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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好莱坞电影在老上海的岁月
星期二 六月 18, 2013 8:28 am
现已九十高龄的朱曾汶先生是个奇人，他1945年大学毕业后在华纳电影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宣传工作。1951年美国电影全面退出中国市场后，他拒绝像有些同行一样到电影院做售票、收票之类的工作，也放弃了公务员职业，一直保持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校订了《杰斐逊选集》《林肯选集》《潘恩选集》《政治中的人性》《自由主义》《美国政治与政府》等十七部学术名著，被称为商务印书馆历史上“译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译者。虽然朱先生早已不再从事电影工作，但是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很幸运地赶上了好莱坞电影最鼎盛的时期。
问：您是怎么进入华纳公司的，当时好莱坞电影是怎样进行宣传呢？
朱曾汶：我进华纳公司时，个人感觉是好莱坞电影引进的最黄金时期。当时是1945年8月份，我大学刚刚毕业，在《字林西报》上看到华纳公司要招考一名宣传助理，就马上去应征了，中间没啥耽搁。
当时的考法是，上午在小放映室里看一部华纳的青春音乐片，下午根据看的这部电影来写一则中文说明书，介绍它的故事。那时我刚刚从学校出来，英文是有一定的水平，但实事求是讲，终究跟外国人接触得少，所以要完全听懂电影的对白办不到。这时候就凭自己的小聪明，把文章写得十分华丽，细节的东西不写，只介绍大概的剧情。当时跟我竞争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第二天就叫我去报到了。
在华纳的工作是繁重然而多彩的。要写说明书，翻译片上字幕，订宣传计划。有时候也会搞一些宣传活动。如彼得•劳雷主演的一部恐怖片上映时，我们于深夜十二点在卡尔登电影院为单独一位观众放映该片，以测试其恐怖强度，实际上这部电影完全够不上“恐怖”标准，影院方面硬要把它列为恐怖片，以招揽观众。威廉•鲍威尔主演的Life with Father（《天伦乐》）上映时，我们就搞了个活动，谁家生的小孩最多，就可以得奖。因为电影里的主角有好几个小孩，所以叫《天伦乐》。我记得最后获奖者是一个做律师的，他有十一个子女，得了奖金大概是两千块。他马上把这笔钱捐给了一个家庭困难的同事。其实也就是为了宣传电影。
引进美国电影，宣传最吃重的一项工作要算译片名。片名与影片卖座有直接关系，因此影片方和影院方对它都十分重视。那时的影片译名不像今天那样根据原名直译即可，字数再多也无妨，而是偏重四个字头的，要典雅大方，有文艺味儿。如《马革裹尸》《鸳梦重温》《翠堤春晓》等等。片名一般由片方译出，再由院方一个专门机构审定，认为不满意就推翻重来，决定权在院方。我最得意的一个译名是前美国总统、当时的华纳英俊小生罗纳德•里根主演的《金石盟》，既契合原名 King's Row 的读音，又刻画出片中一对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我最失意的一个译名是英格丽•褒曼主演的Casablanca ，我主张依原文直译《卡萨布兰卡》，但院方认为没有生意经，坚持要译作相当俗气的《北非谍影》。
问：好莱坞电影在1949年之后，改革开放前，在大陆基本消失殆尽，被认为是反映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您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怎么评价？
朱曾汶：我在华纳工作六年期间，看过无数好莱坞电影。觉得当时引进的美国片子是最精华的片子，不知道你们对那些老片子是否熟悉。比如《蝴蝶梦》《美人计》《青山翠谷》《乱世佳人》《魂断蓝桥》《战地钟声》《深闺疑云》《寂寞芳心》《一夜风流》《鸳梦重温》……我可以一口气背一大串，全是百看不厌的片子。当时那些电影演员全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像贾莱•古柏、克拉克•盖博、亨弗莱•鲍嘉，格里高利•派克、查尔斯•劳顿，那时最红的女影星是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葛丽亚•嘉逊、凯瑟琳•赫本等等。现在那些电影演员，我一个都不知道，因为自从我离开华纳公司后，就发誓永远不再搞这些东西了。
以前搞好莱坞电影就好像犯了罪抬不起头，现在时代不同了。去年《人民日报》要闻版刊登了一篇李岚清的文章，说他为了帮助江泽民弄清年轻时喜爱的一支美国电影歌曲《月光和影子》的词曲，特地请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剧院几位教授，还有几位著名歌唱家，共同调查研究，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领导过咱们国家的人尚且直言不讳他年轻时的所爱，我们小小老百姓还有什么好顾忌、好自责的呢？我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时的美国电影就是好看，当时的美国电影歌曲就是好听！像《金发中的银丝》这支歌，我和我太太结婚六十三年了，直到今天还在哼唱。
不说好莱坞吧，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把旧社会的上海咖啡店拍得乌烟瘴气，一些戴鸭舌帽的人在里面胡作非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电视剧里的旧上海女士穿的旗袍的衩几乎开到腰间，也是瞎三话四，那时旗袍的衩最高才超过膝盖一点点。
问：那时候大部分观众对好莱坞电影都感兴趣吗？相比国产电影，好莱坞电影是不是占很大的优势？
朱曾汶：1945年的上海，因为之前八年抗战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上海成为孤岛，片源断掉了，电影没有了。电影公司恢复以后，把过去一段时间的精华全都拿来了。几家公司一共进了一千多部影片。当时美国八大影片公司全部在上海开业，其中有三家公司在虎丘路光陆大楼办公：二十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和华纳，前两家在二楼，华纳在三楼。
八大公司里，要数米高梅的片子赚的钱最多。我进华纳公司的时候，电影应该是最红火的时期，是最高潮，而那时的美国电影也是最干净的。华纳公司拍了很多文艺片，没有黄色、凶杀什么的。当时美国的《海斯法典》（Hays Code）里边，对男女演员接吻时间持续几秒钟，对女演员裙子的尺寸长短都有规定。
1960年代，禁令撤销，影片公司没了约束，才变得有点“不干净”了，但仍要视影片商及影片而定，并非每部电影都是这样的。当时电影也有分级制度的，只是不怎么严格。
1945年以后，国产电影有，但很少，电影市场基本上被好莱坞影片占领，所以这也是它后来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之一。那也是没有办法，一对比，美国电影是好看呀。我太太张芝那时在电台做播音员，播的popular song ，大都是电影插曲，都是当时的电影观众来信来电话点播的。
现在的事我们真叫看不懂了。以前大光明电影院，一个厅一千八百多个座位，国泰一千个，戏院越大，座位越多，号召力也越大，因此大光明一直雄踞行业之首。现在造的电影院，几十个人一个小厅，电影艺术怎么能扩大呢？所以因之而产生的，全是那种大片，要么是三级片什么片，来刺激你的感官，而不是真正拿电影来打动你。我们那时候看电影，比如看葛丽亚•嘉逊的《鸳梦重温》（Random Harvest），看《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根本不用像现在这样去考量什么价值观，而纯粹是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看，看它的艺术，看它的演员、导演等等。
问：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电影的引进有检查吗？
朱曾汶：当时国民党政府有检查小组的，他们倒不是检查黄色，主要是检查政治倾向。电影公司也有自己内部的检查。当时有一个团体，是美商影片公司的协会，就是当时八大影片公司的协会。这个团体内部自己会检查，主要是检查黄色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黄色，跳草裙舞有什么黄色？
问：作为电影公司的宣传经理，在电影放映期间，您要经常与电影院打交道的吧？您的活动费用怎么解决？
朱曾汶：我联系的电影院多了，国泰、大光明是我常驻的。每次一部新片开映，我作为宣传部经理，要去搜集影迷对影片的反响，还有卖座的情况。因为片子要安排档期，电影公司跟电影院之间最激烈的争论就是配给时间，要讨价还价。我们希望档期长一些。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始料不及的，比如说《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在美国是很轰动的，我们大概是在1948年放映的。当时的卖座情况并不怎么样，最后还要抽掉（提前下线）。为什么呢？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视，国际知识不普及，普通老百姓对片中的摩洛哥这种小国和它的历史根本搞不清。对国际大形势不清楚，男女主角怎么会走到一起也不清楚。再加上片上的字幕不像现在，当时的效果是蛮差的。我们当时的字幕，是刻好字用药水腐蚀出来的，放出来的效果是反光的，一闪一闪，看不清楚。所以观众看不懂，又听不懂。
译意风在当时也要看影院的，不是每个影院都有。但是译意风的效果很差，杂音多，声音刺耳，而且和原有英语对白混杂在一起，有很多人拿了都放在一边不戴。译意风应该说是失败的。
我进华纳公司的时候，工作是写说明书。当时我做了点改革，以前传统的说明书是以文言为主的，我进去以后，就坚决不要文言，要白话，而且要写得漂亮。这些东西我过去曾经保留过一些，“文革”当中全部毁掉了。
1949年1月，八大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员工为增加薪资，有过静坐活动，我自己也参加了。那时候物价飞涨，工资加得慢，那以后工资加得就快了。我当时是拿周薪。因为我是做宣传工作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有宣传费，在外面所有的宣传工作和活动的费用，全可以报销，填一下表格，一个礼拜当中的开销就开给你了。
所以，在外面的开销，包括吃饭喝咖啡之类，基本上全可以报销。我到所有有工作关系的电影院看电影，只要在票根上签个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去，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个华人经理有这个“特权”。所以那时候电影是看得很多的，比如说我经常到大光明看免费电影，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舒服。美国人有他的一套东西，他知道你，但不会来干涉你，只要看你的工作效果就可以。
站在电影院门口，为正好来看电影的熟人签票放行，是我当时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但那时也发生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次，我在南京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在记者招待会上认识不久的报人，和他新交的女朋友一同来看电影。我硬是把他手里的票退掉，另外签了两张花楼票给他，他们拿了票子高高兴兴地进去了。不料几天之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女友跟他闹别扭，原来那天他买的是楼下前排最便宜的票子，而花楼票是最贵的，女友说他小气，差点不跟他好了。
问：您当时还创办了一本电影杂志《水银灯》，介绍好莱坞电影，能谈谈这本杂志的情况吗？
朱曾汶：在看电影的同时，我还以麦黛玲这个笔名，写过很多评介好莱坞电影的文章，散见于当时上海各大报刊。由于从最新的美国电影杂志及《综艺》等专业刊物取材，材料新，面广，密切配合市场需要，因此颇受读者欢迎。我之所以用麦黛玲这个女性化的笔名，无非是借英文My Darling 的谐音表示电影是我的至爱。
1948年年底，我创办和主编了一本电影刊物《水银灯》，以评述好莱坞电影为主，兼及苏联和英国电影。创刊号封面是英格丽•褒曼，我们用黑色套印，衬托出这位惊世女星典雅高贵的气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英格丽•褒曼，我们爱你》的文章，把她捧上了天。改革开放后，美国电影重新进入，我忘了无情岁月对我们每个人容颜的摧残，兴冲冲地去看她演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啊，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就是我们当年为之神魂颠倒的亮丽女星吗？真后悔不该去看这部片子，让她永远在我脑子里保持青春的形象该有多好啊！
《水银灯》的作者方面，是当时的最强阵容，董乐山、马博良、李君维、徐汝椿、陈良廷、伯奋、朱雷、朱定西以及女作家施济美、著名报人姚苏凤、电影导演张骏祥等，都给杂志写稿。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外国影片公司及通讯社的密切联系，《水银灯》的影讯以快捷为特色，如1948年第二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于1949年3月26日在美国揭晓，《水银灯》在四天后的3月30日就推出了金像奖专号，结合主要获奖者作了专题报道。在今天，消息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在六十年前，这个速度是很不容易了。
《水银灯》在众多电影刊物中脱颖而出，广受读者欢迎。由于当时纸币贬值，我们坚持以银元付稿费，每篇一元至五元不等，已竭尽我们最大的财力了。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太厉害，白报纸价格暴涨，在出了九期之后，终于支撑不住，忍痛宣告停刊。
（同济大学汤惟杰老师对此次访谈襄助甚多，特此致谢）
上海书评
朱曾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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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莫道洪杨噩梦远 信仰缺位毛教来——《倒转“红轮”》读后
星期五 六月 14, 2013 5:50 pm
莫道洪杨噩梦远 信仰缺位毛教来——《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读后
一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是老朋友金雁教授的新著，书名叫《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在916街头微暴的背景下读这本书，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什么叫916街头微暴？当然指9月16日所谓反日爱国大游行。这次所谓反日爱国大游行，实质上就是一次街头暴动的微缩版。但最可怕的还不是所谓街头暴动，而在于暴动的锋芒，往往指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显示其巨大的破坏性盲目性。
“宁愿华夏不长草，也要夺回钓鱼岛”；“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这不是私下的戏言，这可是游行队伍中堂而皇之的大幅标语，各大城市不约而同，明显出自组织行为。这样粗鄙的大幅标语居然可以进入公共空间，居然可以向全世界展示。大幅标语下那一张张嘻皮笑脸，说明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根本不知道这其实是在羞辱他们自己。难道一代人的文化心理真变得如此贫瘠？让人真心恐怖。
更恐怖的是，这种狠劲并没有停留于言论，居然付诸了行动，而有了电视连续剧般无数狂暴的镜头：滚滚烈焰中颓然倒塌的日资企业，闹市区甚至政府门口日系车的累累残骸，被暴徒砸破头颅的无辜车主……，这一切不能不让人生疑：这还是和平时期吗？这人心，这国家，还靠得住吗？
所有狂暴镜头中，最让人惊诧的，是学者韩德强的暴行。游行队伍举着毛泽东的标准像、喊着怀念毛泽东的口号扬长而来，路边一位八旬老人刚一句“怀念个屁”，韩德强马上从游行队伍中冲出，对老人劈头两大巴掌。暴行浊浪排天，竟连八旬老翁也不能幸免，而且施暴凶手竟是本应知书达礼的堂堂北航教授，事后还竟然得到2270人联名支持。人伦扫地，至此夫复何言！
红歌红像红袖章，把城市几乎变成红海洋；亢奋的暴徒、升腾的烈焰和淋漓的鲜血，把街头几乎变成了战场。置身于那场景，会有时空穿越的感觉，仿佛自己一夜回到了文革。用金雁的书名《倒转红轮》来概括，该是何等的精准。
如此，则金雁的那本书，岂不就成了一个隐喻？这隐喻的实现居然来得那么快，恐怕是金雁本人、也是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其实，这红轮倒转的趋势，是早就抬头了，最早应从重庆发端。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大打红轮牌，重庆一时被视作当年延安，薄本人则被视作毛泽东的转世灵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庆有组织的公权暴行屡屡上演，譬如清算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譬如罔顾司法程序的大规模黑打。等等。但因为打着毛的旗号尤其是毛均贫富的旗号，而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颇有市场，为薄熙来博取了巨大声望。
红轮倒转，是所谓重庆模式最重要的特征。这对整合和提升毛派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前毛派按人头算，规模并不小。但缺有魅力的领袖，缺明确的路线，缺统一的组织，总之缺整合机制，高度碎片化。重庆模式的崛起，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重庆模式成了整个毛派的火车头，薄熙来成了毛派公认的教主。
从此，毛派开始形成为独立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次文革”的声浪甚嚣尘上。作为毛派舆论重镇的乌有之乡网站和所谓社会进步网，两年前即发布所谓“汉奸”名单，全国二百位持不同意见的公众人物皆在其中，其头像均被置入绞架。乌有之乡去年年底的全国代表大会，更把所谓“抓汉奸”正式写入了他们的政治报告。“抓汉奸”成了所谓“二次文革”的突破口，并迫不及待地付诸预演：冲击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课堂，焚烧南方系的报纸，对学者茅于轼施以直接的人身威胁。当代中国的“水晶之夜”似乎指日可待。一时人心惶惶，很多企业家和意见领袖都开始做移民准备。只是因为薄熙来的突然崩盘，所谓“二次文革”才胎死腹中。但毛派并不甘心胎死腹中，要做最后的挣扎，这便是916街头微暴的全部来由。
对毛的盲目崇拜，及盲目崇拜支配下“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原始的暴力冲动，是916街头微暴鲜明的精神胎记。以反日爱国为名，伤害的全是自己的同胞，侵犯的全是私权包括生命权，可见他们“宁愿华夏不长草”、“宁愿华夏遍地坟”的口号真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不惜砸烂一切。幸亏中产阶级强烈抗议，终于引起政府重视，才在最后关头即918前夜作出强力反应，迅速控制和彻底扭转了局势。
二
辛辛苦苦三十年，差点一夜回到改革前。这就是916街头微暴给笔者最大的震撼。对916街头微暴可以有很多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分析。但是，在笔者眼里，916街头微暴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政治学的、不是社会学的、也不是人类学的，而应该主要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它事实上意味着三十年教育的破产，三十年文化的破产，三十年精神建设的破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讲一个微博上的故事。腾讯微博有个网友叫木然，真实身份是东北一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曾在微博上感慨，他的很多学生关心时政，忧国忧民，很好的年轻人。但就是不能跟他们谈毛泽东，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只要谈到毛，他们就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没有任何判断力可言，只有肾上腺素起作用。别的都好说，就只在毛的问题上，木教授跟他们不存在任何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毛就是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的上帝。
大学生如此，乌有之乡和薄熙来的绝大多数信众如此，916街头微暴期间捧着毛像上街的绝大多数信众，又何尝不如此。可以说，崇拜毛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尤其底层民众，主要就基于信仰的需要。信仰毛第一是路径依赖，能够接轨亲切记忆即接轨他们过往的精神资源；第二在当下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毛仍属于政治正确，并因为政治正确能够保障政治上的安全；第三是毛平均主义和造反有理的主张能够解释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能够满足他们抗议现实的需要。别的宗教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三种需求，信佛固然安全，但太逆来顺从；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吧，又比较另类，文化隔膜、种族隔膜且具政治风险。
显而易见，对绝大多数普罗大众而言，只有毛教是最本土、最短平快、性价比最高的信仰产品。毛教因此广为流行。其信众不仅精神上有归属感，政治上更有靠山。从来弱势的他们，因为毛教的加持而强悍起来，只要以毛的名义，干什么都理直气壮，哪怕像韩德强以后生而暴打八旬老翁，在他们也是天经地义，因为他们会认为，那是老翁冒犯他们的神在先。而冒犯神当然是最严重的罪行，任何惩罚都不过分。这就跟无意中冒犯某些原教旨主义教徒的禁忌而遭致命追杀，是一个道理。
这即是说，对毛的崇拜已经具备了民间宗教形态。尽管低级，尽管粗鄙，尽管怪诞。但对信众们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他们看重的，只是它的实用功能，即它填补了信仰市场的巨大空白，满足了任何别的政治或宗教的力量所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
这精神需求，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向来是没有地位，不受重视的。本来，人不是猪，不是吃了睡睡了吃，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个小教堂。然而官方只信奉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彻底的无神论。三十年改革开放，实际是整个社会转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没有了意识形态，但也没有任何信仰，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追求。利益成了支配全部社会关系的惟一元素。但是，利益追求是没有上限的，所谓欲壑难填。在正常国家，这问题主要通过信仰来解决，用信仰来平衡人们的利欲，用信仰来约束利益冲突。但这信仰的力量中国并不存在。结果，财富愈增长，人们对财富的驾驭就愈失控，利欲就愈恶性膨胀，利益冲突就愈升级，人与人的关系，整个社会关系，就愈是紧张，人们也就愈是痛苦。
最痛苦的，是被快速发展的列车所抛弃的巨大的底层人群。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最强烈，也最无助最无望。而愈是痛苦，就愈需要信仰来安慰和疗治。这就为乌有之乡和薄熙来再造红轮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不能不承认乌有之乡和薄熙来的高度敏感。他们发现了民间尤其底层人群的信仰空白，马上对传统毛教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作为替代品及时抛出。传统毛教本来已经具备几乎完整的宗教形式，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只不过属于粗鄙的国教即粗鄙的官方宗教，这种官方色彩不合时宜。乌有之乡和薄熙来主要在这点上下功夫，其最重要的现代化改造，是把属于官方的传统毛教包装上民间色彩，转换成所谓受压迫者的、弱势群体的宗教，从而赋予其天然的政治正确和道德优越，借助信仰的力量，最大限度争夺民间尤其底层社会的信众，形成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彼此呼应、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彼此呼应、从高层精英到底层社会彼此呼应的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网络。
乌有之乡和薄熙来的努力卓有成效，几乎就要大功告成。只是因为王立军的自我爆炸才最终功败垂成。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所以他们仍然能够组织916街头微暴，在整个系统事实上已经被斩首的情况下，一天之内在全国52个城市同时发动，卷入的人千千万万。他们借怀念毛的名头间接表达对当局的抗议，并直接为薄熙来鸣冤叫屈，显示了顽强的社会动员能力。
三
916街头微暴的根子在信仰危机，它事实上是从信仰危机发展而来的一场政治危机，这已经无可讳言。这跟金雁《倒转红轮》描述的所谓十月革命的生成机制，何其相似乃尔。
从形式上讲，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当然是一个有宗教即有信仰的国家。可惜的是，当时俄国的所谓宗教即官方东正教，不过徒有其表。宗教自由的匮乏，使官方东正教丢掉了信仰的灵魂。而这，主要是宗教国家化的结果。跟西欧近代宗教改革以反对罗马教皇一元化神权为主题，鼓励信仰自由化、个人化、文明化的思想解放的大趋势相反，17世纪俄国东正教的尼康改革，恰恰是实现了东正教的国家化、集权化。它彻底结束了伊凡三世以来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斗争，沙皇彻底驯服了教会。到了彼得大帝时代，这趋势更被极端化。如金雁书中所称：
彼得在俄国确立一种新的“教皇凯撒主义”——警察国家。彼得把教会收纳在自己麾下，所有宗教事务管理局的人上任时都必须向沙皇宣誓，誓词是：“我永远听命于我天堂和真正的国君，以及他根据不容置疑的权力而选定的接班人，永远做他们忠实的奴仆，并服从他们的意志，我承认沙皇是我们这个神圣组织的最高裁判官。”从此沙皇便成为宗教事务的最高裁决人，开始了俄国教会的“巴比伦时期”。彼得以公然的暴力让教会瑟缩发抖，俄国宗教界从此成了“吓怕的阶层”。
教会成了沙皇的御用机构，神甫则甚至蜕变成沙皇的精神暗探。1724年，沙皇取缔了秘密忏悔仪式，所有神甫都有向警察部门汇报忏悔内容的义务，并定期写“密报”，以便政府掌握民众的精神动向。“基督教的剑被屈辱性地与罗马教皇的剑混合在一起，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
当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教会，真正的教会名存实亡了。那么伴随着教会的消亡，信仰本身也就被取消。官方东正教事实上并不能履行为千千万万信众提供信仰产品的天职，它的职能仅仅在于精神控制。俄国信仰市场出现巨大空白，信仰饥渴成为俄国最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由于20世纪初叶的斯托雷平改革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虽然确实带来了经济增长，却是以“无权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被掠夺为代价，“结果是骚乱四起，农民中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者”。这极大地刺激了俄国社会本来就有的民粹主义幽灵。
信仰真空与民粹主义幽灵相遇，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人们就都知道了。这化学反应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即作为超民粹主义的列宁主义——以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原则和底线而著称的列宁，本来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抨击者，但一经发现斯托雷平改革给民粹主义幽灵提供了空前广大的市场，马上摇身一变，成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头号吹鼓手，并进一步发展到超民粹主义，作为信仰的替代品填补俄国信仰市场的真空，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和水兵。列宁主义的全面胜利即红轮的崛起，就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这点跟中国19世纪的洪杨之乱其实颇为神似。这即是说，所谓列宁主义，不过是俄国版的拜上帝会，列宁不过是洪秀全一类的邪教教主。而这样的潘朵拉盒子是绝不能开启的。拜上帝会的浊浪几乎摧毁了大半个中国，列宁主义则把俄国带入死胡同达整整70年之久。其间无边的黑暗无际的苦难、无数的生命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
这也正是916街头微暴最值得警惕的地方。916街头微暴及流产的所谓“二次文革”，骨子里，就是1917年俄国列宁主义和19世纪中国洪杨之乱在当下的一次失败的重演。红轮刚刚倒转就遭到强力遏制，这当然值得加额称庆，说明中产阶级代表的温和理性力量，暂时还占上风，还有一定的社会整合能力。但也不能太乐观。缺乏宗教自由造就的巨大的信仰饥渴，及社会不公正造就的强大的民粹主义，这些社会病态依旧如故。而建立在这些社会病态基础上的对毛的迷信，也依然大有空间，没有因为916街头微暴及“二次文革”的受挫丝毫受损。可以预言，916街头微暴失败之后，毛教的宗教化趋势反而更会强化，组织化程度会更高，只是不会像916街头微暴之前那样明目张胆，而多半会转入地下，处于隐蔽和半隐蔽状态。正因为多半转入地下，社会监督、法律监督的难度更大，更不可控，潜在的社会风险也更大。这即意味着，红轮倒转只是暂停，红轮本身没有倒掉，而如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随时悬挂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
那么怎么办？出路到底何在？答案无非两点：其一是落实宗教自由，只有宗教自由才能大量供给健康的信仰产品，最大限度地遏制信仰饥渴，避免信仰上的病急乱投医，让劣质的信仰替代品失去市场。其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变革，通过还权于民，切实地推进社会公正，最大限度消除民粹主义土壤。如此双管齐下，才对红轮倒转有真正的釜底抽薪之效。这一切必须马上着手，时不我待。否则，等到经济下行突破临界点，失业无业群体如开闸的洪流一样汹涌溢出，社会痛苦指数直线抬升，那时做什么就都来不及了。红轮倒转的大势必将重新启动，轰隆隆碾过无数无辜的生灵。
（载《暸望中国》杂志。作者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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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来可能比晚清还不堪
星期五 六月 14, 2013 5:45 pm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
宪政之争的实质
----犀利公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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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教育”
星期五 六月 14, 2013 7:28 am
文学该不该进课堂？创作能不能被讲授？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一度引发争执，人们在热议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在反复追问中国的文学教育该何去何从。其实，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恰如其分的“文学教育”，分歧只不过在于“文学”的定义，谁来教文学，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文学教育方式。本期腾讯书院邀请陈平原教授为我们讲解“文学”如何“教育”，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策略。
陈平原：各位朋友，晚上好。闲话少说，我们马上进入主题。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文学如何教育，主要围绕文学课堂。其实前面有一个文学的概念文学的学科，再进入文学课堂。这个是白鹿洞书院，这是北大的红楼宿舍，这是西南联大的老照片，从这个地方进来来找我们论述的话题。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文学门槛很低 但不可否认它堂奥极深
文学这个东西门槛很低很低，但是我以为它堂奥极深，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两个故事。三十年前我从广州到北大念书，每回坐火车需要大概36个小时，火车上总是会有人跟你聊天。于是我特别担心人家跟我聊天，因为我不太会说假话。人家问我做什么的、学什么的，我跟他说学文学。这下子乱套了，所有人都跟你聊天。每个人都读过文学，告诉你昨天晚上在火车上买了一本杂志，前天晚上看了电视，你怎么看，诸如此类。这一类的问题问得你不胜其烦的时候，后来我学会一招，人家再问我“你学什么”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是天体物理，以后人家就不跟我交流了。后来发现最近几年天体物理也开始很多人关心，我觉得应该说核物理，这样的话大家不会再跟你讨论。
第二个也是个小故事，大概二十年前北大决定请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来北大当客座教授，在我们临湖轩组织了一个很小的座谈会，10个学者跟他对话，只有我一个是中文系的，其他的是物理、化学、无线电的等等，每个人说起来都特别慷慨激昂。我特别记得已经去世的王选先生，他是做汉字激光照排做得了不起的一个学者。他很激动地跟他说，他每个星期都要回上海，交流问题，研究问题，一路上全靠金庸的小说解乏。另外一个教授更离谱，说他胃不好，每次胃疼拿起小说就不疼了。还有一个教授更离谱，他觉得《红楼梦》读不下去，但是金庸的小说实在太棒了，比《红楼梦》好多了。只有我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因为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不懂文学，所以当每一个人在学校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讨论到物理的时候物理系的老师们发言算数，讨论到化学的时候化学系老师说话算数，只有讨论到文学的时候每个老师都能插嘴。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专业，但我不否认它同时又是一个堂奥极深的专业。
本来今天我要谈的关于物质文化的文学，关于精神生活、关于个人修养、关于学科领域的，最后会落实到做一种大学课堂的文学。下面我基本上按照这个顺序来讲一个比较专业性的问题，就是大学课堂里面的文学应该如何教。
传统文学没有作为一个专业进入教育体系
其实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教育，分歧在于地方？第一什么叫文学，第二什么叫教育，第三文学如何教育。
读中国书的人都明白，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是“不学《诗》，无以言”跟今天中文系外文系的文学理论、文学史不是一回事。它的教学宗旨、论述对象、培训目标都不一样。那一种诗就是说本身是文学，是道德，是伦理，也是政治。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的诗教，源远流长的诗教跟今天的文学教育关系不是很大，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
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教育史来看，我查了大半天只有在东汉末年很短时间有一个鸿都门学，在南朝宋文帝的时候有一个四馆，只有很短的时间有过专门的文学教育。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学问，但是没有把文学作为一个专业来阅读和训练的。诸位看一下除了科举考试之外各种各样的，比如国子学、各种官学之外，我们在传统中国教育里面可以看到各种专业的知识和培训。比如说律学、书学、化学、算学、医学，这都可以教，唯独文学没有人教。换句话说，传统中国的文学没有作为一个专业进入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这么说不等于文学部重要，而是所有的人只要读书识字就跟文学打交道，所以文学没必要作为一个专业来经营。
另外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兼及修养、技能、经验、情怀，因此有它的特殊性。不一定上大学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一定不上大学就学不好。诸位明白如果是自然科学的，比如说很专业的核子物理，你要自学是不行的。但是文学自学是可以的，我们不敢说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的文学修养就一定比中文系、外文系的学生更差，不能这么说。
李白杜甫毕业于何处？历史没有记载
说到专业，并不是所有学文学的人，或者说文学上有突出贡献的人都是作为一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开句玩笑，李白、杜甫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他们上过什么学校，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我们知道肯定受到教育，但是不是哪一个书院、学堂按照今天的语言来培养他们。近现代更是如此，诸位今天可能熟悉的沈从文，沈从文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小学毕业。1923年，不当兵了，跑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大学旁听。那个旁听很难说对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多大的意义，关键是他在北京认识了当时京派的一批作家，比如郁达夫、徐志摩、林徽因等人，这个过程中他的阅历、感觉，还有他的表达受到这些作家们的欣赏，然后开始走上了文坛，尝试来写作。
另外那些比如正儿八经留学的，比如鲁迅、郭沫若。鲁迅学的是医，在仙台医专成绩不错，但是后来弃医从文。另外一个九州大学学医的郭沫若，成绩也不错，最后不做。人家说鲁迅是医学不下去，那是不对的，鲁迅的成绩不错。郭沫若学不下去，那是因为他耳朵的问题。一开始学得不错，可是到了拿起听诊器的时候，发现他小时候得过中耳炎，所以听诊器不能用，只能放弃医学，从事文学、历史学等等的研究。
当然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文学还是有意义的，教育是有用的，比如说诗人冯至是北大学德语的，小说家汪曾祺是西南联大时期学文学的，他们学文学，他们日后也在讲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早年的学术训练有关系。可是没有读文学的同样可以做出有成绩，如果天分好、如果机遇好，不读照样能够写出好小说。我只能反过来这么说，学校里面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们的厚积薄发有一点作用，但我不能保证他一定通过这个训练能够成为著名作家。这就说到一个问题，那文学教育是做什么的，文学教育这个职业或者说文学这个学科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以及在建立过程中的利弊得失，有兴趣的看我的专业著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从技能训练的辞章之学到知识积累的文学史
我想说一点，如果说晚清以前和晚清以后的文学教育有什么不同的话，最大的特点是我们已经从技能训练的辞章之学，转化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所谓技能训练意思是说晚清以前我们学文学，学完唐诗希望你写唐诗一样的诗，学完古文，希望你写古文一样的文章，是一种技能训练。而晚清以后今天的大学中文系，没有说学完元曲就写元曲，学完唐诗就写唐诗。对于我们来说唐诗、宋词、元曲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技能。
从很明确的时间1903年开始，我们用文学史作为整个文学教育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史逐渐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来表达一个民族意识，凝聚一个民族精神，甚至吸取异文化，希望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把主要目标放在技能训练上。
换句话来说，从1903年开始，我们就没有指望学文学的人出来以后一定会写小说、写诗、写文。换句话来说，大学里面的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已经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很好，没有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办的不是作家班。我们能做的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校园里面各种层次的文学，比如说课程、科系、社团，你就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从五十年代开始不断地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五十年代起原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新生入学第一课必定跟他们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所以很多人进来以后特受打击，进来的就想当作家，你说我不培养作家。后来的很多回忆都提到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这句话到底该怎么解读
我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当时的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也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培养作家的意思是什么？我给他做解读，第一，我刚才所说的其实作家不一定大学里面培养得出来，好作家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哈佛大学旁边书店卖美国文学著名小说家的，遗留下来要不没上过大学，要不没念完，真的念完往往不是中文系、英文系，换句话来说每个国家都一样，作家不一定是中文系或外文系培养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其实中文系八十年代到现在为止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大概是80到90人，这80人到90人里面将来最后能够成为作家的，以创作为业的我想不超过5个人，每一届5-10个。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写诗、写文，将来他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课程设置完全按照作家培养的思路来进行。
我们有文学理论、文学史，我们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语言学，还有古文献等等，这么多专业人才需要培养，所以作家能出来更好，不能出来问题也不大。我们只能说，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必须有文学鉴赏的能力和热爱文学的风气，这样就行了。我说的是培养有志趣、有修养，但是不一定创作的人才。
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指代学校或者是教育
前面我说文学，请问你这里说的是什么文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仅是中国，西方也是这样，文学这个概念不断在演变。你查《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对Literature的介绍，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对作品的总称。我们今天所说的抒情、叙事，或者是想象力等等不一定的，在18世纪以前的西方，或者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说文学不一定是这样的。今天所说的诗、散文、小说，今天所说的民族文学、国家的文学、时代的文学跟那个概念本身是有差异的。换句话来说，今天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学，其实是因为19世纪末我们把Literature介绍到中国以后才重新组合起来的一个概念。假如不是这样的话，请你察看《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说文学这个词的时候，它征引的范围从孔子到鲁迅有十种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孔门四科之一，比如说儒家学说，还有文章经籍，还有儒生、学堂、文才等等，总共有十种不同的概念指向文学那两个字。
我关心的一个事情，文学也可以是学校，给读书人生活的地方。而《汉语大词典》用的材料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那里面的一句话：南岸道东，有文学。有文学指的是有学校。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早的材料可以用。第一，《汉语大词典》列的比郦道元更早的是曹操的《修学令》。公元203年，也就是建安八年，曹操下《修学令》，内容是“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还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里所说的各修文学，就是办学堂，设校官，选才俊，认真培育，使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可以得到改良，先王之道可以不废。这里所说的文学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学校，或者说教育。
你可以说曹操为什么这么说，很多教育学家说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问题，曹操确实对文教有兴趣，包括他本人的文学才华。今天我们留下来的不管是宋代，比如说今天河南的崇阳书院，或者江西的鹅湖书院等等，诸如此类传统中国的教育本身它可以是文学，也可以跟文学毫无关系。但有一点它不把文学作为专业。
晚清后“文学”从Education渐变到Literature
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晚清，今天我们读晚清材料的时候可以发现，很多说文学那两个字其实做的不是文学。1895、1986年起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就给总理各国司务衙门写信，说中国应该办大学，在北京应该办一个大学堂或者叫大学校。而上这个奏折的是当时在华传教士的一个组织，叫文学会。狄考文代表文学会给上面上书说，我希望在中国办大学，需要教什么课程，列了一大批，唯独没有词章之学。你会发现很奇怪，文学会提议办大学但是不列词章之学。而文学会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呢？传教士林乐知加了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文学会的目的是专门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你听起来很高兴，以为是跟文学有关系，没有的。他们所说的文学并不是Literature，而是education，是教育。而这个说法的话可以从几条不同的材料来论证。
此前林乐知，我说的那个美国传教士帮助翻译了日本外交官森有礼编的《文学兴国策》，《文学兴国策》在晚清影响很大。那本书是梁启超等人理解西方教育制度，而且创建新的学制的重要样板。因为晚清的中国人到底什么叫西方大学，康有为、梁启超都没有留过学，五都不知道，就靠传教士的翻译来理解。
本书《文学兴国策》的第一篇是耶鲁大学的校长Woolsey写的一篇长篇文章，论述文学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是有意益富过、有益于商务，有益于农务、制造、伦理、德行、法律、国政，文学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其实他所说的文学照样不是我们所说的Literature，他说的是学校和教育。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把文学的概念逐渐理解为今天的Literature的概念，晚清在逐渐演变。
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王韬希望按照西方的学科制度来选拔人才，摆脱科举试的方式。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整个学问应该分为两类，一类叫文学，一类叫艺学。文学包括经、史、掌故、词章四科。艺学包括舆图、格致、天算、律例，大体上文学等于今天的人文学，而艺学等于今天的理工，是这样的理解。另外一个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说得更有趣，他说文学应该分为六科，武学分为两科。换句话来说在郑观应心目中所有的学问分为两类，一类叫文学，一类叫武学。部队的、战争的这一类叫文学，其他的都叫文学，那就是人文社科、理工都叫文学。狭义的文学和广义的文学他在里面没有做区分，但是文学这个概念依旧没有独立。
京师大学堂创建五年后提出不得舍弃中国文词
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1901年。1901年蔡元培写了一本教科书叫《学堂教科论》，一个下册子。对照当时他接受的西方思想学说和教育体制，希望把整个学堂的知识分为十个不同的科目，其中有一科叫文学。这个文学科目包含什么？包含音乐、诗歌、骈文、图画、书法、小说这五个分支。从美术、美学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学，这个已经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跟今天的文学不太一样，已经相对来说把这个范围缩小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北京大学1898年建立的时候，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文学没有完全独立出来，文学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1898年决定建京师大学堂的时候，总的思路独尊泰西各种实学。这里的实学大体上等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或者说理工应用这一类的学问。而对人文这一块的话，当时的总理各国衙门准备建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中国有，所以不着急，没有放进来。大家明白1898年建京师大学堂，1900年义和团烧了。真正的北京大学比较成规模的，各种档案比较齐全的是1902年，1902年张百熙奉命复办因为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的时候，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的章程，那个章程第一次把词章列为大学堂重要的科目，那个时候词章是大学堂必须学习的科目。换句话来说，把西方的大学制度COPY到中国以后会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西方大学都有文学院，因此中国也需要这样的课程。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年起，当时晚清的重臣张之洞奉命参加学堂章程的修订，他说了一句话，以后我们所有的读书人都要学外语的。但是其中有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语言、文字、词章会逐渐被遗忘了，那是不对的，因此他在整个所有的思路里面，在上给朝廷的奏折里面说了一句话，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词，向西方学习但是不得放弃中国文词，这个思路1903年起我们确立了。以后中国的文学逐渐进入我们的大学的课堂，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
一百年间 中国人如何学文学 如何教文学
我想说这个大致的过程就是这样，1903年起我们的课程比较完善了，我们的大学不管是哪个大学开始把文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课程来经营了。有些人专门是学习语言文学的，这个思路都已经确立了。我想说的是此后这一百年中国人如何学文学，如何教文学。
1.声音飘逝 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就消失在历史深处
所有谈到教学或者是文学教育的时候，往往注重的几个问题，比如说课程设计，比如说专业著述，但是很少人考虑到课堂。为什么呢？专业设置或者是专业著作本身留下的文字有答案可以查。所以做学术史的人、教育史的人都可以根据这个来了解。这一百多年走过来的路只有课堂，课堂老师们的声音随风飘逝，文字留下来了，声音漂逝了，因此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就消失在历史深处。
这导致我们今天谈二十年代、五十年代某某教授特别了不起，学问很大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谈的都是他的著作，不是他的课堂。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教授留在历史上的印记基本上是文字，声音丢了。可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学生来说，他们曾经直接面对的，而且日后追怀不已的不是章程、不是课程表，甚至不是著作，而是曾经在课堂上生龙活虎活跃着的教授们。我想说的是用各种材料复原帮助大家看看曾经有过的课堂，以及留下来的声音和影像。
学科化以前，就是现在学术建立之前学科化以前的课堂，以后学科化以后的各种各样的课堂，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辅仁、新亚、台湾等等，这么多大学里面的著名教授如何讲授文学，这是我希望用很短的篇幅给大家介绍。
2.康有为课堂：坐而论道 一物不知 儒者之耻
先说学科化之前的文学，刚才我说了在现代大学建立之前的中国也有文学教育，但是文学教育是整合在整个的国学教育里面，它并没有独立。其中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康有为。康有为1891年到1897年在广州创造了万木草堂，他的弟子梁启超、张伯桢等人日后参加到戊戌变法里面，影响很大。而学生很崇拜老师，老师说的他们都记下来，因此留在博物馆里面、档案馆里面的口说，就是老师说他记下来了，比如《万木草堂口说》、《康南海先生讲学记》等等留下来了。今天已经重新整理出版了，可以看得见。这是万木草堂的情况，这是康有为的照片画像。康有为在晚清政治史的意义我相信大家能理解，我想说的是他怎么上课。
《万木草堂口说》里面讲到各种各样的学问，今天的大学教授是分科的，晚清以前的大学教授是不分科的，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有一个东西不懂得，读书人会感到很无耻。而那个状态导致教学的人必须对整个人类知识，当时理解的人类知识有所了解。
我想说他怎么上课，摘其中的一段，学生们记下来的。古人言语文章无别，这是谈文学的。《六经》皆孔子文章。《易经》多工夫。胡稚威谓，人皆死，惟文不死。古来圣贤豪杰皆死，惟有文可以不死。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文有自然之法，有创造之法。一直讲下来，讲到最后唐以前之文，简腴厚曲，唐以后之文，长枯薄直。
今天有哪一个教授在课堂上这么讲非被学生哄下台不可，第一，他每一句话都没有论证，每一句话基本上都可以写博士论文，而不必要论证，告诉你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不加论证，听不听由你，听不懂你回去再用一辈子，用十年、二十年自己去领会，而且你最后也许认同，也许不认同。我的任务是把我一辈子的体会用这种语录说下来，学生们很认真记下来，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但是这种论证的体系不加注解、不作阐释、不求大家都能读得懂，这个只能是师徒坐而论道。坐而论道可以这样，当面对50个学生、面对500个学生讲课的话，这个不能这样讲，这是传统坐而论道的课程。[
3.章太炎课堂：强调三国两晋文辞 成为今天文学史写作重要动力
另外一个人在晚清也是影响很大的，章太炎。章太炎早年提倡革命，1906年从监狱出来以后到了日本、东京，他一边办民报，一边教学。从1906年开始不断地有这一类讲学的计划，然后到1922年他在上海讲国学，在国学里面有很多论述。用今天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构建起来大的国学概念，然后文学只是其中的一小块。讲完以后，我想说的在章太炎国学的论述中，文学其余其实并没有成为他的重点。如果说一定要说他对文学教育影响的话，那就是一点，他对于三国两晋文辞的强调，经过他的两个弟子比如鲁迅、周作人再三的诠释和转化，成为今天的文学史写作的重要的动力。说简单一点，以前我们觉得商国六朝的文章不好，章太炎把这个观点翻过来了。今天我们都认为商国六朝文章好，但是商国六朝文章好不一定评为散文。而这个论述因为是专业的，我不想说。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具体文学史的论述中有很多很好的见解，但是他们并不他把当一个专业来看待。有一些零星的想法经过他们的学生日后在学院体制里面逐渐被传达下来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接受了。
说学院体制，我想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我们开始设立各种各样的专业课程，比如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需要不仅讲诗、讲文，还要讲戏曲，于是请了吴梅。我们要讲小说，小说谁来讲？第一年找不到人，就是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每个人合台各讲一次，第二年请周作人来讲，周作人说我不行，我哥哥可以。哥哥是谁呢？哥哥就是在教育部当官的周树人。因此在1920年的8月份送上聘书，12月鲁迅第一次走上的北大的讲台。以后的6年中鲁迅一边在教育部从政，一边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女子高师等等这些大学和中学里面兼课，我查了日记最难的时间是1925点11月，他居然公布自己在6所学校之间奔波讲小说史。1926年8月26号因为个人原因和政治原因他离京南下，到厦门大学，后来到中山大学等等。真正在大学教书的时间不到八年，但是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等一系列著作。专业我不想说，我想说的是他的课堂上讲课的效果如何。
4.鲁迅课堂：把讲义念一遍 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深聊
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留学照片，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标准照，这是晚年的照片。鲁迅在北大讲小说史，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而我引的是当年在北大听他讲课的各种各样的人，有中文系、历史系，也有其他各个专业的，也有旁听的，各群人老学生日后追怀鲁迅先生的课堂。鲁迅先生的课堂效果很好，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好，这就说到当时北京大学课堂的特点。
北大中学系当年的教授们很多人是浙江人，而在普通话没有推广之前浙江人的说话对于北大的学生们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北大有一个制度，曾经想反，反不掉，那就是发讲义。讲课之前，进课堂之前现拿油印的讲义，当老师的提前把这一节课的讲义交给了工友，他帮你写下来石印，课堂上交给学生。这个制度蔡元培到北京以后要求改，陈独秀要求改，改不了，要求改是因为很费钱，每门课、每节课都来送讲义，免费的，学生们很高兴，老师们也觉得可以。但是从学校角度来说有困难。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因为别的缘故，最关键的问题是老师们的口音。老师们的口音对于很多人听不懂，我看过30年代到中国来留学的日本的两位教授的回忆录，他们很着急，听不懂。然后问旁边中国的学生，中国学生泰然自若地说我也听不懂。听不懂怎么办呢？听不懂有讲义。我发现鲁迅的讲课基本上把讲义念一遍，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深聊。
鲁迅讲小说史，后来的回忆录留下来了，原来他把当时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带到小说史来，他把各种各样的社会批评也到小说史里面来，所以课堂上有大阵大阵的笑声。而鲁迅据说有一个特点是冷幽默，他自己不笑，说得你很开心。以致满堂的喝采的午后，有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王鲁彦，说他听鲁迅的小说史，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诸位在专业化的时代，说某一门课能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那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来说，我们相信鲁迅先生讲课的特点是在小说史的课堂上加入了很多社会批评和小说作法的论述。换句话来说，这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史能够受欢迎的缘故。
5.杨振声课堂：中国新文学课很难讲下去 做梦都被谴责不读书
北京大学的课堂暂时搁一边，今天是隔壁当年是郊区的清华大学，1928年在清华学堂的基础上，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把他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当时出任中文系主任是杨振声，教授是朱自清本人。这两个人恰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的学生。他们出来希望跟自己的母校竞争，怎么竞争？他们做了一个盘比，清华国文系和别的大学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和中外文学的融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清华原来是留美一辈学校，他的学生的英文水平在所有学校里面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注重在中外文学和新旧文学，跟当时的北京大学等老牌学校抗争。为了落实这一个发展战略，在第二年春天朱自清原来北大的学生开了一门课，中国新文学研究。第二年的秋天又开了一门课，中国歌谣。这两门课的特点是北大的特点，但是这两门课北大没有，歌谣是把民间文学、社会文学带到高雅的学堂。新文学是把以前只注重古代文学的思路改变了，而这两个都是为清华中文学安身立命而量身订作的思路，这是朱自清先生，这是杨振声先生。
杨振声先生很快到青岛大学当校长去了，所以后面的中文系课堂是朱自清在上。这两门课都是新文化思潮的产物，但是从新文化走到新学术有一段距离，而当时的北京大学因为整理国库日渐走向考据，而清华作为一个新办的大学有可能闯出一条新路，因此他们把这两门课作为重点来经营。
我们看一下中文系主任杨振声说，我们的目的是创造新的文学，所以一面参考旧文学，一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特别是强调外国的新文学，以外国的新文学作为参照系来建立中国的新文学，是清华中文系不同于北大中文系的目标。可是这门课很难讲下去，表面上我们看到1936年、1937年清华大学的指南里面，还说这门课，可实际上这门课1934年之后不再开了。
1929年开，1934年停，不受欢迎吗？不是的。这门课在外校很受欢迎，在清华里面压力很大。他的弟子王瑶先生日后说，因为大学里面风气比较守旧，大家都对许（慎）、郑（玄）之学特别得崇拜，文字、声韵、训诂这样的学问才算学问，文学不太算学问，而文学里面的新文学就更不算学问了。因此这门课外校欢迎，本校压力很大。因为整个的专业在胡适科学方法的倡导下，其实日渐压抑了高远的想象力，而强调科学的研究。而科学的研究，我们知道文学诗无达诂，我们很快难说哪个解释是铁板钉钉的。能做到铁板钉钉，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的是考证。
因此20年代以后的中文系基本上往考证这条路走，考据成为主流，因此大学中文系的普遍情况是注重功力而轻视才华，强调古典而蔑视现代，这个潮流对于当时在清华教书的朱自清来说造成很大的压力。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一样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被学生们发现了。他们把手绑起来，谴责我不读书，研究没系统。我承认这两点，而且表示一旦获释马上辞职。然后半夜惊醒过来，在大学教了十几年书，还在大学当中文系主任，还有这么大的压力，你就想象他的课程很难继续下去。
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1934年之后不再讲这门课了，这门课日后得以发扬光大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因为他的弟子王瑶先生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这一点大家知道。但是有一点不太知道的还有一个人是吴组缃。吴组缃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当时清华的本科生，后来念研究院。他1942年因为老舍介绍他可以到大学里面当老师，他要开什么课，开几门课，现代文艺、文艺文、小说研究等等。然后写信给老师说，老师，当年记得你讲课的时候有一个讲稿，请你借给我，我要上课了，我备课很困难。于是老师就把他的中国新文学纲要送给了吴组缃。五十年代以后吴组缃到北京大学来教书，很长时间他是教我们说的新文化的。1956年以后因为做吴敬梓的研究，后来做《红楼梦》的研究，日后才是做古典小说。1956年以前吴组湘是做我们所说的新文学研究。换句话来说，当年在清华埋下的新文学研究的种子是要王瑶和吴组缃这两位先生身上发芽的，这是新文学。
6.黄侃：汪辟疆称在南京教书是黄侃一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旧文学我想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竞争对手是东南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可是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声势如日中天，因为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的东南大学一番蜕变之后就变成了后来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高校，它的规模超过了北京大学。因此它能引揽各种各样的人才，政府给它更多的资助，名声也起来了。1930年代的南京是首都，特别是首都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集中了一批人才，尤其是当时中文系的教授们。这边是黄侃，这是吴梅，黄侃、吴梅今天也是大家熟悉的两个做语言文学的。黄侃先生日后主要的成果主要是语言研究，但是他在北京大学、武昌高师，就是今天的武汉大学讲课的时候是讲文学的。
这是程千帆先生抄下来的，当年给他讲文学的是黄季刚，讲音韵学的是胡小石，讲词的是吴梅等等。这一系列在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大家。我关心的是1935年中央大学的教授黄侃50岁英年早逝，汪辟疆给他写的悼词，说黄先生一辈子在北京、在武汉、在南京各地教书，对他来说在南京是最愉快的时间。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老先生、这么多朋友们跟他在一起，一起在这里教书，同时他们后面的这几句话，几无日不集,集必剧谈移晷,以为笑乐。每天经常在一起聚会，春秋佳日的时候大家一起到游名山，游名山写诗，然后喝酒。这种衣食无忧的教授们在这个地方诗酒惆怅，而且很愉快。
7.南京教授们做学问另有一套 以游戏心态来从事学术研究
讲一个细节，是民国年间的词学大家龙榆生，他写了吴梅的事情。说，他经常从上海到南京去拜访吴梅。有一次印象很深，下午到了南京。吴梅叫了他的学生唐圭璋，是日后做词学研究很有名的学者。约了他来游后湖，而且带了自己的儿子，4个人租一个小艇。唐圭璋吹笛，吴梅父子两个唱他新近写成而且很得意的《霜厓三剧》，袅袅余声，绕云萦水，叫人有望之有神仙之感。一直到夕阳西下才回来，这是教授的生活。
汪旭初后来说，当年的这些教授们春秋佳日不断地遍游，乃至黄侃先生曾经跟人家说，此真花天酒地也。在樱花或其他花盛开的季节，在花丛下喝酒、聊天、谈诗、论文，这种生活让他特别怀念。所以花天酒地四个字传授意思，是因为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的中文系的老师们，有很多人能做学问，也能够写诗文。因此经常在一起登高赋诗、饮酒聚会。可是我想说的一点，能写诗、能喝酒的不仅是南京的，北京的教授们也会喝酒、也会写诗，他们也踏青，但是他们不宣扬。他们不会炫耀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我读1934年到1938年的朱自清日记，发现那个时候清华的教授朱自清本人也经常联袂游山，也经常联句纪游，也经常喝酒聊天，但是他们不落成文字，不对社会公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似以传统士大夫的雅趣，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于南京文人的花天酒地，上海的左翼作家看不起，北平的京派文学家也不会这样，因为1930年代的中国其实局势非常微妙，我说弄不好大家会觉得你“商女不知亡国恨”。可是过半个世纪了，时间转化了，大家不知道又到了风和日丽的太平岁月，很多人说起来那才叫教授呢。那个时候的教授和今天整天去写论文，或者到处去讲课的教授不一样，所以人回过头来怀念那些教授生活。
这些教授们做不做学问？也做学问。但是南京教授们做学问另有一套，因为努力把生活和学问打通，以游戏的心态来从事学术研究。最有影响最容易说出来的是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那是用水浒的点将录的办法来评比当时的诗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联想。后来钱仲联又写了另外一个新的诗坛点将路。
这个说法我不说，我说的是这种把学问、人生结合在一起的那一种教授生活，五十年代以后国民政府败走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年首都的教授们因为跟前朝政治的瓜葛，就很不得志。这个时候五十年代初，南大的著名教授在比较北大和中央大学的学风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北大向来注重学术研究，我们中央大学是提倡古诗文的模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者造就幕僚而已。我能理解这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说了这么激进的话，但是里面有一句话是真的，相对于这两个大学或者是两个城市教授来说，同样是教古代文学，北京大学的教授把它作为学问，而中央大学以及中央大学后来，解放后的延续南京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们更注重对古代诗文的接受、模拟。
程千帆先生早年招博士生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让你现场写一首七律，因为他的思路是，你不是研究杜甫、李白嘛，你不能达到他的水平，但起码有一点这样的鉴赏和写作能力，这样你才能谈得比较到位。这是程千帆先生重提当年在南京大学经历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为什么做学问做得还可以，是因为我会写几句诗词，所以我体会比较深。这个思路和北京大学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
8.教书是一种良心活 用力多少只有自己知道
接下来谈的，我刚才说大学不一定能出作家，但是课可以教，我举的是创作能不能教。这个照片是沈从文和他的学生汪曾祺的照片。这是北京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结束的时候，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在昆明草堂前面拍下来的照片。这么多人里面，这是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这边是王力、沈从文。这些教授们后面是中文系的学生们，他们即将返回北京拍的照片。
传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很受气灰溜溜 档案称纯属他个人原因
我说沈从文，沈从文在联大中文系开了三门课，个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因为有一个故事导致我这里必须说一下，张中行在各种文章里面说了一个故事，说昆明跑警报，有一个新文学作家很有名，说的是沈从文，他也跑警报。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先生刘文典，刘文典说，你跑什么跑？我跑了，因为我炸死了没有人讲庄子，你是没必要跑的。因为这位作家，尊敬他是长辈，就不说了。很多人根据这个材料说沈从文从西南联大很受气，可是这个故事真假莫辨。我想说的是因为今天西南联大的史料全部留下来，我可以看得出西南联大并没有亏待中文系教授沈从文。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一个教授是不是被压制，看你的课程、职称薪水，这些东西档案都在。我可以很负责地说，细节不说了，比起同龄人，比起同时进学校的人，沈从文一点没有吃亏。所以说如果说不愉快是个人的原因、社会的思潮，和大学没有关系。
为什么说明这个问题，是1939年6月27号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聘沈从文为国文系副教授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作家能在大学教书很不容易。因为联大的资料留下来，每个人都说明了学历。我不说留洋的、在国外拿博士学位的。最起码像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等等，最少也是在北大、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或者是无锡国专念过大学的。只有这位先生写了一句话，青岛大学讲师，什么意思？他没有学历。没有学历的人能够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来当副教授，其实学校里面是厚待他的，这跟杨振声是有直接关系，杨振声负责国文教育，而杨振声是当年青岛大学的校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也是一个小说家。
我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并不是灰溜溜的，我有了这篇文章。1938年西南联大的一个文章，讲文学作品等等。我请大家看后面的那一小段，这一小段因为说好作家少，好读者也难得。今天这样的人很难找得到，和通常所说的学问没有关系的，文学和学问关系不大的。所以一个文学博士或者文学教授，不仅不能生产好作品，而且未必能欣赏好的文学作品。普通大学教育虽然都有一个学习文学的文学系，但是对于好作品的读者增多或者加深没有多少帮助。别看那么多中文系教授，对于好作家的培养和对好作品的欣赏不见得有好处。你可以理解这个身为教授的著名作家心里面的骄慢。
9.沈从文课堂：小说史课教授效果不理想 但是创作课一对一传授很用心
我想说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开始教书，他讲的课怎么样？我可以这么说，这位先生讲的中文小说史很差，因为学问不是他的专长。他的创作课讲得很好，我用他的学生汪曾祺的这篇文章。汪曾祺的这篇文章写于1986年，那个时候沈从文先生还在，所以他没有抗议，应该是认可的。说沈先生讲课毫无系统，但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着学生的作业来开始讲。而且他不会用手势，他没有舞台道白那样的强调，所以他讲课效果其实不好的。但是他讲课效果不好，他是对学生很用心。他说了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很长的读后感，有时候比学生作业还长。而写读后感然后针对每个学生的作业来跟你讲。
他不会写概论，不讲小说应该怎么写，我只告诉你写得好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这个时候更适合中国传统的因材施教，今天没办法，我们必须面对50个人、500个人讲课，其实效果是不太好的。更好的讲课应该根据学生的趣味、能力，当然那样可以说效率不高。今天为了效率我们只能采取大班讲课的办法。这回过头来看一下，别的东西大班讲课不好，创作班如果大班讲课绝对效果不好。所以汪曾祺的感慨，当年他就这么走上文学道路的。而且他最后说创作能不能教，这是全世界的讨论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不能教，可是他认为看谁来教，如果是像沈从文这样来教，像这样的作家来教，这么用心一个一个学生跟你写读后感，这样是可以教的，问题是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机会嘛。
五十年代以后沈从文先生不能再教书了，到了博物馆去做研究了。1965年他的一个好朋友，在上海师范学院教书的程应镠，一个历史系教授写信给他抱怨说，你看要我来做这些事情。沈从文给他写信说我的学生汪曾祺不得志，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竟然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问题是后面的括号很刻毒，而且比老舍写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人家才知道这个人还会写文章。后面就说了一大段话，这段话是针对程应镠的抱怨，我是历史学教授，叫我来教写作，教写作多烦人了。而沈从文跟他说，说能有机会教作文，我觉得极可庆幸，为学生获得一个教授而庆幸。而且务望十分热情、十分耐烦，十年八年做下去，这个务望两个自后面打了两个圈，表示要特别注意。说你这么做对国家有好处，有长远的利益。可是我老了，也没有学校可以去，不然的话假如让我再来教作文，让我来教写短篇小说，我还能教出好几个汪曾祺呢。可是当时的北大以及西南大学，没有一个大学让沈从文来教书，很可惜。
10.顾随课堂：引导学生进入诗的境界 讲课时像禅宗说禅
小说家是这个样子，我再讲另外一种类型词人，我讲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大概十多年前开始引起人的关注，此前不了解或者是学术界根本不把这个人当回事，那就是顾随。这个人是毕业于北大，但是感兴趣的是古典诗词，因此读书的时候两个感兴趣的第一喜欢古典诗词，第二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有了顾随既不同于今文学家，因为他的古典诗词的兴趣，也不同于旧派文人，他有政治激情。而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奇妙的结合。这就是顾随先生以及几年前出版的《顾随全集》。《顾随全集》很奇怪，基本上是创作和真正的学术只有一卷。这个教授是什么样的教授？是一位教授的再三呼吁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叶嘉莹。如果没有叶嘉莹我们早就忘记了顾随。今天我们说顾随是大师，那是经过叶嘉莹20年的不断的呼吁，走南闯北不断告诉大家说我的老师很伟大。20年后有了这样的书。《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要是在20年前你这样说没有人相信，而且大家觉得很好笑。但是20年过去了大家认为顾随值得关注，我也是后知后觉。
顾随早年在各个中学和大学教书，1940年代进入了辅仁大学。诸位必须明白，在北平的大学里面有一所大学的主办率德国的教会，德国跟日本是同盟，所以在1940年代抗战期间北平的大学里面有一所大学可以不升日本国旗，不唱日本国歌，那就是辅仁大学。集中了很多人才，包括老师，也包括学生。老师中有一个当初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今天看来值得关注的顾随。学生中有一个叶嘉莹，之后叶嘉莹再三说我的老师了不起的时候说，凡是上过老师课的人都明白，老师每次走上讲台，找到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题，然后引申发挥，层层深入，讲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周不止。诸位你要是教过书你就明白，这是不符合教学规则的。你有一个感慨就开始说，这个感慨跟教学规划没有关系，他不考虑今天讲的是宋词还是小说，还是政治经济学。我感兴趣的题目一而再，再而三论述，而且讲得非常精彩，学生们能听得非常入迷。好，这样的教授讲课。叶嘉莹说他讲课的时候飞扬变化，一遍成行。像禅宗的说禅一样。这种翻新出奇、比喻思路让你特别惊叹。学生们跟着他不断地进入他所设想的、渲染的那个氛围和世界。不只是叶嘉莹。我想说另外两个，一个是做红楼梦的周汝昌，去年刚去世，他写的回忆文章。先是叶嘉莹在不断地呼吁，接下来有很多他当年辅学生出来写回忆文章，说确实她说得没错，我老师讲课就是了不起。
这位周汝昌说我的老师顾随一生兼为诗人、词人、戏曲家、文学家、书法家、文学鉴赏家，职人学者，但是所有的东西说起来最了不起的是课堂上的说法，那是一个艺术大师，凡是听过他亲身讲课的无比倾倒、惊叹。而另外一个做散文诗的北师大的教授也去世了，郭预衡先生说，老师讲课时，讲古人的诗，也讲自己的诗。有时站在讲堂上，一语不发，也是无言的诗。因为在老师身上不仅是学问，更多是诗。别的老师是百科全书，而我的老师浑身都是诗。换句话来说，他在课堂上营造了一种氛围，让学生进入你的诗的境界里面，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思路走，而这样的学者为什么会被遗忘？
晚年的时候他的女儿问他，你这一辈子到底想当作家还是想当学者，因为这个人的气质导致他在这中间犹豫。最后说，其实我更想当作家。换句话说这个教授是想当作家的，他的写作之所以不被今天关注，是因为他写的是古代诗词和戏曲，而不是现在流行的长篇小说或者新诗。另外跟他的写作有关系，他一辈子真正的著作就是《稼轩词说》和《东坡词说》各一件，合起来也不到20万字。而这些东西是1942年，他的学生跟他聊天说你还是写一点东西吧。把你的讲课写下来就行了就像你讲课一样，所以这两个书都是一首词一首词的解说，有非常精彩的发挥，但是不是论文。
什么时候开始写论文，这位先生5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写论文，一写论文简直是惨不忍睹。他的论文引一段马克思，再引一段高尔基，然后现实主义就出来了。他不会写论文他不适合今天的学术体制，不会写论文。换句话说这个著名教授不会写论文，但是会讲课，而且讲得很好。而且整个论述是按照这个思路讲的。回想一个问题，判断一个教授凭什么来判断？这一百年中国大学史说某某人是个好教授，是个大师的时候，说的是他的著作。请大家注意是教授，教授的正业是传道授业解惑，当然你可以说有人口才好，讲台上发挥得很自如。有人内秀，书斋里面写得更好，有人两者都行。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年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评判教授基本上靠他的著作，而不考虑课堂。这才有了在叶嘉莹再三奔走呼吁之前顾随长期被我们忽视了。其实不止是顾随，北京大学中文系也有一个教授罗庸也是同样，罗庸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两个最会讲课的，一个是闻一多，一个是罗庸俗。今天闻一多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他被暗杀了。还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做得很好，加上他的新诗写得好，而这位罗庸先生只有一本薄薄的书，主要的工作是课堂上的表现。而课堂上精彩的教授因为没有落实为文字，长而久之被我们遗忘了。而这对今天的教学评价也是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谈大学教授评价的时候还是以著作，而不太考虑他的课堂。其实大学不是研究院，课堂不是实验室。
11.钱穆课堂：创建新亚学院 按照自己的心意讲文学而非史学
回过头来再谈另外一个教授，中年的钱穆和晚年的钱穆。钱穆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相信所有的稍微读过他文章的都知道他的整个故事。同时钱穆有一件事情做得了不起，1949年颠沛流离中钱穆在香港九龙创造了日后名扬四海的新亚书院。他自己特别得意这件事情，而他的弟子余英时先生也再三说，别的在北京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教书是别人做的学校，只有新亚书院是按照先生自己对大学、对教育的理念的事情，所以特别在意这件事情。早期新亚书院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教什么课程？照道理来说是著名历史学家，应该讲历史。但是我发现两个照片，就是新亚书院的照片，钱校长讲现代的文学，讲魏晋的文学。
换句话说这位先生其实在新亚书院教的是文学，为什么？我们看看今天留下的一本薄薄的书《中国文学讲演录》，知道他当年因为对文学的兴趣，回过头来看他的序言里面提到的早年其实我是喜欢文学的，只不过后来新文学兴起以后不再愿意做这个，因此我来做史。我自小养成爱好文学的心是我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梯，同时也是做研究必要的储备。
日后1960年，他的学生到了哈佛大学念书，就是余英时先生。写信告诉他要做一个学者的话请你记得要学会写文章，你以为有科学饭碗就行，不对的，学者必须写文章。谁的文章写的好，学术文章写的好，比如章太炎、比如说陈源，比如说胡适等等，甚至针对余英时的性格告诉他你应该学欧阳修，不应该学韩愈、柳宗元。而且你的路子更接近于全祖望、黄宗羲等人的文章，日后我们今天来看，黄宗羲、全祖望到梁启超到余英时，钱穆这条路，史学家的文章这条路一路畅通，而且很了不起。
史学家写文章吃得住大题目，从文章角度来说是值得关注的。到今天为止海外的这么多学者里面，学问个人的路数不一样。但最会写文章的，用中文写文章最漂亮的肯定是余英时。余英时先生这些年得奖就不说了。
12.台静农课堂：向来不讲闲话就爱抄黑板 对自己的书法更自信
再说最后一个学者，那个学者叫台静农。早年在在北京大学研究院肄业过，后来到了台湾，然后国民党潜台以后回不来了，在那边。因为30年代他在大陆的时候跟鲁迅走得很近，所以几次坐牢。到了台湾以后他因为早年在大陆的政治背景，所以在台湾大学里面当中文系主任很长时间，但是心情上有一点压抑。这个最后落实在文字，同时也落实在他的书法。今天大家知道台静农，很多人知道是因为他的书法，就是20世纪最好的书法家之一。我想说的是1948年出任中文系主任，主持系务20多年的台静农亲身在台大中文系做了些什么。这是台静农先生和他的学生。
他在台湾的讲课，尤其是以魏晋六朝文章讲得最好。这方面的我不想再说，为什么这样问题。我想说得是这么多的先生来回忆台静农先生，然后有很多文字我不想说。我用了一个材料，那就是张敬，他是早年在北平大学的文理学院的时候，就听过他的课，到北大研究院听过他的课。后来成为同事。他说我的老师是台静农先生是刚毅木纳这一级的，上课的时候不是能说善道的高手，像胡适那样侃侃而谈的，不是的。像陈寅恪那样闭目养神讲了一大堆那样也不是，像钱玄同那样的变化多种，字体神采飞扬也不对。像高步瀛先生声音特别大，像俞平伯那样的也不对，跟范文澜先生的绍兴话也不对，跟周作人第一排声音很低，第二排听不到的也不对。跟魏建功声嘶力竭也不对，跟跟朱自清依著讲解了无新意也不对。我的老师讲课都不对，跟这些都不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呢？他不说我的老师是怎么样，就是说我老师不是什么样，你可以理解，其实想说的是我的老师讲课刚毅木纳，换句话说他不太会讲课。
不太会讲课的台静农先生在台湾很受尊敬，直到今天说起来台大的东西都是最有影响的是台静农现身。他两个学生已经都退休了，吴宏一先生说台先生上哪一门课，向来不讲闲话，大多时间抄黑板，他的板书和评论书法一样，苍劲中略带娟秀，实在。他不太会讲课，他喜欢抄黑板，老师在上面抄，学生在下面记。这位年轻一点的柯庆明先生今天也退休了，他说他讲课言简意赅，如老吏断狱，但是他讲课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抄黑板我不明白，你还不如复印给我们。
我想说的诸位必须理解，这个其实是抗日战争中很多大学教授的思路，因为抗日战争中条件很辛苦。朱自清当年在西南联大也是这样，抄黑板。季镇淮先生回忆，有一门课叫文词研究，只有一个学生王瑶，另外一个旁听生季镇淮。每次上课抱了一堆书，然后朱自清抄黑板，王瑶先生记笔记。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西南联大在战争中图书资料非常少，能够找到关键性的资料赶快写下来。学生们可以记下来。这只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写黑板，喜欢写黑板的人都是对自己的书法有自信。老师是这样的，学生也是这样的。我说的是南京大学还有一个教授傅小石，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也是喜欢写黑板，也是写完以后不擦。学生在下面，下课的时候，老师先别擦，很多人在模仿，甚至到了北京大学，我进来的时候林庚先生写黑板，林庚先生的弟子今天魏老师也写黑板。这些都是写黑板的时候有意经营的，黑板的布局是什么，写什么，不写什么。写的时候书法人的那种心情，看的人那种趣味，这不是学问，但是是心情、氛围，是让你得以进入那个课堂的重要途径。
声音随风飘逝 回忆重现文学背后的缤纷课堂及时代风云
今天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在著作之内，因为课堂是声音，声音随风飘失，在录音录像设备之前的课堂基本上都进入历史了。只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只有他的学生的记忆留下来了。当年课堂上的学生们日后也成为了教授，他们来谈自己的老师，比如王瑶先生整理朱自清的《新文学纲要》。比如程千帆回忆自己的中央大学老师的诗意人生，比如说汪曾祺说沈从文是怎么教书的，比如余英时说钱穆的新亚书院等等。还有比如说1983年代叶嘉莹从加拿大回到中国大陆找老师，老师已经去世了，于是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不断地呼吁请你记得我的老师，因为他不以著作，他以课堂养育了这么多学生，因此值得我们追怀。
为什么这么说，从后人的追忆来看老师，回过头来看老师，是因为我说的在录影录音设备之前的教室或者课堂、寝室是转瞬即逝的。只有这些追忆才能让我们某种意义上回到那个课堂的情景。所有的追忆五彩斑斓，但是所有的追忆都有局限性。追忆的人压抑了人，追忆的人如何借题发挥，追忆不等于事实，但是追忆更多的是一种心情。我用这个东西想来思考一个问题，大学里面的文学课堂。
文学课堂和文学讲义、文学课程不一样，文学讲义、文学课程落实为文字有案可积，永远传下去，课堂只有他的学生能知道。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教书是一种良心活，用力多少只有自己知道，还有自己的学生了解。可以花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来酝酿情绪准备教案，给学生最好的课堂。也可以很快地过，很容易的。你说这个人用了多少时间，可以说备一天的课，为了一天的课我可以准备一个星期，也可以准备五分钟。所以大学教书因为我们真正的课程并不多，就看怎么讲更对得起学生。我想说的是这些让我们追怀的教授们，让我们理解那个时候的老师们他们是如何教书，尤其是文学教育的特殊性如何处理学院内外的关系，古代和现代的关系，读书和写作的关系，文学和史学的关系，尤其是师生间如何对话，完成了内部课堂的生活。
借助各种老先生们的追忆，重现那种五彩缤纷的课堂，还有因地而宜充满戏剧性与创造性的大师的讲授。我明白文学教育背后隐藏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导引一代人的精神的塑造。当然也可能是一场文学革命的意愿。
作为文学教授我关注当下的市场，注重实效，蔑视玄思。因而使得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如今危机四伏。我们知道作为普通读者你可以喜欢文学也可以不喜欢文学，我们希望把文学让你阅读。作为大学里面的教授我希望学生们喜欢文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社会的人喜欢文学。
在好几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人家以为我很自私。人家问我读什么书？我告诉他读文学。人家觉得因为你是中文系教授就这么说，是自我保护。我说不对，因为别的书都有用。文学没用，文学跟你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文学是一种脱离了日常实际需求的精神生活，有用的书不用我说，你会炒股，你会读股票的书，你会读经商方面的书，每个人都会读有用的书，只有文学超越所有的专业，因为没有用，因为飘拂在空中，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喜欢，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文学，谢谢大家！
作者: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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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中国富二代留美的拍案惊奇
星期四 六月 13, 2013 7:39 am
对于中国人来说，富二代早就不新鲜了。富二代留美，也算不上新闻。但是，大多数美国人显然没有见过这番世面。《纽约时报》5月13日刊出一篇报道《为寻求上大学的优势，中国学生来得早了》，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富二代到纽约上私立高中的情况。对于熟悉中国的人来说，里面的一切并没有什么超出想象的地方。但是，留学能够走到如此离谱的程度，即使是意料之中，也还是让你击节惊叹！
根据国土安全部的签证信息，2012年纽约市有638位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五年前则仅有114位。《纽约时报》的报道，则集中于一所学校——莱芒曼哈顿预科学校（Léman Manhattan Preparatory School）。这所学校，两年前还叫克莱蒙德预科学校（Claremont Preparatory Academy），后来被国际连锁寄宿学校梅里塔斯（Meitas）收购。一般而言，你不会把孩子交给那些被卖来卖去的学校。看看常青藤，看看美国一流的寄宿学校，你什么时候听说这些学校被转卖过？
被世人追捧的美国私立学校，不管是大学还是寄宿高中，都是非赢利性的：大量依靠校友捐赠，学生的学费往往难以支付培养成本。赢利性的学校，顾名思义，其终极目标是赚钱，不是教育。最近几年，赢利学校在美国名声不佳，被国会调查。更何况，学校频频在市场上交易，往往意味着其经营上的问题。这本身就不是个好兆头。
然而，在这所莱芒，目前中国学生人数达27位，占据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另有10位从其他国家来的国际学生。也就是说，外国学生的比例接近30%。这就是这些国际学生学习英语的环境。《纽约时报》特地指出，如今一些招生不足、财政困难的学校，特别积极寻求国际学生，乃至为了谋取人家的全额学费而网开一面，接受英语程度过低的学生。在莱芒寄宿，一年的标价高达6.8万美元。
一个如此昂贵的学校，何以能受中国家长的青睐？因为这所学校有着富贵的包装。学生们住的地方是曼哈顿中心，在Tiffany & Company的楼上，过马路就是Trump办公楼。孩子们的宿舍属于豪宅型的公寓，配有大理石的卫生间，并且有在住的服务人员提供24小时的服务。到华尔街去购买正品名牌时装、修指甲、吃美食，都极其方便，必要时还有人专门陪同。中国学生的来源，主要是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大款。
教学怎么样呢？在一个11年级的班上，老师讲美国一本小说，两个中国女孩马上拿着手中的移动式媒体寻找翻译网站。另外许多也在网上跟着中译本读。要知道，11年级的孩子，第二年就该毕业读大学了。老师承认，在班上她几乎从来不对不举手的孩子提问。录取的学生只需要最低的英语程度。我们无从知道最低能低到什么程度。但是，入校后，这些学生中有许多被分派和美国学生不同的考试、作业，用更简单的阅读材料。
美国大学面临强大社会压力
然而，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满意度似乎都相当高。学生们说，在这里不必对付中国式的繁重功课，能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发现了万圣节、学校舞会、戏剧，更不用说一流的购物机会。有一位母亲在女儿回上海度寒假时，发现了她身上惊人的变化：这位18岁的女孩，不仅加入了田径队，还在学习游泳，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已经不需要每天把早饭送到她的床头了！
《纽约时报》的笔调，表面上客观中立，实则不乏春秋笔法，充满了讽刺和漫画。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富人心疼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至少想保障孩子像自己一样成功，能保住家业。为此，他们挖空心思为孩子设计一条精英教育之路。看到位于曼哈顿中心，以炫耀性的豪华气派和管理包装的莱芒学校，他们眼睛顿时亮了，以为这样就是有档次的。世界金融之心脏最气派的地方，总不会住错人吧？
然而，在这样档次的学校镀金后，他们的孩子真能在申请大学时先声夺人吗？恰恰相反。《纽约时报》这篇没有夹杂什么评论的报道，等于让这些孩子上了大学录取办公室的“黑名单”。我不能想象，哪个像样的大学办公室，在读了这篇报道后，会接受这样的孩子。
目前，美国的大学面临着强大的社会压力，大力招揽弱势阶层的学生。常青藤的问题最为突出。美国不仅是贫富分化过大，而且通过学区制，在教育上造成了贫富的隔离，使得中高产子弟在义务教育阶段占尽优势，穷孩子很难在申请大学时与之平等竞争。常青藤的学生家庭背景，有越来越富的趋势，招致各方的批判。所以，大学录取办公室，在申请人成绩相当的情况下，大多把机会给那些弱势学生。有时在SAT上会给出几百分的“照顾”。
《纽约时报》最近还刚刚发表了一篇报道，讲申请大学的作文，并举出几篇范文。在美国，越是精英的大学，越注重申请者的作文。录取办公室希望直接倾听你内心的声音、判断你的素质。其中，一位18岁的女孩申请普林斯顿，被要求谈一谈对普林斯顿在国家服务以及为所有国家的服务方面的意见。这种题目出自普林斯顿也不足怪。毕竟，普林斯顿以强调公共服务著称，有着大名鼎鼎的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而这位学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劈头一句就说：“我一直在想：普林斯顿是否应该穷一些。”她整篇文章，是批判普林斯顿这样的象牙塔成了西方文化的精英泡泡，高高在上，脱离了真实的世界，为富家子弟主宰。
最终，她并没有被普林斯顿录取，去了另一所常青藤盟校康奈尔。她承认，自己的分数不够高，大概达不到普林斯顿的标准。但她的作文则被《纽约时报》追捧，记者还逼问普林斯顿录取办公室为何不录取她。普林斯顿坚守无可奉告的原则。《纽约时报》最后引述专家意见，称放走这样的学生乃普林斯顿之失。这一出“小戏剧”，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整个美国精英教育正在面临的压力：怎么包容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
美国教育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社会责任和社会服务。申请好大学，不仅要看你的成绩，还要看你从事了多少义务工作。富家子弟为了克服养尊处优的不良形象，在社会服务上更要不遗余力，乃至小小年纪就会跑到第三世界为爱之病患者建立医院。有时，这种竞争过分激烈，反而招致批评：只有富裕家庭出得起钱让孩子去非洲服务一年。
这岂不是让他们在申请大学中占了更大的优势？这里面的是非，可另当别论，但至少体现了一个价值：富家子弟不该比穷人的孩子占有更多的机会。不仅如此，对富家子弟必须有更高的标准，他们必须有更大的使命感，特别是要显示出突破自己狭隘优裕的生活圈子，为下层社会服务的热情和能力。
将孩子送去只认学费的学校？
什么样的学校会录取那些反其道而行之，躲在富人世界里挥金如土，到18岁时最大的人生成就是不必让人把早饭送到床头的孩子？恐怕只有那些只认学费不管教育的学校。其实许多赢利学校，只要市场价值合适，连学校本身都可以卖掉。中国的大款们即使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至少应该有点基本常识，但如今他们无意中让孩子登上《纽约时报》招摇，等于上了败家子的“黑名单”。这是在帮忙让孩子上好大学吗？天下还有这么大的笑话！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恐怕在于在当今世界上已经难得一见的价值颠倒。看看中国到处都是的大款班、淑女班就知道：拼爹不是耻辱，财富是要拿来炫耀的。但美国的精英教育，则建立在相反的原则上。比如，19世纪末，恩迪葛•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模仿英国的公学，建立了格罗顿学校（Groton School）。这是一所坐落在波士顿以西50多公里外荒郊处的寄宿学校，旨在为当时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上流社会培养子弟。
这最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寄宿学校之一，也是罗斯福总统的母校。一大批上流社会的巨室大族，纷纷把子弟托付到这里。而格罗顿的环境，是“斯巴达式的困乏”：学生宿舍是一间间简易的小格子，几乎没有隐私；淋浴是冷水；每周的零花钱是25美分，其中5美分必须捐给星期天的教堂服务。如今的格罗顿，早已从白人上流社会的男孩儿俱乐部转化为多种族、多国家的男女合校。但是，学生的宿舍，还是那种斯巴达式的小格子。美国的许多一流大学，学生宿舍照样没有空调，甚至学生们把豪华生活设施当作“二流”的风格来讥讽。
不过，即使是格罗顿那种斯巴达式的困乏环境，也很难不惯坏孩子，并不足以保证统治阶层的素质。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上流社会的子弟和下层的穷孩子有同等的竞争机会。这就导致了常青藤等一流大学的不断开放，使美国的高等教育长期雄踞于世。洛克菲勒、肯尼迪等一系列大家族，也能历久不衰，通过不断地服务于社会，不断地赢得在公众中的地位。
素有“富不过三代”的中国大款们，居然想不明白：中国的教育再不好，至少还能让自己的孩子和普通工薪阶层的子弟共处、竞争，帮助他们认识一下真实的生活。这比把他们送到曼哈顿中心的豪宅中关起来是好得多的教育。如今，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们，如同被关在金丝笼里的丑角，被展览来给全世界逗乐，居然还不自知。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 联合早报网 201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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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民：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
星期四 六月 13, 2013 7:37 am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这段话载于《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卷第309页。文集中关于王实味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王实味（一九〇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的冤案已经平反了，但他是不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这一事实至今尚未澄清。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与老战友、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的刘继光同志交谈时，记不清怎么谈到了王实味的问题。刘继光说，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外调时，无意中发现那里存有康生批准处死王实味的档案材料，因为他不是去调查这个问题的，所以没有细看。1988年夏天，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时，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人物分支学科的副主编，负责199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条目的编审工作。其中贺龙的条目是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的同志执笔写的。有一天，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同志，在我办公室交谈时，他说，王实味都说是康生批准处死的，但是有人又说是贺龙批准的，因为当时是在晋绥军区的地盘内，而贺龙是军区司令员，他想查清这件事。我马上想起刘继光给我谈的情况，建议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查一查。他很快就去了，果然查到了有关处死王实味的三份原始档案材料，并经临汾行署公安处同意复印下来。回京后，他复印了一份给我，当时我在复印件上注明：“1988.8.22上午，贺龙传记组刘雁声同志送来”。
这三份文件，一份是晋绥公安总局局长陈养山，用毛笔写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的信。全信共分三段。初稿写的日期是（1947年）6月13号，第三段内容原来是：“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快要搬家，对王实味究如何处理，望速来信示知！”这是事前的请示，可能没有发出，以后把第三段内容改为事后报告，日期也改为1947年7月2日，最后定稿的全文是：
康、李部长：
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王实味由延安至晋绥行军途中进行挑剔离间等破坏活动，四月十六日，送来我处关押后，不仅毫无悔意，且更变本加厉，污蔑谩骂我党，刚来即说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因此提出要特别优待他，每天要吃鸡子白面。
后又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犯密秘处死，特此报告！
致
布礼
陈养山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二份文件全文如下：
对托匪王实味的看押、审讯与处理经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中社部将王实味送交我处关押，时附有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对其看押特为严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长专管，严锁，不准见人，不准出门）。
根据中社部附来之两份材料及王犯在狱内表现，林左夫同志曾与其谈话两次，严责批（评）劝导后，彼供出其参加托派与反革命破坏活动等问题，于五月二十三日自写罪（责？）材料十（三？）页，但毫无悔意，说在延安对我亦没办法，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处死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关于王犯关押我处及处死经过，除少数可靠的参与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三份材料是《反革命托派犯王实味的捕后表现与处理经过》，文末注明：“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夜整理”。除重述以上两份文件的内容外，还提到：“四月十六日晚上收押登记时该犯即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共产党员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故改名张二五’我决不是托派’。”“我们告他这里是看守所时，他说：‘我过去在枣园工作及修养时，因有些人说些刺激我的话，因此使我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特殊的招护我，要求吃白面鸡蛋。’又说‘我在延安中组部给我送保健费时还是称我同志，只是在行军中发脾气受处份。’并讽刺的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的，可好好的修养一下’。”“后王犯曾三次给甘露、谭政文、张稼夫三同志写信承认其问题，说明没有神经病，要求到分（局）宣传部或报社作翻译工作。”文件最后重述：“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这三份文件可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杀害王实味，不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晋绥公安总局是根据中央社会部提供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并且是“请示处决批准”后执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克农之子李力所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第313页披露：“晋绥公安总局提出把王实味处决。康生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进行土改试点，搞得很左。6月试点结束，康生回到兴县。对公安局的这个请求，康生当即‘口头批准’。7月1日，敌机再次轰炸兴县，看守所要立即撤离，为了应急，就在当天晚间将王实味处决，铸成了大错。对此，康生要负重大责任。”上述事实证明，说王实味“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显然不符合事实。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对这件事他是有权代表中央决定的，起码可以说是中共中央主管机关的决定。
二、王实味至死也没有承认他是托派，并且声明：“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
三、从上述文件看，处死王实味并没有什么理由。文件只说王实味“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至于“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没有具体的事实，只提到他“要求吃白面鸡蛋”。当时兴县与前线相距很远，除防备敌机轰炸外，并无其他紧急的险情，王实味也没有任何通敌的嫌疑，完全是无辜的杀害。网上有文章披露，王实味在7月1日夜被秘密砍杀后，尸体剁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在上述三份文件中，对处死情节没有具体说明。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
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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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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