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冥顽不化的"搜狐网友"给我公开留言，透着是一位假装的或真实但愚蠢的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将旧作（《IT经理世界》应当已发表）贴在下面，这一次，我允许自由发言。反正，我知道批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要触犯很多愚蠢神经的。没什么了不起，我根本不打算说服那些无用神经元。至于宣传部门嘛，只要搜狐博客不怕，我是不会怕的。

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这标题是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很喜欢，喜欢它的丰富涵义，就用它做了标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克里希那穆提《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于自强、吴毅译，史芳梅校，第147页，我读到了这句话："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接着，在同一页，我读到了这句话："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早期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例如洛克和边沁，列举过人类的数十种主要情感，其中没有"民族主义"情感，虽然这种情感在中世纪晚期或近代初期就已经萌发。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才变得强烈起来的，伴随着"上帝之死"和"民族国家"的崛起。为什么现代人会有民族主义情感？克里希那穆提的回答最为直截了当："对那些觉得自我扩张是重要的人来说，与更大的东西认同，在心理上是一种必须"（中译本第146页）。因为你觉得渺小由此而觉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灵魂要寻求与一个更大的"自我"结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耶克反对"集体主义"，因为就他的经验而言，从未有过什么"集体智慧"，在有集体主义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许多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经验与判断或许可从日本人在1960年代以后的"奇迹"得到修正，虽然我对这一点持着怀疑态度。因为即便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创造性的源泉也仍然来自个人。对人类头脑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重要的思想和理念总是在单个头脑里形成的。对话与社会交往对思想和理念的形成极端重要，但它们仍是外在的，它们无法代替单个头脑里发生的创造性过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集体主义"？因为，我觉得，只要还有个人主义，就一定还有集体主义。在中文写作中，我不能认同任何一种"主义"。虽然，注意，在英文写作中，哈耶克鼓吹个人主义----他在一本重要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第一章，向我们解释什么是"真的个人主义"以及什么是"假的个人主义 "。考虑到中文和英文在阅读和理解方面的重要差异，我不反对哈耶克鼓吹"individualism"就如同我不反对阿罗和布坎南提倡"方法论个人主义" 一样。与英文不同，"主义"在中文里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个体性确实日益凸显，从最初发生的细胞群落，到植物（集体主义的原型），再到动物（个体主义的原型），最后到信仰更高级存在的个人。物竞天择，我们看到个体性越受到尊重，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就越可以成功繁衍，直到今天，个体性最受尊重的人类群体，已经覆盖了地球，开始向地球之外繁衍。与此同时，请注意，群体内的每一个体的智慧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级。这意味着，智慧程度与个体性受到压抑的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自由（freedom），最初的起源应当是另一个单词----"自性"（autonomy），源自希腊。自性意味着独立和自治，因此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拉丁语传统内，自由就是个体性的解放，从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自由"才从"autonomy"转化为语词"freedom"----解除奴隶契约，使其成为"自由人"。

自由了的个人，可以有更高的智慧。以上是西方人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东方人的看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在我们东方人的经验中，事情总要被弄得更微妙也更复杂一些。例如，我们对集体主义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复杂的心情让我们既不希望抛弃它也不希望鼓吹它。又例如，我们对个人主义持有类似的复杂心情。总之，我们被我们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各种力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我们总要借助于传统智慧，寻求中庸之道。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什么是中庸之道呢？这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很愚蠢，因为，在他们的演化经验中，怎么会有人要寻求"智慧" 与"愚蠢"之间的中庸之道呢？亚里士多德会嘲笑说：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

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思想家，用英文向西方人布道，深得诸如赫胥黎爵士这类西方思想家的推崇。印度文化与我们中国文化之间，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 "，于是一位如此受尊重的印度思想家的布道很难被任何一位中国人说成是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虽然，我们也明白，印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伊兰人占领恒河流域之后）仍属于"两河文明"，与另外两大古代文明分享同一起源。关于这一看法，我存有一丝丝怀疑，因为我喜欢想象，我希望将来考古学家能够发现，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曾经密切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不论如何，假如我对西方人的演化经验表示了怀疑的话，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克里希那穆提的经验。而他的经验之一，如开篇所引，就是他相信凡智慧程度足够高级的地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不复存在。这一看法的等价表述是：当群体内的个体平均而言足够愚蠢时，就涌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斯密和康德，先后表达过"世界公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最初来自斯多亚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它是"基督教的舅舅"，以它自身的传承，它影响了斯密，以"舅舅"的身份，它影响了康德。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说，3月22日，台湾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国民党马萧配获得压倒性大胜，领先民进党长昌配221万多票。事情虽然已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22日晚马英九在台北国民党竞选总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向选民发表胜选宣言的那一幕，却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无法挥去。

　　当天晚上7时30分，马英九抵达竞选总部发表胜选宣言。他说，在过去一年里由南至北，他的团队接触过50万台湾人，“台湾人民的心声，我们都听到了：希望政府清廉，不是贪腐；希望经济繁荣，不是萧条；希望政治安定，不是内斗；希望族群和谐，不是撕裂；希望两岸和平，不要战争”　。

　　“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　

　　文章指出，马英九向人民保证，执政后的国民党，一定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努力倾听人民的要求，关心人民的苦乐，勇敢地反省检讨。“只要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是我们的头家、服务的对象”。

　　接着，马英九和萧万长两度超深鞠躬，时间都超过15秒。

　　此时此刻，与马英九那谦卑的言行一起叫人震撼和感动的，是主席台背景板上一行醒目的大字：“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

　　此次台湾选举，民进党输了，国民党赢了。究其原因，固然是民进党输在内部不团结、选举招数仍囿于悲情牌恐共牌、八年执政失败，一味操弄民粹而自食恶果。而马英九面对中国崛起挑战，学蒋经国提爱台建设，展现亲民作风，终于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是，马英九的个人魅力，他的亲民作风，他的谦卑态度，恐怕为他赢得民心加分不少。马英九懂得：只有谦卑才能赢得人心；赢得人心才能赢得天下。

　　谦卑是一种人格特质。按照行为科学的理论，谦卑是一种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的能力，它指的是个体会根据外部情景调整自己的行为。高自我监控者之所以会更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根据外部环境因素调整行为方面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

　　谦卑是顾及别人的立场及利益　

　　文章表示，谦卑是一种方法论。所谓谦卑的方法，就是要设身处地的体会别人的感受，站在别人的立场及利益思考问题，寻找己利与他利、私利与公利的妥协点与正当性。

　　谦卑是一种境界。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詹道存博士曾经诠释过他对于谦卑二字的理解：在和老师、学生谈话时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到和他们一样的高度。

　　古今中外，无数的成功者都深深懂得谦卑使人成功的道理。

　　文章指出，刘邦懂得谦卑。他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运送后需，我不如萧何；论集聚三军，攻必克，战必胜，我不如韩信。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刘邦在表面上虽然实力弱小，但他能屈能伸，善于用人，策略正确，善于纳谏，最终在垓下之战中彻底击败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成就了一番帝业。

　　刘备懂得谦卑。他举事初始，“将不过关张，兵不及三千”。刘备听到著名隐士水镜先生的推荐，不顾皇叔之尊，连番三次亲自登门造访才见到诸葛亮。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意所感动，答应结束隐居生活，出山相助。这才使刘备的势力一天天壮大起来，最终成为三国时三分天下的一方霸主。从此之后，“三顾茅庐”便成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代名词。

　　曹操懂得谦卑。他打了败仗检讨自己，打了胜仗感谢别人。他在世时颁布过三次《求贤令》，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突破了当时选人唯凭家世门第的藩篱。曹操用人追求实际效应，认为一件事情的外在再华丽也没用，最后看的还是结果。曹操通过他著名的诗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极有说服力地表现了人才越多越好。因此他的周围谋臣似雨，猛将如云。

　　唐太宗懂得谦卑。他掌政之初，即招揽一批文人帮助他制定策略，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扫平群雄。他体会到必须集合众人的智慧才能成就大事。“房谋杜断”，房玄龄心思细腻但优柔寡断，而杜如晦气魄宽宏、眼光敏锐，唐太宗就是靠这批人才帮助作设计与决断。更重要者，他还有一名要臣——魏征。唐太宗的考核工作不仅做到考核他人，而且善用魏征来考核自己的得失，所以能造成“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现代成功政治人物也懂谦卑　

　　文章说，毛泽东懂得谦卑。在谈到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常常都有精辟的见解和形象的比喻。他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把人民比成上帝：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他还说，人民是水，共产党是鱼；水里可以没有鱼，但是鱼永远离不开水！

　　李光耀懂得谦卑。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高度赞赏和评价新加坡招商引资、经济建设和政府管理的成就。李光耀说，中国会很快追上来，甚至比新加坡做得更好都不会有问题。因为新加坡的华人怎么说都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中国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2004年，在苏州工业园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上，李光耀对吴仪说，现在我们向你们传授经验，但是20至30年后，我们将倒过来向你们学习－－你们应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因为无论如何，你们这里有状元，我们没有。

　　文章认为，温家宝懂得谦卑。2003年6月29日下午，温家宝在香港礼宾府出席CEPA协议签字仪式后，向香港社会人士发表了充满感情的演讲。他说，第一次到了香港，踏上自己祖国的土地，由衷感到高兴、激动。温家宝说，在飞机上看到香港美丽景色的时候，想起了晚清著名外交家、著名诗人黄遵宪一首关于香港的诗，七言、四句∶“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诗名叫《赠梁任父同年》) 。诗言志，温家宝借这一首诗，在在表明了自己以杜鹃啼血之情、以精卫填海之心去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一份赤子之心。

　　李明博懂得谦卑。他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学生时代还在市场清理垃圾赚取学费，即使奇迹般地当上了现代建设的总经理，却对底层及弱势群体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这也使他更能关心别人，凝聚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民众，更能激发他解决问题的创意。从担任总经理到治理国家，李明博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他认为，没有一件事情不需要协商，因此他不怕反对的声音和反对的力量，“反对”促使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事情，同时他也学习不把反对者视为“必须消灭的对象”，而视为“须要说服的对象”。他的协商及说服的武器，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及利益思考，设法为反对者解决问题。

　　谦卑是什么？谦卑二字，既不深奥，也不难理解，无非就是谦虚加卑微的意思。但是，这两个字却是知易行难。难就难在很多人只知道谦虚，不知道卑微；只愿意谦虚，不愿意卑微。

　　文章说，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放下身段是理解是包容是不张狂，谦卑是忍耐是坚持是绵里藏针是以柔克刚，谦卑是难得糊涂是吃亏是福是大智若愚，谦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不急功近利是不好大喜功，谦卑是克己复礼是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当然，不同的人对于谦卑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解读，但归根结底，谦卑应该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是发掘、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的宽容和解的精神。

长期以来，受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影响，社会呈现出一种暴戾斗狠的风气，缺乏宽容和解的精神。特别是执掌权力的群体，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出发，来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往往把机会看做威胁，把朋友当成敌人，把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列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把依法行使权利说成是“扰乱社会秩序”。这些不正常不健康的政府行为，给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就拿最近西藏的骚乱来说，3月10日一些藏民游行示威，这是宪法允许的，即使有些口号不妥当，但只要没有违法行为，就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如果当局怀着宽容和解的精神，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构成对政权的任何威胁，相反，正是一个与藏民群众对话联系、改善关系的机会。如此认识，就不至于应用暴力手段横加干涉；即使必须出动警察，也应严格限制他们的任务只在于维持秩序。但西藏当局却出动大批军警，戒严追捕。据一位西藏负责官员在13日对朋友说：“我们依法带走了三百多人。”正是把三百多藏族同胞“依法带走”，才激起了拉萨和其他地区的骚乱，酿成了世界性的抗议活动，给奥运带来真正的威胁，进一步恶化了国家的形象。当然，那些打砸枪烧的暴徒和国外某些敌意宣传，以及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行为，毫无问题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最初捅出娄子的却是当局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他们的错误决策，怪不得别人。

由此可见，继承、发扬宽容和解的传统文化，在当前是一个维系着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的严肃问题，是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重大课题。

在先秦诸子的学说里，有许多关于宽容和解的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生灵涂炭。有识见的思想家便起而倡导宽容和解。道家主张无为，是最符合于宽容和解精神的。老子《道德经》的论述，如：“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上德若谷。”“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等等，都包含着谦退、宽容、和解的精神。与此相联系，老子反对战争，谴责暴力，如：“夫唯兵者，不祥之器。”“是以兵强则灭，术强则折。”“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他主张“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说文解字》：“仁，从人从二。”徐铉注：“仁者兼爱，故从二。”这就是说，仁是处理两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扩大开来，也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论语》里记录了孔子的许多关于仁的叙述，都与宽容和解有关，如：“泛爱众”，“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恭宽信敏惠”，等等。有人统计，《论语》出现“仁”字有109次，足见仁的思想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有人把孔子学说称为“仁学”、“人学”，不是没有道理的。待人宽容正是仁学的重要内容。
需要指出，不论是老子的“无为”还是孔子的“仁学”，他们的说教主要是以统治者为对象的。孟子更是把仁学仁道发展为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从这个原则出发，他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唯仁者宜在高位”。梁惠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说：“定于一。”再问他：“孰能一之？”他的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说明他反对用暴力来并吞其他国家的战争行为。他劝梁惠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并且引用孔子的话说：“国君为仁，天下无敌。”

儒家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含，就是“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就是要达到“和”的境界。《礼记》的“经解”篇有一个更具体的解释：“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这就是说，执政者的号令、方针、政策、措施要能使人民喜悦，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此外，孔子关于“和”的解释，还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等。前者据《国语》和《左传》上的解释，指的是物体由不同因素调和而成，“以它平它谓之和”，“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也就是《荀子》里说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济五味，和五声”，引申为君王要同百姓和睦相处，并且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后者指政策要宽猛相济，太宽了要猛一些，太猛了要宽一些，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除道儒两家外，墨子的理论也是充满了宽容和解的精神。他的核心观点是“兼爱”、“非攻”，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战争。孟子批评他“爱无差等”，可见他的爱是普及所有人的。他的弟子惠施还提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把爱扩及天下万物，这是爱的极致。即使是以战争为职业的兵家，也很注意“仁”与“和”。《孙子兵法》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把仁列入为将者的必备品格，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孙子还认为，“和”的原则对战争的胜败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图内”篇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对“和”的应用，可以说是竭尽其妙。至于后来的佛家，他们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更充分体现出对他人的宽容与和解的精神。

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凡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无不是统治者采取开明、宽容、和解的政策措施的结果。可惜，这样的盛世在历史上十分少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拒绝仁政，拒绝宽容，拒绝和解，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后，平反了冤假错案，对农民的包产到户采取宽容的政策，对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也从严格禁止转变为允许、认同以至支持、鼓励，从而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依然紧紧抱住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不放，在对内和对外的方针政策上，都表现出缺乏宽容和解的精神。例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公民享有这些自由权利，对于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现代文明、加快社会发展、改善国家形象，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执政当局却不能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公民权利，总是把它们看做是对自己的威胁，采取敌视态度，甚至制定有关法规，限制、剥夺公民的这些自由权利，进一步激化了官府和民众的矛盾。近几年来，官民矛盾既尖锐又紧张，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冤假错案大量积累，我们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弘扬宽容和解的精神，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紧迫。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宝库，我们应该从中发掘宽容和解的文化传统，批判阶级斗争思维，扭转政策取向，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化解民间积压的戾气怨气。

中共十七大后，全国媒体大肆宣传思想解放。我认为，思想解放首先要从党政领导干部做起，他们应当从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牢笼里解放出来，用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释放政治思想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在清理积欠的基础上，以宽阔的胸怀、宽容和解的精神面对未来，面对世界。这样，不仅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加快融入现代文明，而且可以改善执政当局的形象。当然，这样做势必会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阻挠，但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相比，和中华民族的前途相比，这些阻挡历史车轮的螳臂，又算得了什么呢？希望执政当局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作出正确的抉择。

（2008年4月12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今年是改革开放启动的30周年。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应该怎样从总体上看待改革开放的性质？官方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毛派则贬斥为“资本主义复辟”。我认为，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全过程来加以衡量，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所谓民主革命，就是以民主取代专制的革命，消灭专制制度，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自由化。这个革命我们现在远没有完成。

1、 中国现在还处在民主革命的时代
回顾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从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贯穿这个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主要斗争是在民主力量和专制力量之间展开的。在这个矛盾与斗争中，交织着民主的胜利与专制的反扑。由于两者力量悬殊——封建专制主义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民主主义理念却刚由西方传入中国，所以，最后总是专制压倒了民主：戊戌维新只维持了一百天，便被慈禧太后淹没在血泊之中；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取，热中于宪政的宋教仁惨遭暗杀；北伐战争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却造成了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专制压倒民主的历史又有了新的记录。新政权的建立，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它意味着一个民主主义新阶段的到来。当时，在经济上是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在政治上，《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政府机构里，约有半数领导职务是由非党人士担任的；在文化领域，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社会安定，很多地方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民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架构，但它并不是民主革命的结束，只是为完成民主革命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逐步铲除专制主义的遗存，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自由化。但是，在民主主义的表象下也隐藏着危机：暴力革命的历史背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及“不施仁政”、“独裁”、“一边倒”的宣示，等等，都潜伏着专制主义复辟的可能性。1953年，这种可能性终于成为事实，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后，又在1957年发动反右派运动，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才完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通过这个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类似于苏联的新专制主义社会。它在经济上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文化上舆论一律，定于一尊，在社会领域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这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分明是全面垄断的封建专制主义。专制主义革了民主主义的命，专制再一次地压倒了民主，中国从民主主义退回到了专制主义，中国人民依然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我们还处在民主革命的时代。

2、改革开放是民主革命的继续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前，中国社会曾经经历两次反专制反独裁的民主运动：被称为反右派运动的五七民主运动和为悼念周总理而开展起来的四五民主运动。这两次民主运动表明，即使是在专制极权的高压统治下，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焰，在民间仍然没有熄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粉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大家反思的中心，集中在怎样接受文革的教训，摆脱极权专制上。这就自然引起民主的发动，于是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表现为官方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民间的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民主论坛。前者的主要作用在于铲除个人迷信，克服奴隶主义，因而带有一定的民主性；后者则是直接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提出了明确的民主要求，比前者更具民主的彻底性。受民间舆论的影响，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和专制制度，以致引起了专制制度维护者的恐慌。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比1957年“右派进攻”还要严重得多，于是便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压制了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结果，理论务虚会的第二阶段草草收场，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民主论坛遭到取缔。这两条战线的民主进程被专制势力所阻扼，专制压倒了民主。但是，民主运动已经造成的巨大影响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它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使八十年代成为建国以来最为自由民主的时期。

长期以来，官方舆论都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说成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改革开放有了最基本的前提。但是它并不是改革开放的起点，真正的起点是安徽凤阳县农民1978年的包产到户，后来被称为“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个大胆的行动，打破了人民公社农奴制的垄断体制，突破了专制制度在农村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星火燎原的民主革命形势。结果是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不但生产发展了，而且释放了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积累了一些资金，于是有了小商贩、小摊贩、小手工业者。一个最原始的初级市场形成了，它是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挑战。相对于人民公社的垄断经济，自由的个体经济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已经占领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的民有经济，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与民间推动的民主改革相呼应，官方的民主力量也在稳步地迈开改革的步伐。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立经济特区，打开了对外贸易和外资进入的窗口。正是有了民间和官方两支改革力量的合力推动，才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好局面。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同时也意味着改革被纳入官方的轨道，官方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

经济体制改革是民主革命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它打破了垄断性专制性的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突破了专制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官方牢牢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改革的发展呈现出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趋势。

官方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民主和专制的混合体，在官僚群体中，既有倾向于民主的力量，也有坚持专制的力量；甚至就是在某些个人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民主和专制的两面性。就整体来说，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特权阶级是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的，具有维护专制制度的自然特性。但是，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打击，使他们意识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因而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改革。他们曾经是20世纪上半期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多少还有一定的民主观念，这是他们能够接受并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毕竟是专制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要维持专制制度。他们支持与推动改革，只能是以不损害专制制度和自身利益、甚至可以获得更多利益为前提，这就是他们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同时，在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尚不突出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支持民主改革，而当两者的矛盾尖锐化时，他们的态度必然向专制倾斜，抑制民主。这个特点，典型地表现在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是一个兼有民主性和专制性的人，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积极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主张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南巡讲话等等，表现了他的民主性。特别是当反改革的专制势力利用八九镇压的时机提出反和平演变的口号，企图扑杀民有经济，改革面临危机的时候，他果敢地外出南巡，鼓吹改革，甚至发出“谁不改革就下台”的威胁，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当改革的进展或民主的呼求触犯了专制制度的根本利益时，他便转而扼杀民主。如：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推倒胡耀邦，六四开枪，把赵紫阳赶下台，等等，都是他的专制性的反映。他一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却又一再地放弃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他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摇摆而终于选择专制的表现。

改革是一个整体性的革命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协调展开，均衡发展。但官僚特权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选择经济体制改革，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当经济领域的民主革命不断突破垄断，高歌猛进时，专制的政治制度却把它引上了邪路。这是因为，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赋予官员以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生产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他们以权谋私开辟了更多的机会。他们或是进行权钱交换，或是鲸吞国有资产，或是恃权走私，或是巧取豪夺，总之是千方百计地侵吞社会财富，迅速致富，使社会陷入两极分化的严重境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专制势力掠夺了民主革命的成果，民主革命面临着新的危机。

3、民主革命的危机和展望

当前民主革命的危机，表现为专制力量不仅保持着对政治、文化、社会三大领域的垄断，拒绝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且固守着经济领域的垄断阵地，抵制民有经济进入；同时，现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却源源不绝地流入权贵的口袋。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民有企业向垄断领域进军。但由于垄断势力的抵制，至今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民有经济虽然已经有很大发展，但在官府的多方盘剥下，步履艰难。在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所带来的优越性，早已发挥殆尽，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商品市场依然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总起来看，以改革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只对经济领域的垄断有所突破，民有经济奄有半壁江山；其他领域依然专制如故，垄断如故。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面临的民主革命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这个任务包括：1、继续完成经济体制改革，解除束缚民有经济发展的绳索，把垄断经济转化为自由市场经济，让商品市场占有全部经济领域。2、建立政务公示制度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行党政分开，共产党和国家权力划清界限；有步骤地扩大普选制，由下而上地推行官员民选；本着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进而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3、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废除执政党统管文化意识形态的不良传统，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4、发育公民社会，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兑现宪法规定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项自由权利；取消社会团体的挂靠、登记制度；建立农会，割断工、青、妇、文等群众团体与党和政府的血缘联系；一切社会团体，都应当奉行章程自定、干部自选、活动自主、经费自筹的“四自原则”。总之，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自由化。完成这个“四化”，就意味着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的完成。

改革30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这个四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民主化。阻挠民有经济向垄断领域进军的，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拒绝开放报禁的，抑制公民社会发育的，归根到底，都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目前全社会的所有黑暗的腐败的现象，都是它直接间接地造成的恶果。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现阶段深化改革的关键。

改革政治体制，首先要遭遇到专制势力的反对与抗拒。体制内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对比悬殊，是多年以来未能开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所以，目前急需发动民间的力量，促进体制内的民主力量发展壮大。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的结合与合作，将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

民间蕴藏着巨大的民主潜力。从1985年的记念“九一八”，1986年的“自由化”高潮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显示了以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力量。八九镇压摧毁了积累多年的民主资源，民主运动趋于沉寂，但知识界争取民主的努力却没有停止，透过文化专制主义的过滤，在一些报刊书籍上，不断出现知识界关于民主的呼求。进入新世纪后，有三股力量逐渐汇成民间的民主潜流：一是互联网的普及，已成为民间宣传自由民主的重要园地；二是《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有些构成了对专制制度的直接批判与间接威胁；三是由于文化管制而不得不拿到香港出版的许多书籍，在民间以盗版复印的方式大量流传。这三种民主发动的形式，为人们提供了揭示真相、探讨真理、总结经验教训、寻求救国之道的条件，在民间酝酿着新的民主运动。我在年初写的《2007：喜见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里，简要地介绍了在知识理论界、企业界、农民、青年学生中涌动的民主潜流。他们的思想观点的传布，是现阶段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蒙运动、维权运动和改革开放，构成为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如果说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主体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便是它的两翼。改革的主动权操在官方手里，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却是民间发动的。启蒙的对象是全体公民，当然也包括当权者，要启发他们从专制主义的蒙昧里解放出来；维权运动则以专制体制内滥用权力的贪官恶吏为对象，它直接冲击着专制制度本身。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是否能够推动改革的进展，是否能够推动掌握着改革主动权的执政者把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是新世纪我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形式，它是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形式。相对于暴力革命而言，改革可以使我们用较少的代价去换取胜利。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暴力革命虽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夺取胜利，但流血牺牲的损失太大，而且往往会带来传统旧势力的复辟，带来新的专制和独裁。因此，暴力革命不应当是我们的选择。但是，民主革命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从近几年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各地经常出现贪官恶吏对维权群众的残酷镇压，矛盾十分尖锐，形势十分紧张。遍布全国的这些星星之火，如果形成燎原之势，那将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暴力革命，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这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前景。
要避免这个前景，就应当大力宣扬宽容的精神，在官民之间建立起和解的桥梁。首先官方要有勇气、有决心以和解的态度对待长期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该承担责任的就承担责任，该道歉的就道歉，该赔偿的就赔偿，消弭民间的积怨，化戾气为祥和。这样，才能为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创造顺利进展的条件。我衷心地希望执政者能够在和平与暴力两种革命形式之间，作出明智的抉择。

作为民间的普通公民，我们的社会责任是积极推进和平的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可能的情况下，参加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我已经年届八十，不可能看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自由化的实现，但这个远景还是非常有力地吸引着我，我愿意和在座的朋友们一起，共同努力，为推进民主革命，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作者简介: 罗小朋，1947年生。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89 年至1992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访问，随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后代表国际民间组织在贵州从事农村扶贫。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重点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八十年代对中国农村企业的等级所有制进行过描述，九十年代在美国用中文发表“改革与中国大陆的等级产权”，“地方竞争与产权”，“包产到户与土地集体所有”，用英文发表“农村改革与地方主义的兴起”。近作有“赋权交易与地区间协调发展”（与张晓波合作），“价格改革历史评述”。现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任兼职教授，在贵州大学担任硕士生导师。

一、 中国政治改革的集体认知困境与根本原因
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难以摆脱这样一个集体认知困境：一方面，无论是精英还是百姓，多数人都相信政治民主和地方自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但另一方面，多数人也相信，中国人搞选举会乱，中国搞地方自治会分裂。

中国之所以陷入这样一个集体认知悖论，根本的原因在于几千年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中国精英从来不缺“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分子，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忍辱负重，能够创造“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但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彼此不能理性沟通。

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代价高昂，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排斥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也不是因为中国人难以认同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根本原因，是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不可能在精英阶层中培育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而精英阶层缺少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就不可能调动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不可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资源，从而不可能以较小的社会代价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二、 政改新思路的指导思想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新思路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建设理性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贯穿于改革的探索之中。为了改革成功，建设精英的理性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不仅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也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本身以及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改革过程的理性，而不仅仅是强调改革目标的理性。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精英阶层理性交往的产物，因此，只要中国精英能够不断提高集体理性，不断改进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中国精英就完全能够创造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体现现代文明精神的政治制度。

中国改革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当中国精英能够比较理性地沟通的时候，就能够激发出很高的集体智慧，迅速地开创举世震惊的新局面。在这方面，最经典的成功案例就是包产到户。改革之初，中国精英对于农业改革，也曾面临类似于今天政治改革面临的集体认知困境。当时大家都认识到集体化的农业体制是中国粮食短缺，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但是，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农业退回家庭经营就会导致政治灾难。

由于对改革历史的浪漫化叙述，今天有许多人都以为是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发包产到户，才打破了农村改革的僵局。这其实是对中国改革历史非常危险的曲解。如果中国的改革都要等到老百姓冒着坐牢的风险去突破，那么中国的改革绝不可能成功，而只可能导致又一场革命。

中国农村改革在八十年代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精英中存在着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其中，在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不仅有需要改革的默契，而且有一种极其宝贵的共识，那就是实事求是，谁也不能把一种改革的方案强加于人。包产到户首先在安徽局部地区被默许之后，多数省份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当时的江苏省，甚至在两省边界树立了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标语，一个字竟然有一人多高。

中国之所以能够突破对于农村改革的集体认知困境，不仅在于领导人的理性认知态度，还在于精英阶层成功地对原有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实现了重大创新。最突出的一个创新，就是智囊机构的诞生和发展。

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中央与地方的沟通。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高的道德风险。大跃进的失误以及后来的严重饥荒，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正是这种道德风险的存在，八十年代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和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认知的悖论：中央对改革方向和速度的判断要取决于地方的判断，而地方的判断又要取决于中央的判断。破解这一认知悖论，当然需要地方和基层的创新勇气，但是，一旦局部突破之后，如何形成全面的共识呢？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支持下，自发组织的智囊团的贡献，就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共识。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很难想象中国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能够如此顺利，如此成功。

三、 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

三十年过去，时过境迁，当年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已经完全不能应对今日改革面临的挑战。我们借鉴三十年前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是从当年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比如，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分区域的改革探索。今天，这一经验依然有重大价值，但是，今日的分区域探索，面临着当年没有的两大难题。第一，今日地方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已非昔日可比，第二，今日中国正在建设统一的法治，不能允许地方擅自突破国家法律的界限。如果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能建立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简单地模仿八十年代地方各自探索的改革经验，只会导致灾难。

中国政治改革的任何一种思路，都必然要面对这样两个困难的挑战，即如何保证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不发生动乱，在实现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不发生分裂。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两个困难，一些精英认为，中国根本上就应该放弃对民主和自治的追求。但是，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多数，并不认同这种主张。

那么，破解上述两大难题的钥匙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破解这两大难题的钥匙，就在于充分调动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来克服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全面改善精英阶层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以建设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新机制为切入点，推动统一法治下的地方自治。

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呢？中国政治大一统对人类文明秩序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超越家庭出身和地域背景，系统地激励和选拔最优秀的人才为社会服务。没有这一积极因素，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早就像其他大帝国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呢？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来自中国家天下的治理传统。这种治理传统把一切公共事务的管理高度个人化，并且系统地排斥地方自治，压制基层和地方公共空间的成长。历史证明，没有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公共空间的扩展，中国精英不可能发展非个人化的交往，不可能形成非个人化的交往习俗，更谈不上建设体现公共理性的沟通伦理和沟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精英的个人和集体认知，都受到地位（有权还是无权）和人格（君子还是小人）的严重干扰，非常难以形成客观的集体意识。

基于以上认识和判断，我对中国的政改形成了以下的机制设计：
1． 利用中国历史上县令由科举选拔由中央直接任命的传统，在全国公开选拔和任命约三百个县长，派往各省具有代表性的县份。

2．这些县长的最高使命，是培育地方民主自治的能力。为了真正完成这一使命，避免机会主义的短期行为，中央对直派县长建立全新的激励机制。在本地具备直选县长的能力之前，中央应鼓励直派县长连任。具体做法是连任次数越多，级别和待遇越高，允许出现省长级的县长。但是，直派县长一旦没有通过考核或失去民意支持，则不能转任公务员，而只能去竞争其他政治性领导职务或回到民间谋生，这一激励措施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政治家的非官僚化。直派县长离任后，经过数年的考验，如当地能够成功地，持续地进行民主自治，国家应对原任直派县长（可以不只一人）授勋，以褒奖他们对中国民主的贡献。

3．赋予中央直接选拔和任命的县长如下特权：每年到中央集中一个月，进行交流和培训。借鉴西方参院或上院议事规则，向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尤其是立法优先顺序的建议。在网上建立封闭的虚拟公共空间，以虚拟身份交流地方治理中的各种政策问题和法律问题，同时，中央领导也能够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与这些县官进行直接交流。连任后级别获得提升的县长，可以参与相应级别的决策，比如进入地市和省级常委。

4． 赋予省级如下权利：在非中央直派县长的县份，决定是否由省直派县长或县直选县长。各地选拔和选举的办法有一定自由，以鼓励创新和竞争。逐渐扩大地方立法权，允许地方改革本地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和地方司法制度。

5． 中央政府加快建设类似美国联邦政府的司法和执法职能，如派出巡回法庭，建立类似FBI的执法队伍，建立垂直的劳动执法系统。

6． 制定法律，允许受到地方恶势力威胁的地区人民请愿，由中央直派县长。请愿程序由中央决定。

7． 制定法律，允许中央调整各省中央直派县长的比例。

8．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多层次的公共空间，包括隐匿真实身份的虚拟公共空间，鼓励朝野精英在守法自治的基础上，在网上理性交往，以真实身份或虚拟身份议政和模拟参政。探索精英言论的公共评价机制和精英与民众的理性沟通机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间精英的议政范围和参政渠道。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在网上模拟宪政改革。

以上机制设计的一个关键措施，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拔和任命一部分县份的行政长官。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国存在的最大治理危机，是部分县域治理的失控。几千个父母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究竟在干什么，透明度非常低。更严重的问题是，县一级政权，在中国地方治理中极为关键，因为县域是中国几千年来最稳定的地方治理单元，自八十年代初财政分权以来，县级政权也是中国地方治理中全面整合资源，包括整合民间和政府，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资源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但是，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治理层级上，中国出现了权力和责任最严重的不对称，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上出现了许多百姓和中央都不满意的“形象工程”，出现了许多频频赴京的“访民”。

中央直派县官，不可能派到所有县，更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但只要有一定比例的县这样做，就有助于产生以下积极效果：

1． 极大地改善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不仅使中央可以及时地了解地方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央与省对话的信息不对称，对省一级产生巨大的改革压力。

2．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部分县官，对于有政治抱负的人才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分久必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统一的知识阶层——士。统一的士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偏好，就是志在天下，而不在本土。因此，对国家统一的偏好是中国精英的政治文化中最稳定的基因，建立一个充分开放和竞争性的地方长官市场，是确保中国地方自治而不分裂最有效的措施。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恶势力发展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张一律层层选举，是天真的洋教条。

3．当然，我国的一些地区也具备了扩大地方民主自治的条件，因此，正如没有必要一律搞层层选举一样，也没有必要对每个县都直派县官。新改革思路的灵活性就在于，每个县的行政长官都可以出自三种不同的选择，由中央直派，由省直派或由地方直选。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由这三种不同办法产生的县官的比例，中国就可以比较平稳和可控地向民主的地方自治过渡。

4．一百年前中国精英就接受了地方自治的理念，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现在看来，由于长期缺乏地方自治和法治的传统，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面临着特殊的困难。除了建立开放和竞争性的地方长官市场，为了确保地方自治不引发地方恶势力的猖獗，必须首先强化中央政府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这是新改革思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源自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历史和美国联邦制的历史经验。如果没有中央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制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难以确保普通人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是现代国家的常识。

5．中国现在面临的信息环境和技术条件之好是我们的先贤难以想象的。我们有比前人充分的知识和技术手段来设计和实施变革的方案，但是，如果精英阶层不能改变中国政治文化的陋习，就不可能进行理性沟通，也就不可能充分地整合各种内外的价值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改革落后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在于，克服政治文化的陋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政治文化一般都形成了自我锁定的机制。你要参政，你就要接受现存的政治文化，你要不接受，就自动出局。正是政治文化的这种自锁机制，使得许多民族难以摆脱政治制度长期落后的困境。现代的网络技术，为克服政治文化的自锁机制提供了一种新机会，这是因为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使人们超越现实中的交往方式发展体现公共精神的理性交往。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机会，如果精英阶层没有对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能力，没有道德的坚守和承当，什么样的技术也帮不了忙。笔者在改革新思路的机制设计中，引入了虚拟公共空间的建设，就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精英以“天下为公”的核心价值，能够提供足够的道德资源和精神资源，支持他们利用网络技术来打破中国政治文化的自锁。

舞台上的东西都是假的。
布景就是假的。不论台上的琼楼玉阁如何逼真，高山流水如何酷似，那都是让观众在台下看的；要是上台来从背面一看，西洋镜就要戳穿了，嗬，全都是用木料做出来的，统统是用布料画出来的！而且做的和画的只是观众在台下看得见的那正面，背面是看不见的，是木板、是布面、是支架、是吊绳。
其实服装也能这样，只要台上的演员不转身，始终正面对着观众，所有服装都可以像肚兜、像围裙，只有前身，没有后身；前面看看是西装、是旗袍、是晚礼服、是百褶裙；背面一丝不挂，露着背、露着腰、露着腿，甚至露着屁股，反正观众看不见，那要节省多少衣料和成本呀！
舞台上的道具也是假的。最常见的：刀是假的，枪是假的，钞票是假的，珠宝是假的。有时容器是真的，但里面装的东西是假的。比如碗里的鱼肉，瓶里的美酒。有时容器里干脆什么也不装，是空的，假装有。上一世纪的50年代，我们剧团在上海一家钢厂慰问演出，厂里有位工会主席，招待我们极为热情，不停地在化装间给我们演员送水递烟。戏开演了，他在侧幕边看戏，看得很入神。此时，他看到台上的一个角色背对观众，拿起桌上的空水瓶，向瓷缸里做了个倒水的动作，然后端起要递给另一角色喝。这位工会主席一看水瓶里没水，心想糟了，连忙一个箭步从侧幕边冲到台上，拿起水瓶和演员手中的瓷缸，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忘了灌水了，我去灌、我去灌！”说着就抱起桌上的水瓶和夺过演员手中的瓷缸，要到后台灌水。台下的观众还以为他是戏里的一个角色，不怎么在意，可台上演员却傻了，水瓶和瓷缸一拿走，下面的戏就没法演了呀！于是赶紧夺回水瓶和瓷缸，连忙对这位热情过头的工会主席示以眼色，低声地提醒说：“这是演戏！”可工会主席仍然热情高涨，说：“我知道，我知道，水瓶没水，怎么演戏？”结果他还是把水瓶和瓷缸抢走了……
舞台上的效果声也是假的，如汽车声、飞机声、鸟叫声，马蹄声等等。那时的舞台条件差，没有先进的录音设备，大都手工操作，如用筛黄豆摹仿雨声，用抖铅皮摹仿雷声。枪声也是如此，那是用竹片击打桌子所发出的声音。有一次我们演抗日戏，剧中有一情节是日本军官审问游击队员，逼他说出八路军的下落。游击队员不说，日本军官就拔出手枪顶着游击队员的脑门大骂：“八格呀奴，不说，就毙了你！”游击队员视死如归，坚决不说，日本军官就恼羞成怒，扣动板机，可此时在后台的效果师傅没配合好，忘了用竹片击打桌子。在台上的日本军官可就傻了眼了：“我开枪了呀，怎么没枪声呀？”演游击队员的演员也愣住了：“枪没响，我就没死呀，没死就不能倒下呀！”他只好还那么一动不动地挺着胸、仰着头，继续做出英勇不屈的样子。演日本军官的演员倒有些舞台经验，为了不冷场，他就装模作样地自语解嘲：“他妈的，老子的枪卡壳了！”然后又煞有介事地把枪对着自己，查看枪口。正在此时效果师傅回过神来，连忙拿起竹片狠拍桌面，“砰”的一声，枪响了！可这会儿日本军官的枪口正对着自己哩，好，游击队员没打着，反把自己打死了，倒下了。
舞台上演员的感情呢？也是假的。那笑容是装出来的，那眼泪是挤出来的，那纯洁是做出来的，那高尚是演出来的；越是演技高超的演员，表演得越是逼真，越能假戏真做。有对夫妻演员闹得已经离婚了，平时见面连话都不说，形同陌路，可在台上却演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照样演得感天动地，爱得死去活来，让观众无不动容。有个演员平时就爱小偷小摸，可在台上演起警察来，却演得大义凛然，完全是正义的化身。你能说他们在台上的感情是真实的吗？
戏剧舞台如此，那日常的生活舞台呢？也有假的。假酒、假药、假烟、假钞、假文凭、假发票、假新闻、假虎照……这且不说，如今连处女也有假的，那个“膜”是可以更换的，是人工的，是再造的，这实在难以想象！有人还把普通的麻雀涂上五颜六色，说是外国芙蓉鸟，给人买了回去，挂在阳台上，遇上大雨，羽毛被冲洗，地上一摊颜色，芙蓉鸟又变成麻雀。造假造到这个份上，也真绝了，那还有什么不能造的呢？所以说如今样样都是假的，唯有骗子是真的。
那些更重要的更堂皇的舞台呢？当然更有表演者，更有造假人；越是专门承载大会、盛会的那些舞台，就越是有更多的表演，有更多的做秀，有更多的粉墨登场，有更多的长袖善舞。全体举手的决议真的是民主决策吗？全票当选的领导真的是公正选举吗？种秧殿试台数十年何曾有实话实说？记者招待会哪一次不曾有真相隐瞒？
在戏剧舞台上，演戏就是演戏，演员毫不讳言。观众也都认可，就是来看戏的嘛，看完了也就完了。在政治舞台上明明也是演戏，可那些大戏子还偏不承认，看完了还要发文件，组织观众学习讨论，继续在台下演戏，你说讨厌不讨厌？虚伪不虚伪？
请记住：警惕台上的骗子，莫做台下的傻子。
前捷克总统、著名的剧作家哈维尔说：“要活在真实中。”可我们总是生活在虚伪里……

2008年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多事之年，正在中国人准备欢欢乐乐举办奥运会时，国内外反华势力发动了西藏暴乱等一连串事件，绑架奥运成了要挟中国的致命一招。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一场巨大的抉择，走自己的老路，还是按麻醉中国的两剂现代鸦片：GDP和民主的方向走？在下面这一组文章里，作者们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

民主派望着海峡对岸兴高采烈，台湾大选给国内的民主派带来了兴奋的激素，在电子版刊物《大道》最近一期的页面上，赫然写着这样的话：“对岸的花已经开了，那么绚烂多彩，让我们如痴如醉。”自由派们只想我行我素，但左派们却看到了分裂和解体后的惨重的损失,在他们看来,中共如果垮台，中国如果解体,那么60年的奋斗成果将化为乌有，中国还要继续贫困50年！在如此危机和动荡不安的历史关头，中国人如何把持住自己，要自由 民主，还是要一个完整的整体中国， 如何解决民主与国家解体这一对矛盾？民主化能保证中国不分崩离析、国将不国吗？

但不搞民主正义又不行，缺少权利约束导致的政府腐败日益侵蚀着发展的结果，一味金钱至上的铜臭改革不仅腐化着社会肌体也日益扭曲着民族的心灵，而思想的钳制和约束使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荒漠化，从而导致法轮功、基督教 泛滥和侵入，整个社会在日益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人愿意继续这种权贵精英式的“改革”了。怎么办？苏联式的变革很可能毁掉中国的完整性，这是因为中国不是苏联，大陆也不是台湾。中国隐埋着太多的历史旧帐 和恩恩怨怨。 这次拉萨的暴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危险性。这种暴乱模式往往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模式。它不仅会发生在拉萨，也会发生在内陆任何一个地方。因此，中国 如进行苏联和东欧式的变革，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如何避免破坏出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复杂的选择。如果中国政府在今后几年不进行矛盾消化，不搞政治大赦，不搞政治和解，不培育民间社会，放开民间力量， 缓冲社会矛盾，不重塑本民族的仁义文化，那么，破坏性的危险会越来越大，执政党的危险越来越大。

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道德和理想的社会，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学雷锋的社会，均衡发展的社会，这也是许多人的向往，并且这种追求有着相当大的社会 底层基础，但这一方向与民主化方向和精英政治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在今天看，中国的下一步政治变革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退回毛泽东时代，一个是搞西方民主化，如果都不搞，就只有原地踏步，维持现状， 但现状是难以长久维持的，形势和事态的演变会使三种社会力量和倾向越来越清楚地显现。

这使我们想象：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道路？它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三种选择和第三个方向吗？中国如何在一党制的情况下仍能实现民主和监督？一党制能不能满足全社会的民主与自由要求？这是中国模式的崭新课题。具体来说，中国模式应当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恢复共产党早期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主张，转变目前腐败、僵化的状态，更多地依靠工农群众，重新获得强大的社会拥护的基础，二是在取得强大的社会拥护基础之后，启用权威政治历来惯用的一种手法，变高压为怀柔，下罪己诏搞大赦，搞平反，下大力气化解历史矛盾，变GDP崇拜为公平正义崇拜，变金钱社会为道德仁义社会。当然，没有新的组织路线，执政党是决难发动这样的改革的。

这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实行起来也没什么难的。执政党的主动总比社会推动的被动要好。现在民主派总是希望一根稻草压垮一头骆驼的局面出现，尽管这是一腔情愿，但执政党必须引起重视。必须认真考虑第三条道路的选择。这就是当前中国存在的三种力量 和三条道路选择。 极左和极右的道路都难以走得通，第三条道路还是值得尝试的，但执政党必须聚集起强大的实施力量（特别是人才）来完成中国的第二次改革。没有人，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

通过下面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有一个极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左派总是在算经济帐，象张宏良教授的文章经常是建立在用数字说话的基础之上，而自由派们很少考虑经济代价， 他们更注重价值理念。 这就使倾向西方的民主派的改革具有这种特点：在依靠西方国家支持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害甚至出卖了本国的利益。因此，这种改革取向往往遭到社会的反对。

中国社会到底要选择哪个方向？ 第三条道路是否走得通？各派如何学会综合思考？这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大众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本网下面选择发出的这些文章，都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当前中国各派群体关注的不同方向。

从国际环境上看， 美国目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但如果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将巨大的债务推向别国，象中国这样的债权国就要遭殃了。中国正在面临这种威胁。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向内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已经牵动政治模式开始转变。中国政府必须及早注意这一迹象。

教育涉及亿万公民（或未来公民）的心灵塑造。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中国的宪政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拥有千百万具备独立人格、现代知识结构和开放视野的合格的公民，而这只有通过改革现行教育体制、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才能做到。

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的分野

公民教育就是以培养现代公民为目标的国民教育。现代公民不同于皇权时代的臣民，他（或她）应具有独立思考和观察社会的能力、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望、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尽到一个公民的职责以及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的品性。

要造就这样的公民，教育就必须具备如下两个特征：第一，包容性。作为知识传承之所，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普通中学和大学）必须把向学生提供全面的、非排他的普世性文明教育视为自己的使命。“普世性”在这里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总汇，不仅仅指自然科学（数、理、化、天、地、生），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文、史、哲、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等）所积累的人类智识。第二，非强制性。教育重在学生潜能的发掘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此必须给学生一个开放的空间，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允许学生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不同的学术主张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这一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尤为重要）。满足了包容性和非强制性两条原则的教育，才称得上是现代公民教育。

从体制上说，现代公民教育必须以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为前提，也就是，教育必须是一个公共的、独立的事业。现代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派，独立于特定意识形态，独立于商业社会的功利与短视。

党化教育则正相反。所谓“党化教育”，指一党专权条件下由“党”通过执政当局强力推行的、旨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教义和政策主张的“教育”。这种“教育”也有公共性的外表，因为党宣称自己就代表国家，代表人民；其实是把教育当作工具，通过教育的意识形态化把当权者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

党化教育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排他性，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明显；党会垄断对科学的选择权和解释权，凡不符合“党义”和当权者意识形态者，都在被打入冷宫之列。再一个是强制性，即学生必须接受党对“真理”、对周围事物、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容不得半点怀疑。学生必须认为党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特别需要指出，党化教育所诉诸的“强制”不一定表现为外在强迫的过程；恰恰相反，在一党统治仍然拥有群众基础、党的意识形态“如日中天”之时，对党的教义的接受完全可能表现为认知和心理上的自觉行为。只是在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危机、党对现实的解释和人们的现实感触截然不符时，党化教育之强制本性的狰狞面目才会暴露无遗。

简言之，党化教育预设了党对权力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沦为权力的婢女。党化教育与教育的本性、教育的崇高目标是完全矛盾的，是背道而驰的。虽然在党治社会的初始阶段，这套东西也可能、或确曾具有动员民众、实现社会整合的巨大功能，但从本质上说，党化教育只能是专制的执政者向公众灌输意识形态教条、论证自身权力合法性的手段；而在政权走向没落乃至危机爆发时，则必然会堕落为为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进行无耻辩护的工具。

中国现代教育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当政者）可能并不知晓，以公民教育为特征的现代教育在中国曾经出现过，并且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早在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西方文明影响的扩大，中国已经出现现代教育的萌芽。倡导新式教育的新式学校在各地涌现，构成对延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并使其制度化，教育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重要先驱力量。进入民国时代后，新式教育获得了更具时代感的表征，它不仅指教育内容不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八股策论，而侧重于现代科学、现代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强调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有责任感的现代国民，公民教育成为教育的应有之意乃至核心范畴。陈独秀1915年就曾撰文言：“外览列强之大势，內鉴国势之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1] 这当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关于中国公民教育应该承担的任务的一种特殊的、颇具代表性的界说。

事实上，中国现代教育的生长、以培养公民为核心的现代教育理念的升华和普及，本来就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走进来的外国传教士和走出去的中国留学生都为这个进程做出了贡献。中国的特殊不过在于，这种现代文明的接受和繁衍乃是与这个民族抵御外侮、追求自强的伟大斗争结合在了一起，所以格外具有史诗般的悲壮性。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何以五四运动会和北京大学相联系，何以提起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人们就会想起爱国华侨陈嘉庚。

以最终实现宪政为目标的国民党，在执政后推行的教育政策中，也有公民教育的内容。比如，1936年7月教育部修正颁行《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其中明确宣布小学的任务是进行“公民训练”，包括公民的体格训练、德性训练、经济训练和政治训练各个方面；而政治训练的目的是“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造就“健全的公民”。什么叫“奉公”？文件列举了4条：“我不放弃选举权，并且自由选举我所佩服的人”；“我热心参加学校的各种团体组织”；“应当出席的会议，我都出席”；“社会团体委托我做的事，我一定热心去做”。什么叫“守法”？《课程标准》也列举了4条：“我遵守各地方各种公共规则”；“我爱护法律赋予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我遵守国家的法律”；以及“我对于应尽的义务不推诿，法定的权利不放弃”。[2]

当然，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中还有党化教育这一维度，这引起了时人和后人的众多批评。当时的著名学者、也曾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的任鸿隽就尖锐指出，党化教育与教育的本性不符，“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教育要培养人智慧上的好奇心和独立感，而在党看来，这却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有可能动摇党所主张的信仰。[3] 这样的批评可谓一箭中的，颇具穿透力。

应当看到，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源自孙中山“训政”和“以党治国”的理念。这意味着，一旦“训政”结束，党化教育也当退出历史舞台。抗战胜利后召开的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4] 后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要求学生研读“总理遗教”、“总统训词”、“总裁言论”、“三民主义”等等，受到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这说明，违背历史潮流的做法总是不得人心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台湾民主化改革，最终还是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送进了历史陈列馆。

党化教育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语言中从来不用“党化教育”之类的提法，但恰恰是中共在拥有政权后推行了最彻底的党化教育。新的当政者宣称，国民党时代中国的“旧教育”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新中国”要搞的“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党的“伟大纲领”服务。于是，教育被彻头彻尾地意识形态化，成为当政者“教化”国民、实施思想一统基础上的社会整合乃至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

中共党化教育不仅限于教育领域，文学、艺术、新闻等都是宣传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不过，为了集中起见，本报告只分析党化教育在纯教育部门的情形。

在当代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中共党化教育具有核心地位。其特征包括：

● 党化教育获得包括宪法在内的当代中国法律的系统支持。比如，现行宪法的“序言”部分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与执政合法性的描述和规定，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就在第三条明确宣示“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第六条则强调“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在上述法律条文中，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得到了充分肯定。

● 由党垄断了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各类党的现行政策成为党化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的公民教育被政治教育所扭曲、所取代。党的教导、指示就是国家意志。学生得不到系统传授除马列主义以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机会，更不允许对灌输给自己的“党的声音”有任何怀疑。

● 相应地，在各类教育、研究机构，教师必须按照党的要求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术研究的自由被剥夺。

● 为实施党化教育，中共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支持系统，包括学校党务工作系统、公共政治课教师队伍、班主任和辅导员队伍、青年团系统以及由党控制的学生组织。学生入学、毕业皆有“政审”；学生的政治课考试不及格就拿不到毕业或结业证书；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糟糕甚至可能影响毕业分配和就业。反之，在学校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或入了党的学生通常会在年终评比、获奖、升学、就业过程中得到各种好处。

● 党化教育有国家财政支持作为基础。不管是贫困的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国家整体财富已经有了巨大增长的如今，在每年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高的中国教育事业费中，肯定会有相当数量的金额用于支付学校中专职党务人员和政治课教员们的工资及其他开支。更何况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大笔的金钱去支持那些和党化教育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或教材编写“工程”。

那么，这样的“教育”造成了什么社会结果呢？

在毛泽东当政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教育”确曾驯化出一代“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闯将”，他们真诚地相信党告诉他们的一切，真诚地要 “斗私批修”、为共产主义和“埋葬帝修反”的“伟大事业”而献身。这是这个“教育”的成功，却也是它的最大悲哀，因为它把真实的世界彻底遮蔽起来，让亿万中国人生活在“革命”的乌托邦幻觉之中，根本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尊严，也不知外面世界为何物。甚至，这种遮蔽还欺骗了极权主义体制的各级当权者，他们既是党化教育的急先锋，又是这种“教育”的可悲的俘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世界和中国自身有了更多、更真实的了解，也萌生出知识选择的更明确的权利意识。这使党化教育陷入新的窘境。一方面，党必须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面对市场化、权贵化、日益失衡的中国社会现实，党又拿不出既符合传统教义、又具有说服力的合理解释。于是，党化教育充斥了更多的空话、假话，充斥了更多的虚伪。举个例子：从高中生、大学生到研究生，中国成百上千万的青年学生至今仍然被要求熟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是更科学和更具实用价值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但即便是马克思的学说，其实也不过摆设而已，因为党绝不允许教师和学生运用这套有关 “剥削”的理论去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活生生的剥削事实。党化教育的传统说教和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党化教育不能不承担的粉饰功能，使这种“教育”越来越令人厌恶，声名狼藉。除了造成说一套、做一套的分裂人格，营造可怕而虚假的面具社会，实在很难说党化教育还有什么其他“社会贡献”。

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党化教育中断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伟大传统，背离了公民教育的普世原则，造成了公共教育领域的极度虚伪，已经到了不能不改、非改不可的时候。本报告相信，不但从事政治课教学的广大教师、党务干部，也包括大部分党的各级领导人，其实早已对党化教育这套内容和这套体制失去自信。中国的教育不能再搞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中国的宪政改革也呼吁进行真正的教育理念革新和教育制度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

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归结为：解构现存的党化教育体系，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尊重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保障这种自由，教育改革要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宪政改革将由此获得强有力的公民资源保证。

上述目标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解为这样几个子目标：

● 逐步取消各级各类学校的公共政治课，把政治课改为公民教育课，同时完成相关师资队伍的改造。

● 改革现存的教材审批制度，学校有编写、引进、选择教材的自由。鼓励编写高水平的，既体现现代普世化文明原则、又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公民教育读本。改革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课程体系，使其与当代人类文明主流接轨。

● 逐步解构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学生组织实现真正的自治。

● 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落实教育独立，实现教育家治校。开辟教授自由流动渠道，保障学术研究、教学自由。

●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办学”事业的发展，使民办学校获得真正的独立办学权和相对于国办校的平等生存权、发展权。

● 为中外合作办学、外国人在华办学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让中国的教育更开放，更具包容性。

把政治课改为公民教育课

严格地说，在当代中国，党化教育是一个从儿童开始就进行灌输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小学和初中的“思想品德”课程设计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5] 到高中和大学阶段，学生必须接受更加系统的党化政治教育。大学公共政治课即包括如下内容：传统马列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在研究生阶段还要求学生必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等课程。[6]

现在的情况是，政治课学生不能不学（不学毕不了业），学了又不信；其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学生不知道或不甚知道，这对学生的精神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很多学生一提到“哲学”，就认为是课堂上学的那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哲学存在。真正的现代公民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缺位，在中国的大学中由来已久，且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有良知的政治课教师对此的弥补作用是有限的，尽管这样的教师在高等学校中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政治课被要求必须传达党的最新声音，因此，每当一届党代会结束，政治课教材就要修改、补充，以便让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决议“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进一步凸显了党专制体制内政治课的思想教化和控制功能，尽管其实际效用早已大大下降。

改变这种害人的党化教育体制，首先是公共课程体系本身必须改革。为此，本报告主张：

● 废除“党的决议进教材”的做法，摒弃党化教育的传统积习

毫无疑问，要求学生必须熟读、掌握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口号、纲领，甚至以此作为学生能否毕业的依据，或依据之一，是只有专制国家才能见到的事情。这种做法早就应该送进历史陈列馆了。
公共教育课程具有系统性、严肃性，不能根据执政者政纲或具体政策的变化朝令夕改。

公共课教材作为文化再生产和精神传承的工具，只应当记载、并向学生传授那些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东西。

学生应该了解时事政治，也应该了解执政者的政策主张，但前提是承认学生的独立判断权，不能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什么、拒绝什么。18岁以上的学生已经是公民，有权对执政者的主张、政策提出质疑、批评。把执政党的决议写进教材，要求学生必须接受，是典型的专制主义逻辑，是中共几十年形成的陋习。当政者以为这是保持思想一统的得力工具，其实这种做法与现代文明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 在建设一个民主宪政国家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大前提下，设计并逐步推出小学、中学和大学公民教育的系列课程，培养健全心智，拥抱人类文明。

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平等对待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公民教育必须提供这样的知识框架和知识结构，让学生学习、掌握。仍以哲学为例，高中学生和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是必要的，但不能仅限于马克思的学说，世界上许多哲学大家（包括中国古代和现代哲学家）都应该进入学生的视野。哲学课的任务是让学生感悟智慧，教会学生理性地怀疑、独立地思考；至于具体知识体系的不同，应该鼓励学生在自由、开放的学习中决定取舍，兼容并蓄。哲学如此，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授同样应该如此。

这样一个开放的、自由学习的过程，将一扫当今政治课的沉闷空气，使公民课变得兴趣盎然。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这种学习将改变一代人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未来的中国人应具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更开阔的心胸，而这只有普世化的文明教育才能做到。

● 用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代替党化教育的“共同理想”

有人可能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应该有一个“共同理想”，否则何以凝聚？我以为，这要看“共同理想”如何定义。普遍人权、宪政民主、社会公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当代人类共同认可的普遍价值，公民教育强调这些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应该的，全无问题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各国通识教育中最为注重的内容。中国人对此大可不必非要搞什么例外。而中共党化教育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其基本内容被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7] 明白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特色论”其实是中共当政者抵制普世文明的代名词，从根本上说，这些东西仍然是旨在维护党专制的意识形态说教。

一直强调“共同理想”的中共党化教育如今已经造成许多中国青年人的远离理想，远离责任，这是党化“理想”教育与威权主义社会现实截然对立、而党化教育本身又无力解释这种对立的结果。改变这种现状，一是要使教育自身独立，二是要使教育面对现实。说真话的教育才会有感召力，说真话的教育才能培养一代有责任感的公民。

● 纠正党化教育造成的认知误区，使学生学会批判地、客观地、历史地认识过去，理解现在，把握未来

几十年来，为贯彻党的意识形态意图，维护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中共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课必须按照统一口径解释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现当代史。许多真实的历史被隐瞒、被曲解。1949年以前被笼统地称为“旧中国”，民国时代先贤追求宪政民主和国家富强的业绩许多不被当今的中国人所知晓，历史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历史”。1949年后的历史更是一部残史，反右、60年代初大饥荒、文革、六四都成了政治教科书说不明白、或者加以歪曲、乃至根本不敢提及的事情。历史甚至被遮掩、扭曲到这样一种地步：一些如今20岁左右的青年人竟然不知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两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

未来中国公民教育课程的重要任务是：解构“毛概”和“邓论”等提供的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帮助学生科学地、客观地认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不回避当政者（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曾经干过的蠢事乃至罪恶，也不因这种过错和罪恶而否认当政者做过的好事。这需要更加完整、不带偏见的历史知识，还需要豁达、宽容的人性支撑。当一个民族的大部分成员都通晓本民族的历史，并把历史（无论是正面纪录还是负面纪录）都当作财富公开汲取时，这个民族才是一个真正有希望的民族。

看中国如此，看世界同样如此。近年来中共党化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故意用“特色论”抵制世界文明主流，既开始承认“人权”，又承认得很不彻底，结果在“人权”和“主权”的关系上造成很多混乱。中共党内的一些保守势力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妖魔化“西方”，借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经历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片面鼓吹 “崛起”和民族“复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通过公民教育使中国亿万学生理性、客观地看待世界，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普遍人权原则，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理解民族主义的合理位置和历史性限度等，就成为极其重要、又有一定难度的事情。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既有做堂堂正正、不被人小视的中国公民和华夏儿女的气概，又有做一个宽宏的、以全球为己任的世界公民的情怀。让一代代中国青年人理性认识中国和世界，这就是中国公民教育应该担当起的职责。

推进公民教育，必须有成千上万有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合格、称职的教师

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中共党化教育体制内，马列理论课和公共政治课教师是一个专有的职业群体。他们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向学生传授各门和党、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现行政治有关的“知识”。在中国任何一所高校，都会有“马列教研室”或“公共政治课教研部”之类的机构，形成或大或小的教学群体，组织有关教学、考试。教育部还专门办了《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用来“服务于全国高校思想理论教育教师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同时“及时反映教育主管部门的全国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最新举措、动态和成果”。

中共各级党组织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政治课教师的培训工作。每当政治课内容有新的变化、改动，都要组织教师进行学习、培训，以“准确把握中央精神和新教材的主题、主线”，保证教学“不走样”。

那么，在中国高校中真正从信仰角度可称忠诚的马列政治课教师能有多少呢？肯定不多，否则党不会把“真学”、“真信”也当作这个职业的最高操守来褒奖。 [8] 更多的政治课教师是在混日子，拿一份工资、混一个职称而已。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在可能范围内给学生传授一些真知识。一般来说，凡政治课居然受到学生欢迎的地方，一定是授课的老师讲了些真话，而不再囿于教材的那些传统教义。他们甚至用各种迂回婉转的方式鼓励学生去独立思考，理解人生和知识的真谛，批判地看待现存社会，特别是它的各种负面现象。这样的老师，令人肃然起敬，也使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公民教育的希望。

本报告认为，要推进中国公民教育，必须有成千上万负有使命感、责任感的教师，他们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视野，又对学生充满爱心。一旦解构党化教育的工程启动，这支队伍的建设就会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目前，本报告对此尚提不出更多具体建议，但以下两点至少是可以考虑的：

● 改组原来的政治课教师队伍，鼓励原公共理论课教师改变、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特别是改变原来的教书心态，以便使自己胜任公民教育课程的新要求。一般来说，如今在大学任教的教师多具有硕士以上学位，中学政治课教师也至少是本科毕业。一旦转型启动，中年和青年教师使自己较快适应新课程的要求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当然，实在不能胜任的，也不能勉强。

● 鼓励有成就、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包括学术大家）到大学（乃至中学）担任公民教育课程，形成公共教育的崭新空气。公民教育是全民事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这项事业中，中国的事情就有希望。

学校要有编写、引进、选择教材的自由

中共对党化教育的控制，很重要的一条是对教材的控制。无论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各门公共政治课均由教育部根据党的要求统一颁布课程标准，教材编写必须依照这个标准。教科书的审定权也由政府垄断。前几年，本来还有些有限的改革举措推出，比如中学教材（包括政治课教材）允许不同的出版社参与编写，最终由教育部审定的教材也不再限于一套，这使学校和学生有了选择的可能。然而，至少就高等教育而言，近年又发生新的变化，党化教育及其控制体制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2004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此举被认为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举措”。该“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教材”和“编写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和教育部的参与、配合下，大约70种新教材已进入课题组组建和编写工作阶段。[9] 2006年秋开始，全国高校普遍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四年制本科的政治课被整合为4门，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4门必修课教材的编写亦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并作为工程重点教材“加强建设”。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总体规划》，到2012年左右，基本覆盖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主干课程的教材将全部编写完毕，提供给学生使用。

本报告认为，这是一个有违历史进步潮流的、严重的事态发展。

由执政党亲自组织的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党化教材编写工作，动用人力无数、耗资无数且不说，更重要的是这项“工程”一旦完成，不但全国所有大学生都必须采用同一套由党“钦定”的公共政治课读本，而且全国所有文史哲和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学生也必须采用体现党的最新意识形态要求的、统一的、而且是唯一的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主干课程教材！

这将是高等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教材领域党化教育体系的彻底垄断。它完全违背改革开放的真精神，违背中国千百万大学生对普世化人文教育的内在渴求，违背近年来正在逐渐形成的高等教育文科教材多元化的可喜趋势，违背中国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现代化社会的根本目标！

无论从狭义的教育改革，还是从广义的中国宪政改革的需要出发，这种情况都必须改变。为此，本报告呼吁：

● 执政者痛下决心，立即停止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上马这个工程本身就是巨大的错误。它说明一些领导者仍然生活在中世纪，仍然习惯于用传统党专制的思维考虑问题、进行决策。要知道，此类做法的要害是把执政党的一己私利（保住政权）凌驾于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上。把党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全民的做法将导致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真正扼杀。

● 高等学校应该有翻译、引进、选择教材的自由。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一些高校出版社翻译、引进了部分国外高等院校文科和社会科学的教材，这本来是件好事，有助于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开阔视野。执政者不应将此视为威胁。还是那句话，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成就应该被千百万中国学生分享。抵制这种分享不能证明别的，只能证明执政者对自己强行推行的东西根本没有自信。

● 更重要的是应该鼓励我们的教师和研究者编写既体现人类普世文明原则，又包括了中国学者对本土问题的思考、适合当代中国学生需要的公民教育读本。事实上，这些年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且富有成果。我们要向这些勇敢的、有眼光的编写者和出版家致敬！

当然，这样的工作还嫌太少。本报告期待有更多的人士和出版机构投身到这个伟大的工作中来。

作为党化教育的取代物，未来中国公民教育的教材必须体现包容性和开放性原则，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无须强行统一，让各种公民教育读本在百花齐放、竞相争奇斗艳中经受读者的检验。

● 与前述“工程”试图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课程教材彻底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方向相反，改革者今天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进一步革新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课程和教材体系，使其与当代人类文明主流真正接轨。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经验，正等待着我们的学者、教师和研究者们去总结。如果我们能够拿出一套、两套、三套乃至更多这样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新闻学教材，它包含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成果，又有中国学者和思想家的独特创造，那才叫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一切有良知、有抱负的中国思想家和教育家均应为此而努力！

● 改变现行教材审定体系和程序，政府不应垄断教材的审核和批准权。随着今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应该探索更科学的各级各类教材（包括公民教育教材）的评价机制，特别是社会评价机制。

解构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学生组织实现真正的自治

前文已经指出，为了实施党化教育，中共在各级各类学校建立了庞大的党务工作系统。高校有党委，各个系（学院）有总支或支部。组织学生听“党课”、吸收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是中共高校党组织的重要日常工作。中等学校和高校中的共青团组织也是党组织的重要“助手”，学生“入团”被认为是今后“入党”的一个阶梯。学生会本来应该是学生自治组织，实际上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此外还有班主任、辅导员队伍，他们构成党化教育控制体系的另一个方面军，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也要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旦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影响到校园，党务工作、学生管理工作系统就会根据上级指示立刻动员起来，管好自己的学生，看好自己的家，做到“守土有责”。2005年4月北京发生民众自发的反日游行，高校系统连续开会，深夜还有上级指示下达，要求各校必须把学生不要“上街”的“精神”连夜通知到每一个学生，组织控制之凌厉，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组织学生收看所谓专家录像，讲解为什么不上街才叫“爱国”和 “维护社会稳定”云云，学生亦必须到场，不得请假。

总之，学生是“羊群”，组织是“牧羊人”，学校则是“羊圈”。这就是威权主义社会背景下中国校园的真实写照。

中国行将到来的宪政改革需要的是雄鹰，而不是绵羊；是顶天立地的公民，而不是唯唯诺诺的奴隶。即如此，强调学生自治精神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解构党专制体系对学生的禁锢，就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

关于学生自治和共和政体建设的关系，我们的先贤早就有过透彻的论说。民国时代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言：“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只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养成服从的人民，必须用专制的方法；养成共和的人民，则必须用自治的方法”。[11] 这些话是陶先生将近90年前说的，今天读来竟仍然发人深省！学生自治能力培养与中国宪政改革的关系，难道不同样如此？请看，未来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需要合格的选民；未来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需要有判断力的公众；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需要千百万负责任的公民的参与。而公民维权，正是今日之中国到处都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在校大中学生以千万计，假如他们中的十分之一有志向并且有能力参与到公民维权工作中，这将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

可以说，解决了学生自治和自治能力的养成问题，就等于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储备了最好的公民资源。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本报告主张：

● 逐步解构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去除学生自治的组织枷锁。这当然是一件需要时间的事情。中共党专制体制的解构，涉及全局，需要最高当权者下定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层党的工作者无事可做。教育系统和别的地方一样，有许多主张改革的党内人士，他们完全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解构这个体制创造条件，做一些先期性工作。民间反对派力量则应该加大呼吁力度，同时提出更多的建设性、可行性主张。

● 共青团不能成为垄断性青年组织。众所周知，共青团这种垄断地位本身就是中共党专制体制的直接结果。未来的宪政民主社会中，青年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组成各种各样独立的组织。到那时，共青团组织是否还存在，只能由以后的历史去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组织不会再具有垄断地位，也不会再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一种奇特的组织要素，就如同今天的中国政治呈现给人们的那样。[12]

● 学生会应该是真正的学生自治团体。什么叫“真正的学生自治团体”？那就是学生会由学生自愿成立，领导人员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学生会必须反映学生的呼声，代表学生的利益，独立行使作为组织的职权，而不是校方党团组织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校青年联谊组织，也应该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 鼓励学生组成各类志愿团体，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今日中国的学生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只关注“小我”，不关注社会，这是威权主义“绵羊”加“铜臭”导向在一代人心灵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行将到来的中国宪政改革将唤醒青年人的热情，激发他们的勇气，锻炼他们的意志。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毛泽东的这句话倒是可以“古为今用”，用来鞭策今天的青年人，当然，不是“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以独立的、自治的学生团体身份投入到中国政治改革和公民社会建设的工作中。正是借助这个过程，原来的学生将一步步成长为合格、成熟的公民。

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落实教育独立

中国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课题，本节只从解构党化教育、落实教育独立角度做必要的分析。

中国现行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很多，核心是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没有摆对。中国大学的校长不是同行推举或专家遴选，而是政府任命。事实上，是教育部党组和省一级的党的教工委控制着中国高校的副校长以上人事任命权。此类制度安排体现了党专制的固有传统，各行各业都一样；但教育行业的“党管干部”还有一层重要意义，那就是保证党化教育政策在高校的推行。[13]

这套制度的要害在于，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教育独立，同时为教育官僚化、学术官僚化提供了体制土壤。中国的大学各有自己的“行政级别”，比如“副部级”、“正局级”之类，其荒谬自不待言。在一些学校，“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形同虚设，本应通过学术民主决定的事情往往是校长、院长说了算。大学不再是办教育的净土，而变成了弄权者的天堂。官本位传统加上威权主义体制下金钱社会的泛滥，在高校已经造成严重后果。近年来，国家对高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投入在增加，中国高校的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职务、职称、课题、甚至学位授予权等等都成了牟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在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导下，又有几个知识分子还能忠诚于教书育人、学术独立的理想？

显然，要改革现存教育管理体制，确立教育独立原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为此，本报告主张：

● 改变现行政府治理模式，逐步解构党务部门和政府对高等学校的人事控制权。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大学（公立大学）均应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它有权在法律范围内自主决定学校行政负责人的产生方式和具体人选。

● 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所有高校在身份上一律平等。相应地，在高校内部建立行政职员等级制，取消各级干部的行政级别。

● 在大学内部管理方面，提倡学术民主、教授治校、教育家治校。无论宏观问题（比如学校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具体事项（职称评定、课题项目申请及资金分配等），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应有更大的发言权乃至决定权。改变科研、教学成果评价方式，遏制学术腐败，使公共财政投在教育上的钱真正用在实处。

● 通过营造兼容并包的校园学术生态、建立教师合理流动制度，落实学术自由。解构党化教育传统，实现真正的公民教育，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为此，既要解放思想，允许那些“异端”主张走上大学讲堂，也要探索、建立更合理的教师管理和流动制度，使优秀教师资源发挥出更大作用。

走向教育开放，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

中国正在建设一个现代社会，完成深刻的社会转型。走向教育开放、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多元化有助于动员社会力量，实现全民办教育；有助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为中国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从政治角度看，教育多元化也有助于破除现存的党控教育体制和党化教育传统，使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主流接轨。

● 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事业的发展，使民办学校获得真正的独立办学权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民办教育曾经为中国的教育进步作出巨大贡献。以高等教育为例，民国时代就曾呈现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著名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是私立的，即它们都是由私人和社会捐资、而不是靠公共财政支持的大学。

1949年后，出于意识形态需要，中共不再允许私人办学，教育成了公办学校的一统天下。直到改革开放，私人办学才在“社会力量办学”的名义下得到恢复。目前，中国的民办大学已经有1000多家，在校学生数百万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

必须指出，尽管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了不少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的政策，但民办学校的独立办学权并未完全落实。大部分民办高校还不具备独立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资格，只是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助考”、“助学”学校。民办高校在专业设置、招生等方面仍受到一些限制。另一方面，党并没有忘记在民办学校中建立党的控制系统。在意识形态控制上，民办高校与公立大学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显然，这一切都有待改变。

中国私立大学应该产生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出现自己的“哈佛”，自己的“耶鲁”和“普林斯顿”。只有这样，它才能领民族精神和时代进步之风骚。解构党专制体制，对民办大学来讲，同样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方面，民办高校有自己的有利条件，毕竟，旧体制强加于它的东西更多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民办大学的举办者、操作者要具备国家进步、文明发展的战略眼光，突破目前体制划定的实用主义办学格局，多一些天下情怀，少一点牟利动机，这样，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战略伸展点，在推进公民教育，形成民间思想库，提供与中国宪政改革有关的、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等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

● 为中外合作办学、外国人在华独立办学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教育乃天下之公器。在如今这个全球化时代，教育资源全球共享正在成为一个明显的现实。就中国而言，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到中国来读书。这是中国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但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还受到相当限制，这也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外国教育机构必须同中国教育机构合作才能在中国境内进行教育活动，文件明确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即便是中外合作办学，也“不得举办实施义务教育和实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另外还规定“外国宗教组织、宗教机构、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合作办学活动”。

上述限制，反应了一个专制主义体制对所谓“外部势力渗透”的恐惧和保持意识形态一统的天然要求。

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拥抱现代文明，所有这些限制早晚都要被突破。

本报告主张，修改现行法规，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同时允许外国人在华独立办学。中国政府作为大国政府，应该有这份雅量和自信。我们不是在全世界到处建“孔子学院”么？那么也应该欢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明遗产和当代文明成果到中国来安家立户，应该允许人家的教师、办学者到中国来设坛讲道。只要我们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这种文化和教育的交流、融汇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而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张开臂膀欢迎它才是。

至于教会机构办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民国时代中国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不都是教会办的大学么？它们都曾为中国的教育进步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本报告主张：认真总结过去100年的中国教育史，认真借鉴当今各国的教育管理实践和制度安排，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允许、鼓励宗教机构（含外国宗教机构，也包括中国宗教机构）参与公共教育事业。

其实，不管是谁在办教育，只要这个教育属于公共教育范畴，并且是在宪政民主体制内运行，那么，它就会服务于公民教育这个总目标，并在这个总目标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注释：

[1]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新青年》第1卷第2期，1915年10月15日。
[2] 转引自谢泳“从小学公民课本的设计看教育理念”，载《观察》网站2008年2月3日。
[3] 任鸿隽“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载《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
[4] 萧公权当时就曾撰文，称赞国民党的这个决议案表示了实行宪政的决心，“其重要性是显明易见的”，“是我们教育政策的转变”。见萧公权“学术独立的真谛”，成都《华西日报》1945年9月27日。
[5] 以近年来教育部有关文件为例，2003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其中明确规定“本课程是为初中学生思想品德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的一门综合性的必修课程”。在课程的“思想性”方面，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实际，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养成遵纪守法和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情感，逐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这是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要求。不过，应该承认，在教材编写人员的努力下，小学、初中的政治课教材在内容和呈现形式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包含了更多普世性人文内含，形式也活泼了许多。
[6] 这些课程的名称和内容组合时有变化，而且经常根据党的“最新精神”进行改写、补充，唯一不变的是其党的意识形态的宣道者角色。
[7] 引文见“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署名文章，人民网2007年2月7日。
[8] 前不久官方对军队院校一位政治课教员的褒奖就是用了这样的词语。
[9] 见《光明日报》网站2006年5月15日刊载文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数字解读”。
[10] 见新华网2007年12月28日刊载文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
[11] 陶行知“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载《新教育》第2卷第2期，1919年10月。
[12] 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后，“团派”系统人士担任省部级以上高官者见众，构成中国政局的新景观。
[13] 按照现行《高等教育法》，中国高校虽实行“校长负责制”，但前提是在“中共基层党委领导下”，所以这个“校长负责制”是有条件的。

“五四”这个名词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十分熟悉的一个名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理解却存在着诸多误区，我认为这些误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误区是将“五四”狭隘化，一提到“五四”，就想到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并且火烧了赵家楼那一幕。第二个误区是将“五四”单一化，或者说做“一元化”的理解，即把“五四”理解为全盘“反传统”、“反儒家”的运动，仅仅是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反对旧文化的运动。第三个误区是把“五四”政治化，即把“五四”与后来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片面地捆绑在一起。

那么，真正的“五四”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真正的“五四”首先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五四”绝不仅仅是指1919年一批学生上街游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一次重大的变迁，其起止日期大致从1914年、1915年开始，到1924年、1925年落幕，前后大约十年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时期。期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

我们知道，现在讲“市场经济”，讲“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是在1914年到1921年，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时期，持续了大约六七年的时间，“民营企业”、“民营银行”都是在这个时代蹿升起来的。因而“五四”不仅是政治的“五四”，也是经济的“五四”。“五四”还是社会的“五四”。那时，“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等话题在公开的报刊上都有广泛的讨论。所以，我想说，“五四”完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想，都获得了空前的同等表达的机会，无论是独立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等等，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这个意义上，“五四”更主要的不是反传统，而是引入新思潮，引入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

记得历史学家陈寅恪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书虽多，不过基本的只有几十种而已，其它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这几十本书基本上都是先秦时代的创造，包括《论语》、《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等，这些著作都出现在中国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个时代，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社会理想都有同等的表达机会，所以创造了思想和文化的繁荣。那个时代是个乱世，乱世的好处是没有“天下定于一尊”的标准，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文化基本上被归结到了儒家这一宗上，而且长期以来对儒家进行不断的一元化的、政治化的解释，这使得我国文化的创造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从那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几乎都是在儒家的轨道上按部就班，最多有一点“儒道互补”，“儒”是主体，“道”是补充。这种格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大约两千年，实际上，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已停滞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一刻就结束了。

“五四”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百家争鸣”时代。为什么在“五四”这个时代会再一次地出现“百家争鸣”？这是有历史大背景的。这个大背景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中国这个民族要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那么，我们找到的第一条出路是什么呢？从历史教科书中可以知道，第一条出路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人家的技术——坚船利炮，你有枪，我也有；你有炮，我也有；你有军舰，我也有。这一步我们学的是人家的技术层面，产生了洋务运动，包括建立了北洋舰队。但是，我们虽有了相同的舰队，相同的炮，在甲午战争中却惨败于一个蕞尔小国、一个从未被放在眼里的岛国日本。在此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朝野上下，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开始在技术之外寻找新的资源，这就产生了“戊戌变法”。这个“戊戌变法”真正的高潮只有103天，所以也称“百日维新”。这条路还是没有走通。接着又蒙受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样的民族耻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连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都仓皇出逃，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路上饱经风霜之苦。这种苦是深宫之中养尊处优的她没有经历过的。吃了这样一番苦头，到了1900年，她决心接过光绪帝在1898年变法的衣钵，开始了“晚清新政”。在教育方面，她推行了包括废除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等一些新政。今天我们的学校，就是在慈禧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些新式学堂奠定了近代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模式，奠定了基本的学制——小学、初中、高中。她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特别是1906年搞了一个“预备立宪”。当时她搞宪政当然是有各种原因，比如迫于压力，为了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命运，可能带有欺骗性，但无论她有什么样的动机，从客观上，她实施的新政推动了中国从一个古老的专制国家开始向近代国家转型。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当时中国外有民族危机，内部更是矛盾丛生，种种问题，最终导致慈禧死后不到三年，武昌一声枪响，一场小规模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颠覆了，而且把绵延了两千年的帝王一统江山的模式一夜之间翻了个个儿。从此之后，任何人，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无论是什么人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称王称帝，不可能得逞了。我们知道袁世凯称帝只有83天，张勋复辟只有12天，也就是说帝王一统山河的模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行不通了。“五四”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那么，“五四”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有一个标志性刊物，叫《新青年》杂志，它创刊于1915年9月（最初叫《青年》杂志），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差不多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的美国，一批留学生在1914年成立了叫“中国科学社”的小团体，创办了一家影响非常深远的（尤其对自然科学）《科学》杂志，这个《科学》杂志与《新青年》杂志遥相呼应，比翼双飞。两个不同的杂志，不同的定位，它们追求的东西却是相通的。我们知道后来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的主题概括为“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实际上，科学的观念更多是由《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来阐述的，陈独秀阐述更多的是“德先生”，他打出的旗帜主要是“德先生”。由于《新青年》、《科学》杂志的出现，中国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或者说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因此，从根本上说，“五四”就是重新寻找方向，重新为中华民族定位。这个起点对于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起点。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我们的前辈们开始把古老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社会之中。

沈元，也许和人们所说的文革中被害的烈士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人有所不同，但是他悲惨无助的命运使我心情异样沉痛。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化妆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使馆？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愚蠢，太戏剧化、太无成功可能、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但这的确是真的。那一天，沈元买了盒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身上假扮成黑人，进了某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谁知该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国政府。沈元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来，有何价值？岂能被收留?而且对方又如何承担得起外交风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这是“叛国投敌”，当然是“罪该万死”。

沈元注定要命丧黄泉更因为他又踫到1970年1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碰到“严打”，即根据政治的需要不时以运动的方式特别“从快从严”惩办某些特定的“罪犯”。这份编号为〈中发〔1970〕4号〉文件指示说：

“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 于是，羸弱书生沈元也被列入“无恶不做，危害很大”之徒，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个月之后，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为什么沈元这样显露十足书呆气的一介书生，竟然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装扮成黑人、逃入外国使馆的这条不归路呢？这应该是一个很浅白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追问，而且要年年追问！余杰评论这个几乎四十年前的事件时，想到今天中国大陆许多人也饶有兴趣的“行为艺术”，说，如果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话，它足以让今天中国所有的行为艺术家们都瞠目结舌、并甘拜下风。当然，这种性命攸关的事，绝不是艺术灵感冲动的结果！谁都可以想象得出，沈元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其灵魂深处一定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况且沈元是这么一个人——从他一向的言行可知，他对中国的同胞、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历史充满深沉的爱，充满单纯的爱。

当时，沈元实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他刚结婚不久，小两口日子刚刚开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丽，既纯洁又贤慧，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呢？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人所难以体会的。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点点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尝愚蠢到要走上这一条几乎注定的死路？！

二

让我们从沈元曾经有过的兴奋的时刻说起。

1956年，年轻的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这么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奋。在北大学习期间，如他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言：他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他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当年学习生活的情景。

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勤勤奋奋当一名学生时，书生气的沈元竟因一个不幸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他出于好奇心，也因为并具的聪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译并议论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

1961年，“摘帽”（摘去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1962年，沈元在北京学术刊物《历史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内行人评说，这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复旦大学的周予同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

沈元是姑母推荐给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的。刘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家黎澍的门下。正是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刘导生和黎澍都是爱惜人才的有胆识的领导；最主要的还因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毛泽东的极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议，一时比较收敛，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了一些。不然，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的研究机构的。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

当时知情人知道，所谓“转机”背后有杀机。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

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仍然不依不饶，又再次告状，甚至联名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脱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1966年“文革”爆发，沈元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他这个“权威”是其中最为年轻的了，当时才二十八岁，同一名单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是他的老师辈。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沈元被连续批斗陪斗，惨遭各种侮辱，丧失了全部人格尊严,在走投无路之下，发生了前文所说的事件。

三

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文革结束以后，终于有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

关于沈元之死，可说的可以很多很多。沈元这个上海人，出身书香门第，一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孱弱、面皮白净的书生，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他即使在狱中，据昔日狱友们回忆，人缘也非常好。“自己病成那样，还把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吃。”“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但是这么一个沈元，早在“文革”之前，已为许多人所嫉妒所追堵所不容。他与那些人无冤无仇，他们何以这样咄咄逼人?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他更是可怜巴巴地孤立无助，一步步被逼上绝路。沈元被捕后，他的案例交给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同事讨论时，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也许有人还觉得沈元就是可笑之至，甚至是“罪有应得”。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悲哀和耻辱。

刘再复在〈面对高洁的亡灵〉一文中，痛切地解剖自己的灵魂：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青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他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

人们明白了，暴政可以是双重的，不仅有独裁政权的暴力专政，为独裁政权所愚昧的民众也可推波助澜施加多数暴政。人性的卑鄙，制度的罪恶，沈元案件提供了一个令人万分悲愤的标本。

2008年3月29日，由中国和解智库召集，首次以“冲突与和解”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杜光、陈子明、周舵、刘晓波、黎鸣等20余名华人学者先后发言，会议由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主持。现将录音整理完毕，奉献给读者，以便于公众可就“和解”这个议题继续探讨争鸣。 （注：文本根据发言顺序整理，并经过书面化处理。）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学者的光临。在奥运会之前，大家都感受到有一种风声鹤唳的味道，各地的冲突事件有集中爆发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西藏刚刚爆发了195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事件，已经有不少人员伤亡。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冲突频仍的国家，1949年之后更是强调斗争哲学和仇恨文化，其间造成的人道灾难不可胜数。援引南非、北爱尔兰、韩国等国家的政治转型经验，政治和解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这些国家化解悲情、走向团结与和谐的关键因素。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执政党也久违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取代施行了近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理念。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以真相促正义、以正义促和解、以和解促和谐”，和谐的前提是真相得到揭开，正义得到实现。由此，我们这一群认同渐进、妥协、宽容、博爱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发起组成了和解智库这个开放的言论平台，尝试就和解理念发出声音，给包括执政党在内的社会各界提供各种建言，并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者第一次就和解问题展开学术讨论。

这次讨论会每人主题发言十分钟，回应提问十分钟。

丘岳首（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学博士）： 把“和解”这个概念推向公共舆论，我以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点。受制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和解”这好东西被我们冷落太久了。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确实是处在弱势，没有多少话语和活动空间，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出“和解”这个话题，自然会遇到很多来自各方面的误解，甚至恶意的猜测，我觉得很正常。强烈反感“和解”这个概念的人，我们也充分理解，因为他们受到的灾难那么深重，有些人甚至失去家人亲人。所以他们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够逐渐对“和解”逐步的来理解、来接受。这个工作非常的艰难，但为什么还要做，主要是我们觉得反对派的工作需要有些新的思路，需要有一些分工。高压绝对是重要的，这个态势是不能减弱的。但同时需要有一些换位思考，多考量体制内的开明派在想些什么，因为体制内也分化得很厉害。不少位高权重者对以后自己及家人被清算的恐惧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阻力，我们能否在交易成本的计算上给予与时俱进的对应？还有很多方面，从历史和文化传统角度讲，咱们这个民族严重缺乏“和解”精神，虽然说和为贵啊，什么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一直是暴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绝如缕，充满着暴戾之气。

再从全球化视野来讲，近几年冲突与和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据我个人了解，海外不少大学都纷纷设立与“冲突与和解”相关的研究课题。联合国也加大力度，要来推广南非的经验、北爱尔兰的经验、东欧和亚太地区南韩、台湾等的和解经验。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觉得这个工作可以尝试来做，所以我们就建立“和解智库”冒昧地把这些东西推出来。在没有多少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勉强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办了一个冲突与和解的网站，把一些文章收集一下，把我们的思路先挂上去，就是期望有各界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同道一块来做这个工作。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条最好、唯一的路。我们知道全方位的抗争、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评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但今天我们想听听各位在座的朋友对“和解”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以便改进和更好的展开我们的工作。

黎鸣（北京独立学者）：“冲突与和解”，说实在话，和解是应该的。中国人为什么表面素质这么好，实际上冲突却非常大，为什么？这跟中国的传统有关系。要和解就必须讲理，不讲理就不可能和解，所以说白了，关键在于讲理不讲理。大家也知道我在网上反儒，反国学，反儒家传统，我还要反下去。如果我不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的话，那我就不叫黎鸣了。因为我对这个儒家传统看得太清楚了，中国2000年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儒家传统，中国先秦有很多家，所谓百家争鸣，对不对？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儒家，其实最不讲理的就是儒家。我现在正在写一部有关逻辑的书，逻辑是什么，逻辑是讲理的工具。中国的所有这些学派，只有儒家是彻底没有逻辑的。你随随便便看中国的任何一本逻辑书，逻辑思想书，最有逻辑的是墨家，其次是道家，再其次是名家、法家，而儒家，根本就没有逻辑。没有逻辑就不可能讲理。他讲另一个“理”，是讲礼的礼，但是那个“礼”，说实在话，就是中国人分五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这五等永远不变，等级永远不变，君子永远是君子，小人永远是小人。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们说我理解错了，君应该像君，臣应该像臣，父应该像父，子应该像子，其实他们都只从字面上去看这个。孔子讲正名，按道理正名应该是逻辑的开始，但是孔子的正名是正人的身份，你是君子，你永远是君子；你是小人，你永远是小人；你是君主，你永远是君主；你是臣民，你永远是臣民。正是儒家造成了这个不讲理的传统，包括现在的中共，按道理说，从历史上看，最初建立中共的都是反儒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是反儒的，现在反过来了，中共要支持儒家，宣扬儒家，为什么？他们也终于看到了这里面的奥秘，也就是不讲理的奥秘。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人的不讲理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就是儒家的传统，2000年不讲理的传统最严重的，就是造成了一个不讲理的政治的传统。

例如，于丹在《论语的心得》中，第一篇就是“足食足兵民信之”，就可见这个于丹为什么要写这个《论语》心得了。把孔子的这一句话放在了书的头上，当作了整本书的核心，足食足兵民信之，有饭给你吃，当局又有强大的武装，你就乖乖的“信”吧，这不就是于丹的这整本书的核心“精神”吗？之所以中国人这个不讲理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关键就在始终存在这个儒家的传统。和谐也只能是假的，我们讲和解，人们误解你，本身你就是一个被压迫的阶层，结果你提出来跟强者要和解，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受过迫害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对不对？我跟他和解，他能跟我和解吗？我愿意跟他和解，他愿意跟我和解吗？对不对？只有儒家传统的人，会绝对把权力当作禁脔，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理可讲。你要是想跟我分这杯禁脔的羹，我就绝对要消灭你。中国历史上不就是这样么？父子之情都不讲，更不要说讲理。为了当皇帝，父亲可以杀死儿子，儿子可能杀死父亲。权力就是禁脔。只有在讲理形成了新的传统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这个不讲理的问题，要讲理那就需要辩论，不允许辩论的目的就是不允许讲理。这才会不让别人发言，取消别人发言的权利。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不就是因为有这个不讲理的传统么？中国历代，诸子百家，也只有墨家坚持要“辩”，而其他各家都是不“辩”，你看孔子不“辩”，包括被曲解了的老子基本上也讲不“辩”（道可道，非常道），道家讲不“辩”，法家讲不“辩”，都讲不“辩”，只有墨家，墨家要“辩”。因为墨家说实在话，他属于劳动者的阶级，所以阶级立场决定了这点。正是因此，就只有墨家才会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学。但是墨家的逻辑学也早就已经失传了。世界上三大逻辑，只有西方的逻辑在不断发展。中国墨家的逻辑学没得到发展，而且两千多年沉寂了。一个没有逻辑的民族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而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就只能是一个习惯以暴力权力说话的民族。

丘岳首回应：我带了一篇文稿与会，谈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有三次大和解的良机，就是因为政治强人的不讲理而错失。第一次袁世凯把宋教仁给杀了，典型的不讲理。当时宋教仁的思想已经完全是议会道路的，在1912年宋能有这样的思想很不简单，可惜蛮不讲理的军阀武夫硬是把他给枪杀了，这一枪把近代中国第一个初生“和解”婴儿击毙了；第二次是1945年，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劝他当“老二”，在议会里解决与国民党的政治纷争。可是一直做着帝王美梦的毛怎么愿意当老二？屯兵，积粮，为的就是独占不容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就是因为不听胡适等的讲理，国共双方打得天翻地覆，伏尸几百万；第三次就是1989年的“六四”。胡耀邦、赵紫阳主政那十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平反其实就是大和解，令千家万户重新有了欢声笑语，可惜的是，那些马背上打天下的暴力迷信者以及部分壮志冲霄汉的学生领袖，根本就听不进知识分子规劝和解的理性话语，无愿通过对话、妥协来化解危机。和解的机缘再次被天安门的枪声击碎。

周舵（中国和解智库成员，北京独立学者）：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以真相与和解为己任》，涉及的就是“和解”的话题。尤其是专制政权结束之后，那肯定就留下很多在专制政权执政期间所犯下的很多反人道的罪行。怎么去处理这些专制政权的文化遗产？我把他概括一下，大概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就叫西班牙模式，就是当年佛朗哥这个专制统治下，所留下的很多历史遗产。他们的解决办法就叫做遗忘。主要原因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40多年了，当时的这些当事人死的死，老的老，所以年轻一代也差不多把这段历史给遗忘掉了。所以他这个处理的办法就是索性让他过去了，他的好处就是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少去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障碍。因为你要清算的话，一定会把老账给翻出来，就会把原来的一些旧伤要揭开，就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就会有一些新的仇恨会激发起来。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样做是对民族转型不利的，所以遗忘有这个好处，但是同时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正义，正义得不到伸张。另外的一个模式是正好相反的一个模式，就是东欧的几个国家，叫东欧的模式。东欧这个模式就是清算。把历史的老账全都翻出来之后，按照一个正义的原则去清算这些老账。那他的好处和坏处就正好相反。他的好处就是正义得到伸张，代价就是给民主转型添设了一些障碍。第三种模式就是南非模式。南非模式就是叫做“真相与和解”。兼顾这两个目标，一方面就是要所有的当年在专制政权下，所有的当事人公开地把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如实地讲出来，不要求你认罪，甚至也不要求你忏悔，你只要把你所做的事情说清楚，使大家知道当年的这些历史真相，就算完了，然后就是实现一个全民族的和解。这是一个有相当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兼顾两个目标的模式。我也觉得最好还是采取南非这个模式。

不过南非的模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和黎鸣先生有一些分歧，他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2000年的传统，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新传统。这个新传统还不仅仅是49年以后，可以在往上追溯到辛亥革命，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极权主义传统，就是阶级斗争这样一个互相对立、相互冲突的激进的革命思潮，这是中国实现和解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也顺便提一个建议，我们能不能去找一点经费来比较系统地做一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大家不过都有一种直觉的很个人性的主观判断，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陈子明（北京独立学者）： 1989年“六四”之前曾经有一个政治和解的契机。关于这个情况周舵可能比我更清楚一些。实际上在中共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机制不是只说说而已，当时中共曾经着手研究和做这件事情。当时在统战部里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这个局里的负责人是陶斯亮（陶铸的女儿），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作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从1976年“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以后，长期被当局认为是一种反对派力量，被窃听、监控，但是到了1989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统战部多次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都找我参加了，这表明他们确实想要建立一些对话和沟通机制。建设性的工作刚刚起步，因为“六四”而中断了。

即使是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也有政治和解这种新思维的萌芽。今天我带来了其中的三个资料。第一个就是刘晓波、周舵起草的《6•2绝食宣言》；第二个是《经济学周报》在6月4号那一期发的一篇文章，叫《中国需要平心静气》，署名是陈非，是经过编辑部讨论的，主要是何家栋的意思；第三个是我在那个时候给《经济学周报》起草的一篇社论稿，叫《以妥协求共识 以理解求团结》，但没有来得及发表，《经济学周报》就被封门了。

晓波和周舵这个绝食宣言在广场上是广泛散发的。我把宣言中与“和解”这个话题特别有关的几句话读一下：“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个宣言里还有很多很好的话，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我再说一说《经济学周报》的文章。文章里头提到，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首先应该排除障碍、相互沟通的某些成见。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把当前的局面归咎于某种不彻底，从而再发动一场彻底的运动，不知我们的民族将何以自立于世界。“我们的社会正趋向多元化，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段，社会各阶层的集团利益是根本一致的，相互并存而又存在着矛盾。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在于保持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基本平衡。任何社会利益集团，都不能以自己的利益否定和替代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把其他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和不同意见视为异端，予以彻底清除，否则就会破坏社会的生态平衡，导致利益关系的倾斜和社会的动荡。”“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靠暴力斗来斗去，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对付敌人为办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不能奏效，却只能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只能破坏发展进步。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老搞内耗不得人心。国家大事当然不可能在马路上求得解决，只能依靠民主和法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只有善于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于进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执成见，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当时那个文稿里写道：“如果政府和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能够和平地解决，中国就会在宪政、法治、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僵局继续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流血，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就会大大地倒退。而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正在对当前的事态发展起着负面的影响。”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民众中的一部分人，都缺乏“政治和解”的理念。“在对立、僵持的两个政治阵营中，却弥漫着同样的政治文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斗争哲学’。这是当下解决政治危机和未来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思想障碍。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制度，需要与之相应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尊重人权，承认政治多元化，而当人们的价值、利益、选择出现矛盾时，则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 “我们呼吁，在此最紧迫的危急关头，政府领导人和学生领袖都应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主动做出妥协让步，打破当前的政治僵局，避免出现历史性的悲剧。”

我认为，应当追寻和积累我们自己历史上“和解”文化的每一个资源，使之发扬光大起来。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政治和解这个理念，在当时何家栋先生给我的译著《通往公民社会》（哈维尔著）写的序言里面都有所提及，里面谈到的一些想法显然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一种东西。何先生这个序言的名字叫《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他说道——如果是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即彼的中间地带，可以称之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际上就是民主诞生了。这些话说得真跟金子似的。何先生的序言，在今天看也是非常完美的，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资源。

我谈谈我前些日子写的“30年前的政治和解”这篇文章。为什么想到要用“政治和解”这个词？那是因为考虑到由我们来表述30年前的事情，就不要仅仅用当时官方的语言，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新的表述，所以我想到了用“政治和解”这个词。在发表这个意见之前，我也征求了朋友的意见。我可以说出有这样两个朋友表示赞同和反对。激烈反对比如说徐友渔，他说，谁跟谁和解啊？这个你要说出。我的电影学院的一个同事却正好相反，他的工作主要是做电影批评和编电视剧，他对政治不超过一个普通人兴趣，但是他说这个话题好，这个可谈。他说因为讲到“和解”的话，他毕竟是两个人之间可以面对面，不管和解在表面形式上有没有出现。

关于“和解”的话题，我讲过几次，在三味书屋我讲过一次，后来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今年新春茶话会。有些人就当面给我说，“和解”这个提法是可以的。有些年轻人表示赞同。后来我就把它写成文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这文章也贴在了我的博客上面，当然有很多反对意见。网友说，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金大中，没有昂山素季，没有曼德拉，没有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那么，则没有和解。我说即使像哈维尔、金大中这些人，他们并不代表某一方的政治力量，要与当权的政党进行竞争，他们不是竞争性、竞争中的政治力量，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民意人心。和解是在当权者与民意人心之间进行，而不是两股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如果当权者什么时候愿意回到民意人心上来，或者用老话说回到人民群众中来，那么他们就作出了和解的举动，就出现了一个和解的行为。197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呼吁和解，也不是竞争中的政治行为，而是回应来自社会民意人心的呼声，是要求给这个社会松绑。

丘岳首回应：其实竞争中的政治行为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有些事情说难也易，但尽人力还要看天意，谁也没有想到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今天能够正面看待政党竞争，台湾人较幸运，他们在尝试政党竞争时遇到了蒋经国先生，而我们不幸，我们遇到了邓大人，仅此而已。

张博树（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毕竟还是有一个现成的目标。共产党立党之初的政治理念，就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就是根本没有宪政民主的目标，国民党有了宪政的目标，尽管打了折扣，还是慢慢地实现了宪政民主、政党轮替。

“和解”代表了一种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识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一种妥协。这种传统的确是中国缺乏的一种东西。但是正因为他缺乏，所以更需要提倡。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强权，在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里面，要想来推进政治的和平转型，就需要不断放大和解的声音。

梁晓燕（北京独立学者）：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我们可以在现在可控可为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现在，完全可以从非政治领域开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政治领域。我自己更倾向于，我们需要从一个一个的社会细胞，建立起一种公民的沟通、协商、寻求共识这样的一种机制。这就需要从一个一个小小的公民群体开始，大家在一些领域中学会共同共事。否则一旦某种突然政治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很难寻求到政治共识。因为我们事先完全没有这个机制和这种训练，一到那个时候，所有个人都在说话，所有人的声音全都在一片嘈杂中，很难变成社会共识。这个机制的建设和能力的训练，不必等到政治环境根本变化的那个时候。我自己更觉得应当从寻求社会和解开始，使得这种和解的声音在不同层次上的传播，也使得寻求和解的努力在不同的层次被人实施，不是只在政治层面的传播才是有价值的。

王德邦（北京独立学者）： 我讲三个故事，一个是今年春节前我拜访朱厚泽老前辈，他告诉我，他曾把张博树老师写的那本宪政方面的调查报告，转给了一个刚退下来的中共老领导，并让他转给现在在任的领导人看，看看能否寻求一个沟通的途径。后来反馈回来的意见说，根本没办法沟通，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从这个事可以看出和解需要平台，从现实看来并没有这种平台；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庄园里面，有个仆人把整个庄园主的家族给绑架了，这个庄园都成了他的，不仅拥有庄园的财产权，而且对庄园主家族的生意全都控制在他的手上，这个时候庄园主肯定要想办法恢复他合法的身份，那么仆人跟庄园主的冲突是在所难免，这个冲突的根源呢，就在于主仆颠倒，颠倒了所有者非所有者的权利；第三个故事是我小时候一个感触，我小时候在村里面，农村那时候物资特别匮乏，村里面有一个家族特别强大，他家里生了六个儿子并且都成年了，势力很强大。根据村里的规矩，谁家的鸭子跑到田地里，任何人可以驱赶，但是这个家族的几个兄弟就越了界，就把那些“犯规”的鸭子抓来吃了，而大部分村民就靠鸭子换几个钱供养孩子读书。有一年，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联合了十几个堂兄弟，把这个家庭跑道稻田的鸭子抓起来了，这个家族几兄弟就打到我们门上来了，我们堂兄弟齐心协力、共同迎战。村里人一看有人跟这个霸道的家族干上了，全体村民站到我们后面，为我们呐喊助威，这个六兄弟就变得很恐惧，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跟我们个家族冲突了，双方和解了。后来我们考学出来了，他这个家族对我们更是客气。根据这三个故事，我可以概括我对“和解”的理解，目前最主要的冲突是官民冲突，官民冲突的根子是权利颠倒，公民跟政府颠倒的秩序，公民委托的政府反过来驾驭奴隶公民。我觉得和解在现实中是必然的途径，不论是早晚必须要走，但是和解不仅是个理念，而且要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我们十个兄弟联合起来，跟那个强大的家族干一架的话，他们才不会和解呢，一样会把我们的鸭子抓过去吃掉的。和解要有现实的力量，而现实的力量是潜在于广泛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良知，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力量是广泛存在的，它的巨大是不可估量的，我觉得崔卫平老师那种忧虑可以理解，不过我觉得要看到民间的广泛力量。

李和平（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德邦先生的讲话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例如，最近因为胡佳被抓了，涉嫌的罪名叫“煽动国家颠覆政权”，我一直想给他写一篇辩护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把这些问题想通了，就如德邦讲的，我们这个大庄园里面，主仆的关系颠倒了。一个国家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所有权就是这些股东的，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当然对公司拥有经营权，股东的所有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就是“主权”，经营权就叫政权，人民对国家所有权就叫主权在民。这里面就涉及到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第一个概念就是人权，第二个是主权，第三个是政权，这三个权力，应把关系理顺，首先是人权，股东首先有了基本人权之后，才享有对公司的所有权，有这种所有权之后股东才能经过一定程序任命这个公司的管理者，运作这个公司叫政权，而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类似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批评，经营者反而说你颠覆了公司经营权，这个和人民主权原则有着根本的冲突，不是被罪名追诉的人有罪，是这个罪名本身有罪。冲突与和解，是谁与谁冲突，冲突的主体是谁，如果和解的话谁与谁和解，和解有没有前提，这些东西都需要弄明白，否则就没有办法深入探讨。

杨光（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广西独立学者）：现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的一个社会，应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有些冲突还没有达到和解的这个道德阶段。当下最主要的冲突当然是执政集团和民间社会的冲突，还有民族的、宗教的冲突，跟台湾之间还有统独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按照我们传统解决冲突的模式，实际上咱们就讲1949年以来，那么基本上是一种，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一种模式，是一种斗争哲学的模式。从这些年的反对运动经验看来，民间的反抗模式没有走到一条很好的道路，例如民运实际上是逐渐被边缘化，说明这条道路至少走的并不好，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必要想一想一些新的思路，就是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对立面的时候，我们还要尝试其他的方法，尽量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民主转型它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变量，不可能通过一次大的制度变革来实现，因为它这种统治方式是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指望通过一个剧变来把这一切都天翻地覆，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那么肯定主要的方面是要靠和解来解决的。我不认为秀才遇到兵就不用跟兵讲理，实际上执政集团自己也在裂变，它的主流的声音也会变化的。可以想象，难道他们认为他们这种统治方式是可以持久的吗？难道他们还能用他以往的方法能维系很多年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因此只要有这么一个迹象，我相信在他们那边也做好了某种思想准备就是迎接一种变化，那么他们看我们的态度，看我们这些批评者是什么态度，我们是要埋葬它，是要把它消灭掉，还是准备和他一起达成某种让步和妥协。周舵老师介绍了三种，一种叫遗忘，一种叫惩罚，一种叫和解，那么具体到我们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和解是一个至少可以尝试的思路。因为以往的那种反抗方式，除了在短期内让我们自己受苦以外，可能做不出太多的事。至于谁跟谁和解，这应该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和解的主动权掌握在强大的对方手上，那么我们能不能先亮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愿意跟他和解，那么当他发生某种改变，在这种时候他会考虑，我面对的是一些什么人，这些人是不是可以打交道的，如果它觉得你是置他于死地的话，那么他不会跟你打交道，是不会跟你和解的。中共体制内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还有一些主张逐步缓和的，而且随着局势的变化，后者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应该给温和派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给他这个机会，那么他势必和他里面的强硬派去结盟，而把我们撇在一边，使得反抗道路更加艰难。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做到唤醒民意，如果我们把民意喊醒了，我们也有资源，除了公共权力之外还有别的资源，民意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应该去开发、去争取。你说的主动权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并不是在别人手中，而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体，都应该是积极主动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显示我们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直接谈判。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追求和解，就更需要我们自己拿来出能力和智慧来主动往前走。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做的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刚才崔卫平老师说我们没有甘地，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昂山素姬，没有哈维尔，我自己以为，我们同样有自己的灵魂人物。在座的刘晓波老师、陈子明老师就是前一辈的灵魂人物。余杰、王怡假如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话，也同样有希望成长为灵魂人物的。滕彪、胡佳、陈光诚这些人，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灵魂人物。我们应该支持和维护这些走在前面的灵魂人物，而不是打压、拆台、争山头、抢地位。我一直看不上那些动不动就想当总统的年轻人，中国社会转型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民选总统，你没有民意基础，不经过全民公投，有什么资格当总统呢？！

刘晓波（北京独立学者）：在我看来，民间建设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六四之后，我经历了19年的整个过程，现在中国的民间空间跟1990年代不可比拟。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没进步，你不能说共产党没退让。例如今天下午，北京就有10多个民间的讲座，一代一代人的代价累积到现在，民间的空间跟9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社会进程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没法跟东欧比，东欧的所有政权在一开始在民意中就没有合法性，中国现政权1949年是主流民意选择的共产党。在波兰，很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完会之后都要进教堂，90%以上的干部是天主教徒，他那个政权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我们1990年代的时候，民间就那么几个人，现在我们能看到每年都有新的人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不和解，我们就要强调和解，因为民间没有别的东西，没暴力，没有强力机关，就只能强调道义，否则的话强调什么？

我曾经反复讲过，中国现在民间生态特别复杂，不要以为民间就是政治正确，民间不择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间不能放大自己的正义，也不能低估对手的灵活。放大正义的结果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低估对手的结果就是民间尽干蠢事。所以，民间更应强调自己的公民建设、自己的内部规则，自己的责任伦理，否则你跟人家怎么斗？别眼睛总盯着官方，也不能光强调你有勇气你有道义，你必须考虑你组织一个群体行动的后果会怎么样，否则每一次大的事件来了，只要官方强力镇压，整个民间就一下子全完了，甚至有七、八年的低潮。官方这些年在对付民间反抗力量方面，由于顾忌政治成本，策略上已经玩得越来越精细。而在官方越来越顾忌到政治成本的时候，民间就有空间，现在的民间空间就是这样慢慢的点滴积累出来的。不能着急，中国的事是特别漫长的。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完全的清算？清算，从道义上讲百分之百的正确，杀人者犯罪者打压者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必须从道义上和经济上两方面都要得到补偿。不过，像苏东这些国家，大都是拿出来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处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从原来体制内的人出来主导的转型国家，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前苏联有吗？台湾有吗？台湾直到民进党上台后才给了政治受难者以经济补偿，最高达到600万新台币。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过程，道义正确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百分之百的道义诉求能实现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

中国的变化伴随民间的从无到有，没有民间财富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便民间反对群体，也不像九十年代那么寒酸。像维权律师群体中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从收入上都是中产。再到江浙到广东去看，当年全部是农民，现在资产上百万的上千万的人有的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做的，就是通过我们民间社会自身的改变和提升，来推动这个制度的进步。

有的时候感觉到共产党统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阶级灭绝，就连当顺民也不行。到了邓小平时代，只要你不公开挑战，你私下里爱怎么说都可以，甚至公开挑战没到一定程度他也不理你，这就恢复到一种传统的独裁方式了。而且现在共产党很精明，他的很多做法让我都有点看不懂。例如赵岩从监狱放出来后，还在纽约时报当新闻助理，共产党两会期间，官方给了纽约时报两张采访证，一张给纽约时报的北京站负责人，另外一张就给了赵岩。按照共产党的理论那是刚放出来的刑事犯，就跟纽约时报上人民大会堂采访去了；例如滕彪被用那么野蛮的手段绑架，但是他在大学里的教职还保留着。所以民间不要低估你的对手。在民间离权力还非常遥远的时候，不要总去琢磨官方怎么样，应该着重民间自身的建设。民间建设得更健康更完整，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往前走。

现在，官方镇压的残酷性确实在下降，1998年打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全国抓了二三百人，光判刑的就有四五十人，十年以上刑期的多达十四人。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气氛？现在的体制内单位，要开除一个像张博树这样的学者，都可能最后不了了之。有人说把人权写进宪法是一种作秀，是一种伪善，那么我说一个独裁制度它伪善了就是走向为善的第一步，否则的话他没有必要写在宪法里。所以不能太悲观，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的进步，看到民间力量在慢慢地在一步一步向前走。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说中国的民间社会没有达到组织化的程度，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网络签名信，每一次签名信都是一种组织行为，另外你知道起码在北京这个地方，有很多圈子，有法律界圈子，记者圈子，异见人士圈子，学者圈子，草根维权圈子，艾滋病维权圈子，环保维权圈子，等等，这些圈子里面的人都有很多交叉，在这些圈子里举行各种座谈会，就是带有一种准组织化的行为，只不过是没有搞政治组织。

只要你坚信你所坚持的理念在道义上对的，你就做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没必要对这个国家这么悲观。例如官方不提和解，民间不可以提吗？官方不提什么，民间就得提什么，和解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两天就能达到的东西，需要反复讲。正如人权概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到二十一世纪，官方也迫于压力把人权写进宪法。

丘岳首回应：有人提出来，“狼跟羊怎么和解”？你先把今天的共产党设定成“狼”，问题就卡死了。晓波刚才讲到，共产党内部已经分化为人各有志的非常复杂的共同体，他们内部的理念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当年的同学不少已经是体制内的高官，尽管屁股底下的位置不同，但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思维模式跟我们基本上是想似的，很难说有很大的差别。也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变化，我们今天才要来推广政治和解的观念。我个人很赞同晓波刚才讲的，对于和解的达成，别着急，必须慢慢地来。和解当然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才具有和解的可能，但这种条件需要创造积累。

张博树回应：我们之所以在当今提出这个概念，前提是我们过去存在60年的这样一个制度本身是一个专制，既不符合现代发展潮流，也不符合人类文明规范，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从现在来看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实践层面的，还是思想层面的，其最终目标都是把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给变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制度。政治和解的目的也是要促成制度的成功转型，和解可以作为制度转型推进过程当中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叫做策略。那么，和解具有的政治价值就表露出来了，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具体办法来达成和解，可以另外加以讨论。

黎鸣回应：刚才博树的补充很有意义，“和解”这两个字对于被统治者来说，的的确确有一种屈辱的感觉，因为被统治者实际上永远就是求得和解的一方，不能和解的恰恰就是统治者。像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就是统治者不具有那种交往的理性，他们也在恐惧被统治者，害怕权力被别人夺去。所以你的有些讲话虽然根本就没伤害它，然而执政党却把它放大得很大，似乎这就是你要准备推翻他了；所以我在前面说到，中国就有这种不讲理的传统，对一个不讲理的文化传统来说，上下没法沟通，永远不能沟通。例如维权律师经常被抓捕，就是这种传统的当代后果。律师是用嘴而不是用刀枪走上法庭，而且引用的还是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但是统治者不讲理，把讲理的律师给抓起来，这真是让中国政府大丢脸的事情！

刘晓波回应：刚才黎鸣说官府不讲理，民间也有不讲理的时候。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六四以后，我常年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跟他们发生过肢体冲突，也没互相对骂过，但是有些异议人士却很容易和警察发生冲突，对骂甚至发生互殴。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我向来就主张，我们面对的警察，脱了警服就是普通人，他的道德也不比普通人差，也不比普通人高，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周舵回应：对于警察，你要对他有一个真切的了解，警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专制工具，你不能因为他们是专制工具就不把他当人看，这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跟你一样的，你一定要把他当人看。对任何人要有一个起码的尊重，哪怕是你的敌人你也必须要把他当人看，否则这个人道主义的基础就彻底没了。任何一个政府不管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必定要有警察职业，这个职业在专制政府里相当多的时候也是用来维护公共利益，你不能说因为中共是一个专制政府，警察就没有这种能力。作为一个专制政府的工具，你要学会启发他和教育他，而不是和他对骂。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好像我“和解”仅仅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的，或者是针对政府的，或者是针对什么官员的。我觉得都不是，我们讲和解是针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严重的病症的。我们为什么要讲和解，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病态的社会，它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为了要治这个病才开出这样的一个药方叫做“和解”。我们这个不是一般意义的专制社会，我们辛亥革命之前也是专制社会啊，那个社会是这样一天到晚在煽动和鼓励仇恨吗？从哪里来的这套东西，就是那个叫极权主义的东西。这个极权主义可不是一般意义的专制，这个极权主义就是两个类型，一个是纳粹主义一个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纳粹是把一部分人如犹太人划出人类之外，认为他们根本不是人。他们把一部分种族，定义为劣等种族，把他们不当人看。共产党是把一部分阶级定义为不是人，可以任意地对待他，这个东西是20世纪之前没有过的东西，古希腊奴隶制社会也没有天天煽动要仇恨。我们一定要扭转这样的政治文化，而且这种仇恨文化不是说一下子可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构造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就如刘晓波和我起草的《62绝食宣言》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次用站在政府对立面那么大声地公开地喊出“和解”这样的口号。

程海（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我觉得你们一边倒地赞成和解，我来讲讲反对的意见。掌权的那些人和不掌权的人，对待和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掌权的人是不会跟你和解的，和解只有通过斗争取得的，武力战争之后才可能出现和解。商品买卖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真才实货你会报价吗？所以你要有资源跟别人和解，否则也就是一种乞求而已、梦呓而已。因为我们经济力量民主力量民生力量市场力量都不断在壮大，必然会产生一种政治的和体制的要求，掌权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必须往前推进改革，我们只是想快一点而已。现在的问题是掌权者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己不执行，在很多领域，大量的行政者公然违法。我们要用我们公民的力量去监督这些人，帮助那些执法者养成民主法制的习惯，为以后的民主化做好基础，否则民主化来临了以后也是乱七八糟。没有资源提出“和解”别人是不理你的，只有来监督他、督促他。民主和法制是分不开的，没有法制民主就是空的。在执行层面，民主和专制都应当是一样的，就是服从或严格执行法律，区别主要在于立法或决策程序上的不同，民主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中国现行的民生、经济类的法律制度基本是国际接轨的，他们要占到这个法律体系的70%以上，但执行的情况很差，掌权者自己违法的情况严重。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广泛树立公民意识，是公民履行公民义务，最主要公民义务我认为就是监督依法行政。掌权者和公众都要养成遵守法律的民主习惯，他行政违法你不去监督，是纵容违法和也是不遵守法律的行为。目前上上下下都缺乏法制的理念和习惯，民主其实离我们还很遥远。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的还是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然后是公民广泛参与监督依法行政，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所以题目应当是“公民、监督、共进”的理念，“ 和解”没有现实基础，非常空洞。

陈天石（北京独立学者）：和解，作为一种理念，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推广。就目前的这种制度，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义与不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道路，但是作为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和解的可能。我现在是基督徒，对共产党没有什么仇恨，对李鹏也没有什么仇恨，但是这个民间社会是一目了然的，黑恶势力是存在的，他们不可能主动站出来和解。我只能求神怜悯他们也怜悯我，我会为此祷告。

刘晓波回应：我现在讲的主要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的伦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比如体制外就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就有道德优势，一写文章就把体制外的道德优势拿出来了，好象你被开除了你没了工作，你就比体制内有工作的人更有道德优势。其实，体制内的人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不是那么张扬，不是那么高调，但是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人推动中国进步，比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实质性东西更多，体制内外的合力才会带来官方决策的某种变化。例如，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提出的几个施政口号，他们也特别希望提出来一个口号既能讨好西方社会，又能讨好中国的民间社会，所以说口号提的特别乱，江泽民想到最后想出来一个“三个代表”，你可以说“三个代表”这个口号扯淡，但是它一旦有了这个理论，民间的空间一下就撑开一大块；你说胡锦涛上台之后提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最后他选的是“建立和谐社会”，很明显，他试图讨好各个方面，有了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民间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体制内的，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炎黄春秋等媒体，它的空间借这个口号就可以撑开一点。有些原来看似很敏感的东西就可以发表一些。你能想象《炎黄春秋》在去年7月发表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吗？官方最后也没怎么样啊，结果田纪云就接着写，一连写了四篇.实际上田纪云那四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就是纪念赵紫阳。现在官方的统治策略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在乎政治成本的，显得更加巧妙，所以我更看重通过改变我们民间自身来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指望一夜变天。

周舵回应：接着晓波的话来讲，我觉得不应对制度采取非常单一的视角，就是所谓道义的视角，你只是从道义上给它下了一个道德审判，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非常不道德非常不人道的制度，但是对制度应该还有其他的视角，起码你还可以有两个视角，一个就是知识的视角认知的视角，就是他们建立起这些制度，你是不是考虑当时处在他们的认知水平，由于他们的一些认知的错误导致建立这个制度，这个视角恐怕也是不可少的。还有一个视角历史的视角，人都是有理性局限性的，假设把我们设身处地回到那个时代，放在他们那个时代历史环境里头，我们是不是也会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你如果有这两个视角的话，那你对这个制度恐怕就不是说水火不能相容的态度。
滕彪（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和解”这个概念，我同意周舵和崔卫平老师的看法。我们用和解来对抗的是宣传暴力，制造仇恨；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宣传体系或者思维方式。我们今天谈和解，肯定是在中国民主化这个语境之下。在民主化转型之后，周舵老师总结了三个类型，一个是遗忘，一个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另外一个是清算，我个人最欣赏的就是南非的这种方式，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和解而是真相与和解，和解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真相，所以我觉得我被南非的那种方式说服了，真相对于重建一个民族的这种精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南非就说给你一个期限，你在旧的政权下你杀了人、作了恶，你要说出来，用真相来换取宽赦，如果你到了那个期限则不去把真相说出来，还是要审判的。和解不是和稀泥，全民遗忘，糊里糊涂。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尺度，不是说和解就是以前所有的这些旧政权里面，犯的罪不管轻重全都不管了，然后大家和平转型，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类似南非的这种方式，用真相来换取和解，换取一个宽恕。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陈子明回应：我提个问题，不做发言。假定大家都认为“和解”是一个具有正确性的口号，但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口号，我们有很多口号，那么这些口号还有一个排序的问题，像刚才有一个朋友提到的我们现在需要有“抗争”，那么“和解”和“抗争”这两个口号，它们有没有一个互相抑制的作用？或者说谁摆在前头，谁摆在后头？或者说某一个口号应当在某一个阶段提出来？“和解”在现阶段是不是一个最适宜的口号？

周舵回应：我回应一下，和解的对象到底是谁？是对人的还是非人的？非人的可能是对文化的思想观念的，制度的等等，对吧，那么你如果和解的对象是人，那和解一定是双方面的，对方完全没有回应，就是要仇恨你，就是要镇压你迫害你的话，那和解从何谈起？如果是这样你当然要抗争了，当然我的态度可能不是特别基督徒的，这是非常人性的态度。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认为和解就是针对这个社会的严重病态，就是它那套政治文化、它的集权制度。
刘晓波回应：子明的那个说法，想找一个社会最大公约数，找到用来整合民间的口号性的东西。以反抗为主还是以和解口号为主，我想现在在民间社会找到这种共识非常难。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民间足够多元化了，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的立场。例如中国和解智库就是把和解的口号变成一个公共性话题，让它进入公共领域，使越来越多的人能理解能接受。另外，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刚性的制度，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去看。从2000年之后特别是民间维权兴起了之后，这个社会空间开始大了之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扩大。90年代末之前，中共党内主要的不同声音是左派发出的，邓力群等老左派跟江泽民较劲，最后《当代中国》杂志叫江泽民一怒之下就给封掉了。现在，俞可平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表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学习时报》的主编周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学习时报》总是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使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事情。民间做的很多事情如果真能整合的话，要整合在一个局部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民间有没有能力，各个角度的力量都针对劳教制度，持续施压，先将这个劳教制度下废掉？再对准刑法中的105条“煽动颠覆国家罪”，逐步废掉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维权律师群体大多自认为是民间的，实际上也是体制内的，你领了律师执照就证明你认同了现行的法律体制，你要不认同现行法律体制，你连执照都不会领。即便你心里不认同现行法律体制，但你领了官方发的开业执照，你就是实际上承认了现行法律体系。最近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案子，网络炒起来之后，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就跟着上，最好这个县太爷丢了乌纱帽。以后县一级的官员再想制造这样的文字狱案就得小心点。当时西丰案出来之后，连新华网都连续发了两篇时评，而且都是新华网首发的，显然是内部的人写的，这些事情你有的时候都感到很吃惊。其实言论空间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新华社、中国日报、光明日报等都有这种人才在，他一旦抓住一个空间他就可以往上顶，这就是一种社会性力量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

范亚峰（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首先我觉得和解概念需要比较清晰的梳理，我认为，和解在当下主要定位为“政治和解”比较恰当，这样的话概念比较清晰，比较简明。就像刚才崔卫平老师讲的，政治和解必然和历史有关、与合法性有关，所以和解从某种意义上就涉及到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是面向未来的，如果我们不预测未来某一天要处理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话，我们就没有探讨和解的必要。我觉得争论和解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必要性不是太大，如果说面向未来的话，对一些问题的梳理和处理的方案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感的民族，应该说共产党从1921年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历史上的罪孽深重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也不是一个弯腰鞠躬能够化解得了，无数的家庭都受到了这个集权制度深刻的伤害。如何处理共产党造成的历史伤痕，对“政治和解”这个问题的思考越成熟越恰当，越可能成为未来主流操作的方案，中国民主化的速度可能会因此加快。现在当权者不仅恐惧丢钱丢位子，还恐惧丢命，不仅恐惧自己，甚至恐惧自己孩子的前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如何处理各种历史问题，是未来和解智库和社会公众讨论问题的方向。我建议除了概念的梳理之外还有和解理论、和解文化的建设。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个问题是要考虑如何处理中共历史的罪债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反右的问题、大跃进问题、大饥荒问题、文革问题、六四问题还有当下的西藏问题，还有法轮功问题，这些问题超级敏感，实际上真正把这东西讨论到位了，形成一个比较恰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实际上是正因为直接触动所有人关心问题的神经，比如说伤害的和被伤害的，作恶的和承受作恶代价的两个群体，这样才不会使和解问题留于空谈，逐步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主流模式，比如说就像周舵老师所讲的三个和解模式，我认为这三种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探讨的是，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模式，但是一定要充分探讨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主流民意，就是关于和解的操作的模式，我觉得具体的方案是服从于这种模式的，所以说我们有关模式的选择，是和解与和平转型的一个关键要素。

和解在我看来与和平转型直接相关，所以我认为我的排序是和解概念我把它等同于和平转型概念。其中有三个要素：第一位是公民维权，以公民维权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民间资源规则的积累，第二个是宪政治理，中国现有的问题都具有独特性，所以迫切需要形成一个独特的角度，否则很多问题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比如说环保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均缺乏相应的符合法律和民主原理的宪政治理模式。现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认为它基本上分两种博弈，一种是合作博弈，还有一种不合作博弈。公民维权运动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资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被边缘化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甘地的思路，强调“非暴力不合作”，不合作实际上是被边缘化，被边缘化之后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收效甚微。和解理念跟公民维权运动的之所以一致，因为二者都是一种合作博弈。甘地理念在中国过程中，存在一个本土化消化不良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没有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政权的独特性，他首先是讲力，就是不讲理，其次才是讲理，什么时候讲理呢，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才突然变得讲理了，所以说合作博弈具有非常复杂的形态。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张博树回应：根据共产党的构成以及传统的政治智慧，已经不足以驾驭今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当今的社会转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逐步解构和逐步建构的过程，解构的是它传统的东西，建构的是建立民主制度，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这里面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一个界限。西藏问题出来以后，大家看到中共仍然在沿袭他们传统的方式试图来解决，结果越来越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体制外的建设性力量，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前瞻性的设想，拿出一套甚至是几套可供比较的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也是和解智库应该做的一个带有操作意义的、可行性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去做，而是应当有很多人很多团队去做。

周舵回应：亚峰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我听到不少的主要是年轻人在提这个口号，实际上“非暴力不合作”确实有被边缘化的问题，就是食洋不化的问题，就是把完全不同的当时印度在追求它的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一个策略简单的带用到中国，这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印度人当时面对的是一个英国这样的文明政府，这跟我们惯于使用暴力手段的，动不动就要灭掉你的政府是不一样的。其次，印度人要赶走的是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我们现在不是要赶走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而是要和现有的执政党寻求一个双赢的局面，和解共生的局面，所以简单套用是不对的。

段振坤（三民主义研究者，民间思想家）：我认为“和解”是个很正确的方向，和解也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和解是一个建设性的议题，可以导致良性循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都是恶性循环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将这个民族导向良性循环。通过这次台湾选举，我们能够感受到台湾已经走向了选举政治的良性循环。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和解理念，很多事情还是会搞得乱七八糟的，会出现族群的撕裂。和解这个议题应当放到文化的范畴里，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习惯于通过和解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

孟源新（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目前把和解作为一个口号，作为和平转型的一种途径或者是一种手段的话，我个人认为目前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觉得从1949年到现在近60年的时间，中国民众受到的苦难感悟太深刻了，即使是我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都还没有体会得到。我比较怀疑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提出来的这种和解的口号，很难说这种观点能够代表或者代替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心愿。当然我也希望社会转型的方式是和平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如果中国转型再次经历一场非和平的方式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更大的灾难，我觉得凡是有一颗中国心的人，都尽可能避免以非和平的方式实现问题。

周舵回应：我不太同意刚才这位先生的说法，说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有一条鸿沟，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疾苦和苦难都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根本不了解的。起码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民间出来的，我曾插队7年，天天跟农民在一起打交道。我所推崇的南非的和解模式，它也是有条件的和解，是真相与和解，首先要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那些犯有罪行的，做了坏事的人，你要把你做的坏事你的罪行要清清楚楚地交代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是国家补偿，对于当时受苦受难的，受损伤的这些人，国家必须要有补偿。总而言之一个是说有条件的和解，另外就是说这些条件应该是可行的，而且国家要有一个整体的安排，这个安排其中包括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和解。如果提出的是不可实现的条件那就不是和解，那是以和解为名的勒索。

刘晓波补充发言 ：对于中共高层，要是指望他们主动在政治上撕口子很难，但是一旦有一个大的突发事件，谁都很难说这个突发事件什么时候出现，当局已经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过程，当大形势到了，不排除当局可能被动地顺应民意。例如在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江泽民也想象邓小平那样能够钦定自己中意的接班人，但大势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他也就只能接受胡锦涛。江泽民都没有权威指定接班人，胡锦涛就更没有这个权威。为了建立进退规则，不是按照选举，而是按照年龄划线，这带有点玩笑性质的，就是说人事上的安排摆不平了，就按年龄卡，比如说曾庆红超过3个月就下了，而贾庆林差5个月不到就还在台上。这说明党内的人事安排必须谈规则，那么他们这些寡头之间谈规则，他们内部达成妥协之后，民间的空间就会放大。

再说到台湾的问题，马英九上台了，如果马英九在两岸政策上除了经济上三通之外，走得更远一点，向中共提出新三通，先通媒体，资讯通，胡锦涛的讲话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可以全文发，我马英九的讲话可不可以在你中央电视台播，一两家媒体播也可以，只要是中国言论自由能够有突破，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马英九上台之后如果敢于继续跟大陆打民主牌，提出“民主统一”你中共接不接这个球，反对陈水扁还有民族主义的基础，你反民主你有什么基础？马英九5•20就职之后半个月就是“六四”了，台湾还会搞纪念活动，看马英九去不去，如果马英九作为总统去了，他提出我还要纪念“六四”，胡锦涛怎么回应，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丘岳首补充发言：我刚去台湾观摩大选，近距离感受台湾的民主。台湾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民调显示已经是70%以上的人持这种观点态度。他们希望大陆民主化，因为大陆民主化对他们有两个好处，一个能减少他们所受到的打压和威胁，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还并不是完全死了“中国心”，因为另立一个小的国家并不一定是好事。我几次问他们，什么情况下你们愿意考虑统一呢，回答几乎一致强调，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大陆尽快民主化，从价值理念上拉近距离，否则的话，两岸渐行渐远，谁也阻挡不了。

再回到亚峰刚才的讲话中来，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思考，第一是经过热烈的讨论，我们已经形成初步共识，和解这个概念可以来放大推广，那么作为一条新的路径未来如何来走，譬如非暴力合作的管道如何来尝试探索。二是亚峰建议我们集中提政治和解，我本人持赞同态度，这是考虑到民主化的急迫性。我也留意到一些提法，包括政治和解、族群和解和社会和解，各个层面都有一些不同，族群的和解，主要是包括诸如汉藏等民族和各社会阶层的和解，社会和解就比较宽泛，杜光老先生最近文章中就多用社会和解这个概念。我们都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急迫性，可以更集中提政治和解。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发展到今天，在物件器皿上即硬件方面，中国已经很有现代化气息了，我们已经积累很多现代化的东西。政治民主化这个最后门槛一旦跨过去，中国就进入到现代化文明国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都是大陆民主化急迫性的重要因素，另外从全球化视野来看，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经济实力、制度这么落后的国体，是免不了要与文明世界的利益和价值理念发生大量的冲突的，你把“和平崛起”叫得震天响也很难让人家放下心来。集中谈政治和解，并不是说我们忽视文化的问题，文化问题相当大，但文化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来解决。当然也不是说民主化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民主化只是有利于从快解决我们现有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也有利于解决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弊端。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我们应暂时集中精力在推动政治和解方面做些工作，我觉得必须由政治和解作为突破口，以此来带动全面的社会和解。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社会的全面和解相对比较容易。

杜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近几年来，媒体和民间经常讨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这说明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期盼。我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件。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多次指出，目前各种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就是官民矛盾。我很同意他的见解。从中国社会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表现为贪官恶吏和受他们欺凌压迫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基层，老百姓的感受尤深，他们不但身受欺压，而且往往在申诉冤情时，还遭到蛮横无理的打击与镇压。近几年来，群发性事件与日俱增，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迫切需要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在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由于许多律师的介入，维权群众被引上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平非暴力的轨道，他们力求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讨取公道。但是，那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却报之以暴力镇压，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社会和谐可谈呢？

近20年来，许多党政官员利用特权，贪污受贿，聚敛财富，成为亿万富翁。与财富积累的同时，社会上不断积聚着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这些不但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而且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种子。人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缺乏公平的怨恨，对身受欺凌的愤怒，对暴力镇压的反抗，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生活在弥漫着怨气戾气的环境里，人们很难和睦相处，同时也充溢着不安全感。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提出四大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原来对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很理解。经过21年的右派生涯，才深刻体会到免于恐惧的可贵。虽然我的遭遇在55万多右派分子中属于比较好的一类，患难中有许多好人相助，但是，作为“地富反坏右”的第五类“人民公敌”，我内心里却深怀恐惧，提心吊胆，唯恐会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挨批挨斗。从个人的体验，我联想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对社会的重大意义，特别是经过这十多年的观察、思考，我进一步认识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自由。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恐惧之中，思想、信仰都不可能自由；即使免于匮乏，生活没有丝毫乐趣，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进入2008年，有两件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是《法人》杂志于1月1日发表记者朱文娜的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揭露了西丰县的黑暗面。西丰县委竟然派遣公安局和政法委的人员，以“涉嫌诽谤”的罪名，到北京来抓捕朱文娜。一是1月7日下午，湖北天门市的50多名统一着装的城管人员，在市郊湾坝村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堵塞公路，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恰好路过，车子无法通行，他便下车，拿出手机想把当时的情景录下来，结果被城管人员拳打脚踢，伤重而死。这两个事件，一个是出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如实报道新闻，一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不公进行干预。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却遭到了被拘捕的恐惧，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后来虽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但在人们心头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很难平复的。它使人不敢履行自己的责任，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于郑恩宠、陈光诚因仗义执言而被判刑，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亵渎，对社会和谐的嘲弄。近几年来，滥用政治权力、制造恐惧的新闻时有所闻。:如：广州市天河区李月明和上海市普陀区李秉浩先后在2004年7月20日和2006年2月16日被当地的城管人员打死；孙志刚平白无故地被抓进收容所，殴打致死。又如“处女卖淫”事件，好几起“杀人犯”冤案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摊贩随时担心着城管会来没收自己的货物；小企业主为频繁的检查收费而胆战心惊；各行各业，都在承受着滥用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威胁，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有飞来横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主要根源，是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那些贪官恶吏就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这才造成了遍布社会的冤假错案和人们心头的恐惧感。所谓官民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贪官恶吏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创造一个能够限制滥用政治权力的机制，使他们没有可能利用权力来压迫民众，谋取私利。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彻底改革政治体制，废除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真正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虽然是一个人民期盼的前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要执政党还权于政，还政于民，在最近的若干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就当前来说，要克服各种破坏和谐的因素，扭转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主要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监督机制，既要加强权力机构内部的监督，更要加强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有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才能遏制官员滥用权力来压迫剥夺民众的冲动，消除不和谐的因素。二是提倡宽容、和解，用宽容的精神来化解各种矛盾。近年理论思想界和新闻界对加强监督问题论证较多，现在需要大力弘扬宽容与和解，营造宽松的环境，以促进社会和谐。

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倡的“仁”的学说，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都包含着宽容的内涵。孟子的“仁政”思想，如“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既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也表达了执政者对民众宽容的精神。近代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也都是宽容传统的继承者和提倡者。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胡适提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都是宽容精神的经典表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宽容，也是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政时所展现的魅人品德之一，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执着和热情，对反对他的那些政客的宽厚和大度，都表现出他的宽容精神。在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得以沐浴自由的阳光，享受着虽然有限却十分难得的宽松民主的生活，社会呈现出相对和谐的图景，都得益于胡耀邦的宽容精神。可见，领导人的宽容精神对于社会和谐，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个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对目前的当政者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以宽容的精神促进和解，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要实现和解，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形成当前的不和谐局面的社会矛盾，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1、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历史积案，如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些历史错误，就应该像台湾对待“二二八惨案”、韩国对待“光州事件”那样，公开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的谅解。这样只会提高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2、对于目前认识还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法轮功，则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查明来龙去脉，公布真相，有错误就承认，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3、对于遍布各地的冤假错案，可成立省市县的“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蒙冤群众的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凡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平反，并给以一定的补偿；对徇私枉法的官吏，要绳之以法。4、解除对一些守法公民的监视、跟踪（对有刑事犯罪嫌疑者除外），指导思想上要转变以友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以理解取代敌视，以宽容和解取代暴力镇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5、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撤除劳教场所。五十年来，由于劳教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它已经成为非法惩处无辜公民的黑监狱，构陷平民、榨取财物的恶劣手段。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几年来不断有人呼吁取消这个罪恶制度，认为它的存在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执政党应当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个呼声。6、解除对滞留国外的同胞的回国禁令，欢迎他们回来参观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允许他们来去自由，鼓励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建和谐社会。

前面所说的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施行宽容政策，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步骤，是解决官民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得到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促进社会的和解与和谐。同时，也会大大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当然，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它将会遇到空前强大的阻力，因为这将会损害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定会顽强反抗。但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解，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不能因为权贵集团的抵制和反抗而畏缩不前。在权贵集团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人民宽容还是对权贵宽容，也不存在通融的余地。我衷心地希望掌握党权政柄的领导人能够认清孰轻孰重，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做出明智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