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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看的黄色笑话及其重要启示
星期三 三月 27, 2013 7:50 am
1、赵四小姐从十六岁开始跟张学良。跟一年，属奸情；跟三年，算偷情；跟六十年，便成为千古爱情！
此事的重要启示：很多事情不看做不做，而看你做多久。
2、民国初名妓小凤仙，如果跟了民工，就属于扫黄对象；她跟了蔡锷，则千古留芳了；倘若她跟了孙中山，那便可能成为国母。
此事的重要启示：不在于你干什么，而看你跟谁干。
3、女浴室起火，里面人乱作一团，赤裸身体往外跑，只见大街上白花花一大群，一老者大喊“快捂住”，众裸女突然醒悟，但身上要紧部位有三处，手忙脚乱捂不过来，不知所措。这时老者又大喊：“捂脸就行，下面都一样！”
此事的重要启示：在特殊情况下抓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抓住重点。
4、少妇报案：“我把钱放在胸衣内，在拥挤的地铁内被一帅哥偷走了…”警察纳闷：“这么敏感的地方你就没觉察到？”少妇红着脸答：“谁能想到他是摸钱呢？”
此事的重要启示：“让客户的钱在愉快体验中不知不觉地被摸走，是商业模式的最高境界！
5、组织几个人收保护费，那是黑社会。朱元障组织几百万人抢下王位，就是伟大的皇帝。武则天睡了公公睡儿子，虽属乱伦，但乱的够大，故成为女皇。
此事的重要启示：不在你干没干坏事，而在于干多大！
6、一公司在小便池上贴上条：“往前一小步, 文明一大步”，结果地上仍有许多尿渍。后来公司认真吸取教训, 重新设计成：“尿不到池里说明你短；尿到池外说明你软”，结果地上比以前干净许多。
此事的重要启示：给客户的投资建议一定要具体，确切，中要害.
7、某日,女秘书神色凝重地说：王总,我怀孕了。 王继续低头看文件,然后淡淡一笑:我早结扎了。 女秘书楞了一会媚笑道:我和您开玩笑呢! 王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喝了口茶说:我也是。
此事的重要启示：在江湖上混的人,遇事不要慌,先让子弹飞一会。
8、男子去提亲，女方家长：请自我介绍。
A说：我有一千万；
B说：我有一栋豪宅，价值两千万；
家长很满意。就问C，你家有什么？
C答：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孩子，在你女儿肚子里。
AB无语，走了。
此事的重要启示：核心竞争力不是钱和房子，是在关键的岗位有自已的人。
9、［中央党校教学案例］一男干部怕吃苦不愿援藏，谎称眼睛突然失明。领导闻听，出面让一美女脱光站在他面前，问“看见了吗”？答：看不见。领导飞起一脚给他臀部：狗日的，老二都直了还看不见？收拾行李，明天进藏。
此事的重要启示：1.人性化才能真正了解人。2.组织比个人高明。3.本能会出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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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的谦卑和民众的耐心 ――重读中国历史
星期一 三月 25, 2013 2:25 pm
博主按语：朝政似乎终于开始谦卑，不管怎么说，吉兆。积重难返，却又百废待兴，路漫漫兮修远，难测。且发此旧文，权作感叹。
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政治传统，当属无知。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不下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政治，其基本规范和运行方式，记载于《尚书》中的《洪范九畴》篇。周武王打下商朝的首都朝歌之后，去向商朝的贤达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就对周武王讲了商朝所承继的政治传统。一个胜利的君主缘何请教战败国的贤达？没见到周公姬旦有过什么回答。后来的孔子，更是无从解说。而又由于周公和孔子的讳莫如深，如此重要的历史细节，就被悄无声息地淹没了。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说清楚过，即便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含混得可以。后来的文化人写历史，从孔子写起；后来的历史学家写中国历史，把姬氏家族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当作亘古不变的历史传统；仿佛中国从来就是集权和专制的，仿佛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政治的传统。
从箕子所讲说的《洪范九畴》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是有过民主政治传统的。只不过，中国的民主政治传统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不信任之上，从而以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当政者走向专制和独裁；中国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理念刚好相反，是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人格和能力的绝对信任之上的。政治是否清明，完全有赖于当政者的人品是否贤良。因此，在最高权力的承继上，就有了择贤和让贤的故事。也就是说，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圣明的君王为民众挑选择继承者。这样的权力交接方式，无疑寄托于君王的圣明程度，而不是完全取决于民意。但也不是一点民意都没有。因为臣民的意见，也是君王考量后继者的重要依据，比如《尚书》里尧之于舜的考察。问题是出在：究竟什么样的贤良人物才符合君王和臣民之于后继君主的标准，并无成文的法规。这不仅使最高权力的禅让制度十分脆弱，一不小心就会被世袭制度取代，也让人们难以分清，什么叫做圣明君主，从而就造成了后人的浑说圣贤。比如孔丘那样的半吊子伦理道德说教家，把姬氏家族里的三个人物，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与尧舜混为一谈。且不说，这父子三人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全然相同；就算完全一致，也并非尧舜那样的民主政治领袖。
中国上古的民主政治领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躬身亲政时的谦卑品质。这在《洪范九畴》里叫做“敬用五事”。五事中的第一条，便是貌恭。貌恭者，谦卑也。尧舜时代的君王，不以威严著称，而以亲民见长。因为那时的君王，没有权力化身的意识，更没有君临天下的自我感觉，而是天然具备民众仆役的自觉。整个一部《洪范九畴》都是教导君王，如何做好民众仆役。其中包括，如何为政，如何自律，如何稽疑，亦即解决疑难。稽疑部分乃是上古民主政治的精华所在：经由一个由庶民、卿士、君王和卜筮组成的民主协商会议，解决国家碰到的疑难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在这个协商会议里，君王的表决只占一票；这一票的份量还不及卜筮举足轻重，因为卜筮通过占卜询问天意，通常是代表天意。至于《洪范九畴》所例举的所有道德要求，全都指向朝政者，而不是针对民众的伦理规范。这与数百年后的孔儒教义截然不同。至于一千多年后的宋儒伦理，更加南辕北辙，竟然将道德诉求变成一种“饿死事小、失事为大”式的道德恐怖主义，威胁民众服膺专制等级制度。不无搞笑的是，《洪范九畴》又被无知的后人归入儒学范畴。
由于上古的民主政治，缺乏权力制衡体制，缺乏民众监督机制，政治能否清明，完全取决于当政者的自觉，所以当政者一旦不再自觉遵守作为一个民众仆役理当遵循的规则，民主政治的体制，就会遭受毁坏。比如，受赐《洪范九畴》的伯禹，虽然治水有功，却开了在宫廷上当场杀人的先例。这与当政者理当貌恭理当谦卑的要求，无疑是截然相反的。伯禹最没有底线的举措，乃是结束最高权力的择贤禅让，把王位断然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开了家天下的先例。从伯禹的这种犯规和出格，反观箕子在《洪范九畴》开篇中讲说的天赐《洪范九畴》于伯禹，应该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并非是上苍表彰伯禹而有所赐，而是上苍以此提醒或警示伯禹，不要出格，不要越过底线。
第二次突破上古民主政治制度底线的历史人物，是成汤：以暴力方式改朝换代。权位的交接，由此从和平的禅让，变成了暴力的夺取。倘若说，家天下的出现，将君王和贤良品质之间的天然关联，截然分开；那么以暴易帜的方式，则将政治完全置于暴力的天平上，从而有意无意地催生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夺权意识，致使朝政者越来越自我夸张，越来越把天下视为己有，致使君主当初的仆役身份被逐渐淡出。好在殷商时代还没有周室那么明确的等级观念，君主依然受着侍奉民众的道德约束，依然是道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倘若不加约束的话）。因此，君主并没有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一旦遭受臣民责难，不会觉得有损威严。《尚书》记载的盘庚迁都时与臣民的对话，便是生动的事例。迁都主张遭到臣民责疑时，盘庚并没有动用权力压制异见，而是心平气和地向群臣作解释，苦口婆心地给民众释疑。其原因除了盘庚的贤良，更在于当时的君主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完全可以接受臣民质疑，并且负有向臣民解说自己政治主张的责任。即便是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在遭受臣子批评时，也没有什么过度反应。《西伯戡黎》可能是《尚书》中唯一残存的纣王形象客观写照：虽然并不如何高大完美，至少表明古时君主的谦卑犹在。面对臣子的大叫大嚷，纣王不过喃喃自语而已。这形象不仅跟明朝三流小说《封神演义》的描述截然不同，即便跟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也断然有别。后人强加在纣王身上的那些残暴细节，折射出来的是后人的心理变态，跟纣王毫无关系。因为殷商时代的君主，不要说实施那样的残暴，就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有关纣王的种种妖魔化描绘，连同那句助纣为虐的成语，应该是后人尤其是汉儒对殷商最后一个君王的历史性诬陷。
由于殷商时代的政治游戏规则，依然将道德要求指向君王，因此后人只能看到他人批评纣王的历史文献，而看不到纣王议论他人比如周室诸公的言词。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道德要求是针对君主的，而不是指向包括诸候在内的臣民的。从武王姬发指责纣王的《牧誓》里，人们可以发现，纣王的最大罪状，不过是让妇女参政。姬发将此比作让母鸡打鸣。这并非是姬氏家族真理在手，正义在胸，而是源自两个邦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不同。殷商虽然世袭，但不像有周那样等级森严。殷商也不歧视妇女，可以在庙里将女娲供为神明，也可以在为政时听听女人的意见。但周室奉行男尊女卑，根本不容妇女有任何发言权。姬氏家族对殷商的指责，实属干涉他国内政，骨子里是在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强词夺理。
后来的孔丘不懂这个道理，竟然会误以为周室姬氏家族的人物，都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没见到被人批评；而被他们所灭掉的纣王则是邪恶的，因为有姬氏家族临战前的动员令《泰誓》和《牧誓》为证。孔子不知道，姬氏家族诸子，在一统天下之前，其诸候的地位还不足以高到到被他人评头论足。及至姬家得了天下，又不许他人非议了。周公建制的一个重要标记，就是在于将道德视作统治民众的手段，而不再是由民众监督君王权力的一种方式。
后来的汉儒，当然比孔丘更加无知。他们会在《泰誓》中伪造许多纣王的罪孽，还杜撰出剖心炮烙之类的刑法加诸于纣王，从而将汉朝人之于秦始皇暴政的记忆，将汉儒之于其同类当年被嬴政坑杀的愤恨，一古脑儿地转嫁到了纣王头上。颇有点愤不择词。孔丘虽然褒周贬商，但还不至于向纣王发泄愤青情绪。真要说起来，孔丘祖上乃是殷商遗民。不知为何，孔丘那么不把自己的祖先当回事。相反，孔丘对灭掉殷商的姬氏家族，却崇拜得五体投地。或许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因为是失败的殷商人后裔，所以崇拜胜利的周室诸君诸公。孔丘的出身地位比较低下，按照周室的观念，还不算是嫡出，所以反倒爱上了嫡庶分明的等级制度。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说，正是孔丘的这种偏见，使他看不清商周之交的历史真相。
孔子的无知，造成了孔子以后的儒生对历史的误读。其中包括司马迁。中国远古的民主政治，对君主的监督，主要体现于针对君主的道德原则。仔细阅读《洪范九畴》中的道德诉求，没有一条是指向臣民的，全都针对君主。这样的监督规则，是被周公破坏的。周公在一篇又一篇的诰令里，不再把道德作为约束君主的准则，而是当作统治臣民的手段。也是由于周公的这种道德观，导致孔子误以为道德就是用来教化民众的。这样的颠倒，一直颠倒了二千多年。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只看到圣上随心所欲地说这个是反革命，说那个是右派分子，根本见不到臣民对领袖有何非议，唯有万岁如潮。
周公姬旦不仅倒转了道德批判的指向，也断送了当政者应有的谦卑。打下朝歌的武王姬发，不仅躬身就教于前朝贤达，而且下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丝毫没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得意和夸张。可是，姬发执政没多久便神秘归西，由四弟姬旦摄政。一朝大权在握，姬旦马上拾起刀枪，镇压与他不同政见的异己者，弑兄逐弟，彻底毁坏自上古承传至殷商的诸候联盟各自分治的政治传统，建立起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姬家天下。顺便说一句，这倒是给后来的李世民杀兄夺位，做了个榜样。姬旦的建制过程，见诸残留在《尚书》里的周公诰令。这些诰令的基本内容，翻译成现代汉语，便是镇压反革命。标准很简单，谁喝酒谁就是反革命。周公籍此强行改变殷人的生活方式。中国历史上因为政见不同而导致生死交战骨肉相残，始自周公姬旦。
也许会有人发问：姬旦在成王成年之后，交还权力，向侄子一执臣子之礼，算不算谦卑？回答是：不算。因为当政者是否具有谦卑的品质，在于能否做到貌恭民众，能否做到宽容异己，而不是向民众和众臣示范，如何对天子毕恭毕敬。姬旦演示的这种礼仪，骨子里充满权力的傲慢，充满源自姬氏家族君临天下的妄自尊大。姬旦以此摆明：权力就是权力，天子不再是民众的仆役，而是民众的主人。从此以后，中国人有了明确的权力意识和权力观念。按《诗经.小雅.北山》记载，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正是针对这样的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小国寡民唱反调。《道德经》并非天马行空，泛泛而谈，而是将批判的锋芒切切实实地指向周公建制。《道德经》的政治理念，与《洪范九畴》相通。《洪范九畴》论及五行，水火木金土，水居首。《道德经》同样大力崇尚水的品性。倘若可以把老子的思想称作某种哲学观念，那么无疑是水性的哲学。该哲学迥异于古希腊哲学对火的推崇。水的特性是低处，延伸为政治理念，便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政治，要点不在于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而在于谦卑。即便有所作为，也不过尽职而已，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比如伯禹治水，与其说是英雄壮举，不如说是履行职责。伯禹没有理由因此要求民众歌功颂德，更没有理由居功自傲，自说自话地把权力交给儿子承传。
两千多年来，注解研究老子《道德经》之典籍，可谓汗牛充栋。然真正读懂老子无为政治之真谛者，唯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而已。虽然陈寅恪此文通篇不曾提及《道德经》，但对无为而治却颇有领略。东晋王朝东渡之后，丞相王导以不作为的低调方式，取得了江东士族的支持，从而使王室站稳了脚跟。这种无为而治承继的，其实就是上古政治的谦卑传统。
谦卑传统是在秦始皇手里最后终结的。嬴政者，宫廷乱伦私生子也；由于在权争的旋涡里闹大，故终其一生只认强权，根本不知谦卑为何物。其称霸天下之后的那付轻狂模样，在箕子那样的贤达眼里，恐怕与疯子无异。要不是中国人的退化，嬴政这类人物，理当作为一个精神病例躺入史册。中国历史上，被权力弄疯掉的人物，虽然远不止嬴政，但嬴政却是最突出的一个。也只有这样的疯子，才会把自己称作始皇，仿佛以前的华夏民族根本不曾存在过。这个疯子的另一个临床病症，便是企图长生不老。上苍在将这个疯子埋入黄土的那一刻，没准曾经忍不住噗哧一笑。
嬴政称霸造成的历史后果，便是引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这是统治者彻底丧失谦卑的逻辑结果：民众完全没有了耐心。民众的耐心与朝政者的谦卑，彼此对应。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当年孔子活着的时候，虽然乱像已呈，但民众耐心犹在。且不说其他，即便是孔子的四处游走，在世人眼里都显得轻浮可笑。可见那时的华夏人氏，是何等的从容。至于盗跖之流，不过是当时之世的另类风景，并不构成历史陷入恶性循环的某个环节。但嬴政暴政引发的揭竿而起，却成了王朝更迭的一种模式。从此以后，暴政和暴动，在没有了谦卑的庙堂和丧失了耐心的江湖之间，翻来覆去，乐此不疲，致使中国几千年历史仅止于循环往复，原地踏步。所谓江山，如同美人一样，成为彼此争夺的猎物，让一代代强盗因此竞相折腰。历史的沦落，在商周之交仅是青萍之末，及至嬴政一统天下，全然塌陷，演变成一个至今不见终结的历史黑洞。
嬴政留给以后那些窃国者的教训是：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这个教训并没有让被嬴政镇压的儒生恢复名誉。一连好几代刘姓皇帝，都跟刘邦一样鄙视儒生和儒学。直到汉光武帝刘秀出场，才使儒家在皇室获得了尊重。东汉初期的皇帝，很想回到尧舜时代。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为学先贤而亲自下地耕作的。但他们没能成为尧舜。这不是他们太无能，而是他们所信奉的儒家教义当中，没有谦卑这一条。按照儒家的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一旦成为人主，便是居庙堂之高，即便貌恭，也不过是对臣民和颜悦色，并非因为是民众仆役的缘故。他们搞不懂孔孟之道与《洪范九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他们不懂道德是用来约束君主的，而不能用来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腐儒制造的一个神话。这个神活后来是由于汉末党锢英烈们的血祭，才变成了笑话。
谦卑是区别上古先贤和儒家道德范式的关键界分。儒家虽然讲说仁义道德，虽然强调仁政，虽然讲说民本，但骨子里却脱不出君临天下的骄横。且不说孟子论政时的那种霸气，即便是汉儒董仲舒，也全然一付横立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狂样。且不说比起箕子，老子，庄子，董仲舒有多么可笑；即便是比起儒家的祖宗孔丘和老祖宗姬昌，董仲舒也不知肤浅到哪里去了。孔丘虽然智商不高，但说起周公周制，说起克己复礼，还真是一脸虔诚。狂妄通常与无知相关联。相比之下，孔丘毕竟还有所知，姬昌当然知道得更多。罢黜百家，独尊一家，这种话在姬昌和孔丘，是断断乎讲不出来的。因为这种话一出口，就摆明了自己是如何的无知。
看看董仲舒这付狂样，再回顾箕子如何开导武王姬发，什么叫做圣贤，便可一目了然。不卑不亢，不温不火。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一字不提。说完之后，远走高飞；毫无籍此做一把帝师、换取俸禄谋求仕途的意思。没有严词谴责姬氏家族强行入侵，以暴易帜，已经算是很给对方面子了。应得了天下的君主之求，向对方作一番建言；如箕子者，再低调，也能让对方感觉到耳提面命的份量。由此对照二千多年之后，一代新主身边的那些个谏言者，亦即政治协商会议里的衮衮诸公，是些什么模样。突然想到一个称谓：最后的贵族。倘若真有最后的贵族，应该是箕子那样的人物吧。
就人文精神而言，二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与箕子同时代的姬昌，与箕子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姬昌的儿子姬发，不会那么恭恭敬敬地前去请教前朝遗老。姬发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胜者为王的胜者不是？而五百年后的孔子，与姬昌又不可同日而语。再过五百年，著名的汉儒之中，无论是司马迁，还是董仲舒，又比孔子相差了一大截。一直退化到二千多年以后，便有了“最后的贵族”那样的现世报。在这部退化史中，汉儒的作用，也许值得玩味。
汉代儒林，最值得尊敬的，无疑是党锢英烈。当年在课堂上，听早先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讲说汉末党锢，诸如八俊八固之类；讲者激情澎湃，听者热血沸腾。二十多年以后，因为撰写历史小说《汉末党锢之谜》，重读有关史料，突然发现，原来是场以儒治国的悲剧。因为以儒，是不能治国的。西方的政治模式成功在法治，中国的专制历史失败在始终坚持人治。嬴政的暴政是人治，东汉的儒治也是人治。区别在于，一者以霸权治国，一者以道德治国。人治通常被诉诸这两种方式，或者是独裁的高压造成恐怖政治，或者是道德的标高造成极度贫困。毛泽东的突破在于将这两种人治合而为一，从而开创了既恐怖又贫困的史无前例。
以儒治国并非是君主回归谦卑，而是君主抢占道德制高点。刘秀以降的东汉皇帝，常有喜欢作秀的特征。好笑的是，皇帝是在作秀，底下的大臣却当真了。陈蕃就是特别较真的一个。陈蕃一次又一次犯颜直谏，与其说是在监督皇帝勤政，不如说是在扮演当年孔子孟子扮演过的帝师角色。就这种角色而言，不无可笑。但就扮演者的认真而言，实在令人唏嘘。有汉一代的儒生，从贾谊晁错一直到陈蕃杜密，前赴后继地上演了一出出文死谏的悲剧。汉儒虽然迂腐，但其不怕死的刚强劲头，倒是颇具《山海经》里华夏初民的充沛元气。
但必须指出的是，汉儒特别喜欢为自己制造道德优越感。伪造《尚书》，抹黑纣王，出自汉儒手笔。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也是汉儒写照。士林领袖陈蕃虽然刚直不阿，但也过于蔑视他人。陈蕃和宦官间的过节，除了皇帝从中作祟之外，陈蕃对宦官的轻蔑，恐怕也是致祸的原因之一。不懂谦卑，无疑是汉儒的致命伤；也是汉儒向往的以儒治国，与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风范的区别所在。所谓的道德，在上古时代被用于监督君主，到了孔儒手里成了扮演帝师的敲门砖和帮助君主驯服民众的统治手段。儒生一旦踏入庙堂，通常会产生与君主并驾齐驱的幻觉，从而不会把他人放在眼里。其实，汉末宦官之中，虽不乏骄横者，但也有清俭退厚者，如丞良贺，曹腾（相传为曹操之祖，不是血缘意义上的）；遗憾的是，他们全都没有获得士林的认同，获得陈蕃他们的尊重。这可以说是陈蕃他们不懂统战工作，也可以说是陈蕃他们过于黑白分明。不管怎么说，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士林领袖自己都不知谦卑，又怎么能够引导皇帝谦卑为政？
以儒治国失败的后果，与嬴政暴政引发的恶果一样，导致民众丧失耐心；盗贼蜂起，然后再是群雄逐鹿，重复一遍秦末乱世的情景。从此以后，朝政的谦卑和民众的耐心，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以后的政治人物，都喜欢竞相牛皮哄哄。即便出类拔萃如曹操者，居然也会说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疯话。以后的民众，不再耐心，不再从容，要么低声下气做顺民，要么揭竿而起做暴民。李世民那样的蛮子，成了一代英主。朱元璋那样的叫花子，也能混水摸鱼做皇帝。真正叫做：乱得不能再乱。
一直乱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要让最高权力者谦卑为政，只有如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那样，选择权力制衡和民众监督的方式。众目睽睽之下，冒着众口铄金的风险，民选总统，岂敢不谦卑？至于民众的耐心，则全然是朝政者的谦卑培育而成的。民众动辄走向造反有理，往往是当政者太不谦卑所致。换句话说，朝政者的谦卑，是医治社会因为造反有理而动荡不安的良药。
历史，就其文明的意义而言，是不断发展的。从铁器青铜器，直到当今的电子时代；但就其文化的向度而言，应该是不断回归的。倘若中国的朝政者能够回到尧舜时代，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回到箕子时代，倘若整个中华民族能够回到《山海经》那样的元初状态，非但不是退化，而且应该是文艺复兴意义上的提升。虽然并不乐观，但还是在此默默地祝福一下。
上海人李劼二00九年九月九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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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叔、屌丝和性感马
星期一 三月 25, 2013 11:26 am
韩国鸟叔的骑马舞“江南风情”（江南STYLE），制造了一场全球大众文化的盛宴。春节前的中国，几乎所有企业年会的员工表演视频，都留下骑马舞的克隆影像，而央视到地方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把这一素材，当作娱乐民众的最好题材。鸟叔甚至空降上海，成为SMG用来提升收视率的尖端武器。李明博卸任时不无自豪地宣称，韩国已成为“世界中心”，言下之意，就是在器物制造业（三星）和文化产业（“江南风情”）方面，韩国已经取代中国（“中心之国”），获取了至尊天王的地位。
“江南风情”的MTV，无疑是东亚男人性狂欢的飨宴。躺椅上的鸟叔，被一个男孩所“唤醒”，开始热烈地“骑马”，对男人上位的跨骑式性爱展开戏仿，精确戏仿了东亚街头流氓的表情：大腿叉开，好色、低俗、放肆、洋洋得意，周身散发出市井痞子的浓烈气息。在和声“性感女士”（sexy lady）出现之后，鸟叔便进一步“跨骑”美女，发出短促的“O、O、O”的欢愉式叫声；而后又在电梯里“跨骑”长相标致的“同志”。镜头中还出现鸟叔追逼倒退的众女和女人臀部特写等各种性暗示镜头。五分多钟的MTV，充满侵犯、欺凌、逼迫、攻击和征服的意味。
据说，“江南风情”是对韩国江南地区流氓型暴发户的讽刺，坐在马桶上的那个粗鄙镜头，进一步向我们证实了这点，但我仍然无法确认，鸟叔的反讽究竟能到达怎样的地步？在诸多反讽中，有这样一种暧昧的反讽，那就是一边反讽，一边对反讽进行反讽，也即在展开反讽的同时，表达一种更为嚣张的颂扬。在上海与林志玲共舞时，鸟叔盛赞她“真是一匹性感的马。”这里似乎没有反讽，有的只是直接和赤裸裸的表白。
对于这种东亚男权的娱乐文本，女权主义者麦当娜率先“发难”。在纽约演唱会上，她跟带着墨镜、身穿红色外衣的鸟叔共舞。麦当娜以后退方式从鸟叔胯下钻过，随即持续地跨骑在匍匐于地的鸟叔身上，挥手扬鞭，让其成为被征服的对象，据此解构骑马舞的东亚男权语义，而后在更为“平等”的对舞中，继续摆出各种经典的性爱姿势，直至这场“对话”的终结。“反跨骑”曾是70年代早期女权运动的重要策略，它吁请女人在做爱时保持上位，藉此夺取快感的掌控权。麦当娜以“反跨骑”的姿态，重申了这一女权主义的“基本诉求”。在麦姐和鸟叔的共舞背后，隐藏着某种微妙的性权力博弈。但正是麦当娜的共舞，反过来强化了“江南风情”的传播力度，而令其获得更为夸张的全球性胜利。
“江南风情”所包含的各种娱乐元素（流氓化的性征服），修辞元素（戏仿和反讽），以及传播元素（墨镜和红色外套、简单的英语说唱、激昂的旋律、轻快的节奏、极易模仿的骑马式、能干的营销团队及其策略），令其全球大众狂热戏仿的对象。就我所见的视频而言，绝大多数的二度戏仿，都偏离其原有的性内核，而转向各自关注的生活主题，怒放出五花八门的恶搞花朵。
鸟叔为全球大众的“恶搞”，提供了最简单的蓝本。骑马舞是一个古怪的容器，拥有无数开放性插座，而跟家庭、学校、职场、店铺、写字间、剧院、马路和广场背景的各类戏仿者对接。它的可模仿性和可参与性是空前的。它向所有不会跳舞的共舞者洞开了门户。就连代表美国蓝领利益的奥巴马，都笑着接纳了鸟叔的舞蹈献礼。
尽管鸟叔的称谓源于其成名作“鸟”，但在中国人的文化体系里，“鸟”即“屌”，而“鸟叔”可转译为“屌叔”，后者是汉语中最多见的双关式俚语之一。就在“屌丝”一词大肆流行中国之际，作为海外“屌丝”的一员，鸟叔以某种戏仿性的姿态、声音和语言，点燃了草根大众自我娱乐的狂欢火焰。骑马舞是中国“屌丝”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人们借助“骑马舞”的外壳，在紧张、焦虑、不安全和反复受挫的生存语境中，喊出难以言喻的复杂欲望，或者，将其转换为最简单的快乐。
“江南风情”宣告了“身体美学”在21世纪的全球性胜利。无论是否有人在指责它的恶俗和无聊，它依然不可抗拒地席卷各国，介入人类的日常生活领域。20世纪下90年代以来，全球的精神价值遭遇灭顶之灾，而“娱乐至死”的法则，已成为支撑国际消费市场的骨架。没有人胆敢无视这种娱乐至上主义的摄魂力量。原创娱乐产品原先被欧美所垄断，而现在则受到日本、韩国和印度符号工场的挑战。亚洲友邦正成功地蚕食全球市场，他们跨骑娱乐战马，挥鞭向欧美高歌进发，犹如成吉思汗率蒙古人西征，而中国人在为此大声欢呼。
（原载新世纪周刊）Author: 朱大可
http://www.tugan.co.uk/topic-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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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清：数据说话——中国已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星期一 三月 25, 2013 8:49 am
本文指向是自然生态，用数字说明。所有数字都有依据，绝大部分源自大陆官方文件、媒体、专著，少数采自海外信息。篇幅所限，基本不列出处。电脑时代，搜索即得原始出处。欢迎指谬、质疑、求证、补充。
2003年，大陆两位晚辈欧游访我，不大相信我对他们言及的大陆生态环境已濒临崩溃的“危言耸听”。十年间，他们不断地质疑，我则主要修正我的“危言耸听”为“十年周期”说以应付之。近日大陆雾霾弥漫至143万平方公里，北京六级重污染，晚辈惊呼“怎么这样啊！”
自然生态的破坏是百年千年万年事，许多是不可逆转的，如海水污水倒灌，如渤海已成死海，黄河已死长江将亡等等。
中共解决生态恶化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是“特供”。特供一般指食物，空气阳光大约无法特供，故雾霾肆虐时也惊慌失措了。特供的受益者一般指中共中央一级，中南海万余人的特供可有限度地控制保密，一旦下延至省市县级，即便下效的更好，大约也就走到头了。省市县级的特供保密措施或死不认账无异掩耳盗铃。21世纪大陆平民顺民Q民刁民暴民大约不会再守着粮仓等死人相食了。况且七千万中共党员的绝大部分不可能是特供的受益者。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无论什么宏词大句、辩证说法、采取措施、立即马上等等等等，说谎欺骗愚民都已是其次，只是自欺哀鸣的末世记录了。不还政于国还权于民还道于自然，中国的生态环境浩劫就在眼前。这个周期是十年、二十年，抑或更长更短，只有天晓得！
空气
略。参阅近期大陆雾霾报道。
土地
•全国森林覆盖率16.5%，有说只有8%。芬兰67%，日66%，韩64%，挪威60%，瑞典54%，加44%，德30%，美33%，法20%，印度23%。世界平均22%。
•1958年前四川省森林覆盖率33%，1980年降为13.1%。全省193个县，91个县覆盖率在10%以下，67个县10-20%，23个县20-30%，12个县30%。
•1949年全国沙漠、沙化土地66.7万方公里。1990年代初168.9万方公里。2003年全国荒漠化土地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27.3%。
•由于森林滥伐，1950年代全国水土流失面积116万方公里。1992年水土流失面积179.4万方公里，占全国面积18.7%。2009年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282.59万方公里。截止上世纪末，严重水土流失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8.2%。
•全国960万平方里，减去荒漠化和冰川石山高寒荒漠土地约30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土地367万平方公里，就只剩下约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了；人口则从1949年的4亿扩大至13亿，增大3倍多。中华民族在六十年间的生存空间减少至五分之一，已退无可退，再退，也就是退到太平洋里了。
•1950年全国耕地16亿亩，人均2.7亩。1996年19.5亿亩，2007年18.26亿亩，年均减少1100万亩，人均1.38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6中共提出“18亿亩耕地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2009年全国播种面积16.35亿亩。
•保守估计全国约10%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砷污染比例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
•大陆市场大米四分之一含有铅毒、镉毒等重金属污染，引致食者头痛、头晕、失眠、健忘、精神错乱、关节疼痛、结石、癌症等病症。（据大陆《新世纪》周刊总437期）。
•2005年全国废污水排放量524亿吨，比2000年增26%；2008年废污水排放量758亿吨。
水与其他
•黄河流域2004年废污水排放量39.5亿吨，中下游支流水质常年为劣五类，1.6亿人受害。
•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1970年代末95亿吨，1989年150亿吨，20世纪初270亿吨。
•1985年在长江口能观测到126种底栖动物，1998年下降到56种，2002年52种。专家警告，十年内长江水系生态濒临崩溃。
•2006年全国7大水系5类和劣5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9个大湖整体水质为5类和劣5类水质7个。滇池草海为劣5类水质，巢湖5类、劣5类水质各占一半，滇池外海为5类水质；太湖5类和劣5类水质比例达到60％。7大河中有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将全国的水质重新恢复洁净，达到正常标准，需要数百年时间。
•2008年，全国200条河流409个断面中，1-3类、4-5类和劣5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5%、24.2%和20.8%。26个湖泊(水库)中，呈富营养状态的湖库占46.2%。
•2009年，长江安徽段巢湖全湖水质平均5类；黄河支流渭河的渭南市、淮河支流颍河的周口市国控断面全部为劣5类；海河、淮河流域干流和支流67个断面水质全部为劣5类。
•淮河50%以上水质为劣5类。
•黄河支流延河监测断面40%为劣5类水质。
•黄河三峡水库库区支流监测断面57%为4类水质。
•黄河支流渭河每年接纳废水6亿吨以上，接纳化学需氧量27万吨，是其环境容量的4倍。
•山西汾河的监测断面66%劣5类水质，自太原以下的水体完全失去了生态功能。汾河每年流入黄河的水量在3亿吨以上，其化学需氧量浓度超过国家3类水质标准的7.3倍，氨氮超标20倍。
•全国532条河流，有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约有7亿人口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约有1.7亿人饮用受有机物污染的水。
•2010年，广西东兰县兰木乡弄台村60-90岁老人每天往返12-24公里山间小路挑水饮用。
•2005年对全国74个农村调查，96%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
•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约1.2亿吨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量逾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中国西部地区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亿元，占当地同期生产总值的13％。
•1990年至2009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20%。
•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
•2005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达5.1万起。
•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10亿亩，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万亩退化速度在扩大。
•全国草原面积占国土41%，其中90%出现退化。退化沙化草原已成为我国主要的沙尘源。
•青藏高原草地生产力由1960年代300公斤/亩下降到新世纪100公斤/亩以下；地下鼠量由8-10只/公顷增至30只/公顷；土地裸露率由不到10%增加到30%以上。
•全国湿地面积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其中60%萎缩、消亡、退化严重。
•河北省五十年来湿地消失了90%。
•陕西关中30多个县，几十年来消失上万个“涝池”。
•内蒙古阿拉善盟绿洲的水量由9亿方减少到不足2亿方，居延海干枯，数百处湖泊消失。
•全国红树林由历史上最大面积25万公顷减少到目前不足1.5万公顷。
•数十年来大量发展人工纯林。杨树已经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岭。整个大西北、华北平原，
甚至江南一些地区，也以杨树为主。高密度、单一树种的人工纯林对国土生态贻害无穷。
•全国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总面积60％以上。
•全国每年流失100亿吨沃土，相当1千万亩耕地30厘米耕作层土壤。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层土壤需1—400年，形成可耕作层规模需3000—12000年。
•黄河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长江流域每年土壤流失量24亿吨。随土壤流失的还有各种营养元素，仅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中，就含有氮、磷、钾3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 超出了2003年全国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
•据中国工程院、环保部报告：全国近50%城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不符合标准，1.9亿人饮
用水中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全国地面沉降灾害比较严重的城市超过50个。全国25﹪的地下水体遭到污染，平原区有54﹪的地下水不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90﹪以上的城市浅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到污染，目前已呈由点到面的扩展趋势。全国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已普遍遭到污染，其中严重污染城市占64﹪。
•地下水是全国城市唯一或重要水源，几乎全部城市水源大幅度超采；超采水资源引起的沉降速率或幅度，较自然背景大数十倍至数百倍。
•全国669个城市中400个供水不足，110个严重缺水。32个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9个严重缺水；近200个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污水倒灌入侵的状况已经不断发生。
•北京市地下水开采程度超过100%。全市浅层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大多不能作为饮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通州区浅层地下水污染程度高达5级。因此造成北京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和大规模地面沉降，最大沉降量达722毫米。
•全国水资源量2.8万亿立方，人均水资源2.2千立方，是世界人均水资源的25%。
•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方，是全国的1／8，世界的1／30。
•苏州人年均水资源315方。江苏省人均水资源全国排名第20以后。
•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
•中国饮用水质标准是德国污水处理完毕可以排放到河海的水质标准。
•北京自来水厂供市民饮用的自来水远不符合奥林匹克游泳池的水质标准。
•全国濒危物种189种，濒危、渐危高等植物4000-5000种，占全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长江白鳍豚功能性灭绝。
•中国唯一内海渤海一年接受污毒水28亿吨，水体水质污染全部超标，海底泥含重金属超标2000倍。期自然循环为正常，须200年，前提是不能再倾泻一滴污水。
•1949年以来，全国湖泊减少了1000多个，面积缩小约1.86万平方公里，占现有面积的26.3%，湖泊蓄水量减少513亿方，其中淡水量减少340亿方。
•近五十年来，湖北省年均消失15个湖泊。湖北有面积百亩以上湖泊1332个，其中5千亩以上322个。2009年，湖北百亩以上湖泊仅剩574个。大部分湖泊水质在3、4、5类。
•新疆罗布泊湖面曾广有1万平方公里；1959年5350方公里；1962年为零，完全干枯。
•最大的水质最好的淡水湖鄱阳湖，1949年湖面积5340平方公里，2007年底湖面积曾不足50平方公里。2007年初3类水占6成、4类水占4成，当年底，注入长江的出湖水质已沦为属于重度污染的5类水。
•洞庭湖1947年湖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2007年12月湖面积仅310平方公里。2006年，其整体水质为5类。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前20名城市，中国占了16个。全国57%城市颗粒物超过国家限制值，48个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超过国家2级排放标准，82%城市出现过酸雨。
•1950年代全国沙尘暴5次，1960年代8次，1980年代14次，1990年代23次。
•山西省680多家焦化企业仅65家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达标排放仅30多家，占5%。
•中国空气与水源的污染总代价在中国GDP的3.5%到8%之间，平均指数5.75%。
•全国废渣年产量超过5亿吨。1988年全国积存量为66亿吨，人均6吨废渣。
•全国固体废物堆存量累积已近80亿吨，占用和损毁土地200万亩以上。
•2008年全国城市餐厨垃圾逾6000万吨，比十年前增加了100%。
•380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城市处在垃圾包围之中。
•2006年全国食油销量1410万吨，返回餐桌上地沟油100—150万吨。
•全国城市20%垃圾按环保方式处理，其余污染物直接进入河湖海，彻底破坏水体环境。
•全国化肥年使用量接近40吨/方公里，标准是22.5吨/方公里，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全国农药单位耕地面积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以上，只有不到1/3被作物吸收利用，其余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直接威胁人体健康。
•全国近百处煤、磷、铜、铝矿滥开面积达82％，回采率20％，煤层6-7米，只采2-3米。
•1949年至今，全国建造了约87000座水库，其中三分之一不安全，有随时溃坝的危险。
•西南水系的岷江将建大坝100多座、大渡河24座、金沙江中下游12座、雅砻江21座、乌江12座、嘉陵江17座，装机容量总计1.4亿千瓦，接近8个三峡工程装机规模。发达国家已经不建这种破坏生态的大坝水库了。
•全国有近2000个核放射源丢失或失控，存在安全隐患。
（本文据《当代中国史稿•数字表八》改写）
2013年2月1日于马德里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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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李劼: 历史的祭奠——“六四”案的文化透视
星期一 三月 25, 2013 8:27 am
引 言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作为当时的新闻和作为过往的历史，其涵义是很不一样的。而对这样的事件作政治的观察和文化的审视，其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一案过去十五年之际，假如依然还在弄清真相和追究责任，还停留于抗议和控诉，那么不仅悲剧当事者的代价白付，这场悲剧的幸存者也全都白活了。在悲剧发生的当口，平心静气的审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当悲剧成为仿佛发生在戏剧舞台上的往事之后，没有平心静气的审视，乃是奇怪的。此文作为一个探讨，有抛砖引玉之意。但无论就当事人还是就旁观者的角度而言，这都并不表示什么开始，而是意味着某种了结。
邓小平的悲剧：十年和一天的比重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以二个人的名字，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标记的。虽然这二个人属于同一个政党的领袖，但他们所象征的历史内涵，却很不一样；其领导的政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大相庭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虽然已经执政，骨子里却依然停留在革命党阶段（评注：严格地讲，是停留在农民起义建立的封建王朝阶段）。该党真正变成执政党，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个革命家，而邓小平最后存留于青史的，却是改革家形象。毛泽东时代是革命时代，邓小平时代是改革时代。同样二个共产党人，背后的历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是孙中山、洪秀全，而沿着邓小平形象上溯，却是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历史人物。
明白了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开创性的，不如说是回归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基本上沿着两条轨迹演变；一条是革命，一条是改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从曾国藩、李鸿章到邓小平，则是历史上两次改革的先后承继。
历史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其人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国藩的毛泽东，最后走上了一条与曾国藩功业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邓小平，最后却成了曾国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变化无常的历史面前，无论持什么样的史学立场，都不能诉诸简单的是非划分，不能以善恶判断求个痛快。
历史也不是在某种固定的观念中造就的，而是在微妙的变化中形成的。假如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撒手人寰，那么以后的中国历史就会全然不同。倘若邓小平像刘少奇一样，在文革中被彻底清除，那么中国的改革如何起步，会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从正面的意义，还是从负面的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建功立业机会，都得益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提拔了邓小平，也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手下留情，暗中留用，没有让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陪葬。又是毛泽东留下的历史教训，使邓小平在毛泽东过世之后，义无反顾地力主改革，至死不渝地坚持改革。
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转折不仅是邓小平本人的切身体味促成的，也是无数中国民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完成这么一个转变，对邓小平来说不容易，对全体中国民众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在毛泽东的成功背后，蛰伏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当然，还有从刘邦到朱元璋，还有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延袭下来的。邓小平的改革，面对的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革命，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义做成的专制。
这个专制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世袭制。从毛泽东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边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见，假如他的长子不在朝鲜战场上殉难，那么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开国君主不把江山传给儿子。就是跟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湾的蒋介石，北韩的金日成，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泽东，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间的政治倾向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他们做出的继位选择，却如出一辙。专制文化不仅是沿袭的，还具有很大的覆盖性。
邓小平结束了这样的承传。他让自己的孩子们去经商，以此断绝了让他们继位的可能。1989年，当人们以非常激烈的言词指责邓家孩子如何赚钱的时候，很少有人留意到，邓家孩子的经商意味着世袭制的结束。那年，人们在指责邓家孩子的同时，热烈地赞扬毛泽东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那样的赞扬声中，潜伏着一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试问，假如毛泽东的儿子没有殉难，假如毛泽东把身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中国民众会像反对邓家孩子经商那样激烈反对么？他们很可能山呼万岁。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疑问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因为皇权是没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业文明却由于等价交换的原则，与公平和平等紧紧相连。邓小平废除世袭制的时候，他看到的仅仅是以往的历史传统被结束了。他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另一种文明体系里。在那样的文明体系里，人们要求的不仅是没有世袭制，还要求机会均等，要求买卖公平，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假如邓小平真正置身商业文明之中，那么就不会对平等的诉求感到不适。但问题在于，他是在一种传统之中结束因袭的传统。因此，对于过去，他颇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可是一面对未来，他马上变得茫然，变得焦燥不安。
邓小平所献身的那场革命，本来是从民主的诉求起步的。然而，谁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结果，却是把权力推回到了传统的皇权结构里。这样的复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鲜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这在邓小平更是体会深切。因此，邓小平一旦权力在手，就有意识地努力把权力从皇权结构中解放出来。他的方式是，废除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他的这个努力，与废除世袭制一样，既是对传统的扬弃，又将这种扬弃诉诸了极其传统的方式。这是一个悖论，以家长制的权力方式结束家长制的权力传统。
以这样的悖论方式行事，在邓小平无疑是出于无奈，并且是一种空前的冒险。与这样的冒险相比，孙中山组织的所有暴动，都不过像是一场场儿戏。政治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暴动意味深长，也远比暴动惊心动魄。邓小平是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的。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不会不断地以坚持基本原则一类的方式，平衡各种关系和各种势力。假如以从二维到三维作奇妙演变的爱舍尔绘画作比方，邓小平就像是在二维和三维之间挣扎着的那条龙。
邓小平的悲剧，在于这个悖论的难以解脱。邓小平悲剧的秘密，也在于这个悖论的无可摆脱。无论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改革家，邓小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但邓小平以悖论的方式解决历史的传统，结局只能是悲剧。以家长制的方式结束家长制，其内涵当然是，以专制的权力结束专制。这在孙中山、蒋介石，叫做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这在毛泽东，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谁也没有成功。相比之下，邓小平还至少做到了退休。
对于专制的权力传统来说，邓小平的断然退休，其实比强调集体领导更具解构力。因为专制的权力，在历史上只有被迫退位，从来没有主动退休，从来不会主动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价为前提。但由于邓小平的以身作则，中国执政党最高权力的退休，从此成为一种制度。退休制度，比集体领导更为有效地使专制的冰山开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个游乐场，而中国式的专制政治却像一台绞肉机，任何进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绞死为止。从绞肉机到游乐场的变换，无疑是个艰巨的过程，退休制度虽然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游戏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绞死不可。
不管邓小平的改革存有多少不足，不管邓小平本人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必须承认，邓小平为解构专制传统做出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当然，假如以苏联东欧的变化作参照，人们也许会说，邓小平做得很有限。但问题是，邓小平所置身的文化空间，与苏东截然不同。倘若硬要作横向比较，也许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文化背景上更为相近。
就邓小平个人的困扰而言，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的话语，乃是他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巨大阴影。邓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间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虽然当时在强调安邦治国和继续革命之间，直接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后来是刘少奇。邓小平通常以躲避和回避的方式，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最后承担了以安邦治国否定继续革命的，还是邓小平。
然而，与他的所有同僚一样，邓小平长期被毛泽东的话语所笼罩。毛泽东的话语，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秘密所在。要说玩弄权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知出过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话语上的本事，为毛泽东所独拥。当年，邓小平借用“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突破了毛泽东话语设下的重围，但并没有彻底解构毛式话语。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既是不想被毛语所囿，也是因为自己没有一套强大的话语，与毛泽东相抗衡。在话语上的乏力，是邓小平的一个致命伤。
与毛泽东的能言善辨相比，邓小平敏于行却讷于言，说出来的话如同石头一样，既实在又生硬。毛泽东的革命，有着一整套革命的话语。邓小平的改革，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说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话语。而且无独有偶，当年主持中兴的曾国藩，也同样的不善言辞，也同样的没给后人留下一整套改革话语。这样的遗憾所造成的一个历史后果，便是在中国大陆，仿佛只有革命或者造反是理直气壮的，而改革开放和安邦治国，却只能是不声不响的。
自1979年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之后，到1989年遭遇“六四”学潮，邓小平的改革就像曾国藩的事功一样，始终是无言的。如此只做不说，固然颇有操作性；但一旦面对必须言说的时刻，邓小平却一开口就情绪冲动得像个病人一样。邓小平的只做不说，有时是十分有效的。比如他刚刚开始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访问美国和向越南开战，都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悄悄地讨诸实施。包括后来的农村改革，也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成效着著。然而，十年之后，邓小平突然碰到了必须说话的一天，这个不善言辞的政治家，结果却用枪而不是用嘴，说出了他的原则和立场。
有没有话语能力，有时是不重要的。比如，曾国藩向太平军宣战时写的那篇《讨粤匪檄文》，枯燥生硬，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然而，有时话语能力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且不说当年骆宾王写的那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是如何把一场并无多大意义的战争说得理直气壮。假设没有一整套生动活泼，让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毛泽东的革命能否成功，很有疑问。当年闹革命的共产党，假如没有毛泽东的话语，不会那么充满活力，不会最后取得成功。
毛泽东之长，乃是邓小平之短。邓小平既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也没有周恩来那种说服他人的能力。当年周恩来面对汹涌的红卫兵，有本事说服他们散开。而邓小平面对成群结队的学生，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学生运动触动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神经，勾起了他对红卫兵的回忆，从而变得难以平静，无以自控。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敌意，与其说是政治立场所致，不如说是心理创伤的缘故。因为并不是所有具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立场的共产党人，都对“六四”学潮抱有敌意。理解和同情可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须知，共产党当年闹革命，乃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本身，就是学潮。
面对学潮和安邦治国，颇有不同。平息学潮是不可能摸着石子过河的，除了话语能力，还得有文化头脑。两军交战，不需要文化，能打仗就行。然而，面对手无寸铁却又群情激愤的学生，让枪杆子说话，非但丧失了理智，显得没有文化，而且还表明了自身的虚弱。对于邓小平来说，“六四”这一天的份量，不下于他十年的努力。假设这一天能够成功度过，他的十年努力会获得加倍的效应。可是，想要在这一天获得成功，必须以不开枪为前提。因为一开枪就意味着失败。
邓小平所置身的那个无形的悖论，在这一天里被具体化了。学潮必须制止，但制止又不能开枪。学潮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批判的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判来解决。行事一向果断，决断一向大胆的邓小平，那天不敢走到广场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退学潮。非常的事件，总是需要非常的能力。许多年以后，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有个场面，似乎是有关1989年的充满善意的一个假设。假设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一个政治领袖如何凭借演说，说退一场风潮，避免了巨大惨案的发生。
在邓小平的同辈领袖当中，这可能是周恩来能够做到的奇迹。在那样的关键时刻，也确实非常需要周恩来式的政治领袖。就算没有周恩来那样的能力，哪怕有点周恩来那样的责任心也行。邓小平没有那样的能力，却以另一种方式承担了责任。这一天过去之后，邓小平以慰问军队的方式，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担当。这又是邓小平很不周恩来的地方。
曾经有人回忆，周恩来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参观一个工厂、接到厂方赠送的礼物时，首先注意到的不是礼物，而制造产品的童工。于是，他没有向厂方道谢，而是把礼物送给童工，向童工表示自己的谢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能够看到真正应该慰问的人。
“六四”学潮被平息后，邓小平的眼睛里只有开枪的军队，根本而看不到无辜的民众。假如说，学潮触动了邓小平的心理创伤只是一个猜测，那么邓小平的慰问军队则证实了这个猜测。商周之交的周武王打进朝歌之后，首先想到慰问的，非但不是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是敌方的大臣。一场风潮过后，最要紧的是如何向民众作个交代。就算不去慰问无辜的死难家属，也得给民众一个说法，表明自己实在是迫不得已。有无话语能力是天生的，无法强求；但愿意不愿意体恤民众，却关系到慈悲心的有无，也关系到开枪的动机所在。“六四”这一天，邓小平向历史交了一个血案。“六四”之后，邓小平又向民众交了白卷。且不说十年改革所树立的形象，被如何毁于一旦；更为悲剧的是，由于没有慰问民众而留下的阴影，又成为以后的继承者们一个十分沉重的历史负担。
邓小平的这一天，后人是无法辩护的。不管邓小平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如何巨大的变化，这一天的阴影将始终伴随着他。那条龙最终没能从二维平面挣扎到三维空间里。那条龙被钉死在了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空间的演化道路上。时间由此停格。邓小平以后的政治体制，将长期停留在他所开拓的格局里。相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政治改革取得的唯一进展，不过退休而已。那一天，是短暂的，却比十年的时间更为沉重，也更为长久。即使将来的人们忘记了那十年，也不会忘记那一天。
胡耀邦的天真所误
平心而论，邓小平并非“六四”这一天的唯一制造者。邓氏改革碰到如此一个劫难，也不完全就是邓小平之过。假如胡耀邦不那么天真，假如赵紫阳又不过于聪明，那么邓氏改革也许不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改革的设计再出色，也得有娴熟的政治操作来执行。戊戌变法的时候，李鸿章在政治上并非不赞同变法，但他看出康有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没事人一般地抽身走开了。因为李鸿章明白，且不说光绪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绪具有康熙那样的本事，也会断送在康有为式的乌托邦狂热里。
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对于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想法。其切实可行之处在于，该冒险的时候就冒险，该稳重的时候就稳重。政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真的成了一门艺术。就政治是一门艺术而言，胡耀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艺术家。他的天真，将政治改革弄巧成拙。
天真之于艺术家是必备的，但天真之于政治家，却是一个致命伤。当邓小平在私底下将设计好的退休计划透露给胡耀邦时，天真的胡耀邦竟然丝毫没有掂出其份量。邓小平告诉胡耀邦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胡耀邦把这么重大的一个政治步骤，当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样的家常小事，随随便便地捅了出去。心直口快，跟人相处是讨人喜爱的，但从政却会误事。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其心态依然停留于当年儿童团时的红小鬼。如此赤子之心，对于充满风险的政治改革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只做不说。邓小平把一个绝对不能言说更不可谈论的秘密，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只消老练一些，就应该明白此事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当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胡耀邦如此率真，并没什么过错。假如参照苏联东欧后来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决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笔。但邓小平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也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还是从以后的历史进展来看，邓小平跨出这一步，都是一种极限意义上的努力。
绝不退休，这不仅是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也是毛泽东的革命遗产。革命者的使命就是革命到底，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权力原则，也是一种毋须赘言的革命品质。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可能也悟不出退休对于废除终生制和家长制具有多么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长于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在中国式的政治改革进程上的把握，是相当到位的，分寸拿捏得相当准确。对于商业文明是个什么样的文化空间，邓小平也许是陌生的；但对于如何从专制传统的历史阴影里走出来，邓小平却十分清楚。邓小平的短处在于，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把他想做的事情头头是道地讲说出来。邓小平的话语能力甚至还不如能够写出一本《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既然无法以言语服众，剩下的选择只能是作而不述。
事实上，能够做到一步一步的退休，对于专制的传统已经是很大的动摇了。既然最高权力可以退休，那么任何权力都是可以退休的。一个执政党的所有权力阶层都可以退休，那么整个党就会在独裁的阴影底下逐步摆脱出来。由此，民主的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内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能够做到的政治改革，也是他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
胡耀邦没有掂出这一步的份量，也不知道这一步虽小犹大。表面上看，小得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不过退休罢了；实质上却大得前途无限，并且进退自如。进，可以在执政党内实现民主；退，足以表明自己并没有背叛所隶属的革命政党。或者说，进，可以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退，又保持了该党的继续执政。邓小平以此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过多的要求，不仅不可能急于求成，而且还可能因此欲速而不达。
邓小平说不出多少道理，但他心中明白，无论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文化心理，都没有达到商业文明和相应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程度。古代中国的专制帝王，由于没有民主社会的参照，不知道自己是专制者。可是，现代中国的专制者，却全都是从反对专制开始，从要求民主开始，最后演变成了新一轮的专制者。就此而言，邓小平的不愿跟人谈论民主，自有他一番道理。君不见，当年反对邓小平专制的所谓民主斗士，如何早已专制得不成样子；就连说话的语气和眼神，都充满了专制的霸气。
正是由于专制传统的根深蒂固，当邓小平把他的退休计划告诉胡耀邦时，同时也意味着给了他一张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按照这张时间表，政治改革的步骤不是激进的，而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是急风暴雨的，而是和风细雨的。显然，这张时间表不太符合胡耀邦的个性，但符合中国政治的环境，符合中国历史的进程。政治改革不以政治家的个性为转移，而是以具体实施的可行性为准则。要论个性，邓小平比胡耀邦不知强多少。但与胡耀邦不同的是，邓小平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什么叫做改革。胡耀邦却不懂政治，因此对于什么叫做政治改革，也就不甚了了。
从历史的责任上说，胡耀邦的失言，是不可原谅的，不管其中包含着如何难能可贵的赤子之心。假如把中国的专制传统比作一只猛虎，那么邓小平的做法是悄悄地从这只猛虎身边退出去。但由于胡耀邦的大叫大嚷，结果却把此虎给惊醒了。此虎一醒，首先咬死的就是把它叫醒的人。
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尤其是蛰伏在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深处。此虎随时随地都可能醒过来，咬死每一个想要终结专制的改革者。一百多年的中国晚近历史表明，反对专制的人们，一旦成功，会比他们所反对的专制者更加专制。专制和民主，在西方是可以通过讨论弄明白的，但在中国却会越说越离谱。唯有把事情做成了，专制和民主才有了不可更改的区别。就像在邓小平实现了退休制以后，最高权力者不想退休也不可能了。胡耀邦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先把秘密透露了出去，不说是出卖，起码也是严重的失责。后来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怀念胡耀邦的美德，却不知这个天真的总书记犯有多么严重的失误。为人和为政，有时是相背离的。胡耀邦的为人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为政却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胡耀邦这样的失误，要是犯在毛泽东的手里，结局唯有一撸到底。从彭德怀到刘少奇再到林彪，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但吸取了毛泽东时代教训的邓小平，毕竟不是毛泽东。邓小平解除了胡耀邦的最高权力，却依然保留着他的政治地位。比起毛泽东的毫不留情，邓小平无疑是温情脉脉的。只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民众，包括共产党人，有了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不以为然。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次打倒，大家全都跟着举手赞同，全都跟着喊口号。可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的处分，却造就了胡耀邦不无蒙冤的英雄形象，而把自己置于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里。从一方面说，民众好像觉悟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民众却依然是愚昧的。在对弱者和失败者的一片同情声里，没有一个人想到邓小平的苦衷；没有一个人发现，邓小平可能比胡耀邦更加有苦说不出。人们普遍沉浸在道德主义的快感里，没有人为历史即将会遭到的重大挫折而忧心忡忡。这样的同情，对于胡耀邦来说，非但没有使他感到丝毫轻松，反而因此显得更加委屈。天真的胡耀邦此刻被盲目所包围，致使他既看不清自己，也不理解邓小平。
自此以后，一股莫名的情绪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开来。这股情绪不知不觉地把邓小平朝晚年毛泽东的形象上推去，又顺理成章地把胡耀邦打造成了一个反专制的英雄。于是，又一个悖论渐渐地浮现出来，政治改革的要求，堵死了政治改革的可能。这个悖论反过来说则是，政治改革的可能，与政治改革的要求成反比。要求越强烈，改革越不可能。改革的可能存在于要求的不太强烈之中，甚至可以说，改革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没有要求的改革中。邓小平代表着改革的可能性，胡耀邦则象征着改革的要求。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冲突，实质上是可能和要求的冲突。假如选择要求，就没有可能；要想可能，就不能有要求。
中国政治改革的这种特色，不仅让西方人永远弄不明白，就是中国人自己也至今没有弄清楚。也许邓小平是清楚的，但他却说不出来。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是无言的，一旦说出来，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所基于的，是谜一样的文化。
这场风波过后，轮到聪明的赵紫阳登场。
赵紫阳的聪明所错
与胡耀邦误在太天真不同，赵紫阳是错在太聪明。聪明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况且赵紫阳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为他的聪明所造就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邓小平介于传统文化和商业文明之间，胡耀邦是由于复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焕发，而赵紫阳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文化心理上提前进入商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的聪明使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领先于邓小平和胡耀邦。正是这样的领先，使他对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为然，也产生了与邓小平分庭抗礼的冲动。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冲突，是两种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国历史从专制传统里解放出来，进入商业文明社会，此乃大势所趋。与邓小平代表着历史的可能性相比，赵紫阳代表了历史的趋势。赵紫阳很聪明地走到了邓小平前面，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面。虽然胡耀邦本着早期共产党的“五四”激情，充满青春活力，颇有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明亮，但对于商业文明的思维和观念，却不无茫然。相比之下，赵紫阳领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识到的商业文明，在高尔夫球场充满自信地一杆杆击向未来。
平心而论，以赵紫阳的聪明，在一个商业文明世界里，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剧在于，他所置身的却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不仅天真会成为灾难，聪明也会被聪明所误。按照现代商业文明观念，像胡耀邦这么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会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笔生意，是没什么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时候，赵紫阳的反应就是这么现代的。赵紫阳的下意识里可能还会认为，像胡耀邦这么孩子气十足的人，早该让贤了。因此，赵紫阳非但没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还十分平静地、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似地从胡耀邦手中接过了总书记的大权。
赵紫阳显然不太知道，商业文明的聪明再现代，也及不上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赵紫阳和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左右手，无论谁遇难，都是唇亡齿寒。赵紫阳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间有什么成见，不管彼此间产生过什么矛盾，必须以同进共退、作为各自保护也是互相保护的前提。当邓小平准备废黜胡耀邦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赵紫阳。但这样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质朴，或者说愚钝。因为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做这种傻事，尤其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聪明人。
赵紫阳在很聪明地接过胡耀邦手中的权力时，同时也向邓小平间接地表达了，他赵紫阳是不会按照邓小平安排的计划主动退休的。此刻的赵紫阳，正值雄心勃勃之际。观念上的领先，使他产生了许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围的幕僚，以新权威主义作口号的造势，正在使他蒸蒸日上。电视片《河殇》轰轰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浇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面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边，只能悲悲切切地烧烧诗稿；一面却是赵紫阳好比薛宝钗似的，正准备欢天喜地的入洞房。赵紫阳一点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想要避开的那只蛰伏在邓小平内心深处的猛虎，正在慢慢醒过来。
如果说，胡耀邦的天真不过是让邓小平恨铁不成钢，那么赵紫阳的如日中天，却让邓小平感觉像被蛰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没有后来的“六四”学潮，赵紫阳早晚也会成为邓小平自断臂膊的下一个目标。就算邓小平并不嫉妒赵紫阳的日渐坐大，也会为赵紫阳不想按照他邓小平暗中定下的计划退休而不无恼意（注释：邓实是退而不休）。正如赵紫阳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领先的，邓小平认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领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间，谁胜谁负，
按照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但在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里，却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说赵紫阳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可能会遭到不测，那也并不尽然。要不，就无法解释赵紫阳在学潮面前的一避再避。赵紫阳期待着水到渠成，但绝不主动出击。赵紫阳的第一避，就是借访问朝鲜的机会，扬长而去。假如仅从官场较量而言，赵紫阳此举无疑是聪明的，把难题留给他人，然后自己回来从从容容地收拾残局。但问题在于，赵紫阳面对的不只是一场官场上的权力斗争，而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此时此刻，不要说访问朝鲜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即便是访问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赵紫阳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经燃遍全中国的学潮不管。
赵紫阳虽然没有借学潮向邓小平发难，但他的甩手而去，却间接地给了邓小平一记闷拳。因为事情非常简单，必须要有人负责。赵紫阳不负责，那么只好请邓小平开口。邓小平一开口，就从嘴里跳出了那只醒过来了的专制猛虎。你们要闹事，好吧，我有三百万军队。学潮于是被定性为动乱。
邓小平的恼怒，明里是针对勾起他文革回忆的学生运动，暗里是给赵紫阳甩手而去的一个回应。只是对学生运动的不满是可以明说的，而对赵紫阳的不快却是只能暗示的。赵紫阳当然不会不知道邓小平为何给学生运动作如此定性，他的回击是一下太极推手，似乎漫不经心地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赵紫阳由此再一次以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作了一次中国官场上的运作：你不是开口了么，那么就请你负责了。自此，一直身处后台的邓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面，并且作为学生运动最直接的对立面，就像当年作为走资派面对红卫兵一样。
本来是应该由赵紫阳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学潮。这样既保护了素来不喜学生运动的邓小平，又消除了学生运动在激情之下的锋芒所向。因为要想保护学生，首先应该保护邓小平，不让他成为学生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像当年的红卫兵想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死死地挡在前面。因为周恩来知道，他保护的不啻是一个陈毅。同样道理，赵紫阳假如能够保护邓小平，那么他所保护的也远远不啻是一个邓小平，而是全体学生，而是所有卷入学潮的中国民众，而是由邓小平和他赵紫阳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开创的改革开放大局。
但赵紫阳没有这样做。赵紫阳没有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邓小平的计划退休。从赵紫阳的一系列作为，包括他给邓小平写的那封对胡耀邦不无微词的长信来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来已经显得保守的邓小平退休，然后由他独掌大权。面对学生运动时，聪明的赵紫阳又聪明地以为，这可能是他借助学潮逼退邓小平的一个机会。他不知道他把学潮作为一个难题推给邓小平时，也给学生出了一个大难题。素有心理创伤的邓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决学潮这个难题。而学生也没有能力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既能够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又能够解决学潮这个难题的，只有赵紫阳。赵紫阳应该知道个中三昧。但他自作聪明地从中抽身，听凭那二个难题彼此激烈冲撞。
“六四”过后，人们很不理解邓家子女何以对赵紫阳恨得咬牙切齿，因为谁也不知道此中的奥妙，不明白其间的利害关系。这是按照学术观念和道德标准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人们只知道把赵紫阳奉为英雄，把邓小平钉上耻辱柱。也许只有邓家的子女，才会深切地体味到，其父亲在下令开枪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就邓小平和学生运动而言，“六四”没有赢家，双方两败俱伤。
这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赵紫阳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胡耀邦下台时，赵紫阳没有以跟胡耀邦共进退来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经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学潮面前，赵紫阳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将学潮和邓小平同时置于死地。因为面对1989年的学潮，赵紫阳比邓小平更合适也更可能成为学潮面前的周恩来。不论周恩来的历史功过如何，1989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来的时刻。而且，最合适扮演这一历史角色的，就是赵紫阳。要让学生退回学校，要让邓小平收回那只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挡住学生，劝退学生。而要劝退学生，又必须让学生消除对邓小平的敌意。事实上，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敌对关系。学生对学校里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痛恨、对学校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负学生事件的积怨，远远超过对邓小平的不满。但是，愤怒就像爱情一样，总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个地方。就此而言，赵紫阳的一避再避，等于是一推再推，把邓小平毫无遮挡地推到了学潮面前。
从官场运作的角度来说，赵紫阳太聪明了。避得不动声色，推得不动声色。即便在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之际，赵紫阳依然十分聪明地跑到广场上去，向学生告老还乡。悲壮的告别，非但没有劝退学生，反而激怒了学生，使学生再也不可能离开广场。当善良的中国民众此后一遍又一遍地赞颂赵紫阳的时候，他们很少有人想过，赵紫阳的向学生道别，等于是把学生推到了邓小平的枪口上。同时，赵紫阳也以背对邓小平的方式在向邓小平示威：想要开枪，那就开吧。反正子弹打不到老赵身上。
在戒严令即将下达的晚上，赵紫阳如同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地来了个广场撒手。赵紫阳反对开枪，但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赵紫阳既不想保护邓小平，也不怜惜学生。假设赵紫阳是《天下粮仓》里那个有良心和良知的满清官员，他也许会跑到广场上就地坐下，与学生共进退。假如赵紫阳以此一面劝退学生，一面暗示邓小平：你要开枪，就先打死我。赵紫阳可能因此而在学生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同时又握有了与邓小平谈判的王牌。但赵紫阳并不想担当。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担当，赵紫阳都不愿意。赵紫阳骨子里并不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不过是个在官场上游刃有余的自私自保的官员。赵紫阳说完，溜之大吉，扔下愤怒的学生，连同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听凭他们手无寸铁地面对同样愤怒的邓小平和即将开进城里的军队。此刻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心中有没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经变成了那只叫做专制的猛虎。
赵紫阳之于邓小平的这种小聪明，在某种意义上，不下于当年张学良在西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这类事件要是犯到毛泽东头上，当事人可能与刘少奇一般下场。然而，事过之后，邓小平只是如同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一样地软禁了赵紫阳。这与其说是时代不同了，不如说邓小平确实与晚年毛泽东不太一样。邓小平不会不意识到，他将当年对红卫兵的痛恨，发泄到了1989年的学生们头上。相比之下，赵紫阳当然轻松多了。这不是无官一身轻的轻，而是事不关己的轻。借用一个鲁迅的说法，则是一种做成了看客的轻。本来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后却凭借着官场上混出来的聪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观众席上。赵紫阳由此获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邓家子女一样做了生意的赵家公子。在学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赵紫阳没有被良心折磨得发疯。他可能还不无庆幸，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难过得多了。
这一年的赵紫阳，唯一的遗憾可能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中国的“六四”学潮是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闻和历史事件，但西方人却把和平奖颁给了跟“六四”毫无关系的达赖喇嘛。这与其说是对达赖的大声褒奖，不如说是对赵紫阳的无声批评。西方文明虽然与东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还没有笨到连赵紫阳的聪明都看不出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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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能冲掉风险吗？
星期一 三月 25, 2013 8:18 am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如何化解或转移风险，一直困扰着想发财的人们。于是，“对冲基金”（hedge fund）就被发明了出来。
“对冲基金”就是基金管理者把投资者的资金汇聚到一个盘子里，用作投资套利的工具。对冲基金公司实行私人合伙制设立，因为其风险极大，很多国家规定对冲基金只对能承受巨大风险的富人和机构开放。
对冲基金属于开放基金，投资人可以根据约定投资或抽回自己的投资，但基金公司通常会与投资人就其投资锁定一个期限，在此期限内不得抽回投资，以保证对冲基金可以被用在购买流动性不强的资产上，而不用担心投资人会随时抽回投资。对冲基金主要投资于各种金融衍生品、危机企业、外汇等。
根据文献记载，美国在二十世纪20年代市场泡沫形成期间，就出现了向富人开放的投资载体，当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和杰里•纽曼（Jerry Newman）创立的纽曼合伙公司被认为是最早的对冲基金公司，世界著名投资商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写给美国金融博物馆的信中也认为纽曼合伙公司是他所知道的第一家对冲基金公司。
“hedge”这个词在英文里的本意是“围上篱笆”的意思，给基金“围上篱笆”，也就是保护基金的安全，防止或减少基金损失。例如，在买入一只股票的同时买入这只股票的看跌期权，就可以对冲股票价格下跌带来的风险。
假如你买10万股A股票，价格是每股10元，共投资10×10万=100万元。若一年后A股票涨到每股13元时你卖掉，每股获利13-10=3元，10万股共获利3×10万=30万元。
如果一年后股票价格下跌，你要么被套牢，要么赔本卖出。假定一年后A股票跌到每股6元时你卖出，每股损失10-6=4元，10万股就是4×10万=40万元。
这就是股市，如果没有对冲工具，就无法规避股票价格下跌带来的风险。再看看如何对冲这种风险。
你在买10股A股票的同时，购买该股票的一年期看跌期权保护股票价格。假如A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是每股10元，权利金是每股1元，你需要支付1×10万=10万元的权利金。
现在的情况是，你用100万元购买了10万股A股票，同时用10万元购买了10万股A股票的一年期期权。
如果一年后A股票价格涨到了13元，市场价高于行权价，你当然不会行权，因为此时你的股票每股可以卖到13元，你不可能把13元的资产用10元的价格贱卖。
这时，你就选择不行权，撕毁期权合约，把10万股A股票在市场上卖掉，获利30万元。别忘了，你购买股票期权花了10万元，因此，净利润为30万-10万=20万元。
如果一年后A股票价格跌到了6元，此时的市场价低于行权价，你就可以要求行权，把你这10万股A股票以每股10元的价格卖给股票期权卖方。
此时，你的股票10元买10元卖，炒股没陪没赚，尽管A股票价格下跌了（4÷10）×100%=40%。但是，你购买股票期权支付了10万元的权利金，还是净亏损了10万元。如果你没有购买股票期权对冲，就净亏损40万元，通过对冲，让你少损失了40万-10万=30万元。
读者现在可以看出，通过对冲工具，这笔股票交易如果赚，则少赚了；如果赔，也少赔了。对冲基金公司就是这么操作的，当然，他们会设计出很复杂的投资组合。
对冲，根本就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神奇，它就相当于保险，既然是保险，就要支付保险费用。
由于整个市场是封闭的系统，风险在市场上不断被转嫁，但不管风险怎样转移，都在系统之内，根本不会被对冲掉，甚至不会被消减丝毫，谁不走运，风险就会在谁身上发作，系统内参与交易的人的总盈利必然等于总亏损。
之所以有人对对冲基金乐此不疲，是因为基金管理的巨额费用和投资收益奖金。通常来讲，对冲基金管理费率为2%，即使投资亏损，这笔钱也必须交。
然后就是投资收益奖金，通常是收益的20%，有时甚至高达50%，出资人要拿出收益的20% 或50%分给基金管理人。
据2011年10月31日彭博（Bloomberg）的统计，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美国Bridgewater Associate管理着776亿美元的资产。如果管理费率按2%计算，这家基金公司即使一年的投资收益为零，也有776亿×2%=15.52亿美元的收入。
为此，对冲工具的使用虽然较晚，但发展迅猛，到2012年4月，世界上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21300亿美元，其中61%来自机构投资。
此外，对冲基金经理还可以大量使用公共基金不能使用的金融衍生工具和财务杠杆进行套利。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任职期间，曾出台了一些允许对冲基金使用高杠杆的政策，例如，1996年美联储修订条例，允许美国交易商在自身难以保障资金的情况下，可以在其他国家为客户获得信贷。
于是，美国的对冲基金公司便到国外银行或美国银行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寻求信贷，绕过政府监管，使用10倍杠杆甚至50倍杠杆频繁炒作对冲产品。
对冲基金的泛滥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后，美国和欧洲都出台了相关规章，加强了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力度。
刘植荣，独立学者、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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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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