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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救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命运


星期日 五月 19, 2013 9:57 am


诺贝尔文学奖救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命运

王贵成

  
  在人们的热切期盼中,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新鲜出炉,让国人欣喜若狂的是,中国作家莫言终于得奖了!一部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网上这种情绪表现的尤其明显,既为莫言获奖也为莫言打败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而欢欣鼓舞。我一向认为在当今大环境中,中国作家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实力拿这个奖,如今莫言真的获奖了,除了向他个人表示祝贺(这是他个人的一种成功)之外,还是固执地坚持我的看法,这点在我的那篇博文《中国作家有实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397679.html已经说过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唯一懂中文的人,只有一个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如果他被全权受命要在中文作家中寻找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他一见钟情选中了莫言先生,那我只能无话可说了。只是,那种水平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了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现在我还要说的是,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根本改变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的荒芜脆弱。
  
  我又一次想起了几年前一个外国人说的话。2006年,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顾彬的言辞很是激烈。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重庆晨报》2006年12月11日)
  
  真是一石击破水中天!初闻顾彬的这番激切之语,我先是惊愕难过,中国当代文学好歹也发展了几十年,怎么一下子成了垃圾?感情上一时间接受不了。后来仔细一想,不由得拍案叫绝——这个外国佬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一语击中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穴。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作家们写出的文学作品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了。但其中的精品有多少呢?如果实事求是地说起来,还真的挑不出几本。以前我们也经常说现在的文学没有好作品,只是抱怨一下而已,绝对不敢像这个外国佬一样坚决果敢,用“垃圾”两字来了个一针见血的概括。这也并不见得老外就有“旁观者清”的高明,我们也并不是“当局者迷”,只是我们不敢说真话罢了。
  
  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生存的历史环境,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的垃圾命运早就注定了。
  
  上世纪的解放区,早早就把文学创作纳入了政治的管理范畴,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现实服务,就成了作家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条原则本来也没什么错,但为现实服务倘若变成对现实一味的歌功颂德,而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批判功能,那么这样的文学作品,其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就这样,文学从此被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亦步亦趋,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谁胆敢不服从这条规则,轻者以后的日子不好混,重者就的得以生命为代价了。比如王实味,他的文学创作不是好好体现革命的时代主旋律,而硬要暴露革命圣地的阴暗面,尽管最后认了错,但还是没有得到宽恕,最终在革命胜利的前夜被处决了。作家们都不是傻子,谁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开玩笑呢,于是,一个比一个更革命,一个比一个更能为现实“服务”,这样的文学基本变成了“谀学”。杨朔的《荔枝蜜》目中无人民,目中无苦难,粉饰太平到了催人呕吐的地步,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单说小说《红岩》,由于后来根据这部小说改编出曾经家喻户晓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所以使得《红岩》也声名远播。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云峰、江姐、刘思扬这些牺牲在解放前夜的共产党人,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是真正的英雄!曾经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的偶像。央视焦点访谈前些年曾报道过“红岩档案解密”,让我们看到历史竟然和我们开了极大的玩笑。小说中出卖许云峰、江姐等一批地下共产党干部的不是叛徒甫志高,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变者,竟然是当时重庆市委的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据资料说,冉益智只不过被特务打了几个嘴巴,就立即将他所知道的62个同志供了出来,造成300多名共产党人被关进集中营。而与之相反的是许多职务很低的一般党员虽然被叛徒出卖身陷牢狱,仍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如张长鳌、尚承文,两个人被敌人用电刑打得浑身抽搐,身体都开始缩小了,仍然是咬紧牙关,军统特务恼怒地操起一个十字镐照头劈去,他们就此壮烈牺牲!想不到事实和小说竟有如此大的出入,小说再用文学的艺术手法虚构,再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不能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啊!这样缺乏起码生活真实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不是垃圾是什么呢?
  
  也许有人说,解放前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不是写了不少精品吗?那些作品怎么能算是垃圾呢?解放前确实有一些好的作品,但到了建国初期它们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一律遭遇了被删改的悲惨命运。这儿以老舍的《骆驼祥子》为例。《骆驼祥子》问世以来,这部以北平洋车夫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好评如潮,但也招来了某些评论家的严厉抨击。1948年10月许杰《评<骆驼祥子>》一文,用“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理论模式,批判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在这部作品中,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者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文中批评老舍没有正确地写出祥子的命运和社会环境对祥子个性发展的影响;过于强调“性生活”的作用,把虎妞、夏太太对祥子的性诱惑看作是祥子堕落的“决定因素”。还认为书中没有写出“更实际更完美”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书中“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和“革命者”阮明,提出尖锐批评。这些苛刻的评论,对这位新文学巨匠的触动很大,所以在1951年8月开明版《老舍选集》中,对入选的著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痛加杀伐。据统计,这本书被删改共有145处。该书原版15.7万字,被删后只剩9万字。老舍用自己的手,“腰斩”了自己心爱的作品。在这次大删改中,老舍淡化了虎妞、夏太太促使祥子“性堕落”的一些自然主义文字;删减了对穷人生活悲惨无望,以及有损于被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形象的描写。此外,删掉第24章整章,删掉的不仅只是祥子身上的种种污点,同时也抹掉了革命者阮明的不少“劣迹”。比如阮明与祥子之间,也即“革命者”与群众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出卖与被出卖的卑劣行径等等。有关“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在修改中也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洁化和美化革命者的目的。
  
  另外,茅盾的《子夜》删改了620处,叶圣陶按要求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动了“截尾”手术。为了颂扬革命主旋律,像这样对新文学名著大动手术的事情可以说是数见不鲜的。革命者倒是高兴了,但经过一番大手术后,这些名著已经被肢解得面目全非,这样的名著还能叫名著吗?只能变成垃圾,而且是不可再回收利用的垃圾!
  
  到了后来,尽管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但一直被阉割惯了的侏儒,一下子怎么能爆发出长成巨人的力量呢?尤其是商品经济时代,一切唯金钱之马首是瞻,一味取悦于市场和读者,作品的垃圾命运依然难以摆脱。
  
  而且,更要命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垃圾还源于一个特殊的制度——“作家供养制度”。世界上也有国家对作家实行资助制度的,但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做的那样细致,用各级作协、文联几乎把作家们层层包养了起来。只要成了名,就要想办法被包养,一旦被包养,那这辈子就算掉进了蜜缸里,工资有保障,衣食不用忧,即使已经江郎才尽,只会写些马屁文章,也照样活得优哉游哉。所以,搞写作的人,谁不想成为一个被包养的作家呢?而且,被包养的级别也成了作家们竟相炫耀的资本。当然,被包养起来是幸福点,但这是有代价的,就像一只鸟儿,如果被豢养在笼中,必然要以失去自由作为代价。想说的不能说,想写的不能写,久而久之,只好写些御用文章聊以度日。这样写出的作品,一旦时过境迁,只能成为一堆垃圾。
  
  这时,就有人要呼吁改革这种“作家供养制度”,激烈的甚至要求坚决取消这种制度。以为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学就能出精品了。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正如山西作家李锐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大陆,把作家纳入国家体制的前提是,作家们被剥夺了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不止作家,凡中国大陆的公民都没有这个基本权利,尽管宪法上明文规定每个公民都具有这项法定的权利。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是平衡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写作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这就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既剥夺了土地,又要求农民自谋生路,那不叫体制改革,那叫杀人害命。”看看,即便取消了“作家供养制度”,只是使作家们失去了丰裕的生活保障,作家们还是不能我手写我口的,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还是难以得到根本的改观。
  
  正因为如此,2006年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想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恐怕一时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国家是可以拿出一定的钱来,供养一部分优秀作家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尽管铁作家回避了取消“作家供养制度”的环境因素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话里边的无奈。既然连堂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都是无奈的,那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也只好无奈地延伸下去了。
  
  老外他如果要说要骂,就由他去吧!反正阅读这些垃圾文学也不是一两代人了,再读它几代人又有何妨呢?至于老外说中国没有作家,那是他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偏见——我们每年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不是选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作家了吗?何况,现在中国终于有一个作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呢?
  
  
   http://sxllwgc.blogchina.com/1372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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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


星期六 五月 18, 2013 11:47 am


在白先勇的《台北人》全集中,开卷的《永远的尹雪艳》,是最“冷”的一篇。其他各篇,虽然也都采用客观叙述,虽然也都包含社会批评,但读者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对故事里人物的同情。惟独在《永远的尹雪艳》里,作者像是完全把自己隔离,冷眼旁观,采用全知叙事观点,不探入任一角色之意识内,只限于人物外貌言行与情节发展的具体客观之描述。《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中嘲讽意味最浓的一篇。此嘲讽意味,前后一贯,藉由全文之“语调”(tone)——即“叙述者”之口吻——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何谓“叙述者”。我们时常误以为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就是小说的作者;叙述者所说的话,就是作者要说的话。其实并不尽然。特别是在讽刺文中,作者有时故意让叙述者道出与自己本意完全相反的话;而此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差距,最能拍击而产生嘲讽效果。
  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白先勇就运用了这种让叙述者说反面话或歪扭话的嘲讽技巧。举数例如下:
  
  叙述者的话:
  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样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作者的本意:
  孰能不老?即使像尹雪艳,外表看似没有改变,人人以为“永远”,其实还不是自欺欺人。
  叙述者的话:
  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姐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嘈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
  作者的本意:
  尹雪艳的八字确实带着重煞,使人家败人亡。这和她的名气大,招忌,倒没什么关系。
  叙述者的话:
  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
  作者的本意:
  尹雪艳真没良心。洪处长破产后,她不但离弃他,而且把她自己的一切家当与仆人都带走。
  叙述者的话:
  尹雪艳站在一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作者的本意:
  尹雪艳毫不悲天悯人,观赏着客人们互相宰割。

  白先勇的另一种嘲讽技巧,即在叙事时故意使用成语、陈腔滥调以及夸张言语。成语或陈腔滥调如“五陵年少”、“两鬓添霜”、“一腔怀古的幽情”、“津津乐道”、“高朋满座”、“世外桃源”、“呆如木鸡”、“倾诉衷肠”等。夸张的比喻与描写更是俯拾皆是,给全篇小说带来含有喜剧意味的嘲讽效果。举例如下:
  
  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梯,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掏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
  用钻石玛淄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
  洪处长休掉了前妻……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
  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的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借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
  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
  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
  轻盈盈的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
  (打麻将快输时)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

  这种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描写,是全篇揶揄语调之主流,呈现给读者一幅活生生的社会讽刺图画。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里,我探讨《台北人》的生死主题时,曾论及《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的寓意。为了方便,我将有关的几段抄录于下:
  
  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的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的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的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
  所以,当尹雪艳说:
  “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的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出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
  如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的“开场白”。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采取了此篇的象征含义,而视尹雪艳为死亡之化身,则文中蕴育的那么一点诙谐性;完全丧失,全篇小说立刻变得“死一般的严肃”(deadserious)。许多原本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比喻与描写,一下子变得不夸张,不滑稽,完全认真。尹雪艳真的变为“永远”,不再是作者的反面话。她的言谈真的是“神谕”。她真的是一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人们在她面前,真会发出“讨救的哀号”与“乞怜的呼吁”。这些本来靠着夸张与故意的做作而激发讽刺效果的言语,突然之间一针见血地勾绘出人类与死亡的关系。可怜的人类,囿于生命之“有限”,不论有多么重大的抱负,都无法与死神抗争。其无助、无能之处境,正是吴经理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的: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尹雪艳的公馆,是“世外桃源”,给人“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坐在沙发里,倚在柔软的丝枕上,“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叫人坐着不肯动身”。大家谈的是“老话”,“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老朽得眼圈都已开始溃烂的吴经理,居然听信尹雪艳哄他的“干爹才是老当益壮”这句话,于是“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在这种描述里,作者对社会国家的批评与影射,显而易见,不必解释。然而其中的“自欺”之旨意,亦可适用于作者视野中的人类根本之处境。真的,我们那一个人,不也同样避免面对“终归一死”的残酷现实?我们那一个人,不也盲目自欺地贪恋着虚空的人生,陷入暂时的安适与欢乐中,不肯动身?尹雪艳招待客人的京沪小菜,名为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显然也都有暗示含义,影射人类愚昧无知,贪求富贵,迷醉于富贵。
  《台北人》中的许多角色,都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这件事,在《台北人》世界中,一般影射麻木不仁,逃避现实,遗忘痛苦,自我陶醉。在《永远的尹雪艳》里,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影射外,随着主题含义之引申,“麻将桌”进一步变为整个人生的缩影。尹雪艳的公馆里,“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的朋友们,其实也就是陷落在人生的泥沼中徒然打滚的人类。而尹雪艳,这位铁面无私的死神,当然自己不下场,只是旁观。她总预先下一番工夫,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准备得完善妥帖,为的却是能够尽情观赏人类无助的挣扎,以为自娱。没有一人能够成为胜利者,因为“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真的,既有“死亡”之存在,谁还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一如尹雪艳转动菜牌选菜,谁知道死神下次选中的,是你是我?
  一旦我们了解了埋伏在社会讽刺画面下的死亡主题,再从头细读这篇小说,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作者是如何仔细如何费心地选择精确的字句,制造生动适切的意象,并充分利用且发挥惟独中国文字才具有的那种暗示潜能。
  为了影射尹雪艳是“魔”,作者一再采用“风”之意象;以写实观点而言,是比喻她姿态轻盈,以寓意而言,当然就是象征她“无实质”,尹雪艳确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妖孽:“脚下没有扎根”,“轻盈盈的来回巡视”,伺机攫取下一个祭品。她的“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这句话中的“流”字,有如画龙点睛,十足表达出尹雪艳之不可捉摸。尹雪艳是“冰雪化成的精灵”,心硬似铁,性冷如冰,难怪她奉上的,是“冰面中”,是“一盅铁观音”,是“一碗冰冻杏仁豆腐”。尹雪艳周身透着“麝香”,“薰得……人……进入半醉的状态”,她客厅中细细透着的“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是致命的妖气,在人被薰得怡然入醉时,已中毒素而步向死亡。
  我们不难注意到,白先勇在形容尹雪艳时,一再取用与巫术、庙字有关的字汇与意象语,以暗示她的“超自然”性质。如“通身银白的女祭司”、“祈祷与祭祀”、“徐徐的喷着烟圈”、“神谕”、“像一尊观世音”。她邀请徐壮图,一道研究“麻将经”。她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她害得徐太太,“两腮一天天削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
  另外,白先勇在这篇小说的情节结构中,纳入一大节关于法师吴家阿婆的来历与言行之详述。我觉得白先勇选用这一角色的目的之一,是借用这位道人的口,来表达一下他自己显然多少相信的“乱世出妖孽”或“妖孽造乱世”的玄论。(参阅《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所讨论白先勇的“冤孽观”。)这使我们联想起《水浒传》里,就因为宋仁宗时傲慢愚顽的洪太尉,坚持命人打开“伏魔之殿”,不意走脱了老祖天师洞玄真人镇锁在内的妖魔,才引致以后的多年盗乱。
  然而,吴家阿婆这一角色的最大功能,还是在于加浓整篇小说里本来就已萦回缭绕的宗教(或邪教)神秘气氛。白先勇接着又详细描写设在极乐殡仪馆的徐壮图灵堂,道士之打解冤洗业酪,僧尼之念经超度,拜大悲忏。这些,除了也都加添宗教神秘气氛外,更烘托出此篇小说的“死亡”主题。
  死亡,不论多么可怖,却亦有一股令人不解的惑力,就像一身银白的尹雪艳,能把人“拘到跟前来”。(这里的“拘”字,含义多深!)尹雪艳闯进徐家的灵堂时,“大家都呆如木鸡。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几句描写,我觉得也很能适用在人类面临死亡时,一般所经历的诸种或诸阶段反应。
  白先勇选择文字的用心,处处可见,例子实在举不尽。现在让我们研析一下他如何利用颜色,暗示尹雪艳是死神,是致人命的妖魔。
  白色,是死亡之色;而作者描绘尹雪艳时,几乎离不开“白”字:“素白旗袍”、“混身银白”、“一身雪白的肌肤”、“犯了白虎”、“雪白……的冰面中”、“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一身白色的衣衫”、“一身素白打扮”。这样再三反复的暗示,即使最粗心的读者,也该不致忽略。而当尹雪艳在替吴经理做六十大寿的庆生酒会上(“庆生”!何等之反讽!)选中了徐壮图时,象征死亡的白色之上,突又增添了象征血腥的红色。穿着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的尹雪艳,“破例的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的抖动着”。即连她捧给徐壮图的食品,也是红白相映:“一碗冰冻杏仁豆腐……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红与白,流血与死亡——这里,已预兆着徐壮图无法逃避的噩运。但“预兆”不止于此。我们细读尹雪艳当天的打扮与装饰,可发现作者选用了一些多少可以使人联想到凶杀利器的字眼:“簪上一朵……血红的郁金香”,“耳朵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案上全换上才铰下的晚香玉”。这些,都隐隐预示不久之后,徐壮图将被一个工人用一把扁钻刺杀身亡。实际上,徐壮图的命运,在他踏进尹雪艳公馆,“嗅中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时,就已经注定的了。尹雪艳鬓上的“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正是妖魔等着飨饮的一大杯徐壮图的鲜血。
  对徐壮图,以及从前的王贵生,甚至洪处长,尹雪艳都没磨大多时间,在短期内就结果了他们。但对吴经理,她所施展的手段,却是更加冷酷的“凌迟”。吴经理是尹雪艳的干爹,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直到今日的老相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吴经理患有风湿,沙眼两种慢性疾病。其中的象征含义,不难理解。事实上,白先勇不只一次,而是三番四次,提醒读者吴经理的肉身之逐渐腐蚀:
  
  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
  ……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苍凉沙哑的嗓子……
  每到败北阶段,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
  尹雪艳把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
  因为连日奔忙,风湿又弄翻了,他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的时候,一径拄着拐杖,十分蹒跚。

  小说的最后一景,又是大家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打牌。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迹,一连串的在和满贯。“他不停的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到了第十二圈,他突然双手乱舞大叫道:
  
  阿媛,快来!快来!“四喜临门”!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怪牌!东、南,西、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我倒霉了一辈子,和了这副怪牌,从此否极泰来。阿媛,阿媛,依看看这副牌可爱不可爱?有趣不有趣?

  这段话,除了含蓄着作者对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外,暗示出吴经理的盲目与无知。他早已半死(真正是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身体已溃烂得差不多了,却还妄想“从此否极泰来”。(但当然,我们也可扭曲一下解释说,以死亡来结束“倒霉了一辈子”的生命,倒是真正的“否极泰来”。)小说结束时,尹雪艳“轻轻的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说道:
  
  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好个“我来吃你的红”!这句双关语,真是一针见血。可怜的吴经理,离开死亡只差一步,死神已按着他的肩膀,等着吸干他的生命浆液。而他却还笑着叫着,不知不觉。《永远的尹雪艳》,虽是《台北人》中最“冷”的一篇,(写死神,岂能不“冷”?)我们还是能从叙述者一贯的嘲讽语调下,隐约感觉出作者对人类愚昧的惋惜与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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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康:咸鱼翻身——评介电影《格林威治谋杀案》


星期五 五月 17, 2013 8:24 am


在Nicole Simpson和Ronald Goldman命案审判中,受审的是杀人嫌疑犯辛普森O. J. Simpson,但唯一被判有罪的却是菲尔曼Mark Fuhrman——洛杉矶警察局调查此案的主要侦探。菲尔曼声称在犯罪现场找到一只血手套,又在辛普森家中找到另一只与之相配的皮手套。辛普森的辩护律师考克伦Johnnie Cochran则反驳说那是菲尔曼出于种族主义偏见栽赃陷害辛普森。在法庭上还有让辛普森试戴手套的一幕。这个橄榄球明星的大手无论如何也戴不上那只血手套。控方犯的错误很多,这是最低级的错误之一。他们只要自己试试就知道了,不要说因浸血干涸而变紧的手套,就是正常的手套,你若不想戴上,故意别着劲,谁也给你戴不上。于是有了考克伦那句著名的顺口溜:“如果戴不上,你就得释放(If it doesn’t fit, you must acquit)。”但真正致菲尔曼于死命的是,辩方还找到了他几年前的录音,其中多次使用“黑鬼”一词,确切无疑地表明他是个种族主义者。试戴手套的失策,加上其它一些失误,包括洛杉矶警察局粗枝大叶的取证工作以及弄巧成拙的做法,还有其它很多原因,致使这场世纪审判的结果出乎大众意料之外——辛普森无罪释放。随后,菲尔曼又受到做伪证的指控,他以“不抗辩”应诉,换取三年缓刑和二百美元的轻罚。真正严重的处罚其实是:他再也不得从事警察工作。

别以为菲尔曼从此便臭名远扬,必将销声匿迹。在美国,只怕无名,不怕臭名。仅一年后,菲尔曼就出版了关于辛普森涉嫌杀人案纪实Murder in Brentwood,卖得还不错。随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又连年出版了六本谋杀纪实作品。其中最成功的是1998年的《格林威治谋杀案》Murder in Greenwich。这是关于1975年发生在美国最富裕的城镇,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市的一起谋杀案。受害者是莫克丝丽Martha Moxley,谋杀嫌疑犯包括肯尼迪家族的亲戚。在此我卖个关子,先不说是谁。这本书的成功不仅在于卖得好,而且书中菲尔曼提出的看法与众不同,言之有理,证据可信,以致当地警察局依照菲尔曼的思路再度调查这个悬疑长达20多年的旧案,开庭审判嫌疑犯,并于2002年将长期逍遥法外的罪犯定罪,判刑20年。

这可真是咸鱼翻身,菲尔曼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他在第一本书中就为自己的种族主义用语,为因此而致使辛普森审判失败道了歉。当然,口头和文字的道歉无法弥补他的过错,难以改变众人对他的看法,不足以赢得大家的原谅。菲尔曼还是不能从事警察工作,但他认为自己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刑事侦探。他没有放弃他的天职。不能为政府工作,就为私人工作。没有人雇佣他,就自己雇佣自己。不能正式调查,就业余调查。他以写书的名义前往格林威治了解案情,冲破重重阻碍,忍受人们的讥讽,寻蛛丝马迹,顺藤摸瓜,作逻辑推理,理性分析,终于得出正确结论。菲尔曼与枪手合作,出书破案。令福尔摩斯一类的故事成为当今世界的现实,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喝彩。锦上添花的是,他的书还改编拍成同名电影,表现犯罪和破案的过程。

除了侦探和破案的故事拍得有趣以外,《格林威治谋杀案》这个电影作为艺术品有一点特别值得称道,那就是受害人作为鬼魂来讲述案件发生的部分经过。别以为电影被拍成了鬼片,不,那只是一个新颖的视角,一个不同一般,但十分恰当的讲述故事的角度,运用得合情合理,效果很好。另外,电影生动地反映了美国富人的傲慢,富人后代有恃无恐,自以为出身豪门就能凌驾法律之上的态度。演员Christopher Meloni 成功地演出了菲尔曼的成熟和稳重以及“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毅力。

201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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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中国民主党派编制由来


星期五 五月 17, 2013 8:15 am


当今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外,有八个参政的民主党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国会(民建)、民主促进会(民进)、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与民主党派并列的,还有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两个界别。

但1949年在北京召开新政协时,民主党派单位有11个,宣布成立的是“联合政府”,也未明确“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区别。这其间的政治变迁,可追溯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的政治格局变化。

毛泽东想搞一党执政,被斯大林否决

1946年7月国共内战爆发后,处于调停地位的“第三方面”中间党派大本营民主同盟发生分化,青年党、国社党脱离民盟,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的高压下被迫宣布解散。

毛泽东据此认为: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党派没有用处了。他在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认为中国也可以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建立一党执政的政府。毛认为中间党派大多数人是动摇分子,并且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来很容易被美国人利用来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情。民主同盟的解散,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中间派的动摇和不可靠。他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不赞成毛的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

众多党派求入新政协,最终确定14张入门券

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利,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李济深、冯玉祥等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面对中国政治格局出现的重新洗牌,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了在野党派的响应。中共香港党组织开始秘密输送各党派负责人分批北上,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新政协筹备阶段共收到30份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最终准入有14个党派单位:除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人民救国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党派团体的与会请求,被以“成分复杂”等理由拒绝,仅接受部分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曾计划民主党派合并为四,毛高呼“联合政府万岁”

据救国会成员宋云彬1949年5月27日的日记:“晚,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周表示,新政协开会后,各党派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外,其余均可解散。”

新政协闭会后,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按原定合并方案,下一步致公党将并入民革,农工、民进、九三并入民盟,当时已安排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许广平出任民盟中常委。据原民盟负责人周鲸文回忆,此方案最终因毛泽东改变主意而未实行,八个民主党派的历史格局才得以延续至今。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发表讲话,描绘出未来“中国梦”的蓝图: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高呼三个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改造民主党派,划定发展禁区

新政权成立后,对民主党派的组织改造随即开始。一些党派有军事上的成分,如民革中有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或“起义将领”,农工党、民盟的某些成员曾是军人,或从事过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宣布:“各民主党派已决定不在工人、农民和人民武装部队(包括军事学校和机关)中进行党派活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同年7月19日正式作出《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进一步明确各民主党派“不在人民解放军包括公安部队在内的部队中及其军事机关、学校以及军事企业中发展党员”,同时决定在下列机关学校亦不进行组织的活动:(1)情报机关。(2)革命大学。(3)旧人员训练班。(4)使、领馆。同年7月,活动禁区扩大到少数民族地区,翌年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禁区又扩大到铁路系统。一些党派还应中共要求撤销了在港澳或海外的支部。

民主党派“防区制”确立,发展格局纠结至今

中共中央统战部划定了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分工领域。李维汉1950年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

除农工民主党经其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已学习为主,停止发展外,各民主党派大体上决定了它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和发展对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对象为转向过来的国民党员,主要是中层的国民党员。民主同盟的对象为知识分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主建国会的对象为民族工商业家及与之有关的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并吸收有关的公营企业干部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自由职业者为主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与民主促进会相类似,它们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发展。致公党的基础原在华侨中的洪门,已劝告该党首领整顿组织,并不向国内发展。

最终明确各党派分工如下,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业家及相关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卫科技文教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技文教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上述发展领域的划分,在民主党派内部被戏称为“防区制”,一直存在异议。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民革的李济深等“从其根深蒂固的国民党党统思想出发,总想把所谓国民党员全部接收过来(除开现在还公开反共的一小撮)”。民建的章乃器等“一向主张以有代表性的老闆阶级即上层工商业家为主要对象”,要求确认民建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共的应对办法是成立了中共党组领导下的工商联,对工商界人士实行分流。

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对分工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按:指民盟叶笃义)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按:其实是重提中共的合并方案)。上述意见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统统成了“右派言论”。

民主党派最终沦为“政治花瓶”。1989年重大历史事件后,更被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定性为“参政党”。时至今日,她们仍须按照50年代划定的“防区”,每年以不超过5%的额定净增率发展党员。加入民主党派,通常被认为比加入中共还难。

2013年4月15日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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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忙什么?


星期四 五月 16, 2013 9:44 pm


刚兜了一大圈回来。

下个月初要去意大利领馆签证。

六月下旬上大张教授夫妇俩要来一周旅游,从旧金山飞来往华盛顿飞去。

另外,回去之前要赶书稿华尔街趣味。

原本还得赶的上海女性第一卷看来只得推迟。

期待今年的新作问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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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易中天:为什么要从女娲写到邓小平


星期六 五月 04, 2013 9:38 am


——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致读者

  一 我

  2012年2月8日,我成为一个六十五岁的中国男人。

  这一天天气很好。

  这一天我在北京。

  农历正月十五刚刚过去,空气中还弥漫着鞭炮、饺子和汤圆的味道。按照传统习俗,元宵节后,中国人的年才算是过完了。意犹未尽的天神地祇人鬼将重返上界,继续看守和看护着我们。活着的人则开始世俗的忙碌,朝九晚五或东奔西走,埋头苦干或醉生梦死,并把这些称之为生活。

  一切如常,并没有异象和变故。

  然而我,却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怀疑是因为听到了一首新疆民歌。歌词大意是:不管多少匹马拉车,赶车的只有一个,我们都是车上的行李。

  我,真是车上的行李吗?

  如果是,那么,这辆车叫什么,赶车的是谁,他要到哪里去?

  或许,这问题不想也罢!人到世间来,没谁带着导航仪。作为被造物主安排的一次旅行,人生路要怎么走,究竟会奔向何方,大约只有天知道。何况就算弄清了定位又怎样?北纬45东经36之类,也就搜救时有点意义。

  那么身份证呢?身份证总要的吧?

  当然要,而且有,Chinese就是。

  是的,华人。

  但,为什么是Chinese,还“当然就是”?是因为国籍吗?否。一个萨克逊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或者班图人,即便加入了中国国籍,我们也把他当“老外”。相反,一个中国人,即便移民海外,改变国籍,也仍然是“华人”。

  那么,是因为种族吗?也不是。从上古的“夏族”,到春秋的“华族”,再到后来的“汉族”,以及“中华民族”,我们一直在混血。今天的华人,不乏狄、氐、突厥、鲜卑,甚至马来和欧罗巴人的后裔。他们既非“炎黄子孙”,也不是“龙的传人”,但没人怀疑他们是Chinese。

  我不知道其他族群和族裔有没有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其他同胞想没想过这件事,反正我是闹不明白。我甚至千万次地问:当我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华人时,除了黄皮肤、黑头发和黑眼睛,还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吗?

  好像没有。何况我的眼珠还不是黑的。

  那么,凭什么我是Chinese?

  二 中华

  界定Chinese的,是文化与文明。

  这一点,我们的祖先说得十分明确。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这样的观点:夷狄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行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只要认同华夏文明,就是“中国人”。反之,哪怕你原本是华夏族,也只能看作“野蛮人”。

  文化和文明,远比种族重要。

  但,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是中华文明?谁能一言以蔽之?

  中华本身就是谜。

  没有比这个文明延续时间更长的了。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烟消云散,同龄人克里特、哈拉巴、奥尔梅克相继作古,就连后来人希腊、罗马、波斯、拜占庭、玛雅也都纷纷退场。只有中华文明,从二里头遗址算起,三千七百年不中断。即便外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也是“中华帝国”,认同的也是“中华文化”。不像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从来不曾形成过统一而持久的“印度文明”。最后就连他们的发祥地印度河流域,也变成了伊斯兰的势力范围。

  卓然特立的,是中华文明。

  奇怪,为什么只有我们民族,才不但能够建立,还长期维持着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为什么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匈奴、突厥、鲜卑、女真,一次次铁蹄踏遍,一次次水漫金山,却每次都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五胡乱华到头来变成五湖四海?为什么这样一种强大的文明,在西方的凌厉攻势下却只有招架之功?在未来岁月里,它还能再次雄起,震撼世界,影响全球吗?

  我不知道。但,这里面必有奥秘,必有玄机。

  问人先问己。我曾反躬自问: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女娲造的,何以证明身上流着炎黄的血?周公孔子怎样影响着我的言行,汉唐雄风又如何塑造了我的魂魄?我的祖先到底跟我说了些什么,便从此烙上了中国印,有了不可改变的中国心?他们说的话,我能原原本本复述出来,清清楚楚告诉别人吗?

  好像不能。我甚至不知道祖先烙下的中国印到底长什么样,又烙在哪里。因此,我困惑,犹豫,焦虑,自卑地觉得来历不明。

  应该寻找答案。

  为自己,也为有兴趣的人。

  三 中华史

  答案,也许就在历史中。

  这事看起来并不难。众所周知,我们曾经是最重视历史,也最有历史感的民族。然而当真自省,却会发现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不但知之甚少,而且相当隔膜。夏商周是王朝吗?先秦诸子都是谁?魏晋风度长什么样?盛唐之音你听见过吗?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问谁谁都知道,又都说不清楚。

  历史跟我们,连隔壁家的大叔大妈都不如。

  原因也很简单。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以史为鉴,是为了让统治者和帮忙的“知兴替,明得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于是,与统治无关的史料,自然是视而不见;与王道无关的思想,也自然只字不提。不提倒也不是故意屏蔽,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样的研究。

  那么请问,你还能指望他对自己的文明有所解读和反思吗?

  没有反思,就只有教条。各类“中国式教科书”,包括《三字经》之类的“通俗读物”,《三国演义》之类的“伪历史书”,都只有说教,没有说理,只有灌输,没有探寻。区别仅仅在于,文字表达好一点的,寓教于乐;差一些的,味同嚼蜡。但共同特点,是全都或多或少添加了“三聚氰胺”,这就是所谓“先王之道”。先王之道是不容置疑的。即便要解惑,也不是王道有问题,而是自己不明白,这才要有人来解。显然,这样的惑,是迷惑,不是困惑,更不是疑惑。

  没有怀疑,岂能好奇?

  对自己不再好奇的,对别人也多半没有兴趣。因此,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国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也难得与其他文明相比较。于是我们想不到,华盛顿去世,是在乾隆让出皇位的第二年;英王签署自由大宪章时,金中都(北京)被蒙古军队攻破;穆罕默德进入麦加那年,唐玄奘正走在西行路上;而罗马人修建罗马大道时,我们在修万里长城。

  结果,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则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事实上,面对自己的历史,我们不但不是亲历者,也不是参与者,甚至算不上旁观和远眺。于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也很难明确无误地回答,什么是“中华根”,什么是“中华梦”,什么是“中华魂”。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书,也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因此,必须重写中华史,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

  四 易中天中华史

  2012年3月,《易中天中华史》方案启动,策划和预备期长达一年。在此期间,我对外宣布“休假式治疗”,实际专一写作本书。它的出版,则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设想,是从2013年5月起,每季两卷与读者见面,至2018年出齐三十六卷。那时,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正是“十八岁的哥哥”。

  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分为六部,每部六卷。第一部《中华根》,先秦;第六部《大变局》,近现代。也就是说,从女娲一直写到邓小平。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建立文化系统,找到人生坐标,实现身份认同。我希望通过五年的努力,能够弄清楚这些问题:什么是中华?什么是中华文明?为什么只有Chinese的文明,能够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还三千七百年不中断?三千七百年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民族,能否在今天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卓越贡献?

  这就不能只写知道的,更要写“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它的结构,应该像维吾尔族的坎儿井,地底下渠水相通,地面上若干井口。井口的选择有三个原则:断裂带、关注点、价值观。断裂带,就是历史的转折关头,比如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灭六国、辛亥革命。关注点,就是读者熟悉或关心的部分,比如春秋争霸、商鞅变法、楚汉战争、独尊儒术。但无论哪种,都要能够体现价值观。不面面俱到,更不求全责备。

  写作的方法,是“走格子”。这是从迪弗的《石猴子》那里学来的,原本是一种收集证据的刑侦手段,却正好用来破译中华文明的“达芬奇密码”。使用的证据,是文献、文物、文字。文献尽可能采用正史和学术界公认的可靠典籍,更以文物和文字为据。因为文物不会撒谎,甲骨文和金文更是铜证如山。

  至于全书的主题,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这样的主题,我相信诸位是有兴趣的。因为诸位跟我一样,并不想稀里糊涂做车上的行李。我们更愿意自己骑着马甚至步行去探险,哪怕山高路远,哪怕雨打风吹,哪怕前途莫测,哪怕险象环生。

  那就出发!

  然后,在历史的深处相见。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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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9:38 am

祝福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Laughing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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