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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的恩怨
星期六 四月 20, 2013 10:10 am
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虽已辞世，但生前身后的种种是是非非似乎因为当事人的远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外界的种种猜测之下，大师之子季承终于无法再缄其口，历时年余而成《我和父亲季羡林》。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作者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
意气用事的成仁之举
1995年2月，父亲写了一篇《1995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李铮看过以后，建议父亲不要发表，但父亲不听李铮的劝阻，坚持要公诸报端。这篇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把事实略去，用明确的文字抒发悲愤之情，用激昂的声调表白自己已经成仁，用带着苦涩的语气为自己的成仁而欢呼。
这篇文章，一般人是看不懂的，父亲在文章里说，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无意中用“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了。他心中的悲剧，又“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或者说是那种“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慨叹与忧思的悲剧”。这样说来，父亲说的当然就是一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因此，为了这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能成仁，的确应该无怨，当然应该“快哉”了。
那么，先来说一说，父亲在文章里指的“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父亲在文章里已经点明，只不过局外人难以猜度罢了。答案就是他所说的“遗弃”。
他遗弃了谁呢？文章里并没有点明。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就是父亲遗弃了我，遗弃了他唯一的儿子，遗弃了那时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直系亲人。父亲遗弃自己的儿子终于使自己成仁，遗弃了当时季家在国内除父亲之外的唯一成员，使季家彻底分崩离析，这当然带有悲剧性，而且对一个家庭来说，的确是个大的悲剧。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说父亲所谓的“遗弃”是怎样一回事。
从近处说，事情的爆发是在1994年2月8日(农历12月28日)，那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吵。当时春节临近，母亲住院已经两个多月了。为了过节，我和何巍媳妇李庆芝、小阿姨一起，把母亲住的客厅打扫干净，稍加布置。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四点。我非常劳累、疲惫。我们刚刚结束工作，准备做晚饭，父亲从对面书房走了过来。他对我们整理好的房间，不屑一顾，劈头就问：“我的花哪里去了？”他找的是一盆君子兰，是楼上的人家丢下来，被我们拣了栽在盆里的。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父亲怜惜那些被遗弃的花，就把它搬到对门那个单元他的书房里去了。阿姨说放在对面屋子里了。父亲立即去找，但没找见，回来冲着我问罪：“谁把我的花扔了？！”我这时正在厨房做饭，听见父亲在堂屋里发威(这是从未有过的)，实在忍耐不住，便对庆芝说，如果他要再问，我可就要说话了。庆芝劝我忍耐。
这时，父亲果然跑到厨房里来追问我。我没能忍住，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实际上并没有扔)。他勃然大怒，说：“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我见来者不善，便说：“是老天爷。”我当时想，老天爷总比父亲老子的权力大吧。父亲顿时语塞，脸涨得通红，激动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我当时一愣，心想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我说：“我有心养你的老，也一直是这么干的，累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了。”父亲说：“那是你自己愿意！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反问他：“我妈是谁？她是你的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正争吵间，李铮来了，他不知事情的原委，见状十分吃惊，就劝解一番。这时，父亲的怒火略有遏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我说：“说错了，我并不在乎。”这时阿姨已经把花搬过来给他过目，但争吵已经发生，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我包好了水饺，准备好了菜肴，但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每年初二例行的亲友聚会也无法举行，几十年的惯例就此终止了。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我检讨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他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兴师讨伐，不明白那时父亲对我究竟有了什么意见。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说明，这件事的发生的确不是偶然的，那时父亲一定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可是，究竟是什么意见呢？是什么意见能在他心里铸成我们父子之间的所谓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竟至不能克制终于发作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里总是像鹤立鸡群一般，显得有点孤高和寡。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在感情和亲情上与家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层隔膜。就是这层隔膜，使父亲内心里总是存在着“孤立”的感觉。日久天长，日积月累，父亲内心里积攒了不少姑且称之为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心里就越觉得不是滋味，“醋”味也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自己，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直到最后。父亲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话“我不指望你养老”，“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
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的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就这样，父亲用他果断的“遗弃了别人”的行动，最后把季家彻底摧毁了，完成了他的成仁之举，先于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天意难违
天无绝人之路，人心思和，天意难违，是难破的真理。2008年10月下旬，突然爆出了一件“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事件。举报人张衡在拍卖市场购得多幅上款是季羡林的画作，于是怀疑有人盗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珍贵收藏。他认为季羡林先生处境危险，呼吁人们给以重视，并决定向北大和公安局报案。稍早的时候，还发生了后任秘书被辞退，张衡和蔡德贵被委任为助手的事情。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我完全不知根底，依然身处局外。大概是在10月底的一天，张衡派人给我办公室送去了一套复印材料，其中有他拍购的字画以及父亲写的几张便条。11月3日下午，我与张衡见面。他向我介绍了近期发生的种种情况并声称父亲处在危险之中，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仔细看过他给我的复印材料，觉得他买的那些画恐怕都属于假造，连赝品都不是。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判断。由于张衡已经得到了李玉洁的一些证词，说明其中确有真品，所以张衡对我全盘否定的意见难以接受。但是，由于我与父亲隔绝已久，不了解情况，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纵使心急如焚，也只能隔河观火，爱莫能助。因此，真画乎，假画乎，流失乎，没流失，一时难以定论。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1月初的一天夜里，张衡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在医院里的护工小岳要和我通话，并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立刻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后任秘书已经不来医院了，张衡和蔡德贵也没有管事，那时在医院的父亲基本上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急需有人看护和处理各项事务，特别是自己的亲人。她经过了解，知道季先生有儿子，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人家来照看自己的父亲。她征求父亲的意见，问，儿子要来看你，你让他来不？父亲说：“儿子真的要来，我欢迎。让他来！”小岳心急如焚，连连敦促我尽快去医院。这真是出人意料。父亲的召唤使我十分激动，我思前想后，觉得父亲这样决定，实在体现了他的勇气，也是他的大智大慧的表现。
我和小岳商定于11月7日上午去医院会见父亲。小岳嘱咐我一定要带一些季先生喜欢的家乡吃食，因为他实在厌倦了医院的饭菜。11月6日晚，我和妻子小马赶制了两样济南家乡饭菜懒龙和十香菜，随后我彻夜未眠，脑海里总是翻腾着明日上午会见父亲可能发生的一切。我设想了对父亲要说的话，以及父亲可能的各种反应。但我终归不能肯定那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难呀，十几年隔绝，人在咫尺，心各一方，意气指使，互不相让，为人利用，后果难耐，一旦相逢，如何言语。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准备好的家乡济南小吃，怀着如进考场一样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301医院。小岳替我办好了并不合规定的进院证，唐师曾、蔡德贵、李小军诸位也设法和我一起进了医院。当我走进父亲住的2号楼403病房的时候，只见父亲端坐在一张小桌后的沙发上，神情静穆，略显紧张。我立即走上前去，在小桌前向父亲磕了三个头。然后我走近小桌旁的椅子，未敢就座，说道：“爸爸，我给您请罪来了。”接着我听到了十三年来父亲的第一句话：“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
我说：“我现在还是给李政道先生做助手。他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父亲说：“工作狂好，当懒人，没有出息。”
我又说：“以前也想来看你，就是进不来，以后就好了。”
父亲说：“父子团聚是人之常情，不希望我们团聚的人是不正常的。”
我说：“十三年来，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医院，也专门来过医院多次，就是进不来！”
父亲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我了解一点，但不懂。”
我说：“十三年了，我很想念父亲。”
父亲说：“我没有年的概念，但我知道时间是很长了，太长了！”
这时，我激动得不禁泪流满面，但旁边有人提醒我不要失态，于是我把带去的食品请父亲过目。这两样食品是父亲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欢喜的。他看后说，很久没吃过这种东西了。据小岳说，午饭时父亲吃得特别高兴。
接着，父亲谈起了偷画的事情。他说，他几年前就觉察有人偷画。他们当着你的面叫爷爷，背后就偷你的画。不用成立什么调查组，很清楚嘛。他又说，有人甚至要毒死他，因为他死了就没事了。又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我们谈了很多。他询问了在北京的各位亲属的状况，特别关心我五舅和五舅母的情况。在得知他们还健在的时候，他说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一位已经93岁，另一位也已是90高龄了。我告诉父亲，他们非常想念他，很想来看望他，可是不但没有来成，连在父亲面前提到他们都不允许，甚至蛮横地说哪里有这门亲戚。随后，我们又谈到济南的诸位亲友，谈到在国外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子三家的情况。我告诉父亲，所有近远亲属，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很多人都要来看望他。父亲听后非常高兴。到此时，父亲在别人挑拨忽悠之下，在自己脑子里形成的“亲属无情论”，以及对我的那些中伤诬陷，全化为乌有，所谓冰释前嫌，不过如此。
我向父亲报告，已经和前妻离婚，和马晓琴结婚并于去年7月生下一个男孩。我说，小马是个很好的孩子，她知道关心体贴人，知道孝顺父母，知道节俭。她文化水平虽低，但是人品好。她非常怀念和父亲相处的那几年，很想能够再来伺候父亲。父亲随即询问了小孩有名字了没有。我告诉父亲，小家伙取名“宏德”，用的家谱上的名字。父亲对这个名字很赞同，说这个名字很好。又问我是不是还上班，现在住在哪里。我都如实相告。父亲显得特别满意和舒心。
我们谈话的时间很长。父亲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想说的话也太多了。在随后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我谈了很多，很多。
十三年隔绝，父子重逢，人伦回归，可以见证一个真理：天意难违，人性必胜。
来源: 文汇读书报201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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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淡如水
星期六 四月 20, 2013 9:33 am
原图
舞台上的戏剧演员，哪怕是名角，随便哪场演出也不能稍有差错，一个晚上演砸了，很可能就毁了一辈子的名声。而对于诗人，读者则几乎是给予无尽的宽容，从来不在乎诗人写过多少坏诗烂诗，只要能有一首满意就行。一首十足的好诗，就能让一个人一辈子无愧于诗人的桂冠。
所以当我今天拿起《卞之琳文集》（上集）从头翻看至尾，除了那首《断章》以外，竟难以找得到十分令我可心的诗篇。不说是味同嚼蜡罢，至少也有一种平淡如水的感觉。可是，有这么一首脍炙人口的《断章》也就足够了，完全撑得起诗人一世的英名：
站在桥上看风景，
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写得出上面这首诗的人，自然有其作为诗人的深厚底蕴。所以哪怕是在“大跃进”的年代，尽管也是加入了流行的歌功颂德的语汇，毕竟要比别人不俗，依然有些韵味。例如《动土问答》一诗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一只手连着一只手，
每一步连着下一步，
每个人都成了巨人———
我们修了十三陵水库！
尽管是在那样的讴歌集体主义的氛围中，诗人居然没有忘记让“每个人都成了巨人”，而不是把群众都变作傻子，被巨人踩在脚下。
哪怕是到了步入黄昏的年纪，老诗人在客旅美国波士顿的1982年，依旧可以写出透着诗人才情底蕴的不算是滥调的新篇：
波士顿水轩晚眺，
山掩水，水映山，秋色斑斓，
山水消融，调匀了浓淡。
夕阳好，有限；黄昏更好；
好景还在前？———夜随灯到！
客地的暝色、祖国的晨光，
桑榆和东隅，在来和已往，
关系也正像红颜、白发，
都化泥也好———秋叶，春华！
刚巧居住在波士顿却又孤陋寡闻的我，原来有所不知的是，诗人年轻时那矫健的步履。就在抗日烽火的1938年，他还曾驻足延安，用他自谦的话语说，就是“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课一期”，并创作了《慰劳信集》，以书信体为标题，写给全国上下、官兵百姓、各色人等。既有《给一位集团军总司令》，也有《给〈论持久战〉的著者》。其中某些诗句，如今听来，虽是星移斗转、物是人非，也还颇为有趣。还有一首题为《给委员长》的：
你老了！朝生暮死的画刊
如何拱出了你一副霜容！
忧患者看了不禁要感叹，
像顿惊岁晚于一树丹枫。
难怪呵，你是辛苦的顶点，
五千载传统，四万万意向
找了你当喷泉。你活了一年
就不止圆缺了十二个月亮。
兴妖作怪的，白装年轻；
你一对眼睛却照旧奕奕，
夜半开窗无愧于北极星。
不过饶有历史趣味和反讽的是，恰恰是这一首歌功颂德的献辞，先后两次给作者带来了麻烦。《慰劳信集》一经出笼就被“大后方”当权的书报检查员列入了禁书名单。“问题想不到就出在《给委员长》一诗”，因为有人过敏地把开头的感叹语“你老了！”曲意引申为“该由别人取而代之了”，因而不能容忍。几十年以后呢，却又因为曾经如此这般地吹捧过“委员长”，当然要在“文革”中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诗人在抗日烽火中的足迹，还遍布太行山。他用非诗人的笔，详细实录了八路军刘伯承、陈赓部队的抗日实绩，包括每天行军多少里，歼敌多少个。这份长长的纪实，大约是我国大诗人中唯一的一份军旅报告，其史料价值可观。别的不说，就拿近年来逐步开放的关于国民党军抗日作战英勇战绩的报道来讲，随着对历史的拨乱反正，亦有人反过来怀疑一切，不承认八路军的抗日战果。卞之琳的这批纪实文字，应当可以让那些长眠地下的八路军战士们入土为安了。
除了纪实文字，诗人还写过长篇小说。由于认为“诗的形式再也装不进小说所能包括的内容，而小说，不一定要花花草草，却能装得进诗”，诗人于40年代初期完成了描写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的初稿。愈发出奇的是，有感于当时的政府可能不会允许出版，他索性在修改文稿时给翻译成了英文，试图在欧美出版，帮助欧美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他认为无论是赛珍珠的“抹黑”还是林语堂的“美化”，其实都是在迎合欧美人对中国的极度无知和猎奇罢了。结识了小说家衣修午德以后，卞之琳还把自己的译稿送去请人家过目。结果对方除了恭维一番作者使之更加了解中国人以外，直率地对诗人自己翻译自己作品的做法表示异议。
冷水浇头猛醒来的诗人，不仅从翻译梦中睡醒，还被正在打响的淮海战役震醒。回到中国以后的诗人，有一年忽然悔起少作，将《山山水水》的中文手稿统统付之一炬。多年后，诗人忽然有一天终于看出其间的历史性讽刺：“我原以明明白白主要写我熟悉的中国各色知识分子为得计”，殊不知中国知识分子后来又经历了几多脱胎换骨，早已面目全非。不过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已经在40年代陆续在刊物上发表，所以并没有完全被焚于一旦。如今被收在文集里，让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平心而论，虽然有个别情节构思巧妙，整体水平却并不高，与《围城》不可同日而语。不说平庸，也只能说是平淡了。但是卞之琳毕竟是卞之琳，其一生的文字和行旅都是诗，哪怕淡如水。
《文汇读书周刊》2012，2，17
Author: 朱小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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赝品时代的写作
星期六 四月 20, 2013 9:24 am
“现时代生活的最大秘密，就是它的——不真实。”
这句话并非是我的发明。十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心头曾为之一颤。我惊恐地合上书本，逃到大街上，试图去证实(或推翻)那咒语般的判断——它像锋利的薄刃，挑破了我和现实之间的那层纸：现实，以及现实投在纸上的影子，究竟孰真孰假?或者，居然全是“不真实”?那时候我己放弃了文学阅读，因为它已经没有真实性可言。可是，展布在我面前的现实，它的真实性又如何?
我把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搁置起来，没想到一搁置就是十年。
十年过去，一个赝品时代降临了——不必去历数那充斥在我们四周，在那光华四射如山般堆积的丰裕物品中，在那时髦人群的衣冠面具背后，在喧哗里，在无数闪烁财富的高楼大厦内部的种种虚假不实，就回到我久违的文学写作中随便浏览一下吧，那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变故？现代主义大势已去，被市场体系所促成的享乐主义全面抬头，正在嘲弄精神和伦理的守护人。俗鄙的趣味，伪劣而夸张的故事被粉饰成新潮，无聊的拜物教宣谕，斑澜却又贫瘠的拼贴文体四处泛滥，糟糕透顶的灵魂侏儒畅言无忌地盛行于世，这一切，竟然还获致热烈而愚蠢的喝彩！
很久以前，大卫·罗塞就曾经预言：“普通人都不晓得凡事皆可能成真。”如果赝品亦可成真，那赝品就不再是赝品。如果恶俗亦成时尚，那恶俗就不再是恶俗。同样，如果侏儒小人也在竞相写作粉墨登场，我们这些不愿变作犀牛的人又当如何？
也许是我错了？要么你们错，要么我错——错乱也好，佯作错乱也好，这种时髦是怎样形成的？自暴和自慰，这种时髦是何时开始蔓延的？在众目睽睽下用写作进行脱衣秀，这种时髦到底受到什么人的欢迎?不名誉的出名，不择手段的出名，这种荒唐的丑闻为什么也会变成时髦？你们助长了并且推动了这种种不名誉的错误，你们欢呼这种不名誉是一种新的自由而忘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奴役，你们推崇这种恶俗的写作，为它贴上了前卫的标签却不知道那是玷污了“前卫”这一光荣的称号，你们用鼻子嗅到了新写作中的香水味，可是没有能力嗅到里面的腐败气息，你们说那代表了未来但忽略了未来的陷阱、沼泽与坟墓——总之，你们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一帮!
还有你们，你们谁是无耻的萨德？谁是大胆的热内？谁是早慧的萨冈？谁是佯狂的金斯堡？谁是费茨杰拉德？谁是凯鲁亚克？谁是米勒？谁是梅勒？谁是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谁是摇滚歌手？谁在吸毒？谁在酗酒？谁在滥交？你们中没有谁具备极端的经验，罕见的天才，巨大的勇气，诡异的风格，率真的面貌，和一往无前的姿态，你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们只是——一群赝品制作者。少给我说什么张爱玲杜拉斯，你们离张爱玲十万八千里，离杜拉斯八十万里都不止。你们那些由通俗艳史、被殖民心态、月份牌趣味、流行歌词、翻译文学段落、物品商标符号、电影印象、道听途说和浮光掠影以及对大都会的皮相描绘搭配起来的作品，只能骗骗那些趋时逐新不知深浅的乡巴佬。
赝品还在不断滋长。由于公众鉴识力的低下，以及在此基础上批评的低智化，对所谓“文化异类”的保护正走在歧途中——因为不可避免的尖锐性，真正的文化异类并未浮出水面，那些哗众取宠无关痛痒便“适时”地在社会的不设防地带充当了文化异类——这真是对赝品时代的最好注脚和最大讽刺。
当然，单件赝品不必对赝品时代负责。单件的赝品满足的只是一种偷盗和暗中仿制的不光彩喜悦。在赝品写作的核心，那个闪亮登场的叙述者，正如精神分析家莱斯利·法伯所形容的，是“一个秘密的、不可爱的、不正当的自我”。对这样的叙述者，海伦娜·德茨称之为“拟人格者”，他比假的自我更像变色龙，因为他“时刻准备拾取外界的信号，照此形成自己和自己的行为”，一会儿模仿这类人，一会儿又模仿那类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空洞”。
这种“拟人格者”由于适逢网络时代，通过资讯高速公路截获全球图像、易死的流行素材、与他人共享话题资源便十分地稀松平常。在此背景下，“拟人格者”就成为网络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网络的“受役者”。这双重身份使他们的写作沦为一种比不真实还要不真实的荒谬活动——它扭曲基本现实和信息，把可疑的事物和所谓的“时髦问题”搬到“在”的位置，混淆公众本来就不善辨别的视听能力。
那所谓的时髦问题，多半围绕着“身体”展开：受虐式的或小布尔乔亚的传统快乐，多动症，爱欲，痛感，听觉神经，等等，成为无知读者经常窥见的身体形象或身体的感觉抒发。它一方面生怕别人不知道地大讲“身体经验”和“身体历险”，另一方面则不断提醒读者“身体的位置”和“身体的移动”———场所，场所和场所间的变移与换幕——这急不可耐的表达背后，恰恰是赝品时代的一个心理症候：极度焦虑，希望被观赏又害怕观赏者把视线移开的焦虑。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在看他人脱衣裳。这种表演还有完没完？当克里斯蒂娃指出女人被搁置在历史之外时，赝品时代的写作则倒退到自得其乐地把女人重新搁置到了床上或浴缸之中，使之再度成为男人欲望的对象或性幻想的对象。这种消费模式的广泛盛行为何没有受到批评？床和浴缸，这盛载女性躯体的经典道具，为何会反复出现在写作之中?自从马拉被打死在浴缸中之后，浴缸就从悲剧道具世俗化为日常道具；自从塞尚把“出浴女人”描绘成破碎的人体之后，“浴缸里的女人”就从形式主义符号再一次返回到色情符号，或者成为卫生洁具商常用的广告标识——你们在那大量的“浴缸女人”的叙述中，又读出点什么？
生活质量也许在提高，生存的质量却在下降。你们说，“生活无罪”，用这样一句口号，能否逃避生存的质问？生活难道没有问题？你们说，“不管同意不同意，新的写作出现了”，这是真的吗？假如我说：“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否定出现了。”你们又该如何评说？至于我，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你们的评说?
写作对时代的想象力现在丧失殆尽，它不再是质疑而是献媚，它走的是一条广告的路线，邀宠的路线。对赝品时代的赞美，使写作堕落成双倍的赝品，那种蹩脚的故事、自述、小说或非小说，正汇合成庸俗的大合唱，一个想象中的现代的、全球的、物质至上的、躯体享乐的背景及价值系统，正在一厢情愿地抹杀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经济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兴致盎然地拷贝这样一种观念：生活正在进步，生活变得轻松，生活是一连串的享乐，生活是不断地狂欢。
这是不是你们的观点？只要成功出名，怎么说都成？只要你们这么认为，就毋庸怀疑？即便不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前，把你们放回到一家三流小剧场，结论都是同样的：不诚实的没有灵魂力量的赝品。
罗伯特·休斯说：“现在的难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这种对安徒生童话的“反写”，正表明我们的时代已从“有趣的童话”滑向了“无味的谎言”。的确，在那个花里胡哨的赝品市场的叫卖声中，所有的摊主都有着艳俗的容貌，它仿佛是一张张经过加工渲染甚至篡改合成后的照片，令人遐想其“原型”又令人怀疑其“原型”，而所有的好奇者、潜在的购买者、争睹者、围观者，他们也全被不真实的欲望和需求牢牢地控制。假的作品、假的生活、假的表情、假的故事、假的广告，甚至假的面容和假的肢体，这难道就是你们置身其中的写作市场？也许，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间隙，你们由于人云亦云心甘情愿被赝品和劣质文化牵着鼻子走，已经不配看到真实的事物和真实的作品了。
来自: 文学报
Author: 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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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辞世16年王小波仍是敏感作家
星期五 四月 19, 2013 9:26 am
今天是小波辞世16周年的日子。在小波辞世16周年之后，他仍然是一位敏感的作家，这个发现令我悲喜交集，喜忧参半。前些时，我编了一套知识分子丛书，选的都是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作家，每人自选十万字，不是专业文章，全都是散文随笔类文章。王小波的那本是我选的，标题用了他一篇文章的题目《知识分子的不幸》，选这个题目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只是因为其中出现“知识分子”这个词与丛书名字接近而已。万万没有想到，在送审时竟然遇到了麻烦，至今没有得到审查部门的批准。
崔卫平通不过审查我想到了，徐友渔通不过我也想到了，鄢烈山通不过有点意外，钱理群写反右的文章被要求撤换也有点意外，最意外的是王小波通不过审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小波辞世16年来，选集全集版本无数，正版盗版铺天盖地，海内海外一出再出，纸书电子书畅销不衰，养活了好几个出版商（还有盗版出版商），为好几个出版社带来巨额利润，可以说80后的小孩都是看他的书长大的，冯唐这样的70后作家也都是跟他较劲成长起来的。时光荏苒，到了2013年，他早就出版过无数次的文字居然通不过审查，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我的第一个猜想是：书的标题取得不好，知识分子的不幸，在形势一片大好百姓安居乐业的时代，知识分子怎么能不幸呢？不幸这个词是个负面的词，而咱们的审查机构最忌讳负面的词，怕它带来负面影响，产生负能量，影响大家乐观向上的情绪。
我的第二个猜想是：书落在了一个最最迟钝、最最呆板、最最机械的审查人员手里。因为估计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小波，也没读过王小波的书，只要他读过，他就会知道王小波是个已经死去的畅销作家，他的全集都通过了过去的审查，从中选出的一些文字就不必再审查了。那么难道这位审查人员没上过大学？（据说在所有大学的图书馆里，王小波的书都是出借率最高的，翻得最烂的。）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笨的除了自己专业完全没时间看闲书的人？
我的第三个猜想是：书落在了一个最最无趣的除了保住自己职位这个标准没有任何其他抱负和职业操守的审查人员手里。他的全部神经集中在鼻子上，闻到书中哪怕有一点点可能威胁到自己职位使自己犯错误的异味，就不能给他通过。王小波是个公开申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并且以冷嘲热讽诙谐老辣著称，这异味肯定呛了他的鼻子，所以不给通过，不能拿自己的饭碗去冒这个险呀。至于出版一些能提高国人阅读品味的好书这样的想法跟自己的饭碗相比，那肯定要屈居第二位的。
而令我最最悲喜交集的一个猜测是：王小波的文字在他逝世16年后的今天仍然处于中国思想启蒙的敏感地带，处于社会进步与保守论争的前沿。无数读者仍旧以久旱逢甘霖的心情在期待他的文字，而审查部门则是战战兢兢地担心他的文字一旦出版会对愚民氛围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想到此，我真是悲喜交集，喜的是，小波思想的锐利和文字的魅力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悲的是，时至今日，一些最基本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在中国仍旧敏感，通不过审查，说明我们的社会在思想自由方面这十几年来寸功未进。
王小波文字的通不过审查像一幕讽刺大师笔下的杰作：我们的审查制度已经荒诞到自打耳光的地步——它这回批准，它下回不批准；它以前批准，它现在不批准。现实的荒诞程度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上所有讽刺大师的想象和虚构。这个审查制度除了让人痛心疾首、欲哭无泪之外，我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指控：它完全彻底地违背了宪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精神，剥夺了公民这两项宪法权利。习总不是说要开始严肃地对待宪法了吗？能不能从取消书报审查制度开始呢？
来源: 作者博客201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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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
星期五 四月 19, 2013 9:26 am
《大师》：您从小接受的穆斯林文化熏陶是怎样的？又是如何接触汉语文化的？
沙叶新：回族我一向认为是以外来民族为主，以伊斯兰教为宗系，和汉族和其他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结合的一个新民族，这是我的观点。而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回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接受了强势文化的影响。
比如说姓名，我不可能叫沙叶新，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尔汗、穆罕默德，中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我可能叫沙尔汗，你叫沙尔汗就不行，你一定得叫沙叶新。张承志是回族，他一定原来不姓张，张是典型的汉族的姓。所以说，我基本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学习获得知识。
我虽然是回族，但是我对回族真的是不了解，当我脑子里一片空虚再也不信仰共产主义，再也不崇拜领袖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五六十岁了，我就开始进教堂，叫主麻，后天就是主麻，我就去礼拜。想体会一下有宗教信仰的人，对生活怎么认识，对政治有什么看法，人与人之间和其他无信仰的人，或者和无神论者有什么区别，我很虔诚，去做礼拜。所以我自认为是个文化穆斯林，还不是百分之百的穆斯林。
穆斯林经常给人有一种恐怖的感觉，这一点不奇怪。 和这个信仰，和信仰这个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关系。什么原因？原因很多，有一年，我在甘肃参加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我也讲到这个，我说我们的回族，我们的伊斯兰，不要给人感到是惧怕、是恐怖的，我说那就糟糕了。
不让其他民族说“不”，那也糟糕了。那为什么全世界凡是有比较大动乱的地方，都跟这个文化有关系呢？结果北京一个阿訇，他说我跟你说有个原因，因为回族吃牛羊肉。牛羊肉是补肾的，肾气足那就火气大，他说得很严肃。但是我想问题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凡是看过《古兰经》的，你们一定会找出其中的原因，这个我就不说了。
《大师》：洗冷水澡这一习惯，您坚持了几十年。有什么原因嘛？
沙叶新：1954年我生过脑膜炎，1957年考取了大学，我知道学业一定很繁重，像我这样体质的，很难担负大学繁重的学业。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契科夫，实在太爱他了。俄国所有的作家当中，我最崇拜他。他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叫“寒冷使人坚强”。夏天不怕凉水，冬天碰点水就那样，我就开始洗冷水澡，一洗洗了一辈子，洗到我四年前进病房开刀之前的那一天。
开刀之后就不能洗了，洗冷水澡对我终身有益，就是使你坚强，使你坚持。所以我生脑炎没死，害癌病没死，我觉得跟洗冷水澡、加强自己的意志是有一定的关系。假如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洗冷水澡。不只我一个人洗，马约翰（清华大学的体育教授）就洗，冬天都穿短裤的。
《大师》：后来为什么报考华东师大？为什么选择中文系？
沙叶新：不考华东师大，我现在读不了大学。我是回族，那时候考大学回族可以加五分。加五分可不得了啊，加一分就淘汰很多人。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
第三个志愿是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是我12个志愿里最后一个志愿，当时读大学可以选择12个志愿。幸亏我是回族加了5分，不加5分说不定我读不上大学。但是我并不认为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就感到羞耻，我非常感谢这个大学。
顺便说一下，北大是我很向往的地方，当然现在可能是另外一码事，这个且不去说了。北大校庆一百周年，要写蔡元培这个戏，就找到北京的一个剧作家苏叔阳，说你能不能写蔡元培。苏叔阳说找一个人，找上海沙叶新。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一个组委会委员、一个数学教授就到我家里来，请我写。
我感到非常振奋，有些创作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呀，这样的题材，“蔡元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一千年选了一百个著名的人物，中国就有蔡元培。他去世之后叫“当代圣人”。
她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吧？我听不懂，她问了三次你有什么要求吧？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啊，我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创作机会。后来我才知道，她问我要多少钱。我也没想，我就指了一个一。她说：十万？一百万？我说，我不要，一分钱不要。
我当初考北京大学没考取，现在能写北京大学的校长，我还能要钱？不要钱。她说你是不是想做个名誉教授？你写好之后能做一个名誉教授。我说，为了一个戏获得名誉教授的称号是不名誉的，我也没接受。我真的很想有生之年，能让我到北京大学听一两堂课，来圆我青年时期的梦，我就非常高兴了。
后来这个戏由于种种原因，首先是在香港演，不敢说轰动一时，非常受欢迎。同时先后得了三个奖，一个是南京大学所主持的有11个高校的文科主任或者教授，评的叫“学院奖”，一共11票，我获得10票。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也想给我发奖，因为我是个敏感人物，（后来有人）专门到江苏来，说什么人奖都可以给，就是不能给沙叶新，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出名。我怎么能靠这个出名？你越禁我越出名。结果还说千万不要告诉沙叶新，就偷偷摸摸的。因此这个学院奖的授奖大会，由于我的原因受到牵连，在国内无法举行这个授奖仪式。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会长，知道我去年的戏叫《江青和她的丈夫们》，这个戏也不能在内地演的，是在香港演。首演仪式落幕的时候，他要求给他十分钟，（他）把奖金从北京带到香港，给我发奖，这叫我很高兴。不是因为我得奖，而是我这个戏有一定质量，对得起北大，对得起蔡元培先生，而且我相信这个戏呢，一定会在国内演出。
我的恩师叫黄佐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我是第三任，第一任是夏衍，文化部部长。第二代是黄佐临，这一代不如一代。
他们俩人从人品、学养，真是我不好和他们比的，但是我有幸能遇到。我那时候写蔡元培，叫“幸遇先生蔡”，这是北大最初的校歌当中一句，歌词是大作曲家吴梅写的。
我是“幸遇先生黄”，父母养了我，在我的生活道路上遇见谁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完全改变我的人生。
在这之前我也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六十年代写了《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德彪西，法国印象派大作曲家。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出了他一本书，叫《克劳斯先生》，一个设想的人物，它其实是个音乐随笔。
出版社在一页里有内容提要，就是说德彪西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姚文元看见了，说他是个资产阶级音乐家，怎么可能有精辟的见解呢？只有腐朽的见解。我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就写了一篇文章，这是第一次跟姚文元打笔仗。《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写了一万字。有一次讲《文汇报》发表的批判姚文元这篇文章的作者沙叶新是何许人？黄佐临先生就笑了，他是我们剧院的小青年。在这种世人皆欲杀的时候，佐临先生吾意独怜才，把我收到剧院里面来，这真的不容易。所以我真的感谢佐临先生改变了我，这样我才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大师》：能不能谈谈文革时期的思想变化？
我的思想变化，文革当中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或者像大部分人一样非常非常崇敬毛泽东，把毛泽东没有发表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笔记本上。除了没有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我肉上面之外，我觉得我的崇拜已经到了极点。你怎么能说毛泽东一句不好的话，甚至怀疑他的话。一直到现在，说毛泽东是政治上大流氓、生活上大流氓，这是杨开慧写给她一个闺中密友的信上讲的。这样的一个跳跃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
可是在当时，我真是一个“唱红打黑”的分子，每天唱红歌嘛，一天要唱几次，吃饭要唱嘛。还有跳舞，那时候还有红舞，我妈都去跳舞，整个很疯狂。可是林彪事件使我感觉毛泽东不是神。你不是洞察一切嘛，在你边上这个人，他都不跟着你，就像王立军这次跟薄熙来一样，一个公安局长感到自己连“私安”都没有，他怎么搞公安呢，他跑到美领馆去了。这个事情和林彪的出逃（很像），但是林彪的事情还不是最后定论。而且林彪的材料越来越多，我只是拿当时的结论来讲他。那时候林彪事情已经好多年了，王立军的事情才三个月吧，处理得这么快，开始有初步结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也是社会的进步。
第二，我觉得文革完全是闹剧，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还是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我认为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热情勃发。那十年是我最好的日子，只有几个样板戏，什么都没有，每天唱样板戏。
我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知道吧？叫沙智红，为什么叫沙智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八个样板戏，我女儿占了三。你说崇拜不崇拜，就是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能理解重庆唱红的那些人。
当然这里面有两种，一种是真诚地拥护毛主席，这种人我尊重他。只要他不是虚伪，不是虚假，不是为了要夺取更大的权力。他真的是感受到毛，“不落的太阳”的阳光照到他身上很温暖。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因为他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唱这些歌会回忆起当时那种单纯的美好岁月。我讲的美好不是生活当中。第三种人，唱红歌是为了对现实的不满，因为现在贫富不均，这些社会现象大家都知道了，把这些理想投寄到以往的年代。
但是和薄熙来完全不一样，重庆事件一出现之后我就发微博，那时候还没有结论呢，我就挺温，对薄熙来就批评。有人说我，你落井下石，我说我三年之前，薄熙来还没有落井呢，我就投石了。说我拍温家宝的马屁，我说五年之前我就开始挺温了嘛。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我是故意起这个名字，有点肉麻，我就开始挺温，一直到现在。
2012年我写的《力挺温家宝，左派要杀人》，登在香港《开放》杂志第四期，公开发表还不到十天。所以文革当中林彪出逃，跟这次王立军到美领馆，我觉得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反应。
《大师》：1985年，在您入党后的三天，新华社全国通稿报道此事，大标题为《党的作家，党的人》。为什么这么大动静？
沙叶新：说入党，本人是共产党员，中国很少有我这样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因为胡耀邦亲自批准的，御批党员，1985年佐临先生要退休了，他就很看重我，看着我人很老实。另外又很用功，我真的是很用功，无一日不看书。佐临先生说这人很好，就要提拔我做院长。可做院长你不是党员不行啊，这么大的权怎么可以落在非党员手里？不可能。他就劝导我入党，但就是通不过。
为什么通不过，因为我在改革初期写了《假如我是真的》，认为我给党脸上抹黑，这是一条罪状。第二条你这个戏既然在台湾演了，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还不像这样，你看你这个戏是反动的，台湾都拍成电影了，是谭咏麟主演。谭咏麟对这个戏，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戏完全两种态度。
谭咏麟，大歌星，第一次到上海，住在锦江饭店，一下飞机，就碰见个记者，说，我要见沙叶新。正好那个记者说，沙叶新，我知道。就安排在锦江饭店，一定要请我吃饭。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是你给我带来好运。谭咏麟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并不出名。演了《假如我是真的》之后，连连得奖。他很迷信，他认为是我给他带来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真是有情有义。现在那么红，还记得这个事，我就感到很惭愧。
在这之前我跟谭咏麟很奇怪的。肥肥沈殿霞她是上海人，市三女中的，她希望我能见谭咏麟。我当时还有点儿知识分子清高，他唱歌的，我是作家，好像没有共同语言，就没见。我到新加坡，他刚走，我到澳大利亚，他又来了，好像冥冥之中非要我们见面不可，结果在上海见面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谭咏麟影响那么大，我儿子听说了，爸爸，谁请你吃饭？我说，谭咏麟。你再说一遍。我说，谭咏麟啊。这等于邓小平请你吃饭啊。他就这么崇拜他啊，影响真的很大，谭咏麟穿什么衣服，鞋子有多大号码等等他都非常清楚。
后来我才知道好的歌星在群众当中、在歌迷当中的影响，你是想象不到的。谭咏麟住在锦江饭店，锦江饭店没有13楼，他迷信嘛，只有12楼。歌迷从天津、北京跑到锦江饭店来，彻夜的唱歌，唱谭咏麟的歌。实在是扰民，没有办法了，谭咏麟亲自下来，租了20辆公共汽车，跟大家见面，给大家签名，然后把这些歌迷送回去，影响这么大。
因为《假如我是真的》，我不能入党，台湾都演这个戏，不行。不过，佐临先生很快就要退休了，得赶快有人填这个位置。他当时在广东的从化休养，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拿着这封信像面对一团火一样。
佐临先生留学英国，一看就是那种绅士风度，但他绝不是假情假意的人。他叫我小沙，小沙你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假如我投机，我第二天会写入党申请书，肯定佐临就保驾我。我想这是慎重的事，我想了两个多月想通了，我说我要写入党申请书。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在上我能跟邓小平、胡耀邦在一个队伍里，我感到光荣。在下我跟佐临、跟吕复，跟当时参加抗日战争演剧队的党员和地下党员在一个组织里，我感到光荣。所以我很慎重地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但怎么都不批准。支部不用说，一致通过，总支一致通过。文化局又通过，市里通不过。
于是，部分老党员就写了一封信，来反映我这么多年以来，自到人艺以来的种种表现，总支都批准他了，按照党章总支批准就可以，像这等于挂了号就可以了，就把这原因列了。
没想到耀邦同志的一个秘书，大秘书好像姓李，叫大老李。在统战部的知识分子处调查什么。我们剧院这些党员的信呢，正好在知识分子处，正好有封信是给胡耀邦的。说反映沙叶新的问题，大老李当然不知道沙叶新是谁，但是很慎重，到了北京之后，好像交给胡德平了，还是交给谁了。这样就转到耀邦同志的手里，这让我很感动。这一生我虽然有很多坎坷，但是能遇到这么多的好人。耀邦看了之后，有个总批，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倾向性就很明显了。不是说，该同志不够入党条件就不应该给他入党。他这么一写态度就很明白。
还有一个关键的理由，就是我反对不反对党中央、反对不反对胡耀邦的事，这是怎么个事呢？《假如我是真的》，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演出之后，上海人艺是主动演的，全国各地都在演这个戏。可以说轰动一时，几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假如我是真的》，观点分裂，干部都坐在前台，纹丝不动。后面都是群众，拼命鼓掌。这是每个剧场演《假如我是真的》一种特殊的景象，干部的心理很复杂，他不敢表态，他没看过这个戏，怎么有个戏可以批评干部呢？
因此，1979年在北京，其实主要是为《假如我是真的》开了一次全国剧本讨论会，这是共产党掌权以来唯一的一次，为了一个剧本惊动了邓小平，也让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这个事。
耀邦同志在京西宾馆，对我极为爱护，他是搞宣传的，说话容易夸张，首先是鼓励，沙叶新是有才华的，是当代的曹禺，当代的莎士比亚，当代的什么什么。这是他的原话。
当然我不会听进去了，知道这是搞宣传，我说当代这个不行，我差远了，真的不是谦虚。但是正式发表的时候删掉了，我非常感谢。我就不服，因为最后他是希望这个戏能够改一改再上演，我就坚决不让改，我至今是这个脾气。
因为我写初稿的时候是用尽全力，一丝不苟。我说黄佐临这样的大导演都不改我的剧本，而且还对别的导演说，你们不要改沙叶新的剧本，他对每个戏都是一往情深的、一丝不苟的。《假如我是真的》，你叫谁改？你叫宣传部改？然后组织一些班子来搀沙子，我说我本身就是沙子，我姓沙，我不要你们搀，那我就不改。
不改就不改吧，我还写了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很糟糕，叫《扯“淡”》，这是犯了大忌，这个“淡”我打了一个引号，就是咸淡的淡，浓淡的淡。我说，你这个会一开啊，八十年代戏剧的大好形势，盛况啊，就要逐渐淡了，那叫扯淡。
我说你们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以后类似这样的剧本，批判社会黑暗的，批判官僚主义的就再也不出现了。这我说对了吧，好多年都没有嘛，戏剧界转向新的表现形式，转向小剧场。但是那戏都是很重要，但是这种戏没有，那叫扯淡。
他们就上纲上线，你说胡耀邦扯淡，你说党中央扯淡，你是攻击胡耀邦。我不够入党条件的最重要之一是这个。耀邦同志在部分党员信的旁边，就在这里写，不要把我，就是把他和这件事联系起来。话说到这份是不容易的，他就等于给我定性了，别扯到一块，他不是反对党中央，他也不是反对我。
说沙叶新这人很狂妄，就是不让我入党的人，你看耀邦同志在大会上那么夸奖他，当代鲁迅，他怎么还敢写《扯淡》的文章，不同意耀邦同志的指示。我想的很单纯，我说，你们不要忘了耀邦同志前面还有段话呢，耀邦同志在这个报告上讲。我这不是指示，指示是要执行的，我这是意见，意见可以讨论的，欢迎大家有不同意见。我说我遵守了耀邦同志的指示，我有不同意见嘛，所以我发表我的文章。所以这个事呢，耀邦同志的批示发到上海市委，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我就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不但如此，新华社发全国通稿。题目很光辉，听起来也吓人，《党的作家党的人——沙叶新》。你看以前不是党员，好不容易入党，才没几天就是党的作家党的人。
所以中国的政治，要搞喜剧应该在中国，政治喜剧太多了，这就非常荒诞。我入党就是这样，1985年耀邦批示一下来我就是党员，很快就顺理成章。当时的选举还是比较民主，背靠背开党员的会议和群众的会议，我得票真的是很高，所以很快就入选。
现在我愧对于党，为什么呢？我二十年不参加党组织生活，总支也知道我，特地写信，假如你身体不好，你可以请假啊。但是有一点，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党费我照交。党费不交，给总支带来麻烦了，所以我一交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交交一年、两年。但是我附了一个调皮的信，假如不到两年就开除党籍，你得把党费退给我。
顺便说一句，温总理大概看了我两篇文章，网上有一个叫《评温文集》，大概有十几篇文章，我的两篇文章是打头的一篇叫《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讲话》，他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说非常幽默，我自己也比较满意这篇文章。
第二篇就是《力挺温家宝，左派要杀人》，这不都让我讲对了嘛。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叫张宏良的，气势嚣张，杀气腾腾啊，准备牺牲50万。
我为什么说左派要杀人，六十年来杀人的都是左派，你说哪次是右派杀的？文革不是左派嘛，那些杀老师的，杀邻居的，杀同学的，哪个不是左派当中的极左派。重庆这么个大左派，他不是杀人了嘛。我就不相信，一个能把自己的父亲踹得肋骨都断了，父亲坐了十年牢，母亲在监牢里自杀的人，他那么热爱毛主席，怎么可能，就违背常识嘛。所以说，他只有恢复文革，只有集权，只有个人迷信，他才能真正掌握权力，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他的权益是这个。
《大师》：同为剧作家，哈维尔先生对您有什么影响？
沙叶新：我很荣幸跟哈维尔同行，他也是剧作家，也写小说。我也在写小说，我的小说不成功，写了三稿。也看过崔卫平赠送给我的《哈维尔文集》，我不认识崔卫平，她说，这本书一定要送给沙老师。
我不具体谈哈维尔，我只说他一句话，活在真实中。太有针对性了，太针对中国国情了，我们多少人活在虚伪中，你想想真的可怕。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虚伪过。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警醒自己，一定要活得真实，哪怕我说错了，那也是真实的错，而不是虚假的错。
在车上我听音乐，我听音乐会哭的，看戏也会留眼泪的，爱看画，爱自然。但是我最钟爱的还是戏剧，前年我到欧洲去到贝多芬的故居，看着他的原稿，就感觉原稿当中有他的气息，有他停留下的目光，当然我是文人，会夸张，会描写，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
到歌德的故居去，我就想一个人假设没有这么乱七八糟的事，没有争权夺利，没有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在这样的艺术气氛当中有多好，多幸福，为什么把那么大的精力花在你死我活争权夺利上？这个社会是不健全的，不完整的。当然我是理想主义者，要达到那个境界，还要我们做些牺牲，我们精力上的牺牲，兴趣上的丢弃，我们尽量去做这个。
我不是个政治家，也不是时评家，假如我能回到舞台，看到舞台我会眼睛发亮，本来今天晚上我想到北京人艺去看戏的，《推销员之死》。从这点来说我也是吃饱了撑着的，干嘛写那些杂文，干嘛写那么多的时评，干嘛写那么多的微博。
我在家里走路都是小跑。因为苏联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一天24小时，他把一天24小时设计得很好，读什么书，要做什么事，工作程序怎么样，我也是这样。早晨我要烧早饭，什么时候拿鸡蛋，什么时候拿勺，什么时候炖水。什么时候打开电脑，然后再过几分钟赶快看天气预报，什么时候吃，都是这样的，非常爱惜时间。可是我这么爱惜时间的人干嘛做那些事？这是属于吃饱了撑着的，大概一个社会要真正走向进步，走向理想社会，真的需要有一些吃饱撑着的人。
去年《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有个“们”字的，《新民晚报》就批评，“江青和她的丈夫”就可以了，还“们”。我说毛泽东也和他的女人们呀，门当户对啊，是吧，都是“们”。为什么男人可以“们”，女人就不可以“们”呢？《新民晚报》公开批判我这个剧名，有关部门也找来劝我，不要在香港演。香港这一点比较好，毕竟是一国两制，不会送本子到新华社、地下工委、中联办，但是它会干涉你，它控制三个报纸啊，《文汇报》、《大公报》、《商报》，会限制你啊。
可是这个导演会说话，他先说，听说你们要拍沙叶新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呢，他说，是啊，是啊。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来看看戏。他说，好啊，来看看戏。结果一个没来，怎么说服他们的？沙叶新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在香港的演出，极大地证实了一国两制的胜利。他这个话中听啊。就证明了一国两制的胜利，这样就演了，就没有干涉，也不敢来看戏。来看戏本身就是个态度，中国的官员真是活得累啊，看戏都不敢看，你怎么来对他评价，结果一个都没有。就临时打电话来说要开会，要什么的，还算礼貌。
这个戏在香港用广东话演的，加了一点歌舞，为了适合香港的青年人看，因为现在香港的青年人不一定都了解江青。明年美国的百老汇演英语版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现在已经开始造势，导演是个中国导演。我也去导这个戏，联合导，他一定要把我名字放前面，写导演沙叶新，编剧沙叶新，我说，我说，做个副导演，我名字放在你后面。就在造势，这个导演十天之前，一下飞机就到我这儿来，首先告诉我个好消息，说已经开始签约，这个戏黄不了。外国人做事是非常严谨，明年演是肯定的，档期没定。但是他们在造势，他就怕造势会影响我在这儿的安全。
我说这个本子绝对不是根据中央文件来写江青的，不是写从头烂到尾的，她到延安去就是想扮演赫鲁晓夫睡在毛泽东身边的。我说，不是的。她在上海市，也不能说她是三流的演员。还有人说江青是秃子，是假头发，那都是我们的政治语言，是中共的语言。应该来说年轻的女人一般都很漂亮，因为高挑嘛，山东人。
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平凡的子女，到上海来追求进步，不敢说追求革命。她喜欢的这些男人，无一不是社会精英啊，包括黄敬，黄敬还做过我们的部长呢。还有张敏，唐纳，他是写进步影评的嘛，她当时没有做二奶，这就应该肯定。
她即使跟一些男人同屋而居，文艺界这个事是小事，都很穷，住在筒子间，筒子间是一楼到二楼楼梯拐角的一个小房子，一般都是佣人住的。文艺家们穷，就把这个房子租下来。据说魏鹤龄睡床上，（她）打地铺睡就是很正常的事嘛。在上海是这样，你至少说她是追求进步。到延安，你说她三流也好，她毕竟是个明星嘛，吃穿不愁，至少是安定。
她能跑到延安去，那个山沟沟里。你不能不说她有革命的愿望吧，我说低点。至少不怕吃苦，不那么脆弱。她去了这都应该肯定她。我是这样写的，只是到文革期间权力失控，她才开始变，才变得那么丑陋。所以我跟导演说，你别怕，经得起审查的。
我再讲一个邓丽君的故事。这是个新戏，已经写好了，但是不能涉及六四，为了保护那个剧团，我就没涉及。我为了写邓丽君，到日本、香港、台湾、法国，都采访过。我认为我掌握的材料比较全面、比较真实。也到邓丽君的墓前拜祭她，跟邓丽君说，邓小姐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我会像我所有的作品一样一往情深，全力以赴。
今年一月份是邓丽君的六十大寿，本来这个戏是在六十大寿的时候演，现在改成五月份，是她的忌日。五月在香港也是一个演出旺季，剧场已经定好，但是我剧本没写，戏曲都写好了。邓丽君这人很好，没有什么绯闻，很单纯，很有礼貌，是一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女孩子。
几乎在采访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说她坏话，连佣人都说她好，给小费都比别人多，只有她最后在法国那个男朋友。一次她给了十块，他说你给太多了。她给十块，她男朋友会把五块拿走。中联部、统战部为了把邓丽君统战过来，只要她来大陆举行一次演唱会，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邓丽君的歌声，为了统战不遗余力。
邓丽君是非常非常想回大陆，她是河北人，离北京不远。她爸爸妈妈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河北人。越到晚年越想家，故土之恋嘛，人之常情，就是回不了，因为有军职在身，那时候国民党还有限制。
她说我在大陆，一方面是歌手，我唱遍全世界，没到过祖国来唱，我觉得是个极大的缺陷。第二，我假设能到大陆看看，能到河北去看看，把我的父亲、母亲照片带给我的亲友看，再拍一些亲友的录像带带回给爸爸妈妈看，也了他们的故国之思，也尽了我的一份孝心。
已经开始做组织工作了，乐队是日本的。曲目都已经选好了，邓丽君提出来第一场在天安门，一定要在天安门演唱。那个时候你谈什么条件都可以，你只要能来就行，来了之后的变化是另外一回事。
天安门广场这一次，她在城楼上唱的。不卖票，为什么不卖票，要报答那些八十年代听我的歌，唱我的歌，因此受到开除团籍、受到批评等等的歌迷们，我要感谢他们，谢谢他们，为我走了第一步。假如我进行商业演出的话，估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买不起票。
她临时借了一部钢琴，练了一练，唱的那个《在山那边》。这个歌是原来东北抗日的歌，“我的家住在东北松花江上”，基本旋律是那个，歌词改了改就唱这个，还是能反映台湾人的家国之思，“我的家在山那边”，其实体现她的心是在大陆这边，非常关注大陆向何发展。
《大师》：能不能谈谈微博对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扩展？
沙叶新：我上微博很少，好几年都不上，我这够忙的了上什么微博。有人一定劝我上微博，我就上，没想到，你知道我现在写了多少微博？很少很少啊，不到半年140篇，粉丝好像14万，大吃一惊。
微博对我挺有好处，因为140个字对我来讲并不难，但是我很认真，每一篇微博都当成一个很短小的文章去写，注意结构啊，注意内容啊，注意用词啊，不是婆婆妈妈的、家长里短的，乱七八糟的。每一篇我都保证一定的质量，而且也注意，因为我是搞戏的，戏老是剑拔弩张，在舞台上杀来杀去的，人家累。所以会偶尔加载一些外孙的诗，或者我的一些趣闻轶事，给人调节一下，就是这样。我很看重微博，待会儿我回去还要写微博。
《大师》：您能不能谈谈对韩寒的看法？
沙叶新：韩寒，有人说到上海来一定要看两个人，老的要看沙叶新，年轻的看韩寒。我跟韩寒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正式评论过韩寒。
我对韩寒现象的出现，在这次方舟子打黑、揭假之前我很欣赏他，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人才太少，一个20多岁的青年，能有这样的，可以很巧妙地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现象，我觉得很吃惊，应该保护他。
每个人都是年轻过来的，总有缺点，我总说维护他，方舟子打假，我最早也不同意方舟子，认为是故意找茬。但是我看了几篇文章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或者这个看法开始动摇。
一个是洛杉矶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时评家，名字我忘了，三个字，因为一直看他的文章，他是比较理性的，我改变了看法。他可能，我现在说可能有代笔的嫌疑，他的爸爸。这样就让我非常失望，而且非常难过，好不容易出现这样的，怎么这样。
所以到现在没有发表对韩寒的那个，假如真有那样的事，我也希望他接受教训，快步成长。你还不到三十，你还有四十、五十、六十。
《大师》：您认为上海的文化圈和北京的文化圈有什么差别？
沙叶新：上海，我应该说算比较熟悉吧，确实两种文化，包括地域文化、知识分子的性格，种种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差异。我也写过关于上海的，批评多一些。但是上海有它的优势，很多话剧的发源地。新闻也是上海，出版就更不说了，全国70%多的书籍、报刊都来自上海。培养的人才很多，凡是在文学史、艺术史上有名的人，没有一个没去过上海，或者受过上海的熏陶。所以从这点来讲文化的积淀，是比较深厚的。但是上海又是商业城市，商业城市要讲本求利，吃亏的事不愿意干，虽然它不害人，合同意识比较重。我见一些北京人，你放心，咱们哥们，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忘了。还有怎么说这个呢，这事我一句话就行，这是我碰到的人之一。
北京每个人都是大爷，开车的都是，你不给他说好话都不行，这个在上海少见。上海那儿讲本求利，他绝对不做无利的买卖，经济比较发达和这个有关系。在官员面前一定说知识分子不好，在知识分子面前一定说官员不好，说官怎么样，他两头不得罪，这个也是我所看不惯的，知识分子看不惯的。上海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你们都知道了，这个不用我说了，某某人。一个大师，真是大师，这个是很典型。所以它有负面的东西，但是我还是喜欢上海，我也感谢上海这个土地。我感谢两个城市，一个上海，一个香港。
《大师》：您有一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叫《陈毅市长》，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呢？
沙叶新：我觉得所有的作品都是很真诚的，包括我失败的作品。我先写《陈毅市长》，是纪念上海解放二十周年还是十周年。受佐临先生的影响，是他来导演的，是受布莱希特史诗性的结构，我自己取名叫冰糖葫芦式的结构。后来两个院长之间，当时和编剧有些矛盾，那个院长认为这不是戏，是片断。再加上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私人什么的，那戏就没演。
后来就写了《假如我是真的》，《假如我是真的》受批评之后，赶快要将功赎罪，写一个《陈毅市长》，因为《陈毅市长》得奖嘛，受过好评。其实我认为爱和恨是统一的，写《假如我是真的》，我不希望看到那些坏的现实，写《陈毅市长》我希望能这样是好的干部。
陈毅在我的心目当中，当然也做了很多事，在那个体制之下不可能不干一点坏事，但是他还是保持着文人的节操。他写过小说，搞过翻译，这跟张闻天一样。他好像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文学团体的成员，人很直率，做报告不要稿子，一直可以讲三个小时，但是我没见过他。我说一下挺温，你假如看了我《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你就知道我这种文人是一种有很浓烈文人气质的人。看东西，我觉得我的问题很浅薄，不深刻，但是也有文人的直觉。我喜欢会哭的人，不喜欢冷酷的人，爱哭的人有怜悯之心，有恻隐之心，就是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温会影响喜爱古典文化的人，我看他哭的照片我也哭，不容易，一个70多岁的人干吗要作秀，要吃有吃，要穿有穿，我糊糊涂涂地跟大家打麻将、下台，我的日子不是更好过嘛，他干嘛了？
他总有一种理想，一种责任，一种道义，所以我挺他。对薄就不用说了，我认识很浅薄，就看他的表情，当然主要不是这个。起初我觉得坏人相，而且他那个跋扈的样子。最能反映薄熙来，从照片来看性格的是在两会当中的照片，那是他百分之百的真面目。
来源: 腾讯《大师》第87期201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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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如山与他的《清代皮簧名脚简述》
星期五 四月 19, 2013 7:28 am
一代国剧大师齐如山先生一生著述甚丰。他是我国近代以来专注于“场上之道”的学者。他对京剧舞台艺术的研究兴趣，使他对京剧演员倾注了巨大心血。《清代皮簧名脚简述》是他记录清代京剧演员事迹的一部专书。该书共为二百一十位演员作了简要的传略，其中，老生三十三人，武生十八人，小生十八人，青衣二十九人，花旦十八人，老旦七人，武旦十二人，净脚二十三人，丑脚十八人，票友三十四人。这些演员所处的时期“起自嘉庆，讫至清末”。
在这些人物简要的记述中，齐如山将较多的笔墨用于对一些名家走红原因的分析上。比如谭鑫培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功，有两个关键条件：一是“他有一条很甜亮的嗓音，而又能择善而从，凡前辈脚色的长处，他差不多都能吸收，如《昭关》等悲壮苍凉的腔，则完全学程长庚；二六原板的活泼腔，学的卢胜奎；反二簧几个高腔，完全学的王九龄；快板的疙瘩腔学的冯瑞祥；做工表情，多学崇天云；飘洒的地方，是学的孙小六（上海脚）；甩须、甩发、耍翎子，乃学的鞑子红（梆子班名脚，搭瑞胜和班）；吸收了许多人的长处，又自己加以锤炼融化。”二是“他机会好，当他嗓音恢复，刚露头角之际，名气最大的几位老生如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等都相继去世，到他将要大红的时期，所有的名老生如王九龄、崇天云、卢胜奎、华雨亭、刘贵庆、李四爸、张玉奎、杨月楼、冯瑞祥等等，又都相继去世。与他同时，能叫座的老生，只有孙菊仙、龙长胜、许荫棠等数人，孙与许都是票友出身，不但没有靠把戏，而身段亦差，只靠唱工，故仍逊谭一筹；龙虽各戏都能，但气稍弱，与谭抗争，亦觉稍逊。若汪桂芬，则又较晚，按年龄汪比谭小十四岁，而且汪在长庚去世之后，方才唱红，彼时，谭已享大名了。”概括了谭鑫培所占据的天资聪慧、博采众长、历史机遇等成功要素。
齐如山还记述了一些前辈名家不肯屈从权贵的傲骨，比如程长庚掌三庆班时，御史衙门团拜，请他本人“外串”，被程长庚拒绝，他说：“所有三庆班之人，都是同我合作，希望靠三庆班多挣几个钱，若我个人出演外串，则我虽可以挣几个钱，大家毫无所得，怎能对得起大家呢。”即使他手下的人被捉去关押受罚，他也在所不惜。张次溪在《燕都名伶传》中也记有此事，只是与齐著稍有出入，张著云程长庚“向不应他班外串”：
某岁，都察院团拜，邀四喜班演戏，欲外串长庚一戏，长庚不应，某亲贵约之长庚，亦不之许。众怒，拘长庚，锁于台柱下以辱之。问其何以不唱，长庚漫称喉痛。事后，好事者询其故，长庚正色曰：“锁宁足畏，吾畏无以对三庆诸弟兄。锁柱下何耻，是以见都察院无理。”
不论被锁走的是程长庚的手下，还是程长庚本人，至少拒绝权贵的事情是一定存在的。程长庚治班肃整严明，守护班规，从不逾距，即便受辱受罚，也不肯妥协一步。齐著和张著都称道程长庚的道德高尚，深受梨园界敬重。此外，齐如山还记述了青衣演员余紫云抗拒御史衙门的一段事迹：
一次御史团拜，演堂会戏，传他去演，他不去。从前御史衙门演戏，与其他所有衙门不同，他衙门团拜演戏，算是约脚来演，完全是买卖性质，御史衙门曰传差，不曰堂会，完全是命令当差的性质，因为所有戏园，都归御史所管也。紫云不去，该御史便对他说，“此次如果不演，以后你就不能再演戏了。”紫云也很倔强，说，“不演就不演！”以后遂未再演，专靠买卖古玩度日，然生活亦很充裕。
余紫云以终身不再演戏为代价，抵抗着权贵的逼迫，其倔强的性格令人感佩。尤其是辍演后以买卖古玩为生，且生活充裕，其突出的才干更是令人敬慕。
齐如山十分称道一些京剧名家在做戏上的认真态度。比如徐小香饰演周瑜一脚，“翎子”之功令人叫绝，“因为周瑜戴翎子，所以他在翎子上下了功夫，创出许多翎舞的身段，比方《群英会》与蒋干对桌共饮时，及《打黄盖》与诸葛亮共饮时，都有几种翎舞，遇惊或怒时，左手一抓袖，头一低，两翎子之尖，一齐点在台毯上，非常美观。老辈们都知道，说他是在两翎尖上，各系一粒梧桐子，人都看不出来，可是如此则翎子之扑下扬起，都很利落快速，异常好看。虽然如此，仍靠用功，小香自己就说，“此时之低头扬头，都要特别注意，虽然用力，而外边不能显露，才能好看。”又如王瑶卿，中年嗓音失润，但他善于“在腔调及话白中找俏头，腔调无论怎样想法子，但嗓音不够高，一切高腔都不能唱，只好在矮腔中找俏头……瑶卿无昆腔底子，念白欠讲究，敌不过时小福、张紫仙、余紫云、陈德霖诸人，所以他就设法在京白中找俏头，他的京白全得力于旗人。”徐小香的创造性发挥、王瑶卿的扬长避短，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期京剧演员严肃的艺术态度和很高的演出水平。
齐如山还专门记述了一些有才干的演员能够代行导演之职的情况。比如杨隆寿，曾在同治初年被传入宫中充当教习，他是作为北京戏班中得到宫中传差的第一人，“因他对于戏的知识较多，一切排戏都归他指点，一次排戏，西后在旁参观，见他太累，命总管太监给他搬一个座，宫中的规矩，当着西后或皇帝面前，谁也不许坐，这次奉太后谕，给他搬一座，从此在西后面前便算有了座位，故戏界以为殊荣。”当时一些知名演员由于舞台经验丰富，熟悉艺术创造的规律，已经承担起戏曲导演的种种职责。换句话说，尽管那时还没有戏曲导演一词，而实质上，他们已经是近代戏曲导演的先行者了。
齐如山还提到一些演员所具备的特殊才能。如余三胜，“则往往临时添词，他也有这种聪明，一次与他弟弟四胜合演《捉放曹》，四胜吸鸦片烟，总是误场，这次去曹操，又误了场，三胜在场上已知他赶不上，乃多唱了十几句，四胜才赶上……此足见其聪明、编词之快。”再如朱莲芬，“他不但戏演的好，文学也不错，写的更好，常与潘文勤公祖荫代笔……文勤乃有名的大写家，与他代笔，自非易事。”余三胜的场上应变能力、朱莲芬的写作能力，为他们在舞台演出的艺术表现力上增添了分量。
此外，齐如山特别称赏何桂山、萧长华等人在演唱、身段、塑造人物方面的过人之处。何桂山在搭三庆班时，是净脚中既能唱昆曲又能唱皮簧且二者兼佳的第一人，人称“何九先生”。常与程长庚合作，有时在程长庚演完之后，观众仍不走一人。“最出名的是演《御果园》，他唱‘数九寒天风不冷，连人带马汗淋身，某家将马来整顿’等句时，不但腔调好听，身段亦极美，观众都说，好像看着他浑身冒热气一样。”萧长华“能戏极多，知道的旧规矩也多……中年以后，便同叶春善君诸位，创立了喜连成，遂把一生的精神都用于教授徒弟……然各戏演的都很精彩，尤其《群英会》之蒋干，真可谓前无古人，老辈云，他是模仿小二格，然他那几次冷笑，恐怕是天赋。
齐如山在《清代皮簧名脚简述》中，对这些京剧名家的人品道德、艺术才能、技术水平、轶闻逸事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这为研究清代末年京剧演员和演出的情况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戏剧资料。
作者：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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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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