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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爱看的影视剧
星期一 五月 27, 2013 5:26 pm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起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在印度总理19日举行的晚宴和20日的联合记者会上，他提到了宝莱坞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他是在女儿的建议下观看的。
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在中国国务院小礼堂里，一般每周会放映一两场电影，其中就有外国影片，许多国家领导人曾在此看电影。除此之外，中南海的西楼大厅、领导人的住所，都经常作为电影放映场所。
据公开资料统计，国家领导人看得最多的电影，大都来自美国好莱坞。本文揭秘国家领导人都爱看什么影视剧？
习近平喜欢《拯救大兵瑞恩》
2月15日的艾奥瓦州小镇马斯卡廷，时隔27年，习近平再次到访这个小镇，又见到了27年前招待自己的德沃切克夫妇。
“我记得你们还有个可爱的女儿，她问我很多好奇的问题，比如你们有没有看过美国电影呀，当我说我看过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猎鹿人》、《上尉的女儿》、《教父》后，她感到非常诧异，觉得怎么我们会看过这么多美国电影。”他对德沃切克夫妇说。
除了《教父》等影片外，习近平还看了《碟中谍》、《拯救大兵瑞恩》等好莱坞电影。《法制晚报》报道称：“反映二战故事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据说是习近平最喜欢的战争片之一。”
据报道，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是习近平最喜欢的战争片之一。而在参观洛杉矶一所国际学校时，被学生问及国家领导人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时，习近平引用《碟中谍》的片名说，这就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克强在女儿建议下看《三傻大闹宝莱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起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在印度总理19日举行的晚宴和20日的联合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都提到了27年前他对印度的访问。
在刊登在《印度教徒报》上的一篇题为《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一文中，李克强写道，“我从年轻时代就对印度抱有浓厚兴趣”，这显示了他对印度文化的欣赏。他还提到了宝莱坞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他是在女儿的建议下观看的。
毛泽东向邵逸夫借李小龙
毛泽东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是离他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原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张宝昌说，“毛主席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
到了晚年，毛泽东更是喜欢看电影。往往，他听说有好电影，就会把正在看的文件放下，马上看电影，非常高兴。
他喜欢看的电影有几类：一是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二是传记类影片，《林肯传》、《拿破仑传》他就特别喜欢；三是喜欢看园林风光影片，英国片最喜欢。
华国锋知道毛泽东喜欢看电影，考虑到毛泽东已经看过很多外国电影，就叫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想办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回来，看看毛泽东喜不喜欢。
但那时候要搞香港电影，非常困难，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的关系，找到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逸夫，借影片。
当时邵逸夫和内地没什么联系，听说要借影片，非常紧张，以为内地要批判他的电影。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风说，毛泽东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电影，看到李小龙打外国人打得起劲，一边看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
邓小平看电影，念足球
1974年，第十届足球世界杯结束不久，邓小平听说有一部反映这届世界杯的纪录片叫《世界在你脚下》，便打电话到国家体委去找。当时很喜欢足球的邓小平看得津津有味。
“在放片的3个多小时中，他一直没有休息！他也很少问我问题，话不多。”当时在体委足球处工作的陈家亮回忆说，“他看得特别入迷，精神很集中。”
电影是在钓鱼台北边邓小平家的一楼客厅里放的，邓家有周末看电影的习惯。陈家亮注意到，那个周末邓小平的家人全都安静地坐下来观看，邓朴方躺在长沙发上看，服务人员也站在后面看。
看完电影已经下午1点多了，家人催促邓小平吃饭。陈家亮见很难得到邓小平的评价，就抽空问邓朴方：片子怎么样？邓朴方回答说太精彩了，像过年吃饺子一样。
江泽民推荐《泰坦尼克号》
1998年，美国大片已渐渐为国人熟悉。那年春天，江泽民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放映活动，观看的是《泰坦尼克号》。该片于1997年12月在美国上映。
这部电影得到了江泽民很高的评价。“你们绝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思想教育。”他对一些人大代表说，“《泰坦尼克号》讲到了财富与爱情、富人与穷人的关系，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面对灾难时的反应。”
在江泽民对《泰坦尼克号》作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后，这部配有中文字幕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就在中南海的大屏幕上为高级官员放映了。
胡锦涛二十年犹记《追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参演电影《追捕》，中野良子成了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影星之一。
1998年4月，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访日本，第一次见到了中野良子。当时，中野上前与他握手，在没有进行介绍的情况下，胡锦涛一眼就认出她就是《追捕》里的“真由美”。
胡锦涛吃惊地“啊”了一声，接着笑了起来，说自己看过这部电影，现在看到女主角从大银幕上走下来，感觉很不一样。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胡锦涛还喜欢看韩剧。在2008年8月25日胡锦涛访问韩国的欢迎晚宴上，韩国明星李英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意。
据韩国媒体报道，总统李明博特地指示要做好接待工作。韩国总统府副发言人金恩慧解释：“据我所知，胡锦涛夫妇是《大长今》的剧迷，所以(我们)邀请李英爱出席。”
当天的晚宴，另一位韩流明星代表张娜拉献唱后，胡锦涛与她握手，还用韩语说了一句谢谢，这让张娜拉“惊喜得有些不知所措，胡主席的韩语发音相当准确”。
早在2005年接受韩国记者采访时，胡锦涛已亲口证实，他很喜欢看《大长今》，但因为公务忙，始终未能连续看完。
温家宝喜欢《入殓师》
中野良子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中国领导人出访日本时，她多次受邀参加接见。2010年5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她又出现在由温家宝主持的中日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温家宝在座谈会结束前，特意点名让她发言，“你也发个言吧。我最早是从《追捕》中认识你的。”
《追捕》并非温家宝看过的唯一的日本电影。“2007年访问日本前，我看了安倍首相推荐的《三丁目的夕阳》，了解到二战后日本人民的生活。”
温家宝说，2007年以来两次出访日本，自己都会在百忙之中抽空看电影，以了解日本文化。“这次访问前，鸠山首相推荐了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日本电影《入殓师》，我从头到尾看完了。这部电影讲的是生死离别的故事，体现的是伦理道德，有着我们东方文化的底蕴。我很喜欢。”
本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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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的面子》，我们历史上见
星期一 五月 27, 2013 5:22 pm
《蒋公的面子》，我们历史上见
水 晶
1、
谈戏之前，照例先聊点题外话。
吕效平老师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大呼小叫的告诉世人：这部校园小戏在报名参加2012年中国剧协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时，落选了。然后他们才一直咬牙努力，把戏拉扯到现在。这话在北京的首场演出结束后，他老人家站在台上又说了一遍。结果，散场后立刻就被有关方面人士“提醒”了。
事后关于这件事的讨论颇多，有说官方是笨蛋的，有说此事已过不必再提的，有说吕老师根本就是借机炒作的。对这件事，我的建议是：其实吕老师应该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声鸣谢中国剧协，若没有当初的落选，可能他们还不会这么“赌气”地努力，这部校园戏剧也许真的就在校园里演个几场就结束了。老天爷据说就是这样，喜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但这事放在吕老师身上，我又有点佩服他。因为这年头敢这样公开叫板的人，已经少而愈少，中国人“中庸+鸡贼”的经典成功学，学还来不及，怎么敢冒这样的风险公开向上层喊话，更何况现在已经得了便宜，还不赶紧卖乖……而且他不光这件事情叫，他另一个学生的作品《我是月亮》在北京被禁、在上海被停演的事，他也叫，大呼小叫个没完。只可惜那个戏现在的影响力不如《蒋》，所以知道的人要少得多。
这便是吕老师，若没有他这种风骨，怕也没有《蒋公的面子》这部戏，更没有他带的这群创作力旺盛的学生——本科学年作业，都出了本剧本集《青春戏剧档案》，现在估计卖疯了。你想想，这些年，中戏、上戏，给自己的学生们出过剧本集吗？光这份待遇，南大的孩子们就令人艳羡。
1967年，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精神鸡鸡早已被集体阉割了一次，侥幸躲过的臭老九们大概也学会了自动阳萎。 象剧中三位教授，1943年还能左一个尼采、右一个真迹地各自表达，到了牛棚里，就算革命小将们全程不在，也只能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和“少数服从多数”这种体制化语言了。因此，吕老师当下对中国剧协的喊话，是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犹存的一种证明。喊的内容对不对可以商榷，但别时不时拿出一套“宽宏大量”的祖宗成功学来让人闭嘴，别忘了伏尔泰在18世纪就说过的：“我不同意你说的话，却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当然我也听说过一种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也被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可能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他人。
我不知道那些纷纷纭纭的评论声里，有没有这种症状的体制受害者，但愿没有。
我还听说过另一种现象叫“蟹桶综合症”，说如果一个桶里只有一只螃蟹，它一定会爬出来；但如果有一群螃蟹，大家张螯舞爪地互相钳制、互拉后腿、有难同享，这样就算桶子没有盖，谁也别想单独逃出去。
这个理论我略有存疑。小时候，家中大缸里的螃蟹就爬出来过，不但爬了出来，还爬到了我的床头。长大后知道了这个理论，一方面心中存疑，一方面心中又想：这只螃蟹得多勇敢、多幸运，才能从蟹缸里爬出来啊。
听说，在闽南、台湾和广东等地供奉的戏神雷海清，其额头或嘴角两侧，是雕着螃蟹图案的。
咳，扯远了。
2、
好了，说戏。
我2012年11月去南京大学看过这个戏之后，就逢人推荐，在微博上说了好几天。结果北京青年报的编辑刘春问，能不能写个评论。我还问：能写么？这个戏没在北京演啊。她说能，我就写了。这篇评论成了第一篇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的关于《蒋》剧的评论，也激起了更多朋友南下北上赴南京去看戏的好奇。每次有朋友去看戏，我心情都有点忐忑，还好他们的后续反馈都相当不错。
我记得当时看完那部戏之后，主要的感受还是惊喜，并在直觉上觉得这会是一部可能大放光彩的戏。所以我对已经准备再演几场就要收摊的吕老师说，就此停掉太可惜，应该带到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去，让更多观众看看。当然戏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见更多观众之前，要把这个功夫做好。
我相信吕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即使是现在已经演到60多场，据说还是一有时间就在排戏。当时在南京初看时，我觉得本子好、故事好、立意好，但表演和导演手法差强人意，尤其是文革戏部分，当时弱得厉害。所以建议他们好好加强一下文革戏的部分。
这次在北京的东宫影剧院和北大百年讲堂再看了两场，我的观点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到北大这场时，由于民国戏部分演员的状态相对放松自如，文革戏又比在东宫时已经进步的基础之上，更加细腻了些许。加上北大场的演出效果出奇的好，2100多人的剧场几乎座无虚席，观众静则默默，爆则轰然，所有需要思考之后才会笑的点，无一不亮。在已经相当熟悉剧情和大部分台词的基础之上，我还开始看到一些新的小亮点和更潜层的台词和剧情细节设计。
这一切使我开始更强烈的意识到，这部戏自身的剧本结构和形式，已经决定了它不能容许导演在形式上有过多的花样，而目前我们在观剧感受中所觉察到的一些“洞”，并不一定是编剧和导演层面的问题，而可能是在大的结构之下，表演者的血肉、张力和细腻程度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问题。
戏，要小火慢炖，如藤慢长。 就象是一盆新种的花，根是正的，苗是好的，花匠也已经搭好了花架，但枝叶还未完全成长到花架所规划的程度，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空间会被渐渐生长起来的绿叶红花所覆盖，整体的盆栽景观就会变得更加丰满和充实。但如果一开始就将就着演员的能力，搭个小架子，演员也就没有了成长的空间。
在此之前，我也曾经想过要建议剧组开放版权，让更多大的剧院团和名角们来演绎这部戏的想法。在北大场之后，我觉得倒是不必了。让这部戏在目前的大框架下，慢慢生长、不断打磨，自然会磨出一台奇迹。名团、名角或名导的加入，势必令得将来的演出票价迅速飙升，反而可能失去更多令普通观众入场的机会，从而再次使得这部戏重新沦落到戏剧市场对明星和大师的依赖怪圈中去。
目前我所能想到的关于戏的主要问题，一部分是集中在文革戏。
由于文革这部分戏在编剧写作时，只是当作一个过场来完成的（据说最开始还是为了学年作业的“凑字数”，哼哼），所以有点象是“说书人”的作用。但事实上戏一但在舞台上展开，在演出过程中这部分戏还是呈现了它相当的份量，并达到了一种意外的悲剧效果和时空对比。可是创作阶段的“营养不足”令得这部分戏根先天弱些，以至于对这段历史有特别深刻记忆的人，会觉得戏太过单薄，根本无法与民国戏部分相抗衡。
现在要对这部分予以加强或修改，也不是不可为之，但亦需小心处理。一方面终究文革戏在《蒋》剧的整体结构当中，“过场”的定位已是准确而无需颠覆的，修修补补可以，但大拆大建，整个戏就肯定是另一种风貌了。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在演员、编剧和导演目前没有能力确保达“更好“的情况下，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戏要留白，无需所有的话都放在面上说。事实上，文革戏部分虽短，但留下的想象空间却不少，尤其象时任道的妻子景园自杀这种情节，一语带过。但如果观众能够在扑面而来的剧情和信息中，捕捉到这个细节，包括卞从周在提到此事时脱口而出的“抱歉”，那正是1943年民国戏中，出场不多的时太太说得最多的一句台词。个中伤感，自能动容。
文革戏的修补，我个人觉得重点可以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本层面，文革时的三位老者与民国时的三位教授，在台词上的细微差别需要更精致的修改来体现和完成。目前这三个人的语言形态，是完全相似的，即便他们在那个时代，可能已经失去了不同表达的能力，但在舞台上和戏剧文学上，编剧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去提供这样一种识别的“印记”，以供演员和观众去抓取。
第二个方面，是文革戏中三个角色在外形、气质和精神面貌上与其民国时代人物形象的合理衔接，这种衔接如果做好了，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会清楚很多。虽然我在北京看的两场“文革戏”已经比在南京时进步许多，但也只是演员在表演上的进步，人物自身形象的设计定位与衔接工作，还是照旧，没有新的进展。以至于很多时候我只能根据台词内容来判断谁是谁，虽然有老年夏小山的帕金森症导致的手抖和卞从周坐下来就敲腿等身体语言，但仅这些符号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种判断常常在他们几个人换了下位置之后就立刻又丢失了。
文革时代的人服装和造型在真实情况下确实是非常相象和单调的，且由于精神的巨变和外在压力，人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与往日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一定要相信，角色还是会有这个特定人物在当时当刻的“定格”可供想象和抓取。如何设计并完成这种“定格”，是创作者们未完成的功课，希望将来在舞台上能够看到新的惊喜。
然后就是表演上演员的不稳定，虽然他们一直在进步，但确实不稳定。以北京的两场为例，在东宫的演出，民国戏部分的演员自己事后也承认，紧张得不行，在台上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种情况或许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和大阵仗的不断经历，会慢慢好起来，演员会越来越自信和从容，抗干扰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这种“紧张”所造成的失常，会越来越少。
但我更担心的是长时间巡演以及获得巨大声誉之后，可能给演员带来的影响。我自已亲身经历过这个历程，一部戏在草创之初，往往人心齐、泰山移，大家拧成一股绳地往前冲，这个时候，剧组里的气氛是紧张而亢奋的。等小有名气或大有名气之后，气氛就会慢慢地改变，掌声与鲜花面前，人很难不陶醉。这个时候，喝酒打牌的时间多了，台上台下磨戏的时间少了；每到一地，迎来送往的人多了，敬仰赞美的词多了，觉得自己真是个角儿的感觉也就慢慢生起了。
而且随着戏的知名度日渐上升，观众的接受度也会相对比以往更容易，会造成一种怎么演观众都觉得好的错觉。所以我说，在北京的第61场之后（甚至在北京的第59场之后），演员就有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和倦怠期，表演开始出现油滑、夸张、松懈等等。最初的激情已成每日常规工作，以前生怕会忘掉的台词已经变得脱口而出，根本不用过心过脑，成功来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不再那么刺激。。。
我带过一个戏，那个戏后来演了173场，红极一时。但演到70多场的时候，已经松散不堪，但每到一地，媒体还是好评如潮。那会儿好象也没有微博，想听个批评之声都不太容易，更何况少有戏演、少有腕去的二线城市。导演长期不在，最后我只能自己写了一封“观众来信”，对剧中问题和演员的表演逐个批评。在广州黄花岗剧院的化妆间里，全体演员听了这封“观众来信”，涕泪俱下。那之后戏触底反弹，那股精气神，又撑了好一阵子。
但这个方法，不是好方法。一是演员是相当脆弱的群体，有时候经不起重话，一旦失去自信，就会影响到表演；二是我不是导演，那次的作用，至多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一下大家，让被消耗的热情和专业态度重新集结一下。而戏的调整，需要一个专业的、有长期设计和调整能力的人来维护和保养，这个人可以是导演，也可以是合格的副导演，但不可能完全交给演员自身去完成，更不可能完全依赖外界众说纷纭的评论。所以如果戏要想以后走得长久，这个结构一定要有预先考虑，包括替补演员和副导演的人才储备等，都是一个想要长期演出的剧团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校园戏剧多半在校园里演个几场就结束了，象《蒋公的面子》这样已经并还要经历长时间巡回的，剧组应该要有相对正规的一些纪律和要求。比如演出期间几点钟应该到剧场，如何暖身，晚上不能太迟睡，上台和不上台的都要注意控制烟酒和过于频繁的交际应酬等，尤其是在演出前，应当禁止通宵达旦的玩游戏、打牌等消耗体力和精神的娱乐活动。这些经验之谈和琐碎小事，说起来有点婆婆妈妈的多虑，但一旦真的出现，对演出的影响和损耗，那是立杆见影的。
如今《蒋公的面子》盛名之下，已多争议。若是因为自己内部的原因，而减损了演出效果和魅力，那才叫真正没面子。
3、
《蒋公的面子》自去年底后所引发的观后感、长篇评论、正的、反的，目前已堪称洋洋大观，慰为壮观，平面媒体上、网上很多，大家随手一搜，都能看到，在此不一一引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翻下。我也建议南大可以布置个课题给学生，专门将这些评论收集起来，一是供演出参考，二来也是为未来学术研究做好基础工作。
评论一多，观点自然不同，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肯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判断，但同时也要保有一份清醒，千万别觉得自己拥有的是标准答案，君不见我党和金三胖分别宣布拥有宇宙绝对真理之后，在网上被涮的惨样。连一党一国一政权都不便公然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真理（主要是宣称了也没用），那艺术观点或是戏剧评论啥的，最多也就只能是一家之言了。
在网上浏览评论，可以是万花丛中过，也可以是蜂蝶采蜜忙。于被评论的创作者而言，见到有营养的话语和观点，收录下来，回去消化吸收揣摩发酵，成为未来表演和改进的给养，是最好不过。看到那些骂骂咧咧的难听话，我主张剧组成员尤其是要上台的演员们，不要参加骂战，因为上台是修行的活儿，台底下骂动了气，台风就会不自觉地带着戾气。
但无论如何，创作者现在能够通过微博看到各种评论，尤其是评论之声，其实是好事。哪怕批评得不在点儿上，但常有如芒在背之感，会帮助大家保有清醒和警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一切批评之声，都应心存感激。
于发表观感的闲人、专家或各界分子而言，评论以及“对评论的评论”，其实也已经构成了戏的外延部分。往往在这些辩论的过程中，可以睹见除观点之外的风度、修养、学识甚至人品。有时候，一部戏引发的“戏外戏”，比台上的戏本身还要热闹。
《蒋公的面子》在上海、北京演出之后所引发的花絮，就已经相当好看，既与剧中三位教授们的言语交锋有几分相似，又不免带出戏剧界各种层峦叠嶂的风景来。爱看戏的人，只看台上的戏，是不够的，还需注意观察这些台下的表演，不洞明今日之时事与人物，又如何能从戏中鉴往知来。有些网上的花絮，若能收集整理，择有趣者写进戏里，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其实，看戏和写评论，都是溺水三千取一瓢饮。而且戏是活体艺术，一场和一场的效果，可能颇有不同，所以今天饮的是这瓢，明天或许又勺了另一瓢，没法刻舟求剑。我一直仰慕戏剧史上齐如山与梅兰芳之间的故事，作为观众的齐如山在看完戏后写了3000字的信给梅先生谈观感，没想到10多天后再看这出《汾河湾》，竟然都按他信里的改了。素不相识的两人，在1912－1914年中通了近百封信，皆因齐如山每看一戏，必写一信，而且“我怎么说，他就怎么改”。但两人却并未有深交与近谈，直到后来，齐才与梅相交，并成为梅的挚友和创作班子中的重要一员。梅先生在他的《舞台生涯四十年》中多有提及这段佳话。
所以写评论的至高境界，除宣传评点抒发之外，若真能对表演者本身有建设性的贡献作用，那是至高才情方能抵达的。每个创作者大概都希望看到那些有建设性的、又能心平气和把话说明白的文章，哪哪哪儿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如果怎么处理可能会怎么样，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一家之言，仅供参考”的谦语。最怕那些情绪与观点交杂、偏见与指责齐飞的文章，即便还有些有价值的观点在其中，也被这无效的交流方式给裹成了一团乱麻，只能先丢到一边了。
《蒋》剧确实引来了诸多有价值的评论，这几天我就读到不少，谈到历史典故，谈到南京美食，谈到文人精神，愈觉民间高手如林，他们散落在不同行业，虽然对戏剧了解不多，但他们身上各自所传承的文脉与价值观，是《蒋》剧未来在表演内涵丰富过程中，最好的养分。
4、
2011年，当吕效平老师在向他的本科生布置学年作业时，把1943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请几位老师吃饭的“传说”，当成命题作文交给了温方伊。又在小姑娘进行了大量调查并陷入“历史的迷团”之后提点：这样一部作品，其创作不应局限于是否完全于史有据，而应该在传说的背后寻找“为何会有这传说”的当代意义。
这段时间，网上网下，我听到的最多疑问是：为什么《蒋公的面子》会一夜爆红？为什么这部剧本并非完美、表演也还有改进空间的戏，却得到了那么多主流媒体和名家种种好评和肯定？
我想，这样一个问题，答案同样在于它的“当代意义”。
环顾被称为中国文化艺术中心的北京，最近2周的热销戏剧排行榜上的，前五名中，有4部戏是“开心麻花”系列的爆笑作品，另一部，是《蒋公的面子》（具体数据及详细内容，可参看@大麦戏剧 和@北京青年周刊 的新浪微博）。这个榜单，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因为北京可是一个拥有最多剧团包括中国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这样的金牌剧团的城市。
我看到这则新闻时，曾开玩笑说：如果没有了“开心麻花”系列，北京的戏剧市场估计就要崩盘了。
当然，除了这个系列，也有些其他戏，是在大卖特卖的，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以下一些光环：大师、明星、先锋，并且与“高票价”象联体婴儿一样并肩前行。
已经很久了，除了一些国外引进的好剧偶尔引发一下戏剧界的集体喧哗，大部分时候，这个市场都被上述两种类型的戏占据着。也有很多年轻人试图闯出另外的路来，他们中的有些已经小有名气，有些则铩羽而归。还有些则投机地做起了更轻松、更讨好、更迎合市场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茬换了一茬，一部没人看了，就接着做下一部。反正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要找2000个观众，演个10场、8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很少有戏象《蒋公的面子》一样，能够面对这么多主流媒体的爆发式集中报道。有人说这是炒作。我想起了早年间听过的一句话，叫“你炒一个给我看看”。
它受到关注，戏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它所触动的时代神经。
《蒋公的面子》一剧事实上涉及了三个时空：一是1943年三位教授对“赴宴”的踌躇，二是1967年皆沦为牛鬼蛇神的三位老人在革命小将随时可能出现的紧张气氛中回忆，第三个时空，则存在于每场演出时台下观众的心里。小人物的性格、大时代的命运，无不与当下产生紧密交错的关联和呼应。前两重空间的缜密布局和扎实创作，使戏工整精巧、幽默动人；第三重空间一字未著，却是这部戏能量最直入人心之处。
剧中提到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给中国的奎宁被当局私藏，宁可用来牟利也不用于救治伤兵，这很容易就令人联想到今天众人皆知的“郭美美”事件。我查了一下时间表，郭美美事件最早爆发于2011年6月21日，那个时候，《蒋公的面子》已经在5月份校内的演出中登过四次台了。这次在东宫看戏时，我才惊觉在南京初次看戏时竟然没有注意到“宪政”话题的出现，大概当时初看，信息量太大听不周全，而且那会儿这个词也没有近几个月这么火热。
《蒋》剧中既有那些一听就能让人产生联想的“腐败”、“学生游行”等等话题，也有象红十字会和宪政这样一些随时可能与当下产生联接的结点。1943，1967，2013，70年过去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这样的词语，远不足以形容历史的轮回甚至倒转，滚滚车轮下的几多辛酸泪。
时任道在醉后叹到： “我研究了半辈子《史记》，仍看不清今日之乱象。”今日我等，又何尝不如是呢？
所以《蒋》剧注定还会引起更多的共鸣与反响，是因为这篇作文在命题和破题时，就已承担了与时代同行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扶笔者，被选中的那群人，历史总会借某些人与物来替它发声。有时是歌，有时是戏，有时是诗。
另一方面，《蒋》剧一路行来，又确实有着它独特的话题性，极年轻的女编剧，符合中国人心目中对于早慧才子的期待心理；校园戏剧，几乎是活力与清新的代名词；被官方拒绝，更激发了众人的好奇心；再加上一路走来的争议。而低廉的票价，又让每一个人都能轻松地亲自去剧场见证和识别一下。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在创造历史了，近10年来，近20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来，中国的戏剧舞台上，还没有一部由大学在校本科生写作的、80和90后学生演员演出的、综合类大学老师导演的戏剧作品，在正常售票的情况下，走了这么多城市，演出了这么多场，并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和重视。无论是专业戏剧院校，还是综合类大学，都没有过这种成功先例。
而且，这部戏，没有明星演员，没有大师导演，整个制作费只花了5万元。
正如评论家同时也是剧作家的李静在《新京报》的评论文章【《蒋公的面子》与戏剧的“里子”】中所说的：《蒋公的面子》提醒戏剧人，到了直面灵魂、朴实做戏的时候了，那种挥霍重金、媚权媚俗的假大空该停止了。而“戏剧的里子”可以不用很多钱来缝制，创作者可以不用担心一部戏内涵太深会吓跑观众，关键要看——这部戏有没有“灵魂的里子”。
这种“成功效应”，其于戏剧市场或者说我们的文艺创作局面而言，是冲击和意义巨大的。它的示范效用在于：不必明星，不必大师，不必大制作，不必装神弄鬼，不必黄哏恶俗，一样可以收获观众与票房，一样可以名留青史。最重要的是，只要你足够好，不用你去找媒体，媒体自然会来找你。
可以想象，如果有更多的青年戏剧人在这种示范效应的激励下，重新开始真诚而自由的创作，未来我们的戏剧舞台上，该会有多少灵光乍现的佳作。如果有更多的观众在看过这样的质优价廉作品之后，他们对于戏剧消费的判断会出现什么样的转折。如果一些剧团领导，意识到为创作者提供自由的表达空间，将可能会有多大量级的剧目出现。如果……
5、
有很多个如果。
当然，也可能有些其它的如果，如果有一天，《蒋》剧被莫名地消失和禁止了；如果有一天，这个戏被请到某大会堂或是某海里去演了；如果……
南京市委宣传部将北京人艺《喜剧的忧伤》捐赠的200万元转赠给南京大学硕士剧团时，吕老师在微博上慨叹：我怎么这么好的运气呀！
我跟他说：宠辱不惊。
时代选择了南京大学，在北大如火如荼学习来信的时候，你们可以在百讲登台，演出这样一部自由表达的戏剧。望向历史的深处，90年耕耘不绰的戏剧教学，南大文学院的深厚底蕴，校长书记的“不管不问”，再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桥头堡”……这堡中的人，当心存感激，《蒋公的面子》真有荣光，南大亦当坦然分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政权更迭后的废都，屠城后的残垣断壁间，文学也好，人性也好，历史也好，终究没有完全湮没，还是开出了它小小的花朵。你们是那朵花，但种子在更远的时代已经播下。
这两天网上有人提到版权，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版权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我国只是象征性地被执行着，好在在这50年里，你们还有机会善用这版权，继续用支付工资之余的票房为学生们请来各种好戏、好老师，让他们在并不中心但决不缺少自由的学校里，汲取阳光雨露，尽情生长。
50年之后，这版权将回到孕育它的社会中去，与更多的二度创作者相遇。但愿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再担心敏感词，也祈祷那个时候，戏的第三度时空，真的只关乎知识分子永恒的困境，而不再是红十字会、宪政，和X学生。
光为这个，我就希望自己活得足够长。那样才可以看到，才可以欣慰地轻轻点点头，放下过去。
6、
当下的喧哗，无需一一应对，因为一切有价值的答案，都在历史当中。
有信仰的人，会心存敬畏；知道还有历史要面对的人，会心存敬畏。
而创造历史的人们，
愿你们日夜兼程，
愿你们道路漫长。
写在戏剧边上201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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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两个”蒋经国
星期一 五月 27, 2013 9:04 am
一边是杀伐决断、冷酷无情，连毛人凤见了也胆寒的“太子”；另一边是发动机一般的努力、勤勉，银针一样的警醒，为了最后的立足，晚年不惜与自己决裂，把国民党推进拆骨断腕之旅。
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那种令人寒栗、逼人窒息的社会氛围，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不妨看看岛上的那段历史——
【经济起飞与“反攻”搁浅】
1956年5月，不是由“行政院长”、“经济部长”，或是别的什么人，而是由在政战、情治等方面的实际掌门人蒋经国，主持中部横贯东西公路的兴建。他心目中——“台湾什么都好，只是一条中央山脉从南到北盘踞在那里，使东部和西部的人没有直接交通，形成天然屏障。我们决心要征服它，修筑公路，打通中央山脉”。
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蒋经国芒鞋竹杖，上穿布夹克，下身军裤，脖子挂条擦汗的白毛巾，率领公路局长、工程师等十余人组成的一个探险小队，以台中东势区为徒步入山的起站，破荆斩棘，餐风饮露。无数次，在榛莽丛生的原始森林里割去丈多高的茅草，搭建帐篷，挖洞烧饭；又在晨光熹微里，坐在溪边的巨石上刮胡子，一边听着禽鸣兽啼……
1960年通车的东西横贯公路，显示出自台湾纳入西方反共阵营，并进行和平土改后，蒋氏父子已清楚认识到，当下台湾的兴衰安危，已不重在政治清洗、军事攻防，而重在经济发展。经过几年的作为，蒋氏父子已无任何挑战者足以构成政治障碍，在其眼里，只剩下孙立人等几个有美国政府暗中撑腰的高层党政军人士。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专制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让台湾埋头苦干，休养生息。
随着横跨中央山脉的打通，大大畅通了全岛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台湾进入了外销经济崛起的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区、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先后成立。从万峦至高雄港40分钟的车程，是世界上生产线最为绵密的聚落，客厅即工厂，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代工者，创造出了纺织、成衣、鞋子、雨伞等产业的“台湾制造，世界第一”。百姓的生活也日渐改善。
1960年代，包括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桃园机场、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在内的十大建设蓬勃地展开。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一度遭到朝野上下质疑，认为将会拖垮财政。蒋经国回答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
与此同时，“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于一时”。 有学者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纽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他接过来一看，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秦风《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文汇出版社 2003年版）
1950年代，台湾文化人心里有一段自我捆绑的铁律：“你心里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里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来，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即否认。”进入1960年代，好像文坛上的飞镖荆棘比较稀疏了，文人们得以从“圈禁地”里站起来，活动下筋骨，伸个懒腰，他们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民营报纸、同人刊物。一个个署名不署名的“小方块”，针砭时弊，监督官员，如雨后野草般漫开。此时在中国广播公司摇笔杆子的王鼎钧先生感叹：特务们由昔日的“老鹰扑小鸡”，改成现在的“鸭子划水”了……（《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的人性锻炼》）
渐渐遁入岁月烟云的，还有“反攻大陆”……
在两岸关系态势有所变化，尤其是岛上不可遏止的民智开启、文化提升和经济变革潮流下，1950年代初期实行的全面性社会控制方式，已不能应付成长的需求，政治发展亦面临社会多元化的压力。戒严统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同年12月，开始实施“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加改选的“万年国会”从此注入本土新鲜血液。威权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温情倾向，即是说，只要不触及体制的敏感引信，人人可以过着正常的日子：作田，做工，写作，读书，留学，恋爱，生儿育女……倘若拥戴蒋领袖，你还能充分感受，在这个满是槟榔小姐的岛屿上，做官的机会、发财的机会、成名的机会、成才的机会，可能比槟榔还要多。
在身体渐渐老化、恶化的日子里，蒋介石也无日不关注着儿子的动静。1972年1月24日至2月13日，在蒋经国出掌“行政院长”的前夕，蒋介石审阅了他1971年的日记，同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大量感想：“日间看经儿去年日记，精神为之一振。此儿可继我事业，完成革命也。”2月13日，又说：“经国日记今日全部阅毕，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多忧多愁，有损其身体；喜者，喜其智能充裕，志气坚强，足以继承我事业也。”
【“太平景象”与一连串“匪谍案”的总推手】
岛上，此时俨然一幅太平景象，但一不小心，专制就像头野牛，从中窜了出来。
1955年5月25日，迁台后历任陆军总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时任参军长、挂个虚名的陆军上将孙立人，其旧部、陆军少校郭廷亮、江云锦等，因被检举企图发动兵谏、涉嫌“叛变”遭逮捕，牵连300多人。9月7日，“国防部军法局”依《惩治叛乱条例》等罪，判处郭廷亮、江云锦等35人死刑、有期徒刑不等。借此案子，与孙立人关系较密切的中上级军官，关的关，退的退，陆军恍若鸡舍，几乎全被打扫了一遍。
10月12日，郭廷亮判决死刑的同一日，蒋介石发布赦免令，将郭廷亮减为无期徒刑。孙立人得知后，以长官监督不周，自请处分，蒋介石批示：“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随时察考”，其实是幽禁。在台中的一处院子里，孙立人养养花，种种菜，自家吃不完了，便由夫人拎去街上卖，以补贴家用，堪称“花草将军”。他种的玫瑰，市场上称“玫瑰将军”。这一变相关押就是33年，社会上 ，他的名字，连同他为“党国”立下的功勋，全部流星般消失了，“远征军”也成了敏感词汇。待至1988年3月20日恢复自由之身，可惜步履踽踽，英雄已是白头。
岛上《联合报》对孙案有评论说：“孙立人极度受到部下爱戴与拥护。即使数十年后，许多旧部仍言必称‘我们总司令’，对老长官的忠诚可见一斑。他训练出来的干部，在军中形成旗帜鲜明的‘孙系’。但在强人总统的时代，怎能容忍另一个个人崇拜出现？更糟的是，1950年代初的美国，一直考虑应该‘倒蒋抗共’或‘挺蒋抗共’。对讨厌蒋中正的美方人士看来，作风洋派的孙立人，俨然是最佳替代人选。种种因素的累积，不管当初蒋如何欣赏孙，孙如何效忠蒋，这对君臣最后注定走上悲剧结局。”由此看来，孙案的发生，几乎可说“怀璧其罪”，不可避免。
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国》创办人之一雷震先生被捕。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以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起初，在蒋介石为昭示其政治改革决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蒋介石、陈诚均同意创办此刊，并提供了实质支持。但《自由中国》的言论逐渐转变为“民主反共”立场，言人所不敢言者，屡让思想、文化“警察”们有抓到了大鱼的兴奋……
大约雷震开始并不持有“斗士”立场，只是以“国士”自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凭自己随国民党风里浪里一路走来的历程，他相信此心可鉴日月，蒋公理应垂听。然而这个“国士”在蒋介石眼里，却日愈有了“斗士”的意味，1958年起，雷震参与本省人士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等78人发起组织“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1960年，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
蒋介石终于在情治单位的捕人报告上签字了！毕生反对共产党理念与价值的雷震，终于与共产党挂上了钩。1962年10月8日，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7年。
崔小萍“匪谍”案。崔小萍1923年出生，山东济南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喜爱戏剧，曾在家乡组晔晔戏剧社演出《钦差大臣》等剧。抗战时到重庆国立艺专就读，其后到处参演舞台剧。1966年曾导演琼瑶第一部黑白片《窗外》。
1964年一架民航机在台中坠机。有人密报，当时作为欢送飞机上参加第十一届亚洲影展贵宾的崔小萍所送的鲜花及蛋糕中藏有炸弹，造成该机爆炸。1968年，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崔小萍，调查很久没有证据，但仍以她曾在1947年与共党分子一起演戏，以“匪谍”罪名判刑，一审判无期徒刑，二审判14年。1975年获减刑，后因蒋介石过世大赦，于1977年出狱。崔小萍事后了解，早年她在四川的中学读书，爱演戏，老上戏，几位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因嫉生恨，在一份小报告里她的名字旁边写了“奸党”二字。 只因为这历经几十年、如今不知压在哪所大庙里的一纸小报告，竟然成了她是“匪谍”且有胆量去炸民航机的唯一证据……
1968年1月13日，柏杨前妻倪明华主编的《中华日报》家庭版上，由柏杨负责的《大力水手漫画》专栏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却宣布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即遭情治单位直指为暗讽蒋氏父子，3月4日，柏杨被逮捕，并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判处12年徒刑。这便是震惊当时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
1969年，柏杨被囚禁于台北县景美镇军人监狱，1972年，被移送绿岛监狱。 1975年，柏杨因蒋介石逝世减刑1/3，为8年徒刑。1976年刑满后，仍被留置于绿岛，后获释放，共被囚禁9年又26天……
原来，岛上的国民党当局努力为之的“太平景象”，是供思想已经凋敝、记忆似乎湮散的顺民们，过过二两金门高粱酒加一盘猪头肉的日子的；也是供不少砍倒心中文明价值大树的知识者，为了某些利益的糖块而去公共场合充作锣下猕猴的。
但不能不承认的是，这一“太平景象”的总推手蒋经国，又确实有令人感佩的另一面。
【清廉清苦，铁腕治腐】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多年了，他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
与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对他几乎都有正面的描述。
从1950年起，直到1978年年近古稀方接过“总统”大位后，他走遍全岛320个乡镇。他总穿夹克衫、军裤，总爱下乡，路面淹水，他就卷起裤脚涉水而过，让一边西装革履的其他官员进退两难。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李敖亦作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他对侍从人员说，“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他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在一次访问了屏东荣家的瘫痪荣民（荣民，即退役、负伤的国军官兵）以后，他在随身带的小日记簿上写道：“如何为他们建筑病房？如何为他们增加一点设备？如何为他们做一种适用的椅子？如何为他们建一种适用的厕所和卫生设备？如何为他们洗衣服、缝补衣服？这些是小事吗？绝不！假如连这些应做、能够做的事，尚且无动于衷，那么，什么‘救同胞、救人类’的愿望，实在都是空话。” 他注重倾听百姓的呼声。1980年左右，在走访农村时和农民谈到他们的收入。有农民说“高官巨贾们吃一桌好的酒席，等于我们农民半年的劳动收入”。他听了非常痛心，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院会，就通过公务员十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十项革新实施后的第一年，由警察机关查获涉足夜总会、舞厅、酒吧、酒家等非正当娱乐场所的公务人员，属于“行政院”所属各机构者共936人，而违反规定宴客，应邀剪彩、铺张浪费、滥发喜帖或讣告，受处罚的有388人。其中最突出者，前台北县县长苏清波被省府下令记大过一次，另令调职。真是“苍蝇”与“老虎”一起打——情治部门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原均为蒋经国看重的高级干部，一次他出其不意登门周、叶家中，发现居家摆设奢华，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他还严惩了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并不畏立委、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将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由此，蒋经国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发现有人贪腐。
他满脸阳光，慈眉善目，朴素如老农、邻家大叔。不经安排就到工厂、农场和一般人家访问，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即使晚年身遭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去路边小饭馆买个盒饭，或随便吃碗面。他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与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甚至不带侍卫，自己开车到处走动。有一天开着吉普车回台北，有个人要搭便车，他特别绕路将其送到。此人眼大无珠，赏给他10元钱小费，他收下来，回家后交给老婆方良：你瞧，我今天可赚了一点钱咧！
诚如台湾知名政论家南方朔所言：“ 蒋经国身体力行，把亲切、平凡、不做作、以民为本的朴素政治风格完全体现。他和蒋介石完全不同，老蒋多少都还有一些宫廷封建的身段，而左翼出身的他，却完全不同……平民化的这种特性，乃是异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没有一个人学得会，因而那是人格的一部分，它是自然流露，不可能仿效。”
他内举不避亲，知人方能善任。案上床头常放着的一本书是《贞观政要》，而“贞观之治”的最大特色便是纳谏任贤。李焕、王升、徐庆钟、谢东闵、连震东、李登辉、连战、宋楚瑜等，无不是经他长期考量、多岗位培养而得到拔擢的。虽然也有个别看走眼的人，如从“总统”大位下来后公开亲日、支持“台独”的李登辉。但总体上，他的这个干部团队实现了台湾的经济起飞，也较为平顺地完成了台湾的社会转型。我们从各种回忆录和资料中发现，蒋经国又可以说是没有干部的。他和部属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他时时警惕着勿为部属所利用、勿为部属众星拱月一样所包围。他经常让手下人处于紧张、揣摩他的状态，甚至可能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他有气魄，功罪皆能替部下担当；有肩胛，愿意承担一切毁誉，但这并不能减轻其部下临渊履冰的心情。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他的自我反省意识，不亚于走出早年上海滩投机岁月后大半生修身养性的父亲。
一个岛上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蒋经国一直对“台湾人”这个称呼深具戒心。除了“二二八”事件的枪声犹在耳边，败退台湾后华盛顿政客们暗中一度“台湾托管”、“台湾独立”的盘算，还在于岛上本省人一直难以磨灭的旧时记忆：日本战败后，岛上的日本人自1945年底开始遣返，大部分在翌年3月以前遣送回国。日本人撤离前，把家里庭院清扫干净后才离开。依照规定，日本人被遣返时每人只能带1000元现金，许多被遣返的人家把家庭用具赠送给台湾四邻……
在此同时，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接收当局，除了总督府留下的约110亿元资产外，还接收了庞大的日本人私有财产。据说陈仪不贪，但其部属挥霍腐化，一有机会就中饱私囊，当初接收时有1295件的日本人私有企业资产，到了5年后的1950年，只剩下登记在册的860件，1/3的部分，落入了贪官墨吏或其家属名下。这引起台湾人普遍的反感与轻蔑，也是“二二八”事件迟早要爆发的一个必然原因。
很多年里，蒋经国一面肃清岛内的“匪谍”，一面也对“台独”势力保持高压态势。从1960年代起，他多次公开抨击“我是台湾人”的说法。他告诫台湾人，“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1600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我们必须确定这一原则。”
1970年4月24日，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行政院副院长”任上访美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等着他的是远东工商协会的一场午宴。 当他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穿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人高马大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刺客是台湾来美留学的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黄文雄憎恨蒋氏政权，源于他老实巴交做公务员的父亲，在台湾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狱。留美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美国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蒋经国。他外表波澜不惊，继续出席午宴，事后也未见任何恼怒，并要求与刺客见面，理由是想问问刺客为何有此大恨，但为美方劝阻。他建议美方放了刺客，后者也真以20万元的保释金放了；但“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在这一生中最危险的遭遇之后，蒋经国经常自言自语，或默默冥想。那北美大陆上掠过他头顶的一枪，还有穿风衣的年轻人被塞进警车前的呼喊声，让他逐渐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1973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台，李能用闽南语与台湾乡民交谈，更让陪同在侧、素来只通江浙国语的蒋经国感慨万千……1987年，蒋经国与12位“台籍耆老”谈话时，在岛上住了40多年的他，首次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特务政治”走到尽头】
蒋经国的清廉，乃至贫僧般清苦的生活，在其身后得以一一曝光，也令人叹为观止。他在世时，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以从中收取好处。他的官邸，先是在长安东路18号，这是一幢木造平房，在日据时代仅被殖民当局划为“第五等”房舍，后来住的大直七海寓所，也不过是栋粗糙的小洋房，摆设普通，和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没什么两样，远比不上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不管住在哪里，规定室温不到28摄氏度不许开空调，蒋方良不得不到阳台乘凉。蒋经国一家仅靠他的薪资生活，没有一点积蓄。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自1937年离开祖国后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年事已高的蒋方良，从媒体上得知后，问其司机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此事办妥了。见过面后，胡献堂问她：“夫人要不要回去看看？”她不无幽婉地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
一边是绝对的杀伐决断、冷酷无情，连毛人凤见了也胆寒的“太子”。几乎所有研究台湾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蒋经国是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主要运作者，所有重要的政治案件里都有他的影子，他应为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菁英人士和普通民众家破人亡的悲剧负最大责任；另一边，是发动机一般的努力、勤勉，银针一样的警醒，作为在大陆江山丢弃最后时刻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训，他的体悟来得比旁人更为深刻。为了这块最后立足的台湾岛，在太平洋澎湃的风涛里有个太平的现实与未来，诸葛先生的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放在他身上，似乎并不过分……
问题在于，有血腥味的弦歌，飞不出揣有良知的胸膛。
倘若思想仍在勃勃生长，记忆仍如流水般清澈，人们再怎么天真，再怎么感佩，也不会不注意到外部世界的虚假与荒唐：一边经济在起飞，物质生活在繁荣，岛上各项建设日新月异；一边是漫天无形的蜘蛛网，肆无忌惮的构陷之机。历史真相，连同原本鲜活、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仍在黑暗中逐渐腐烂。
当时在绿岛关了不少有这般感觉的年轻人。他们在狱中有人自杀，有人发疯，也有人出狱后遭到歧视，无法在社会生活里找到适当位置，一生郁郁寡欢，一辈子就这样完了。相当多有思想的年轻人，为了逃脱这有温情的岛上威权，大学毕业不得不服完兵役后，马上申请留学。1950年代的台湾青年中，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期待赴美留学，成了当时的一股社会风气。
虽然有人在机场吐口水，扬言永远不再回来；但离开台湾，自称是“番薯仔”的这些年轻人，念兹在兹的，还是这块仍然笼罩在恐惧阴影下的番薯状土地的命运，他们很快就投入反对运动之中，誓死打破台湾的戒严体制。
台湾民主意识早期的觉醒，便来自于海外的台湾留学生。国民党当局对这群留学生采取监控的方式，在各学校收买、建立“细胞”，“细胞”即是岛内的“职业学生”，他们广泛参与留学生的活动，专门打探留学生的思想，定期撰写报告……
在1980年代初，有一桩命案，仍让无数的台湾父母有理由告诉在海外的孩子：永远，永远不要返回台湾——
1981年5月，去家6年之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统计系助理教授陈文成，偕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儿子返台探亲，兼做学术演讲。6月底，返美日期已近，出境证却下不来。7月2日上午，三名“警总”人员持约谈传票，从其父母家带走了陈文成。约谈的理由是：有人检举陈文成旅美期间的一些违法行为，如在财力上支持岛内倡导组党运动的《美丽岛》杂志等，有必要请他说明、澄清。
7月3日清晨，陈文成被一位长跑的老太太发现横尸于台湾大学校园，是年31岁。陈文成之死，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警总”每天发布不实言论，忽而说早就送陈文成回家，忽而说陈文成系跳楼畏罪自杀，甚至诡称“陈文成是情杀”……无论何种说法，均无法厘清案件真相，反倒使“政治谋杀”的玄机，连同台湾学子争取民主的艰苦面貌，鲜明地呈现于世人眼前。
8月，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特派该校统计系系主任狄格鲁和法医魏契来台验尸，返美后举行记者会。公布验尸结果为：判断为高处坠落引发多处的挫伤骨折所导致的严重内出血，证实“陈文成死于他杀”。一时间，陈文成命案上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大报的头条新闻。美国国会就国民党特务渗透校园监视台湾留学生的问题，举行听证会。在美国许多大学，台湾留学生纷纷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国民党特务滚回去！”
陈文成的惨死，是台湾白色恐怖行将结束的一个血腥记号。
【最不容易的一种选择】
此时的台湾，民意指数、国际形象及历史评价，不妨暂置一边——一个最现实的担忧是，当时羽翼已丰、日渐坐大的民进党，早已将“二二八事件”解读为欺压台湾人的悲情符号。虽然，根据台大社会系的估计，在白色恐怖的14万～15万受难人当中，约有40％是外省人。当时外省人数占台湾总人口还不到15％，外省人受害比率如此之高，可见白色恐怖不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但在泛绿阵营里一张张陈水扁式的具有核电站般能量的大嘴，大有可能借此翻江倒海，进一步挑唆族群撕裂，为其夺取最高权力鸣锣开道。
如此下去，台湾安有宁日？长此以往，国民党何来立锥之地？！
倘若说，发掘血色记忆可能并非蒋经国的本意，但“解严”及随后的解除党禁、报禁等，正是蒋经国主动选择的一条对他个人、对他的党、对他的政权，都属于最困难的新路，某种程度上堪称天崩地坼，天雷地火。
蒋经国对这一选择将导致的未来十分清醒。
1986年9月28日，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情治部门向他递交了一份捕人名单，蒋经国权衡再三，不予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随后，他决定开放党禁。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外交部长”沈昌焕提醒他，“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从1949年的百万大迁徙算起，到1986年，国民党政权在岛上已维持了37年。已是风烛残年的蒋经国，苦于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炎，腿部疼痛，“走着不如站着，站着不如坐着，坐着又不如躺着 ”，在大直官邸经常是躺在一张小型病床上，将床背摇高后坚持办公；实在坚持不下了，就去荣民总医院5号“总统病房”住几天。他本可以让侍卫们关紧病房的窗子，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再维持两年，让他的继任者们去应对岛内外波涌浪迭的民主潮流——这是最容易的一种选择。
1987年7月1日，奉命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的第四天，李焕去看病床上的蒋经国。蒋对他说：“我要你来，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心愿要实现，希望你能担负一部分的工作”。这三个心愿是：第一，国民党要改革，目前很多民众和党员对国民党不满。执政党如果不求进步，将产生很大的危机。第二，政治要民主，台湾戒严已经有40年了，逐渐造成人民的反感，因此“民主”这条道路一定要走。第三，国家要统一。两岸分隔40多年，现在台湾已有条件与力量促进国家统一。（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
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作出了对他、对蒋氏家族，对国民党最不容易的一种选择，即与过去的37年决裂，与一个独裁者的自己决裂。
如同昔日惊恐于一家一党的图腾巨兽岌岌可危，他擅权的强悍、事权的致密、人性的阴晦与暴戾，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而当下，人民未来的福报，台湾的长治久安，紧紧地揪住了他的老病残躯时，他宽阔与悠远的时代眼光，他对脚下走遍了的这块土地终于火山喷发般的柔情，所表现出来的百分之二百的决绝，百分之三百的焦灼，也是常人很难体会的。
一位接近蒋经国的人士有这样的感觉，其晚年最大的变化，似有一种“赎罪”的心态。躺在病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的他，却几乎是以追赶自己即将西下的生命夕阳那样的急迫感，要把国民党推进拆骨断腕之旅。
我们还可以将视线投向蒋家的第四代人，即蒋孝勇之子、蒋经国之孙、蒋介石之曾孙——蒋友柏先生。他当算“既得利益集团”的受惠者了。然而就是这个受惠者，有过这样朴素、真诚的表达——
……当我看过这些事实的报导，逐渐地在自己心中做出“两蒋也有做错事”这个结论时，这已经狠狠地推翻了我从小被教导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从自己在心中做出这样的结论，到能够坦然地与他人谈论这样的话题，这中间，我花了很长的一段“内心挣扎与困扰的岁月”。事实就是在那里，一味地否认，并不会就使这些事件从历史记录里消失。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态，正面地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并尽量做出补偿；即使我个人因为无能为力而只能以口头方式表达来自隔代的歉意。（蒋友柏 《我的曾祖父是蒋介石》，2008年9月3日 《南方人物周刊》）
1988年1月13日，一代强人蒋经国在落寞中病逝于台北。
是日，全台鲜花售罄，一枝难求。
1月30日举行公祭，台北百万人送殡。台湾官方盖棺定论：“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四十载，其所树立，实来者之典型。”
据说，此岸的邓小平，闻讯后一声叹息：“经国死得太早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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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佚名：“被占领”的日本 为何没有“抗美武装”？
星期一 五月 27, 2013 9:03 am
自1945年8月美国远东军踏上日本本土，迄今为止大半个世纪，日本一直处于“被占领”状态。但令人惊叹的是，日本没有像昔日越南、今日阿富汗伊拉克那样涌现各种反美组织，终其七十年，日本本土没有出现一支 “抗美武装”。这是为什么？
据相关史料记载，美国大兵初登日本时，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心态，因为跟日本人打仗时他们发现日军根本不是人、全都是野兽，个个视死如归。如果美国占领军一到，所有的日本国民倾巢而出，会爆发出怎样的非人类凶悍？自己的麻烦岂不太大？
结果出乎意外。美军来了，日本国民夹道欢迎美国占领军。自美军踏上日本领土之日起大半个世纪，日本没有出现一支反美武装。
这种情况与美国“染指”的亚太其他国家完全不同。譬如越南，不仅反美武装风起云涌，而且最后还把美军赶出越南。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大和民族是世界公认的强魂民族，但是面对“外来侵略军”，他们却集体不反抗。
一方面，在对外交战史中，这个民族几无叛徒。另一方面，是“侵略者”占领日本半个世纪，日本没有出现一支反抗武装，何以如此？
想当年，日本抗击蒙古帝国是何等壮烈，但对美国却前倨后恭。
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到来之前，日本有许多“非法组织”。他们对美国占领军一度抱有敌意。但麦克阿瑟修宪之后，日本几乎不存在什么非法政治组织，日本共产党也获得合法化。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日共首次参选就得到了5个席位。激动的党主席德田球一乃至管美国占领军叫“世界人民解放军”。
美国“占领军”在日本“执政”7年，于1952年“归政”日本政府。当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车辆离开大使馆启驶向机场时，大约25万日本伫立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两旁，他们恋恋不舍，许多人潸然泪下。
没有再比这更感人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十八里相送”的场面了。
人言麦克阿瑟再造了日本，但是“大哥”的努力，离不开“小弟”的配合。日本没有抗美武装，也没有“非暴力不合作”的政治家。面对大哥的改造，日本政坛欣然打出“以民主的一票来回报世界”标语。
麦克阿瑟的小弟兼助手，相当于协管的内阁首相吉田茂，做出了正统政权无法超越的“政绩”。他带领全体国民，师从“美才”，比之当年伊藤博文学习“德才”还毕恭毕敬。美军在日本“执政”7年间，麦克阿瑟与吉田茂二人合作默契，他们天生一对，珠联璧合。没有麦克阿瑟的改造，“民主日本”不可能成功，没有吉田精心配合，日本的民主化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积年之后，他们一个被日本人视为“再造日本之父”，一个被本族人称为“日本的邱吉尔”，永远为日本铭记。
至此，日本没有抗美武装的谜底即可解开。原来，对“侵略者”的服与不服，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举止。而对“侵略者”的服与不服，又取决于他们认可不认可“侵略者”带来的文明。换个角度看，日本彼时是举国崇美、举国“日奸”——何须一人变节、何来组织武装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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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取心：打翻的面包架——也谈社会达尔文主义
星期日 五月 26, 2013 11:00 am
这张标签贴在谁头上谁怕，在民主，人权被大力提倡的今天，这顶帽子不比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分量轻多少。以今日美国来说；从芝加哥学派到自由主义，从苏珊。桑塔格大娘到马丁路德金，无论新左派还是新右派，只要路过，每个人都上去踹一脚，吐两口啐沫，反正差不多是只死老虎了，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道德勇气也好。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吹落帽风了，处处讲究政治正确黑人不能叫黑人，要叫非洲裔，再下去黄种人要叫亚洲裔，白人要叫欧洲裔，好像阿Q生了疮疤，‘红’‘亮’‘光’等字眼一起都犯了口忌。而在口口声声喊‘人民权利’的极权国家，提到‘社会’两字好像就是马克思的专利，不可能再有多余的解释，别的‘社会’不是冒牌货就是夜狐禅，属于要扫除的范例。说来也奇怪；民主社会极权社会，乌眼鸡似的互相瞪了半个多世纪，突然发觉在当今的共同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像照镜子一样，美国有平权政策，中国有民族政策，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号码一样，衣服鞋子都可以混穿的。真叫人弄不懂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你死我活到底为了啥，难道那些人从来没听过有句话叫作‘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吗？
变戏法只是变戏法，如果魔术师真的认为这种区区小技能改变事物的内在逻辑，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的大头小头一起玩掉的。美国的平权法案，也推行了几十年了，事情没有半点改善，连主要受益的人群种族，都对此持怀疑态度。中国的民族照顾政策，实施了六十年，弄到今天还像五只指头揿跳蚤似的，今天西藏，明天新疆，后天又不知什么地方，此起彼伏，忙得自己一头的油汗。连我们这些叉了手看热闹的人都替它窝囊得难受。
真正的陷阱是设在自己脑袋里的，第一个认识点架设错了之后，接下来一连串的事情全部出错，弄到后来连始作俑者也糊涂了，本来这些苍蝇是放出去恶心别人的，最后怎么都停在自己脸上？没办法，只好抡起巴掌扇自己耳刮子，左一下，右一下，你还别说真是胖了许多。
美国人最大的误区是天真，真心地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以为读大学或找工作的名额像配给米一样，粗粮细粮搭配一定的比例，以为社安处一张张支票签出去，以为白人父母鼓励女儿带不同肤色的男朋友回家吃晚饭，万事就大吉。可是看看今天的城市贫民窟里的种族，看看治安死角里的恶性犯罪分子，看看突发事件里的抢掠者，看看监狱，看看单亲家庭的比例，看看被摧毁的底特律，看看那些每个城市都有的不见人烟的恐怖鬼域，就明白了所有的立法努力，所有的良好愿望，所有的金钱耗费，全部打了水漂。
就好像是人和上帝打牌，无论你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来，最后总是一个‘输’字。你不要说老百姓的眼光短浅，只盯着眼前利益，下流的政客们呢，只盯了下一届选举，再说回来就是学者的眼光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像一群猴子似的，只顾往高的枝头爬，那儿有果子好摘，猴子们是不懂再高的树也是有根源的，根源在看不见的地下，这当然超出了猴子们的目光所及。
这个根源就是种族，被大家忌讳莫深的，视为洪水猛兽的，动不动呲出獠牙咬在你腿肚子上的字眼，再往远处看看，戈培尔的尸首还吊在绞索上，飘呀飘的，你有种再多说一句试试看？
要怪只能怪那些十七世纪的贩奴者，上帝像个面包师一样，哪批面包发好了酵等待送进炉膛去烤，哪批面包正在炉膛里烤，哪批面包可以放上架子了，原有统筹安排。这一下全被打乱了，已经烤过的还没发酵的烤到一半的全混了，崩掉几枚牙齿也就不足为怪了。
像烤面包一样，种族的进化自有本身的程序和规律，倒是无所谓先进或落后，未烤的面包和烤好的面包没有高下之分，就像人不论年幼或年老那样，都是自然生命进程中的一段。十七世纪的非洲，当地社会还处在渔猎状态，私有制是要等到农耕社会才产生的，渔人和猎人在原生状态的大自然里生活，打猎，觅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所见到的就有获取的权利，他也并没有什么偷盗，抢劫，犯法诸如此类的概念。突然一下子被人送上船，经过时光隧道，来到一个比他原出身地早进化了几千年的社会，这儿人的头脑比他复杂了几千倍，这儿的社会和城市井井有条，这儿的女人不能想上就上，这儿的规矩无比繁杂，最主要的，这儿的有很多‘东西’是属于某个人的，就算他用不上别人也不能碰一碰。在非洲哪有这种情形，水里的鱼，森林里奔跑的野兽，树上的果子，满地光屁股的女人，谁能说这一切是某人独有的？尽管他百思不得其解，还是得服从，否则鞭子就上来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是？后来知识分子看不过了，出来说你们这是不对的，应该给他人权，应该让他受教育，应该让他融入社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到后来，他自己连手脚都不知道怎么安放了。
教育其实是根更狠更凌厉的鞭子，这根鞭子要你改变自己的本性，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教育是万能的。殊不知人类生存了几十万年，教育只存在了很短的一段的时间，人类在学会结绳计数，创造文字之前是怎么生活的？无它，唯一的生存之道是凭本能，凭所有生物都具有的自存自保的本能，带了天候地理进化的因素，这种本能几十万年间在血液里根深蒂固地遗留下来，教育可以压抑它，但不可能完全改变它，没一种教育方法能改变生物进化的程序，这只能是通过自然渐进而达成的。在社会承平的时候这种本能暂时归于隐性，但在社会冲突和个人末路之际，这种本性就显示出来，后果轻微的，造成疏离和伤害，严重的，引起族群对抗甚至战争。
不管美国再怎么鼓吹推行平权政策，统计数字是不会出错的；在高中时期退学的最大比例是某个种族，不要怪那些年轻人，抽象思考不是仅仅凭十二年教育可以一掬而僦的，而是存在于代代相传的DNA和几十代上百代的生存实践中的，教师们暗中一致同意某个种族对数字和纯理性思考的领会贯彻比别的种族差了很大的档次。也一致认为某个种族在体育和表演上的有着别人难以比拟的天资和特质，这正是进化在人种身上留下最明显的刻度。可是没人敢公开地把统计数字跟种族联系起来，教师不敢，研究学者不敢，政客更不敢，在这问题上一句话讲错大好生涯从此完蛋。众人喏喏，形成了一个大家和稀泥的局面，谁说美国保证言论自由？
缺乏研究的直接结果就是施政混乱，一届接一届的政府谁也不愿意戳破前任留下来的脓包，社会安全机构像个无限撑大而最终失去弹性的橡皮口袋，掉底的日子指日可待。产生很小一部份体育和演艺领域的亿万富翁并不能论证这个种族真正的生存状况，两百多年下来，什么猛药重药都下去了，整体情况改善有限，经济并不是唯一的指标，这个种族对社会的承担，创造力，在学术和文化（并非仅在歌舞打球）上的贡献，和人口数目不成比例。一幢地基打得不正的房子，再装修得美仑美奂也是枉然，一个社会和房子一样，要倒塌时才不管你民主墙纸糊得多漂亮。
再说说关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恩怨，美国社会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已有半世纪之久，如果说这种支持最初起于同情，同情这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受到残酷对待，可是经过五次中东战争，只能说明以色列这个弹丸小国，照顾自己不要太好。这么多阿拉伯国家，无论是单挑或者一拥而上，犹太人都轻易而举地三脚两拳摆平麻烦。论实力，论人口，论经济，论武器，论战机，论背后撑腰的，阿拉伯人并不遑多让，可是阿拉伯人好像天生只会坏事，弄到最后总是鸡飞蛋打收场。
为什么要讲这些？说到底还是种族冲突，美国国内的种族骚乱，不管怎样还是隐性的，但是犹太闪族和阿拉伯族在不到四十年期间打了五场战争，就一定是显性的种族之争了，这五场战争好像五次论证题，只说明一个结论，不同进化的种族不可能是一个棋盘上的奕者。阿拉伯世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国体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生活还是和七世纪没什么区别，大概是在游牧形态和农耕形态的混合之间。而以色列人经过一千多年在世界各地寄居流浪，早已经历了小农经济，领地兼并，封建割据，政治协商，君主宪政，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可以说是和文明进程同步并行，行事思考的成熟度不知超出游牧民族多少，所以说阿拉伯人无论如何也玩不过犹太人，就像小孩子打架打不过成人一样，这样说也许是过于残酷，那只有耐心等候，等总有一天以色列这个民族老化了，阿拉伯人再长长地吐一口气吧。
种族像个人一样，是有宿命的，根据天时气候地理坏境食物习俗认识思考宗教文化成熟定型而造成种族间千变万化的差异，从历史看来，每个民族在今天所处的地位，都有脉络可寻，种种的历史，进化沉淀产生的化合作用，一定是今天的面目，不可能有别途之想。
接下来那把刀片就要刮到自己的脸上了，中国人，确切地讲是汉族人，是最喜欢刮人家的胡子的。自己呢？肤发受之父母，是不能碰的。别人都是蛮族，夷人，胡虏，番佬，鬼子，而就是皇城根上一个满身补丁的补锅小贩，也自认为是天朝子民，虽然他是这个天朝垫在最底下的一块砖。士大夫更不用说了，摇头晃脑满口是‘礼仪之邦，万国来朝’，也不想想你凭什么让人家‘来朝’？就为了几卷丝绸，几罐茶叶？在那个年代，生产力仅够自足，根本撑不起一个稍具规模的贸易系统，茶叶不能当饭吃，丝绸也根本不符合西域人种的戎马生涯或粗重劳作的衣料所需，说来只是来旅游顺手买的纪念品而已，跟现在海外侨胞回国能买得下手的并无二致。唯一的作用就是无限地膨胀了国人的自崇心理，真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这种心思想头日积月累到今天，形成了汉人是世界上种族歧视最根深蒂固的一个人群，不但在弱势时歧视别人，一面看着人家的文明科技成果流口水，一面嘴硬说老毛子的奇技淫巧只是雕虫小技，但究竟还是未开化之族。一旦取得了强势，那不得了，开口闭口就是‘天威’‘远征’‘剿灭’，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别人的生杀大权尽握手中。从慈禧到义和团，从当今高层到草民愤青，一脉相承。报上常有文章说美国怎么怎么种族歧视，殊不知当年非洲人去了美洲真算是运气，如来了中国的话，那直到今天还不会出头呢。
中国的汉人和犹太人一样，漫长的历史，高度的控制，艰难的生存，各种的倾轧，不但把民众的神经锻造得如钢丝般的坚韧，还锻造了极其强韧的生存能力，无以伦比的精明计算，刨地三尺的勤勉运作，中国人到哪儿都既能吃苦又能落地开花。再经过共产党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洗礼，现代汉人现在比犹太人还多了一份无可比拟的狡诈和贪婪，加上信仰的缺乏造成极端的利己，疯狂。以这个民族的数量来说，万分之一的人口就抵得上世界上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世界上真是没一个地方抵御得了汉人的移民，像白蚁般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掏空一座高山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管政府有什么样的民族政策，汉人涉足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就被挤压到角落里，除了被窒息，被同化，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以汉人的目光看来，少数民族是未开化而野蛮的，懒惰，迷信，愚笨，固执而只懂得威权——武力的另一个名词。从封建帝皇到当今政府，对待少数民族像家长对待小孩子似地，哄骗不成就巴掌侍候。打了还是为你好，从以前的诏书到现在的社论都是一个调子。比政治高压更为可怕的是文化侵蚀和商业蚕食，面对几千年成熟的汉文化，又有政府在背后撑腰，再固守的少数文化也抵挡不住，二三代，至多不过五六代，本民族的文化一定式微。说到商业，汉人的吃苦耐劳本是美德，也许在少数民族看来，这种美德实在可怕——竭泽而渔，所有的商机，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大利小利，所有的角落全被扫遍。西藏高原，那么艰苦的气候地理环境，自会有汉人小贩骑了一条瘦耗牛，顶饥受寒，披星戴月地跑屯赶点做生意。如果整个高原遍布这样风卷残云的商业行为，本地人不担忧是不可能的，过分活跃的白血球还会吞噬健康的肌体呢。
如果撇开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的因素，单从物种或人种的角度来看，汉人实在是种太顽强，太庞大，太具侵略性的人种，由于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没有一个别的人种有可能与之抗衡，那些小的，文明不成熟的民族更别提了，不管有识之士怎么大声疾呼，我可以跟你打赌，照今天这种发展势头下去，在汉族所触及的范围之内，不出三百年，境内的少数民族全部被同化，族裔再也没有实质的意义，特有的民族语言，风俗，宗教，文字，传统全部荡然无存。这一切并不取决于执政党的意愿和方针，方针和政策只是有限地延长或缩短这个进程而已，像泥石流一样，汉族本身是覆盖力极其强盛的一个种族。
不要把种族主义的帽子拿在手上来吓唬我，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反倒是那些口口声声反对种族主义，但实际上却分分秒秒从中获取利益的家伙，是最恶劣的伪善者。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种族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在历史上，在今天从未平等过，在将来也不会。但并不等于说；在日常生活中见到另外族裔的个人，人格上有任何的不平等。种族的利益是对立的，观点是相左的，鸡肉汉堡对人类是美味，对鸡类就是恐怖，没人能协调这个矛盾，上帝也不行。从目前看来，汉人一手好牌，少数民族输得差不多就要脱裤子了，但诡谲的是，大鬼还没出来，牌局还在进行，最后的输赢还在未定之天，中国人不是最喜欢说‘今天河东 明朝河西’吗，啊，啊，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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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老李：解开一个谜和揭开一段历史——梁启超在新疆石河子的后
星期六 五月 25, 2013 9:52 am
我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是因为碰巧知道父母的老朋友周同轼医生家的一点事，这都同那个文化大革命有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发配到离石河子最远的150团监督劳动，碰巧在同一连队里有一位从石河子下去的女知青周靖。因为家都在石河子，虽然周靖比我的父母年龄要小近20岁,同我父母却成了忘年交，回到石河子经常到我家玩。以后我父亲又成了周靖父亲周同轼医生的朋友，两家有一些往来。我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但对医学书籍非常感兴趣，还曾鼓励我学医。我还记得去周同轼医生家吃过饭，菜是以罐头为主，那时光感觉猪肉罐头真好吃，那肥油还有汤汁让我几天后还有感觉。还有他们家里的英文书籍，都是医学的，人体解剖图用英文注明，好吓人。
另外，我还知道他们家好像同那个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家’的梁启超有什么关系。周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很惨，周同轼医生的太太魏文龄自杀，大女儿周靖被下反放到农场劳动，小女儿周临在北京坐过监狱，以后在石河子修配厂工作。
家父在70年代初得到平反。由于原工作单位石河子一中仍然是工宣队和文化大革命整他的人在掌权，他选择去了石河子修配厂（后来的柴油机厂）的厂矿学校教书。
柴油机厂离我母亲、妹妹和我居住的石河子一中家属院比较远，父亲在厂子里的单身工人宿舍楼的一层分到一间房子，他周末才回到我们的家。
父亲天性爱交朋友，特别是同年轻人玩得来。艾未未的同母异父哥哥高剑也在这个厂子里当工人，他爱好美术和乐器，还曾经到我家里给我的二胡对过弦。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一些石河子的学校开设了外语课程。柴油机厂领导发现厂里有位小姑娘周临懂英语，她成了石河子柴油机厂学校的外语老师，也成为父亲的小同事。父亲说这个周临是绝顶聪明，记忆力超强，吸收新鲜知识的能力不一般。
周临非常渴望上学，她在当了若干年工人加上外语老师后，在1978年考入北师大生物系，1980年自费到美国留学。以后我们知道周临同艾未未有了恋情，未未对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习十分厌倦，1981年由周临帮助办到美国学习。周临的姐周靖也在同年从江苏到了美国。
周同轼医生在1977年调到了广州的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家实际上在70年代末已经没有人留在新疆，周靖去了江苏，在石河子过去对他们熟悉的朋友们慢慢同周家的失去了联系。我在我们校园里的袁智纪老师那里听到过周临和艾未未去了美国。周临在去北京上学之前经常在我们学校家属院的几家老师家泡着，不少老师是她的好朋友，以后还听说她将中学时最好的闺房好友陈桥办到了美国。陈桥1977年上了北京钢铁学院，是我们校园教工子弟恢复高考后为数不多的第一届大学生中的一位。
周家在石河子有一定的知名度。石河子算是藏龙卧虎之地，周同轼医生当年是协和医院的教授，是著名骨科专家。他一家初来石河子时，住在了王震曾经住过的套房，要比石河子院领导的待遇都高，当然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事了。
眨眼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石河子，总有人不时还会提起周家。可能是因为周同轼医生是骨科名医，还有他两个女儿异常漂亮、活泼，让很多人过目不忘。另外是她们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还有周临同艾青儿子艾未未的恋情，以及她们很早就去了美国。
我心中对周家以后的事感觉是个谜。在美国的20多年里，我也曾想到联系过她们，但每次都觉着太麻烦，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另外也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同我联系。
这次在北京碰到艾未未，也是三十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主儿。因为人家有名气了，我本来不想打扰，生怕人家摆谱、傲气。没想到根本没有那回事。在老友小宁的撮合下，我们在北京一聚，未未非常随意。中午吃饭期间，石河子的几位朋友谈到了周家姊妹，未未说有一段时间没有同她们联系了。旁边的人问我为什么在美国没有联系过她们，我给出了不是理由的理由和自己的顾虑，让未未一顿挖苦讽刺，说我自己乱怀疑，还说人家傲气。
回到美国后，我一鼓作气将周氏二姐妹的电话找到，厚着脸皮马上同她们联系，接着访问了大姐周靖的家。我开始对她们的历程和家史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有了写一点有关她们家族故事的想法。
经过周家姐妹的同意，我将她们家的历史清理了一下，材料基本上都是从网页中查询的以及大姐周靖的口述回忆。
首先是同梁启超的关系。周同轼医生实际上是梁启超的第一个外孙，是梁启超最疼爱的长女梁思顺的长子。他生于1918年的1月31日，正好是农历丁已年的12月19日，同诗人苏轼同日出生，因此梁启超亲自为这个外长孙起名为‘同轼’。
梁启超同长女梁思顺，次子梁思成，和三子梁思永。
这样说，周靖和周临应该是梁启超的第四代重外孙女，艾未未就是梁启超重外孙女的男友，虽然这个关系没有最后的结果，但说艾未未受梁启超后代的帮助来到美国留学是千真万确的。没有这段留学生活，现在艾未未的‘反骨’不会这么坚硬。
周同轼的父亲是周希哲（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母亲梁思顺随同夫婿周希哲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曾居住在菲律宾和加拿大。周希哲是驻加拿大公使，梁启超9个孩子中最有名的次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事就是大姐梁思顺在加拿大给操办的。梁思成本人和家族就有名，那个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同他妻子藕断丝连的关系又让他的名字在中国建筑史之外的文字里多次出现。徐志摩同林徽因的爱情虽然没有成正果，但是他们的之间诗和爱情故事却流传百世。
梁思顺和周希哲的全家福。
梁思顺的长子周同轼要比梁启超的第八个孩子梁思礼还要大8岁，梁思礼是梁家子女中三位院士之一。按辈数周同轼要叫梁思礼为舅舅，梁思礼的回忆文章里提到大姐经常从加拿大给这个新添的小弟弟邮寄衣物。梁启超用梁思礼的口气写了封感谢信：“谢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叫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著，两亲家心照。”（2）
“谢你的衣裳”是谢谢梁思顺从国外寄给思礼的新衣服。“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瞻儿是梁思顺的长子周同轼的小名，他比思礼年龄大得多，但论起来却是梁思礼的晚辈。梁思礼回忆到“周同轼经常用这封信的内容跟梁思礼开玩笑。”（2）
周同轼从小随同外交官的父亲生活在菲律宾和加拿大，弟弟周有斐出生在菲律宾，所以其名为有斐，因为Philippine曾经翻译成为斐律宾。周家还有大姐周念慈和小弟周嘉平。
周同轼的父亲周希哲是南洋归侨，曾在商船上工作，后得到康有为的帮助，去了美国读书。梁启超十分满意大女儿梁思顺同周希哲的婚姻，也是经他介绍撮合的。周希哲在1938年去世，梁思顺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没有再婚。
梁思顺有着良好的家教，梁启超亲自教她写字读书，还教她写诗词，并且为她写了好多诗词。因此她有深厚的古文根底。梁启超给她的书房起名“艺蘅馆”。她抄写了很多诗词，编成《艺蘅馆词选》并作了自序。这篇自序和词选曾被传颂一时，1981年还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4）
梁思顺和四个孩子，后排右面为周同轼。南方人物周刊，1989.7.24
梁思顺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冲击，遭到红卫兵的鞭打。1966年，她死在自己家里。那年她的长子周同轼医生，媳妇魏文龄，两个孙女周靖和周临都在新疆石河子，自身难保。两年后，媳妇魏文龄在石河子自杀。
魏文龄的爷爷魏瀚是国人在国外拿到法学博士的第一人，中国第一代军舰制造专家，曾任晚清海军部造船总监。魏瀚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艘取名‘开济’的巡洋舰；制造了中国第一艘铁甲船。(9)
魏瀚的网上照片
魏瀚的大儿子魏子京是外交家，派署驻澳大利亚总领事。1931年3月，任驻秘鲁全权公使。魏瀚的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都赴英国留学，一个学机械，两个学采矿与煤矿管理。（8）
1895年，魏瀚出巨资，与当时几位商人，合作在河南六河沟开办煤矿公司，后来赚了钱，再加上自己的工资积余，独立在六河沟开采了一个小煤矿。二儿子魏子肫当矿长，四儿子魏子龙当总工程师。（8）
魏瀚和魏子肫、魏子龙将赚来的钱，又在山东省章丘市开设了一家煤矿。抗战胜利后，魏子肫担任开滦煤矿总矿长，魏子龙到山东枣庄煤矿当总工程师。（8）
魏文龄是魏瀚二儿子魏肫（魏子肫）的女儿。魏肫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矿业工作。在唐山开滦煤矿工作多年后1945年成为属于英国人的开滦矿区主管。那时开滦煤矿高级职员中有10%是英国人。在为纪念唐山解放60周年的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描述：
“为保护开滦，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与英国资本家代理人开滦矿务局的魏肫总管取得联系，区党委社会部长李一夫亲自给他写信，提出只要他设法保护矿山安全，解放后人民政府就保证开滦进行正当合法经营。魏见信后，四处活动，在保护开滦煤矿的斗争中起到了助力作用。”（5）
在开滦档案馆的介绍中，称“魏肫自1934年7月进入开滦后，担任了开滦唐山矿区主管，掌管了开滦矿区的行政大权。1936年1月9日，冀东反共自治政府长官殷汝耕鉴于开滦及魏的地位和影响，特聘任他担任冀东自治政府顾问。魏肫民族之心未泯，于1936年1月12日致函殷汝耕，坚辞顾问一职并退回聘书。”（6）
魏文龄同周同轼在燕京大学上学时相识，毕业后结成良缘。一个是中国著名政治家，著名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梁启超的长外孙，另一位是中国第一位国外达到法学博士，晚清海军部造船总监魏瀚的孙女，彼此都出身豪门，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了。
实际上，他们两人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城府和架子。在1965年，新疆医学院的院长去北京为学校寻求教学科研领头人的时候，通过‘组织调动’，把周同轼一家人都搞到了新疆石河子。
那时周同轼一家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在网上还能够查到积水潭医院第四任院长荣国威从协和将周同轼教授挖到医院骨科的回忆。（7）周靖回忆说父母是绝对服从‘组织’，二话没有带着全家奔赴边疆。
50年代的家庭照，第二排左起是梁思懿，梁思成，王桂荃，梁思顺，周同轼；怀里抱着的是周临，前排中是周靖，左为周颖（周临和周靖的哥哥）；后排左起，梁思礼，梁思庄。照片来自于（3）。
周同轼和魏文龄带着三个孩子到石河子的第二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北京的梁思顺，梁启超的长女，遭红卫兵的批斗，在1966年孤身一人在自己的房子里去世。以后梁家人回忆到有同学看到梁思顺在家里的地上爬着，还有红卫兵鞭打她。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在1924年去世，她的三个孩子是梁思顺，梁思成和梁思庄。梁启超的另外6个孩子是同二夫人王桂荃所生。上面这张照片是梁家的四世同堂，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在北京一间阴暗的房子里孤身离世，那时梁家的子女已经是四散分离，竟然没有一人能够在身旁。
周同轼和魏文龄有着如此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家庭在新疆石河子当然是首当其冲，他们被抄家，批斗，打骂更是家常便饭。他们被赶出了原来的住房。
他们都被定为‘国外特务’，其中魏文龄是‘英国特务’。石河子医学院甚至多次要求将梁启超的外孙，‘大特务’周同轼枪毙，但都没有被批准。
他们唯一的儿子周颖在1966年因病去世。魏文龄的父亲魏子肫从北京被押去了唐山的开滦煤矿接受审查，大女儿周靖去北京将外婆接到了新疆石河子。外婆在半年里就去世了。
此时只有十几岁的周临去了北京。因为被怀疑要偷渡国外，她和几位北京的朋友莫名其妙地被抓起来好几年，关在北京的监牢里，她在新疆的父母和姐姐还以为她失踪了。
魏文龄本人被隔离审查。原来她精神忧郁症，加上儿子和母亲先后离世，小女儿失踪，她不能见自己的丈夫和大女儿周靖。红卫兵认为她是装病，不让她看病吃药，她的病情日趋严重。
有几个红卫兵经常对这个‘英国间谍’打骂。一次惨遭毒打后，浑身青紫的魏文龄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摧残了，选择了偷偷自尽，永别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这一天是1968年 7月24日。
工宣队和红卫兵在当日就发现魏文龄不在了，他们并没有通知周家。周靖在校园里看到同母亲一起关押的几位‘牛鬼蛇神’，发现他们在给她做各种手势，最后明白好像是母亲找不到了。回家后给父亲讲，周同轼还想着妻子是否自己偷跑到北京去‘告状’，要求申冤平反去了。
过了三天后，他们才被通知见死尸，都发臭变味了。
因为是‘畏罪自杀’，周同轼和周靖父女二人竟然被拒绝跟车去埋葬。他们只看到魏文龄的遗体被一床有黑色条纹的棉被裹了起来，然后扔上了一辆大卡车，据说是被埋在了石河子南山上的无名的乱坟岗上。
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魏文龄才被平反。一位参加埋葬魏文龄的老师是位有心人，他记住了那个土坑大概的位置。周同轼和两个女儿这时才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魏文龄的残骸。那床有黑色条纹的棉被虽然腐烂，但还能看出一点原来的颜色。魏文龄左脚有过骨折，嘴里有一颗金牙也帮助了认辨。在去世八年后，魏文龄的残骸终于得到了火化。
石河子医学院整人的主要几位老师和学生都在。周靖叫了几位好友将那个打她母亲最狠的学生，后来已经是医生的XXX猛揍了一顿。除此之外，周家两姊妹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才能为母亲找到公平。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事都是不了了之。丢了性命的就是不走运,幸存者算是‘有福气’了。
名义上的平反，加上补发失去的工资，这十年的痛苦灾难就算一笔勾销了。可是有多少人在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了永远不能康复的伤痕，还有那失去生命的灵魂。
周靖回忆说母亲之死对只有十几岁的妹妹周临伤害很大，这也是周临以后决定不要孩子的原因之一。
周临在舅舅的帮助下1980年来到加州，姐姐周靖在1981年到了美国。艾未未也在周临舅舅的帮助下在周靖之后到了加州。他们居住在加州伯克利大学附近，周临在伯克利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周靖和艾未未学外语并打工。
周临拼命学习，1984年拿到了伯克利计算机本科专业的毕业证书。艾未未是坚持搞艺术，在一年多后去了美国的文化首都纽约。未未和周临的恋情持续了很多年，但是最终未成正果。姐姐周靖说两个人好的要命，但是性格都是不能谦让对方的主，谁都不能迁就谁。
大家都知道，艾未未回国后同中央美院的画家路青成婚，后来同另一女士有了私生子，因为是新闻人物，网络新闻上有不少报道。
周临同哥伦比亚大学搞经济的一位教授结婚，没有孩子，住在纽约市。她一直从事计算机工作，热爱旅游，生活幸福稳定。在中国和美国的四处碾转之间，周临一直保存着母亲的骨灰。
梁启超后代大团聚
在网上查了一下周同轼医生，知道他有在87年出版了‘图解关节运动生理学’，另外在撰写著名文物收藏家王世襄的有关文章里提到两人同是燕京大学同学，还是同室好友。
周同轼医生在1990年移民到美国，住在加州湾区，直到2004年去世。
周靖的儿子麦克算是梁启超的第五代，现在是UC Davis的大学生。
周家的谜和历史基本搞清楚了。我忍不住要写一段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他是周靖的丈夫刘安平（Arnold Owens）。
Arnold是美国的第三代华人，是一位麻醉专科医生，在1972年继尼克松访华之后就访问过中国。他在21岁时开始学汉语，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这在第三代移民中是不多见的。他是一位旅行家、摩托车手，还是一位国际志愿者。在20多岁的时候，从亚洲到欧洲旅游，或者说是‘游荡’了两年多。以后成了医生，在90年代索马里和布隆迪的内战期间，又去那里作为志愿医生两次，出生入死。
他每年抽出2-3个月到世界各地旅行，而且大都是背包式的，住最便宜的旅店。他的理由是旅行的目的是要了解那里的人们和文化，那里的希尔顿饭店同美国的差别不大。作为一名医生，少工作2-3个月要少挣不少钱。他先后去撒哈拉地区七次，其中一次是骑着摩托车横跨大沙漠。
到了48岁，他要去南美来一次摩托车旅行。为了准备工作，他去内华达州的大盆地（Great Basin）地区训练，不幸将脖子上的脊椎骨摔断，高位瘫痪。他自强不息，最近刚完成一本即将出版的几十万字的‘The Life of a Doctor’，述说他的历程，并给各类读者，包括患者、医务工作者、和照顾病人的护工提供真诚和实用的建议。
我读了一遍初稿，这不是一位一般患者的故事，它是由一位世界旅行家、摩托车手、内科大夫和麻醉专科医生、经过非洲两次战争的国际志愿者撰写的回忆录，书中充满对生活、生命、人类、世界的热爱，文字优美，内心叙述非常感人。读后深感一个人的世界不会由于身体的残疾而有局限。
写到这里，我对几个星期以前还是迷的周家故事有了一个大致了解。这里算是分享给大家吧。
这是一段梁启超家族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在新疆石河子的经历。记载历史是为了让后人了解过去，吸取教训。40多年前在中国这块古老天地了发生的事并不遥远，实际上我们许多人都亲身经历，但是我们记录下来了吗？我们经过反思了吗？为什么会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浩劫？除了领袖之外，那些帮凶们是否也应该负责任？这一切都是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发生的。
或者说，我们应该将这段历史忘却？
实际上，许多‘小人物’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基本都被忘记了。上面这段历史，除了周靖和周临之外，就连她们的许多亲属也仅仅知道她们的母亲在那场浩劫中死去，两个孩子所经历的欺压和苦难旁人知道甚少。
巴金先生在晚年里有愿望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让巴金先生的遗愿实现。
参考资料：
1）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2009年07月24日 南方人物周刊。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200907/0724_7180_1267151.shtml
2）梁思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5172.htm
3) 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 – 梁思礼院士自述，梁思礼口述；吴荔明、梁忆冰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
4) 女儿忆梁启超：教育原则是褒多于贬，鼓励为主，北京青年报。作者吴荔明为梁启超外孙女、梁思庄的女儿、北大教授，著有《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等书。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2-25/4592461.shtml
5) 唐山，怎样成为人民的城市——1948年唐山解放的往事，环渤海新闻网专稿 (本报记者 角志伟、丁建国) http://tangshan.huanbohainews.com.cn/system/2008/12/11/010234874_02.shtml
6) 开滦矿务总局时期历史人物——魏肫，（开滦档案馆）
http://www.kailuan.com.cn/wbwzgl/files/2012/1/1_201211783900.shtm
7) 我是积水潭里的一滴水——北京积水潭医院第四任院长荣国威专访。
http://dlh110.blog.163.com/blog/static/283198082007770328169/
 新发现的船政大臣组照，背后的自强故事浮现——百年前福州人掀起首次开矿热，福州晚报20110225期， 刘琳 杨勇/文魏延年 杜立言/供图
http://bbs.fzen.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printable&tid=132613
9) 魏瀚，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23116.htm
（本文由周靖提供线索和部分口述，新疆老李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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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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