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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沉重的遗产
星期二 四月 09, 2013 8:10 am
金正恩从父亲那里接受的不仅是权力，更是沉重的负担。对一个年龄不满三十、缺少任何实际历练的年轻人，他面临的危机考验远远多于自己的父亲。
梦想中断
据凤凰周刊报道，2012年，原本将是朝鲜极为热闹的一年。它不仅是金日成诞辰100周年纪念，也是朝鲜宣布建成“强盛大国”的时间。
这两件大事，不但是强化朝鲜体制的催化剂，也成为宣传包装金正恩非凡功勋的素材，因为这些成就最终是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完成的。
按照朝鲜事前的描述，“强盛大国”除了各种无法用物质或指标衡量的朝鲜式精神口号外，一个最重要的实体性目标是为科技工作者、教师和优秀青年提供总数多达10万套的新住宅。
2010年初，记者赴朝鲜采访时，确实发现平壤市区出现少量崭新的规划整齐的小区。但据韩国对朝网站Daily NK最新报道，已经建成的住宅项目，除万寿台地区外，其他地区的住宅因建材、水泥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令住户极为不满，民间私下流传各种关于它的讽刺段子。
由于经济持续恶化，“强盛大国”的配套硬件所需的投资实在难以为继，朝鲜官方自2011年7月起在对外宣传中，已悄悄放弃“强盛大国”字眼，而改为稍显低调的“强盛国家”。即便如此，“强盛国家”在朝鲜宣传机器中出现的频率较以往也大幅度降低。
对经济未见好转、粮食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朝鲜来说，无论是金日成百年纪念的大规模庆典，还是“强盛大国”的宏伟目标，普通老百姓可以分到一份额外福利的机会难得几回。但对朝鲜政府来说，则意味着巨大的花销。以朝鲜目前的处境，这些宏大的愿景或已无力承受。
金正日的突然去世，给朝鲜官方提供了摆脱困境的良好机会，也为金正恩留下了缓冲余地：因为金正恩在为父亲服丧期间，不宜大规模宣传“强盛大国”，借此一切欢庆的铺张活动都可以终止。
严峻的考验
为积累宣传金正恩主政功绩的素材和树立权威，朝鲜近两年来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民间的秩序重整动作。但这些举动不但均遭失败，而且令朝鲜政府遭遇极大的民意反感。
2009年年底推出的货币改革就被普遍认为是准备计入金正恩功劳的一项重大改革。货币改革的实质，是以金融手段进行国民财富再分配的举措。其打击和劫夺的对象，是朝鲜地下经济的参与者，获利者将是在体制内的干部和职工。
由于朝鲜经济多年来实质上已然崩溃，绝大多数居民从计划体制分配到的生活资料已无法维持生计，无力负担国民基本生活所需的朝鲜政府被迫默许地下黑市的存在。今天，除少数特权家庭，绝大部分朝鲜居民的经济生活都卷入地下经济的体系中。
虽未获得官方正式认可，但被默许存在的地下市场经济发展运行到今天，已有相当规模。这意味着朝鲜很大一部分经济体和财富不在政府手中掌控，也使处处缺钱的官方不可能没有想法。如果采取强制征收实物，维持朝鲜人日常生活的地下经济将彻底不存在。
理论上，以新币换旧币，银行存款只可限额兑换的方式，不但要温和得多，而且可起到一次均贫富的神效。但在实际操作中，它直接导致朝鲜地下经济休克，国民日常生计无法维系，反而“人为”制造了一场新的饥荒。
这个精心准备的改革被迫草草收场，甚至令朝鲜高层多年来罕见地被迫向民间道歉。最终，朝鲜前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承担了货币改革失败的罪责——“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并在平壤附近射击场被枪决。
货币改革失败后，朝鲜国境警备队突然遭到大规模整肃和严厉清洗——他们纪律涣散使得朝鲜饥民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仅在2011年，就有至少三次以金正恩名义进行的边界审查，此类审查集中于检查边防军。
与此同时，对边境地区居民们的监管体系也被大幅加强。有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在金正恩的指示下，原来的“五户担当制”被改为“三户担当制”——“相互监督别的家庭的人口是否还在一起生活，一旦有人失踪或出现陌生人，一定要立即申报给保安员、人民班长。”
金正恩欧洲的求学经历，一度让外间部分人认为，或许他有较其父更为开明的施政思路，但事实上完全相反。金正恩对边境的严防控管，唯一的收获，就是在民间留下了更为冷酷的印象，这对树立其权威而言或有好处。
被当成金正恩功勋宣传的其他事件，譬如延坪岛炮战，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朝鲜的压力更为紧张，它使得想在外界获得中国之外的援助变得愈发困难。
自货币改革以来，朝鲜各地饿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据外界推测，2012年春，朝鲜的粮食短缺问题将变得再度严峻。官方只能重复将努力实现金日成60年前要让人民吃上米饭喝上肉汤的许诺。
失控的社会
尽管金正恩大幅加强了陆路边界的控制。但脱北者似乎并未减少，海上脱北者创新高。2009年利用海上途径进入韩国的脱北事件只发生了一次(11人)，2010年西海发生了三次(3人)，东海发生了两次(6人)。到2011年11月初，海上脱逃者增至73名。
朝鲜经济的崩溃一个恶果是社会的日渐失控。
首先是居民生存对体制的依赖日益削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控制严密的体制中游离出来。一旦离开体制，对居民思想观念的控制将变得极为困难。
虽然在增强社会控制上，朝鲜政府不断推出亡羊补牢的举措，但贫困导致基层政权抵抗腐蚀的能力大幅降低。控制力削弱已是无法逆转的趋势。
脱北者本身就是基层政权和军队被腐蚀的产物。对被抓获的越境中国的脱北者，朝鲜以往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但随着脱北者现象益发严重和常态化，惩罚力度大为削弱，普通百姓的恐惧感逐渐降低。
对居民控制力日益削弱带来的一个恶果，则是信息失控。尽管朝鲜国民大部分仍被“冻结”在各自村庄和城市，是举世罕见的信息孤岛。
但伴随地下经济的人口流动，官方不喜欢的信息，流动性和传播性愈发增强。通过脱北者，朝鲜百姓多少知道，在这片荒土之外还有一个富足世界。
手机和其他现代传播工具流入朝鲜也极大地增大了信息控制的难度。以往不可想象的朝鲜线民，成为境外媒体和情报机关渗入朝鲜的感官。
民间对政府急剧增长的不满，也日渐公开化。以往朝鲜居民只在私下表达不满，但在如今，遇见民间口头发泄牢骚和不满，负责基层控制的官员都不再像以往如临大敌地将其绳之以法，只是警告其不要乱说，因为大批人被关押将造成沉重的国家负担。
货币改革期间民间不满达到顶峰，局部地方发生饥民抢劫运粮车而与押运军人发生冲突的严重事件。有人甚至公开说，金正恩比其父更为歹毒。
官方对金正恩的宣传包装，在民间很难收到成效。刻意模仿爷爷金日成的金正恩，在民间有时被称为“什么都不知道的不懂事的毛孩子”、“肥熊”或“猪”。
广播宣传中，金正恩是炮兵天才或“创造出每公顷收获15吨水稻的奇迹”之类的神奇事迹，在民间多半会派生出挖苦讽刺的段子。
记者在朝鲜境内行动高度受限的采访中，能感知在朝鲜民间，抱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现象存在良久。
近年来，随着朝鲜内外困境的加剧，焚烧金氏家人的照片，悄悄张贴诅咒文字的现象，亦不鲜见。有时，这些零星反体制活动的图像也会被传到境外。
近十年来，朝鲜军人叛逃出走事件明显呈上升趋势，这是最能体现其控制力大幅下降的指针。12月14日，Daily NK引述中朝边境相关人士的话称，11月底8名朝鲜武装军人越境进入中国，其中2人在过江时被朝鲜边防部队打死，另外6人成功逃脱。
该相关人士还透露，事发后中国立即加强对当地的盘查，朝鲜方面也派出数十名国家保卫部人员到丹东进行搜捕，并加强对韩国人聚居处的监视。虽然该报道未能拿出任何证据，但韩国主要媒体都进行了大幅转载。
金正日去世消息传出当天，位于北京的朝鲜餐厅海棠花门口，两个朝鲜服务员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声音大到“像假的一样”。
而从金正日逝世后朝鲜人的反应看，对金家的忠诚度明显下滑。综合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各地传出的消息显示，与金日成逝世时朝鲜民众当场集体坐地痛哭相比，此次民间相互看眼色、无声哭泣甚至摆摆样子、让孩子们痛哭的情况不胜枚举。
改革无望
由于已无法有效控制信息，朝鲜国民普遍期待朝鲜能有中国一样的改革。但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于朝鲜体制而言，完全是个逻辑上的悖论。
就外部环境而言，不断制造紧张的国际气氛，是朝鲜强化其体制和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之一。
朝鲜1970年代的军费就已占其财政支出的一半，金正日的“先军政治”将这种畸形体制推至极限。朝鲜经济体系虽注定无法长久维持，但1980年代中期即开始陷入困境，军费占用过多社会资源显然是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是成功地先后与西方和苏联缓和了紧张关系，使得迅速降低军费支出成为可能。
朝鲜的改革是在外界无形压力下的被动行为，它已失去了改革可以获得外部实质鼓励与配合支持的先机。它的安全压力远非中国当年可比，金正日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拼命搞自己的核武计划，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安全问题。
就内部环境而言，改革伴随的是政府对社会强制控制力的降低，而且一旦启动就难以逆转。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流逝，必须以民间自发的政治认同来补偿。在中国，是以对历史的拨乱反正，换取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
但权力已在家族内传承三代的朝鲜体制，政治合法性和道德资源全部来源于对血统神性的不断强化，拨乱反正和意识形态的转向意味着否定了神圣血统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和权威，它会从根本上动摇领导人的合法性。
这种先天不足，造成朝鲜的改革不但不能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反而须强化对全社会的强力控制。自新世纪以来，朝鲜政府有限的几次改革试验，无一例外都是强化而非削弱对社会的强力控制。
其改革只能在彻底封闭式的实验区进行，但朝鲜的经济特区不同与中国之处在于，一开始它就是彻底与国内其他部分完全切断联系的封闭独立体系，而在中国则是嫁接过来的有机体。
对朝鲜改革一度寄予厚望的中国民间资本和韩国资本，在近十年的投资尝试中，终于得出一个一致结论：在朝鲜官方动人的招商引资口号之后，是个吞没一切的陷阱。
按照前苏联专家的看法，朝鲜从来不曾有过苏式的科学计划经济，一直都是典型的运动式命令经济。而父子相承体制，要求接班人尽可能有看得见的经济成就，无疑是在强化运动式经济建设的催化剂。
从金日成到金正日，运动式的强度在不断递进，虽然金正恩在短短的接班人培养期也发起过一些类似“奋战150天”的运动，但朝鲜今日已几乎丧失了再搞大规模运动式经济建设的资本。
随着金正恩意外提前接班，合理的逻辑是，只要金正恩不断加强其权威，朝鲜改革的希望越发渺茫。作为一个越发无望的经济体，它对外界的依赖只会越来越严重。
最坏的局面
尽管朝鲜的“太阳”没有了，民间的不满在增强，但目前还看不出民间反抗，甚至发生中东式革命的可能性。金氏王朝遗留的严密社会控制，对信息的严格封锁，仍能发挥作用。
11月中旬，一份以身居韩国的524名脱北者为对象实施的“统一认识”问卷调查中，73.7%的脱北者们都回答称朝鲜居民们会顺应继承体系。与此相反，对于“（金正恩继承体制）把其认识成为很严重的问题，不信任政权”，应答率才25.2%。而且有关三代世袭“朝鲜居民们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应答率也达到了38%。
美国具有保守倾向的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CATO）研究员班多（Doug Bandow）曾撰文表示，虽然有人希望出现“朝鲜之春”(Korean spring)，但这种概率不高。朝鲜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农村，尽管城市中的精英阶层希望改革，但却不希望革命。
不过，对于失去绝对权威的“共主”之后的朝鲜高层斗争，及其带来的动荡，美、韩、俄等相关国家早已作了推演。
2009年2月，美国外交学会(CFR)报告《为朝鲜的剧变做好准备》设想了三种可能的政权更替局面：
“可控的政权更替”：由张成泽，金正日现任夫人金玉，以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永南等组成看守政府或是集体领导制，政权平稳交接；“斗争的政权更替”：产生激烈继承权斗争，最终会出现的新政权合法性并非来自金正日家族；“失败的政权更替”：类似于1989年的东欧剧变，但会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俄罗斯最高权威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研究院（IMEMO）”曾发布的特别报告中，将朝鲜体制崩溃视为既定事实。
报告预测，混乱局面日益恶化，到了2020年以后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朝鲜临时政府诞生，同时对朝鲜军队解除武装并使其走上经济现代化之路，从而使朝鲜进入韩国的控制范围。报告认为，“统一韩国”将为俄罗斯企业和政府参与韩国大规模交通、能源、产业项目提供有利环境。
IMEMO预测，2010年为1万亿美元的韩国GDP到2020年将增至1.7万亿美元，2030年激增至2.3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3万美元。据推算，统一韩国的人口届时将达7600万至7700万。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教授林德(Jennifer Lind)和兰德研究所的研究伙伴本尼特(Bruce Bennett)近日在美国《国际安全》发表报告称，假设朝鲜解体，在最好的情况下（即朝鲜不进行抵抗），稳定局势需要30万到40万维和人员。
其中，控制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需要约3000至10000人；边防巡逻需要2.8万人；解散朝鲜部队和警察需要4.9万人；还需要7000至10000人准备随时打击反抗势力。
尽管研究报告没有谈到这样一个维和机构应该由谁来设立，以及如何设立，但林德表示，韩国无疑将发挥主要作用。
韩国统一研究院曾指出，金正日死后朝鲜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等权力领导层的变动、居民骚乱和暴动、大屠杀、难民潮等剧变状态。
一旦动荡局面发生，大批难民甚至武装人员涌入中国几乎不可避免，且难以阻挡。再加上可能出现的地方军阀，对中国的影响可想而知。本尼特则表示，中国的介入是有益的。“中国不仅跟朝鲜相邻，还离核开发地区非常近。因此，发生紧急情况时也有可能解决问题。”
“朝鲜的崩溃不仅是东亚地区危机的阶段性扩大，还会引发潜在的人道主义费用。因此就算觉得崩溃的危险性小，但（应对这种情况的）计划还是非常重要的。”林德如此说道。
BWCHINESE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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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的面子》-最想做的是恢复戏剧自由表达
星期一 四月 08, 2013 8:50 am
一部由南大学生创作的话剧，在问世一年内迅速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甚至被认为是去年和陈道明主演的《喜剧的忧伤》一样成为文化事件的戏剧作品。《蒋公的面子》就这样在众人翘首以盼的期待下从南京来到上海，上周在戏剧学院连演了4场。演出比想象中更轰动，4天的演出座无虚席，站着看戏的也不在少数。
该剧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吕效平每次谢幕时都会说一段话：“如果你知道中国当代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在当代中国戏剧中的少有高度；但如果你知道世界戏剧的状况，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到底还是三年级本科生的习作。”
《蒋公的面子》在艺术上绝非无懈可击，从某种程度而言，这部戏依然有校园戏剧作品的生涩气息，无论哪个环节都不那么“专业”。但这个戏却让所有做戏的人都看到，他们和真正戏剧的某种距离。在昨天一个关于此剧的研讨会上，有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蒋公的面子》揭掉了上海话剧的面子。
事实上，《蒋公的面子》揭开的远不止是上海话剧的面子。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也远不是因为戏剧本身。这个戏揭开的，是中国教育和中国文艺创作的双重面子。
我们为何培养不了大师？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问道，“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也正是《蒋公的面子》的创作缘起。
《蒋公的面子》是南京大学为了建校110周年而组织学生创作的。事实上，自从1922年曲学大师吴梅应当时“国立东南大学”之聘南归授曲，至1940年代的陈瘦竹、1970年代末的陈白尘先后来到南大教授外国戏剧和中国现代戏剧，南京大学也许是中国唯一一所有过90年戏剧艺术教育历史的大学，至今，南大仍有一个每年坚持卖票演出的学生剧团。
不过，区别于更重视艺术技巧教育的中戏和上戏，南大的戏剧教育更侧重于戏剧理论和文学，并没有表导演、舞美等专业的本科教育。但也正是南大深厚的教学传统、学科背景和精神追求，孕育了李龙云、姚远、赵耀民等众多当代一流剧作家。《蒋公的面子》的编剧温方伊写这个剧本时不过大三，但她在这个剧中所呈现的精神追求却和她的师兄们一脉相承。
在温方伊对自己的剧本阐释里，最多提及的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永久精神困境。”而在她的老师吕效平的想法里，这个戏是为校庆而作，也因此，它的主题是为了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对话。这个戏，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吕效平的老师董健教授曾是南大副校长和文学院长。他在看完《蒋公的面子》后谈到了这个戏为校庆创作的目的：“校庆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了一种模式，核心就是浓厚的官味和商味。但我认为校庆的目的应是总结学校历史上办学的经验教训，找到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这才是校庆的核心价值。”
在董健心中，钱学森之问有一个很重要的潜台词：有段时间，我们的教育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独立、自由精神萎靡不振，因此培养不出人才。董健进一步说道：“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十年‘文革’到1989年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高校推行‘极左’的一套，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至今的经济大潮冲击，很多高校开始搞产业化，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圈钱的工具。很多学校经过这些破坏后，大学精神便荡然无存了。不少知识分子从原先的独立精神，蜕变到对领导的崇拜和对政治的依附。”
然而，《蒋公的面子》得以上演，似乎印证着独立和自由精神在南大依然时隐时现的传统延续。这个戏看似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更深层次的却是呼唤一种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而正是这个话题，触动了整个知识界的神经；也让这出戏，引发了戏剧圈之外所有文化人的关注。
在昨天研讨会上，翻译家胡开奇说，我们在这个戏里看到了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希望也能看到今天知识分子的面貌。而座中立马有人呼应，你听一听观众的笑声，就看见了知识分子今天的精神现状。
我们为何出不了好戏？
在上海，南大学生并不那么专业的演出，却让观众和很多专业戏剧人不约而同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我们做不出这样的戏？这个被戏剧圈看来“半圈外”的作品，却给予了这个圈子重重的一击。
吕效平坦言，南大宽容的氛围和作者年轻不受限制的精神世界，让他们得以进入了当代中国主流戏剧视为“雷池”的空间。“我们南大学生做戏从来不审查”。而这一点，甚至引发了同为校友的剧作家赵耀民的一番艳羡，“没人管自然好。”
就在去年，该剧在报名参加中国剧协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时遭到了拒绝，吕效平说：“中国剧协拒绝这部戏并不是由于它的疏漏，而是根据它的逻辑。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戏剧早已被国家化，国家成为了戏剧创作的主体。大家做戏也都只有奔着一个目的去，就是评奖拿奖。”
“我做这个戏，就是想改变当代的戏剧生产制度，戏剧应成为人民的个人表达，它必须成为一种个体的创作，而不是一种政绩工程。”吕效平说，“人民的精神生活是汪洋大海，但政府只是其中一个岛。不能让所有的海水都集中到一个岛上。恢复戏剧艺术创作的个人身份，恢复一种自由表达，是我们最想做的。”
在南大演出到10场的时候，剧组就面临了一票难求。吕效平预感到，也许他们做了一件当年类似于复旦大学1978年底《秦王李世民》这样思想解放的戏。戏如果演满30场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事件，演满50场就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事件。
最初的预言最终实现，而每次谢幕登场，吕效平都会重述那段这部戏和当代世界戏剧以及当代中国戏剧的地位对比。他对此解释说，自己所言《蒋公的面子》在当代中国戏剧的高度，这并不是说它作为成熟的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而是说它在当代中国所表现的精神自由的高度。
“戏剧是精神的产品，虽然不能说精神自由必然地产生成熟的戏剧作品，但是真正的戏剧作品肯定只能是自由精神的产物。精神的自由，是戏剧生产绝对必要的条件。”
在吕效平看来，很多人说当代中国戏剧危机，但其实，从每年的精品工程、每年的新剧场建设数量、每年的制作经费拨款看，中国的戏剧相当繁荣。戏剧也不存在被影视竞争的危机，因为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都被印证的伪命题。但中国戏剧真正的危机是戏剧文学的危机，戏剧早就把文学开除了。
“中国戏剧的问题在于当下中国戏剧丢失了艺术创作的个人身份，丢失了自由的艺术精神，丢失了表现我们生活的悲剧性与喜剧性的勇气。或者换一句话说，是戏剧精神的衰落，是戏剧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却失去了它精神的自由状态，而重新沦为现实世界的工具和奴仆。”
“剧协不带我玩，我们就自己演。”《蒋公的面子》在南京公演两轮每场加座，远自上海、北京、成都、深圳的观众慕名专程来南京看戏，演出商更是争抢这一项目。而这样的盛况也在上海延续。如今，剧组已安排全国范围巡演，票房目标是1000万元。
“我想再过50年，我们这部戏依然能在南大的校庆上上演，因为它是活的。在中国，至少5至10年内，它都是进步的。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戏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温方伊、吕效平做客早报文化讲座
昨天，《蒋公的面子》的编剧温方伊和导演吕效平做客东方早报文化讲堂，在民生美术馆和读者进行了一次《启蒙与诗歌》的对谈。正值上班日，赶来听讲座的都是对这个作品真正感兴趣的读者，现场交流因此颇为热烈。讲座上，通过问答互动的形式，这对师生再一次和热情的观众分享了他们的感悟。而吕效平更是阐述了他对于戏剧思想解放和自由精神的种种看法。
讲座上，温方伊向读者表达了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想法，并笑言吕老师在学校素以“三观粉碎机”著称。而吕效平则再一次面对读者“粉碎三观”。他表示，他们这个戏之所以选择商业巡演，并把目标定位到200场，是因为“对这个戏，学术评价不重要、奖项不重要，最好的评价是票房高低。我们希望和观众一起见证一个奇迹的产生”。
吕效平谈及他的戏剧观时表示，“真正的戏剧是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所有宣传真理的戏剧都是二流戏剧。”而对于《蒋公的面子》，他认为其最大的进步价值在于张扬个人主义大于集体主义，“我们的戏剧没有塑造道德楷模，只是仰望理想的光辉。”
和观众交流中吕效平再次强调了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戏剧思想解放的问题。“也因此，我们希望今天再能够做出当年《于无声处》、《曹操与杨修》、《屋内有热流》这样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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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介绍一种新思路
星期日 四月 07, 2013 2:58 pm
要抛弃“改革”，并提出另一套话语体系
一直有习近平导师之称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政府改革等事务上被认为是“幕后谋士”。如今他突然改口要抛弃“改革”，并提出另一套话语体系。这会不会预示习的执政路线随之发生变化呢？
孙立平《抛弃“改革”，换一套话语体系》，发表于：2013-01-14 ，原文如下：
由于在外地，一些事情来不及细想，但怕回去想不起来，一来算是个记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引起讨论，先写在这里。核心的一个想法是，我们是不是应当抛弃改革这个词，换一套话语体系了。
首先，改革这个词，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而且在不同的人那里，被意识形态化的具体含义是不一样的。现在说改革，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从现实的作用来看，改革这个词已经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你说要进行改革的时候，主张改革的人还没弄清楚改什么呢，反对改革的人先警惕起来了。也就是改革的力量还没动员起来，先把反改革的力量动员起来了。
比如，你一说改革，既得利益者想是不是要动我的利益，公务员想会不会丢饭碗，老百姓想是不是要瓜分国有资产，思想僵化者想是不是搞西方那一套。还没做事呢，先惹一身骚。
什么要敢试敢干啊，什么杀出一条血路啊，除了制造敌人，起不了多大积极作用。
换一个什么话语体系？我主张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首先，对新的十年要有一个更高的立意。中国人愿意按三十年划线。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说，前三十年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后三十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以建设开路，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放到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题目下去做。建设的字眼异常温和，但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在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题目下，要有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前三十年，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都应当做。今后三十年，凡是有利于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都应当做。因为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没有什么禁区。
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有一系列制度保障吧。这样就需要建立一系列新制度。如果将建立这种新制度的过程叫做改革，我也不反对。
比如说，要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权力总得受点限制吧，得有一套制度来限制权力吧。除非你反对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再比如说，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老百姓的权利得得到保障吧，得有一套制度来保障吧。除非你反对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再比如说，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上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吧，妨碍公平竞争的东西得破除掉吧，除非你反对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再比如说，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得公平一点吧，特别是机会面前得平等吧。除非你反对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再比如说，公平正义的社会得有一个好的法治基础吧，起码老百姓遇到点事情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也就是说得建设法治社会吧。除非你反对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公平正义，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症结。经济缺乏活力是因为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社会矛盾突出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说理的地方。体制脆弱是因为无法提供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凝聚变革共识，形成变革动力，超越左右分歧的重要基础。
中国不需要再在改革的话语中纠缠，不是要克服改革的阻力，而是要在一套新的话语的基础上实现一种超越，以这种超越，实现实质性的进步。
我的看法是，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说，还在改革话语的泥潭中继续纠缠，我们已经纠缠不起。
以上是随想随写，想法并不成熟。希望不要起对改革打横炮的作用。因为我对改革仍抱善意的期许，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
未来的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十年。因为在这之前，很多事情还可以拖，未来这十年，很多事情拖不了了，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原文发表于：2013-01-14 12: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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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从政治腐败到社会溃败
星期日 四月 07, 2013 10:03 am
—— 读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
别老说正路邪路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人们的要求简单明了，你把你家孩子往哪里带，你就把百姓往哪里带。——孙立平在微博上的留言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是习近平在清华的博士论文导师，习近平接班之后，他被戏称为“国师”。不过，他从未炫耀此一身份，依然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研究和评论，具备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丈夫”精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迅速发展，“蛋糕”越来越大，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再像毛时代那样“一穷二白”。但政府腐败的加剧、贫富悬殊的扩大和社会公正的匮乏，使数亿底层民众陷入愤怒乃至绝望之中，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暴戾之气有甚于明末和清末。无论贫富贵贱，大家都觉得生活在“二零一二”世界崩溃的前夕。在此图穷匕现之际，孙立平在《重建社会》一书中警告说，中国社会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老师的逆耳忠言，学生愿意倾听吗？
“底层沦陷”与“全民比恶”
上层社会尔虞我诈，薄熙来、王立军从狼狈为奸到反目成仇就是一个典型；而穷人与穷人之间也互相欺骗、伤害、乃至杀戮，这让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学说不攻自破。从人性的本质而言，穷人的“坏”与富人的“坏”是一样的。“穷人比较善良”、“穷人比较有道德”，只是某些左派文人一厢情愿的臆想。中国社会的败坏，不仅是富人和官员的败坏，而是全民的共同堕落。中国老百姓对腐败采取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态度：“谁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腐败，我当了官也是一样。”难怪鲁迅叹息说：“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腐败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腐败的肆虐，让中国进入“全民比恶”的恶性循环。在山西大批童工在黑窑被作为奴隶劳工的事件曝光之后，孙立平拍案而起，撰写了多篇评论文章。他指出，驱使奴隶童工的砖窑主人，并非煤老板那样一掷千金的富翁，而是年收入甚至比不上赴沿海打工的农民工的穷人。山西黑窑事件呈现的，是典型的不断恶化甚至达到变态程度的底层生存生态，“是在生存生态不断恶化背景下底层的非法化生存，以及底层与底层的互相蹂躏与折磨”。底层生存生态不仅在恶化，而且在“黑恶化”。“黑恶化”比“黑社会化”还要严重，因为传统的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盗亦有道”的伦理，比如一般不会伤害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人群；而今天“黑恶化”的底层社会，则不断上演突破法律和人伦底线的惨剧。
桃花源式的乡村早已不复存在。社会的不公义导致了人心的败坏。花钱买下一名有智障的“盲流”，带到矿上做工，伺机将其杀害，伪造成矿难，再找人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这是电影《盲井》里的情节。可是，这样的故事却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虎圩乡真实上演。据“新华视点”报道，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晚上，东乡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矿井发生事故，一个奄奄一息的矿工被工友们抬到井口，并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死者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吉鲁史格，来自四川金阳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五名矿工。他们一个星期前才来到矿里，三天前才办好工伤保险。三天以后，两个自称是死者亲属的人来到矿里，还带来有死者“妻子”签名和手印的委托书。“他们一来就狮子大开口，要我们给一百二十万元。”公司方面的代表李样堂说。两名自称死者亲属的人毫无悲痛之情，目的明确，直指赔偿金。当地公安人员正好到矿里走访。派出所所长邹晔隐约感觉这起矿难有问题。经过调查发现，死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都是假的。东乡县公安局立即将两名自称死者亲属的人和一同来做工的五名矿工控制起来。经过审讯，冒充死者亲属的犯罪嫌疑人卢几且交代，前一年十月，他们开始谋划杀人诈骗，花五千两百元钱从四川省雷波县一个居民手里买来一名有智障的流浪汉，为他制作了金阳县的假身份证和户口簿。三月初，他们带着这名流浪汉到东乡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打工。十一日晚上，他们将流浪汉从通风井推下去摔死。
这个案件正是孙立平“底层沦陷”概念的鲜活例证。“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上有窃国者的专横，下有窃钩者的残暴。有一位中国作家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想象力。我的答案恰恰相反，现实的残酷与荒谬早已超过任何人的想象力，中国作家不需要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只需要把看到的现实临摹下来，就是动人心魄的文学。中国作家真正缺少的，不是想象力，而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良知。于是，在作家停笔的地方，社会学家孙立平站了出来。
政府授权作恶，民间以暴易暴
今天的中国，并非战乱与饥荒的年代，而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本不应当发生这类于“人相食”的惨剧。但是，一桩接一桩现实版的《盲井》，不是“人相食”又是什么呢？凶手为了发财，不惜孤注一掷，残杀更为弱势的智障人士，用孙立平的话说，是“由于底层资源的有限，为了获得哪怕是比别人稍稍有利一点的位置，就不惜手段，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干得出来，这就是严重恶化的底层生存生态的事实”。暴力成为人们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惟一选择。
中国的制度转型，无疑也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孙立平以“重建社会”为其研究的主题和著作的题目，便是希望由此找到一条代价最小的转型路径。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孙立平在一次公开论坛中，当着诸多高级官员和官方智囊的面严肃地指出，过去十年来所实行的“维稳”政策就是对法治的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指标而不择手段，纵容甚至鼓励下级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令法治恶化，而且越走越远。由于“政府公共职责的全面丧失，基层社会秩序的严重紊乱，社会正义的根本性缺失”，造成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全都呈现“溃败”之势。那么，现在的这种统治模式还能维系多久呢？他预测说：“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既然政府授权作恶，那么民间就只能以暴易暴了。
孙立平以菲律宾为例说明由“腐败”导致的“溃败”对社会转型造成的困扰：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时，美国一家媒体评论说，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为之还债。当腐败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不以为耻的价值、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便被扭曲了。不过，在我看来，菲律宾的情形比孙立平的评估要乐观一些。换言之，中国的情况比菲律宾更恶劣。孙立平没有注意到中国与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差异：菲律宾有悠久的天主教传统，天主教会在菲律宾是社会公正和个人良知的倡导者，也是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桥梁。菲律宾在马科斯政权垮台之后经过几次政治动荡，最后都是由教会出面调和朝野冲突，让社会重新走上正轨。而在中国，由于政府长期的打压，没有形成深入人心、资源雄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教会体系及公民组织。政府与民间缺乏有效的黏合剂，两者因利益分歧背道而驰，而到了临界点，就容易发生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暴力冲突。
道德教化无济于事，制度变革方为正道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针对中国不断发生的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温家宝在讲话中承认：“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温多次强调“道德”一词，此前更是用“道德”劝诫房地产商。这与胡锦涛放弃“依法治国”走向“以德治国”的思路不谋而合。与温家宝的大声疾呼相呼应，“六四”屠夫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一姐”李小琳，在二零一二年的“两会”上，提议建立公民道德档案。她说：“我觉得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此议一出，网上骂声一片。有网民批评说，该提案可提名“年度笑话”！更有网民怒吼：“建议先从李小琳做起、从李鹏全家做起，给李鹏建一份一九八九年的‘道德档案’。”
可见，单单挑出道德问题忽悠民众，回避制度之弊端，是舍本逐末、刻舟求剑。清末的曾国藩喜欢搞道德教化的那一套，民国的蒋介石掀起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结果都收效甚微、无疾而终。胡锦涛上台之初便提出“八荣八耻”，重蹈前人之覆辙。胡本人即为无德之人，何有倡导道德的魅力？上梁不正，何以正下梁？
与胡温等高高在上者不同的是，孙立平切入中国社会问题的角度，是公共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非道德伦理的空喊。在《重建社会》中，孙立平谈到中产阶级的“无产化”，谈到农民工第二代在城市遭受的“身份歧视”，谈到行业腐败和基层腐败，谈到为什么人们对罪恶无动于衷，这些问题都需要制度层面的变革才能解决。在社会贫富悬殊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底层社会的“黑恶化”，不仅是因为穷困，更是因为他们感到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贫富悬殊的差距演变成社会与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他们或者选择暴力反抗现存秩序，或者去伤害比之更弱势的群体。整个社会如洪水猛兽般走向无序。
这一铁的事实，就连帮助邓小平撰写南巡讲话的“文胆”、中共宣传系统的高官周瑞金都在博客中说：“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虽然GDP持续增长，蛋糕确实做大，但大部分民众并未从中获利，致使民间戾气弥漫，社会溃败一触即发。
那么，如何改变社会走向溃败之趋势？不是像胡锦涛那样搞面子工程式的“新农村运动”，以为让农民“上楼”就使农村问题迎刃而解。孙立平指出，政府的正确做法应当是“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公共政策不能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最高目标，而是要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使得那里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有生存机会，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空间”。换言之，让生活在底层对民众感到未来有希望、生命有尊严，才能有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缺少所谓的“理论建设”，孙立平等学者已经提供了明智的建议。那么，习近平会不会继续犯下“可怜夜半趋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错误呢？
孙立平《重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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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曾礼: 枪口抬高一寸的报纸审读员
星期日 四月 07, 2013 10:02 am
2013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一度激起公共舆论的轩然大波，其中有一位特殊的发言者，以“审读员”的身份，披露了南周决策层的相关内部信息，并立场鲜明地同南周编辑记者站在一起，引起各方瞩目和敬重。三个月之后，当他正式解甲归田，却传来不幸病逝的消息。
这位“反水”的审读员名为曾礼，曾以“六十不惑”为网名，发表《究竟谁删改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文章，披露广东省委宣传部对南方周末的严密管控，此后又发表《南周审读员为何跟总编辑分道扬镳》，进一步披露了南周总编辑的办报方针。余波荡漾三个月之后，曾礼先生所在的审读小组解散。然而正当他“回家逗孙养老”的日子开始时，却因消化道静脉大出血，在清明节前夕遽然辞世，享年61岁。
曾礼先生曾任南方日报记者站长、部门主任。2009年退居二线，聘任南方周末总编辑特别助理，协助总编辑把关。后来报业集团成立审读小组，他到退休年龄又被返聘，任审读员，定向负责南方周末审读把关工作。和某些激进批评相反，他否认审读员是“扼杀、阉割新闻的刽子手”，而是“从报业集团考虑，主要是防范政治风险，保证安全出报”。
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曾礼先生和第一线记者编辑不乏冲突，他在内部论坛上坦承，担任审读员的四年来，他在把关上也有过失，枪毙了一些不该枪毙的稿件，删掉了一些不该删除掉内容。因为这种冲突，也有编辑记者以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为典故，将这位老人讽刺为“真理部” 化身。但在他猝然去世之后，众多南方报系编辑记者也通过微博和博客，表达他们对这位“宁可不完成政治使命、也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资深媒体人的痛悼和敬意。
在今年年初《究竟谁删改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一文中，曾礼先生以知情人身份明确告知：“近两年来，由于上面要求越来越严，我们内部的把关也越来越严，每期报纸都有撤稿，多的时候撤稿7、8篇，少的也有2、3篇，重大修改有10多篇。”以及针对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上任后变本加厉的局面：“自从2012年5月份新任粤宣部长到位后，对报纸的管控更加严苛，禁令越来越多，对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的管制和监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特别要求南方周末每期选题都要上报省宣，批准后才能采写；重要报道和社评，都要报省宣审阅后才能出。”
这种局内人的证词，将当代中国媒体的审查与自我审查机制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后世的记录留下了铁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观察者赞誉曾礼先生是中国现实版《窃听风暴》的主人公。但曾礼先生谦虚地表示，其实他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不违心而已。
在《南周审读员为何跟总编辑分道扬镳》一文中，曾礼先生进一步解释，他在新年献词事件中明确反对总编辑的态度早有由来。2012年11月8日的南周周会上，总编辑黄灿声称“这份报纸是共产党的报纸......难道你这是一个自由派的媒体吗？”“我们可能更愿意跟纽约时报并排对比，但别忘了你是在哪办的报纸！”曾礼先生在内部论坛上针锋相对地反驳“那番讲话，令我大失所望。这不是顶不住上头的压力，而是自己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与人民日报看齐，这是自宫行为。”
在文章结尾，他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自己作为资深报人和总编辑的区别：“他认为安全第一，我认为品质第一。他执行命令不打折扣，我的枪口略微抬高一寸。他年轻看得更高更远，我年迈只是看眼前。他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我仅坚守媒体的良知底线。”
在“党管媒体”的逻辑之下，这种表态注定了曾礼先生的“审读员”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而且早在正式去职之前，他也颇具讽刺意义地成为其他形式媒体审查的牺牲品。他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六十不惑”因为在今年一月初积极声援南周同仁而被禁言、销号，此后他转世成为“六十还童”，再被销号，最后注册“六十不惑2世”，终于坚持到了最后——他自己生命的终点。
临去世前几天，他在微博上发文称，“几十年我都在体制内，一切服从组织，说话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到退休返聘后才能说几句真心话。现在全退了，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境。期望以后更自由，梦。”而他最后一条微博，则是回应此前中国官方长期宣扬的“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他讽刺说“更牛逼的是，用一种思想统一占全球1/5人口的头脑”。
在以“六十不惑”为名的新浪博客中，曾礼先生留下了214篇长短不一的博文，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气概，刻画出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态。然而在他终于获得自由之后，去了没有媒体审查制度的天堂。
在这种“壮心不已”的背后，著名媒体人、原南方周末记者长平在文章中援引内部知情人的话说，"曾老的情绪一直很激动，特别是被解除返聘后，他甘愿回家养老，但精气神不舒畅。'邪不压正'只是传说。"，
来源: 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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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的经典——评《红楼梦叙事》
星期日 四月 07, 2013 7:50 am
中国的古典小说与西方的“小说”不完全是一回事，汉学家浦安迪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奇书体”。对于“奇书体”，也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中国学者历来的看家本事就是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搜求，索引，考据……无非是围绕着作者的生平、故事的本事、作品的版本等进行的，至于作品的文本分析和文体研究，就乏善可陈了。以至于中国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作为学术“半成品”，被西方汉学家利用先进的理论方法“深度加工”后，成为了西方汉学研究的皇皇巨著。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要么被偏重考据的传统治学方法所囿，要么被“苏联模式”的庸俗社会学分析所蔽，面对迅猛发展的海外汉学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而那些对现代小说理论颇具研究的学者，又因为对古典小说不够熟悉而只能埋头于现当代小说的研究了。
这是国内古典小说研究的悲哀！但也正因为了这种悲哀，王彬先生写于10年前的专著《红楼梦叙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也就显得尤为珍贵。落后于时代的学术是落伍的，与时代同步的学术虽不落伍，但也难说具有多少新意；而能够领先于时代的学术，却又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当你仅仅领先一步时，你可能被称为“大师”，成为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但当你不仅仅只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了两步甚至是三步时，你却完全可能成为孤家寡人。《红楼梦叙事》就是一部领先于国内古典小说研究至少两步以上的学术著作，于是也便孤家寡人般地坐了十年冷板凳。
以今天的立场来看这本10年前出版的书，其学术的前沿性依然不减，这是一本真正可以与那些西方汉学大师一较高下的著作。而将之放到国内的学界来看，当称之为是一部开山之作。《红楼梦叙事》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与现代叙事学实践进行了成功的接轨，在对待传统的小说研究方面，作者不仅没有抛弃以往学人的研究成果，而且承前启后发扬光大。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新”得让人感到面目全非的书，而是一本具有传统治学功底的有“根”之作。在运用叙事学等新的理论方法方面，作者也没有照搬西方理论去套用中国文本，而是针对“奇书体”的文本特点有的放矢灵活运用。《红楼梦叙事》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是《红楼梦》，但在分析过程中更凭借着作者对古典小说深厚的学识，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有代表性的文本都作了精妙的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一整套有系统的“中国叙事”研究。
作者还对《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说到“不可靠叙述”，自然离不开“反讽”，英国小说的“反讽”是举世闻名的，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反讽”，学界却一直研究得不够深入。其实中国古代的小说批评家是很注意“反讽”的，但大都是以眉批的形式点到而止，没有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而《红楼梦叙事》则对中国小说中的“反讽”以及各种“不可靠叙述”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古代汉语白话小说中这种微妙的叙述方式，进行了一次盘点。此外，《红楼梦叙事》还对古典小说中的“聚焦方式”、“伪时间”、“漫溢话语”、“动力元”等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其中最具价值的，是对“动力元”和“漫溢话语”的研究，这也是本书中极具学术创新意义的精彩篇章。
我们知道，西语theme在汉语中译为主题，而motif则被译作母题，然而theme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汉语语境中的所谓“主题思想”，而motif更兼有动力、动机之意。母题是情节的最小单位，直接构成了故事与人物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把motif译为“动力元”应该说是更为贴切的。“动力元”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叙述者动力元”，即由叙述者出面讲述来推动情节；另一种是“人物动力元”，即叙述者隐退，由文本中的人物来推动情节发展。这与格雷马斯所谓的“施动者”有某些类似的地方。《红楼梦叙事》以“动力元”来分析古典小说的故事与叙事，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叙事”中的经络。作者还以“动力元”、“次动力元”、“辅助动力元”与“非动力元”的不同组合方式，来比较《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与《红楼梦》的差异，其话语分析之精到，在国内学者中堪称罕见。
对“漫溢话语”的分析，是《红楼梦叙事》的另一个亮点。作者同样站在中西小说发展史的高度，分析了话语自身的独立，对于小说文体发展的重要意义。话语并非只是为了讲故事而存在的，话语会时常从故事中“漫溢”出来，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大部分文字。以往的红学家一般都没有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这种“话语狂欢”，而《红楼梦叙事》则对此进行了极为精细的分析，为《红楼梦》的叙事研究，开出了一个新的领地。可以说“漫溢话语”是考察小说“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对研究《红楼梦》是必要的，对现代小说的研究更有着重要意义。张爱玲的小说为什么好看？钱钟书的《围城》为什么让人感到妙语连珠？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叙述话语会时不时地从故事中“漫溢”了出来，而极尽“奢华”！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叙事》的附录部分，附上了作者还文本时间为故事时间的浩大工程——《红楼系年》，这也是红学史上第一次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为《红楼梦》故事所做的最为完整的年谱，不仅系年，而且更精细到了系月、系日。《红楼梦叙事》既是一本以现代叙事学方法研究红学的开山之作，同时又是一部有关“小说”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标志性著述，真可谓是被“隐藏”了的学术经典。
来源：中国艺术报
Author: 藏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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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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