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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奇迹”不再？
星期四 七月 04, 2013 9:42 am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新兴市场与全球宏观部主管：鲁奇尔•夏尔马
在土耳其和巴西，之前日子一直过得挺顺心的中产阶级突然发动了抗议。中国的经济“战车”则面临一场信贷危机的威胁。资金纷纷逃离新兴国家的股市和债市，新兴国家的货币也遭到抛售。新兴世界的奇迹走到终点了吗？未必。眼下的局面标志着，在经历了一个有误导性的平静十年之后，新兴世界已重新走入二战之后由衰退到复苏、由政治动荡到政治安定的正常发展周期。
如果说眼下的局面比较动荡，那也只是相对于始于2003年的那段短暂的“金发姑娘”(Goldilocks)时期而言。2003年之前，新兴世界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占比不但已有半个世纪未有上升，而且还出现了十年的下滑，原因是受到了席卷泰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债务危机的拖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新兴国家纷纷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为首的是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等人，以及包括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内的其他重要人物。
这些领导人为始于2003年的那场繁荣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此前美联储(Fed)和其他央行已大幅降息，目的在于推动世界经济走出科技泡沫破裂后的困境、实现复苏。由此产生的宽松货币大量涌入新兴市场，推动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在过去二十年间从3.6%升至7.5%左右。
那场繁荣是史无前例的。一般来说，各个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各不相同。所谓的经济发展周期，即危机引发改革、改革催生繁荣、繁荣滋生政治自满、政治自满又引爆新的危机。到2007年时，几乎每个新兴国家都处于繁荣之中——那一年，在150个新兴经济体当中，只有三个出现经济收缩。这营造出一种幻觉，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是既年轻又对生活满意的人。中产阶级将本国领导人视作英雄一样拥戴。卢拉、普京和埃尔多安都以更大的优势赢得连任竞选。
之后在2008年，美国爆发了信贷危机，更加突显了新兴国家的强势。到2009年年中，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领先发达经济体9个百分点，这一差距创下了纪录。由于确信新兴国家已经找到永葆增长的源泉，2005年至2010年间，流入新兴市场股市的资金量增长了500%。
这一切已成为过去。目前，全球商品和资金流动正在萎缩。今年一季度，新兴国家GDP年增长率回落至3.7%，正常的周期又回来了，一些国家处于危机阶段，一些国家处于改革、繁荣或自满阶段。到了2008年，当所有的“奇迹”经济体都发展到无法维持两位数增长率的阶段时，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却成为引人注目的例外，但它是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和信贷来保持增长的。如今，中国总债务相对GDP的比例已从2008年的150%飙升到200%以上，这加大了中国增长放缓最终会演变为增长停滞的风险。
随着中国增长放缓，那些仰仗中国大宗商品需求的经济体正受到冲击。不断下跌的价格已经伤及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等大宗商品出口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南非采矿业会爆发罢工、俄罗斯会爆发反普京抗议、而数月之后巴西又发生动乱。
一般来说，开启繁荣的领导人会变得自满、无法让繁荣的势头持续下去。无论是普京，还是卢拉及其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都没能采取足够的措施降低本国对大宗商品行业的依赖程度，而且过于仰仗政府干预来引导经济增长。土耳其和巴西的抗议者正在质问领导人，为什么要把大笔资金花在大型建设项目上，而不是花在教育以及帮助这些经济体迈入下一发展阶段所需的其他社会基础设施上。
不过，这些负面报道所忽略的是新兴世界的其余国家。对于每一个陷入危机的国家来说，都存在一个像墨西哥这样在反垄断的总统领导下实施改革的国家、以及一个像菲律宾这样曾经拖亚洲后腿、但如今处在繁荣中的国家。
奇迹是否已到终点？提振所有新兴国家的那股“东风”已经消退。流入新兴国家的资金不断减少，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盛衰周期、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动荡。但新兴国家人口仍占世界的80%，而GDP却仅占世界的40%。因此，它们还有提升繁荣的空间。只不过不是每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这种空间。
本文作者是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新兴市场与全球宏观部主管，著有《一炮走红的国家》(Breakout Nations)一书
译者/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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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战后“第三势力”为什么逐渐左转？
星期四 七月 04, 2013 9:36 am
编者按：2013年6月29日至30日，“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与宪政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君劢先生一生奔走于政坛，同时发声于思想文化界。他的著述涵盖了历代中国政治与思想、儒家思想史与新儒家哲学、中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诸方面内容，将西方哲学、宪法和宪政思想介绍到中国。本次研讨会由杜维明教授主持，来自台湾中央大学的汪荣祖教授发言主讲“战后第三势力的兴衰”，以下为发言实录：
汪荣祖（台湾中央大学）：非常谢谢杜维明教授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谈到张君劢我就想到“第三势力”，准备了发言稿，因为是临时写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什么是第三势力？简单的讲就是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力量，又称为中间力量。第三势力中的人，多半都是崇尚自由与民主，以及超越党派、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中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张君劢先生在1952年于纽约出版了英文书《第三势力》。另外一位美国学者，在1974年拿到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写的是张君劢，这本书没有出版，但博士论文可以看到。后来他在另外一个大学教书，一直到退休。他写了一本书《没有选择的道路》，那个书已经出版。
我是学历史的，我们对历史常常有后见之明，可是，后见之明常常不是太明。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第三势力是开玩笑的，不值得一谈。但在当时，战后的第三势力，无论在国内或者国际上，都是很有希望的。国内的小气候跟国际的大气候对第三势力相当有利：在国内由于抗战共赴国难，在政治上有团结和容忍，两大党之间的人得到了参政机会，而且国共两党都想拉拢党外人士。再说在国际上，二次大战之后法西斯国家惨败，民主自由浪潮高涨。我们可以看到自一战以后，世界上三大潮流：一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自由民主主义。法西斯被打倒，民主自由被提倡，尤其是在美国（二战后，美国国内强盛的不得了）。所以中国自由民主人受到很大鼓舞，在战后所谓的小党小派不下一百多个，如雨后春笋，这也证明了民主自由受到了鼓舞。在战后国共对抗的形势虽然成立，但也有其他制衡力量，具有政治发展空间。对很多人来说，也很愿意参加战后中国的政制建设。值得我们看的一个是民盟，一个是《观察》。抗战胜利以后，民盟（1941年就已经成立，可以说是第三势力的一个中坚力量）明确标榜民主精神、力行法治、尊重自由。储安平在抗战没有结束时，就结合自由主义派的人士，很热切地盼望新中国建立在民主与自由的基础之上。然后在1946年9月1日，《观察》正式创刊，鼓动民主与自由的风潮。我1981年第一次回大陆，在上海就买到了全套《观察》，它可以代表自由派的论点。战后一直到1949年（即1946—1949年间），出版界有人称之为“储安平时代”，证明了《观察》杂志的影响力。《观察》明确强调自由主义有四大要素：自由、民主、进步、理性，明确地号召全民选举、两党政治、言论自由、生活保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观察》杂志有很多执笔者：傅斯年、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张东荪、樊弘、杨人缏、吴世昌等等，这些都是自由派的人士。读者群从大学教授到军工人员，包含各类知识分子，消息量高达6万。我跟美国学者谈《观察》很有影响。他说怎么证明？我去查订户，最高时有6万份，我想看的人绝对不止是6万，可能加一倍或者三倍。相比之下，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很有影响，没有超过3万份，《观察》比它多一倍，可见影响很大。
第三势力有什么期盼？一是政治改革，二是容纳异己，最重要的是防止国共内战。因为国共内战一旦爆发，就会很少再有第三势力的空间或者中坚力量的言论了。政治改革、容纳异己要靠国民党政府的诚意跟决心。但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对共产党尤其不信任，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巩固它的政权，所以政治改革对它讲更重要。而共产党在民主改革的压力下，放弃武力，参与联合政府，从事和平建设。第三势力那些知识分子，都认为国民党在压力之下，仍然可能会改善，非走民主改革路的不可。当时，他们对联合政府有非常大的期盼，因为有了联合政府，第三势力就有参与的空间。如果联合政府能够成立的话，第三势力可以在民主协商中发挥制衡作用。民盟在抗战一结束就以“民主中国”为己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谓的民主模式，是英美的民主制度。张君劢是民盟18位中央委员之一，主张英美的民主自由跟苏联的经济平等，希望这两个能够合起来，他极力所争取的包括一定要尊重人民的权利，实施英美议会政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以，他在第三势力当中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位。可惜的是，所谓民主人士被逼上梁山，因为第三势力期望非常明确，所以对执政党批判得最为严厉，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的。正因为这样，国民党就把第三势力的民主人士当作敌人，因为你批评我，我就把你认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加以政治迫害，以致于使很多中间派被逼上梁山。像费正清在1948年的《纽约时报》上说，惋惜国民党把自由主义分子推向敌方（共产党）那一面。自由主义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很有疑虑，甚至一开始对共产党的疑虑比对国民党更盛，主要是思想上的因素。但国民党没有政治改革的决心，又加强对自由民主人士的迫害，导致最后自由民主人士转变了，慢慢寄望于共产党。萧公权先生也是《观察》的执笔人之一，他1946年做了一首诗，我觉得这是当时的见证。他说：
丙戌冬日书愤
撼地波狂未肯平，盈廷众口议澄清。
人心望治偏藏祸，位号归民却弄兵；
铜马城头张赤帜，枯鱼肆上哀苍生；
书空咄咄真何补？独抱沈哀泽畔行；
这首诗反映了在1946年冬天，自由人士感到非常落寞跟无奈。
当时所有第三势力的民主人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烈的反对内战。我想包括所有的知识分子，经过8年抗战后都强烈反对内战。但这个态度，对国共两党都不讨好。国民党认为反战是帮共产党的忙，共产党认为反战是反革命，所谓的中立派是骑墙派。国共内战一旦爆发，战后的民主建设更别谈了。所以民盟会最高一度达到了2万多人，但因民盟包括多党派的联合，意见不一致。张君劢的民社党决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宪，他们与反对国大召开的民盟决裂了，因为民盟觉得国大代表是1935年选出来的，不能代表民意。共产党的最后两个底线，一个就是不要马上召开国大，另外一个是不要进兵张家口，后来这个底线破裂了，国共就完全的决裂了。而且第三势力中的民社党和青年党倾向国民党。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美国，大家知道美国曾介入国共的合作，而且美国在战后崇尚民主自由。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美国如此崇尚民主自由，国内如此强盛，马歇尔如此之尊贵（马歇尔不但是二战的英雄，而是总统特使，换言之总统不能来，他能代总统来），怎么会没有办法调解国共内战？这么优越的条件，怎么会没有调解成功。就意识形态来讲，第三势力当然寄望于美国，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应该是美国的宠儿。但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提供任何实惠，甚至不站在同一条阵线上。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冷战”这个名词，冷战很难讲从哪时开始，很多历史家认为冷战在二战没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战后的冷战期，三大潮流的势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法西斯打败了，剩下美国民主自由这一块最盛，可共产主义也是盛方，两者对峙，将来碰撞不可避免。当时美国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在这个格局之下，美国为自身利益，并不太在意扶持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必须支持明确反共的蒋介石政府。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去调停，和谈不可能公正，也不能有效的施展政治压力，促使国民政府做政治改革。大家知道马歇尔“六上庐山”故事，为什么？蒋介石想躲他。
在冷战背景之下，美国国内右派反共势力非常强盛，麦肯锡主义抬头，而且当时在华府有强而有力的亲蒋“中国游说团”。在这个情况下，国民政府有这种后盾，根本没有妥协的意思，反而愈发刻意的打压反对势力，而且想一举把共军歼灭掉。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当然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而，第三势力民主自由人士当然对美国非常失望，可以从民盟态度以及储安平《观察》杂志的言论中看出。由失望到反感，民主自由人士指责美国袒护不民主的政府，想把中国作为美国跟苏联决战的战场，不惜将中国的利益作为美国战略的牺牲品。他们对于美国未来在冷战中扶植日本也有预测，这种言论在《观察》上可以看到。于是导致很多中间分子向左转，这个向左转不仅仅是政治的态度向左转，思想倾向也向左转，这些自由主义人士慢慢寄望于社会主义。大家知道自由主义跟社会主义原来是格格不入的。最简单的说，自由主义绝对反对任何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一定要讲计划。这个转变非常有趣。为什么会转变？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到了崩溃阶段。金圆券疯狂贬值，通货膨胀现在都还没有打破记录，民不聊生，地主与官僚实行垄断。傅斯年批判官僚资本主义而赢得大民，许多知识分子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与经济必须先解放，然后才能谈到政治上的民主跟自由。于是就使得自由主义者相信，当前要务已经不是政治改革，而在于解放封建社会、消除经济剥削，这跟中共看法很近似。民主派整个的思潮向左倾，对共产党的疑虑也大大减弱。罗隆基也讲过这句话（对美国人讲），共产党固然没有比国民党更容忍自由与民主的活动，至少共产主义对极大多数的民众而言是很好的，因而值得支持。罗隆基支持共产党的思想基础，认为受压迫的大多数推翻少数的政权阶级后，才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之路。这个实质上已经认同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这个信念跟共产主义之间没有太大矛盾，即使有矛盾也可以化解，连偏右的萧公权先生也主张“自由社会主义”。
所以，自由主义不但对共产主义妥协了，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妥协。大家都知道梁漱溟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保持保留态度，国民党宪政事业的失败，英美民主政治事业的失败，更证实了梁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张东荪的学术背景跟梁不同，但也同意梁的说法：不能轻易借用西方制度。他主张一种介于美国跟苏联之间的新民主制度以及赞成计划经济，这与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驰。张东荪想保留的是文化自由主义，所谓的文化自由主义，简单讲就是言论自由。可是言论自由在集权体制之下，又谈何容易？
第三势力最后的归宿是什么？中共的军事胜利使得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所有第三势力人士的政治筹码全部失掉，不再有中间活动的空间，政治影响力很快消失。有许多人跑到香港去了，而且在香港高举第三势力的旗帜。张君劢先生1952年到美国，想取得美国的支持。美国之前没有支持中国的自由主义，这个时候也不可能支持第三势力。1949年大部分留在大陆的民主自由人士几乎都被迫害了，也有跑到台湾的，主要是民社党和青年党的成员，但在台湾不可避免地被当作花瓶党，最后蒋经国把他们也消除了。
在这里我做几点简单的总结：第一，战后中国的第三势力固然有其严重的弱点，但对形势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当时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可这些条件没有走向他们所期盼的方向。自由民主被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欢迎，反对内战是极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但自由主义没有办法将共识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更起不了领导的作用。除了自由民主本身的问题，外来因素也不可忽视。美国因素绝对是很重要的因素，自由民主人士认为美国应该帮助，结果美国没有帮助他们。当然美国帮助后，有没有效果是另外一回事。国民党专政不利于自由发展，美国对华的政策也非常的不利（冷战的政策），日渐恶劣的社会经济危机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许多自由民主的原则。谢谢大家！
张君劢（1887-1968），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民国宪法之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宣统二年（1910）回国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15年回国。1918年起游学欧洲三年，师事倭铿，又常往法国求教于柏格森，广泛涉猎西方的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1926年，与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32年，与张东荪一起召集“国家社会党”筹建会，创办《再生》杂志。1934年任国社党中央总务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委、民社党主席等职。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上海国立自治学院、民族文化学院院长。1949年经澳门去印度，1951年后寓居美国。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时发声于思想文化界。他的著述涵盖了历代中国政治与思想、儒家思想史与新儒家哲学、中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诸方面内容，将西方哲学、宪法和宪政思想介绍到中国。
汪荣祖，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政大、台大等校客座教授，2003年2月起就任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有《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学林漫步》、《诗情史意》等专书十余种。
(此稿根据汪荣祖教授6月29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审阅。)
来源: 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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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中国转型方案在历史中
星期四 七月 04, 2013 9:34 am
这个周末，在北大参加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张君劢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工作坊。来自台湾的汪荣祖、黄克武，江日新、孙善豪等教授，来自大陆的张汝伦、干春松、翁贺凯，来自香港大学法学院的陈弘毅等学者，共同探讨现代中国思想和政治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张君劢先生之思想。
但我敢确定，很多人，包括今天活跃的知识分子，未必清楚、甚至未必知道张君劢。在微博上，我谈到张君劢，章诒和先生善意地加上一句：他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的哥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知道张幼仪的人，远远多过知道张君劢者。
这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一点，我有个不祥的预感，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精英，将无力应对自己身处的这个大转型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
张君劢有多重要？我不想讨论张君劢对于现代儒学之展开的重要意义，只想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张君劢是台湾现行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定案人。
当然，这部宪法是乃是现代中国两三代先贤智慧之结晶：孙文确定基本框架；三十年代，孙科积极推动行宪准备，并由吴经熊先生执笔草成“五五宪草”；最后，到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上，国民党、中共与民盟各派代表共同审议相关条款，最后定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宪法起草过程中，张君劢高度尊重中共意见，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多次交流意见。会议期间，恰逢张君劢先生五十九岁生日，周恩来赠送寿匾，大书“民主之寿”四字。中共也完全同意这部宪法文本。也就是说，这是过去一个世纪，唯一一部被各大政治力量共同认可的宪法文本。而在台湾，它已很好地运转。
在这部宪法草拟过程中，张君劢发挥了关键作用。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张君劢的重要性。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人物，国内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仅有的研究也相当粗疏，而不够深入细致。至于普通知识分子，则对其毫无兴趣，而津津乐道于胡适之先生。但在我看来，张君劢先生的历史意义远大于胡适，尤其是在当下。
张君劢之所以能在中华民国宪法起草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乃是因为，他对宪法、宪政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思考。宪法和宪政问题是张君劢先生1949年之前关注的核心问题。晚清，他到日本留学，师从梁启超先生，那个时代适逢清末立宪。民国初年，他积极参与宪法讨论，并为1922年召开的国是会议起草了宪法草案。他第一个介绍苏维埃宪法，“苏维埃”这个词就是他最早使用的。他也深入研究魏玛宪法。当然，对英美宪法，他也有深入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思考，张君劢先生从来没有准备把某国宪法当作范本，移植到中国——而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天真而危险的想法。相反，他对宪法涉及的诸多重要制度进行了多重比较、剖析，并在中国脉络中折中。如此知识准备，让他面临立宪时刻，而胸有成竹，抓住机会，起草一部能够实现宪政、并可为各派接受、还可健全运转的宪法。
如此负责任而严肃的宪法研究、思考精神，在当下知识界基本上看不到。这些天来，人们都在因为一种荒唐的论点而谈论宪政。实际上，过去十几年来，很多知识分子在谈论、向往宪政。再放宽视野，过去三十多年来，相当多知识分子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从事改革、追求宪政转型的激情。然而，改革和宪政转型要有所成就，除了激情的驱动，还需要知识的框定。而这一点，高度匮乏。知识分子只是在宣传宪政多么美好，并对人说自己渴望宪政。但是，能够实现这个宪政目标的制度体系是什么？如何从现状达致这个目标？恐怕无人有能力提供。
导致制度知识、宪法知识严重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历史的无知。中国的现代史曾经遭到系统而严重的扭曲。最悲剧的是，很多自称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扭曲现代史，比如，这十几年来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充满了对康有为、孙文的情绪化厌恶。而恰恰是这个思想和政治传统，对宪政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且，在大半个世纪中，进行了多样而广泛的立宪实践。因为厌恶，当下主流知识分子对此传统缺乏认知，更不要说深入研究。
更可怕的是自负。有知识分子断言，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连宪政的门都没有摸着。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具有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实在令人惊讶。历史要从自己开始么？但仔细聆听，今天最活跃、最知名的人物谈论宪政，并不能令人满意。除了宣传，并无理性而可行的制度构想和转型方案。
在北大张君劢会议开幕时，我在微博上这样写到：“今日谈论宪政，绕开百年经验，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孙文-蒋中正-蒋经国这两个思想和政治传统是不理性的，也绝无成功的希望。我们时代的所有人，学者、政治家、商人，论德行，论视野，论知识，均不能望先贤之项背。”
为了今天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政治目标，先贤已有百余年思考、探索。对于面临现代国家转型之大任务的知识人和精英，这是一笔最可贵的资源，远比什么大宪章可贵，比洛克可贵，比托克维尔可贵，比美国宪法可贵。认真对待这个资源，回到现代历史中，辨析先贤种种方案之优劣得失，面对变化了的现实，于“因”中有所“损”、有所“益”，焦虑的中国精英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当下中国转型之可行方案。
来源: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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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灯下”的沪剧
星期三 七月 03, 2013 8:26 am
我是看着《霓虹灯下的哨兵》、《江姐》等红色经典长大起来的老年人，如今看到沪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广告，欣然走进剧场。。。。。。
从话剧到沪剧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沈西蒙之遗孀将该剧版权无偿提供给上海沪剧院。坚实醇厚的原作给沪剧的改编提供了宽广的平台，改编弱化了原剧中阶级斗争的线条，突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初进上海滩，帝国主义特务和资产阶级企图用“香风”、“毒雾”来毒害人民军队，甚至不惜用破坏游园活动来破坏新生的上海，真实地再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初驻南京路时惊心动魄的一幕。
应该说，沪剧在改编上是成功的，尤其加入了赵大大与阿香的爱情戏，也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的。全剧舞台场景宏伟，场景转换自然，演员表演也各具特色，因此该剧从话剧沪剧的改编是成功的。
“读得”随想
话剧与沪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听“讲”，一个听“唱”。说起沪剧的“唱”，我们这批老观众不禁又要津津乐道起上海沪剧的丁派，解派，王派，邵派，杨派等等脍炙人口的唱腔。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霓》剧中，真正体现流派唱腔的唱段不多，难得有几段具有流派韵味的唱段，立即博得观众的掌声，“陈喜读信”就是其中典型的一段。
当剧中陈喜拿到春妮留下的信时，观众席中有人情不自禁地在说：“又要志超读信”了，果然，一曲具有王派韵味的赋子板“陈喜读信”唱响了。
遥想当年，王盘声一曲“志超读信”，成为王派唱腔的经典载入沪剧史册，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上世纪六十年代袁滨忠一曲“林育生读（遗）信”，奠定了沪剧袁派唱腔的特色，成为“袁派”代表唱腔，至今为沪剧迷津津乐道，可惜他唱后不久即英年早逝，陨没在政治运动的恶浪中。
改革开放新时期，孙徐春一曲“苏明读信”在沪剧观众中确立了他新一代沪剧代表人物的地位，可是不久后他离开体制，投身商海。
而今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朱俭一曲“陈喜读信”，让沪剧观众对沪剧流派的传承和发展重新燃起了希望……
沪剧的根与本
从《董梅卿》到《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海沪剧院似乎在打造都市沪剧的新形象，这倒也无可非议。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剧的西装旗袍戏就是对传统沪剧的扬弃与反叛，形成了都市沪剧的雏形。
改革开放以后，在上海沪剧院院长、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等的倡导下，开展了“沪剧回娘家”等一系列活动，旨在继承与弘扬沪剧传统，让沪剧在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沪剧的发展离不开根本。其根在于要立足广大沪剧观众中，其本在于不要脱离沪剧的基本特色，而流派更是其灵魂所在。当初的西装旗袍戏和后来的现代戏成就了“丁派”、“王派”、“邵派”、“石派”、“杨派”等沪剧流派。而综观上海沪剧院新创作的几台“都市沪剧”，沪剧流派的韵味越来越淡薄，而沪剧观众中热情期待的“茅派”唱腔也尚羽毛未丰。“都市沪剧”几乎成了“沪语歌剧”的代名词，而这也真是沪剧观众所不希望听到的。
mjj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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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
星期三 七月 03, 2013 8:23 am
有一句说一千句，是作家，这叫文采；
有一句说一百句，是演说家，这叫口才；
有一句说十句，是教授，这叫学问；
有一句说一句，是律师，这叫严谨；说一句留一句，是外交家，这叫辞令；
有十句说一句，是政客，这叫韬略；
有一百句说一句，是和尚，这叫玄机。
有一千句说一句，叫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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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10种人不能帮
星期三 七月 03, 2013 8:21 am
1、忘恩的人；
2、挣钱违背道义的人；
3、损人而利己之人；
4、表面一套背后玩阴之人；
5、见利忘义，没原则之人；
6、不守信用，求救时可怜，得势可恶之人；
7、做不了小事，却想干大事的人；
8、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
9、帮过忙，不履约的人；
10、有机会还装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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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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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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