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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宝玉》一诗，应该是《风月宝鉴》的一个讽喻

星期一四月 29, 2013 8:38 am

《嘲宝玉》一诗，应该是《风月宝鉴》的一个讽喻。真正的宝玉就是此诗的写照，实际上，这首诗既不夸张，也不讽刺，没有过分的批判，而是实事求是地再现了贾宝玉这个人，在现实中的影子。当然，古人如此，今人也是一样，应该也是当代官二代、富二代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发生官二代身上的种种恶劣事件，不能不发人警醒：官二代和富二代是社会中的一种潜在的力量，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他们的父母亲人，总是用权势和富贵，将他们毒害了。

附：

　　　　　　西江月·嘲宝玉二首（第三回）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作者：心灵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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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中国五千年预言

星期一四月 29, 2013 8:35 am

惊人的中国五千年预言

纵观中国历史，似乎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从周朝的《乾坤万年歌》，汉朝的《马前课》，唐朝的《推背图》，宋朝的《梅花诗》，再到明朝的《烧饼歌》，每一个汉人统治的长治久安的朝代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准确而系统的预言。更为神秘的是，从周朝的姜子牙，汉朝的张良，唐朝的徐懋功、李靖，宋朝的苗光义，再到明朝的刘伯温，每一个真命天子的身边谋臣又都是道士。

这似乎是每一个古老民族留给我们的共同神话，也是千古以来最神秘的预言。神何时回来？在这段等神归来的日子里，人类社会将发生什么？一个个古老的文明就这样给我们留下了中间这段巨大的空白。也许我们还需要从中原这片神秘的土地和她详尽的史料、绵绵不绝的文明历程中寻找答案。

公元前210年，十月。旌旗蔽日，车马辚辚，秦始皇率领着他庞大的文武百官和侍从队伍离开咸阳，踏上了第五次巡行天下的征途。当秦始皇最后回望咸阳城那巍巍宫殿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一去，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一年前秋天的夜晚，秦始皇的一位使者经过华阴平舒道，一个人手持玉璧拦住他的去路说，“请替我把这块玉璧交给始皇。”又趁便说道：“今年祖龙死。”使者很奇怪，正要问个究竟，这人把玉璧放在地上就不见了。使者带着玉璧回到咸阳，把事情经过报告给始皇，始皇默然良久，后命人到御府一查，发现这块玉璧竟然是八年以前他出巡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儿。

车马在寒冬的风中缓缓前行，苍茫大地，衰草枯杨。曾经威武刚烈的秦始皇如今已近油尽灯枯。回想当年一统天下、叱诧风云的豪情，始皇的心中恐怕也不能不感叹人生的短暂。在死神面前，人实在是太微渺了。他想起了那因为谏阻他活埋儒生而被发配到上郡和蒙恬一起镇守边关的长子扶苏，就写下诏命给扶苏说：“请回咸阳治丧。”始皇可能终于想通了那句莫名其妙的“今年祖龙死”到底是什么意思。“龙”者，被称为真龙天子的皇帝是也。“祖”者，始祖是也。“祖龙”不就是指他秦始皇吗？

大限已到，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就这样死了。他所最宠信宠爱的三个人--小儿子胡亥、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立即就背叛了他。他们篡改诏书，命令扶苏和蒙恬自杀，并扶立胡亥为帝，这就是秦二世。

秦二世是个只知吃喝享乐的花花公子，不但没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其奢侈荒淫犹有过之。就在秦二世元年七月（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百姓群起而响应。原来的六国诸侯后代纷纷复国，刘邦和项羽也各自拉起了一支人马。

二世三年，秦王朝的天下早已支离破碎。赵高这个祸国殃民的太监，蒙蔽了秦二世整整三年，耍弄权术整整三年，安享富贵也整整三年。如今大势已去，赵高深恐二世追究他的罪恶，在耍弄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游戏后，命阎乐在望夷宫刺死了二世。随后，赵高召集诸位公子和大臣说，“秦国本来是个诸侯国，因为始皇统一了天下，所以称帝。现在六国纷纷复国，秦国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了，再顶着个皇帝的空名儿不合适，还是称王吧。”

就这样，赵高立了子婴为秦王。秦始皇要传之子孙，万世不绝的帝位就画上了句号。这又应验了一句曾让秦始皇寝食难安的预言-- “亡秦者胡也”。那是在秦始皇称帝六年，正当春秋鼎盛时，被派出去寻仙访道的卢生带回的谶讳：“亡秦者胡也。”始皇认为定然是胡人匈奴为患，于是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开始修筑万里长城。谁知天道玄远，若隐若现，预言的实际意思是，“秦王朝将亡于二世胡亥之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这两则预言，其准确程度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且慢，中华民族的智慧似乎要在这一点上一再展现出她的神秘不凡来。

就在二世死前的几个月，秦国著名将领章邯统领三十万大军在黄河以北的巨鹿城围住了刚刚复国的赵王歇。章邯本人身经百战，手下又有英勇善战的名将苏角，足智多谋的名将王离，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前来救援赵国的诸侯结成十几座营垒，却没有一人敢与秦军决战。

就在这时，项羽挺身而出，和楚军一起抱着“此次决战，不胜则死”的决心渡过黄河。随后破釜沉舟，烧毁军营，只带着三天的干粮，向秦军冲去。项羽身穿红色战袍，骑乌骓马，手持长戟，带头冲锋陷阵，当者披靡。虽然秦军有三十万之众，而楚军只有七万，但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秦军做梦也没有想到，项羽的军队作战英勇，气势如虹。身穿黑衣的秦军，很快被身穿红袍的楚军分割、包围、歼灭。战鼓之声惊天动地。那些做壁上观的诸侯军队一个个伸出舌头、屏住呼吸，看着这场极其惨烈的战斗。狭路相逢勇者胜，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苏角兵败身亡，全军覆没。项羽命令士兵饱餐一顿之后继续进攻。楚军一路兵不留行，长驱直入，锐不可挡，九战九胜，生擒王离，逼得秦将涉间**而死，章邯大败而逃。

项羽随后召诸侯相见，大家都跪在地下爬着进去，连头也不敢抬起来，并颂扬项羽说 “上将军的神威真了不起，自古到今没有第二个。我们情愿听从您的指挥。”诸侯的军队分路进兵，很快就攻灭了秦国。鸿门宴后，项羽封了刘邦等十八人为王，又自称西楚霸王，兵威之盛、天下莫及，一时无人敢与争锋。

谁料历史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被发配到蜀中的汉王刘邦得到了在项羽那里郁郁不得志的韩信，筑坛拜将。韩信不负刘邦所托，使尽心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与汉王定了三秦；又虏魏王豹，擒赵王歇；北定燕，东定齐；南败楚兵二十万，杀了名将龙且。最后在九里山摆下绝机阵，十面埋伏，杀尽楚军数十万

项羽数度冲击，无法冲出重围，乃退回垓下。当夜，项羽听到四面都是楚歌之声，大惊失色道：“难道汉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楚地吗？”随着他南征北战的美人虞姬手捧一杯酒献给项羽。项羽一饮而尽，仰天歌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以歌和之：“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虞姬歌罢，拔剑自刎。

第二天清早，项羽率领衷心追随他的最后八百壮士突出重围，来到乌江边。面对滔滔江水，乌江亭长对项羽说：“江东地方千里，民众数十万，足以称王。请大王速速渡江吧。”项羽眼望着大汉追兵的滚滚烟尘，苦笑着说，“当年我率领江东八千子弟兵渡江西征，而今一个人都没有回来。我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啦！”他把战马送给了乌江亭长，徒步与汉兵交战，力杀数百人，最后自刎身亡。

“虞兮一剑霸图空，原草千年带血红。子弟八千消灭尽，独留荒冢纪秋风。”西楚霸王就这样死了。在当年分封诸王、志得意满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到，他根本就不是天命称帝之人。无论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还是拔山扛鼎的项羽，人力再大，也无可回天。

让我们在乌江边上，再把时间倒转八百年，回到商朝末年的渭水之滨。周文王在这里请到了元始天尊的弟子姜子牙，并以师礼视之。正是这位白发苍苍的姜子牙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预言--《乾坤万年歌》，预言了从周代以后数千年的王朝兴替。对于周朝到汉朝的历史，姜子牙写道：“而今天下一统周。礼乐文章八百秋。串去中直传天下。却是春禾换日头。天下由来不固久。二十年间不能守。卯坐金头带直刀。削尽天下木羊首。”

第一句“而今天下一统周。礼乐文章八百秋”指周朝享有八百年的天下。第二句“串去中直传天下。却是春禾换日头。”其中“串去中直”是个字谜，谜底是“吕”，这里指大商人吕不韦暗中用自己的儿子篡夺了秦王天下之事（其事详见《史记．吕不韦列传》）。“春禾换日头”也是字谜，用“禾”换去“春”下的“日”，谜底是“秦”，表示秦国一统天下。秦国统一只有十几年，这就是第三句中所说的“天下由来不固久。二十年间不能守”。最后一句，“卯坐金头带直刀”也是个字谜，正是繁体的“刘”字。《史记．项羽本纪》上也记载说，刘邦破了咸阳后，屯兵鸿门，范增对项羽说：“刘邦的云气五色斑斓，呈龙虎之状，这是天子的瑞气啊。必须马上杀掉他。”项羽于是设鸿门宴，欲杀刘邦，谁知王者不死，最后刘邦还是全身而退了。

汉朝建立四百年，历经王莽篡汉、光武中兴，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乱国，天下再度大乱，几十路诸侯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刘备寄居新野，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后得徐庶走马荐诸葛。三顾茅庐后，诸葛亮感刘备诚意，出山辅佐，大展经纶补天之手：联合孙权在赤壁打败曹操，接着席卷荆襄、夺取西川、东川，让刘备在西蜀称帝。

诸葛亮确有经天纬地之才，官方正史《三国志．诸葛亮传》上也记载着他“未出茅庐，先定天下三分”的宏论。后人在佩服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时，可能不会料到，他是个和姜子牙一样的预言家，并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系统预言身后朝代兴衰的《马前课》。该预言一共十四卦，每一卦讲述一个朝代。

清朝光绪年间，白鹤山的老和尚守元逐条破译了《马前课》中一直到光绪以前的预言。他破译的关于清朝的预言说：“水月有主，古月为君，十传绝统，相敬若宾”。守元和尚解释道：“‘水月有主’是个‘清’字，‘古月’是个‘胡’字，胡人为君，殆亦天数不可强欤？”随后他又自述道：“老僧生于嘉庆十年（公元1806年），今年八十有六，过此后不敢妄议。”如果这个老和尚再能等上十几年，就会亲眼看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黯然退位，对这一课的解释就会完整了：“统”指“宣统”，“十传绝统”是指清朝从顺治入关称帝到宣统一共经历了十个皇帝。

对于清朝的预言是《马前课》的第九卦。第十卦就是关于中华民国的了。预言上说：“豕后牛前，千人一口”。“豕”是“猪”的意思，应在“辛亥年”，“千人一口”是个“和”字，应在宣统退位后，孙中山缔造了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

就在诸葛亮仙去以后，三分天下归于一统。随之而起的就是西晋的八王之乱，国力大衰。北方匈奴乘机而起，灭掉西晋，开始了北有五胡乱华，南有东晋偏安的百年混战，接下来就是征尘不断，长达一百六十年的南北朝对峙。公元581年，北周皇帝的岳父杨坚篡位后建立隋朝。二十六年以后，因隋炀帝奢侈无度、横征暴敛，李渊在太原起兵，同年攻破长安，一年以后隋朝终于被唐朝取代，应了《马前课》中的预言“十八男儿，起于太原”（“十八男儿”即“十八子”，为“李”字）。

无论《乾坤万年歌》还是《马前课》，其预言之准确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然而中华历史那悠久而博大精深的文化中，这样伟大的预言家竟然是每个朝代都出现一个！

李渊次子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他扫清七十二处狼烟，收伏一十八处蛮洞，改号武德，建文学馆以延一十八学士，造凌烟阁以绘二十三功臣，任用魏征、杜如晦、房玄龄等人为宰相，天下大治，四海升平。太宗皇帝手下的司天监李淳风和隐士袁天罡共同写下了《推背图》。

唐朝和五代年间，《推背图》在民间已极为流行。正史《旧唐书》记载：唐太宗看到一本《秘记》上说：“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就召见李淳风，询问详情。李淳风回答说：“臣据像推算，其兆已成，而且此人就在陛下的宫中，身为您的眷属，三十年后当称帝，并诛戮您的子孙。”太宗说道：“那么把可疑的人都杀了，怎么样？”李淳风回答说：“这是天命，无可祈禳回避，且王者不死，白白杀了很多无辜的人。三十年后，此人年纪大了，就会仁慈起来。现在如果杀了她，上天还会让她转生称帝，三十年后她正当壮年，性情更为狠毒，您的子孙就都会被她杀光了。”太宗觉得有理，就没有再追究下去。

李淳风随后将未来推算到了一千多年以后，并上呈太宗皇帝御览。预言以谶、颂和图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传说当李淳风推算到第59像的时候，他的好友袁天罡推了一下他的后背说：“天机不可泄漏，就推算到这里吧”。于是李淳风就把此事画作了最后一象，并题诗说：“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这部预言也就因此称为《推背图》。

《推背图》中对于武则天称帝和安史之乱等的预言准确得几乎让人怀疑是后人在历史过后伪造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最流行的版本--清朝顺治年间的才子金圣叹亲手注释的《推背图》吧。

《推背图》第三十四象的谶语是“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又有颂诗说：“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

1851 年初，洪秀全在广东金田发动起义后，一路北伐，于1853年攻克南京，建国号“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乱，执白旗的北王韦昌辉屠杀了东王杨秀清全家及其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随后，洪秀全又将韦昌辉及亲信200多人处死。《推背图》第三十四象就是对这段历史的预言。“头有发”指太平天国的民众留长发，但不按满清规定结辫，被称为“长毛”。“衣怕白”和“太平时，王杀王”“洪水滔天苗不秀”都喻指天王洪秀全让北王韦昌辉屠杀东王杨秀清之事。“五色章成裹外衣”：此句意指太平天国以五色旗为标志。“中原曾见梦全非”指太平天国最终败于曾国藩的湘军手下。

死于清朝初年的金圣叹当然无法批注这件他死后整整200年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但李淳风和袁天罡何以对历史有如此深刻而准确的洞察力，却成了一个最大的谜团。似乎对他们这些跨越时空的先知来说，未来一览无遗。

就在李淳风写下《推背图》大约250年以后，凶恶奸诈的大将军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己登基，改国号为梁，开始了50多年的五代十国时期，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大宋。50多年以后，到北宋真宗四年，在河北诞生了一代伟大的易学家邵雍，他以十首诗预言了身后直至今天的历史大事，总名《梅花诗》。

宋朝是中国所有统一王朝中最弱的一个。北宋刚刚建国就向辽国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北宋末年，女真族人崛起，打败辽国后在黄龙府建立了金国。公元1125年，金国平灭辽国，随后就把兵锋直指大宋，两年以后在靖康俘虏了宋朝的徽钦二帝。这就是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的“靖康耻”。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泥马渡江，在南京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迁都杭州。大约150年后，南宋被忽必烈的铁骑征服。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着南宋小皇帝赵丙投海而死，其他随身将士和皇妃也都被飓风淹没在大海中。对于这段历史，《梅花诗》中以“山河虽好非完璧，不信黄金是祸胎”以及“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来预言。其中“山河虽好非完璧”指北宋割让燕云十六州之事；“黄金”者，定都黄龙府的大金是也。“三百年来终一日”指北宋在公元960年建立政权，至公元1279年灭亡，共享国祚300多年。“长天碧水叹弥弥”喻赵丙投海而死。

忽必烈定都北京，建立元朝，灭亡大宋后又享国祚70年，至公元1367年被明太祖朱元璋所灭。朱元璋改元洪武，定都南京，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大明朝。明太祖手下的大谋士刘伯温也是个预言家。有一次太祖正在吃烧饼，刚刚咬了一口，内监报告刘伯温求见。太祖就把烧饼扣在一个碗下，然后让伯温进来。太祖问伯温：“先生深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伯温掐指一算，说道：“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这是个烧饼啊。”太祖大惊，没有想到刘伯温的推算其验如神，就开始向他询问身后大事。君臣彼此问答，一直讲到今天历史上将要发生的大事，这就是《烧饼歌》。

纵观中国历史，似乎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从周朝的《乾坤万年歌》，汉朝的《马前课》，唐朝的《推背图》，宋朝的《梅花诗》，再到明朝的《烧饼歌》，每一个汉人统治的长治久安的朝代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准确而系统的预言。更为神秘的是，从周朝的姜子牙，汉朝的张良，唐朝的徐懋功、李靖，宋朝的苗光义，再到明朝的刘伯温，每一个真命天子的身边谋臣又都是道士。

中国啊，这片被称为“神州”的神秘土地，难道真是神选中的土地，以那一个个精心策划的预言为蓝本，在这里上演了三千多年蓝天为幕，黄土为台的历史剧吗？他难道仅仅是为了教导我们“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还是警示我们神以他无边的法力智慧操纵着历史前行的每一个脚步？

“神走了，神还会回来。”难道神真的走了吗？还是他化作和我们一样的人一次次乘愿而来，帮我们书写历史，一步步地带着我们走向一件最后注定要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

限于篇幅，对于秦汉以下的历史都是一带而过，没有展开去讲。对于每一则预言，也只解释了其中很有限的部份，主要集中在该预言已经在社会上大面积流传后发生的历史大事对预言的应验，所以读者可能会发现整个文章描述的历史年代会有跳跃。

每个朝代一个系统预言的现象，却是非常发人深思的。这种现象在其他文明古国都没有，这就尤其显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来。尤其是这些预言对于时间、地点和人物的预测又与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出入，这种跨越时空的先知难道不是比高科技还要高科技吗？

作者：衔橄榄枝的飞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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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文革？谁的政策？谁的责任？

星期日四月 28, 2013 12:43 pm

谁的文革？
谁的政策？谁的责任？

本文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作者：董郁玉

谁的文革？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文内简称《起源》）的中译本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中国内地出版社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经过删节的此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其旁征博引的史料之多，所述的历史事件之多，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中，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虽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但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党史、或者说是在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把文革作为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人们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构成文革起源历史中的具体是非而不可自拔。
　在传统的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然而，即便如此，把这些同样的事实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和输出的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正是中共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与分配以及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一定规则和程序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串联起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主干，却正是基于其政策实施结果的相应政治责任。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是其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之有无以及能否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别；这些派别或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因其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而必须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派（“改革派”或“保守派”）代表整个党，来为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进行担当。这样，文化大革命也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的一堆党内事务。
　在国家政治中，一个政党作为整体的存在，是其对国家负起政治责任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也被用来充当国家的“公敌”。
　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观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政党，能否“摆平”其内部的“坏人”，以便生产出于国家而言的“好政策”，那是政党的内部事务。一个政党，其在政策制定与输出上，是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整体来看待的。这就是说，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好政策”，那么，从党外的角度看，这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好人”制定的政策；反之，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坏政策”，那么，站在国家政治的角度，这同样也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坏人”制定的政策。
　因此，一个政党，不论依据什么样的党内标准划分出政党内部的“好人”与“坏人”，这些人都代表整个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因此，这个党也必须为这些政策的后果，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政治行为负起政治责任，而不论这些政策的“好”“坏”，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是“好人”还是“坏人”。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再以“好人”和“坏人”之分，来诠释他们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或者反之，依其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有倾向性地把一些人定位于“好人”，把另外一些人定性为“坏人”。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在党史叙事中的中共党内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的政治目的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历史过程。
　
谁的政策？
　国家政治，从某种角度简言之，就是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背景下，这些政策来自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在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政策的制定虽无政党之间竞争与博弈的过程，但是，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天然竞争性，仍会在一个政党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出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政治的过程，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而强化或削弱他们在党内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449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由此，《起源》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在实践中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页）。
　以战争的暴力方式取得政权，会难以避免地给政治权力的行使带来影响。这也是绝大多数“革命党”止步在“夺取权力”与“赢得权力”之间的鸿沟前，不能成功地过渡至“建设党”的基本原因。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战争年代那种命令方式来操控权力，并且还能取得“成就”，这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产生更大的误导。以暴力革命“夺取权力”，靠的是枪杆子；以和平建设“赢得权力”，靠的是公共政策。
毛泽东在 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政策实施者就必须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歧。这种对政策及其实施的分歧，就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在政策上的分歧，只能以政策实施者向毛泽东低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参与者都清楚，在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面前，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由此造成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虑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起源》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中共党内政策参与者围绕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以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1—13页，第108—110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153—171页，第218页）。
　经过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和大跃进，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威望和实际地位受到了削弱。以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性，他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毛泽东力推的许多政策，在实际中引发了大量问题，“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实质性的不同意见，自那以后，这些不同意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趋严重，也正是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种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5页）。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在党内独断暴行的揭露，以及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300页），都强化了毛泽东对失去党内政治权力的担忧。没过多久，提议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彭德怀就在次年的党内政策之争中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而1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证实了这个“君子之仇”有多深：早已经是“死老虎”的彭德怀又被揪了出来，就此事反复写出交代材料；而“同意”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刘少奇和其他人，都在文革中为此付出了大小不等的代价（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108页）。
　苏共与中共的同构性，宿命般地决定了其最高领导人在党内取得、保有和捍卫权力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的形成，也绝非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人之功。即使从以党史话语体系精心构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苏东等各个国家的所有共产党组织，虽经过频繁的党内权力斗争，但却都没有形成符合一般政治伦理的制度化的党内权力规则；党的领袖及其同志，都认可、服膺甚至舍身维护这种比宫廷政治还要晦暗和残酷的“山寨规则”。
　问题在于，在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之时，围绕党的政治权力之争，不论多么残酷，多么背离常规的政治伦理，其影响所及，还基本限制在政党组织的范围内。而在这样的政党“夺取”了国家权力成为执政党，并且是在没有其他竞争执政的政党存在的情况下，其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及其后果，就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重的影响。这种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演绎到极致，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论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从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看，以动员全社会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党的内部权力斗争，且在以此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做出颠覆性改变的同时，还能保有整个党的执政权，这样党内权力斗争方式确是一个政治行动的创举。这也许就是麦克法夸尔所谓：“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发动社会力量反对他自己所创建的国家。这次确乎是所有群众运动之母。（《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45页）”
　
谁的责任？
　实际上，毛泽东敢于如此所为的独特优势，就在于由刘少奇最先擎起的“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
　上述共产党在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遵循。从各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看，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其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
　而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按照一般政治伦理标准衡量过于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支持。权力斗争的胜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因此，党的意识形态，是党的政治权力正统性的根据所在。在苏共二十大上，“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出席会议的大会代表都得到了列宁在1922年12月写下的‘遗嘱’的文本，列宁在这个‘遗嘱’里对斯大林作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份写于1923年1月的提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附录”（《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45—46页）。由此可见，在共产党内部，如果要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甚或要否定一个人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那么，都必须将其与党的意识形态强行剥离。把列宁“遗嘱”下发至苏共二十大代表，就是想证明斯大林绝非列宁主义的合格信徒和忠实执行者。
　被各国共产党公认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中的实体性政治权力。列宁的早逝，也让列宁主义附体于列宁之身的时间十分短暂。而实际上，真正规范了列宁主义范畴、对列宁主义做出最“权威”的解释，却正是由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做出的。因此，列宁在党内所掌握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也没有与以其名字命名的“主义”过紧地粘连在一起。
　至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共产党内部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就具备了现实而坚实的基础。以掌握党的最高政治权力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党的正统意识形态，这就在赋予了这个人的言说以至高无上性的同时，又赋予了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价值的超越性。如此，把党的意识形态附体于个人，某种程度而言，就等于把这个人化身为了党的意识形态。正如上述，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314—322页，第448—449页）。
　正是这样的“附体”，让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这个“神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说、政策设计、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上。而1945年之后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不过都是这个“神性”的证明而已。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共产党的事业一帆风顺，那么，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个神祗的灵性。但是，当党的最高领导人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中遭遇失败时，让其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这就不啻让那个在祈祷中丧失了保佑灵性的神祗去担当凡间的具体罪错。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反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党，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奠定了不败的基础（参见《大跃进1958—1960年》第299—302页，《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171—181页）。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意识形态化身地位的确立，为毛泽东的政策设计赋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和不可置疑性。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这个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的不解之处：“刘几乎肯定从未想到过任何政变，但他却未作任何抵抗，这确实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顺从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会议。（《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页）”
当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对毛泽东那些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败的种种政策感到无能为力的，还不止是刘少奇。在党的意识形态附于毛泽东之身时，那些曾亲眼见证过神祗灵性的同志们，看着“这位带领他们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的时候，“谁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里成功，但思想革命却需要几个世纪”（《大跃进1958—1960年》第314页）？
　正是这样的“人神”一体，使毛泽东具有了党内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钱。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个政治现实，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近彻底颠覆了党的组织结构，但却能给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党”的帽子，以一人之身凌驾全党之上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现实，也是中共在日后整理文革瓦砾之时，颇有投鼠忌器之感，难以将毛泽东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彻底剥离，并且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引文均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根源。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提出要“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为之确立了“实践检验”的标准；且用“发展”的限制性定语，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动留下了通路。
　不过，总体来看，只要“毛泽东思想”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确实具有不可分性。在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以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并未要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现象。客观而言，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政治权力与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体”，可以提高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增加党的领导人的正统性和高层政治权力的稳定性。这也是毛泽东之后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需要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理论，并将其纳入至党章的基本动机。
　更重要的还在于，保证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是保证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性的需要。文革的灾难由“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造成，以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些举措，一方面使毛泽东脱身于国家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执政地位。
　中共执政地位的确保，需要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存续，又需要确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才有当下中国大陆文革历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制约和限制中，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都始终没有得到细致言说的机会。也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缘故，在今日中国，在相当多的人的想象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调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会公然出现“重庆模式”下的政治实践。
　“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仍旧站在中共历史的制高点上。这，也许正应了那句证明毛泽东身在神坛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而以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点的《起源》，也正是用“毛主席万岁”这句耐人寻味的“最高指示”，结束了这三部探讨文革发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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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華中擴散 H7N9差一步就人傳人了

星期日四月 28, 2013 9:29 am

H7N9禽流感正向中國華中地區擴散。湖南省衛生廳27日宣布，該省當天確診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這也是中國第十個省市出現人感染H7N9。截至27日下午7時，中國共確診H7N9禽流感病例121人，其中死亡23人。
與此同時，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計委傳染病重點研究室主任李蘭娟的團隊最新研究發現，人感染H7N9病毒感染源已經確認為雞等家禽，而讓人最為關注與擔憂的「人傳人」懸念也有了端倪：病毒的基因如一部旋轉樓梯，目前已發現其中三個「台階」的位置發生了變化，假如再有一個「台階」移位，就會破壞「樓梯」的穩定性，那麼這個病毒就會導致「人傳人」了。

湖南省衛生廳下午6時發布，確診首例人感染H7N9 禽流感病例為64歲管姓女患者，邵陽市雙清區人。管姓患者於14日無明顯誘因出現乏力、發燒，體溫攝氏38到39度。25日上午，邵陽市疾控中心檢測結果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陽性，當天晚上10時省疾控中心覆核結果陽性，27日經中國疾控中心檢測，確認管姓患者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陽性。

湖南省衛生廳表示，管姓患者經抗病毒治療、正壓呼吸器(CPAP)等治療，目前病情有所好轉。管姓患者發病前四天有與禽類接觸史。她的密切接觸者共41人，目前均未發現異常。

此外湖南省還通報一例來自江西省銅鼓縣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該焦姓患者為男性，54歲，從事滷豬肉販賣職業。

另據江西省衛生廳最新通報，截至目前，江西省共發現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兩例，這兩名患者均來自南昌市，目前病情危重，正在醫院接受緊急救治。

截至27日晚，中國7N9禽流感確診病例發生的地區包括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河南、山東、江西、湖南、福建。目前病例仍處於散發狀態，尚未發現人傳人的證據。

台灣疫情指揮中心27日指出，台灣的一例H7N9禽流感自境外移入，其餘媒體或醫院通報疑似案例大多排除或檢驗中。

在媒體廣泛報導「(李蘭娟)院士稱H7N9病毒基因三個已移位，再移一個就人傳人」的消息後，李蘭娟27日接受官方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說，如果兩個基因同時變異將會發生更加有效的傳播，而這種傳染目前只是針對禽傳人。她否認說過「人傳人」，至於會不會發生病毒的人傳人，她說不能肯定也不能否認，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和監測。

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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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序夸赞何其多

星期五四月 26, 2013 7:55 am

序文夸赞太过几乎是当下文化界的一大问题。这让人想到中外知识共同体应具有的品质。

　　提起书序的话题，我觉得很惭愧，我才想到居然给别人给自己写过几十篇序文了。序文是一本书的开场白，跟现在新书发布会流行的“站台”差不多。当然，序文是书面的介绍，“站台”则是名流学者和作者一起面对面地跟读者聊天。

　　当代作家学者中，我知道钱理群先生是“写序专家”（摩罗语），钱先生写序是为“奖掖后进”，“把每一次邀约看作嘱托”。这种状态我很能理解，我给人写序也多半如此：不负所托，发潜德之光。但很多人以为现在的序不好看了，因为大多数书序作者爱夸张，只说好话，不说坏话。我就遇到一读者感慨说，看完一本民国史的书居然不如书前面我的序文给他留下的印象。

　　序文夸赞太过几乎是当下文化界的一大问题。这让人想到中外知识共同体应具有的品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他。”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的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西方现代诗运动兴盛之时，庞德一度在诗界有“一言九鼎”之望。他帮过艾略特，曾大段大段地删后者的《荒原》，艾略特称他是“最卓越的匠人”。但庞德曾经想阻止艾略特发表一篇东西，告诉他说那是垃圾。结果，艾略特还是发表了，只是附上一篇前言，注明“庞德说这是垃圾”。

　　由此可见真正的知识人之间的关系，只有怀抱知识的尊严、对知识人有足够的尊重，我们才能表达出真正的自性，益人益己。

　　关于书序的佳话极多。比如格拉斯曼很早就在数学领域研究出重要成果，但不受重视。他不得不放弃数学研究，而转向印度梵文研究。他在当时的语言界很受尊重。在哥廷根的图书馆里有一本格拉斯曼写的数学专著，闵可夫斯基用铅笔给序文批注，序言后的脚注是：“书付印时作者已去世。”闵可夫斯基写道：“新版本将比三十多年前受到更多的尊重。”

　　蒋百里和梁启超也值得一说。蒋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却醉心研究文学。他《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梁觉得“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李泽厚给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写序，开首句为：“82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至于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引论所列的几条原则，对本国历史怀抱“温情与敬意”，几乎已成为当代知识人的常识。遗憾的是，当代的很多历史写作仍属于“偏激的虚无主义”，仍缺少足够的“温情与敬意”。

　　没有历史感，我们就会遭遇灾难和罪恶。1957年4月1日，在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给《安魂曲》写下非常精短的《代序》：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曾经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的脸上掠过。

　　当代人中，我喜欢读余英时先生的序。虽然他的观点我未必都同意，但读其文字是多重的享受。看他给康正果、顾颉刚、巫宁坤、史景迁、周有光、汪精卫等人的书所写的序文，可以看出他都花了工夫。康正果先生告诉我，余英时先生因为年高，故很少写文章，心有所想则借序文表达。这是借序文园地，浇自家块垒了。余英时先生的序几乎自成文体，是对他本人所学所思和作者文字的多重介绍。这样的风范，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新京报
Author: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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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宝玉》一诗，应该是《风月宝鉴》的一个讽喻

星期一四月 29, 2013 8:38 am

惊人的中国五千年预言

星期一四月 29, 2013 8:35 am

谁的文革？谁的政策？谁的责任？

星期日四月 28, 2013 12:43 pm

向華中擴散 H7N9差一步就人傳人了

星期日四月 28, 2013 9:29 am

书序夸赞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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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宝玉》一诗，应该是《风月宝鉴》的一个讽喻

星期一 四月 29, 2013 8: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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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文革？谁的政策？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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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華中擴散 H7N9差一步就人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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