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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国商界大佬的高考
星期五 六月 07, 2013 12:45 pm
马云：豪气冲天要考北大 数学成绩就1分
1982年的时候，18岁的马云迎来了生命里的第一次高考。不过马云并没因数学不好而退缩，反而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因为在他的报考志愿表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
当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也算创造了个小奇迹，他的数学成绩是——1分。
心灰意冷的马云和他一个表弟一起去宾馆应聘服务生，结果因为长得有点儿歪瓜裂枣的意思，愣是让老板给拒了。没办法，他通过找关系，才做了一份给出版社送书的活儿。也许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但是这时候路遥的《人生》的改变了马云的想法，马云开始了艰苦的复读，并在19岁的那一年，再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不过他的数学成绩嘛……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的数学成绩实现了同比1800%的迅猛增长——19分！
马云又开始了一遍打工一边复习的日子。就这样，到了马云20岁那年，他毅然参加了第三次高考。在马云高考的前一天，有一位姓余的老师对马云说，就你这个数学成绩，能考及格了我就把姓儿倒过来写。无论这老师是什么心态，马云是被刺激的够呛，他想出了一个绝招。
在考数学之前，马云背下了10个基本的数学公式，考试开始以后就一个一个的往公式里套。用这种独门绝技，马云这次数学的考试成绩还真就及格了——79分。
虽然马云这回数学成绩大幅提高，不过他总分数比本科线还是差5分。唉，也行啊，马云心想，有个大学上就不错了，管他是本科还是专科，也算圆了自己的一份坚持。就当马云准备进杭州师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当年杭州师范英语系由于刚升到本科，以至于报考的学生竟然不够招生数。于是校领导做了一个令马云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决定，那就是让几个英语成绩好的专科生直升本科。
于是，英语成绩很牛的马云光荣的以本科生的身份踏进了杭州师范。
郭广昌：自己决定放弃中专，改读高中
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学毕业前的这段时间的人生轨迹基本上是被确定了的：小学—中学—考大学。可是对于郭广昌来说，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就出现在中学时代。
像大多数的农家父母一样，郭广昌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早日跳出“农门”，因此父母让他报考师范，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跳出“农门”，就这样，成绩优异的郭广昌报考了师范。
拿到中师录取通知书的郭广昌，就像拿到人生的判决书。难道这辈子就待在东阳做一名乡村教师吗？自己的大学梦呢？东阳中学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难道自己这一辈子就只能是一个中师生吗？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广昌做出了第一个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决定———放弃中师，改读高中。父母不允，他就悄悄卷了一床竹席，背了十几斤米，来到了东阳中学。高中3年，靠着每星期回家背几斤米和一罐霉干菜，他熬了过来。
1985年，18岁的郭广昌又面临一次选择——高考。有意思的是，念理科的郭广昌竟然报考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正是这两个关键的决定，几乎影响了郭广昌的一生。正是因为读了高中，才有了他后来的上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哲学，则是因为那时最热门的讲座，都在哲学领域。
1992年，郭选择和校团委4个伙伴下海创业。哲学带给他做生意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即要在别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
俞敏洪：英语从33分到95分 40分钟就交卷
1977年，因为一些不可抗原因，家在农村的俞敏洪高一下半学期才进入了高中。上高中以后，俞敏洪功课明显跟不上，但高考就要来临了。 复习了10个月左右，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的录取分数其实很低，他报考的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敏洪的英语却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不理想。
高考失利之后，俞敏洪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俞敏洪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后来去大队初中当了代课老师。1979年，俞敏洪再次参加高考，他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
一天，俞敏洪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告诉俞敏洪，江阴县教育局准备办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俞敏洪母亲到城里找到几个亲戚打听，证实了这个消息，就让俞敏洪去报名。这次的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
俞敏洪和二十多个男孩一起住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大房间里。老师指定俞敏洪当副班长，这对俞敏洪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既然是副班长，学习就要认真，俞敏洪带领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
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俞敏洪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考好。但是，俞敏洪确实只需要40分钟。
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95分，总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填志愿的时候，老师对俞敏洪说，如果你想上北大，语文一定要及格，不然北大不会要你，但俞敏洪的语文是58分。俞敏洪不敢下笔填北大，还是老师帮他填的志愿。
8月底，俞敏洪的同学们几乎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却什么也没收到。按常规，北大是第一个发录取通知的，老师就说俞敏洪大概没戏了。这时候，俞敏洪真的特别难受。有一天俞敏洪和妈妈在地里种菜，大队的人找到俞敏洪说县里有电话来。
俞敏洪急忙跑过去，县教育局长对俞敏洪说你的录取通知下来了。俞敏洪问他是哪个学校，他故意说自己不知道。俞敏洪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北京大学，当时就乐疯了，和两个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像范进中举一样跑到马路中间又蹦又跳，连大卡车都停下来了。
潘石屹：偷偷换名“石屹”参加高考
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1981年从培黎学校毕业后，潘石屹又以整个石油部系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石油管道学院。
1984年，潘石屹毕业被分配到设在廊坊的石油部 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捧上了铁饭碗。在那里，潘石屹很快找到了让领导重视他的窍门，那就是记清楚所有的工作数据。处长向局长汇报工作，局长向部长汇报工作，都需要用数字说话，而他们都记不清楚数字，他们需要带一个人汇报数字。
每天下班之后，潘石屹就将各种计划样本拿出来背，最后，这些数字小数点之后 的好几位，潘石屹都能记得住。科长开始欣赏他，处长开始欣赏他，主任也开始欣赏他。他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并成为领导身边必带的“红人”，仕途看上去很美。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对分配给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当潘石屹劝她凑合着用时，对方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潘石屹：难道一生将与一套桌椅共同度过？
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毅然辞职，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在那里度过了他感到压抑的一段时光。一直到两年之后，新的机会终于出现了——1988年到1989年的海南岛，就像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
史玉柱：高考状元 数学差1分满分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此前，他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岁之前，史玉柱随父亲两次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马化腾 ：放弃天文梦 选择计算机
马化腾在家人的翼护下读完了初中和高中，高考之后，他仍然没有离开深圳，就近上了深圳大学。进入大学后，马化腾的天文理想并未实现，在得知学习天文的出路大多是做地理老师后，他在大学的申请表上改填了计算机专业，并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快乐。
2010年4月，马化腾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时回忆道：我原来是准备走天文方面的路。经常想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研究什么特异功能。1986年的时候观测哈雷彗星回归，我用学校的器材拍一些彗星的照片，我是当时深圳中学第一个找到(哈雷彗星)，还去写观测报告，得了一些奖，获得几十块钱的奖励。还得到了参加观测比赛的机会。后来因为当时要考高中了，到海南的观测我没有去成。
考大学的时候，我问老师天文系毕业后的职业，当时只有南京大学有天文系，我了解到基本上那时候去天文台的少，很多都是去当地理老师。当时就觉得，别搞不好变成去当地理老师，后来又刚好开始接触到计算机，就觉得这个也挺有兴趣，那时候就考到深圳大学计算机系。“毕竟天文太遥远了”他说。
深圳大学在国内只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学，但是身处深圳特区，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深圳大学受到改革开放思想影响，学校里实用主义思潮也是比较浓厚的。可以看出，受深圳大学学校风气的影响，马化腾的实用主义理念在毕业之前已有了苗头。
马化腾在深圳大学计算机系求学期间成绩总是在前五名，他也渐渐地在编写软件和研究计算机网络中体会到了乐趣。马化腾表示自己学习编程的方法其实是“用最笨的方式去领悟”——用抄代码来培养感觉。
在大学里面，马化腾也并不是核心，技术也不是最强的一个，然而马化腾会找到比较互补的一些伙伴做成一些事情。马化腾看问题比较中立，但他会尊重比他强的人的意见。马化腾在产品应该往哪个地方去做这个方面想法会多一点。
丁磊：第十名现象
我们在浙江省奉化中学找到了丁磊的足迹。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学习，成为当时高一(2)班56位同学中的一份子，江鸿跟他是同班同学。
在江鸿老师的记忆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学业平平，入学时在班内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当下“首富”名号很不对称。“可喜的是，每次考试，他的排名总有进步。不过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间，从来没有杀进班级前十名，更别提在年级内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绩同样貌不惊人：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1分的成绩有幸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只不过，这是丁磊喜欢的大学，他很早就被西部这所藏着大量电子类书籍的高等学府迷住了。
“教育界现在正热衷探讨‘第十名现象’，说的是，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几个，有望成为日后最出人头地的一个。我现在想想，丁磊这个个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现象’的。”江鸿老师这么评价他的老同学。
李彦宏：从戏曲少年到高考状元
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小时候有多么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李彦宏的父母在晋东化工厂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彦宏有3个姐姐1个妹妹，他的腼腆温和或许与姐姐们的宠爱有关。
父亲常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决定录取他。
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李彦宏学戏曲，还可以做一种解读，他其实真正喜欢的不是戏曲，而是那个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才华，感染更多的人。这与现在百度坚持的“用技术改变生活”的理念一脉相承。
19岁的李彦宏考取了山西阳泉市的高考状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是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读北大，学会独立思考。面临毕业，正是沉闷的1991年，决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彦宏如期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
留学读研期间。偶然间，导师一句话，“搜索引擎技术是互联网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应当有未来”，这时候，1992年，互联网在美国还没开始普及，但李彦宏已经开始行动——从专攻计算机转回来，开始钻研信息检索技术。并从此，认准了搜索。
张亚勤 ：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住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说：“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
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有惊无险。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是“文革”后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乡，无数学子在田间地头、牛棚猪舍旁刻苦学习，只为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
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龄都比张亚勤大。尽管年纪小，在与成年人同场竞技的考场上，张亚勤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他的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成年人。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
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不像现在是统一报名，而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到真正报名时家人才知道报名程序，而这时候老师已经将考生名单上报了。
离考试只有几天时间，报不上名，就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张亚勤当时已经闻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为少年大学生，也将是山西省的一大荣誉，所以当母亲带着他向招生办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马上爽快地答应将张亚勤的名字加进考生名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奇迹“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太原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山西教育报》……省内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
李开复：哥伦比亚大学更符合自己性格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并没有死心，在那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因为在美国，入学申请中包括SAT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
另外，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我告诉老师，我是一名外国学生，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给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我盼望着奇迹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整整一个月，我准备了12份申请表格，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那个时候肯定“烦死我了”，“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一有错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虽然心存侥幸，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随后，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的“waiting list”。所谓waiting list，叫做“候补人名单”，最终，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
不过，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又过了几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offer。 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活泼、新锐、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让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钟爱——计算机。
郭去疾：从“电脑娃娃”到“计算机神童”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首次南行的时候，一路上没有对深圳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郭去疾表示，自己就是首批被“抓”到的电脑娃娃。小学4年级第一次在学校机房接触计算机，郭就深深入迷。小学期间多次参加中学的计算机编程比赛，得过各种大小二三等奖。
后来郭去疾终于“修成正果”，以“省计算机编程大赛一等奖”的身份被保送到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78年，中科大创办的少年班开了我国超常儿童高等教育之先河。由于七八十年代曾经出过几个“神童”，其中包括如今已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科大少年班也因此被人们叫做“神童集中营”。
据悉，由于少年班学生年龄普遍偏小，曾引发过一些心理以及生活能力方面的问题。后来发展了一批正常高考录取的学生，郭去疾恰好又赶上了这一波。
准确来说，郭去疾当时被保送到的不是“少年班”，而是“零零班”。据悉，这是由几十个“尖子”新生组成的班级，与“少年班”共同接受强化培养。
实际上，郭去疾不仅是一个“计算机神童”，还是一个“学习狂人”。记者在网上搜索“郭去疾”发现：当年成都市石室中学有个叫郭去疾的学生，从读小学至高中毕业先后参加了多个学科的竞赛三十余次，几乎次次获奖，被评为“蓉城十佳未来建设者之星”。
电视台对他作过专访，当被问及是如何能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时，这位“获奖专业户”还曾与伙伴们分享过制订复习计划的重要性。
也可能是在学习上游刃有余，这位对计算机痴迷的少年在大学没有选择计算机专业，而是学习了电子工程。在郭去疾看来，电子工程专业更有挑战性，“计算机这块已经钻的差不多了”。
张朝阳：在自学成材的故事激励下考上清华
“我出生在‘文革’时代，那个时代带给社会很多创伤，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没人管，就有了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刻苦念书，正因为有了小学无忧无虑的玩和充分的智力开发，我到了中学才能坚持长期的艰苦学习，直到大学，都没有产生厌学情绪。”
张朝阳说，他从小生活在西安东郊田王一个工厂的家属院，父母都是医生，他家在工厂边上，生活环境很随意。父母对他很宽松，给了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他有很大影响。
1976年张朝阳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他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他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头地，学习特重要。他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爱走极端。他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苦读，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1981年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提起往事，张朝阳对高考那段岁月依然难忘。“我高考的时候没住校，每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和一大帮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去自习室温习功课。”张朝阳回忆，“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只是自己喜欢学习，特别是喜欢学物理。我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
清华岁月是他密集攫取知识的时代，也是他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说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念书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的非常艰苦的、压力非常大的5年，他学会了如何在极端压力下去生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他练习冬泳，并得到了一种自我肯定。1986年，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深造。
王石：因为父亲关系上了工农兵大学
王石，原籍安徽，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在新疆做了5年汽车兵，转业后在兰州做了1年的工人。由于其父在柳州铁路局当领导，王石得以进入兰州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读给排水专业。毕业后进入广东省经贸委做经济情报研究工作。1984年左右他下海创业，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冯仑：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
西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最初只有商学学科，就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西北大学恢复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系，1985年正式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这与冯仑求学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不得不说这正是奠定冯仑成功的基础。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与冯仑在同一院系学习。
在中央党校，冯仑不仅潜心攻读马列原著，而且还弄懂了德文版、英文版，更重要的是，冯仑常常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冯仑学经济学、学法学，先后进入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冯仑与马鸿模几次交往之后就非常熟了。在冯仑的身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折射出“教父”马鸿模的影子。比如他虽然是法学博士，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言谈间常有世俗的语言，完全没有人们常说的高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清高。
然而，他的表述却非常富有逻辑性，或者说，他身上既有着江湖的气息，又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性气息，两者成功地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冯仑。
20岁时，冯仑就已经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据冯仑自述，他在学校中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是个好学生、好党员。1984年，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冯仑被学校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下属的专题研讨小组，从事“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改革”的研究，1988年又被借调到中宣部。1988年年底，他被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命为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被派往海南省筹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并担任常务副所长。
恢复高考之后，冯仑参加了第二届高考，成功考上了西北大学，之后又顺利考上了中央党校。冯仑是当时最年轻的研究生，他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决策习惯，自觉不自觉地就会露出那个时代的痕迹来。
中国企业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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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首富为何让美国精英恐惧？
星期四 六月 06, 2013 3:13 pm
从震动市场的戴尔私有化，到沸沸扬扬的康宝莱多空大战，卡尔•伊坎(Carl Icahn)的名字近期屡屡见诸报端。这位以敏锐的嗅觉和闪电般速度著称的资深投资人，已经在华尔街驰骋逾半个世纪。
通过杠杆收购等手段，过去数十年间他成功“猎食”了数十家知名企业，成为华尔街的“不老”传奇。在2013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榜单上，他以200亿美元的身家位居第26位。
精明的“猎食者”
伊坎1936年出生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犹太家庭。在踏入华尔街之前，他曾在职业上做过多种选择：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哲学，后进入纽约大学医学院。但学业还未完成，他又选择了辍学参军。
六个月后，25岁的伊坎选择退伍并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直到这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实力、野心和激情在一个个天文数字中灿然交汇”，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毕生事业。
或许是因为拥有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伊坎在华尔街如鱼得水。1968年，他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伊坎公司，主要从事风险套利和期权交易，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伊坎需要一个可以让资本更快增值的途径。
1978年，伊坎开始涉足公司恶意收购领域，汽车零配件制造商辉门公司成为他的首个猎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家历史悠久的公司一度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精明的伊坎嗅到了机会，他筹资8000万美元毅然收购了辉门。
此后，伊坎对这家公司进行了一系列重组整顿，几年后，当他决定出售辉门的时候，这家公司的价值已经是当初收购价的20倍还多。
首战告捷的伊坎自此开始了贪婪的“觅食”之旅。1985年，伊坎发觉刚刚完成业务拆分的环球航空集团存在控制权漏洞，便联合合伙人悄无声息地频繁买进该公司股票。在达到监管机构规定的需要披露持股情况的底限后，他开始疯狂地迅速加码，数天内将持股比例从5%骤提至16%。
直到此时环球航空公司才意识到大事不妙，但伊坎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穷追猛打，继续增加持股达到52%，最后完全控制这家公司。
然而，伊坎最终并未接手这家公司，而是在成功引来无数竞购者后将其“高价”出售。这场轰动一时的恶意收购，让伊坎和他的合伙人们狂赚2亿美元，也让他成为扬名华尔街的“企业狙击手”。
倘若有谁挡住了他的道路，他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掀翻在地”
据青年参考报道，卡尔•伊坎的办公室，俨然是座博物馆。在办公室的木质走廊，摆放着他纵横商界30年来所斩获的“战利品”。它们都是美国金融史上最知名的恶意收购、“代理战”的见证。
“战利品”中，包括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那里得来的飞机模型——该公司被他收购一事，巩固了他“操盘手”的名声；走廊上的火车模型，则来自ACF工业(ACF Industries)公司，该公司后来成为他的赚钱机器。
华尔街的上市股票，述说着他“征服”多家20世纪最伟大公司的历史——从米高梅到摩托罗拉，从德士古（Texaco，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到纳贝斯克（Nabisco，跨国糕点公司），都有他操盘的身影。
在纽约曼哈顿通用汽车大厦办公的伊坎，让40来岁的亿万富翁迈克尔•戴尔（戴尔公司董事会主席）和比尔•阿克曼（对冲基金潘兴广场资产管理公司CEO）有芒刺在背之感。
过去15个月内，77岁的卡尔•伊坎入主这两家公司，随即对14家公司发动“攻击”。这种举动使得他成为商界最具破坏性的人物。
大家都盼望，一大把年纪的伊坎隐退。但他闲不住。他既对戴尔公司发起竞购，又染指了瑞士石油服务公司越洋公司公司（已获该公司3%以上的投票权）。
倘若有谁挡住了伊坎的道路，他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掀翻在地”。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EO奥布里•麦克伦登的下场就是明证。
1982年，时年23岁的麦克伦登成立了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由于遭到多项指控（假公济私、可疑的商业行为和挥霍无度等），他在今年1月宣布将辞去CEO职务。伊坎是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董事，他指责麦克伦登没有削减成本。在麦克伦登离任通告发布后，公司股票从17美元涨到了21美元。
这一切让伊坎春风得意。从其身体语言便可看出这一点：他那带有学者范儿的白胡子，时不时地动一下。他近期去美国迈阿密游览，顺带蓄起了胡子。
他还把177英尺（约合53.9米）长的游艇，因为靠玩游艇打发时间，他感觉太没劲了。他现在发现，幸福就是积极采取行动。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伊坎问道，语气带有点矫饰，“参加恼人的聚餐会吗？”他一边说一边挥舞手臂，顺势靠在椅背上。
前些天，他向戴尔公司提交了竞购方案，对戴尔的估值250亿美元。现在，他又按兵不动。伊坎穿着蓝色运动衣，不疾不徐地用吸管从水晶杯中吸几口可乐，“我们正处在游戏的顶层，这是我们的最佳时机。”他说。
平心而论，他的做法已经发生了改变。以前，他通过垃圾股票或其他手段来攻击其他公司，后来又通过对冲基金来牟利。《福布斯》估计，伊坎现在的净资产达20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投资大鳄乔治•索罗斯，成为华尔街首富。
坐拥这么多的财富，他已无需他人帮助，也无需征得谁的同意。这让伊坎变成相当危险的人。
他昔日的同事、亿万富豪利昂•布莱克说：“他（伊坎）喜欢获胜，喜欢金钱——但钱只是他用来证明自身价值的记分卡而已。他精明而且无情无义，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尽管他不是永远都正确，但我从来没有跟他打赌。”
当一只“孤狼”，用自己的投资工具武装自己
华尔街对卡尔•伊坎重新抛头露面感到吃惊。实际上，为了这次重出江湖，他“蛰伏”了5年，暗中进行相关准备工作。
在本世纪前10年，伊坎通过对冲基金赚了数亿美元。到2007年，他已管理5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钱来自捐赠、养老基金甚至来自中东某个国家。他的资产管理一直良好。然而，经济萧条期间，他损失了35%的财富。
突然之间，像绝大多数基金经理一样，他面对失望的投资人，让资金短缺的合伙人拿回了投资。不过，伊坎本人并未收回自己的资产。2011年，他将剩下的17.6亿外部资本重新注入他的对冲基金。
“我与投资人之间从来都没有什么问题，”伊坎说，“但到最后，如果你想全资收购一家公司，就会出现太多的冲突。”
在伊坎看来，与其做个收取“小费”的资产管理人，不如当一只“孤狼”，用自己的投资工具来武装自己。他的伊坎企业公司资产为240亿美元，他本人持有90%的股票。
过去4年，他的投资基金的表现要好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年收益率超过25%，而很少有基金管理者能达到这一点。最终，伊坎将当年市场低谷时的90亿美金成功翻了一番。
伊坎昔日的助理基思•迈斯特现在管理着2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迈斯特说：“他敢于玩大的，在我看来，他现在的钱比什么时候都多。有些人会崇拜激进分子，在这个领域，谁也赶不上卡尔。”
伊坎说他尊重像迈斯特、丹尼尔•洛布和巴里•罗森斯坦这类羽翼渐丰的激进投资人，他称他们为“棒小伙”。但伊坎与这些新激进分子的区别是：伊坎玩的钱，他全权支配，而这些人玩的钱，投资人能随时拿走。
伊坎依靠自己现有的实力，发动代理人战争。由于财大气粗，他可以向昔日被认为固若金汤的公司发起进攻。他挥舞一把铝制尺子，好像把它当做了武士佩刀，“现在，不用出售任何东西，我们就可以写一张100亿美元的支票。”
由于手头“弹药充足”，伊坎可以跟市值500亿美元的大公司较量较量。
在与世界第三大个人电脑制造商戴尔公司较量时，他处于有利位置。今年2月，迈克尔•戴尔似乎以畅通无阻的方式重新控制他在大学宿舍创立的公司：戴尔联合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银湖（Silver Lake）提出以240亿美元、合每股13.65美元的报价收购戴尔公司，拉开戴尔私有化序幕。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伊坎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迅速买入戴尔10亿美元股票。他认为，既然戴尔注入了这么多资金，其股价一定很便宜。3月中旬，伊坎决定对戴尔发起更有力的进攻。月底，他告知戴尔公司董事会，他要购买公司的控制权。
现在，有知情人士透露，伊坎可能不会推进上月对戴尔公司提出的初步竞购提议，而是考虑进行敌意收购。
伊坎非常擅长这种游戏，也对此乐此不疲。为获得他与戴尔公司间的故事，《福布斯》采访伊坎约10来次。伊坎说，“迈克尔或许自己搞砸了。他将自己置于可能失去公司的境地，因为从正常来讲，将他的公司夺走非常困难，因为他持有15%的股份。”
伊坎已经制定计划，因应迈克尔•戴尔离开戴尔后的局势。
卡尔•伊坎让很多公司恐惧
“我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原因是太多的企业存在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1978年以来，伊坎一直使美国企业界人士痛苦不堪、怒火中烧。他的猎物是人浮于事的大公司，先是收购足够的股份，然后推翻管理层，削减浪费，出售不盈利的部门，从而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抬高股价。
尽管看上去伊坎无处不在，实际上，在做生意时，他很少离开他的办公室。他也很少坐飞机去参加股东会议或者到律师事务所。有些时候，他会打个电话，施加自己巨大的影响力。
他可以从曼哈顿来对公司作出大的改变，他坚称不需要微型管理（与宏观管理的理念相反。管理者透过对被管理者的密切观察及操控，使被管理者完成管理者所指定的工作。）“这（微型管理）就相当于观看一个医生做手术，并告诉他做错了。”
伊坎是个扑克牌老手，但在投资时却很少虚张声势。他笑着说：“这有点像电影《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的场面，哈里坐在那儿，枪已在手，他说，‘我不清楚枪膛里有没有子弹，也许你会走运，但我还是会扣动扳机。’有时人们怀疑所谓的激进投资者是否会扣动扳机。他们得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行动，我们会动手的。”
他主演过的“战争片”比已故好莱坞明星约翰•韦恩的还多，其中一些“战役”包括：纳贝斯克公司（RJR Nabisco）、德士古石油公司、环球航空公司、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维亚康姆公司（Viacom）、时代华纳公司、英克隆制药公司（Imclone）和雅虎等。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说：“这有点像本能。就像橄榄球比赛中明星球员带球进攻，迅速跑过球场触地得分，我想你不会问他，你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你在那里往左或往右急转？”
伊坎一边用吸管喝着可乐一边说：“我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原因是太多的企业存在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他说：“往大处说，像我这样的人越多，生产部门和企业中心的竞争力和效率就会越高。”
伊坎出生于犹太家庭。很多年迈的高管退休后，和家人在一起过上幸福生活。但伊坎恰恰相反。由于他没有退意，他的孩子跟着他在公司工作，父子间的交流也更多了。
伊坎去年将30亿美元交给儿子布雷特（33岁）打理，以帮助儿子磨练赚钱能力。布雷特和大卫•谢克特（伊坎企业公司员工）从2012年8月1日开始管理这笔资金。
布雷特已拥有令人羡慕的记录。自2010年以来，他和德意志银行前交易员谢克特一直在管理伊坎的3亿美元的“萨尔贡投资组合”(Sargon Portfolio)，他们将该组合价值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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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国宴菜单七道菜
星期四 六月 06, 2013 3:00 pm
墨西哥城6月5日专电(驻墨西哥城文汇记者贾泽驰)
6月4日晚，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为到访的习主席准备了欢迎晚宴。在这次国宴上，人们吃些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由出席晚宴的人来解答了。记者的一位朋友、中国在墨体育教练团团长赵新华参加了4日的晚宴，他把晚宴的菜单交给了记者。
当晚的菜单上一共有7道菜，分别是：薄红砂糖汁焗辣椒鹅肝、胡椒叶配羊奶芝士汤、脆皮巧克力裹牛排、红葫芦汁洋葱鲈鱼、曼密苹果慕斯、热带水果甜品和帕潘特拉乳酪蛋糕。晚宴选择的酒水是墨西哥产红白葡萄酒。据赵新华介绍，当晚的每道菜都是西餐做法，菜品很精致，口味烹调得不错，他作为不是很爱吃西餐的人也觉得可以接受。
在记者看来，也许是为了照顾所有人的饮食习惯和口味，这个晚宴菜单与墨西哥在世界享有盛名的美食文明并不相称，很多极具墨西哥特色的菜品都没有出现在国宴中，比如墨西哥最著名的塔科(玉米饼夹烤肉)、口味丰富的莫莱酱、有着爱国主义色彩的柿子椒酿牛肉末、源自阿兹特克时代的大粒玉米猪肉汤……此外，一些常见的、可以追溯到前西班牙人时代的“狂野”食材，比如蚂蚱、蚂蚁卵、龙舌兰寄生虫等等，不知为何未能入选，无法给予来访的中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独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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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1989年我和江泽民、曾庆红的接触谈话
星期四 六月 06, 2013 9:30 am
由於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1989年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二十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一九八九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的日记
“星期一（一月十六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二、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一九八九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一九八○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一九八五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二角八，一下子涨到三角二，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一百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的日记：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於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於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再就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泽民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来自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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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荒谬年代的荒谬人生——读《狂花凋落——一个女知青的克格
星期四 六月 06, 2013 9:29 am
这是一本情节引人入胜、掩卷发人深思的小说，作者东方明以平铺直叙的笔调如实记述了一群早已被历史湮没和被祖国抛弃的人们，他们的离奇经历和悲惨命运至今仍深深牵动着读者的心。
从“革命小将”一夕沦为“叛国投敌者”
1949年6月5日，傅索安出生于天津一个双知识分子家庭。文革爆发时，正读高一的她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浩劫。1966年底，傅索安结束“革命大串联”回到天津后，发起组织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该组织壮大后发生内讧，有五人随傅出走，拟成立另一个造反组织“莽昆仑”。为了私刻“莽昆仑”的公章，他们找上了傅的邻居张厚石。张写得一手好字，爱画画善篆刻，曾为津门名士。张曾任职北平国民党市党部，后到“北平军人反省院”掌管档案。张这种身份文革时自然是受严格监管的“牛鬼蛇神”，当然更不敢干几个娃娃私下提出的这一违法勾当。愤怒之下傅等人动手打了张，年已六十七岁的张在挨了一个耳光后，突然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适逢“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揪出抗战前夕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写“悔过书”出狱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授意“文革旗手” 江青从张厚石那里打开缺口。但天津公安局找到张厚石时，他已因被人打伤住进了医院。“阶级斗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的江青得知后马上打了个激灵：我刚要从张厚石嘴里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哪有这么巧的事？莫非有人知道此事抢先下手？天津公安在江青的严令下迅速启动调查。傅的 “六人帮”之一陈冬芳之父正是承办此案的民警，陈冬芳偶然得知公安已盯上傅后，六人先惶惶逃往距天津百余里的大沽口，后又匆匆投奔傅索安在大串联时认的干娘处----距中苏界河额尔古纳河不远的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紧邻黑龙江省的奇玛村，成为当时第一批的“插队知青”。
到达奇玛村没多久，傅索安六人又卷入了奇玛村与邻村鲍家庄（属黑龙江省管辖）争夺水源的大规模械斗，且是械斗的始作俑者。械斗双方都纠集了众多邻村人支援自己。当时中苏关系处于一触即发的高危状态，而此地距高度敏感的中苏边境不到二十公里，又是汉、回、满族杂居之地。若爆发大规模民族冲突，不仅影响两个省/区、可能惊动全国，更可能被苏联利用。在北京高层的高度重视下，两省/区组成联合工作组连同一连正规军进驻奇玛村。傅索安六人发现自己有被捕的可能后，灌醉并捆绑了监视他们的工作组成员，逃回天津，在城郊结合部落了脚。陈冬芳回家探听消息时，被父亲扭送公安分局，六人遂悉数被捕并被押送奇玛村。1968年5月8日半夜，傅索安弄开手铐后从窗口逃脱，在瓢泼大雨中一路往北逃。在额尔古纳河边，她狠狠咬了咬牙齿，纵身从高高的河岸上跳入了汹涌澎湃的额尔古纳河，投奔当时与中国不共戴天的苏联。傅索安从最最革命的“小将”到沦为最被国人不齿的“叛国投敌者”仅两个多月！命运真是太不可思议、太捉弄人了。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傅索安侥幸被苏联边防军救起。一天后，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了一个中国红卫兵（傅索安）叛逃苏联事件。在当时中苏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军事上都处于严重对立的大环境下，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想当然地把傅索安看成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加上她的红卫兵身份和叛逃行为，傅索安无疑可以被当作苏联在全世界大肆攻击中国的一件有力武器，于是勃列日涅夫下令将傅索安解送到莫斯科。
克格勃经过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审讯后，终于弄清傅索安不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个闯祸后不得不外逃的文革狂热分子。克格勃最后决定将傅索安培养成特务，为此先强化她的俄语能力兼进一步审查，后对她进行了一系列“考验”和非人折磨与羞辱；用测谎器测谎和在药物催眠下再次审问，甚至对她进行残酷的刑讯和假枪毙考验。最终傅索安被送往克格勃特维尔谍报学校学习。
1970年元旦后，傅索安完成了在特维尔谍报学校一年半的特工训练。她先被作为诱饵派往香港，以获取英国新型潜艇的微缩模型和零件；后被派往日本，成功暗杀苏联叛逃者--勃列日涅夫的前卫士；再后来被派到台湾，成功窃取美国援助台湾的一种新型化学武器的技术资料。在成功完成了一系列境外间谍使命后，傅索安被任命为苏联新设在苏蒙边境贝加尔湖附近、位于伊尔库茨克以南的“契他伊斯卡维”特务学校的教官；还紧急赴蒙古林彪坠机现场辨认林彪等人的遗体。不过傅索安一次也没奉派前往中国。
1974年4月13日，长期备受心灵煎熬并因长期酗酒已处于肝癌晚期的傅索安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时年仅25岁，正是人生最风华正茂的时候。自杀现场的墙上留有一个鲜红触目的中文大字：悔！这是傅索安在割破自己腕部的静脉后，用手指蘸着鲜血写下的。
殊途同归的“叛国投敌者”们
傅索安在特维尔谍报学校就学和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担任教官期间，共认识了四个中国籍学生，他们的经历也颇为传奇。
1.皮勇：上海人皮勇在八兄妹中排行第六，父母均为文化不高的工人。在这个疏于管教、缺衣少食的家庭中长大的皮勇，生性顽劣，不爱念书且经常跷家，六七岁时即无师自通学会了扒窃，且十年未曾失风。1971年3月中旬，皮勇到内蒙古海拉尔河畔距中苏边境不到百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插队落户。一次她无意间吐露欲“重操（扒窃）旧业”，被大队干部训斥，还扬言要把她隔离和调查她过往的扒窃问题。当晚皮勇偷了一匹马，本意想逃回上海，可黑暗中她不辩东南西北，策马乱闯，结果误闯到中苏界河边。马在河边戛然止步，然后返身便走。慌乱中皮勇动手打它，那马却一蹶屁股把她掀了下来，拔腿飞奔而去。马蹄声惊动了在附近巡逻的中国边防军，皮勇这才知道自己奔错了方向，可惜这个“误会”在那个年代根本说不清楚，她心一横跳进了界河游向苏联。
皮勇在经过短短三个月的特务训练后即被派往中国，初出茅庐的她竟一举窃取了中国最高国家机密--新型氢弹试验数据鉴定书，最终惊动了当时负责中国国防科技的最高负责人聂荣臻元帅。受训时间最短、文化层次最低的皮勇反而成为中国叛逃知青间谍中成绩最“佼佼者”，真是“行行出状元”。皮勇后来在上海被捕，1972年底被执行枪决。临刑前她对自己叛逃投苏一事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她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该这样！”
2.胡国瑛：与傅索安同为天津人的胡国瑛的遭遇也很离奇。她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其父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的右派分子。1969年春天，胡国瑛赴内蒙古巴扎地区插队落户，生产队距中苏界河额尔古纳河只有十几公里。她当生产队仓库保管员时，一晚用电炉烧夜宵时因过于疲倦睡着了，不慎失火烧掉了整座仓库和里面存放的一切物资。黑夜中，惶惶然的胡国瑛不辨方向，乱走乱窜，竟来到了额尔古纳河边。那天晚上正好有几个苏联军人奉命潜来中国境内摸哨。“老毛子”不敢对中方军人下手，却撞见了惶惶似漏网之鱼的胡国瑛，遂不由分说先抓了她再说。
傅索安自杀后的两个月零七天，一个黑云密布的夜晚，奉派来华从事谍报活动的胡国瑛被空投到中国境内。一落地胡国瑛就折来一大捆树枝，燃起了一堆大火（以吸引中国边防军的注意--笔者注）。几分钟后几匹骏马载着中国边防军赶到现场，只见胡国瑛站在火堆旁，高举双手大声叫着：“我从苏联来，我向你们投降！”事后审讯人员问胡国瑛“怎么想到这样做（指投降）”时，她朗声回答：“是傅索安留下的血写的‘悔’字叫我这样做的！”
3. 黄一煌：哈尔滨人黄一煌的父母在文革前均已 双双定居苏联。黄1966年高中毕业，虽成绩名列前茅却只能在家闲逛。他为了去苏联和父母团聚，想方设法去了中苏边境地区的军垦农场，并因表现出色被提拔为副连长，后顺利逃往苏联。黄一煌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学习期间成为傅索安的恋人。
1972年12月22日，黄一煌从乌苏里江的冰面上越境潜入中国后，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情报部第一局”的翻译。黄一煌把原先与他在同一军垦农场的知识青年张边等七人发展为特务，并组成一个特务小组，向他们传授爆破、投毒、收发报、格斗、暗杀、照相等特务技能。黄一煌让张边等七人利用探亲假、病假、事假的机会，分别赴哈尔滨、大庆、佳木斯、长春、延边等地搜集情报。1973年11月，黄一煌再次潜入中国东北地区后被中国公安机关逮捕，于1974年6月被判处死刑，随即执行。黄一煌所发展的张边特务小组也在1973年底被破获，七名成员悉数落网。
4.钟秀翔：北京人钟秀翔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但文革中受到“历史反革命”继父和“走资派”母亲的牵连。1968年10月14日，钟与恋人双双到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落脚的连队距中苏界河仅几十里。后钟秀翔因以剧毒的老鼠药毒杀与其发生矛盾的战友（未遂），与恋人双双逃往苏联。在经历了与傅索安相似的遭遇和在特工学校为期一年的学习训练后，钟秀翔被空投到新疆执行散播特种病毒的行动。钟被捕后，在克格勃规定的最后返回日--1971年2月1日当天突发高烧不退，24小时后即不治而亡，很可能是克格勃预先在她体内植入了定时发作的毒药。
掩卷之后想指出本书两个明显有悖常识和历史事实的地方：一是由勃列日涅夫亲自下令将傅索安解送莫斯科，二是傅索安参与了林彪坠机事件的现场调查。前者从常识的角度来看不太可能，后者则从未见诸各方的史料和回忆录。融历史事实与想象虚构为一体的小说，还是应该尊重历史事实。
这本书揭去了蒙在间谍脸上的神秘面纱，间谍尤其是叛国者出身的间谍其实是与你我并无两样的普通人。在克格勃的眼中，外国籍间谍绝大多数都是被利用的过河卒子：克格勃可以给他们苏联国籍，可以发给他们卢布、美金作奖励，但绝不会授予他们苏联军衔；外国籍间谍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他们或执行任务时被击毙或被捕后被处以死刑，或因忍受不了内心的长期煎熬自杀。即使没有实施犯罪就投降也将被祖国判以重刑，抗命不从的下场不是进劳改营就是被处决。
傅索安、皮勇、胡国瑛、黄一煌和钟秀翔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新人”，是荒谬的年代造就了他们的荒谬人生。如果时光可以穿越，如果历史可以倒流，他们一定会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虽然他们辜负了祖国，但祖国是否也辜负了他们呢？
来自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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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悠着点，慢着点
星期四 六月 06, 2013 9:27 am
感谢而且佩服日本朋友们，为论坛选择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当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担任了高官，要满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钱。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以后似乎也不愁没钱（经典之言）。因为富与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为一个范畴。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古之仁人君子，多有不羡钱财，不慕富贵者。像孔夫子的首席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三国时高人管宁，锄地见金，挥锄不顾。同锄者华歆，捡而视之，复掷于地，虽心生欲望，但能因为面子而掷之，已属不易。庄子垂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个使臣请他去做官，他对两个使臣说：楚国有神龟，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锦缎包裹，供于庙堂之下，对神龟来说，是被供在庙堂之上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呢？使臣说，那当然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庄子的这则寓言，包含着退让避祸的机心。
尽管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道德榜样，但却收效甚微。人们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蝇逐臭，从古至今，酿成了无量悲剧，当然也演出了无数喜剧。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最重要的素材。文学家大多也是爱财富逐名利的，但文学却是批判富人、歌颂穷人的。当然文学中批判的富人是为富不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学中歌颂的穷人也是虽然穷但不失人格尊严的穷人。我们只要稍加回忆，便能想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除了给予生死的考验和爱恨情仇的考验之外，经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贵当成试金石，对人物进行考验，经过了富贵诱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经不住富贵诱惑的便堕落成小人、奴才、叛徒或是帮凶。当然，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让他的主人公，借着金钱的力量，复了仇，雪了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有的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富且贵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又从正面肯定了富贵的价值。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中国的哲学里，其实一直不缺少这样的理性和智慧，但人们总是“身后多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依靠道德劝诫和文学的说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佛教就用“万事皆空，万物皆无”来试图扼制人的贪欲，因为贪欲是万恶之源，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于是，就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猛兽。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尽管不时有猛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金钱、名利、权势对人的诱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诱惑就是美色的诱惑。这问题似乎与女性无关，但其实也有关。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因为争夺一个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也曾经因为美女，而让某些统治者丢掉了江山社稷。绝对地否定色欲当然不对，因为没了这欲望，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延续。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多半是口是心非，尽管深宫中妻妾成群，但民间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情，被视为洪水猛兽。这样的观念，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对于人类贪婪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文学与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对于性欲，尤其是升华为爱情的性欲，文学作品却经常地另唱别调，有时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中国有《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外国有《卡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男女之间的欲望，没有情与爱，似乎也就没有了文学。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文学作品也是必要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然，衣服和住诉人们，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本文是作家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原发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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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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