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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老李：解开一个谜和揭开一段历史——梁启超在新疆石河子的后
星期六 五月 25, 2013 9:52 am
我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是因为碰巧知道父母的老朋友周同轼医生家的一点事，这都同那个文化大革命有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发配到离石河子最远的150团监督劳动，碰巧在同一连队里有一位从石河子下去的女知青周靖。因为家都在石河子，虽然周靖比我的父母年龄要小近20岁,同我父母却成了忘年交，回到石河子经常到我家玩。以后我父亲又成了周靖父亲周同轼医生的朋友，两家有一些往来。我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但对医学书籍非常感兴趣，还曾鼓励我学医。我还记得去周同轼医生家吃过饭，菜是以罐头为主，那时光感觉猪肉罐头真好吃，那肥油还有汤汁让我几天后还有感觉。还有他们家里的英文书籍，都是医学的，人体解剖图用英文注明，好吓人。
另外，我还知道他们家好像同那个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家’的梁启超有什么关系。周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很惨，周同轼医生的太太魏文龄自杀，大女儿周靖被下反放到农场劳动，小女儿周临在北京坐过监狱，以后在石河子修配厂工作。
家父在70年代初得到平反。由于原工作单位石河子一中仍然是工宣队和文化大革命整他的人在掌权，他选择去了石河子修配厂（后来的柴油机厂）的厂矿学校教书。
柴油机厂离我母亲、妹妹和我居住的石河子一中家属院比较远，父亲在厂子里的单身工人宿舍楼的一层分到一间房子，他周末才回到我们的家。
父亲天性爱交朋友，特别是同年轻人玩得来。艾未未的同母异父哥哥高剑也在这个厂子里当工人，他爱好美术和乐器，还曾经到我家里给我的二胡对过弦。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一些石河子的学校开设了外语课程。柴油机厂领导发现厂里有位小姑娘周临懂英语，她成了石河子柴油机厂学校的外语老师，也成为父亲的小同事。父亲说这个周临是绝顶聪明，记忆力超强，吸收新鲜知识的能力不一般。
周临非常渴望上学，她在当了若干年工人加上外语老师后，在1978年考入北师大生物系，1980年自费到美国留学。以后我们知道周临同艾未未有了恋情，未未对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习十分厌倦，1981年由周临帮助办到美国学习。周临的姐周靖也在同年从江苏到了美国。
周同轼医生在1977年调到了广州的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家实际上在70年代末已经没有人留在新疆，周靖去了江苏，在石河子过去对他们熟悉的朋友们慢慢同周家的失去了联系。我在我们校园里的袁智纪老师那里听到过周临和艾未未去了美国。周临在去北京上学之前经常在我们学校家属院的几家老师家泡着，不少老师是她的好朋友，以后还听说她将中学时最好的闺房好友陈桥办到了美国。陈桥1977年上了北京钢铁学院，是我们校园教工子弟恢复高考后为数不多的第一届大学生中的一位。
周家在石河子有一定的知名度。石河子算是藏龙卧虎之地，周同轼医生当年是协和医院的教授，是著名骨科专家。他一家初来石河子时，住在了王震曾经住过的套房，要比石河子院领导的待遇都高，当然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事了。
眨眼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石河子，总有人不时还会提起周家。可能是因为周同轼医生是骨科名医，还有他两个女儿异常漂亮、活泼，让很多人过目不忘。另外是她们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还有周临同艾青儿子艾未未的恋情，以及她们很早就去了美国。
我心中对周家以后的事感觉是个谜。在美国的20多年里，我也曾想到联系过她们，但每次都觉着太麻烦，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另外也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同我联系。
这次在北京碰到艾未未，也是三十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主儿。因为人家有名气了，我本来不想打扰，生怕人家摆谱、傲气。没想到根本没有那回事。在老友小宁的撮合下，我们在北京一聚，未未非常随意。中午吃饭期间，石河子的几位朋友谈到了周家姊妹，未未说有一段时间没有同她们联系了。旁边的人问我为什么在美国没有联系过她们，我给出了不是理由的理由和自己的顾虑，让未未一顿挖苦讽刺，说我自己乱怀疑，还说人家傲气。
回到美国后，我一鼓作气将周氏二姐妹的电话找到，厚着脸皮马上同她们联系，接着访问了大姐周靖的家。我开始对她们的历程和家史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有了写一点有关她们家族故事的想法。
经过周家姐妹的同意，我将她们家的历史清理了一下，材料基本上都是从网页中查询的以及大姐周靖的口述回忆。
首先是同梁启超的关系。周同轼医生实际上是梁启超的第一个外孙，是梁启超最疼爱的长女梁思顺的长子。他生于1918年的1月31日，正好是农历丁已年的12月19日，同诗人苏轼同日出生，因此梁启超亲自为这个外长孙起名为‘同轼’。
梁启超同长女梁思顺，次子梁思成，和三子梁思永。
这样说，周靖和周临应该是梁启超的第四代重外孙女，艾未未就是梁启超重外孙女的男友，虽然这个关系没有最后的结果，但说艾未未受梁启超后代的帮助来到美国留学是千真万确的。没有这段留学生活，现在艾未未的‘反骨’不会这么坚硬。
周同轼的父亲是周希哲（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母亲梁思顺随同夫婿周希哲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曾居住在菲律宾和加拿大。周希哲是驻加拿大公使，梁启超9个孩子中最有名的次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事就是大姐梁思顺在加拿大给操办的。梁思成本人和家族就有名，那个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同他妻子藕断丝连的关系又让他的名字在中国建筑史之外的文字里多次出现。徐志摩同林徽因的爱情虽然没有成正果，但是他们的之间诗和爱情故事却流传百世。
梁思顺和周希哲的全家福。
梁思顺的长子周同轼要比梁启超的第八个孩子梁思礼还要大8岁，梁思礼是梁家子女中三位院士之一。按辈数周同轼要叫梁思礼为舅舅，梁思礼的回忆文章里提到大姐经常从加拿大给这个新添的小弟弟邮寄衣物。梁启超用梁思礼的口气写了封感谢信：“谢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叫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著，两亲家心照。”（2）
“谢你的衣裳”是谢谢梁思顺从国外寄给思礼的新衣服。“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瞻儿是梁思顺的长子周同轼的小名，他比思礼年龄大得多，但论起来却是梁思礼的晚辈。梁思礼回忆到“周同轼经常用这封信的内容跟梁思礼开玩笑。”（2）
周同轼从小随同外交官的父亲生活在菲律宾和加拿大，弟弟周有斐出生在菲律宾，所以其名为有斐，因为Philippine曾经翻译成为斐律宾。周家还有大姐周念慈和小弟周嘉平。
周同轼的父亲周希哲是南洋归侨，曾在商船上工作，后得到康有为的帮助，去了美国读书。梁启超十分满意大女儿梁思顺同周希哲的婚姻，也是经他介绍撮合的。周希哲在1938年去世，梁思顺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没有再婚。
梁思顺有着良好的家教，梁启超亲自教她写字读书，还教她写诗词，并且为她写了好多诗词。因此她有深厚的古文根底。梁启超给她的书房起名“艺蘅馆”。她抄写了很多诗词，编成《艺蘅馆词选》并作了自序。这篇自序和词选曾被传颂一时，1981年还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4）
梁思顺和四个孩子，后排右面为周同轼。南方人物周刊，1989.7.24
梁思顺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冲击，遭到红卫兵的鞭打。1966年，她死在自己家里。那年她的长子周同轼医生，媳妇魏文龄，两个孙女周靖和周临都在新疆石河子，自身难保。两年后，媳妇魏文龄在石河子自杀。
魏文龄的爷爷魏瀚是国人在国外拿到法学博士的第一人，中国第一代军舰制造专家，曾任晚清海军部造船总监。魏瀚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艘取名‘开济’的巡洋舰；制造了中国第一艘铁甲船。(9)
魏瀚的网上照片
魏瀚的大儿子魏子京是外交家，派署驻澳大利亚总领事。1931年3月，任驻秘鲁全权公使。魏瀚的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都赴英国留学，一个学机械，两个学采矿与煤矿管理。（8）
1895年，魏瀚出巨资，与当时几位商人，合作在河南六河沟开办煤矿公司，后来赚了钱，再加上自己的工资积余，独立在六河沟开采了一个小煤矿。二儿子魏子肫当矿长，四儿子魏子龙当总工程师。（8）
魏瀚和魏子肫、魏子龙将赚来的钱，又在山东省章丘市开设了一家煤矿。抗战胜利后，魏子肫担任开滦煤矿总矿长，魏子龙到山东枣庄煤矿当总工程师。（8）
魏文龄是魏瀚二儿子魏肫（魏子肫）的女儿。魏肫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矿业工作。在唐山开滦煤矿工作多年后1945年成为属于英国人的开滦矿区主管。那时开滦煤矿高级职员中有10%是英国人。在为纪念唐山解放60周年的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描述：
“为保护开滦，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与英国资本家代理人开滦矿务局的魏肫总管取得联系，区党委社会部长李一夫亲自给他写信，提出只要他设法保护矿山安全，解放后人民政府就保证开滦进行正当合法经营。魏见信后，四处活动，在保护开滦煤矿的斗争中起到了助力作用。”（5）
在开滦档案馆的介绍中，称“魏肫自1934年7月进入开滦后，担任了开滦唐山矿区主管，掌管了开滦矿区的行政大权。1936年1月9日，冀东反共自治政府长官殷汝耕鉴于开滦及魏的地位和影响，特聘任他担任冀东自治政府顾问。魏肫民族之心未泯，于1936年1月12日致函殷汝耕，坚辞顾问一职并退回聘书。”（6）
魏文龄同周同轼在燕京大学上学时相识，毕业后结成良缘。一个是中国著名政治家，著名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梁启超的长外孙，另一位是中国第一位国外达到法学博士，晚清海军部造船总监魏瀚的孙女，彼此都出身豪门，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了。
实际上，他们两人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城府和架子。在1965年，新疆医学院的院长去北京为学校寻求教学科研领头人的时候，通过‘组织调动’，把周同轼一家人都搞到了新疆石河子。
那时周同轼一家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在网上还能够查到积水潭医院第四任院长荣国威从协和将周同轼教授挖到医院骨科的回忆。（7）周靖回忆说父母是绝对服从‘组织’，二话没有带着全家奔赴边疆。
50年代的家庭照，第二排左起是梁思懿，梁思成，王桂荃，梁思顺，周同轼；怀里抱着的是周临，前排中是周靖，左为周颖（周临和周靖的哥哥）；后排左起，梁思礼，梁思庄。照片来自于（3）。
周同轼和魏文龄带着三个孩子到石河子的第二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北京的梁思顺，梁启超的长女，遭红卫兵的批斗，在1966年孤身一人在自己的房子里去世。以后梁家人回忆到有同学看到梁思顺在家里的地上爬着，还有红卫兵鞭打她。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在1924年去世，她的三个孩子是梁思顺，梁思成和梁思庄。梁启超的另外6个孩子是同二夫人王桂荃所生。上面这张照片是梁家的四世同堂，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在北京一间阴暗的房子里孤身离世，那时梁家的子女已经是四散分离，竟然没有一人能够在身旁。
周同轼和魏文龄有着如此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家庭在新疆石河子当然是首当其冲，他们被抄家，批斗，打骂更是家常便饭。他们被赶出了原来的住房。
他们都被定为‘国外特务’，其中魏文龄是‘英国特务’。石河子医学院甚至多次要求将梁启超的外孙，‘大特务’周同轼枪毙，但都没有被批准。
他们唯一的儿子周颖在1966年因病去世。魏文龄的父亲魏子肫从北京被押去了唐山的开滦煤矿接受审查，大女儿周靖去北京将外婆接到了新疆石河子。外婆在半年里就去世了。
此时只有十几岁的周临去了北京。因为被怀疑要偷渡国外，她和几位北京的朋友莫名其妙地被抓起来好几年，关在北京的监牢里，她在新疆的父母和姐姐还以为她失踪了。
魏文龄本人被隔离审查。原来她精神忧郁症，加上儿子和母亲先后离世，小女儿失踪，她不能见自己的丈夫和大女儿周靖。红卫兵认为她是装病，不让她看病吃药，她的病情日趋严重。
有几个红卫兵经常对这个‘英国间谍’打骂。一次惨遭毒打后，浑身青紫的魏文龄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摧残了，选择了偷偷自尽，永别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这一天是1968年 7月24日。
工宣队和红卫兵在当日就发现魏文龄不在了，他们并没有通知周家。周靖在校园里看到同母亲一起关押的几位‘牛鬼蛇神’，发现他们在给她做各种手势，最后明白好像是母亲找不到了。回家后给父亲讲，周同轼还想着妻子是否自己偷跑到北京去‘告状’，要求申冤平反去了。
过了三天后，他们才被通知见死尸，都发臭变味了。
因为是‘畏罪自杀’，周同轼和周靖父女二人竟然被拒绝跟车去埋葬。他们只看到魏文龄的遗体被一床有黑色条纹的棉被裹了起来，然后扔上了一辆大卡车，据说是被埋在了石河子南山上的无名的乱坟岗上。
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魏文龄才被平反。一位参加埋葬魏文龄的老师是位有心人，他记住了那个土坑大概的位置。周同轼和两个女儿这时才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魏文龄的残骸。那床有黑色条纹的棉被虽然腐烂，但还能看出一点原来的颜色。魏文龄左脚有过骨折，嘴里有一颗金牙也帮助了认辨。在去世八年后，魏文龄的残骸终于得到了火化。
石河子医学院整人的主要几位老师和学生都在。周靖叫了几位好友将那个打她母亲最狠的学生，后来已经是医生的XXX猛揍了一顿。除此之外，周家两姊妹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才能为母亲找到公平。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事都是不了了之。丢了性命的就是不走运,幸存者算是‘有福气’了。
名义上的平反，加上补发失去的工资，这十年的痛苦灾难就算一笔勾销了。可是有多少人在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了永远不能康复的伤痕，还有那失去生命的灵魂。
周靖回忆说母亲之死对只有十几岁的妹妹周临伤害很大，这也是周临以后决定不要孩子的原因之一。
周临在舅舅的帮助下1980年来到加州，姐姐周靖在1981年到了美国。艾未未也在周临舅舅的帮助下在周靖之后到了加州。他们居住在加州伯克利大学附近，周临在伯克利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周靖和艾未未学外语并打工。
周临拼命学习，1984年拿到了伯克利计算机本科专业的毕业证书。艾未未是坚持搞艺术，在一年多后去了美国的文化首都纽约。未未和周临的恋情持续了很多年，但是最终未成正果。姐姐周靖说两个人好的要命，但是性格都是不能谦让对方的主，谁都不能迁就谁。
大家都知道，艾未未回国后同中央美院的画家路青成婚，后来同另一女士有了私生子，因为是新闻人物，网络新闻上有不少报道。
周临同哥伦比亚大学搞经济的一位教授结婚，没有孩子，住在纽约市。她一直从事计算机工作，热爱旅游，生活幸福稳定。在中国和美国的四处碾转之间，周临一直保存着母亲的骨灰。
梁启超后代大团聚
在网上查了一下周同轼医生，知道他有在87年出版了‘图解关节运动生理学’，另外在撰写著名文物收藏家王世襄的有关文章里提到两人同是燕京大学同学，还是同室好友。
周同轼医生在1990年移民到美国，住在加州湾区，直到2004年去世。
周靖的儿子麦克算是梁启超的第五代，现在是UC Davis的大学生。
周家的谜和历史基本搞清楚了。我忍不住要写一段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他是周靖的丈夫刘安平（Arnold Owens）。
Arnold是美国的第三代华人，是一位麻醉专科医生，在1972年继尼克松访华之后就访问过中国。他在21岁时开始学汉语，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这在第三代移民中是不多见的。他是一位旅行家、摩托车手，还是一位国际志愿者。在20多岁的时候，从亚洲到欧洲旅游，或者说是‘游荡’了两年多。以后成了医生，在90年代索马里和布隆迪的内战期间，又去那里作为志愿医生两次，出生入死。
他每年抽出2-3个月到世界各地旅行，而且大都是背包式的，住最便宜的旅店。他的理由是旅行的目的是要了解那里的人们和文化，那里的希尔顿饭店同美国的差别不大。作为一名医生，少工作2-3个月要少挣不少钱。他先后去撒哈拉地区七次，其中一次是骑着摩托车横跨大沙漠。
到了48岁，他要去南美来一次摩托车旅行。为了准备工作，他去内华达州的大盆地（Great Basin）地区训练，不幸将脖子上的脊椎骨摔断，高位瘫痪。他自强不息，最近刚完成一本即将出版的几十万字的‘The Life of a Doctor’，述说他的历程，并给各类读者，包括患者、医务工作者、和照顾病人的护工提供真诚和实用的建议。
我读了一遍初稿，这不是一位一般患者的故事，它是由一位世界旅行家、摩托车手、内科大夫和麻醉专科医生、经过非洲两次战争的国际志愿者撰写的回忆录，书中充满对生活、生命、人类、世界的热爱，文字优美，内心叙述非常感人。读后深感一个人的世界不会由于身体的残疾而有局限。
写到这里，我对几个星期以前还是迷的周家故事有了一个大致了解。这里算是分享给大家吧。
这是一段梁启超家族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在新疆石河子的经历。记载历史是为了让后人了解过去，吸取教训。40多年前在中国这块古老天地了发生的事并不遥远，实际上我们许多人都亲身经历，但是我们记录下来了吗？我们经过反思了吗？为什么会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浩劫？除了领袖之外，那些帮凶们是否也应该负责任？这一切都是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发生的。
或者说，我们应该将这段历史忘却？
实际上，许多‘小人物’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基本都被忘记了。上面这段历史，除了周靖和周临之外，就连她们的许多亲属也仅仅知道她们的母亲在那场浩劫中死去，两个孩子所经历的欺压和苦难旁人知道甚少。
巴金先生在晚年里有愿望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让巴金先生的遗愿实现。
参考资料：
1）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2009年07月24日 南方人物周刊。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200907/0724_7180_1267151.shtml
2）梁思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5172.htm
3) 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 – 梁思礼院士自述，梁思礼口述；吴荔明、梁忆冰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
4) 女儿忆梁启超：教育原则是褒多于贬，鼓励为主，北京青年报。作者吴荔明为梁启超外孙女、梁思庄的女儿、北大教授，著有《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等书。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2-25/4592461.shtml
5) 唐山，怎样成为人民的城市——1948年唐山解放的往事，环渤海新闻网专稿 (本报记者 角志伟、丁建国) http://tangshan.huanbohainews.com.cn/system/2008/12/11/010234874_02.shtml
6) 开滦矿务总局时期历史人物——魏肫，（开滦档案馆）
http://www.kailuan.com.cn/wbwzgl/files/2012/1/1_201211783900.shtm
7) 我是积水潭里的一滴水——北京积水潭医院第四任院长荣国威专访。
http://dlh110.blog.163.com/blog/static/283198082007770328169/
 新发现的船政大臣组照，背后的自强故事浮现——百年前福州人掀起首次开矿热，福州晚报20110225期， 刘琳 杨勇/文魏延年 杜立言/供图
http://bbs.fzen.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printable&tid=132613
9) 魏瀚，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23116.htm
（本文由周靖提供线索和部分口述，新疆老李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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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戏剧死了
星期六 五月 25, 2013 9:48 am
作者小识：这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翻找旧物，看见了《方法》杂志编辑的用稿通知。可是不久这个杂志就被迫关门了。重读此文，现在无人再关心戏剧死活了，如今死去的，何止是戏剧！既然“神马都是浮云，也就没有必要为它招魂了。可是文章还希望大家看见，想一想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死去了！
戏剧死了——我指的是当下的中国话剧。
戏剧死于电视（真的吗？专家都这样说，可倘若电视有知，会大叫冤枉的），死于卡拉ＯＫ三陪小姐歌厅舞厅生猛海鲜摇滚乐迪斯克江畔街头昏昧小巷野妓冰冷的肉欲中（在世纪末的狂欢中，在物欲和肉欲中，死去的何止是戏剧），死于媚上邀宠粉饰矫情记者红包专家盛宴胡吹滥捧死不要脸新闻联播瞬息一闪的荧屏上，死于腐败成风道德沦丧（文人之无耻谓之国耻，官人之无耻谓之国殇）指鹿为马信口胡吣袖里乾坤覆雨翻云权力金钱公然而无耻的交易里……戏剧的死尸如同纤弱的芦苇在冰封的湖面上摇曳，在世纪的黄昏中泛着凄冷的白光。戏剧是彻底地断气了！
唉，这个世界上还曾有过戏剧吗？谁在某剧院的正面墙壁上搞了几个人物浮雕，那都是谁呀？什么？莎士比亚、易卜生、汤显祖还有曹禺……他们是干什么的？哦，他们是拍卖行的老板，或者他们象用过的旧家具一样正在被拍卖？怪不得他们在拍卖行诡谲暧昧的霓虹灯光下自惭形秽地隐入了黑暗之中。剧院前，地下商场的大门象一个怪物的血盆大口张开了，它的前吻紧抵着剧院的门阶，凌厉的巨齿上淌着贪婪的涎水……这是一个象征。这个巨大的怪物象土行孙似地从地下冒出来，它的广阔的脏腑在地下，那里沸腾着无穷的物质欲望，那里燃烧着不尽的红尘繁华。沸腾和燃烧使这个怪物口渴难忍，它的口张开了。它首先要吞掉戏剧艺术，这个刚刚谢花却虫痕斑斑的小干巴果子虽然不起眼儿也可以稍稍解一下渴吧。然后呢？所有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其中有一种叫诗歌的小黄瓜扭儿，一切称做精神的可以解渴的玩艺儿统统他妈的”米西“，最后从肛门里泄出来，叫满世界都涂满物欲的大便。人呢？人哪里去了？看吧，在这粪便里扰扰攘攘蠕动扭结的蛆虫－－这就是人，被称为万物灵长的当代的人。
这是世纪的黄昏，我在冰封的湖面上徘徊，细数戏剧的尸身。它们只是一株株芦苇。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还有老舍和曹禺……无数无数的芦苇啊，蒹葭苍苍，曾经青春过繁荣过的芦苇，而今干枯萎黄，被人遗忘，再没有一点儿活气了。
戏剧死了。
下面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象一个不可置信的神话：
１８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在法国的巴黎由一个叫泰洛的男爵倡议举办了一次剧本朗诵会。这次朗诵会在一座沙龙里举行，这是一个有着”金百合花“的房间，出席这次朗诵会的都是一些令后世的人们高山仰止的文坛泰斗，其中有大仲马、巴尔扎克、梅里美……年仅二十七岁的维克多•雨果朗诵了他的剧作《玛丽蓉•德•洛尔墨》。”他读得很出色……引人注目的是他那苍白而美丽的面容，尤其是他那凝视而又有些漫不经心的目光不时地象闪电一样炯炯放光……“雨果读完后，沙龙里可以听到含糊不清的叫喊和一片嘈杂的兴奋的私语。雨果的朋友、诗人和评论家圣佩韦围着魁伟的雨果团团转，大名鼎鼎的大仲马欣喜若狂地乱挥着他那双大手，他把雨果抓起来，用大力士般的劲头把他举起，高喊着：“我要把你抬到荣誉的顶峰！”……这场欢乐的闹剧直到后半夜二点才结束。
三天之后，另外一个作家德•维尼朗诵了另一部剧作。在朗诵会上，仆人们不停地通报伯爵和男爵们驾到。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和自由主义者们为作家们天才的作品而倾倒。
维克多•雨果是幸运的。他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开始他的文学活动，他打出了浪漫主义的旗帜和僵化保守的古典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马上成了文坛的明星和浪漫主义流派的旗手。那时候还没有电视，贵族们坐着轿式马车相互拜访，剧院是整个社会中枢神经的一部分。一个天才的作家以他强有力的手拨动这根神经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将为之震颤和发狂。
可是那时候仍然有检查机关。雨果的剧本虽然被法兰西剧院通过，但检查机关却禁止上演，部长也赞成这一禁令，他认为剧中路易十三的形象对君主制是一个威胁。雨果认为自己没有违背历史的真实，因此把部里的决定呈报国王查理十世，向国王进行申诉。国王接到雨果的申诉之后，召他到圣克鲁城堡觐见。接见时国王对诗人十分崇敬。诗人坦率而恭敬地陈述了意见，国王回忆了从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君主专制时期被迫缄默的在野党企图用剧院宣传他们的政见。国王答应亲自审阅第四幕－－被认为“危险”的那一幕。很遗憾，国王阅读了这一幕后竟肯定了禁令的正确，《玛丽蓉》仍不许上演。但是，国王对诗人仍然表现了极大的尊重，没有定他“恶毒攻击”罪。由于他的创作被禁演，政府拨给他每年二千法郎的抚慰和赔偿款项。但是，高傲的诗人竟然写信给内务部长大义凛然地予以拒绝：“阁下，敬请转致陛下，我祈求他赠予我新的恩泽时允许我保留原来的观点。”
世上竟有如此宽仁大度的国王和无法无天的文人吗？这个狂妄的疯子，不战兢兢跪在丹墀，口称“陛下圣明臣罪当诛”，却拒绝皇家的恩赐，公然申明要坚持原来的观点，这在我们东方古国是可以思议的吗？我听说并目睹了很多文字狱，有的被诛灭九族，有的被判处“永世不得翻身”，有的是皇上的御旨，有的……恕我不明说了吧。东方的统治者向来不把文人和艺人当人，因此，西方的文人－－即使是处于君主专制下的雨果这样的文人也充满了自由意志和蓬勃的创作精神；而东方的文人，不是阐述圣王的箴言就是缩在贝螺壳里苦吟一己的哀乐。卑贱而畏葸的灵魂啊，除了媚上和自恋，你荧豆般的微光还能在哪里闪耀呢！
戏剧死了。
死于拜金主义的社会环境，死于肮脏的评奖和可耻的交易，死于自身的堕落和苍白，死于和大众生活与感情格格不入的粉饰与矫情……这样的戏剧死就死了吧，何必为它招魂！
如果说戏剧史上还有英雄主义的激情和对光明的热烈赞颂与向往，而今我们有的只是无耻的粉饰和灰暗的呓语；如果说戏剧史上还曾有过一片明净的蓝天使灵魂得到栖息和遨游，而今我们只能拥有一座蛙噪虾争的池塘；如果戏剧舞台曾使人类在摆脱兽性的哲学思考中做过许多辞采飞扬的理想主义的大文章，而今我们却在用戏剧为一个荒谬的丑陋的时代做拙劣的整容术；如果说我们的前辈还可以用戏剧写就一部即便不完整但却较为可信的时代的编年史，而今我们却象可鄙的奴仆为某位长官的升迁垒砌台阶……死吧，戏剧，没人为你招魂！到棺材里去，到坟墓里去，无须穿上时装，把苍白丑陋骷髅般的死脸给别人看，我们不要看你这丑死人，滚开，快滚开！
至于我，我在冰封的湖面徘徊，我抚摸着干死的芦苇……这久远的芦苇，浸满历史的风霜，是大师们的手将它们栽下，秋风秋雨中，总使人忆起它们青春的岁月；芦花飘飞中，总使人恍然看到它们一度辉煌的倩影。哦，我认出来了，你这株叫做《爱尔那尼》的芦苇，仍然出自幸运的雨果之手……
雨果的又一部剧作《爱尔那尼》动笔于１８２９年８月２９日，完稿于９月２５日，９月３０日向朋友们朗读，１０月５日提交法兰西剧院，没有表决即被通过。检查机关虽仍然持反对态度，但事情得到了解决。剧院为补偿雨果因《玛丽蓉》所受的损失，决定提前上演《爱尔那尼》。
幸运的雨果烦恼也是够多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如牛负重，疲于奔命，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了。法兰西喜剧院，《爱尔那尼》，排练，明争暗斗，男女演员，报纸和警察局的诡计，再加上我的私事，仍旧象一团乱麻……”雨果为了家产的事情要和人打官司，这耗尽了他们夫妇所有的积蓄。这时的雨果已经成了四个孩子的父亲，他们的抽屉里只有五十法郎了。为了摆脱困境，《爱尔那尼》的演出必须成功，小了说，关系到雨果夫妇能否摆脱艰窘的日子，大了说，能否让浪漫主义的新军攻克古典主义的坚固壁垒。雨果夫妇全力以赴，他们要让“自己的大军”完全占领法兰西喜剧院的观众席。他们串联观众，制定计划，甚至安排了浪漫主义的中坚分子做指挥，坚决制服可能喝倒采和起哄的古典主义分子们。整个活动有如一场战役。
是的，雨果的军队是足够庞大的。每一个初出茅庐的艺术家为了他们的旗手免遭古典主义顽固派的进攻都振奋起来了。负责招募队伍的人口袋里装着红纸片，上面印着神秘的号召：“剑啊，醒来吧！”雨果的妻子安黛儿在自己的寓所每天都在接见不修边幅的年轻的艺术家们，他们是丈夫的崇拜者，是浪漫主义的斗士。
１８３０年２月１５日，法兰西喜剧院正式上演《爱尔那尼》。剧场里，两派力量剑拔弩张，为了对付古典主义的阴谋，雨果的“军队”甚至表现了某种强横的气势：“只要不是表示赞赏和激奋，无论谁，哪怕是一个手势，一个动作，一点响声，他们都不允许。”这种强横和霸道在艺术的欣赏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不是靠权势压服，而是两种艺术流派在较劲。请看当时一个演员的两则日记：
“疯狂和倾轧。甚至上流社会的女士们都被卷了进来……苹果不知从哪儿纷纷抛到池座里，同时喧闹不已。”
“剧场里座无虚席，唿哨声越来越响；这叫人不能理解：既然剧作糟透了，为什么还要来看它？可是既然乐于来看，为什么又要喝倒采……”
雨果的幸运，在于有“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两派为了他的一部戏剧在争执，吵闹，互不相让，甚至公然对骂，大打出手。可是现在你进剧场看一看，哪一部戏有这种幸运？在任何一座省会城市里，剧院基本都是关门的。来到一座城市，想看一场戏剧演出来消磨一个夜晚，恐怕只是一种梦想。有剧院，但没有演出，没有戏剧。戏剧演出，或者所谓的“戏剧节”，都是在圈子里进行，是戏剧界和演艺界的自娱自乐，自吹自擂，和广大的民众没有关系。在这样的剧场里，我们听到的是礼貌而冷漠的掌声（在谢幕的一刻），睡觉的鼾声和情侣的低语声（在演出进行中）。尽管演出中，人们漠然、慵倦、漫不经心，可是幕后的活动却异常热烈紧张，渴望获奖的编导和演员，收受红包然后大唱赞歌的的“专家”，受命为某部戏鼓噪的记者以及代表某地的宣传和文化官员们都绷紧了神经，国帑在糜费，交易在进行，繁荣之歌响彻云霄，老百姓只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戏剧的繁荣。
亲爱的观众（如果有亲爱的观众的话），扔几个苹果吧，吹几声口哨吧，喝一句倒采吧，甚至骂两句吼两声吧……没人有这种热情。一个颇负声望的戏剧专家说：目前，在戏剧界引起一场学术争论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再关心戏剧，戏剧在人民中死去了。
无论如何，在十九世纪的法兰西，雨果在戏剧上成功了。他的成功是双重的：名声和金钱。幕间休息时，在剧院的广场上，出版商莫姆建议雨果以五千法郎出让剧本的版权。“可你这是未见兔子先放鹰啊，成功的希望可能不会太大。”雨果说。那个出版商回答说：“成功的希望在增加。在第二幕时我只决定给你二千法郎，第三幕－－四千，现在我打算给你五千……我担心五幕之后我得给你一万。”
当时人们认为，文学家致富的捷径是剧院。一个受欢迎能演五十场的剧本，每场现金收入二千法郎，总收入就是十万法郎，作者从中可得一万二千，而且还能得到五千法郎的出版稿费（《爱尔那尼》印行三版，雨果得稿费一万五）。而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只给雨果带来这笔总数的四分之一。再说，雨果懂得剧院可以而且应该产生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剧院就是讲坛，戏剧就是演讲。在这个暴风骤雨的时代里，君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还未曾在街垒中对打，而是在剧院里厮杀。
哦，永逝的辉煌！
可是你讲这些干什么？象一个没落的八旗子弟缅怀祖先的荣光，你难道有雨果那样的天才吗？别哀叹生不逢时，你不也刚刚发表一部剧作吗？你得了多少钱稿费？噢，这点儿小钱，或许够坐进酒吧喝一小杯洋酒。但我劝你不要这样消费，你不如去洗一次桑拿浴，叫桑拿浴小姐用纤纤玉指搓一搓你肋骨条条的小身板儿。出了桑拿浴，你往东走（当然往西也可以），用剩下的钱买几斤山楂，二斤白糖，回去叫老婆支上大锅，蘸冰糖葫芦卖，我保证你比写剧本赚得多。
此文写过三年之后，冰糖葫芦的生意尚未开张－－文人做事总是瞻前顾后，除了百无一用一支笔，真就难以发财－－又闻某著名剧院万金求剧本，又跃跃欲试起来。可铺排开来，又颇费踌躇，难以下笔。剧本如何写是好？真真不知向谁求教了。剧院万金求剧本，可见写剧本的人纷纷落荒而去，剧本太少了。可是外面的大环境依然如故，繁荣戏剧艺术，岂非提棒子叫狗，越叫越远！
唉，卖冰糖葫芦还是卖剧本，真叫人难以决断……
来源: 共识网 2013-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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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仪为何至今独身
星期六 五月 25, 2013 9:03 am
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前吴仪副总理在我担任全国青联常委、中央电视台一台大型文艺晚会的总策划时曾被我邀请参加一次活动，平易近人、亲切待人的她如邀参加，在晚餐上有人提议让我以吴仪总理的头发白了为题即兴作一首诗，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吴仪的头发已经白了，她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康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与心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一位口碑极佳的好总理，于是我当场以吴总理的头发白了为题，即兴赋诗一首，吴仪总理听后，笑的是那么温暖又那么挚诚和谦虚，那次是我点的菜，她特别喜欢吃东北的农家菜，我即兴赋诗大约有几句是这样作的：吴总理的头发白了，您把头发里青春的墨汁都留在了哪里？留给了岁月沧桑的笔迹，留给了风雨年轮的回忆……吴总理的头发白了，您的白头发变成了一段段闪光的传奇，变成了一页页辉煌的日历，变成了一条条默默追求的小溪……许多人问我吴仪为何至今独身，我把李莉写的一篇文章摘录如下，在里边您就会找到答案……
吴仪直爽的性格，使她个人的一切透明度很高，唯独留下了一个大问号：“感情如此丰富细腻的人，为什么始终独身?”她的回答很简单：“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就不必勉强，一切顺其自然吧。”
年轻的时候，吴仪喜爱充满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苏联文学。一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不仅使她毅然选择了石油专业，而且在她心中留下了像特曼诺夫那样的白马王子。后来她说：“可能我把生活过于理想化了，其实白马王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就这样，年轻时过于理想化的爱情观和繁忙的工作，令吴仪一直没有寻找到爱情的温馨港湾。吴仪常说自己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她性格开朗、兴趣广泛。在北京市的几次钓鱼大赛都拿了冠军，惹得那些男同事说：“这鱼看见吴仪漂亮，专往她那里游。”
自从她担任了领导职务以后，许多人都问她：“您手下的那些男人服您吗?”吴仪笑着回答：我一直和男同事相处得很好。她重感情、体贴下属，有男领导少有的细心之处。但工作起来却从容而果决，充满大将风度。有一位省长曾评价她说：“讲原则、重实干，我们的好部长吴仪;讲义气、重感情，我们的好大姐。”
早年的亲友们，对于吴仪年轻时的仪表，很少使用“漂亮”这个词。
祖籍湖北黄梅的吴仪，1938年深秋出生于武汉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人丁单薄，上面只有一个大她8岁的哥哥。父母早逝，吴仪几乎是哥哥一手带大的。少年时代她和哥哥四处迁徙，一度寄居在重庆的亲戚家，之后跟随哥哥去了兰州，并在那里进入兰州女中(现兰州27中)读书。
兰州女中老校长曾回忆，那时的女生多留长辫，吴仪却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子。“班花排不上她，我都没有注意过她穿不穿裙子。”吴仪北京石油学院的大学同学回忆道，“她瘦，皮包骨。”那时吴仪是班主席，当时班上有将近40个人，只有8个女生。“她一直是短发。”吴仪的大学辅导员说，“大学时候的吴仪，一直被人叫作‘假小子’”。上世纪90年代，一名采访过吴仪的记者这样描述她的长相：“吴仪长得挺帅，皮肤白皙，五官端庄。线条虽然略硬了一点儿，却为眉宇间添上几分豪爽之气，使她的面孔更加生动。”
1988年，吴仪在电视台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候选人亮相时，便穿着夹克，戴着黑方框眼镜。吴仪后来承认，她和一般女士在爱好上有一些不同：“我不像别的女同志那样喜欢逛商场。”但是，吴仪爱美的天性却和别的女性没有什么区别。1991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仪和99位正副女市长聚集杭州，成立中国女市长联谊会。当天晚上，53岁的吴仪在出席晚宴时，冷不丁穿出一袭漂亮的旗袍，顿时点亮了以中性着装为主的晚宴。
媒体曾这样描述吴仪的仪表衣着：“她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总是衣着典雅，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国家强大，是实干出来的，不是空想出来的。”她对于现实主义的履行便是崇尚实干。她形容自己第一是肯干，第二是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她常说：“人前的潇洒是用人后的艰辛劳动换来的。”
1967年的北京东方红炼油厂 (后改名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连个村庄都没有。不满30岁的吴仪以技术员的身份，坐着一辆212吉普车来到这里。她打眼放炮，开着推土机拓荒;她在机器轰鸣的常减压车间里当过司泵工，在一次事故中，她被气浪弹飞了出去。后来，吴仪回忆道：“一叶孤舟在人生的汪洋大海里漂浮，要善于找到自己心理上的平衡点。一旦找到了，别人就不能动摇我。我比较顽强，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不能让舆论左右我。一个单身的女人，没有这一条，很难坚持下去。”
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仪的身上便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年轻时的吴仪，是一个“文学青年”。尤其对苏联文学情有独钟，以至于一部关于石油工人铺设西伯利亚输油管线的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决定了她对专业的选择，一辈子干石油工业。随后，苏联电影《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那位精明强干的女厂长，又成为她刻意追求的楷模。
理想主义甚至影响到了她的婚姻。吴仪一直未婚，她曾这样解释，说自己当年看苏联小说太多了，把爱情过于理想化，因而错过了婚姻。“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就不必勉强，一切顺其自然吧。”吴仪说。
最后，让我把我创作的一首新歌《公仆》献给我敬重的吴仪大姐，吴仪的眼睛是中国最美的晴空，她让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昨天、今天和未来一道道最炫丽的彩虹，并祝吴仪大姐您永远健康快乐！等我们下次团聚时我送您我新出版的诗集和唱片！
张俊以 来源：人民网强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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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意识——宇宙化了的审美的生命意识
星期六 五月 25, 2013 8:58 am
宇宙意识——宇宙化了的审美的生命意识
冷成金
一、宇宙意识及其演变
１、宇宙意识就是一种宇宙化了的生命意识
《淮南子·齐俗训》：“往古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宇宙意识就是一种宇宙化了的生命意识，它贯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思想中，而成为潜在的丰富而深厚的美学意蕴，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不同的内容形态。李泽厚先生在其《走我自己的路中》说:“中国人的宇宙意识,本就是渗透情感,中国人将整个宇宙生命 化,情感化,另一方面又将人的生命宇宙化,自然化。”
２、宋代以前的宇宙意识的发展
有限与无限的冲突，永恒的话题以及带有悲剧感的自我意识。
①孔子曾临川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宇宙成了一种外宇宙与内宇宙合一的大宇宙。屈原《天问》一口气就对天、地、神、人等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余个问题。在《离骚》中，《离骚》的后半部，诗人一直在幻想的广阔天国世界遨游，上下而求索。
②魏晋之际《古诗十九首》是这种意识的典型表现。在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中，境界“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的平淡冲和的景象，是庄子所指引的“身与物化”的宇宙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就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称为无我之境，并赞其“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③初盛唐诗歌中的“宇宙意识”，体现了老庄“天人同构”的思想，流露出无限的惆怅，表现出了很幽深的困惑和孤独的特点，但同时又洋溢着青春气息，
④中唐以后的宇宙意识体现了对历史的的深沉的思考。
⑤宋代宇宙意识的理性色彩。
二、唐诗宋词中的生命意识
１、初唐诗歌中的宇宙意识
王勃的《滕王阁诗》：“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则于《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受启发,将江河之无穷与人生之短暂相比照，表现出对人生短暂的淡淡的伤感。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白头吟》（又名《代悲白头翁》），这首诗可谓青春的歌唱：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直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宇宙意识不是对宇宙的客观描写，而是对宇宙的审美化观照。
理解上面两首诗的关键有两点：一是人与宇宙的紧密契合；二是人与人在情感在对宇宙的观照中获得了天然的合理性、合理性。
李白诗歌的宇宙意识。
他可以在酒和诗中来追询天地人生：“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砏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䎬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蜀道难》）
对宇宙的探索，时空交错，家园的寻觅。宇宙的生机、力量与人格、精神的张扬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③在宇宙意识的映衬下展示伤感与悲叹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
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灞陵行送别》）
2、宋词与宇宙意识
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和人类思想的发展，出现在几百年后宋人作品中的“宇宙意识”，更加充分地表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云：“客亦知夫水与月乎？……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这种徜徉在清风明月的怀抱之中而感到无所不适的快乐，这种融通了人与宇宙界限的意识观念，标志着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一部分士人，已逐步从前代人的困惑、苦恼中解脱出来，达到了一种更为“高级”的“超旷”的思想境地，反映出这一代身受多种社会矛盾困扰的文人于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心路历程之后，在思想领域里已经找到了一种自我解脱、自我超化的“途径”。《前赤壁赋》里,苏轼在“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浩瀚江面上“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获得了“浩浩乎若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受,陶醉于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中,达到了物我同在的审美境界。作者主体精神的高举飞扬,升华为人与宇宙相和谐的宇宙感和生命感。“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欢愉,“渺渺兮余怀”的淡淡哀愁与“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悲凉、幽怨，在悲喜交替的情绪迭变中,注入了作者遭贬黄州的苦闷,折射出不甘沉沦，执著于建功立业的理想。苏轼宇宙意识中的人生思考并未停留在唐人情感抒发的层面上,而是超越了感伤,在理性高度上给予观照。
苏轼的理念源于《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理论,其相对论的辩证观,又给苏轼的宇宙意识增添了思辨色彩。这标志着宋代士人受佛道思想影响,其中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受挫后,为寻求解脱，执佛老思想为工具,逐步从前代人的困惑中摆脱出来,从而达到了更为“高级”的思想境地。《水调歌头》中秋词，是苏词代表性篇章之一。词中，作者既揭举了“更绝尘寰的宇宙意识”，又屏弃那种“在神奇的永恒面前的错愕”心态。此词是苏轼反对熙宁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写的，虽然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但词的基调并不悲愤激昂，也不是沮丧灰暗，而是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表现了一种旷达的精神。 开篇把酒问天，乃是对永恒存在的向往，在这永恒存在的对映下，不可避免地变化着月的阴晴圆缺、人的悲欢离合。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须怨恨了。在这里，词人把人生现象和自然现象，人生哲理和自然规律等量齐观，泯灭了物我界限，从大自然中得到了安慰，摆脱了人生苦恼。作者的世界观并非是完全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而是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娱”的生活意义。所以，尽管本词基本上是一种情怀寥落的秋的吟咏，读来却并不缺乏“触处生春”(赵翼语)的韵味。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张孝祥的《念奴娇》，以他高洁的人格和高昂的生命活力作为基础，以星月皎洁的夜空和寥廓浩荡的湖面为背景，创造出了一个光风霁月、坦荡无涯的艺术意境，展开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天、地、人“三才”的传统宇宙结构境界。
张孝祥还善于以赋为词，他的《念奴娇·过洞庭》隐然便是一篇《赤壁赋》：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疏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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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 党国，军国，民国与中共的政治改革
星期四 五月 23, 2013 10:47 am
党国衰亡
党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随意识形态的消亡而消亡。当革命史观盛行，共产主义信仰在人民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党国是最适当的统治方式，拥有不可质疑的权威。但是，随着信仰的崩溃，党国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战。原因很简单：人们不愿服从一个他们已不再相信的权威。1987年，笔者曾对中国信仰崩溃的前景做过如下的描述：“文革的结束似乎预示着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文革不仅摧毁了孔教---中国的过去，更使人们丧失了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所谓未来---的信念。过去被摧毁，未来又丢失，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地狱的边缘：它既不属于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马克思。在文革动乱年月之后，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之风流行全国，那些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既不忘记也不宽恕的文革幸存者已把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理想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现实主义的国家。什么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敢做。作为极端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怕天谴，也不担心灵魂下地狱。” 25年后重读这段话，似乎它更适应今天的中国。
中共的当务之急是收拾人心，重建政权的合法性。王希哲先生说，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观念。这不正确。因为它无法解释历代王朝末期的造反起义。文革结束后，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它的经济成就上。但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分配不公和官场腐败，很难确定经济成功到底是加强还是削弱了这一合法性。可以说，中共正面临建政以来的最大的执政危机。左派领袖张木生指责政府“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自由派作家沙叶新声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温家宝多次呼吁政改；官方人民日报也表示：“宁要不完美改革，不要不改革危机。” 所有这些呼吁，标志着朝野各派在改革的迫切性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军国崛起
军国是党国意识形态崩溃的产物。它是一个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维持的政权。在中国，当人民相信政府的时候，统治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它不需要军队，也不依赖法律和宗教。一旦信念崩溃，暴力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以实力为后盾的军国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秩序。这是中国最稀缺的产品。“共产党坏透了，但还看不到比它更好的。为中国老百姓计，还是共产党多存在一些时候好。” 二十年前余英时先生曾这样告诉笔者。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就算共产党是个大土匪，十恶不赦，它至少还有管理千百万小土匪的功能。“在我之后，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说这话时，似乎已经看到了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没有法律，也没有灵魂的国家。这个国家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
党国之后，必然兴起的是军国。它的初级形式是警察国家，最后阶段则可能是军人独裁。近年来中国的维稳经费以几何级数增长，体现了中国社会从党国到军国的演变。必须承认，毛泽东时代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是成功的。被奴役而深感幸福，靠的是思想和信仰的力量。群众专政廉价高效，既让奴隶享受主子的感觉，又能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神经细胞。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大哥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人不是，其功能远比今天遍布全国的摄像头有效。党国绝不会允许花费两亿人民币看管一个瞎子却让他跑掉的笑话发生。即使要镇压，它也不会忘记收取子弹费。时光倒流40年，受地方政府迫害的盲人陈光诚不会逃进外国使馆；他会到北京去找毛主席告状。
与党国不同，军国以金钱和暴力控制社会。如果说凡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不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如六四、西藏和08宪章---则是敌我矛盾，必须诉诸于坦克和监狱。在政治上，党国和军国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党国热衷于开会，军国忙于出警；党国提倡运动，军国反对折腾；党国喜欢政治委员，军国依赖国保大队。
军队是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注定了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军人掌权不符合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不同于东欧—苏联解体的先验模式。但它是中国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中共经济上太强大了，很难想象它会像苏联-东欧那样由于经济压力崩溃。另一方面，它在法统上和道统上又太虚弱了，一次失控的民变就可能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倘若类似天安门事件的动乱再次发生，需要军队开枪镇压，我相信军人不会再听从党的命令，除非下令者是他们信服的军事强人。从去年的埃及事件中中国军人已经看到，他们的命运并非注定要做刽子手或替罪羊。凭借一纸“绝不向人民开枪”的声明，他们就可以坐收渔利，接管政权。这种既得民意，又得实权的好事，中国军人没有理由拒绝。结论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党绝对指挥不动枪；一旦突然事件发生，只能是枪指挥党。
遥远的民国
民国---民主中国---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后阶段。民国的拥护者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宪政民主为目标，从而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可惜的是，他们的理想太超前，远离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今天的自由派，恰如上世纪40年代末被西方视为“第三种力量”并加以扶植的民主人士，是一群政治上的边缘人。他们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经济上缺乏独立，喜欢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动。由于对话语权的控制，他们经常陷入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民意。他们熟读西方经典，鄙视中国现实。他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却忘了考察两位先生生长的土壤。他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们设想的起点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后终点的公平；中国老百姓理解的正义也不是他们热衷的程序正义，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义。他们最不愿意承认的是：在权利和金钱之间，中国人宁愿选择金钱；在腐败与道德之间，人性本能趋向腐败；在奴役（太平犬）与自由（乱世人）之间，人民无疑会选择奴役。
海外民运抢占道德制高点，主张以一切手段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为说服中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他们断言中共的崩溃不会导致中国崩溃，强调东欧天鹅绒革命推翻政府却没有打碎一扇玻璃。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动茉莉花革命，不顾革命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徐文立指示：中国民主党目前的任务是参政，议政，准备执政。胡平断言：没有政府，也比共产党好。夏明主张：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举止失措。这里不禁使人想起拿破伦的一句话：“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 。这里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共搞乱，就算有，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共崩溃以后他们有能力收拾局面吗？如果有，靠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办？笔者早年参加并长期关注民运，看到的现实是，不足两百人的民运圈，分裂成几十个组织，有至少四个总统和数不清的主席。他们不是热衷于清理阶级队伍抓特务，就是全心全意为新移民服务办政治庇护赚钱。当然，其中也有比较专业和敬业的，他的工作是每周五定期在家里开总统记者招待会。
共产主义与人性
相对党国来说，军国是一个进步。它虽然也压迫人民，但并不试图改造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传统社会。我们知道，传统专制和共产党专制的基本区别是前者只关心如何统治，后者却致力于创造新人类。“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 从1949到1979，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别了共产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天堂，却把他们带进了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而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他们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如果不偏离常识，共产主义的灾难本来应该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并不复杂，它的答案已经隐藏在一个孩子的幼稚问题中：“既然共产主义是科学，为什么不先拿动物做实验？”
以反腐收拾民心，反日收拾军心，党内民主收拾党心
除非革命爆发，改革是中共的唯一选择。但中共改革的道路不会与东欧、苏联、台湾和南韩一致。它会走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改革的前提是危机感和自信心，二者缺一不可。那些相信中国模式会成为世界潮流的人不会改革，因为他们没有危机感；同样，那些草木皆兵、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党政官僚也不会改革，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心。改革的开启者必是那些既能掌控局势，又对现存体制弊病有深刻认识的人。胡、温十年在政改上不作为，与他们脆弱的权力基础有关。对于中共这个有浓厚血缘传统的政权来说，他们不是婆婆，甚至不是小媳妇，他们只是主人请来的管家。与胡温不同，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是真正的自己人，在体制内有强大的人脉关系。如果强势接班，习近平非常可能改变目前这种权责不分、混吃等死的状况，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发动者。近来中共对钓鱼岛事件的强硬态度，一反不折腾的既定方针，明显带有习的风格。这种风格人们在他的南美讲话中已有所领教。不顾温家宝是中国首富的传言和习近平家族有28亿资产的报导，中共决定高调查处薄熙来贪腐案，表明了当局背水一战的决心。以反腐收拾人心，以反日收拾军心，最终完成对权力的全面掌控，似乎是习近平的接班步骤。我相信，习近平会在十八大后提出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政改方案，用选票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从而收拾早已涣散的党心。
神医遍地
如果说政改的前提是自信心和危机感，它成功与否则取决于改革方案的选择和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像一台成功的手术，医生的医术固然重要，病人的体质也不容忽视。今天的中国，正如学者雪珥所说，是神医遍地，药方满天。他们中有毛左，也有极右。药方有重庆模式（张宏良），新民主主义（张木生），基层民主（李凡），递进民主（王力雄），党内民主（李锐），也有推倒重来的多党民主（胡平）。比较有影响的是宪政民主的主张，它们中又分为君主立宪（金复新），党主立宪（方绍伟）和民主立宪（张千凡）。这些人中或许真有扁鹊，华佗，但更多的恐怕却是兽医、屠夫改行，拿着屠刀当手术刀。考虑到眼前的病人不仅病入膏肓，而且肥的流油，以及医患双方历史上的恩怨，他们的医德比医术更令人担忧。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
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救赎，它的前景取决于这个党是否能够超越自身。中共以群众运动起家，骨子里相信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它对武力有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教条。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从来就是少数人创造的。爱因斯坦之所以发现相对论，巴菲特成为股神，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相信群众。正如芦笛所说，无论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还是伟大领袖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都是人类发明的最大谎言。这些美丽的谎言之所以永远不会被拆穿，只是因为所有的政客都需要媚俗，知道歌颂人民是通往权力的最佳途径。事实上，人民并不神圣，政府未必下流。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一群乌龟竞选，只会选出个王八做主席。中共若想成功改革，必须克服人民拜物教，依靠精英，不相信群众。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把党军变成国军。国家要长治久安，军人必须退出政治，不对政府指手画脚。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终只会导致动乱。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军队的义务是保卫国家，不是干预政治。
三重盔甲还是三道陷阱
重庆市长黄奇帆最近谈到的中国经济的三重保险---三万亿外汇储备，三万亿税收潜力，三万亿可变卖国有资产---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来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使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感到沮丧。非常可能，三十年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这条船已驶过了因饥饿贫困而反复陷入动乱的历史三峡。如果说传统的王朝大多是饿死的，本朝很可能死于饕餮。一旦处置失当，中共引以自豪的三重盔甲也可以是三道陷阱。巨大的财富引起巨大的贪欲，在利益诱惑下，社会道德全面坍塌，执政党的腐败变得不可遏制。王朔曾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MONEY IS NOT EVERYTHING；WITHOUT IT YOU ARE NOTHING。）这句话已经过时了。今天中国人民信仰的箴言是，借用一句薛蛮子的话，MONEY IS NOT EVERYTHING；IT IS THE ONLY THING。
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蔓延中国的，是全民的腐败，或用孙立平的话，社会溃败。政府腐败的根源是人民的腐败；暴政的基础是人民愚昧。好友芦笛曾说，共产党前30年教人残酷，后30年教人贪婪。此言不虚。50-60-70后是喝狼奶长大的，擅长阶级斗争；80-90-00后是喝地沟油长大的，习惯坑蒙拐骗。在今天的中国，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大众文化。社会上已经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美国有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匮乏。中国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除去政治因素，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与美国四大自由相比，中国的十大自由显然更符合人性，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它是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真正的普世价值。
人性是复杂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专制人格更是如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这是文明社会正常人的反应。在毛泽东的中国和今天的北韩，我们看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我们从小被教导：向往自由的人是杀不完的；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站起来。六-四的现实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躲起来。当镇反处死几十万人，反右迫害几百万人，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革株连上亿人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反抗。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信念。在信念崩溃的今天，不顾政治生态、人权状况、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现实，人们起来反抗、斗争、维权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由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反抗过。一切都颠倒了，王朝的气数好像又走到了尽头。
三民主义：顺民，刁民，暴民
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中国人是刁民；动乱革命时，中国人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细读历史，我们看到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林语堂形容中国人是朝儒，野道，临死信佛，兼三重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以后，中国已无顺民。有的只是公民面貌出现的刁民和潜在的暴民，他们也是目前国内维权运动和海外民运的主力。刁民一词在此并非完全贬义，它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准确地说，刁民是专制制度下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刁民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遗憾的是，中国人努力了三千年，经历几十次改朝换代，始终没有迈出这向上的一步。
升米恩，斗米仇：财富的诱惑
改革最大的难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是弱势团体的膨胀。对一个乞丐持续施恩，他第一反应是感恩，续而是抱怨，最后则会反目。这就是古训“升米恩，斗米仇”的道理。对一个行将饿毙的人，你给他一升米救命，从此不再往来，他会感激你一辈子。你若再给他一斗米，则会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想到你仓库里还有许多担米，并坚信---如果他读过马克思---它们都是剥削来的。于是革命发生，剥夺者被剥夺。
这就是中共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觉悟了的人民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们朝着发财的路上迅跑，不喜欢看到别人---尤其是他们的公仆---比他们更光荣。（BBC记者曾指出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远高于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是一个富人俱乐部。两会发言人辩解：邓小平讲致富光荣。记者反诘：那是不是也太光荣了一些呢？）从薄熙来事件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政治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俱乐部。委员们本身可能清廉，但他们的家族成员却无不生活在腐败之中。这是一种像空气一样弥漫的制度性的腐败，没有人可以抗拒。笔者不幸认识几位红二代子弟，知道他们的财产来的是多么的不可抗拒。罗素说：“我之所以有道德，只是因为还没有受到足够大的诱惑。”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国家。我不去中国，因为我知道自己经不住那样的诱惑。
先共和，再共产，最后共管
共产党最怕的，是共产主义。此话听似荒唐，却是事实。在完成人民公仆向亿万富翁的转变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两方面的挑战：均贫富的传统和共产主义的正统。公仆小保姆搞改革，把自己变成了胖主妇，于情于理的确有亏。但考虑到改革一开始就是在小保姆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的结果又并非不可思议。可以确定的是，此时此刻的胖主妇的确是不想折腾了；她真诚地希望和谐社会。问题在于，你不想折腾，别人未必不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既然你扛了一面以均贫富为宗旨的共产主义大旗，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杜牧总结亡秦教训：“灭六国者，非秦也，乃六国也；诛秦者，非天下也，乃秦也。” 汤恩比研究文明兴衰得出结论：那些使一个文明兴起的原则/主义，往往就是使它灭亡的原则/主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共产党是靠共产主义起家的。它能逃过被共产的宿命吗？1924年，民国政治家郑孝胥提出三共论，先共和，再共产，最后共管；预言共和灭大清，共产灭共和，最后归于共管。多年以后，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和芦笛分别写了三本政治预言小说，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在核战争中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据我所知，他们在写书时互不认识，也没有读过三共论。
当代和珅温家宝
作为新兴权贵集团的代表，中共对穷人不再有感召力；它对权力的垄断和共产的旗帜又使它难以获得富人的拥护。穷人厌恶而富人惧怕，中共的社会基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薄弱过。要重建合法性，中共必须反贪。反贪又不伤及自身，是一门艺术。近来1600名老干部对温家宝改旗换帜的指控和江泽民调侃温是中国首富的报导，使人联想到和珅的命运：同样是当朝首辅，同样是当朝首富。和珅跌倒，嘉靖吃饱。和珅的家产不仅充实了空虚的国库，也收拾了不少散落天下的人心。在党内，薄代表极左，温代表极右。如果说薄的唱红打黑是要恢复党国，温的普世价值则是在呼吁民国。对正在形成的军国，它们都是威胁。薄熙来的阿基里斯之肿是王立军，温家宝的软肋是他那些贪得无厌不知收敛的亲属。如果说倒薄失去部分人心，以贪腐治温倒可能收回人心，彰显中央反贪治腐的决心。毕竟，无论中央如何定案，不会有人相信薄熙来垮台是因为腐败。而温相贪名在外，早已是海内外认定的中国首富。普世价值调子唱的太高，打薄又得罪了太多的人，没有太子党背景的温家宝犯了跟薄熙来一样出头鸟的错误，很可能成为下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薄熙来在两会上强调他太太谷开来如何贤慧无辜，显示他担心海伍德案东窗事发。温家宝高调宣称为党工作45年从未谋过私利，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担忧。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心理有强烈的补偿功能：他们会反复谈论一个话题，以实现“无意识愿望在想象中的满足”， 从而疏导郁积的情绪，保持心理平衡。用大白话说，就是缺什么讲什么。缺钱的人喜欢讲钱；缺权的人做黄粱梦；缺女人的讲黄段子；缺德的仰望星空讲道德。蒋介石私德有亏，所以嘴上常讲仁义道德；毛泽东擅长权术，经常教导人们不要搞阴谋诡计。
革命使人堕落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治颇象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风险基金，操作基金的政客则象一群永不罢手的赌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绝；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另一方面，是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台改朝换代的戏在中国已经上演了几千年。今天，在维稳和维权的外衣下，它还在继续。要结束这台旧戏，朝野双方都必须与传统观念决裂。权利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利腐化当权者，革命则通常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迫害对被迫害者心灵的摧毁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长期被践踏的人本能会想要践踏别人。对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曾经都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的最好学校。”
共产党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问题
一位从国内来的朋友说，海外民运人士和国内异议人士不一样，是两类人，后者素质更高。这似乎不是事实。事实上，中国的异议人士在海外叫做民运人士，在国内就是维权人士。典型例子是：刘晓波回国，由民运人士变为维权领袖；余杰出国，由维权领袖变为民运人士。他们人没变，素质没变，变的只是角色和环境。有趣的是，历史会不断重演，读史人觉得可笑，当事人却浑然不觉。戊戌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孙中山前往求见，康拒绝：你是革命党，我是保皇党，我们俩人不一样。89民运失败后，陈一咨、万润南逃到巴黎成立民阵，王秉章赶赴参加被以同样理由拒绝。2006年，小布什在白宫接见中国异议份子，余杰和王怡排挤同行的郭飞雄，理由还是：我们和他们（民运人士）不一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局的打压，无论是孙黄还是康梁，陈一咨还是王秉章，包括后来的余杰，最终都走上了同一条路，成了一样的人。
其实，从更深的层次看，共产党和人民也是一样的人。共产党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问题，人民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的问题。中共有八千万党员，从统计学上讲，这是一个足够大的SAMPLE，如果这个SAMPLE还不代表人民，就没有什么可以代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人民利益的对立是个伪命题。真正和人民对立的是权贵集团。通过党内民主，完全有可能把共产党和权贵集团剥离，使它真正代表人民，或更准确地说，代表人民中的一部分。
党内民主是中国的出路，共产党的退路
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描述。但他终其一身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外矛盾的方法。自中共成立以来，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鉴于这一历史教训，十八大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内民主，承认党内的不同派系集团，公平竞争并善待反对派。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也只有一个党---华盛顿革命党。它没有与被赶到加拿大的保皇党或国内托马斯-潘恩的民粹派分享政权，而是自我分裂成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共政改的最大限度是党内民主。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对自己都不民主的政党会对别人民主，会开放党禁，与其它政党分享政权。但中共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从而最终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形成事实上的两党竞争制度。中共政改可参考越共总书记由中央委员直选的经验，在可控范围内实行差额选举。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若干年再来一次。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当今社会的痼疾---腐败，懈怠，信仰危机，执政党公信力下降---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实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民的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共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永久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党内民主中消失的中共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结束语：不会再有十九大
军国为政改的成功提供了必要条件。首先是因为它没有信仰，不怕离经叛道，其次，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局面，为各种政治实验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浪漫的党国领袖不同，军国领袖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信奉马基雅佛利，随时在拿破伦的狐狸和狮子之间选择角色。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这样的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是，以后就不再需要这样的人了。除非政治改革成功，很难想象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发生革命。但政权完全可能自我崩溃。在今天的中国，推翻一个政权不再需要四大野战军，三大战役和三年解放战争；如中东茉莉花革命显示，一根火柴就足够了。记得在苏-东-波相继解体后，余英时曾对我说：“如果明天打开报纸看到中共垮台，我不会吃惊。因为你看哪一个共产党国家垮台超过一天的？”
这不是诅咒，这是一个历史老人对民族命运的担忧。
(2012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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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 领导的素质与角色
星期四 五月 23, 2013 10:29 am
在一个过分强调个性的时代，leadership也成为时髦的术语。学校有leadership的课程，有些公司或组织有leadership的训练。似乎人人都可以作领导。诚然，如果一个组织的bylaw合理，结构健全，谁当领导，短期内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很多“领导”，在成为领导之前，是很好的同事或朋友，一旦成为领导，就会变得难以共事。其中一大原因是“事必躬亲”，也就是“micro-management”。他们或者是怕下属想不周全；或者怕下属不够负责任；更主要的是怕下属办的不如己意，事事都以为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其实，一个领导，最重要的角色是coordinator，也就是协调者。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协调各方面工作的运转。所以，一个领导，必须是聆听者。他必须了解各方面的意见，随时协调好下属之间的关系。她应该知道各方面的困难，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考虑修改方案。 Andre Malraux说得好：“To command is to serve,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
很多人以为领导就是权力，就是发号施令。也许受孔子的古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影响。做一个决定，没有解释，或者不屑于解释，或者缺乏解释的能力。
一个领导，不一定要有雄心壮志。一些组织被搞得一团糟，内部人员怨声载道，甚至导致组织的分裂或解散，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太有“雄心”。 “雄心”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脱离现实，得不到多数人认同的“雄心”，往往是灾难的开始。因为为了实现“雄心”，往往要作很大的改变，这必然打乱原有的程序。旧的打乱，新的建立不起来，混乱就形成了。
有些领导，总怕下属的威望盖过自己。这本身就是无能，或者缺乏自信的表现。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压制下属，有些地方明明做得不好，也不让他人加以改进。或者什么事都要插一手，唯恐下属得了功劳。他们和罗斯福所说的恰恰是背道而驰：“The best executive is the one who has sense enough to pick good men to do what he wants done, and self-restraint enough to keep from meddling with them while they do it.”（ Theodore Roosevelt）也就是说，作为领导，不是什么事情都去插一手，而是方式让能做到人去做。
作为领导，用人不能像交朋友那样：合得来就作朋友，合不来就少交往。其实，一个大度的人，即便是交朋友，也能求同存异，容忍乃至听从对方的直言。曾经读到一位美国总统的故事，说他经常换幕僚。问其原因，他答道：“那些喜欢提反对的人，比较难以共事。但是，我理智上选人却还是选这样的人” 。李世民用魏征成为千古美谈。
一个好领导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使用各种能人，听得进反对意见。把每个建议都当作改善工作的一个契机，对自己工作的一个挑战，而不是对权力的挑战。一些人一旦成为领导，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必须听他的。 Aristotle的话，“He who has never learned to obey cannot be a good commander.”。这值得很多“领导”反思。
一个好的领导，在充分听取下属意见之后，能把各种意见综合在一起，形成大家接受的方案，并把方案的形成作出清楚的解释，让大家能够心服口服地去执行。决策的透明性（不表示所以信息都透明），很能体现领导的能力和魄力以及交流的能力。如果下属知道领导的真实想法，也就了解下一步会怎么走。 “Become the kind of leader that people would follow voluntarily; even if you had no title or position.（Brian Tracy），这才是出色的领导。Kenneth Blanchard也说过类似的话，“The key to successful leadership today is influence , not authority.”
一个好的领导，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敢于让他人尝试新的想法。如果成功，不急于邀功；如果不成功，敢于承担责任。这样，就会赢得他人的尊敬。这样，就像Ralph Nader所言，“the function of leadership is to produce more leaders, not more followers.”中文经常用“负责”二字来描述领导的身份。可在实际当中，很多“负责”的人（领导）而不“负责”（承担责任），权责分开，把领导当作是拍板的权利，甚至谋私利的工具，但不担当责任。
一个出色的领导，还要有vision（远见）。这个vision，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 Vision，是基于对行业的透彻理解，对现实的确实把握，和对将来的洞见。一个好的vision的形成，必定是聆听的结果，一个vision的实现，则需要高明的交流的技巧。 “Leadership is the capacity to translate vision into reality.”—Warren Bennis
最后，如果你有幸或不幸成为了领导，不要以为别人自然就会尊重你。在一个极权社会，一些领导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乃至人们的生杀大权，别人只得对他们毕恭毕敬，但那不是尊重。尊重，是对一个人的品格的认同与赞赏，与一个人的位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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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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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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