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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民：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
星期四 六月 13, 2013 7:37 am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这段话载于《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卷第309页。文集中关于王实味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王实味（一九〇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的冤案已经平反了，但他是不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这一事实至今尚未澄清。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与老战友、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的刘继光同志交谈时，记不清怎么谈到了王实味的问题。刘继光说，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外调时，无意中发现那里存有康生批准处死王实味的档案材料，因为他不是去调查这个问题的，所以没有细看。1988年夏天，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时，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人物分支学科的副主编，负责199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条目的编审工作。其中贺龙的条目是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的同志执笔写的。有一天，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同志，在我办公室交谈时，他说，王实味都说是康生批准处死的，但是有人又说是贺龙批准的，因为当时是在晋绥军区的地盘内，而贺龙是军区司令员，他想查清这件事。我马上想起刘继光给我谈的情况，建议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查一查。他很快就去了，果然查到了有关处死王实味的三份原始档案材料，并经临汾行署公安处同意复印下来。回京后，他复印了一份给我，当时我在复印件上注明：“1988.8.22上午，贺龙传记组刘雁声同志送来”。
这三份文件，一份是晋绥公安总局局长陈养山，用毛笔写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的信。全信共分三段。初稿写的日期是（1947年）6月13号，第三段内容原来是：“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快要搬家，对王实味究如何处理，望速来信示知！”这是事前的请示，可能没有发出，以后把第三段内容改为事后报告，日期也改为1947年7月2日，最后定稿的全文是：
康、李部长：
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王实味由延安至晋绥行军途中进行挑剔离间等破坏活动，四月十六日，送来我处关押后，不仅毫无悔意，且更变本加厉，污蔑谩骂我党，刚来即说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因此提出要特别优待他，每天要吃鸡子白面。
后又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犯密秘处死，特此报告！
致
布礼
陈养山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二份文件全文如下：
对托匪王实味的看押、审讯与处理经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中社部将王实味送交我处关押，时附有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对其看押特为严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长专管，严锁，不准见人，不准出门）。
根据中社部附来之两份材料及王犯在狱内表现，林左夫同志曾与其谈话两次，严责批（评）劝导后，彼供出其参加托派与反革命破坏活动等问题，于五月二十三日自写罪（责？）材料十（三？）页，但毫无悔意，说在延安对我亦没办法，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处死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关于王犯关押我处及处死经过，除少数可靠的参与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三份材料是《反革命托派犯王实味的捕后表现与处理经过》，文末注明：“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夜整理”。除重述以上两份文件的内容外，还提到：“四月十六日晚上收押登记时该犯即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共产党员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故改名张二五’我决不是托派’。”“我们告他这里是看守所时，他说：‘我过去在枣园工作及修养时，因有些人说些刺激我的话，因此使我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特殊的招护我，要求吃白面鸡蛋。’又说‘我在延安中组部给我送保健费时还是称我同志，只是在行军中发脾气受处份。’并讽刺的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的，可好好的修养一下’。”“后王犯曾三次给甘露、谭政文、张稼夫三同志写信承认其问题，说明没有神经病，要求到分（局）宣传部或报社作翻译工作。”文件最后重述：“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这三份文件可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杀害王实味，不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晋绥公安总局是根据中央社会部提供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并且是“请示处决批准”后执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克农之子李力所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第313页披露：“晋绥公安总局提出把王实味处决。康生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进行土改试点，搞得很左。6月试点结束，康生回到兴县。对公安局的这个请求，康生当即‘口头批准’。7月1日，敌机再次轰炸兴县，看守所要立即撤离，为了应急，就在当天晚间将王实味处决，铸成了大错。对此，康生要负重大责任。”上述事实证明，说王实味“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显然不符合事实。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对这件事他是有权代表中央决定的，起码可以说是中共中央主管机关的决定。
二、王实味至死也没有承认他是托派，并且声明：“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
三、从上述文件看，处死王实味并没有什么理由。文件只说王实味“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至于“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没有具体的事实，只提到他“要求吃白面鸡蛋”。当时兴县与前线相距很远，除防备敌机轰炸外，并无其他紧急的险情，王实味也没有任何通敌的嫌疑，完全是无辜的杀害。网上有文章披露，王实味在7月1日夜被秘密砍杀后，尸体剁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在上述三份文件中，对处死情节没有具体说明。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
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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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雅格: 寂寞的数学家和不孤独的素数
星期三 六月 12, 2013 8:48 am
《南方人物周刊》李珊珊：
素数，也就是质数，是那些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的数。根据经验，我们认为素数的分布会越来越稀少，然而，也有数学家指出，素数们没那么孤独——对大于1的整数n，在n和2n之间必然存在一个素数，这就是“伯特兰-切比雪夫”定理。素数们的亲密关系还不止于此，也许是上世纪最伟大数学家的大卫•希尔伯特在1900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23个重要数学难题和猜想，其中的一个问题提到：应该存在无穷多个相差为2的素数对，希尔伯特把这些素数对称为孪生素数，这些素数在数轴上相互偎依着，是这种神奇的数字展现在世界上的一种奇特的存在形式。数学家们相信这个猜想是成立的，但没人能够证明它。张益唐所做的是，证明了存在无穷多个素数对，它们的差小于7000万。虽然7000万与2之间尚存距离，但正如美国数学家多利安•戈德菲尔的评论：从7000万到2的距离相比从无穷到7000万的距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今年4月，张益唐向《数学年刊》（Annuals of Mathematics）杂志提交了题为“素数间的有界距离”（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的文章。5月21日，文章被接受——这几乎创了这个顶级数学期刊的一个纪录，根据常规，要在这本数学界最受敬仰的期刊上发文，必须解决很难的问题，文章要很长，更长的是审稿人苛刻以及漫长的审稿过程，这个审稿过程耗费的时间往往以年计。张益唐文章发表后，一位审稿人、数论专家伊万尼克（Henrykt Iwaniec）称，这个结论经过了自己的严格检查，这位波兰裔美国数学家是公认的当今最顶级数论专家之一，而且，这种审稿人自称身份的做法在数学界并不多见。
5月14日，《自然》杂志以“第一个无穷组素数成对出现的证明”报道了张益唐的研究，那篇文章的开头说，“这真是个只有数学家才爱得起来的结论”。不过，这个结论在华人圈子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轰动的原因在于，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数学家已经接近六十岁，只是个讲师，这与我们传统中的那些年轻又聪颖的数学天才形象完全不同。
张益唐的论文发表后，他80年代在普渡大学读博时的导师莫宗坚为这位学生写了篇长文，他回溯了这个学生7年的博士研究生阶段，当时张益唐选择的研究题目是雅克比猜想，这个猜想以艰深著名，也以经常产生错误的证明而著称。90年代博士毕业前夕，张益唐宣称解决了雅克比猜想，那是个足以冲击菲尔兹奖的证明，数位专家对他的证明也很感兴趣，不幸的是，在后期的审稿中，发现张的证明中某个引理虽然来自一篇已发表的成果，然而，那个结果是错的。之后，张益唐的研究没有发表什么文章，他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学位，却因为缺乏文章而找不到教职。
导师在文章中说：“有时候，我会后悔没有帮他去找份工作，然而，谁知道呢？”他说，也许惟一能确定的是，作为一个关注艰深大问题、论文低产的科学家，他很难走完从试用到终身这段路程，“那不是他的菜”。
借此机会，本刊邀请到张益唐的好友、美籍华裔指挥家齐雅格（Jacob Chi）撰文，讲述这位孤独数学家的故事。齐雅格先生出生于山东青岛，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音乐系终身教授。
齐雅格：
5月18日，一老友发来电邮，告知益唐破译孪生素数猜想的报道，我顿时热泪盈眶。
4天前，5月14日，我给益唐打电话。本来他说好月中到我家，“闭关”兼辅导犬子数学，那时我还不知道，就在前一天，益唐在哈佛大学演讲了他对孪生素数这一困惑了人类两千多年的数学难题的重大突破，引发同行热议热赞。电话里，他只对我说他有个研究要做，很抱歉不能来了；只字未提他这一震惊学界的重大成就。淡定如斯，这就是张益唐。
我闻此喜讯，马上给他打电话向他祝贺。益唐说：“哦，你也知道了。”声调平静，一如往常。他告诉我，他是在我家的时候把这个八卦阵破了的。那是去年的7月3号，他要去看我排练，我说我们20分钟以后走，他到我们院子里去抽根烟，去看是否鹿又来了。（我们院子里经常会有不请自来的鹿群。去年院子里的杏树上果实累累，被这帮不速之客吃得一干二净。）这破解孪生素数的关键就是那20分钟里，有如神明启示一般想出来的。他那次到我这里来，纯粹为了放松，身上没带一本书，没有任何资料，也不上计算机。这似乎是个奇迹。
选择孤独，但不是苦行僧
我和张益唐结识二十余年，算得上他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我们都知道益唐是数学奇才，只是他的领域太玄妙，我辈隔行如隔山，想当他的粉丝都不知从何粉起。不过对他的为人、志趣和个性，对他的一路艰辛，我总是个知情人。
哲人曰：“孤独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选择。”张益唐就是这少数选择孤独的人。他选择孤独并不是他愤世嫉俗，也不是在象牙塔里自我感动。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罕见的好人，纯粹，正直，善良。他选择孤独，只因为他愿意并且只愿意在思考和理性的平台上和永恒无限的上苍对话。
张益唐不是苦行僧，不是除了对数学和逻辑之外一切都视若无睹的科学怪人。
他的爱好十分广泛，热爱文学艺术，尤其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他曾手持伏特加，成章节地背诵普希金的诗句，大谈他对肖洛霍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的评价和理解，令他学校里的俄国访问教授们惊讶不已。他对唐诗宋词有过目成诵的能力。
我们多次海阔天空地大摆武侠龙门阵。他对武侠小说的高论，令人忍俊不禁。
张益唐在北大求学期间接触了西洋古典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能用他那略带生涩的男高音，羞羞答答一遍又一遍地吟唱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主题，然后不无赞叹地说：“太美了，他（勃拉姆斯）怎么能写出这么隽永的旋律来！”去年在我家第一次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最后一个和弦戛然而止之后，他把杯中的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大呼过瘾。
有一次他半夜打电话来，说他那天把海菲茨和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听了N次，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要和我聊音乐。说着说着就在电话里唱了起来。我对他开玩笑说：“老兄是个少有的音乐天才，当数学家真是委曲了，有如孙猴子当了弼马温，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电话那边，长时间的沉默。
张益唐博闻强记，他对历史、哲学、政治有超乎常人的兴趣。最令人难忘的是他惊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多少次在灯前月下，一杯波尔多红酒下肚，滔滔不绝地纵论古今中外、哲学历史、时事政治。他能把时间、地点、事件和人物，从起因到结果百科全书般展现在你面前，分毫不差。
他对世故人情家长里短之事毫无兴趣，每当朋友们聚会聊俗事的时候，他便默默地坐在一旁，有如老僧入定。
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篮球迷。对NBA、NCAA的经典战役，他了若指掌。他能如数家珍般说起每个精彩片断的每个细节。他的忠义堂上排排坐的有球神乔丹，大鸟伯德、魔术师约翰逊、大梦奥拉朱旺、微笑刺客托马斯、黑煞马龙、白煞斯托克顿、冷面郎君邓肯，现在该是小皇帝勒布朗了。
他是杜克大学蓝魔球队的忠实粉丝，非常崇拜该队的K教头。每当杜克大学荣登榜首，我一定会打电话去祝贺一番，如果事与愿违，我也会打电话假惺惺地唱一出卧龙吊孝。杜克大学比赛到关键时分，他照例会关上电视，不忍目睹，然后第二天一早战战兢兢地看战报。
张益唐和我也从来不谈钱财之事。但我知道他是个少有的慷慨的人。他不止一次地帮助过朋友。他经济从来谈不上宽裕，但只要得知有朋友师长境况困窘，立马解囊相助。他请他的学生们吃饭，沽酒宰羊，亲自下厨烧八道江南名菜外带张记油炸花生米。
追求不带功利的知识
张益唐需要“闭关”，需要和老天对话，需要孤独，需要自我放逐。我家就是他的选择之一。
去年暑假，我请他到我家来给上高中的儿子开蒙微积分，这是他十几年前就说好了的。于是打电话给他：“老友无恙，但小儿需要开蒙，家中亦有葡萄陈酿需要开封。青梅煮酒，洛矶山论剑，顺便来给我每年一度的7月4日美国音乐会捧场。”
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到丹佛机场去接他，数年不见，依然是青衣小帽，不失书生本色。
张益唐的妻子叫海伦，印象中是个活泼快乐的女子。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非常喜爱孩子。他对大部分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管制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管教不是教育，这种老式的方法只会摧残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十几年前，一位老朋友的妻子临产，他开车把朋友夫妇送到医院，3天后又把大小3人从医院送回家中。自那以后，每到这个孩子的生日前夕，都会收到益唐寄来给孩子庆生的一张支票。
他性情温和，大博士打小工也兢兢业业。但是他对人的尊严很敏感。两年前，中国科学院邀请张益唐回国讲学。领馆官员无法理解这个默默无闻的数学讲师为什么20年没有回国，请他作一个书面解释。这个从来不发脾气的老好人，拂袖而去！
1992年，他在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求职并不顺利，一度在朋友开的赛百味快餐店帮忙，把账目做得一清二楚。后来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获得教职，年近六十还只是个讲师。在这浮躁功利的世界，这样的境况，在一般人看来无疑是失败，甚至是潦倒。我们做朋友的，暗中替他着急，为他叹息。但益唐自己从不以为意，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不改其志，不改其乐。
益唐毕业后迟迟找不到教职，找到教职后迟迟当不上教授，就因为他发表论文太少，看上去没什么科研成果。本来凭他的能力，找几个不大难的问题做一做，多发表几篇论文，评上教授，想来也不会难，可他就是没这份心思。爱因斯坦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来，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益唐正是爱因斯坦最欣赏的那种科学家，一门心思要做大问题。
他在哈佛的演讲，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了人。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信雪片般飞向这个害羞的孤独者。
益唐一夜成名，但他仍像过去一样低调淡定。他说：“我的心很平静。我不大关心金钱和荣誉，我喜欢静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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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这个“结构”主义者 - 关于《生死疲劳》致友人书
星期三 六月 12, 2013 7:04 am
L兄、小Y好！
网刊《读药》的编辑约我写一个《生死疲劳》的书评，我答应试试，但答应之后却一时不知从何处说起。前面的邮件里L兄说，“我这两天断断续续翻看莫言的作品，觉得他经不起重读和细读”，不知你的翻看是否包括《生死疲劳》。小Y回应说：“莫言的作品最大的缺点是故事的随意性，好的时候是汪洋恣肆，坏的时候是过于做作和虚假，这是因为他的故事经常没有落地，悬置在空中。故事常常在有些过度的心理和快进的动作中被轻松和简单地裹挟走了，这在不太好的作品中更突出。……《生死疲劳》因为没有过于用力，所以部分地减轻了这部分的毛病，但也稍稍少了密度。”你们都是作家，所看出的问题应该说更加内行。不过我也想说说我对《生死疲劳》的看法。
实际上，《生死疲劳》对于我来说一定程度上也是重读。以前的邮件里说过，莫言的小说我基本上是跟着读过来的，但不知何故，《生死疲劳》2006年买回来后我却只是读到了“猪撒欢”。莫言获奖后，有报道说《生死疲劳》去年刚好翻译成了瑞典文，而评委写出那两句话很可能就是从《生死疲劳》中概括出来的。又看到莫言在接受《新民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一个读者若想了解他，可先去读《生死疲劳》，然后再读其他作品，因为“《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写作的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他还说以前写过好多小说时都不太自信，但“到了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比较自信了”（参见《莫言回应获诺奖质疑：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这些信息让我好奇心大增。但与此同时，我又看到了一些人对《生死疲劳》并不买账的评论，比如诗人沈浩波在10月15日曾发出如下微博：“周末在家，读了莫言的《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正好与我一直在推荐的那本《玫瑰坝》写的是同一历史时期。一个写山东高密乡，一个写四川玫瑰坝。读完后，我还是那个观点，谢宝瑜的《玫瑰坝》好得多。”这种读者与作者很不一致的判断，又让我觉得耐人寻味。于是我决定把这部久违的作品拿起，既是重读或新读，也想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评价甚高的作品我却没能读完？我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出现了马悦然所说的那种“疲劳”（他说：“他的《生死疲劳》写得太长了，读到后面读者可能也有些疲劳……”），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这次没有半途而废。我大概是10月16日前后从头读起，然后在22日返京的一列火车上把它读完的。读完之后，我的基本判断是：在莫言的整个创作中，这部长篇写得还算不错。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震动和冲击。莫言有一篇文章不知你们是否关注过，此文大概是在他写完《生死疲劳》之后写出的，李敬泽甚至把它当作了《生死疲劳》的“后记”（参见《莫言对话新录》，第310页）。但实际上，我手头的这部《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并无“后记”，相反，它倒是在新近再版的《酒国》中作为“代序言”出现了。此文就是《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首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莫言要论证的是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而在谈论到“难度”时，我特别注意莫言罗列到了“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但具体谈论这几方面时，却把“思想上的难”省略了。在这一层面，他并没有像前两个层面那样展开论述。而在谈到结构时莫言说：“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我之所以对莫言的这个论述感兴趣，是因为近些时候在与朋友聊天时，有朋友认为莫言的长篇小说结构不行，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更加迷人。就我阅读莫言长篇的感受来看，我不太能够同意这种看法。莫言大概从80年代后期正式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之后，结构和语言估计是他用力最多的地方。《酒国》我以前没读过，最近正在补课，那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个精致的结构，而莫言似乎也确实在实践着“结构就是政治”的勃勃雄心。
《生死疲劳》显然也延续了作者那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情结。但这部小说的结构就是它所标榜（如此书封底文字所言）或被一些评论家盛赞的“章回体”吗？我觉得不是（作者也曾坦言，此小说写到一半时为了解决章节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才想到了章回体。可见章回体并非作者最初的结构意图。参见《莫言对话新录》，第306页），而是作者借用佛家的“六道轮回”所展开的西门闹变驴、变牛、变猪、变狗等等的叙述。因为写到了这些动物，就有了对动物飞扬跋扈的描写，也有了动物的叙述视角。小说中既使用了大头儿的叙述视角，又不时切换到驴或猪的视角，同时还穿插着“莫言那小子”的叙述，让整个小说具有了多音齐鸣的叙事效果，甚至有了巴赫金所谓的“对话”和“狂欢”效果。而这种叙述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特殊结构，似乎可以说，这种叙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再现50年历史那种滞重的线性时间结构，而是通过每一道轮回，把时间切换成了几个重要的空间场景，这样就给那些动物们提供了展示自己、表演自己的场所和舞台。这种结构形式甚至让我想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时空压缩”，它所形成的叙事策略应该是以轻写重。
所以，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什么特色的话，我依然觉得是好在语言（这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兹不赘述），强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把莫言戏谑为一个“结构”主义者。
但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光有结构上语言上的难度行不行？或者说，一部长篇小说用结构上的难度消解了思想上的难度或深度，甚至把思想挤压到一个贫乏的位置，它是不是会因此显得残缺不全？如此一来，它还能拥有长篇小说应有的尊严吗？之所以提出如上问题，是因为两次阅读《生死疲劳》，它都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震动。按理说，像我这种出生于北方农村同时也对农村充满了童年记忆、少年记忆的读者来说，我更应该产生深刻的共鸣才对，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共鸣并没有发生。我只是觉得莫言写到“动物凶猛”时，他那支出神入化的笔功夫不减当年，但人物呢？主题呢？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思想呢？一旦落实到这些层面，我就觉得茫然。为了把我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困惑弄清楚，我试图琢磨一下这部长篇小说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生死疲劳》问世后，我注意到作者在多次访谈中谈到这部小说写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他说：“一旦逃离土地，农民没有了根本，蓝解放以进城当官的方式离开了土地，西门金龙以开发旅游的方式毁掉了土地，只有蓝脸，他坚守了土地，他是古典农民的活化石。”（《莫言对话新录》，第305页）但他同时又说：“我在创作之前所确定的主题（指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小说中变成了副题。其实，这也就够了，重大问题点到为止，让它成为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音乐就行。如果它轰然而起，那反而没有力量。许多批评家其实并不明白政治和小说的关系，他们大概更希望看到那种‘问题’小说。”（《莫言对话新录》，第186页）原来确定的主题变成了写出来之后的“背景音乐”，我觉得莫言的这个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作为读者，我也没有读出多少农民与土地关系方面的东西。但实际情况或许并不像莫言说得那么轻巧。在我看来，估计莫言并不是不想让这个主题成为作品的主旋律，而是他的那种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无法给这个主题以足够的呈现空间。
这就不得不说到《生死疲劳》的题材选择。莫言有一种“重建宏大叙事”的雄心，所以他选择了农村50年（1950－2000）的演变历史。然而，它采用的并非“正面强攻”，而是“侧面佯攻”。因为他觉得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面前，后来者无论怎么折腾都写不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即使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只能写出一部跟《静静的顿河》类似的作品。在这样的境遇下，逼得现代作家在小说叙事上不得不另辟蹊径”（《莫言对话新录》，第186页）。有了这种“影响的焦虑”，莫言便告别了那种“笨重”的同时也是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选择了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但如此一来，在现实或现实主义的维度上，《生死疲劳》为我们呈现的东西也就变得乏善可陈了。因为它没有“正面强攻”，它对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描述就不可能是《古船》、《白鹿原》、《兄弟》等等的对手，甚至不可能是问题小说《三里湾》的对手。而对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这种事件给农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心灵伤痛，它也只能是浮光掠影地一带而过，甚至只能做漫画式的描摹。弱化了现实主义的维度后它大概就只剩下魔幻了。所以我的感觉是，这部作品的强项在于魔幻，然而成也魔幻，败也魔幻。
在魔幻的笼罩下，人物与动物的主次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人说这部小说写出了几个人物的命运，写出了人性，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谁呢？是蓝脸吗？是蓝解放、西门金龙吗？我觉得好像不是。蓝脸是一个“扁平人物”，他的那种坚守决定了他一出场时人物性格已经基本固定，后面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而蓝解放等人作者似乎把他们当成了主要人物，但却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其余像西门金龙、西门宝凤、黄互助、黄合作、庞抗美、蓝开放、庞凤凰等等，我甚至觉得他们是串场人物、符号化的人物、标签式的人物。他们在作品中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读完这部作品，恐怕读者能记住的人物没几个（坦率地说，读到后面，我就经常把一些人物弄混。为了保证阅读时不张冠李戴，我只好再去翻一翻前面的“人物表”。一部小说出现了这种阅读状况，显然不能算是一种好现象），真正能记住的就是那些驴、牛、猪、狗、猴了。而这些动物又是西门闹的化身，所以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应该是一开篇就被枪毙的西门闹。而从实际情况看，也确实是西门闹的幽灵在小说中五里一徘徊，十年一转世。但问题是，既然西门闹已经变成了驴牛猪狗，作者就没办法触及他的人性，只能在他转世后的动物性（前两转还有残存的人性）上大做文章。而从“猪撒欢”开始，动物性则完全占了上峰。由于对动物的出色描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动物面前，全部人物都成了它们的“背景音乐”。
如此看来，这部小说既不是主要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不是主要写人物的命运，而是主要在写那些动物。又由于那些动物关联着小说的形式，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在写魔幻，写结构。而如此写作形成的结果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大对称（在这里，我觉得轻易用那种“形式即内容”的老生常谈来渺视内容，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记得童庆炳老师曾经论述过“形式与内容相互征服”的文学理论命题，但是在《生死疲劳》中，这种相互征服的机制似乎没有充分启动。而没有启动的原因很可能是那种过于丰盈的形式压倒了内容，过于密集的动物描写淹没了人物，过于讲究的技巧逼退了思想。在西方那些真正的结构主义大师眼里，结构就是一切，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结构的产物。而在《生死疲劳》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被“结构”主义全副武装起来之后的文学图景，莫非莫言真的参透了结构主义的高级机密？
我之所以指出《生死疲劳》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可能跟我对莫言创作的一个整体判断也有关系。我觉得自《丰乳肥臀》之后，莫言长篇小说的思想性与批判性开始减弱，而实验性、技术性则开始加强。如果我的判断大体成立，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与他所奉行的“结构”主义有关？因为在我看来，《丰乳肥臀》之所以写得好，原因自然多多，但那部小说没有刻意讲究结构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但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就留待以后讨论吧。
其实，我还想结合《生死疲劳》，与你们讨论莫言所谓的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这个问题也留待以后吧。这里我想给你们提供的一个信息是，我最近读到了王彬彬的《“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文艺争鸣》2012年第10期），觉得很有意思，你们可找来读读。
祝：好！
赵勇
2012年11月4日
附：小Y、 L兄当天对我这个邮件的快速回应：
老师们好！我又看了一遍，说几句关于结构方面的问题。
赵老师说莫言的结构是其优点，我突然想到，莫言的优点是大结构，而不是小结构，他的大结构，也就是他的大构架很好，但他细部的结构就欠佳。《生死疲劳》在这方面表现明显。如果跟他的早期作品《红高粱》比，在细部的小结构上，都不如这个《红高粱》精巧细腻。而小结构的精致既会避免情节粗糙，也会增强小说的密度。在他的中短篇中，他必须在小结构上着力，可能给人的感觉是他短的作品结构好。不过，大小结构有时也互相影响，有时正是因为大结构的问题，才使得小结构无法精巧。赵老师认为《丰乳肥臀》不错，是因为它在结构上也有一种直觉的成分，而《生死疲劳》有些过于人为和僵直。
《生死疲劳》的开头，也就是驴的前半部分，因为驴还有人世的情感和意图，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情感空间，西门驴与蓝脸的复杂感情，也形成了一定的艺术效果，但很快，动物的人性纠葛变得单薄，人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后面就有些空和瘪。还有我说过的动作快的缺点，比如许多人物的转变都过于简单，西门金龙和蓝解放之间的矛盾和态度转变，就过于想当然。这也影响了故事的力度。我想，赵老师所说的符号化人物可能源出于此。
还有狂欢的问题。我觉得狂欢有个阀门，必须越过这个阀门，才能有一种狂欢感，在西门闹作为驴跟儿子蓝脸以及其他人发生纠葛时，似乎有这种感觉。但动物的人性稍减，或者这个人性没有了来自西门闹前世的企图，就变成了孤零零的象征物或者另一个人物。
还有正面叙述的问题，我觉得他也在正面叙述，只是他没有正面面对主人公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被他轻率地简化了。
魔幻现实小说需不需要正面叙述，或者需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人性的深度，以及习惯上的思想的深度，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商榷。我觉得如果文本提供了另一种深度，另一种诗性，并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是人性的衍生物，这样的话不一定需要过于苛求。南美魔幻现实主义里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人间王国》等。《生死疲劳》有一定效果，但不充分，不饱满。
这是我的粗浅的看法，以后也可以深入探讨。
赵勇兄：我读莫言的作品也是只读到《丰乳肥臀》，“丰”之前的作品读过一些中短篇，之后的那些长篇基本都是翻一下开头，没有读进去过。所以，我对他的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没有资格发表意见。《檀香刑》和《蛙》是读了个开头，《生死疲劳》和《酒国》是在关于他可能获奖的消息炒作起来之后，试图读一下，结果还是只读了个开头。我记得《檀香刑》引起过我极度失望的感觉。他获奖后我读了他的一个短篇《枯河》，觉得还是八十年代的莫言更能激起我的感觉。
《丰乳肥臀》我大概是在1996年读的单行本，记得当时读得很激动，立刻推荐给朋友们读。但现在重新打开这本书，当年的感觉完全消失不见了，满眼看见的只是那些粗糙和玩闹一般的句子。我觉得小Y说的有道理，莫言后来只存在于一个粗大的结构里，几乎失去了对于语言细部的那种奇妙的感觉。他的“份量”可能在于你所说他的重构宏大叙事的努力。
我前一段才读到你说的他那篇谈长篇创作的文章，我认为他的许多长篇恰恰缺乏他所说的长篇小说应有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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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阿伦：打捞历史：这个国家遭受不幸很大程度源于没学�
星期二 六月 11, 2013 5:27 pm
我们共同的不幸在于，我们都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机会。——A•德罗布科（A. Drobko），致《共青团真理报》的信，1990年12月28日，第2版
长久以来，我们都与自己的历史隔绝开来。……可能再也没有其他国家对自己人民的历史这样开战过了。我们的历史感被有条不紊地扼杀了。对于一段被编造出来的历史，对于千篇一律的无耻谎言，我们早已习以为常。——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在风雨飘摇时热爱俄罗斯……》，《消息报》，1989年1月16日，第3版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骗局。——伊戈尔•柯尔亚姆金，《道出真相为何如此艰难》，《新世界》，1989年第2期（2月号），第226页
为什么要追究过去？饱学之士的解释是：这是敌人的诡计，为的是让我们为过去争吵不休，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没错，敌人狡猾多端，这毫无疑问。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又用手指遮掩历史的段落：你可以读这一段，但绝对不许碰那一段，我们又如何能以史为镜？……忘记历史的民族注定将重蹈覆辙。——瓦西里•谢柳宁，《根源》，《新世界》，1988年5月号，第163、178页
开放的第一束不受约束的目光投向了过去。在1987和1988年，重新认识苏联历史成为一大全民爱好和热潮。数以百万的民众怀着焦灼的好奇心，急欲探究祖国真正的历史。他们强烈怀疑，这段历史与他们自己、父辈、祖辈甚至子女所学到的都大相径庭。文学评论家阿尔卡季•萨赫宁（Arkadyn Sakhnin）写道，历史的真相从来没有这样被大规模地打捞和复原。他指出，每个人都清楚，如果不对真相进行“事无巨细式”的分析，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而举国上下现在都在专注于这场分析中”。成就不一的历史学家们几乎每天都在宣告新的发现，这也让大量刊载他们文章的报刊发行量暴涨。
“我没有一天不为自己对（祖国）历史的无知而感叹万分，”一位读者在1988年元月致《星火》的信中这样写道。莫斯科历史与档案研究院院长尤里•阿法纳谢夫总结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被篡改到我们这样的程度。”在高中教科书关于苏联历史的部分，阿法纳谢夫找不到“一页未被篡改过的内容，整部教科书就是一个谎言”。用全国性大报《消息报》的话说，俄罗斯历史上的苏联时期遭到通用教科书的“大肆歪曲”，以至1988年6月全国高中会考的历史科目被直接取消。历史考试在次年得以恢复，但旧版教科书被禁用，九年级和十年级（高二和高三）的历史课程被重新编写。
进一步打捞历史的动力从最初单纯的好奇心逐步让位给其他考虑。没有诚以待人的历史，国家政治根基的重塑就无以延续，公民的尊严就无从谈起，真正的自治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著名评论家列恩•卡尔平斯基认为，将过去“加以神化”为歪曲当代和“神秘化”未来提供了可能。反之，曾为俄罗斯首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1 Karamzin）立传的纳坦•艾德尔曼（Natan Eidelman）断言，“得到解放的过去”将为“今天和明天”提供价值难以估量的洞见。
没有对完整的、坦诚相待的旧历史的还原和理解，新生的俄罗斯就无法开启它的“新历史”。编撰第一本坦诚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宣布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目标，这一方案的提出者、资深教师V•斯维尔斯基（V. Svirsky）于1987年7月在仅次于《真理报》的全国性大报《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半个版面的文章。他强调，真实历史的缺失不仅是知识的断层，它同时还是“我们的悠久传统”的产物和重要成因，这个传统就是“将自己的过错和挫折归咎于一切的人和事--冰天雪地的冬天、狂风凛冽的寒流、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帝国主义--却唯独原谅了自己。”被篡改的历史不但助长了自大与盲目，还滋生了“道德卸责”。苦涩的历史真相固然难以下咽，但披上糖衣的真相全无“道义”可言。在斯维尔斯基看来，真正的爱国主义离不开对真相的知情和传播权，而“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真相上的爱国主义并不是爱国主义，而只是对后者懒惰而自以为是的模仿。”他引述了俄罗斯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彼得•恰达耶夫（Petr Chaadaev）（他于1836年被尼古拉一世宣布精神失常，并遭软禁）的话说：“如果我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我就无法热爱我的祖国。……盲目爱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我们亏欠祖国最多的、最重要的就是真相。”
这种“不带半点虚假的、艰难的自我发现”的迫切性根植于同样影响了开放运动的核心信念：没有道德的公民，就没有道德的国家，只有那些不惮于说出历史真相的人才有资格讲述当前和未来的真相，并采取相关行动--从而确保民主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性。“不加检讨的过去”无异于不能展开一段更美好的新生活。
对历史的坦诚相待和对明天的美好期盼，二者之间的关联如此紧密而关键，以至于戈尔巴乔夫的高级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曾说，坦诚已成为“检验我们是否认真对待未来的试金石”。在写给著名自由派“厚杂志”《旗帜》的信中，一位读者引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自传体长诗《以回忆之名》：“急于掩埋过去的人/他也不会善待未来。”另一位读者问道：“看着自己的女儿们，我焦虑无比：她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会是一个真诚的、勇敢的、民主的社会吗？如果对历史无从知晓、无以了解，她们又如何能成长为自己祖国的成熟公民？”
要救治已被确诊为“主要病灶”的自我欺骗，只有一个办法：通过追溯这个国家刚刚摆脱的“梦魇”的源头，去重新了解自我欺骗的“来龙去脉”。“破除神话”是一切独裁者及其用来愚弄人民的幻象的死敌，而历史记忆正是破除神话最可靠的手段。
这个国家所遭受的种种不幸，斯大林主义的残暴当然包括在内，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还没有学会尊重真相，我们自己历史的真相，以及历史的教训？”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齐普科这样问道。如果是这样，
“为了以真相的”还原“开启新的历史，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知道终点为止。我们再也无法回避真相，编织神话。我们必须信任真相。我们需要关于自己的……真相。只有[真相]才能确保斯大林主义永不卷土重来。”
伊戈尔•柯尔亚姆金认为，如何对待历史，一个民族有两种方式：否认历史--将其“一笔勾销”并“与之划清界限”--或者“战胜”历史。在他看来，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多是一笔勾销，划清界限”。将人民与其历史隔断开来，将历史从人民的记忆中抹去，这是一场道德劫难。文学评论家伊戈尔•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只有当苏联人民“了解到历史的全部和完整的真相”，这个国家才算为“精神净化”做好了准备--也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才会感受到对精神净化的“真实的、深切的需要”。国民历史记忆中的“巨大空隙”被怀疑与国家“道德准则”中的“巨大空隙”存在关联。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历史--全部历史，每个边角都不放过，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Evgeny Evtushenko）这样写道。否则，历史的空白有可能成为全民良心的雷区。
一个人必须“受到惊吓，才能拾起勇气”，谴责他--以及他的祖国--大半辈子的过去，并与之彻底决裂，一位军事史学家在《莫斯科新闻报》上作出如是结论。为了避免再次坠崖，人们应该直视深渊，无论有多么畏惧。与真相和解，不管真相多么丑陋，“从而让心灵得到安宁，为未来的劳作和艰辛做好准备”，这难道不更有尊严吗？亚历山大•齐普科这样问道。
在《樱桃园》第二幕中，借特罗菲莫夫（Trofimov）之口，契诃夫表达了相近的观点：“我们空发议论，埋怨乏味的生活，狂饮伏特加。但要开始生活--真正生活在今天--我们必须首先补偿过去，和它来一个了结，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而只有经过一番痛楚，经过不懈的辛勤劳作，我们才能对过去作出补偿。”
但对不掺杂质的记忆最有力的声援来自托尔斯泰，他在一篇关于尼古拉一世统治下士兵所受严厉惩罚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总是说：为什么要记住？……为什么要记住过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是吗？我们为什么还要牢记？……为什么要折腾？……为什么要记住？你问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病入膏肓，却最终痊愈，我会永远开心地记住[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只有缠绵病榻，病情未见好转，甚至持续恶化时，我才不想记住，才想欺骗自己。
剧作家米哈伊尔•沙特罗夫（Mikhail Shatrov）曾援引托尔斯泰的同一篇文章，为我们呈现了另一段振聋发聩的文字：
为什么纠缠不休，为什么要记住已逝的过去？已逝的过去？什么已成过去？怎么可能已成过去？--我们不但没有开始祛除病根，着手治疗，甚至不敢直呼其名。沉疴痼疾会因为我们的一句话就不治而愈了吗？除非我们承认自己染病，病症不会好转，病魔也不可能走开。要治病，一个人必须先承认自己有病。我们恰恰没做到这一点。不但没做到这一点，我们还竭尽所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所以，病魔并未走开，只是发生了变异，只是侵入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骨骼，我们的骨髓。
来源：选自《通往圣殿之路：造就苏俄革命的真相、记忆与理念，1987–1991》（李钧鹏主译）,列昂•阿伦（Leon Aron）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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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淮：田汉对我说的心里话
星期二 六月 11, 2013 5:24 pm
1956年秋，波兰军队文工团来华访问。鉴于是较庞大的艺术团，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决定，请田汉坐镇指挥接待工作。田汉和夫人安娥一起来到接待办公室，当田汉介绍安娥时，我大吃一惊：“安娥！《渔光曲》的作，我年轻时还为《渔光曲》跳过舞呢！”
安娥大姐问我：“你那时多大年纪？”我说：“13岁。”她说：“啊！那你是老同志了！”我未敢再说话。
随后陈沂将军、李伟（时任文化部宣传处处长）、马寒冰、黄文友（中国驻波兰使馆秘书）相继来了。陈沂向大家介绍田汉、安娥等，并鉴于田汉是文艺界的旗手，随口说了句“田老大”以示尊敬的意思，田汉摆摆手笑了一下。
接着就谈起波兰艺术团接待的有关事宜。同时，自即日起田汉先生就住在宾馆，安娥当天就走了。
我作为接待办公室的秘书组长，除给了田汉“接待计划”外，还把当天的活动日程向他汇报。
田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说话。他生活规律，晨六时前洗漱完毕，穿着拖鞋坐在椅子上，桌上摆着纸和笔，一直是沉思……没有人打扰他，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我还是向他汇报当天的日程，排练的时间及剧目、晚间演出的安排、国家领导人请柬的发放情况、晚间的宴请……
当我汇报客人的节目排练情况时，表示我想去看一下，他当时说：“主随客便，节目我们原则上不表态，除非十分出格的例外。去大胆地工作吧。”我却想着“外交无小事”。马寒冰也有时贸然地说“田老大”，田汉却连头都不抬，像是什么都未听见似的。
按照日程，波兰军队歌舞团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广州、武汉等城市访问后，一站直达安东（今丹东），列车在车站稍事休息将赴朝鲜访问。对着客人的领队、团长及翻译，田汉说：“韩淮，你把波兰团到朝鲜的访问计划及朝鲜现在的情况，向他们做个简要介绍。”
我说：“朝鲜刚刚经过残酷的战争，建筑物从城市到乡村受到严重的破坏，虽然停战近三年了，但是战争遗留给朝鲜人民的依然是千疮百孔。条件很差，无论是生活、吃住，特别是演出条件，都是很差的，请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田汉说：“鉴于我们是兄弟国家，说话就不客气了，韩淮同志介绍的朝鲜情况是真实的，我没有什么再补充的，请你们参考。”
波兰军队文工团团长拉特科夫斯基上校热忱而真诚地说：“请你们放心，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难最严重的国家，我们经历过德国法西斯的屠杀和战火，死的人成千上万，我们团有80%的人是从二战中过来的，我们对战争情况以及朝鲜的条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点请你们放心。”
我们和客人的看法非常一致，谈的十分愉快。不久，列车开动了，波兰团进入了战后的朝鲜。田汉和我在站台上向他们频频招手告别。
回到宾馆稍事休息，我说：“田老，您我见面以来，从未深谈过，但我从您的表情上看，您一直是心事重重，思想上充满了忧虑，是这样吗？”
他说：“开始我以为部队的同志一直都是单纯的，看问题都是片面的，而且很肤浅。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我觉得你是正直的，思想也比较活跃，所以我向你流露一些我的看法。说起来话就长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体上从总的方面是可以的，但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中国几亿人口，只提个“为工农兵服务，未免就狭窄了点。远在三十年代中期，我们还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写《义勇军进行曲》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包括56个民族，我还怕不够就用了‘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样动员起来的全国人民，力量自然是无限的，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
“然而‘为工农兵服务’，首先指着工人，可中国的工业是很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是极有限的；‘农民’就更是一盘散沙，唯独‘兵’，兵才有几个？充其量还不到100万人。再说‘为工农兵服务’，就把上亿的学生排除在外了，还有最有影响的教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这些都是抗战中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这些广大的阶层，都被‘为工农兵服务’一句统统减去了，这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都是不相符的。”
“我的话扯得太远了，再说近的。去年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我插话说：《人民日报》抛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支离破碎，只言片语，好多人都看不懂，连总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也说是一篇“断章取义”的文章，看不明白。可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据说都是毛主席阅批的。我问田汉：“您认识胡风吗？”
他说：“何止是认识，还是老相识呢！”
田汉接着说：这场运动不只是对胡风的，而是对着整个文艺界的，甚至是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因为它指的是“集团”。
我说：“那您怎么办呢？”
他说：“只是我和胡风没有什么通信这就抓不到什么把柄，可我的思想、观点和胡风都是一致的。”
我说：“这不就麻烦了！”
他说：“胡风写的对中国当代科学技术、文艺领域建设的文章，你看过吗？”
我说：“没有。”
他没有说话，接着就是沉思，许久说了句：我担心的是中国文艺的方向，更担心文艺界。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个作家，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不是哪个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将来怎么收场，中国将来的文艺战线、文化艺术工作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我说：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是英明的。
田汉说：“双百”方针是英明的，但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繁荣文艺和科学技术吗？那就不一定了。
我说听说过“双百”是为“引蛇出洞”！
田汉说：这不就明白了，“双百”刚说过，接着就是“香花、毒草”！作品要是“香花”还行，要是“毒草”呢？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这都是人们所担心的。
我说：章乃器先生说过一句“中国是中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
田汉接着说：自尊心人人都有，毛主席也不例外。章乃器先生的话当然伤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满。不过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不满，不信任远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话。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时及以后的“抢救失足者”中，当时延安和边区共打出特务15000多人，结果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不过王实味还是死于康生的枪口之下，那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时期，党中央从延安撤出时发生的事。
这是我和田汉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是波兰军队文工团访问朝鲜的第五天，当晚到新义州，下着小雨，我想把该团的几百吨重的服装道具装卸车简化一下，就赶往新义州。当我走出宾馆将要上车时，田汉拿着他的一件雨衣，疾步跑到门口，喊：“韩淮，你把这件雨衣穿上。”
当晚他接到文化部的急电，要他立即赶回北京。
我是当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一天中午我给田汉先生打电话，首先向他汇报了波兰访问结束回国情况，他说：他们好，没出什么事就好。最后我问他：何时您在家，我给您送雨衣去。
他大声而斩钉截铁地说：“我很忙啊！韩淮同志，很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雨衣就送给你了，你还这么小家子气！”
这就是我和田汉先生的相识、相别和最后一次通电话……
这是我与田汉先生1956年初冬的对话，地点是丹东市一个宾馆。回忆“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田汉的忧虑，对待文化艺术更是使人不寒而栗。中国文艺界受到的摧残，文化人的命运——田汉老人死于红卫兵的铁蹄之下，老舍先生跳进太平湖，邓拓含冤身亡，上官云珠高喊着：“我没有勾引毛主席！”而跳楼自杀……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原台办室主任）
（责任编辑 黄 钟）
□ 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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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六德”与“三贱”
星期二 六月 11, 2013 5:17 pm
读到一篇文章，讲如何鉴定寿山石的优劣，有“六德三贱”之说。“六德”是：细、洁、润、腻、温、凝；“三贱”是：粗、松、脆。回想这些年编辑读稿上亿字的个人体会，觉得借用“六德三贱”来比喻写作，也很贴切。
细，指注重细节。一百个宏大空洞的结论，不如一个生动有趣的细节有价值。平时看报刊上的人物采访，可能现在美食话题流行吧，很多都写到了采访对象追求精致生活，喜好美食。可是记者笔下，多是干巴巴的形容词，口味刁钻、资深老饕之类，缺少没细节。想起好像是王世襄先生讲过个故事，说一人讲究吃，讲究到什么程度呢？落魄贵族，足饿了三天，意外有人施舍一个梨，强撑着虚弱的身子骨，顶着呼啸北风，费尽周折绕世界找来几粒冰糖，继续忍半天口水，熬了冰糖梨，找一背风的踏实地儿，这才咬下头一口，还是一小口。
洁，指字句干净。如果满篇语法毛病，再好的文章主题，也难引发读者的共鸣。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明显语法错误，文字不简洁，罗哩罗嗦，也会让人读来如鲠在喉，没个痛快劲儿。我曾编辑过一个年轻作家的小说，原稿二十万字，主题、人物、结构什么的都挺好，就是字句不干净。成书过程中，被我删了五六万字，整页删除的情况一处没有，整段删除之处也屈指可数，这五六万字，全是埋藏在每个句子里的 “吧” 、 “了” 、 “的” 、 “之” 、 “在” 之类。试想，假如平均每个句子二十个字，就意味着每句里都有五六个废字，删掉之后，意思一点没变。
润，其实是对前一条“洁”所作的一个必须补充。光注意干净，干净过了头，光剩骨头没一丝肉，显然也不好。极端的例子好比阿城小说《孩子王》中学生王福的作文：“我起来了，我穿衣服，我洗脸，我去伙房打饭，我吃了饭，洗了碗，我拿了书包……”这样的写作，洁则洁矣，但骨瘦如柴，枯燥乏味。有血有肉才是润。要说明的是，有肉没肉和文章长短毫无关系，肉太多，离骨头太远，成赘肉了。微博一百四十个字的限制，不少人照样写出骨肉丰满的精致小品；而不少长篇大论，照样形销骨立。
腻，说寿山石是指如久泡油中，抚之如少女肌肤般滑腻无碍，所谓“凝脂”的意思吧。拿来比喻写作，意指在行文无滞无涩、行云流水的同时，还得字里行间往外“冒油”。这个油，就是写作者投入的情感。遵命写作、打工式写作，只是完成任务，谈不上情感投入。即便有的话，也是“焦郁碌”——焦躁、郁闷、忙碌式负面情感。想想我们写过的年终总结、会议报告吧，不少是这种写作的典型。寿山石油性不足，不仅欠缺美感，还极易开裂或者长斑点，而油性够足的话，万一不慎小磕小碰有了伤痕，多抚摩抚摩即可无碍；写文章的情况也类似，即便技巧上有点瑕疵，如果情感充沛，也会起到遮掩瑕疵之神效。
温，指写作者的深层态度，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应有温暖之气。这一点要从反面特别说明：说温暖，并不代表只能唱赞歌，不能挞伐批判，不能写假恶丑。冰冷到骨子里的文章，写作者的内心照样可以是“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的温度。很多人学鲁迅，觉得似匕首似投枪很酷，其实只学到挑剔、尖刻这些皮毛，没学到精髓，冷静与冷漠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世界观、人生观可以彻底悲观，但不该由此就变得尖刻甚至恶毒。哪怕绝望到底，万劫不复，选择继续有尊严地活着，还是选择行尸走肉，也不是一回事。落实在写作上，就是有没有温度的问题。
凝，指文气要结实有劲儿，不能稀汤寡水、溃不成形。形容面食做得好，会用“筋道”一词，筋道那股劲儿，就是凝。不妨再想想果冻，既水嫩又有弹性，生动跳跃，就是那股“凝”劲儿。好文章都是集中力量，扣紧主题，层层展开，不在无谓之处过多纠缠。我平日看微博，发现眼下流行排比句，好像一排比，就特有气势，有感召力。好的排比句确实有劲儿，但必得是内容需要，排比得还恰如其分。为排比而排比，凑够同样字数的句子，或者生硬地凑出对比的意思，这就叫无谓的缠绕，既没气势，也不叫“凝”。
再来说“三贱”。所说的粗、松、脆，其实就是“六德”的反面。“六德三贱”之间，有分别对应的关系：粗是细、洁的反面；松是腻、凝的反面；脆是润、温的反面。文字不讲究，又缺细节，这样的文章就是粗制滥造；没情感、不筋道的文章，自然松松垮垮不成形；心底没点热乎气儿，又缺乏立身之本的人，自然缺乏韧性，脆而不坚，很容易一蹶不振——你看，说到这里，已不仅仅是在说写作了。
我说半天这“六德三贱”，也不仅仅是在说写作。
杨葵2013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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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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