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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沈志华
星期六 三月 23, 2013 8:53 am
嘉宾简介：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历史的伟大在于追求真实
凤凰历史：在您看来，研究冷战史，尤其是苏联史，对于中国人有什么意义？更进一步说，了解苏联的兴衰成败，对于普通中国人的价值在哪里？
沈志华：我最早是研究苏联史，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后来没毕业就被抓了，以后就没办法搞了，就一直做生意，但是一直还是很感兴趣的。我为什么转到苏联史？其实我原来不是搞苏联史的，我刚考到社科院研究生院时是搞非洲史的，非洲史当然也是搞非洲社会主义问题。
1979年以后中国搞改革开放，学术界一直都在讨论这些问题，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讲，人们就想知道苏联当时是怎么搞的。后来我们所里的老所长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搞苏联史吧，反正你也刚入学，我原来也没上过学，高中都没上，大学也没上过，也没什么专业，说你就搞这个，我说“行，可以，没问题”。
当时研究的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我研究更深的其实是在监狱那两年。因为上学时得看各方面的书，还有各种课程考试，写硕士论文时间比较短，后来我在监狱研究的那一段真的写成书了，有40多万字的，讲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业社会化的问题。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了，苏联的道路对于中国很有启发意义，中国很多问题跟苏联就差30年，苏联干过中国后来也干了，只是有30年时间差。比如新经济政策，中国其实1956年也准备搞，只不过中国刹车比较快，1957年一反右，就刹住车了。苏联搞到1927年刹车了，等于它搞了五、六年，然后苏联搞集体化，中国也是搞集体化，咱们叫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概意思差不多。苏联搞了大清洗，是吧？中国先是反右，后是文革，就是文革、反右它是连着的，反右的时候，毛没搞下去。
包括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形势、革命、战争等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到50年代中期，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也是这样，文革以后开始认识到原来不需要老搞革命。原来批判苏联那些东西，后来自己也认识了，其实当时赫鲁晓夫搞的还是对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国为什么会跟着苏联亦步亦趋的，它经历过的事儿我们还要再经历一遍，特别是对于那些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觉得苏联走过的路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当然国家决策它不是说看历史怎么怎么样，它是根据现实来决定社会的变化，人们思想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决定国家的政策，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回过头去看经历过的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
所以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讲，特别是中国学者，搞苏联历史，背后其实有中国的情结，中国的关怀，至少从我来讲关心两个问题，我搞这个苏联史，第一，我关心中国将来会怎么样，一会儿我会讲到苏联几次改革的失败，它的政治改革怎么走不下去。第二个更深层的，你就要讨论这个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初该不该走？后来应该怎么走？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中国现在还在走呢？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实际上你想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学术本身的问题，学术的关怀，学术关怀就有一种文化情结。
历史它就是文化，就是人类的文化的积累，所以你研究历史，其实就是研究人，就是研究人类走过的道路，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像历代每一代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大家研究的成果积累起来，其实就是人类的历史。因为人的生命都是那么几十年，他就去世了，后人看到的就是历史学家留下的东西，他看不到那个历史，像现在有那么多的录像带搁在那儿，说过一百年，人们看一百年前社会这个样子，那么以前没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留下来的文字，怎么表述历史，就是后人理解的以前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搞历史的意义本身是非常伟大的，我觉得比文学什么，当然我不是贬低人家，但是它不一样，文学是把它艺术化了，为了更启发人们的灵魂，更感动人的灵魂，它把它艺术化了。而历史追求的是真实的东西，这个跟文学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它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但是研究方法不一样，所以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
中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苏联的道路
凤凰历史：您刚才提到两点：一个是中国会怎么样，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怎么回事，对此，您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沈志华：要比较中国跟苏联走过的道路，因为搞苏联史其实最后都会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这20多年，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苏联会解体，这么大一个国家，你说这么大一个党，要说军队、科技什么不行啊？怎么一下子就完蛋了呢？而且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共产党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中国一直说走苏联的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了苏联的道路，你表面上看它很相似，其实差别非常大，你比如说苏联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跟中国不一样。
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你看列宁，他这个理念是一样的，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沙俄留下来的，这个不能用的，咱们得培养红色的，这个大家理念是一样的，但是处理方法不一样，苏联就是弄一条船，全给你们装在船里给哄走了，你们都全离开，别跟我这儿捣乱就完了。到后来的萨哈罗夫也好，很出名的那个索尔仁尼琴都给赶出去了。中国就不是给你弄出去了，而是要改造你，他非得给你改造过来不可，从1952年就开始折腾改造。
你再比如说苏联大清洗，大清洗苏联是真杀人，毛很少用这种，也不是说没有，也不是说咱们把肃反扩大化，但是就整肃本身而言，咱们的反右派也好，反右倾也好，很少杀人，这其实都是文化的背景，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苏联不一样。再一个从经验的角度讲，苏联也是没有经验的，它也不知道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你看列宁最开始搞的时候，还想从1918年到1920年那段时间，他还想搞军事共产主义，还是想搞什么世界革命，到波兰发动起义，德国水兵，什么匈牙利，最后全失败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不行了，才搞这个新经济政策。他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因为列宁本身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又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很现实，他搞这套。但是因为列宁去世的比较早，如果列宁在世，我觉得苏联不会像后来这个样子。
毛泽东在中国也是500年一出的人物
凤凰历史：就是变成斯大林式的那种模式。
沈志华：对，不会，绝对不会。这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回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应该怎么走其实是另一回事了，就是各个党有各个党的经验，它根据它的经验和它对社会的认识去安排。那斯大林就是一种安排，因为党内斗争，斯大林1927年一统天下后，开始搞他那套理论。而中国呢，毛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没有按着苏联那种模式走。
比如咱举一个例子，苏联从1930年代初开始先是国有化、集体化、工业化，然后一路下来，它那个计划经济越弄越完善，越弄越完备，最后形成法律。那你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他改不下去，当然是改不下去了。
因为他整个是一个系统，你除非把这个系统整个摧毁，否则的话，你想这儿改改，不可能的，那儿动动，把这个权给消减一下，把那儿权给扩大一下，怎么可能处理？它整个是一个结构。
而中国是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到1957年，那会儿是不知道经济怎么搞，没有经验。我说中国共产党，从来它就不像俄国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它至少都是一批知识分子，然后再城市发展，然后扩大，夺取政权以后，1918年以后才开始向农村发展。中国正好相反，先在农村，然后再到城市，甚至在解放之前，夺取全国政权时，它都没进过大城市，偶尔的吧，东北偶尔进一次，又让人给赶出来了。所以他没有任何经验，怎么办？只能选择学苏联。又赶上毛这个人不太愿学习别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我看在中国也是500年出一个的人物，是不是？
凤凰历史：对。
毛泽东虽然不懂经济但却很自信
沈志华：其实他很有自信，他虽然不懂经济。
毛泽东很有自信，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搞，就先照搬苏联的经验，先把这个框架建下来。“一五”计划也确实在苏联的帮助下，把整个工业体系都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就开始破坏、修改体制。“二五”计划从一开始制定到最后结束都没拿出来，一直在争论，跟周恩来就投资比例多少，吵来吵去的。“三五”计划因为赶上大跃进，大跃进完了以后跟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三五”计划拿出来本来是要调整，因为陈云他们搞吃穿用的，以吃穿用为主的计划，到了1963年毛就给否了，否了他又要搞他那套东西，他不喜欢那个。
完了跟着就是“四清”到文革了，文革乱成那样，谁还搞计划？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邓小平搞引进市场机制才有可能，他从农村开始突破，包产包户，首先把农村不纳入计划了，这一大块就没了，农村一没有，城市肯定受影响。所以你看中国又有很多跟苏联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在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更落后，苏联是欧洲比较落后的最后一个帝国主义，中国在亚洲也是，不能说最落后，也是比较落后吧。日本总是走在前头的，这么点一个小国把你打成那样。
所以中国为什么能够改革那么成功，其实跟它前面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苏联之所以改革不成功，也是跟它前面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你要讲苏联历史，我是认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没有错，要搁我到当时也会这样选择，你想想，它不是说毛泽东一个人选择的。
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选，大家都想救中国，都想让中国富强起来，都想让中国摆脱几百年的屈辱，特别是从甲午海战以来，甲午海战对中国人的心灵打击多大？弹丸之国，就是旁边那么点的小国，当时甲午海战打的时候，全国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看的，你不是瞎捣乱嘛，我踩死你不像踩死个蚂蚁似的，我这么大个儿，哎哟，打败了。北洋海军是全军覆没，震动朝鲜，全国全傻眼了，这才知道人家先进了，你落后了，什么原因大家都在讨论，从张之洞他们那会儿开始，李鸿章他们那会儿就开始琢磨中国怎么富强，是先搞点枪炮把人家打跑？还是到底怎么走？
我们现在从例证上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时代的必然，能不能成它不知道，但是大家都这么选，这不是事后说谁多聪明，但是那些人不聪明？那都是中国一代精英，苏联也是，他不光是说共产党，很多人也觉得资本主义的路好像对我们国家已经不太适合了。恩格斯讲，说资本主义发展它有几个前提条件，在我的书里头，我也没展开写，本来我写的挺多的，说你怎么讲起资本论来了？讲了那么多的道理，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一想也是，算了不讲了，我就讲了几句话。但是我是想说一个道理，就是20世纪初，人们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其实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真的是想国家强大富强起来，而当时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它几个前提条件不存了，地理大发现没有了，人家早发现完了，奴隶贸易早给禁止了，还有什么？其他积累的资本手段，在客观上都不存在了。
历史证明不使用暴力也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凤凰历史：确实从外界的环境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沈志华：这个其实也是后来共产党掌权以后它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出来了，其实不光是马克思一个人在研究当时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在19世纪中期，德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考虑，资本主义是发展起来了，但是它也有很多衰败，有很多弊病，经济危机、贫富差别，你看《雾都孤儿》那个电影演的，就是英国那个时期的状况。
其实现在想想，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那么多问题，大家都想解决，我认为马克思是最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人，他真的蹲了大英博物馆，一蹲几十年写了一本《资本论》，把资本主义那一代的矛盾分析的非常透彻，逻辑也非常严谨，甚至语言我觉得都非常优美，因为我在监狱里从头到尾读了《资本论》，我越读越佩服，觉得马克思这个人，你在外国你也没工夫，你哪儿有工夫啊？你静不下来，资本论的东西不好读，它一环扣一环，你顺着他的逻辑思维，你觉得讲的确实有道理。那么原来想走人家走过的道路，你走不通，现在又提出这么一个新的理论，你说当时的精英是不是都觉得这个可以，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特别是俄国又走了一套，这个资本主义当时对中国的影响，对美国，很多美国人就是1929年到1933年大危机的时候，苏联社会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平静，整个欧洲、美国、全世界都陷入这个经济危机，跳楼的，自杀的，人家没事儿，说这个可能是条路。所以所有这些历史现象，包括这些理论的阐述和人们对历史的考察，当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根本性的错误，是个有热血、有理想的人他都会选择这样的道路。
问题在于选了这个道路以后，往下怎么走？面临着很多问题，怎么去解决？其实有两种解决的办法，我们看历史，一个就是第二国际，他们搞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叫民主社会主义，再一个就是列宁。
他们想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他想用社会主义的措施、方法和节奏，但内在贯穿着从人性解放以来，人过去自由以来，摆脱奴隶制、封建制以后，突出的那种人本主义。
所以他不同意用暴力的方式来获取一个新的制度，但是列宁他们认为，包括毛后来接受了这个观点，就是不用暴力怎么能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呢？他不让给你，你只有把他打败才行，基本分歧在这儿。
但是现在过一百年了，我们看有没有可能呢？其实有可能，那你现在北欧的所有国家都是民主社会主义了，它就是通过这种框架，它慢慢融化、解决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内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一看社会主义这个方法挺不错，提高公共的福利，然后缩减贫富差距，因为社会主义不是讲平等吗？不是讲消灭三大差别吗？它慢慢能做到了，它里面也有弊病咱们不讲了，就是说它奔着这个目标，通过这种方法，经过一百年我们看它是可以做到的。当然，通过暴力也可以做到，苏联做到了，中国也做到了，但是有个问题，你做到以后怎么办？现在其实你就要考虑苏联为什么解体了，用暴力夺取了政权。
它就必然要靠暴力来维护，因为它不是选举出来的，他是靠我有力量，我把你打败了，我占山为王了，我把你赶出紫禁城，我坐进来了，那么谁要想把我赶出去，他得把我打出来，这就是阶级斗争嘛。只不过他用阶级斗争一个新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你想了半天，我是把你打出去了，我坐在这儿了，难道说让你们选举，再选一个人上来？连打都不用打？我就让出去？怎么可能呢？除非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领悟了，他对人类历史觉得民主制是好东西。
毛泽东是末代英雄 未能完成历史使命
凤凰历史：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了。
沈志华：或者是戈尔巴乔夫，其实很多人包括蒋经国也是这样的，不是说没有，咱就涉及了不在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专制社会有没有可能向民主社会转化？历史上有，台湾就是，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国家，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政权，控制着那个地区，它就有权力这么做，本来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比苏联也差不到哪儿去，他就能放弃。
我上次到台湾的时候，大家开会讨论说你们大陆到底对毛怎么看？我说看法太多了，什么叫大陆怎么看，后来他说你怎么看吧？你对他个人的评价，我说这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说，他说我就让你用一两句话说，我说好，你要让我用一两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毛就是一个末代英雄，他说怎么讲？怎么还能成英雄了？我说这个英雄不是指一般的英雄人物，他是一个伟大人物，但是他是个末代的。
因为他基本的思想、理念都停留在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更替，你想他读《资治通鉴》读了17遍，你想他脑子里头什么东西？他全是这个，他看过《资本论》吗？没有。
这个人又真的有雄才大略，从各个方面讲，他具备一个帝王的素质，但是他生在一个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其实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历史来讲，它要完成的任务其实是国民党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是怎么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共产党接过来了，毛接过来了，他开始行动。他第一步走的非常漂亮，你想从一个山沟里头，井冈山出来，百十人拿着几杆枪，中国多大的地方啊？这不是说南斯拉夫、波兰这样的小国，一辆车开两个钟头就出国境了，他居然能够拿到天下，你想是谁？刘邦、朱元璋，都是五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但是他面临的任务是他所不能解决的，不是他这种思想、文化能够解决的，他对现代的东西格格不入。咱们现在提到毛就是说错误，但是你知道当时美国人看他，简直就是看神仙一样，就是不知道他想什么，他想的跟你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美国总统，美国总统那也是人精啊，他在飞机上就琢磨，我怎么能够见毛泽东，跟他谈什么？核武器问题？什么战略、财经的问题？制约苏联的问题？不知道说什么，想了一天，一见面跟主席谈话，毛说今天咱不谈别的，咱们谈谈哲学。一听就傻眼了，要跟他谈哲学。毛真是个伟人，他如果往前倒了一百年，那也是个很不得了的人物，治理国家、天下就按他那套方法治理没问题，但是可惜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化，他不适宜，所以我说他是末代英雄。
因为特别是对这种历史人物，不是一句他好还是不好能够评价的，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判断，他在中国历史上起的作用。
凤凰历史：您对这个问题解答的其实已经很丰满了，对中国人的意义在这儿就完全看出来了。
真正的大国应该把全世界都研究透彻
凤凰历史：第二个问题其实是第一个的延续，您是怎样想到编著这样一本大部头的“苏联史”的？毕竟就国内的读史气氛来说，苏联史并不是关注的热点，您又出于什么考虑自费花那么多钱去购买苏联的档案，来推进国内这方面的研究？
沈志华：针对第二个问题，现在中国的社会，我觉得社会科学中有特别悲哀的现象，搞学术的竟然也都市场化，急功近利，这不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世界上有几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就是苏联、美国，从国土上有加拿大，从人口上有印度，就这么几个国家，你应该对全世界、对全球都有透彻的感觉。
凤凰历史：美国做的就比较好。
沈志华：美国在这点你不能不佩服，搞什么的都有，非洲的，各个角落人家全都研究透了，这才是一个大国，小国就不行，你到日本去看看去，日本很强大，很不错，但是你找找有没有法国专家、苏联史专家的？全国找不出两个人来。
凤凰历史：搞中国史的人倒是多些。
沈志华：因为它跟中国文化、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应该时时做好各种准备，人才的积累等各个方面都应该做。但中国是一窝蜂，50年代全学俄语，改革开放以后全都学美国，学英语，但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考虑其他问题，像我特别担忧这个。比如我现在考虑东欧的问题，我在搞冷战史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现象，西方的同盟和东方的同盟，就是资本主义同盟和社会主义同盟它的表现差别太大了，西方的同盟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它内部虽然有很多分歧、矛盾，但是它一直就这么延续下来，甚至冷战都结束了，北约还在东扩。
但是社会主义同盟，从建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分裂，苏南冲突，然后就是中苏分裂，苏联出兵匈牙利，中国跟越南打仗，中国跟朝鲜险些打起来。然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战争，然后最后撕破脸皮，都是在社会主义同盟内部。后来我跟美国人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很难解释，很难解答，他们很不理解，说怎么可能，我看我们出了一套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其中有一篇最有意思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预测，他们就认为不可能分裂，除非他们脑子都有问题，因为明摆着的，中苏联合才能对抗美国，中苏分裂他们就两败俱伤，最后被美国各个击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他想毛泽东、赫鲁晓夫不会不懂这个。
没想到中国和苏联就真干得出来，居然就分裂了，都到1960年了，苏联专家都撤了，分歧都已经表面化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认为不可能，搞不好他们是在演戏。为什么？他的思维很有逻辑性，他们认为中苏意识形态一致，都搞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制度也一致的，都搞共产主义、搞社会主义，敌人也是一致的，都是美国人，所以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分裂呢？那不是自毁长城吗？所以美国认为不可能。但当中苏真的分裂的时候，全傻眼了，就像苏联解体一样，美国人也想不到，这说明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运行的一政治准则，跟西方不一样。
凤凰历史：就是它内在逻辑不一样。
沈志华：逻辑不一样，我最近写了这本书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下一本书马上要出了，我已经写完了。不过，因为我要做这个题目的研究，我就想把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个案搞清楚，苏联跟谁互相之间是怎么回事，我就开始关注东欧这些国家，但后来我发现，中国竟然没有一个学者懂这些小国语言的。按说你中国应该什么都有，我不是说没有人懂这个语言，就是研究这个历史的没有，文革前还有，那会儿好在计划经济都安排，你得研究这个，现在不是了。
凤凰历史：市场化了。
沈志华：现在市场化了，人家选择了，是，我有捷克语，但是我做生意啊，那挣钱多少，谁给你们搞这些历史去啊？这是国家的问题，你国家政策倾斜点，我一年给你八万，他能不搞吗？衣食无忧，他当然就搞了，这是国家的问题。所以又得扯回来了，搞苏联历史的，其实中国没几个人，我扒拉手指头算一算，这本书（编者注：《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里头占了一大半。
现在搞俄语的越来越少了，俄语里边学历史的就更少了，人家外交部最起码钱不多，其实现在钱也不少，现在搞什么国家公职人员，现在涨薪了，要不然搞公司，到俄国做生意赚大钱，谁给搞这个？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中国长此以往下去的话，你这个大国的文化在哪儿体现出来啊？你对国际上的什么问题你都解释不了，你再过多少年，都是一帮商人，一帮银行家，那国籍都随便可以变的，我真是很担忧。你看看，所以我们一块儿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一喝酒喝多了，很感慨，真是很感慨，你说我为什么要弄这个？我就觉得责任重大。话又说回来了，1994年一回来为什么先搞档案，最开始咱们谈论，历史研究它就是追求真实，你不追求真实还搞历史干什么？历史你随便写，费那么大劲干什么，你多弄点纪实文学，也挺有感染力的。
说以前咱们搞不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三中全会之前，你搞的历史都有宣传，当然政策上是一回事，是不允许你什么什么政治压力啊，那会儿是，从学术本身来讲，你没材料，你国门不开，你走不出去，它档案不开，你也看不到。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全变了，第一，你国门也开了，第二，他们也有东西，俄国档案解密了，现在俄国又封闭了，但是美国更多，我这次去哈佛大学开会的期间，我抽空出去还弄了三百多件档案回来。
还真有好东西你都不知道，我弄一套好玩的，苏联怎么修改中国宪法的，谁见过这个材料？谁都没有见过，他们好多美国人，因为档案这个东西不是说档案开放了，历史就真实了，很多人以为档案开放了，那就是可以写真实历史，不是，那还要历史学家干什么？大家都是档案工作者不就完了嘛。档案像大海一样，你得在里头一点一点的去寻找，然后把它有用的、关键的那些史料挖掘出来，再用逻辑思维把它们连接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历史。但前提就是你得有材料，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变了，也比较宽松了，现在怎么也比以前强多了，当然现在是不满，跟美国比当然不满了，你跟俄国前比那还是很不错了，能写这些东西，要是那会儿早就进八回监狱了，可不是，写一篇进一次，怎么也得进八回，要搁文革的时候，那真是。
所以说只要有了材料，学术就有基础了，只要有了史料，正是因为搞俄语的人少了，搞苏联的人少了，你才需要花大力气去把那些特别重要的翻译出来搞一搞，所以当时我就想着我得重写苏联史，其实都得重写，中国史更得重写，以前全是假的，不能说全是假的，基本上是虚构的，是宣传出来的，你中共党史、苏联史，苏联史有什么？不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嘛，那才是中共中央作为学习文件，毛泽东在改造中的学习里头专门讲，那是典范之作，那叫什么典范之作？那就是为了政治需要，它搞政治可以这样，你们政治家你们搞政治，但是咱是做学问，咱是搞历史，那你不能这样，你就得客观。
我也不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但是你得把史实弄清了，你史实弄清了，前提不就是这个档案吗？所以我为什么想先做档案，只要这个东西在，早晚是有用的，你只要这些东西在这儿，有，在这儿慢慢的你不看他看，中国这么大，人有的是，现在不让看，将来还不让看吗？总得有让看的一天。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你先把这些材料弄出来，留下来，即使将来不懂俄语的人，他看这个也是有用的。
社会主义国家间原则上就是不平等的
沈志华：回到刚才关于社会主义联盟结构的问题上，应该说，任何一个同盟内部都会出现分歧，这很简单，因为大家利益不一样，咱们是同盟，但是还是各是各的民族，各是各的国家，咱们的理念不一样。但是凝聚同盟的一个核心是利益，利益就是可以分割的，可以让步的，可以谈判的，一旦发生分歧的话，大家坐下来谈，大不了你让我一点，我让他一点，最后解决分歧，同盟继续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不是利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是利益的话，中苏就不会发生分裂了，你现在看中国的1959年到1960年，苏共中央内部讨论的报告，还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说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苏的团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如果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就要瓦解，都认识到了，但还是要分裂。
凤凰历史：为什么呢？
沈志华：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存在着两个矛盾的现象，这两个矛盾的现象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我们讲的是国家关系，讲的是国家关系制度，现代国家关系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不是说封建国家。从现代民族国家角度讲，要不然联合国为什么要投票，一人一票，美国也是一票，它体现的就是这个基本，能不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它原则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则上就不平等。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共产党原来不掌权，是在野党，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了关系，叫党际关系，党和党之间的关系，党和党之间的关系通行什么原则呢？是下级服从下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纲上都有这一条，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都是这样，原来都是什么？原来都是共产国际，它是一个国际组织，中共是它的一个支部，苏共也是它的一个支部，它原来内部的关系是这么一种关系。
但是到了二战以后，慢慢都掌权了，苏联、东欧，就变成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它那个党的关系又管着国家关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从1940年代后期，从苏联、东欧，到50年的中国、朝鲜、越南这几个亚洲国家，到整个60年代的时候，人们的理念都没转过来，首先是党和党的关系，你看中欧跟苏联的交往，通过外交部的渠道是辅助的，主要是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它们俩的来往就像兄弟俩一样，没什么原则，全是感情，咱是哥们儿，咱是兄弟，什么话好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你看中苏之间闹矛盾了，中越之间闹矛盾，中朝之间，苏联跟南斯拉夫，苏联跟匈牙利，它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好的时候不分你我，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一旦关系不好就是你死我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准则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虽然毛说平等，但不可能做到平等的，它跟苏联说咱们应该平等，你这是什么大国主义，但你跟越南打交道的时候呢？你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处理的呀，你把刘少奇当时的发言稿拿出来看看，批评越南不能这么做，这个太不好了，放宽一些，那个应该怎么怎么做，你不也在指挥它吗？那你的权利哪儿来的呢？不是你跟斯大林分工吗？说以后亚洲革命归我们管，欧洲革命归你们管，这是什么关系？这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没有平等的概念，到70年代、80年代慢慢的就明白了，所以在那个时期，社会主义同盟形成的时候，这个关系不存在了。
凤凰历史：这是不是也跟中国实际上是苏联输出革命然后建国，越南实际上是中国输出革命有关系？
沈志华：对，跟这有一定的关系，不是根本性的，因为输出革命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你原来帮助过他嘛，他领导你好像是在情在理的，就像毛说的，你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你们先走一步嘛。这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谁也没说两个国家，你是老师，我是学生，国家之间都是平等的嘛，所以党的关系向国家关系过渡的这一段时间内，也就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这20年的过程当中，它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上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专题研究的主题了。
苏联解体后研究苏联史首要任务是重构历史事实
沈志华：那么，我为什么要从专题史入手呢？
其实这个我也是有很深的考虑的，因为整个历史要重构，我觉得从苏联解体以后，历史学家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重新描述历史，我指的是现代史，不是说唐宋元明，那是另一回事，原来也受限制了，不是说完全不受，也受，但是少多了。那个文献都在那儿摆着呢，《二十四史》古人的东西都在那儿，有眼睛你可以看的嘛。但是苏共的历史、中共的历史都是被隐秘、掩盖、歪曲的，或者是有意的把它……
凤凰历史：改写一下？
沈志华：也不是改写，因为改写就是原来有的东西改了。实际上很多就是捏造的。所以苏联解体以后，大家都在争论谁的责任，为什么解体的时候，我认为不应该争论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从1993年回来搞学术以后，1994年我在深圳召开了一个苏联史的讨论会，那是我出的钱，那会儿我有钱，现在没了，都花光了，真的都花光了，花了好几百万，那会儿有钱，讨论来讨论去，我觉得都是瞎扯淡。
凤凰历史：基本史实不对。
沈志华：基本史实没有，大家都是凭逻辑在那儿争论，全是戈尔巴乔夫叛变，根据什么呢？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是戈尔巴乔夫放弃权力，他是共产党的叛徒，然后认为从赫鲁晓夫开始就在叛变，那反对的时候怎么可能呢？几千万人一个党，他一个人就能决定，这逻辑上不通，再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听来听去都是逻辑，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讲不清楚，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我的一个想法现在争论这些没意义，可以大家开阔开阔思路，想想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这么开一次会就够了，大家畅谈畅谈，你要的回去干什么？你得踏踏实实坐下来看材料，把一个一个事儿搞清楚，从十月革命开始前开始弄，俄国资本主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列宁当时的判断对不对？十月革命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武装起义？一党专政什么时候建立的，开始是不是这么想的？后来为什么取消立宪？得把这些史实搞清楚，它自然就会回答苏联为什么解体，在大家认同基本史实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争论。
比如说俄国共产党怎么成大事的？靠德国的帮助，怎么靠德国的帮助呢？如果大家承认一个基本史实，就是拿了德国人的钱，因为德国当时两边都打仗，这边要跟英法作战，这边要跟俄国作战，那么它为了避免军力分散，为取得一次大战的胜利，它就希望跟俄国单独媾和。当时俄国政府没有一个党派敢拍这个板，怎么能够单独媾和，你们原来是同盟，打一个敌人，私下媾和了，你这不是叛变吗？好，布尔什维克说我敢，只要我上台我就跟你单独媾和。德国人让列宁赶快回国，弄一个大车把他们送去，给钱，回去闹革命成功了，这德国人讲了，你说了媾和。
这就签了《布列斯特合约》，那会儿我们学苏联史，我就老弄不明白，为什么列宁非要签这个《布列斯特合约》呢？党内都反对，从上到下没有人赞成，他非要签，为什么？他跟人家之前达成协议了嘛。
类似这样的事都不弄清楚，你说你争来吵去，吵什么呢？苏联史是这样，中国史更是这样。随便提一件事都没弄清楚，斯大林怎么死的？列宁怎么死的？简直就是谜团重重，为什么呢？就是原来的历史被遮蔽了，苏联写的十卷本，什么世界史，苏联史是三卷本吧，《苏联通史》，咱们国内都使用那个，苏联早给包装好了，中国人再加点包装就更看不清了，所以我觉得研究苏联史第一个任务是重构历史事实。
重构历史事实怎么做呢？必须从个案做起，把一件一件重大史实，军事的、外交的、文化的、宗教的、教育的进行分工研究，最后才有可能构成一个通史，要把基本的史实搞清楚，再来探讨背后的理论问题，这样对苏联史的理解才能不断加深。所以我觉得先做专题史是必由之路，只能这么做。编纂一部苏联通史是可以的，但那肯定比较肤浅，比较表面化。
虽然现在俄国档案馆紧缩了，但它出的档案集还是很多的，材料还是很多，还是很有空间的，我希望更多的人来研究苏联历史。苏联大国，又是中国的邻国，中国以前和它走得很近，跟它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理由不好好研究。
史实是攻不破的 历史就是不断的发现新东西
凤凰历史：我们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本书中记述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始末，还有苏联大清洗之类的东西，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人性或者说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上，影响了苏联的声誉，影响了大家对它的看法，把这些东西暴露出来以后，肯定会对中国人有所冲击。您认为这些冲击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沈志华：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你的目标，要追求什么目的；二是效果，会不会惹来麻烦，带来什么后果。
从目的来讲，我觉得是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可以不用刺激性的语言去表述它，我写的东西比较平和。我不主观给它戴帽子，给人家盖棺定论，我把事情说出来，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判断，我就是费点苦力气，把史料找到，然后把它们串起来，来龙去脉告诉读者怎么回事。其实毛泽东去跟斯大林谈判，到莫斯科就是这么回事，怎么想读者自己想。
我这个史实是攻不破的，或者说我努力让你攻不破，为什么我下这么大的工夫，你看我最近写的这本书，我写完了，70万字，其中大概十几万字都是故事，我每引一段他们之间的观点，我都做了考证，从哪儿来的，是谁说的，可靠不可靠。我觉得现阶段这是为什么搞实证研究，现阶段你不要做那些自己也没有把握，这个说法又吓人，还惹了一身麻烦，何必呢？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嘛。
我觉得把史实摆出来就可以了，谁都有脑子，谁都会想，其实最难的是把这个事实弄清楚。我从1993年、1994年到现在，十几年了，发表了几十篇东西了，基本上都是把一个事搞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最近我刚写完一篇赫鲁晓夫和炮击金门，苏联到底对1958年的炮击金门是怎么回事，这个材料你就要到处去找，到处到档案里面去摸，把相关的东西搞清楚，最后我写这篇东西用了中国、俄国、美国和台湾的档案，现在发现你不这么找多方的档案去印证，真是搞不清楚这个事。
你把事情写出来，它能说你写的不对吗？好啊，你说我写的不对，太好了，哪儿不对？你要想跟我辩论哪儿不对？好，对不起，你也得去看看我看过的那些材料，那你就跟着我走了，你就进入这个实证研究的领域范畴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更好了，所以我不怕，到现在没人来跟你争，因为他不愿意下那工夫，他就想逮着你那句说两句反动的话，把这个话抓出来，然后说沈志华指责毛泽东，然后就开始批你了。事实上，我还没说过什么反动的话。所以你看我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东西，都没事。你能说我写的不对吗？你能说毛泽东没说这句话？你说斯大林没说这句话？都说了。
我说毛泽东是赞同批判斯大林的，原来大家都说中苏分裂是因为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我说不对，毛泽东心里高兴着呢，可搬掉了我脑袋上的一个大石头，谁压的我？就是他，这个东西可被搬倒了，而且不是我们搬倒的，是苏联自己搬倒的，这话都是毛自己在党内讲的，你说他没说过这个话吗？那你拿出证据来，我有证据，从哪儿引的，哪儿发表的，你可以跟我辩论，他辩论不过，我不是说他没这个本事，我是说他不愿意下这个工夫，你要真愿意下这个工夫，太好了，大家一块儿做学问，多好啊。
而且，从大环境来看，我也觉得现在历史学家多搞实证研究是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何况你从学术上讲，我们现在也不具备条件，基本史实还没搞清楚，瞎吵什么啊？
其实历史就是发现，不断的去发现新东西。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一个就是学术嗅觉，另一个就必须有站得住脚的核心史料。我现在有好多文章没写下去，就是我觉得缺核心材料，写着写着，或者有想法了，弄一个大纲给扔那儿了，因为缺少核心材料。
我举一个例子，朝鲜战争时的细菌战，这是争论特别炙热的问题，到底打没打？美国使用还是没使用，其实我早就开始关注这件事了，我研究朝鲜战争那么多年，这个问题我也知道，但我一直没写，就是没有找到核心材料。现在有13件俄国档案，苏联安全部大概就讲了这件事，说美国使用细菌战，后来就公布了，公布了以后，本来是想做政治宣传，压美国在谈判桌上让步，结果没想到联合国很重视这个事儿，说《日内瓦公约》规定细菌战不能用的，要调查，中国傻眼了，然后找苏联说你来看看，苏联派专家一看，说这不是细菌战，说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造。后来是联合国的国际卫生组织，不是联合国的，就是李约瑟他们，看到的就是苏联造的东西。
苏联安全部门的专业人士要造出细菌战的证据，那不是很容易嘛？
后来怎么败露的呢？是伊格纳季耶夫，一个安全部部长，斯大林死了以后，他跟贝利亚有矛盾，结果贝利亚把他枪毙了，就因为这件事，说他欺骗中央。这13件的档案就都出来了，按说是重磅炸弹，但我发现一个大问题，我相信这个材料是真的，我也看了，不大可能是假造的，但是这个实在事关重大，要推翻一个历史上原来下了定论的东西，而且当时搞全国卫生运动就是这个起因。所以，还得有确凿的证据，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俄国原件，是日本学者从苏联档案里抄出来的，1993年苏联正乱的时候，他看见了，就抄出来了，抄了后报纸登出来了，全世界都用，日文的、英文的，但是我要看原件。
所以我就追踪找那个日本人，找那个美国人，找他们发表的英文、日文的，说是手抄的，我就不再写这个东西了。如果一般的事儿，我要做个判断，那是可以用的。但是像这样重大的事情，你要没有原件就不敢，按说这13个文件，再配合中国的史料，聂荣臻、周恩来给毛泽东回的这个电报，这个事儿基本上可以做个结论，但是你要真写出个东西来，写出论文来，我觉得还得到俄国去把原件找出来才行，所以也不是说什么事儿都能随便写的。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访苏被有的人认为有失体面
凤凰历史：您怎么选择历史选题？
沈志华：我一般是先提出问题和怀疑，有些事不大合逻辑，可能背后有问题，我觉得搞学问应该这样。因为不提出问题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没有问题意识，怎么可能深入下去？大有大的问题，小有小的问题，任何具体的史实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原来都说《中苏同盟条约》是中国起草的，那时候我就想不可能啊，中国有那么多的外交经验，苏联又是老大哥，怎么中国先弄出一个文本给苏联？按道理应该苏联弄个文本给中国，但是史书都那么说的。
凤凰历史：是。
沈志华：我在研究《中苏同盟条约》时，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类似的文件还有很多。后来我把俄国的档案都拿出来看，苏联第一稿在1月6号就起草好了，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还在路上呢，等周恩来到了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已经改出七稿了，一稿改了给外交部，外交部又给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又给了斯大林，改来改去，给中国的时候是第七稿，这怎么说是中国拿稿给人家。
但是后来我想，因为《毛传》上也这么说，文献也这么讲，后来他拿了一个毛的电报出来，毛的电报里头说，中苏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联改动不大。我说毛也不会公然说这个瞎话，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还要继续深入研究。再往后搞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苏联把这个稿子给了中国，中国改了改，改了改以后把改的稿子又给了苏联，苏联就没改，说行，就这个了。毛的电报里面没说前面这个事儿，就说后面这个事儿，苏联拿了我们这个文本没怎么改，就通过了，那是人家给你的，你改动了一点，改动也不大，又给了苏联，苏联同意了，就是这么回事。
但你再进一步想，毛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边的问题就大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过程，但他为什么前面的话不说呢？这就是毛去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很多人不希望他去苏联，说咱中国向来都是改朝换代，咱们往君王殿上一坐，都是各方来朝拜，您这好，刚建国，您就跑苏联一去去两个多月，这有失体面。再一个，你到人家那儿，人家拿一个协议给你，说签字吧，这就更不得了了，中国共产党的脸面何存啊？所以不能说这个话，说是我们起草的稿子，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分析他的心理，把整个史实铺开，这样就比较明白了。
我这不是说他好，也不是说他不好，事实就是这样，毛泽东的压力很大，他不希望回国以后再闹出什么事，说苏联搞了一个条约，中国签了一个字就回来了，这不傻眼了吗？中国共产党，还要领导全中国，因为那会儿对苏联都不满，国内是这样的情形。
不论是苏联史还是中国史，还是中苏关系史，里边的问题非常多，随手抓就有。所以首先要有问题意识，然后要去小心研究，慢慢的把工作做细，你看我的几篇文章能够感觉得出来，我对比各方面的材料，一点一点去抠，我甚至在研究波匈事件的时候，都是按分钟计算的，因为一个情报谁先得到？是苏联人先得到还是中国人先得到，中国得到，中国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的，发出来的时候是莫斯科的时间，还是布达佩斯的时间，在北京是几点钟。然后北京它程度还不一样，它电报先发这儿，发到外交部，外交部先要解密，解密以后变成中文，它原来是密码，变成中文，中文还要再送中央处理，然后组织再回电。
所以看档案的时候，就不能不看几月几日发出的，那不行，你得看几月几号到，特别是档案里细到什么程度。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原来外交部档案没解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有问题，因为中国没什么反应，就是23号到26号的时候，10月23号晚上出的事儿，到26号中国报纸上都没说，都是转载别人的，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会儿外交部的档案没解密，但是我就采访了很多人，特别是我采访夏宝生，他当时在那儿，他说我没电报机，也没有长途电话，所以跟国内断绝通讯，他说我们发电报得到电报局去，电报局那天闹事儿就关门了，就这么简单。
凤凰历史：所以中国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沈志华：中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外交部档案开放了以后，我又去求证这个事儿，因为这毕竟是嘴上说的，在历史研究当中嘴说的事儿一定要有文献来证实，特别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后来我就发现果然是，24号凌晨，驻苏使馆发出电报，不错，写的是24日，他写电报的时候写好了，他一直发不出去啊，不是着急嘛，外交部什么时候收到的？27日收到的。你这不就清楚了嘛，这就是文献和口述历史就能够吻合了，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据，中国不知道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中国没有作出反应，这就是我做的结论。
后来中苏吵起来了，中国就说匈牙利都是我们的功劳，都是我们让出兵的，中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说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的求证，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几点几分，后来我做卡片的时，都标上几点几分收到，要不然很容易造成失误。从方法上来讲，我觉得做这个实证研究，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觉得我的方法很不错。我到美国去给他们讲完了，我这一段到美国加州走了一圈，到4个学校讲演，好多学生来问我是怎么把这件事弄清楚的，我看你也有这个问题。
搞历史研究需要下苦功夫 史实需要甄别
凤凰历史：对，我也有这个问题要问。
沈志华：浩瀚的史料，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窍门，第一，你得下工夫，谁也不比谁聪明到哪儿去，都差不多。我就是比别人下的工夫多一点，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工作16个小时，你一天工作5个小时，我工作13个小时，我比你多一倍的时间，那么你干一年，我等于干两年。所以第一要坐得住，要坐冷板凳，肯于下工夫，这是一个起码的条件。别的学问我不敢说，你说你搞哲学，你划着船转悠转悠，回去就能想出点东西来。搞历史的不行，搞历史不是想出来的，是看出来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么可能想出来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来，史实想不出来的，史实是看出来的。
研究历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美哟史料那就没办法了，至少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只要能看到的东西，我必定把它找来看，就是人家都写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学问不下这点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当然有人很聪明，东抄西抄点也行，但是这做不真，做不下去，肯定的。别的我不敢讲，特别是搞哲学的，但是搞历史你就必须得这样去下苦工夫，否则的话，我跟你讲，我可以随时举很多例子，你看张三写哪本书，你觉得这个挺重要的，抄下来了。其实看所有别人的著作，就是给你一个引子，就是给你指个方向，哦，这儿还有这么一个材料，但是是不是这个材料就是他说的这样，这可是两回事。
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原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不是他理解错了，就是他引用的片面，有的可能犯小错误了，他页码标错了，你不看你也照标上，你倒是省事儿了，他的错误不就传染给你了嘛，这还不说什么道德的问题，说你抄袭，这个不讲。至少他的错误像病毒一样传染给你了，如果大家都这样，还做什么学问，咱们就弄这禽流感就完了，这是第一。
第二，方法得当。方法得当，你就事半功倍，方法不得当，你就事倍功半，我自己研究出一套比较好的方法，我也比较得意。但是我这个方法也给我的学生们讲，我觉得搞历史就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能够让你理清史料的继承关系，来龙去脉，很简单，我就是做卡片。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的史学家的做法，我只是利用了现代的电脑技术。
这个操作起来很复杂了，但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利用排序功能，我把所有的卡片按同样的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发的电报，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能有时间的尽量详细，是上午还是下午什么时候。你看了一百本书，都讲的是同一件事儿，或者一百件档案，最后你排序以后，它都集中到一块儿了，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史料从头到尾看一遍，你就知道他是引他的，他又是引这儿的，最终原始的档案在哪儿就找出来了。
再一个，你前后看就知道，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因果嘛，前因后果，一定是这样的，这是逻辑，所以一看就知道，他先说的这个话，然后他后说的，那就是他影响他，不可能是逆向的。所以只要把这些相关的东西往一块儿一摆，能够明白很多事情，我好多考证都是这么考证的。
凤凰历史：在具体的操作上，实际上就是做卡片了，老先生实际上有两个办法，您是用哪种办法？
沈志华：我是这样的，比较大范围内的东西，我涉及的范围比较宽，在这个时间段内的事情，可能有关联的我都会看，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先后影响的，比如国内发生了什么，同时国外发生了什么。像台海危机的时候，中东发生了一个事情，毛去解释这个问题，很多人讲毛为什么炮击金门，为什么要打金门？1958年，这边大跃进，人民公社搞的热火朝天的，你这不是找事儿吗？毛解释的是我们支援世界革命，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但是你仔细看这个时间，你一排，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我研究台海危机，你只把有关台湾的问题都弄过来了，你得把当时世界上发生了别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回事。
串一块儿你会发现问题，我就做这个判断，毛泽东炮击金门不是为了支援中东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下命令是7月14号，这个是可以说他有这个想法，因为7月13号中东出事了，7月14号他就说现在可以炮击金门。
好像是这样，但是7月26号中东最紧张的时候，毛突然下命令，我们不打了，然后8月23号他突然下命令，马上炮击，8月22号中东危机解除了，联大开会了，问题解决了，你倒来打炮了。所以你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把西方、东方发生的事儿都搁到一块儿，你会发现它不是这么回事，它另有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只有一个解释，他想利用中东闹事的时候，在台海折腾一把，说好，美国人都顾不过来，他自己的舰队正在忙着呢，我趁机打下来。他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他绝不会说打这个支持那个，支持的话怎么闹到最紧张的时候不打，等人家都解决完了突然炮击，这不是捣乱嘛。
沈志华：卡片我怎么做呢，我的卡片库基本上都是按时间排的，不管什么事，国内、国外的都在一起，都按时间排的。所以你看我这个库是按年、月、日，在电脑里头都排好了，我要研究的这段发生在什么时段，我先把这个时段中所有的材料都看一遍，不是看所有的书，那是看不过来的。比如说我看了一段这本书里的第几页到第几页讲了什么问题，我就记下来，最简单的卡片就是一个基本信息，当然有些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毛说了一段什么话，他说的是什么，我整段话都给做下来，也有，有的甚至是一个文件，好几页，现在反正也方便了，什么还原。都有那种，也不用我去一个字抄了。
这样的话，你第一遍看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了整个历史这个时段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在这里挑出来跟这里有关联的内容，挑出来以后你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了，哪儿是因，哪儿是果，因我讲几条，果我再讲几条，然后你再把它分类，分完类，我写苏联史那本书的时候，2千多万字的卡片我都做好了，而且我写十章，已经按十章都分好了，十章里头第一节写什么，第一节的第一段写什么，我全排好了，排的很细，整个就全出来了，2千万字都按照章节结构弄好了，就是坐那儿写。
因为你在看第一遍基础材料的时候，看第二遍分类材料，第三遍按章节分类的时候，看了三遍史料，全在心里头，都知道了，而且思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就是研究，什么叫研究？最后写的那个不是研究，不能说不是研究，那不是全部，那是到了最后写的时候，你怎么把你想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比较精练、生动，那是最后一道工序了，其实都在前面那部分。我写东西，一般的像一篇论文，三万字左右，写一个星期就完了。而且你这个积累出来以后，将来你想写什么，你到你的库里头一看就很清楚了。
我这次就是到美国，我发现中国改宪法那个，我说这个材料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这个宪法是苏联一条一条的，它是苏联各个部门都给提意见，那肯定是中国给送去的，让苏联提意见。因为我不搞法律，回到国内，马上第一是到我们的库里头去找，把1954年到1955年那一段找出来，好多事儿就连上了，就是毛下的指示，原来你不做这个，你没留意嘛。第二就是找他们搞法学界的，找点权威性的著作一看，基本上就清楚了。我这个贡献恐怕还是唯一的，我看他们所有的方法，因为这不是史学的研究范围，这基本上是法学，他们研究宪法是怎么搞的，什么评价，争论不休，到底是学苏联还是不学苏联，当然很多人做的时候是肯定的，肯定要学苏联，那会儿全国学苏联嘛，但是怎么学的呢？不知道，没东西，我告诉你怎么学的，我这儿有东西。
赫鲁晓夫改革不彻底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阻挠
凤凰历史：研究这么长时间苏联史，您是怎样看待苏联崩溃？它的瓦解是一种制度性的必然，还是操作性的偶然？
沈志华：从根本上讲是制度性的必然，但那个时间点上，发生这个事儿是操作的偶然性，应该这么解释，我是这么解释的。为什么呢？苏联这样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凤凰历史：您实际上的看法是它这个路是走不通的，本身可能说是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个速度加速了。
沈志华：对，如果不发生“8•19”政变，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是早晚的事儿。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实际上，苏联这种体制的问题其实列宁早就看出来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搞新经济政策？你想想这个道理，就因为走不下去了，军事共产主义不可能，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什么按比例发展，重重轻轻的所有这一套东西，它是一个战时经济体制，就是对应付战争很有效，动员力强，资源集中，令行禁止，中央一句话几乎全国的财力去干一件事，能不成吗？所以中国裤子都穿不上，能造出原子弹来？它就利用这种体制的优势，这是什么体制呢？这是一个战时的经济体制。但是你长几十年、上百年，和平时期都采用这种经济体制的话，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你搞军备搞了那么多，结果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苏联社会主义搞了30多年，40年了，还是平均四平米的住房，老百姓能不反吗？
二战后，为什么改革的呼声那么高？就是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好，结果国门一开，苏联100多万军队打到欧洲去，突然发现，原来资本主义比我们好得多，到了匈牙利，我看的都是家书，人家回来写的信，说匈牙利的屋里还挂壁毯，那俄国什么人挂？沙皇那边挂壁毯，大知识分子家里头有钱的挂一个壁毯，老百姓对壁毯都是想象中的，为什么朱可夫往回运红木家具呢？你想想，他打下德国，看到好红木家具，后来斯大林致朱可夫就这一条，你们运什么家具啊你？你想朱可夫都从德国往苏联运家具，说明什么？朱可夫何等人物啊？
他后来好多的家书来来往往的信，你一看这个，最后人家讲述了，原来这个幕后的资本主义，比先进的社会主义生活水平要高多了，那跟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搞了30年，搞什么呢？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老说世界3/4的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就我们生活的好。结果改革开放，电视也有了，一看，哎哟，不是那么回事，人家那个工人退休以后有劳保，还有保险，什么没有啊？你有什么啊？苏联当时就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它改革的冲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一种民众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需求。
问题就在怎么改，然后怎么改？咱们就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苏联改不下去，中国改下去了，就是它这个制度根深蒂固，所以我说是制度性的原因。苏联三次改革都失败了，还有一次机会没抓住，三次改了一次，就是列宁搞那个，那是生命力最长的一次，五年，五年到六年，为什么？因为是列宁倡导的，所以你得有点本事。
到了第二次，赫鲁晓夫的改革是最不彻底的，没有展开，这里有很多的原因，包括他个人的水平问题，苏联党的认识问题，改革的难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人的阻碍。
凤凰历史：中国人的阻碍？
沈志华：那当然了，人家想改改，发个奖金吧，你说奖金挂帅，人家说搞个物质刺激吧，你说是修正主义，中苏分裂，批判苏联，当时我们小时候都看一本书，题目就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里头摆了大量的事实，你知道所说的什么吗？说苏联居然有私人小商贩，在那儿自己捣腾买卖，这还叫社会主义？现在年轻人听了可能都觉得是笑话，但是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
而且，就改革的领导者来说，还有一个个人威望的问题，赫鲁晓夫本人在党内的威望不足，他的改革在受到国内外共同压力的情况下，就很难进行下去。当然，列宁的个人威望支撑着新经济政策搞下去了，但他缺少一个理论支撑，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来维持下去，同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解决就出现了分歧。
它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80、90年代改革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双轨制、价格差、贫富差距之类的问题。要么就走回头路，要么就突破这个，结果斯大林就选择了走回头路。而他为什么这么选择，又是党内斗争的结果，他就纠结在一起。
第二次，赫鲁晓夫搞改革，认识确实比列宁深入了，但他个人的威望不行。他把握不住这个局势，党内地位都不稳固，就更不行了。再往后，戈尔巴乔夫他们搞得时候，理念是一次比一次更先进，但党内地位和威望却越来越不行了。
说操作性偶然性，一些事情如果处理得稳妥一点，可能会把速度减缓一点，但是结果不会改变。你想想，同样的问题，70年来反复地被提出来，不断地有人要求改革，他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我觉得，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有，从长远来看，不改革必然崩溃，早改革就损失小一点。
来源: 凤凰网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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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巴塔耶的色情和死亡
星期五 三月 22, 2013 2:19 pm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表述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海德格尔是尼采最重要的继承者，这两个人，是尼采通往法国后现代思想的两个必经之道。
但是，在晦涩这一点上，巴塔耶比海德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复杂，烦琐，神秘，并且有一种福柯所叹服的僭越能力——无论是对于知识分类的僭越，还是对于生活道德的僭越。“你如何对巴塔耶这样的作家进行分类?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还是神秘主义者?答案如此之难，以至于文学手册总是忘掉了巴塔耶。”罗兰·巴特这样说出了巴塔耶留下的阐释难题。不错，巴塔耶是个小说家，而且是属于萨德传统的，他曾经孤独地以公开信的形式为萨德的离经叛道、虐恋嗜好和层出不穷的排泄形式辩护，他赞扬萨德式的“排泄力量的冲击性爆发”，这种爆发——包括一切的呕吐、排泄和异想天开的色情折磨——是对庄重性的欢乐式冒犯。他的小说《眼睛的故事》描述了各种各样的虐恋形式和经验，并将各种欲望经验推向死之边界，只有这个时候，这种经验，连同产生这种经验的欲望，才沐浴着一层神圣的光辉。《眼睛的故事》堪称是色情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部二十年代诞生的小说一直深深地隐伏在某些越轨人群的内心深处，这些人对极限经验深深地着迷：六十年代写《从作品到文本》的罗兰·巴特，七十年代拍《感官王国》的日本导演大岛渚，八十年代写《快感的运用》的福柯，九十年代录制《维纳斯是个男孩》的冰岛歌手比约克。他们对于巴塔耶的反复求诉犹如巴塔耶对于萨德毫无保留的持续认同。
同样，巴塔耶同超现实主义的关系，使他注定是一个诗人，哪怕是“高贵”的具有领袖气质的布勒东所咒骂的“下流”、“肮脏”、“污秽”的诗人。他的诗密布着大量的让人“恶心”的动词和“阴暗”的形容词，并令人产生一种不堪回首的生理上的震惊；通过这些诗歌可以恰当地进入他的黑夜式的“内心体验”，这是对“不可能性”的体验，一种通向空无的僭越体验。诗，要使他“将自己投入死亡之中”，“死亡盘踞在我心中／像一扇小小的窗户／她啜泣着她是个懦夫／我害怕／我会呕吐”。这样的诗，和他的那些断片散文一样，具有一种凄厉而隐匿的尖叫声。这些散文在《内心体验》中，在《罪感》中，借助于破碎形式，以一种暧昧的激情凌乱地表达出来，这些断片，是不连续的内心体验的混乱隐喻，它踉踉跄跄，喋喋不休，它表现为自我撕裂，似乎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被包裹着而难以发泄。这是尼采式的散文，但它剔除了尼采式的情不自禁的高声嘲笑，它也不是卡夫卡式的孤独的喃喃低语，这是布朗肖式的反省，它最终以一种压抑了的急迫、一种不过于爆发的敏感、一种病态的痉挛方式导向虚空。这是对表意的固执否定，对词语的毫不吝啬的“耗费”，对认知的绝对抵制。德里达说，巴塔耶的写作“越过了意义、统治和在场的逻各斯”，南茜(Jean Luc Nancy)持有相同的看法：“‘巴塔耶’不过是在抵制他的话语表意……我们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只能读到抵制意义的书写游戏。”
但是，巴塔耶毕竟是长期的图书管理员，而且是熟练的杂志编辑，他的神秘主义倾向并不能掩盖他作为一个清醒的擅长推理的经济学家的事实，他对礼物经济，对生产、消费、交换及其漫长的发展史有持久的兴趣，并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展开了暗暗的竞争，他提出的“普遍经济”既是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的起点，也是德里达的延异思想的资源之一。但是，经济学家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一个讽刺，经济不过是她的哲学思考的一个方面。选择经济学来论述，既是同马克思一样，将人和主体的确立看作是一个漫长的劳动和生产过程；同时，这也是为了巩固对理性的识别，因为理性的最常见的世俗实践形式就驻扎在经济活动中。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尼采式的哲学家，巴塔耶才奠定了他的先驱位置。正是由他掀起了对尼采的法兰西式的热情，他对上帝之死的解释，是福柯“人之死”的前提。巴塔耶将尼采作为对抗黑格尔的手段，这一点无疑也是德勒兹处理尼采的方式。这个尼采的信徒，柯耶夫的忠实听众，萨特的潜在对手，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的同道，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克里斯蒂娃等——频频示敬的先驱，这个将大笑和啜泣反复锤炼为一体的神秘主义者，是从探究远古神秘经验的人类学开始的，而这个神秘经验的核心是死亡。巴塔耶奇特地颠倒了性和死的次序：死和性，这种对立的体验形式，以彼此越界的方式成为一个巨大的纠缠不休的连续体，它们以相互撕裂的方式得以整合。作为福柯的一个榜样，巴塔耶是名副其实的实践家，越到晚年，他越成为一个身体力行的萨德式的实践者，在性实践——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性实践——方面，他俨然一个不知疲倦的老手和花样翻新的常客，此时此刻，“真实的存在变为一具横卧的肉体”。一九六二年，六十五岁的巴塔耶病逝，他终于摆脱了长年的健康困扰——病痛几乎笼罩了巴塔耶及其父母的一生，他的母亲在绝望的压力下多次自杀未遂，他的父亲因为梅毒而长期瘫痪、失明，巴塔耶自己则因为肺结核而变得阴郁、消沉。对于他来说，死和性一样，从来就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最为欢乐的可以放声大笑的神圣经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
巴塔耶从尼采那里得到启发，对理性主体和道德主体展开了持久的批判。为此，他从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方面勾勒了一个理性主体的系谱学。他的基本问题是：人性(理性)是怎样建立的? 它是如何摆脱兽性的?这种理性和理性主体的充分发展导致了怎么样的结局?
巴塔耶围绕着人的三个层面展开讨论：兽性层面，理性(人性)层面和宗教层面。兽性依赖于本能行事，并完全受自然的驱动，随时随地听命于自然欲望的要求，这样，动物身上的兽性从来不超越自己，从来不同自己分离和对立，动物的兽性在每一个瞬间都毫不犹豫地达成自我的圆满肯定。与此相反，人性，则开始被否定意识所充斥着，他既否定他身上的兽性自然，也否定(改造)外在的大地自然，正是在这种双重的否定行为中，人开始同置身其中的自然(广袤的时空融合体)分化了，也同他身上的自然(兽性)分化了，这种分化借助于语言和理性等巨大而令人惊讶的力量，其结果是，自然总体性中的诸构成要素分崩离析，“纯粹抽象的大写的我”在这种分化中抽身而退，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同自然展开了一场否定性较量：他制作工具，将自然作为改造的对象，并纳入自己的掌握中，这就是最初的生产和劳动。这种对象化生产为一种有用性产品所引导，其目的是物，作为生产者的“我”根据物的有用性培植他的理性计算的内心世界，他也就此展开了他的历史：劳动的历史、意识的历史、理性的历史、语言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在这个对自然的否定性劳动所主导的历史实践中，他摆脱和压制了他的兽性，并在这种压制中确立了人性，确立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体，这个主体用工具进行整饬，用语言来再现，用理性来权衡，用意识来认知。那种巨大而混沌的连续性的动物性统治在这种缓慢的历史进程中被条分缕析地切割了，各种各样迥异的对立面得以形成：主体和客体，内在性和外在性，自我和非我，知识和非知，概念和直觉，现实原则和快感原则，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等等，截然对立，泾渭分明。一个越来越秩序井然的世界在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出现，在此，盘算、规划、知识、理解将世界各就其位地重新布置了一番，深谋远虑的目的论压倒性地取代了动物性的及时行乐。
巴塔耶用复杂的方式耐心地对理性世界——巴塔耶称之为世俗世界——的形成做了分析，这个理性世界为谋划的观点所主导。具体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各种实践，都有一个谋划的思虑、一个可预计的期待、一个能预测结局的目的，一个可以测度的有用性结果。因此，谋划，目标总是锁定在一个时间上的未来，其根本意图乃是产生事后效用，产生一种功利性的充足结局。两个世界，被对象化的物的世界和认知性的主体世界都被这种谋划所宰制，并以一种或曲折或直接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显然，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在巴塔耶看来是这种谋划性的功利主义世界的巅峰。在这个敏于计算的世界上，人最大限度地压制了他的盲目兽性。
但是，兽性被人性完全压制了吗?或者说，在人的意识、人性逐渐奠定的时候，兽性被完全否定了吗?巴塔耶正是将人性和兽性的竞技引入他的思考中，他的最为剧烈的时刻，是人性和兽性彼此冲突和挣扎的时刻。正是引入了兽性这一维度，正是关注兽性和人性的相互残忍撕裂，巴塔耶的思考，连同这种思考的令人震惊的恐怖性最终得以喷发。
实际上，巴塔耶将兽性看作是一股强大的回潮和逆转力量，开始，它的确被人性所否定；但是，在否定它的同时，它像某种倔强的野草一样反复地生长出来，兽性从来不会在人身上完全根除。这样，人，就被不同的剧烈冲突的力量所撕扯，人性的确定因而变得困难重重。
人摆脱了他的自然性，从自然中脱颖而出，这是人的第一次否定，这次否定确立了人性化的世俗世界。但是，这个原初否定发生的时候，对这个原初否定的否定也同时发生了，也就是说，人在逐渐建立他的主体性和世俗世界的时候，还有一股力量同时在否定这种主体性和世俗世界。这就是“二次否定”，它让这个谋划性的世俗世界破裂、暴露、绽开，让物质主义统治和功利主义式的盘算的内心世界露出豁口，从这个豁口中，一个神圣世界溢出来了，这是与世俗世界截然对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宗教、艺术、性粉墨登场，同时，非知识得到了强调，混乱的内心体验不再为谋划思维所主宰，奢华的耗费代替了处心积虑的积攒，异质性颠倒了同质性，性的随机狂热压倒性地挤走了克己的苦行，这就是巴塔耶的“神圣世界”，也是被世俗世界所“诅咒的部分”。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在同时奋力地较量。
世俗世界通过原初否定而形成了禁忌，禁忌主要是对兽性的禁忌。因为只有除掉兽性，让它藏匿和消失，人性才能得以奠定。人和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他恐惧、讨厌和拒绝兽性，人性就是在疏远、排斥和否定自然兽性的过程中被奠定起来的。人，就是要独立于自然和对抗自然。显然，在身体领域，尤其是在性的领域，禁忌会施展最大的力量，因为性正是动物的标志性特征，是兽性牢不可破的典范形式，是自然本能的狂暴的驱动力量。它主宰着动物的所作所为，并让动物随时臣服于它的粗蛮。于是，动物的性遭到最初人类的恐惧和厌恶，人类要控制这种力量，要从它的宰制中解放出来，结果，他就以禁忌的方式对性围追堵截，将它安置在隐蔽的地带，人类的性，就这样成为一种隐私被塞进了规范的强制性框架中。性被立法了，乱伦禁止了，性再也不能像动物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出没，而且它的即时性快感冲动还被推延了。对于人来说，性禁忌不是完全拒绝性，而是对性进行规划，是控制随机的性，将性纳入到一个合适的轨道中去，纳入到一个未来的恰当的目的中——人类在性这里就开始表达最初的谋划和推理思想。同样，对身体性的所有本能冲动——这正是人和动物身上的共同性——都应该进行否定和排斥，因此，排泄也令人厌恶：生殖、经血、呕吐、大小便都应在某个黑暗角落偷偷摸摸地进行。
不过，尽管人性踩着兽性而起，但兽性在抗拒着，而且不屈不挠。巴塔耶承认，对于兽性自然的否定注定是要失败的。人性及其世俗世界对兽性，对这些被诅咒的东西进行否定，并不能让它们不起作用，而是赋予它们一种别样的价值，使它们成为一种“陌生的、令人困惑的东西”，这些被诅咒的东西“不再仅仅是自然，而是经过改造的自然，是神性”。这不是兽性，而是神圣的兽性，它对世俗世界进行否定，犹如世俗世界对自然兽性进行否定一样。这就是神圣世界的诞生。巴塔耶让我们看到，动物的兽性已经演变成人类的色情了。色情是性，但不仅仅是性，是被改造的性和被改造的“自然”，它包含着人类的喜悦和不安、恐惧和战栗。人类世俗生活对性进行否定，他们筑成一道大坝将性围困起来，但是，性恰恰因为这种禁锢的大坝而充满着神秘的魅力，在这种魅力的驱动下，在它顽固本能的驱动下，它要对这种大坝不可自制地反复冲刷，它要重新返回。但是，在返回的途中，它又为一种羞耻感和恐惧感所深深地侵扰，性的返归之路决非坦途。但是，这种对性进行否定的恐惧感和羞耻感从反面强化了性的冲动和欲望，使这种欲望加速度地膨胀，并带有一种毁灭性的呼号。它冲破世俗世界的禁令而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是一种英勇就义的悲剧性快感，它被神圣光晕所笼罩。这样，人类的色情与动物的性的差异显现出来：动物的性的满足一帆风顺，它没有负担和阻力；而人类的色情遇到了阻力，它在禁令和恐惧中前行，快感披上了危险的色彩，并在紧张中欢乐地发抖。不过，这种阻力却从反面强化和滋生了犯罪式的僭越，使这种僭越带有一种赌徒的疯狂冒险。在此，色情将僭越和禁令、欲望和恐惧、贪婪和拒斥包裹于一身。
这是神圣世界的色情一面，它位于世俗世界的下端。神圣世界的另一面，宗教，则在世俗世界的上端。如果说，色情作为一种圣物，否定世俗世界的禁令的话，那么，宗教献祭作为一种神圣行为，否定的则是功利性法则和目的论法则——这差不多是世俗世界的统治性法则。因此，色情和宗教献祭是对世俗世界再否定的两种强烈形式，因为，世俗世界最初确立的前提是对人身上的兽性实施禁令，它的最后表现则是谋划式的功利主义生产法则。色情和献祭就分别对世俗世界的前提和后果、条件和形态进行了否决。因此，在巴塔耶的神圣世界里，宗教及其献祭形式成为非目的论的普遍经济的绝对形式。
巴塔耶怎样看待宗教献祭?在原始宗教中，献祭是一种纯粹的耗费。献祭将产品无目的地破坏掉，动物或谷物作为祭品，丧失了它的有用性。这样，献祭同功利性世俗世界的占有和获得法则刚好相对，它成为放弃、缺失、纯粹的耗费、无保留地掏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献祭呢?为什么要将这些有用性的物品，而且常常是贵重的物品——如羊或者谷物——庄重而豪华地毁掉呢? 献祭所义无反顾地要毁掉和丧失的，到底是什么?
巴塔耶将献祭解释为对世俗的物化世界的否定，正如神圣色情同样是对那个世界的否定一样。物化的世俗世界因为自身强大的生产逻辑力量，使一切物品都作为功能性要素出现，物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功利性链条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物被污染了，离开了初始状态，变成了一个异己物，这是物的“异化”。而献祭，正是对这种异化状态的矫正，它所要剔除的，正是这种被功能化的物。献祭，通过毁灭的方式，使物离开了这个世俗世界，回归到它应该所在的混沌的世界中去。这样，牛，就既不是食品，也不是生产工具——这都是物化世界对它的粗暴改变——牛仅仅是同自然和谐嬉戏的牛。献祭中对牛的杀戮，就是杀掉这种物化的牛，被功利性原则训练出来的牛，被物化世界作为工具来使用的牛。献祭，因此就是将物化的世俗世界对牛的强暴改变根除掉，从而让牛吻合于它的内在性和直接性，返回到自身的自然性中。献祭中的杀戮，因此是对物化本身的一次杀戮，是对物化世界的杀戮。于是，献祭就以一种否定形式中断了由目的论所支配的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的因果路径，它绝不起衔接和传递功能。如果说，献祭是奉献给神灵的赠礼的话，那么这是不求回报的赠礼，是纯粹的赠礼，是绝对耗费性的赠礼。
这就是原始宗教中的献祭所体现出来的神圣意义，神圣意义就这样通过否定之否定而再一次萌发。对世俗世界否定，让祭物接近初始状态，同时赋予它一层辉光——献祭总是庄严、慎重和奢华的。与此同时，献祭意味着死亡，它使观众目击了死亡，使观众一步步地体验死亡的来临，“死亡一方面从根本上摧毁了肉体存在；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献祭中‘死亡经历着人的生命’”。死亡，向一个超越这个世俗世界的王国开放，因为在杀死的那一瞬间，人在战栗中受到了深深的吸引，他摆脱了自我意识，变成某种悬浮的空洞状态，这是一个“空白”的自我，世界被弃置而去，人被恐惧和狂喜、悲哀和快乐、害怕和诱惑所强烈地充斥，紧接着就是完全地耗尽，他全神贯注于“毁灭”这一瞬间事实，停留在“杀戮”的那一刻，并深深地陷入一种巨大而完全的“毁坏”的兴奋感中。此刻，时间的因果顺序，谋划的结局，有用性的价值诉求，物品的事后影响，这些世俗世界的规范铁律崩溃了。神圣情感的矛盾性——它对应于世俗世界的逻辑解释——再一次在这种献祭瞬间得以爆发。献祭不是贪婪占有，而是奢华性缺失；不是对遥远将来的投资，而是着眼于此刻的耗费；不是和对象截然对立，而是和对象融为一体；不是平静的心理推算，而是纷繁的情感折磨；不是表象性的话语说明，而是沉默无言的剧烈波动的内心体验。献祭，同色情一样，在这里，人向世俗世界之外的神圣世界无限地接近和回溯。
色情的神圣回溯是向先前的自然性和动物性充满矛盾地逆向回溯，它适应于对动物性的直接冲动以及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不洁、肮脏和巨大欲望。人类这种神圣兽性的返归显然对人性(主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性挑战，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方案，通过死亡、献祭以及随之而来的体制化的宗教所涌现出来的另一种神圣性的脱离世俗世界的路径出现了，与前一种截然相反，它是向上的，向着纯洁、干净、无欲和灵魂的方向迈进，这种神圣性在献祭的宗教中体现出来。前一种神圣性被直截了当的欲望所统治，它的驱力是色情；后一种神圣性通过启示和信仰来完成，它的驱力是死亡。无论是欲望还是启示，都超越和摆脱了理性推算所主宰的世俗世界，都摆脱了外在的事后功利性目的，都是对人类古老的未分断的自然连续性的缅怀性追溯。如果说对连续性的缅怀，对世俗世界的超越有向上和向下两个路径的话，宗教和色情就位于两个路径的极端，并且相互之间保持着最大的排斥性张力。“神圣形式的二元性，是社会人类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这些形式必须分布在对立的两个阶层之中，即纯洁的事物和污秽的事物之中。”
Author: 汪民安
From 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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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央视名嘴们出走真实原因
星期五 三月 22, 2013 10:24 am
近日，李咏、白燕升和王凯这三位观众熟悉的主持人纷纷走出央视这个大平台，多少有些让观众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让央视名嘴们纷纷离开众人眼中的黄金平台？本文揭开了央视主持出走的真实原因。
为钱——央视“20万月薪”是传说
关于央视主持人真实的收入，向来敢说话的赵普曾自曝过一个版本：基本工资是2968.31元，加上当时主持《朝闻天下》一个班200元，上满半个月是3000元，加在一起不足6000元，和传说的“月薪20万”差很多。
另外，央视在主持人“赚外快”这一块历来管得比较严，而离开央视后，主持人们在商演、代言、影视邀约方面自然没有了束缚。
据业内人士透露，何炅每年的商业收入在2000万以上，鲁豫也破百万，黄健翔离央视后广告也不少，还曾与徐静蕾合作。
为发展——换平台更容易，也更自由
鲁豫在央视担任主持人时，看似顺风顺水，但她却在1996年选择离开，而她离开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想寻求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舞台，“我在那个大舞台上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所以我很困惑。可能换个地方，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为解困——事业遇瓶颈不走出路难寻
某省级卫视相关负责人胡先生分析：“在央视的严谨制度下，主持人要想进一步提升相对比较困难，而近十多年来，各地方卫视发展迅速，能够提供更自由的发展空间，跳槽后往往能够突破瓶颈。”
离开了主持业十几年的文清，虽然曾直言央视工资低，但她也曾说道：“我主持的栏目光是政府级的大奖就拿了100多次了，主持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挑战可言，我觉得自己的事业遭遇到了瓶颈，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去突破自己是可怕的，我觉得自己对着话筒说烦了，观众也烦了，所以我放弃了主持。”
为挑战——新媒体崛起选择更多
曾担任央视《挑战主持人》节目主持的马东就离开央视，选择了去网络媒体发展。说起离开的原因，他直言自己是想重新开始，“人要有归零的精神，我已经40多岁了，基本上每隔几年就要全面的归零，我觉得这么活着才有意义。”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人是一个一个离开了央视，但至今为止，央视选择的是沉默，可是不管你沉不沉默地方台可是敞开怀抱，尽情的收纳各方人才，各个卫视迅速瞅准机会，把自己心仪的主持人挖到手。
管是什么原因离开的，对于地方台或地方卫视来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才来了，这是最重要的，至于以上三点原因也有不少网友曾质疑。
但笔者觉得在央视遇瓶颈事业恐走下坡路这一点还是可以相信的，必竟在央视少了很多机会，只是平台为黄金平台，但对于想突破的人来说确实平台太过于平淡了！
BWCHINESE中文网 作者：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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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中南海来信
星期四 三月 21, 2013 10:25 am
之一（2010年10月22日）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EMIAL，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过是空谈理论的人。(伯克语)，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而且，我告诉你，军队总归站在我们局内人中某一个人当中，也是轮不到得奖的人的。然而，我们，也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
意识形态、历史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前些日子让大家不要折腾党史，也就是这个道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
这些都是历史出的难题，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
第二个大问题，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
虽然民族问题，也是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大难题。学者告诉我们，拉美民主化的历史，多民族的国家多磨难。毕竟，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导致很多民族，一有机会就要独立，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或者是语言文化独特的地方。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搞政改、民主，一旦他们有这个权，你是选择武力还是坐视。或者一旦选票是僵局，更可能动乱，甚至，恐怖活动会延续到内地，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是没想出什么良策。这也是政改不动的原因之一。
民粹和精英
你可以说，这种人为分类的话语，我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譬如任志强，他说的话，刺激民间，大多也是大实话，遭世人痛骂，主要不是说话偏激，而是他位处精英，要是一个穷学者，没那么多人痛恨。鉴于现在的官员都已经也收入良好，精英其实和官员+富人可以替换，两者之间恐怕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还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仇官、仇富如此普遍，一旦，搞民主搞成民粹，恐怕，所有搞政改的人，多少是要坐牢的，家产没收，最关键的是，国家将会非常动荡，最后，人数多未必一定力量大，中国仍然会走向普京或者皮诺切特政治，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种危险的道路吗?这样的道路和现在有多少区别呢?我们现在少数人坐在高速公路上，风光旖旎，座椅舒适，你告诉我们，前面是断头路，要通过另一条路才能让整个国家(或许包括我们)，平安到达下一站。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毕竟，路的尽头没看到。
体制内的反对派
要知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别人奶酪的。毛主席说，有人就有左中右。我是中间派。谁都认为自己站在中间，而别人偏了。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是因为利益，有些人保守，是认为自己思想正确，后者更要命。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而思想僵化，等于网络上说的脑残，基本上和他是没法说理的。你说，既得利益，加上思想僵化的人，在我们院内，还少吗?贸然政改，没说想改革成功，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都会被一举灭掉。你认为值得吗?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激情、责任感、判断力。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才需要激情，承平时期，稳重是第一位的，听话出活，因此，圈内人几乎无人有激情。至于责任，我认为，我们对国家也是有责任感的，最关键是判断力问题。政改的核心是1，竞争;2，立宪;3,包容性。前面说了第二条难，其实，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是第一条，而根本在第3条。我们这些年代过来的人，说实话，宽容只是对家人的，对政敌都是要秋风扫落叶，谈何宽容呢。恰恰，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对不对。我们判断，政改一开始，局面无法掌控，只掌握开始，看不到结局的事，稳重的人不会做。
说了，什么政改都会触动上面三个核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老了，不打算折腾了。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谢国忠说，等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泡沫破了，还要他通知吗。什么是政改开始的时候，无需人预言，大家都会看到。
政改会乱，代价很高
不愿政改，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会乱。民主在其故乡，也是打打杀杀出来的，移植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成活的。民国时不就试过了嘛。大多数的人会承认，民主会带来混乱。朝纲解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没有我们，天下不知几人称孤。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乱。当下的食品，空气、拆迁，交通、拘留所，天天在死人。议会乱，比暗斗强，看法不同，可以交流。然而，国家经不住实验，中国人偏好的是秩序优先，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然而，要中枢稳定地改，似乎目前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小车不倒只管推，依我看，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下一站如何，已经与我无关。周立波的清口中早就戏说过我们的前任，这种传统，不妨保留。
你虽然不是一个人才，基本上算个明白人，而且，听说，爱看书，看书不是坏事，就是不要看书谈政治，很危险，所以写封信给你点醒你。我们不想折腾了，我马上到站下车了。你恐怕也不想做赵括，好好滴做你前途无量的律师吧。当然，这封信其实等于写给所有的人，各安天命吧，安吧。
顺颂业祺!
知名不具(你懂的)
2010年10月22日
PS. 我们只是一群抽中南海烟的人，没什么特殊身份，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中南海，请不必乱联想。如果你还想不通，有回信，请发电邮地址[email protected]
又，请理解我的苦口婆心，我是用二指禅输入法，写了那么多内容，我容易吗!
之二（2012年3月8日）
小斯：
二年之后，又见面了。（希望你的邮箱是安全的）。说实话，这两年，我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知道你也腰椎间盘突出了，好嘛，人到中年需要稳重，至少，这下你肯定走路重，说话迟了。
上次去信给你讲了不少为什么不政改的道理，你把信件公布后，我上网看了看，大多认为观点务实。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最讨厌那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书生。言辞激烈，不中要害。比晚清的清流还不如，至少人家的文采风流，且也是进士及第的。
愿意给你写信，关键还是看到你毕竟也算做实务，律师业务，不就是生意嘛。而且，有时写东西还会考虑下现实的难处。眼看我们这一代看似要交班了，真正的情况，你也知道，交班还早。不过，现在政改的声音哌噪得很，于是想和你聊一下，顺便让你转告那些浅薄的文人。
中国人政治文化中最关键的词是忠。忠是整个人治的核心，所谓，山头派别，不就是人和人的关心，谁是谁的人，谁提起来的，谁的亲戚，不就是保证要忠于谁嘛！即便你违反法律，如果你能扛下责任，不咬恩公，你就有机会东山再起，否则，你就彻底完蛋。所有官员都认为，这个人不可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进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其实还是儒家的忠义。听大儒说，这儒家也是改造过的儒家，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一样。孔子可能是不认账的，谁管他，六经注我，为我所用。
因此，只要我们人还在，影响力就在。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算昏迷过去，周总理也不敢乱动，主席一醒来，总理就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小平南巡时，什么身份？南巡成果好，百姓还不一样歌颂，拍手。我们的政治文化，最讲究的是实权和实效。好心办坏事，百姓一样骂。我先提醒你，好心办民主，结果一坏，百姓一样饶不了你们！
说到小平，我们也很感激他。不仅仅是我们大多是他提拔的。关键是，在苏联解体后，小平同志在选拔干部时，已充分考虑到不提拔思想活跃的，选择的都是非常稳重。可以说，小平同志的人事安排，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今后。谁走戈氏路线，谁就是不忠。况且，走民主路线，这瓷器活，真得需有金刚钻。
上期去信和你讲的民族问题，于今愈演愈烈，谁能缓解？人家要独立，你能答应吗？谁上台都不会答应，谁答应谁下台！这种问题，我们内部的意见非常一致，就是传统恩威兼施，看实力。虽然你会不答应，认为有新思维，给什么高度自治，你这是幼稚想法。目前人家答应这个方案，但有地域要求，胃口很大。而且，你不想想，目前，好牌都在我们手里。要是中原板荡，人家的胃口会涨的。反华势力到时必定横插一杠子。这不不多谈了，谈下去，估计你也发不出去了。我手下的人只认敏感字，不管谁写的。总理的一些国外讲话不也在国内发不了嘛。
总理这人啊，人是不错的。勤勤恳恳一宰辅，就是好说话，和耀邦同志有点像。耀邦那时百废待兴啊，且小平支持。说的话，毕竟可以完成七八成。如今什么年代了，大局早定，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要容重言谨。哦，不谈具体人了。
政治如建房子，毛主席他们建国，搞了一个房子，基业伟大，规模恢宏。不过，他自己折腾，屋顶都快烂了，墙也开裂了。大家都认为非修不可，于是，小平同志又重新加固地基，里面建了承重墙，外面架构不动，实际又恢复了原来的结构。这一加固，一直到后来春夏之交的动荡都没事。现在的房子还是好好的，你们凭什么让我们改建修建，甚至有人想推倒重来。真的推到了，风雨来了，你们住哪里？老者如何安之？照你们现在方韩大战时这种混乱，能重建一个新房子？
别看我们现在只是粉刷墙壁，裱煳窗子。那是因为修补的时机未到。你想想。要修房子，得挪动多少人？万一修时下雨咋办？都会有人受损害。因此，一定是要等屋漏得利害了，甚至，看样子房子要倒了，大家才会同意修嘛。即便不同意的人终归有，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做工作，实在不行，可以让他们靠边嘛。现在房子看着好好的，你没事要修房子，谁叫嚷，谁倒霉。因为做不成，变成说空话。左右不讨好。总理的例子看懂没有？你读历史看到光绪帝的急躁没有？西太后什么时候才开始想改革的？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转贴者）之后。
这危机来临，也得看运气。西太后在时，辛亥的炮声估计未必响得起来。响起来，袁世凯也没多少好做花样的。这就看人的能力。说实话，要真能改革，须是真英主。但是，英主有个问题，就是无法自己革自己的命。因此，你去看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算改革家吧，干到去世为止。你又会提蒋经国，固然有个人选择，然而更多的是，客观因素（族群，美国，党外，不传子等），关键还是看到了台湾的大势。
因此，危机未到，未雨绸缪的，是真英雄，但是，在集体领导互相制衡的时代，不会再有真英雄。青山依旧在，斯人不再有。危机到了，能顺势而为的，其实，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作用，其实，比凯末尔等强人要强。普京够强吧，统治俄罗斯多少年了？照目前看来，起码再干12年总统，到期了，说不定又推出一傀儡。没完没了，直到干不下去或者死掉。不祈求明主的心态才算成熟些。毕竟，求人者必制于人。
有人乐观，认为，目前，互联网开启民智，自由派占尽山头。这是表面的，实际上，仍是碎片化的。组织化非常有限。我们对此都是非常小心的。现在，国外的研究也出来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并无必然关联，或者正面推进关系。混合型鸡尾酒政体也很长寿。你不觉得我们政体也有点鸡尾酒吗？清华的刘瑜说，下一届领导人会提政改，幼稚了，书生嘛。下一届重点会在民生和公平。但她文章说，为什么说中国会走向民主，这等于说，人总会死一样，意义不大？关键是何时！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等危机来临。主要是经济危机，也不排除政治危机，类似重庆夜奔的事件。我们也知道，经济不可能一直好下去，危机来临时，我们也有对策。所谓活埋，那只是下面人粗鄙话语。真正的对策是，集中资源，稳定军队。开放一定的政治空间，但，不危及党的领导，以空间换时间，经济会好起来的，难关会过去。对一小撮反华势力的代言人，确实会铁腕打击。其他的《挺经》我就不说了。
中国是个大国，合纵连横在危机来临时会显露。但是，关键是掌握资源的话事人。说实话，照目前的民粹的狂躁劲，没多少话事人会愿意走民主路。不是不喜欢，其实，私下里也有欣赏的。关键是怕清算。民主边民粹，谁都不安全。
再一因素，是党外的资源。说实话，我在里面看，目前在民间的资源，去掉企业家，入我法眼的，真没一个。企业家嘛，你知道的，在这多年的企业发展中，有几人不是我们关系极深？要倒，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安全吗？坦白说，给你们搞民主的机会，也未必有能力搞得起来。斯大林说过，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到时，你们这些自由派自己会吵得七荤八素的，大多都动嘴比动手利害，一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即便危机来临，风雨飘摇，出手撑住大厦的，还是我们中间的人。
和你说说我理解的民主吧，民主是个好东西吗？未必。要看合适不合适？林志玲漂亮吧？你娶了就不行。你看伊拉克搞了民主，结果如何？你看埃及，混乱成什么样？即便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也是历经了多少波折？小国的民主对我国没有参照力。我问你，什么是民主？是光投票吗？不是，民主要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独立的足够的新闻舆论，还得有认可规则的精英文化。就拿选票来说，看似简单，但是，划分选举，单一制还是复合制，这些规则，都会影响结果。同样，对选举舞弊的处理，对选举纠纷的仲裁，也会影响选举结果。舆论，尤其是电视媒体，对选举结果的掌握，也可以说是致命的。知道普京为什么老能胜选吗？你研究过俄国的电视体系吗？你看看，我们国家上述基础有多厚？老外说，民主的基础是民主的双腿，只有测量了这一双腿和他们的跨度之后，理想才能真正展示风采。咳，其实，部分的意思是姜文片中说，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你真的认为民众做好了准备？为了民主可以忍受疆域割裂，动荡不安，犯罪率上升，政议而不决，外交受辱？万一社会动荡，强人政治极可能产生，这夹生饭，说不定滋味够受的！佛教入中国而中国化，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你认为原汁原味的民主可以入而不化？别忘记政治是无法先在城市搞，后在农村搞的。张张选票可都是等值的！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在说，是我们阻碍了民主基础的发育，固然有一定的事实。但是，这是维持政权的需要。别光看我们呀，你不去看看，社会上有多少人不是障碍？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多少在身体力行地培育独立，理性，宽容，一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操控，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向对手学习，最后变成对手？
说实话，只要我们的党争不造成分裂，恐怕照目前的体制外能量是不成气候的。你也知道，每朝都有党争，所谓山头，这非常正常。利益或者理念聚合人啊。以前有皇帝做仲裁，所以，党争可以外露。现在，没有足够份量的仲裁者，几家都要注意，不造成分裂，因为一旦分裂，大家都没饭吃。这一点，是我们党争的底线。
再和你说一个因素。目前不政改是和外交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威权体制，在外交上能迅速集中资源，少受内政牵制。你看我们这几年的出访，可以说，比以前风光多了。万一开始政改，我们都焦头烂额地处理国内纷争，外交上有多少精力？外交说白了，就是：“交朋友，争利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外交如人在江湖，各色有用的国家都要结交。至于，和美国的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制衡。韬光养晦，是装孙子，不是真孙子。所以，有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时候，可以唱些反调。网上一些人懂什么，光知道乱叫，什么道义？日本人侵略我国时，道义能顶坦克用？当然，利比亚问题，我们是有点错估形势。但是，利比亚例子，你也可以看出，西方对非民主国家的敌视。你要看到，我们的外交在给国内大企业，都是争取到很多商机和利益的。你去看看非洲，阿富汗，伊拉克，我们不动枪火，商机一样无限。你希望做一个走出去风光的领导人，还是灰头土脸的人？
现在有人在说什么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全国有多少因改革而致富的人？他们是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有你们这批律师中的富贵者？因此，这个概念不明确。不启动改革，关键还是，危机未到。自我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自己戒个微博都那么难，何况，维持现状（维稳）就有巨大利益、荣耀，改变，意味着失去，甚至要被清算。面临这样的选择，谁都会选择不改变。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经济？是的，但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的是，猪一样的队友。我们周围有很多人，笨啊。既不学习，也不聪明。（看看二会上的代表委员），最担心这些人给我们制造不稳定因素。下面的官员傻点，最多也就是小问题，最怕是在上层犯傻发疯。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万一，以后，危机来临时，自乱阵脚，堡垒内部才最容易被攻破。
信到这里，该结尾了。叮嘱你，一，看大势。别乱跳乱叫，好好做你的生意；你既没人脉又没资历，千万别去搞政治。更不能和外国人一起瞎搞，湖北有句土话，叫跟着洋人造反。知道什么意思吗？二，识大局。很长的时间内，不管改不改，都是我们党内精英掌舵，哪怕，他们改名叫任何马甲，人还是这些人，看看袁世凯，段祺瑞，（军人干政之可能），叶利钦等；三，听天命。你说，我年轻时，怎么会知道我会腾达至此？还不是命！你想做点事，除了积德，就是听天命，顺势而为，不要苛求！国家也是一样的，如真的时势变了，你们也不用押宝，我的同事们中自然会变聪明人，否则，你劝谏，死谏，对我们都没有用。四，有所为。专业，不可碌碌无为；生活，更不可声色犬马。在我看来，你还年青，多学习，多观察。
噫，从政数十年，真的有点倦了，有时居然有点钦羡你的闲适日子。不过，为国为家，恐怕还退不了。不要以为就你们爱国爱家！
未尽之言，自己琢磨！别想着反驳我，如前所言，毫无用处！
看完此信，马上把邮件删除。
知名不具
2012年3月8日
之三（2013年3月18日）
小斯：
伤离别吧？我就马上要离开中南海了。权力漩涡，这十年，爱与恨，毁与誉，都走了。我在位时，很多人不敢公开骂我。我刚走，很多骂声就调高了。正常。我们这个国家，威权国家，在位时，必须保持威严，否则，就无法震慑下属、黎民。相信，新来的主子，也不会让你们随便骂的。当然，人在私下骂，现在谁也管不了了。制度是这样，大家都曹随萧规，人心也一样，喜新厌旧。
大家在评论我们这十年，似乎是失败的十年，其实，我看来未必算失败，我们也算熬过了一次危机，就是金融危机。你知道在拉美，每一次经济危机带动了一次次政治危机。我们八九不也就是如此？我们的前任们，以唯物论清扫了多数人的思维，再说，人也多数是利益动物，光理念，如何能打动人？能被理念打动的，多是些热血人士，终究是少数。作为执政者，管住这少数，其他的，只要经济对付得过去，不会有什么大乱的。我这十年，也算基本建立了农村的医疗保险，和部分养老。你老家浙江，财政富裕，应该是不错的。农村稳，这天下，也乱不到哪里去，朱毛（朱元璋）是起不来的。
你知道小平公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吗？可以说是谦虚，也是方便。出了事，有台面上的人顶，有了功，是总设计师。他跟随主席多年，主席最烦国家主席要招待这个，出席那个，不当这虚名，想见的都可以见，不想见的，让国家主席见。关键是马甲必须忠诚。他确实也学到了一些精髓。这也是一方面。你想想，我这十年，有没有谁马甲的影子呢？
人治社会，人是最大的粘合剂，你看晚清，不管局面如何，只要老佛爷在，曾文正、袁世凯算是枭雄，也还是在股掌之中。老佛爷一走，十个摄政王也没用，关键是，人治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忠诚、驾驭、手腕来完成政权机器的运作的。同样一件事，是恩公吩咐的，和是不相干的人吩咐的，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恩公，不光是提拔，必须是在你心理和外围都有这种氛围，在权威虚弱时尤其如此，看湘军、淮军，还不都是子弟兵，才有战斗力。曾国藩说过，得他人之卖命，无非是功力恩德。国外也是，组阁必须是自己的人，政令才能达到最大的畅通。我们这些人，各管一块，坦白说，我也管不了有些领域。
我已全退了，不妨也说点体己话。我们这种官场浸淫数十年的人，你其实是看不出我心里想什么的。我平素口不臧否人物，面上也喜怒不形于色，这是养气工夫。不管你给我贴什么标签，我心里想什么你都不清楚。但仔细看，你应该能看出什么。
很多人把这十年的账记在我头上，固然，我不是纯马甲，但，也不是纯自由。小平同志对某港督说，治理香港难，你来治理大陆试试？无非是说，这国家大了，不同山头，利益集团多了，即便一言九鼎的毛，最后想扶持谁，也未必行，你得军中有根基才行，不然，你看，他一死，军队就联合他人把他老婆亲信给清洗了。慈禧也想废掉光绪重新立储，刘坤一一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也就罢了。而我这十年，最后布局都欲采苹花不自由，谈何责任，有权才有责啊。
有句话说，鸡叫早了，会被杀掉的。天不亮，光鸡叫，是叫不亮的。时势未到，如勉强启动政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会被干掉的，就算戈尔巴乔夫，也是差一点。我们这十年，时势未到，经济至少还能撑下去，政治气氛也未成熟，几个政治人物是压不倒整个利益集团的，他们没有看到迫在眉梢的危机，就算在晚清，武昌炮响之后，满族亲贵，仍在争议是否死硬到底。何况彼时是汉族人掌握军队。现在呢，所以我说，时势未到，戒急用忍。大国和小地方不一样，不要拿台湾来比。苏联是可以的，但戈氏改革，也是经济快不行了才开始，而且，千万注意，是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勃活着，老家伙们在，也改不了。苏联垮台在前，对利益集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此，利益集团认为，必须互相忠诚，保住政权，谁敢触碰这个底线，谁就会下台。诸多隐忍，只能由自己的政治继承人完成。
古人说，观其友而知其人。现在天下汹汹，说我无能、保守，你仔细看看，我提拔的人，法科生，大海，潮水，难道还不够开明吗？比比别人安排的人，恐怕够说明问题了吧？见微知著，我上面说了，政治人物的面具都很厚，在危机来临之前，天亮之前，不是看鸡叫不叫，而是看选择，疾风知劲草，到时，你会看到，我的真正政治倾向。品评人物，十年太短。我自信，对得起这个国家，当然，这评价，不该由我来作。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一样，可能是需要接力才能完成，也才平稳。
再说说继任者，可以说，这些人中，有几位担大纲者，人品都不赖，也是成熟的官僚了，是不会冒险，也在小心谨慎地等待时机，不会贸然进行政改，以犯众怒，这个众怒是指利益集团，记得赫鲁晓夫被同僚赶下台的例子吧？条件成熟了，风暴来临时，他们中有人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当然也会冒很大的风险。
你会问，什么时候风暴来临？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人都是很卑微的。不要以为我这种传统人物是完全无神论，我和祖宗一样，其实也相信命的。你说，我们这种出身平常的人，能到这个位置，没有积德、天命是不能理解的。命，和运，结合就是成就个人的辉煌或者平凡。国家也是如此。我们这十年，心力交瘁，我其实早不想干了，也是为国尽点力，尽力把自己认为优秀的，品格过硬的人才，推荐、安排到领导岗位，这中间，你说没有权力争斗，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我的风格是顺其自然，强斗是要沉船的。B下去，也是顺势而为，但是，什么火候出手，才是关键，所以，别看我温和，其实，我也有我的霹雳手段。
我知道你不想移民，尚存点关爱乡土的士大夫味道。我告诉你吧，留着是有点风险，但，我们不也留在这里，我们的风险，多少比你大一点吧？还是那句话，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爱国。今后这十年，看老佛爷的命，也看国家的经济能撑多久。如果通货膨胀，或者房产泡沫破灭，要想不改革，基本上不可能。很多人担心国家军阀割据，这是不用担心的，但我以前信中说的民族问题，真的是大问题，欠债太多，一时很难还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双刃剑啊。我们在宣传时，你以为是大汉族主义，何尝不可以是大X族主义呢？这种基于朴素感情的东西，加上利益分歧，非常难以处置，你看英国的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分裂势力，纠缠了多少年月？
很多人在谈这种政改方案，那种政改方案，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明白，典型的改革，无非是从言论自由开始，启发民智，交流观点；从市场自由开始，普及私产，有恒产者有恒心。然后逐渐开放政治市场，最后才会有机构之间的改革制衡，司法改革这种都是在最后制宪时才会触及，司法是内核，和军队一样，是权力的核心，没有一个政权会轻易放弃这日常最有用的武器，而倒持太阿！
你要知道，这种不管是以基层选举入手，还是以国企私有化为主的改革，都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利益集团中，大多数或者中坚力量，认为，不改的危险大于改革的危险，才会启动。必须要看到危机，你知道，经过多年的逆淘汰，体制内人才不多了。这主要是基于人治的需要，能人不是那么听话的。清廉的人，也不是那么听话忠诚的。所以，短视的人多了，必须要他们看到明后天就要出大事，而且，难以控制时，他们才会觉得，哦，是该改革了。不然，小车不倒只管推。
我还是不和你谈军队，免得你睡不着。其实，我睡不着，很多时候，也是军队。千万记住，军队，多数是年青人，中层军官，也是中青年，他们血气方刚，基本都没打过仗。我在主政外交期间，其实是注意韬光养晦的，就是避免有什么由头。一个政权，如果说有掘墓人，最快的事，是战败。如今，军官年青，多数也受社会影响，未必是那么容易听命，我说过，东亚经常发生下克上。
不多说了。你好自为之吧。听说你有点小麻烦，被查XX，都会过去的。我虽然位高，却帮不上什么忙，这是你个人的造化，这一关，必须过的。未必不是好事。人生苦短，有些磨砺，远比顺风顺水好。你上次来信说，不可能从政。我信你，但是，别人未必信。
奉劝你几句，我也算你长辈，少发牢骚，多交朋友。既要襟怀豁达，又要心力劳苦，与人为善，与社会为善，千万不要以为就你自己能干，要把自己看低，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个意思，还是多用黄老，少用儒法。我看你，修养工夫，还是欠缺。树敌太多，激愤多于倔强，讽刺多于劝谏。如黛玉劝宝玉，该改改了。
再见了，这应该是最后一封信了。以后要写，恐怕你也不看了。我们相识多年，居然也未见过面。不过，你最近拍的视频不错，至于未来十年展望（上、中），在我这种惯看秋月春风的人看来，未免没有切中要害，要害处也无法和你说，一定是要你自己遇到了，才能体会，和妇人怀孕生产，一样，什么时候产，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笨一点的，自己都会搞错。所以，韦伯说，政治家三素质之一是判断力，一点都没错。但我告诉你，一旦胎动起来，你所经历的痛苦，远远超过女人生孩子。我敢断定，许多人或许会怀念现在的安宁生活，甚至会怀念我们，虽然很多人现在骂我们。但，肯定也有很多人庆幸变革，一得一失，在乎境遇只升降。
这封临别的信，不是给我们自己辩诬，而是把金针度给你，待人察物，务在观察细节，不是人云亦云；观察政治，务在看清大势，厘清脉络。如同做事一样，把权力核心梳理清楚，把利害关系梳理清楚，庶几可以少犯错误。少激愤，多积累。你说，我这种经历到底算幸运，还是不幸？全靠政治继承人之命运。坦白说，我们如同老僧，功力是逐渐输送给了继承人，自己油尽灯枯。继承人要失败，就功亏一篑。政治人物退休，厌烦了各种人脸，只想山中岁月无人问，闲敲棋子落灯花。但往往是，中国梦，梦相反。
最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二指禅打字速度已经快多了，这封信，我就只打了二天。
临别居然有些伤感，是老了！问好，握手！
XXX
201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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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毛泽东的自卑情结与反智主义
星期四 三月 21, 2013 9:59 am
毛泽东的第一个人格缺陷是深重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这是他最主要的心理疾患，若干其他人格缺陷尤其是妄想型人格失常（详见下），都可以看成是这一情结的衍生物。
如同其他心理病人一样，毛的自卑情结也来自于青少年时代自觉遭受歧视或被忽略而受到的心理创伤。他受到的第一次刺激，是在17岁进入东山高等小学之后：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到北大图书馆打工后，他再度蒙受了类似刺激：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中央苏区与苏联留学生们发生的冲突，愈发强化了毛泽东原有的心理疾患。他不但被架空，而且失去了话语权。国际共运本质上是宗教运动，其领袖必须是“口含天宪”的所谓“理论家”。在动辄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海龟面前，这位没看过什么马列原著的土包子只能张口结舌，自惭形秽，自尊心多次受到强刺激。任弼时只是没点名地批评过他“狭隘经验论”，就被他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几十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要反复提起。博古、李德等人告诉他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山沟里是没有马列主义的”，以及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笑话他“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都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以致他在得志后反复提起。
这一系列心理创伤，使得毛泽东产生了进攻性的自卑情结，表现为自尊心超强，过敏，斤斤计较，睚眦必报。
1948年，千家驹等人去西柏坡见毛泽东。毛问起千的姓名和经历，千回答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毛的一顿牢骚。毛说：“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毛对张怀恨在心，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张申府是管理他的图书馆助教。张有次拿了份书目交给毛缮写。毛却全部写错了，张只好又退给他重写。如此区区一件小事，却让毛记恨了一生。张却还不知道闯了祸，1945年毛到重庆，请张吃饭，开头还十分客气，但当张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只不过因为张在那书的扉页上题了：“润之吾兄指正。”中共建国后张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士钊曾向毛求情，让张出来工作。毛却拒绝了，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怎么安排呢？”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遭遇，让他养成了对知识分子偏执的憎恨仇视心理，在当国后便动用国家暴力，持续歧视与迫害知识分子：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由此出发，毛堕入反智主义泥塘，以其拥有的巨大权力与感召力，将蔑视与否定知识的反智主义化为全民意识形态，更将全面系统摧毁教育化为国策：
“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反智主义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特有的现象，也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并不见于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换言之，它不是从苏联进口的，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是与毛相伴生、相终始的历史现象。列宁和斯大林当然仇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迫害他们，但并没有迁怒到知识本身上去。相反，列宁的名言是：“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上是个政治决策，亦即不相信旧知识分子能为己所用，但从未否定过书本知识与专门技能的作用，盼望的是用自己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知识分子取代老一代。然而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病态的偏执发泄，毫无理性可言。即使是在50年代初期学苏联办“工农速中”、“人民大学”那阵，他也从未像列宁那样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迅速掌握为建设现代文明社会所需的一切文化知识的重要，从未流露过迅速培养自己的专家去取代旧知识分子的急切心理。自“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就公开打出了反智主义的旗帜，“外行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内行”成了国策，“大老粗”变成了一种尊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人人熟知的口号。
毛泽东执政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奇特的独有的反智主义偏执，我看完全是其深重的自卑情结使然。他之所以在反右后抛弃了苏联那一套，转向反智主义，我看就是所谓“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论诸如“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不学有术，民主党派有学无术”等等诱发了他深重的自卑情结。令人悲哀的是，恰是毛对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入骨鄙视与嘲骂，使得他获得了工农大众的欢心，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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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发明了零？
星期二 三月 19, 2013 3:08 pm
尽管人类一直能理解“无”或“什么也没有”的概念，但“零”这一概念相对比较新——这一概念在公元5世纪才得到全面发展。在此之前，数学家们苦苦挣扎着进行最简单的数学计算。
如今，“零”代表一个符号（或数字），其概念是“不具有数量”。它让我们能够进行计算和求解复杂方程，并促使我们发明了计算机。
巴比伦人、玛雅人以及印度人分别独立发明了“零”，尽管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印度数字体系受到了巴比伦人的影响。据称，巴比伦人的数字体系来自苏美尔人。苏美尔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出计算体系的人种。苏美尔人的计算体系发展于4000—5000年前，是一种位置计数法，即数字符号代表的数值取决于其相对于其他数字符号的位置。
《“零”的历史》一书作者罗伯特•卡普兰认为，“零”这个占位符的一个最初原型可能是一对形成一定角度、用于表示某一数位为空的楔子。然而，《零：一个危险概念的传记》一书作者查尔斯•塞费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楔子未被用以表示占位符。
苏美尔人的计算体系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经由阿卡德王国传给巴比伦人。学者们认为，一个明确表示占位符的符号在这里出现了。这种占位符用于区分10和100，或者表示在“2025”这个数字中，百位上没有数字。
起初，巴比伦人在他们的楔形数字体系中留出一个空位，但当这种方法造成混淆之后，他们加入了一个符号——一对形成角度的楔子——来表示空的数位。然而，他们从未把“零”的概念发展成一个数字。
600年后，在距巴比伦1.2万英里的地方，玛雅人在公元350年左右将“零”发展为一个占位符，并用“零”在他们精细的历法体系中表示一个占位符。尽管玛雅人是有才华的数学家，但他们从未在方程中使用“零”。卡普兰把玛雅人发明“零”一事视为“‘零’被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最令人瞩目的例子”。
一些学者断言，巴比伦人关于“零”的概念辗转传至印度，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印度人独立发明了“零”。
“零”的概念于公元458年左右首次出现在印度。数学方程以诗或歌曲的形式拼写或表述，而非以符号表示。一些不同文字均表示“零”，例如“空”、“天空”或“空间”。
公元628年，印度天文学兼数学家布拉马古普塔为“零”创设了一个符号——位于数字底下的一个小圆点。他还利用“零”进行数学运算，记录通过加减得到“零”的规则以及在方程中运用“零”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作为一个概念和符号的“零”在世界上首次被视为一个数字。
随后几个世纪，“零”的概念在中国和中东地区流行开来。据称，到公元773年，“零”传至巴格达，并在此演变为基于印度数字体系的阿拉伯数字体系的一部分。
波斯数学家花拉子米提出，如果十位数没有数字，则应采用一个圆圈进行相关计算。阿拉伯人把这个圆圈称为“sifr”，即“空”的意思。“零”对花拉子米来说至关重要，他在9世纪运用“零”创设了代数学。花拉子米还发明了数字乘除速算法，被称为算术。“算术”曾被误传为他的名字。
到17世纪，“零”在整个欧洲得到普遍运用。“零”对微积分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微积分为物理学、工程学、计算机技术以及大多数金融和经济理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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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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