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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能冲掉风险吗？
星期一 三月 25, 2013 8:18 am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如何化解或转移风险，一直困扰着想发财的人们。于是，“对冲基金”（hedge fund）就被发明了出来。
“对冲基金”就是基金管理者把投资者的资金汇聚到一个盘子里，用作投资套利的工具。对冲基金公司实行私人合伙制设立，因为其风险极大，很多国家规定对冲基金只对能承受巨大风险的富人和机构开放。
对冲基金属于开放基金，投资人可以根据约定投资或抽回自己的投资，但基金公司通常会与投资人就其投资锁定一个期限，在此期限内不得抽回投资，以保证对冲基金可以被用在购买流动性不强的资产上，而不用担心投资人会随时抽回投资。对冲基金主要投资于各种金融衍生品、危机企业、外汇等。
根据文献记载，美国在二十世纪20年代市场泡沫形成期间，就出现了向富人开放的投资载体，当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和杰里•纽曼（Jerry Newman）创立的纽曼合伙公司被认为是最早的对冲基金公司，世界著名投资商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写给美国金融博物馆的信中也认为纽曼合伙公司是他所知道的第一家对冲基金公司。
“hedge”这个词在英文里的本意是“围上篱笆”的意思，给基金“围上篱笆”，也就是保护基金的安全，防止或减少基金损失。例如，在买入一只股票的同时买入这只股票的看跌期权，就可以对冲股票价格下跌带来的风险。
假如你买10万股A股票，价格是每股10元，共投资10×10万=100万元。若一年后A股票涨到每股13元时你卖掉，每股获利13-10=3元，10万股共获利3×10万=30万元。
如果一年后股票价格下跌，你要么被套牢，要么赔本卖出。假定一年后A股票跌到每股6元时你卖出，每股损失10-6=4元，10万股就是4×10万=40万元。
这就是股市，如果没有对冲工具，就无法规避股票价格下跌带来的风险。再看看如何对冲这种风险。
你在买10股A股票的同时，购买该股票的一年期看跌期权保护股票价格。假如A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是每股10元，权利金是每股1元，你需要支付1×10万=10万元的权利金。
现在的情况是，你用100万元购买了10万股A股票，同时用10万元购买了10万股A股票的一年期期权。
如果一年后A股票价格涨到了13元，市场价高于行权价，你当然不会行权，因为此时你的股票每股可以卖到13元，你不可能把13元的资产用10元的价格贱卖。
这时，你就选择不行权，撕毁期权合约，把10万股A股票在市场上卖掉，获利30万元。别忘了，你购买股票期权花了10万元，因此，净利润为30万-10万=20万元。
如果一年后A股票价格跌到了6元，此时的市场价低于行权价，你就可以要求行权，把你这10万股A股票以每股10元的价格卖给股票期权卖方。
此时，你的股票10元买10元卖，炒股没陪没赚，尽管A股票价格下跌了（4÷10）×100%=40%。但是，你购买股票期权支付了10万元的权利金，还是净亏损了10万元。如果你没有购买股票期权对冲，就净亏损40万元，通过对冲，让你少损失了40万-10万=30万元。
读者现在可以看出，通过对冲工具，这笔股票交易如果赚，则少赚了；如果赔，也少赔了。对冲基金公司就是这么操作的，当然，他们会设计出很复杂的投资组合。
对冲，根本就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神奇，它就相当于保险，既然是保险，就要支付保险费用。
由于整个市场是封闭的系统，风险在市场上不断被转嫁，但不管风险怎样转移，都在系统之内，根本不会被对冲掉，甚至不会被消减丝毫，谁不走运，风险就会在谁身上发作，系统内参与交易的人的总盈利必然等于总亏损。
之所以有人对对冲基金乐此不疲，是因为基金管理的巨额费用和投资收益奖金。通常来讲，对冲基金管理费率为2%，即使投资亏损，这笔钱也必须交。
然后就是投资收益奖金，通常是收益的20%，有时甚至高达50%，出资人要拿出收益的20% 或50%分给基金管理人。
据2011年10月31日彭博（Bloomberg）的统计，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美国Bridgewater Associate管理着776亿美元的资产。如果管理费率按2%计算，这家基金公司即使一年的投资收益为零，也有776亿×2%=15.52亿美元的收入。
为此，对冲工具的使用虽然较晚，但发展迅猛，到2012年4月，世界上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21300亿美元，其中61%来自机构投资。
此外，对冲基金经理还可以大量使用公共基金不能使用的金融衍生工具和财务杠杆进行套利。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任职期间，曾出台了一些允许对冲基金使用高杠杆的政策，例如，1996年美联储修订条例，允许美国交易商在自身难以保障资金的情况下，可以在其他国家为客户获得信贷。
于是，美国的对冲基金公司便到国外银行或美国银行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寻求信贷，绕过政府监管，使用10倍杠杆甚至50倍杠杆频繁炒作对冲产品。
对冲基金的泛滥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后，美国和欧洲都出台了相关规章，加强了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力度。
刘植荣，独立学者、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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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杰、张炳义：孔尚任罢官时间考
星期日 三月 24, 2013 3:37 pm
孔尚任罢官时间考
刘世杰 张炳义
摘 要 孔尚任罢官的时间，孔继汾、容肇祖认为在康熙三十八年秋天，汪蔚林先生认为在三十九年上巳（三月三日）之后，袁世硕先生认为在三十九年送春之时，并确指为三月乙卯（初十日）。考察孔尚任诗作和有关文献，孔尚任罢官应在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
一
孔尚任以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年）顺天乡试为主要内容而创作了《通天榜》传奇，被皇帝斥逐罢官[1]。但孔尚任究竟在什么时候被罢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是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七十七《孔尚任传》说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以事致休”，容肇祖《孔尚任年谱》据此系于该年[2]（p155）。
二是汪蔚林先生《孔尚任诗文集后记》说：“孔尚任的诗，无论是《湖海集》或其他选本，基本上是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的，因此我们就来顺序读下去。《兰红小部》以后是《草桥修禊》，下一首是《岸堂予京寓也》，中有‘弹指十年官尚冷’之句。他乙丑（1658年）出山，四年湖海，庚午（1690年）二月自淮南还朝，仍任国博，甲戌（1694年）迁户部主事，从庚午到庚辰，恰是‘弹指十年’，可为这时并未迁之证。下一首是《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现在我们搞清楚了，他的升迁，是在庚辰上巳以后，是1700（康熙三十九年）而不是1699（康熙三十八年）。
升迁是在庚辰上巳之后，罢官当然不能在己卯之秋。那末，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罢官的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寻找他自己的解答吧！他在《答陈健夫问余归期》里说，‘梦里辞官又送春，无端赋别最伤神！’由‘修禊’到‘送春’，时间真太短促了，宦海浮沉，无怪乎诗人是有‘梦里’‘无端’之感的。”[3]（p634-635）
三是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中说：孔尚任在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中旬，以疑案罢官”[2]（p155）。又说：“今再补证如下：一、《长留集》五言排律有《四月八日寄园雅集，赵天羽谏垣限四十韵，同人分赋》，中有‘解组方松绶’之句，见得时在刚罢官之后不久。与《桃花扇本末》所云‘庚辰四月，予已解组’正合。可证本年四月，孔尚任刚刚罢官。二、刘廷玑《葛庄分类诗钞》七律下有《暮春感怀，闻孔东塘以员外致休》，中有‘三春又向愁中去’之句。考其作期，亦为本年春末，时作者任浙江温处观察，奉命行田于嘉兴等处。邸钞传至浙江，还需多日，可见孔尚任罢官不能晚于三月二十日。三、刘中柱《真定集》卷三有《送岸堂》七律一首，诗云：‘柳外飞絮春去时，萧然帽影带鞭丝。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问字诸生虚设帐，含香几日隔丹墀。鸳班鹭序休回首，一片深情托子规。’玩味其意，可断定作于孔尚任刚罢官时。首、尾两联均表明时在暮春。四、查《长留集》七律卷，《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诗后第四首为《过僧玉轮园亭，赠其徒法云、闲云》，中云：‘我已收帆离宦海，当前都似故山春。’便明白透露了罢官的消息。再间隔一首为《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在西峰草堂同余鸿客、蔡铉升》，中有‘三杯已散离筵酒，百手难牵去国身’之句，抒写的显然是已罢官与友人惜别之情。题曰‘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诗中又有‘莫负空庭月一轮’之一句，当为实景，见得孔尚任罢官时间约在三月中旬。”[2]（p156）袁世硕先生又说：“此时又正是衍圣公孔毓圻来京呈《幸鲁盛典》之际，据《清实录》卷一百九十八记载，三月乙卯（初十日）赐宴于礼部。孔尚任就是康熙皇帝那次幸鲁祭孔时因讲经而受到特殊的眷顾，被破格提拔的。而他又正是在进呈《幸鲁盛典》时被谪官的。”[2]（p158）
孔尚任罢官的具体时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很有探讨考证的必要。
根据汪蔚林、袁世硕先生的考证，结合孔尚任自己的诗文和与孔尚任交游者的记载，足以证明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没有被罢官。所以孔继汾、容肇祖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汪蔚林先生认为孔尚任罢官在康熙庚辰上巳以后，根据是《岸堂予京寓也》、《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和《答陈健夫问余归期》等几首诗。为方便起见，抄引如下：
童冠浴沐兴未抛，十年禊事此春郊。
燕台亦有流觞水，洛社偏多戴笠交。
芦渐肥时蛙试鼓，泥才香处燕修巢。
莫愁篱外红尘满，付与垂杨扫地梢。
——《草桥修禊，招万季野、刘雨峰、吴镜菴、温邻翼、宋稚恭、周秉节、顾威宁、陈健夫、吴元朗、金素公、李吉四、俞叔音、李丹崖、陈履仁、李鼐公分韵》[3]（p310）
朝朝吟啸此堂阶，一架藤萝惬旅怀。
青草官田邻马苑，海波萧寺接天街。
更翻题句无闲壁，缓急供茶少积柴。
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
——《岸堂予京寓也，在海波寺街，其前有青厂，乃先朝牧马处》[3]（p310）
仙郎气味淡如僧，掩幔寒春几共凭。
风动押帘飘细雪，火添炙砚解坚冰。
官厨一饭心常愧，郎署三年道未增。
正好从君论古史，莺花隔院恨层层。
——《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3]（p310-311）
梦里辞官又送春，无端赋别最伤神。
藤萝覆座今年盛，宾客开尊几个亲。
才散桥南临水社，偏来灞上赠诗人。
朝朝问我东归信，泪洒杨花一路尘。
——《答陈健夫问余归期》[3]（p312）
汪蔚林先生认为孔尚任的诗，基本上是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的，《草桥修禊》的写作时间应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的三月三日：《岸堂予京寓也》中“弹指十年”可为这时并未升迁之证。《量移广东司员外》在后，因此，孔尚任从升迁到罢官的时间，应是由“修禊”到“送春”。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细品这几首诗，就会引起我们的思考。如果孔尚任升迁时间和罢官时间在庚辰上巳之前，孔尚任会不会写出这几首诗呢？答案是肯定的。诗人写诗，可以写当时的经历，也可以写对当时的回忆。《草桥修禊》就是写于当时；而《岸堂予京寓也》、《量移广东东司员外》则是写对住了十年京寓岸堂的回忆，对升迁当时的回忆。《草桥修禊》有“洛社偏多戴笠交”，已经透露出孔尚任罢官的消息。“戴笠”典出《初学记·晋·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4]（p165）戴笠交，比喻友情深厚，不因贵贱而改变。这里，孔尚任认为自己是贫贱之交，因为孔尚任此时已经被罢官了。从诗中“蛙试鼓”、“燕修巢”“红尘满”“垂杨扫地梢”词句看，描写的是只有在清明节以后的季节里才有的景物。我们只能说《草桥修禊》是清明节以后所写的，而不是清明节以前所写的。再从《岸堂予京寓也》考察，也可知孔尚任已经罢官，即将告别仕途，离开京城，离开居住了十年的岸堂，离开曾朝夕相处的旧同僚，此时抚今忆昔，感慨万千。这首诗正是孔尚任感情的寄托和写照，但不能说是孔尚任此时并未升迁之证，而恰相反，只能说是孔尚任此时已经罢官而对岸堂留恋的证明。《量移广东司员外》，从诗中“掩幔寒春几共凭”，“风动押帘飘细雪，火添炙砚解坚冰”，可以知道当时气候的寒冷。与《草桥修禊》所写的气候相比，此诗好像弄颠倒了顺序。其实，《量移广东司员外》不是时间顺序错了，而是孔尚任罢官后回忆自己由户部主事升转为广东清吏员外郎时的情形。即使该年三月三日后孔尚任真的被升官，他也许什么也写不出，就像他写《出山异数记》也是事后写当时的回忆一样。只有他在罢官后，心中郁闷，找过去的同僚谈古论今，写诗作文发发感慨和牢骚，才有着极大的可能性。既然是回忆，当然就不能当成孔尚任升官的证据。假使孔尚任正是他升官的当时写下这首诗，同僚相遇，应该有祝贺高升或抒写抱负，或抒发友情等思想的表现和流露；这首诗不但没有这些，反而是“官厨一饭心常愧，郎署三年道未增”的感叹和“莺花隔院恨层层”的牢骚。因此，把这首诗当作孔尚任曾经当过广东清吏司员外的证据是可以的；而不能当作孔尚任就是写这首诗的时候被升为广东清吏司员外的实录和证据。
袁世硕先生的补证，也大有商榷之处。袁先生拿《长留集》五律卷有《四月八日寄园雅集，赵天羽谏垣限四十韵，同人分赋》为例，说“解组方松绶”与《桃花扇本末》中“庚辰四月，予已解组”正合，可证本年四月孔尚任刚刚罢官，这结论没有错，但是对孔尚任具体何时罢官没有任何意义。
袁先生还引刘廷玑《葛庄分类诗钞》《暮春感怀，闻孔东塘以员外致休》中“三春又向愁中去”为例，结论说孔尚任罢官不能晚于三月二十日。这更不知从何说起了。也许袁先生把阴历的三月二十日以后作为“暮春”最后期限的代名词了。又引刘中柱《真定集》卷三《送岸堂》七律为例，也把孔尚任罢官的时间定为“暮春”这是值得深思的。刘中柱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应在孔尚任罢官之后“柳外飞絮春去时”的“暮春”，但绝对不能当作孔尚任的罢官时间。揆诸常理，孔尚任罢官时间在前，刘中柱得闻消息在后就写了这首诗，这两个时间有先后而不能同时，因此，也就不能当作孔尚任罢官的证据。如果写作时间与罢官时间划等号，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刘中柱《送岸堂》几乎为我们揭开了孔尚任罢官疑案之谜，自有其文献史料价值。首联点明写作时间。颔联和颈联“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问字诸生虚设帐，含香几日隔丹墀”，是说孔尚任蒙受了不白之冤。“问字诸生虚设帐”，指孔尚任创作了反映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情况的传奇《通天榜》[5]，康熙下令复试后，原已中举的人照样中举，只是“虚设帐”做做样子而已。孔尚任《通天榜》传奇在京城盛演，康熙得知情况，在复试之后，见到孔尚任，当面斥逐，罢了孔尚任的官。
袁先生还拿孔尚任罢官后写的《过僧玉轮园亭，赠其徒法云、闲云》中“我已收帆离宦海”诗为例，说是“明白透露了罢官的消息”，这是无可争议的。又以《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在西峰草堂同余鸿客、蔡铉升》的题目和诗句为例，说“当为实景，见得孔尚任罢官时间约在三月中旬”，这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即便“莫负空庭月一轮”是实景，也不能肯定孔尚任是罢官在三月中旬，因为此时孔尚任早已罢官了，下面还要谈到，兹不赘。
袁先生又以《清实录》卷一百九十八记载为证，说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乙卯（初十日）”，就是孔尚任罢官的具体时间。这个结论更离奇了。查《清实录》可知，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甲午朔，乙卯是三月二十二日，三月初十日是癸卯，而不是乙卯。袁先生特意加括注为“初十日”，这不是印错了，而是想把孔尚任罢官的时间，硬性定在“三月中旬”这个结论上。
二
根据孔尚任有关诗作和一些有关文献，孔尚任由户部主事升迁为广东清吏司员外郎的时间，应该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举人复试殿廷前夕。孔尚任还未升迁的时候，康熙三十九年有《庚辰人日雪霁，岸堂试笔分韵》：
人日招同人集岸堂试笔，凡十度春风矣。今岁增丝竹一部，预采西山柏叶，煮易州酒，贮以翠瓷巨缸；剪彩为花，簪笔满床，屏间金胜，席上黄柑，诸如菜盘、煎饼从风俗者，事事皆备。初五日，折柬定约。六日，忽大风雪，兴为之阻。七日早起，白雪映帘，红日上窗，急命童子扫径张筵，豪兴溢新，同人不速皆来，因分韵赋诗。就者插花帽檐，介以柏酒，小伶奏新声侑之。与宴者十八人：余鸿客、浦副工、徐圣游、李吉四、顾威宁、马祖修、吴东岩、徐芝仙、金素公、唐驭九、李彦绳、李鼐公、洪秋崖、李丹崖、团云蔚、吴敬庵、殷桐皋、家竹巢。诗俱成，成俱佳。即付梓人，予分得东、青二韵。
几片残梅满院风，寂寥书掩岸堂中。
才挥桃扇春无限，更响银筝趣不同。
柏酒斟来西岭翠，彩花开山上林红。
十年人日题诗客，才尽江郎已老翁。
檐垂金胜舞盈盈，客里逢辰兴亦生。
文章正宜人日试，春云若为草堂晴。
翻成白紵歌新谱，传得黄柑旧宴名。
手捧椒觞怀母寿，南陔诗就合吹笙。
后注：是日遥祝母寿[3]（P309）
庚辰人日即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七日。“才挥”二句和“翻成”二句，袁世硕先生认为，“当指孔尚任新作《桃花扇》无疑”[2]（P153）。实际上，是指孔尚任新作《通天榜》。只有《通天榜》才能和《桃花扇》相比，被称为“趣不同”，因为《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6]，而《通天榜》则是揭露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贿赂公行，考官行私舞弊，公道不彰，最高统治者不英明而顺水推舟，原中式举人皆大欢喜丑闻的。孔尚任认为自己的新作《通天榜》，歌词舞曲，有沈约《白紵歌》之美。而紧接此诗的是《兰红小部》，也是庆贺《通天榜》创作演出的成功的：
小部齐抽玉笋条，相公曲子最魂销。
才开衣箧襟多祬，乍点笙簧字未调。
莺会啭时犹费舌，柳能眠处已成腰。
词人满把抛红豆，扇影灯花闹一宵。[3]（P310）
这里第一、二句指演员年轻貌美，唱起相公所谱的曲子令人销魂。五、六句是演唱舞蹈有如黄莺歌唱、小蛮舞腰。末二句是这部新作《通天榜》演奏一夜，观众在扇影灯花中热闹了一夜。从上引《庚辰人日》和《兰红小部》两首诗看，此时的孔尚任兴高采烈，还未罢官，也没有升迁。孔尚任什么时间升迁的，《清实录》卷一百九十七载：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己未，上御太和殿视朝，文武升转各官谢恩”[7]（P2）。正月己未，即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公元1700年3月14日。这个时间，就是孔尚任由户部主事升迁广东清吏司员外郎的具体时间。
孔尚任被罢官，应该是在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复试三十八年己卯举人之后。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丁未（十三日），九卿遵旨磨勘顺天乡试中式举人试卷，并议复江南道御史鹿祐疏参考试不公一案，拟将顺天正副考官李蟠、姜宸英等革职”[7]（P1067）。康熙还对大学士等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之人，亦复混入。科场大典，岂容如此。此案若照议完结，仍不知警，著将所举人，通行齐集内廷复试。如有托故不到者，即行黜革。其考官等处分，俟复试后具奏。”[7]（P1067）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辛酉，“复试顺天己卯科中式举人”，正月辛酉即正月二十七日。第二天，壬戌（二十八日），康熙谕大学士等曰：“昨览复试之卷，今科乡试，诚不允当。”[7]（P2）癸亥（二十九日），“上以巡视永定河”[7]（P3）。甲子日（三十日），春分，公历是1700年3月20日。“二月乙丑朔，奏事主事存柱，捧出康熙三十八年中式举人复试文卷，传谕大学士等曰：‘此科中式举人，因有情弊，为人指参。朕亦闻外议纷纭。故行复试，以验其实。朕亲命题，特命皇子、重臣、侍卫，严加监试。朕初谓必有不能终卷者。及阅各卷，俱能成文，尚属可矜。至于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焉能杜绝？诸生试卷，著学士布泰赍回，将朕此意传谕九卿。即于九卿前启封，照所定等第，缮写进呈。’又命中书班第，复传谕曰：‘朕弃时文已久，览今文体，较前稍变。诸生试卷，朕一一观其大略。诸臣所拟等第俱当。三等以上者，皆可观。有在三等，朕拔置二等者，亦有在四等，朕拔置三等者。四等果属不堪，著令黜革。三等以上者，仍令其会试’”[7]（P3）。
从上引史料的记载，我们得出下面的几条结论：
一是康熙皇帝对三十八年顺天乡试前后态度的变化，开始严厉，中间谨慎，后来宽缓。严厉时，把主考官李蟠、姜宸英等关进监狱，姜宸英于当年末“未置对，死狱中。宸英浙江名士，善属古文，举朝知其无罪，莫不叹息”[8]。谨慎，实际也是走过场、耍手腕，搞内廷复试，让九卿科道集议，结果中了三等的被拔置二等，中了四等的被拔置三等，这就是蒋攸銛在《李蟠传》中所说：“复试殿廷，无一黜落者，得解”的结果[5]。宽缓的表现是没有严惩主考官李蟠，李蟠“遂谪戍沈阳三年。昭雪，得赐环，归居林下，时以著述自娱”[5]。
二是复试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举人的时间和结果，给出处分李蟠的时间是在复试之后，并间接给了我们孔尚任罢官的时间也是在复试之后。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复试，二十八日阅卷，二十九日康熙巡视永定河。二月一日康熙让奏事主事存柱捧出复试文卷，传谕：让学士布泰带回诸生试卷，传谕在九卿前启封，按等级缮写进呈发榜——这是按康熙二十九日离宫前的安排办理的。而对孔尚任的处理应在正月二十九日早朝，这天是公历1700年3月19日。这就是孔尚任罢官的具体时间。
三
《长留集》五律卷有《解桐诗，在李彦绳寄园作》：
残春花事过，未放碧桐柯。
斟酌东风浅，商量夜露多。
肤寒怜薄絮，芽暖恨重罗。
束缚今才解，客胸较尔何？[3]（P270）
这里说“残春”说“碧桐柯”“未放”，就是说春末，碧桐树的花朵还没有开放。从农历角度估计，应是春分到清明节之间的季节，即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三十日至二月十五日，公历1700年3月20日至1700年4月4日。
这首诗隔一首是《赠沈预亭》诗：
寥落人如此，黄金空有台。
吟残寒食柳，劝尽草堂杯。
门闭愁风雨，田荒恨草菜。
十分归去意，留滞费君猜。[3]（P270）
这首诗的“寒食柳”一句，寒食在清明节前一两天，也就是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三十四日。这时的孔尚任罢官已经半个月了。对照上文引《长留集》七律卷《草桥修禊》，是康熙三十九年的三月三日，公历1700年4月21日，孔尚任罢官已经一个月零几天了。那么《草桥修禊》诗下面的《岸堂予京寓也》、《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写作时间更晚于修禊。不但不能据有“量移”就认为是升迁的具体时间，而且和孔尚任早已罢官的时间也相错甚远。如果把孔毓圻来京进呈《幸鲁盛典》的三月乙卯（三月二十二日，公历1700年5月10日）当成孔尚任罢官的具体时间，已经是立夏后的第五天，孔尚任已经罢官五十多天了。至于上引《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和《四月八日寄园雅集》，读者也会推算出来，我们也就不再辨证了。
参考文献
[1]刘世杰.孔尚任罢官疑案探考[J]. 郑州：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3.
[2]袁世硕. 孔尚任年谱[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3]汪蔚林. 孔尚任诗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4]中国成语大辞典[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5]余家谟,王嘉诜. 铜山县志:卷五十.蒋攸銛.李蟠传桑骂[Z]. 1962年刊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七十卷本.
[6]孔尚任. 桃花扇[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七[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清史稿选举志:卷一百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张学松
感谢刘世杰教授授权，原载：
《天中学刊》 第16卷 第3期 2001年6月
相关链接：
http://www.guoxue.com/bbs/dispbbs.asp?boardID=30&RootID=138442&ID=138442
（4楼）曾敏之：良知三题——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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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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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杰：孔尚任罢官疑案探考
星期日 三月 24, 2013 3:36 pm
孔尚任罢官疑案探考
刘世杰
摘要：孔尚任是清代著名的戏曲文学家。三百年来，孔尚任罢官原因，众说纷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疑案。现有文献表明，孔尚任因创作揭露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黑暗的《通天榜》传奇，盛演京城，被康熙当面“斥逐”而罢官。
一、众口不一说罢官
孔尚任（1648－1718），宇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清代著名的戏曲文学家。著作等身，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八卷，卷一、诗（诗观三集）及《诗最》；卷二、诗《湖海集》，是作者帮助孙在丰到淮、扬办理疏浚淮河海口工程时所写；卷三、诗《岸堂稿》是其在北京任国子监博士时的部分作品；卷四、诗《长留集》，是研究孔尚任后期生活、思想各方面极珍贵的材料；卷五、诗词曲；卷六、文；卷七、札；卷八、题跋。附录收《孔尚任著作目录》、《后记》、补遗《燕九竹枝词》。[1]
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三年（l648年）十二月七日被“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2]（P43），“二十四年乙丑正月十八日，乘传赴京。二十八间，升国子先生座”[2]（P44）。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奉命随侍郎孙在丰往淮扬，疏浚黄河海口，陛辞于乾清宫”[2]（P46）。三十年八月，与顾彩合著（小忽雷）传奇成。[2]（Pll4）三十四年“九月下旬，迁户部主事，职宝泉局监铸”[2]（P121）。三十八年三月写 《桃花扇小引》，六月《桃花扇》“凡三易稿而书成”[3]（P5）。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年）二月，“晋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三月中旬，以疑案罢官”[2]（P155）。四十一年“暮冬，归曲阜”[2]（P171），五十七年戊戌（1718年）“正月上元前卒于家”[2]（P210）。终年71岁。
从1700年孔尚任罢官到现在，由于文献资料的阙如，孔尚任自己和当时一些与之交游的人也含糊其词，300年来，孔尚任罢官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疑案。后来的研究者，只能根据孔尚任自己的一些诗文，根据当时与孔尚任有交往的人的一些诗文，来揣测估计这个问题，各自提出了一些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诸说：
（一）“疑案”“冤案”说
第一，汪蔚林《孔尚任诗文集·后记》言其“罢官的原因更值得我们探索。关于这个问题，无论从他的朋友或者他自己的作品看，都是以曲笔出之的，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我想先排比一些材料，然后再来求得比较接近于真实的解决。
一、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六《送孔东塘户部归石门山序》：
曲阜孔东塘先生以户部主事晋员外郎，罢而归。王公贵人下逮布衣之士，莫不惜之……予知先生久，是时初拄谒，则读其所为《桃花扇传奇》，盖谱弘光南渡轶事，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故，情辞淋漓悲宕。予又质以先君子所为《崇祯遗录》，相与慷慨太息……今归矣，怅望黄金台，悲回市上，悲歌狂醉者何人乎？俯仰天地，眷怀今昔，能不凄然泣下也。
这里提到‘罢而归’，没有说明是什么事；中间又忽然把《桃花扇传奇》和《崇祯遗录》连做一起，而又‘相与慷慨太息’，颇值得我们注意；最后‘怅望黄金台’‘眷怀今昔’，也是意有所指的。
二、李塨《恕谷诗集》卷下有诗云：
紫陌寻春无处寻，罢官堂上暮云屯。琅倮匣啡叮刁萌死垂惨蛔稹４巳蘸畏搅羰ヒ幔裟暌攀滤抵一辏ㄗ行募颉⒓疽埃得骷菊糯菏拢Ｉ两窆拍强耙洌幌劬揖墒牛ǘ良揖派剑碇俟橐玻�
也提到召官，原因仍然不明；张春《明史》有传，是个忠于明朝，被人诬为不忠，因而全家受祸的人，拿这个‘忠魂’来和‘圣裔’对比，可能是相类的对比；‘讽之速归’，应该是劝他早日离开北京，兔得受祸。
我们再来看他自己提到这件事的诗：
离亭且话归田兴，世事纷纷久自明。（《答李鼐公》）
我是白头薄书郎，被谗不辩如聋哑。（《赵药园过岸堂大烹款予》）
余被谪疑案，纲南颇知，曾赠金慰余。（《和蔡纲南赠扇原韵送之南还》注）
他对这件‘被谗’‘被滴’的疑案的发生，开始是朦朦胧胧的，和‘梦里’一样，只有装聋做哑，不加辩解，希望这‘纷纷’的‘世事’能日‘久自明’！
许我归田归不得，津门空有向南舟！（《僧根洁过白云寺》）
渺渺还山未有期！（《和蔡纲南赠扇》）
有一首诗题是：《中秋犹不能归岸堂赏月同谱儿赋》。这件事由‘送春’一直拖到‘中秋’，还没有了结，‘归田归不得’，可见不是一件小事。时间拖得越久，诗还是照旧写，不知不觉之间，他给我们道破了‘疑案’的个中消息：
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谤诽。（《放歌赠刘雨峰寅大》）
送我诗发温厚情，方外亦惧文字祸。（《答僧伟载》）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孔尚任的罢官‘疑案’是以文字肇祸的。因而王源所提到的《桃花扇传奇》事，可以和罢官联系起来；有人推断他的罢官可能与《桃花扇》有关，也从这里得到证实。”[2]（后记）
第二，与孔尚任交往甚深的刘中柱《真定集》卷三有《送岸堂》七律一首，三四句是：“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2]（P156）。似乎是“莫须有”的冤案。
第三《中国文学大辞典》“孔尚任”条认为，孔尚任康熙“三十四年擢户部主事，三十九年迁户部员外郎。以疑案罢免，出游各地”。[4]（P1289）
第四，《乾隆曲阜县志》卷八十七说孔尚任“以事休致”[5]（P249）
（二）“贪污案件”说
刘雁霜《试谈孔尚任罢官问题》一文指出：“总而言之，我们的结论是：
一、孔尚任的罢官和《桃花扇》无关。这是可以从孔尚任的政治态度、《桃花扇》的思想倾向、当时统治阶级人物对《桃花扇》爱好的狂热等等方面得到证明的。
二、孔尚任罢官的真实原因，由于直接资料的缺乏，目前还不能提出完全肯定的判断。
三、我们认为，根据对间接资料的分析，孔尚任的罢官和他在监铸任上的表现有关，即牵连在贪污一类的案件之内，这有着较大的可能性。”[6]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四）说孔尚任“亦有因被卷入贪污案而被罢官的说法”。［7］（P3l2）
（三）“文字肇祸”“耽于诗酒”说
孔尚任罢官后，有《答僧伟载》：
人如脉望纸中裹，一切世法皆懒惰。安能为郡学折腰，解组归去人曰可。送我诗发温厚情，方外亦惧文字祸。浮云富贵吾家言，举来印证不相左。君住长安我住山，入世翻结出世果。已知荣辱了无关，生死何须更示我？[1]（P237）
有《抱一堂歌赠李将军》：
……我已放归为山农，肯顾无益破甑瓦。迟迟出画意无他，为君赠诗不易写。非感君食感君心，典衣来供下饭鮓。岂无倾囊馈金人？只觉金多情尚假。国士有心为君倾，健儿有命为君舍；我有秃颖难为言，抱一堂中客均哑。[1]（P238）
有《放歌赠刘雨峰寅丈》：
英雄情非儿女比，离别亦复言娓娓。当年同辨石鼓文，白头郎署今有几？携手退衙即看花，放量陪君倾婪尾。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谤诽。自古公卿去国多，不才何况臣虱虮。一卷石似夏云峰，中有洞天发万卉。鲁国家藏泗水春，何日拉君荐葑菲？山木结瘿刳成樽，一石留髠器雄伟。薜萝月照古石门，哗然姆战惊山鬼。[1]
有《赠吴镜庵》：
……借酒细论文，文中有胸臆；真文不媚时，甘受人弹弋。……[1]（P212）
孔尚任没有言自己为什么被罢官，而一味说“方外亦惧文字祸”，“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真文不媚时，甘受人弹弋”，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孔尚任无罪被罢官。
当时给孔尚任赠答的人也不直说孔尚任为什么被罢官，如刘中柱《寄岸堂》说，“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口易烁金纷未解，指难点铁债安偿”。[6]顾彩《有怀户部孔东塘》说：“朱绂遂因诗酒捐，白简非有贪饕证”，安慰孔尚任：“白环重赐会有时，湔谗洗毁复待聘”。[6]这样一来，孔尚任罢官的原因就被后来的研究者理解成“文字肇祸”，“耽于诗酒”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如袁世硕先生以为：“作为皇帝特别拔用的官员，孔尚任耽于词曲，至少是没有把心思放在政务上，更谈不上鞠躬尽瘁了。作为一位圣裔，孔尚任不以究明经义，阐发圣道为己任，却喜词曲小道，也该算是舍本逐末吧！这便使康熙皇帝大不以为然，感到孔尚任有违圣衷，有负皇恩。这恐怕就是孔尚任被谪官的根本原因”。[2]（前言）“孔尚任是被以耽于诗酒，废政务，宝泉局监铸不善的罪名而罢官的”。[2]（P157）胡雪冈先生认为孔尚任“因文字致祸而罢官这是主要的”。[8]（P105）
（四）与（桃花扇）有关说
王季思、马雍认为孔尚任的罢官与《桃花扇》有关。王季思认为，孔尚任“到了第二年（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一一引者）春天，他就因一件疑案罢官。根据马雍先生的意见，认为‘很可能和（桃花扇）的脱稿有关’”。[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三）说，“孔尚任的‘罢官’问题无论从他的作品和他的朋友的记载来看，都很含糊，以文字肇祸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可能和《桃花扇》有关”。[10]（P1057）
周妙中《清代戏曲史》关于孔尚任的《桃花扇》，“显然，作者写的不是儿女私情，而是爱国热情。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作者才不惜花费这样多的时间精力。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康熙皇帝看到这部剧作的第二年，孔尚任就被迫辞官，回到家乡去了”。[11]（P143）
黄卓明认为：“关于孔尚任的罢官情况，确实是微妙的。而从这种微妙的情况中去追寻，终于可以找到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孔尚任因‘文字’而被罢官，但这个‘文字’却不应成为导致罢官的原因，完全是‘被谗’和‘为时人绐’。所谓‘文字’到底是什么？无疑应是《桃花扇》，“孔尚任因写了《桃花扇》而落得一个罢官的结局”。[12]
张文澍认为，康熙三十九年孔尚任“二月，晋户都广东清吏司员外郎，然三月中旬即以疑案罢官，疑即以《桃花扇》剧遭清帝忌”。[13]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四）认为，孔尚任“罢官的原因，至今无确论。从其‘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放歌赠刘雨峰》）的诗句来看，或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7]（P3l2）
（五）与《桃花扇》无关说
刘雁霜《试谈孔尚任罢官问题》一文，谈了两个问题：一、罢官与《桃花扇》无关；二、罢官原因的探索。他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孔尚任的罢官和他的《桃花扇》无关。”“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了不少当时的有关孔尚任生平事迹以及《桃花扇》创作、演出情况的史料，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项可靠的记载曾经把孔尚任的罢官同《桃花扇》牵连在一起。”“把孔尚任罢官的原因归结为他的《桃花扇》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即所谓‘爱国主义思想’或‘民族意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样的内容，在《桃花扇》里，是并不存在的。”[6]
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认为，孔尚任“后迁至户都员外郎，因故罢官”，“孔氏罢官原因不详。或以为与《桃花扇》的写成有关，此说不可靠。按作者于《桃花扇本末》中记宫中索剧本一事，是带炫耀的；又记他解官之后京中大僚犹群聚观赏此剧，更说明他井非由《桃花扇》得祸”。[14]（P477）
（六）与孔尚任创作的《通天榜》传奇有直接关系
300年来，孔尚任罢官间题，众说纷纭，在没有见到当时有关这个问题直接文献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应该说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至少为我们研究孔尚任的思想和作品，尤其是其代表作品《桃花扇》等，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
现有文献表明，孔尚任并非因上列五种原因而罢官，而是因为孔尚任创作了《通天榜》传奇而罢官。《通天榜》传奇，现已失传，各种戏曲书目皆未见著录。但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刊本、由余家谟修、王嘉诜纂的七十六卷《铜山县志》中可以了解其大概。该书卷五十《人物》中，有李向阳、李弇、李蟠、李杜、李光璧祖孙五代情况的记载。接着是《旧志·圭美堂偶然集序》收蒋攸銛《修撰李公传》，其云：
“弇子蟠，字仙李，号根庵。幼岐嶷，读书十行俱下，为文洋洋数千言下，笔不加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举人，三十六年成进士。制策问军政吏治河防诸事，蟠条对剀切，治河策尤称上意。遂擢一甲第一人，授修撰，入国史馆，纂修《一统志》。会暹罗来朝，赐蟠一品服，命充馆伴。蟠宣扬德意，音出如洪钟。使臣额手庆，得识天朝第一人物。三十八年（1699年）主顺天乡试，鄂尔泰、史贻直、励杜讷诸名臣咸出其门。而不得志者乃为蜚语中蟠。事闻，复试殿廷，无一黜落者，得解。而郎中孔尚任以作《通天榜》传奇，宣播都下，斥逐。蟠亦遂谪戍沈阳三年。昭雪，得赐环，归居林下，时以著述自娱。著有《偶然集》。……书法赵孟钏椤抖隆捶藕淄ぜ恰怠贰ⅰ督鸶站罚袢吮χ艄拌笛伞Ｗ佣派剖锕忤怠⒐な模壬檬榉ǎ凶娓阜纭！�
蒋攸銛（1766—1830年），字砺堂，汉军镶红旗人。先世由浙江迁辽东，从人关，居宝坻。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年），“十八岁，乡试中式第十五名，座主为诸城刘文清公墉”。[15]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十九岁，会试中式第五十四名。殿试第二甲第三十二名，朝考第十七名，恩改翰林院庶吉士”[15]。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六十四岁，自订《绳枻斋诗集》十二卷成，付门生朱殿撰昌颐刊板”。[15]十年庚寅（1830年）十月，“二十二日申刻端坐而逝”[15]，年65岁。《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有《蒋攸銛传》，说“攸銛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勇于任事，不惟阿。尤长于察吏，荐贤如不及，所举后多以事功名节者。”[16]（Pll449）。蒋攸銛《修撰李公蟠传》中的“而郎中孔尚任以作《通天榜》传奇，宣播都下，斥逐”一句话，为我们探讨孔尚任罢官间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资料。
二、康熙三十八己卯顺天乡试案
康熙三十八己卯（1699年），皇帝在八月辛未（初六），任命翰林院修撰李蟠为顺天乡试正考官，翰林院编修姜宸英为副考官。[17]（二）十一月丁酉（初三），“江南道御史鹿祐，疏参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等，以宾兴论秀之典，为纵恣行私之地。实为有玷清班，请立赐罢斥”。[17]“上谕大学士等曰：‘顺天乡试，所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论腾沸，大殊往昔。考试系国家大典，所当严饬，以示警戒。御史鹿祐，题参可嘉。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将李蟠等严加议处。’”。[17]康熙三十九庚辰（1700年）正月辛酉（二十七日），“覆试顺天己卯科中式举人”，[17]（三）次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昨览覆试之卷，今科乡试，诚不允当。派出监考阅卷诸臣，亦甚懦弱。诸臣不拟题启奏，反强请朕命题。’又谓‘所学疏浅，其试卷亦屡请朕定其优劣。朕不允行，仍令诸臣较阅。诸臣倘怀顾忌，不分满州、汉军及南北卷，总合一处，定其次序。朕以为宜按项定其差等。况诸臣俱系制艺出身之人，而寥寥数卷，反不能较阅耶？朕于诸事，惟期合宜耳。虽宗室大臣之子，岂肯徇情？诸臣有何畏忌？即令乡会试科场，俱遣官考试，朕何尝主试？此试卷，朕亦大略阅过。尔等持出，传谕九卿科道，齐集详阅具奏”。[17]（三）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乙丑（初一），“奏事主事存柱，捧出康熙三十八年中式举覆试文卷，传谕大学士等日：‘此科中式举人，因有情弊，为人指参。朕亦闻外议纷纭，故行覆试，以验其实。朕亲命题，特命皇子、重臣、侍卫，严加监试。朕初谓必有不能终卷者，及阅各卷，俱能在文，尚属可矜。至于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焉能杜绝？诸生试卷，著学士布泰赍回，将朕此意，传谕九卿，即于九卿前启封。照所定等第，缮写进呈。’又命中书班第，复传谕曰：‘朕弃时文已久，览今文体，较前稍变。诸生试卷，朕—一观其大略。诸臣所拟等第俱当。三等以上者，皆可观。有在三等，朕拔置二等者；亦有在四等，朕拔置三等者；四等果属不堪，著令黜革。三等以上者，仍令其会试’”。[17]（三）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年），顺天科举考试的大略情况已如上引文献所说，而主持这次科举考试的李蟠被遣戍沈阳三年，后昭雪赐环归居林下，时以著述自娱，著有《偶然集诗》。
主持己卯乡试的副考官姜宸英被牵连下吏，“未置对，死狱中。宸英浙江名士，善属古文，举朝知其无罪，莫不叹息”。[16]“王尚书士祯曰：‘某在西曹，使湛园（姜宸英号——引者注）以非罪死狱中，愧死矣’。”[18]（P1090）
李蟠、姜宸英同榜进士的严虞惇，在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文苑》中，有《严虞惇传》：康熙“丁丑（1697年）榜一甲第二人，为严君虞惇，亦以文学著称。虞惇，字宝成，号兴庵，江苏常熟人。九经三史，幼即成诵。既及第，授编修。馆间应奉文字，多出其手。己卯（1699年），科场狱兴，宝成子侄旨中选，而西溟及蟠皆其同年友，用是挂吏议，镌秩归，”[18]“闲居数年”。[16]
由于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案大臣子弟多中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帝以缙绅之有多占中额，有妨寒{酸字酉旁改田旁}进身之路。殿试时，谕读卷诸臣，是科大臣子弟置三甲，以裁抑之”。[16]（P3166）
康赐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案，除了江南道御史鹿祐的疏参外，还有讽刺该科正考官修撰李蟠、副考官编修姜宸英“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的歌谣。[19]（P70）和士子们写的揭文说：
翰廷科目，原以网罗实学，振拔真才，非为主考纳贿营私，逢迎权要之具。况圣天子加意文教，严饬吏治，凡司属在睚宜洗涤肺肠，以应明诏。不意顺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灭绝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简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自镪熏心，炎威炫目。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吾辈进退不苟，死生惟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当路风闻既确，目击又真，何惜弹劾之章，达诸天听。不然苟白简之迟迟，致群情之汹汹。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国门，或杀之车下，四方闻之，恐笑士大夫之无人也。”[20]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案，成为孔尚任创作《通天榜》传奇的基本内容，也成为孔尚任被“斥逐”罢官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汪蔚林．孔尚任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7．
[3]孔尚任．桃花扇·桃花扇本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 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Z]．上海：上海书店据光明书局，1981．
[5] 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A]．乾隆曲阜县志：卷八七[Z]．中华书局，1987．
[6] 刘雁霜．试谈孔尚任罢官问题（下）[N]．光明日报，1965，7，4．
[7] 郭预衡．中国文学史（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 胡雪冈．孔尚任和桃花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 马雍．孔尚任及其《桃花扇》[N]，光明日报，1954，5，24．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1] 周妙中．清代戏曲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12] 黄卓明．有关评价孔尚任的几个问题[J]．文学评论，1981（2）．
[13] 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14]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5] 蒋攸銛．绳枻斋年谱[A]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Z]．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6]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 清实录·圣祖实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严虞惇．姜西溟先生事略[A]．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M] ．岳麓书社，I991．
[19] 姜西溟典试获咎之冤[A]．清朝野史大观．卷五[Z]．北京：中华书局，1936．
[20]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感谢刘世杰教授授权，原载：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3期 第19卷 （总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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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中国梦”的上篇
星期日 三月 24, 2013 8:20 am
我在读傅高义先生新著《邓小平时代》（下称傅著）时，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能不能找到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作者所说的“邓小平时代”？作者选用的关键词是：“中国的转型”（导论，及第23章）。他认为，这个转型，是2000多年来最根本的，不仅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涉及自身治理结构和社会。但我觉得，这个关键词，还不够关键，也就是针对性还不强。我更愿意用“重返文明”这个词。
“重返文明”的艰难抉择
“中国的转型”这个词，用在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和毛泽东身上，也可以。他们都试图把传统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孙和两蒋主导的转型，虽然歧路丛生，障碍重重，但基本上还没有偏离中国和人类文明轨道。被十月革命炮火送来的革命和体制，一部分是对斯大林的抄袭，其社会被乔治•奥威尔称为“动物庄园”，在中国试验了17年；另一部分，是毛泽东的创造，“文化革命”，批评封资修，也就是拒绝东西方一切人类文明，只需要阅读一本小书（语录），看8个样本戏，只要对一个人的崇拜。剩下的，见神灭神，遇佛灭佛，殴师灭祖，甚至仇父卖母。以读书为耻，文盲为荣。这个社会，可以被称为“野蛮丛林”，在中国疯狂了10年。
无论“动物庄园”，还是“野蛮丛林”，都是“文明社会”的反义词。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导的中国转型，转上了一条歧路，没有转向现代社会，却转向了贫穷野蛮的原始社会。特别是文革10年，只要平等，不要其它。
邓小平于1973年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1年（1975年1月就任第一副总理），通过“整顿”，试图把不断“革命”的“野蛮丛林”，拉回到人也要吃饭的常识社会，但他势单力薄，虽小有成效，最终还是被毛支持的“四人帮”拉了回去。傅著用一编的篇幅，简约地刻画了这个过程。
毋庸讳言的是，虽然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与陈云联手，基本结束了华国锋团队的领导权和“两个凡是”的文革教条，并且在彻底结束文革和现代化建设上达成共识。但以何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答案就不一样了。有人想重返“十七年”，认为计划体制和公有制经济基本是好的，错的是发展战略。要搞现代化，转变发展战略就行。邓小平和他挑选的领导人不认同这个看法，主张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在重返旧体制，还是重返人类共同文明之间的选择。重返旧体制，不过是逃离野蛮丛林，重回动物庄园。
事实上，1983年3月总书记更迭未遂，1987年1月和1989年6月非换届时的总书记更迭，都与这些博弈相关，虽然故事情节各不相同。三次事件中，以第一次事件情节最为简单。1982年9月在中共12大上当选总书记的胡耀邦，4个月后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四化建设与全面改革》的报告，鲜明提出，四化建设不能走老路，必须全面改革。报告前，胡耀邦和邓小平谈了，邓说，文件很好，没有不同意见。这个“很好”的文件，让人振奋，但让党内高层的一些人忍无可忍，不让这篇讲话以党中央文件形式传达。胡乔木代表这部分人出面，说胡的讲话与12大精神不符。1983年3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受到批评，“全面改革”被叫停，甚至动议更换总书记。是叶剑英和邓小平出面协调，事情才不了了之。这样维度的故事，傅著都绕开了。这就决定了这本书的性格：宏大叙事，忽略细节，重视结果，淡化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要做的工作，不仅要领导中国完成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还要把前人转入歧途的轨道纠正过来。他做到了吗？
用目标带动转型
傅著全书一共6编，表面上的结构方式，是按照时间顺序，写邓小平传奇人生的“数落数起”：第一编，“邓小平的人生经历”（1904——1969），写的是他第一落和第一起，用笔极简；第二编，“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写他的第二落、第二起和第三落及第三起，也是惜墨如金；第三编，“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和第四编，“邓小平时代”（1978——1989），详写第三起后他到达自己一生巅峰状态的情况，时间上还有交叉，两编的时间起点都是1978年，这是为了在“开局”上浓笔重彩，然后分专题深入叙述；第五编，“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实际上写了他的第四落、天安门事件和第四起，南巡；最后一篇，“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相当于终曲。
如果只是按照这些故事情节去写，那就写成了生活传记，这不是傅高义先生要写的。他不是传记学家，更不是文学家，而是社会学家和东亚研究专家。他想做的是通过写邓小平，帮助美国了解中国的变化；通过写中国，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因此，他的关注点是邓小平对中国施了何种魔法，让它从美国的敌人变成盟友，又变成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让它从一个贫穷动乱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比中国发达程度高、看上去也更稳定的苏联却突然崩盘？
这个魔法，傅高义先生其实是找到了，只是没有明确表述，那就是“用目标带动转型”。在为他“加冕”的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宣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前8个字，是他的施政哲学，日后被表述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实效主义），“摸论”（摸着石头过河，渐进主义），“刀论”（不争论，行动主义）；后7个字，是他的施政取向，就是“向前看”，不向后看。
向后看，只能看见仇恨和旧账，带来的当然是报复和清算，如果这样做，社会将更深地撕裂。向前看呢？看到的是目标。
他在这篇讲话里提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他心里想的另一个大目标，是港澳台回归，实现国家统一。这两个目标，是辛亥革命以来好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为了实现四化目标，他指明的途径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为了实现统一目标，他立即行动起来，访问美国（1979年1月）和日本（1978年10月），缔结中日有好条约，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什么？在邓看来，台湾拒绝统一，是因为美国撑腰。如果美国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且不再向台湾卖武器，台湾走投无路，势必与大陆展开统一谈判，这个方法，可以叫做“倒逼统一”。
第一个目标（四化）带动了对内搞活（改革），第二个目标（统一）带动了对外开放，向美国、日本和西方世界开放。与此同时，却关上了对苏联的大门，而且还在门上钉了3颗钉子，要求苏联：1.从中苏边境撤军；2.从外蒙撤军；3.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3根钉子尤其不讲理，但效果极好，防止苏联势力以越南为基地，进入东南亚。实际上，关闭通向苏联的大门，也是为了创造良好的国内改革环境。旧体制的“延安”在苏联，杜绝国内守旧派朝圣，切断计划思想来源，有利于减少分歧，形成改革共识。这样做的结果，没有让苏联吸引中国，倒让中国吸引了苏联，并且把苏联逼上了改革之路。
不过，邓小平憧憬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最终没有彻底让步，只同意在售台武器数量和先进程度上节制，这让很少发怒的邓小平，大发雷霆（傅著中文版327页），他意识到，“以合理方式，通过与台湾对话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已经无望了。要解决，只有动用武力。邓小平放弃了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个选项，后人为此将感激他，否则，大陆可能多一个省，中国民族将失去一个率先民主化的政治体。虽然台湾没有回归，但祖国统一的目标却实现了一半：收回香港和澳门。
而且，在这个目标带动下，他还主导了国家体制转型：从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转向复合制的地方分权体制，即“一国两制”。虽然，国家的主体部分仍然是中央集权，分权的只有香港和澳门，但它们就像激活一船沙丁鱼的两条鲶鱼一样，为国家活力的增强做了贡献。我在《公天下》一书里提出，中国的黄金时代都诞生在分权时代，比如春秋、文景、贞观、康乾和民国10年，当下的情况，也有点类似。
用效率拉倒旧所有制藩篱
如果把实现四化比作这个国家开步走，邓小平1978年上台时，中国举步维艰。按照文革时期的逻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就是平等的贫穷；所谓资本主义的苗，就是不平等的富裕。把社会主义的草比作左脚，资本主义的苗比作右脚，当时的情况是，左脚瘫痪，右脚捆绑，整个社会寸步难行。为打破这个僵局，在前面提到的1978年12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其名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称：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段表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用稍微理论化的表述，就是破除绝对平均主义。其经济政策含义，就是先迈效率这只右脚。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方法论纲领：试点，试错，示范。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就是试点；做错了，修改，是试错；做对了，“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就是示范。结果是，“波浪式”发展。
傅著用3章的篇幅叙述了这个过程，如果加上对日本和美国的开放两章，就是5章，相比于用1章写邓小平的大半生（1904—1969），可算是不惜笔墨。有句俗语说，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改革发展的波浪，开始是由3颗石子激起来的，扔石子的3个老小孩，一个叫习仲勋，在广东南海边扔；一个叫万里，在安徽农村扔，第三个叫赵紫阳，在四川农村扔。“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是后面两颗石子激起的“千层浪”。这都是农村改革。也可以用6个字来刻画广东南海边发生的事情：“要赚钱（粤语发‘qing’），找仲勋”。
作者对在广东和安徽扔石子的两个老小孩，情有独钟，写得详细而生动。1978年底，习仲勋取代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就解决逃港（内地人逃亡香港）问题开会，习要求严惩逃港者。一个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没白没黑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个干部说，不必了，他已经辞职了。几天后，习听取更多情况，了解到邓小平到广东视察时，说警察军队解决不了逃港问题，是边境两边生活水平差距太大，要解决问题，中国要改革，改善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再开会，习做了检讨，并向那个干部道歉，还挽留了他。此后，习全力推进设立深圳经济特区，逃港的人也逐年减少。
万里1977年中就任安徽省委书记，用十几天时间到农村调查，“目睹普遍的贫困现象让他心碎。村镇到处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简陋的人。有些地方甚至连木头桌子也没有，只有泥砌的桌子。”他制定了“省委六条”，核心意思是，允许农民自己想办法免于饥荒。在“六条”的影响下，1978年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生死状形式，签下承包书，搞了单干。万里不仅没有阻止，还暗中支持。
两颗石子扔下去后，激起层层涟漪。开放从14个沿海城市，由南向北，波及海南、浦东、东北；农村改革从安徽、四川，浪涌全国各地，并进入城市。呈现出沿海登陆内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这也就是邓小平设想的“波浪式发展”。
容易明白的是，改革的右脚，迈的是效率，诱导的是利益。先解决温饱，然后是小康。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解决效率问题，只能从市场化着手。在自给条件下，产出由自己的消费决定，满足自己消费后，产出便停止；在交易条件下，产出由市场需求决定，只要有市场需求，产出可以无限制扩大。如果只解决温饱问题，不市场化也可以，要小康和现代化，则必须市场化。
如同计划与公有制是孪生兄弟一样，市场与私有制或股份制，也是孪生兄弟。要效率，必须要市场。要市场，必须要产权明确，私有化，或股份化。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就其内容来说，只有两个关键词：市场化和股份化。这两件事情，1978年开始做，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有所停顿。1992年2月，邓“南方之行”后，改革的波浪再次涌起，并很快席卷全国，伴随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开办，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不可逆转。
“中国梦”的上篇
傅著第8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邓小平刚刚发表“即位诏书”3个月后，即1979年3月25日，有个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名叫魏京生，跑到当时热火朝天的西单民主墙贴了篇文章，题目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结果，他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这件事情表明，如果把邓小平要复兴的中国，称为中国梦，那么，他要做的梦，与魏京生要做的梦并不相同。邓当时已过古稀之年，75岁高龄，而魏京生当时只有29岁，还在青春梦的后期。邓并不想再活500年，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他要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
——国家富强；
——国家统一；
——国家转型。
如果读者您来验收邓小平时代的这三项工程，会打多少分呢？以我之见，国家富强，可以打80分以上，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作为这个时代延续，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GDP（8.767万亿美元），是日本（4.141万亿美元）的两倍，俄罗斯的4倍（2.103万亿美元）。
国家统一，也可以打80分以上。台湾、香港、澳门，回归了两个，而且没有动用武力，还保持了港澳的繁荣和稳定，这主要得益于邓小平创制的“一国两制”模式。虽然台湾没有接受这个模式，但它对台湾本土化和民主化施加了外部作用力。此外，邓主导提出的大陆-台湾“三通”（通邮、通商、通航），特别是欢迎台湾外省人到大陆探亲的倡议，终于在1987年得到病榻上的蒋经国积极回应。邓再次运用其得心应手的功能主义方法，试图用两岸交往带动统一。在蒋经国去世后，邓知道国家统一的梦，他只能做到这里。
至于国家转型，可打的分要低一些，大概60分左右。先谈谈“转型”的含义。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提到，中国国家转型，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第二，从苏式“动物庄园”和毛式“野蛮丛林”向人类文明转型。其实，这两个含义，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理论性描述，有两个维度，一是体制结构，二是正义原则。从体制上看，邓小平主导中国从全权体制，成功转型为后全权体制，也可以称之为“类威权体制”。全权体制，可以定义为：非市场经济+非民主政治，其特征是“3个代替”——1.政府代替经济、社会和文化；2.政党代替政府；3.领袖代替政党。后全权或威权体制，可以定义为：市场经济+非民主政治，其特征是执政党“3个代表”——1.代表先进生产力；2.代表先进文化；3.代表国民最大利益。从3个代替，到3个代表，就是对这个转型的最简单刻画。
从正义原则上看，邓小平主导中国，从空想“利他正义”国家成功地转型为实际“互利正义”国家。这个要做点解释，我在《改革与公正》一文里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关于“利他正义”，是这样说的：
“虽然所有的正义或公正定义必定包含一定意义上的平等，但平等并不直接等于正义或公正。世界上有不平等的不公正，也有平等的不公正。绝对平等就是平等的不公正。绝对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干多干少都能得到同样的报酬，这对那些能力强、付出多、贡献大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
“要为绝对平等辩护，你必须对公正或正义重新下定义：公正或正义的行为既不是自利行为，也不是互利行为，而是利他行为。根据这个定义，一切计较个人利弊得失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于是，绝对平等便可以被接受为正义，或至少不会被看待为不正义，因为只要允许自利行为发生，平等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这就是“正义即利他”，或“利他的正义”。显然，只要人不都是利他的，或者说，只要有自利的人存在，这种“利他正义”，要么成为空想，要么成为暴政的借口：把不平等的个人，切成平等。这种做法，在理想状态下，是“平等的不公正”；在现实世界里，必定蜕变为最坏的情况：“不平等的不公正”。邓小平的改革，从人性哲学上，承认自利的合理性，遵循市场正义原则。所谓市场正义原则，就是“互利的正义”：限制理性利己，付出最小代价以实现与他人合作。“市场互利正义”遵循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因此是“不平等的公正”，不平等指结果，公正指机会。
毋庸多言，互利正义是效率和利益优先的正义原则，它带来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因此，在坚持经济体制“互利正义”的前提下，在政治体制上实现“公平的正义”，也就是平等的公正，就成为迫切需要。
让我们最后来核对一下邓小平时代的资产平衡表：国家逐步富强，但政治尚未民主；港澳已经回归，两岸有待统一；全权转型为威权，还没有到达宪政；平等的不公正让位给不平等的公正，还需要进一步逊位给平等的公正。
已做到的，是中国梦的上篇，等待完成的，是中国梦的下篇，这也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
驱散梦魇
不过，邓小平时代也并非全是美梦，也曾有经缠绕他的梦魇，挥之不去，再次显现，缠绕其受害人和国家，酿成悲剧。
傅著记载了两个情节十分类似的“晚年故事”，一个是毛泽东的(第5章，靠边站)，另一个是邓小平的（第20章，北京：1989）。两个故事，剧情相类，剧场相同，都是天安门广场，都起因于对一个受人爱戴的逝者的悼念，因为受阻，最后导致流血，和另一个活着的领导人的被废。在1976年发生的故事里，邓小平扮演的是被废的受爱戴也是受害者的角色；在1989年的故事里，被罢黜的是别人。
傅著的不足之处是，对这两个故事，只有表面叙述，没有深层分析。
假如不同的人，都跌倒在同一个地方，绊倒他们的就可能是同一块石头。就我们讨论的“晚年故事”而言，这块石头，便是最高权力更迭。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高权力更迭方式有3种基本类型：一是禅让，二是世袭，三是民选。禅让与世袭的共同点是，都要预先确定接班人；禅让制与民选制的共同点是，都有不同候选人的竞争。显然，在3种更迭方式里，最稳定的是世袭，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竞争，只有唯一继承人，一般是嫡长子；比较稳定的是民选，虽然有候选人竞争，但不需要事先指定，执政期和更迭期分开，施政者与抉择者（选民）分开，谁将接班，不是现任首脑决定的，因此，候选人竞争不会影响施政。
最不稳定的，是禅让，不仅要预先确定接班人，还有预定接班人与备选接班人之间的竞争，而且接班人的选择者和接班人同时都是施政者，通常选择者是现任首脑，预定接班人做首脑的助手，我称之为“第二把手”。这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现任首脑必定患上“安全饥渴症”，他既要选择接班人做第二把手，又担心接班人对自己不“忠诚”；既要他能干，有政绩（不能干不能胜任，无政绩无人信服），又怕他太能干、太有政绩，随时取代了自己。一般来讲，首脑与其作为第二把手的接班人之间的权威落差越大，就越有安全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当第二把手威望上升到自己不安的程度时，就更换他。越是终身制的禅让制，更迭得越多，毛一生经历了所谓“10次路线斗争”，其实就是更迭了10次第二把手或接班人。
复制斯大林体制的国家，有选择禅让模式的，也有选择世袭模式的。世袭模式国家，有兄终弟及的，比如古巴；也有父死子继的，比如朝鲜。这两个国家的体制一直比较稳定，也很少动乱，就是因为世袭模式排除了竞争。中国和苏联选择的是禅让模式。禅让模式也有两种，终身禅让制，和任期禅让制。整个苏联时期和毛时代，实行的是终身禅让制（赫鲁晓夫例外），就是现任首脑死后，第二把手才接班。
创制大师邓小平对毛晚年的错误有切肤之痛，他知道这与最高权力更迭体制的弊端有关，下决心改革。改革的结果，是把终身禅让制，变成了任期禅让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整个执政团队年轻化了，但没有根除禅让制的痼疾——首脑安全饥渴，和接班人竞争。邓小平对自己的接班体制改革进行了反思，他在“南方之行”后，做了最后一件事情：通过中共十四大，对任期禅让制进行了再调整，不成文地确立了“隔代禅让任期制”：前任首脑确定现任首脑的接班人。
一再被这个梦魇纠缠，是中国梦只写了上篇，拖延下篇的结果。彻底驱散它，也是接着写中国梦下篇的第5代执政团队的历史使命。其实，完成了宪政转型，梦魇自会消散。
来源: 经济观察报2013-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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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中国梦，泛黄红旗下的蛋
星期日 三月 24, 2013 8:12 am
【原按语：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25岁的年青人，看事物有如此敏锐的目光，分析问题有如此的思想深度，做人之勇气，头脑之清醒，人格之独立，令人钦佩。那些高调兜售异梦邪说的腐朽王朝的遗老遗少们，那些心怀叵测，企图用毁掉新一代中国人的梦想而保住自己充满罪恶的既得利益的邪恶之徒们，面对这位充满梦想的中国青年，请你们不要丢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
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新任国主席习近平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 习再次强调了“中国梦”一词，并称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梦一词的走红，最初源于习在接任中共总书记后一次参观活动中的讲话。他曾在参加《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讲话通过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后，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党内理论家随即开始歌颂“中国梦”一词，并为之寻求理论依据。
此次国家领导人换届的两会上，习再次郑重提及中国梦，可见习对“中国梦”一词的酝酿已久，绝非当时参加展览的随口提及，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向公众公布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党内理论家能如此速度之快地发表诸多有关中国梦的论述，一切都像是一场事先精心准备好了的舞台剧。
从习在各个不同场合的讲话来看，他对中国梦的外延做了很严格的界定，即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并非御用理论家提及的“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当然，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以及人民幸福或许包含在习的“中国梦”一词当中，但这些绝非主要，或者说绝非习的讲话中所必须包含的元素，否则他完全可以直接提及这些词，而不会只用一个笼而统之的“中国梦”代替。
因此，习所提及的“中国梦”与民众所理解的“中国梦”，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微妙的差异。前者侧重民族，后者倾向个人；前者期盼国家富强，后者希望生活富足；前者强调的是宏达的集体叙事，后者关心的是现实的利益考虑。正因如此，所以各方对中国梦的表述出现了一个极为有意思的现象，即自说自话。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党国要员，还是漂泊江湖的乡野村夫；不管是官方的舆论阵地，还是民间的信息平台，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梦，做着中国梦，可结果却是“同床异梦”。
剥离了民主制度的保障，民众期盼的“中国梦”能否实现暂且不提。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就连领导层所希望的中国梦也未必能实现。因为民族的复兴除了需要经济上的腾飞和综合国力地增强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制度和文化的后续支撑力，而从制度和文化这两方面来看，中国的境况无疑是非常糟糕。
这种糟糕在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过程中表露得尤为明显。也正是因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破产，所以才会有“中国梦”的出炉。中国梦与之前的共产主义社会、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以及时常提及的小康生活，其本质上都是执政者对于民众的许诺，或者是执政者自身的政治理想或执政目标。从共产主义社会到中国梦，这是一条连续跳跃的政治理想光谱，而这种变迁也并非简单的文字变化，它是执政集团不断自我调整后的结果。如果把“美国梦”同“中国梦”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极为有意思的地方，即美国梦并没有给出一个标准化的结果，而中国梦则定义了一个具体可见的目标。美国梦，这个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梦想很难被证伪，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果我成功了，那证明了美国梦的正确性，如果我没有成功，那只能说我自身努力不够，美国梦依旧正确；中国梦则不同，执政者以救世主的姿态对臣民许下承诺，所以则很容易被验证。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能如此急遽的衰落，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政集团无法兑现执政之初许下的一系列承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正统意识形态破产之后，执政集团领导层在游离之中不停转换各种执政目标，直至最近的“中国梦”。换言之，中国梦与之前的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本质上并无差异，强调的都是国家层面的强大和复兴，是领导人意志一以贯之的语言表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梦除了是执政集团领导人意志的表现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因而成为凝聚执政向心力的一道重要法码。习提出中国梦，多少有点现代版的士大夫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被植入最深的文化基因之一，它借助圣贤书和一代代士大夫之口口，顽强地传承了下来，家国情怀也曾一度被放到中国人生命最至高无上的制高点。
如果说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等宏大词汇太过虚无缥缈，那么中国梦就更具本土化色彩，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化，其感召力也更明显。正因如此，所以习提及中国梦，除了是个人政治理想和执政目标的外在表露外，更大程度上是借助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来增强执政集团的理论自信和道德自信。这点在他17日的讲话之中便可窥端倪，在面对数千人大代表和亿万电视机前的民众，习以他一贯自信的语调说道，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正是因为原意识形态的衰落，所以才会衍生出今日的“中国梦”。如果说当初的共产主义是所有亿万中国人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至高无上的梦想图腾，那么今日的中国梦则是昔日共产主义破产后的无奈选择。因此，“中国梦”一词归根结底是原意识形态破产后，执政集团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衍生出来的一个从属性价值观，是国家领导人对于自身政治理想和个人豪情的一种外在表现，是执政迷茫之中的慌乱选择。它并非什么神圣不可亵渎的词汇，它只是层层红旗包裹之下的一个蛋，而这面曾经高高飘扬的红旗，如今早已泛黄发白，残破不堪。
【胡赛萌，1988年生于皖鄂交界的大别山区，后求学于荆州，获工学学士学位，现在深圳从事行业媒体工作。工作之余偶有小文，奈何金盾高墙，只好流窜外网。不求闻达于庙堂，亦未想扬名于江湖，只求无愧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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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沈志华
星期六 三月 23, 2013 8:53 am
嘉宾简介：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历史的伟大在于追求真实
凤凰历史：在您看来，研究冷战史，尤其是苏联史，对于中国人有什么意义？更进一步说，了解苏联的兴衰成败，对于普通中国人的价值在哪里？
沈志华：我最早是研究苏联史，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后来没毕业就被抓了，以后就没办法搞了，就一直做生意，但是一直还是很感兴趣的。我为什么转到苏联史？其实我原来不是搞苏联史的，我刚考到社科院研究生院时是搞非洲史的，非洲史当然也是搞非洲社会主义问题。
1979年以后中国搞改革开放，学术界一直都在讨论这些问题，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讲，人们就想知道苏联当时是怎么搞的。后来我们所里的老所长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搞苏联史吧，反正你也刚入学，我原来也没上过学，高中都没上，大学也没上过，也没什么专业，说你就搞这个，我说“行，可以，没问题”。
当时研究的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我研究更深的其实是在监狱那两年。因为上学时得看各方面的书，还有各种课程考试，写硕士论文时间比较短，后来我在监狱研究的那一段真的写成书了，有40多万字的，讲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业社会化的问题。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了，苏联的道路对于中国很有启发意义，中国很多问题跟苏联就差30年，苏联干过中国后来也干了，只是有30年时间差。比如新经济政策，中国其实1956年也准备搞，只不过中国刹车比较快，1957年一反右，就刹住车了。苏联搞到1927年刹车了，等于它搞了五、六年，然后苏联搞集体化，中国也是搞集体化，咱们叫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概意思差不多。苏联搞了大清洗，是吧？中国先是反右，后是文革，就是文革、反右它是连着的，反右的时候，毛没搞下去。
包括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形势、革命、战争等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到50年代中期，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也是这样，文革以后开始认识到原来不需要老搞革命。原来批判苏联那些东西，后来自己也认识了，其实当时赫鲁晓夫搞的还是对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国为什么会跟着苏联亦步亦趋的，它经历过的事儿我们还要再经历一遍，特别是对于那些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觉得苏联走过的路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当然国家决策它不是说看历史怎么怎么样，它是根据现实来决定社会的变化，人们思想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决定国家的政策，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回过头去看经历过的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
所以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讲，特别是中国学者，搞苏联历史，背后其实有中国的情结，中国的关怀，至少从我来讲关心两个问题，我搞这个苏联史，第一，我关心中国将来会怎么样，一会儿我会讲到苏联几次改革的失败，它的政治改革怎么走不下去。第二个更深层的，你就要讨论这个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初该不该走？后来应该怎么走？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中国现在还在走呢？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实际上你想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学术本身的问题，学术的关怀，学术关怀就有一种文化情结。
历史它就是文化，就是人类的文化的积累，所以你研究历史，其实就是研究人，就是研究人类走过的道路，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像历代每一代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大家研究的成果积累起来，其实就是人类的历史。因为人的生命都是那么几十年，他就去世了，后人看到的就是历史学家留下的东西，他看不到那个历史，像现在有那么多的录像带搁在那儿，说过一百年，人们看一百年前社会这个样子，那么以前没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留下来的文字，怎么表述历史，就是后人理解的以前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搞历史的意义本身是非常伟大的，我觉得比文学什么，当然我不是贬低人家，但是它不一样，文学是把它艺术化了，为了更启发人们的灵魂，更感动人的灵魂，它把它艺术化了。而历史追求的是真实的东西，这个跟文学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它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但是研究方法不一样，所以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
中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苏联的道路
凤凰历史：您刚才提到两点：一个是中国会怎么样，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怎么回事，对此，您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沈志华：要比较中国跟苏联走过的道路，因为搞苏联史其实最后都会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这20多年，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苏联会解体，这么大一个国家，你说这么大一个党，要说军队、科技什么不行啊？怎么一下子就完蛋了呢？而且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共产党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中国一直说走苏联的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了苏联的道路，你表面上看它很相似，其实差别非常大，你比如说苏联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跟中国不一样。
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你看列宁，他这个理念是一样的，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沙俄留下来的，这个不能用的，咱们得培养红色的，这个大家理念是一样的，但是处理方法不一样，苏联就是弄一条船，全给你们装在船里给哄走了，你们都全离开，别跟我这儿捣乱就完了。到后来的萨哈罗夫也好，很出名的那个索尔仁尼琴都给赶出去了。中国就不是给你弄出去了，而是要改造你，他非得给你改造过来不可，从1952年就开始折腾改造。
你再比如说苏联大清洗，大清洗苏联是真杀人，毛很少用这种，也不是说没有，也不是说咱们把肃反扩大化，但是就整肃本身而言，咱们的反右派也好，反右倾也好，很少杀人，这其实都是文化的背景，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苏联不一样。再一个从经验的角度讲，苏联也是没有经验的，它也不知道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你看列宁最开始搞的时候，还想从1918年到1920年那段时间，他还想搞军事共产主义，还是想搞什么世界革命，到波兰发动起义，德国水兵，什么匈牙利，最后全失败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不行了，才搞这个新经济政策。他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因为列宁本身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又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很现实，他搞这套。但是因为列宁去世的比较早，如果列宁在世，我觉得苏联不会像后来这个样子。
毛泽东在中国也是500年一出的人物
凤凰历史：就是变成斯大林式的那种模式。
沈志华：对，不会，绝对不会。这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回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应该怎么走其实是另一回事了，就是各个党有各个党的经验，它根据它的经验和它对社会的认识去安排。那斯大林就是一种安排，因为党内斗争，斯大林1927年一统天下后，开始搞他那套理论。而中国呢，毛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没有按着苏联那种模式走。
比如咱举一个例子，苏联从1930年代初开始先是国有化、集体化、工业化，然后一路下来，它那个计划经济越弄越完善，越弄越完备，最后形成法律。那你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他改不下去，当然是改不下去了。
因为他整个是一个系统，你除非把这个系统整个摧毁，否则的话，你想这儿改改，不可能的，那儿动动，把这个权给消减一下，把那儿权给扩大一下，怎么可能处理？它整个是一个结构。
而中国是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到1957年，那会儿是不知道经济怎么搞，没有经验。我说中国共产党，从来它就不像俄国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它至少都是一批知识分子，然后再城市发展，然后扩大，夺取政权以后，1918年以后才开始向农村发展。中国正好相反，先在农村，然后再到城市，甚至在解放之前，夺取全国政权时，它都没进过大城市，偶尔的吧，东北偶尔进一次，又让人给赶出来了。所以他没有任何经验，怎么办？只能选择学苏联。又赶上毛这个人不太愿学习别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我看在中国也是500年出一个的人物，是不是？
凤凰历史：对。
毛泽东虽然不懂经济但却很自信
沈志华：其实他很有自信，他虽然不懂经济。
毛泽东很有自信，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搞，就先照搬苏联的经验，先把这个框架建下来。“一五”计划也确实在苏联的帮助下，把整个工业体系都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就开始破坏、修改体制。“二五”计划从一开始制定到最后结束都没拿出来，一直在争论，跟周恩来就投资比例多少，吵来吵去的。“三五”计划因为赶上大跃进，大跃进完了以后跟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三五”计划拿出来本来是要调整，因为陈云他们搞吃穿用的，以吃穿用为主的计划，到了1963年毛就给否了，否了他又要搞他那套东西，他不喜欢那个。
完了跟着就是“四清”到文革了，文革乱成那样，谁还搞计划？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邓小平搞引进市场机制才有可能，他从农村开始突破，包产包户，首先把农村不纳入计划了，这一大块就没了，农村一没有，城市肯定受影响。所以你看中国又有很多跟苏联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在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更落后，苏联是欧洲比较落后的最后一个帝国主义，中国在亚洲也是，不能说最落后，也是比较落后吧。日本总是走在前头的，这么点一个小国把你打成那样。
所以中国为什么能够改革那么成功，其实跟它前面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苏联之所以改革不成功，也是跟它前面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你要讲苏联历史，我是认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没有错，要搁我到当时也会这样选择，你想想，它不是说毛泽东一个人选择的。
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选，大家都想救中国，都想让中国富强起来，都想让中国摆脱几百年的屈辱，特别是从甲午海战以来，甲午海战对中国人的心灵打击多大？弹丸之国，就是旁边那么点的小国，当时甲午海战打的时候，全国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看的，你不是瞎捣乱嘛，我踩死你不像踩死个蚂蚁似的，我这么大个儿，哎哟，打败了。北洋海军是全军覆没，震动朝鲜，全国全傻眼了，这才知道人家先进了，你落后了，什么原因大家都在讨论，从张之洞他们那会儿开始，李鸿章他们那会儿就开始琢磨中国怎么富强，是先搞点枪炮把人家打跑？还是到底怎么走？
我们现在从例证上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时代的必然，能不能成它不知道，但是大家都这么选，这不是事后说谁多聪明，但是那些人不聪明？那都是中国一代精英，苏联也是，他不光是说共产党，很多人也觉得资本主义的路好像对我们国家已经不太适合了。恩格斯讲，说资本主义发展它有几个前提条件，在我的书里头，我也没展开写，本来我写的挺多的，说你怎么讲起资本论来了？讲了那么多的道理，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一想也是，算了不讲了，我就讲了几句话。但是我是想说一个道理，就是20世纪初，人们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其实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真的是想国家强大富强起来，而当时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它几个前提条件不存了，地理大发现没有了，人家早发现完了，奴隶贸易早给禁止了，还有什么？其他积累的资本手段，在客观上都不存在了。
历史证明不使用暴力也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凤凰历史：确实从外界的环境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沈志华：这个其实也是后来共产党掌权以后它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出来了，其实不光是马克思一个人在研究当时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在19世纪中期，德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考虑，资本主义是发展起来了，但是它也有很多衰败，有很多弊病，经济危机、贫富差别，你看《雾都孤儿》那个电影演的，就是英国那个时期的状况。
其实现在想想，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那么多问题，大家都想解决，我认为马克思是最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人，他真的蹲了大英博物馆，一蹲几十年写了一本《资本论》，把资本主义那一代的矛盾分析的非常透彻，逻辑也非常严谨，甚至语言我觉得都非常优美，因为我在监狱里从头到尾读了《资本论》，我越读越佩服，觉得马克思这个人，你在外国你也没工夫，你哪儿有工夫啊？你静不下来，资本论的东西不好读，它一环扣一环，你顺着他的逻辑思维，你觉得讲的确实有道理。那么原来想走人家走过的道路，你走不通，现在又提出这么一个新的理论，你说当时的精英是不是都觉得这个可以，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特别是俄国又走了一套，这个资本主义当时对中国的影响，对美国，很多美国人就是1929年到1933年大危机的时候，苏联社会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平静，整个欧洲、美国、全世界都陷入这个经济危机，跳楼的，自杀的，人家没事儿，说这个可能是条路。所以所有这些历史现象，包括这些理论的阐述和人们对历史的考察，当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根本性的错误，是个有热血、有理想的人他都会选择这样的道路。
问题在于选了这个道路以后，往下怎么走？面临着很多问题，怎么去解决？其实有两种解决的办法，我们看历史，一个就是第二国际，他们搞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叫民主社会主义，再一个就是列宁。
他们想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他想用社会主义的措施、方法和节奏，但内在贯穿着从人性解放以来，人过去自由以来，摆脱奴隶制、封建制以后，突出的那种人本主义。
所以他不同意用暴力的方式来获取一个新的制度，但是列宁他们认为，包括毛后来接受了这个观点，就是不用暴力怎么能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呢？他不让给你，你只有把他打败才行，基本分歧在这儿。
但是现在过一百年了，我们看有没有可能呢？其实有可能，那你现在北欧的所有国家都是民主社会主义了，它就是通过这种框架，它慢慢融化、解决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内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一看社会主义这个方法挺不错，提高公共的福利，然后缩减贫富差距，因为社会主义不是讲平等吗？不是讲消灭三大差别吗？它慢慢能做到了，它里面也有弊病咱们不讲了，就是说它奔着这个目标，通过这种方法，经过一百年我们看它是可以做到的。当然，通过暴力也可以做到，苏联做到了，中国也做到了，但是有个问题，你做到以后怎么办？现在其实你就要考虑苏联为什么解体了，用暴力夺取了政权。
它就必然要靠暴力来维护，因为它不是选举出来的，他是靠我有力量，我把你打败了，我占山为王了，我把你赶出紫禁城，我坐进来了，那么谁要想把我赶出去，他得把我打出来，这就是阶级斗争嘛。只不过他用阶级斗争一个新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你想了半天，我是把你打出去了，我坐在这儿了，难道说让你们选举，再选一个人上来？连打都不用打？我就让出去？怎么可能呢？除非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领悟了，他对人类历史觉得民主制是好东西。
毛泽东是末代英雄 未能完成历史使命
凤凰历史：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了。
沈志华：或者是戈尔巴乔夫，其实很多人包括蒋经国也是这样的，不是说没有，咱就涉及了不在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专制社会有没有可能向民主社会转化？历史上有，台湾就是，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国家，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政权，控制着那个地区，它就有权力这么做，本来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比苏联也差不到哪儿去，他就能放弃。
我上次到台湾的时候，大家开会讨论说你们大陆到底对毛怎么看？我说看法太多了，什么叫大陆怎么看，后来他说你怎么看吧？你对他个人的评价，我说这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说，他说我就让你用一两句话说，我说好，你要让我用一两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毛就是一个末代英雄，他说怎么讲？怎么还能成英雄了？我说这个英雄不是指一般的英雄人物，他是一个伟大人物，但是他是个末代的。
因为他基本的思想、理念都停留在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更替，你想他读《资治通鉴》读了17遍，你想他脑子里头什么东西？他全是这个，他看过《资本论》吗？没有。
这个人又真的有雄才大略，从各个方面讲，他具备一个帝王的素质，但是他生在一个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其实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历史来讲，它要完成的任务其实是国民党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是怎么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共产党接过来了，毛接过来了，他开始行动。他第一步走的非常漂亮，你想从一个山沟里头，井冈山出来，百十人拿着几杆枪，中国多大的地方啊？这不是说南斯拉夫、波兰这样的小国，一辆车开两个钟头就出国境了，他居然能够拿到天下，你想是谁？刘邦、朱元璋，都是五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但是他面临的任务是他所不能解决的，不是他这种思想、文化能够解决的，他对现代的东西格格不入。咱们现在提到毛就是说错误，但是你知道当时美国人看他，简直就是看神仙一样，就是不知道他想什么，他想的跟你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美国总统，美国总统那也是人精啊，他在飞机上就琢磨，我怎么能够见毛泽东，跟他谈什么？核武器问题？什么战略、财经的问题？制约苏联的问题？不知道说什么，想了一天，一见面跟主席谈话，毛说今天咱不谈别的，咱们谈谈哲学。一听就傻眼了，要跟他谈哲学。毛真是个伟人，他如果往前倒了一百年，那也是个很不得了的人物，治理国家、天下就按他那套方法治理没问题，但是可惜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化，他不适宜，所以我说他是末代英雄。
因为特别是对这种历史人物，不是一句他好还是不好能够评价的，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判断，他在中国历史上起的作用。
凤凰历史：您对这个问题解答的其实已经很丰满了，对中国人的意义在这儿就完全看出来了。
真正的大国应该把全世界都研究透彻
凤凰历史：第二个问题其实是第一个的延续，您是怎样想到编著这样一本大部头的“苏联史”的？毕竟就国内的读史气氛来说，苏联史并不是关注的热点，您又出于什么考虑自费花那么多钱去购买苏联的档案，来推进国内这方面的研究？
沈志华：针对第二个问题，现在中国的社会，我觉得社会科学中有特别悲哀的现象，搞学术的竟然也都市场化，急功近利，这不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世界上有几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就是苏联、美国，从国土上有加拿大，从人口上有印度，就这么几个国家，你应该对全世界、对全球都有透彻的感觉。
凤凰历史：美国做的就比较好。
沈志华：美国在这点你不能不佩服，搞什么的都有，非洲的，各个角落人家全都研究透了，这才是一个大国，小国就不行，你到日本去看看去，日本很强大，很不错，但是你找找有没有法国专家、苏联史专家的？全国找不出两个人来。
凤凰历史：搞中国史的人倒是多些。
沈志华：因为它跟中国文化、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应该时时做好各种准备，人才的积累等各个方面都应该做。但中国是一窝蜂，50年代全学俄语，改革开放以后全都学美国，学英语，但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考虑其他问题，像我特别担忧这个。比如我现在考虑东欧的问题，我在搞冷战史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现象，西方的同盟和东方的同盟，就是资本主义同盟和社会主义同盟它的表现差别太大了，西方的同盟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它内部虽然有很多分歧、矛盾，但是它一直就这么延续下来，甚至冷战都结束了，北约还在东扩。
但是社会主义同盟，从建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分裂，苏南冲突，然后就是中苏分裂，苏联出兵匈牙利，中国跟越南打仗，中国跟朝鲜险些打起来。然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战争，然后最后撕破脸皮，都是在社会主义同盟内部。后来我跟美国人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很难解释，很难解答，他们很不理解，说怎么可能，我看我们出了一套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其中有一篇最有意思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预测，他们就认为不可能分裂，除非他们脑子都有问题，因为明摆着的，中苏联合才能对抗美国，中苏分裂他们就两败俱伤，最后被美国各个击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他想毛泽东、赫鲁晓夫不会不懂这个。
没想到中国和苏联就真干得出来，居然就分裂了，都到1960年了，苏联专家都撤了，分歧都已经表面化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认为不可能，搞不好他们是在演戏。为什么？他的思维很有逻辑性，他们认为中苏意识形态一致，都搞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制度也一致的，都搞共产主义、搞社会主义，敌人也是一致的，都是美国人，所以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分裂呢？那不是自毁长城吗？所以美国认为不可能。但当中苏真的分裂的时候，全傻眼了，就像苏联解体一样，美国人也想不到，这说明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运行的一政治准则，跟西方不一样。
凤凰历史：就是它内在逻辑不一样。
沈志华：逻辑不一样，我最近写了这本书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下一本书马上要出了，我已经写完了。不过，因为我要做这个题目的研究，我就想把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个案搞清楚，苏联跟谁互相之间是怎么回事，我就开始关注东欧这些国家，但后来我发现，中国竟然没有一个学者懂这些小国语言的。按说你中国应该什么都有，我不是说没有人懂这个语言，就是研究这个历史的没有，文革前还有，那会儿好在计划经济都安排，你得研究这个，现在不是了。
凤凰历史：市场化了。
沈志华：现在市场化了，人家选择了，是，我有捷克语，但是我做生意啊，那挣钱多少，谁给你们搞这些历史去啊？这是国家的问题，你国家政策倾斜点，我一年给你八万，他能不搞吗？衣食无忧，他当然就搞了，这是国家的问题。所以又得扯回来了，搞苏联历史的，其实中国没几个人，我扒拉手指头算一算，这本书（编者注：《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里头占了一大半。
现在搞俄语的越来越少了，俄语里边学历史的就更少了，人家外交部最起码钱不多，其实现在钱也不少，现在搞什么国家公职人员，现在涨薪了，要不然搞公司，到俄国做生意赚大钱，谁给搞这个？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中国长此以往下去的话，你这个大国的文化在哪儿体现出来啊？你对国际上的什么问题你都解释不了，你再过多少年，都是一帮商人，一帮银行家，那国籍都随便可以变的，我真是很担忧。你看看，所以我们一块儿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一喝酒喝多了，很感慨，真是很感慨，你说我为什么要弄这个？我就觉得责任重大。话又说回来了，1994年一回来为什么先搞档案，最开始咱们谈论，历史研究它就是追求真实，你不追求真实还搞历史干什么？历史你随便写，费那么大劲干什么，你多弄点纪实文学，也挺有感染力的。
说以前咱们搞不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三中全会之前，你搞的历史都有宣传，当然政策上是一回事，是不允许你什么什么政治压力啊，那会儿是，从学术本身来讲，你没材料，你国门不开，你走不出去，它档案不开，你也看不到。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全变了，第一，你国门也开了，第二，他们也有东西，俄国档案解密了，现在俄国又封闭了，但是美国更多，我这次去哈佛大学开会的期间，我抽空出去还弄了三百多件档案回来。
还真有好东西你都不知道，我弄一套好玩的，苏联怎么修改中国宪法的，谁见过这个材料？谁都没有见过，他们好多美国人，因为档案这个东西不是说档案开放了，历史就真实了，很多人以为档案开放了，那就是可以写真实历史，不是，那还要历史学家干什么？大家都是档案工作者不就完了嘛。档案像大海一样，你得在里头一点一点的去寻找，然后把它有用的、关键的那些史料挖掘出来，再用逻辑思维把它们连接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历史。但前提就是你得有材料，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变了，也比较宽松了，现在怎么也比以前强多了，当然现在是不满，跟美国比当然不满了，你跟俄国前比那还是很不错了，能写这些东西，要是那会儿早就进八回监狱了，可不是，写一篇进一次，怎么也得进八回，要搁文革的时候，那真是。
所以说只要有了材料，学术就有基础了，只要有了史料，正是因为搞俄语的人少了，搞苏联的人少了，你才需要花大力气去把那些特别重要的翻译出来搞一搞，所以当时我就想着我得重写苏联史，其实都得重写，中国史更得重写，以前全是假的，不能说全是假的，基本上是虚构的，是宣传出来的，你中共党史、苏联史，苏联史有什么？不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嘛，那才是中共中央作为学习文件，毛泽东在改造中的学习里头专门讲，那是典范之作，那叫什么典范之作？那就是为了政治需要，它搞政治可以这样，你们政治家你们搞政治，但是咱是做学问，咱是搞历史，那你不能这样，你就得客观。
我也不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但是你得把史实弄清了，你史实弄清了，前提不就是这个档案吗？所以我为什么想先做档案，只要这个东西在，早晚是有用的，你只要这些东西在这儿，有，在这儿慢慢的你不看他看，中国这么大，人有的是，现在不让看，将来还不让看吗？总得有让看的一天。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你先把这些材料弄出来，留下来，即使将来不懂俄语的人，他看这个也是有用的。
社会主义国家间原则上就是不平等的
沈志华：回到刚才关于社会主义联盟结构的问题上，应该说，任何一个同盟内部都会出现分歧，这很简单，因为大家利益不一样，咱们是同盟，但是还是各是各的民族，各是各的国家，咱们的理念不一样。但是凝聚同盟的一个核心是利益，利益就是可以分割的，可以让步的，可以谈判的，一旦发生分歧的话，大家坐下来谈，大不了你让我一点，我让他一点，最后解决分歧，同盟继续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不是利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是利益的话，中苏就不会发生分裂了，你现在看中国的1959年到1960年，苏共中央内部讨论的报告，还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说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苏的团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如果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就要瓦解，都认识到了，但还是要分裂。
凤凰历史：为什么呢？
沈志华：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存在着两个矛盾的现象，这两个矛盾的现象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我们讲的是国家关系，讲的是国家关系制度，现代国家关系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不是说封建国家。从现代民族国家角度讲，要不然联合国为什么要投票，一人一票，美国也是一票，它体现的就是这个基本，能不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它原则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则上就不平等。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共产党原来不掌权，是在野党，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了关系，叫党际关系，党和党之间的关系，党和党之间的关系通行什么原则呢？是下级服从下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纲上都有这一条，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都是这样，原来都是什么？原来都是共产国际，它是一个国际组织，中共是它的一个支部，苏共也是它的一个支部，它原来内部的关系是这么一种关系。
但是到了二战以后，慢慢都掌权了，苏联、东欧，就变成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它那个党的关系又管着国家关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从1940年代后期，从苏联、东欧，到50年的中国、朝鲜、越南这几个亚洲国家，到整个60年代的时候，人们的理念都没转过来，首先是党和党的关系，你看中欧跟苏联的交往，通过外交部的渠道是辅助的，主要是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它们俩的来往就像兄弟俩一样，没什么原则，全是感情，咱是哥们儿，咱是兄弟，什么话好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你看中苏之间闹矛盾了，中越之间闹矛盾，中朝之间，苏联跟南斯拉夫，苏联跟匈牙利，它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好的时候不分你我，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一旦关系不好就是你死我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准则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虽然毛说平等，但不可能做到平等的，它跟苏联说咱们应该平等，你这是什么大国主义，但你跟越南打交道的时候呢？你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处理的呀，你把刘少奇当时的发言稿拿出来看看，批评越南不能这么做，这个太不好了，放宽一些，那个应该怎么怎么做，你不也在指挥它吗？那你的权利哪儿来的呢？不是你跟斯大林分工吗？说以后亚洲革命归我们管，欧洲革命归你们管，这是什么关系？这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没有平等的概念，到70年代、80年代慢慢的就明白了，所以在那个时期，社会主义同盟形成的时候，这个关系不存在了。
凤凰历史：这是不是也跟中国实际上是苏联输出革命然后建国，越南实际上是中国输出革命有关系？
沈志华：对，跟这有一定的关系，不是根本性的，因为输出革命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你原来帮助过他嘛，他领导你好像是在情在理的，就像毛说的，你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你们先走一步嘛。这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谁也没说两个国家，你是老师，我是学生，国家之间都是平等的嘛，所以党的关系向国家关系过渡的这一段时间内，也就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这20年的过程当中，它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上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专题研究的主题了。
苏联解体后研究苏联史首要任务是重构历史事实
沈志华：那么，我为什么要从专题史入手呢？
其实这个我也是有很深的考虑的，因为整个历史要重构，我觉得从苏联解体以后，历史学家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重新描述历史，我指的是现代史，不是说唐宋元明，那是另一回事，原来也受限制了，不是说完全不受，也受，但是少多了。那个文献都在那儿摆着呢，《二十四史》古人的东西都在那儿，有眼睛你可以看的嘛。但是苏共的历史、中共的历史都是被隐秘、掩盖、歪曲的，或者是有意的把它……
凤凰历史：改写一下？
沈志华：也不是改写，因为改写就是原来有的东西改了。实际上很多就是捏造的。所以苏联解体以后，大家都在争论谁的责任，为什么解体的时候，我认为不应该争论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从1993年回来搞学术以后，1994年我在深圳召开了一个苏联史的讨论会，那是我出的钱，那会儿我有钱，现在没了，都花光了，真的都花光了，花了好几百万，那会儿有钱，讨论来讨论去，我觉得都是瞎扯淡。
凤凰历史：基本史实不对。
沈志华：基本史实没有，大家都是凭逻辑在那儿争论，全是戈尔巴乔夫叛变，根据什么呢？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是戈尔巴乔夫放弃权力，他是共产党的叛徒，然后认为从赫鲁晓夫开始就在叛变，那反对的时候怎么可能呢？几千万人一个党，他一个人就能决定，这逻辑上不通，再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听来听去都是逻辑，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讲不清楚，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我的一个想法现在争论这些没意义，可以大家开阔开阔思路，想想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这么开一次会就够了，大家畅谈畅谈，你要的回去干什么？你得踏踏实实坐下来看材料，把一个一个事儿搞清楚，从十月革命开始前开始弄，俄国资本主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列宁当时的判断对不对？十月革命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武装起义？一党专政什么时候建立的，开始是不是这么想的？后来为什么取消立宪？得把这些史实搞清楚，它自然就会回答苏联为什么解体，在大家认同基本史实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争论。
比如说俄国共产党怎么成大事的？靠德国的帮助，怎么靠德国的帮助呢？如果大家承认一个基本史实，就是拿了德国人的钱，因为德国当时两边都打仗，这边要跟英法作战，这边要跟俄国作战，那么它为了避免军力分散，为取得一次大战的胜利，它就希望跟俄国单独媾和。当时俄国政府没有一个党派敢拍这个板，怎么能够单独媾和，你们原来是同盟，打一个敌人，私下媾和了，你这不是叛变吗？好，布尔什维克说我敢，只要我上台我就跟你单独媾和。德国人让列宁赶快回国，弄一个大车把他们送去，给钱，回去闹革命成功了，这德国人讲了，你说了媾和。
这就签了《布列斯特合约》，那会儿我们学苏联史，我就老弄不明白，为什么列宁非要签这个《布列斯特合约》呢？党内都反对，从上到下没有人赞成，他非要签，为什么？他跟人家之前达成协议了嘛。
类似这样的事都不弄清楚，你说你争来吵去，吵什么呢？苏联史是这样，中国史更是这样。随便提一件事都没弄清楚，斯大林怎么死的？列宁怎么死的？简直就是谜团重重，为什么呢？就是原来的历史被遮蔽了，苏联写的十卷本，什么世界史，苏联史是三卷本吧，《苏联通史》，咱们国内都使用那个，苏联早给包装好了，中国人再加点包装就更看不清了，所以我觉得研究苏联史第一个任务是重构历史事实。
重构历史事实怎么做呢？必须从个案做起，把一件一件重大史实，军事的、外交的、文化的、宗教的、教育的进行分工研究，最后才有可能构成一个通史，要把基本的史实搞清楚，再来探讨背后的理论问题，这样对苏联史的理解才能不断加深。所以我觉得先做专题史是必由之路，只能这么做。编纂一部苏联通史是可以的，但那肯定比较肤浅，比较表面化。
虽然现在俄国档案馆紧缩了，但它出的档案集还是很多的，材料还是很多，还是很有空间的，我希望更多的人来研究苏联历史。苏联大国，又是中国的邻国，中国以前和它走得很近，跟它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理由不好好研究。
史实是攻不破的 历史就是不断的发现新东西
凤凰历史：我们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本书中记述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始末，还有苏联大清洗之类的东西，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人性或者说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上，影响了苏联的声誉，影响了大家对它的看法，把这些东西暴露出来以后，肯定会对中国人有所冲击。您认为这些冲击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沈志华：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你的目标，要追求什么目的；二是效果，会不会惹来麻烦，带来什么后果。
从目的来讲，我觉得是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可以不用刺激性的语言去表述它，我写的东西比较平和。我不主观给它戴帽子，给人家盖棺定论，我把事情说出来，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判断，我就是费点苦力气，把史料找到，然后把它们串起来，来龙去脉告诉读者怎么回事。其实毛泽东去跟斯大林谈判，到莫斯科就是这么回事，怎么想读者自己想。
我这个史实是攻不破的，或者说我努力让你攻不破，为什么我下这么大的工夫，你看我最近写的这本书，我写完了，70万字，其中大概十几万字都是故事，我每引一段他们之间的观点，我都做了考证，从哪儿来的，是谁说的，可靠不可靠。我觉得现阶段这是为什么搞实证研究，现阶段你不要做那些自己也没有把握，这个说法又吓人，还惹了一身麻烦，何必呢？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嘛。
我觉得把史实摆出来就可以了，谁都有脑子，谁都会想，其实最难的是把这个事实弄清楚。我从1993年、1994年到现在，十几年了，发表了几十篇东西了，基本上都是把一个事搞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最近我刚写完一篇赫鲁晓夫和炮击金门，苏联到底对1958年的炮击金门是怎么回事，这个材料你就要到处去找，到处到档案里面去摸，把相关的东西搞清楚，最后我写这篇东西用了中国、俄国、美国和台湾的档案，现在发现你不这么找多方的档案去印证，真是搞不清楚这个事。
你把事情写出来，它能说你写的不对吗？好啊，你说我写的不对，太好了，哪儿不对？你要想跟我辩论哪儿不对？好，对不起，你也得去看看我看过的那些材料，那你就跟着我走了，你就进入这个实证研究的领域范畴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更好了，所以我不怕，到现在没人来跟你争，因为他不愿意下那工夫，他就想逮着你那句说两句反动的话，把这个话抓出来，然后说沈志华指责毛泽东，然后就开始批你了。事实上，我还没说过什么反动的话。所以你看我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东西，都没事。你能说我写的不对吗？你能说毛泽东没说这句话？你说斯大林没说这句话？都说了。
我说毛泽东是赞同批判斯大林的，原来大家都说中苏分裂是因为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我说不对，毛泽东心里高兴着呢，可搬掉了我脑袋上的一个大石头，谁压的我？就是他，这个东西可被搬倒了，而且不是我们搬倒的，是苏联自己搬倒的，这话都是毛自己在党内讲的，你说他没说过这个话吗？那你拿出证据来，我有证据，从哪儿引的，哪儿发表的，你可以跟我辩论，他辩论不过，我不是说他没这个本事，我是说他不愿意下这个工夫，你要真愿意下这个工夫，太好了，大家一块儿做学问，多好啊。
而且，从大环境来看，我也觉得现在历史学家多搞实证研究是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何况你从学术上讲，我们现在也不具备条件，基本史实还没搞清楚，瞎吵什么啊？
其实历史就是发现，不断的去发现新东西。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一个就是学术嗅觉，另一个就必须有站得住脚的核心史料。我现在有好多文章没写下去，就是我觉得缺核心材料，写着写着，或者有想法了，弄一个大纲给扔那儿了，因为缺少核心材料。
我举一个例子，朝鲜战争时的细菌战，这是争论特别炙热的问题，到底打没打？美国使用还是没使用，其实我早就开始关注这件事了，我研究朝鲜战争那么多年，这个问题我也知道，但我一直没写，就是没有找到核心材料。现在有13件俄国档案，苏联安全部大概就讲了这件事，说美国使用细菌战，后来就公布了，公布了以后，本来是想做政治宣传，压美国在谈判桌上让步，结果没想到联合国很重视这个事儿，说《日内瓦公约》规定细菌战不能用的，要调查，中国傻眼了，然后找苏联说你来看看，苏联派专家一看，说这不是细菌战，说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造。后来是联合国的国际卫生组织，不是联合国的，就是李约瑟他们，看到的就是苏联造的东西。
苏联安全部门的专业人士要造出细菌战的证据，那不是很容易嘛？
后来怎么败露的呢？是伊格纳季耶夫，一个安全部部长，斯大林死了以后，他跟贝利亚有矛盾，结果贝利亚把他枪毙了，就因为这件事，说他欺骗中央。这13件的档案就都出来了，按说是重磅炸弹，但我发现一个大问题，我相信这个材料是真的，我也看了，不大可能是假造的，但是这个实在事关重大，要推翻一个历史上原来下了定论的东西，而且当时搞全国卫生运动就是这个起因。所以，还得有确凿的证据，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俄国原件，是日本学者从苏联档案里抄出来的，1993年苏联正乱的时候，他看见了，就抄出来了，抄了后报纸登出来了，全世界都用，日文的、英文的，但是我要看原件。
所以我就追踪找那个日本人，找那个美国人，找他们发表的英文、日文的，说是手抄的，我就不再写这个东西了。如果一般的事儿，我要做个判断，那是可以用的。但是像这样重大的事情，你要没有原件就不敢，按说这13个文件，再配合中国的史料，聂荣臻、周恩来给毛泽东回的这个电报，这个事儿基本上可以做个结论，但是你要真写出个东西来，写出论文来，我觉得还得到俄国去把原件找出来才行，所以也不是说什么事儿都能随便写的。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访苏被有的人认为有失体面
凤凰历史：您怎么选择历史选题？
沈志华：我一般是先提出问题和怀疑，有些事不大合逻辑，可能背后有问题，我觉得搞学问应该这样。因为不提出问题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没有问题意识，怎么可能深入下去？大有大的问题，小有小的问题，任何具体的史实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原来都说《中苏同盟条约》是中国起草的，那时候我就想不可能啊，中国有那么多的外交经验，苏联又是老大哥，怎么中国先弄出一个文本给苏联？按道理应该苏联弄个文本给中国，但是史书都那么说的。
凤凰历史：是。
沈志华：我在研究《中苏同盟条约》时，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类似的文件还有很多。后来我把俄国的档案都拿出来看，苏联第一稿在1月6号就起草好了，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还在路上呢，等周恩来到了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已经改出七稿了，一稿改了给外交部，外交部又给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又给了斯大林，改来改去，给中国的时候是第七稿，这怎么说是中国拿稿给人家。
但是后来我想，因为《毛传》上也这么说，文献也这么讲，后来他拿了一个毛的电报出来，毛的电报里头说，中苏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联改动不大。我说毛也不会公然说这个瞎话，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还要继续深入研究。再往后搞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苏联把这个稿子给了中国，中国改了改，改了改以后把改的稿子又给了苏联，苏联就没改，说行，就这个了。毛的电报里面没说前面这个事儿，就说后面这个事儿，苏联拿了我们这个文本没怎么改，就通过了，那是人家给你的，你改动了一点，改动也不大，又给了苏联，苏联同意了，就是这么回事。
但你再进一步想，毛为什么这么说？这里边的问题就大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过程，但他为什么前面的话不说呢？这就是毛去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很多人不希望他去苏联，说咱中国向来都是改朝换代，咱们往君王殿上一坐，都是各方来朝拜，您这好，刚建国，您就跑苏联一去去两个多月，这有失体面。再一个，你到人家那儿，人家拿一个协议给你，说签字吧，这就更不得了了，中国共产党的脸面何存啊？所以不能说这个话，说是我们起草的稿子，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分析他的心理，把整个史实铺开，这样就比较明白了。
我这不是说他好，也不是说他不好，事实就是这样，毛泽东的压力很大，他不希望回国以后再闹出什么事，说苏联搞了一个条约，中国签了一个字就回来了，这不傻眼了吗？中国共产党，还要领导全中国，因为那会儿对苏联都不满，国内是这样的情形。
不论是苏联史还是中国史，还是中苏关系史，里边的问题非常多，随手抓就有。所以首先要有问题意识，然后要去小心研究，慢慢的把工作做细，你看我的几篇文章能够感觉得出来，我对比各方面的材料，一点一点去抠，我甚至在研究波匈事件的时候，都是按分钟计算的，因为一个情报谁先得到？是苏联人先得到还是中国人先得到，中国得到，中国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的，发出来的时候是莫斯科的时间，还是布达佩斯的时间，在北京是几点钟。然后北京它程度还不一样，它电报先发这儿，发到外交部，外交部先要解密，解密以后变成中文，它原来是密码，变成中文，中文还要再送中央处理，然后组织再回电。
所以看档案的时候，就不能不看几月几日发出的，那不行，你得看几月几号到，特别是档案里细到什么程度。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原来外交部档案没解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有问题，因为中国没什么反应，就是23号到26号的时候，10月23号晚上出的事儿，到26号中国报纸上都没说，都是转载别人的，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会儿外交部的档案没解密，但是我就采访了很多人，特别是我采访夏宝生，他当时在那儿，他说我没电报机，也没有长途电话，所以跟国内断绝通讯，他说我们发电报得到电报局去，电报局那天闹事儿就关门了，就这么简单。
凤凰历史：所以中国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沈志华：中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外交部档案开放了以后，我又去求证这个事儿，因为这毕竟是嘴上说的，在历史研究当中嘴说的事儿一定要有文献来证实，特别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后来我就发现果然是，24号凌晨，驻苏使馆发出电报，不错，写的是24日，他写电报的时候写好了，他一直发不出去啊，不是着急嘛，外交部什么时候收到的？27日收到的。你这不就清楚了嘛，这就是文献和口述历史就能够吻合了，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据，中国不知道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中国没有作出反应，这就是我做的结论。
后来中苏吵起来了，中国就说匈牙利都是我们的功劳，都是我们让出兵的，中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说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的求证，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几点几分，后来我做卡片的时，都标上几点几分收到，要不然很容易造成失误。从方法上来讲，我觉得做这个实证研究，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觉得我的方法很不错。我到美国去给他们讲完了，我这一段到美国加州走了一圈，到4个学校讲演，好多学生来问我是怎么把这件事弄清楚的，我看你也有这个问题。
搞历史研究需要下苦功夫 史实需要甄别
凤凰历史：对，我也有这个问题要问。
沈志华：浩瀚的史料，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窍门，第一，你得下工夫，谁也不比谁聪明到哪儿去，都差不多。我就是比别人下的工夫多一点，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工作16个小时，你一天工作5个小时，我工作13个小时，我比你多一倍的时间，那么你干一年，我等于干两年。所以第一要坐得住，要坐冷板凳，肯于下工夫，这是一个起码的条件。别的学问我不敢说，你说你搞哲学，你划着船转悠转悠，回去就能想出点东西来。搞历史的不行，搞历史不是想出来的，是看出来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么可能想出来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来，史实想不出来的，史实是看出来的。
研究历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美哟史料那就没办法了，至少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只要能看到的东西，我必定把它找来看，就是人家都写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学问不下这点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当然有人很聪明，东抄西抄点也行，但是这做不真，做不下去，肯定的。别的我不敢讲，特别是搞哲学的，但是搞历史你就必须得这样去下苦工夫，否则的话，我跟你讲，我可以随时举很多例子，你看张三写哪本书，你觉得这个挺重要的，抄下来了。其实看所有别人的著作，就是给你一个引子，就是给你指个方向，哦，这儿还有这么一个材料，但是是不是这个材料就是他说的这样，这可是两回事。
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原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不是他理解错了，就是他引用的片面，有的可能犯小错误了，他页码标错了，你不看你也照标上，你倒是省事儿了，他的错误不就传染给你了嘛，这还不说什么道德的问题，说你抄袭，这个不讲。至少他的错误像病毒一样传染给你了，如果大家都这样，还做什么学问，咱们就弄这禽流感就完了，这是第一。
第二，方法得当。方法得当，你就事半功倍，方法不得当，你就事倍功半，我自己研究出一套比较好的方法，我也比较得意。但是我这个方法也给我的学生们讲，我觉得搞历史就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能够让你理清史料的继承关系，来龙去脉，很简单，我就是做卡片。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的史学家的做法，我只是利用了现代的电脑技术。
这个操作起来很复杂了，但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利用排序功能，我把所有的卡片按同样的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发的电报，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能有时间的尽量详细，是上午还是下午什么时候。你看了一百本书，都讲的是同一件事儿，或者一百件档案，最后你排序以后，它都集中到一块儿了，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史料从头到尾看一遍，你就知道他是引他的，他又是引这儿的，最终原始的档案在哪儿就找出来了。
再一个，你前后看就知道，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因果嘛，前因后果，一定是这样的，这是逻辑，所以一看就知道，他先说的这个话，然后他后说的，那就是他影响他，不可能是逆向的。所以只要把这些相关的东西往一块儿一摆，能够明白很多事情，我好多考证都是这么考证的。
凤凰历史：在具体的操作上，实际上就是做卡片了，老先生实际上有两个办法，您是用哪种办法？
沈志华：我是这样的，比较大范围内的东西，我涉及的范围比较宽，在这个时间段内的事情，可能有关联的我都会看，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先后影响的，比如国内发生了什么，同时国外发生了什么。像台海危机的时候，中东发生了一个事情，毛去解释这个问题，很多人讲毛为什么炮击金门，为什么要打金门？1958年，这边大跃进，人民公社搞的热火朝天的，你这不是找事儿吗？毛解释的是我们支援世界革命，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但是你仔细看这个时间，你一排，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我研究台海危机，你只把有关台湾的问题都弄过来了，你得把当时世界上发生了别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回事。
串一块儿你会发现问题，我就做这个判断，毛泽东炮击金门不是为了支援中东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下命令是7月14号，这个是可以说他有这个想法，因为7月13号中东出事了，7月14号他就说现在可以炮击金门。
好像是这样，但是7月26号中东最紧张的时候，毛突然下命令，我们不打了，然后8月23号他突然下命令，马上炮击，8月22号中东危机解除了，联大开会了，问题解决了，你倒来打炮了。所以你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把西方、东方发生的事儿都搁到一块儿，你会发现它不是这么回事，它另有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只有一个解释，他想利用中东闹事的时候，在台海折腾一把，说好，美国人都顾不过来，他自己的舰队正在忙着呢，我趁机打下来。他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他绝不会说打这个支持那个，支持的话怎么闹到最紧张的时候不打，等人家都解决完了突然炮击，这不是捣乱嘛。
沈志华：卡片我怎么做呢，我的卡片库基本上都是按时间排的，不管什么事，国内、国外的都在一起，都按时间排的。所以你看我这个库是按年、月、日，在电脑里头都排好了，我要研究的这段发生在什么时段，我先把这个时段中所有的材料都看一遍，不是看所有的书，那是看不过来的。比如说我看了一段这本书里的第几页到第几页讲了什么问题，我就记下来，最简单的卡片就是一个基本信息，当然有些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毛说了一段什么话，他说的是什么，我整段话都给做下来，也有，有的甚至是一个文件，好几页，现在反正也方便了，什么还原。都有那种，也不用我去一个字抄了。
这样的话，你第一遍看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了整个历史这个时段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在这里挑出来跟这里有关联的内容，挑出来以后你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了，哪儿是因，哪儿是果，因我讲几条，果我再讲几条，然后你再把它分类，分完类，我写苏联史那本书的时候，2千多万字的卡片我都做好了，而且我写十章，已经按十章都分好了，十章里头第一节写什么，第一节的第一段写什么，我全排好了，排的很细，整个就全出来了，2千万字都按照章节结构弄好了，就是坐那儿写。
因为你在看第一遍基础材料的时候，看第二遍分类材料，第三遍按章节分类的时候，看了三遍史料，全在心里头，都知道了，而且思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就是研究，什么叫研究？最后写的那个不是研究，不能说不是研究，那不是全部，那是到了最后写的时候，你怎么把你想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比较精练、生动，那是最后一道工序了，其实都在前面那部分。我写东西，一般的像一篇论文，三万字左右，写一个星期就完了。而且你这个积累出来以后，将来你想写什么，你到你的库里头一看就很清楚了。
我这次就是到美国，我发现中国改宪法那个，我说这个材料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这个宪法是苏联一条一条的，它是苏联各个部门都给提意见，那肯定是中国给送去的，让苏联提意见。因为我不搞法律，回到国内，马上第一是到我们的库里头去找，把1954年到1955年那一段找出来，好多事儿就连上了，就是毛下的指示，原来你不做这个，你没留意嘛。第二就是找他们搞法学界的，找点权威性的著作一看，基本上就清楚了。我这个贡献恐怕还是唯一的，我看他们所有的方法，因为这不是史学的研究范围，这基本上是法学，他们研究宪法是怎么搞的，什么评价，争论不休，到底是学苏联还是不学苏联，当然很多人做的时候是肯定的，肯定要学苏联，那会儿全国学苏联嘛，但是怎么学的呢？不知道，没东西，我告诉你怎么学的，我这儿有东西。
赫鲁晓夫改革不彻底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阻挠
凤凰历史：研究这么长时间苏联史，您是怎样看待苏联崩溃？它的瓦解是一种制度性的必然，还是操作性的偶然？
沈志华：从根本上讲是制度性的必然，但那个时间点上，发生这个事儿是操作的偶然性，应该这么解释，我是这么解释的。为什么呢？苏联这样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凤凰历史：您实际上的看法是它这个路是走不通的，本身可能说是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个速度加速了。
沈志华：对，如果不发生“8•19”政变，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是早晚的事儿。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实际上，苏联这种体制的问题其实列宁早就看出来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搞新经济政策？你想想这个道理，就因为走不下去了，军事共产主义不可能，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什么按比例发展，重重轻轻的所有这一套东西，它是一个战时经济体制，就是对应付战争很有效，动员力强，资源集中，令行禁止，中央一句话几乎全国的财力去干一件事，能不成吗？所以中国裤子都穿不上，能造出原子弹来？它就利用这种体制的优势，这是什么体制呢？这是一个战时的经济体制。但是你长几十年、上百年，和平时期都采用这种经济体制的话，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你搞军备搞了那么多，结果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苏联社会主义搞了30多年，40年了，还是平均四平米的住房，老百姓能不反吗？
二战后，为什么改革的呼声那么高？就是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好，结果国门一开，苏联100多万军队打到欧洲去，突然发现，原来资本主义比我们好得多，到了匈牙利，我看的都是家书，人家回来写的信，说匈牙利的屋里还挂壁毯，那俄国什么人挂？沙皇那边挂壁毯，大知识分子家里头有钱的挂一个壁毯，老百姓对壁毯都是想象中的，为什么朱可夫往回运红木家具呢？你想想，他打下德国，看到好红木家具，后来斯大林致朱可夫就这一条，你们运什么家具啊你？你想朱可夫都从德国往苏联运家具，说明什么？朱可夫何等人物啊？
他后来好多的家书来来往往的信，你一看这个，最后人家讲述了，原来这个幕后的资本主义，比先进的社会主义生活水平要高多了，那跟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搞了30年，搞什么呢？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老说世界3/4的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就我们生活的好。结果改革开放，电视也有了，一看，哎哟，不是那么回事，人家那个工人退休以后有劳保，还有保险，什么没有啊？你有什么啊？苏联当时就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它改革的冲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一种民众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需求。
问题就在怎么改，然后怎么改？咱们就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苏联改不下去，中国改下去了，就是它这个制度根深蒂固，所以我说是制度性的原因。苏联三次改革都失败了，还有一次机会没抓住，三次改了一次，就是列宁搞那个，那是生命力最长的一次，五年，五年到六年，为什么？因为是列宁倡导的，所以你得有点本事。
到了第二次，赫鲁晓夫的改革是最不彻底的，没有展开，这里有很多的原因，包括他个人的水平问题，苏联党的认识问题，改革的难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人的阻碍。
凤凰历史：中国人的阻碍？
沈志华：那当然了，人家想改改，发个奖金吧，你说奖金挂帅，人家说搞个物质刺激吧，你说是修正主义，中苏分裂，批判苏联，当时我们小时候都看一本书，题目就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里头摆了大量的事实，你知道所说的什么吗？说苏联居然有私人小商贩，在那儿自己捣腾买卖，这还叫社会主义？现在年轻人听了可能都觉得是笑话，但是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
而且，就改革的领导者来说，还有一个个人威望的问题，赫鲁晓夫本人在党内的威望不足，他的改革在受到国内外共同压力的情况下，就很难进行下去。当然，列宁的个人威望支撑着新经济政策搞下去了，但他缺少一个理论支撑，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来维持下去，同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解决就出现了分歧。
它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80、90年代改革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双轨制、价格差、贫富差距之类的问题。要么就走回头路，要么就突破这个，结果斯大林就选择了走回头路。而他为什么这么选择，又是党内斗争的结果，他就纠结在一起。
第二次，赫鲁晓夫搞改革，认识确实比列宁深入了，但他个人的威望不行。他把握不住这个局势，党内地位都不稳固，就更不行了。再往后，戈尔巴乔夫他们搞得时候，理念是一次比一次更先进，但党内地位和威望却越来越不行了。
说操作性偶然性，一些事情如果处理得稳妥一点，可能会把速度减缓一点，但是结果不会改变。你想想，同样的问题，70年来反复地被提出来，不断地有人要求改革，他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我觉得，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有，从长远来看，不改革必然崩溃，早改革就损失小一点。
来源: 凤凰网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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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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