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最近经济学家遭受“道德批评”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而许多批评又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关。其实这后面一种关系，在发达国家中与在我们这里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那里，这种关系说的其实是公平竞争的后果如何控制：有竞争才能出效率，但竞争就得分输赢，输赢的结果就不平等。输赢都一样，还有什么竞争，没竞争怎能有效率？于是就有了效率与公平(其实就是竞争与结果平等)的矛盾，有了赢家不能通吃之说。

但是对于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我们来说，公平竞争并非既有的前提，其本身还有待人们去争取。因此我们首先面临的不是赢家能不能通吃的问题，而是权家能不能通赢的问题。权家通赢的“竞争”规则不平等，过程不公正，机会被垄断，因而是不公平竞争，或曰“伪竞争”。这样的“伪竞争”一般认为是损害效率的，至于破坏公平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上什么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就是就此而言。

过去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在西方或许会被理解为自由竞争优先，兼顾社会保障。但在中国，这话常常被理解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所谓规则公平或竞争过程的公平)也只能“兼顾”而已，这问题就大去了。所以我向来不认为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来说明中国的问题在一个时期是正确了，而现在似乎过时了或不正确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太早：我们本来应该先以“公正至上”来消除“权家通赢”之弊，然后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才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社会保障。而我们如今是权家通赢继之以赢家通吃，或者干脆就是权家通赢导致了赢家通吃，结果反过来却给了权家以借口，使他们可以打着反对赢家通吃的旗号谋求进一步扩张权力、操控市场，使中国面临“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威胁。

这样的状况当然首先是体制的问题，我国的学者，首先是经济学者并没有造成如此循环的神通。但是今天反思起来，经济学界是否有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也只能‘兼顾’”制造“理论根据”的现象？我以为不但有，而且这个毛病不但发生在如今颇招物议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中，在动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所谓 “非主流”中也存在。其突出表现，就是过去一段时期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两翼都颇为流行的、对“交易成本”理论的滥用与误用。

交易成本，或曰交易费用学说本身并不是为权家张本的。但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些年却发展出一种用强权手段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左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私为公辩护：据说国家与无数分散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于是搞统购统销和集体化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之举。“右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公为私辩护：处置公产搞“公共选择”也是“交易费用太大”，最好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把公产给谁就给谁，工人说赶走就赶走，土地说圈就圈了。不许你们讨价还价就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而 “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这就不是应不应该搞福利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制止抢劫的问题；不是照顾不照顾弱者的问题，而是抢劫不抢劫弱者的问题了：两个人做买卖讨价还价太费事，干脆我掏出刀来把你抢了不就“降低交易费用”了吗？

据说降低交易费用之说来自“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成不成立另说，但是科斯谈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这种组织的意义就在于减少交易费用。但是他并没有说用劳改营来减少交易费用。企业本身是自由契约组织，不是劳改营也不是奴隶庄园。所谓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意思是说整合化的交易比分散交易费用低，不是说“不准交易”或剥夺交易权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是后一个意思，那科斯何必讲什么企业？奴隶制不是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吗？在科斯那里，保障交易权利是理所当然，无须特别赘述。但在我们这里它并非理所当然，搞不好就变成借口降低交易费用来剥夺交易权利(主要是弱势群体的讨价还价权利)了。不是有人就明确说：工会会增加与工人打交道的 “交易费用”，所以在中国不能讲劳工权利，甚至“奴工制”也是中国的“优势”，取消不得？还说国家与众多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所以需要统购统销、集体化。统购统销就是剥夺农民的交易权利，集体化则是连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乃至人身自由权都取消了。当时这么搞有某种历史原因，要为之辩护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说是为着“降低交易费用”，那倒不如直接说古拉格群岛最能降低交易费用，因此比科斯扯的什么企业更有存在价值了。

更有甚者，以强权的观点理解“费用”的解释还走火入魔，从不许弱者讨价还价以降低“交易成本”，发展到剥夺弱者的生命权利来降低“信息成本”：前年一位经济学者提出 “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经济学解释”，认为什伍连坐、株连九族之类的酷法符合“现代激励理论”，是“小政府”节约“信息成本” 来进行统治的成功办法。而过去人们把这些酷法批判为“残暴、落后”，则似乎成了过时的陋见。根据这样的逻辑，只要不搞福利，就是“小政府”，哪怕他杀人如麻，也不过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方式。“经济学解释”灵通到如此地步，也真让人叹为观止了。

在中国讲“交易费用”还有另一种扭曲：科斯本来讲的是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只为“交易”的某一方、强势一方降低“买价”。然而在我们的一些著述中，没有工会，老板可以任意压低工资，这就叫“降低交易费用”，有了工会，老板要多掏钱，就是“交易费用增大”了，科斯有这么说话的吗？从工人的立场看，有了工会不是恰恰降低了他们跟老板博弈的“交易费用”吗？如果同一件事从不同立场看其“交易费用”的大小相反，那“交易费用”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确定性，还怎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当然科斯讲的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他讲的“降低交易费用”既不是给老板节省工资，也不是给工人节省劳动，如果在劳资关系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只能指降低全社会维持劳资关系的总成本。其实从全社会观点看，工会这种集体谈判方式与企业这种契约整合方式一样，恰恰是比无组织的工人各自与老板进行非理性抗争(如当年英国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得运动”和我国近年屡屡发生的职工杀害老板事件)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办法。

同样，所谓集体农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也是很荒唐的。从官府立场讲统购统销加集体农庄可以压低粮食收购价，甚至从濒死的饥民口中廉价地夺走活命粮，它在这方面的“效率”人们的确是领教够了，但这能叫“降低交易成本”吗？如果从农民的立场看，他们为这种“交易”付出的“成本”还不够惨重吗？所谓 “农户太分散国家很难与之逐一交易”也是个伪问题：世界各国的农业不管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就经营单位而言大多数都是家庭农户，而不是科斯所谓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企业”——大农场。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搞大农场的不是没有，但的确不多。那么“交易费用”怎么降低？只要有经常性的交易要求，人们自然会演进出某种组织来整合交易、降低“费用”：可以是联合谈判组织——农民协会，可以是自由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甚至是传统的村社与家族，而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会出现科斯讲的那种“企业”化农场。但有一点：即人们必须是自愿而非被迫地结合为这种组织。就像科斯说的企业(自由契约组织)——而非奴隶制 ——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一样。

而按我们某位学者的说法，组织化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却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官办集体农庄不用说是比自由小农更能降低“交易费用”的，可是农民如果自己组织成农会，那交易费用似乎反比他们一盘散沙时大得多——据说印度经济之所以不如中国，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会农会太强大了，因而极大地增加了强势者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说的明白些就是组织起来的弱者最不好欺负)。而与一盘散沙的小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如果还不够小，把他们赶进古拉格式的 “组织”里“交易费用”就更低了(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学者还真引了一句俄国农奴制下的谚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放一群牲口当然比一头一头地放更轻松”！原来其心目中“降低交易费用”就是剥夺人的自由，将其圈进“畜群”里！如果圈不进，那就只好多付一点“交易费用”，“一头一头地放”吧，但千万不能让那些人自由地结成“人群”，否则那“交易费用”就会大到不得了了！

有趣的是，在中国持这种主张的人有的居然属于所谓“新左派”。他们最喜欢大骂“新自由主义”。可是偏偏他们又最喜欢把“降低交易费用”这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命题”挂在嘴边——众所周知，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主张自由市场原则可以扩大到原来被认为不宜的外部性领域的科斯，应该算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吧。当然，笔者决无意因此把“新自由主义”这顶帽子倒扣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确实说的与科斯不是一回事。尽管科斯的某些说法也不能成立，但至少农奴制思想、抢劫思想他绝对是没有的。换言之，中国的有些“新左派”其实比科斯这样的“右派”还“右”得多。

可见，不管“左”的还是“右”的理论，传进中国后都可能发生多么可怕的扭曲！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本来它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自由人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致。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斯是不能对此负责的。

总之，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应该反思，但决不是仅仅应该单向地反思什么新自由主义。

如今社会上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批判”似乎很热，对此应当怎么看？很简单，以“道德批判”来解决学术问题显然不对，犹如让“公共舆论”来评价科学家一样。如果实行“全民选举教授”，大学一定垮台。中国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如今也的确存在这种危险——尤其在把经济学反思变成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单向大批判时。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除了纯学术研究者(他们其实很少受到“道德批判”的困扰，当然他们在社会上，而不是在专业圈内，也没有多大名气)外，不少人还扮演着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幕僚或策士角色。这种角色本来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在今天这个转型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对策比建立理论更重要。但人们应当认识到的是，学者与策士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活动：对策研究要以“可采纳性”(注意：不是“可行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纳，仍属徒劳)为基础，而学理上的逻辑性相对来说倒是次要的。高明的策士可以对不同的决策者提出不同的可采纳对策，而这些对策在学理上是否严谨，逻辑上是否一以贯之，倒属无足轻重。但转轨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理，则应当强调理论逻辑的自洽，以求达到认知上的进步，至于这理论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反而不必考虑。同样道理，这些学理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不重要的。

然而一项公共政策就不同，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很重要，而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幕僚与决策者一样，由于其活动的公共性而成为公共人物，也因此必须接受公众批评，乃至公众的 “酷评”。不仅是所谓“道德批判”，即便是道德上并非不偏不倚无懈可击的、带有特定利益诉求的批判，他们也必须耐心倾听。尤其在代议政治并不发达的体制中，多元化利益诉求不能体现为议会辩论，能反映在公共舆论上也算是一种弥补。合格的策士重视这种公论犹如重视议会辩论一样，应该是一种基本功。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在扮演策士角色时，一方面正确地非常重视“可采纳性”，并且常常为此牺牲了学理上的逻辑严谨(前述对于“交易费用”那种牵强附会的乱用就是典型例子)。然而另一方面对公众舆论，尤其是对关于公正性的批评却非常漠视，乃至蔑视。他们以坚持学术性为这种蔑视寻找理由，但在他们为 “可采纳性”而牺牲学术严谨时，这种理由已遭破坏。事实上，一些人重视“可采纳性”而轻视公论的对比如此鲜明，以至于他们有时并不以学术性、而是直接以 “可采纳性”来拒斥公众舆论——声称自己的主张已邀圣准，而指责批评者以“反政府”之罪。然而当其口出此言时，学术独立性的大话已经不好讲了：学术性固然应该独立于公意，但学术性难道就可以依附于上意？本来这也不必苛责，因为一个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改良、妥协中求发展的社会是需要策士的，而作为策士不能以纯学者来要求，对他们而言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性是可以理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同情的。然而这就要以其所提供之策的公正性为前提，因此他们也就必须重视社会上对自己的“道德批判”，而不能傲慢地以纯学者自居把这些批判不当一回事(同时又太把“可采纳性”当一回事)——当然，所谓重视不等于认同，他们完全可以在道德与公正性方面为自己辩护。

所以尽管一人兼二任、既当学者又当策士是可以的，而且学者当策士总比不学无术者乱出馊主意好吧，但是他具体做某件事、写某篇文章时可要想好：他可以今天写一篇学术论文，明天写一篇奏折。但是不能把同一篇文章既当学术论文又当奏折。尽管学术论文有时也能作用于决策、影响社会，但这应当并非初衷。学术文章的初衷只能是产生知识增量，因而不能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逻辑。而作为奏折就不能这么要求。但作为奏折既然其初衷就是为了形成公共决策及影响社会，当然就不能回避公论而只考虑“可采纳性”，更不能在公论面前摆学者的架子。

显然，如果说“全民选举教授”是荒唐的，那么“策士漠视民意”至少同样荒唐。作为学者不能无视学理逻辑，作为策士不能不讲公正与道德。而且，在我们如今体制下学者兼策士的人们中，对这两种规则的违反常常同时发生，并互为因果——先为过分追求“可采纳”而牺牲学术逻辑，又因只顾“可采纳”而漠视公平。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两种弊病并不仅发生在某一“主义”的经济学家中，那些如今热衷于斥责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人中，许多人上述两种弊病并不比被其批判者少。

一个靠金戈铁马与弓箭大刀、并以骁勇善战而著称的满清民族，以擅 长征战的意志，同时也是实施了武装暴力的手段，将中国的统治大权 从衰败的明朝手中夺取后，而傲然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并将帝王制度 延长了267年之久。本着历史的客观态度来看，大清帝国是中华帝国 史上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封闭式帝国，它的版图西至新疆、西 藏，北到内、外蒙古，南到台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偌大国土，可 谓是傲视群雄。人口上亿，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时，已经拥有四亿五千 多万人口的记录。可以说，这么偌大的版图和人口，是大清帝国留给 中华民国的一份不菲的庞大遗产。其军事实力也很强大，即便其军事 力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受到致命的重创后。然而，在平定新疆 之乱、收复伊犁、以及镇压太平天国，都显示出强大的武装态势。
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们，都强调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环境（包括共产 党中国也不例外）。但是，这些封闭式的帝王们，其长治久安的治国 方略，就是营造一个兵强马壮的军事实力的强大态势，并以为有其帝 国的广袤疆土和地大物博，就能保障其专制独裁的统治不受侵犯和颠 覆。可是，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是不以这些统治者的意志为准则的。因 为在中国，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要改变一个国家和摧毁一个朝代， 都要等到这个朝代已经腐朽不堪时，才能乘机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这也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如此缓慢的原因之 一。
每一个思想极端封闭的帝王在统治其国家之时，都将军事力量看得比 任何事情都重要。的确，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那么，帝王的朝 廷绝对是处在岌岌可危和风雨飘摇的政治旋涡之中。但是，这些兵强 马壮的军事力量保护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当然是封闭式的帝王制度 （不管这些帝王是明君、还是暴君）。同时，也不要以为封闭式的帝 制在历史的发展与演进中，一点建树都没有。首先，排除帝制对民众 统治的残忍不说，其次，信息与交通在阻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帝制在对自身王朝的统治中，也做 出了相对较大的贡献。例如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虽然在这期间 出现了凶残的“文字狱”，使文化趋于单一的颓败形式，但是，大清 帝国的民众也过着平稳和类似于小家碧玉的生活。是的，本不该用这 一历史决定论的眼光去评论大清帝国的封闭式政治。因为，从历史演 进和发展的观点来说，任何封闭式的政治制度都会滋生出暴政与独裁 的恐怖统治。而这些恐怖的统治形式，就是使民众从一个平稳和小康 的生活，坠入到一个战乱频繁、流离失所的苦难田地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康乾盛世”、还是“太平盛唐”，以及所谓的“文景之 治”，充其量，无非就是以维护自身的封闭式帝国，去达到长治久安 和万代相传的终极目标。应该承认，人类自文明进化以来，他们所建 构的国家和社会，和适应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永远呈现出繁 荣太平、幸福兴旺的景况。事物在运行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衰竭的情 形。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繁荣兴旺，还是什么样的衰竭现象，封 式的帝国统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人伦道德上，都是单一的发 展和枯竭的演进。
特别是中华帝国，其古文明的程度，虽然与古希腊文明相提并论，但 是，在政治上却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在古希腊有梭伦的政治变革，并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伯里克利的联邦似的民主时代。而这一政治遗产， 被欧美各国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家和政客们，灵活地运用到本国的政治 变革中去。可是与古希腊梭伦同时代的古中国的周宣王，却在本国镇 压了以提倡政治自治为目的的贵族自由运动。至此，一路走了下来， 中国再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这样的变革自治运动了。顽固的封闭式帝制 在中国的冷兵器时代，坚决地抵制和镇压所有自由思想的萌芽。直到 大清帝国的末世，才在外敌的入侵和挑战下，打开了一扇窗门。外界 自由民主的清新空气，一下就涌进了这一封闭社会的中国，并稀释着 中国封闭式专制独裁的政治尘埃。
此时的大清帝国，所面对的敌手，已经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造反而进行 夺权的政敌了（太平天国革命，是自身政治制度的腐朽而出现的自杀 性灭亡的恶果），而是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都非常先进的欧美列强。 欧美列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开这个封闭式的帝国，并在这个封闭 的帝国中建立起一系列的通商贸易的渠道。首先到这个帝国的是欧美 列强的商人。他们的主要商务，是向中国输出毛、棉等纺织品，并从 中国向本国进口茶叶和丝织等物品。其中，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主 要是英国的商人。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当时极其封闭的大清帝国 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的体系，所以，英国及其他列强 的商品在这个极其封闭的自然经济的体系中，便处于非常劣势的位 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小农经济生产的经济格局，向来就是自给 自足的封闭形式。它对来自一切商品流通的渠道，都具有顽强的抵制 作用。因此，类似于欧美列强的诸如毛、棉等纺织品以及其他具有浓 烈欧美文化的商品，在中国这个相当封闭的市场上，几乎是没有什么 销路。
这样就造成了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了极为悬殊的 逆差。由于这种贸易逆差使英国在贸易经济交往中，蒙受到很大的经 济打击，在所有外来的经济商品，都无法占领中国这个以小农经济生 产方式为基础的封闭市场，于是，英国便使用各种商务渠道向大清帝 国大量地推销鸦片。鸦片就是毒品，它对人体产生的依赖性和诱惑力 极大。在吸食进入深度的状况下，将会使人的劳动体力全部丧失殆 尽。由于吸食鸦片所产生的幻觉给人带来极大的快感，所以，这种毒 品一旦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其销路和价格就发疯似地拓宽和猛涨。
其实，英国向大清帝国输入鸦片的时间，当定在1787年乾隆统治的时 期。那时，也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而就是在这个盛世里，英国 已经开始向大清帝国输入鸦片。并且，每年都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对这 个封闭式的帝国进行鸦片输入。从乾隆时期的200余箱（每箱120斤） 鸦片，到1838年道光统治时期就已经增加到四万余箱。从乾隆到道光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没有采取强大的法律形式阻止这一巨大毒品对 中国的侵害。共产暴政的史家们，为了掩盖这一历史的真相，不惜用 说谎的口吻来编造说，清王朝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进口，但是，因为 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
这种历史谎言真是使人啼笑皆非。如果说，从乾隆时期就制定了强有 力的海关法律，并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来禁止鸦片对中国的输入，那 么，这种行贿和走私的方式是绝对无效的。俗话说：家贼难防。再反 思一下，如果大清帝国拥有诸如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当时的那种极其威 严的法治和宪政，不要说，中国还会遭受到“鸦片战争”的屈辱，在 这种法治和宪政的制度中，就是连一箱鸦片也没有谁敢于向中国输入 进来。只因为帝国官僚体系的极度腐败，并在英国商人的收买下，鸦 片才会肆无忌惮地发疯似的涌入中国。正如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所 说：
　　“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 　　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的心 　　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 　　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可见，这个帝国的宗法制度及其管理国家的官僚体系已经随着鸦片的 输入，堕落和腐败到什么样的景况。
现、当代共产暴政的史家们，却无视其老祖宗的教导，总是将鸦片输 入的罪恶强加在欧美列强的身上，认为，如果不是列强商人的行贿和 收买，清廷的官吏们是不会被腐蚀而堕落的。正如他们隐瞒和篡改现 代史的真相一样，将20世纪初在延安搞共产革命的中共集团，为了攫 取更多和更大的经济暴利，在陕北大量种植鸦片，并将这类毒品武装 输入内地的罪恶行径歌颂为“自立更生、发展生产”一样的荒谬和使 人难以置信。
鸦片自清朝所谓的“乾隆盛世”，就已经被输入到中国。而这种毒品 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其价格是很昂贵的。能吸食到这种毒品的人，几 乎是帝国的官员、绅士、幕僚、胥吏，还有皇宫中的太监总管。从 “乾隆盛世”到“鸦片战争”之前，吸食鸦片者已经达到200万余 人。由于鸦片的价格昂贵，吸食后所产生的幻觉和诱惑力极深，往往 使吸食者感到兴奋非凡。所以，鸦片毒品便受到广大吸食者的青睐， 但是，也往往使这些吸食者倾家荡产。于是，鸦片贸易便以惊人的速 度超过了其他经济物品所带来的经济暴利。不可否认，鸦片是一种慢 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道 义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损害。“（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 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魏源语）在经济上，也造成了国 家和民众社会发展的巨大损失。单是1821～1840年间，鸦片的大量输 入，就使中国的白银（货币）外流至少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币 贸易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
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官吏更加腐败，军队中，大多数的 官兵由于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使军队也处于腐败的状况中，其战 斗力日益丧失。以至于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那些连一点军事常 识都不懂的农民起义军，以极其简陋的武器，居然也以排山倒海的趋 势横扫清军如进无人之境。其气势使这些沾染上吸食鸦片的军队，无 力反抗望风而逃。这些难道不是吸食鸦片给军队带来的祸害？大清帝 国以八旗贵族及其子弟所组建的精锐部队，在武器极为简陋的农民起 义军面前，犹如一群群患了瘟疫的蠢猪而不堪一击，使得这个昔日狂 傲的帝国，在太平军强大的进攻下，无可奈何地丢掉了半壁江山。
如果说，当时没有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初时的湘军，在太平军将领 石达开所率领的军队面前，也是不堪一击。）还有李鸿章所组建的淮 军以强力的攻势进行反击和镇压，那么，大清帝国的江山可能都会被 太平天国全部占领。
如此腐败的帝国军队，在具有先进武器的西方列强军队的面前更是不 堪一击。这个貌似强大、实质上已经腐朽堕落的封闭式帝国，为了自 身的利益，也在广州虎门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销毁鸦片的行动。可是， 其数量远远不能和列强商人屡次输入到中国的鸦片数量相比。单是 1838年进入中国的鸦片其数量就已经是四万余箱，而广州虎门销毁鸦 片的总数量只有二万余箱，这还是一个极其保守的数据。实际上，进 入到中国的鸦片数量远远超过了上述的数据。
事实上，1840年所发动的战争，并不是如共产暴政的史家们所称谓的 什么“鸦片战争”。在英国和其他列强来说，是一次“贸易通商的战 争”。从当时清廷全年的总收入来看，英国和其他列强按成本300%以 上的税率抽税，鸦片的税收也只占清廷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是的，鸦片是毒杀人的慢性毒药。它的厉害之处在于使一个民族在相 当的时间内，丧失创造与发展的动力。并使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社会完 全迅速地趋于堕落的景况。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中国不是 一个封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而又和欧美列强的科学技术与 政治制度一样的先进，并且在法治（就算是封建帝王的宗法制度） 上，呈现出极为威严的执法程序，这些鸦片也不会发疯似地涌进中 国。而且，在所谓的“乾隆盛世”就肆无忌惮地被输入到中国。当 时，自称威严的《大清律例》到什么地方去了？还不是去残酷的迫害 和镇压中国的弱势民众！可是，一旦处于在保家卫国的情况下，封闭 式帝国的法律和军队，就犹如一群群患了瘟疫的蠢猪而不堪一击。
由于封闭式帝制的日益腐朽和堕落，它们的宗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 迫害和镇压弱势民众的利器。但是，在对自身的统治和庞大的官僚体 制上的管理，这些宗法制度却显示出无可奈何地苍白与执法的无能为 力。更不要说，面对列强中那些用金钱打通中国市场的贸易商人。商 人的本质，就是为牟取商品贸易的暴利，往往是不择手段的。在某种 意义上，甚至是丧失人伦道德和良知的。不管外国的商人、还是中国 的商人，其本质几乎是一样。他们只认商品在市场上的利益，除此外 就是六亲不认。
于是，在和中国这一庞大的官僚体系的交往中，为了自身商品能在中 国市场上，牟取巨大的暴利，列强的商人们不惜对中国官场上的官僚 们进行行贿收买。人类的通病就是在利益面前卑躬屈膝。在这个意义 上，更不要说那些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就是那些貌似铁骨铮铮的所谓 强人、还有那些所谓的“清官”，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都会缴械投 降。
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铸造那些虚无缥缈的伟大英雄、革命领袖、大救 星，国父、强人、清官还有文化精英，来充当教育的榜样。殊不知， 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才是真正的精神鸦片，毒害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子孙后代。一个大喊铸造英雄的时代，是一个极其悲哀的时代。而这 个时代，就是充斥着封闭式帝制和一党独裁与专横的腐朽文化的时 代。
这些封闭式帝制及其官僚的行径，在巨大利益的面前，就会情不自禁 地堕落到“家贼”的状况中。他们出卖国家和民众社会的利益，还美 其名曰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和兴旺。这些“家贼”们被列强的商 人买通后，畅通海关，任其将各种外来商品打入中国市场，其中就包 括鸦片这样的毒品。但是，这些鸦片的销量，从税收的角度来看，也 只占列强商品在中国市场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当然，这十分之一的税 收对一个赢弱不堪的封闭国度来说，已经是十分惊人的了。无论如 何，在这个十分封闭的帝国中，在一直都没有实现过市场经济的情况 下，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就这样白白地被外国的资本强行占有。可以 说，这就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与落后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 制度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的结果，促使了大清帝国这个封闭的市场 经济和帝国的财政，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危机。因为大清帝国的市场 贸易是一个极端封闭的经济系统，而这个极端封闭的经济体制，只有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贸易的状态下才能生成。一旦遭受外来贸易通商以 及强力经济的冲击，这个极端的封闭系统将不能承受巨大的经济压 力，而出现崩溃。
于是，自觉而顽强的抵制力量便自然形成。加之，具有浓烈外来文化 的商品在短时间内，使大清帝国的臣民无法适应，所以自然抵制外来 商品的力量便逐渐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列强的通商贸易在很大 程度上，势必受到严重的抵制而不能顺利的占有这个极端封闭的帝国 市场应有的经济分额。于是，鸦片便成为了攻击帝国这个封闭市场唯 一的利器。
正如上述情况一样，“禁烟”就成为帝国的第一要务。在“禁烟”的 过程中，也不能排除对外来的正常商业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查抄。应该 知道，鸦片只是列强在大清帝国进行通商贸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那 么，其他通商贸易的商品，其十分之九在某种意义上，就应该是外来 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但是，在“禁烟”的过程中，这些正常的贸易 活动，均被怀疑成贩卖鸦片而受到禁止和查抄。所有的通商贸易都被 强令停止。
为了挽回在大清帝国通商贸易的经济损失，英国于1840年开始向大清 帝国宣战。这就是被共产暴政史家们称为所谓的“第一次鸦片战 争”。这次战争从1840年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均 给这个封闭的大清帝国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的巨大震撼。
1840年5月，英国军队攻陷了浙江定海。8月英国的军舰到达了白河 口，直接威胁到帝国的心脏──皇城北京。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道 光皇帝和清廷的文武官员都惊慌失措，丧失了禁烟和抵抗的信心。在 众大臣的劝说下，道光皇帝下旨将林则徐查办，并指责他因“措置失 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同时，命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 津海口同英军谈判，并向英国人保证，只要英军退回广东，一切都可 以商量。朝廷已经将林则徐撤职治罪，同时还保证列强通商贸易的条 件将得到巨大的改善。
这就是大清帝国，在极端封闭的情况下，所有对外的通商贸易，在没 有法律的保障下，均逐渐地酿成了一场战争。中国历朝历代的吏治均 是一个极其腐朽的政治体系，在迫害和压榨本国的弱势民众时，如狼 似虎。在对外交往和在强敌的面前时，却是一群患病的瘟猪。他们没 有能力在国家和民众处于危机的时刻，使其化险为夷。
不排除林则徐在禁烟时，对外国商人所做出的中国式官衙的最野蛮、 最不人道的处罚行为，使得战争的态势，在没有外交的协商下，进一 步恶化。准确地说，所谓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不是英国人想以战 争的方式，对清王朝进行政权的颠覆。更不是在大清帝国进行大规模 的掠夺钱财和奸淫妇女。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使得共产暴政的史家 们在幻觉中，除了在政治上，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的狂啸和狭隘爱国 主义的暴虐，再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场战争到底给中国民众带来了 多少伤害。当然，不排除这场战争的确给予大清帝国这个封闭式的专 制独裁的制度，带来了巨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迫使这个封闭 的帝国开放自己的经济市场，促使这个专制独裁的王朝放弃自以为是 的“中央帝国”和“天下共主”，并将欧美列强视为“蛮夷”和“藩 国”的腐朽的政治观念。
从战争后所签定的《南京条约》就可以看出：除了例行公事所协商的 结束战争外，有关五口通商、战争赔款、订立关税、自由贸易甚至割 让香港，几乎没有那一条不是要达到开放大清帝国那极端封闭的经济 市场。即便是割让香港，也主要是体现贸易通商能有一个良好的经济 地段和经济环境。它压根就没有占领大清帝国的企图。
如果说，要侵略大清帝国，也用不着签定什么《南京条约》。以英国 人的军事实力，北京早已在1840年就可以被英国人占领而沦陷。但 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签定了所有的被共产暴政史家们认定的“丧国 辱权和不平等的条约”中，没有那一条是使大清帝国这个封闭式的王 朝受到了什么损害和侮辱。在条约中：
“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全安。”
这些签定在条约上的语词条款，难道是丧国辱权和不平等？还有：
“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
这些都是为了贸易通商不被清廷腐败的官僚体制，进行横蛮的干预， 而设置的商业条款。事实上，在这五处贸易通商的城市里，非但没有 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现象出现，相反，由于贸易通商给这五处城市 带来了繁荣兴旺。
这五处城市，直至今日（当然不算毛泽东封国闭关的暴政时期），依 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繁华、最兴旺的地方。何况在条款里还有 “恩准”二字，确实对大清王朝的政治面子来说，也是非常礼貌和尊 重的呐。哪里有丧国辱权和不平等的意思在内呢！割让香港，从政治 和经济的意义上来说，是居住在香港人民的福分。众所周知，香港在 英国人的统治下，早就成为了国际贸易通商的大都市。那里的人民， 在没有回归共产党中国统治时，其自由与民主的政治权利要比生活在 共产暴政下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好上几百倍。但是，在回归共产党 中国的统治下，香港人民的自由民主的程度比起回归前来说，已经是 大大地被削弱了。这难道不是先进的自由民主与宪政法治，和落后腐 朽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一次大展示吗？
满清帝国皇权的腐朽，以及国运逐步地衰落，并没有对旧制度带来甚 么重大的冲撞。这种旧制度，依然维系着社会超然的稳定。鸦片战 争，并没有触动到这种超然社会制度的根本，同时，也没有使这个超 然的社会制度发生过甚么巨大的动荡。一切都没有变化，一切都是老 样子。两次鸦片战争，在帝国这种皇权制度及其官僚们的眼里，只不 过一、两次讨伐“蛮夷”和清剿“逆贼”的地方性局部战争而已。这 两次事件对帝国的天朝社会来说，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大碍。皇帝和 群臣们把所有签署的条约，称之为万年合约。认为：既然在签署的条 约中，都答应了英国及其盟国的一切要求和承诺，那么这些所谓的 “蛮夷与逆贼”，以后就不会再来骚扰他们了。
特别是咸丰皇帝，在外交艺术上是一个十分顽固和吊诡的人。在军事 力量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下，同样也显示出愚笨和固执，大有如俗 话所说的：鸭子死了嘴壳硬的二百五似的流氓气质。这个笨猪似的的 皇帝，在打不过英法联军的情况下，也只有带着家眷和一批儒酸似的 官员，狼狈不堪地逃到了热河（今河北承德），丢下一个北京城，让 自己的弟弟奕䜣〔音“欣”──编按〕来留守。同时，也可以负责和 英法联军进行议和。但是，那些用先进武器所装备的英法联军，那里 能听的下清政府叫停就停的议和条件。他们于1860年10月13日攻占了 北京安定门，这就基本上控制整个北京城。在此之前（106日），英 法联军占领了清帝国经营了150多年修饰完美的圆明园。圆明园是一 个综合了中西建筑艺术的规模宏大的壮丽宫殿，在这个华丽的宫殿 中，珍藏着精美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图书和文物。可是，这一切在英法 联军的眼中，也只不过是一堆堆金银财宝。他们以分战利品的方式， 将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图书文物，都进行了洗劫似的分配。在 还没有过足瘾的情况下，经过了当时英国首相的批准，一把火将这个 华丽而壮美的园中之园全部烧掉。三天三夜的熊熊的烈焰，使之化为 灰烬。
可是，就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满清帝国都还在进行着顽固的抵抗， 而不愿签署议和协议与有关的承诺条件。这就更激怒了英法联军。他 们扬言要炮轰整个北京城，同时要象火烧圆明园那样捣毁满清帝国的 皇宫──紫禁城。这下，可把恭亲王奕䜣吓坏了。1860年10月24～25 日，奕䜣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先后和英法联军的代表交换《天津条 约》的批准书，同时签订了《北京条约》。
随着条约的签署，这个帝国的皇帝和他那一帮儒酸似的群臣，也以为 安然无事了。于是，带着自我安慰的心态认为：英法联军之所以能打 败清帝国的军队，主要是他们的兵士都没有结婚娶老婆，由于是光 棍，所以打起仗来就不怕死。说这些话和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如果是 无知愚昧的市民阶层，那倒还没有甚么。可是，他们却偏偏是帝国的 皇帝和重臣。所以说，在这个封闭的帝国中，只有用皇权的暴力，才 能维持和统治生活在这里的同样无知愚昧的民众。当外面世界其他先 进国家的军事力量，入侵这个极端封闭和傲慢的国土，在面对强有力 的劲敌时，这个帝国的所有的力量，也只能处于束手无策和坐以待毙 的境地，其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张惶逃命。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中途，太平天国革命的暴虐，比起英法联军火烧圆 明园还要凶残。圆明园是被火烧掉了，但是生灵却没有遭到任何涂 炭。而太平天国的暴力革命，却使这个腐朽的帝国，再次处于动荡不 安和生灵涂炭的极端的社会危机之中。清帝国的半个江山，被类似于 土匪和强盗的群氓革命者占领，并在这场革命中，使整个南中国的民 众及其社会处在生存危机的恐怖之中。
愚蠢、无赖而又具有流氓气质的皇帝和一群儒酸似的重臣们，使这个 帝国越来越堕落和腐朽。也只因为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来维 持着这种帝制秩序，所以，即便这一帝制的统治，随时随地都处在堕 落和腐朽的两极之间来回摇摆，但是就不会遭到倾斜和垮台。也只因 为没有外部势力的强力冲撞，所以这个帝国始终就要呈现出一派堕落 和腐朽的景象。两次鸦片战争，只是一种外部势力为了占领中国的经 济和贸易的市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武力将这个帝国的大 门撞开一些缝隙，使外部的洋风融入这个恶臭不堪的环境，稀释着这 个连经济贸易都不懂的泱泱大国。
外部的武装势力，是在满清帝国那孤高自傲、不通情理以及不尊重外 国使臣的最基本的人权，而发动的武装干预。就象2003年美国对伊拉 克和塔利班政权的干预和摧毁一样，是在维护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尊严 的意义上而进行的。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这样就足可以证明，对某些冥顽不化和极端暴戾的恐怖政权，是可以 用正义的战争将其摧毁，并从而在一个倒塌的、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 严的政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宪政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
清帝国的圆明园是被外国的武装力量彻底地烧毁了，那又怎么样？就 算以后那些御用的史学家们擂胸顿足地呼嚎，并用这一事实在民众中 煽动起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恐怖行为，那也无济于 事。有敏锐思想和善于进行理性思维与感性考量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思 考者，根本就不相信那些御用史家的胡言乱语。
其实，焚烧和摧毁精美建筑的事件，在中国古往今来就已经是层出不 穷，项羽焚烧阿房宫就是一例。阿房宫难道不比圆明园更宏伟壮丽 吗？帝王们在实施暴政的同时，也动用了成千上亿的国家资源与无数 被强迫的民工，来进行这种奢侈豪华的只供自己享乐的建筑。同时， 也将这种建筑视为皇帝的财产。1949年中共集团夺取政权后，为了贪 天之功，建筑一座比世界其他国家都还要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 也摧毁了天安门周边的无数的民宅和精美的古代建筑。
中国人！再也不要自欺欺人了。所有的恶劣之事都出自于专制暴政与 独裁恐怖之手。不管是外部武装势力对中国的干预所引起的战争，还 是自身国度中所出现的天灾人祸，一切都是专制独裁的恐怖政权所挑 起的生灵涂炭的灾难和罪孽。
在焚烧阿房宫之前，秦二世胡亥就是一个已经向刘邦和项羽投降的 人。也就是说，这个秦王朝的昏君已经是对起义军俯首称臣了。但 是，中国人岂能容忍阶下囚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项羽挥刀斩胡亥， 火烧阿房宫，以此来体现自己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人 格的暴戾气概。
我们再看一下火烧圆明园，这也是一座动用了国家资源和无数被掠 夺、被奴役的民工来修建的宏伟而豪华的皇家林园。这座皇家林园唯 一的功能就是仅供皇帝及其家人的享乐腐化，丝毫没有对国家及其民 众社会起到过任何积极的作用。这座园林和紫禁城一样，只能引起中 国民众对皇权暴政的那些龌龊、猥琐和见不得人的乌七八糟的苟且之 事而嗤之以鼻和不堪回首。
如果说，清王朝在衡量了自己和英法联军的力量对比之下，能及早地 做出妥协与议和的政治行为，那么可以肯定，圆明园是不会被焚毁 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火烧圆明园的罪恶，清王朝也有一半。如果 再晚一步地做出妥协与议和，那么就不是圆明园被焚毁了，那就包括 北京城和紫禁城都要变成废墟。从这些事件中，就可以看出中国自古 以来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他们给中国及其民众社会带来了多么沉 重的灾难。
直到21世纪，这个国家依然还是一个专制暴政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民 众，依然还是处在民智未开、贪婪自私，为了一丁点蝇头小利，就可 以大开杀戒的蒙昧状态。
凡是用暴力革命及其武装所掠夺的政权，都是悬在中国民众头顶上的 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都是匪性难改的流 氓状态。
由于中国人的自恃清高、跋扈自傲，以及常常以中央之国自居，上天 赐予的无数个变革的机缘，都以静悄悄的姿态从中国人的身边溜走。 错失良机、无知愚昧、而又不愿意接受经验和教训──这就是中国人 的生存常态。他们甘愿被奴役，也甘愿做奴隶。只要主子能给口饭 吃，不把自己逼到绝境，那么什么样的事都可以为主子效劳（也包括 鸡鸣狗盗之事）。至于英雄人格的张扬，那是“革命领袖”们所进行 的事业，丝毫与自惭形秽的小民们无关。这才真正的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生存方式。
由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存方式，造就了无数以暴力行事的革 命英雄主义的人物。为了当英雄，也为了制造英雄，并通过英雄们来 维持自身的统治政权，所有的“革命领袖”都将英雄的桂冠，廉价地 抛给那些杀人如麻、告密成性，并忠于自己的无耻之徒。一个时代是 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就是政治谎言流行的时代，同时也是 暴力成灾、民众遭受到极端苦难的时代。
林则徐被后世的人捧为鸦片战争中的英雄，然而在这个英雄崛起的时 候，清帝国签署了《广州和约》和《南京条约》等妥协性的文件。本 来经济贸易通商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这种正常之交往使得各国 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可以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傲慢的天朝之 国，非要人家动用武力来帮助并制造出类似林则徐这样的英雄不可， 并还低三下四地签署了各种和约文件才算完事。
和约的文件签署了，英雄也造出来了，战争也完结了。然而，两次鸦 片战争所呈现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教训和经验，这些英雄的主子 和英雄本人是否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并在教训和经验中攫取哪怕 是一丁点所能启蒙的亮光，都将使这个天朝帝国获益。当然，战后也 有如魏源等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探究的目光转向西方英美等国。但 是，这种探究却非常有限。魏源在探究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后，也表示 出很赞同的思想，因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可是，这 种主张的影响力却非常弱小。这个中央帝国的天朝皇帝及其那一帮子 儒酸似的臣工们，依然故我，反而沉浸在安然无恙的自我陶醉之中。
魏源所有的政治主张都被储之高阁。这一次大可成为清王朝改革的天 赐机缘，很快就从中央帝国的身边悄然划过。于是，这个国家及其民 众，仍然生活在物质鸦片与精神鸦片，双重陶醉的糜烂的生存方式 中。满清帝国的躯体，一天天在物质鸦片与精神鸦片双重的毒害下， 慢慢地变得更加的堕落、腐朽和颓废。

——与许良英43封通信的解读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红楼梦》，虽短短数语，却至今未见有人超越：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２３１页）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在曾经自认为是共产党“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别在他生命的黄昏就一直笼罩着这样的悲凉之雾，身历反右运动、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虽然偌大的中国“呼吸而领会之者”并非李慎之一人，但他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说１９９９年秋天那个孤独的夜晚，他在一盏孤灯下写下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出他对这个少年时就向往不已的革命党抱有一线幻想的话，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完全清醒，彻底失望、进而绝望，他一而再地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许良英透露心曲，悲观之情毕露无遗，悲凉之雾逐渐将他的身体乃至生命淹没，但他的思想在雾中升腾，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话精神，重新开启了一扇通向未来的门。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２日，８０岁的李慎之先生带着无数未尽的心愿撒手而去，中国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老人的怀念与敬意。远在德国的仲维光和远在美国的曹长青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曹长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文中特别指出李慎之的“三个局限”：“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笔墨风波，事隔一年半，风波早已过去，问题仍悬在空中。在仔细阅读了李慎之与许良英最后五年的私人通信后，我感到对李慎之先生应该有一些新的认识，他晚年的思想在这些信中有更真实、更坦诚的流露，或许有助于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李慎之的思想。

　　两位老人的交往始于１９９８年２月，李慎之托人给许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２月２７日，许给李写了第一封信。３月４日，李回信，从此开始了他们五年的书信往来，各给对方写了４３封信，其中既有科学、民主的严谨讨论，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对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展望，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讨论之真诚更足以让后辈汗颜。直到生命终止前不久，李先生还写下１０页纸的长信，提出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志愿。由于是私人通信，无话不谈，袒露心迹，比公开发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想法。

　　透过这些书信我们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后五年中燃烧自己、热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声”的道德勇气，同时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举起了启蒙的火炬；他弘扬顾准，以自由主义为北大传统和顾准思想定调。他深感“五四”以后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没有在中国扎根，“２１世纪几乎要重新来过。要中国人懂民主，实在是艰难已极，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个说得上的源头。”（２００１年５月８日）他对全球化和全球价值更是情有独钟，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他在信中说：“近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全球化与全球价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经历再推广到人类近五百年的历史，民主已是一种全球价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

　虽然他常常感叹自己生前或许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了——

　“我反正知道我们年轻时相信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是一种谬误。民主的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们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在中国还实现不了。（现在有许多人担心中国实现民主以后，会出现‘拉美化’，我也有这种担心。）不过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顶多我们不能及身而见，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

　但他依然坚定地主张“和平演变”，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然而全社会好象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六十到七十岁的人，另一个是大约五十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与我的疲塌为例进行说服，结果也不理想，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宪政民主，我就劝他们研究一下宪法，万一形势急转直下，这些自认为的民主主义者连部宪法都拿不出来，怎么行呢？”（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个月零二十天，他还在信里说：

　“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中共实际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为口号，无非是保持特权而已。当然社会主义还可以作为一种政策目标，甚至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但是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数选民的认可，就该下台。马列斯毛说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已经试过，应当作废了（虽然它仍是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１、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２、对中国能在２１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不过，我之所谓民主，只能指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并非指充分民主。实现充分民主，最乐观也需要到２１世纪末。”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请长期研究民主问题的许良英以５００个字回答他，什么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对科学精神，李慎之同样不能释怀，直他晚年他还想写一篇《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虽然文章最终没有写成，但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念头。１９９８年３月４日他在写给许良英的一封信中说：

　“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要硬分越来越不可能又无必要，中外一样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学家’＝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但是我还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国人多想一想，（这也是‘知识分子自大狂’，）实际上在一个十二亿人的国家，几乎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没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１０月１０日，他说：“李约瑟热爱中国，以半生精力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二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等，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对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让中国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发此愿心，希望你能给我指导和帮助。”

　在１１月１１日的信里他还说到，“李约瑟以其‘巨著’已经‘推翻’了你和竺可桢、冯友兰的结论而成为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学力不足，写作艰难，但是只要不死，总是要把文章写出来的。” （１９４１年春夏，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三年级时曾在学生中发起一个科学团体，讨论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为什么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他们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１９４４年，心理学家陈立发表《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１９４５年，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当时，李慎之正在给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序，他感慨“哈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虑如何取代它的时候提出也可能转向东方思想，虽然只有一句，但东方思想（实际上指儒家伦理与老庄思想）流毒（请恕我用这两个字）之广，可以想见。在国内则更是与统治者交相煽惑，对人们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他在信中说：“我要驳斥李约瑟难题，今年大概是动不了笔了。只是我有一难题要请你帮助解决：ＳＣＩＥＮＣＥ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时。”

　直到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他还在探讨这个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假命题》这篇文章我还是要写的，但是愈想愈觉得其难，因为我的科学知识实在太差了，而且现在的谬论日见其多（从席泽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击之，尚须搜集材料与论点。今年是决不会动手了。也许明年可以摆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学，而中国没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么不同，却正是因为文明的起源与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中国古典只讲善美，是不怎么讲真的。美、善天生就带有价值上的好恶，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说成是价值中立的，在内心讲正是把它作为最高的价值。美、善不讲真就失去了基础。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

　他说：“我心中的真理的价值中立的。‘真理’两个字本非中国固有，而来自佛经，因此已带上了价值色彩。共产主义就其原始的意义讲（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已是一种应用真理，真理一旦应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错的可能，这一点在我们青年狂热时期是不了解的，到后来才懂得。‘真理’一词因为汉语双音化的大潮流，已无法改译为‘真’一个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社会科学中本来就没有自然科学中的那种真理。‘自由主义’是‘真理性’最差的一个‘主义’。（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

　这些观点本身诚然还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个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导真理的价值中立，实际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狭隘的现实算计。他认为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口号时，绝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学，“他们好象认为科学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中国已经生根了，官方也从来没有‘批判过科学’，有些不正常的干预，也都是因为没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所以他希望许良英能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许陈寅恪，乃是因为陈对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追求，“还有陈寅恪，他是我的老师，浑身可称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气味，因此连胡适也称之为 ‘文化遗民’。但是‘气味只是气味’，细究他的生平志业，几次大声疾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连五四时代的陈独秀也没有喊出这样简洁明了，可以作为口号的话。……陈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与国民党低头，尤其是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以为在文革结束前，他是中国最干净的一个人，比俞平伯、沈从文都更干净，更不要说巴金以下的人了。”（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

　他对“利禄之徒”弥漫，伪学术、伪思想盛行的学界现状忧心忡忡，从季羡林（乃至王元化）到汪晖等，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读了许良英转给他的９９岁的心理学家陈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位９９岁的大老……官方和所谓的学术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先生。季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在谈到“新左”代表之一汪晖时，他说本来以为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这种艰涩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虏大批的青年人，以为是有学问、有见解、有思想，是以为大家取法，结果造成一大批伪学者与伪思想，真是可叹。但是迄今还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这篇批判文章，固然论点很不错，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对此他深感忧虑。

文章摘要: 我们看到，李慎之锐眼过人，他在十多年前就直接抨击了李光耀和亚洲价值论。于是，一种崭新的、反对威权主义模式，开始引领中国学人之思维。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3/23/2008

李慎之先生作为新时代自由主义统领，也许可以说，是得道多助。很多人齐集他的麾下，支持他的看法，应合他的号召——这个最大的支持，就是帮助他推出《风雨苍黄五十年》，呼号中共政治改革，影响颇剧，所道为深。然而，我们认为，李公出发点高启，落脚点低落，确是指向那个寡头邓，于是，成为一种策略式空想。于是，坊间在他去后百多篇纪念他的文章里，几乎不便于提出这一点；且有人认为，这一点的提出，实际上改变了李公改革思维的主旨，使之汇入"救党"论的漩涡，不能自己。这个争论，也许可以善意地继续下去。

我们只是在适逢李师驾鹤五年之际，问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太明了，太实际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改革，为什么不直接施行民主，宣布普选，立宪定法，而要偏偏来一个什么"改革"，且阵痛不结？且不说这个改革是如何地旷日持久，只说这个改革的实际内涵，就可以看出，党领导的改革，不过是延续其49年"解放"和"革命"欺誷的另一种战术。天下国家甚多，很多国家在变革时期甚至政变以后，都是直接宣布民主。我们看到，就连穆沙拉夫和缅甸军人也都懂得，不是要在他们国家施行若干改革，且一改几十年，而是直接宣布施行选举，施行民主（虽然，他的政变合法性，并未因为普选而被否定）。

我们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像巴基斯坦和缅甸人士那样，直接宣布普选日期，并且号称遵守这样的诺言呢？

中国人一百年来，实行过很多间接手段，以期实行民主，实际上，却是以此为借口，不断延宕这个改革，以至于使之有名无实，似是而非，最后，几几胎死腹中——只是由于美国的弃台投共政策，才使得国民党人毅然改变了改革只说不做的思想，毅然迈出蓝天绿地的一步。但是，这个时间上的延宕，已经拖了百年——相比日本明智维新的政治西化和幕府王化，已经落后百年。

问题的提法一直不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民主是要设置条件的。中共说法虽然和他们再早的说法相背，但是，谎言的无限重复，已经网络了大批国人；加上他们放出民主等于动乱之谬论，遂使国人谈民主，遂色变，以为民主等于毁灭。于是，人们开始讨论民主于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其实，这个讨论的前提极为虚假。民主，不是什么近现代的政治遗产或者统治方略，而是缘起于希腊继之罗马的、一种几乎与古代文化并而生成的人类文化和政治机制。古代希腊的民主前提，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而是和其专制独裁，僭主寡头之政治，轮换代替的一种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萌芽，甚至比耶稣的平等和自由价值说，还要早。于是，除去区分民主自由之古代和现代概念以外，并无民主只是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所属的真理存在。于是，除去借鉴民主之西化政治学之外，民主并未完全限制于西方，其楷模和成功，即为日本，即为印度，即为土耳其等所示。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希腊民主，几几乎是和人类之文明与生俱来，一方面说，起码近代以来，民主是可以超越东西方的政治文明——且民主可以容纳东方之宗教于其身。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要民主，要改革，时间拖延了一百年。那么，你要怎样改革呢？改革，难道不能在宣布民主以后亦可以展开乎？难道民主本身，不是最彻底的改革乎？不民主的改革，果然神机妙算，高深莫测，以至于要讨论又一个百年乎？这在法理上、原理上都是荒诞说的各种翻版。我们说，民主就是民主。民主之实行可以一通百通，且解决不民主带来的所有问题和弊端。

我们说过，民智不开，民主开之——日本，就是民主、宪政、法治开之，教育、文化和宗教开之（没有民主，教育，就是愚育）。日本人的民主，就是容纳传统，容纳王化于"投降"的幕府；就是结合儒学的开明和精髓（他们尚学于朱熹，二程及阳明）；宽容于佛教和基督教；并且在政党历史和宪政历史之开创时期，做到彻底的西化和兼容并包——这个兼容并包，不是包容最后否弃兼容和宽容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包容了他们的神道和现代化，含王政一统，传统西化。而中国的人们，非要革命开之，毛开之不可，结果就是，民智大不开，民智大愚昧，民智大完蛋。随着这个反对传统的布尔什维克化，文化覆灭，人伦尽丧，数典忘祖。现在的全民腐败逢官必贪，只是说明国人在文化继承和开拓议题上，百年迷茫，不得要领之结果。这个结果的种子，就是国人走了一条完全和明智维新不同的胡乱之路。

我们看到，远说法国和英国，他们的民主之路，虽然也是筚路蓝缕，困顿坎坷，但是，他们的官方和知识分子，在其国主流文化上，依据了主导性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向。很多知识分子加入了治国行列，且成为可以和拿破仑比肩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克列孟梭，夏多布里昂等人，既可以加入和参与政治，也可以著书立说，影响人众，开辟学业；日本人中的大政治家，也是学者型的人物，如，伊藤博文，大畏重信，就不要说福泽谕吉了。这样，西、日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之路径，成为他们国家的主流思想，而非流民和民疯的所在。中国人一百年来，却是大向廷径，本末倒置——我们前此梳理这些流派，国人知识分子恰恰是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之滥误和糟粕，却一直不归正道。比如，极为著名的"少年中国"协会里的人物，就呈现了这样一种轨迹：他们是不见树木，只见枯桠；他们先是继承安纳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继之是社会主义，继之是新村主义（即乌托邦），再继之则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中几乎无人践之希腊民主，研讨三权分立和欧美法制及宪政——他们对于卢梭的民主和民疯即总意志之独裁说，也不甚了了——他们在五十年代，更是抛弃了张君劢和国民党的大陆法系，让毛泽东派他们到苏联学习立法——殊不知，日本人是让德国人直接草拟其法，让英国人草拟商法，让法国人草拟庶民法，等等。

即便是在四十年代，胡适之提出比较明确的自由主义，却因为他没有就土地问题和民生问题结合于民主，遂成孤高和寡，无人响应，人们都去"打土豪分田地"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纪念李公慎之的出发点。

李慎之在他的文章里，对于上述问题，多有议及——我们在上次阅读李慎之和许良英二先生之信通中，每每论及。其中，关于民主和希腊的讨论，即为一个例子。尤其是许先生对于顾准的置评，说得完全，说得准确。

我们认为，李先生文章贡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议题，就是他在1992年提出的对于"亚洲价值论"的批判。李先生当时是以纪念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五百年为籍，而提出这个议题；这也是他沉默良久，出手即深邃、即宏大的一篇宏文——这说明，李先生做为周恩来的手笔，且有跳脱党化思维的能力和才气——很多御用文人，不可以说没有才气，如，胡乔木，但是，他们跳不出那个党文化的事实，却是不可改变——李慎之的文笔，从那篇文章开始，就风格自建，势如破竹。

此文说，在世界上，有人提出两个说法。一个，就是全球化；一个，就是亚洲价值论。什么是亚洲价值？就是后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模式。什么是新加坡模式？据说，就是不施行民主，而施行法治的一种模式？什么法治？就是反对和限制反对派的法则？限制之，就是法治？是也。这是"亚洲论"的核心。于是，有人考察后，就得出结论。说是，新加坡制度好，就是好,和社会主义制度好，就是好，一样！于是，大家一哄而上，为老邓的改革说谋出此模式，也要建设一个"中国－新加坡"——唯独不提民主和自由——他们说，要相信未来，民主是几代人以后，十几代人以后，几十代人以后之事也；现在是要建设第二个新加坡——这个提法，在2008年，又有露头！于是，横在民主和中共毛邓体制中间，遂发生了所谓新加坡"事件"，新加坡理想，新加坡制度。我记得，八十年代，当时的太子党或者准太子党们，都是这样吆喝的！他们终于发现，可以在去掉毛的贫穷社会主义以后，由他们继续掌权，变身为一种红色资本家——而这样做的理据，就是在不废黜共党统 治的前提下，来一个"新加坡"模式；而这些世袭和宠信们，也就各得其所，各得其款也！于是，一切，如此这般地开始操作。这些王八蛋，开始变官为贾，邀官行贷，官商勾结，攫取了第一桶金！这个过程，几乎经过整整十年；直到民怨沸腾，六四流血，人们还是不清楚，何以改革，改来改去，改到人头落地！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所谓新加坡模式，潜在起作用。

为什么说，包含威权主义，不施行开宗明义的民主法治的主张，见容于新加坡模式呢？这其实就是亚洲价值论的要害。因为，直到现在，李光耀，还在为中共某某年超过美国，胡言乱语，从而和现在的党阀改革遥相呼应——而他们摒弃的，恰好是民主改革的唯一之路。我们看到，李慎之锐眼过人，他在十多年前就直接抨击了李光耀和亚洲价值论。于是，一种崭新的、反对威权主义模式，开始引领中国学人之思维。虽然，我们在李，许二先生的信通中，看到这个实践的重大危害，看到在八十年代初，一些现在主张普世价值者，当时都是赞赏新加坡模式者，乃至遭到许师对其的批判。我们说，这个误区已经澄清，但是，并未彻底去除。很多新加坡模式或者附会之的说法，还是不断出现，也许已稍稍改头换面。

在另一方面，亚洲价值论，在实际上，已经全部破产。从印度到韩国，从东帝汶到巴基斯坦，从菲律宾到阿富汗，从泰国到蒙古。试问，这些国家是采纳了亚洲价值论，还是民主价值论呢？

我们认为，李先生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杰出的思考。在他的引荐和推导中，威权主义占据统领地位的理论破产了。代之以普世价值论和全球化政治模式的说法已经提上日程。当然，全球化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不是政治全球化的一个先行者，还是各自分开，甚至，政治全球化和普世价值说的悖论，是不是得到澄清，还有很多文章可作——然而，毕竟，坚冰已经打破，曙光暂露头角；而这个揭橥于斯的第一人，是李公。至少他的说法，基本上摧毁了威权主义说的虚假本性。这也许是李公的一种贡献。这种贡献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继续以此做为利器，和现在的新威权主义人士，做一个格斗——这些人士，就是我们屡屡说到的，那些只看残席（马克思），不看主筵（民主自由政治学）的那些"正统"改革派。

退一步说，实行专制主义之历史、之国家、之文化，并非完全不可圈点——问题是，极权主义和某种开明专制是不是有得相容——这个问题不可以含糊其词。我们的说法是，日本和英法德等国家，含中国，其实很长时间，并未实行民主，而是实行专制。但是，这个专制的本质有几点：1，他允许宗教自由。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的治下，是有宗教自由的——他们要复兴天主教。2，俾斯麦并未不施行普选（当然有财产资格说）。3，他们的传统文化，并未遭至毁弃和阉割；不像富歇，要颠覆圣经。4，他们并未剥夺私有财产。5，他们对于杀死教士和知识分子的巴黎公社等社会主义思潮，很早就进行了否定——法国人很早就否定了社会主义（见夏多布里昂对之的批判：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个人自由。（《墓畔回忆录》夏多布里昂））而日本人，也在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后，很快否定之。6，他们的社会主义，早就改变成为我们所云之修正主义和社民主义——也就是走向与民主自由的主流。7他们的边缘文化，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等等，已经业成弃势，不可与其主流相博。这些，都是他们走出迷津的要诀。而中国人，迄今，还在这里徘徊不定，犹豫不决。之所以说到这些思想和趋势，就是我们看到，关于民主价值观的朦胧不清之处，赫然犹存。这个不清楚，在李先生的思维中已经屡屡相及。他关于儒家文化和普世价值的思考，关于革命和改革的思考等等，也都关乎于此，很多文章展现了这样的思考；如，关于民主价值观的了解，他虽然失望于国人和知识分子，却明言指出，现在的人们关乎于此的思考，不如民国甚至晚清。这个说法，难道不是一针见血，痛定思痛吗？所有关于在党领导下实行民社主义，甚至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说，和李公思维相比，实在浅薄难当，谬论百出。虽然 ，不能说李公的思维全数正确——不能不说，他在和许良英先生的争执中，我们更原意站在许先生的看法上——但是，他们毕竟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比如，许先生就认为李先生过高评价了邓。这也正是我们的看法。

我们想，李慎之一辈人中，基本上分成两种。一种是和党文化分道扬镳，另起炉灶。就是李，许这样的前辈；另一种，就是要和共党承前启后，做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派，言必称胡温新政——这些人要"完善"党的领导（见李锐语）。我们说，谢韬主义之所以和许，李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们的基本价值背景和文化取向不同。李公的知识结构很大，他是国际问题专家，既了解赫鲁晓夫和歌穆尔卡，也了解纳赛尔和苏加诺；从他的历史学知识结构看，他既思考过儒学和佛教，基督教，也深入哈维尔的后现代主义；从他的人际过从而言，他既了解胡乔木，也结识许良英等；从他的文章家角度讲，他出身燕京大学经济系，又熟谙古典诗词歌赋——我七十年代和一位比李公更加前辈之人谈话，他说，李慎之可以背诵古典诗歌四、五百首……还有就是，李公是党内知识分子，他这样的人，打个回马枪，又无人可比。这样"横站"的、牵连两头的人物，又比一般之局外者，更加厉害，更加知局。这也是李慎之的某种财富。总之，现在我们怀念他，乃是因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过来人"。这样的人，于历史，于现实，都是无可替代和极其独特的。

[编者按]本文言辞激烈，但其中谈到的历史问题尚有史料价值，特此收录，以供参考。
前不久网上媒体披露了1978年12月15日邓小平私自同意并长期隐瞒美国在中美建交一年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同美国暗盘交易放弃中国对台主权的事，并登载了一些评论。本人也想就此事的事实真相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谈谈自己看法，以供有兴趣者参考。为了使人能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后变化有所了解起见，本文从1971年4月毛泽东开展"乒乓外交"说起。
一
由于毛泽东通过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的战争方式，全力做好了要准备打仗、准备打核战争的各种反侵略战争的调遣和部署，甚至做好了要打来自美国苏联对中国两面夹击、南北瓜分的常规大战和核大战的各种准备，并充分利用美苏矛盾和中国在美苏争霸中的第三者地位，有效地调度了美苏之间的相互牵制作用，既在1969年2月17日从越南撤出全部援越抗美军队，避免了中美在越战中直接相撞发生美国对华核战争危险，又在1969年8月28日在得到美国的间接帮助下，阻止了苏联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和核战争的巨大危险，从而使中国转危为安，安全形势得到好转。为了使中国走出封闭，走向世界，改善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摆脱苏联巨大的军事威胁和可能再次侵略的战争危险，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从1971年4月开始了"乒乓外交"的主动攻势。而这时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出身来和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对欧洲的西进，也正急于要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虽然这时由于台湾问题使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联系和沟通，但是这种一致对付苏联威胁的共同战略需要，促使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暗中呼应的默契配合关系，使毛泽东"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理解和响应，并很快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当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 辛格 博士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并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退让，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周恩来总理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重申台湾向来就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限期从台湾全部撤走，美蒋防御条约无效。
这以后，中国在美苏争霸的冷战环境下，在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进军国际外交战场的步伐大大加快，真可谓过关斩将，排山倒海，锐不可挡，确乎"从胜利走向胜利"。当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恢复了中国的合法权利，蒋介石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第二年即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拜会了毛泽东主席，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坚冰。接着，中美在2月27日签订了两国之间第一个公报，即《上海公报》，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确认最终撤出美国在台湾的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此期间，美国将随着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这时起，中美开始了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3年5月1日，双方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各自的联络处。如果尼克松不是因为"水门事件"在1974年8月下台而由副总统福特接任，他准备在他第二任期的头两年削减美国一半驻台驻军，即从2800人减少至1400人，在后两年准备以类似日本的方式同中国建交，同时与台湾保持民间往来，以兑现他要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曾经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所作的许诺。
台湾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为了牵制和包围新中国而出兵占领的，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径，不仅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而且也使中美在国家关系上造成了严重对立的战争状态，因此台湾问题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而中国的外交出击，其中一个重大战略目标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中国政府所贯彻的对台总方针是，立足武力解决，争取和平解放，也就是采取打下来的"天津方式"，或和平解决的"北平方式"。
然而不论采取战或和的哪种方式，其关键是美国必须彻底撒手台湾，断绝同台湾当局的一切关系，在中美建交后美国不能再进行包括对台售武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干涉。而在台湾问题上只要把美国的手去掉了，台湾问题变成完全的国内问题了，就是中国和台湾谈判的时候了。因为台湾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本身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多，此时就是相当于全国解放的最后一役了。如果反之，在阻断美蒋关系上有任何的不彻底，就会留下漏洞，美国以后又会插手进来干涉中国内政。这时如果中国想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台湾，美国就会支持台湾，从中作梗，这样不但台湾不会前来谈判接受统一，而且在台湾问题上又会造成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中国用军事手段去打台湾，美国会继续用武力助台防御，这就会造成中美军事力量在台海相撞，甚至会导致发生两国的战争危机，继续得到美国保护的台湾也就难以回归大陆了。因此，中国在同美国建交上的先决条件，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美国在建交后再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必须彻底割断同台湾的一切官方联系。
然而对于中方提出的这个中美建交原则，接替尼克松上台的美国共和党福特政府却在《上海公报》立场上出现了倒退，美方的态度是，如果完全按照中方的条件，美国总统会被指责为出卖台湾，因此需要有一个不出卖台湾的表示方式，让美国内部相信美国不是放弃台湾，所以要中国作出某种保证，这样中美就可以建交了，于是美方用种种方式试探中国在这方面是否有妥协的余地。但是毛泽东、周恩来没有上当，他们认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事情，美国不能过问中国的内政，否则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而拒绝谈判，阻挠统一，因此对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要求一口回绝。美国的另一个手法是以中国压制苏联，又以打苏联牌压中国，企图两面谈判两头占便宜，毛泽东看出了美国的意图，所以中国一再指出：苏联是声东击西，在蒙古布军是假象，真实目的是进军欧洲，从而使美国以苏压华的伎俩未能得逞。到1974年以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表示怀疑美国谈判的动机，于是对于美国在建交后不能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上，双方难以谈拢，僵持不下，毛泽东宁愿在自己去世前不同美国建交，也坚决不放弃这个确保中国对台主权的原则，真可谓为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铮铮铁骨宁死不当卖国罪人。而这时在外交谈判中以立场鲜明、态度强硬著称的邓小平复出再起，就是毛泽东要他担任这个"恶人角色"来对付基辛格的纠缠战术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坚决维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而寸步不让，所以美国人都知道基辛格称他为"讨嫌的小个子"。
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977年美国民主党竞选获胜，卡特出任总统，他和强烈反苏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都积极推动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在1978年7月初开始谈判。这时，再次复出的邓小平负责国际外交事务，中美建交谈判从一开始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他仍还延续自毛泽东、周恩来"乒乓外交"以来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上所确定的路线和政策：美国彻底撒手台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等活动。中国要求美国的具体做法是：同国民党政府彻底断交、废除对台协防条约、从台湾地区全部撤军，也就是"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三原则，或称三条件，美国只有做到了包括必须明确承诺建交后停止向台湾提供武器在内的以上三条件，中美两国才能正式建交，正因为中国在包括对台停售武器在内的"断交、废约、撤军"中美建交三条件上立场坚定，美国的种种试探和无理要求都归于无用。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在美国接受
三条件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
12月12日，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时作出批示强调说："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邓小平年谱》一书第449－450页）。
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同美方谈判代表、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会谈时一起研究了中美建交公报草案，美方保证按条约规定在1979年底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表示欣赏，并要求"在美台防御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美国不应该向台湾出售武器，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增加两岸冲突的危险性（《邓小平年谱》第451－452页）。邓小平还表示拟于1979年1月访美。
卡特总统接到伍德科克电传来的报告后兴奋不已，不仅邀请邓小平在明年2月访美，而且还决定在12月15日宣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又要伍德科克向中方提出："希望贵方同意美国在暂停对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后，仍保留出售武器的权利，但美国将尽可能加以克制。"但12月14日下午中方谈判代表、代外长韩念龙同伍德科克会谈时断然拒绝地说："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没有商量余地！"中方提出的要求是：建交后美国同意除已在途中的武器外，以及可在一年之内提供武器外，一年后就停止对台湾任何武器供应，否则不予建交。
美国因为急于要同中国建交，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伍德科克向韩念龙提出建议："我对中方的态度表示理解，希望暂时搁置"。韩念龙也赞同道："为了顾全大局，我同意暂时搁置分歧"。韩立即将此解决办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听后即就"决定将此分歧搁置起来"。至此，除对台售武问题暂时予以搁置外，中美建交的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建交之事呼之欲出，双方都在为正式建交作积极准备，随时可以实现，正如邓小平曾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只要两秒钟就可以完成。这时，双方已就建交谈判达成了秘密协议，决定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并决定在1978年12月16日上午(美国时间12月15日晚上)由中国政府和卡特总统同时向全世界正式宣布这个惊人的消息，现在只等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最后首肯拍板而离中美正式建交就只差一步之遥了（以上自"乒乓外交"以后有关中美改善关系和两国建交谈判过程，请看由陈敦德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解冻在1972年--中美建交实录》一书第189－442页）。
然而就在1978年12月15日中美即将迈出正式建交最后一步的关键时刻，在台湾问题上突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大转变：邓小平同意美国在中美建交一年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三
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名叫范机的作者，他在2007年12月18日发表在有关网上的一篇题为《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的暗盘交易》一文中有如实的披露，现将此文的内容介绍如下：
2007年12月5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纪念会上，中美建交时美国在任的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在会上讲话时，宣读了他当时的一篇记载中美1979年建交时邓小平在美国对台武器出售问题上所持立场的日记。卡特当众念道："邓小平同意，中国不会公开反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宣言，他也明白我们将在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他们在公开场合不会赞同美国向台售武，但是私底下他们知道武器还是会卖给台湾的。"
卡特的讲话是应中国外交协会的邀请在北京的这次中美建交纪念会上公开发表的，他的这篇记录当年中美建交谈判时邓小平认可美国在与中国建交后可以继续对台售武的日记，也是在讲话中当众宣读的。一件在国际外交史上如此重大的历史真相，是不容乱说的，正是由于卡特是当年中美建交的当事人、决策者，以及他当时所记日记的真实性、可信性和权威性，所以当他当众宣读这篇日记，揭开了邓小平同意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历史事实使真相大白时，犹如平地惊雷，使每位与会者都震惊不已：邓小平这不是在向美国主动出让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吗？这怎么可能？！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这是真的。对于这件事的细节和经过，范机的文章里有如下的具体叙述：
华盛顿时间1978年12月15日清晨，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前往白宫与布热津斯基商量两国建交后美国政府官员访华的程序问题，当谈到对台售武问题暂时予以搁置时，柴觉得两国建交事宜一切进展顺利，表示非常满意。但布热津斯基对此却迅速提出了异议，他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美国废除与台湾共同防御条约延迟一年完成，在这一年内美国原先与台湾达成的售武协议继续执行，一年以后美国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量的武器。柴泽民听后大吃一惊，马上反驳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方的条件是建交一年后美国停止向台售武，现在这个售武问题不过是暂时搁置，中方并没有同意中美建交一年后美国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布热津斯基赶紧给在北京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电传，问他中国人是否理解卡特总统在建交一年后要继续向台湾人出售武器的决心。伍德科克回电说，这一点在中美建交协议中的表述是双方同意暂时搁置，所以是"含蓄的"。于是卡特总统明确地对布热津斯基说，现在必须要让邓小平理解，如果美国在中美建交一年后不能向台湾继续出售有限量的防御性武器，从而使总统不能保证美国支持台湾的安全，那么中美建交一事就办不成。布热津斯基立即电传给伍德科克，要他立即会见邓小平，把总统的这个取消搁置的建交条件告诉邓，以确保中国领导人既理解又同意美国保留在建交一年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而这时两国建交的公报已经敲定，离正式宣布的时间还只有15个小时了。
北京时间12月15日下午4时，伍德科克和助手罗伊到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向邓摆明美国要在建交一年后继续对台售武的立场，而不是将此事搁置起来。邓小平原先根据美方建议已同意将对台售武问题暂时搁置，当听了伍德科克的话后，对美国在最后一刻这种突然变卦行径勃然大怒，他拍着坐椅的扶手大声嚷道："我们不能同意！我们绝对永远不会同意！我们绝对反对！……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允许的！"
邓小平怒气未消地接着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蒋经国还怎么会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他不到谈判桌上来，中国将不得不用武力收复台湾，那对美国有利吗？美国大量地向台湾出售武器，使台湾领导人永远不愿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怎么能说它是赞成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呢？那只能导致战争。
邓小平态度强硬、火气冲天地同伍德科克和罗伊的谈话和叫喊进行了一个小时，伍德科克和罗伊一声不吭地看着邓小平大发雷霆，心里想，邓小平很可能会拒绝美国对台售武的要求而中止中美建交进程，或延时建交日期，这下按期宣布中美建交这件事算是完了。
可是使伍德科克和罗伊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却并没有说出拒绝美国售武要求的话而中止中美建交进程，也没有要推迟宣布原定建交日期，反而是在大发了一通脾气后问伍德科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伍德科克看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就定了定神，不惜越出白宫指示的范围赶紧回答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先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其他事情都将会改变。建交后有一个过渡时期，由于华盛顿承认北京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在建交后的过渡时期里，不仅中美关系，而且中国与台湾的关系都会改变。他一再重复这一点：关系正常化后的变化会多大，那时解决问题会多容易。
当伍德科克讲完后，邓小平对他凝视了片刻，然后耸耸肩，举起手，对美国在建交后对台售武问题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不可思议地一反刚才激烈反对售武的强硬立场，吐出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字："好！"然后又说他保留重提售武问题权，接着又提出，如果美国将来对台售武时，要秘密进行，不要向外界透露，同时要求美国帮助中国进行隐瞒。
对邓小平前后判若两人的这种戏剧性骤变，使原先对宣布建交已经有些不抱希望的伍德科克感到既惊愕又意外，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对邓小平提出的同意售武、秘密进行和帮助隐瞒的这三条建交新条件，表示要立即传报给华盛顿。邓听完后便站起身来，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房间。
伍德科克立刻回到驻华联络处，向华盛顿电传这个惊人的消息。当时正是美国时间12月15日的早上，布热津斯基从伍德科克的电传中得知了邓小平已经同意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可以继续对台售武的答复，他惊异伍德科克高超的谈判技巧竟把在中美建交三原则和对台售武问题上如此强硬的中国政治强人邓小平给制服了，不禁喜出望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报告了卡特总统。8点04分，他对前来白宫问讯的柴泽民通报和解释了这次邓小平接受对台售武的经过和邓要求美国秘密进行、求美隐瞒的情况，但他表示卡特政府不能同意秘密对台售武，因为台湾是会公布的，美国无法控制。但对于这件事美国是会小心处理的，不会去主动宣布售武事项，如果被人问到售武问题时，美国政府会说，在共同防御条约解除后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前景为前提，会继续一段时间对台有选择的防御性质的售武，尽管北京在公开场合下会表示反对，但无论如何双方已同意的正常化正在继续前进。
布热津斯基敦促柴泽民尽快把美国政府的这个意见通知邓小平，以免在建交即将宣布时发生公开争论而使中美建交告吹。实际上对于卡特政府来说这时更重要的是，对台售武问题是美国在对华关系正常化上的一个很难跨过去的坎，在毛泽东时期始终未能过得去，华国锋上台后以及邓小平复出后也一直过不了这个关，只是到这时邓小平才向伍德科克松了口。但是现在如果邓小平又要收回他对美国对台军售的许可，就可能会撤出中美建交协议，也就会使中美无法建交。这会使卡特政府陷于被动，布热津斯基等人就会下台，因此布热津斯基恳求中方接受目前的协议。对于眼前发生的这戏剧性突变的一切，柴泽民虽然感到惊讶、不解和困惑，但很快把美方的意见传到了北京。
柴泽民离开白宫去向北京报告后，美国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消息，他们非常担心邓小平在最后一刻又会重新回到强硬立场上反对美国在建交后对台售武。但是邓小平直到电视广播宣布建交的时刻还没有表示异议的回复，这使一直在急切等待消息而紧张了一天的美国人大喜过望，因为他们知道，建交以后可以继续向台售武的事，邓小平已经正式同意而不会再改变了。他们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来不及地直个祈祷上帝，乐不可支地直唤"阿门"高个子的美国人在国际战略桥牌桌上与中国人的智斗搏弈中，终于"四两拨千斤"地轻易赢了有桥牌高手之称的矮个子邓小平。
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上，即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也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前两天，卡特出现在摄像机前，中美两国的电视广播同时宣布了中美正式建交的公报，也就是中美之间的第二个公报，这个消息就像1972年美国宣布尼克松访华一样，顿时轰动了世界。
四
以上这段"鲜为人知的细节及曲折经历"的中美建交谈判内幕，是范机从伍德科克1999年出版的《长城--六任总统和中国》一书中摘录而写的，而媒体报道的2007年12月5日卡特对日记的宣读，澄清了中美建交的这桩历史公案。作为中美建交时美方的决策者和拍板者，卡特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不会在中国的首都对中国主人如此不敬地去栽诬邓小平。相反的是，他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和这个场合，采用宣读他当时日记的方式来公开宣布这一历史事实向公众作出交代，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所说的可信性，也是要对这一历史作出定案。而如果把伍德科克书中的叙述同卡特这次宣读的日记联系起来，使邓小平在售武问题上的最后让步得到了相互的印证，从而完全证明这个事实真相是确实无疑的。
于是人们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细节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5日下午会见伍德科克时，在台湾问题上他是十分清醒和非常理智的，反对美国在建交一年后继续对台售武的态度是很坚决的、强硬的，而且是极为愤怒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对台售武就是美国卖军火给台湾对付中国，实际上美国仍是在军援和协防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台湾问题要的就是解决干净，不留尾巴，不留下使美国可以在日后再度插手干涉的任何漏洞和机会。建交谈判的内容就是要美国彻底放弃插手台湾，从根本上废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这是中国坚持的最重要条件之一，那有一边同中国建交、一边向台售武而继续可以协防台湾的道理。邓小平深知，在这个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统一大业的重大问题上作原则性让步，对中国在外交、政治、军事、国内外信誉和国家统一问题上将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在没有打败仗又没有国家生死攸关危机的情况下，去接受美国在建交后可以对台售武的要求，那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对《上海公报》的倒退，就是主动放弃中国对领土台湾的主权，而且再要想去和平解放台湾，想让国民党回到谈判桌上来接受和平统一，正如邓小平自己说的，已经是不可能了，而只能导致战争；而如果要用武力去收复台湾，就可能会导致中国同美国的战争，没有了雄才大略、战无不胜的政治军事战略大家毛泽东统帅和指挥的中共和解放军，能打得过美国吗？因此同意美国对台售武，也就意味着把台湾的主权给出卖了，丢掉了，中国对台湾再也收不回来了，国家再难统一了。这对邓小平来说，应该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干的，否则这个曾自诩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将是中国人民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因此邓小平完全可以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一口拒绝美国的强求，断然中止中美建交进程而不宣布两国建交，或者推迟原定建交日期，对美国这种蛮横无理的突然袭击作出小小的报复性姿态，以迫使美国回到原来的建交条件上来而对售武问题作出完全放弃的承诺。更何况在建交问题上是美国有求于中国，谈不妥再拖些时日再谈又有什么关系，而且邓小平自己就曾说过：中国可以等，不急于同美国建交。而实际上美国在宣布建交前的最后一刻突然改变在对台售武上双方在协议中的搁置约定，是想用这种"临门抽射"的突袭小伎俩，对中国建交底线进行"火力侦察"式的试探。如果成功，当然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最好不过；如果"讨嫌的小个子"邓小平断然拒绝而中止中美建交，则表明中国人在对台售武的中国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强硬态度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人对此也不会感到意外，他们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甚至因为急于要实现同中国的建交，反而可能会屈就于中国压力而放弃对台售武的无理要求。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在同美国建交谈判时曾在建交三条件上表现强硬坚决的邓小平，在这关系中国主权和统一大业的决定性时刻，却突然在台湾问题上翻手变脸，顷刻之间猛地推翻了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所确定的中美建交和收复台湾的路线政策及整个部署，竟然在国家主权上作出了原则性的让步，同意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继续向台售武，甚至还要求美国在对台军售时要予以保密，并帮助中国向国内外隐瞒，从而使自毛泽东、周恩来开展"乒乓外交"以来所有为了迫使美国彻底撒手台湾而从美国手中收回台湾的全部努力，都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付之东流。而这也使美国人毫不费力地一下子摸清了邓小平的建交底线：他为了急于同美国立刻建交，可以不顾任何原则和不惜任何代价地放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而去迎合美国人的需要，甚至连稍微推迟一下原定建交日期这样的小报复性姿态都不愿意考虑。可以说，邓小平这样做并不是一时冲动的心血来潮，而是知法犯法、知罪犯罪、明知故犯、有意而为的，这也就使得建交谈判本来是中国主动美国被动而中国不急美国急的局面，立刻反了过来，变成了中国急不可耐、有求于美而输了牌局，美国变被动为主动、因中国人所求而轻易获胜。
五
邓小平放弃当时对中国各种有利的机会和条件，不惜牺牲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去急于换取同美国建交，他同美国人之间所做的重又引进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这种暗盘交易，也就会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国家、台海关系和中美关系带来如下的巨大困难和严重危害：
1、美国原本就是想以建交后仍然对台售武来为以后继续插手台湾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打开缺口、创造条件的，现在既然邓小平为了急于同美国成交而不惜网开一面，留下漏洞和尾巴，同意美国可以在建交后继续对台售武，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并且可以得寸进尺的事了。果然，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刚刚建交，邓小平8天访美行程在2月5日刚刚结束，接踵而至的从2月17日开始到3月18日结束的中越边境战争刚刚收兵，10天之后，即3月28日，美国参议院就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卡特总统即在4月10日签署生效，而这离建交之日还只满100天。这部把台湾当作"国家"的《与台湾关系法》规定："凡是全力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一旦出现任何危及台湾安全的情况"，美国将依照其"宪法程序"来"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
可以看出，这些法律条文说白了就是，美国只允许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而决不允许使用军事手段解放台湾。如果中国不放弃对台武力收复的方针而要举行对台战役，美国就要向台湾提供确保其完全能够抵御大陆进攻的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的"防御性武器"。也就是不管中国想对台湾怎样打，美国都会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根据中国实力的增长情况和要对台动武的军情形势，水涨船高地向台湾提供相应能抵抗的武器装备，使之一定能够做到可以打败大陆解放军的进攻而使台军守住台湾不被攻破占领；如果台军抵御不住而使中国"危及台湾安全"，美国还将按照"宪法程序"来决定可以出动军事力量直接参预进来阻止大陆攻台的"适当行动"，即助台防御，同中国发生台海美中之战。
非常明显，邓小平同意美国对台售武，加上美国这部《与台湾关系法》和"宪法程序"，中国要想用武力解放台湾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除非自己的现代化军事实力和信息战作战能力达到和超过美国，并且举行对台作战的人民解放军要有把握把前来助台协防的美国打败赶跑，从它手中夺回台湾；或迫其求和，逼它从"虎口"里吐出台湾。也就是说，中国打台湾已经不是单单地进行国内统一战争去打台湾了，而是必须要同武力护台的美国发生战争冲突，从而使中国的国共内战演变成为同美国的中美大战，这实际上已经完全超出了中国解放台湾的国家统一目标和任务了。很显然，这对中国来说是勉为其难而做不到的，也是不必要的。毛泽东之所以坚决要求美国彻底撒手台湾而要切断它与台的任何联系，除了要维护国家对台主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在或战或和地解决台湾回归时避免同美国打。因为中国是为了解放台湾统一国家才去打台湾的，而不是去打台湾的为了要同美国发生战争，这个国家方向不要搞错了，何况中美真的打起来中国也难以获胜。
2、《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使美国对台军售、保护台海安全便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除非国会正式作出决定废除这个法律，否则今后美国各任政府都必须遵照执行，不能单凭总统的行政权力改变对台售武和其他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台湾安全的许诺。于是美国因为有邓小平对台售武的同意，又有《与台湾关系法》及国内"宪法程序"为法律依据，从此以后也就有恃无恐、无所顾忌地加大了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和转移军事技术的力度和频率，所售武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级尖端、精密先进，并且又一次地让台湾加入所谓的"区域导弹防卫系统（TMD）"的军事联防体系中，取代当年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不仅等于倒退到了《上海公报》之前，更是倒退到已经超过了承认《与台湾关系法》的地步。中美建交本来是以美国彻底放弃干预台湾为前提的，现在建交后却反而成为中国束手听任美国公然干预台湾、露骨干涉中国内政了。
实际上，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是在邓小平同意美国对台售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邓小平放弃中国对台主权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内政得寸进尺干涉的必然产物。邓小平对此早就心知肚明，因为他出让中国主权而允许美国继续售武护台，所求的仅是保留一个可以欺骗国人、蒙蔽舆论的空洞"抗议权"，所以当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后，中国方面直到半个多月以后才只是空喊几声"严重抗议"，却并没有任何实际反美行动，更没有要撤回建交了。
3、按照毛泽东、周恩来收复台湾的计划和部署，原先是想在美国彻底撒手台湾而使中美建交后解决对台统一问题的，因为中美建交后台湾失去了美国的保护，已毫无力量，如果负隅顽抗，拒绝统一，大陆就可以采用"天津方式"予以武力解决，台军将不堪一击而败降。因此它只能同大陆进行谈判，接受"北平方式"的"和平统一"，或接受暂时保留它制度的形式上的统一，也就是暂时的"一国两制"式的统一，以换取中共同意他们在一个较长时期维持其在台的统治地位。邓小平在答应美国可以继续对台售武以前，也是按照毛、周的这个收台方针执行的，可是由于他在临建交前突然推翻毛、周原则而同意美国在建交后可以对台售武，这不仅使采用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无法再予实行，而且使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也变得不可能了。这是因为美国继续武力保护台湾当局，又源源不断地向台提供高精尖"防御性武器"甚至"进攻性武器"抵抗大陆，而且在大陆对台动武而如果台湾抵御不住时，美国还会出兵相助，因此台湾已经不害怕大陆解放军的武力进攻了。大陆对台湾因为没有团团围困、兵临城下的强大军事威慑压力，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也就失去了将其迫降的作用和威力，蒋经国及其继任者得到美国如此明确的保护承诺，自然也就不会去响应中国当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号召了。因此大陆同台和谈统一已经失效无用，这也正如邓小平对伍德科克说的：台湾领导人永远不会到谈判桌上来了。于是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也就遥遥无期，甚至"一国两制"式的统一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完全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而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4、如果没有邓小平同意美国对台售武，从而使美国在建交后不能再插手台湾，那么，势孤力弱、无依无靠、四面楚歌的国民党蒋经国政权在中共战和并举、软硬兼施的高压下，只可能选择和谈归顺之路而接受统一，或接受暂时"一国两制"形式上的统一，台湾又就回到祖国大家庭中。但是由于邓小平同意美国对台售武而使其可以继续保护台湾，蒋经国不会再归顺中共，遂使中国已无法实现战或和的统一台湾了。这个时候台湾实际上已经脱离大陆而独立存在了，已同大陆切断了一切联系的国民党大陆人政权为了维持在台湾的统治，随蒋而去的大陆籍移民为了在台岛长期生存和发展，他们在人口占据绝对少数的情况下，必须要实行依靠台岛籍本地人的本土化政策，这也就给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壮大创造了最佳的机会和条件。而美国也正需要利用这股与大陆联系早就疏远的本土力量大搞"台独"活动，使台湾走得离大陆越来越远，使其成为可以取代国民党"兰"色少数力量而抵御大陆武力统一或和平解放的"绿"色多数力量，从而达到美国可以永远控制台湾和遏制中国的目的。
因此从邓小平同意美国对台售武时开始，也就预示着国民党的大陆籍势力必会败下阵来，也即预示着台湾的"台独"势力和"去中国化"思潮必定会在美国的支持之下，从"星星之火"到快速坐大，很快扩散蔓延泛滥开来，在本土化浪潮的推动下，在全岛形成"绿"浪滚滚的"燎原之势"而再难平息了。这不仅使李登辉、陈水扁"台独"首领能够逼"兰"丢权下台而以"绿"代"兰"，并且为了实现台湾独立而会进一步清算两蒋国民党，逼迫和驱赶大陆籍人留钱走人滚出台湾，而且还敢于如此大胆地一再挑衅中国中央政府，牵着中共的鼻子走，这也就使大陆对台湾不论采用"天津方式"或"北平方式"，都是更加的不可能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邓小平的弃台相助，才使"台独"民进党获得了机会和条件迅速崛起壮大，并斗败了曾对台湾人民大搞一党专政白色恐怖而不可一世的专制腐败国民党。因此对于"台独"民进党来说，邓小平是他们的祖师爷、开创人，而对于国民党来说，邓小平是他们的丧门星、掘墓人--没有邓小平的弃台，就不会有国民党在台湾被民进党斗输的失败，也不会有民进党"台独"的坐大称雄。因此，包括陈水扁、李登辉在内的"台独"分子和整个"绿营"，应该感谢和供奉他们的鼻祖恩师"邓大人"，而丢权挣扎到现在连两蒋陵寝都保不住而眼睁睁看着蒋家父子"死无葬身之地"的国民党和整个"兰营"，应该痛恨唾骂使他们在台湾将无立足之地的"邓小人"。
六
邓小平在同意美国对台售武后，不仅自己严加保密，不让人知，而且还要美国帮他隐瞒。所以人们看到，对于中美建交谈判时邓小平在售武问题上向美国让步的事实和经过，所有中方书刊和国内媒体的报道都全部删除，有的甚至在有意歪曲事实。比如：
（1）伍德科克在1999年出版的《长城--六位总统和中国》一书中记述了他在1978年12月15日下午同邓小平会见的经过，但在该书的中译本中只保留了前面邓小平反对售武而勃然大怒向伍德科克大发雷霆的情形，而对在售武上让步的经过真相却全部删除。这种留前去后删去关键部分的效果是，让人们仍然感到邓小平在售武问题上是坚决反对、十分愤怒的，从而起到隐瞒事实的作用。
（2）在介绍中美建交谈判过程的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解冻在1972年--中美建交实录》一书中，完全删除了1978年12月15日下午邓小平同伍德科克会见时同意美国在建交后可以继续对台售武的事实和过程，而且明明邓小平已经同意美国对台售武，可是在该书中却仍说双方建交协议在这个问题上"决定搁置，不让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这显然是在撒谎造假。
（3）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冷溶为主编所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一书第453－454页，提到了邓在1978年12月15日下午会见伍德科克的情形，但对邓同意美国在建交后对台售武之事却只字不提，全部隐去。对伍德科克要求对台售武之事只是含糊其词地说：邓小平在"15日下午，听取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这段对美国要求对台售武的话，给人的感觉是，邓小平似乎是拒绝了，又好像没有拒绝，然而看起来又像是拒绝了。真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回避要害，叫人弄不清楚，故意在搞障眼法，为邓小平隐瞒真相、开脱责任、蒙蔽国人。
（5）2005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击台湾风云》一书，其中载有中美建交的当事人、老外交家柴泽民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卡特时期中美6次秘密会谈的经过。但是有关邓小平售武让步之事，柴泽民在书中丝毫没有提及，可见他是受命有意隐去的；
（6）关于卡特2007年12月5日在北京讲话时宣读有关邓小平同意美国对台售武的日记内容，中国媒体在当天发布这一消息时全部删除不报。新华社只是在12月6日发了一则消息说："卡特日记中记录的中美建交决策经过"，"披露了建交过程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及曲折经历"，但对邓小平同意对台售武的"细节和经历"却一字不提，仍作隐瞒，使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由此可见，对于邓小平在对台售武问题上有意放弃国家对台主权、引进美国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竟被有意隐瞒、百般掩饰、严密封锁了长达29年之久。国人几乎完全不知此事的真相而。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邓小平要美国帮他隐瞒的要求，美国人心领神会，确实在很卖力地帮助邓小平隐瞒了这个事实真相：自1978年12月15日至今，美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透露过有关中美建交时邓小平出让主权的任何历史档案史料和实情报道；伍德科克直到1999年，也就是邓小平去世后两年，才著书第一次披露了他和邓在1978年12月15日下午会见时邓同意美国建交后对台售武的历史事实，为邓小平保密了整整20年；卡特直到2007年12月5日才向公众说出售武真相，为邓小平隐瞒了整整29年。
值得庆幸的是，卡特这次在北京当众宣读这篇日记，在对台主权的放弃与攫取上把邓小平与他暗盘勾结的事穿了包、崩了盘，使真相大白。他对于邓小平来说，真是"成亦肖何，败亦肖何"，否则这段历史真相仍会被继续隐瞒下去，国人仍会一无所知。
邓小平这样做，正如范机在他意在"反击"的文章中所抨击的，他在建交谈判上连续犯了三个大错：一错在默许（应该是同意）美国对台售武；二错是隐瞒真相；三错则是竟然向美方要求帮忙隐瞒，三个错误一个比一个致命。想要掩盖问题，这就使得从建交的第一天起，中国就不是在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在台湾问题上蒙混。从邓开始，永远不敢面对自己闯下的大祸，反过来，却永远是被动，永远是说冠冕堂皇的假话，被美国耍弄，被台湾将军。
七
通过以上对台湾局势前后两种不同变化的历史事实真相所作的回顾和揭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正式宣布建交前一天，即1978年12月15日下午，邓小平同意美国在建交一年后可以继续对台售武，是台湾问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按照毛泽东、周恩来所确定的对台对美路线和策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步步主动，节节逼进，收回台湾的形势一片大好，指日可期，甚至已经提到正式可以实施的日程表上，中央政府已在准备按"北平方式"进行下一步逼迫台湾当局走到谈判桌上来的工作了。也就是说，如果邓小平不在中美建交的最后一刻突然让步放弃，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在此之后，邓小平一反毛泽东路线政策而行之，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了历史性的大逆转、大倒退、大放弃，简直是决堤崩岸，一泻千里，收复台湾顿时变得遥遥无期，甚至台湾很可能会从中国的领土中永远分割出去而走向独立。真可谓一着之差，步步被动，难以收拾，弄得打与不打都是死路而会满盘皆输。
然而邓小平同美国暗盘的丧权交易更使中国人感到可气、可恨、可悲和无奈的是，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是在自己完全可以坚持的时候，却不去坚持力争而轻易选择了退让放弃；中国正可以迫使美国完全撒手台湾的当儿，却反而同意它对台售武而请它继续留在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并不急于同美建交，却反倒以售武让步、弃台主权而急求于美。这就使得任何人，尤其是得了大便宜的美国人都会说，对台主权是你中国自己出让的，对台售武遂使台湾军力日增是你中国自己允许的，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继续干预是你中国自己"请狼入室"引来的，隐瞒事实真相是你中国要求美国帮忙的，一切责任都在你中国自己。你中国人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次卡特讲话后，美国之音在对中国的广播中说：现在中国应该不要再谴责美国对台售武了，你中国又怎么回答？其实，如果真要回答的话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冒充中国名义同美国作放弃中国主权私下交易的邓小平的责任，被他玷污和损害最大的是中国。
在29年后的今天，美国对台湾介入步步深入，台湾经过蒋经国、李登辉和陈水扁三代下来，已离开中国大陆越来越远，台湾在美国售武军援和协防担保下其军事实力已越加先进，作战能力大为增强，甚至已有先进导弹和核武，到现在已对大陆构成了威胁；台湾岛内"台独"势力越发嚣张，"去中国化"行动越加厉害，台湾已成为美国和台湾当局叫将中国的棋子，使中国已经陷入于打与不打都不可行的两难困境之中，而这一切危害国家和民族的严重后果，都起源于邓小平在对台售武上丧权辱国、"请狼入室"的让步弃权。
那么中国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从邓小平丧失民族尊严的暗箱黑影中走出来，做到毛泽东所确定的对台对美总方针，即既能或武或和地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又能继续与美国友好而不与它发生战争呢？胡锦涛在元旦献辞中说："2008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因此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国人志士们好好地"为天下之忧而忧"一把了。
八
然而以上对"781215"邓小平与美国暗盘交易私自放弃台湾主权事实真相和严重后果的揭示，并没有因此就可以收笔不言了，如果再深挖剖析下去，还可以发现更为触目惊心的严重问题。
正如前面所说的，邓小平是12月15日下午因对台售武问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伍德科克的，这天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他在和伍德科克会见时对美国要在建交后继续对台售武的要求，开始时是坚决反对、愤怒斥责的，但谈了一个小时后，他却突然改变了强硬立场而表示了同意。但是，对于同不同意美国对台售武，这是中美能否建交和建交以后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以及今后对台对美关系的头等大事，对此党中央早有坚决拒绝的决策，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也是这样去做的。但现在他却要改变党中央的这个原则立场和路线方针，如此重大之事，不是可以由他一人说了算的。而当时邓小平恢复工作才一年五个月，虽然这时他已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并且负责国际外交事务，但在职权上他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总参谋长，除总参谋长外其他都是副职，所以并不是拥有最后决定权而一切可以由他拍板定夺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因此，作为一名下级，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纪律，他起码应该在会后先向当时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和名次排在他前面的中央领导作出汇报，再经党中央讨论作出决定，然后才能向伍德科克和美国政府答复是拒绝还是同意。可是他却是在既没有向中央汇报请示、也没有获得中央批准同意的情况下，就突然超越自己的权限而急匆匆地私自作主向伍德科克和美国政府表示接受他们的对台售武要求，并且还主动要美国替他隐瞒保密。很明显，邓小平这样做是严重丧失党的原则立场和违规违纪违法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次会见伍德科克，中方除邓小平外只有极少数人参加，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很少，而在会见结束后他又故意隐瞒而没有把此事告诉其他人，因此当时所有的中央领导都不知道他已经自作主张地私自同意了美国人的对台售武要求，都还以为美国已经放弃了或搁置了对台售武。于是中美两国也就按照他秘密答应美国的售武条件于第二天即12月16日正式宣布建交，这个由他个人决定而越级越权私自同意的美国在建交一年后可以继续对台售武的"生米"，也就在瞒过了所有人的情况下不可改变地被他催成了成交的"熟饭"。
那么这以后邓小平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中央呢？仍然没有。比如，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十一届三中全会各组召集人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并没有向与会者汇报他已私自同意美国在建交后可以向台售武之事的真实情况；
又比如，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宣布要转移党的工作重点、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但他仍然没有把他已经在12月15日下午同意美国对台售武之事向出席三中全会的包括党中央领导人在内的290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等与会者汇报。中共中央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三天就已经瞒过所有的人，越级越权地在私下里反其道而行之地"改革"了毛泽东、周恩来在国家对台主权上决不相让的原则，在暗中已将台湾拱手"开放"给了仍要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利益的美国了；
再比如，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一直到1997年他去世的19年间，他也从未向人透露过他向伍德科克和美国政府表示同意售武的事，直到他去世两年后才由伍德科克在所著书中披露出了此事的真实过程，人们也才知道了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以放弃中国主权作为交换同美国建交的内幕。但在中文译本中这个关键内容却被全部删除了，因此知道此事的国人极少。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近30年里，中共和官方也从未提起过有邓小平私自同意美国售武的任何信息和史料等，媒体书刊也从未有过这方面的披露和报道，只是这次卡特在北京当众念了这篇日记，才使邓小平一直隐瞒的这件惊天大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国人也才恍然大悟!
邓小平之所以在会见伍德科克以后要隐瞒这件事，是因为：
1、如果他把已经私自答应美国在建交后可以对台售武的实情在同伍德科克会见后马上告诉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美国这个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要求，会立刻通知美方代表和美国政府，宣布邓小平私自同意美国售武的答复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意见，予以立即收回撤销，并立即停止在12月16日公布双方建交日期，将其延期；中方将依然坚持只有美国在建交后停止对台售武的原则方能同美重新谈判，如果美方拒绝，中国则中止中美建交进程。与此同时，中央会对邓小平所犯的不通过中央批准就私自作主擅自放弃国家对台主权的原则性错误和违纪违规行为给予严厉的批评和严肃的处分，以此挽回他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上的严重错误和恶劣影响。这样一来，不仅会使中美宣布建交之事告吹，两国建交延期或中止，也会使邓小平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并因受到贬斥而会影响到他的权力；
2、如果他在12月16日中美宣布建交日期以后把此事实情报告给党中央和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与会者，由于中国在放弃台湾的前提下与美建交已成事实，所以情况对他将会变得更糟：中央领导人和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中委和候委肯定会大吃一惊而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对他群起而攻之，并会严厉谴责他背离毛主席、周恩来和现任党中央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上所确定的原则立场和路线政策，猛烈指责他瞒过中央越权私自放弃台湾与国家主权、引进美国重又干涉中国内政的丧权辱国行径，不仅会发表声明取消已经公开宣布了的中美建交日期而延期或中止中美正式建交，而且还会对他不报告不通过中央私自同意、私下交易的违法违纪甚至犯罪行径给予最严厉处分。如此一来，他不仅因此而会丢职失权，而且在国内外都知道他既走资又卖国而会使他威信扫地，臭名远扬，身败名裂，这时即使支持拥护他的人也无法替他开脱辩护，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他因私下卖国而倒台。
正是因为邓小平事先考虑到如果事后马上说出来会对他有如此严重的危害和危险，所以也就对同美国私下暗盘交易的关键部分全力保密隐瞒，不向外泄，甚至怕美国人漏咀说了出去被党中央和中国人知道而会追究，所以还特意关照伍德科克和卡特政府不要把此事公开出去，要保密售武，帮他隐瞒；也正因为邓小平考虑到如果在宣布中美建交日期后说出去对他更为有害，所以他更要向中央隐瞒此事，百般掩饰，绝口不提，从而使以国家主权作为交换条件的中美在1979年1月1日建交成为既成事实而"生米成熟饭"，而他也躲过了应受到严厉谴责和严重处分的一关。
九
然而邓小平专门选择在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三天后召开的间隙之时，也就是人们都在忙于召开全会而顾及不上其他之际，去突然这样做，还有更深更阴的意图：当时以他为代表的"真理标准"派正在同以华国锋为首的"两个凡是"派作不同路线和争夺权力的激烈较量，在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将要决出谁胜谁负的最后结果。如果在这关键时刻他在台湾问题上私卖主权、私通美国之事被暴露出来，"两个凡是"派就可以以反党卖国和严重违纪违法为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反攻过来，把他打击下去，斗垮斗臭，并绳之以法，剥夺他的一切职权；而如果他既暗中满足了美国的需要，又在美国的帮助和配合下隐瞒住了此事，使华国锋他们抓不住可以攻击罢免他的这个辫子，已经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并已邀请他很快访美的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就可以再接再厉地以"检验真理标准"为锐利武器，又以华国锋在对待毛泽东铅笔手写字条"你办事、我放心……"上的过失为口实，大反"两个凡是"，猛攻华国锋及其支持者，反过来把华他们斗垮搞臭，逼华低头就范，交出权力，由邓小平取而代之。所以他绝口隐瞒此事，不让华国锋和所有的中央领导及三中全会代表知道。而也正因为他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做到了绝对保密隐瞒，所以他在同华及支持者的夺权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是有美依靠、攻势凌厉、步步逼进、得寸进尺、势如破竹，华派势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则是有口难辩、难以招架、节节败退、全线崩溃、被迫就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派对华及支持者"痛打落水狗"而穷追猛打，甚至不择手段地抓住华的男女关系问题逼他辞职下台，致使华兵败如山倒而全面丢权。与此同时，邓小平派全面胜利并全盘否定文革和妖魔化否定毛泽东，终于在权力上和路线上都大获全胜。这以后中国也就开始了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邓"三论"特色路线的"改革开放"进程。因此可以说：
1、在对台售武这个关系到国家主权和统一的重大问题上，当时并不是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不报告、不通过党中央，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损失和信誉影响，不仅完全违背和颠覆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在对台对美问题上所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和方针路线，而且完全违反了组织原则和党纪国法；
2、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提出的只发展经济让少数人发财的改革开放路线得到正式确立和实施，很明显，这条"改革开放"之路是邓小平以私下里放弃国家主权、牺牲民族利益、损害国家尊严来换取同美国关系正常化为前提的，是以放弃和出卖台湾任其走"台独"道路而向美国作交易换来的。
那么邓小平用放弃台湾主权的重大代价换来的只发展经济让少数人致富的这条改革开放之路，又是一条怎样的路呢？照此走下去，走它10年、20年、30年，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毛主席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整整30年社会实践的检验，对这个"邓记"改革开放究竟是怎么回事，国人都亲身经历过了，感受到了，看清楚了，起码已经看到了：走到10年的时候，在欢呼"小平你好！"的余波声中，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走到20年的时候，"建设性战略伙伴"的"友好"美国又一次侵犯中国主权而对中国炸了馆，要美国"消气"的中国哭哭啼啼不敢反，更是不敢趁此良机打台湾，美国毫发未损只是赔点钱；走到30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售武支持和挺"绿"扶植下台湾的"台独"势力早已形成气候，坐大掌权，并大去"中国化"、大打"入联公投"牌而越发膨胀和嚣张。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人们不禁会问，这时美国会给邓小平面子而取消对台售武和《与台湾关系法》，把台湾主权送还给中国吗？如果不会，台湾反而在"台独"道路上走得更远，难道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而要在30年时大庆一番吗？!
附文：
有关邓小平放弃台湾主权史实的补充材料
吕加平
天津南开大学 赵学功 教授在所著的《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一书中，对于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以及邓小平私自同意美国在中美建交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使中国丧失对台主权之事有比较系统的介绍，现摘要叙述如下：
一
1977年4月下旬，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和国安会成员奥克森伯格领导的一个部际小组完成了一份名为"总统审阅备忘录24号"的对华政策报告，该报告认为，如果美中关系正常化迟迟不能完成，美中之间的文化、经济关系都将停顿和倒退，中国也将会对美国政府关于正常化的承诺持怀疑态度。报告强调，如果华盛顿不能将美中关系推进一步，中苏关系则有可能改善；而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苏关系的改善也可能会起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围绕该24号备忘录，美国行政当局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国防部、国安会和中情局都赞成与中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以加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抗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向卡特总统建议，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前就应考虑采取一些"军事措施"，加强美中双边安全关系，例如交换武官，允许中国获得美国和西欧的"两用"(民用和军用)技术和装备，以及默许盟国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和寻找其他安全合作的形式等。
美国国务院则持相反立场，国务卿万斯认为，对于苏联来说，"没有比发展美中安全更充满敌意了"。最终万斯的意见占了上风，美国决定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缓慢行事"，而对苏联则奉行缓和政策(该书第277-278页)。
但是在美国对苏缓和之时，苏联却借机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扩充自己的实力，并开始加紧推行进攻性的全球战略，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同美国展开激烈争夺，使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美苏缓和出现逆转。在此情形下，为改善美国被动的战略处境，卡特政府终于下决心加快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78年3月，卡特不顾万斯等人的反对，派布热津斯基访华，以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这表明美国的战略三角政策起了重大变化"(第281页)。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访华，在与中方会谈中他急切地表示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建交三原则，以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为此他还表示愿意放宽巴黎统筹会的限制，以利于中国转让先进技术，允诺提供包括红外扫描设备在内的先进技术，并帮助中国从其西欧盟国购买武器，以推进中美正常化进程。与此同时，他又按照卡特总统在5月17日的授权，向中国提出关系正常化的两项基本条件，即"一是我们将公开声明我们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对方不要加以批驳。二是我们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他宣布美国已授权其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同中国就实现两国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会谈。6月20日，卡特、万斯、布朗、布热津斯基等在白宫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争取12月15日同中国建交，由伍德科克支持谈判，每10天谈一次。1978年7月初，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开始，7月14日，美方在谈判中仍然提出"我们应能向台湾出售武器"(第283页)。
中方谈判代表原由外交部长黄华担任，但中美会谈到第5次时黄华因病缺席，谈判改由新任命的代外长韩念龙代替。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中美第5次会谈作出指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12月4日中美第6次会谈，韩念龙代外长对美国要继续对台售武表示断然拒绝，并表示中国人民何时用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不是中美间讨论的问题。而邓小平则在12月15日会见伍德科克时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原则，不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第287页)。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将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的公报，但在凌晨，即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前7个小时，美国驻台湾"大使"安克志将美台"断交"的消息告诉了台湾方面，同时他向台湾表示：美台"断交"以后，除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外的现有双边条约将继续有效；美国政府将继续有选择地出售"防御性"武器给台湾。接着卡特总统致电蒋经国以示安慰，称本人愿重申："美国在为维持台湾居民的和平、繁荣和福址而建立新安排方面将随时准备进行充分的合作"(第300页)。
12月23日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天，美国国务院马上向台湾方面作出了如下几点保证：1)美国仍然认为台湾有"国际身份"和"国际人格"；2)美国没有承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3)美国继续在台湾保持外交以外的合作关系，仍是对台湾的"重要承认"；4)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础，仍是原有的58项条约(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外的数目)，美国将另以立法替代，只作形式上的改变；5)美国将以新的交流形式来取代原有的外交代表机构(第300-301页)。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美，他向美方表示："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方面希望美国政府慎重一些"(第292页)。
二
从以上简要摘抄的这些史实材料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1、在中美建交前由于美国在对苏对华三角关系上出现战略政策侧重的偏差，致使苏联军事实力大增，并加大了对美国的争夺，使美国在许多地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这种美苏缓和的逆转，迫使美国又只得按照24号备忘录而急于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利用中国牵制苏联。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美国则处于被动状态，形成中国不急美国急的局面，中国完全可以等一等，不急于同美建交，逼迫美国放弃建交后对台售武的条件。而美国之所以一再提出要在建交后继续对台售武，正如赵学功的这本书中说的，这是美方的策略，即先摸清中方是否拒绝，然后再亮出自己的底牌。美方准备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项基本条件，但同时也想让中方接受美国包括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美国在建交后应能继续向台售武等三个条件(该书第285-286页)。这时如果中国坚持以美国放弃对台售武作为中美建交的绝对条件，并向苏联作出一些改善关系的小姿态，美国迫于苏联争夺的压力和担心中苏靠拢，必定会答应中方条件，放弃对台售武条件而同中国建交，台湾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邓小平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却抛弃了这一原则和最佳机会，在美国没有放弃对台售武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答应美国条件而同意中美建交，从而反过来变成了美国主动中国被动、美国不急中国急的局面；
2、邓小平和伍德科克在12月15日下午会谈时，根据伍德科克所著书中揭示，他在最后一刻突然改变原来竭力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甚至放弃了原先双方已经约定好了的搁置方案，不可思议地私下同意了美国在建交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要求。对于这个史实，作为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研究专家的赵学功教授来说，他肯定看过伍德科克著作的英文原版《长城六位总统和中国》一书的，因此他肯定知道此事，但他在书中却完全不提，这可能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太为敏感重大，不敢直接引用提及。但随后他却又在后面的叙述中对邓小平同意美国建交后可以对台售武之事给予了有力的反证：1)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在中美宣布建交前7小时向台湾表示，美台"断交"后除了"共同防御条约"以外的现有双边条约将继续有效，并继续对台售武；2)卡特总统很快表示仍然要同台湾进行充分合作；3）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后不到24小时的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立即向台湾作出了6点保证，不仅仍然承认台湾是个具有"国际身份"和"国际人格"的"国家"，而且坚定宣布，尽管中美已经已经宣布建交，但美国并没有承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虽然废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却同台湾继续保留除该条约以外的58项条约，而且将以新的立法替代而只作形式上的改变。因此也就完全证明，邓小平在12月15日同伍德科克会谈时对同意美国在建交后可以继续对台售武而放弃中国对台主权一事，是确实存在的，美国不仅没有承认中国对台主权，不仅可以继续对台售武，而且还继续实施原有的58项美台条约。
由此可见，中美宣布建交后美台之间实际上其"交"并未真断，其"约"并未真废，所谓"断交"、"废约"，只是表面说说的一纸空文。中美建交公报原来是邓小平同美国人签订的用新形式"割让"台湾的新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甚至比李鸿章当年同日本签订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还要卑劣无耻得多。因为李鸿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以后受清政府之命去签订的，是国家失败后的政府官方行为，而邓小平则是在中国对美国外交攻势步步逼进、节节取胜的大好形势下，瞒过所有他的上级和中央领导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代表，也就是瞒过了整个党和国家，以他一人僭越窃权私下里同美国人偷偷签订的个人行为，因此他比李鸿章更可恶。而美国国务院之所以会在12月23日，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刚刚结束后就马上对台湾作此6点保证，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们在对台售武的隐瞒上帮了邓小平的大忙，已使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成功，所以已经并不怕说出来了，可以以此去安定台湾的人心了。
3、更令人震惊的是，邓小平在随后的访美时竟然提醒美国："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方面希望美国政府要慎重些"。这句话一则进一步证明他是完全知道美国在建交后是可以继续对台售武的，这也更加证实美国对台售武是经他同意的；另则他这是在承认美国拥有对台售武权力即拥有对台主权前提下，对于如何对台售武不被人觉察而在向美国出主意，教方法。他要美国对此事慎重对待而不要太公开张扬，以便一边继续对台售武，一边又可以继续把真相隐瞒下去，而不被人发觉。
特此补充以上史实资料。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包括 赵学功 教授在内的许多外交史学专家学者，他们给我提供了可以使我更好地做到"文责自负"的有力事实证据，使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得以剥去!

农民历来是中国人口中最大的群体，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中依靠的对象。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曾经“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1950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一年就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被称为“地主”的富裕农民的土地被没收，分给农民。中国的贫苦农民再一次尝到了历次农民战争“劫富济贫”、“均贫富”的甜头。

*履行承诺 暂分田地*

中国共产党还以法律的形式使农民得到的土地合法化。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的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少，统一平均分配，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为产权凭据。

1949年9月29日，中国政协通过的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

1954年9月20日，中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好景不长*

然而，中国农民没有料到，他们的“大救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让他们永久拥有土地。毛泽东当年准备以苏联为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头脑中早就有了苏联式的集体农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如果说一些农民开始不清楚，共产党自己是很清楚的。它从来就没有打算使农民成为小私有者。它的目标还是要集体化。”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

*贫农致富后不愿集体化*

土改以后，中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农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比1949年提高16%；一部分贫农发展成富裕中农，并且向富农方向发展。

这本来是好事，但是中共一些官员感到不舒服。例如，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部分贫农致富，不愿意参加农业互助合作，影响了互助组的存在和发展。山西省委主张加强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动摇、削弱和取消农民的个体私有制。

*毛刘分歧*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和中共华北局认为，《共同纲领》规定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因此批评山西省委急于搞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在1951年7月表态支持山西省委。他反问刘少奇和中共华北局负责人道：“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

*官员以危言相逼 农民以逃荒抗议*

1951年9月，土改运动尚未结束，中共中央便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互助合作运动正式开始，各地开始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有些共产党基层官员对农民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说：“土改才结束，农民正想在分得的土地上好好经营一番。这个时候，却叫他们带上土地、农具参加集体，......一般农户并不自愿，于是杀鸡宰羊、杀牛卖牲口、逃荒。”

*毛泽东反左*

当时，农业合作化还只是毛泽东的一个远景目标，需要逐步过渡。1952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他还提醒要“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

在1953年3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毛泽东承认，“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用行政强力和政治威胁的手段来强制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违反了自愿、互利和民主原则”，“造成生产上的损失”。

毛泽东指出：“我国目前在过渡时期，在农业生产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

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特别补充说：“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

*广收粮 出低价 起危机*

但是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毛泽东痛感中国缺少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难堪。1951年底，毛泽东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方针，指示要“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非农业人口迅速增加，从而增加了购买粮食的需求。同时，进口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及为朝鲜战争提供军费，都需要更多的粮食和农产品去交易。

在1953年到1954年期间，中国政府计划，除了让农民交公粮275亿斤之外，还要再收购431亿斤粮食，比前一年的收购量增加44%。

但问题是，政府收购价比市场零售价格低20%到30%，农民不愿意把粮食卖给政府。例如，1952年的粮食零售平均价格是每吨197.8元，而政府收购价是每吨138.4元；1953年的市场零售平均价是每吨201.6元，政府收购价是每吨157.2元。1954年的市场零售平均价是205元，政府收购价格是每吨157元。

中国政府一方面需要更多的粮食来满足工业化和朝鲜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购买农民的粮食，想把工业化和战争经费的负担加在农民的肩上，这就造成了中国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

*强行收购 何止余粮*

面对这场危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提出一个长期解决方案。1953年10月1日，陈云向毛泽东建议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毛泽东马上表示赞成。中共政治局随即开会通过了有关决议。

1953年11月19日，中国政府公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12月开始在中国实行“统购统销”。

按照“统购统销”的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但是实际上，所谓“余粮”只是“虚晃一枪”，“计划”和“分配数字”才是实质。正如陈云1953年10月2日在中共政治局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扩大会议上所说：“我们实行征购，不要说余粮征集制、余粮征购，因为余不余算不清。”

*“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

陈云承认：“实行征购的毛病是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暴动。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要重新走过去旧统治时期粮食进口的老路，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装备进口减少，建设推迟，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

也就是说，为了保住工业，只能牺牲农民利益。毛泽东也是这种观点。他说：“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若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

*征购多 农民苦*

实行“统购统销”的第一年，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连农业税在内，中国政府从农民那里获得粮食784.5亿斤，超过计划75.5亿斤，比上年度多收177.9亿斤，增加了29.3%。

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粮食产量只比上一年增加了1.8%。1954-1955年度，长江、淮河流域受到百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政府仍征购891亿斤，比上一年增加12%。而在此同期，粮食产量只比上一年增加了3.2%。很显然，“统购统销”大大减少了农民手中的粮食，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1954年，一些农民对合作社不满，纷纷退社，出卖牲畜，杀家畜，砍树，以免财产被充公。

*毛承认 民怨深*

中国前副总理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毛主席在1960年说过，五十年代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有两次同农民搞得很紧张，第一次就是1953年。”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承认：“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

当年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说，“粮食统购统销，搞得老百姓意见很大。......而且征购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1954年要的就够多了，1955年又要增加，有些地方搞得农民连口粮都不够吃。”

*用合作化统购粮食*

毛泽东也估计到，“实行统购统销可能引起农民、市民和我国舆论的不满。”他认为，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就是农业合作化。在1953年10月2日陈云介绍“统购统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组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认为，“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陈云也说：“向农业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工作，也要容易得多。”

*天下之粮 尽归党管*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有一个共产党不愿意公开说、但是在内部文件里一再强调的，那就是只有通过集体化，政府才能够有效地全面支配农产品，把更多的农产品抓到政府手里来。

“因为通过合作化、集体化以后，共产党在农村就有了很强大的、完整的、全面控制农村社会和农村经济的一个基层组织。通过这个基层组织，也就是从合作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生产大队，那么共产党可以自由地支配农产品，它想要拿多少就拿多少。那么这时候呢，共产党就觉得它可以通过这种手段迅速地完成为工业快速发展提供积累。农民实际上就成了牺牲品。”

*党官懒汉穷人盼望合作化*

这时，农村中共产党基层官员和“积极分子”的想法和毛泽东不谋而合。对于一些农民勤劳致富，他们忿忿不平地说：“提倡单干，人家发展的快，咱们早晚还不是给人家扛活去？”“非把他们弄在合作社里，按劳力分粮，有几年就拉平啦。”

当时各地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村中积极主张合作化的人主要是共产党的基层官员和“积极分子”，以及生活比较差的农民，尤其是借了钱粮或者卖了房子和地的农民。他们希望通过合作化恢复他们当年土改时的社会地位，再一次“均贫富”。

*让土改积极分子当官护党*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提到过这样的话，说土改以后，土改积极分子分了地，但是并不想好好种地，很多人就向上级提出疑问，说‘还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意思是，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这些人就得当干部，就不用种地了。要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我们老老实实种地，这日子过得不好，我们也不想种。

“那么毛泽东当时提了一个说法，就是为了把这些土改积极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党在农村的基层力量，所以就一定要加快合作化。因为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够给农村这些积极分子提供一个当干部的机会，让他们成为当地的头头。而这一点又正好符合党控制农村的需要。

“所以基本上来讲，合作化是一个上层需要推行农业集体化，而基层干部，一些土改积极分子，多半也是一些不愿意好好种地的人，有的人就用一些难听的词，就叫做‘二流子’，这些人强烈要求赶快合作化。所以是一个上下互相推动的过程。”

*平均主义积极性*

中国前副总理薄一波回忆说：土地改革后，“真正具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人为数当时并不很多，而相当多的农民都愿意先把自己的一份地种好。”“不仅当时的实际材料，而且后来的实践发展也证明：我们曾经高度赞扬的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

*毛泽东批“反冒进”*

为了实现农业合作化，中共中央在1953年初成立了农村工作部。副总理兼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曾经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制止“急躁冒进倾向”。然而到了1953年下半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和农村基层官员的不满促使毛泽东迅速改变想法。

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说，“‘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私有制要逐渐变为不合法。”

他还说：“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

1955年5月17日，在南方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主持确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数字目标，准备在1956年春耕以前将全国农业合作社增加到130万个。

7月底，毛泽东要求到1958年春季有50%的农民入社。各省官员纷纷表态支持，而且主动给自己加码：云南省加到55%，河南加到60%，浙江加到70%，山西加到75%到80%，辽宁则加到80%至85%。1955年10月，毛泽东把原来五年完成合作化的设想提前到“三个冬春”完成。1955年底，毛泽东宣布，“只需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了。

*自愿是虚 强迫是实*

尽管1949年中共和民主党派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组织农村合作社要以自愿和互利为原则”；尽管中共中央1951年1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还有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尽管毛泽东提出过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并且提醒官员要“避免命令主义”，但是在毛泽东高指标的主旋律之中，“自愿”和“农民完全同意”只能是装饰点缀，各级官员只能采取强迫措施完成指标。

据山西《党史文汇》记载：“有的地方...采取熬夜、大话威胁、大会点名等强迫命令农民入社。有的地方把社员的零星树木、羊只、蜜蜂等都转为公有。有的把社员的存款也归公，谓之‘刨私有根’。”

*高压 疲劳轰炸 批斗*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1955年4月曾经在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批评“连续三天三夜开会”强迫农民入社的做法。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说，在东北，有的基层干部在上级领导怂恿下“围攻”群众、强迫农民签字画押入社。

有的地方召开斗争富农大会，县委书记指着挨斗的富农对农民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1955年向毛泽东介绍自己回河北省安平县老家探亲时了解到的合作化的情况说：区里的干部让全村人站在场院里，然后对他们说，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毛泽东听了以后还煞有介事地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信，但也仅仅是批评这种作法“胡闹”，“太简单了”。

*梁漱溟为农民说话*

其实，毛泽东何尝不是这么“简单”？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在政协常委会为农民打抱不平说：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毛：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

毛泽东第二天就反驳说：“由于战争，去年前年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但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仁政就要死人，就要用钱，就要多收公粮。多收些公粮有人就哇哇地叫，我就不赞成这个意见。抗美援朝是仁政，工业建设又是仁政。......现在要求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得太高，其实就是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抗美援朝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国人。”

当时有些地方官员就对农民说，“不入社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想美国”。这话和毛泽东的话多么相似。

*毛泽东再次否定中央决议*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顾中共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和决议，把执行逐步发展合作化政策的邓子恢等人说成“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

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有口难辩，只好违心地做检讨，最后被确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靠边站了。

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农民还可以根据入社土地和工具的多少参加分红。但是已经出现压低生产资料价格等不公平交易。邓子恢1955年4月在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过，大耕畜折价入社，折价偏低，“归还时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个别有一百年。名之谓‘借’，实际不还”。

到了后来的所谓“高级社”阶段，分红完全取消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就这样充公了。

*土改和镇反的血腥威摄*

合作化运动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农民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反抗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农民对土改和镇反运动的血腥斗争还记忆犹新。《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苏联当年在推行集体化的时候就遭到了比较富裕的农民的强烈的反抗，也造成了官方血腥的镇压。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反而到合作化、集体化，乃至到公社化，进行得都相当平稳。 实际上早在土改中间共产党就已经显示出它这种残酷的手段，所以等到要公社化的时候，那些农民即便是自己不愿意， 他也不得不接受。所以这样就使得中国在合作化方面就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民的大规模的抵抗。”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做政治报告时也谈到土改给农业合作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说：

“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无论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缩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间。”

在最上层，毛泽东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写道：“在富裕中农的后边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基层官员与毛泽东遥相呼应，把入社不入社说成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蒋介石走”。

*经济歧视+政治威胁*

另外，中国各地政府都出台过优待互助合作，歧视单干农民的措施。例如，高岗1950年在东北就实行过奖励互助合作组织、歧视单干的政策。一些地区规定对单干户不贷款、不贷粮、不贷农具，合作社也不卖给东西。各地在统购统销征粮方面也对单干农民进行歧视，给他们多估产量，多定征购指标等。

在各种高压之下，中国农民只好顺服。一些被中共称为“中农”或者“富裕中农”的勤劳致富的农民，由于担心“二次土改”被划进剥削阶级，甚至是哭着喊着申请入社。

于是，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从1954年的10万个一下子发展到1955年底的190万个。到了1956年底，集体化农民达到97.2%，中国宣布基本上完成了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过程用了5年，比原定的15年提前了10年。

*恶果：粮↓肉↓油↓房↓*

合作化给中国的农民带来了什么？当年在山西省长治地区一个县里挂职担任县委书记的中国著名农民题材作家赵树理在1956年8月给中共长治区委写信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从合作化完成的1957年到1978年的21年间，中国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由73元增加到134元，年均仅增加2.9%；农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57年的11.30平方米下降为1978年的10.17平方米。与此同时，中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粮食由203公斤降到195公斤，食用植物油由2.42公斤降为1.6公斤，牛羊肉由1.11公斤降到0.75公斤，家禽由0.5公斤降到0.44公斤，水产品由4.34公斤降到3.42公斤。

*改革改的就是合作化*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来发展到更加“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最后带来的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发展徘徊二十几年。《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

“如果说1978年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农村经济改革是必要的、必然的、正确的，那么78年改革所改的对象就是农业合作化、农业集体化。也就是说，打破这个农业集体化、农业合作化也是必要的、必然的和正确的。既然打破农业集体合作化和打破农业集体经济是正确的，那么实行合作化和实行集体化自然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在逻辑上只有一个正确的，要肯定改革，就得否定农业集体化；要肯定农业集体化，那改革就变成不正当的。”

*土地私有从名存实亡到名实皆亡*

然而，即使在改革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农民在农业合作化中的最大损失仍然没有得到补偿。

程晓农：“从1949年到1981年，中国宪法写的都是农村土地是私人所有。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假私有，真公有。土地合作化以后，农民实际上已经不再对土地具有任何支配权。只有那些基层干部代表政府在支配土地。所以这个时候，农村的土地经过合作化，已经变相地成为国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个说法是虚假的，不具备实质性意义。”

1982年12月4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第一次明确取消了土地私有制，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农业合作化使中国农民失去了土地。如今，农业合作化产生的“集体”--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都成为历史中的记忆了，但是中国农民仍然没有拿回当年“入社”的土地。他们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邀集一些资产阶级盟友在北京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是中共对自己政策的一种宣示，也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承诺。

*立足未稳时 欲行新民主*

在建政前夕，为了使自己刚刚建立的政权站稳脚跟，也为了遵循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论的理论，中共决定中国要先经过15年到20年的资本主义过渡期，再进入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被中共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单少杰博士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不准备很快就要对资本家下手的。就是要巩固一段时间，要利用资本主义，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要借用资本家的力量。”

1949年7月，毛泽东向中央团校毕业生讲话时说，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安抚资本家 稳住其资产*

单少杰说：“以前有过承诺的。淮海战役以后，长江以北都在解放军控制之下。这时候天津一些资本家就想转移资产。当时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资产要流失了。中央就派了刘少奇到天津安抚资本家。当时刘少奇讲了很多话，比如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啊；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就是毛泽东这个特点吧，实用主义。当他需要的时候，什么话都许诺了。实际上就稳定了一些天津的资本家。”

*好话说尽*

毛泽东还不断给民族资本家们吃宽心丸。在1949年9月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

1950年6月23日，还是在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还在很远的将来”。

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他表示，10年以后才可以“提一提”“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

至于说私有财产国有化的方法，1949年中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注意，这里说的是“鼓励”，没有强迫的成分。

在1950年6月的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表示：“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中共当时在经济建设上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协助。毛泽东曾经在1950年3月在谈到农村土改时就说过：“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

*私有企业蓬勃 推动经济复苏*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共放手让私人企业发展，中国的私有经济发展迅速。根据中国的统计，在1949年，中国共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12万3000个，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是80%，处于绝对优势，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毛泽东“一阔脸就变”*

中共建政将近三年以后，“官僚资本”被收为国有了；农村的土改完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大量潜在的敌人；“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业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队打成平手，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共产党颇为有利。

这时，毛泽东觉得该是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的时候了，也就是先把私人工商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把公私合营企业变成国营企业。于是，毛泽东的口气开始变了。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统战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朱健国：靠骗夺权 靠权夺产*

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健国说：“实际上毛泽东在(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一直到后来的49年的《共同纲领》，开始都是一套欺骗的骗术。那一套都是很好，都是基本上吸收了西方的、民主的、包括毛泽东亲自赞扬过的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在早期的共同纲领里面也搀和了那么一些，这样才取得了建国初期各阶层的支持和拥护。

“但是他把这个国家政权的架子一搭起来，一旦稳定之后，他马上就真相毕露了。他的骨子里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强行没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财产都归于一党专政所得。”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毛不认旧帐 批刘周右倾*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既定决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没有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和周恩来“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他说：在人民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单少杰博士：“毛实际上对刘少奇不满，可能嫌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右’了。所以在建国初期一段时间，毛对刘少奇很不满。刘少奇到天津讲的那些话是按照中央的指示。换句话说，也得到毛认可的。但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不认账了，就要提前了。”

这一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他正式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当时中宣部的《宣传提纲》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

*三面架机枪 只准走一方*

尽管毛泽东在1953年9月还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信誓旦旦地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然而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开始就是强令执行，私人企业主没有任何发言权。中共当时得意洋洋地说：“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从蚕食到鲸吞*

对于私人企业家，中共开始时实行的策略是“步步为营”。
1950年，中国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的盈利余额。
到1953年，就是在毛泽东表示“要出于资本家自愿”的那次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私人企业的利润分配表，就是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和奖金、私营股东的所谓”四马分肥”，企业主的红利被降低为盈利的20.5%。

1954年9月，中共颁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资方的红利和酬劳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也就是说，企业主对自己企业的利润只能支配四分之一。

从1953年开始，中共开始在一些私人企业强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并且派出干部以公方代表的身份经营和管理企业。私人企业家尽管仍然持有多数股份，但是却要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权交给公方代表。

即使是这样，毛泽东仍然觉得进展太慢。1955年，毛泽东再次改变政策。这一年11月，毛泽东批评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12月下旬，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

于是，中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公私合营”运动。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分红被取消，改为根据企业主的股份每年发放相当于股价5%的“定息”。而企业股价的评估，中共规定要“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

*兵临城下 岂敢争价*

中国人大的单少杰教授说：“大的环境、大的局面还是政府控制的，所以这个股价本身，资本家敢报高吗？”

记者：“那以你的看法，这个赎买不是按质论价的公平交易了？”

单少杰说：“那不可能的。因为它就像谈判一样的，首先要在对等的情况才能谈判的。资本家实际上处在一个弱势的地方，他根本不具有谈判的地位的。”

*惊弓之鸟 保命就好*

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健国在谈到武汉当年著名的制药公司叶开泰公司的公私合营过程时说到当年公私合营的政治背景。

朱健国：“在评估财产的公私合营当中，基本上就是政府说了算。从大体的当时的公私合营的政策和趋势来看，它肯定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经过‘三反’、‘五反’、‘肃反’几个运动，那资本家都吓得，只要能够活个命就行了。

“那叶开泰(公司)，我采访过他们的后人嘛，那吓得，政府你怎么说就怎么是了，只要能活命。他哪儿还能想到去据理力争我的财产值多少，你该给我多少，那都不敢的。它是一种‘城下之盟’啊。兵围城下，你有什么条件可提呢？没有的。公私合营就是个城下之盟。你没有条件可提的。你只要能活条命，就算是不错了。”

*红色资本家也不满*

当时，私人企业主们往往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

以中国上海的大资本家荣毅仁为例，据前中国副总理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周恩来就曾经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人，他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

荣毅仁是中国头号“红色资本家”，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过国家副主席。他对公私合营的态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别人了。

*公私合营势如潮 有受害者贫如洗*

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健国谈到叶开泰公司企业主当时的情况时说：

“当时公私合营是它最后的一任叶开泰的厂长，叫叶永斋。他有个儿子叫叶云力，前几年还在武汉。当年他们家都是白天到工厂里去了，欢天喜地说感谢党的公私合营；晚上自己就跑到武汉长江大桥下的汉水，站在那个地方流泪。

“后来这个叶云力在公私合营之后，他自己都没有饭吃了，靠他在美国的姐姐叶云霜每个月给他寄钱过来吃饭。我在1992年采访他的时候，他就住在武汉的一间大概十来平方米的房子里，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一张三条腿支着的桌子，那种活动架子的桌子，再一张床，什么东西都没有。”

*遇罗克之母欢迎 为保平安*

当然，也有私人企业主真心欢迎公私合营。遇罗文的母亲就是这种人。遇罗文的父母当时都是企业主。他父亲在‘五反’运动中被无端扣上巨额偷税漏税的罪名，投入监狱。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被放出来，说是既往不咎了。

遇罗文说：“我母亲是开一个铁工厂，规模也并不大，我记得当时有二、三十个人吧。公私合营以前呢，就是‘三反五反’以前呢，就开始给工人提高工资，共产党组织的工会或者政府这方面出面，说必须得给工人提高工资。提高来提高去，成本加大了，经营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其次呢，也是要经过‘三反五反’。我母亲当时也是说，你有问题。当时就隔离审查。我母亲当时都差一点想自杀，你想可见当时压力有多大。后来因为她写的绝命书被我哥哥看到了，我哥哥就求我母亲不要死。这么一说，我母亲当然就理智了一点，当时就没自杀。

“‘三反五反’这个运动整得特别过分，特别地残酷。‘三反五反’一过去，大家都觉得好像是解放了似的，可熬出头来了。这时又提出公私合营，那当然大夥儿都觉得，哎呀，我可不想当资本家了，因为当资本家太受冤屈了，谁当然都不愿意受这种气了。

“我母亲她也看透这个形势了，所以一说公私合营，她马上举双手赞成。她说，我可得到解放了，我可不想当那个资本家了。她一高兴呢，政府就觉得你是积极分子，从此以后呢，我母亲就变成了政协的委员啊，人民代表啊，同时就让她当了合营以后厂子的厂长。那当然我母亲也何乐而不为呢，这总比挨整强，因为她觉得，我有这些身份是不是还更安全一点呢，所以她当然很高兴。”

*雷厉风行 化私为“公”*

结果，中国公私合营的速度快得惊人。大规模公私合营从1956年年初才开始，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才通过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决议。然而到了当年第一季度末，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已经达到99%，私营商业达到85%。1956年，中国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国民收入的93%，私人工业企业几乎绝迹。

毛泽东当年曾经对中国资本家的资产做了一个评估，说“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公私合营实际核定的私股资产最后只有24亿元，分别属于114万个私股股东。原定从1956年1月开始发放7年定息。后来毛泽东“开恩”，延长了3年。

*半价强行“赎买”*

毛泽东后来形容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买了一个阶级。他说：“出这么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800万人)。”而事实上，给私股股东的定息发到1966年9月为止，大约3万家工业企业随后就国有化。

不知道当时毛泽东是否还记得，他1955年10月29日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时还说“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也不知道毛泽东或者中国共产党和哪个民族资本家商量过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最后时间。

我们只知道，中共分10年付款，以五折的价格强行收购了这些私人企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赎买”。
*学者：背叛盟友 失信于民*

单少杰博士说：“本质上，从经济上，它是剥夺；从政治上它是失信。”

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健国认为，中共的做法背叛了自己的盟友，也违背了自己的政策。

朱健国：“从中共的历史上来讲，一直他没有把民族资本家作为敌人，作为它的专政的对象。特别是在抗战之后，1937年之后，他们从统战的策略出发，毛泽东写了一系列的建立统一战线的(文章)。那么，也就是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他就已经把民族资本家列为他的朋友了。

“那么在1949年的新中国建国的那个、当时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里面，更明确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要长期过渡，民族资本家都是合作的伙伴和朋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使按照你中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讲，你只能强行没收国民党官僚的资本，但是民族资本家不等同于，也不属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

“你后来假借公私合营的旗号，以极其低薄的赎买的本钱实际上是强行没收，来将民族资本家，将你(中共)的建国前的朋友、统一战线的盟友的财产强行没收，你肯定是没有合法性的。不说是按照普世的价值和国际的法律准则来看，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统战政策，你这种强行没收也是站不住脚的。”

*相信哪个毛泽东？*

实际上，民族资产阶级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财产，他们也被剥夺了平等生活的权利。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时还说：凡是现在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贡献的，社会和国家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党和国家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安排。

但是像其他中共镇压过的“阶级敌人”一样，民族资本家们一直被笼罩在“资本家”这个“剥削阶级”出身的阴影里，使他们及其后代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和迫害。

*民营经济今复起 经济江山多半壁*

2006年11月17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发表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蓝皮书，说到2005年年底，中国“规模以上内资民营工业企业”已经达到将近18万两千家。民营经济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这份报告预测民营经济到2010年可能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民营企业的数量可能达到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

*否定之否定 历史转一圈*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

7年之后，中国800万人的私人财产被剥夺了。

2004年3月14日，在《共同纲领》颁布5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朱健国：物权法不追溯当年何以取信？*

中国现代史学者朱健国评论说：“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去赔偿当年非法占有的民间资本和资本家的财产。他们现在之所以这样积极推出了这个《物权法》，主要是这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过种种的非法途径瓜分了大量的国有财产，急于通过一个法律来保护他们现有的非法所得。

“如果真正要贯彻这个《物权法》，实行宪法的保障私有财产，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公私合营，甚至要从土改的清算开始，因为你的土改就是非法没收了很多私人资产的。你不把那一部分清算清楚，你怎么算保护了人家的私有财产呢？如果历史上的私有财产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又怎么能够相信你今天的这个保护又会兑现呢？

“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来，开始就有一个《共同纲领》，就是当时的宪法，就有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和私人财产这样的意思的条款。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没有执行。所以从新中国这五、六十年的历史来看，什么样的条规、宪法、法规实际上都是空的，都会随着执政党的现实的需要随时改变，没有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所以对现在的宪法所谓保护私有财产和《物权法》，我是不相信的，许多现在民间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也不相信。之所以大陆现在把大量的资产都转移国外，就是因为根本就不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会有真正的私人财产的保护。”

*今昔皆对？今是昨非*

有人说，当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是合理的。今天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是今天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合理的。

单少杰教授不认同这种观点。单少杰说：

“剥夺就是不对的。(中共)现在你自己又转回来了，你也承认私有财产，是吧？你又回到这个起点来了。你不能说以前剥夺私人财产，那是对的；那么现在呢，私有化过程，它也是正确的。那你这个价值尺度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没价值尺度了。如果讲普世价值的话，它最基本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如果你讲今天是正确的，那过去就是不正确的。”

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原野，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若干对青年男女相依偎的背影，在玫瑰红的晚霞映衬下引人遐想，远处的帐篷顶上飘着几缕轻烟。。。

这是苏联纪录片《第二个春天》末尾处的几个镜头。1955年暑假我在广州青年文化宫观赏该片时，心里曾经升起的某种圣洁的憧憬，至今依然残留不衰。近日从网上看到赫鲁晓夫黑白交织的墓碑后，上述画面再度浮现于脑际。

影片反映的是当年莫斯科青年垦荒队在远东的生活。他们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离开繁华的首都，不远万里投身于开发亘古荒原的伟大事业，为改变祖国农业落后的面貌作出奉献。事实上，这些年轻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曾经取得丰硕的果实，粮食的产量在那几年间显著增长。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场垦荒运动后来以失败告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第二个春天”更成了绝响。

但不管怎样，它总是一个忠实的纪录，表明赫氏曾经致力于有益国计民生的计划。这些计划还包括大量兴建住房，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跟农业的改革相反，其结果是成功的。而无论成与败，只要不带偏见，都不能否认作为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第一把手，赫鲁晓夫确实真心为老百姓谋福祉。

在这方面，不妨提一件未必显眼的往事。大约是1960年左右，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提出一个口号，实即宣示其主旨，道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种提法，在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期，被中共指为宣扬超阶级的人性，属于修正主义的表现而大受抨击。尽管将近30年后，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当年论战的中方主将邓小平向其承认，双方的论点都未必完全正确（大意如此），但邓到底没有也不会肯定人性。正是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和毛及其“亲密战友”刘邓等人，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分歧。

有论者指出，虽然赫氏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石破天惊地点了斯大林的名，可是里面“近半篇幅，都是以列宁来揭露、批判、反衬斯大林嗜血的罪恶。”（“祭园守园人”博客）这并不奇怪。赫氏归根结底是列宁信徒，那是时代使然。对此，我们可以给予批评，但又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无限上纲地过分渲染。例如，在30年代莫斯科大清洗中四万人被处决，身为州委兼市委第一世纪的赫氏，自然不会是“纯然的清白”。但正如香港人的一句口头禅，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那是处身于极权体制内的赫氏所不能抗拒的悲剧。

也正因为此，赫氏掌权后复苏的人性就特别难能可贵。他敢于为个人崇拜的受害者树立纪念碑，一方面显示出他对人格和人的尊严之尊重，另一方面，无疑也蕴含了对自身以往所犯错误及罪孽的一定程度的忏悔。

非但如此，其人性的复苏还见之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宽松。“解冻”文学的出现固然是这种宽松的产物，他对若干异见作家及思想不是那么正统的作家都比较温和，尤其是对肖洛霍夫的青睐更加耐人寻味。

肖洛霍夫的政治倾向有其独特之处。虽然斯大林时代其地位相当高，但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和官方的历史观点并不吻合。肖公然宣称：我写的是白军和红军的斗争。换句话说，他站在红军的对立面来反映苏联国内战争。书中的主人翁葛利高里是富裕中农的代表，对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抗拒的，后来一度指挥过白军的一个师。而肖的著名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对苏德战争的描写和主流派也不一致，它强调的是战争的残酷。

也许就是因为肖洛霍夫的作品谴责屠杀，赞颂人民的或全人类共同的价值，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专程到其顿河家乡，邀请他陪同自己出访。这次访问对于缓和苏美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是个成功之旅。肖洛霍夫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赫氏与艾森豪威尔此次会谈产生的“戴维营精神”，象征着两个超级大国以至两大阵营之间的对话而非对抗。崇尚“斗争哲学”的毛在反修的名义下，对之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赫鲁晓夫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与“全民国家”、“全民党”，被合称为“三和两全”，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标志，备受中共攻击。

其实，任何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都不难明白，“三和两全”完全符合普世价值，对在国际上实现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极为必要，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试问，不要“和平共处”，难道“战争共处”对人民有好处吗？不搞“和平竞赛”的话，是否开展“军备竞赛”最好？否定“和平过渡”，莫非发动“暴力革命”血流成河才是百姓所喜闻乐见？“全民国家”、“全民党”，让阶级消亡，这样的奋斗目标不正合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又有何不妥？

总之，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所作所为，容或存在鲁莽行事的弊端，也残留了不少大国沙文主义的劣根性，更没有而且不可能脱离列宁体制的整体框架，但仅就人性的逐步回归与努力弘扬这一点，便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如果说，在斯大林血腥的大清洗七十年之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能高度重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惜生命、人权和自由”，那么，赫氏的历史功过就显得再清楚不过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某种意义上，人道的灾难，是极权主义所造成的。极权主义必定要 消灭。但是。其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甚为复杂。先撇开实践不谈，说一 下理论。我研读马克思及其后学著作不算太多。马克思的理论其实相 当复杂错综。就其知识结构而言，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目光 相当宽广而深邃。他的理性主义的基调是从古希腊哲学的根子上长出 来的，所以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成果。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一般都 达不到那种深度和广度，以至于对其学说发生了必然的误解。记得南 斯拉夫哲学家弗兰尼茨基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史》中，就对东方的 国家说过如下的话：在没有经历过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东方，要理解 马克思主义困难重重，要对其作出发展就更为困难了，除非在历史重 大变化时刻能够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意如此）而弗 氏在同一本著作中却彻底批判了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这本书是在 1960年写就的，国内是在1962年翻译过来的。

但是，实际上，我对马克思的学说还是心存疑虑和恐惧的。我比较注 重历史的经验和社会的实践，因而看出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被 他的党徒们阉割和篡改了。我不怀疑它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在这理 论中，丝毫没有对个体自由与个体人格价值的论述，哪怕是里面所透 出对自由民主的折射令我崇敬。当然，我比较孤陋寡闻，学识不高， 对这个理论没有作过深入的探讨。可是，恕我重复，这个主义确实是 在中、俄两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彻底地失败了。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的缘故。如果它在早年 间，就为苦难的人类作好了自由民主的精神和理论上的准备，那我们 也就没有必要去从其他的理论家的思想中去寻求能够解放苦难人民的 精神武器了。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 是直到现在10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实践，中国国民得到了什 么呢？──专制暴政、独裁恐怖、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 有新闻自由，有的只是镇压、迫害和奴役，剩下的就是八千万亡魂的 嚎啕和控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说研究是必要的。它能使我们 清醒地看清人类的苦难。但是把它当作治国的理论基础，则不但会误 人子弟，而且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共的统治就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不管怎样，我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开放社会之敌 的一切理论，我认为我们都要静下心来潜心探讨并作出理性的分析与 批判。

马克思思想中有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精华内容，又有因 为时代限制、社会影响和个人气质与知识的制约而造成的缺点和重大 错谬。比如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糟粕。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中则极力批判普鲁士式的国家主义观念，而这这种观点恰好是现 在中国的主流观念。另外，在“唯物主义”严格的意义上讲，根本就 不是法国启蒙时代的那种唯物主义，而后者恰好是斯大林系统的哲学 教科书中最流行的一套，也就是我们在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所学的那套 教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实就是对社会存在的系统性的分析与认 识的方法。这一点我在读法国年鉴学派的著作和英国历史社会学的著 作时就感受到了。马克思的这一方法与这两个非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可 以相沟通的。而后两派史学也借马克思的方法来完善其理论，现在更 延伸出了许多硕果，比如，现在引入的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等等史学 方法。而象布罗代尔这样的年鉴派史学大家也不惮引用马克思的许多 论述。这是一种纯学术的立场，是实事求是的。

批判实践中的罪恶是必须的事，而且我们还做得太浅太少。但是这并 不等于就要放弃对一种理论在严格的知识层面上的反思和批判。经过 这番批判后，有价值的东西就应该保留，而糟粕就应该抛弃。我们中 国人的思想传统中很缺乏这种严格的“知识论传统”，而这是西方的 特长。这种长处甚至表现在对于象卡尔．施米特这样的德国法西斯主 义的辩护士身上，他们也要先作一番细致入微的解析以后才敢作结论 下个判断。如果我们不加分析与批判，就抛弃一分精神遗产，是不是 太实用主义了一点儿？

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大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算得上一个 榜样。他的临终遗言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读一下他的东西，必定 启发极大。普氏在1918年4月临终之前几乎一字不差地预言了布尔什 维克的政治战略策略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以及布尔什维克后来垮台的 过程。他对俄国一部分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的剖析，至今无人能出其 右。而在中国，还看不到这样出神入化的分析，无论在左派、还是在 右派中。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值得说一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哲学家乔治． 卢卡奇。他年轻时曾经亲自参与肇源了现代西方流行一时的存在主 义，同时还是马克斯．韦伯的徒弟，也曾随哲学家胡塞尔学习，后来 转向马克思主义。在1956年他曾亲手参与组织了名噪一时的裴多菲俱 乐部，倡导自由与民主。在匈牙利改革失败后，他还一直坚持不放弃 自己的民主理念，而被流放罗马尼亚。后来因为西方的压力才回到匈 牙利，但一直受到监视与管制，快到临终时了才被官方解禁。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现在再来说说实践方面。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也象现在自由主义 的思想学说与派别一样，流派纷呈，杂乱不堪。如果都要马克思来负 责，其实并不公平。早期的社会主义中其实就有很多思想是包含了极 权主义的病变基因的。比如，布朗基主义、民粹派社会主义、农民社 会主义等等之类的。列宁的很多思想、毛的很多思想其实并不能算马 克思主义。所以他们在实践上做的不少事情都不能全让马克思来买 单。

我所认定的政治哲学的范围，它一定要加进人伦道德这一重要的研究 环节。政治如果没有人伦道德的规范及其限制，他就会象杀人的武器 被掌握在恶魔的手中一样。政治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下流肮脏的人生游 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伦道德的规范和约束。然而，人伦道德 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那么，它就会堕落成暴政王朝的帮凶。但是， 法律如果没有得到国民的全民公决的认同，这种法律还是专制暴政的 恶法。它的伤害程度会胜过帮凶式的人伦道德。中国近代的各式革命 就在于上述的三段式的逻辑递增没有搞清楚，以至于象胡适、章太炎 这样的自由民主的非暴力的革命家，其政治主张在那个时代里一直都 没有得到实施。他们所主张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在实践的过程 中，被孙文的“党治国家”的专制学说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打翻而退出 了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国民及其近代史的悲剧。如果说，当时的“全 国联省自治运动”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并形塑一个真正的联邦共和的国 家形式，那么后来的中共的暴力革命就无法形成气候，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兄弟姐妹、以及我们自己就都不会受到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的 迫害和屠戮。多么可叹的中华民族！历史就是这样，它和人类社会和 自然宇宙这个宏观的世界，就是在一种不为人类所知的轮回之中，不 停地循环和旋转着。而这种历史的轮回往往都会呈现出旧时间和新时 间所记载的相似内容。可以这样说，国民革命时代被暴力革命所镇压 下去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说不定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内会带着 满身伤痕、闯进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中，重新发出恢弘的呼唤。这也许 是一种“世界的轮回”吧。我也说不准，因为我的这个论点是得到过 佛教教义的启示。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还很薄，也许不会撑得到多 久。但是既然提出来了，那么就坚持下去，去撞南墙吧，也许会使我 悟到精神痛快的觉悟。

提起佛教的轮回学说，我以为也是一种带有人性原罪的特质在里面。 人性本身就是恶的，人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贪欲，是造成人性原罪的根 本。由于极端的贪婪，这就势必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一种以暴力掠夺的 乱象，于是杀戮成风，人性的罪恶就随着暴力掠夺的数据急剧增长。 这种急剧增长的罪恶，被佛教视为冤冤相报的轮回报应。六道轮回 （天、人、恶魔、畜生、饿鬼、地狱），哪一道，都好不了哪里去。 所以佛教就提倡人（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必须修炼，必须向佛。 因为有了宗教信仰，有了神圣的佛菩萨在心中，如俗话说：举头三尺 有神明，人的起心动念就会在冥冥当中受到抑制。也就是说，人在修 炼中觉悟了，所有的行为都有一种敬畏的心态，于是，贪婪和作恶的 心理就会相对的减少。

如果说，人没有宗教信仰和不去进行行为修炼，那么，当人作恶多端 而死去，他的原罪和他所作恶而增长的罪孽，就会使他堕入恶魔道、 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使他永受折磨。当然，这些东西，对一个 无神论者来说，是绝对起不到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人类社会 才会出现无数的天灾人祸。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堕落和 罪孽的民族。同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一个堕落和罪孽的 人。这就是人类的原罪在没有进行宗教修炼后，所呈现出的精神状 态。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急功近利，而急功近利在人的思想 中是一种坏疽。它能使人发展到病态式的疯狂。孙文就是这种急功近 利式的疯狂者。尽管道貌岸然，实际上他的内心充满着龌龊猥琐和下 流。他身上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明中的人伦道德，实际上都使他 感到周身不舒服，但是他必须用这些东西来装点他的政治门面。当他 的的急功近利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挑战时，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人伦道德 就都被他践踏在脚下。剩下的就是暴力革命屠夫的形象了。他的“党 治国家”的暴力革命学说，被他的两个得意门生蒋介石和毛泽东发展 到了疯狂的极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总教训。孙文的身上体现了 懦弱的知识分子和暴力的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这种 双重性的打压下，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一种暴力的恐吓和另一种怀 柔的诱惑，都会使人们落入被奴役的套圈。因为中国国民在某种意义 上生性善良，加之几千年的封建奴役的统治，于是在这个国度中正义 和正直的概念，基本上都被阉割或被歪曲。所以，他们总是对自由民 主宪政这样的政治词语带着仇恨或不理解的态度。这就使得一次次的 自由和民主的机遇都从他们的身边滑过，而使他们一直都过着被专制 暴政和独裁恐怖所奴役的生活，我想这还是一种“历史的报应”吧。

我不是要在这里宣扬一种悲观的论调，因为在当代这场中国自由民主 宪政的和平革命中，我始终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尽我的绵薄之力。但 是我永远认可：悲剧性的英雄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和经验的先哲。

这个时代正如你所说的，是处在20年代陈寅恪和吴宓两先生说描述的 那个时代。我同意你的说法：中国需要来一次伟大的文艺复兴，也可 以说成是伟大的自由民主的民族解放的复兴。它需要借助文学与艺术 作为载体来凸显它的恢宏。正因为只有少数类似于刘军宁、刘晓波、 余杰、王怡这样的人在不停地追求，才显得这场文化革命、政治革命 和自由民主宪政革命以及民族解放的革命如此的重要。我说的革命不 是暴力革命，而是渐进式的和平革命。关于革命一词，我现在正撰写 一部著作《中国革命论》。我将在这本书中对革命这个名词作出论 证。

是的，对于低俗浅薄的社会和民族，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只有进行渐 进式的启蒙和教育才能使这个社会和民族觉醒乃至复兴。这当然是正 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象刘军宁、刘晓波、余杰、王怡他们做到了，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阵地。可是我们呢，没有！我总觉得中国的知 识分子只要占领了一块文化地盘，就象山大王一样，各自为阵，生怕 别人进入了他的地盘，犹如一个战战兢兢的王伦。想想看，如果中国 的知识分子都象王伦一样，中国的文艺复兴什么时候才能蔚为大观 呢？

我们要想投身进入这个文化战场，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王伦这样的势 力，而后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陈寅恪先生与吴宓先生在20年代于美 国所作的对话，当中谈及中国人太过实利，致一切皆将落实，结果是 处处都不落实。生命意趣低俗浅薄，社会文明盘旋不进。现在我们正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然，也有不少优秀之士、杰出之士孜孜以求， 有如类似于刘军宁、刘晓波、余杰、王怡这些人，奈何独木不成林！ 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这种复兴或者说解放应该 象德国近代古典文化时代一样创造出全新的文化元素，提高民族的文 明水准。以此为基础方可有光明的未来可以争取之。低俗浅薄之文明 必造就低俗浅薄之政治，必造就低俗浅薄之民族。这正是我等当努力 改变的大势。所以我反而不太心急了。而且对未来反而有了几分谨慎 的乐观，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泪流满面的乐观。

最近，我在国内的网上和国外的网上看了很多名人写的文章，有太多 的人都没有思想深度。说到底，也只是一种中学生的水平。在我生活 的地区，有思想深度的知识分子也很难找到。你难以和他们对话，他 们那种急功近利，俗不可耐的“风度”足可以让你无所适从。但是我 知道，曲高和寡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因为在社会革命的大潮 中，我们必须投入到其中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一边要加强思 想的修养和加深思想的深度，又要和这些“风度君子”们接触，还要 和他们进行笔战撕杀，有时真使我会想起鲁迅的日子真不好过啊！但 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精卫填海”的思想 革命的不归之路，这就需要我们鼓足勇气，不停地修炼自身去直面人 类社会。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深沉的思想劳作的时代。我们需要能使人 类社会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境界，这就需要我们出大力去创造 一种适宜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还有思辩哲学的恢弘的 理论工程，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东西，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所 以，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思想的创造工程，它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来 参与，但是它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这就需要时间和甚至几代知识 分子的努力，当然我相信，会有人来参与的，但是有多少人我不知 道。我希望我们能首先进入这一理论工程前沿。

我对现在很多浮闹的东西都很忧心忡忡。这主要是出于我自己的文化 视角。马克思主义当中有好有坏，正如儒家学说有好有坏，也如基督 教当中有好有坏一样。不管什么学说，作为知识，对于我们的思考都 是有用的──或者作为正面的启迪，或者作为反面的教训。思想工作 也象人生游历一样，看尽山水方可知道世间美景。我们就象当年的徐 霞客一样，在思想的王国行走，走得越远，看得越多，得出的东西才 越好。

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我想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了。因为 在早年，由于对他的学说充满着怨恨，所以便放弃了对他的学说的研 究，如果现在将他的学说拣起来势必要吃力得多。所以，我是否感觉 到对他的研究，不要进入得太深。因为无论如何他的主义确实是在中 国和俄国的实践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是事实。将他的东西作为一 种哲学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范围，我想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们的一生，时间确实太少太少，一生中只有二、三十年的思考和创 作时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为毕生的研究对象，那就太不值 了。况且这种主义确实使人类受到了不可估量的痛苦，尽管这些苦难 与马克思本人无关，但是一种主义的出笼及其在社会中的实践，好与 坏，都将使人类社会的走向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说，任何思辨的哲 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都要受到社会的实践，才能指导社会繁荣和 昌盛。

我之所以思正，是要正本清源。触我之思者正是多年的生活经历和源 自生活与历史的苦难。当然很多苦难并不是我自己亲身承受的，而是 我身边的父母长辈、兄弟姐妹。我一直以为这种批判不能停留于简单 的事实陈述或者修辞学练习。理论的对手需要用理论的严格指认和论 证来批判。所以我对杂文式的批判不大感兴趣──固然它有自己的价 值，但是对于深邃的历史而言，则显得太过轻佻。我的文章还只是一 个小小的开端，太过抽象和空洞，这令我自己非常不满意。如果要写 出经典性的文章，就需要坐冷板凳，就需要象苦行僧一样孤独地行走 在精神的废墟上，就需要花时间，更需要有人切磋。现在尤其需要有 切磋的同道，需要他们在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思想史以及经 济学、宗教学方面都有深厚的学养，以及唯以真理为依归的探索精 神。我不相信光靠杂文便可成就自由的事业。

对于马克思我有批判，以前在阅读他的过程中，我培养出了一点最基 础的思辩能力。而且他深厚的学术和文化知识以及批判精神对于我也 是一个启迪。对于这样一位首先是作为思想家而存在的人，在追穷其 理论责任的时候，仍需要保持健全的平衡感，不然不足以保持客观和 理性，而会蹈于浅薄和空虚。引用黑格尔的话：不要在倒脏水的时候 把孩子也一起倒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过去的人和事最缺少的可能就 是这种客观精神。比如80年代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比如现在很多人 对自由主义的态度，都无不如此。我坚持康德的原则：批判，就是把 问题彻底地弄清楚。

马克思主义对那些中共的权贵们有恩，但对我及对中国国民无恩。所 有的论证可以从中国现代史中悟道而成。我也可以从我的亲身经历和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中的所作所为悟道而成。马克思主义有他的合 理的成分，可是相比之下，自由民主主义的合理的成分比他的还要多 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自1978年10月11日到现在的中国自由民主宪政运 动的全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彻底地抛弃，而全面地去争取人权自由 民主是全民族所应该作的事情。所谓杂文似的批判文章，我很反感， 但我更反感抽象和空泛的批判文章。我赞赏康德似的批判精神。我是 一个康德学说的崇尚者。同时，我更欣赏哈耶克的古典主义所传承 下来的自由主义的精髓。当然，康德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很好地探 讨哲学、政治、甚至文学和艺术之时，能遇上一个好的同道是很难很 难的。其实只要有这么两、三个就足以了。因为，朝圣的路是很艰难 的，谁能高攀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的高峰”？对现实的批判要客观 和理性，同时也要有深厚的感性底蕴和敏锐考量的超然觉悟，否则， 就会失去平衡和趋于空泛。

上述的东西，就是我要说出的心里面的感动和启迪。它太伟大了！给 人以希望──不是鲁迅说的“希望与绝望正与虚妄同”──而是基于 一种较为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以及敏锐而超然觉悟的判断。

对马克思主义的死的和活的理论的分析，是我历年来所要做的哲学的 分析随笔。在此中也有比较好的分析和较客观的文论。老实说，我对 马克思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当然并不是说，我没有看他的学说，有很 多的现实都表明了：他的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失败的。我们要看准他 的政治哲学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暴力杀戮和暴政对人类 的戕害。当然我并不是说，他的理论对社会没有用。比如他在经济学 说中的剩余价值就很不错，但是却已经过时了。卡尔．波普尔在《开 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他的批判是比较客观的，但是却是很不得力 度。这就是说，一个教条主义者对一个倡导阶级斗争及其暴力革命的 始作俑者在其精神的对比下，本身就低了几个层次。可是，《开放社 会及其敌人》却使我看到了另一个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出路。如果再更 有些力度，那就太好了。我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对马列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的批判，我想是否能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做文章，因为我们 现在特别需要一个恢弘的、能适应于中国社会革命的政治哲学的理论 工程，而且，在保证自身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将自己融入到 中国宪政自由民主的社会革命的大潮中去。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而每 一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

春天来临
春天一再来临

田野里一截树桩
萌动嫩芽的梦想

春天并没有错
梦想也没有错

往事里有故人
但是没有重逢

党：说了算；
政府：算了说；
人大：算说了；
政协：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