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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星期二 六月 18, 2013 10:33 am
这位出生于清末的百岁老人，历经世纪沧桑，近些年反复提倡要有世界观，扩大世界观，强调“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他说，“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能活过百岁的人不多，而过了百岁还能保持思考和写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今年虚岁108岁的周有光先生是其中一位。
周有光传奇的学问探索之路，大体可分三个阶段。50岁之前，周有光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曾被中国一家银行派驻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1955年，他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转而成为语言文字学家，并取得卓越的成就：他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创建了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推动中国人加快跨入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85岁，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开始了他称之为“随便看书”的时光，读世界历史、世界文化史方面的资料，“一看呢，我就发现有一个知识的海洋，我是文盲，要赶紧扫盲”。他开始研究文化问题，耄耋之年成为一个文化学者，百岁之后还笔耕不辍。
近日，15卷本的《周有光文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收入这位世纪老人除经济学著述以外其他全部已经发表的著述。
“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
文化学者周有光提出的论断之一，是“双文化论”。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一度主张，“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一说法曾引起很大反响。周有光不赞同，他99岁时写的《四种传统文化略述》一文认为，把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西欧或欧美文化，这种流行的“东西两分法”不符合客观事实。
他研究得出，从地区分布来看，欧亚大陆上的众多文化摇篮渐渐聚合成4种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西欧文化扩大到美洲，称西方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西亚文化合称东方文化。东亚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部分，不能代表全部东方文化。东亚文化以华夏文化为基础，南亚文化以印度吠陀文化为基础，西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基础，西方文化以希腊和罗马文化为基础。
4种地区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人群活动范围的扩大，聚合成覆盖全球的国际现代文化，同时保留各地的传统文化。凡是能为全人类造福并受到全人类欢迎的事物和意识，聚合成“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凡是没有被全人类认同的，仍旧保留在传统文化之中，进行自我完善化。现代是地区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相辅相成的“双文化”时代。如今通观全球，到处都是“双文化”现象。
周有光指出，“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便是东风压倒西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些说法都只看到人类文化的平面分布和水平移动，没有看到还有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平面分布和水平移动，就是4种地区传统文化及其往来流动；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是地区文化之外还有不分地区的共同文化，即国际现代文化。
那么国际现代文化是否就是西方文化呢？周有光认为不是，而是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流。只不过西方科学发展较早，国际现代文化中含有西方成分较多，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也都有不可低估的贡献。
周有光形象地描述说，“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他还说，文化像水，从高向低流动，不能筑坝拦截，否则堤坝一坍，势必溃决。
儒学要跟“德先生”“赛先生”握手
国际现代文化的兴盛和覆盖全球，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衰亡，但传统文化需要作适合于现代的改进。
周有光主张儒学的现代化，他认为，儒学的历史任务是维护帝王政权，建设稳定而繁荣的封建社会，在两千年中作出了伟大的成绩。儒学不仅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儒学中有跨越时代的至理，例如，反对迷信，重视现世；反对愚民，重视知识；反对暴力，重视和平。
“孔子、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许多高明的说法，非常了不起。”他说。而让儒学为“后”封建时代服务，责任不在孔夫子，在今天的一代，即如何使儒学现代化。
他指出，儒学现代化的原则应当包括：除去封建性，建立现代性：例如，“君为臣纲”要改为“官为民仆”；除去保守性，建立创造性：例如，“述而不作”要改为“述而又作”；除去玄虚性，建立实用性。
“概而言之，‘民本理论’要跟德先生握手，‘格物致知’要跟赛先生握手。今后应当充分发挥‘孔子圣之时者也’的精神，把原来为封建服务的古代儒学，变成现代儒学。”
相较而言，他并不推崇道家学说，“它有最重要的两点是不对的：一是提倡愚民政策，比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一是无为政策，退回原始状态。我不是完全否定道家，但有这两点我就不能相信它。”
2009年他104岁时撰文指出，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这位出生于清末的百岁老人，历经世纪沧桑，近些年反复提倡要有世界观，扩大世界观，强调“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他说，“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这可算周有光的一条治学心得。他认为，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即便是研究中国历史，不看世界都不行。他本人精通英文、法文和日文，“我没有什么旁的本事，稍微有点小小创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世界，拿国际的知识来补充中国的知识，就很容易得到成果”。
这也是周有光观察世界的重要方法。他始终有一个无形的坐标，纵轴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发展历程，横轴是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他以此定位、观察国家的发展和走向。
他探寻人类历史的发展轨道、发展规律。他研究判断，人类文化的发展步骤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从专制到民主。三、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神学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而科学讲“实证”。
他相信，“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采访中，记者问这位世纪老人最近在关注什么，他答，关注全球化。此前他曾撰文称，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城邦聚合成国家，国家聚合成多国联盟，多国联盟聚合成世界组织“联合国”（UN）。城乡贸易聚合成全国贸易，一国贸易聚合成地区多国贸易，地区多国贸易聚合成“世界贸易组织”（WTO）。一国文化聚合成多国文化圈，多国文化圈聚合成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而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
他将2001年中国“入世”成功看作一件大事，认为标志着21世纪的中国准备走进世界，中国将从“天下中心”变为“世界一员”。但周有光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只是产品进入世界，不是人民进入世界。只有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为此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扩大视野就是要从世界看本国，而不是从本国看本国；要从世界看世界，而不是从本国看世界。常识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是“五四运动”所要求的科学和民主。
“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在周有光看来，他一再提倡的这个观点可以用在每个方面，既可以是国家大事，也可以是个人生活。
老先生的听力几近丧失，但借助助听器或笔谈，可以顺畅地交流。他健谈，思路清晰，谈到酣畅处就哈哈大笑，有时还用指关节敲击桌子。结束采访时，他呵呵笑着说，“你们对我的话要有独立思考。”
作者:包丽敏
来源: 中国青年报201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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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星期二 六月 18, 2013 10:17 am
1950年，我23岁，正式投到福楼拜门下。之前，虽读过他全部的小说，还不够自称为他的学生——被称为老师不容易，能称为学生也不容易啊——小说家的困难，是他的思想言论不能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我同福楼拜的接触，直到读他的书信才切身感受到福楼拜的教育。
那年，我退还了杭州教师的聘书（当时还是聘书制），上莫干山。这是在听福楼拜的话呀，他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当时我在省立杭州第一高中执教，待遇相当不错，免费住的房间很大，后门一开就是游泳池。学生爱戴我，其中的精英分子真诚热情。刚解放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很好的，但这就是“常人的生活”，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我不要，换作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我雇人挑了书、电唱机、画画工具，走上莫干山。那时上山没有公车。
头几天还新鲜，后来就关起来读书写书。书桌上贴着字条，是福楼拜说的话：“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
福楼拜这句话，意思是：我甘愿为艺术占有，没有异议。回顾这些往事，是说，艺术家一定要承当一些牺牲。你们承当过多少？你们还愿意承当多少？清不清楚还要牺牲点什么？
不值得牺牲的，那叫浪费。
艺术家的牺牲，完全自愿。
古代，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类到了现代，一切错误，全是明知故犯。现代人的聪明，是一个个都没有“一时糊涂”的状态，倒是有“虽千万人我往矣”的犯罪勇气。现代人中，恐怕只有白痴、神经病患者，可能质朴厚道的。正常人多数是精灵古怪，监守自盗。
这就是现代人。我们生在现代，太难返璞归真了。
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地看到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我叫好，叫的是喝倒彩。
生活里没有这样的便宜。
年轻时在上海，新得了一位朋友，品貌智力都很好。某日谈到上海人无聊，半点小事就引一堆路人围观。正说着，对面马路霎时聚集十多人议论什么事，那朋友急步过去看究竟，我就冷在路边，等。这真叫孤独，又不好意思就此走掉，呆等了好久，他才兴尽而归。现在还是这样，我老被人扔在路边——这条路，叫做艺术之路——我老了，实在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等等，等他从彼岸兴奋归来。普通朋友呢，不等了，走了。骂我不讲义气，独自溜了？这种顾虑似乎不必要。新的情况是，跑去看热闹的人，就此消失在热闹中，不回来了，所以大大减少了等的必要。
也许你要问：为什么艺术家一定要有所牺牲呢？
这一问者，大抵不太愿意牺牲，因为还没弄清艺术是怎么回事，怕白白牺牲——我可以彻底地说：艺术本来也只是一个梦，不过比权势的梦、财富的梦、情欲的梦，更美一些，更持久一些。艺术，是个最好的梦。
我们有共享的心理诉求。你画完一张得意的画，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谁看。人一定是这样的。权势、财富，只有炫耀，不能共享，一共享，就对立了，一半财富权力给了你了。情欲呢，是两个人的事，不能有第三者。比下来，艺术是可以共享的。天性优美，才华高超，可以放在政治上、商业上、爱情上，但都会失败，失算，过气——放在艺术上最好。
艺术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了成为艺术家，你可以牺牲一点吗？
既然分得清雅俗，就要嫉俗如仇，爱雅如命。我中秋节买月饼，回家就把月饼盒扔掉。这么俗的设计，不能放在家里。
决绝的不再来往，不要同不三不四的人厮混，听了几年课，这点鉴别力要有。跑过家门的松鼠，长得好看，我喂它吃，难看，去去去。
虚荣有什么不好？就是没有光荣的份。两个“荣”，你要哪一个？要克制虚荣心，算不算牺牲？你试试看。
如果你真能被艺术占有，你哪有时间心思去和别人鬼混，否则生活就不好玩了。因为你还在艺术的边缘，甚至边外，艺术没有占有你，你也没有占有艺术。所以你的生活不会很快乐，甚至很烦恼。怎么办呢？
好办，人活着，时时要有死的恳切，死了，这一切又为何呢？那么，我活着，就知道该如何了。
所以时时刻刻要有死的恳切，是指这个意思。
（摘自《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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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二组：大陆“洗脚”鼻祖——鲁迅
星期二 六月 18, 2013 9:22 am
请鲁迅下神坛的一文，披露了许多不可多得的史料，各位朋友可以认真一读！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 “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时又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能上毛泽东的封神榜，并被抬得如此之高，鲁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
鲁迅的 “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新月社的干将，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鲁迅竟有精神病症，这是我的第三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鲁迅（1881－1936），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鲁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时，周家还有千亩良田和多达几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国后的阶级划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剥削阶级。不难想像鲁迅当年的富贵。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不想这事计划周密，却实施不严，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绪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严惩。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马上跑去主动交代问题，有了这个投案自首、坦白从宽的情节，再加上浙江官员的求情开脱（当时的中央权势减弱，地方渐有了拥权自重的诸候态势，朝廷也不得不重视地方意见），最后判了个斩监候（死缓），秋后再决定斩不斩，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这场变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较差，内火攻心，外加惊吓，竟一病不起。随着周家的败落，亲友邻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担，骤然压到了十三岁的鲁迅肩上，照应狱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亲，成了鲁迅的基本生活内容。少年鲁迅过早的感受了世间的人情冷暧，无疑这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后，鲁迅不无恨意地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周家的败落远没有鲁迅表现地那样沉重，家里大宅依旧，还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长妈妈。三兄弟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于读书。鲁迅二十九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见周家并没有脱离原有的阶级成分。坦白地说，鲁迅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之间受了以前从没受过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在此期间鲁迅的学习认真刻苦，毕业时考了前三名，成为公派留学日本的五个人之一。甲午战争后，国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先进知识的去处，这想法无疑是正确的，远比时下“逢日必反”的论调高明许多。向敌人学习没什么可耻，最可怕的是沉迷于盛世遗梦，对他国毫不知晓。反观日本，因白江口之败，全面学习唐朝。被美国打败，就全力学习美国。这种观念对比映衬了现在中日两国的差距。
不过，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才短短几十年，相对中国还在地上爬，日本也就刚学会走，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且日本对待中国的留学生，也远不如欧美的实在，划出一批三流学校给中国留学生，还给中国留学生大办预科班（也就是学前班）。
“懂中国”的蒋介石回忆往事时，还不无遗憾的说，自己当年只读了个预科班。反之留学欧美的学生，进的是哈佛、剑桥。这两地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文化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两派的见识、思想、才学高低，各位看官不妨做个比较。
1902年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不久加入光复会。一次，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持行刺杀任务，鲁迅断然拒绝，理由是家中还有老母要养，随即退会。在此之前鲁迅还写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看来也不过说说罢了。但后人硬要认为这诗是鲁迅一生战斗的开始，不免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前一个理由体现了鲁迅对日本的了解，读点日本史应该知道“兰学”对日本的影响，第二个理由是因为鲁迅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这个看法，鲁迅一生都没改变过。晚年病危时，在西医基本无能为力下，朋友找来一些中医偏方，全被鲁迅拒绝。学过西医的鲁迅反对中医的态度，是贯穿始终的。
时下中医存废之争很是热闹，其实这个争论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展开。民国十八年，政府明文取缔中医，中医被视为糟粕丢进了垃圾堆。之后中医之所以死灰复燃，这完全要拜毛泽东所赐。红朝号称全民医疗，但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做不到口号的要求，
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农村。而中医的治疗手段针灸和草药成本低廉，于是毛氏想出了“赤脚医生”的办法，从每个村庄选出若干稍懂文字的青年，集中办班学习中医，毕业后就地成为驻村医生。
这就是宣传所称全民医疗的实质，中医借此东风重出江湖。在毛时代，学习中医是与政治挂勾的最高指示，当然无人敢出来反对。随着那段荒唐年代的过去，扫荡中医的呼声再度高涨。
有意思的是，政协委员、老中医连建伟把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请出来，借周老先生的口，证明鲁迅当年“只反庸医不反中医”。可能在周老先生看来，鲁迅反中医是其污点，为维护父亲形象考虑，才有此说词。殊不知，这举动有点弄巧成拙了。不知道，以后中医如若又被取缔，周老先生该如何改口。
鲁迅在仙台的学习很不如意，成绩很糟糕。大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都知道，鲁迅的解剖学只考了五十九分，这个分数连学分都拿不到，日本同学竟然还怀疑鲁迅与藤野有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实在让人担心，照此下去，鲁迅还能不能实现当上军医的伟大理想。
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
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直到1918年受钱玄同之邀，才为《新青年》写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记》。
从立志到出手，鲁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这时间长得让人匪夷所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正是中国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期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鲁迅却没有丝毫举动，只是当了个麻木的“看客”。显然，鲁迅看幻灯片而立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低估了学医的难度，凭其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当然无论如何，弃医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绝对是个明智的决定，只是下决定的理由，没他自己说得那么伟大罢了。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
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
不久，鲁迅与日本下女厮混的事迹，渐渐传到母亲鲁瑞的耳中，老太太甚为焦急，于1906年谎称自己病重，将鲁迅骗回家中，与朱安完婚。回国前鲁迅已有所预感，果然，回来后周家张灯结彩，上上下下都在为周大少爷的婚礼奔忙。鲁迅不置可否，必竟从没见过新娘朱安的样貌，心中尚存一丝夙望，如若对方美若天仙也未尝不可。
大喜之日，鲁迅打扮一新，还特意为一头短发接上了假辫子。在母亲的操持下，婚礼按部就班的进行，鲁迅的表现也中规中矩。及到进入洞房，掀起新娘的头盖时，鲁迅才如坠冰窟，妻子朱安小眼大鼻、身材干瘪毫无女性美感，这让鲁迅悔恨不已。春宵之夜，新娘几次前来请安，鲁迅竟不答理。第二晚开始就不再进入洞房，几天后鲁迅与一班同学返回日本，临走时丢下一句“母亲娶媳妇”，而后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自此，朱安开始了漫长地，在一心救国救民、要“血荐轩辕”的斗士鲁迅身边的守活寡生涯。
三年后，鲁迅回国到绍兴的两级师范学堂教书。
1912年受时任教育总长的同乡蔡元培邀请，进教育部任职，同年随部迁往北京。
祖父做官的经历是面镜子，鲁迅深以为鉴，总结出“三不”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如此这般果然官运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佥事。
但很多事并非当个乌龟就能躲过去，在大变局时期，检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道德水平的机会实在太多。
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一心想过皇帝瘾，下令教育总长汤化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因鲁迅一贯表现良好，被委任小说股主任一职，负责把关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的指示。
对此事，按鲁迅的说法，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抵制，最后还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鲁迅被免职是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为袁世凯称帝吹喇叭抬桥子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鲁迅所谓的“抗争和抵制”竟然一直没被上锋发现？及时把这块反骨撤换，这就让人奇哉怪哉了。之后，鲁迅还脸不红心不跳地领取了几个月洪宪皇帝发放的俸禄。
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后，不得不下令恢复共和。但已于事无补，心腹亲信纷纷倒戈，不久袁在一片骂声中暴亡。因此前的种种表现，鲁迅开始成为教育部的边缘人物，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官场中站错队、押错宝是要付出代价的，鲁迅完全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于是干脆摆出一付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样子，看见不顺眼的就破口大骂，给人取外号。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父亲），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同年5月15日，以“鲁迅”为笔名写成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这部被后世无限推崇的开山之作，其实是抄袭而来的。无论小说的手法，体裁，以及结束语“救救孩子”，甚至连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与俄罗斯讽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记》如出一辙。抄文章抄得如此彻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深层次来看，这篇文章是鲁迅仕途不畅、前路渺茫，内心迷茫彷徨的写照，把矛头直指整个体制，正是发泄满腹牢骚的结果。同时这也为他后面的作品，打下了 “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基调。但这“大破”的思维很对当时愤青们的口味，文章一发表就反响热烈，无疑这对鲁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试试看”不想试出了另外一片地。
老友许寿棠说“此前是周树人，之后才是鲁迅”。由此可见“引路人”钱玄同的劝进之功。
然而鲁迅对这个恩同再造的老友钱玄同的态度如何呢？后期，鲁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钱玄同多有劝导，鲁迅不听，破口大骂钱：
“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脸皮厚”。
“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甚至连结集出版《呐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钱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异（今心异）。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把全家迁来北京。在家已独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鲁迅）要回来，本已死寂的内心升起一丝希望。每天必到大门口翘首以盼。这天终于看到鲁迅进门了，连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鲁迅用鼻子“哼”了一声，而行李并不交给朱安。当晚鲁迅仍然坚持独住，让朱安一个人在房中以泪洗面。
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是个有三进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住最里面，第二个院子给母亲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鲁迅一人居住。平时吃饭也是分开的，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在后院吃，母亲与朱安在第二个院子里吃。如此安排是因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不是鲁迅的。这种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于谨守三从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难想像的。
相反的是，几个月以后，三弟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求学，经周建人安排住进了鲁迅家中，对这个十九岁的小姑娘，鲁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许羡苏考上北京女师大后，因短发不能入学，鲁迅为其多方疏通，生活上倍加照顾，毕业后还介绍许去一中学当教员。以至许羡苏视鲁迅为“我的监护人”，内心渐生情萦，以鲁迅家人自居。前后在鲁迅家住了六年之久，期间鲁迅与周作人交恶，搬离八道湾，许羡苏为鲁迅四处找房子，并随同一起搬入新居。
“3-18”惨案后，鲁迅躲进日本医院，许羡苏还天天去探视。但这段引来很多非议的交往并没有结果，因为鲁大文豪移情别恋了。老友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这个 “她”就是许广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荡不羁。在家时就是男人婆，对男女之事采取革命态度，很放得开。在认识鲁迅之前，有个叫李小辉的情人还因她而死。
许广平从天津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师大后，对鲁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闻。长得人高马大的她，听鲁迅的课却偏偏喜欢坐第一排，时不时举手提些古怪的的问题，一次在课堂上给鲁迅画漫画，还有意让鲁迅发现。1925年3月，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信，许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
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直切的明白的指引？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
你虽然很果敢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
面对这“赤裸裸”地求救，“以救天下人为己任”的鲁迅当然责无旁贷，很快鲁迅就回了信。由此干柴烈火一触即燃。平均不到三天一封信，后两人间的信件被编辑出版成了《两地书》。一个月后，许广平打扮一新，登门造访，双方进入实质性交往。
鲁迅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话，“凡有不宽容者，一切都是专/制主义的思想。”
而现在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都将之视为立国基础。
不久，教育总长章士钊上台，女师大校长、鲁迅的好友许寿棠被罢免，替而代之的是铁腕女校长杨荫榆。杨荫榆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对学生严加管理，这触到了鲁迅的痛处。鲁迅按捺不住，跳出来说：“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这话说得实在冠冕堂皇，也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媳妇朱安。1924年4月，鲁迅联合十五名教员辞职，向校方施压。学校分化为挺许拥杨两派，鲁迅是当仁不让的挺许先锋。
1924年11月，国文系三名女生在秋季开学时未能按时到校，被杨荫榆开除。这本属的学校管理范畴，不想被鲁迅拿来作为把柄，对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面授机宜。很快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赶走校长杨荫榆，并称之为“驱羊运动”。第二年5月7日（二十一条的签署日，国耻日），学校组织演讲会，许广平与刘和珍挡在礼堂外，竟不准校长杨荫榆进入。为此学校对领头的六名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这就是“女师大风潮”事件。
此后事件无限升级，新月社陈西滢撰文批评鲁迅在事件中的表现，鲁迅奋起反击，陈先后就读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外文系教授，在与鲁迅的笔战中，毫不怯场，以事实为依据大揭鲁迅疮疤，抨击这个导师级人物在种种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鲁迅无法正面回复，只能恼羞成怒大骂陈是“走狗”，作人身攻击。此后的论战已偏离事件本身。胡适出面调停，论战归于平熄。
而在另一边，却上演一场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活剧。因鲁迅在事件背后推波助澜，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佥事一职。鲁迅上告平政院，进行反击，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上，最后由段祺瑞签名，废除章士钊的决定。章士钊，杨荫榆相继去职。
段的表态，使学生们有恃无恐，以“ 文革”常见的手法，公然捣毁章士钊的住宅。而那个被鲁迅骂为“性变态”，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
回头再来看这场所谓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将之称为革命行动。其实质不过是一场利益之争、派系之争。力挺老乡许寿棠有很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是鲁迅在女师大 “幸福生活”的保证。而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口口声声指责“章杨”投靠北洋军阀，这个北洋军阀却成了鲁迅最终胜利的力量。
鲁迅大获全胜，不仅官复原职，还赢得了许广平的芳心。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风子是我的爱》一文，表达对鲁迅的爱恋。而此时只有许羡苏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因为鲁迅从未与她坦白过。鲁迅与许广平南下后，许羡苏还痴情地为鲁迅守屋。直到1929年5月17日，鲁迅到北京探母时，许羡苏亲自问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说许广平已怀孕，许羡苏才彻底清醒。第二年即离京去大名，同年结婚，此时许羡苏已经三十岁。
然而，在鲁迅的婚姻中没有胜利者，1926年8月至1930年3月（鲁迅南下与许广平热恋期间），鲁迅共给许羡苏写了155封信，许回了 100余封信。许羡苏离京前，把鲁迅写来的信交给了朱安，之后朱安又交给了许广平。而许羡苏写给鲁迅的信，鲁迅死后也交到许广平手中，但最后这两百多封信神秘失踪。真不知道许广平看到这些信件时的感想怎样。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一个月后，鲁迅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十个月后，鲁迅返回八道湾搬行李，周作人打电话叫来重久（羽太信子弟弟）、张凤举、徐耀辰。两兄弟发生冲突，周作人拿起狮形铜香炉差点砸破鲁迅的头。两个“五四”的文化大将上演全武行。
这是两兄弟断交的全过程，之后两方均保持缄默，不过事情还是渐渐从旁人的口中传了出来，起因有两种：
一、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
二、鲁迅的说法是，他对羽太信子大手大脚的持家多有批评，这惹恼了羽太信子，于是信子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十几年后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一个被奉为神，一个被视为鬼。当了神的哥哥鲁迅的说法被当成了事实。
但鲁大文豪的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而且其事迹还远不止偷窥这么简单，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了的。奇事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鲁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数。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周家兄弟的年薪达二十多万。这不包括两人写作的稿费，和同时在七八个大学任教的讲课费。可作比较的是，当时一个低层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两元钱，一个交警月收入四元钱。鲁迅竟然说信子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
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
据鲁迅的日记记载，其先后看过的日本医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专职医生）、最后一位是须藤五百三，此人曾是军医，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与黑龙会一个性质。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以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在日本仙台学医时，鲁迅曾经很兴奋的给老友许寿棠写信说：“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一个大池子只是中间隔了块矮板。只要略微登高点就能尽览春光了，
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也在其作品《沉沦》中，详细地描写过偷窥女孩子洗澡，偷听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学生的共同爱好，鲁迅也没能例外，因为他是个正常的男人。鲁迅泡日本下女的事，还让鲁老太太操了好久的心。鲁迅所泡的下女是谁呢？
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一直到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同住，这大伯与弟媳还真有话聊。
另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鲁迅父亲早亡，身为长子的鲁迅在两个弟弟眼中是“父兄”的角色，言听计从。三兄弟还约定，“永不分离，母亲年青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结果因为大哥批评弟媳乱花钱，而引来弟弟的反目，不要说那时尚有“长兄为父”的观念，就是如今的家庭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仅凭羽太信子指责鲁迅偷窥，周作人竟然不作调查了解，就断然与大哥绝交？也完全低估了高知识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窥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当年郁达夫公开偷窥的事，被人攻击时，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沉沦〉论》为其辩护，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窥完全算不得一个事。尽管偷窥对象不同了，但这也不足以引来周作人对鲁迅的终身恨意。甚至在鲁迅病故前后，都拒绝探视，拒绝奔丧。
还有最关键的，鲁大文豪一直被视为圣人，但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在文章中写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对自己的老婆朱安他从不理睬，朱安曾对人说：“老太太总怪我没有能生个孩子，可大先生整天和我连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能生得出？”而在认识许羡苏时，鲁迅年已四十。在此之前，作为男人的鲁迅他是如何解决性的需求？这个“勇士”跟谁去“性交”呢？
最后，如果“指责”是冤曲的，一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鲁迅，为什么在事件中不暴怒，不辩解，不反击，不愤而把周作人夫妇赶出家门？当时被周作人叫来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人均为北大教授），还被鲁迅以“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为由打发走（见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倒是鲁迅很有点灰溜溜地搬离了八道湾，这大概不是因为大度而是理亏吧。
综上所述，这段迷案的真相并不复杂。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 。
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让信子一人侍二夫。这才是感情“恰恰地”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两兄弟在此事件前后的表现。（见《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
在离开八道湾时，鲁迅破天荒地找朱安谈话，内容是给朱安选择，要么一个人回绍兴娘家，要么留在八道湾与周作人一家同住。后一条被周作人斥为“笑话”。朱安近乎哀求的回答：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就是鲁迅给朱安的安排，唯独不提让朱安跟随自己过。在大文豪的眼中，朱安只是包袱，不是生死相随的妻子，不是陷入“吃人”礼教等待鲁迅拯救的“国民”。
1926年3月18日一早，许广平来到鲁迅家告诉他，准备今天去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连忙阻拦，强硬地将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留在身边。果然，游行队伍在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47人死，200余人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的骨干，本应走在队伍前列的许广平，因鲁迅的阻拦而逃过此难。事发当日段祺瑞赶赴现场，长跪不起，许诺严惩凶手后引咎辞职，并立誓终生事佛吃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缉五十位 “过激”教授，林语堂问鲁迅如何应付，鲁迅的回答是“装死”。
同年7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林语堂的来信，邀请鲁迅去厦门大学任职，8月，鲁迅携许广平南下上海。事后的说法是，鲁迅为躲避政府通缉，才离京避祸，但这并非事实。
四月时，段祺瑞政府已经解体，奉军大举入关，对皖系段政府进行清算，所谓的“通缉”也不了了之。鲁迅离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因其长期没来上班，才下文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七月时鲁迅还到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走之前广而告之，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几个。如此大摇大摆的离京，哪里像是“躲避”政府通缉？
鲁迅要躲避的不是通缉而是“流言”。在北京，这段地下师生恋，一直是论敌的口实。身为公务员的鲁迅，不可能公然与许广平在北京同居。“搞女学生”的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也不是鲁迅承受得了的，唯一的选择只有离京，而且这也是彻底抛弃朱安的方法。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上海当时的文化名人宴请鲁迅，因鲁迅没有公开与许广平的关系，未请许广平出席宴会。
之后，许广平回广州，鲁迅去厦门。鲁迅前后在厦门大学呆了三个多月。厦门大学的一班学人风闻“五四”的干将鲁迅驾临，纷纷登门请教。但在自由主义思想浓郁的厦门大学，鲁迅的“大破”口号并不吃香，还老被“胡适之的信徒”（鲁迅语）朱山根、万里祥等后辈问得面红耳赤。鲁迅在《三闲集》中说：
“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在此期间，鲁迅还陷入了两场吃醋风波，曾经视鲁迅为导师的高长虹，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渐渐有所悟，写文章评价鲁迅“开始时认为鲁迅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后是一个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则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之后高长虹于1926年11月写下一首诗《给 ——》，在这首诗中，鲁迅竟看出了高长虹对许广平有意思。鲁迅大怒，将高长虹当成情敌。写下文章《奔月》，讽刺高长虹是学艺不精的“逄蒙”，与“后弈”争嫦娥，结果失败了。可惜事后证实，鲁大文豪浪费了表情，高长虹根本就没看上过“豪放女”许广平。
不久，许广平受共产党人李春涛之邀，准备去汕头搞革命。鲁迅又一次大怒，十分担心这孤男寡女的能搞出什么样的革命。在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时，还酸溜溜地给许广平写信，表示不想来广州了，理由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厦门何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许广平放弃了“革命”，鲁迅来了广州。
那个为鲁迅探路，给其提供容身之地的老友林语堂，在鲁迅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一次宴会“幽默大师”林语堂讲了几句英语，鲁迅竟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与林疏远后，还不忘讽刺林语堂“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在广州的住处是白云路的一座三层楼房，此时鲁迅仍然不公开与许广平的地下情，坚持与老友许寿棠住一间房，让许广平与女工同住一间。这掩耳盗铃的把戏，让许广平忿忿不满。双方第一次争执，当然，在大人物身边总是要做出牺牲的，许广平惟有屈服。
同年四月，蒋介石开始清党，血腥的屠杀让鲁迅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地在广州过了大半年。过后许久鲁迅还心有余悸地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场，遍布租界，生活条件远非北京、广州能比，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鲁迅的战斗热情，用手中的笔作“匕首和投枪”向他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其敌人之多之广，实开了一代之先河。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被 “学生”毛泽东完美的继承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众多的骂仗对手中，鲁迅最痛恨的莫过于，在“女师大风潮”事件中大揭其疮疤的陈西滢，而持续时间最久的论敌就要算梁实秋了，双方交锋前后长达八年。论题从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硬译等等，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热点。这其中的对与错，早已被时间所证明了。这里仅举两例“文学的阶级性”和 “硬译”。
鲁迅曾写文章《文学的阶级性》，顾名思义，以阶级观来看待文学，一直是共产主义统一思想的手段，读过几本苏联文集的鲁迅如获至宝，奉为经典。对此梁实秋撰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反驳，“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讨论此类话题，鲁迅的理论修养实在有所欠缺，对梁的文章不正面回应，抓住梁说的：“卢梭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句大做文章，鲁迅认为 “经济关系” 才是文明的基础，因为鲁迅不知道，马克思经济关系三要素的第一点讲得就是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就是经济关系（即“资产”），换了个名字，鲁迅竟没认出来。一时成为笑谈。
鲁迅在1929年翻译的苏联文集《文艺与批评》，这本被鲁迅称为“硬译”的作品形同天书，这里摘抄一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之所以要“硬译”，鲁迅解释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
这观点和译法实在让梁实秋坐不住，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梁实秋，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曾用一生的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于是写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质疑如此“硬译”读者无法看懂，这本是学术讨论，鲁迅觉得丢了大面子，反驳说：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讽刺梁实秋水平低看不懂他的“硬译”。
之后相继有人提出批评，鲁迅从容不迫，将反对硬译的归为“同一伙”：“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在众多对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
1929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抛出“训政”理论（孙中山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就是训政的来源），对这漠视人权，冠冕堂皇地以党权君临一切的做法，胡适在文章《人权与约法》中反击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有启示性的意义，不知怎么鲁迅觉得刺眼，写《王道诗话》说：“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的鲁迅，在胡适们的背后举起了他的投枪。大骂胡适是“鸟导师”，是“主子的◎◎”，是“三帮”（帮忙、帮闲和帮凶）。
对此胡适不予理会，鲁迅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刚好映证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话。
如果上面的论战还有讨论的意思，而他对施蛰存和陈仲山的攻击，就纯属乱咬一气了。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推荐读书，“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写下《庄子》和《文选》两本书。鲁迅以“丰子余”的笔名，痛批施的荐书为复古和倒退，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陈仲山，本名陈其昌，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长期以来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并自办刊物《斗争》和《火花》。在当时关于“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水战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与鲁迅一致，并虔诚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想鲁迅的战斗神经再次亢奋，公开撰文歪曲陈仲山是 “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对这凭空捏造的指责，陈仲山用生命做出了回应。1942年陈仲山在上海做抗日情报工作被抓，不久惨遭日军杀害。罪证就是鲁迅所指“日本人出钱”办的刊物，《斗争》和《火花》。
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完全背离了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宗旨，一遇理曲词穷就作泼妇骂街状，说不过你骂跑你，鲁迅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就是如此一付架势，还自认为孤独求败。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这正是他与鲁迅八年论战的深刻体会。
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鲁迅的立场同样让人瞠目结舌。
1929年夏，苏联进攻满州里，张学良进行反击，这就是“中东路事件”，结果张学良战败，有名的 “黑瞎子岛”就是这时被苏联占据。这场战争在中国本土发生，斯大林却指示共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中国共产党急忙响应，在上海街头大肆贴标语要 “武装保护苏联”。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伟大的党早在几十年前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次年，针对苏联的无耻侵略，上海文坛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不料，鲁迅再一次跳出来，抨击这次运动。说：“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见《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还不忘替苏联担心。他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了。”（见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在1932年1月28日，淞沪会战后，鲁迅再次写文章《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奴仆——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 ’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时，上海兴起很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都被杀害，鲁迅对此总结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见《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此等形同卖国汉奸的嘴脸，竟还有人说鲁迅爱国，死后还堂而皇之地身披“民族魂”，我们的“民族魂”就是这种货色，实在羞杀人也。
香港《明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中写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即信子的姓，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
1927年10月8日，鲁迅与许广平搬进闸北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幢房子，开始正式的同居生活，事前双方达成协议：“两性生活，贵在情投意合，相互信任，除当事人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日后，如有一方不满意，决不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如果觉得没有同居的必要了，那就立刻各走各的路，反正都能独立谋生。”
这协议也亏鲁大文豪想得出，许广平连小妾都不是，至少小妾还有个名分，也能进周氏族谱。正式同居后，双方还是守口如瓶。三层小楼，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许的身份是助理。直到1929年5月，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许广平才将实情告诉她的姑母，通过姑母去告知家人，理由是怕家里人成“惊弓之鸟”。就这样，不伦不类的许广平生下了不明不白的周海婴。
两人的性生活，鲁迅在日记中称之为“洗脚”，这个词还真有启示性，也难怪时下洗脚城遍地开花。有了这份婚前协议，鲁迅的“博爱”也更方便了，时不时还学学古人约妓同游，并公然记载于日记中。
尽管绕了这么大的圈子，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还是难逃指责。“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二弟周作人还公开表态反对。消息传到了北京，老母亲鲁瑞自然不会反对，而明媒正娶的朱安也很平静地接受，“哀莫大于心死”，俞芳问朱安对以后日子的打算时，朱安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后，因大先生与周作人交恶，朱安拒绝了周作人的接济，而此时许广平竟将每月的汇款，由银元换成法币，以至朱安无法生活下去，只得宣布出售鲁迅藏书，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但均被朱安回绝。
鲁迅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还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
1935年十二月，鲁迅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文学。”《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所谓的且介二字，李敖考证是出自“租界”二字，博君一笑。）
鲁迅还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
1927年3月，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傅斯年把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因顾在北京时，就宣称过，很佩服胡适之和陈西滢，一直不太看得起鲁迅，听说顾要来，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结果顾还是来了，鲁迅愤而辞职。
1927年5月15日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鲁迅给顾颉刚取的外号）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北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换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鲁迅书信集》）
鲁迅辞职后，很多朋友来信问是不是政治原因，鲁在回章廷谦的信中说：“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 （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见所谓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1927年5月30日至章廷谦信，见《鲁迅书信集》）
鲁迅在四月份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搬出了学校，却依然收下了学校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当时还觉得不好意思，自己说：“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
再来看看他如何救人，在校务会上发个言，其它委员不同意，此事就作罢了。鲁迅还有其它动作吗？没有了。
这就是他为救学生，愤而辞职的真相。下次为鲁迅招魂的时候，请别再说什么“偏要挺身而出营救学生，偏不怕惹祸上身，偏不考虑个人安危”的话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人。生前唯一的遗愿是葬在鲁迅身边，显然也无法如愿。死后草草埋于婆婆鲁瑞的坟旁，没有墓碑，没有行状。
这个一辈子生活在期待中的妇女，终其一生都在谨守着鲁迅给她的命运安排“母亲娶的媳妇”。鲁迅一生背弃辜负的亲人、友人实在无法枚举，而最对不起的，我想就是这位当年被其敲锣打鼓，用花轿迎进家门的正妻朱安了。
老年的鲁迅尽管体力不支，但仍然壮心不已，狠玩了一把精神恋爱。1934年，东北情侣萧红萧军来到上海，结识鲁迅。对热辣美貌的萧红，鲁迅眼前一亮，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把她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还特别指派叶紫做萧红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并亲自帮助出版萧红的作品。双方开始书信交往，一次鲁迅在信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不满，鲁迅回信说：“俏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俏婶子，俏姊姊，俏妹妹，俏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由此可见，鲁迅打情骂俏的功夫，丝毫不比他的杂感差。不久萧军萧红这对情侣感情出现裂痕。萧红成为鲁迅家的常客。鲁迅死后，萧红萧军正式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居，1942年萧红因病重住入香港的玛丽医院，一位记者采访端木蕻良后写道：“初，我问他，鲁迅是不是很爱萧红？他和蔼地说，是吧！你看她对他的房间充满了感情。后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萧红不爱鲁迅先生？他讥诮着说，鲁迅先生勤于写杂文，体力不支，无法进行房事等活动。我想他是一代鸿儒，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暗笑起来。如此想来，萧红无论如何是爱戴鲁迅，真是也只是精神之爱啦。”不久萧红去世。
1935年冬，鲁迅肺病复发，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此后一直陷入病痛。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在鲁迅身上没有，临死前还写文章《死》，宣称“一个都不宽恕”。第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斗士”鲁迅寿终正寝。丧仪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沈钧儒亲书民族魂的大寿幛，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来挽联，上书：“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这挽联写得很有气势，但意思反了。
闲聊鲁迅的一生，并不是个轻松的过程，这其中没有丝毫的愉悦和爽快，如同读其作品一般沉重、彷徨、压抑。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在灿若星河的近代思想先行者中，偏偏就是这个以卖文为生的“刀笔吏”，被抬到了神的高度，沐猴而冠让万民瞻仰。在文革中，惟有鲁迅的作品能与毛氏语录一起供人拜读。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最光怪陆离,风云诡变的幻象。
更让人不解的是，时至今日，众多荒唐年代树起的神像一一轰然倒地，又偏偏这个思想领域的“神”，仍然被人扯虎皮作大旗，毫无廉耻的宣称，在鲁迅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一生中，蕴育出了多么光辉灿烂的思想。正所谓“车无辕不行，人无信不立”。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竟 “立”有救国救民的思想。这对我们日渐走向思想自由、思想独立的今人而言，该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鲁迅说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而在他的作品中就只能看到 “恨”。在随后的历史中，一次次证明，正是鲁迅的“恨”所导致的“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数方罢休”，把中国一步步推入深渊。
来源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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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臣：游走于两国的求生经历——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星期二 六月 18, 2013 9:10 am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可是，每逢提笔又都犹豫起来，我常问自己，我真地又活过来了吗？
话从2011年说起，盼望已久的清华百年校庆及入学50周年终于到来了。北京的几位同学从几年前就开始张罗聚会。当年工宣队进校后匆忙毕业。尔后各奔东西，各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拼搏、摔打，联系不多（其中有派性作怪）。如今年近古稀，怀旧心绪与日俱增，甚至可以说“与日巨增”。“怀旧”在西方叫作Nostopathy，西方人把它称为“怀旧病”或“怀乡病”。人一上岁数就都毫无例外地害这种病。每个上岁数的人都总是爱回忆20来岁、年轻时的情景，却很少回忆近20年的事。毕业后这40多年如同大浪淘沙，淘出了谁是金沙，谁是铁沙或泥沙。我大概算铁沙，在这个体制下，没受宠，也没挨整。在海外漂泊了近30年，至今仍是草民一介。原想在外苦干几年，梦想成为洋大款儿、洋大腕儿，期待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如今，每天只能靠反复细听费翔的《故乡的云》消愁、解闷、打发日子，越听越觉得这歌好像是专门为我谱写的。
聚会上的兴奋、激动没几天就过去了。拍拍屁股，只能再次各奔东西，回家各过各的日子。家里有什么高兴的事，回家后继续高兴。家里有什么难念的经（据说家家都有），只能硬着头皮回去继续念下去。人活到这会儿，到了古稀之年、通过这次校庆聚会才刚刚体会到“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到了6月份，我们单位组织体检。这是个机会，我已多年没体检了。（我出国后，由于每年都给单位如数上交“人头税钱”，所以单位一直为我保留位置。直到60岁办了退休，才停交。）
随当年的同事来到宣武医院体检。不料，被轰了出来。原来这些年院里划定了新的“阶级成分”，各种待遇都严格按“阶级成分”赋予。同是院里的职工，体检分三个等级：1）院长、院士在北京医院体检，2）教授在宣武医院，3）剩下的“杂烩”在海军医院。30年前当我出国时，职称是副教授，自然就划入了“杂烩”级别。我倒不介意这个级别，只要能体检就行。来到海军医院的地下室一看，哇！一千多人挤在里边（我院的退休人员约有1500多人）。每一项检查都排长队。我耐心地排，但越排越后，加塞的太多。一赌气，不查了。
到了8月，突发剧烈咳嗽，晚间最厉害，没法入睡。挺了10天，非但不见好，反而更坏。到海军医院照胸片，发现有问题，再做CT，我几乎被震晕了，胸腺癌，癌体已9x6cm，已严重挤压了气管、肺和心脏。从海军医院回住处的原本只有十几分钟的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这一切是真的、还是在梦里？晚上整夜合不上眼，走到卫生间，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拍打脑门、试图使自己清醒过来。对照镜子反复用力拧脸、看是否真有疼痛感，以此验证我是否在做梦。反反复复，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一夜。眼见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当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一切不是做梦时，心反倒平静了下来。眼下最紧迫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首先应搞清病情，其次必须决断是在哪儿治疗，是在中国还是回以色列。此时离预定回以色列的时间只有35天了。
海军医院的大夫曾当场给我填了住院单，要我住院手术。我犹豫起来，我连自己的病情都没搞清楚，怎么能稀里糊涂地做手术？见此情景，大夫说要么你去其它的医院看看，比如肿瘤医院。
一大早，约4点来到肿瘤医院，穿过拥挤、烦人的医托人群，步入大厅、排入长队，最后终于挂上了一名正教授专家号。肿瘤医院到处是人、挤不动（后来发现许多医院都这样），就医者大多是外地人。院内到处流窜着“捡破烂”的，他们趁人不备，专“捡”病人携带的CT胶片。病人做一次CT要千把块钱，可是把胶片卖成废品只有十来块钱，但“捡破烂”的人认为是值得的，因比卖废纸贵多了。忽然，一声嚎哭撕人肺腑，一名外地农村妇女的胶片不见了。周围的人麻木地看着，什么反应都没有，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屑一顾，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情景令我不禁想起电视中的《动物世界》，当猛兽追赶草食动物中的某一个体时，其它未被追逐的仍悠闲地吃草，因它们觉得这事与自己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原谅这些动物，因它们没有社会、更谈不上文明。可是，在号称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怎么却是一番“动物世界”景象？我赶紧告诉那妇人刚才走过的一名“捡破烂”的体貌特征，让她赶快去追赶。回到座位，我紧抱怀中的胶片，慢慢地闭上眼睛。连日来悬浮的心稍感踏实了点，因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我还属于人类。
肿瘤医院的大夫要我再做一个增强CT，就是打入显影液的CT。做完之后，大夫说，瘤体已严重浸渍主动脉，手术必须连同主动脉一起摘除、换一段人造动脉管，并说由于他们医院没有体外循环机，他建议我去北医一院找一位叫李简的大夫。我再次被震懵了，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手术这么复杂。（后来从304医院得知，肿瘤医院的诊断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到了以色列，再次证实是胡说八道。）
到了北医一院，挂了李简的号，这位原来是“超级专家”，挂号费300元，约定于后天8：15准时候诊。可他却11点才到。我简述病情，把18张CT大胶片恭恭敬敬地呈上。他不看胶片，反复在胶片中寻找什么，足足找了2分钟。我问他找什么，他不做声、继续寻找。我突然悟到他可能是找CT片诊断书，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再次呈上。果然猜对了，他拿起诊断书左看右看，看了足有15分钟。我被搞糊涂了，那诊断书上总共才4行字，怎么看这么长时间？又过了2分钟，终于看完了。他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又被搞迷糊了，怯生生地说“你不看胶片吗？”他随便抽出一张，看了只有2-3秒，又直愣愣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本来该轮到他讲话了，看这架势倒像是让我讲话。接下来，我提了很多问题，大出预料，对所有的问题，他只有三种反应：1）不回答，2）回答说“不知道”，3）厉声训斥。比如：
问：像我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动手术？
答：这难说，动了手术有可能缓解，也有可能加快死亡。
问：概率上，好的多，还坏的多？
答：告诉你概率没有意义，小概率有可能让你赶上。
……
问：如做手术，术后是否要做放疗或化疗？
不料他猛一拍桌子训斥道：“凭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是放疗、化疗大夫！”
……
我强忍怒火，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所有问题的回答全是‘不知道’或不做答，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他终于给了我唯一的“明确”的回答：“如果你想在我这儿动手术，你现在就填住院单，如果不想，（手向门一指）出去！”
我真想扇他两耳光，但克制住了。我慢慢收起CT胶片，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整个对话中，除了我最后一句带有情绪以外，我的语气一直非常平和。我一个癌症病人不跟他置气，早晚会有人会替我出这口气。回到家，上网查了一下李简的学历：他毕业于河南的一所地方院校，尔后去日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拿了个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的博士。上google一查，奇怪，这所学校根本就不设硕士、博士学位。这所创立于1972年的私立学校是面向偏远山区、培养医普人员的学校。2011年在校本科生只有431人，其余600多名学生都是医护专业的大专生，在日本大学排名327（日本41CU给出的数据），一所正经的杂牌大学，还好，不是野鸡大学。如果李简真从这所大学拿到了博士文凭，单凭只一年多就能拿到，充其量是个论文博士。当今人们常把论文博士称为五不博士（不听课、不考试……）。如所周知，在正经的大学里靠念学分攻读博士，起码得好几年。这位李简之所以能成为超级专家，原因很简单，靠的是当官，他是北医一院的外科主任。
尔后我去了友谊医院、空军医院、304医院，天坛医院、北医三院，看的全是正教授专家。他们的说法差异极大，令我难以是从。唯一的收获是使我了解到了北京胸外科专家的圈内状况。北京的胸外科专家也就那么二十来人，他们彼此都很熟悉。每次我都提到李简，他们的反应都是轻轻地把嘴一撇。
最后我来到协和医院，这所医院曾拯救过母亲的生命（下边将谈到），我们整个家族都对这家医院有一种特别的敬仰之情。当我来到这家医院院****号夹道时，惊呆了。那里许多人打地铺、已排队4天4夜了。
回到家，认真梳理几天来的结果。教授们的诊断差异太大，不禁令人生疑。仔细一想这也正常，看看我们院里我所熟悉的教授们，有的确有真才实学，有的（相当多）都是靠关系上去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此时离回以色列的时间只剩下24天了，我必须加快决断。
回顾自己一生搞科研的经历，许多项目都是从“无知”干起。经验告诉我，面对新项目应先从AP（AcademicPress）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教科书下手，用它入门，然后再读专业杂志，最后达到学科的前沿。想不到自己在年近70时，为了求生，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钻研一门跨度极大的新学科---胸腺癌。还好，我的住处离国家图书馆很近。经过10天的苦读，天天从早8：30到晚9：00，最后心里终于有了数：首选的治疗方案应该是手术，我的年龄还允许手术。
接下来应该决定在哪儿手术。在中国手术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胸腺癌的发病率很低，但中国人口的基数大，病人的绝对数量不少。应该说中国大夫的经验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可惜，这些从百姓身上练刀出来的高水平的大夫却很少再为百姓服务，我一个屁民够不上他们。再说，在中国动手术还有红包问题。若在以色列手术，虽然没有中国的一些弊病，且医疗水平高出中国许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那里的医护人员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前苏联移民（以下称俄国人），就我在以色列近30年的社会体验，这些俄国人的品质极坏，那坏劲儿几乎和某些中国人一模一样（参见我的博文《前苏联移民》http://fanyuchen.blshe.com/post/1062/20196）。30年来在以色列只结交了一名俄国朋友（参见我的博文《一朵盛开半个多世纪的红莓花》http://fanyuchen.blshe.com/post/1062/678599）。如果说手术是大江大浪，术后护理是小河沟，弄不好很可能在小河沟里出问题。后来的事实表明，还真在小河沟里出了问题。
在这期间我曾去我们单位医务室，询问手术报销事宜。一名30来岁的女子专门负责医务报销，我不认识她。我已离开院里近30年了，各个职能部门都换了新人。那一天很热，她的房门大开，屋内只有她一人，我自报姓名，说明来意。非常令人失望，她一直低头试比一条裙子是否合腰，根本就不抬头看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重述一遍，不料她眉头一皱，极不耐烦训斥道“不知道！”。往下无论我再说什么，她仍继续比试裙子，连“不知道”三个字都懒得说了，从始至终就没抬头看我一眼。这是怎么了，怎么我这次回国老遇上生气的事，是气在找我、还是我在找气？算了吧，不跟他置气。就在我怏怏举步出门之际，一名副院长迎面而入，随后屋里传来女人轻快、欢畅的笑声。声音甜美、柔润，犹如发自天堂。阵阵笑声犹如一股股仙霾，催我清醒过来，认清了残酷的现实---中国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地方。别犹豫了，回以色列手术去吧！
话从另一头说起。
这次参加清华百年校庆，老伴同我一起回国，她也是清华的。完事后，她先回了以色列，为的是趁暑假之际与孙子孙女们玩耍。由于这次回国呆的时间较长，来前曾通告以色列朋友，担心他们到时找不到我。我的朋友约瑟大概忘了我要在中国呆很长时间，打电话到我以色列的家里询问。老伴对他说了我的病情。他立即叫我赶紧把CT结果发给他、立即帮我在以色列找大夫。（在以色列做CT，给患者的是光盘，不是大胶片。）我赶紧带着U盘和SD卡到医院拷贝，本来非常容易的事，却死活做不来，我说我可以交费，他们义正词严地说没有这项业务。约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他和我老伴立即一同来中国取CT结果，并说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已积累了很多点数，不用掏机票钱。我和老伴都急了，赶紧劝他不要这样，因我再过一个多月就回以色列了。两天后当再我接他电话时，惊呆了，他已到京了。在他下榻的旅馆里，他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我说趁他这次来京，带他在北京转转。他说当晚就走，并执意不肯我去机场送他。我走出旅馆约40米，一回首，他正目注视我、并向我挥手。我鼻子一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最早认识的是他的父亲、一位二战前的奥地利移民，他母亲是第三代乌克兰移民（乌克兰移民的第三代），妻子是第二代德国移民。他4个孩子的婚礼我都参加了，还好，目前在他的家族里还没有俄国人。
凌晨2点，我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刚一出本·古里安机场，手机就响了，老伴说依马努埃尔正在机场等我。我禁不住对老伴发起火来，责怪她不应该把我的病说得谁都知道，麻烦人家。老伴委屈地说她只告诉了约瑟一人。依马努埃尔这个英国移民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他们正在帮我与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联系。我来以色列快30年了，很少去医院，对以色列的医疗体系不了解。医学拉比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以色列有好几家医保系统，每名合法居住者均可任择其一，如不如意，可随时更换。每家医保系统都有自己的医院及大夫，但医院的规模都不大，大夫们虽也分科，但基本上都是保健大夫。每名患者可去本系统的全国任一家医院就诊，不受地区限制。此外，独立于医保系统之外，每个大城市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医疗中心，专门接收从各个医保系统转来的病人。中心设备齐全，大夫高、精、尖。
我居住的小城2.7万人，4个诊所分属4个系统。我的诊所共7人，一名全科、全天候的大夫，2名秘书，其余是护士，另有几名专科大夫轮流在附近几座小城巡诊，每星期只来一次。本所的大夫是位法国移民，说话慢条斯理，每逢见面先握手。两位秘书均是20来岁的女孩。一位是第二代摩洛哥移民，棕色的头发、兰兰的大眼。另一位是第二代突尼斯移民，黑发大眼，一说话就笑。说实话，这二位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大眼一眨一眨，犹如两扇特大的芭蕉扇、上下扇呼，美丽动人。豪不夸张地说，所有男人见到她俩后都会有美丽动人的感觉。不过需要指出，我作为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早已跨越了体内荷尔蒙过剩、看到漂亮女孩就心动的阶段，说她俩美丽动人，是因为通过一年多的切身感受，深感她们的心灵比她们的容貌更美，对我耐心真诚的帮助比她们的魅力更感人。在我整个就医过程中，以她们为代表的所有的医务人员（俄国人除外）表现出的是对我的深度同情，同情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我身上尽力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
所有的检查都要从头做起，许多检查要去特拉维夫或以色列第4大城市贝尔筛瓦的医疗中心。两处中心都很大，特拉维夫那家，从中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要50分钟，汽车在中心内有很多站。贝尔筛瓦的中心稍小一些，但从一端到另一端起码也得半个小时。每次去前，有很多很繁琐的准备工作。要用网络与医疗中心约时间，对于复杂的检查，比如PET-CT、穿刺等，对方还要与相关人员约定，不能立即回应。时间约定后还要开“17号文件”，即转账单。开这文件也需对方认可后才能开出，往往也需等待。所有这些繁琐的工作，两位女孩都替我安排好，每次还都在地图上把具体要去的位置标明，因中心太大，生人在里边往往晕头转向。
在中国时，虽已知晓首选治疗方案是手术，但具体到我自己是不是一定手术，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很多大夫选定治疗方案时并非从病况出发，而是从出新招儿、发表论文出发，甚至从医院创收出发。记得我在中关村工作时，中关村小学一名年轻女教师与春节期间来探亲的母亲住平房，不幸煤气中毒。到了中关村医院，大夫说唯一抢救的办法是开胸、用手按摩心脏，并说应首先抢救年轻的。结果女教师死在了手术台上，母亲在一边很快自己醒了过来、什么事都没有。后来类似的事件听多了，不禁对医生的医德大生怀疑。在以色列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特设医学拉比。如所周知，拉比为人楷模，严于律己，贻毕生精力指导人们净化心灵、提升精神境界，是倍受尊敬的神圣职务。在以色列要想成为拉比，必须连续在神学院学习6年、且已婚才有资格参加晋升拉比资格考试。每名拉比都能把犹太的“四书五经”---圣经和塔木德（塔木德63卷、11788页）近乎倒背如流。作为医学拉比，除了精通犹太文化、品德高尚外，还需精通医学，他们都是名牌医科大学博士出身，现今都是医学教授。医学拉比不参与具体治疗，只对医疗做指导。作为三位一体（精深的犹太文化、高尚的品德、精湛的医学知识）的医学拉比能非常客观地从病况出发，正确给出判断，有效阻止了医疗中的误判和错判。当然，不是所有的病案都交由医学拉比判断，只当病人提出时才受理。像所有专职的神学拉比一样，医学拉比也分不同的层次和档次。以色列朋友告诉我，我的医检档案已呈交给以色列最大的医学拉比菲若尔。
菲若尔作为全国最大的医学拉比，全体以色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能有许多以色列人不知道当今的卫生部长是谁，但无论男女老少无人不知菲若尔是谁。两天后，菲若尔对我的病案做出批示：立即手术，并指定由阿隆？本？嫩大夫执刀。
阿隆·本·嫩大夫，号称以色列胸外科的Number One。周边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慕名前来就医。阿隆·本·嫩大夫本人虽不信教，但他对菲若尔的指示言听计从、心悦诚服。（在以色列，人们往往像敬奉神一样地敬奉高级别拉比，如有幸吻到高级别、特别是最高级别拉比的手，是一生的荣幸）。大夫名中的“本”字意思是“儿子”，“本·嫩”的意思是“嫩的儿子”，是他的姓。如雷贯耳的大卫王的姓也是“本·嫩”。作为大卫王子孙的阿隆大夫，在性格上却与大卫王的暴烈、张扬截然相反，说话沉稳，很具耐心。这位第二代荷兰移民一边指着计算机上的图像，一边向我详细介绍病情。有令人高兴的，比如癌体未浸润周围组织。也有令人忧虑的，比如经穿刺活检，发现癌体是恶性的。此时无论听到多么忧虑的，对我来说都已无所谓，事情已走到这一步，只能壮着胆儿、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在第3次与阿隆大夫谈话时（这是预定谈话的最后一次），他反复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搜肠刮肚问了所有想问的，但还是担心有遗漏。我请他容我回去想一想，阿隆大夫欣然同意。这样，在术前总共进行了4次谈话。至此，术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日期也定了。
按计划，应在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住院。从家去医院要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不知怎么回事儿，自打上了岁数后，添了许多穷毛病，最令人心烦的就是只要一紧张，屎尿必来，而且还是急茬儿的。为了避免在汽车上出问题，出行前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尽管在路上一再提醒自己别紧张，但还是老想明天手术的事，大夫曾对我说要用电锯把胸骨从上到下全部锯开，最后再用7道钢丝把胸骨绑紧…。想着想着最怕发生的事还是来了，忽然间屎尿齐涌，立即进入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紧急状态，不得不求司机停车。司机是位埃塞俄比亚移民，态度挺好，但由于在高速路上不能停车，必须行进到前方路口下高速，大约还得15分钟后。好家伙，熬这15分钟如同熬15个小时。车还未停稳，我就冲入路边深草，说时迟那时快，“噗”地一声，势如破竹，哇！那叫一个痛快。此情此景令我不禁想起一则著名的成语-“粪发涂墙”。透过草丛间隙向汽车望去，车上的乘客正冲我会心地微笑。
入院后，护士告知明早不可进食、须于6：30之前洗好澡、静候。次日，两名俄国壮汉准时推来一张床，手一指，示意叫我躺上。这帮可恶、可憎的俄国人今日终于出场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充满了对我、非白人的蔑视和鄙视，今天，他们居然连句话都懒得说，用手比划。可是他们在西欧或北美白人面前，完全是一副媚颜媚骨，与中国下层官员见到上层官员时的哈巴劲儿一模一样。我躺在行进的床上，看着屋顶天花板上的光影一个个向后滑闪，听着车轮与地砖相碰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声，不禁联想起40多年前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时的情景，当年曾发誓解救全世界2/3的受苦人，今天却由“未能被我们解救的人”解救我，特别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来解救。
进入一道大门后，两名工作人员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由于紧张，报码时直打磕绊儿。老伴儿赶紧帮忙，被立即制止。他们坚持要我自报，然后二人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像是签字。之后，又分别由另外两拨儿人要我自报姓名和证件号码。
进入手术室后，两位助理大夫立刻行动起来。一位是意大利移民、40多岁，另一位是女大夫、第二代匈牙利移民、近40岁。谢天谢地，在关键的人物中没有俄国人。约7：30，大夫说开始打麻药，只觉左手臂稍有点疼，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手术室外，老伴儿密切注视大厅上方屏幕的变化：“范雨臣入手术室”…“范雨臣开始手术”…“范雨臣手术中”。此后几个小时无变化。约1：30，屏幕上终于跳出：“范雨臣手术结束”。老伴儿立即紧张起来、全神注视手术室大门。此时她忽觉身旁似有人蹲下，侧身一看，哇！正是阿隆大夫。阿隆大夫蹲着，对老伴儿说（老伴儿正坐在沙发里）“纳开–阔尔比赛得”。“纳开”的意思是全部切除干净，“阔尔比赛得”的意思是手术进行非常顺利。老伴儿连忙扶起阿隆大夫，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老伴儿看到我浑身插满了管子被推出手术室时，不禁哭了起来，她实在接受不了这番模样。半小时后，我睁开眼，看到女儿站在床前，我不无责备地对她说“你怎么来了？”术前我曾反复嘱咐女儿不要来，她有6个孩子，其中3个上学、2个幼儿园、1个在家，脱不开身。现今，对于我这已年近古稀的姥爷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是看着这六个孩子健康地成长。我连连对女儿说“快回家，看好孩子！”。
我被推入病房。病房约十七八米，住两人，有一洗澡间（含厕所），洗澡间内外各有一洗手池，洗涤剂和手纸齐全。没想到在墙上还配有一盒一次性薄塑胶手套，随便扽用。围绕病床有落地吊帘，可张合。此外还有两个沙发，摊开后是小床，供陪住人夜宿。
每日三餐都是份儿饭，其中酸奶、肉、水果、蔬菜的量都不少，还有粥、汤之类，面包随便吃。对我这个在中国过了几十年穷日子的人来说，饭菜算不错。正当老伴儿发愁自己的饭怎么解决时，有志愿者按名单找到老伴儿，问是否需要由志愿者送饭，老伴儿欣然接受。志愿者送的饭是由地方教堂出钱、由餐馆制作，免费提供给陪住人员。每次送来时都挺热乎，且质量很好。老伴儿很快发现，在医疗中心楼下的教堂里，平日免费提供简单的食物，逢安息日免费提供正餐。一天下来后，老伴儿还发现无论志愿者的饭、还是楼下教堂的饭都可不再需要，因提供给病人的饭每次都剩下许多份儿（病人免费用餐）。此外，院方还为陪住人员提供冰箱。
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护士、同室的病友）陆续登场了，我最杵、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与他们打交道。俄国人的坏劲儿不是个别人，是整个民族性格的堕落与败坏，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国人。共产主义起自西欧，但西欧没染上，却在俄国与中国落脚生根，这绝非偶然。中俄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亲和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欧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对共产主义的抵御力。
本来想在本文续篇中详谈 “两种社会体制两重天”， 现简要罗列几点：
1) 在以色列无挂号费一说， 无论看哪个级别的大夫， 都不交费.
2) 术前的所有检查均免费.
3) 手术免费.
4) 住院免费 (包括用餐).
5) 我和老伴儿去医疗中心的全部路费(其中包括好几次出租车费)均报销.
当然， 之所以免费是因为我买了医疗保险， 我买的是最基本的保险. 20年前是每月交 82 谢克尔 ( 1谢克尔 = 1.7元 )， 现今是每月交 101 谢克尔 . 如有工作， 这钱从工资里扣. 如没工作， 由政府的失业部门可无限期地交下去. ( 目前以色列的平均工资是 10100 谢克尔/月). 买医疗保险后三个月就可享受全部待遇.
6) 政府得知我生病后，派人来帮我做家务已一年多了，家务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支付.
以上所有这些任何一普通人均可享受，绝非只有“贵宾” 才可享受.我住的病房是最最普通的病房， 同样也绝非 “贵宾” 待遇.
来源: 独角兽资讯 201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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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河上的桥
星期二 六月 18, 2013 9:03 am
阿尔卑斯山谷中，坐落着一座优雅安谧的小城，茵斯布鲁克（Ｉｎｎｓｂｒｕｃｋ）。茵是一条河。波光粼粼的茵河上，有许多桥。但只有这座小城，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茵河上的桥。
借开会的机会，我来到茵斯布鲁克。会之余，购买了一张观光卡。凭着它，我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四处漫游。两天下来，我的足迹几乎遍历了这座小城的每一处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凯旋拱门、安娜柱、克玛利亚·特蕾西亚大街、金顶屋、霍夫堡皇宫、安布罗斯城堡、宫廷教堂、民俗博物馆、伊格尔斯山……。
终于走累了，我倚在茵河廊桥上，凝视着奔流不息的河水，碧波簇涌着雪山倒影，如诗如画，如幻如梦；轻徐的浪花似乎在拨弄着妙曼的琴弦，吟唱出一首久远的歌……。
Ｉ ｌｉｖｅ Ｉ ｋｎｏｗ ｎｏｔ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Ｉ ｄｉｅ Ｉ ｋｎｏｗ ｎｏｔ ｗｈｅｎ．
Ｍｕｓｔ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Ｉ ｋｎｏｗ ｎｏｔ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Ｉ ｗｏｎ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Ｉ ａｍ ｓｏ ｃｈｅｅｒｆｕｌ．
我静静地聆听着，细细地品味着，既熟悉，又陌生。像曹操的《龟虽寿》？却缺少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气干云；像李白的《将进酒》？却没有那放浪形骸、借酒消愁的狷傲悲风。她直白、平淡、朴素无华。像一首萦回幽谷的山歌，像一段醍醐灌顶的箴言，刹那间，消除了人们心中为生、为死、为名、为利而痈生的种种块垒，代之以恬逸欢悦、一片清明。
俯视桥下清澈的河水，我仿佛看到诗人那一双蔚蓝清澈的眼睛，仿佛看到依偎在诗人身旁那位明艳绝伦的姑娘，仿佛听到他们留下的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五百多年前的一天，茵河的桥上张灯结彩，哈布斯堡皇宫喜气洋洋，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翘首以待，期盼着远来的新娘。人们好奇，人们揣测，这位誉满欧洲、芳龄二十的美丽少女，这位统领法国南部和荷兰土地的高贵女王，为什么拒绝了那些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王亲贵胄，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少年郎？
远处人潮涌动，迎亲的车队过来了。英姿勃发的中世纪骑士们，身策骏马，腰悬利剑，缓缓守护着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车厢的两侧镶嵌着令人目眩的盾徽，勃艮第的玛丽 （Ｍａｒｙ ｏｆ Ｂｕｒｇｕｎｄｙ）。伴随着人们的欢呼声，车队停在金顶屋（Ｇｏｌｄｅｎｅｓ Ｄａｃｈｌ）。奥匈帝国大旗在哥特式穹隆下猎猎起舞，两千六百块镀金铜瓦映射灿烂的阳光，在天地之间形成一个耀目的光环，笼罩着年轻的新郎，奥地利大公的儿子，马克西米连（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面带着迷人的笑容，马克西米连迎向走下马车的玛丽，两道炙热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一年前的宫廷舞会上，玛丽看到过多少双求婚者的眼睛，流露着贪婪、狡诈、傲慢、愚昧。只有他，这个大男孩儿，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如一汪湖水，纯净、热烈、甜蜜、清澈见底。
鼓号声中，他们手牵着手，步入金辉四溢的新婚殿堂。神像前，马克西米连注视着新娘的脸庞，圣洁、天真、娇媚、含苞欲放。他温柔地托起玛丽的左手，将一枚戒指戴在她纤细的无名指上，戒指镶嵌着一粒晶莹的钻石。这是首开先河、无比浪漫的一举，世界上的新娘们都要心存感激，从这一天起，钻石，不再是埃及长老的权柄与陪葬，不再代表中世纪武士的勇敢与刚毅，她被马克西米连赋予了全新的含意，她是爱情的承诺，她象征纯洁、永恒、美丽。
爱情是美丽的，生命是灿烂的。马克西米连沐浴在爱的茵河中。勃艮第的玛丽不仅带来了女人水一般的柔情，带来了她名下的人民与土地，还为他生了三个粉妆玉琢的小儿女。爱情是永恒的，生命是短暂的。五年后的一个春天，怀有身孕的玛丽策马踏青，像一个小女孩儿，活泼好动，充满生机。突然间，不知是树林中飞逐的小鸟，还是草丛中跳跃的野兔，惊扰了奔驰的坐骑，玛丽不幸娇躯坠地，香消玉陨。
玛丽走了，像茵河上一宛幽香的花瓣，载着她一生所能得到的爱，留下她一生所能留下的爱，随波远去。马克西米连无法相信，这样年轻美丽的生命，居然像一颗流星，璀璨地燃烧，匆匆掠过天际。玛丽的去世，使他意识到天道无常，使他领悟到人生苦短。他知道，玛丽不希望他消极沉沦，而是希望他快乐地活下去，为了他的王国、为了他的臣民、为了他们的孩子，快乐地生活在玛丽留下的爱情里。
玛丽的爱造就了一位勇敢的骑士，马克西米连成熟了，他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冠，被称为马克西米连一世，奥地利大公，神圣罗马皇帝。玛丽的爱造就了一位豪放的诗人，他理解了人生真谛，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明君主，人文主义和艺术的倡导者兼保护人。玛丽的爱造就了一位睿智的统帅，他从与玛丽联姻得到启迪，爱情可以消弭仇恨，婚姻可以取代战争，他的儿孙们多与邻国王族联姻，获取了辽阔的疆土，由此称雄欧洲。
马克西米连自豪地说：“让别人为土地而打仗去吧，我们只管结婚。”
我倚在茵河廊桥上，凝视着那千百年奔流不息的河水，一阵清凉，一声叹息。我突发奇想，婚姻是桥，马克西米连在美丽的茵河上修建了婚姻之桥。美好的婚姻带来的是爱，而不是恨。如果台湾海峡有这样的桥，如果约旦河上有这样桥，如果穆罕穆德的子孙和耶和华的臣民之间有这样的桥，如果这个世界处处都有茵河上的桥，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美好？
我告别了茵河，告别了茵河上的桥。然而，在我心里，一直流淌着茵河上的歌：
天降我兮不知生之短长，
地索我兮不知何日归殇。
将远行兮不知走向何方，
我惶惑兮何以这般欢畅。
（马克西米连一诗的翻译为众网友合作，特此致谢）
独善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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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好莱坞电影在老上海的岁月
星期二 六月 18, 2013 8:28 am
现已九十高龄的朱曾汶先生是个奇人，他1945年大学毕业后在华纳电影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宣传工作。1951年美国电影全面退出中国市场后，他拒绝像有些同行一样到电影院做售票、收票之类的工作，也放弃了公务员职业，一直保持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校订了《杰斐逊选集》《林肯选集》《潘恩选集》《政治中的人性》《自由主义》《美国政治与政府》等十七部学术名著，被称为商务印书馆历史上“译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译者。虽然朱先生早已不再从事电影工作，但是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很幸运地赶上了好莱坞电影最鼎盛的时期。
问：您是怎么进入华纳公司的，当时好莱坞电影是怎样进行宣传呢？
朱曾汶：我进华纳公司时，个人感觉是好莱坞电影引进的最黄金时期。当时是1945年8月份，我大学刚刚毕业，在《字林西报》上看到华纳公司要招考一名宣传助理，就马上去应征了，中间没啥耽搁。
当时的考法是，上午在小放映室里看一部华纳的青春音乐片，下午根据看的这部电影来写一则中文说明书，介绍它的故事。那时我刚刚从学校出来，英文是有一定的水平，但实事求是讲，终究跟外国人接触得少，所以要完全听懂电影的对白办不到。这时候就凭自己的小聪明，把文章写得十分华丽，细节的东西不写，只介绍大概的剧情。当时跟我竞争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第二天就叫我去报到了。
在华纳的工作是繁重然而多彩的。要写说明书，翻译片上字幕，订宣传计划。有时候也会搞一些宣传活动。如彼得•劳雷主演的一部恐怖片上映时，我们于深夜十二点在卡尔登电影院为单独一位观众放映该片，以测试其恐怖强度，实际上这部电影完全够不上“恐怖”标准，影院方面硬要把它列为恐怖片，以招揽观众。威廉•鲍威尔主演的Life with Father（《天伦乐》）上映时，我们就搞了个活动，谁家生的小孩最多，就可以得奖。因为电影里的主角有好几个小孩，所以叫《天伦乐》。我记得最后获奖者是一个做律师的，他有十一个子女，得了奖金大概是两千块。他马上把这笔钱捐给了一个家庭困难的同事。其实也就是为了宣传电影。
引进美国电影，宣传最吃重的一项工作要算译片名。片名与影片卖座有直接关系，因此影片方和影院方对它都十分重视。那时的影片译名不像今天那样根据原名直译即可，字数再多也无妨，而是偏重四个字头的，要典雅大方，有文艺味儿。如《马革裹尸》《鸳梦重温》《翠堤春晓》等等。片名一般由片方译出，再由院方一个专门机构审定，认为不满意就推翻重来，决定权在院方。我最得意的一个译名是前美国总统、当时的华纳英俊小生罗纳德•里根主演的《金石盟》，既契合原名 King's Row 的读音，又刻画出片中一对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我最失意的一个译名是英格丽•褒曼主演的Casablanca ，我主张依原文直译《卡萨布兰卡》，但院方认为没有生意经，坚持要译作相当俗气的《北非谍影》。
问：好莱坞电影在1949年之后，改革开放前，在大陆基本消失殆尽，被认为是反映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您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怎么评价？
朱曾汶：我在华纳工作六年期间，看过无数好莱坞电影。觉得当时引进的美国片子是最精华的片子，不知道你们对那些老片子是否熟悉。比如《蝴蝶梦》《美人计》《青山翠谷》《乱世佳人》《魂断蓝桥》《战地钟声》《深闺疑云》《寂寞芳心》《一夜风流》《鸳梦重温》……我可以一口气背一大串，全是百看不厌的片子。当时那些电影演员全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像贾莱•古柏、克拉克•盖博、亨弗莱•鲍嘉，格里高利•派克、查尔斯•劳顿，那时最红的女影星是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葛丽亚•嘉逊、凯瑟琳•赫本等等。现在那些电影演员，我一个都不知道，因为自从我离开华纳公司后，就发誓永远不再搞这些东西了。
以前搞好莱坞电影就好像犯了罪抬不起头，现在时代不同了。去年《人民日报》要闻版刊登了一篇李岚清的文章，说他为了帮助江泽民弄清年轻时喜爱的一支美国电影歌曲《月光和影子》的词曲，特地请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剧院几位教授，还有几位著名歌唱家，共同调查研究，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领导过咱们国家的人尚且直言不讳他年轻时的所爱，我们小小老百姓还有什么好顾忌、好自责的呢？我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时的美国电影就是好看，当时的美国电影歌曲就是好听！像《金发中的银丝》这支歌，我和我太太结婚六十三年了，直到今天还在哼唱。
不说好莱坞吧，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把旧社会的上海咖啡店拍得乌烟瘴气，一些戴鸭舌帽的人在里面胡作非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电视剧里的旧上海女士穿的旗袍的衩几乎开到腰间，也是瞎三话四，那时旗袍的衩最高才超过膝盖一点点。
问：那时候大部分观众对好莱坞电影都感兴趣吗？相比国产电影，好莱坞电影是不是占很大的优势？
朱曾汶：1945年的上海，因为之前八年抗战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上海成为孤岛，片源断掉了，电影没有了。电影公司恢复以后，把过去一段时间的精华全都拿来了。几家公司一共进了一千多部影片。当时美国八大影片公司全部在上海开业，其中有三家公司在虎丘路光陆大楼办公：二十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和华纳，前两家在二楼，华纳在三楼。
八大公司里，要数米高梅的片子赚的钱最多。我进华纳公司的时候，电影应该是最红火的时期，是最高潮，而那时的美国电影也是最干净的。华纳公司拍了很多文艺片，没有黄色、凶杀什么的。当时美国的《海斯法典》（Hays Code）里边，对男女演员接吻时间持续几秒钟，对女演员裙子的尺寸长短都有规定。
1960年代，禁令撤销，影片公司没了约束，才变得有点“不干净”了，但仍要视影片商及影片而定，并非每部电影都是这样的。当时电影也有分级制度的，只是不怎么严格。
1945年以后，国产电影有，但很少，电影市场基本上被好莱坞影片占领，所以这也是它后来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之一。那也是没有办法，一对比，美国电影是好看呀。我太太张芝那时在电台做播音员，播的popular song ，大都是电影插曲，都是当时的电影观众来信来电话点播的。
现在的事我们真叫看不懂了。以前大光明电影院，一个厅一千八百多个座位，国泰一千个，戏院越大，座位越多，号召力也越大，因此大光明一直雄踞行业之首。现在造的电影院，几十个人一个小厅，电影艺术怎么能扩大呢？所以因之而产生的，全是那种大片，要么是三级片什么片，来刺激你的感官，而不是真正拿电影来打动你。我们那时候看电影，比如看葛丽亚•嘉逊的《鸳梦重温》（Random Harvest），看《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根本不用像现在这样去考量什么价值观，而纯粹是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看，看它的艺术，看它的演员、导演等等。
问：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电影的引进有检查吗？
朱曾汶：当时国民党政府有检查小组的，他们倒不是检查黄色，主要是检查政治倾向。电影公司也有自己内部的检查。当时有一个团体，是美商影片公司的协会，就是当时八大影片公司的协会。这个团体内部自己会检查，主要是检查黄色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黄色，跳草裙舞有什么黄色？
问：作为电影公司的宣传经理，在电影放映期间，您要经常与电影院打交道的吧？您的活动费用怎么解决？
朱曾汶：我联系的电影院多了，国泰、大光明是我常驻的。每次一部新片开映，我作为宣传部经理，要去搜集影迷对影片的反响，还有卖座的情况。因为片子要安排档期，电影公司跟电影院之间最激烈的争论就是配给时间，要讨价还价。我们希望档期长一些。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始料不及的，比如说《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在美国是很轰动的，我们大概是在1948年放映的。当时的卖座情况并不怎么样，最后还要抽掉（提前下线）。为什么呢？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视，国际知识不普及，普通老百姓对片中的摩洛哥这种小国和它的历史根本搞不清。对国际大形势不清楚，男女主角怎么会走到一起也不清楚。再加上片上的字幕不像现在，当时的效果是蛮差的。我们当时的字幕，是刻好字用药水腐蚀出来的，放出来的效果是反光的，一闪一闪，看不清楚。所以观众看不懂，又听不懂。
译意风在当时也要看影院的，不是每个影院都有。但是译意风的效果很差，杂音多，声音刺耳，而且和原有英语对白混杂在一起，有很多人拿了都放在一边不戴。译意风应该说是失败的。
我进华纳公司的时候，工作是写说明书。当时我做了点改革，以前传统的说明书是以文言为主的，我进去以后，就坚决不要文言，要白话，而且要写得漂亮。这些东西我过去曾经保留过一些，“文革”当中全部毁掉了。
1949年1月，八大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员工为增加薪资，有过静坐活动，我自己也参加了。那时候物价飞涨，工资加得慢，那以后工资加得就快了。我当时是拿周薪。因为我是做宣传工作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有宣传费，在外面所有的宣传工作和活动的费用，全可以报销，填一下表格，一个礼拜当中的开销就开给你了。
所以，在外面的开销，包括吃饭喝咖啡之类，基本上全可以报销。我到所有有工作关系的电影院看电影，只要在票根上签个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去，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个华人经理有这个“特权”。所以那时候电影是看得很多的，比如说我经常到大光明看免费电影，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舒服。美国人有他的一套东西，他知道你，但不会来干涉你，只要看你的工作效果就可以。
站在电影院门口，为正好来看电影的熟人签票放行，是我当时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但那时也发生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次，我在南京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在记者招待会上认识不久的报人，和他新交的女朋友一同来看电影。我硬是把他手里的票退掉，另外签了两张花楼票给他，他们拿了票子高高兴兴地进去了。不料几天之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女友跟他闹别扭，原来那天他买的是楼下前排最便宜的票子，而花楼票是最贵的，女友说他小气，差点不跟他好了。
问：您当时还创办了一本电影杂志《水银灯》，介绍好莱坞电影，能谈谈这本杂志的情况吗？
朱曾汶：在看电影的同时，我还以麦黛玲这个笔名，写过很多评介好莱坞电影的文章，散见于当时上海各大报刊。由于从最新的美国电影杂志及《综艺》等专业刊物取材，材料新，面广，密切配合市场需要，因此颇受读者欢迎。我之所以用麦黛玲这个女性化的笔名，无非是借英文My Darling 的谐音表示电影是我的至爱。
1948年年底，我创办和主编了一本电影刊物《水银灯》，以评述好莱坞电影为主，兼及苏联和英国电影。创刊号封面是英格丽•褒曼，我们用黑色套印，衬托出这位惊世女星典雅高贵的气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英格丽•褒曼，我们爱你》的文章，把她捧上了天。改革开放后，美国电影重新进入，我忘了无情岁月对我们每个人容颜的摧残，兴冲冲地去看她演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啊，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就是我们当年为之神魂颠倒的亮丽女星吗？真后悔不该去看这部片子，让她永远在我脑子里保持青春的形象该有多好啊！
《水银灯》的作者方面，是当时的最强阵容，董乐山、马博良、李君维、徐汝椿、陈良廷、伯奋、朱雷、朱定西以及女作家施济美、著名报人姚苏凤、电影导演张骏祥等，都给杂志写稿。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外国影片公司及通讯社的密切联系，《水银灯》的影讯以快捷为特色，如1948年第二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于1949年3月26日在美国揭晓，《水银灯》在四天后的3月30日就推出了金像奖专号，结合主要获奖者作了专题报道。在今天，消息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在六十年前，这个速度是很不容易了。
《水银灯》在众多电影刊物中脱颖而出，广受读者欢迎。由于当时纸币贬值，我们坚持以银元付稿费，每篇一元至五元不等，已竭尽我们最大的财力了。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太厉害，白报纸价格暴涨，在出了九期之后，终于支撑不住，忍痛宣告停刊。
（同济大学汤惟杰老师对此次访谈襄助甚多，特此致谢）
上海书评
朱曾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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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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