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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 领导的素质与角色
星期四 五月 23, 2013 10:29 am
在一个过分强调个性的时代，leadership也成为时髦的术语。学校有leadership的课程，有些公司或组织有leadership的训练。似乎人人都可以作领导。诚然，如果一个组织的bylaw合理，结构健全，谁当领导，短期内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很多“领导”，在成为领导之前，是很好的同事或朋友，一旦成为领导，就会变得难以共事。其中一大原因是“事必躬亲”，也就是“micro-management”。他们或者是怕下属想不周全；或者怕下属不够负责任；更主要的是怕下属办的不如己意，事事都以为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其实，一个领导，最重要的角色是coordinator，也就是协调者。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协调各方面工作的运转。所以，一个领导，必须是聆听者。他必须了解各方面的意见，随时协调好下属之间的关系。她应该知道各方面的困难，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考虑修改方案。 Andre Malraux说得好：“To command is to serve,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
很多人以为领导就是权力，就是发号施令。也许受孔子的古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影响。做一个决定，没有解释，或者不屑于解释，或者缺乏解释的能力。
一个领导，不一定要有雄心壮志。一些组织被搞得一团糟，内部人员怨声载道，甚至导致组织的分裂或解散，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太有“雄心”。 “雄心”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脱离现实，得不到多数人认同的“雄心”，往往是灾难的开始。因为为了实现“雄心”，往往要作很大的改变，这必然打乱原有的程序。旧的打乱，新的建立不起来，混乱就形成了。
有些领导，总怕下属的威望盖过自己。这本身就是无能，或者缺乏自信的表现。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压制下属，有些地方明明做得不好，也不让他人加以改进。或者什么事都要插一手，唯恐下属得了功劳。他们和罗斯福所说的恰恰是背道而驰：“The best executive is the one who has sense enough to pick good men to do what he wants done, and self-restraint enough to keep from meddling with them while they do it.”（ Theodore Roosevelt）也就是说，作为领导，不是什么事情都去插一手，而是方式让能做到人去做。
作为领导，用人不能像交朋友那样：合得来就作朋友，合不来就少交往。其实，一个大度的人，即便是交朋友，也能求同存异，容忍乃至听从对方的直言。曾经读到一位美国总统的故事，说他经常换幕僚。问其原因，他答道：“那些喜欢提反对的人，比较难以共事。但是，我理智上选人却还是选这样的人” 。李世民用魏征成为千古美谈。
一个好领导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使用各种能人，听得进反对意见。把每个建议都当作改善工作的一个契机，对自己工作的一个挑战，而不是对权力的挑战。一些人一旦成为领导，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必须听他的。 Aristotle的话，“He who has never learned to obey cannot be a good commander.”。这值得很多“领导”反思。
一个好的领导，在充分听取下属意见之后，能把各种意见综合在一起，形成大家接受的方案，并把方案的形成作出清楚的解释，让大家能够心服口服地去执行。决策的透明性（不表示所以信息都透明），很能体现领导的能力和魄力以及交流的能力。如果下属知道领导的真实想法，也就了解下一步会怎么走。 “Become the kind of leader that people would follow voluntarily; even if you had no title or position.（Brian Tracy），这才是出色的领导。Kenneth Blanchard也说过类似的话，“The key to successful leadership today is influence , not authority.”
一个好的领导，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敢于让他人尝试新的想法。如果成功，不急于邀功；如果不成功，敢于承担责任。这样，就会赢得他人的尊敬。这样，就像Ralph Nader所言，“the function of leadership is to produce more leaders, not more followers.”中文经常用“负责”二字来描述领导的身份。可在实际当中，很多“负责”的人（领导）而不“负责”（承担责任），权责分开，把领导当作是拍板的权利，甚至谋私利的工具，但不担当责任。
一个出色的领导，还要有vision（远见）。这个vision，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 Vision，是基于对行业的透彻理解，对现实的确实把握，和对将来的洞见。一个好的vision的形成，必定是聆听的结果，一个vision的实现，则需要高明的交流的技巧。 “Leadership is the capacity to translate vision into reality.”—Warren Bennis
最后，如果你有幸或不幸成为了领导，不要以为别人自然就会尊重你。在一个极权社会，一些领导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乃至人们的生杀大权，别人只得对他们毕恭毕敬，但那不是尊重。尊重，是对一个人的品格的认同与赞赏，与一个人的位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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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独自凉：《悲惨世界》的前世今生
星期三 五月 22, 2013 1:49 pm
1845年7月5日，正在跟画家欧内的妻子莱奥妮•比亚尔幽会的维克多•雨果，被愤怒的丈夫和巴黎旺多姆区警察局长逮了个正着。身为贵族院议员，雨果享有豁免权，得以全身而退。共和党报纸嘲笑说：“一个成功的著名人物被人发现与一名画家的妻子通奸。”诗人拉马丁在致友人的信里写道：“我那可怜的朋友雨果的艳事叫我难过，他应当感到痛心的是，在他自由之际还有个可怜的女人正在牢里。”
郁闷的雨果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开始书写“一个圣人的故事、 一个苦役犯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有一种清高的孤独，对于巨人和天才必不可少：1851年12月11日，雨果以排字工的身份流亡布鲁塞尔；愤怒出诗人，拿破仑三世“这个混蛋只被烤了一面，我要接着烘烤他的另一面”。1853年9月15日，诗人用来呼唤爱女亡魂的灵动桌，请求他“把《悲惨世界》写完”。1860年4月26日，雨果打开存放小说手稿的箱子，继续被1848年“二月革命”打断的小说创作；1861年6月30日，“上午八点半，窗口射进缕缕灿烂的阳光，《悲惨世界》诞生了。”
“个子瘦小，活泼好动”的比利时出版商阿尔贝•拉克鲁瓦，以30万法郎（当时价值87公斤黄金）的价码获得《悲惨世界》12年的独家版权。1862年3月30日，《悲惨世界》第一卷在布鲁塞尔出版，随后又在巴黎、罗马、伦敦、莫斯科等十几个国家的首都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整个巴黎都在迫不急待地读着《悲惨世界》。这部气势博大的作品显示出崇高的情操、凛然的正气，充满了对人类的怜悯之情。它有压倒万物的力量，没有谁能够抗拒它的魄力！”
1862年5月15日，小说第二卷由巴黎帕涅尔出版社首发，书店所在的塞纳街被出版商、送货员、读者挤得水泄不通。拉克鲁瓦几年时间净赚51.7万法郎，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如雨果所言：“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悲惨世界》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众口难调，任何作品都不可能人见人爱。拉马丁断定《悲惨世界》“是一本很危险的书，它把最最要命的激情当成无望追求的激情灌输给了读者”；波德莱尔在《林荫道》杂志赞美《悲惨世界》“对人有教育作用，因此是有用的”，私下里却向母亲承认，他“对这部恶劣而荒谬的作品的赞颂之辞实则是一些谎言。我讨厌雨果的一家和他的那些学生”；福楼拜断言“这本书是为信奉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无耻之徒所写”，名作家巴尔贝•德•奥尔维利报怨书中“不必要的插曲过多，使小说的情节变得支离破碎”。
1903年6月，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翻译了《芳梯的来历》，以《哀尘》之名发表于《浙江潮》月刊第5期：“此嚣俄（雨果）《随见录》之一，记一贱女子芳梯事者也。芳梯者，《哀史》（《悲惨世界》）中之一人，生而为无心薄命之贱女子也，复不幸举一女，阅尽为母之哀，而辗转苦痛于社会之陷阱者其人也。”
1929年留法归来的李丹、方于结为伉俪，俩人合译的《悲惨世界》第一、二卷（《可怜的人》，约占全书五分之一）问世，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历经内战烽火、文革磨难，1977年5月李丹去世，方于独自翻译《悲惨世界》的最后一卷。198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将完整的《悲惨世界》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研制成功具有摄影、放映和洗印等功能的电影机，两年后将《悲惨世界》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其后根据小说改编的50多部影视片，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莫过于上译厂译制的1958年法、意合拍版。看这个片子的时候还很小，只记得冉阿让偷银器被抓，以德报怨的主教，从警察手中拯救了冉阿让。这一无法忘怀的情节，和1981年天津出版的小人书《九三年》，让儿时的我领略了雨果的魅力。
1980年9月22日，由阿兰•鲍伯利作词、勋伯格谱曲的《悲惨世界》音乐剧法文版，亮相巴黎体育竞技场。听闻《悲惨世界》扣人心弦的主旋律，“音乐剧沙皇”卡梅隆•麦金托什决定将其打造成英文版。1985年10月8日，《悲惨世界》英文版在伦敦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雕楼剧院举行盛大首演；1986年12月20日，《悲惨世界》亮相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1987年3月12日，该剧开始在百老汇演出，成为畅销剧目，风靡世界。
经过长达3年的艰苦谈判，2002年、雨果诞辰200周年，《悲惨世界》登陆上海滩：“美国国家巡演团倾情演绎，上海大剧院震撼巨献。”这是该剧1980年巴黎首演以来，在全球第36个国家、第214个城市的演出。由于故事、人物早已烂熟于心，不懂英语、没看过音乐剧的中国观众，也被大气磅礴、气势恢弘的音乐和精美、华丽的舞台声光效果征服，21场演出场场爆满。
迄今，《悲惨世界》音乐剧被翻译成21种语言、在全球40多个国家上演、获得近百项大奖（包括托尼奖和格莱美奖），逾6千万人观看了演出。将这部观众基础雄厚的音乐剧搬上大银幕，票房不成问题，问题是如何利用电影的长处，突出音乐剧的特点。
有评论认为，导演汤姆•霍帕“太过忠于音乐剧表演的需要，没有给这些唱段任何额外信息的画面，而是运用了大量的人物脸部特写，放弃了电影在时空剪辑上的优势，使得全片的节奏变得缓慢，电影的叙事变得压抑沉闷。”问题在于，若无“大量的人物脸部特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是MTV还是音乐剧？
“低头看，低头看！避开他们的眼睛；低头看，低头看！命葬土壑身长埋！”当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的旋律响起，悲愤满怀、铿锵有力的《低头看》先声夺人，让人想起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我们织，我们织！”高潮段落的《你是否听到人民的歌声》：“民之所欲，可在你心？民之所怨，焉等可听？民之反暴，奴役必亡 ！民之反心，浩浩荡荡！民之战鼓，荡气回肠！民之企盼，历历在望！”如《国际歌》一般震撼人心，但品尝完整道大餐，又觉得美中不足。
《纽约时报》觉得导演用力过猛：“每一场戏，镜头必然东摇西晃、陡升猛降、满场飞，十分鲁莽，这可真是要了人命。直至终场压轴的一场，当‘全世界人民’都挥舞着胜利的法兰西三色旗，作为观众，你可能反而想举白旗：因为你筋疲力尽，终于败给了导演。”
《悲惨世界》获得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最佳化妆、最佳音响效果三项大奖，与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分量更重的奖项失之交臂，在中国内地票房低迷，与其说编导和字幕翻译水平有限，不如说是音乐剧作为舞台艺术所特有的形式感与电影追求的真实感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对于无缘现场体验《悲惨世界》音乐剧的观众来说，通过电影一解饥渴，聊胜于无。舞台艺术直面观众的现场感、雕塑感和舞台空间的神秘感，电影技术再发达也无法完全取代。电影的道具、化妆、表演力求真实，而音乐剧的内在美必须通过优美、空灵、雄浑的唱腔等形式美来予以呈现，形式美越是璀璨夺目就越是容易让观众产生出戏感。
雨果以厌恶和尊敬的矛盾之情塑造的沙威警长，令这部讲述苦难、宽恕、反抗、自由的巨著极具说服力。罗素•克劳扮演的沙威不够狠辣，忠厚倒是有余；比较而言，法国电视剧版《悲惨世界》（2000），约翰•马尔科维奇出演的沙威，气场强大，令人过目难忘。自杀场面：音乐剧电影版两手空空的沙威自栏杆上跃下，电视剧版沙威反铐双手，一步步走向深渊。前者貌似忠于原著，实则后者才算领会了雨果的精神，多个影视版本出现手铐岂能无因？捉冉阿让是对良心犯罪，放冉阿让是对职责、法律犯罪，沙威自认是罪人，反铐既防止自救，也有将罪人铐之以法的象征意味；一步步走向深渊，包含自我救赎、面对末日审判的寓意。
《悲惨世界》俨然一座宝藏，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被挖掘。影视、动画、连环画、音乐剧、话剧，150年过去，《悲惨世界》历经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从未停止过探索和争论。
2005年11月1日，中国戏曲学院庆祝建校55周年，上演京剧版《悲惨世界》：“寒风骤暴雨急，日月昏暗，含屈辱怀怨愤，脱苦海别地狱，整不死的冉阿让，我重返人间！”恍惚间，觉得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的杨子荣“重返人间”，又或是：“昏沉沉，只觉得天旋地转；咬牙关，挺胸站，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
违和感让一些网友“内牛满面”，作家马伯庸打趣说：“这辈子能看到长靠武生隆美尔在阿拉曼选段里《挑战车》一折，就心满意足了。”
话说回来，用雨果酒杯浇自家块垒，有何不可？“译者自命豪杰，挥动大笔，对原作宰割挥斥”、“改变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或任意增删”的“豪杰译”，在晚清非常流行。苏曼殊译创各半的《悲惨世界》，题名《惨社会》，于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在《国民日日报》连载，对原著“篡改处极多，文中竟然出现孔子和小脚，表现出对清朝政府的强烈痛恨”。
日益边缘、小众的艺术门类想要与时俱进，必须保持试验、探索、创造的激情，害怕失败不敢尝试，难免死水一潭。京剧、川剧、越剧或河北梆子版《悲惨世界》，好歹有个动静，怎么也比无人问津强吧。
来源: 共识网2013-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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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致命元素的传奇》（关于铊）
星期三 五月 22, 2013 1:38 pm
一种致命元素的传奇
·方舟子·
发现新的化学元素，曾经是化学家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耀。英国人在新元素发
现榜上一度遥遥领先，在1807～1808年间，戴维一个人就发现或首先分离出7种
元素。但是之后的四十多年，这个荣耀再也与英国人无缘，新发现的十几种元素
都是瑞典、德国、法国、丹麦、俄国人发现的。新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含量越来越
稀少，发现也就越来越困难。
1860年，德国人本生和基尔霍夫发明了一种分析物质成分的新方法——光谱
分析。这种方法的原理是，把某种物质用高温加热，解离成气态，发射出光，光
通过分光镜，分解成由彩色线条组成的光谱。不同的元素形成的光谱都不一样，
如果在光谱中发现了新的线条，就意味着发现了新的元素。本生和基尔霍夫用这
种方法，先后发现了铯和铷。
当时英国人克鲁克斯在寻找新元素一无所获后，已转行改做科学新闻工作，
主编《化学新闻》。获悉本生和基尔霍夫的发现后，克鲁克斯重新被激发起了寻
找新元素的梦想。1861年3月，克鲁克斯在对硫酸厂的废渣做光谱分析时，发现
有一条以前从未见过的亮绿色的线条闪了一下又消失了。他敏锐地感到这可能是
一种新元素。随后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他根据线条的颜色把这种新元素命名为
Thallium，希腊语“嫩枝”的意思，中文翻译为铊。克鲁克斯马上发布了他的发
现，然后才试图去把这种新元素分离出来。但是他手上的原料太少，到1862年1
月时只分离出了一点点铊可做研究，他认为铊是一种重金属。
克鲁克斯不知道的是，在海峡彼岸，法国人拉米也在做同样的研究，也独立
看到了那条亮绿色线条。但是拉米在5月份当地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布其发现时，
克鲁克斯早已抢先公布了，所以拉米就沿用克鲁克斯的命名，称之为铊。与克鲁
克斯不同的是，拉米手上有大量的原料可供分离。2星期后，他用电解法分离获
得铊金属锭。
1862年5月1日，克鲁克斯应邀在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他的发现，展品中除
了一些铊盐，还有一粒粉末，标注“铊，一种新的金属元素”。当年6月，拉米
带着铊锭从法国赶来参展。克鲁克斯和拉米碰头后，才知道拉米也独立发现了铊，
而且比他更进一步获得了纯化的铊锭。而拉米则认为克鲁克斯展出的那一粒粉末
根本就不是金属铊，而是铊的硫化物。两人自此起了争执。博览会组织者的一次
失误让这次争执火上浇油。在获奖名单中，拉米作为铊的发现者获得奖牌，却没
有克鲁克斯的名字。在克鲁克斯写信抗议后，组织者承认是编辑错误，在获奖者
名单第二版中，把克鲁克斯也作为铊的发现者补进去。
克鲁克斯认为自己才是铊的发现者，因为他首先看到铊的绿线条，确定铊的
元素性质，并分离出金属铊。拉米承认自己晚于克鲁克斯独立看到铊的绿线条和
确定铊的元素性质，但是他首先确定铊是一种金属，而且首次真正分离出铊。拉
米的看法是，只有把新元素分离出来了，才算是真正发现了它。拉米并指控克鲁
克斯剽窃了他的观点，之前克鲁克斯以为铊是类金属，在博览会上与拉米见面后
才知道铊是金属。克鲁克斯否认剽窃拉米的看法，因为他不太懂法语，拉米不太
懂英语，两人见面时没怎么交流，怎么剽窃呢？
克鲁克斯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学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来稿支持自己。其他英国
期刊也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克鲁克斯。英国科学家乐于为了英国荣誉支持他，毕竟
这是自戴维以来英国人首次发现新元素，将他和戴维相提并论。拉米自然也能在
法国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双方既为自己的优先权，也为祖国的荣誉而战，争
吵不休。相比而言，英国科学界更需要这个优先权，对克鲁克斯支持的力度也更
大。1863年6月，由法拉第等人提名，克鲁克斯以超快的速度被选为英国王家学
会会员，其成就只简单地列了一条：“铊的发现者”。至此克鲁克斯功成名就，
不再与拉米争执。
拉米用铊做实验，发现铊有很强的毒性。他曾经把5克的硫酸铊溶解在牛奶
中，发现这足以杀死2只母鸡、6只鸭子、2只小狗和一只母狗。克鲁克斯则不相
信铊有毒。他说，他曾经长时间用铊蒸汽做实验，并没有因此得病；他吞下了一
两粒铊盐，也没发现出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倒没有什么可争执的。铊有毒性，而且是剧毒。由于硫酸铊无
色无味而且毒性强，很适合用来做鼠药，老鼠不仅吃掺了硫酸铊的诱饵会死，吃
了中毒老鼠的尸体也会死。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硫酸铊开始作为鼠药在世界各
国广泛使用。但这种鼠药同样能毒死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澳大利亚甚至流
行用硫酸铊鼠药毒害亲属，发生了多起案件，光是在悉尼，医院就治疗过103个
铊中毒病例。
投毒者喜欢用铊投毒，因为铊无色无味，需要的量很少（大约一克就可致
死），不容易被察觉，而且毒发后出现的症状（肠胃反应、脱发、外周神经疾病
等）容易与别的疾病混淆，难以确诊。铊投毒也因此成了侦探小说、影视的常见
题材。其中最著名的是曾经当过药剂师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61年发表的《白
马酒店》，由于对铊投毒方法和中毒症状的描述相当精确，被批评是投毒教材。
的确也有一些铊投毒案例案犯是因为读《白马酒店》受到的启发。例如1988年美
国佛罗里达的铊投毒案，警方在搜查嫌犯的房间时，找到了一本《白马酒店》。
日本有三起铊投毒案在侦破时，是否读过《白马酒店》都被作为重要的证据来调
查，特别是1991年的东京大学医学部案件，证人关于嫌犯读过此书的证言甚至被
当成重要证据。
《白马酒店》也曾起过正面的作用。1971年英国博温登一家工厂有大约70人
出现奇怪病症，有3人死亡。一名读过《白马酒店》的医生意识到那可能是铊投
毒，联系了警方。最终发现是一个在14岁时就投毒杀过家属的员工把铊投在茶里
让大家喝。1977年，一个19个月的婴儿因为得了怪病，从卡塔尔送到伦敦抢救。
一名读过《白马酒店》的护士怀疑是铊中毒，做了铊中毒检测后证实了其怀疑，
不过不是被人下毒，而是误食含硫酸铊的鼠药。
铊在医疗、化工、材料工程等领域有其应用价值，只不过它作为毒药的名声
实在太大，让人以为它就是作为毒药存在的。其实由于诊断、医疗技术的进步，
在现在铊已经不是一种很好的投毒毒药。铊中毒后从发作到死亡通常要有两周甚
至更长的时间，如果能及时确诊、进行解毒，几乎不会留有后遗症。所需要的，
是医生对铊中毒要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
2013.5.15.
（《新华每日电讯》201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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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炕的描写看《红楼梦》的作者
星期三 五月 22, 2013 9:59 am
摘要: 从《红楼梦》中对于炕的描写，希望能缩小界定作者的范围。
一．引言
《红楼梦》作者是模糊的，因为，在书中只含混写道：
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
二百多年来，吸引了许多名人学者，对《红楼梦》的作者，竞相猜测。如今的猜测，越来越多，越来越玄。笔者被那些猜测忽悠得晕头转向。于茫茫然之中，想寻找点破绽，能缩小猜测的范围也好。
笔者是老北京了，喜欢读《红楼梦》，当然，有被“北京腔”吸引的因素。然而，如今有人否认“北京腔”，认为原创者是南边人。笔者暗自私忖，《红楼梦》中还有其它浓厚的北方色彩，那就是炕，它绝迹于南方。
于是，翻开《红楼梦》，反复寻找有关炕的描写。结果非常丰厚，只是未被关注而已。简言之，在《红楼梦》中数百个人物的生活中，几乎离不开炕。毫无疑问，这有助于缩小作者范围的界定。本文以此为话题，慢慢道来。
二．说说《红楼梦》中的炕
笔者围绕炕的生活有二十多年，每当回忆起童年生活，都离不开炕。现在，要话说《红楼梦》中的炕，不会有困难，还会是乐此不疲的事。
炕与床不同，炕是用砖和土坯砌成的，内有火灶、火道和靠墙的烟道，烧起火灶时，可以使炕体温暖，是北方人度过寒冬的温床。借其温暖、牢固和宽大的特点，具有比床更多的用场。所以，可从几方面来描写炕，其一，与炕的结构有关的操作和配置描写；其二，与炕有关的活动描写；其三，在活动中的礼数描写。
在《红楼梦》中，关于炕的描写，真是面面具到，细致入微，自然流畅，常把笔者带回到有炕生活的回忆中。下面就分明别类叙述。
1. 对于炕的运作和配置描写
在围绕炕的生活中，首先要会燃起火灶，还要懂得适当提前烧起来。请看《红楼梦》中的描写：
李纨道：“我这里虽好,又不如芦雪庵好.我已经打发人笼地炕去了,咱们大家拥炉作诗.老太太想来未必高兴, ….”说着,一齐来至地炕屋内,只见杯盘果菜俱已摆齐, （第49回）
由此可见，细心的长嫂李纨，熟知当时灶的妙用，并且提前派合适的人去烧起火灶。特别，她用的是地道的北方土语“笼地炕”，即燃起火灶。
围绕炕的生活还有另一特征，这就是，炕面比床面大得多，一般都有两米宽，五米以上的长，而且，炕面的四边有三边与房屋的实体相连，只有一边是供上下用的。它不仅是用砖和土坯形成的棱边，还要用光滑的，长条的硬木固定在此边的上沿，使得上下炕时，耐磨又舒服。对于如此特殊的炕边，有一专有名称“炕沿”。在笔者的童年时代，无数遍地把“炕沿”挂在嘴上。在《红楼梦》中，据笔者统计，出现“炕沿”不少于二十次。例如：
凤姐笑道：“你只管坐着,这是我侄儿。”刘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第6回）
依前所述，炕不同于单功能的床，确切地说，炕是房屋建筑的一部分。那么，自然需要某些配套的家具，其中有炕下用的，有炕上用的；炕上用的又有常搬动的和较固定的。别看复杂，在《红楼梦》中都有描写。例如：
（王夫人的）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 ….地下面西一溜四张椅上， 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两边，也有一对高几，…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第3回）
此外，在炕上用的有炕屏，是不常搬动的；常搬动的有炕桌，炕桌有长的、圆的、大的和小的之分。在《红楼梦》中都有描写，不再列举。
2. 对于与炕有关的活动描写
在北方，每年有半年是寒冷的，所以，除了睡觉，还有许多活动与炕有关。概括地说，有餐饮、劳作、书写、娱乐等方面的活动。在《红楼梦》中，无遗漏地都写到了。先看在炕上吃饭的例子，
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第6回）
再看在炕上劳作的两个例子，
（宝玉）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第8回）
只见炕上有个纺车，宝玉又问小厮们：“这又是什么?”（第15回）
再看在炕上书写的例子，
可巧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唪诵唪诵。那贾环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灯，拿腔作势的抄写。（第25回）
看完此句，不由得想起笔者的中小学时代，大部分作业是在炕桌上完成的。
再看一个娱乐的例子。这是《红楼梦》第63回的前半回，描写了“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欢乐场面，是在炕上进行的。这里仔细描写了怎样使用炕桌，怎样围绕炕桌饮酒和娱乐。在这个例子中有多种示例，不妨多摘录几句：
袭人道：“不用围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绰，…。”
小燕四儿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两张椅子，近炕放下….
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方坐开了…
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第63回）
最后，在炕上还有戏耍活动，在《红楼梦》中，描写贾蓉、贾珍戏弄尤三姐的情节，就有此种活动。例如，
尤二姐说：“…等姐姐（指尤氏）来家,咱们告诉他。”贾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饶…（第64回）
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贾琏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第65回）
3. 对于围绕炕的活动中的礼数描写
在围绕炕的活动中，多年来也逐渐行成了一些礼数。这些礼节属于潜规矩，不是法定的，因此，只有较长期生活经历者，才能心领神会，靠读书是学不到的。换句话说，此类礼节，属于围绕炕的活动中更深层的经验。在这方面，《红楼梦》的作者，绝对是高水平的。不妨举例说明，
[ol]宝钗才放下笔，转过身来，满面堆笑让：“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姑娘好?”一面炕沿上坐了，（第7回）
宝玉躬身进去，只见贾政和王夫，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第23回）
尤二姐拿了两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兴儿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长一短向他说话儿。…。 兴儿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头吃, 一头将荣府之事备细告诉他母女…（第65回）
凤姐听(王夫人)说,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便依炕沿双膝跪下，也含泪诉道：“太太说的固然有理，…。”（第74回）[/ol
从以上的例子很容易看出，围绕炕的座位尊微次序是：炕上座、炕沿座、炕下座、炕下立。其实，就活动方便而言，到炕上去坐最麻烦，先脱鞋，再上炕，还要会盘腿坐。如今的年青人可能不知道，“炕上座”被排在第一等。
此外还要特别指出，凤姐“依炕沿双膝跪下”是自我惩罚。笔者童年也领受过，所以，每当读到王夫人的盛怒引来凤姐“依炕沿双膝跪下”时，总有不寒而栗的感觉，随后便是赞叹不已，写的太真实了，非过来人如何能写得出。
三．其他小说中的炕
为了比较，本文还对其它几部明清小说，考查了它们关于炕的描写。
先说《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它们都是名著，不过，一个是讲汉朝末年的故事，一个是神话故事，都没有写炕，只有床，这是可以理解的。
再看《水浒传》，这是明初的小说，写的是宋江造反的故事，主要活动应当在华北地区。其中写到炕只有三处，而且仅限于“炕上坐着”和“炕上睡着”的简单记述，书中提到床却有上百处之多。
另一部是《姑妄言》，这是清朝人曹去晶写的，自称“辽人为三韩者”，成书于“雍正庚戌中元之次日”（1730年）。全书约九十万字，讲述了李自成推翻明朝前后的人情故事。自然含有北方的风土人情的背景，而且作者熟悉北方的生活习惯。可是，《姑妄言》对于炕的描写，只有一处，而且是借书中人物宦萼，讲述一个北方笑话，提到了炕。还特别指明，故事发生在“永平府”，并强调“北边的店比不得我们南边”，即，南北有别。此外，书中人物的活动只涉及床，都不涉及炕。
还考查了《金瓶梅》，虽然它是从《水浒传》中演生出来的，实际上是写明朝的事。在此书中，描写炕和床都很多，细节从略。只说两点，就数量而言，描写炕和床的比例，约为1比2；就质量来说，对于炕的描写，主要限于“放上炕桌，吃（喝）”，或是“在炕上睡”的简单记述。
再说《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清嘉庆、同治年间），燕北满人，当然，对炕是熟悉的，写的是晚清北方的故事，所以，书中对炕的描写很多，从数量上超过了对床的描写。与《红楼梦》相比，其情节亦然显得简单。
最后看看《老残游记》，作者是晚清人刘鹗（1857-1909），江苏镇江人。在刘鹗的游历中，包括了山东、河南等北方省分，还多次到过北京短住，所以，他对炕是不陌生的。他在《老残游记》中描写的炕很多，写床却只有几处。可是，与《红楼梦》相比，所涉及的活动简单，主要还是写“吃、睡和放物”的表面现象。
四．思索与探讨
1. 思索
《红楼梦》的作者，作为谜团成了“死结”。
客观地说，《红楼梦》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近八十万言的正文和批语中，应当包涵有作者身世的丰富信息。
但是，破解谜团是困难的，解答也可能是复杂的，甚至于得不到确定性的答案。
从现代信息论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所掌握的资料属于不完全信息时，无法取得准确性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多种解答，应当选出最佳者，或者说与真实情况最接近者，称之为最佳估计,或最佳判断，等等。
对此，在红学研究中，有可借鉴之处。比如谁是作者的问题，在没有“硬证”时，就属于不完全信息的情况。此时不应当用“绝对”这样的词汇，肯定或者否定哪种说法，这既不客观也不科学。在红学界，“红学不废百家言”和“可作一家之言”的提法，是合理的。
近年来，有红学家提出“为真概率”概念，作为选择最佳判断的准则，在多种说法中，选出为真概率最高者来。这与现代信息科学的思维是吻合的，借此既可以避免无休止的争论，也有望在现有信息资料条件下取得某种共识。
2. 探讨
从前两节的考察结果不难看出，《红楼梦》对于炕的描写，堪称顶级水平。特别是涉及炕的活动场面，以及其中礼节的深度，其它小说都明显逊色。这既表明《红楼梦》作者有传神的文笔，还需要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就是说，要有长期居住在有炕的地区经历。
比如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就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再如，明代南方文人，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写不出比《老残游记》中更精细的炕来。况且，也没有必要描写他们所不熟悉的炕。
如此说来，对《红楼梦》作者的界定，应当具备“不仅熟悉北方的炕，而且有长期居住的经历”的条件。
当然，仅凭这一条件是无法确定作者的，但是，对已有的多种说法，分别考察它们，可以判别哪些更符合如上的条件。
如今，有关《红楼梦》作者的说法，难于精确统计，可能有几十种之多。这里不能进行逐一考察，只能将它们分成三组：
第一组，作者为一人；
第二组，作者为多人合作；
第三组，作者为原创者，与改编者完成，两者非同代人，
分组进行探讨。
先说第一组，按照前文提出的条件，该作者应当在北方有长年居住的经历。但是，在《红楼梦》中的确有南方的语言、文风和人情的描写，如果作者缺少在南边生活的经历，也难写出如此巨著。这对于确定作者也带来一定的困难。
再说第二组，此时容易解决“南北交融”的难点，只要合作者中既有在南边长期生活过的，又有在北边生活过的。余下的问题是，他们有怎样的关系，以及怎样的经历，这是另外的话题。
最后说第三组，认为“原创作者”比最后的“编撰者”(曹雪芹)早半个多世纪，而且“原创作者”是南边文人。对此说法可以辩解说，原作中没有炕的描写，“编撰者”是北方人，“增删五次”后，添加了现在看到的《红楼梦》中炕的描写。然而，本文所揭示的内容，许多不属于修改编辑所为，只能是原创性的，或者是重新写作的，特别突出的例证是，第63回的前半回，完整的庆寿活动，都在炕上完成，深入、细致、风趣，在全书中也是顶极的华丽篇章，怎能说是编辑加工的结果呢？看来，该组的说法,难以解释《红楼梦》中对于炕的描写，让读者理解和信服。
http://www.tugan.co.uk/topic-2270/
blog.sina.com.cn/u/1869721075
Author: 安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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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京吾：残酷的辉煌——女纳粹特罗迪的故事
星期二 五月 21, 2013 5:42 pm
也许，毕竟是赫尔加•施奈德的母亲，作者在叙述自己母亲残忍、罪恶的生平时，始终没有提及她的名字，仅借他人之口，提供了一个小名：特罗迪。当我觉得有必要复述这个故事时，以致颇为踌躇，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个即将出现在我笔下、祖母般年龄的女人——一个狂热，而且死不改悔的纳粹分子，她直到生命暮年、九十岁高龄，依然坚定着自己的纳粹信仰，流连往复于辉煌，但是残酷的记忆中。
为叙述方便，就称呼这位纳粹老太太“特罗迪”吧，用小名称呼一个如今已超过百岁的老人，多少令人感到别扭——虽然她并不值得恭敬，此乃权宜。施奈德用笔昭彰了母亲的罪恶历史，尽管她痛恨自己的母亲，毕竟可以叫一声“妈妈”，她们是母女——即便特罗迪是一个坚定的、不可救药的纳粹分子：特罗迪，不仅信奉纳粹意识形态、追随纳粹运动，她还是纳粹党党卫军成员、集中营看守、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这一经历更加直观、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暴戾和凶残。
前两年，电影《朗读者》获得奥斯卡奖，主人翁汉娜也是一名看守。但我对这部电影某些细节上的真实性始终持怀疑态度：汉娜真的不识字吗？按照德国当时的教育状况和加入纳粹组织所必须要办理的手续，她不识字且不被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纳粹运动之所以汹涌澎湃，恰恰有大量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推波助澜，诸如施米特、海德格尔，都是德国当时的顶尖知识分子，但他们对纳粹运动的热情讴歌、支持和追随，使他们在政治意识和良知的体认上，不仅显得十分平庸而且相当丑陋。即便汉娜有文化，也不影响她成为一名忠实的纳粹分子，不会脱离“平庸者的恶”这一主题表达，只是以“不识字”来衬托平庸，这一视角本身也略显平庸——我在观看这部电影时，总有种生硬的感觉。
特罗迪的故事要显得自然得多。无法想象，她竟然随身携带着康德的著作，这说明她具有相当的思辨能力，但思辨能力与思想平庸之间的严重乖离，却使她的行为更加极端、冥顽不化，在滔天罪恶面前，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更莫说忏悔。
一
当我在书里“见到”这个叫特罗迪的女人时，她已经是年近九旬的龙钟老太。对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如果我们过于积极地表现出冷漠或者蔑视态度，这不太符合人的基本性情，不论对于她的女儿，还是我们这样的读者都是如此。但是，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所具有的人类最基本的友情和善意，在这位老太太身上统统地没有，非但如此，她所表现出的那种决绝和冷酷，不由得令人倒抽一口凉气。
特罗迪于1941年秋丢弃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家出走，到1998年前长达五十七年时间里，仅见过自己孩子一面，那是1971年。这一次母女见面，特罗迪送给女儿许多“珍贵礼物”：一大把戒指、手镯、袖扣、耳坠、胸针，一块手表和好几条项链，塞进了女儿的手里，但施奈德“盯着这堆金灿灿的首饰，一下子回不过神来。接着我恍然大悟，手上仿佛着了火，一下子缩回来。首饰洒了一地”。她拒绝了母亲的馈赠。
特罗迪只好专心致志地从地上一件件地捡起，当她“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条小项链时，我的心随之猛地一沉”，施奈德写道：“这种链子常常被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四五岁的小女孩，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又是弥足珍贵的。就在那一刻，我看着你捡起那些金银首饰，一个景象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仿佛看见戴着这条项链的小女孩被你赶进了毒气室。就在那一刻，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明白了——我不要这样的妈妈”。
面对这样的母亲，任何一个心存良善之人都会在心里感到一阵绞痛：她既是母亲，又是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纳粹分子。这叫人如何面对和选择？
这次见面后，母女间再也没有过联系。二十七年后，施奈德以为母亲早已不在人世，特罗迪却顽强地活着，只是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特罗迪有一位叫吉赛拉•弗莱赫斯特的朋友写信给施奈德，希望她能够在母亲的有生之年看望一次。施奈德非常不情愿去看望自己的纳粹母亲，但暗自涌动的亲情，还是令她的心柔软了一回。
施奈德是一名历史学者，在一次种族法案制定纪念仪式上，遭遇了一位比克瑙集中营的幸存者，当这位幸存者得知施奈德是特罗迪的女儿，将满腔怨恨发泄到施奈德身上。这次偶然遭遇刺激了施奈德，引发了母女见面后施奈德的一连串追问，在追问中，特罗迪所暴露出来的罪行令人发指、不可饶恕。
施奈德固然痛恨母亲犯下的罪行，但二十七年没有见面，她更希望看到母亲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忏悔：“心底那份愚蠢的期盼又悄悄复苏了吗？也许她已经变了；也许岁月的增高已经软化了她的心灵；也许她甚至可以做出一个妈妈本来该有的姿态。”可是，施奈德不仅没有得到自己期待的那一幕，却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罪孽深重的丑恶灵魂——特罗迪自从成为集中营看守之后，几乎目睹，或者参与了对集中营犯人的全部犯罪活动，对此，九十高龄的她全然没有悔意，并且沾沾自喜，十分得意。
二
1998年10月6日早晨，施奈德来到奥地利维也纳维森塔尔养老院看望年迈的母亲。施奈德会遭遇到什么？由于原著在时间交代上比较模糊，这里的个别时间是根据上下文推算的结果，不尽准确。特罗迪的故事主要是通过母女之间对话展开的。
在维森塔尔养老院保存着特罗迪的简历，记载着这个女人的曾经往事：早期为国家社会党的活动分子，然后去了萨克森豪森区集中营，接着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再然后是奥斯维辛-比克瑙灭绝营。在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里，她参与了对囚犯身体的一些实验，然后又接受训练，为后来成为灭绝营警卫做准备。在接受训练的人中，只有最强壮、最凶残的人才被挑选出来送往比克瑙。
希特勒统治德国后，于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特罗迪作为纳粹组织的积极活动分子，大约在1940年，她正怀着儿子彼得，却被阿道夫•艾希曼召见到维也纳，处理流放奥地利犹太人问题，她为了“事业”，竟然将两三岁的女儿交给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看管，以致施奈德掉进池塘里差点淹死。
特罗迪并没有吸取教训，经常把两个年幼的孩子交给陌生人照料，1941年7月，前来看望孙子的奶奶无意中发现了特罗迪的所作所为，一怒之下，把孩子带到了在波兰的农场。两个月后，孩子刚回到了特罗迪身边，她就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丢下了四岁的女儿施奈德和19个月大的儿子彼得。临行前，她把这两个年幼的孩子关在无人的小黑屋里。
怎样重要的事业让特罗迪抛弃家庭，远离骨肉亲情？“我们的妈妈为了加入党卫军而抛弃了我们。”特罗迪这一走就是三十年。为此，施奈德感到十分困惑，自己的母亲到底受到什么样的诱惑做出如此决定？特罗迪原本就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后来又深受一个叫海因里希的青年纳粹分子蛊惑，变得更加狂热，此人生于1915年，比特罗迪小不少岁。战后，海因里希被判处六年徒刑，后来两人长期保持着联系和书信往来，直到特罗迪老到不能写信。
作为忠诚的纳粹分子，特罗迪参加了党卫队就必须要起誓，表达“绝对服从和忠诚直到生命终结”，这意味着她必须在亲情和政治上做出选择，特罗迪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毫不犹豫选择了纳粹：“可是我愿意！我想要成为党卫军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施奈德追问道：“这比你的家庭还重要吗？”特罗迪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接着带有惋惜的口吻说道：“但是你不会理解。如今再也没人能够理解了。”
我以为，生活在民主时代的施奈德确实不能准确地理解这种抉择的决绝性。一个在民主国家里成长起来的人，对极权统治宣传的洗脑功能缺乏直接感知，那种无可挑剔的伟大、不容置疑的正确，容不得任何质疑，而对宣传的一切质疑都有可能被视为对权力的挑衅，这是任何一个极权统治者都不允许发生的。戈培尔曾经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在不能自由呼吸的世界里，谎言和“真理”往往就是同义词。被彻底洗脑的特罗迪，她既能阅读康德，也能选择罪恶，极端的分裂性不可思议地被调和在一起，统一在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躯体上——特罗迪如此，不少在战场上丧身的德国军人，都随身带着一部海德格尔的著作。
特罗迪在和女儿的对话中，每每谈起过去的日常生活，谈起自己的子女，她总是无精打采、颠三倒四、浑噩不清，一旦回忆起自己罪恶的辉煌，她立刻变得神采飞扬、精力充沛起来。
在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里，特罗迪就犯下了令人咋舌的罪行。这里，请允许我抄录书中提供的文件：
1942年，参与了几乎所有党卫军人体试验的恩斯特•格拉维茨医生命令让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囚犯感染葡萄球菌、气性坏疽菌、破伤风以及混合配制的几种致病细菌，目的是研究磺胺类药物的治疗作用。主管这个项目的医生是卡尔•格巴特教授，他是柏林大学的整形手术教授和霍亨利青党卫军的主治医生，也是希姆莱的朋友兼私人医生……
在囚犯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使他们的腿部下端受到感染。目击者证实说，当少数幸存者的伤口出现愈合的疤痕时，伤口常常会被深深切开直至露出骨骼。除了往伤口植入细菌组织之外，还常常会加入木屑和玻璃渣。受试者的腿部很快开始化脓。为了观察情况发展的过程，不会对受害者进行任何治疗，他们往往极其痛苦地死去……每一个系列的实验都将重复至少六次，会使用六至十个年轻的女性——通常选的都是最漂亮的。
格巴特教授只偶尔去拉文斯布吕克视察试验结果，“病人”被绑在桌子上，排成一排，一连数个小时等候“教授先生”来检视他们的伤口。
特罗迪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犯人绑在桌子上，等待纳粹医生的试验。
施奈德听到自己母亲是如此“工作”的，她问道：“难道你对那些接受试验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同情吗？”对此，特罗迪傲慢而冷血地表示：“不，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因为手术是为了造福人类而进行的。”而她不能表达同情的原因就是“没有权力表示同情”——同情，原本属于人类本能的情感，在特罗迪这里，具有人类的情感本能也成为一种权力。特罗迪不仅是赤裸裸谎言的受骗者，同时她也成为谎言的编造者。只要是纳粹政权散布的谣言，她都不加选择地采信、从不怀疑，并随时兜售谣言，为罪恶辩解。
三
正是特罗迪的嗜血与残忍，她被挑选到了条件最为苛刻的比克瑙集中营，那里，只有最心狠手辣、最厚颜无耻的人才会被挑选进去。
她在向女儿施奈德回忆自己在比克瑙集中营所作所为时，依然那样狰狞：“他们需要纪律，你知道吗？那些犹太婊子得搞明白她们身在何处，更重要的是明白为什么会在这里。只有一个办法能让她们明白：纪律，严苛的纪律，如果要对一个营区保持控制，这就是秘诀。”特罗迪是如何让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囚徒们“执行纪律”的呢？“我接到命令，必须以极其严厉的手段对待他们，于是我就打得他们嘴里吐血。”
纳粹集中营里，看守们殴打囚徒实在是家常便饭，在纳粹辞典中，“犹太人”这个词早就被定义为“非人”“亚人”，并以各种恶毒的和羞辱性的词语加以修饰，既然非我族类，殴打，已经是最低限度的惩罚，我们几乎在每一部相关作品里都能看到同样内容。因此殴打犯人，对特罗迪这种心狠手辣的女人，丝毫不会触动她的怜悯、激活她的良知与同情——这一类词汇，在她的心灵中从来没有存在过。
特罗迪非但对犹太人如此，对自己的日耳曼同胞也毫不手软。1943年，有一位曾经参加过纳粹组织的女人，可能因为认识到了这个政权的真面目，她转而投奔了抵抗组织，被捕后被盖世太保送进了集中营。刚开始，特罗迪对这位曾经的“同志”还“的确感到一点点难过”，但她“很快就克服了。我不能允许自己产生那样的感情——我是指对于本来就该被关进集中营的人产生同情和惋惜。后来我再也没有产生过这种情绪。我是武装党卫队的成员，我的确是的。所以我决不能允许自己像一般人那样容易被触动”。于是，特罗迪将曾经的战友送进了集中营开设的妓院，提供给看守们蹂躏。后来，这位抵抗战士死于性病。
把犯人殴打一顿，把抵抗分子送进妓院，相比她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罪行，又算得了什么？区别在于，在拉文斯布吕克，特罗迪是一名助手，而在比克瑙，她则亲自上阵，直接以行动宣示自己的凶残，而这，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在集中营里，特罗迪还把一些生病的囚犯送到一位叫科拉尔的医生那里——这位“医生”的治疗手段是对着病人的心脏直接打一针苯酚。从网上搜索得知，苯酚是一种有毒的化学药品，对皮肤、黏膜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可抑制中枢神经和损害肝、肾功能，可燃、高毒。如此“治疗手段”的后果，就是换来囚徒们的立刻死亡。
大屠杀，把犯人在毒气室里毒死，然后送进焚尸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每个个体耐药性的差异，还有少数没有被毒死的人，他们就被特罗迪直接送进焚尸炉里活活烧死。
比克瑙已经成为一座屠宰场。这个集中营有四座火葬场，其中第四个火葬场由于一直没有完工，因此没有焚尸炉，只有一口大井，里面堆满滚烫的灰烬，集中营指挥官让犯人站在大井旁站成一排“然后把他们击毙，他喜欢看着他们纷纷坠入井中的场面”。还有一个叫摩尔的人负责管理火葬场，他让犹太女人光着身子，然后看着她们滚进井里，然后哈哈大笑。当这种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都有特罗迪的在场，她从不缺席。
回顾这些充满血腥的历史，九十岁的特罗迪用充满冷酷、无情的声调在不断为自己狡辩，她拒绝承认这是犯罪，坚持认为犹太人对德国有着不可饶恕的罪责：“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的罪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是他们的罪过，对德意志的失败主义是他们的罪过，和国际社会不断制造事端也是他们的罪过……”这种强烈而莫名其妙的仇恨意识时刻占据着她的灵魂。特罗迪并非完全信口开河，她的慷慨陈词，如实反映了极权主义对这个世界的仇恨。
纳粹政权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为了表明控制权力的合法性，他们不断地制造敌人、煽动仇恨，在他们统治的世界里，可以没有食物、可以没有思想，但绝不可以没有敌人——哪怕没有，也一定要制造一个敌人出来。仇恨，裹挟了全体德意志人投身到一场罪恶的战争、罪恶的屠杀中去。他们嗜血，即便血流成河，也无法唤醒他们的人性，在极权主义者的字典里，只有权力，绝无人性。极权，是那样地毒化人心、残害生灵。
正如施奈德所说，特罗迪除了“出来为纳粹效命这段经历之外，她的一生再无其他建树了”。特罗迪对自己一生的记忆，也就止步于残酷的辉煌中。
四
我所理解“平庸者的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而是心灵上的自愿臣服和精神上的主动屈从，他们无条件地迷信权威、赞美领袖，思想和人格的独立性彻底丧失——不论是谁，一旦丧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就不可能不堕落到“平庸者”的行列，正因为此，才敢于无恶不作。他们无论自己所作所为的性质多么恶劣、多么具有罪恶感，都一概拒绝这是犯罪，正如特罗迪的自白一样：“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跟大家一样服从命令。每个人都服从命令。我所有的同志，所有的德国人，为什么要否认这一点？就连孩子们也都是盲目服从老师，服从监护人的命令。”
特罗迪的选择，同样表现了“平庸者恶”的基本要素，她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忠实地接受极权主义的那一套，纳粹党向她灌输什么，她就接受什么。特罗迪的那位朋友弗莱赫斯特太太，一个老实而守法的市民，对纳粹党的一切行动，她都能坦然接受，尽管在战争中她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她的话极为典型地反映了一个普通市民在希特勒上台前后所表现的行为：“都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吞并奥地利的时候，我也投了赞成票，当希特勒乘着他的敞篷奔驰车驶过维也纳街头时，我也向他抛了一束鲜花。”在这种状态下，特罗迪成为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并不奇怪，令人愤怒的是，她对自己的罪行毫无忏悔之意——不仅在她参与犯罪的过程中，也在大屠杀被揭露出来之后，她没有怜悯、没有同情、没有人性中最原始和最本能的情感，女儿施奈德说道：“你根本不想成为妈妈，权力才是你渴望获得的东西，站在一群犹太人面前，你就会感到自己拥有无比的权威。”这种不可遏制的权力欲望，造就了丧尽天良的特罗迪。
呼唤良知、期待良知的觉悟，因为人类需要良知。但良知毕竟属于个体的和自律的，呼唤良知却不能强迫谁拥有良知，这与期待明君、清官并无实质的差异，一个国家的未来和社会命运，不能寄托在人们良知的自动觉醒上。在这个世界上，有辛德勒、奥西茨基，但也有艾希曼和特罗迪这类恶的盲从者，他们的心灵不能向我们呈现出一丝一毫的善意，一旦遭遇邪恶制度，就会把内心凶残的一面发挥到极致，淋漓尽致地展示给我们。
制度，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和选择，这在特罗迪身上显得尤为突出。特罗迪的心灵从来没有变化过，纳粹统治时期的特罗迪和在养老院里的特罗迪是同一个人。她的性格、信念与信仰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特罗迪之所以不能继续残害众生，并不是因为她的老去，更不是她的幡然悔悟，而是纳粹极权制度的覆灭。到1945年德国投降，她也不过是一个四十岁不到的妇女，倘若不是纳粹政权的垮台，还将有多少无辜者受到她的残酷迫害、丧命于她的淫威之下？这叫我们如何去期待她的“良心发现”？迫使她放下屠刀的是制度——自由而民主的现代政体，宣告了任何非法剥夺他人自由和生命的一切行为都是犯罪，是在向人类、向人类的历史和人类共有的精神犯罪。
纳粹政权的法西斯统治，是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两大政治遗产之一，为消灭残酷的极权统治，文明世界为之付出了重大牺牲，历史尽管翻过了纳粹统治的血腥一页，但极权统治却依然阴魂不散，成为笼罩于人们头顶难以去除的阴霾。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存在特定的权力形式，就一定会有对权力的痴迷者和疯狂追逐者，他们总是希冀通过对权力的掌控，进而操纵人类的行为乃至操纵人类的心灵。防止极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无条件地赋予人类应当所得的全部自由，并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对权力进行最严格的限制，一旦超出权力范围行事，就必须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也是纳粹政权和二十世纪史留给未来的惨痛教训。
五
特罗迪，在纳粹政治体系中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爪牙，却浓缩了极权统治的所有邪恶特征，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同情，没有亲情，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当具有的一切正当感情几乎都不具备。她所拥有的只有仇恨，对犹太人、对异类刻骨铭心的仇恨，而且由始至终地展示、履行着这种仇恨，她的日常生活就是犯罪和继续犯罪，并且受到罪恶制度的有力保护。如果不是纳粹统治的彻底覆灭，特罗迪的犯罪行为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在这个邪恶的制度里，我无法为她找到中止犯罪的理由。
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把她改造成一个“善人”，特罗迪的心灵几乎没有呈现过一分钟的善意，但民主制度却阻止了她继续作恶，正如她如果没有遭遇到极权制度，也就无法实践自己的犯罪行为，即便她“本质”是一个邪恶的人，也会因为制度的约束，在行为上受到限制。但在极权制度下，一个如此平庸的特罗迪，双手却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杀人者是特罗迪，但也是制度，极权统治本身就意味着杀戮，并且将屠杀行为合法化。
最后，我觉得应该向作者赫尔加•施奈德举手加额，以示敬意，她通过对自己母亲的所作所为的展示、通过自己充满痛苦与愤怒的书写，清晰地揭露了极权政治的全部本质——它，恶贯满盈。
【《我的母亲是纳粹》，【德】赫尔加•施奈德著，姚霂也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来源: 《随笔》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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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救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命运
星期日 五月 19, 2013 9:57 am
诺贝尔文学奖救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命运
王贵成
在人们的热切期盼中，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新鲜出炉，让国人欣喜若狂的是，中国作家莫言终于得奖了！一部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网上这种情绪表现的尤其明显，既为莫言获奖也为莫言打败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而欢欣鼓舞。我一向认为在当今大环境中，中国作家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实力拿这个奖，如今莫言真的获奖了，除了向他个人表示祝贺（这是他个人的一种成功）之外，还是固执地坚持我的看法，这点在我的那篇博文《中国作家有实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397679.html已经说过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唯一懂中文的人，只有一个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如果他被全权受命要在中文作家中寻找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他一见钟情选中了莫言先生，那我只能无话可说了。只是，那种水平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了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现在我还要说的是，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根本改变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的荒芜脆弱。
我又一次想起了几年前一个外国人说的话。2006年，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顾彬的言辞很是激烈。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重庆晨报》2006年12月11日）
真是一石击破水中天！初闻顾彬的这番激切之语，我先是惊愕难过，中国当代文学好歹也发展了几十年，怎么一下子成了垃圾？感情上一时间接受不了。后来仔细一想，不由得拍案叫绝——这个外国佬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一语击中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穴。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作家们写出的文学作品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了。但其中的精品有多少呢？如果实事求是地说起来，还真的挑不出几本。以前我们也经常说现在的文学没有好作品，只是抱怨一下而已，绝对不敢像这个外国佬一样坚决果敢，用“垃圾”两字来了个一针见血的概括。这也并不见得老外就有“旁观者清”的高明，我们也并不是“当局者迷”，只是我们不敢说真话罢了。
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生存的历史环境，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的垃圾命运早就注定了。
上世纪的解放区，早早就把文学创作纳入了政治的管理范畴，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现实服务，就成了作家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条原则本来也没什么错，但为现实服务倘若变成对现实一味的歌功颂德，而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批判功能，那么这样的文学作品，其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就这样，文学从此被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亦步亦趋，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谁胆敢不服从这条规则，轻者以后的日子不好混，重者就的得以生命为代价了。比如王实味，他的文学创作不是好好体现革命的时代主旋律，而硬要暴露革命圣地的阴暗面，尽管最后认了错，但还是没有得到宽恕，最终在革命胜利的前夜被处决了。作家们都不是傻子，谁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开玩笑呢，于是，一个比一个更革命，一个比一个更能为现实“服务”，这样的文学基本变成了“谀学”。杨朔的《荔枝蜜》目中无人民，目中无苦难，粉饰太平到了催人呕吐的地步，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单说小说《红岩》，由于后来根据这部小说改编出曾经家喻户晓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所以使得《红岩》也声名远播。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云峰、江姐、刘思扬这些牺牲在解放前夜的共产党人，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是真正的英雄！曾经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的偶像。央视焦点访谈前些年曾报道过“红岩档案解密”，让我们看到历史竟然和我们开了极大的玩笑。小说中出卖许云峰、江姐等一批地下共产党干部的不是叛徒甫志高，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变者，竟然是当时重庆市委的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据资料说，冉益智只不过被特务打了几个嘴巴，就立即将他所知道的62个同志供了出来，造成300多名共产党人被关进集中营。而与之相反的是许多职务很低的一般党员虽然被叛徒出卖身陷牢狱，仍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如张长鳌、尚承文，两个人被敌人用电刑打得浑身抽搐，身体都开始缩小了，仍然是咬紧牙关，军统特务恼怒地操起一个十字镐照头劈去，他们就此壮烈牺牲！想不到事实和小说竟有如此大的出入，小说再用文学的艺术手法虚构，再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不能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啊！这样缺乏起码生活真实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不是垃圾是什么呢？
也许有人说，解放前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不是写了不少精品吗？那些作品怎么能算是垃圾呢？解放前确实有一些好的作品，但到了建国初期它们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一律遭遇了被删改的悲惨命运。这儿以老舍的《骆驼祥子》为例。《骆驼祥子》问世以来，这部以北平洋车夫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好评如潮，但也招来了某些评论家的严厉抨击。1948年10月许杰《评<骆驼祥子>》一文，用“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理论模式，批判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在这部作品中，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者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文中批评老舍没有正确地写出祥子的命运和社会环境对祥子个性发展的影响；过于强调“性生活”的作用，把虎妞、夏太太对祥子的性诱惑看作是祥子堕落的“决定因素”。还认为书中没有写出“更实际更完美”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书中“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和“革命者”阮明，提出尖锐批评。这些苛刻的评论，对这位新文学巨匠的触动很大，所以在1951年8月开明版《老舍选集》中，对入选的著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痛加杀伐。据统计，这本书被删改共有145处。该书原版15.7万字，被删后只剩9万字。老舍用自己的手，“腰斩”了自己心爱的作品。在这次大删改中，老舍淡化了虎妞、夏太太促使祥子“性堕落”的一些自然主义文字；删减了对穷人生活悲惨无望，以及有损于被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形象的描写。此外，删掉第24章整章，删掉的不仅只是祥子身上的种种污点，同时也抹掉了革命者阮明的不少“劣迹”。比如阮明与祥子之间，也即“革命者”与群众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出卖与被出卖的卑劣行径等等。有关“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在修改中也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洁化和美化革命者的目的。
另外，茅盾的《子夜》删改了620处，叶圣陶按要求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动了“截尾”手术。为了颂扬革命主旋律，像这样对新文学名著大动手术的事情可以说是数见不鲜的。革命者倒是高兴了，但经过一番大手术后，这些名著已经被肢解得面目全非，这样的名著还能叫名著吗？只能变成垃圾，而且是不可再回收利用的垃圾！
到了后来，尽管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但一直被阉割惯了的侏儒，一下子怎么能爆发出长成巨人的力量呢？尤其是商品经济时代，一切唯金钱之马首是瞻，一味取悦于市场和读者，作品的垃圾命运依然难以摆脱。
而且，更要命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垃圾还源于一个特殊的制度——“作家供养制度”。世界上也有国家对作家实行资助制度的，但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做的那样细致，用各级作协、文联几乎把作家们层层包养了起来。只要成了名，就要想办法被包养，一旦被包养，那这辈子就算掉进了蜜缸里，工资有保障，衣食不用忧，即使已经江郎才尽，只会写些马屁文章，也照样活得优哉游哉。所以，搞写作的人，谁不想成为一个被包养的作家呢？而且，被包养的级别也成了作家们竟相炫耀的资本。当然，被包养起来是幸福点，但这是有代价的，就像一只鸟儿，如果被豢养在笼中，必然要以失去自由作为代价。想说的不能说，想写的不能写，久而久之，只好写些御用文章聊以度日。这样写出的作品，一旦时过境迁，只能成为一堆垃圾。
这时，就有人要呼吁改革这种“作家供养制度”，激烈的甚至要求坚决取消这种制度。以为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学就能出精品了。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正如山西作家李锐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大陆，把作家纳入国家体制的前提是，作家们被剥夺了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不止作家，凡中国大陆的公民都没有这个基本权利，尽管宪法上明文规定每个公民都具有这项法定的权利。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是平衡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写作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这就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既剥夺了土地，又要求农民自谋生路，那不叫体制改革，那叫杀人害命。”看看，即便取消了“作家供养制度”，只是使作家们失去了丰裕的生活保障，作家们还是不能我手写我口的，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还是难以得到根本的改观。
正因为如此，2006年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想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恐怕一时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国家是可以拿出一定的钱来，供养一部分优秀作家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尽管铁作家回避了取消“作家供养制度”的环境因素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话里边的无奈。既然连堂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都是无奈的，那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也只好无奈地延伸下去了。
老外他如果要说要骂，就由他去吧！反正阅读这些垃圾文学也不是一两代人了，再读它几代人又有何妨呢？至于老外说中国没有作家，那是他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偏见——我们每年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不是选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作家了吗？何况，现在中国终于有一个作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呢？
http://sxllwgc.blogchina.com/1372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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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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