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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发明了零?


星期二 三月 19, 2013 3:08 pm


尽管人类一直能理解“无”或“什么也没有”的概念,但“零”这一概念相对比较新——这一概念在公元5世纪才得到全面发展。在此之前,数学家们苦苦挣扎着进行最简单的数学计算。

如今,“零”代表一个符号(或数字),其概念是“不具有数量”。它让我们能够进行计算和求解复杂方程,并促使我们发明了计算机。

巴比伦人、玛雅人以及印度人分别独立发明了“零”,尽管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印度数字体系受到了巴比伦人的影响。据称,巴比伦人的数字体系来自苏美尔人。苏美尔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出计算体系的人种。苏美尔人的计算体系发展于4000—5000年前,是一种位置计数法,即数字符号代表的数值取决于其相对于其他数字符号的位置。

《“零”的历史》一书作者罗伯特•卡普兰认为,“零”这个占位符的一个最初原型可能是一对形成一定角度、用于表示某一数位为空的楔子。然而,《零:一个危险概念的传记》一书作者查尔斯•塞费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楔子未被用以表示占位符。

苏美尔人的计算体系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经由阿卡德王国传给巴比伦人。学者们认为,一个明确表示占位符的符号在这里出现了。这种占位符用于区分10和100,或者表示在“2025”这个数字中,百位上没有数字。

起初,巴比伦人在他们的楔形数字体系中留出一个空位,但当这种方法造成混淆之后,他们加入了一个符号——一对形成角度的楔子——来表示空的数位。然而,他们从未把“零”的概念发展成一个数字。

600年后,在距巴比伦1.2万英里的地方,玛雅人在公元350年左右将“零”发展为一个占位符,并用“零”在他们精细的历法体系中表示一个占位符。尽管玛雅人是有才华的数学家,但他们从未在方程中使用“零”。卡普兰把玛雅人发明“零”一事视为“‘零’被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最令人瞩目的例子”。

一些学者断言,巴比伦人关于“零”的概念辗转传至印度,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印度人独立发明了“零”。

“零”的概念于公元458年左右首次出现在印度。数学方程以诗或歌曲的形式拼写或表述,而非以符号表示。一些不同文字均表示“零”,例如“空”、“天空”或“空间”。

公元628年,印度天文学兼数学家布拉马古普塔为“零”创设了一个符号——位于数字底下的一个小圆点。他还利用“零”进行数学运算,记录通过加减得到“零”的规则以及在方程中运用“零”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作为一个概念和符号的“零”在世界上首次被视为一个数字。

随后几个世纪,“零”的概念在中国和中东地区流行开来。据称,到公元773年,“零”传至巴格达,并在此演变为基于印度数字体系的阿拉伯数字体系的一部分。

波斯数学家花拉子米提出,如果十位数没有数字,则应采用一个圆圈进行相关计算。阿拉伯人把这个圆圈称为“sifr”,即“空”的意思。“零”对花拉子米来说至关重要,他在9世纪运用“零”创设了代数学。花拉子米还发明了数字乘除速算法,被称为算术。“算术”曾被误传为他的名字。

到17世纪,“零”在整个欧洲得到普遍运用。“零”对微积分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微积分为物理学、工程学、计算机技术以及大多数金融和经济理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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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扩大人民币国际化途径


星期二 三月 19, 2013 2:54 pm


中国宣布将部分放宽人民币投资的限制,使用人民币投资中国大陆的股票和债券的金融机构,将扩充到包括外资在内的在香港设有基地的金融机构。此举也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交易的国际化。

通过贸易结算自由化等,香港已经累积了近6000多亿元的人民币。尽管实施时间和规模尚不清楚,但借此来提振持续低迷的中国股市显然也是其目的之一。

被称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试点规模将会扩大。中国证监会从2011年12月起,试验性地允许使用人民币投资上海和深圳两个股市的股票和债券,但经营资格仅授予中国大陆证券公司和投资公司的香港子公司。这一对象今后将扩大到大陆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香港的子公司,以及以香港为主要营业地点的所有金融机构。

由于香港集中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各国金融机构,因此这一举措可以理解为事实上正在放宽对外资的投资限制。在英国渣打银行香港分行掌管海外业务的环球市场主管陈铭侨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次的措施显示出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正不断提高”,并表示“很感兴趣”。

着眼于将来的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把香港作为在大陆以外流通“离岸人民币”的试验田,因此不断从大陆带入人民币,企业在向大陆出售商品时作为货款也收取了大量人民币。作为衡量离岸人民币规模的标准,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余额截至1月底为6239亿7800万元。

尽管还存在被称为“点心债”的人民币债券及由香港企业发行的人民币股票等,但由于缺乏投资手段,大部分仍存在金融机构。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正考虑将此前在RAFII制度下批准的2700亿元额度扩大10倍。如果这一想法真的付诸实施,将达到上海与深圳两个股市市值总额的1成左右。

扩大自由化会在多久以后产生多大程度的效果,目前还难以预料。当前尚未公布具体的实施细则,另外金融机构能否实际获得RQFII资格也要由中国政府逐个判断。对于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中国政府非常敏感,因此还有可能对金融机构进行筛选。

与此同时,证监会将从4月1日起,对居住在大陆的港澳台居民解除投资上海和深圳股市A股的禁令。目的是吸纳40万在大陆的港澳台居民的资金,激发股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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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中国股市的痼疾究竟是什么?


星期二 三月 19, 2013 2:47 pm


日前,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指出中国股市目前面临的三道难题:疏导IPO堰塞湖,引长线资金入市,变圈钱市为投资市。

中国股市的痼疾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股市才是健康的市场?著名经济学家、股权分置改革的推动者华生教授在《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一书中剖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症结所在。

一个好的证券市场,应该能够为优秀的或有发展潜力的成长性企业提供融资平台,让它们借助于资本市场的杠杆加速发展,同时能够以合理的估值水平为投资者提供与风险相当的价值回报。

中国A股市场的表现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恰恰是因为它在企业质量、估值水平、股价结构和投资回报这几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在热议“股指十年上涨为零”的问题。这个归纳应当说确实有其偏颇之处。因为同一股指水平由于新股不断上市的指数权重调整,其内涵已经相当不同。

同时,以2001年6月14日沪市综指明显带有泡沫的最高点来和今天相比,当然有其不公平之处。

不过,如果我们对2001年6月沪深股市上的公司进行完全可比的详细分析,它确实透露了更多的有启发性的信息。

2001年6月14日沪深上市公司共有1108家,除去25家因被大股东吸收合并退市等不可比外,共有1083家(其中有41家退到老三板,22家暂停上市但公司还在)。

计算这十多年来的股价包括送转股和现金分红,若投资者在2001年6月14日买入持有到2011年12月20日收盘,则买入其中534家公司将亏损,另外有166家的收益低于同时期的一年期存款滚存利息,只有362家有高于存款利息的正收益,这其中还有114家是经过重组和资产注入取得的。

真正靠自身发展取得高于存款利息收入的上市公司仅有248家,占当年全部有可比数字的1061家上市公司(1083家中有22家暂停上市无可比数据)的23.4%,不足四分之一。

另一组数据表明,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和投资回报表现不佳。这1083家公司都是在1991—2001年上市的,平均上市时间大约为15年。

15年前上市时净利润在5000万以下的公司有660家,占64.70%,到2010年年报,净利润在5000万元以下的仍有448家,占41.36%,如加上因重组的外力帮助的企业为196家,占18.1%,二者合计占59.46%。

由此可见,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也有一半多上市公司虽然得到证券市场的支持呵护,它们上市后自身的业绩长时期中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显然,无论市场如何波动起伏,指望这些15年都不进步的企业能给投资者带来什么回报,当然绝无可能。

多数上市公司长期不进步或没有回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上市标准和上市审批制度的严重缺陷。

中国证券市场从创立之初,先尝试性地让规模不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地方国企上市,后来又在很大程度上让上市为国企脱困服务,或将上市指标按行政单位的级别分配,造成了那个时期上市公司质量普遍先天不足的隐患。

这种情况在新世纪以来有相当改善。但股市服务于国家经济形势和政策需要——一会儿为大型国企剥离上市服务,一会儿为中小民企创新创业服务,一会儿为国家急需发展的某某产业服务,最近更是喊出了要为小微企业服务——则从来没有停止。

显然,有了这些接连不断的服务,上市公司的质量这一证券市场的基石就被动摇,投资者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应当说,这种上市遴选标准的随意性和人为审批放行的主观性,是我国上市公司质量总体上不高的主要原因.

那么,时至今日,大型蓝筹股已多,中小板、创业板也蓬勃发展,我国股票市场整体加权平均的市盈率和市净率也已靠近境外市场的一般水平,A股或者至少是其中的蓝筹股是否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投资价值了呢?答案仍然很不乐观。

中国A股不仅整体市场分红占当年利润比例和用股息率来衡量的投资回报率还很低,长期在1%以下,即便是代表了A股最核心的沪深300指数的企业,其相对于社会公众股东加权平均的股息率也只有1.62%,仅为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的46.29%,或10年期国债利息的46.15%。

这与境外成熟市场成份指数乃至整个市场的股息率一般显著高于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或10年国债利率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这也是无论有关方面如何大声呼吁,保险基金等长线资金还不愿进入股市的主要原因。

中国股市更严重的问题还不仅在于蓝筹股的回报缺乏吸引力,更在于蓝筹股与二三线股乃至小盘垃圾股的股价结构扭曲。

一般说来,由于大盘蓝筹股业绩优良,分红稳定,进入成份指数,便于资金进入,自然物以稀为贵,在证券市场往往受到追捧,获有较高的估值。

而中小盘股风险较大,稳定性差,大资金进出困难,又不纳入成份指数,机构投资者一般很少青睐。同时中小企业供给充沛,自然需要以价廉物美去打动投资者。

但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由于发行上市受人为控制,机构投资者队伍还不强大,扭曲的所谓资产重组政策使得垃圾股常常变黄金,因而小盘股垃圾股反而价格高企,成为人们追逐的热点,因而形成了一个和境外市场完全倒挂的股价结构图。绩优价不高,绩差价不低,小盘高溢价,导致了整个A股市场价值评判标准的全面偏移和颠倒。

2009年年中开始的新股发行定价体制改革,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起步的。当然,在其满怀信心地迈出第一大步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股权分置改革的推动者,著有《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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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欢:谁的月亮比较圆?中美两国档案馆天地之别


星期二 三月 19, 2013 8:27 am


本国档案馆不对本国百姓开放,研究本国历史的,要到外国档案馆去寻找资料,研究抗日的,要到美国档案馆找资料,研究中共党史的,要到莫斯科前苏联档案馆去找资料,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但是也可以理解,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哪能都让百姓知道?

以下是一位中国军人晏欢在中、美两地档案馆的感受:

不敢说美国的月亮就一定比中国的圆,说了也会被一片骂声所淹没;但刚刚从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寻找我们中华民族抗战历史图片档案归来,我绝对有资格断言,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一定比咱们国家的好!是名副其实的“为人民服务”。

日前读到一篇《看历史》的博文《军人余戈:找回普通人的历史》,军旅作家余戈关于国家档案馆的一段文字引发了我的强烈感慨。忍得太久了,不吐不快。余戈作为军人,我肯定有比其他民间历史研究者更优越的条件。不过这可不是因为我这身军装,而是因为这个身份给我的其他一些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子。南京有个单位,收藏了很多档案。我听说以后就去了,想复印一份做研究。根本没门儿。按理说,这历史档案都是国家的,你应该对我们公民开放吧?还不,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想了一个什么招儿呢?往出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个武警中队给他们负责看守。这就行了!我回到北京就开始找,先找武警总部的朋友,托私人关系联系到江苏省武警总队,然后又联系……最后联系到那个武警中队。中队指导员领着我又去了,这下态度马上就好了,行!但是也没全让我印完。你看,要不是军人,我上哪儿去找这层关系?但这并不是军人身份直接给我带来的。

美国、日本为什么历史研究那么透彻?人家的历史档案全都放在图书馆里,普通公众想看,随时去就是了,这样就培养起一大批民间的历史学家。台湾过去也不让看,现在让了,听说有人去他们还挺高兴,还给你泡咖啡呢。

大陆研究历史,就得靠民间研究者,我们自己托关系、找门子、搞档案。

从建国一直到“文革”结束,大陆都没有条件研究。80年代,个人史、口述史的概念还不存在,做史学的都习惯于做大历史,大人物,大事件;做文学的写报告文学,依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实际上都是听说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事迹以后,有了情绪和一定事实基础,根据想像编出来的。

咱们这个国家是没有昨天的。昨天对咱们中国人来讲,好像总是有点儿让人羞愧。因为很多原因,让你没法去回忆很多东西。等过了几十年,你想回忆,过去了。

我不知道美国国家档案馆是否有明文规定,任何人士不分种族、国籍、职业、年龄、性别均可以自由平等地享用该馆档案资源,反正我们一行七个中国老百姓所得到的待遇,的确没有与其他使用者有任何区别。

我们几位“民间研究者”没有任何预约、没有手持任何单位介绍信(我国所有档案馆要求必须持有),径直走进入口大堂的接待处(当然每一位进入档案馆的使用者必须平等地接受安全检查),自助在电脑上填写一份申请表,表格中不需要填写你的职业和工作单位,接待人员看着我们填表时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为我们服务;对我们的成员不懂英语,他们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友善,始终以微笑相向,不停地安慰我们,要我们毋须紧张,尽管放松。之前的安检人员对我们进行检查时,嘴里不停地说:“别紧张,请放松,没关系,这就好了。”这听起来比起我们这里的生活环境中到处可见的“温馨提示”要管用多了,因为这种“温馨”提示往往是要你注意自己的背包和钱袋,给你制造紧张的。

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每人拍照然后制做一张IC通行卡,整个过程面带微笑,没有丝毫的不耐烦,没有皱一下眉头,尽管我不知道这表情是不是装出来的,至少我们感觉到了有人在认真负责地“服务”你。

且不说整个档案馆建筑的建造标准,单看所有的室内设施(绝不是豪华装修)齐全、便捷、坚固、清洁、实用,就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真牛X,他们没有收我们一分钱!对了,我们停在外面的车他们也是分文不取,就连投入自助存取储物柜里的二十五美分硬币也会在你离开时“吐”还给你;每个楼层的洗手间宽敞、明亮、洁净,电梯厅更配有休息沙发和饮水机,档案室里所有的纸页、铅笔、橡皮等文具应有尽有,还专门提供一次性的棉质白手套,教你自动自觉爱护所有档案文件……。

软件条件之令人惊叹无法以一两句话描述,以后一定专文称颂。仅仅“使用者可以携带自备照相机、扫描仪进入并且免费翻拍扫描所有历史文件,免费”这一条规则,已经彻底让你折服,更不用说馆内的工作人员有求必应、隔三叉五跑来问你:“需要我帮助吗?”、“有什么需要尽管出声” 了;当他们用车将你想要调出来的任何档案文件推到你的台前让你‘享用’时,那感觉真象是仆人推出下午茶来请主人品尝,或是秘书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资料让老板审阅签字一样;仔细想来,尽管这些档案馆工作人员是美国人民的公仆,而我们这几个中国公民照理讲是没有资格做‘主人’的,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国家交一分钱的税!但是我们也很牛X,我们被美国人民的仆人们伺候着,按照我们国民的心态,套用一句中国经典名句,我们这是在“花美国纳税人的钱啊”!

想起家父在过去几年里,为查找历史资料文献奔走于我们国家的几处档案馆所体会到的酸甜和苦辣、所遭遇到的冷漠及傲慢,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愤怒,简直觉得此刻就象受到了至少是‘副部级’的待遇!家父曾于2006年在东北某档案馆以每张300大元的天价‘买’回了七张我外公潘裕昆将军当年旧照片的扫描件,遇到这种有执照的‘打劫’,您得“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您得忍痛呵,谁让你想要那些你亲人的旧照片呵!

去年六月间,就在前面余戈先生提及的南京那家单位,来了一位美国普通老百姓Neal Gardner,手里拿着一张自己父亲——美军少校John J Gardner 1945年9月和一众美军联络官在这座建筑前所拍摄的照片,想要亲自看看这座父亲总是提及的地方——孙中山图书馆(当年的名字),他万万没有想到,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这里,看见那建筑物仍然还在,几步之遥,却吃了闭门羹,怎么交涉都不能放行,原因是不对外国人开放(岂止是,对国人也不开放,除非你有一定的关系)。Neal Gardner 郁闷极了,南京之行既不能去到当年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旧址看看父亲当年风光荣耀的现场,又不能进入这座叫作档案馆的非军事单位,哪怕是不进去仅站在前院以那建筑物为背景拍张照片都不被允许,他快要疯了。美国人是永远无法明白我们这里的‘主仆’游戏规则的,后来,我们用了与上面余戈先生所采用的同样的办法‘疏通’,才勉强让这位曾经帮助过我们中国人民的美国军人的孝子了却了半个“追寻父亲的足迹”的美好心愿,在建筑物前留了个影,档案馆当然是不让进了。

对于我国几十年来档案馆严苛死板的体制所形成的条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研究工作,要想说的其实前面余戈先生都已经说了,我坚信以他的身份,发出的声音更加响亮,更加容易被听见,但愿也更加受到重视。其实道理很简单直白,我们本民族的荣耀往往是在异国的档案馆里才被找回的(我手里有数不清的案例),这本身就是异常的现象,不光彩的一面,难道还这么继续不光彩下去吗?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能够真正挺直腰板以主人的姿态自由出入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档案馆呢?

来源:《凤凰博报》晏欢的博客)20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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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甄嬛传》,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


星期一 三月 18, 2013 1:31 pm


看《甄嬛传》,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          

                ·树 玄·

  看电视剧《甄嬛传》想起了鲁迅借狂人之口说的一段话: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
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
人’两个字!”(鲁迅《狂人日记》)
  
  是的,我们从《甄嬛传》所看到的正是“吃人!”皇权制度犹如一架吃人的
机器,不停地在吃人,任何人都不能逃出被吃的命运。在《甄嬛传》中,几十条
鲜活的生命被残忍地吞噬了。
  
  因此,《甄嬛传》就是皇权制度的吃人本性在后宫生活中的表现。“吃人”
就是皇权制度的“秩序”,在那个制度下,不是吃人,就是被吃;你不吃人,就
被吃掉。
  
  后宫的一群如花似玉的少女,她们曾天真地幻想,后宫是天堂,自己如此美
丽,天经地义应该被男人宠爱,应该获得爱情。但是,被选入后宫之后方知,那
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去处”(《红楼梦》元春语)。爱情对于后宫妃嫔来说,是
太奢侈,太遥远了。她们的生活表面上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但是实际上,
时时有“与无常觌面”(鲁迅语)的危险,时时有被吃掉的危险。她们每个人都
是受害者,每个人也都是加害者。皇帝与后妃的爱情从来只是诗人的幻想(白居
易《长恨歌》),真实的皇帝与后妃,几乎是不需要爱情的。皇帝所需要的只是
性欲的发泄,为的是给他诞下一个半个“龙子”以继承他的“大统”,使他“江
山永固”。爱情对妃嫔来说,只能是幻想。“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才有
这样的事情。”(恩格斯语)而且这样的“浪漫事迹”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的。
甄嬛与果郡王、眉庄与温实初不就是这样的吗?在现实中,她们不敢祈望爱情,
能保住性命就要感谢上天了。
  
  因此,在后宫,谁如果还相信爱情,谁便是傻瓜。天真的少女,在现实的教
育下,一个一个成了善于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好手。小小年纪便被“锻炼”成
为极具城府之人。爱情是美好的,但是,真正的爱情已经丧失殆尽。爱情对于后
妃来说只是争宠的手段,她们用仿佛是爱情的东西来欺骗皇帝,为的是获得皇帝
的欢心。爱情不仅是争宠的手段,也是吃人的手段,甚至悲惨地成为防止被吃的
手段。其实,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用作吃人的手段,或是防止被吃的手段。
这是一种异化了的爱,这样的爱已经异化为它的反面——恨,对皇帝的仅有的一
点点爱也变成了恨,这恨最后把皇帝也吃掉了。
  
  因此,在后宫,谁如果还天真地保有真爱,谁便会被无情地吃掉;谁要是天
真地以真情示人,谁便是傻瓜。为了生存,只能“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
入宫时候的真情,在现实的教育下,很快便变成虚情假意,在笑的面具下藏起心
中的恨。真情被扼杀,假意被扶上宝座。每个人对他人,都是嘴甜心苦,笑里藏
刀。上自皇后,下至宫女,每个人每天都在温情脉脉中相互倾轧,每个人每天都
为了生存而战斗,一不小心,就可能有性命之虞。后宫里的妃嫔,也包括太监、
宫女等等,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她们“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
我,我吃了你”(《红楼梦》探春语)。他人的痛苦,成就了自己的“幸福”;
自己的痛苦便可能是他人的大幸,而自己痛苦的原因,也大半能在他人那里找到。
  
  因为敌人众多,妃嫔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极端孤独。朋友极少,或者竟无。即
使暂时的朋友,也极易背叛(安陵容与甄嬛)。为防背叛,她们心中的孤苦不敢
向他人诉说。“情场即战场”,被后宫的妃嫔们做了最好的诠释。其实,那已经
不是“情场”,而是“无情之场”、“虚情之场”、“假情之场”。在虚假的情
场上,她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投入战斗。不言而喻,美人计是她们用得最为纯熟的
一计,各种谄媚、狐媚、献媚……等等手段,被她们使用得出神入化。在这个
“无情之场”上,合纵连横、纵横捭阖等种种手段层出不穷。本是朋友,却顷刻
背叛,本是敌人,却突然联合,这是这个“无情之场”的常态。生活告诉她们,
不必为此大惊小怪。
  
  在后宫,人性中的善是最没用的品质,而恶则是生存唯一需要的品格。善无
济于事,恶却畅通无阻。因为善是懦弱的表现,无能的同义语;恶则是力量的象
征,心狠手辣是生命力强的表现。因此,善是不能战胜恶的。于是这个制度便发
掘出人性中的恶,以便投入战斗。血淋淋的事实教训着甄嬛,也教训着在那种制
度下生存的每一个人。把人的善良的本性一步一步地驱逐殆尽,呼唤出人性中的
恶来投入战场;把甄嬛心中残存的那一点点爱驱逐净尽,把心中的恨呼唤出来。
恶成了生存的必须,爱必须靠边站,恨成了人们心中情感的中心。为了生存,就
必须恨,因为心中若只有爱与善,那便是被吃掉的前奏。
  
  为了防备被吃,就必须时时算计他人;为了生存,就必须吃掉他人。若要不
被吃掉,便必须去吃人。来自四面八方的阴谋诡计,防不胜防。每个人每时每刻
都必须三百六十度地提防着,一不小心,便有杀身之祸。姊妹之情,如果存在,
也只是例外(甄嬛与眉庄),更多的是猜忌与算计,哪怕是骨肉相依的姐妹(甄
嬛与浣碧)。每个人都在生命受到威胁的争斗场上战战兢兢地活着,每天都用尽
手段,思忖着如何算计别人,不动声色地吃掉别人。人的全部智慧都用在如何算
计他人,那是对人性的极大的浪费。在那种环境中,中庸是没有用的,中间道路
是没有的。后宫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有人是所有人的敌人。谁最会算计
他人,谁最能玩弄阴谋诡计,谁便会胜出;谁的心肠最狠毒,谁便是胜利者。
  
  因此,在后宫,谁最工于心计谁便可以得宠,进而得势,更进而得位。后宫
便是一个竞相玩弄心机的竞技场。口蜜腹剑、两面三刀成了人人必备的生存技能。
表面上温情脉脉,温文尔雅。表演得好的,笑着就把人吃了。在这个竞技场中,
比赛的是谁更能“艺术地”、“技巧地”、“温柔地”吃人。工于心计者,不动
声色就把敌人干掉了;纯真温厚者,被算计了都不知道敌人是谁。
  
  女人的美丽本来是可以获得爱情的,但是在后宫,美也许会成为杀身之祸,
但是美也可能成为一种武器,一种吃人的力量,因为美可以夺宠,要夺宠便要吃
人。因此,美便变成了丑,在美的掩盖下,是一颗丑恶的心。
  
  如何讨得皇帝的欢心是后宫的妃嫔每天生活的唯一内容,而这决不是出于对
皇帝的情爱,而是保存自己的必须。她们拼命打扮自己,使自己看起来更美一些。
但是,她们已不是用美丽换来爱情,美丽已经变了味,她们是用美来交换皇帝的
“临幸”,而那“临幸”也大半失去了性爱的乐趣,只是为了动物般的生殖后代。
因为临幸可能为皇帝产下“龙子”。不过,那“龙子”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小
小的生命刚刚诞生下来,便天然地成为众多妃嫔的敌人。他的存在,威胁了众多
妃嫔的幸福,甚至威胁到她们的生命,因而使刚生下的小生命便处于极端危险之
中,成为各种阴谋的对象。那危险不是如常人般生活中的苦难,更不是生活中的
小磕绊,而是真正威胁到生命的危险,一不小心小命便没了。
  
  在真善美的掩盖下,人性中的假恶丑被呼唤出来,投入战场。这比真刀真枪
更可怕,因为你不知道在美丽的面具下,在温柔贤惠的面具下,是一颗怎样的恶
毒的心。于是,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走向了反面:爱变成恨,真变成假,美成
为丑,善变成恶。在那种制度下,一切都颠倒了。
  
  皇权制度不仅在战场上吃人和被吃,也在温柔乡中吃人和被吃。但是历史掩
饰着吃人和被吃的残酷事实,需“仔细看”,才能“从字缝里”看出那制度吃人
的本质,而且,“吃人”是在历史上“满本”都写着的。我们看到,在锦衣玉食
中,真正的人的生活不存在了,在温情脉脉的掩盖下是血淋淋的现实。人们只能
苟且地活着,过着苟且的非人的生活。这给了我们一面镜子,也让我们反思,我
们自己的生活是人的生活,还是非人的生活。
  
  剧的最后,新皇帝登基,吃人的历史依然在延续,一批新的少女进宫成为妃
嫔。甄嬛当上了皇太后,似已胜利。但是“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
(鲁迅语)。新一轮的吃人与被吃的战争又开始了。
  
  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这种宿命谁也逃脱不掉。最后,连皇权制度
的代表——皇帝——也被吃掉了。
  
  2013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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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浙江钱塘江癌症村 --- 《新民周刊》杨江


星期一 三月 18, 2013 8:25 am


浙江绍兴,一座历史上因水闻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时期,然而当地人曾引以为豪的“酱缸”、“酒缸”、“染缸”,如今却变成了让当地人不堪重负的“毒缸”。

全国关于“癌症村”的传闻近年来不绝于耳,更有媒体制作出了中国“癌症村”地图,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认领”的同时,环保部日前印发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终于承认,近年来,我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共有164个纺织工业集群,拥有超过5万家纺织工厂,主要集中于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绍兴市绍兴县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纺织企业9000余家,印染产能约占全国30%,因而也被誉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这个GDP功劳簿上的大功臣却变成了水乡恶变的罪魁祸首,在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绍兴滨海工业区及周边已经有多个“癌症村”出现。

不是绍兴一座城在呻吟,同样沦为生态难民的还有毗邻的杭州市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村民,在那里同样集聚纺织及其相关的化工企业。

这两个工业园区位于因潮水闻名的钱塘江畔。化工污水经过巨大的排污管进入钱塘江,而后顺流入海通过杭州湾汇入东海。

江河曾经孕育了人类璀璨的文明,如今则见证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罪孽,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浑身溃疡、苟延残喘。

谁说没有原罪?谁还敢说没有原罪!浙东地区的人民正在为过去30多年发展中的污染埋单。

这里的发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区复制,随着产业的转型与转移,一部分污染企业正在或者已经被当作香饽饽引入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

如果执迷不悟,悲剧终将一并被复制。

祸起开发区

从山清水秀令人羡煞的小乡村沦为姑娘们谈嫁色变的“癌症村”,杭州市萧山区坞里村用了不到20年。

现龄45岁的坞里村村民韦东英见证了这个过程。20多年前,广西柳州姑娘韦东英向往坞里村的清秀与富足,经小姐妹介绍嫁给了年长她13岁的坞里村村民邵关通。邵关通是一个靠在钱塘江捕鱼为生的渔夫,彼时的钱塘江水清澈见底,韦东英向《新民周刊》回忆说,那时邵关通出船时都不用带饮用水,渴了直接从江里舀起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这对夫妇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里的海鳗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获几十尾。海鳗苗被誉为水中的软黄金,畅销日韩等国,年轻时的老邵因此被韦东英视作“小老板”,“海鳗苗出口时论尾卖,捕捞时因为多,论斤卖。”邵关通追忆。

这样的场景早已不见。3月6日这天,邵关通与其他渔夫驾船在钱塘江捕捞了两个多小时,6条船总共收获了不过20多尾鳗鱼苗,虽说每尾可以卖到30元,但总收入仍相当微薄。而且,江上作业与危险相伴,一名船夫捕鱼时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殒命,老邵只得与渔夫们一起捞尸体。韦东英谈起20年间的变化怨声载道,直呼:“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地球要被祸害完蛋了。”

坞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随着城市化的扩建,逐渐与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据官方的资料,位于坞里村的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可以说,坞里村的梦魇就此开始,工业园区陆续入驻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业,涵盖印染、制药等化工领域。不过,最初,村民们并未察觉不妥,尽管耕地因为工业园区的建设“说征用就征用了”,韦东英们还是指望着园区的建设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实惠。

“那时候化工厂是直接排污的,五颜六色的污水直接排入内河、钱塘江。”韦东英说,村民们最初以为这些厂离他们的住宅区还有一点距离,不会有什么危害,直至后来发现污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开,地里渗出的水都是五颜六色的,村民们担心这样种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厂的回答却是“没事”。

除了污水,化工厂还肆无忌惮排放废气,这些废气有时候像臭鱼味、有时像樟脑丸的味道,更多的时候因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说不出来是什么气味。“熏得我们胸闷,夏天关着门窗都挡不住。”韦东英还抱怨,因为废气中夹杂酸雾,家中的金属器皿迅速被腐蚀。

1996年,南阳工业园建成4年后,坞里村的村民们便因为不堪忍受环境污染的折磨开始集体上访了。“化工厂越建越多,规划中与村民居住区相隔的绿化带没有建,厂直接开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间隔都没有了。”韦东英指着屋子西侧的一家化工厂说。

当地政府曾组织坞里村民进行血检并对坞里村的地下水进行检测,韦东英也曾被要求参加抽了血,然而这两份报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将井水送至外地检测,但检测报告,当地环保部门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了”。

一边是检测报告秘而不宣,一边是村民们要求化工厂搬迁,当地政府与村民们谈判后答应给坞里村引入自来水,而此前坞里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下水被污染,不能吃!”成了村民们的共识,近20年来,坞里村民一直持续不断地反映问题,要求或者将化工厂搬迁,或者将村民搬迁。因为迟迟不见“说法”,不少村民陆续放弃了上访,韦东英夫妇却坚持了下来,2004年左右,他们开始带头奔走相告,成为民间环保斗士,并在2005年被评为“浙江平民英雄”。

与污染企业作斗争,对这对夫妻而言是艰难而又孤助无缘的,在发现污染企业偷排后,他们致电萧山区环保局,但环保局的人姗姗来迟,等他们赶到现场,企业已经得到消息停止排污了。为了抓到证据,韦东英用废弃的饮料瓶装上偷排的污水,但环保工作人员说这不能成为证据,无奈之下,韦东英又拍照取证,但环保局认为照片不能说明问题。

“当时我们举报,环保局还曾埋怨,说企业排污都交了钱的,你举报干什么呢?!”韦东英不解。

持续的抗争终究还是有了一些成效,不过所谓的成效在韦东英看来却是一个莫大的嘲讽,因为污染不是减轻了,而是变得更隐蔽了。

当地政府曾许诺三年内搬迁化工厂、解决村民的生存问题,“他们说让这些厂再生产三年,我就问了,污染好比杀人,假如杀人犯跟公安局说等三年,让他再杀三年人抓他归案,公安局能同意吗?这是同一个道理!”邵关通有些愤懑。

如今三个三年快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离居民区远的化工厂搬了几家,但近的却没有搬,这是什么道理?而且化工厂还在批建。”韦东英曾举报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环保局对她的回复按照韦东英的口述是:“这个名字是难听,我们建议改名杭州彩瑞。”

“污染的问题,难道改一个厂名就可以解决了?”韦东英不能接受,对环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这对夫妻每天坚持巡查村旁的内河与钱塘江,在江畔有一个南阳污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说法,园区所有的工业污水都将通过管网进入污水收集中心而后进行污水集中处理。不过,韦东英夫妇发现污水收集中心的机器几乎不运转,“你看,都生锈了”,她领着记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污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点,韦东英发现沿塘河上的赭山湾闸又开始放闸泄水了,黑乌乌的内河水直奔钱塘江。“隔几天就放一次,潮水来了就把污水排进钱塘江,再从另一头把江水引入内河冲兑。”记者看到,即便冲兑后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乌黑。


死亡名单

韦东英对萧山区钱塘江各段的排污口了如指掌,她怀疑工厂仍有暗管偷排,因为在厂区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规劝她:“大姐,你们别告了,越告越糟糕,他们现在都在厂里打暗井,污水通过暗井排走。”遗憾的是,韦东英找不到证据,因为工厂她是绝对进不去的,她告诉《新民周刊》,化工厂排气排水多在后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着,“他们拿着对讲机,看到我来了,就用对讲机通风报信:韦东英来了,你们快关阀。”

这对民间环保夫妇对《新民周刊》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诸多村民的印证。不过坞里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污染了,这个问题已经现实存在了近20年。韦东英悲哀地控诉:“老百姓有几个20年可以等?”从化工厂出现,坞里村的癌症病例就开始逐日增加,时至今日这个小乡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韦东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间记录的村里癌症患者与死亡名单,从1992年至2005年,坞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最年轻者20多岁,记者翻看这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发现村民们所患的癌症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后的癌症病例韦东英没有做统计,因为她和村民们逐渐灰心了,“村民们后来不再配合调查,问我,调查了又有什么用,我没法回答人家。”但是韦东英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人因为癌症去世,“这里难道不是癌症村?”

韦东英谈起这些唏嘘不已,忍不住抹泪,“老百姓心疼环境有什么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谁能放在心上?”

坞里村最让人心酸的癌症家庭是一户丁姓人家,50多岁的父亲与30多岁的儿子前两年陆续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妇独守空房。

村民们多怀念当初的青山绿水,那时候河里鱼虾成群,然而现在捕获的鱼吃起来有一股怪味,韦东英说丈夫不久前捕获一条野生鲫鱼,卖给人家,结果买家上门抱怨烧鱼的过程中满屋子都是怪香味,有点像樟脑丸的味道,没敢吃,扔了。

韦东英的一户邻居在萧山环保局工作,根据韦东英的说法,这家人几乎从不让孩子住村里,周末偶尔回来一次也很快回城。除了水,坞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们因此不敢吃本地种的菜,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化工厂来了,我们的地被征用,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倒赔了性命。”多个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实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离坞里村稍远一些的红山村被公认为癌症村中的“头魁”,尽管官方至今同样不承认“癌症村”的说法。

红山村的癌症病发率比坞里村还高,原因在村民们看来很有警示意义——因为该村距离化工区比较远,上世纪90年代,坞里村民为污染问题抗争时,红山村的村民们觉得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自己,因此照旧吃井水,用内河的水浇灌稻谷、蔬菜,收获的庄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红山村才通上自来水,但为时已晚,“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进入癌症高发期了。”邵关通苦笑,“幸亏我们坞里村闹得早,否则癌症还要比现在严重。”

《新民周刊》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党湾镇等地同样存在多个类似坞里村、红山村这样的“癌症村”。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园区的工业污水集中至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还一并处理周边11个乡镇的生活污水。

通过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排入钱塘江,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该排污口的水样抽检发现其含有多类有毒有害物质,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残留物质。

因为怕本地人闹事,工厂并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厂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坞里村及周边村落,村民们时常看到这些外地工人浑身红色、绿色,染料是什么颜色,人就是什么颜色,连眼睑都是五颜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诉《新民周刊》,这些颜色几个月都洗不掉,咳出来的痰都是带色的,洗澡后,换上白衬衫,一出汗,领子都是红色。村民们最可怕的传闻便是印染厂的污染会导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厂怕承担风险,也不愿招收年轻女工。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环境污染对整个地区的危害,南阳镇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应征青年,最终只有17名体检过关。坞里村去了17名应征青年,结果只有邵关通的儿子一人合格。

21岁的儿子如今远在他乡,邵关通、韦东英夫妇决定坚持抗争下去,虽然生命受到威胁,家中玻璃也被人接连砸破两次。

韦东英说她想不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为何得不到制止,“难道除了污染环境,就找不到赚钱的方式?难道中国的发展非要延续外国的老路?”

因为污染的问题,坞里村的村民们与村干部产生隔阂,并指控村干部们被化工厂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

邵关通期望将村民们整体搬迁,因为化工厂已经事实存在了,搬到哪里就会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让他们污染?”

另一个“癌症村”

离开萧山,驱车往东不过半小时路程便进入绍兴市,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出口下来就是三江村,这是绍兴地区坊间“知名度”颇高的“癌症村”,当然,地方政府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江村几乎是坞里村的翻版,同样因为印染等化工企业的包围,水、土壤、空气被污染,年轻人们“逃离”,外地工人与本地老人留守。

66岁的乡村医生林张木退休后坚持在村里的小诊所义诊,因为接触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议患者家属送去大医院做肿瘤检查。

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据他所知至少已经有80多人患癌去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癌症村。”

在这位乡村医生看来,癌症高发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厂。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着搬迁,但因为拆迁成本高,这项工程进展异常缓慢。

在三江村往北数公里便进入绍兴滨海工业园区,这个园区是浙江省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纺织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纤维、生物医药、包装材料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集群,其中印染年总产能达到50亿米,占全国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尽是印染及相关的企业。联发化工厂等企业沿着一条内河排列,河道外侧就是海湾。记者面前的这条内河臭气熏天,而联发化工厂与内河相隔的围墙外正有两个工人安装摄像探头。

见到记者拍照,工人很警惕,当地环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认为在围墙外安装探头针对性很明显。

车子顺着防洪堤一路开,每过一个化工厂便是一种气味,附近新三江闸附近的两个渔民告诉记者,风一大,各家工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能将人熏晕。

顺着滨海大道继续往工业园区深处,印染企业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浑厚的化工味包围,但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新二村周边的内河已经悉数被工业污水污染,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会发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为滨海工业园区一家印染厂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条三四百米长的河流瞬间被染成红色的“血河”,两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工人,村民郭大爷透露,新二村同样被视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样不能饮用,村民们守着水却愁水吃。

郭大爷与其他村民一样将房子出租给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鱼腥草的女工告诉记者,她今年快50岁,在附近一家印染厂做工,刚到这里,早她到来的老乡就告诫她不能饮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们如今都从工厂里提自来水回来洗菜、烧饭,在这片水乡,水成了贵重的物品,郭大爷家有一口水井,虽然只能用来洗衣服,但也供不应求,郭大爷在井旁写了一个告示:“不住我家,不准用水。”

滨海工业园区各家企业的污水同样通过管网汇入当地的污水处理厂——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处理能力,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以处理印染废水为主的综合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10万吨,雨水、污水管线据资料显示高达290公里。

在这家污水处理公司不远处是一家名为绍兴环兴的污泥处理公司,巨大的烟囱正在冒烟。

徐磬石2010年组建了绍兴当地的一支民间环保组织,他告诉《新民周刊》,因为污染问题,当地曾多次发生村民与企业的冲突。

在小徐看来,水与空气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个隐患却容易被忽视——土壤。按照污水处理要求,每个企业的污水必须先在厂内进行初期处理,而后再进入管网,沉淀物中积攒了巨量污染物。环兴污泥处理公司这样的企业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绍兴地区也确实存在企业偷倒污泥的情况。

“这种污泥对土壤的破坏性极大,所倒之处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共同的宿命?

滨海大道东北方向的尽头便是杭州湾,3月7日这天,虽有雾霾,但仍可依稀看见杭州湾大桥。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后排放出来的污水便从这里排入杭州湾钱塘江内,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排污时,污水通过管道喷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涡流,而污水的颜色则是五颜六色的。

水务部门看到记者摄像很警惕地询问。在这个排污口,绿色和平组织的抽样同样检测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质,甚至还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此类污染物质具有生殖毒性,常被应用于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多种工业生产。

记者注意到,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检测报告,萧山与绍兴县环保部门均曾予以否认,萧山区环保局副局长朱海斌、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胡剑都表示,“工业园区排放的污水都经过污水厂处理,符合国家标准。”朱海斌表示,工业污水即使经过了处理还是污水,不可能达到自然水那样的清澈。根据国家标准,只要该污水经过自然水的80倍稀释能够达到无色就是正常的。报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朱海斌表示“国标”里面没有要求,目前国内环保部门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也无法检测。

在滨海工业园区内的万丰化工厂附近,两名来自四川绵阳的万丰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种菜,河道便与新二村那条曾被染成“血河”的内河相连。因为被污染,这条河如今被筑坝隔断,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废弃河道两边的农田不再耕种,但两名四川女工不以为然。她们告诉记者,“化工厂与印染厂相比,很难说哪个毒性更大,为了生活,没那么多能力去讲条件。”女工的工资每月不足两千元,工厂每个月给她们发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个人自觉,至于体检,“目前还没享受过”。

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调研显示,绍兴滨海工业园区与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的印染企业不乏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应商。

纺织名城向世界输出潮流的同时却将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员摘取了GDP的果实,民众却在为生态危机埋单。

环保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 万多种,其中3000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和风险隐患突出,发达国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在我国仍有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环境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能力向我国进行转移和集中的现象。

指望国际服装品牌督促供货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现阶段无异于痴人说梦般的一厢情愿,何况对服装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装残留以及洗涤过程中对消费地的二次污染问题也同样严峻,不久前发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残留的布匹就来自绍兴地区。

2010年,绍兴县印染超过170亿米的布料,并且生产了超过1.3亿件的服装,纺织业作为绍兴最大的支柱产业,占据当地工业经济总量的58.5%。然而,笼罩在癌症阴霾下的村民们对这些数字乐不起来,因为付出的环境代价实在太大,恐怕几代人都无法偿还。

绍兴滨海工业区的排污口再往东,绍兴上虞市的道墟镇亦有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他们那里也有“癌症村”。化工企业开到哪里,“癌症村”似乎便会出现在哪里。

上虞往东,宁波市慈溪地区,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建成贯通,工业园区逐渐扩大,并已形成专门的印染区。来自那里的民声反馈是,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海产品产量削减,口感变差,老百姓们正在担心步入上游的后尘。

污水最终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长的海产品最终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远。

毫无疑问,环境污染的危害绝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区。同处一片雾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症或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归属。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环境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以后祭拜我们的时候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问,祖先们啊,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韦东英的这番话与喷涌的污水共同击打着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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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9:38 am

祝福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Laughing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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