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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浙江钱塘江癌症村 --- 《新民周刊》杨江
星期一 三月 18, 2013 8:25 am
浙江绍兴，一座历史上因水闻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时期，然而当地人曾引以为豪的“酱缸”、“酒缸”、“染缸”，如今却变成了让当地人不堪重负的“毒缸”。
全国关于“癌症村”的传闻近年来不绝于耳，更有媒体制作出了中国“癌症村”地图，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认领”的同时，环保部日前印发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终于承认，近年来，我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共有164个纺织工业集群，拥有超过5万家纺织工厂，主要集中于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绍兴市绍兴县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纺织企业9000余家，印染产能约占全国30%，因而也被誉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这个GDP功劳簿上的大功臣却变成了水乡恶变的罪魁祸首，在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绍兴滨海工业区及周边已经有多个“癌症村”出现。
不是绍兴一座城在呻吟，同样沦为生态难民的还有毗邻的杭州市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村民，在那里同样集聚纺织及其相关的化工企业。
这两个工业园区位于因潮水闻名的钱塘江畔。化工污水经过巨大的排污管进入钱塘江，而后顺流入海通过杭州湾汇入东海。
江河曾经孕育了人类璀璨的文明，如今则见证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罪孽，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浑身溃疡、苟延残喘。
谁说没有原罪？谁还敢说没有原罪！浙东地区的人民正在为过去30多年发展中的污染埋单。
这里的发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区复制，随着产业的转型与转移，一部分污染企业正在或者已经被当作香饽饽引入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
如果执迷不悟，悲剧终将一并被复制。
祸起开发区
从山清水秀令人羡煞的小乡村沦为姑娘们谈嫁色变的“癌症村”，杭州市萧山区坞里村用了不到20年。
现龄45岁的坞里村村民韦东英见证了这个过程。20多年前，广西柳州姑娘韦东英向往坞里村的清秀与富足，经小姐妹介绍嫁给了年长她13岁的坞里村村民邵关通。邵关通是一个靠在钱塘江捕鱼为生的渔夫，彼时的钱塘江水清澈见底，韦东英向《新民周刊》回忆说，那时邵关通出船时都不用带饮用水，渴了直接从江里舀起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这对夫妇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里的海鳗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获几十尾。海鳗苗被誉为水中的软黄金，畅销日韩等国，年轻时的老邵因此被韦东英视作“小老板”，“海鳗苗出口时论尾卖，捕捞时因为多，论斤卖。”邵关通追忆。
这样的场景早已不见。3月6日这天，邵关通与其他渔夫驾船在钱塘江捕捞了两个多小时，6条船总共收获了不过20多尾鳗鱼苗，虽说每尾可以卖到30元，但总收入仍相当微薄。而且，江上作业与危险相伴，一名船夫捕鱼时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殒命，老邵只得与渔夫们一起捞尸体。韦东英谈起20年间的变化怨声载道，直呼：“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地球要被祸害完蛋了。”
坞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随着城市化的扩建，逐渐与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据官方的资料，位于坞里村的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可以说，坞里村的梦魇就此开始，工业园区陆续入驻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业，涵盖印染、制药等化工领域。不过，最初，村民们并未察觉不妥，尽管耕地因为工业园区的建设“说征用就征用了”，韦东英们还是指望着园区的建设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实惠。
“那时候化工厂是直接排污的，五颜六色的污水直接排入内河、钱塘江。”韦东英说，村民们最初以为这些厂离他们的住宅区还有一点距离，不会有什么危害，直至后来发现污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开，地里渗出的水都是五颜六色的，村民们担心这样种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厂的回答却是“没事”。
除了污水，化工厂还肆无忌惮排放废气，这些废气有时候像臭鱼味、有时像樟脑丸的味道，更多的时候因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说不出来是什么气味。“熏得我们胸闷，夏天关着门窗都挡不住。”韦东英还抱怨，因为废气中夹杂酸雾，家中的金属器皿迅速被腐蚀。
1996年，南阳工业园建成4年后，坞里村的村民们便因为不堪忍受环境污染的折磨开始集体上访了。“化工厂越建越多，规划中与村民居住区相隔的绿化带没有建，厂直接开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间隔都没有了。”韦东英指着屋子西侧的一家化工厂说。
当地政府曾组织坞里村民进行血检并对坞里村的地下水进行检测，韦东英也曾被要求参加抽了血，然而这两份报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将井水送至外地检测，但检测报告，当地环保部门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了”。
一边是检测报告秘而不宣，一边是村民们要求化工厂搬迁，当地政府与村民们谈判后答应给坞里村引入自来水，而此前坞里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下水被污染，不能吃！”成了村民们的共识，近20年来，坞里村民一直持续不断地反映问题，要求或者将化工厂搬迁，或者将村民搬迁。因为迟迟不见“说法”，不少村民陆续放弃了上访，韦东英夫妇却坚持了下来，2004年左右，他们开始带头奔走相告，成为民间环保斗士，并在2005年被评为“浙江平民英雄”。
与污染企业作斗争，对这对夫妻而言是艰难而又孤助无缘的，在发现污染企业偷排后，他们致电萧山区环保局，但环保局的人姗姗来迟，等他们赶到现场，企业已经得到消息停止排污了。为了抓到证据，韦东英用废弃的饮料瓶装上偷排的污水，但环保工作人员说这不能成为证据，无奈之下，韦东英又拍照取证，但环保局认为照片不能说明问题。
“当时我们举报，环保局还曾埋怨，说企业排污都交了钱的，你举报干什么呢？！”韦东英不解。
持续的抗争终究还是有了一些成效，不过所谓的成效在韦东英看来却是一个莫大的嘲讽，因为污染不是减轻了，而是变得更隐蔽了。
当地政府曾许诺三年内搬迁化工厂、解决村民的生存问题，“他们说让这些厂再生产三年，我就问了，污染好比杀人，假如杀人犯跟公安局说等三年，让他再杀三年人抓他归案，公安局能同意吗？这是同一个道理！”邵关通有些愤懑。
如今三个三年快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离居民区远的化工厂搬了几家，但近的却没有搬，这是什么道理？而且化工厂还在批建。”韦东英曾举报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环保局对她的回复按照韦东英的口述是：“这个名字是难听，我们建议改名杭州彩瑞。”
“污染的问题，难道改一个厂名就可以解决了？”韦东英不能接受，对环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这对夫妻每天坚持巡查村旁的内河与钱塘江，在江畔有一个南阳污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说法，园区所有的工业污水都将通过管网进入污水收集中心而后进行污水集中处理。不过，韦东英夫妇发现污水收集中心的机器几乎不运转，“你看，都生锈了”，她领着记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污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点，韦东英发现沿塘河上的赭山湾闸又开始放闸泄水了，黑乌乌的内河水直奔钱塘江。“隔几天就放一次，潮水来了就把污水排进钱塘江，再从另一头把江水引入内河冲兑。”记者看到，即便冲兑后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乌黑。
死亡名单
韦东英对萧山区钱塘江各段的排污口了如指掌，她怀疑工厂仍有暗管偷排，因为在厂区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规劝她：“大姐，你们别告了，越告越糟糕，他们现在都在厂里打暗井，污水通过暗井排走。”遗憾的是，韦东英找不到证据，因为工厂她是绝对进不去的，她告诉《新民周刊》，化工厂排气排水多在后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着，“他们拿着对讲机，看到我来了，就用对讲机通风报信：韦东英来了，你们快关阀。”
这对民间环保夫妇对《新民周刊》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诸多村民的印证。不过坞里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污染了，这个问题已经现实存在了近20年。韦东英悲哀地控诉：“老百姓有几个20年可以等？”从化工厂出现，坞里村的癌症病例就开始逐日增加，时至今日这个小乡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韦东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间记录的村里癌症患者与死亡名单，从1992年至2005年，坞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最年轻者20多岁，记者翻看这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发现村民们所患的癌症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后的癌症病例韦东英没有做统计，因为她和村民们逐渐灰心了，“村民们后来不再配合调查，问我，调查了又有什么用，我没法回答人家。”但是韦东英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人因为癌症去世，“这里难道不是癌症村？”
韦东英谈起这些唏嘘不已，忍不住抹泪，“老百姓心疼环境有什么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谁能放在心上？”
坞里村最让人心酸的癌症家庭是一户丁姓人家，50多岁的父亲与30多岁的儿子前两年陆续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妇独守空房。
村民们多怀念当初的青山绿水，那时候河里鱼虾成群，然而现在捕获的鱼吃起来有一股怪味，韦东英说丈夫不久前捕获一条野生鲫鱼，卖给人家，结果买家上门抱怨烧鱼的过程中满屋子都是怪香味，有点像樟脑丸的味道，没敢吃，扔了。
韦东英的一户邻居在萧山环保局工作，根据韦东英的说法，这家人几乎从不让孩子住村里，周末偶尔回来一次也很快回城。除了水，坞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们因此不敢吃本地种的菜，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化工厂来了，我们的地被征用，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倒赔了性命。”多个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实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离坞里村稍远一些的红山村被公认为癌症村中的“头魁”，尽管官方至今同样不承认“癌症村”的说法。
红山村的癌症病发率比坞里村还高，原因在村民们看来很有警示意义——因为该村距离化工区比较远，上世纪90年代，坞里村民为污染问题抗争时，红山村的村民们觉得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自己，因此照旧吃井水，用内河的水浇灌稻谷、蔬菜，收获的庄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红山村才通上自来水，但为时已晚，“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进入癌症高发期了。”邵关通苦笑，“幸亏我们坞里村闹得早，否则癌症还要比现在严重。”
《新民周刊》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党湾镇等地同样存在多个类似坞里村、红山村这样的“癌症村”。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园区的工业污水集中至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还一并处理周边11个乡镇的生活污水。
通过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排入钱塘江，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该排污口的水样抽检发现其含有多类有毒有害物质，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残留物质。
因为怕本地人闹事，工厂并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厂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坞里村及周边村落，村民们时常看到这些外地工人浑身红色、绿色，染料是什么颜色，人就是什么颜色，连眼睑都是五颜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诉《新民周刊》，这些颜色几个月都洗不掉，咳出来的痰都是带色的，洗澡后，换上白衬衫，一出汗，领子都是红色。村民们最可怕的传闻便是印染厂的污染会导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厂怕承担风险，也不愿招收年轻女工。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环境污染对整个地区的危害，南阳镇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应征青年，最终只有17名体检过关。坞里村去了17名应征青年，结果只有邵关通的儿子一人合格。
21岁的儿子如今远在他乡，邵关通、韦东英夫妇决定坚持抗争下去，虽然生命受到威胁，家中玻璃也被人接连砸破两次。
韦东英说她想不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为何得不到制止，“难道除了污染环境，就找不到赚钱的方式？难道中国的发展非要延续外国的老路？”
因为污染的问题，坞里村的村民们与村干部产生隔阂，并指控村干部们被化工厂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
邵关通期望将村民们整体搬迁，因为化工厂已经事实存在了，搬到哪里就会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让他们污染？”
另一个“癌症村”
离开萧山，驱车往东不过半小时路程便进入绍兴市，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出口下来就是三江村，这是绍兴地区坊间“知名度”颇高的“癌症村”，当然，地方政府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江村几乎是坞里村的翻版，同样因为印染等化工企业的包围，水、土壤、空气被污染，年轻人们“逃离”，外地工人与本地老人留守。
66岁的乡村医生林张木退休后坚持在村里的小诊所义诊，因为接触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议患者家属送去大医院做肿瘤检查。
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据他所知至少已经有80多人患癌去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癌症村。”
在这位乡村医生看来，癌症高发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厂。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着搬迁，但因为拆迁成本高，这项工程进展异常缓慢。
在三江村往北数公里便进入绍兴滨海工业园区，这个园区是浙江省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纺织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纤维、生物医药、包装材料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集群，其中印染年总产能达到50亿米，占全国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尽是印染及相关的企业。联发化工厂等企业沿着一条内河排列，河道外侧就是海湾。记者面前的这条内河臭气熏天，而联发化工厂与内河相隔的围墙外正有两个工人安装摄像探头。
见到记者拍照，工人很警惕，当地环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认为在围墙外安装探头针对性很明显。
车子顺着防洪堤一路开，每过一个化工厂便是一种气味，附近新三江闸附近的两个渔民告诉记者，风一大，各家工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能将人熏晕。
顺着滨海大道继续往工业园区深处，印染企业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浑厚的化工味包围，但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新二村周边的内河已经悉数被工业污水污染，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会发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为滨海工业园区一家印染厂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条三四百米长的河流瞬间被染成红色的“血河”，两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工人，村民郭大爷透露，新二村同样被视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样不能饮用，村民们守着水却愁水吃。
郭大爷与其他村民一样将房子出租给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鱼腥草的女工告诉记者，她今年快50岁，在附近一家印染厂做工，刚到这里，早她到来的老乡就告诫她不能饮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们如今都从工厂里提自来水回来洗菜、烧饭，在这片水乡，水成了贵重的物品，郭大爷家有一口水井，虽然只能用来洗衣服，但也供不应求，郭大爷在井旁写了一个告示：“不住我家，不准用水。”
滨海工业园区各家企业的污水同样通过管网汇入当地的污水处理厂——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处理能力，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以处理印染废水为主的综合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10万吨，雨水、污水管线据资料显示高达290公里。
在这家污水处理公司不远处是一家名为绍兴环兴的污泥处理公司，巨大的烟囱正在冒烟。
徐磬石2010年组建了绍兴当地的一支民间环保组织，他告诉《新民周刊》，因为污染问题，当地曾多次发生村民与企业的冲突。
在小徐看来，水与空气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个隐患却容易被忽视——土壤。按照污水处理要求，每个企业的污水必须先在厂内进行初期处理，而后再进入管网，沉淀物中积攒了巨量污染物。环兴污泥处理公司这样的企业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绍兴地区也确实存在企业偷倒污泥的情况。
“这种污泥对土壤的破坏性极大，所倒之处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共同的宿命？
滨海大道东北方向的尽头便是杭州湾，3月7日这天，虽有雾霾，但仍可依稀看见杭州湾大桥。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后排放出来的污水便从这里排入杭州湾钱塘江内，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排污时，污水通过管道喷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涡流，而污水的颜色则是五颜六色的。
水务部门看到记者摄像很警惕地询问。在这个排污口，绿色和平组织的抽样同样检测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质，甚至还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此类污染物质具有生殖毒性，常被应用于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多种工业生产。
记者注意到，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检测报告，萧山与绍兴县环保部门均曾予以否认，萧山区环保局副局长朱海斌、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胡剑都表示，“工业园区排放的污水都经过污水厂处理，符合国家标准。”朱海斌表示，工业污水即使经过了处理还是污水，不可能达到自然水那样的清澈。根据国家标准，只要该污水经过自然水的80倍稀释能够达到无色就是正常的。报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朱海斌表示“国标”里面没有要求，目前国内环保部门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也无法检测。
在滨海工业园区内的万丰化工厂附近，两名来自四川绵阳的万丰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种菜，河道便与新二村那条曾被染成“血河”的内河相连。因为被污染，这条河如今被筑坝隔断，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废弃河道两边的农田不再耕种，但两名四川女工不以为然。她们告诉记者，“化工厂与印染厂相比，很难说哪个毒性更大，为了生活，没那么多能力去讲条件。”女工的工资每月不足两千元，工厂每个月给她们发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个人自觉，至于体检，“目前还没享受过”。
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调研显示，绍兴滨海工业园区与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的印染企业不乏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应商。
纺织名城向世界输出潮流的同时却将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员摘取了GDP的果实，民众却在为生态危机埋单。
环保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 万多种，其中3000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和风险隐患突出，发达国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在我国仍有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环境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能力向我国进行转移和集中的现象。
指望国际服装品牌督促供货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现阶段无异于痴人说梦般的一厢情愿，何况对服装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装残留以及洗涤过程中对消费地的二次污染问题也同样严峻，不久前发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残留的布匹就来自绍兴地区。
2010年，绍兴县印染超过170亿米的布料，并且生产了超过1.3亿件的服装，纺织业作为绍兴最大的支柱产业，占据当地工业经济总量的58.5%。然而，笼罩在癌症阴霾下的村民们对这些数字乐不起来，因为付出的环境代价实在太大，恐怕几代人都无法偿还。
绍兴滨海工业区的排污口再往东，绍兴上虞市的道墟镇亦有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他们那里也有“癌症村”。化工企业开到哪里，“癌症村”似乎便会出现在哪里。
上虞往东，宁波市慈溪地区，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建成贯通，工业园区逐渐扩大，并已形成专门的印染区。来自那里的民声反馈是，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海产品产量削减，口感变差，老百姓们正在担心步入上游的后尘。
污水最终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长的海产品最终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远。
毫无疑问，环境污染的危害绝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区。同处一片雾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症或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归属。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环境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以后祭拜我们的时候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问，祖先们啊，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韦东英的这番话与喷涌的污水共同击打着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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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我从未看过哪种文化如此痛恨自己
星期一 三月 18, 2013 7:51 am
出生于台湾的导演李安说，我就像一个让中国感到骄傲的儿子。
毫无疑问，中国看起来喜欢李安。他执导的影片──包括《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冰风暴》(The Ice Storm)和《饮食男女》("Eat Drink Man Woman)为他赢得了全球赞誉，他执导的影片曾赢得八项奥斯卡奖。李安执导的影片《色?戒》(Lust, Caution)曾一度成为中国票房冠军。当他凭借执导的同性恋牛仔片《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赢得2005年奥斯卡奖时，中国内地的一份官方报纸称他是“华人的骄傲”。
华人的骄傲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方式表现出来。《断背山》在内地被禁映，国有媒体还审查了李安获奖感言的部分内容。李安解释说，他们对我获得奥斯卡奖感到非常骄傲。他们只是因影片的同性恋题材而不许影片上映。
他说，人生充满矛盾，人们要接受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说我们不为你感到骄傲，因为我们不能放映你的影片，或是说如果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们就必须推翻现有的一切。谁都不会这样想，这样做。他们看着你，友好地微笑。
李安谈到在中国内地遭到审查的外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更大困境──谷歌(Google)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坚持原则、抵制这个共产主义政府，还是按照北京的规则行事、辩称这种做法最终将使更多的信息进入中国？
李安略带挑战地问道，我会因为他们不能公开放映《断背山》而对他们心生怨恨吗？他笑着说，人生就是这样！他接着说道，我不会因为这个不去那里拍电影。李安这样做无异于加入了一场更加广泛的论战。
我曾与李安有一面之缘，那是在纽约亚洲协会(New York Asia Society)放映他执导的影片《色•戒》的那个晚上。李安曾说自己是个害羞的人、不善交际，那个晚上，面对众多吵吵囔囔想与他交谈的人，李安看起来确实有些对这样的关注感到不适。
私下里两个人时，情况则完全不同。当我们在曼哈顿中心地区的一座写字楼会面时，衣着闲适的李安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砰地一声坐在沙发上，接连发表大胆的见解。他常常大笑，说的是英文，偶尔会掺杂点普通话。
李安对中国禁映《断背山》一事可能看起来漠不关心，但或许他只是在等待时机。有人可能说他把执导的影片《色•戒》带入中国冒的风险更大。首先，这部影片描写的是一段 “不光彩”的国家历史：二战期间被日军占领，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还有那些与日军合作的汉奸。李安解释说，汪精卫政府──汪伪政府──从不允许被拍成电影。
李安生动地再现了这段禁忌时期，他这样做本身就将备受争议。但这个取材于张爱玲小说的故事可能更加大胆。影片的背景大部分设定在上世纪40年代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讲述的是一个诱惑汉奸的中国爱国学生的故事。他们的计划是要引诱这个汉奸，然后把他杀掉。但经过一系列充满激情的接触后，（影片在美国的分级为 NC-17，但中国内地版将露骨的性爱场面剪掉了），这名年轻女学生发现自己更加难以执行任务。李安解释说，在《色?戒》中，我把女性的性欲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这实际上非常可怕。
中国的爱国主义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李安说，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你必须牺牲自己，怎么能辜负了中国？中国热捧《色?戒》或许说明，人们也在越来越多地承认对祖国的爱可以是微妙的。李安解释说，现在他们至少能够在人性和爱国主义的大道理之间加以权衡。他说，我并不是说爱国主义是错的，但人应该摆在第一位。
《色•戒》在中国已经获得了逾1,500万美元的票房。该片在美国显然没有引起这样的轰动，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自去年9月上映以来累计票房约为430万美元。
尽管如此，李安说，《色•戒》在中国获得如此热烈反响的事实──甚至是目前仍在上映这一事实──都令人鼓舞。他说，这部影片一直没有下线……有人表示反对，但不足以让影片下线，这对我是个非常大的肯定。李安似乎觉的这样一部备受争议的影片在中国获得成功可以作为一种催化剂──让政府放宽限制，让人们扩大视野，让更多的电影人将真相搬上银幕。
李安更大的目标是把中国的过去，甚至是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的方面搬上银幕。他还说，我试图再现过去的真相，没人能凭一己之力完成这项工作。如果我现在不做，五年后可能就做不成了。因为记得当时情况的人到时候可能已经不在世了。
李安说，我确实认为人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你不能斩断历史，重新开始。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显然曾试图斩断历史，特别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期间很多历史文物被毁。李安在谈到文革时说，我从未看到过哪种文化如此痛恨自己。
他说，你必须得有自己的根，那就是你的文化，你的嵴梁，你是谁。你不能放弃这些。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流行文化，你都需要有自己的根。向年轻人灌输这种观念的最好办法就是制作与过去有关的热卖影片。
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就是这样一部片子，这是一部背景设定在19世纪中国清朝的独出心裁的武打冒险片。这部影片在内地没有引发太大的轰动，但至少在美国是大获成功。或许西方观众更容易被画面唯美的斗剑、飞来飞去的武士和雅致的竹林所吸引。李安在《卧虎藏龙》中不止将传统画面搬上了世界屏幕，他还运用最新的特效使中国传统功夫看起来酷毙了。
李安强调中国传统的观念源于他的成长经历。他的父母是内地人，1949年逃到台湾，1954年李安在台湾出生。与内地不同，台湾没有经历过试图将历史摧毁的时期。
李安说，在台湾，我们高举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封建社会文化的火炬。我们没有经历文革和共产主义。在香港和台湾，我们是以传统方式长大的，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的成长过程相对来说与我父亲的仍很相似。
李安对我说，在台湾长大也从其他方面影响了他的导演生涯。他说，在他的影片中，他总是会站在“失败者”的一边。（他解释说，死的人，失败的人，同性恋牛仔──这些不会成为赢家的人。）
你可能在想这与台湾有什么关系。李安说，我在台湾长大，我们总是输家。他和善地笑了起来。他说，从来没有人赢过什么，这就是我的成长经历。我们总是输的一方。我的父母被共产党殴打，他们逃到了台湾。台湾是一个小岛，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台湾。直到80年代末，我仍然碰到这样的情况：人们问我“你来自哪里？”，我说：“台湾。”人们会说：“啊，我喜欢泰国菜。”
当然，台湾有一些更严肃的困境。你担心共产党会攻占台湾，中国大陆那么大，台湾只是个小岛……我们把美国看成是老大哥，庇护者，好人。因此，在越战之后，形势非常令人恐惧，美国陷入了麻烦，人们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认为台湾需要美国人来当好人。
李安说，台湾现在的状态非常令人沮丧。他说，台湾现在是四分五裂的，有人更支持独立，还有人不愿相信我们不是中国人。李安属于哪种人？他说，从本质上来说，我仍然是中国人。我接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我的父母来自中国，我们是局外人。他说，然而在中国，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既是一个本地人，同时又是一个客人。
李安的工作未能免受台湾和大陆之间政治的影响。几个月前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台湾对《色戒》被列为“中国台湾”的影片表示不满，认为电影的产地应该仅是“台湾”。
李安笑着说，我希望世界就像（列侬(John Lennon)）歌里唱的，想象这世界没有国家。我希望呆在那个灰色地带，在那里人们认为我符合所有选项。
李安对被归类的反感解释了为他什么在制作了一系列成功的华语电影之后开始投身美国电影。他广受欢迎的华语电影包括《推手》(Pushing Hands)、《喜宴》(The Wedding Banquet)、《饮食男女》等。在投身美国电影后，李安于1995年拍摄了《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两年后推出了寒冷郊区的故事片《冰风暴》。后来，李安还拍摄了美国内战题材的故事片《与魔鬼共骑》(Ride With the Devil)，此后于2003年尝试了漫画题材的电影《绿巨人》(Hulk)。他说，我认为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跳来跳去，我喜欢处在一个不固定的状态，一个灰色地带，我认为那才是生活。
李安也许并不希望自己被看做是一个发言人，或者其电影被看做一种特定文化的代表，但是这似乎难以避免。他提到《饮食男女》（1994），这部电影用大量镜头记录了一个家庭周日的丰盛大餐。他说，也许对全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而言，他们对台湾的唯一印象就是这部电影。他们问我，你每个周日都这样用餐吗？但这其实是一种隐喻手法。
李安说，我接受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因为我坚持留在灰色地带，还有，诚实地面对生活。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补充说，也许是这样。
李安对灰色地带的热衷让他的电影如此有震撼力。在世界各地的影院，他的作品挑战了社会眼中牛仔片、爱国片、甚至是功夫片里非黑即白的形象。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勇敢，要诚实。那么为什么在灰色地带需要更多勇气？他回答说，因为你在挑战现有的、约定俗成的东西。
他说，任何约定俗成的东西都会在一段时间内显得很方便。然后，当它变得如此根深蒂固时，它会开始僵化。作为生命的规律，当某种东西变得僵化的时候，它就会消亡。
来源：华尔街日报 201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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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花登上央视《华人世界》访谈
星期日 三月 17, 2013 11:59 am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冰花登上央视《华人世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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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榕老师
星期六 三月 16, 2013 8:22 am
一、歪瓜劣枣
我中小学的日子就象中国近代史一样，是一段屈辱而不光彩的历史。我现在生活在世界文明的剑桥城，周围的中国同代同仁都是当年学校里出类拔萃的学生，红小兵或红卫兵大队长之流，我总是无限仰慕地听他们谈他们从前的光荣。当然，他们现在也光荣。他们人很好，不问我的过去，我也缄口不谈。可是，我少年时代也曾有过一瞬间的光环，那就是和丁榕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我小时候是个长不开的歪瓜裂枣，永远讨人嫌。我知道我丑，所以总是躲人千里，怕我恶心人家。后来读圣经时，听信徒们讲，人谦卑认罪就有平安，我顿开茅塞，明白了我小时候为什么那么平安。
上小学时，我所在的班是全年级最不可救药的班，而我是班里最不可救药的学生。那是七十年代中期，还很禁锢的时期。我们的班主任对我们忍无可忍，她罢工了。有好几天，我们班没有老师带领，搞得校长来站班。
校长忙，也不能老在我们班看着我们，我们有时就没有老师。这时候，有些同学会站到书桌上，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桌子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我不干这种事，我见不得人，最多悄悄干个逃学什么的。我很不起眼，有时逃学都没有人发现我。我逃学比我上课好。逃学让老师对我眼不见，心不烦，我在课堂上会把老师气死，因为，老师一开讲，我就打瞌睡，很快入梦，而且是抬着头睡觉。
有一次，上常识课，我在梦中听见老师的怒吼：“有人本事真大啊，居然抬着头，当着我的面睡觉！”我吓得睁开了眼睛，看着老师的怒容，听着全班的哄笑。老师接着让我重复她刚才讲了什么，我当然不知道。老师命令我面壁罚站。我从心里同意，因为站着不会睡觉。我实在不想让老师恨我。可是，我克制不住地打瞌睡。只要不打瞌睡，老师您让我干啥都行。老师一看我行动积极，没有惭愧的表情，气得不行，咬牙切齿地说：“整个一没皮没脸！”我对着墙站着，低下了头。老师不给我的尊严留一丝的立足之地。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我当时何罪之有啊？我没有打人，没有骂人，更没有暗算人，只不过打了点瞌睡。我的愤怒和觉醒晚了这许多年，现在找谁说理去？只能笑一笑罢了。我后来也当过老师，见了在课堂上打盹儿的学生，我从心里爱他们，尤其是那些打盹儿后还能考及格的学生。
二、曙光初照
我们班的希望终于来了，丁榕老师自告奋勇的要当我们的班主任，同学们都很激动。丁老师是我们小学校里有名的班主任。她带领的班级刚刚小学毕业，那个班是我们学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先进班。她恋恋不舍地送走了这个班。该接新班了，她勇敢地接过了我们班。
丁榕老师将要教我们语文和算术。她一进教室，我就感到阳光普照。她长得很好看，白玉样的皮肤，一双大眼睛，活泼有神。我们大家都是黑头发，丁老师却是褐色的头发，她梳两条整齐的辫子。她那年二十九岁，我却感到她的心只有十五岁。
我刚觉得她象阳光，阳光就把我们晒蔫了。丁老师没有开场白，她在黑板上写了两道题，说：“今天考试，让我知道你们的水平，我好备课。”是如下的两道题：
１，（３４＋８）÷７×５＝
２，８７６５９３７７３×０＝
我们全班算了四十五分钟都没有人交卷，你就可想而知我们的水平了，我们那时刚上五年级。同学们都被第二道题难住了，这么大的数字，哪算得过来啊？我一点不惭愧，我逃学，你们没逃学不是也不会吗？我们班只有一名同学得满分，其他同学都是零分和五十分。我得五十，可以算第二名了！
丁老师的第二个行动是针对我们班的学生特点和水平，给我们上课。她说：“你们不是爱上桌子吗？这是你们爱动。我的要求是你们可以动动身体，不用把手背在后面。也可以读你们喜欢的书，包括小说，只要不说与上课无关的话就行。”丁老师又看看我，说：“睡觉更欢迎啦。”看来我在年级的老师们眼中是臭名昭著了。丁老师继续说：“你们要是想讲你们读到的有趣故事，请你们先留在肚子里面。我给你们另开个时间，让你们给大家说故事。”同学们都乐了。丁老师又说：“你们可以不听我的课，但是，考试不能不及格。”同学们又傻眼了。丁老师又对全班说：“我没有讲明白时，你们可以随时提问题，不用举手。”
我们班就这样被丁老师启动了。
上课时，我照样睡觉，而且还没有罪过感了，有时也看小说。
上语文时，我不打瞌睡，因为，丁老师讲故事很好听，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同其他女教师尖细的嗓音很不同，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性感。她沙哑的笑更有一种开心豪放的气概。我们用很少的时间学课文，丁老师让我们一星期写一篇作文。你们听说过吗？小学生一星期写一篇作文。现在想想，那时丁老师在激发我们的创造性。
我们最喜欢作文课，丁老师念我们的佳作和笑话。班长李梅同学写道：“小树摇，小鸟叫，我要早早到学校。”表达她对学校生活的热爱。许丽同学写她的思想斗争，该不该放学留下来打扫卫生，她想到毛主席讲为人民服务，她又想到毛主席说向雷锋同志学习，她还想到毛主席说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丁老师说：“等你想完了，卫生也打扫完了。”我们都笑，丁老师真反动！石军同学写到：“天下起了大雷，我一早起来，冒着大雷去扫雷。”丁老师说：“你是排雷组组长啊！”他把“雪”写成“雷”了。曲娟描写她私字当头一闪念的惭愧心情是“榨出我皮袍下的小来”。这是抄袭鲁迅《一件小事》中的句子。丁老师说：“你穿长袍了吗？”王雁同学写道：“我的妹妹长得很可爱，她的脸蛋儿象乒乓球……”丁老师说：“惨白惨白的，有什么可爱的？”我们哈哈大笑。王雁为自己辩护道：“所有人都说脸象熟透的苹果，是不是太单一了？”丁老师说：“熟透的桃子也比乒乓球好啊。”同学们也觉得是这么回事，王雁挑战性地继续道：“桃子的皮上都是毛儿。”丁老师眨了眨她美丽的大眼睛，无语，她还真被问住了。学生也有胜利的时候啊！
这么热闹的课堂，我睡得着吗？丁老师从来没有在班里读过我的作文。我的作文很平淡，如果题目是“一件小事”，我会这样开头：有这样一件小事，总让我忘不了……，结尾是：……这件小事记在了我的心里。作文要求最少一千个字，包括标点符号。我搜肠刮肚地能写到九百九十，再也没有了。我于是通读全篇，把一句话分开，加上逗号，顿号，或在句子加进“的”“着”“了”。我的作文都是正好一千字。丁老师私下对我说：“我只能给你六十分，除了前后呼应，你的作文没有语病也没有内容，你要学会展开。你的错字太多了。”
算术课经常是讲一道例题，然后是举一反三，以后的题大同小议。我听了例题就抬着头昏昏入睡了，丁老师会慈爱地把我叫醒，让我到黑板上做题，我都能做出来。丁老师不仅让我们把算术题做出来，还让我们在全班面前讲出为什么要这样算。很多同学能算出来，却讲不出来。我能算能讲，我脱颖而出。
三、家访之后
我的脱颖而出，我并不知道。我还惯性于我的无可救药无人问津的个人世界。丁老师宣布她要家访了，访每个同学的家，一个不拉下。我们班的“坏份子”们都发抖了。以前，老师一家访，好学生眉眼高翘首，坏学生屁股起青苔。我例外，老师怎么来我家告恶状，我爸爸妈妈都不打我，连说都不说我。我当时不明白我爸爸妈妈为什么那样做。现在，我也有孩子了，我知道，孤独的孩子更需要爱。
丁老师一看有这么多同学在发抖，笑弯了腰，她前仰后合，最后扒到了讲台上继续笑。我们同学都被感染了，跟着她一起笑，最后连发抖的同学都笑起来了。家访持续了一个月，四十二名学生的家全部访到，四十二名学生眉眼高翘首。
丁老师对别的家长说了什么呢？我当然不知道。可是，我记住了丁老师对我爸爸妈妈说的话，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些话现在也在激励我。她说：“土干是我们班最聪明的孩子。这孩子安静，有想法，很怪。怪是好事啊。我希望土干更多地参加到集体的活动中来，把自己的长处贡献给同学，把自己的短处在集体活动中弥补。”
丁老师离开我家以后，爸爸妈妈和我大眼瞪小眼。要不是我们仨人互相佐证，我们都会以为我们犯了幻听症。人需要鼓励啊。从此我不再逃学，就是腿脚受伤，爬都要爬着去上学。我当然没有爬着去学校过，可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这是我的心理变化。你可以想象其他同学也会有这种变化。
丁老师把我们都“拉拢”了，同学们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朋友。既然是朋友了，说话就随便了。一次，丁老师垂头丧气地在讲台上说：“教你们真累，你们特别笨，一班的笨蛋。”同学们都傻傻地看着丁老师笑，丝毫没有受侮辱的感觉。有同学大胆地质问丁老师：“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个不是笨蛋的吗？”丁老师说：“有两位还凑合，努努力还能进大学。”同学们吃了一惊，那时还没有听说考大学这回事呢，有学生低声说：“丁老师反动。”丁老师说：“我不反动，有学习能力的应该上大学。”有同学说：“我们要当工农兵！”丁老师摆摆手，笑了一下，无声的语言，意思明确：“去你们的吧！”现在想想，丁老师真胆大，那个年代，对那么小的孩子说这些。
有同学继续追问：“丁老师，你能告诉我们，我们班谁还凑合？”丁老师卖关子，她望着天花板说：“一个是王东。一个是……”她拖了长音。同学们伸长了脖颈。你们一定猜到了，丁老师说出了我的名字。我的心砰砰跳，同学们都看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那一晚对我非同一般。也许所有的学生忘记了那一天，我却记住了。
几年后，我们这个小学班级里只有我和王东进入了大学殿堂。丁老师不仅说对了，而且说得很准。我和王东都考上大学了，却不是名牌大学，正象丁老师所说的一样，我们还凑合，但并不优秀。
我还想，我们多么需要丁老师这样的“先知”啊，如果知道自己不是学习的料，我们可以把精力尽早地向别处开发，不必人人去汗流浃背地应付高考。望子成龙的风气断送了多少青年人的生命啊。有些才子，被社会捧上天。出了国，没有人捧了，就失重了，做出令人痛心的事。老师和家长真要学会鼓励弱学生，狠砸骄骄者，让我们从小就学会承受打击。
丁老师不仅在我们的家长面前给我们面子，还委我们“坏份子”予重任。把一名爱上桌子的学生升为体育委员，把我升为美术委员，把另一“坏蛋蛋”提拔为卫生委员。这是我第一次当“官”，也是最后一次。我的职责是在上美术课的前一天提醒大家带颜料，可是，我总是忘记，搞得美术课没法上。丁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我自私，我一点没意见。我自己都管不住自己，怎么去管别人。丁老师把我的官职给撤了，别人的任期都挺长的。
尽管如此，丁老师还是要把我这个白丁儿拉进红小兵的行列。她在全班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指出我虽然没有完成工作，但是，不是故意的，是生活习惯，入了红小兵，我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有利于我的进步。中队长、小队长、小组长们煞有介事地讨论我的情况，反对我入红小兵的同学很多。丁老师也尊重他们的意见，耐心地等待他们接受我。
我终于入队了，最后一名！与其说是光荣，不如说是耻辱，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我暗想：最好人人不要提这事，把我忘却。丁老师偏偏执意请我进去，我不能扫她面子，我也不敢反动。如果没有这一档子的事，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小时候就不入红色世界！如今我也说不出这种大话啦。
现在许多在国外的中国学人，曾经是当年的团书记，大队长，中队长。可是，他们常常檄文谩骂中国。他们的错误属于天真受骗，别人的失误都是罪行滔天。他们处处正确，时时光荣。They are correct and glorious wherever and whenever 。我不是反对写批评文章，只是有些文章火药味太浓，失去了诚意。
回忆这些，可以看出人有多么自私。那些中队长、小队长们自己还是孩子，就以领袖自居，左右旁人命运的控制欲如此之强。他们一定在处理我的问题上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从这个例子可以一窥人性丑恶的一面。我们且不要说杀人放火，那是极端。可是，这种自以为是的行为无处不在，刺伤我们的工作环境，生活婚姻，还有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缺少理解、爱护和宽容。
丁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对我也很宽容，我却还是班里一名普通的学生。她对其他学生也付出同等的关注，鼓励他们的长处。我觉得我们都是丁老师的孩子，她爱我们每一个人。
四、艺术熏陶
了解我们以后，丁老师的另一个绝活是上课把我们分成组，把学习好的和学习不好的分在一组。我们上课是按组七人坐成一圈，而不是排排坐。丁老师在讲台上讲课，然后出题，大家一起做习题。善于学习的孩子一遍就能听懂，听懂的孩子就可以给还没有听懂的孩子讲课。这办法很科学，小孩之间的思路是相近的，容易沟通，容易发现对方卡在哪里了。以这样的方式，聪明的孩子不会无聊，稍微落后的孩子即便不敢问老师，也敢问同学，因此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不同性格的孩子之间有了接触，这对大家都是一种兴奋剂。如果有哪个孩子自以为是，丁老师就批评那孩子。如果哪个孩子胆怯，她就去拉一把。同学们之间比以前友善多了。
这样的教学结出了硕果，我们的语文和算术提前一个月完成教学大纲。丁老师用多出的时间帮助我们复习其它科目。有意思的是，丁老师让学生帮助学生，让我们学会不耻下问和耐心解答，她却在一边忙她自己的事情，她会把她的“玩具”摆在她的书桌上，什么都有：颜料，毛笔，刻刀，泥巴。她画画，木刻，刻篆书，塑泥人；她喜欢画美丽的大头娃娃，细腻工整，色彩鲜艳，就象印出来的似的。我们不觉得丁老师不务正业，我们都被她的画和泥塑迷住了。
受丁老师的影响，我课余时间也开始画画，捏泥人。那种泥巴要趁湿的时候捏出形状，干了以后，泥巴坚硬得很，涂上白色，就象石膏像，涂上颜料和清漆就象磁雕。我塑捏过刘胡兰，王二小，还有一个女少先队员拉手风琴的小像，都是按人体真实比例捏出的。我爸爸对此很感兴趣，我请他帮助我涂颜色，爸爸没有推辞，涂得很认真。当爸爸涂到人物的裤裆下面时，爸爸说他感到很难为情，这说明我的人物雕塑还是栩栩如生的。爸爸的话把我们全家都逗笑了。丁老师让我们学生欢笑，我们又让我们的家长欢笑。
由于我们提前完成了要学的课程，剩下的只是复习。丁老师说你们这么喜欢看我画画，以后我们可以一起画画。后来，我们真的在一起画画。我现在回想，我们画的画真不怎么样。可是，它是一种感动。同学们虽然画得歪歪扭扭，整个构思是活泼的。因为这个活动，我们班有好几名同学把画画当成我们终生的业余爱好。
不是每个孩子都爱画画，孩子爱动的多。丁老师于是带我们步行去附近的农村散步，或是搞接力赛。丁老师还喜欢和同学们一对一的摔跤比赛，真没有几个男生能摔倒她的，她毫不留情地把学生按倒在沙坑里，她真象一个大男孩。她最勇敢的一次行动是带我们四十二名小学生去水库游泳。你想想，如果一个孩子不听话，游远去了，那有多危险啊。好在没有危险发生，我们都特别乖。
在期末来临之际，我被编到和赵朋同学一组。赵朋得过大脑炎，我发现赵朋真可怜，他已经对学习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不懂也不敢问。我那时恐惧地想，我不是他，我只是丑，但我不笨，有人比我更孤独。我们组的同学帮助他找背书的窍门。由于赵朋在我们组，丁老师特别光顾我们这个组。只要她在赵朋身边一坐，我就觉得兴奋无比，头脑畅通。丁老师与赵朋聊天，我好像都能感觉到丁老师的思路，她在根据赵朋说的话来理解赵朋，找出有效的方法帮助他提高记忆力，用道具帮助他理解算术题。
期末考试过去了，赵朋所有的科目都及格了，其中算术还上了八十分，这是奇迹！我们班的成绩全年级第二，我们班的同学不仅为我们自己的成绩高兴，我们更为赵朋高兴，我们都看着他笑。那是一个很友爱的时刻。
五年级的第二学期，丁老师带我们有点得心应手了。除了画画和体育，我们开始了一项更有趣的活动──演戏。丁老师把我们学的一篇语文课文编排成了诗朗诵“导航”，全班同学都上，一个不拉下，当然有领读的角色。另一个节目是歌舞，我记不清楚，好像是丁老师自己谱曲填词，自己编舞，总之，很热闹。我喜欢看丁老师示范学生跳舞，她的舞姿很有味道，她的眼神引领她的动作，她的全身舒展而不娇柔造作，格外有感染力。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排练这两个节目。我们一起朗诵诗，一起唱歌。从那以后，我也写点歪诗了。奇怪的是我也唱歌了，长本事了。只要听一遍曲子，我就能把谱子写下来。我不知道其他学生在这些活动中的收获，我获益非浅，它们丰富了我的人生。
年终，我们班的成绩全年级第一。我们班的演出全校第一。我们的小学生活达到高潮。可是，也是我们同丁老师说再见的时候了。我难过得三天睡不好觉。我不知道别的同学的想法。
五、想念丁榕
我们班的同学上中学以后，仍然去看丁老师。丁老师以前带过的班级的学生也去看她。她的家一定热闹。按说，她是最关心我的老师，我应该去看她，我却从来没有，我提不起勇气，我不知道我见到她时该说什么。
上高中的时候，我去北京美术馆看画展，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见到丁老师跑过来，她问：“土干，我刚才看见你在临摹，没有打扰你。你好吗？”我慌乱极了，我说：“丁老师好。你看见我画画了，画得不好。”我发现丁老师长得很娇小，那是因为我长高了。丁老师看出了我的慌张，她说：“你画得不错，我们班好几个同学都坚持学画呢。李梅，王东，沈从容等一些同学上个月还来找我玩呢。”这时，有人叫丁老师，她于是对我说：“我现在带着我的学生来美术馆参观，我要照看他们，我先走了。土干，再见。”
丁老师离开后，我特别感动。我小学毕业四年了，丁老师肯定又带出了几届的班级和更多的学生，她的学生已经是成百上千，她却还记得我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记得我的名字，主动上前和我攀谈。我哭了，美术馆中的作品蒙上了一层水色。
丁老师在八十年代中期去了北京四中教书，现在，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那里。北京四中是北京市的名牌重点中学，丁老师的学生遍布世界了，她桃李满天下，一定有很多出色的学生回去看望她。
我写下这些以弥补我没有能去看望她的愧疚。我用此文表达我终生对她的感谢，让更多的人知道天下有这样一位不凡的教师。我相信她还记得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和丁老师在一起的那一年，在我的生命中放大。虽然只有一年，但却这么长久地跟随着我，不能忘怀。其它岁月也有光彩的时候，但是，和那一年相比，它们都黯然失色了。
丁榕老师是我的启蒙人。
2005年12月
土干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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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好人》昨上演 观众被惊到：这还是越剧吗
星期六 三月 16, 2013 8:08 am
昨晚，由郭小男导演、茅威涛主演的新概念越剧《江南好人》在宁波大剧院拉开帷幕。剧场里，熟悉才子佳人的越剧观众开始不安起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导演刻意设置的“间离”和“陌生化”噎住。当RAP、爵士舞和“哇塞”、“二百五”、“No、No、No”等各种“非越剧”元素在舞台上一一出现的时候，正如一位观众在戏后所言：“也许我们不必再计较看的是一出什么戏，另类的观剧体验本身已经是一种能让我回味很多天的东西了。”
开演前即遭热议
昨晚，宁波大剧院的上座率在八成以上。开演前，不少观众就对着手中的海报议论纷纷。
林伟众是一位80岁的退休语文老师，作为宁波大剧院一位特殊的“全年包票”观众，他有着70多年的戏龄。他在看戏前对《江南好人》忧心忡忡，“茅威涛怎么抽起水烟、跷起二郎腿，成了歌伎？浙江小百花的演员们怎么身着西装、旗袍，跳起了现代舞、爵士舞？越剧改革是这个样子的吗？”
一位网名“曼殊”的大学生则在看了剧场版的“片花”后对茅威涛充满好奇，昨晚她走进剧场“就是想看看布莱希特风格解读下的越剧会有什么新的突破，看小百花戏剧从精致唯美转换到接地气的民生人性题材会有什么惊喜”。她的朋友“停杯雪初晴”是一位“茅迷”，茅威涛的女装表演是她最大的期待。
舞台被充分“间离”
大幕拉开，全体演员穿着水衣上场，在鼓点中从两侧缓缓走向舞台中央。这时天降竹竿，演员各自走近竹竿摘下自己的衣服穿上，幻化成《江南好人》里的社会众生相。紧接着，三位装扮卡通的神仙通过威亚从天而降，音乐随之转调成观众熟悉的越剧腔。这样的开场在越剧中可谓前所未有，导演从一开场就赋予舞台以布莱希特的假定性。因为这台《江南好人》改编自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名剧《四川好人》。
剧本背景设置在民国初年的江南小城，当一贯以小生形象出现的茅威涛身穿绿罗裙，手持水烟，踩着绣花鞋在二层木阁楼上拨开珠帘，用评弹调唱着“摆一张桌案，放两副茶盏，唱三支清曲，说四地方言”的时候，观众席上传来一片惊叹声。“反串行当本身也是导演设置的‘间离’的一部分，让观众感到一种陌生化。这也是导演要求平时和我配戏的旦角陈辉玲来演男人的重要原因。”茅威涛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来我们甚至想过不确定剧名，演到什么地方就叫什么好人，那就更多一层间离了。”
茅威涛反复提到的“间离”是指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不进入剧情，而是时时通过导演故意设置的“机关”意识到自己是在看戏。这种戏剧理念十分“西方”、“现代”，也因此营造了一次次剧场“笑果”：在拥有飞行员梦想的男主角杨森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从舞台上方突然掉下荧光屏，上面写着“一棵可以上吊的树”；每幕结束后，舞美队工作人员会身着统一的背带工作服，将台侧的两盏聚光灯推上推下，提醒观众观看剧情的发展；用木偶做的能在舞台上滑动的“孩子”造型，等等。
观众大多不适应
这些间离在导演的设想中都是为了引起观众游离剧情的思考。对导演郭小男而言，他更希望实现自己的戏剧理想，那就是“排一出布莱希特”，只是“恰好又选择了越剧这种形式来实现”。作为一台“新概念”舞台剧，《江南好人》中属于越剧的部分似乎只剩下了流派唱腔和古典、写意、简约的舞台布景。
因为出场人物众多，尹派、吕派、戚派、毕派等各种越剧流派唱腔都能在剧中听到。而演员们似乎也不局限于越剧腔，评弹、江南小调时常响起，重唱、三拍子频繁使用，当RAP和爵士也多次出现时，观众的越剧视听感受早已支离破碎。当抒情唱段最终响起，茅威涛五言诗式的生平自述“生来一娇女，楚楚可怜身”方才在结尾处换回观众对越剧的记忆。可是这样的唱段实在太少了，大量的话剧式对白也让观众有些不适应。观众林伟众看后说：“越剧唱腔很有特色，糯、柔，戏里应该让唱占主要位置，话剧化、杂糅化并不可取。”（记者 顾嘉懿）
来源：中国宁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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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谦逊作风助新教皇脱颖而出
星期六 三月 16, 2013 7:29 am
罗马——枢机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当选教皇实在太出乎意料，以至于意大利的主教们把祝贺的电子邮件发错了人。贝尔格里奥行事太过低调，几乎没有被以观察罗马教廷为生的狂热预测家和梵蒂冈学家提起过。但周三晚间，教皇选举会议才进行了不到28个小时，这个阿根廷人就迅速荣升为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
尽管教皇选举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但根据枢机主教和梵蒂冈专家发表的评论，以及意大利媒体得到的消息，贝尔格里奥当选教皇的部分原因是，力图保全教廷官僚体系的梵蒂冈枢机主教们，否决了被认为领先的热门人选，即改革派支持的候选人，枢机主教安杰洛·斯科拉(Angelo Scola)。
这就为贝尔格里奥创造了机会。他是来自拉丁美洲的耶稣会成员，其融虔诚、谦逊和管理技巧为一身的迷人特质，赢得了很多枢机主教的首肯，包括那些有志解决梵蒂冈近期所面临的腐败和混乱等问题的枢机主教们。然而，方济各是否能满足人们对他的希望，以及如何去满足，仍需拭目以待。
“选择贝尔格里奥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一个身居教廷体系以外的人，原因就在于他布道和事奉的经历，”巴黎大主教、枢机主教安德烈·万特鲁瓦(André Vingt-Trois)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不是意大利体系的一部分，但同时，由于他的文化和背景，又能够为意大利体系所接受的。如果有机会让一个人来公平地介入目前的情况，他将是做得最好的人。”
大致打个比方，方济各成为教皇之前的最后一段路，以枢机主教全面参与的会议作为开端，这种会议在教皇选举会议之前举行，被称为枢机主教委员会，其作用大致相当于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这次有150名枢机主教参与，所有枢机主教都要发表演讲，并互相讨论、互相评价。
贝尔格里奥“谈到教会需重视传道这一精神使命”，华盛顿大主教、枢机主教唐纳德·维尔(Donald Wuerl)在发布会上对若干名记者说。“他自始至终都更关怀穷苦者。”这一点似乎引起了共鸣。
同时，在教皇选举会议召开之前，他一直保持低调，几乎没有公开露面或发表声明。摆出一副自己可能担任教皇的做派是选举会议前最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他避免了这一错误。考虑到他在2005年召开的上一次教皇选举会议上的突出地位，他这样做可能有充分的理由。
对上一次选举会议最权威的描述指出，贝尔格里奥在倒数第二轮投票中的得票数仅次于枢机主教若瑟·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在接下来的午餐时间，据说他把自己的票让给了枢机主教拉青格，后者很快被选为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一些人说他不想当教皇；还有一些人说他知道自己没有胜出的可能性。
弃权也不是没有的事。“有人会说，‘不要考虑我’，”芝加哥大主教、枢机主教弗朗西斯·乔治(Francis George)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会议也出现了弃权的情况。他说，一些人知道自己可能会被人考虑选为教皇，“他们对此感到相当不安”。
“人们在考虑谁能担任这个职务时，就会考虑他，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他说。“首要条件是，‘他是能让我们与基督沟通的信仰之人吗？’接下来的条件是，‘他能管理好教会吗？’ ”
他说，第三个因素是，“他把穷人放在心上”。
很难知道，他在上次教皇选举会议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在本周影响了其他114位枢机主教的想法，这些枢机主教中有47人参加了2005年的教皇选举投票。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在之前的选举中位列第二的候选人，不应该再被选为教皇，因为这可能会被视为对前任教皇的不敬。不过，本笃以85岁高龄退位，在过去的598年里还是第一次，这可能改变了上述的思维。
贝尔格里奥显然通过了本周二晚间进行的第一轮投票，以领先得票者的身份进入了教皇选举会议，不过，有不少德高望重的枢机主教也获得了一些选票。投票意向是用百乐牌(Pilot)签字笔手写在拉丁语的选票上的。据《24小时太阳报》(Il Solo 24 Ore)负责梵蒂冈新闻的卡洛·马罗尼(Carlo Marroni)报道，贝尔格里奥、斯科拉和来自加拿大的枢机主教马克·韦莱(Marc Ouellet)在选举中处于领先地位。
《全景》(Panorama)杂志的梵蒂冈问题专家伊尼亚齐奥·因格劳(Ignazio Ingrao)说，开始时作为“礼貌性的投票”，枢机主教们会投票选出了一定数量的个人。他说，不过，“他们随后很快就把票投给了贝尔格里奥。”分析人士说，晚间的私人谈话促使众人把焦点放到了他身上。
在最后一轮投票中，还未清点完全部选票，即将成为方济各教皇的贝尔格里奥就已经得到了77票，达到了当选所需的最少三分之二的选票。几位枢机主教说，人群中爆发出掌声，不过为了完成整个程序，计票继续进行。巴西枢机主教热拉尔多·马热拉·阿格内洛(Geraldo Majella Agnelo)说，方济各以“绰绰有余”的得票数胜出。最终得票结果是保密的。
斯科拉以稳固的得票基础进入了教皇选举会议，他的支持者中有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认为，尽管他是意大利人，但与梵蒂冈的勾心斗角保持着距离。不过，事实很快就证明，仅仅靠这个还不够，尤其是考虑到新闻报道中所说的，枢机主教塔尔奇西奥·贝尔托内(Tarcisio Bertone)曾提出了反对。贝尔托内在本笃任内担任梵蒂冈国务卿，这一职务权力很大。
“这么快就能选中贝尔格里奥，证明了斯科拉能确定获得的选票立即不足了，”为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撰稿的梵蒂冈问题专家马西莫·弗朗哥(Massimo Franco)写道。投票人数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来自南美洲的选举人总数有19名，仅次于欧洲的61名。贝尔格里奥枢机主教可能得到了南美地区的有力支持。
尽管斯科拉没有得到贝尔托内的支持，但是他在意大利主教会议(Italian Bishops Conference)中却肯定拥有一批信徒。在方济各的名字被公布20分钟之后，意大利主教会议给贝尔托内发送了一封贺信，祝贺他成为教皇。意大利主教会议随后把这个错误归咎于技术故障。
“第三轮投票结束后，阿根廷枢机主教当选。当时，安杰洛·斯科拉已经把自己的票让给了他。”《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梵蒂冈报道记者帕奥罗·罗达里(Paolo Rodari)写道。
方济各第一次公开露面时，是在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的阳台上。在那里，他请求广场上的人群为他祈福，然后说希望他们好好地休息一下。他的谦逊姿态赢得了许多天主教徒的赞誉，他借用受人爱戴的圣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的名号，也受到了赞誉。
周四是他就任教皇后的第二天，他到罗马圣母大殿(St. Mary Major Basilica)进行祷告。途经神职人员住所时，取了他的行李、并付了帐。他在教皇选举会议之前曾在此下榻。
枢机主教里卡德(Ricard)说，“我想，这就是我们新教皇的作风。”
Elisabetta Povoledo和Rachel Donadi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翻译：陶梦萦、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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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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