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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书远了，离阅读更近了
星期一 七月 08, 2013 3:53 pm
出读者的书，让作家们看去吧
他出过书！介绍一个人，只要有这一个标签，仿佛就胜过一切的履历、头衔与溢美之辞。在苏州，出书已经进入一种个人时代，并不是只有知名学者、著名作家才能出书，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跨越了读者与著者的分界线。对很多人来说，出书是与人分享自己的文学才华，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留存于世，甚至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与记录。
苏州人人是“作家”
其实，苏州退休后研究文化、出书的作者不在少数。许雪根表示，苏州有相当一批有文化、有自己研究领域的老者，其中70-80%都有出书的计划，也出了一批好书。比如高昌创作的《趣品红楼》就颇受读者欢迎，这位苏州老人不看任何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只看原著，视角独特。而潘君明的《苏州话寻根》则是质量上乘的吴文化研究书籍，去年12月出版，因为销量好，1月就重印了。因为这样一批热心吴文化的老者，让苏州关于吴文化的著作汗牛充栋，而且在国内传播了苏州文化，特别受图书馆和高校的青睐。
不过，在出版业界生存艰难的背景下，平民“作家”们的第一本书，几乎无一例外是自费出版的。“除非一出手就让编辑眼前一亮，出版社才会主动出资，不过那在国内都是凤毛麟角。”出版一本印数1000册左右的书，费用大约三四万元，很多苏州家庭觉得，人生中这样一笔投资，值得。于是出书不再是那么遥远的一件事，变得切近和简单。
苏州究竟有多少“作家”？保守估计，这个数量在四位数。他们中的一些人，人生一部书足矣；另一些人，则最终成为真正的作家。
壹周刊·苏州广播电视报
本报记者/秦亚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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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妆
星期一 七月 08, 2013 8:12 am
今天我们母女俩要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女儿早早准备就绪，十九岁的女孩，清新亮丽得象一朵初出水的芙蓉，浓妆淡抹、新衣旧衫皆相宜。
女儿突然兴起，说，妈妈，今天我来帮你化化妆，挑衣服吧。我点头应允。任由女儿去费心费力为我妆扮吧，我乐得逍遥，也看看在女儿的眼里，我该装扮成个什么样子。
女儿拿出她的一套化妆品，认真地开始往我脸上涂抹，粉底，上色，描眉，一道一道，一丝不苟。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抹，女儿说，你自己去看看吧。
我对着镜子左右端详这张被妆扮过的脸，不能不说女儿做得很精心细致。可是，失去光泽的皮肤，增大的毛孔，增多的皱纹，岁月的手笔如同刀刻一般，岂是这三涂两抹能够掩饰？原本低调的我如果因为化妆改变而引人注目，岂不欲盖弥彰？我愈看愈想愈不自在，终于乘女儿不注意，悄悄用纸巾淡化到了最低。知母莫过女，见女儿偷偷扪嘴一笑，知道她已经看出了我的鬼把戏。
除了简单的护肤霜，偶尔加一支口红（唇膏）外，我还真没往脸上抹过什么。虽然自己也有过女儿般的花季，却生不逢时，没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任其成长和绽放。后来的许多年里，一切已成习惯和定局，不太会刻意去美化自己。记得十多年前的一次，实验室的女同事们乘我生日之机，送给我一套化妆品，还郑重地告诉我，湘平，这可不是家里人人都可以吃的巧克力，是给你专用的。在行的朋友看一眼，说，这可是法国进口的好东西。可这好东西在我手里却成了一块“鸡肋”。为了不辜负人家的一番美意，也想出门时用用，可有时时间紧嫌麻烦就免了，又有时试着抹上去了，自己看着怪怪的不自在，终于擦干洗净素面朝天出了门。还自解自嘲地说，不懂化妆之道，恐怕放大了脸上的缺陷，不如不用。最后那盒包装精美的化妆品还是进了年幼女儿的玩具箱。
为了帮我挑选合适的衣服，女儿将我的衣柜翻了个底朝天，一件一件扔了一床。她一边翻，还一边嘟嘟囔囔，都是二十世纪的老古董，一件像样的都找不到。
在我眼里，今非昔比，挂在衣柜里的衣物早已泛滥成灾。这些年每年都买了一些，虽然我始终不习惯买贵重时髦的衣服。
我将衣服一件一件挂回去，往事也一件一件在脑子里滤过。我的眼睛停留在其中几件上。这几件，比女儿还年长，在女儿眼里是当然的老古董。
这件浅蓝色织花的中式真丝上衣，还是出国之前母亲给我买的，转眼已经二十多年。因为不用来日常换洗，还是簇新。又因做工精细，大小合体，现在逢年过节在参加一些华人活动时还会偶尔穿一穿。
母亲的审美能力一贯比我强。小时候家里穷，就是母亲自己，也只有几件换洗衣服。但她总是用最廉价节省却又新颖别致的法子装扮我这个女儿。用两三条花手绢，她也能手工为我裁剪缝制出一件与众不同的圆领衫。母亲喜素雅，她很少为我买鲜红艳绿的衣服，我身上的颜色多半象头顶的天空，或蓝底白花，或白底兰花。这种对色彩的偏爱也影响了我一生的审美。
拎起这件蓝白格小方领的的确良衬衣，我不由哑然失笑。想起当年研究生宿舍好友梅的话，这是“典型的知青褂”。这确实是我离开乡下上大学那年母亲买布我自己做的，这些年已经很少穿，却也没舍得扔。当年出国时在宿舍收拾箱子，将它收入我的出国行装，就令梅嘲笑不止：“湘平你行了吧，早该淘汰的知青褂，你还带出国去？”我笑而不答。知青情结，知青烙印，早融入了血液，浸入了骨髓，哪是扔一件衣服就能去掉的？如果梅得知这件衣服今天还和我相伴，一定会惊诧万分而大加讪笑。
和这件衬衣相伴的还有另几件半旧衣服，是这个衣柜里的第一代收藏，三十年前的“自己制造”。这件乳白色的“西便装”（当年的时兴叫法，一种对布料做工要求不高的简易西服），用布就是那个年代很时兴的“的卡”。几天前我穿它去上班，一位女同事的一句客道赞扬话，还很让我沾沾自喜地怀旧了一番。更让我洋洋自得的是那件花格圆领短袖衬衣，居然得到女儿的青睐。三年前带女儿回国，她一时兴起从外婆的箱底找出这件三十年前我为妹妹缝制的短袖上衣，拿来套在了自己的紧身白毛衣外，张张扬扬上街去，说要在当地“引导服饰新潮流”！
还是上高二那年，妈妈省吃俭用为并不富裕的家里添了一台缝纫机。我的自学始于练习脚踏缝纫机使之平稳地做单向运动，然后打出平直均匀的明线缝。此后的五六年，直至１９７８年上大学，我包揽了缝制全家的全部衣服。那些年包括下乡的几年，一回到家中，家里让我做的唯一家务就是缝纫，美其名曰“技术工种”。
那个年代出售的成衣少且贵，式样也很单一，比较富裕讲究的人家就托人到上海去买衣服。我们请一位上海知青朋友从上海买来一套裁剪纸样，包括男女西裤，男女外衣（有普通春秋衫、中山装和西便装），男女衬衫（包括各式方领、尖领和圆领等）。当时上海买回的成衣，也不外这些种类式样。说来简单，照纸样上的线条剪成一片片衣样零件，再将其比划在布料上剪出同样的毛片，缝合即成。真正式样设计、量体裁衣的功夫还远没有达到。可是裁剪时布料的正反，光泽的顺逆，条格的对称，和布料的节省，缝制时的先后次序，接缝的整齐平滑，倒也有些学问。
许多次从简到繁、反复拆改重缝的练习，做出的衣服无论式样（得益于纸样）还是做工，都比当地的裁缝技高一筹，家里人穿出去还带几分骄傲。况且我这人缝衣认真，穿衣随意，为我们姐妹做出一式两件的衣服，总让挑剔讲究的妹妹选一件。其中做工最复杂的是哥哥们的蓝的卡中山装，四个口袋上那些平展圆滑的双线明缝，才叫见功夫，当哥哥穿上身的那一刻，我一定无法掩饰脸上的得意之色。小时候，家里没有条件让我学琴棋书画，针织缝纫就是我学的唯一艺术，也算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
上大学后，离家远了，为家里人做衣服的机会渐减，也因为社会进步，大家买成衣多了。但在上海上学的那几年，我还是很少为自己买成衣，还是习惯买布假期回家自己做。后来的岁月里，生活更加繁忙，我只是偶尔重操旧业。比如几年前，我参照买回的一幅窗帘，自己为新建住房的十几个门窗缝制了时尚新衣，为了节省，也因为兴趣和怀旧吧。
衣柜里还有两件洗得柔软发旧的棉质衬衫，那是二十多年出国时买的，当属“第二代”。由于它们的温软舒适，这几年我还时常穿着去野营登山。
那年准备出国时，我因为孩子小家人病而里里外外忙得焦头烂额，而偏偏奖学金资助方又定好机票锁定日期等在那里。那一天，我在中午时间冲到单位旁边的东单商场，在衬衫专柜，六元一件的衬衫，我一口气挑选了同一尺寸不同花色的四件；在裤类柜台，还拎了两条裤子；在鞋帽专柜，又买下了三双鞋。总之，如此这般，用最快的速度，极少的金钱完成了我的“出国置装”。
毕竟时代不同了，后来每年买的的衣服渐多渐贵。有的买来后并不爱穿，就闲置在那里。好些我已说不出是那一年买的。它们在我眼里，远不如那几件旧衣的价值。这些“过时”的衣服之所以还留着，潜意识里，也许因为它们记载着我的一段人生轨迹，一个时代，那一去不返的青春时代。
女儿还在帮我翻找，终于不耐烦地大叫，妈，我得带你去买几件二十一世纪的衣裙！
我忍俊不禁，要用二十一世纪的新潮装饰二十世纪中叶的老古董？！
Author: 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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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与文学自述的困境
星期日 七月 07, 2013 1:28 pm
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一个留着髭须、喜欢闹事的知识者，勃兰特的朋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干将，喜好烹调、采集蘑菇和叼着烟斗的人，舞步疯狂的雕塑家和版画家。但他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知道自己是一个“非我莫数”的德国招牌作家，1959年的长篇小说《铁皮鼓》确立了他在20世纪大作家行列中的稳固地位。他出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战后从美军战俘营出来之后，主要以石雕、版画和写作为生。1956年至1957年，他作为诗人和剧作家出现在文学舞台上。《铁皮鼓》之后，他又发表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英国的日耳曼文学史家雷狄克（John Reddick）第一个称这三部作品为“但泽三部曲”，后来人们便沿用此说，而作者本人并没有按照三部曲的方案进行写作。他对时光的追忆，完全承袭了欧洲大作家的传统：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
格拉斯获得诺奖有两大原因：瑞典学院在授奖理由中强调，《铁皮鼓》是纳粹德国数十年的语言和道义毁损之后的新开端，此其一。其次是他在德国艺术界无出其右的地位。充满嘲讽的成长小说《铁皮鼓》是后战争时代德国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它的不同凡响之处是，纳粹不是作为一些人鼓吹、其他人接受的意识形态出现在该书中的，没有用反法西斯主义的妖魔化手法来追述历史，而是不紧不慢地把法西斯主义呈现为日常生活，即那些感到窘迫和委屈的人之麻木的日常生活。该作描写了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生活，在审美、道德和主题上刮起一阵飓风，使作者赢得了世界声誉。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格拉斯写完“但泽三部曲”之后无须发表任何作品，《铁皮鼓》已经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他自己或许也想到了这一点。进入1960年代之后，他逐渐成为一个好斗的社会批评家，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他受人崇拜，也屡遭诟病。《铁皮鼓》曾因“亵渎神明”和“色情描写”而倍受攻击。这位德语国家的第11个诺奖得主已经成为由成见和漫画组成的奇异圣像，这常常让他的作品也相形失色。
“拙劣的诗/改变不了暴君。/可惜，好诗同样如此。”波兰诗人克里尼基（Ryszard Krynicki）的这三行诗句，并没有阻碍他继续以其诗句来介入社会和政治。问题本身却依然存在：诗是否具有影响力？同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在追求“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的人看来，那些来自象牙塔的、宣称不直接对政治表态的封闭的诗，是否就是所谓非政治的诗。萨特至少认为，马拉美的诗要比所有那些气势不凡的政治小册子更具爆破力。这里涉及介入文学所固有的审美多义性与政治介入的明确性之间的张力。“颠覆性的叙事如何才能证明其具有爆破力的文学品质呢？”这是格拉斯经常思考的问题。他的晚期作品几乎都与社会政治有关。
格拉斯是后战争时代德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过去50年里无处不在。德国和前西德文学史中的许多私人材料逐渐公诸于众：回忆录，通信集，日记等，这些材料都在证明格拉斯在德国文化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他在一次关于《文学与政治》（1970）的讲演中说：“当我在家的时候，通常都在从事文学创作；一旦我出了门，那么就涉及政治。坐着写作，站着讲演。”他颇具感染力，不管是褒是贬，对他的看法进入同行的梦。同样，他的政治激情也不减当年。在2009年的德国国会大选中，81岁的格拉斯依然在敲着他的“铁皮鼓”。他在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中心的展览会“公民选勃兰特，政治选格拉斯”的开幕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把门撞开，让现实撞破你们的膝盖和额头！
要理解格拉斯，需要点辩证法，否则无法解读他。1999年，他从电话里获悉自己获得20世纪最后一个诺奖时，正准备开车去看牙医，而且也没有改变主意：“日子还得照样过。”然而，他于2006年发表了没有标明文学类型的作品《剥洋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2006年盛夏的故事，典型地反映出格拉斯同公共社会的关系：他常常指责公众对他的反响，而那些反响却是他自己挑起的。还在《剥洋葱》出版之前，他就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2006年8月12日）的采访，文章标题是《我为何在60年后打破沉默》：
谁都知道，我们的回忆和自画像可以具有欺骗性，事实也常常确实如此。我们进行粉饰和戏剧化处理，把各种经历写成趣闻轶事。我想在形式上就让人看到和感觉到所有文学回忆所呈现的一切，包括那些成问题的东西。因此才有‘洋葱’之说。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时，一层又一层的皮、一句又一句句子使有些东西逐渐清晰可见，一些失踪的东西又呈现出来。
这一颇似自传的作品记述了作者1939年至1959年的经历，除了诸多有名的和不太有名的格拉斯生平外，作者第一次披露自己在1944年以后自愿为纳粹党卫队效力的历史，承认自己曾坚信纳粹，坚信纳粹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我对这些年的事保持沉默，这让我感到很压抑，这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我得开口，终于说出来了，……”这是格拉斯对自己公开忏悔的解释。正是这一点是后来许多争论的焦点之一。柏林《每日镜报》（2006年8月12日）的一篇题为《局部麻醉》的评论文章颇具代表性地显示出各大报刊杂志的议题：问题不是格拉斯作为党卫队成员是否直接犯下了什么罪行，从这本书的回忆中看不出这一点。而他本来是必须在公开指责纳粹罪行的时候说出自己的党卫队历史的，但他隐瞒了这一点。使整个德国和世界感到震惊的是，这件事发生在被视为德国的良心的格拉斯身上。“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历史？这是否是一场人生骗局？”7年前，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恩达尔在诺贝尔奖授奖词中，正是强调了格拉斯以其文学创作“冲破了笼罩在德国历史上的恶魔”。“剥洋葱”之后，公众人物格拉斯的道德典范、政治介入以及他的所有那些抗议都被斥责为伪善和欺骗，人们把他以前的所有讲演和表态看做荒唐的。
1959年的《铁皮鼓》立刻使格拉斯成为回忆德国罪恶的首席代表；假如在1959年之前的话，谁都不会对他的忏悔感兴趣。然而时过境迁，而且这个故事也典型地反映出公共社会同格拉斯的关系：人们指责他没有做应该做的事。不少人认为格拉斯以其沉默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应当把诺奖还回去才是。他在得奖后不久的一次访谈（《启蒙的冒险》）中曾说：“我无法写自传体，因为我很快就会陷入文学的谎言之中。”这次他没有说谎，因此一下子“从神圣的高空掉落下来，又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他不是不可缺的了，却又是个纠缠不清的人” （《明镜周刊》，2006年8月21日）。
有人认为，谈论格拉斯，如同在雾中行走。无论如何，此后谈论格拉斯，再也不可能绕过他的这一履历。瑞士文学史家封·马特（Peter von Matt）在盛赞《铁皮鼓》这部“给德国文学带来新鲜空气的（放肆的，诗意的，感人的，享受的，狂野的，人道的）”小说之后补充说：“可是，人们将不得不重新阅读格拉斯的早期作品。比如《猫与鼠》，今天读来是多么地不一样啊！那里面已经应有尽有，只是读者当时没有看到而已：心灵创伤，受伤印记，自我谴责，自我惩罚……就连纳粹黑衫也出现在这本书里。一切都是加密的，被移入一个梦中，一应俱全。”（《世界周刊》，2006年8月15日）
揭开加密人格及其往事的层层遮盖，让密码找到自己，这就是《剥洋葱》的目的，同时也显示出理想的文学自述的困境，或曰文本与各个事件之间所留下的许多空白点之间的矛盾，就像剥洋葱一样：“剥去一层，露出的还是饱满而透亮的洋葱，洋葱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残缺不全的文本之间的空白点，除非我来点明那些看不透的地方，并把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格拉斯：《剥洋葱》）“空白点”是伊瑟尔（Wolfgang Iser）“效应美学”的中心概念，指的是文学作品之原则上的“不确定性”。即便格拉斯不可能完全重构经历，但他认为文学创作是其生活的真正意义：“这样，我一页一页地继续活着，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格拉斯：《剥洋葱》）
《剥洋葱》引发了一场伦理讨论，也就是后现代向另一种文学的转折，即决定一部文学作品之地位的不只是审美价值，还有伦理价值。狂风暴雨式的批判不只是刺痛了格拉斯本人，剥洋葱的效应也使不少人流泪。在激烈的争论中，有人主张对格拉斯多一点理解，人们不能忘记格拉斯全部作品的文学意义和审美品质。从总体上说，当时基本上没人有时间把《剥洋葱》看做文学作品来分析。就素材和表现手法而言，它其实是作为“但泽三部曲”的补编来设计的。作品的不少地方写得很动人，比如三重饥饿：战后（战俘时期）真实的饥饿；青年时代（战后废墟时期）的性饥饿，即他如何在所到之地寻花问柳；最后是在柏林、杜塞尔多夫和巴黎所表现出的艺术饥饿感，他一定要成为艺术家。
德国文学批评“教皇”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在抨击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铃蟾的叫声》（1992）时所作的断语似乎还未过时：“他的王位令人担忧地动摇了，但并未受到真正的威胁。似乎没人要与君特·格拉斯争夺他在我们文学舞台上的地位。这也许与看不到后继者有关。在伯尔（Heinrich Böll）、魏斯（Peter Weiss）、弗里施（Max Frisch）、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扬森（Uwe Johnson）、伯恩哈特（Thomas Bernhard）去世之后，这一舞台就像地球荒古时那样：荒凉，空荡。考虑到活着的人，姑且就说几乎荒凉、空荡吧。无论如何，君特·格拉斯的声誉并未下降多少，他依然是德国作家的首席代表。”（《明镜周刊》，1992年5月4日）2009年，格拉斯与前东德女作家沃尔夫（Christa Wolf）一起被选为德国笔会名誉主席。
文章来源：《读书》2011年第1期
Author: 方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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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剑锋：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星期日 七月 07, 2013 12:53 pm
导读：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
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间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450万人。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
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人员浪费显而易见。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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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即失业？中国大学生就业空前困难
星期日 七月 07, 2013 12:28 pm
狭长的走廊两侧是许多不带窗户的小房间，房里摆着上下铺的床架，电风扇不停地转动，对抗着上海炙热的空气。众人在结束了一天的求职马拉松后回到了房里。在这间位于上海的青年旅社中，主要住着来自各省份想在上海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每晚一个床位的价格为35元人民币。
一名来自江西省的22岁室内设计系毕业生自2个月前便住在这间旅社，每天搜寻求职信息、参加招聘会并毛遂自荐，至今一无所获。
"刚开始想法还是有点太天真了，但现在已经发现，现实是很残酷的。以前我以为，大学毕业最起码能找到工作。但雇主所开出的工资价码，在上海这个城市根本无法生活。毕业至今，我仍无法赚钱供养父母。今天下午的招聘会也有好多人去面试。"
企业寻找技术人才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根据上海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上海市2013年应届毕业生中还有四成未就业。过去一年来，就业情势变得严峻。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员可以找到许多工作机会，但法律、经济和信息工程系毕业生却屡屡求职碰壁。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家彭希哲表示，中国经济仍建立在大量人力和大规模生产的模式上，在某些领域中虽然已经出现现代化的服务业，但发展的速度仍无法吸收每年700万名的本科毕业生。
过去几年间，中国政府投入大笔资金在各地设立大学。中国的父母最大的期望便是子女能获得大学文凭。但企业表示，中国不需要如此多的大学毕业生，而许多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品质不佳，毕业生难以进入职场竞争。许多大学生希望在上海、北京或广州求职，但由于竞争太过激烈，企业所开出的薪水越来越低。
一名21岁的求职者表示："我是学计算机的。这里就业机会比较多，但是找工作也相对困难，到目前为止都不顺利。企业开出的起薪是每月2000元人民币，我希望至少有2500至3000元。2000块钱以下应该无法生存。"
大学毕业生薪水低于农民工
许多企业所提供的薪水约为1500元。今时今日，中国的农民工的工资甚至比许多大学毕业生高。一名负责组装苹果零件的富士康员工只要经常加班，月薪很快便达到3000元。上海的货运或运输工人每月则能挣得5000元人民币的薪酬。
彭希哲指出："若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长时间无法找到工作，将是对人力的严重浪费，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相当不利，因为人才是中国的资产。这也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危及国家的稳定。人们会对社会和政府感到不满。"
彭希哲认为中国的教育政策失败，中国并不需要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而是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德国的双元制教育系统便是理想的借鉴。
但无论如何，教育的转型将需要多年的时间，无法解决燃眉之急。几个月后，新一批的大学毕业生即将涌入就业市场。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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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网络歌词
星期六 七月 06, 2013 12:49 pm
来自网络小说。
还没起名，就叫做——唱给你，行吗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
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
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
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
秋天的风一阵阵地吹过,
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
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没有一句话就走,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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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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