帝吹喇叭抬桥子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鲁迅所谓的“抗争和抵制”竟然一直没被上锋发现？及时把这块反骨撤换，这就让人奇哉怪哉了。之后，鲁迅还脸不红心不跳地领取了几个月洪宪皇帝发放的俸禄。
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后，不得不下令恢复共和。但已于事无补，心腹亲信纷纷倒戈，不久袁在一片骂声中暴亡。因此前的种种表现，鲁迅开始成为教育部的边缘人物，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官场中站错队、押错宝是要付出代价的，鲁迅完全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于是干脆摆出一付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样子，看见不顺眼的就破口大骂，给人取外号。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父亲），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同年5月15日，以“鲁迅”为笔名写成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这部被后世无限推崇的开山之作，其实是抄袭而来的。无论小说的手法，体裁，以及结束语“救救孩子”，甚至连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与俄罗斯讽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记》如出一辙。抄文章抄得如此彻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从深层次来看，这篇文章是鲁迅仕途不畅、前路渺茫，内心迷茫彷徨的写照，把矛头直指整个体制，正是发泄满腹牢骚的结果。同时这也为他后面的作品，打下了 “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基调。但这“大破”的思维很对当时愤青们的口味，文章一发表就反响热烈，无疑这对鲁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试试看”不想试出了另外一片天地。老友许寿棠说“此前是周树人，之后才是鲁迅”。由此可见“引路人”钱玄同的劝进之功。
然而鲁迅对这个恩同再造的老友钱玄同的态度如何呢？后期，鲁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钱玄同多有劝导，鲁迅不听，破口大骂钱：
“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脸皮厚”。
“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甚至连结集出版《呐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钱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异（今心异）。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把全家迁来北京。在家已独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鲁迅）要回来，本已死寂的内心升起一丝希望。每天必到大门口翘首以盼。这天终于看到鲁迅进门了，连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鲁迅用鼻子“哼”了一声，而行李并不交给朱安。当晚鲁迅仍然坚持独住，让朱安一个人在房中以泪洗面。
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是个有三进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住最里面，第二个院子给母亲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鲁迅一人居住。平时吃饭也是分开的，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在后院吃，母亲与朱安在第二个院子里吃。如此安排是因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不是鲁迅的。这种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于谨守三从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难想像的。
相反的是，几个月以后，三弟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求学，经周建人安排住进了鲁迅家中，对这个十九岁的小姑娘，鲁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许羡苏考上北京女师大后，因短发不能入学，鲁迅为其多方疏通，生活上倍加照顾，毕业后还介绍许去一中学当教员。以至许羡苏视鲁迅为“我的监护人”，内心渐生情萦，以鲁迅家人自居。前后在鲁迅家住了六年之久，期间鲁迅与周作人交恶，搬离八道湾，许羡苏为鲁迅四处找房子，并随同一起搬入新居。“3-18”惨案后，鲁迅躲进日本医院，许羡苏还天天去探视。
但这段引来很多非议的交往并没有结果，因为鲁大文豪移情别恋了。老友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这个 “她”就是许广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荡不羁。在家时就是男人婆，对男女之事采取革命态度，很放得开。在认识鲁迅之前，有个叫李小辉的情人还因她而死。
许广平从天津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师大后，对鲁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闻。长得人高马大的她，听鲁迅的课却偏偏喜欢坐第一排，时不时举手提些古怪的的问题，一次在课堂上给鲁迅画漫画，还有意让鲁迅发现。1925年3月，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信，许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
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直切的明白的指引？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敢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 '惶急待命之至’！”
面对这“赤裸裸”地求救，“以救天下人为己任”的鲁迅当然责无旁贷，很快鲁迅就回了信。由此干柴烈火一触即燃。平均不到三天一封信，后两人间的信件被编辑出版成了《两地书》。一个月后，许广平打扮一新，登门造访，双方进入实质性交往。
鲁迅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话，“凡有不宽容者，一切都是专/制主义的思相。”
而现在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都将之视为立国基础。
不久，教育总长章士钊上台，女师大校长、鲁迅的好友许寿棠被罢免，替而代之的是铁腕女校长杨荫榆。杨荫榆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对学生严加管理，这触到了鲁迅的痛处。鲁迅按捺不住，跳出来说：“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这话说得实在冠冕堂皇，也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媳妇朱安。1924年4月，鲁迅联合十五名教员辞职，向校方施压。学校分化为挺许拥杨两派，鲁迅是当仁不让的挺许先锋。
1924年11月，国文系三名女生在秋季开学时未能按时到校，被杨X荫榆开除。这本属的学校管理范畴，不想被鲁迅拿来作为把柄，对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面授机宜。很快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赶走校长杨X荫榆，并称之为“驱羊运X动”。第二年5月7日（二X十X一X条的签署日，国XX耻日），学校组织演讲会，许广平与刘X和珍挡在礼堂外，竟不准校长杨X荫榆进入。为此学校对领头的六名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这就是“女师大X风潮”事件。
此后事件无限升级，新月社陈西滢撰文批评鲁迅在事件中的表现，鲁迅奋起反击，陈先后就读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外文系教授，在与鲁迅的笔战中，毫不怯场，以事实为依据大揭鲁迅疮疤，抨击这个导师级人物在种种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鲁迅无法正面回复，只能恼羞成怒大骂陈是“走狗”，作人身攻击。此后的论战已偏离事件本身。胡适出面调停，论战归于平熄。
而在另一边，却上演一场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活剧。因鲁迅在事件背后推波助澜，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佥事一职。鲁迅上告平政院，进行反击，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上，最后由段祺瑞签名，废除章士钊的决定。章士钊，杨荫榆相继去职。
段的表态，使学生们有恃无恐，以“文革”常见的手法，公然捣毁章士钊的住宅。而那个被鲁迅骂为“性变态”，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
回头再来看这场所谓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将之称为革命行动。其实质不过是一场利益之争、派系之争。力挺老乡许寿棠有很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是鲁迅在女师大 “幸福生活”的保证。而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口口声声指责“章杨”投靠北洋军阀，这个北洋军阀却成了鲁迅最终胜利的力量。
鲁迅大获全胜，不仅官复原职，还赢得了许广平的芳心。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风子是我的爱》一文，表达对鲁迅的爱恋。而此时只有许羡苏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因为鲁迅从未与她坦白过。鲁迅与许广平南下后，许羡苏还痴情地为鲁迅守屋。直到1929年5月17日，鲁迅到北京探母时，许羡苏亲自问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说许广平已怀孕，许羡苏才彻底清醒。第二年即离京去大名，同年结婚，此时许羡苏已经三十岁。
然而，在鲁迅的婚姻中没有胜利者，1926年8月至1930年3月（鲁迅南下与许广平热恋期间），鲁迅共给许羡苏写了155封信，许回了 100余封信。许羡苏离京前，把鲁迅写来的信交给了朱安，之后朱安又交给了许广平。而许羡苏写给鲁迅的信，鲁迅死后也交到许广平手中，但最后这两百多封信神秘失踪。真不知道许广平看到这些信件时的感想怎样。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一个月后，鲁迅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十个月后，鲁迅返回八道湾搬行李，周作人打电话叫来重久（羽太信子弟弟）、张凤举、徐耀辰。两兄弟发生冲突，周作人拿起狮形铜香炉差点砸破鲁迅的头。两个“五四”的文化大将上演全武行。
这是两兄弟断交的全过程，之后两方均保持缄默，不过事情还是渐渐从旁人的口中传了出来，起因有两种：一、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二、鲁迅的说法是，他对羽太信子大手大脚的持家多有批评，这惹恼了羽太信子，于是信子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十几年后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一个被奉为神，一个被视为鬼。当了神的哥哥鲁迅的说法被当成了事实。
但鲁大文豪的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而且其事迹还远不止偷窥这么简单，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了的。奇事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鲁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数。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周家兄弟的年薪达二十多万。这不包括两人写作的稿费，和同时在七八个大学任教的讲课费。可作比较的是，当时一个低层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两元钱，一个交警月收入四元钱。鲁迅竟然说信子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
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据鲁迅的日记记载，其先后看过的日本医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专职医生）、最后一位是须藤五百三，此人曾是军医，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与黑龙会一个性质。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以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在日本仙台学医时，鲁迅曾经很兴奋的给老友许寿棠写信说：“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一个大池子只是中间隔了块矮板。只要略微登高点就能尽览春光了，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也在其作品《沉沦》中，详细地描写过偷窥女孩子洗澡，偷听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学生的共同爱好，鲁迅也没能例外，因为他是个正常的男人。鲁迅泡日本下女的事，还让鲁老太太操了好久的心。鲁迅所泡的下女是谁呢？
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一直到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同住，这大伯与弟媳还真有话聊。另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鲁迅父亲早亡，身为长子的鲁迅在两个弟弟眼中是“父兄”的角色，言听计从。三兄弟还约定，“永不分离，母亲年青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结果因为大哥批评弟媳乱花钱，而引来弟弟的反目，不要说那时尚有“长兄为父”的观念，就是如今的家庭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仅凭羽太信子指责鲁迅偷窥，周作人竟然不作调查了解，就断然与大哥绝交？也完全低估了高知识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窥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当年郁达夫公开偷窥的事，被人攻击时，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沉沦〉论》为其辩护，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窥完全算不得一个事。尽管偷窥对象不同了，但这也不足以引来周作人对鲁迅的终身恨意。甚至在鲁迅病故前后，都拒绝探视，拒绝奔丧。
还有最关键的，鲁大文豪一直被视为圣人，但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在文章中写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对自己的老婆朱安他从不理睬，朱安曾对人说：“老太太总怪我没有能生个孩子，可大先生整天和我连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能生得出？”而在认识许羡苏时，鲁迅年已四十。在此之前，作为男人的鲁迅他是如何解决性的需求？这个“勇士”跟谁去“性交”呢？
最后，如果“指责”是冤曲的，一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鲁迅，为什么在事件中不暴怒，不辩解，不反击，不愤而把周作人夫妇赶出家门？当时被周作人叫来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人均为北大教授），还被鲁迅以“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为由打发走（见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倒是鲁迅很有点灰溜溜地搬离了八道湾，这大概不是因为大度而是理亏吧。
综上所述，这段迷案的真相并不复杂。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让信子一人侍二夫。这才是感情“恰恰地”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两兄弟在此事件前后的表现。（见《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
在离开八道湾时，鲁迅破天荒地找朱安谈话，内容是给朱安选择，要么一个人回绍兴娘家，要么留在八道湾与周作人一家同住。后一条被周作人斥为“笑话”。朱安近乎哀求的回答：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就是鲁迅给朱安的安排，唯独不提让朱安跟随自己过。在大文豪的眼中，朱安只是包袱，不是生死相随的妻子，不是陷入“吃人”礼教等待鲁迅拯救的“国民”。
1926年3月18日一早，许广平来到鲁迅家告诉他，准备今天去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连忙阻拦，强硬地将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留在身边。果然，游行队伍在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47人死，200余人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的骨干，本应走在队伍前列的许广平，因鲁迅的阻拦而逃过此难。事发当日段祺瑞赶赴现场，长跪不起，许诺严惩凶手后引咎辞职，并立誓终生事佛吃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缉五十位 “过激”教授，林语堂问鲁迅如何应付，鲁迅的回答是“装死”。
同年7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林语堂的来信，邀请鲁迅去厦门大学任职，8月，鲁迅携许广平南下上海。事后的说法是，鲁迅为躲避政府通缉，才离京避祸，但这并非事实。四月时，段祺瑞政府已经解体，奉军大举入关，对皖系段政府进行清算，所谓的“通缉”也不了了之。鲁迅离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因其长期没来上班，才下文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七月时鲁迅还到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走之前广而告之，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几个。如此大摇大摆的离京，哪里像是“躲避”政府通缉？
鲁迅要躲避的不是通缉而是“流言”。在北京，这段地下师生恋，一直是论敌的口实。身为公务员的鲁迅，不可能公然与许广平在北京同居。“搞女学生”的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也不是鲁迅承受得了的，唯一的选择只有离京，而且这也是彻底抛弃朱安的方法。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上海当时的文化名人宴请鲁迅，因鲁迅没有公开与许广平的关系，未请许广平出席宴会。
之后，许广平回广州，鲁迅去厦门。鲁迅前后在厦门大学呆了三个多月。厦门大学的一班学人风闻“五四”的干将鲁迅驾临，纷纷登门请教。但在自由主义思想浓郁的厦门大学，鲁迅的“大破”口号并不吃香，还老被“胡适之的信徒”（鲁迅语）朱山根、万里祥等后辈问得面红耳赤。鲁迅在《三闲集》中说：
“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在此期间，鲁迅还陷入了两场吃醋风波，曾经视鲁迅为导师的高长虹，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渐渐有所悟，写文章评价鲁迅“开始时认为鲁迅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后是一个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则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之后高长虹于1926年11月写下一首诗《给 ——》，在这首诗中，鲁迅竟看出了高长虹对许广平有意思。鲁迅大怒，将高长虹当成情敌。写下文章《奔月》，讽刺高长虹是学艺不精的“逄蒙”，与“后弈”争嫦娥，结果失败了。可惜事后证实，鲁大文豪浪费了表情，高长虹根本就没看上过“豪放女”许广平。
不久，许广平受共产党人李春涛之邀，准备去汕头搞革命。鲁迅又一次大怒，十分担心这孤男寡女的能搞出什么样的革命。在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时，还酸溜溜地给许广平写信，表示不想来广州了，理由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厦门何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许广平放弃了“革命”，鲁迅来了广州。
那个为鲁迅探路，给其提供容身之地的老友林语堂，在鲁迅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一次宴会“幽默大师”林语堂讲了几句英语，鲁迅竟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与林疏远后，还不忘讽刺林语堂“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在广州的住处是白云路的一座三层楼房，此时鲁迅仍然不公开与许广平的地下情，坚持与老友许寿棠住一间房，让许广平与女工同住一间。这掩耳盗铃的把戏，让许广平忿忿不满。双方第一次争执，当然，在大人物身边总是要做出牺牲的，许广平惟有屈服。
同年四月，蒋介石开始清党，血腥的屠杀让鲁迅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地在广州过了大半年。过后许久鲁迅还心有余悸地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此吞吞吐吐，没有胆子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场，遍布租界，生活条件远非北京、广州能比，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鲁迅的战斗热情，用手中的笔作“匕首和投枪”向他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其敌人之多之广，实开了一代之先河。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被 “学生”毛泽东完美的继承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众多的骂杖对手中，鲁迅最痛恨的莫过于，在“女师大风潮”事件中大揭其疮疤的陈西滢，而持续时间最久的论敌就要算梁实秋了，双方交锋前后长达八年。论题从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硬译等等，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热点。这其中的对与错，早已被时间所证明了。这里仅举两例“文学的阶级性”和 “硬译”。
鲁迅曾写文章《文学的阶级性》，顾名思义，以阶级观来看待文学，一直是共产主义统一思想的手段，读过几本苏联文集的鲁迅如获至宝，奉为经典。对此梁实秋撰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反驳，“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讨论此类话题，鲁迅的理论修养实在有所欠缺，对梁的文章不正面回应，抓住梁说的：“卢梭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句大做文章，鲁迅认为 “经济关系” 才是文明的基础，因为鲁迅不知道，马克思经济关系三要素的第一点讲得就是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就是经济关系（即“资产”），换了个名字，鲁迅竟没认出来。一时成为笑谈。
鲁迅在1929年翻译的苏联文集《文艺与批评》，这本被鲁迅称为“硬译”的作品形同天书，这里摘抄一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之所以要“硬译”，鲁迅解释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这观点和译法实在让梁实秋坐不住，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梁实秋，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曾用一生的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于是写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质疑如此“硬译”读者无法看懂，这本是学术讨论，鲁迅觉得丢了大面子，反驳说：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讽刺梁实秋水平低看不懂他的“硬译”。
之后相继有人提出批评，鲁迅从容不迫，将反对硬译的归为“同一伙”：“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在众多对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1929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抛出“训政”理论（孙中山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就是训政的来源），对这漠视人权，冠冕堂皇地以党权君临一切的做法，胡适在文章《人权与约法》中反击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有启示性的意义，不知怎么鲁迅觉得刺眼，写《王道诗话》说：“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的鲁迅，在胡适们的背后举起了他的投枪。大骂胡适是“鸟导师”，是“主子的◎◎”，是“三帮”（帮忙、帮闲和帮凶）。对此胡适不予理会，鲁迅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刚好映证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话。
如果上面的论战还有讨论的意思，而他对施蛰存和陈仲山的攻击，就纯属乱咬一气了。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推荐读书，“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写下《庄子》和《文选》两本书。鲁迅以“丰子余”的笔名，痛批施的荐书为复古和倒退，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陈仲山，本名陈其昌，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长期以来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并自办刊物《斗争》和《火花》。在当时关于“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水战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与鲁迅一致，并虔诚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想鲁迅的战斗神经再次亢奋，公开撰文歪曲陈仲山是 “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对这凭空捏造的指责，陈仲山用生命做出了回应。1942年陈仲山在上海做抗日情报工作被抓，不久惨遭日军杀害。罪证就是鲁迅所指“日本人出钱”办的刊物，《斗争》和《火花》。
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完全背离了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宗旨，一遇理曲词穷就作泼妇骂街状，说不过你骂跑你，鲁迅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就是如此一付架势，还自认为孤独求败。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这正是他与鲁迅八年论战的深刻体会。
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鲁迅的立场同样让人瞠目结舌。1929年夏，苏联进攻满州里，张学良进行反击，这就是“中东路事件”，结果张学良战败，有名的 “黑瞎子岛”就是这时被苏联占据。这场战争在中国本土发生，斯大林却指示共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中国共产党急忙响应，在上海街头大肆贴标语要 “武装保护苏联”。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伟大的党早在几十年前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次年，针对苏联的无耻侵略，上海文坛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不料，鲁迅再一次跳出来，抨击这次运动。说：“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见《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还不忘替苏联担心。他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了。”（见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在1932年1月28日，松沪会战后，鲁迅再次写文章《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奴仆——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 ’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时，上海兴起很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都被杀害，鲁迅对此总结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见《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此等形同卖国汉奸的嘴脸，竟还有人说鲁迅爱国，死后还堂而皇之地身披“民族魂”，我们的“民族魂”就是这种货色，实在羞杀人也。
香港《明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中写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即信子的姓，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
1927年10月8日，鲁迅与许广平搬进闸北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幢房子，开始正式的同居生活，事前双方达成协议：“两性生活，贵在情投意合，相互信任，除当事人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日后，如有一方不满意，决不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如果觉得没有同居的必要了，那就立刻各走各的路，反正都能独立谋生。”
这协议也亏鲁大文豪想得出，许广平连小妾都不是，至少小妾还有个名分，也能进周氏族谱。正式同居后，双方还是守口如瓶。三层小楼，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许的身份是助理。直到1919年5月，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许广平才将实情告诉她的姑母，通过姑母去告知家人，理由是怕家里人成“惊弓之鸟”。就这样，不伦不类的许广平生下了不明不白的周海婴。
两人的性生活，鲁迅在日记中称之为“洗脚”，这个词还真有启示性，也难怪时下洗脚城遍地开花。有了这份婚前协议，鲁迅的“博爱”也更方便了，时不时还学学古人约妓同游，并公然记载于日记中。
尽管绕了这么大的圈子，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还是难逃指责。“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二弟周作人还公开表态反对。消息传到了北京，老母亲鲁瑞自然不会反对，而明媒正娶的朱安也很平静地接受，“哀莫大于心死”，俞芳问朱安对以后日子的打算时，朱安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后，因大先生与周作人交恶，朱安拒绝了周作人的接济，而此时许广平竟将每月的汇款，由银元换成法币，以至朱安无法生活下去，只得宣布出售鲁迅藏书，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但均被朱安回绝。
鲁迅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还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
1935年十二月，鲁迅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文学。”《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所谓的且介二字，李敖考证是出自“租界”二字，博君一笑。）
鲁迅还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
1927年3月，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傅斯年把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因顾在北京时，就宣称过，很佩服胡适之和陈西滢，一直不太看得起鲁迅，听说顾要来，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结果顾还是来了，鲁迅愤而辞职，1927年5月15日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鲁迅给顾颉刚取的外号）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北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换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鲁迅书信集》）
鲁迅辞职后，很多朋友来信问是不是政治原因，鲁在回章廷谦的信中说：“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见所谓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1927年5月30日至章廷谦信，见《鲁迅书信集》）
鲁迅在四月份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搬出了学校，却依然收下了学校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当时还觉得不好意思，自己说：“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
再来看看他如何救人，在校务会上发个言，其它委员不同意，此事就作罢了。鲁迅还有其它动作吗？没有了。
这就是他为救学生，愤而辞职的真相。下次为鲁迅招魂的时候，请别再说什么“偏要挺身而出营救学生，偏不怕惹祸上身，偏不考虑个人安危”的话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人。生前唯一的遗愿是葬在鲁迅身边，显然也无法如愿。死后草草埋于婆婆鲁瑞的坟旁，没有墓碑，没有行状。
这个一辈子生活在期待中的妇女，终其一生都在谨守着鲁迅给她的命运安排“母亲娶的媳妇”。鲁迅一生背弃辜负的亲人、友人实在无法枚举，而最对不起的，我想就是这位当年被其敲锣打鼓，用花轿迎进家门的正妻朱安了。
老年的鲁迅尽管体力不支，但仍然壮心不已，狠玩了一把精神恋爱。1934年，东北情侣萧红萧军来到上海，结识鲁迅。对热辣美貌的萧红，鲁迅眼前一亮，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把她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还特别指派叶紫做萧红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并亲自帮助出版萧红的作品。双方开始书信交往，一次鲁迅在信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不满，鲁迅回信说：“俏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俏婶子，俏姊姊，俏妹妹，俏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由此可见，鲁迅打情骂俏的功夫，丝毫不比他的杂感差。不久萧军萧红这对情侣感情出现裂痕。萧红成为鲁迅家的常客。鲁迅死后，萧红萧军正式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居，1942年萧红因病重住入香港的玛丽医院，一位记者采访端木蕻良后写道：“初，我问他，鲁迅是不是很爱萧红？他和蔼地说，是吧！你看她对他的房间充满了感情。后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萧红不爱鲁迅先生？他讥诮着说，鲁迅先生勤于写杂文，体力不支，无法进行房事等活动。我想他是一代鸿儒，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暗笑起来。如此想来，萧红无论如何是爱戴鲁迅，真是也只是精神之爱啦。”不久萧红去世。
1935年冬，鲁迅肺病复发，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此后一直陷入病痛。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在鲁迅身上没有，临死前还写文章《死》，宣称“一个都不宽恕”。第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斗士”鲁迅寿终正寝。丧仪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沈钧儒亲书民族魂的大寿幛，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来挽联，上书：“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这挽联写得很有气势，但意思反了。
闲聊鲁迅的一生，并不是个轻松的过程，这其中没有丝毫的愉悦和爽快，如同读其作品一般沉重、彷徨、压抑。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在灿若星河的近代思想先行者中，偏偏就是这个以卖文为生的“刀笔吏”，被抬到了神的高度，沐猴而冠让万民瞻仰。在文革中，惟有鲁迅的作品能与毛氏语录一起供人拜读。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最光怪陆离,风云诡变的幻象。
更让人不解的是，时至今日，众多荒唐年代树起的神像一一轰然倒地，又偏偏这个思想领域的“神”，仍然被人扯虎皮作大旗，毫无廉耻的宣称，在鲁迅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一生中，蕴育出了多么光辉灿烂的思想。正所谓“车无辕不行，人无信不立”。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竟 “立”有救国救民的思想。这对我们日渐走向思想自由、思想独立的今人而言，该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鲁迅说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而在他的作品中就只能看到 “恨”。在随后的历史中，一次次证明，正是鲁迅的“恨”所导致的“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数方罢休”，把中国一步步推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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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安眠药
星期五 三月 01, 2013 10:37 am
文化的安眠药
——关于消费文化和大众欣赏趣味的断想
（一）
最初，文化是神圣而诡异的。
仓颉造字而鬼夜哭，就是文化神圣而诡异的典型例证。上古时代，文化主要体现为一种特权存在，对自然的解释与社会的伦理发明，是祭司和部落酋长们的精英职权。随着生产方式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的发展，人们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从自然状态向自为状态演进，对文化的普遍性需求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成员的宗教信仰、伦理准则、价值观、以及对生产力提高的迫切需求，即社会的文化生活，势必成为统治阶层格外关注的重大问题，于是乎，“教化”就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意图和行政职能。
教化者，文化思想之灌输也。
例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规定社会地位特别卑下者，如商人、娼妓、罪犯及其后代，是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的；而科举的科目设置，官学的课程安排，以及官方规定的科举必读典籍，无不体现了文化的特权性和政治性。再比如官方不许民间修史，而官方的史书也绝不向民间公开，甚至本属自然科学的天文学，也因为星相学与谶纬学的愚昧，而成为一种神秘的庙堂文化。这更是文化特权性和政治性的突出例证。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主张对人民施行文化封锁与垄断的愚民政策。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文化的特权性和政治性，是扼杀社会活力的两大制度绞索。文化的特权性越高，政治性越浓，则社会越陷入普遍的愚昧中。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有所谓诸子百家者，盖因历史的发展，冲破了文化特权性与政治性的藩篱，因而乃有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就在于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这种相对进步性，其本质恰恰就是突破了文化特权性与政治性的牢笼——在西方，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文化还具有鲜明的严厉的宗教性，而事实上，宗教从来跟神灵无关，从来都是打着神灵的大旗，推销的不过是一种政治特权而已。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当然也是一种文化思想，它所体现的历史进步性，对于封建王权和宗教特权而言，则是一种反动性，体现在如下几个重要的方面：1、消解了封建王权；2、削弱了宗教特权；3、促进了技术进步；4、建立了商品经济；5、改变了价值观念。
当特权的台阶崩溃、神圣的庙堂坍塌，金钱乃上位成一种日趋普遍流通的文化信仰——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一切皆可交易，终于使文化撕下了贵妇的神秘面纱，甚至降格成了一种飘荡在红灯区的叫卖呻吟。马克·吐温的小说《百万英镑》，可以说是对“金钱万能”的一个绝妙讽刺。
消费文化，即文化应该成为一种有价的商品消费，起始于资本主义。
严格地说，一切可以买卖的文化（文化思想、文化方式、文化产品），都是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广义的，是指一切都可以交易消费的商品经济文化，即商品经济社会的司法体系、价值理念和市场形态，都趋向或实际上保护与促进为消费而生产。这是商品经济的总则；一个是狭义的，单指为社会的文化消费而进行的文化生产。
就总的倾向而言，文化从特权的教化形态转为普遍的消费形态，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凡事总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消费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文化，其主体势必已经从高高在上的庙堂精英转移成了广大的下里巴人。对商业利润的追求，这只堪比上帝的无形之手，迫使文化走向产业化，它扭转了操控文化产业的巨头（政府或商业巨头）的关注方向，利益最大化的宿命使竞争日趋激烈，而竞争的激烈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格外关注消费群体的规模与消费频率。从而导致一种文化人格和文化心态的畸形——文化的质量与品位已经不再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能否吸引消费规模和刺激消费频率，这才是重中之重。
于是，文化发生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常明显的动机转变：从高台教化大众变为媚俗迎合大众。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认为，高台教化的文化意图和方式，是集权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例如中国在文革时期的文化现象，就是一个著例。那时，在特别极端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轮番地反复地上演，“三突出”成为全国遵行的创作原则，而艺术作品的“高大全”模式，也成了“假大空”的典范。与此相对应的，很多人（包括专业文化人员）也普遍存在一种乐观向往，认为在西方式的民主法制社会里，艺术创作是高度自由的，没有政治强权、经济强权和司法强权干涉艺术创作和文化生产。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在西方，小众文化（所谓纯艺术）确实拥有高度自由，但大众文化历来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或明或暗的干涉。
让我们以美国电视剧为例，来看看消费文化的另外一种真相。
由于完全是商业运作，美国电视是一种相当保守的媒介。在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美国电视业奉行“最低公分
母”（Lowest Common Denoninator）和“最少抵制节目”（Lea-
st Objectionable Programming）原则，也就是说要求每个节目
都能得到尽可能多的观众的喜爱和尽可能少的观众的反感。这一
原则反映在电视剧的创作上，首先就是禁忌极多。……与此同时，
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丝绸睡衣喜剧”、西部剧和幻想剧在50、60
年代一度风行。即使到今天，这种不顾生活现实、通过温情脉脉
的美好家庭或除暴安良的侠义英雄来图解标准道德观念的节目，
依然比比皆是。
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商业制品，它的主流却更趋向于平庸、浅
薄、媚俗和模式化，对于大多数作品而言，精美的包装和很不错
的技术质量掩盖不住内容的贫乏甚至恶劣。
在日间肥皂剧的制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制片人和站在
他身后的赞助商。
——苗棣《美国电视剧》，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世纪的50-60年代，是西方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但美国的电视剧极少有触及相关内容的作品。盖因美国的电视剧观众，多数是一般家庭妇女，她们需要温情的浪漫的梦幻抚慰，而控制这种大众消费文化的商业巨头，更害怕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动荡，害怕所谓“美国价值”的颠覆，因而电视文化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构筑了远离现实的虚假梦幻。我们都知道，和电视业相比，电影人似乎拥有了一种“贵族式”的高傲，仿佛他们更在乎的是艺术品质，而不是收视率。这其实也是一种愚妄的错觉。事实上，好莱坞的影片，真正敢于触及社会现实、具有艺术品位的作品仍然是少数，多数的作品依然落入大众消费文化的窠臼之中，老套、平庸与模式化，依然是一种宿命般的通病。
因为电影制作需要巨大的资金，而资金来源于资本家，资本家对于票房的关注，注定永远超过他们对于艺术的尊重。当资本代替政治强权时，艺术只不过是更换了一个蹂躏者而已。
此时，文化（艺术）面临了一种最后的更大的窘境：当大众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时，他们拥有的自由实际上成了更为强大的文化噩梦——他们对电影票房和电视剧收视率的决定权，并没有从根本上给文化带来解放，大众的低俗，反而成为文化难以逾越的最后关隘。
大众需要的不是深刻的痛楚，而是肤浅的娱乐。
以电视剧为例，考察西方社会消费文化的主体构成与特性时，我们发现他们和当下中国的消费文化形态与特征，尽管社会制度貌似截然不同，尽管民族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差别，但是却具有很多惊人的相似性，即文化消费者的“三低一高”和文化操控者（商业资本和官僚体制）的保守，共同导致了消费文化的平庸化、雷同化、模式化。
何谓文化消费者的“三低一高”？即电视受众的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经济收入低，而年龄偏高。和美国的电视观众构成相似，中国的电视观众也主要由家庭妇女、普通劳动阶层构成消费主体。文化程度低，导致他们在审美趣味和思想认知能力上存在障碍，而电视节目的制作必须适应观众群体，否则他们就会选择更适合自己观赏的节目，而这显然对艺术创新、艺术个性和思想深度会产生严重的制约。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收视率决定了电视节目的生产趋向。
由于社会地位低，导致他们在信息获取、信息处理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的障碍与欠缺，他们长期以来被迫成为信息时代的庞大的边缘化群体，而低阶的社会地位更使他们缺乏对社会问题深度思考的信心和自发动力。这种疏离感，造成了他们对社会问题或者漠不关心，或者害怕变革，因而导致在文化的消费选择上，倾向于自己熟悉或能够理解的层次。再加上相对经济收入较低，使他们特别缺乏自信心和安全感，因而也就使他们更乐于选择能够抚慰心灵、舒缓困窘的梦幻文化与娱乐文化。而年龄偏高的现实，则使他们反应相对迟钝，自然普遍缺乏愤青的锐气与激情。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他们更关注家庭的稳定与亲情的温暖，于是表现家长里短的所谓家庭伦理剧，在东西方同样大行其道。
大量的家庭伦理剧出现，本来无可厚非，因为真正属于现实主义的家庭伦理剧，必定会触及到社会现实问题，必定能够通过家庭问题而反应时代的变迁及其深层制度问题。但是，起码在美国，家庭伦理剧的制作，却被资本操控的潜规则所左右，导致所谓的家庭伦理剧，通常只涉及社会问题的表面现象，通常用亲情的力量和家庭的最终稳定来给观众以虚幻的安慰，通常不许深入揭露社会问题的本质。这并不仅仅是文化操控方决定的，因为消费群体如果有另外的强烈的文化诉求，则操控方为了收视率，势必会做出让步。事实是消费群体往往比生产方更为保守，他们会抗议文化产品破坏了他们的梦幻。
娱乐与抚慰，是大众需要消费文化提供的一片安眠药。
事实上，这会让电视的文化操控方（资本和官僚）乐不可支，于是给文化的生产者（主要是影视编剧和导演）制定了相当严格的规则。于是，在消费文化的时代，电视节目竟然主要呈现为一种“喂养文化”，一种“灌输文化”。美国总统尼克松等一批精英人士，一再呼吁美国人要少看电视，呼吁他们读书和思考，就因为电视节目的低俗化、雷同化、模式化，会严重影响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比如美国有大量表现越战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但是像《生于七月四日》、《全金属外壳》、《野战排》、《猎鹿人》等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作品却是极少数，更多的作品都是模式化的“主旋律”作品：越共无不邪恶，越南人民或者愚昧或者心向美军，美军官兵则无不英勇与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是天命的解放者与拯救者，而这显然不符合越战的事实。至于朝鲜战争，因为是美军惨败的战争，影视剧则鲜有涉及者。这表明在所谓艺术自由的美国，主导消费文化的重要力量，乃是整个社会的一种阿Q精神。
古今中外，保守从来都是统治阶级宿命的惰性。这种惰性，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因而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永远是消费文化提供的稳定安全和经济收益。
在消费文化时代，资本的愚昧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逐利原则，使资本更关心消费文化的投入与收益比，即资本进入文化领域，不是因为文化的高尚，而是因为它能带来利润。逐利原则和投资巨大，使资本绝对不肯承受禁播和低收视率的风险。此外，资本天然具有保守和平庸的劣根性。只有当面临生存危机时，资本才会激发出革命性和创造性——例外的定律则是超额利润的刺激，才有可能使资本铤而走险，而这种激情焕发的前提，则是被逼无奈，或者出于个别的天才资本家的灵感。一般而言，资本的首选，永远是平稳有利。复制成功才能成功，这是资本普遍信奉的教条。在这种信念和性格的主导下，资本操控的消费文化，必然呈现出模式化、跟风化的趋势。
时至今日，美国的电视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结构性变化。比如编剧在其中的作用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相比于好莱坞多年的保守与平庸，美国的电视业显得更富有活力。但是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其本质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以广受好评的反恐连续剧《24小时》为例，这部在中国也备受知识阶层青睐的七季连续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而这在中国的电视剧中是不可想象的深度与开放，但其根本主题，仍然是片面地宣扬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仍然是狭隘地宣扬美国文化中心主义，仍然不肯反思美国自身的全球霸权政策和石油掠夺，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
因为美国的消费文化主体，乐于看到这样的文化慰藉。
当无力解决社会问题时，你是愿意在痛苦煎熬中彻夜难眠，还是愿意服下一片安眠药而沉入酣甜的梦乡呢？
鲁迅先生早就悲悯而尖锐地指出：习惯了黑屋子的人，会痛恨那替他们凿出窗户的人。
今天的中国，正在向商品经济进行时代性的社会化的巨大转变。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转变：从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复兴的艺术性和严肃性，快速转向当下的消费化和娱乐化。
最有对比价值的是2012年贺岁档的两部电影的票房PK——以娱乐化贺岁喜剧而著名的导演冯小刚，积累了长期的人脉和名望后，终于把他藏在心底十二年之久的艺术梦想变成了现实，巨资拍摄了电影《1942》。可惜，和他的期望、特别是和投资方的期望背逆，这部主题深刻而严肃、艺术相对成熟、明星云集的大制作影片，票房却堪称惨遭失败；相反，名望身价跟冯小刚不可同日而语的新锐导演徐峥，却以一部并不怎么高明的娱乐喜剧《泰囧》，而有了超过十三亿的票房收入。
《泰囧》，意外地成为中国消费文化左右市场成败的一个空前范例。
《泰囧》的主题轻浅，艺术上也没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它的成功却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泰囧》空前的票房成功，使消费文化的娱乐化更加金碧辉煌。
当然，这部电影也遭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严厉抨击。可惜，这种抨击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不管知识阶层如何抨击，事实是有无数的人（投资方、编剧和导演、包括演员）梦想着如何复制《泰囧》的奇迹，跟风模仿的作品一定会层出不穷。这就像美国的知识界一直鄙夷肥皂剧、而肥皂剧却照旧几十年稳坐收视率榜首一样，精英文化标榜深刻，大众文化渴望娱乐，古今中外历来如此。
文学、诗歌、影视和戏剧的泛娱乐化的严重倾向，近来受到了官方和知识阶层的不断批评。
作为娱乐业代表人物的赵本山及其相关作品，首先遭到了知识界的炮轰。
毫无疑问，以赵本山的小品为例，他已经从当年的讥讽时弊、揭露社会现实问题，转向了近年来的娱乐大众、嘲讽大众（例如拿下层百姓的残疾缺陷来做娱乐的噱头）。包括他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系列，也明显有回避现实问题、掩盖矛盾本质、硬造戏剧冲突的媚俗缺憾。就此而言，这当然是号称“小品王”的赵本山的一种文化堕落，当然应该遭到批评。
但是，且慢——请问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文化堕落呢？
这是官方切切倡导主旋律艺术的必然结果。
倡导主旋律艺术，就理论而言，这并没有错。马克思早已指出：“统治阶级的文化，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但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化，亦即什么样的文化，才是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应该倡导的主旋律文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与先进的政党，她的伟大与先进，体现在奉行“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上，体现在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上，体现在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道德品格上，体现在敢于正视问题、敢于解决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上，体现在坚信人类文明与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态度上，因而她绝不讳疾忌医，绝不害怕批评，绝不掩盖矛盾，绝不压制言论自由，亦即坚定奉行宪法精神和原则，这才是真正符合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长远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以及人类普世价值的主旋律文化思想与原则。然而在现实操作层面上，很多愚昧自私的官僚，却把“主旋律”肤浅地理解成歌功颂德、避开社会问题、倡导虚假和谐的伪现实主义。正是这种倡导，导致了主旋律艺术的风格模式化、选材功利化、主题同一化、情节雷同化的普遍现象。
官方倡导伪现实主义的文化，却期望娱乐作品不低俗，无异于缘木求鱼。
对娱乐化的追捧，其实也正是大众对艺术普遍虚假化的一种逆反。
符合官僚阶层的现实利益，通常都不符合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符合统治阶级的当下利益，通常都不符合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当政治体现为一种文化强权时，谄媚和模式化，从来都是文化（艺术）的最终坟墓。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社会出现遽然的剧烈经济转型时，我们并没有关于商品经济的全面的健康的文化准备。比如商品经济社会必须是一个法制社会，必须是一个高度尊重契约原则的社会，必须有限制权力寻租的健全制度，必须有超越拜金主义的文化影响，而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特别缺乏、至今仍未注重建设和完善的文化缺陷。这导致旧的价值体系崩解时，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思想混乱和空虚感，亦即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商品经济的制度环境，却提前进入了全面的商品消费时代。特别是GDP为纲的行政理念和考核制度，更加促进了全社会的拜金主义风潮。
当讳疾忌医和拜金主义成为普遍风潮时，泛娱乐化自然就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历史必然。
因为在这种大背景下，唯有娱乐是安全的，是能够保证票房收益的文化行为。
就此而言，批评赵本山等人的泛娱乐化（亦即低俗化）毫无实际意义，反思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制度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刻是精英文化的职责，娱乐是消费文化的法则。换句话说，除了身怀忧患意识者，没人乐意花钱买痛苦买难受，而大众的自由选择权正是消费文化的历史动力。
当然，放任消费文化的低俗化倾向，是不负责任的，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尤其不利。但是，单纯批评消费文化的低俗化倾向，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以当下中国的消费文化而言，观众的低俗化、精英的缺失化、资本的投机化、管制的愚昧化、渠道的垄断化、评论的软骨化，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重要症结所在。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对消费文化的任何批评，永远只是隔靴搔痒而已。
台下龙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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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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