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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红楼：贾府的端午节为何过得如此冷淡
星期三 一月 15, 2014 8:00 pm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日正是端午节，蒲艾暨门，虎符系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午。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儿的原故。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彩，也只当是金钏儿昨日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发不理他。林黛玉见宝玉懒懒的，也只当他是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懒懒的。凤姐儿昨日晚间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之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了王夫人的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贾迎春姊妹见众人无意思，也都无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
以前看到这段文字，很是觉得奇怪，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总在想贾府的端午节不该过得这样冷淡。你想民间的节气除了春节以外，端午、中秋就是最重要的节气了。要说贾府不重视端午节吧，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你看，二十四回，也就是饯花节前的四月间吧，王熙凤就开始收集贾芸的麝香、冰片。二十八回元春又恩赐贾府大小老少一干端午节的礼品。为把节日气氛推向高潮，还特地安排从五月初一开始接连三天在清虚观打醮，实际就是热闹热闹。想来到了端午节这天，不知贾府要热闹到什么程度啊！你看贾府的春节就不用说了，什么除夕夜、元宵节、中秋节哪一次不是热闹非凡，又是唱戏，又是喝酒说笑听书的。就是宝玉、凤姐、宝钗的生日，大家也都是喜气洋洋激情万丈的，更不用说贾母生日的排场和气势了。然而为何独独这个端午节，前期都搞得那样热闹，反而到了正期却如此的冷淡？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通过认真的看书、思索和分析，终于感觉到了这冷淡的玄机与奥秘之所在。原来，在端午节前，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最关键的一事，就是元春赐端午节礼物时，单独把宝玉和宝钗的礼物赐成一样，而黛玉的礼物却和三春的一样，降低了一个层次，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为宝玉宝钗赐婚。这就引起了贾府内的当事人和相关人的极大震动。当然王夫人和薛姨妈两姊妹肯定是欣喜若狂的就不用说了，宝钗虽然“羞笼”着红麝串四处招摇显摆也不忙去说她，黛玉、凤姐的酸苦麻辣我们也暂且不表，只说这当中就惹恼了一个关键人物，这人是谁？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为什么贾母要恼？贾母对宝玉的婚姻人选一直是看中自己的外孙女林黛玉的，而且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这大孙女皇帝娘娘的意向赐婚一出现，这不就没林黛玉什么事了？贾母的前期努力不也就付之东流了？贾母如何不恼？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贾母虽然恼，虽然不赞成、不认同对宝玉宝钗的意向赐婚，但她不会象一般人那样去吵去闹来表示反对和发泄自己的不满，那也太丢自己的身份了。她凭在贾府中的威望地位和自己的智慧，很艺术的来消除化解意向赐婚的影响。怎样化解呢？她采取了三大措施，艺术化地知会了三方面的相关人：一是知会元春，二是知会薛家母女，三是知会王夫人。我们来看贾母是用什么办法来知会这些人的。
知会元春：贾母得知元春赐了宝玉宝钗一样的东西以后，叫宝玉“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她要让元春知道，“一个”的意思，就是不能成双，让元春知趣点。
知会薛家母女，这是重点：贾母利用清虚观打醮这个项目，号召全家人都到清虚观去看戏。王夫人拒绝了，理由是“元春有人要来”。贾母没管她，但专门邀请了薛家母女俩。你家打醮做法事关人家薛家有何相干？照理也可不去，宝钗最初也说不去的，但是贾母邀请，不去也不好处。况且按贾母的说法是去乐，当然就是看戏了。看的什么戏？薛家母女做梦也没想到，看的是戏中戏――贾母演的戏！贾母在清虚观导演了两出戏，第一出叫《张道士提亲记》，第二出叫《通灵引来金麒麟》。
第一出戏很有趣：男角主人翁张道士在大庭广众下对女角主人翁贾母说：“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十五岁了，生的倒也好个模样，我想着哥儿也该寻个亲事了，若论这个小姐的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的示下，才敢向人说去。”贾母道：“上回有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儿再定罢。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儿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儿性格儿难得好的。”
我认为，这段提亲之说就是贾母与张道士事前商量好了而在薛家母女面前演的双簧。第一，提亲的场合首先不对劲，提亲一般都是先私下窃语，哪有在大庭广众下提亲的？而且还当着当事人贾宝玉的面，在那的时代，真是不可思议；第二，张道士说的那位小姐实际上就是影射的薛宝钗，你看宝钗也刚好十五岁，也是聪明智慧，模样也好，根基家当也配得过宝玉；第三，贾母听张道士一说完，马上一口回绝了，再没问问那家小姐的具体情况。为了掩饰回绝的唐突，才说了后面的那些话。第四，通过这样的提亲对话，意在让薛家母女明白，宝玉的婚姻是我贾母说了才能算数的，我不同意你家宝钗和宝玉成婚，从而间接否定了元春的赐婚意向。宝钗是冰雪聪明，一踩十二头翘的人，肯定懂得贾母的用意。我想此刻的薛家母女，心中一定是五味坛子都打倒了。
第二出戏更精彩：张道士用了一个盘子作道具，把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用盘子端出去让人观赏，又用盘子端回来一堆珍宝玩意儿。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命根子，外面人多手杂，如没有预先安排好，贾母能让他端出去冒风险吗？在那堆东西里，贾母看到其他东西都没说什么，唯独一看见金麒麟，就说：“这东西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特有意思的是，这时众多的观众演员纷纷抢了上来表演（不过，他们也是有感而发的）。宝钗首先抢答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刚说道：“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马上紧跟道：“他这么往我们家里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一针见血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林黛玉刻薄的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宝钗听说，便回过头装作没听见。细细看看这段，再品品这味儿，你说精彩不精彩？
在这出戏里，宝钗是被装进去了的演员。贾母怎么可能不知道湘云有个金麒麟嘛？只是那么故意一问，宝钗就上当了。我估计这时贾母正在心里说：我家早就有个带金麒麟的女孩，都还没说配不配的话，你个带锁的就配？就是金玉良缘？宝玉的话也打击人：湘云在我家住那么久，我也没看见他的金麒麟，言下之意，对你的金锁，我也视而不见；探春口直，“宝姐姐有心”，一下就点到了宝钗的五寸子，这已经很让宝钗不堪了，再加上林黛玉的话更刻薄，我想宝钗此刻已是坐如针锥，无地自容了。但又不敢走，只好头车一边装聋作哑了。宝钗是这样，薛姨妈在一傍难道又好受吗？在这两出贾母导演的戏中，没见到老薛婆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估计她最大的感受就是：今天真不该来，遭贾母带到深沟里去了。我也相信她很快就会把这种感受传递给王夫人的。
知会王夫人，这是关键：贾母和王夫人在对待宝玉婚姻人选上意见截然相反，但作为母亲的王夫人有权干预宝玉的婚事，所以两婆媳也不好摆在桌面上明说，只能暗战。贾母征对王、薛、元春合伙策划的意向赐婚事件，选择了在端午节这天王夫人请薛家母女等“赏午”的时机，采取了忽悠的态度。清虚观打醮你王夫人不是不去吗，今天的午宴也没贾母出现，我想多半是贾母拒不参加，而断无王夫人不请之理，很可能连凤姐、宝玉都去请了贾母的，但最终贾母还是没出现。你想这样一个重大节日的午饭没有贾母这个超重量级的人物在场这正常吗？大家心里会怎么想？又怎么高兴得起来？书上说的那些“淡淡的”、“懒懒的”、“不自在”、“没精打彩”、“无意思”的原因只是表面原因，而真正的原因就是贾母生气不来，不来的原因又是宝玉婚姻人选问题上的争执，已经到了爆发前的冷战阶段。我们再联系到每个就餐人员来具体分析，就更能证明以上的推断。
还是按书上的次序，先说宝钗：宝钗是谎称宫选来到贾府的，但通过比对通灵金锁好不容易与金玉良缘挂上钩，王夫人也为她作了很大的努力，授意元春下谕点名住进大观园与宝玉拉近距离，恩赐与宝玉一样的礼物表赐婚意向，无奈宝玉不买账，贾母跟前也通不过，在清虚观又被搞得差点钻到地缝里去了。今天作为被邀请的客人前来就餐，贾母又拒不接见，你说她是啥心情？“淡淡的”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了，难道还要求她高兴吗？她还高兴得起来吗！
次说宝玉：本来，宝玉心中一直就只有一个林妹妹，元春姐姐和老妈硬要把它往宝钗身上扯，他对恩赐礼物和张道士提亲反应都很大，弄得他既冷落忽悠、挖苦讽刺了宝钗，又得罪了心爱的林妹妹，眼见得老祖宗与老妈为此又把关系搞僵了，自己又做不得主，无能为力，心里边只有堵得慌的份，你说他不“懒懒的”，不“没精打彩”的，他还能轻快活泼得起来吗？
再说黛玉：黛玉一心深爱着自己的白马王子贾宝玉，本来就对“金玉良缘”十分敏感，现在皇帝娘娘赐的礼物又把宝玉和宝钗拉到了一起，而把自己与宝玉隔开了距离，又误解了贾母清虚观提亲和金麒麟事件的用意，她也知道王夫人看中的是薛宝钗而不是自己，而自己唯一的靠山贾母今天又不出席宴会，心中就有好多的未知数和无限的忧虑，寄人篱下的感觉此刻定是刻骨铭心的！不要说他“懒懒的”，只要能不哭就算是烧高香了。
最后说说凤姐和王夫人：凤姐作为王夫人的手下和侄女、作为贾母的孙媳妇，是哪边都不敢得罪的。她在宝玉婚姻人选问题的立场内心是倾向黛玉排斥宝钗的，这一点王夫人心中未必就没有数，清虚观上演的两出精彩闹剧，凤姐也有合谋之嫌，所以王熙凤今天宁愿暂时丢开老祖宗也要到王夫人这边来应承，看王夫人的气色行事，王夫人“不自在”，凤姐敢“自在”吗？况且人在这边，心里还挂着贾母那边呢，巴不得这边早完事，所以也“更觉淡淡的”。而王夫人呢，自己的亲妹子亲侄女在清虚观受了闲气，本想趁端午节请过来私下抚慰一番，谁知贾母连打个照面都不来，自觉十分尴尬，非常的没有面子，而且大家又都是表情冷淡，气氛沉闷，一个个都象本不想来又不得不来的样子，心中更觉不自在。可能王夫人此刻也感受到与贾母闹分裂原还不是时候。
贾迎春姊妹见大家都是这么一副表情，当然就觉得“无意思”了，你想这样沉闷的气氛，谁还想在这里多呆？巴不得一走了之。所以“大家只坐了一坐就散了。”场面上没看见李纨，估计是在老祖宗那边侍候贾母吧。
假如这顿节日午饭贾母在场，气氛肯定就会大不一样。首先薛姨妈会虚情假意与贾母拉家常，宝钗说不定会找机会拍拍贾母的马屁，宝玉、黛玉多半会在贾母跟前放瓜撒娇，王熙凤再怎么样也会说些笑人的龙门阵来逗老祖宗高兴的，王夫人也会奉茶侍饭尽媳妇孝道，三春当然就不会觉得“无意思”了。说不定贾母还会出些猜谜、说笑话的题目，叫女先儿说书，叫戏子们唱戏等节目。说穿了，贾母不出席端午节的宴会，就是不给王夫人的面子，就是要让王夫人知道没有我老太婆的场面是个什么样子，就是要你知道我的厉害!
贾府端午节的这顿午饭，是贾母王夫人冷战的典型场面。冷战是暂时的，不信看嘛，到了宝玉挨打，战争就爆发了。
——夜看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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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敦敏留下重要史料“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
星期三 一月 15, 2014 7:58 pm
可喜敦敏留下重要史料“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
童力群
——兼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年）秋，
曹雪芹与朋友们分别一年多后，从南方回京
一、张宜泉诗云“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
张宜泉《怀曹芹溪》诗云：
“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
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
扫径张筵久，封书畀雁迟。
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
张宜泉，生卒年不详，为汉军旗人。著有《春柳堂诗稿》，现可见者最早为光绪年间刊本，由其嫡孙（辈份应较晚）张介卿付梓。
张宜泉的遭际颇坎坷。从《春柳堂诗稿》中看，他曾落第，后以授馆课童谋生。
张宜泉是曹雪芹在民间最好的朋友。
从“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看， 这一次张宜泉与曹雪芹分别的时间比较长，应是乾隆二十四年春到乾隆二十五年秋的长期分别。
将敦敏的有关诗序（诗题）结合起来看，张宜泉的“同君一别时”，无意中叙述了曹雪芹乾隆二十四年春匆匆忙忙离开北京西郊时，只与张宜泉道别。
二、敦敏诗云“年来聚散感浮云”
敦敏在明琳的养石轩，写下了《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诗云：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
雅识我惭禇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曹雪芹于乾隆二十四年春季突然（事先没有告诉朋友们）离开北京而往南方，乾隆二十五年秋突然返回北京。
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年），敦敏二十岁，与胞弟敦诚一起，在宗学念书。当年与曹雪芹相识。兄弟俩成为曹雪芹最好的朋友。曹雪芹当时三十九岁。
爱新觉罗·敦敏，字子明，号懋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二子阿济格的六世孙。生于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卒于嘉庆七年（1802年）四月，存年七十四岁。著作有《懋斋诗钞》。永忠任右翼宗学总管时，敦敏任副总管。
敦敏的家园名槐园。槐园在太平湖侧。太平湖在北京内城西南角。
槐园是曹雪芹常去之地。
三、张元先生的《曹雪芹与敦敏相会养石轩考》
《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二辑，登载了张元先生的《曹雪芹与敦敏相会养石轩考》。
张先生提出问题“曹雪芹与敦敏相会的养石轩在何处？”
张先生的结论是：“当年曹雪芹从南京回来，与好友不期相会的养石轩，在今日北京东城的内务部街十一号院，应是比较可信的了。”
张先生写道：“从曹雪芹与敦敏相会养石轩一事也可间接推测，曹雪芹自南京返回北京走的是运河水路，船到通州张家湾后登岸进城。据《日下旧闻考》等资料记载，当时从通州进城只有一条石板铺的官道进“齐化门”（今朝阳门）。由于一路上旅途疲乏，因此他进得城来首先就近投奔位于朝阳门附近南小街上的明琳家。明琳的养石轩位于朝阳门内勾栏胡同（即今内务部街）东口，故走运河水路从通州进朝阳门投奔明琳的住处是合情合理的。……从东边的朝阳门到朝内小街上的明琳养石轩步行不要半点钟……若是曹雪芹已回到北京西山家中，再进城时他会径直投奔靠近城西部的敦诚西园或敦敏的槐园，而不会绕道先到东城明琳的养石轩，那样也就不会有前面和敦敏的巧遇。所以，此次的邂逅养石轩只能是曹雪芹初归京城所为。也正因曹雪芹一去经年，敦敏不知道曹雪芹已到京，隔墙闻声似曹雪芹才有诗序所说的‘急就相访’，其迫切心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四、结论
1、曹雪芹刚从南方返回北京，他不是先回到西郊的自家，而是在大运河最北端河畔张家湾上岸后，直奔北京“齐化门”（今朝阳门），直接来到明琳的养石轩。
2、可喜敦敏留下重要史料“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
3、张宜泉的“同君一别时”，无意中叙述了曹雪芹乾隆二十四年春匆匆忙忙离开北京西郊时，只与张宜泉道别。
4、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年）秋，曹雪芹与北京的朋友们分别一年多后，从南方回北京，急切的与朋友们再相聚。
---百年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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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文学现象观察
星期三 一月 15, 2014 12:46 pm
2013年，困顿中有新生。
在这一年中，不仅有大量的长篇小说、非虚构文学、诗集、散文集的面世，更出现了许多此前罕见的文学现象。就此，我们特别邀请批评家张柠与“80后”学子霍艳、曾念长、董外平、李壮等，就2013年的文学作品及主要文学现象进行深入讨论。
张 柠：今天的对话，主要讨论2012年底至2013年底这一时段中国文学的基本状况。主要从3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文学创作的情况；二是引人注目的热点文学问题；三是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学的情况。
“50后”、“60后”作家集中亮相
曾念长：2013年，文坛老字辈的作家依旧活跃。1934年出生的王蒙为文坛贡献了多部作品，并没有“歇下来”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是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这部作品其实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直到今天才首次公之于众。90岁的黄永玉更是推出了上中下3卷、共计80余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此外，“50后”、“60后”作家的集中亮相也是今年文坛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当然，他们亮相的方式也比较传统，就是出版作品。较受关注的作品包括贾平凹的《带灯》、余华的《第七天》、韩少功的《日夜书》、苏童的《黄雀记》、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北去来辞》等。但是从总体效果来看，这些“50后”、“60后”作家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太多的惊喜。他们都试图“与时俱进”，用自己的小说介入当下现实，但读者却批评他们面对现实的“不及物”。苏童的《黄雀记》又回到了他的“香椿树街”，不免让人怀疑他已陷入“经验的贫乏”。
“50后”、“60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首先是社会巨变让他们“找不着北”了。“50后”、“60后”出道于上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巅峰。他们对历史总体性话语的瓦解，以及对社会转型之初的精神失落现象的发现，都是有卓越贡献的。但问题是，在这些作家进入“中年写作”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在这个巨变中寻找他们的写作资源，如何面对社会巨变中的读者，似乎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同时，80年代的“文学共同体”及其话语结构在90年代末发生了根本性的破裂。在自媒体时代，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还包括千千万万的读者。这不仅仅是“50后”、“60后”作家的问题，还是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在大众狂欢时代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
李 冉：《带灯》《第七天》《黄雀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都显示出作者关怀现实的强烈意识和明确的目的性，反映在小说中，就是作家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写“乱剧”场面。《带灯》中不断地写到农民、乡镇干部、农民与乡镇干部聚集在一起，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的混乱场面。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小说就是靠一出又一出“乱剧”场面延展为长篇的。
与之相比，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显得比较另类，方方写了一个关于“个人”的故事——主人公涂自强从满怀憧憬到悲惨死去。虽然这个“个人”故事写得不够细腻，但与企图靠“乱剧”这张大手抓住时代的“大动脉”的作家相比，方方的可贵之处在于观照了个体的灵魂和情感，直接地、实实在在地抵达阅读个体的内心世界，我想这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关键原因。
很多“50后”、“60后”作家的站位偏高，靠外在的、热闹的技术手法勉强支撑起长篇的架构，企图罩住每个角落和所有个体，却打不进读者的内心。而方方们却正朝着一个方向、一个人走去，走近之后观察、握手、交谈、拥抱甚至相拥而眠，一丝一缕的触碰最后化为了小说的内核。这种创作上的差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张 柠：你提到“50后”、“60后”作家爱用“乱剧”支撑小说情节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经典作家里，混乱场面的描写有时能产生特殊的效果。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乱剧”描写是福楼拜写州农业展览会、托尔斯泰写安娜看赛马。这种场景描写用得好是经典，用得太多当然有问题。那些对细微情感描写力不从心的人，往往喜欢写大场面。
文坛新力量的崛起
李 壮：我首先关注的是文坛的“代际更迭”。今年，“50后”、“60后”作家集中拿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70后”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爆发期”，“80后”则从创作和批评两个领域开始全面进入人们的视野。2013年，有一批“70后”作家推出了自己的精选集：阿丁的《寻欢者不知所终》、曹寇的《躺下去会舒服点》、任晓雯的《阳台上》、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盛可以的《留一个房间给你用》、东君的《恍兮惚兮》、阿乙的《春天在哪里》、鲁敏的《九种忧伤》等，这些集子的出版，是作者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他们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70后”作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们擅长对当下的城市经验进行细微准确的捕捉，这也代表着，在经验史层面上“70后”一代的重要性：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打开了新的经验世界。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爆发后，在历史经验书写、乡村经验书写和形式实验等方面分别达到了高峰，之后便一直在等待新的可能，等待那些能够面对当下都市经验直接发声的作品。“70后”的成熟让我们的期待燃起了希望。他们熟悉这个时代，了解个体生命在其中的处境，能够从细节出发，进入时代生活的核心部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70后”在经验史上的独特性：他们好像走在一条索桥上，桥的两岸都与他们有关。在文学的黄金时代中扮演精神英雄的“50后”、“60后”作家在这一岸，在商业时代里成为市场宠儿的“80后”在那一岸；乡土经验是这一岸，都市经验是那一岸；总体性反思中的历史是这一岸，碎片化背景下的时代是那一岸。“70后”便是行走在此岸到彼岸过程中的一代——两岸都与他们有关，两岸他们都熟悉，任何一边发生的剧烈变动，都可以在“70后”的脚下形成震颤。他们对两岸的风景都有特殊的敏感，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空气中那些细微却意义重大的电荷，表达出那些微妙但直通时代经验核心的生命体验。
霍 艳：2013年或许可以说是“80后”的黄金年：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召开，《文艺报》《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大家》《天涯》等多家报刊、杂志开辟“80后”评论专版，各大杂志的奖项都出现了“80后”作家的身影……可以发现，经过若干年的喧嚣之后，“80后”内部已经分化，一些作家转入商业写作模式，另一些作家则遵循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期刊发表、选刊选载、评论家跟进、获奖，最后结集出版。甫跃辉、孙频、马金莲、蔡东、蒋峰都是选刊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逐渐从地方刊物走上国家刊物，从边缘位置走上头条。此外，在长篇小说领域，颜歌的《我们家》、郑小驴的《西洲曲》、王威廉的《获救者》、甫跃辉的《刻舟记》，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李 壮：以“70后”、“80后”为主的年轻作家正在逐渐成为文坛的主导力量。在6月召开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70后作家的新变”会议上，施战军说，“50后”关注的主要是“我是谁”，“60后”关注“我怎么了”，“70后”则关注“我何以如此”。这种步步逼近的创作和思考姿态，显示出“70后”作家所思考的问题的清晰性和写作姿态的特殊性。他们面对生活，普遍选取了平视的视角，关注那些寻常甚至庸常的人物，进而从寻常的生活细节出发，去面对那些本源性问题。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是观察者、思考者，而非“50后”那样，以一种解放者、预言者的身份进入小说叙事。当宏大叙事的狂热已渐渐淡去，城市里的“游荡者”及其孤独、隔膜的处境正在悄悄变成小说的核心。
霍 艳：以往，“80后”作家由于语文教育、网络语言和视觉语言的影响，词藻的华丽已经到了对叙述产生阻碍的地步，他们无法还原人物话语，只能转述，将原本丰富性的多层次话语，转述为一种千篇一律的风格。“80后”作家从前的故作忧伤状，就在于他们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写作，他们使用的语言是课本语言加网络语言加幻想语言的拼接。《小时代》最能呈现语言的支离破碎，先是抒情加煽情，以“宇宙”、“世界”、“天空”之类的大词语来强化“我”微小的情感，以此来确认“我”的重要性。紧接着就是一段嘲讽，对其他城市、小资产者、同伴的嘲讽。如果说《幻城》里郭敬明的语言风格还可以用忧伤来统一，那到了《小时代》则是混搭，破坏了作品风格的完整性。“80后”的问题在于下笔的随意和语言的肆意。“80后”一直以为自己写的是细节，但其实他们呈现的细节是物质细节，而不是生活细节，到了生活描写，他们千篇一律，像铺在生活表面的一层厚重的棉被，而不是对生活有敏锐的多层次的发现。以往的“80后”写作下笔随意，以情绪作为主导，而不是情节作为主导，有时候为了情绪的连贯性，不得不用情节不合理的翻转、大幅度的跳跃来将情绪推向高潮，这在一定时间内的确满足了同代读者的阅读心理，但放到资深小说读者面前，却像是一个粗糙的情节剧。“80后”以往的写作路径是，直接将个人情感普泛化，写的都是诸如孤独、忧伤、叛逆之类的大主题，处理不好和现实关系，所以才会产生大量玄幻小说，他们虽然活在当下，心灵却抗拒当下，想回到儿童时的过去，他们在文字里有一种拧巴的姿态，既不妥协，又被裹挟。现在，他们是从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上着眼，他们不再努力以代言人的身份，写一代人的情感，而是退回自己的故事。
现实经验遭遇表达困境
李冬雪：“非虚构”是这两年来兴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写作潮流，2013年又有一次小爆发，如《出梁庄记》《打工女孩》《工厂女孩》《双重生活》《生死十日谈》《阿勒泰的角落》等。这些作品的出现，弥补了文学创作与现实之间的疏离感。因此，无论“非虚构”概念在理论上如何不成立、写作上如何不文学，它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那就是解决了文学创作审美性追求跟文学现实关怀之间的空档。“非虚构”包括两方面，一是非虚构，关注现实经验；另一点，它还算文学。但一般来说，在“非虚构”门类里面，我们不怎么讨论它的文学性问题，主要还是讨论它的内容，比如关注中国经验、现实生活、现实伤痛等等。所以，“非虚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它的可读性强、传播面广；二是它关注现实经验里非常鲜活同时又被文学虚构所忽略的东西。因此，“非虚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李慧君：现在对“非虚构”创作的鼓励和提倡，反映了当今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找寻到通往当下现实的路径”。这个问题我最初是在阅读梁鸿的“梁庄系列”时意识到的，梁鸿的作品中有两条叙事路线：一条是一个返乡知识分子对自己往昔童年生活的追忆与眷恋，以及其中流露出的对于中国乡村文明的自觉意识；另外一条线索则是梁鸿在与村庄的乡亲们对谈时记录下来的类似“口述实录”的原始材料。梁鸿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感与现场感，是一种宝贵的文学呈现，其中最打动人心的，正是那些祖祖辈辈都被动地生存于乡村中的历史亲历者们对于乡村人生的叙述还原。
相反，传统的精英文学，或者叫虚构叙事，往往在用文学想象掩盖现实感的孱弱无力。今年的两部虚构类文学作品《第七天》和《带灯》都是间接获取的写作资料。《带灯》的故事来自一个乡镇基层女干部的经历以及她所提供的现实资料，而《第七天》为人诟病最多的便是对于热点新闻事件的“拼贴”。当然，这种凭借间接资料的写作并不是完全不可行，其实许多小说写作所依据的都是第二手的材料，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就是从一则当地新闻事件中获得的灵感，但同时，他有意识地在作品中通过审美的语言和对于细节的充分描写，引领读者进入一个能够生发出想象与联想的情感空间。这种文学性的呈现本来是虚构类作品的长处，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创作却是作家们对于现实表述的苍白无力，可能这一点也成为“非虚构”概念提出以及相关作品崛起的动因。
杜思聪：2013年，作家观照现实的企图非常明显。苏童曾明确表示，《黄雀记》就是要把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综合起来，企图对人以及时代有全方位把握；《带灯》写的是乡村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基层权力变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敏锐关注到农村少年如何进入城市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北去来辞》在写女知识分子精神史之外还夹杂了“80后”打工女孩的悲惨遭遇。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通过实践所呈现出的结果却是不同的。《黄雀记》在写香椿树街内部的故事时显得得心应手，而一旦苏童把香椿树街和现实联系起来，就不免别扭、牵强，这反映了作家在把握当代经验上的不足。
把“50后”、“60后”和“70后”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对生活的理解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大部分“70后”熟悉城市生活，熟悉生活在城市里个体的精神、心理状态。但“50后”、“60后”更熟悉乡土世界。此外，在处理现实经验时，“50后”、“60后”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在场的姿态，他们多以批评的口吻来讲述当代；“70后”则更愿意用感同身受的方式，关注都市里个体的人以及他们的情绪。
李 壮：刚才谈到的一些文本，比如《第七天》等，几乎都涉及到老作家对新经验的处理。我所说的新经验，在空间上是“城市经验”，在时间上是“当下经验”。我从这些文本中看到了某种焦虑：一方面，“50后”、“60后”擅长表现的乡土或历史经验在文学上已日趋透支；另一方面，矿藏丰富的当下城市经验，却与“50后”、“60后”作家相距甚远。距离上的遥远造成了抵达路径的偏差，他们面对新经验时所选择的处理方式各自都是不尽相同的。对此，我大致归纳了几种类型：第一种，我称之为“正面强攻”型，代表是《第七天》。余华显然清楚，“细节”在一个总体性崩溃时代的叙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细节，试图以此来掩盖内在的不自信。但《第七天》在这里做得并不成功。第二种以“写史”的形式为外壳，借助“神实主义”的风格，把主干故事架空，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寓言，我称之为“侧面迂回”。第三种是“新瓶装旧酒”，例如《黄雀记》和《带灯》。《带灯》的故事就时间而言离我们很近，也写到了比较时下性的话题，但其核心还是“血缘”，它讲述的还是乡村经验。第四种是“点到为止”，规避风险。韩少功的《日夜书》整体弥漫着回忆和缅怀的气氛。韩少功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最擅长的路子在写，包括对知青生活的生动描述，以及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思辨闪光。但对现实则是点到为止，让人有点不过瘾。比较特殊的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应当说，这部小说与我们的时代贴得很近，触及到当代青年人的许多核心焦虑。方方一直十分关注底层，在处理当下经验上显得更加顺畅、真实。但读着读着，感觉到它越来越像一部“问题小说”。
地域写作的可能与局限
李慧君：我们刚才都在讲“当下经验”，这实际是在时间上求新。其实作家对经验的开掘还可以有另一维度，就是“空间”，比如金宇澄《繁花》一类作品就涉及到地域性写作的问题。在《繁花》之前，以上海作为特定书写对象的作品也有很多，比如张爱玲、王安忆的作品，而《繁花》则从人物语言的方言化、生活场景的上海化、行为展开的历史感等诸多方面，精确而具体地书写了一曲“上海之歌”。《繁花》的成功之处在于描写上海人的具体而微观的经验的同时，又可以唤起每个读者心底深处对于历史追忆与人性体认的共鸣，从而达到既呈现出地域特点，又能够保持对于复杂人性的书写的目的。
李 壮：除《繁花》之外，今年还有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比如颜歌的《我们家》写四川郫县、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湘西。《繁花》的地域性表现在它的方言写作，但作者所表述的内容并未有太多上海地域经验特质。如果拿它与《长恨歌》比较不难看出，王安忆深谙上海的趣味、气息，小说虽然用普通话写成，但字里行间透露的莫不是旧上海风情；而以吴侬软语写成的《繁花》在表达上海经验上不如《长恨歌》。方言可以成为表达文学地域性的重要手段，但是否只要用方言写成的作品就一定具有最鲜明、最深刻的特质却并不一定。
其实每个作家背后都有一个地域空间，像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苏童立足于江南“香椿树街”，阎连科、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里也有自己家乡的影子，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以某一地域为背景表达一种普世性经验。或者可以说，有些作家是借地域文化空间写经验，而有些作家则纯粹囿于地域内部经验。
以前，作家写一个地方是隐约能看出影子的，需要结合作家成长经历来猜测，表现了一种普遍性经验。现在，作家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们写的就是那里，这会不会处理得过于简单了？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地域写作、方言写作，是不是作家为了增强文本的辨识度，寻找个性所作出的选择？是不是因为其他资源匮乏时，选择地域只是无奈之举？
董外平：我个人认为《带灯》是一篇好小说，饱满沉淀的文字、从容自若的叙事在当下浮躁的文坛显得尤为珍贵。看完《带灯》，我不得不说贾平凹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作家，这种“正能量”并非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深植于贾平凹的“农业乌托邦”，他把一个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的乡镇社会写得那么丰富有趣，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不禁问自己，我的家乡有这么丰富多彩吗？好像没有。贾平凹在《带灯》里塑造了一个“正能量”的乡镇女干部形象，名字诗意而且品格优秀。读到最后，我竟然都被这个青年女干部感动了，可是我又马上清醒过来，那不是真的，这个干部形象太完美、离我们太遥远，我险些陷入贾平凹设想的“农业乌托邦”。毫无疑问，这个名叫带灯的青年女干部是贾平凹在“农业乌托邦”里想象的一个人物，贾平凹正是通过这个诗意化的形象来表达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深深眷念和祝福，然而这个乡村只是贾平凹的，与我们无关。
霍 艳：“80后”作家颜歌在2013年推出了长篇小说《我们家》。这部作品一反颜歌之前的写作风格，开始回归底层和现实，这也代表了2013年“80后”创作的一个新趋向，其叙事语言的个性化、叙事视角的客观性、情节设置与叙事总体的关联性，都是她走向成熟的标志。
全媒体时代的大众阅读与写作
董外平：把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与郭敬明的《小时代》放在一起对照，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甚至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我们的社会居然完全在两个不同的时空轨道运行着，一边是农民子弟的痛苦挣扎，一边是纨绔子弟的风花雪月，这两部小说分别投射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两部小说都是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奇怪的是，我们并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两者的“成功学”和“失败经”。成功与失败需要被重新定义，对于《小时代》来说，成功只不过是他们战胜了自己的任性，失败也只不过是他们输给了自己的任性。对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来说，成功就是安居乐业、爱其所爱，失败就是居无定所、爱无所爱。按照涂自强的标准，《小时代》是没有失败的，按照《小时代》的标准，涂自强是没有成功的，这或许就是“成功”与“失败”的阶层性，富人的“失败”经验反而是穷人梦寐以求的“成功”，而穷人永远都不能成功地实现富人的“失败”。
曾念长：关于《小时代》的讨论，最热闹的话题就是“人民币”。“人民币逻辑”如今已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毛孔里，也很大程度地左右着当下中国文学的格局。与“人民币逻辑”相抗衡的是近年来不时有人重申的“文学的人民属性”。几年前提出的“底层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意与文学的“人民性”接轨的。陈崎嵘在这一年谈到网络文学的时候，就婉转批评了“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价值倾向。施战军也在一篇短文里谈到“为人民而文学”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我认为这绝不是“说说而已”，应该绕到这种表态的背后，理解这些话的具体含义。实际上还有一种针对性的立场，就是对文学“人民币化”的批评。
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发布了一份“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结果，“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前十名全是经典：《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尤利西斯》。这个排行榜是根据3000人调查样本统计出来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大众的“反经典”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张 柠：这个调查，说明传统经典提供的审美范式和这代年轻人的阅读期待出现了某种错位。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刚出来的2013年作家富豪排行榜。今年进榜的有60个人，除了莫言因为获奖上榜，其他的以玄幻文学、网络文学、儿童文学创作者居多。这再次说明了传统经典与受众期待之间的错位。既然这种阅读错位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文学史推荐的这些经典，读者不爱读？原因是否如你们刚才所说的：经典和当代经验没关系。如果是，那么网络文学也有大量和我们现实无关的东西：玄幻的、穿越的，等等，为什么受众那么多？阅读错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刚才大家提到长篇小说《繁花》。这个作品实际上是在精英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最早在一个叫“弄堂”的论坛上发表，写作过程中，许多读者都参与了讨论、提出过建议。它的接受群体一开始就不是专业批评者，而是普通读者。我们读《繁花》会有很强烈的感受，我们评价它是通过作家语言所呈现出的一段“生活”，而不必定是一个所谓自足的“审美客体”。
网络文学中那些点击率较高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在叙事语言、情节设置上没什么问题，惟一的问题就是结构过于松散。而这个结构又是什么东西呢？《繁花》的叙事并没有什么结构，就是生活流本身(两条线索)，还有铺天盖地的日常生活细节，再加上语言干净精练。我甚至想做一个大胆的预言，网络小说走向经典化过程，就是逼近《繁花》的过程。
李 冉：今年网络文学没有特别轰动的作品出现，但今年却是网络文学产业化迅猛发展、与传统文学互动频繁的一年。
应该说，网络文学创作者还没有明确的“文学经典化”意识，但他们追求持续的影响效应和效益增殖，网络文学与其他产业的结合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前几年蹿红的网络言情小说继续引领着电视剧改编和版权出卖的热潮，同时一批网络“大神”创作的玄幻小说也在被改编为游戏和动漫。随着这些年网络文学的发展，读者的阅读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大量同类型的作品中想要脱颖而出，获得较高的点击量并不容易，因此除了情节和语言之外，对作家的知识贮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大神”们在读者的逼迫和互动下，纷纷成为历史、考古、医学、军事等领域的“业余专家”，以充斥在小说中大量的“专业”知识来吸引和留住读者。
从网络文学兴起到今天，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与网络文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今年的网络文学评奖热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思考，对于不用遵循节约原则，脱离了纸媒空间限制(在虚拟空间内)和时间限制(填补网民的剩余时间)的网络文学来说，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已然失效，需要返回话语的源头，建立网络文学评价的新体系，提高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队伍的专业化水平。重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重要前提，是尊重网络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事实，这是读者自由选择机制的结果。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人类话语系统的一环，这种话语自身存在其连续性和逻辑性，我们没有必要急于做出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一定是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连事实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当然更不能急于改变现状。
要提高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队伍的专业化，首先应该考察传统评价术语的可行性，对这些术语进行筛选和化用；其次要发明准确有效的新术语，这应该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还要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加以逻辑学、分类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以传统文学作为主体，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作为参考，传播学和符号经济学的方法作为必备部分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必要的。
作为语言和文学种子的诗歌
张 柠：我们前面讨论的，都是些有强烈社会传播效果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讨论它们，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个人有多大的审美诱惑力，而是它们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一个问题，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传播权力和资本权力。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恰恰应当是抵制这些东西的，这里最典型的一种文体就是诗歌。诗歌是无法介入目前强有力传播领域的，但诗歌是文艺的母体，诗歌语言是语言的种子。
李 壮：诗歌在目前中国文坛比较边缘，但今年还是有一些引人注意的诗集。杨键的诗集《哭庙》得到了众多好评，这一诗集其实是对苦难记忆的重新开掘。作者把中国当代以来苦难历史用一种形象化的、类似于亡灵歌哭的形式表现出来，巧妙地从细节和场景展开书写，使得这些并不新鲜的经验爆发出惊人的穿透力。许多以往极具破坏力的诗人，在如今的写作中却慢慢回归于主流和常态。例如沈浩波今年出版了诗集《命令我沉默》，这本诗集反映了他这些年的转型与沉淀，以前那种粗犷、暴力、富于解构性的写作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以及对时代精神症候的敏锐发现。
此外，许多诗人旧作的结集出版显示了推动当代诗歌经典化的努力：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标准诗丛”，楚尘文化推出了“新陆诗丛”，反响都不错。值得一提的还有诗坛的新力量，“90后”诗人陆续登场，持续冲击着诗坛。近年来一直在编年选的周瑟瑟指出，2013年“90后”诗人“如小兽一般”集体冲上诗坛，他们具有的“直接表达生活的激情”，正是在前辈诗人那里渐渐流失的东西。他们对时下全新的生活经验具有天生的敏锐，洞悉都市语境下的情感密码和灵魂秘密，同时对这些经验对象充满了表达的激情，显示出许多值得关注的趋势。
新媒体平台与诗歌新形态也是不得不说的一点。新媒体的兴起带给诗歌以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微博的流行推动了诗歌的传播：以伊沙“新世纪诗典”为代表的诗歌推荐类栏目在网上流行，这类栏目对民间与新人加以较多关注，与读者的互动及时、充分，其迅捷、便利的阅读形态也与当下生活方式很贴合。许多诗歌选本都注重从网络发表中直接寻找好诗，有的选本甚至专门为网络诗歌开辟章节。这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诗歌作为一种短小、浓缩、有冲击力、贴近身体经验的文体，按理说最适合今日的阅读节奏，为何却被格外地边缘化？我觉得，新平台的出现有望使这一问题出现转机：它们将好的诗歌更有力地推向大众，同时，受众群的增加以及对于诗歌的反馈也有可能反过来重塑诗歌的潮流与品质。
张 柠：通过对2013年文学的观察，我们发现，它呈现出近几年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第一，“50后”、“60后”作家日趋“导师化”，“70后”作家日趋“经典化”，“80后”作家日趋“成熟化”。第二，“主导文化”与“主流文化”同时并存和相互博弈。主导文化是指以传统审美价值为核心的文学趋向，继续在主导文学生产和评价的走向。主流文化是指在市场引导下的、传播力量巨大的大众文学，它的特征是以老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在引导着阅读趋向。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在相互刺激和催化，或许能够为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来源：文艺报
Author: 张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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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与敦煌壁画
星期三 一月 15, 2014 12:43 pm
张大千与敦煌，仿佛是一部传奇，一位天纵奇才历经千难万险终成大业。人们现在看到的是他辉煌的成就，殊不知背后蕴含的无尽故事……
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张大千先生画作中，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尤令世人瞩目，那一幅幅金碧巨作，一层层清逸笔墨，一枚枚玲珑玉印，一段段过往旧事，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大千世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画家张善孖先生和张大千先生既取意《大风歌》，又撷明末清初画家张大风之名，为他们的画堂命名为“大风堂”。
张大千从老师和朋友处多次闻悉敦煌艺术之雄奇，于是心生游历之念。1941年春至1943年夏，他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同两位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远赴敦煌，偏居两年零七个月，摹习壁画。他认为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非一般匠人所绘，而是名家的杰作，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敦煌之行成为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是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精心筹备
为了做好临摹的充分准备，张大千托友人从青海塔尔寺等地购买画布、纸笔、胶粉；从西藏（据说是从印度或缅甸进口至西藏的）运来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办日用品，前后动用了78辆驴车才运至敦煌。
1942年，张大千又专门从青海塔尔寺聘请了藏族喇嘛画师昂吉、三知、格郎、罗桑瓦兹、杜杰林切同赴敦煌，帮助准备画布和调制颜料。喇嘛画师用绝技制成的画布天衣无缝，布面光滑；自制的佛画颜料历久不变；金粉的亮度绝无仅有；木炭条细如发丝，宽如面条，刚柔适度。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经历中，藏族喇嘛画师的鼎力相助是不可缺少的。
编写序号
到莫高窟后，张大千立即被满壁彩绘和精美的彩塑所慑服。他首先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张大千以祁连山的水流方向，从南到北、由低向高、再由北向南、由下至上往复进行，仿佛英文的E字形。历时5个多月，共编309号。后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
临摹之功
张大千学画时就非常重视临摹古画，他强调“师古人之迹，先师古人之心”。（张大千《对大风堂弟子刘力上的谈话》）
在摹习方法上，他认为：“临摹，就是将古人的笔法、墨法、用色、构图，通过一张又一张的画作，仔细观察它的变化，并加以了解、领会、深入内心，达到可以背出来的程度。然后经过背临过程，把古人技法运用自如，最后把古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张大千《对友人的谈话》）
原貌重现
张大千在《谈敦煌石室》中说：“敦煌现存之（壁）画，约三分之二已变色，其余完美如新。用其银朱和粉绘色者都变为黑色，现临摹者以皮肤为黑色，实为大错。石青、石粉所绘之部现尚崭新，而粉与石彩、银朱均不能混合，一经混合，经久即黑。”
基于对壁画的色彩分析，张大千临画的方法是透过现象，恢复原状。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推测其本来面貌。其目的在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方法，为己所用。
倾力为艺
敦煌的生活清苦艰难，日用品皆需从外地购买。为改善生活，他们自己开荒种菜、养鸭。因藏、回、汉民族的饮食习惯不同，张大千特别开设了三个灶。
冬天，敦煌的气温最低可达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须到200里外的沙漠中寻拾枯木，以供做饭、取暖。为防土匪的侵袭，张大千还花钱请当地驻军做护卫。
为维持敦煌的开支和供养四川的家人，张大千每至深夜仍在赶绘作品，以寄回四川托朋友代售。敦煌之行令他债台高筑，粗记耗资5000两黄金。为偿还债务，张大千只得将珍藏的200多幅古画忍痛出售。
虔心写佛
莫高窟洞内光线阴暗、空间有限，壁画色彩多已退败，在摹制壁画时，须克服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张大千常常叮嘱众人不要碰损或弄脏壁画。
他们每日清晨入洞，薄暮而出，个个蓬头垢面。张大千常常一手持烛，一手执笔，或立于木梯，或蹲或躺卧于地，经数十次观研之后方才落笔。其艰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如作家高阳所说：“张大千在敦煌是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同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
躲避匪乱
1943年3月22日清晨，张大千忽闻有土匪来袭，他们只得躲在莫高窟位置最高的第三百零五号窟，洞口由几名保安警察守卫，一名喇嘛骑骆驼出去求救。另一士兵独自携带武器入山，频放空枪，声东击西。整日枪声不绝于耳。晚上城内驻军赶来，巡逻达旦，土匪方才离去。所幸人和画均无损伤。后来张大千说：“这一天是在敦煌两年又七个月中最不好过的一天了！”
遭遇饿狼
1943年6月15日，准备离开敦煌时，张大千与一位朋友骑马先离开榆林窟，奔塔什联系汽车。途中误入荒野，二人涉水上岸，突遇两条大狼凶狠阻道，二人又未带武器，他们巧妙用计方吓退恶狼，张大千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里时常有狼群出没，多的时候会有上百只。
画风之变
敦煌之行令张大千画风大变，由早年的清丽雅逸，变为富丽堂皇，仕女人物变得雍容华贵，妩媚动人，画中常出现敦煌窟顶藻井图案。
他认为“画画单要求具有诗意还不够，更要具有词意，即要求画中具有缠绵蕴藉、幽幽不绝的意境”。(录自张大千《对秘书冯幼衡的谈话》)
文化奇迹
敦煌之行使张大千眼界大开，他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近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十大影响
据曾克耑经张大千口述笔录的《谈敦煌壁画》得知，张大千先生认为敦煌壁画对中国画坛具有十大影响：
一是佛像、人物画的抬头。
二是线条的被重视。
三是勾染方法的复古。
四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
五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了。
六是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
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
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
九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
十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们的画坛了。
艺震画坛
1941年夏，张大千将20余幅摹本寄回成都，委托友人举办《张大千西行纪游画展》。此时人们对张大千的画作褒贬不一。
1943年8月，摹本在兰州展出。有许多人重金欲购，均被先生婉拒。
1944年1月，展览在成都举办，各界盛赞。
1944年5月，展览移至重庆，引起轰动。
1946年10月，摹本于上海展出，震惊艺坛，九州盛起“敦煌热”。
1950年春，受邀赴印度展览，大受欢迎。同时先生考察了印度的佛教艺术，得出结论：“敦煌绘画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
1957年，作品由《朝日新闻》主办在日本东京展出，轰动东瀛。
张大千先生远涉敦煌，能为人所不能，敢为人所不敢，在两年又七个月的时间里，洞悟“法相庄严”的艺术精髓，共摹写了270余幅作品，从敦煌艺术之中，他重新觅回了中国绘画的色彩光芒，并使之成为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神旨所在。敦煌之行成就了大千，使其磨砺为器，终成借古开今的一代大师。
慷慨捐献
1949年先生赴印度展画，临行前对家人和弟子说：“我们费尽千辛万苦临摹来的200多幅敦煌壁画我一幅都没卖，不管求购者愿出多么高的价钱，其原因就是我早已决定今后要把这批摹品全部献给国家……”1955年，张大千先生的家人将先生留下的临摹敦煌壁画及白描画等作品及文献捐赠给了四川博物院收藏。
Author: 舒哲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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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留下了多少“一字师”佳话？
星期二 一月 14, 2014 8:44 pm
一字之“师”，指改正自己文章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的人物。这“一字师”的说法，后来就成了一段历史佳话，世人纷纷遵循和效仿。很多文人把给自己修改过作品的普通人都赞为“一字师”，以显示他们的虚心谦让。
本文讲述中国历代10个经典“一字师”的佳话。
1/唐朝著名诗人高适（700—765，今河北景县人），有一天任官赴外地视察，路经杭州清风岭，观月赏景，诗兴大发，就在僧房里写了一首诗：“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翔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闲竹房。”写完之后，高适又继续赶路了。途经钱塘江时，正值月落。高适细看江潮，发现月落时，江潮随风而退，只有半江之水。他想到自己用“一江水”来描写月夜之时的江潮，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便在视察归来时，专门去僧房改诗。可是，他一踏进房门，便看见这句诗已被人改过来了。高适感到很纳闷，忙问是谁改的。僧人告诉他，在他去后不久，有一官员从此路过，偶然看见了这首诗，连声赞叹。但惋惜诗中的“一”字用得不如“半”字准确，便不待作者回来相商，径直给它改了。高适暗暗称奇，心想：“这人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后来他多方打听才得知，那位改诗的官员，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骆宾王（约640－？，今浙江义乌人）。
2/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文学艺术也很发达，其中以诗最具有代表性。当时，不仅诗人多、创作的诗多，而且在艺术上、内容上都有很高水平。在当时众多的诗人中，有一个诗人叫做齐已（约860—940，湖南益阳人），他的作品清逸隽永，耐人寻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名。某年冬天，他在大雪后的原野上，看到傲雪开放的梅花，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早梅》诗，咏诵在冬天里早开的梅花。诗中有两句这样写道：“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写好后，他觉得非常满意。另有一个叫做郑谷（848—909，籍贯江西宜春）的诗人，是齐已的朋友，当时住在袁州，齐己于是带着自己的诗作前去拜见他。郑谷看到齐已写的这首诗后，认为这首诗的意味未尽。于是，他经过反复思考推敲，将这两句诗改为：“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因为他认为，既然数枝梅花都开了，就不能算是早梅了。郑谷的这一改动，虽然只将“数”字改为“一”字，只有一字之改，却使《早梅》更加贴切题意了，诗的意境也更完美了。齐已对郑谷的这一改动佩服得真是五体投地，不由得提衣整装，举手加额长跪而拜，当即称郑谷为自己的“一字师”。
3/唐代有个名叫李相（生卒、籍贯不详）的官员，十分好学，一有空闲就捧起《春秋》来读。他经常把叔孙婼的“婼”（音同“绰”）字，误读为“吹”字音。长期在他身边的一个侍从，老是听他把这个字读错，便很不满意。但对自己的主人又不好明说，只有憋在心里。后来，侍从的不满情绪还是被李相觉察到了。李相就问这个侍从：“我每次读到这里，你就流露出一股不满的情绪，这是什么原因呢？”侍从怕直说了于己不利，可不说又不行。正在这为难之际，他忽然灵机一动，便婉转地答道：“过去我的老师教我读《春秋》时，他把‘婼’字读成‘绰’字音，现在听您读‘婼’字为‘吹’字音，方才醒悟到自己以前读得不对，所以对自己不满意。”李相一听，知道是自己读音有误，忙说：“哦，那一定是我读错了！我是照着书上注文读的，而你是有老师教过的，你肯定是对的。”李相经过核查，发现书上的注文果真不对；便连忙站起来，把侍从接在自己的座位上，拜侍从为“一字之师”。
4/北宋文学家范仲淹（989－1052，祖籍陕西彬县，后迁居江苏吴县，生于江苏徐州——一说河北正定），有一年在浙江桐庐做太守时，因敬仰东汉名士严子陵曾在桐庐境内的宜春江畔隐居垂钓，故特地在当地给他建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文中有一首赞颂严子陵的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文章写成以后，范仲淹颇为自我满意，便把它拿给友人李泰伯看。李泰伯读后说：“‘云山’、‘江水’等词，从内容上说，很宏伟；从用语上说，极有气派。可下面用一个‘德’字接它，似乎显得局促，换个‘风’字怎么样？”范仲淹听后，把诗再低低吟诵一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果然味道大不相同，画面优美，条理自然，韵律和谐；且“风”有“风传千里”、“风流千古”的意味，因此更能反映出自己对严子陵崇敬的意思。范仲淹连忙虚心向李泰伯称谢，拜他为“一字师”，并赠其以1000两银子作为酬答。
5/南宋诗人杨万里（1127－1206，江西吉水人），传说有一天在驿馆中与人闲聊，谈到晋朝间，就说起有个文学家兼史学家叫于宝的怎么怎么样。旁边有个小吏插话说：“是干宝，不是于宝。”杨万里感到很奇怪，便问他：“你怎么知道叫干宝？”小吏找到韵书，递给杨万里看。果然，韵书里“干”字下面清清楚楚地注明：“晋有干宝”。杨万里一见大喜，非常感激地对这个小吏说：“你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呀！”干宝（？—336），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生于浙江海盐。学识渊博，著述宏丰。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更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他的短篇小说集《搜神记》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小说的鼻祖。
6/元朝诗人萨都剌（1305?—1355?，生于今山西代县雁门），有一次写了一联诗：“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吟哦再三，颇为自得。有个老人看见这联诗后，却连连摇头，不以为然。萨都剌一见此情，知道老人定有高见，便虚心向他讨教。老人说：“这一联诗，写得的确不凡，摹景状物，别有意境。只是上半联已有一个‘闻’字，下半联又用一个‘听’字，字虽有异，却皆隐‘耳’意。恰犯诗家大忌。”萨都剌豁然大悟，忙问：“依您之见，改什么字为好？”老人不慌不忙地答道：“唐人诗中不是有‘林下老僧来看雨’的佳句吗？不妨把其中的‘看’字借来一用。”萨都剌试着把“闻”雨改为“看”雨，仔细玩味，觉得果然更好。上半联的“看”字隐“眼”意，下半联的“听”字隐“耳”意，不仅更符合诗的“工对”，而且愈发显得情景交融，有声有色。萨都剌急忙上前施礼，称老人为“一字之师”。
7/现代著名书画家王一亭（1867—1938，浙江吴兴人），1935年受虞山某氏之托，抄写百花诗。在写到其中一首藤花诗时，他误将“茸”字写成了“葺”字。当时，有一位客居常熟逍遥游公园的新华艺专毕业生、时才25岁的金尘僧，见到了王先生的笔迹后，毅然提笔写下了一首名为《戏呈白龙山人王一亭文》的诗，寄给了这位艺坛老前辈。诗是这样写的：“丹黄甲乙究瑕疵，自昔曾闻一字师；那许紫茸成紫葺，先生想未橪吟髭。”指出王老先生在抄诗时，未经思索细辨就信手写了这个错字。事隔不久，一首名为《七律•奉酬尘僧先生》的答谢诗，送到了金尘僧的案头。诗云：“多君只字摘瘢疣，极目天涯未易求。自省衰年多事偾，频经尘劫念生浮。摇毫愧向碑三宿，得句疏悭酒一瓯。半偈有缘共佳话，阑干倚遍海云瘘。”海云瘘，正是王一亭先生书屋之名。这首诗就是年逾古稀的王先生写来的，诗中表示了他对这位“一字之师”的真挚酬谢。其勤奋好学、勇于改过的谦谦君子之心，跃然纸上。
8/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1942年在延安时曾写了一首《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的诗，诗中用“纵横百余里，‘回乱’成荒地”两句，描述当时南泥湾的状况和历史。句中的“回乱”是指清朝年间，南泥湾一带的回民起义，遭到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从此南泥湾更加荒凉。后来，《红旗飘飘》杂志编辑要用这首诗，吴玉章应允了。他正拿出纸笔墨砚，要抄写这首诗时，那名十六七岁的服务员小张在一边看一边搔着头皮，思索了好一会，说：“吴老，我个人认为，‘回乱成荒地’这句并不妥帖。您虽然在‘回乱’上加有引号，但从字面来看，还是把南泥湾的荒废归咎于回民起义了。”吴玉章一听，忙停下笔谦逊地讨教：“对，你提得好，我也觉得这句是不妥，你看怎么改才好？”但小张也想不出究竟怎么改才好。随即，吴玉章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叫来了，参加他们对这句诗的研究。最后定稿时，吴玉章把“回乱”改为了“剿回”二字。虽仅一字之改，却揭示出南泥湾的荒废是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起义造成的，使读者看到了历史的真面目。事后，吴玉章同客人们在谈到这位年纪轻轻的小服务员小张时，不无感慨地说：“他是我的‘一字师’啊！”
9/现代大文豪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20世纪40年代初重庆公演他编写的具有爱国抗日性质的历史题材话剧《屈原》，正好郭本人也在那里看戏。剧中有一段（那是第五幕的第一场）婵娟怒斥宋玉的戏。婵娟本是屈原的一个侍女，她亲眼目睹了屈原的学生宋玉有背叛老师的行为，就怒斥他说：“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诲，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后来演员在演出这一段时，总觉得这一句没有力度，骂得不够分量。郭沫若也老想着要改一改这一句，可是怎么改呢？他就走到后台去，与演婵娟的名演员张瑞芳在捉摸着，但一直想不好。“你看，在‘没有骨气的’后面加上‘无耻的’3个字，是不是分量会加重一些？”郭老问张瑞芳。旁边有个扮演钓翁的演员叫张逸生，他正在化妆，灵机一动，突然提了出来：不如把“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改作“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由“是”改成“这”，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语气上确实增加了很大的力度。郭沫若听到这个建议，一想，一读，发觉果然生色不少，真是太绝妙了！这一字之改，真把这句话讲活了，婵娟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他不禁拍手叫好，连称“好！好！确实不错！”于是欣然接受。后人就把这张逸生说成是郭沫若的“一字之师”。这件事在学识渊博的郭沫若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还特意写下一篇有关此事的短文，倾吐了自己对张逸生的赞赏、感谢之情，并附在剧本的后面。
10/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诗人毛泽东（1893—1976，湖南韶山人），1957年1月让号角诗人袁水拍（1915—1982，江苏吴县人）约老诗人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去他那里谈谈。席间，大家谈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臧克家问及毛泽东，“原驰腊象”的“腊”字应该怎么讲，并说现在各人的理解不同。毛泽东听了，谦虚而又有点疑问地征询他的意见：“你看应该怎么样？”臧克家答道，“腊”字不好讲，改成“蜡”字就好了，“蜡象”与上面的“银蛇”正好相对。毛泽东欣然接受：“那你就给我改过来吧。”《沁园春•雪》作于1936年2月，是毛泽东的名作。全文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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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星期二 一月 14, 2014 3:03 pm
“读书”这个题，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据我所知，“读书”可以有三种说法：
(一)要读何书 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二)读书的功用 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三)读书的方法 我今天是想根据个人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
第一要精。
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一说。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
(一)字典，辞典，参考书等等工具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二)要做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三)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者容易上当。例如turn这字：
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
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
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
又如strike：
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
作名词解有十八解，
共六十五解。
又如go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
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
作外动字解有三解，
作名词解有九解，
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子。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
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诗经》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需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
又《诗经》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诗经》中就发生问题，必须比较，然后知“言”字为联接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起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1)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2)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3)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又可分四类：
(a)抄录备忘。
(b)作提要，节要。
(c)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
(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使你听了我这句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的札记，列举了：
(一)生物学上的证据；
(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
(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
(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
(五)考古学上的证据；
(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
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哪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他前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史，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更不要说姚际恒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我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意思，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们主张“博’’有两个意思：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
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目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伦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高四百八十英尺，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以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得口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书得目标：
为学要如金字塔，
要能广大要能高。
十四，四，廿二夜改稿。
（载《胡适文存》三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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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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