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以人为本、社会为基的国际问题研究/王逸舟
【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背景和中国国情基础上促进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之间的沟通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前沿切入点。这两个学科门类的“联姻”既是新的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研究自我提升、“与时俱进”的机会;在中国和平发展、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特殊视野下,它还是应对重大外交与国际战略难题的需要,是推动以人为本、社会为基的理论转型的必然。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化时代进步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主流国际法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即抑制国家的专制、尊重个人的权利以及在国际社会形成批评和抵制霸权的氛围。

【关键词】　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以人为本;社会为基;国际关系的进步趋势

　在经历了长期割裂之后,国际政治与国际法这两大研究领域(学科知识)重现合作的势头。这一势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酵、升温、扩展,生发出许多重要而有趣的命题或思想线索。中国是一个正在和平发展、对自身及对人类承担更多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理应适应国情和时代的要求,加强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综合性探索,努力发掘这一尚未开拓的“理论富矿”。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结合也体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前沿切入点。

一　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综合探索是全球化时代的进步使然

　　无论现在广泛引用的“全球化”概念从什么时候算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最近这些年,冠以“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不管是科技、经济、贸易等物流方面,还是规范、组织、体系等制度层面,人们都见到了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相互作用程度的加深。全球化进程像一张不断得到强化的大网,越来越细密、越来越牢固地把各国和各个地块联系在一起。今天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生的各种现象,包括战争冲突与外交博弈,也包括日益增多的非政府组织(NGO) 和新社会运动,都脱不开上述物质和制度的网络:或是力量倍增、影响扩张,或是被各种制度所约束、定向。国家间的各种法律,说到底,就是有关这些网络的说明和约定,是得到各国权威机构和国际社会认可、具有某种合法性和强制力的规则。如果说国际社会仍然是某种“无政府状态”的话,它也仅仅是相对国内社会司法和执政的力度而言,实际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不论是政治、安全关系,还是传统上被视为“低政治”的文化、经贸关系)已经大大不同于此前的国家间关系。纵然有权力和私利的左右,国际法和国际道义对于各国行为的影响及塑造力度已经今非昔比。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的增强离不开法律的作用与规范,不管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还是核不扩散体系,无论地区层次的欧盟或者是全球层次的《京都议定书》。与过去相比,世界越来越像一个规制密布的网络。不难理解,越是发达国家,越是更加重视国际法。从另一方面讲,历史上国际政治、国际法和外交研究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分,可以大而化之地视为“一体”。远的不讲,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摩根索便是学国际法出身(尽管他本人认为“法律义务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给人以轻视国际法作用的印象) ,而中国当代法学界的泰斗王铁崖先生也一向认为国际法不过是国际政治的分支。[1] 只是在近几十年,过分细化的学科分野和教学设置逐渐把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拉开了距离,甚至造成互不通气、缺乏了解的令人遗憾的局面。现在到了应该对此加以改进的时候了。研究当代的国际政治和安全,不可能不看到各种国际制度和法律的作用,离开对后者的分析,很可能导致分析的空泛乏力;同理,没有对国际关系多样性复杂性的认知,国际法的研究可能会变得过分保守僵化。

纵观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进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得的进展,不难察觉国际关系在当代的演化趋势,一种与法律的国际地位密不可分的演化趋势。王铁崖先生曾经用高度赞赏的口吻提到著名国际法学者亨金(Louis Henkin)的著名论断,即:“在各国的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法律是国际事务中一个重要力量;各国在它们的关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依赖它,引用它,遵从它,并受它的影响”。[2] 20世纪的前半叶,国际社会曾经遭受了两次巨大的战争浩劫。在战争———和平———再战争———再和平的历史性辗转往复之中,先进和主流的国际关系实践与理论在重视国家内部自身有利于和平、民主与人道的体制建设的同时,越来越看重对国际分歧的外交解决,看重对战争方式的国际制度预防和国际法约束。看看 18～19世纪欧美列强的某些对外宣示,拿它们与当代的国际潮流对照,可以清晰地发现:战争从被强权者直言不讳地加以赞美和无所顾虑地加以运用的征服工具,逐渐变成受世人憎恶、被绝大多数国家和公众共识所抨击的野蛮手段(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逃道义的这种责难,如果它在使用武力时缺乏国际法理依据的话) 。与中国古代兵书智慧之言“其上攻心、其下伐谋、其下伐兵、其下攻城”近似,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实践及理念在面临和解决国际争端时,正在朝着一个方向逐渐演化:首先是确认国际道义和国际法的合法性(非法性) ,之后是依靠外交谈判与斡旋,不得已方使用通牒和制裁等严厉方式,穷尽各种办法均无效之后才诉诸军事手段。超越这一法理或歪曲滥用它(如美国在伊拉克的做法) ,不仅无助于危机事态本身的缓和与矛盾的解决,而且将受到广泛的国际质疑、谴责和抵制。在“和平与发展”的当代国际关系主流下,确实涌动着“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潜能。在笔者看来,这是分析国际关系现实须注重国际法作用的一大理由,是新形势下重塑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联动关系的重要出发点。

谈及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研究的结合,尤其是其中的进步趋势时,应特别提到德国思想家康德。在笔者看来,全球化时代进步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主流国际法理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即抑制国家的专制、尊重个人的权利、培植公民的社会主体性以及在国际社会形成批评和抵制霸权的氛围(虽然远达不到消除霸权的程度) 。这一趋势与康德思想的精神是一致的。在这位智者看来,共和政体、公民法权以及人类向善的本能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推动国际关系进步的重要因素。[3] 这是极其深刻、极有远见的思想,它们既是政治学的分析,也是法学的洞见。以国家形态组织起来的人类尽管遭遇各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却仍然顽强摸索前行,尽力不使“恶”毁灭自身,而是让“善”引导向上。世纪之交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制度网络及其引导效应,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的重建(经常冠以 “良治”的抬头) ,证明了康德思想的有效性。它也提示了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结合的取向,给出了进步的坐标。换句话讲,新的结合应当有助于国家行为的改善,有助于公民力量的成长,有助于“以人为本”理念在更大范围的实现。用外交上的提法,就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和谐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为基准,推动国际关系的改善和进步。一定意义上讲,离开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律氛围和法理依据的思考,我们的国际政治思考就不只是内容空洞,更可能落入旧时权力政治思维的逻辑陷阱。

二　现实的启示:主权概念再思索

　　传统的主权观念从近代国家产生直至当代,始终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强调了国家的至上性和自主性,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奠定与发展提供了基石。然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各种变革使法理意义上的主权显得比较单薄和保守,无法充分解释实际生活。总体而言,经典意义上的国际法只适用于国家间关系,并且以各国政府自己的理解和操作加以执行,主权国家被视为国际人格者。而真正的个人尤其是公民个体,理论上仅仅是国家内部法律适用的对象, 或者只是在极小范围(譬如说国家元首、外交代表等享有国际刑事豁免权的国家公务人员)被国际法所关照、所认定,通常的社会公众、百姓平民并没有得到国际法律的保护。而且,与近代国际体系的一般状态相适应,国际法学者通常只探讨与国家身份、地位、尊严和利益相关的内容,如国家的被承认和托管方式、领土划界及管辖权、国家间组织的建立与解散、国际争端的解决、军备的裁减与限制、战争及战俘的性质、战败国的处置和战犯审判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争端法、裁军法、战争法和中立法等等。[4] 深入观察,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关于人权的解释相当狭窄局促。它固然有其道理,有帮助国家不受国际裁决和干预的一面,但它同时不利于新的国际人道主义介入实践,无法诠释复杂多样的现实。

在20世纪中叶修订出版的权威《奥本海国际法》里,已呈现出既恪守传统的国家至上原则、又注意到尊重人权的动向的有矛盾却十分重要的色彩。根据其解释,一方面,国际惯例和法则允许一个国家除条约的义务外,有权“任意对待本国人民和无国籍人, 而对待的方式不是国际法通常所过问的事情”;另一方面,它也注意到,国家实践与“人权”学说在争议中越来越多地建立起联系,例如,第一,国家必须尊重居留在其领土上的外侨的国际权利(确切地说是这些外侨国家的国际权利) 。第二,为保卫被一个国家横加蹂躏的人权而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和实践,是时常有人主张并且有时也付诸实践的。第三,各种保护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者的条约表明一种趋势,要以国际监督和国际强制的方法,去承认一个国家内至少某些人的起码权利。第四,一大批属于人道主义性质的条约(如废除奴隶制度的条约、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废除强迫劳动的条约、保护无国籍人和难民的条约、保障健康和防止戕害健康的条约、保证人道的工作条件的条约等)都证明个人利益和国际法之间的密切关联。虽然以上所述的这些发展在法律上都没有使人类基本权利成为实在国际法的一部分的效力,但是它们对于国际法的这一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联合国宪章》一再承认“人权和基本自由”,对于这个在法律和政府中久未解决的问题,可能已开始有一个决定性的新转变。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在《欧洲人权公约》中,这种发展已经取得了对国家有约束力的明白规则的形式。[5]

现在,人们从更加复杂多变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更新和充实传统主权观念的各种思路。例如,在维护核心主权的前提下,把主权看成包含多个层次的、更加灵活和丰富的形态,某些外围的、边缘的主权可能随着时代变化而让渡、调整、受约束;主权与人权不是对立和割裂的关系,而被视为进步时代的社会中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对子;超越狭隘法理的主权本身不再是一个恒久不变的范畴,而是可以随着主权的承载体(国家)之内政外交的进步性或落后性而增强或削弱的东西。这种变化后的主权观与过去的定义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新界说, 个体的、能动的“人”(公民)被看重和大写,成为主权观的中心内容和重心所在。在新的定义下,一个国家之所以拥有主权权利,不仅是因为它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制度内占有名义上的席位,更由于它能够在国内尊重和维护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存的权利、不受威胁和恐吓的权利、参与决定的权利等) ,在国际上尊重和维护得到公认的一般准则(和平稳定、合作发展、相互尊重等) ,简言之是实施“良治”。国家的权利与国家的责任是等重的、不可剥离的。1994年卢旺达惨案发生后,国际社会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与提醒,即主权原则必须以对人民负责及地区稳定为前提,屠杀本国百姓的当权者是不配享有不受干涉的权利的。冷战结束以来的许多国际干预实践和国际法判例都在循着这条思路前行,规划、引导着各国的议事日程和司法进展。

例如,对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追溯性司法判决、对中非前总统泰勒的国际刑事审判、对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境内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所设置的国际法庭及审判结果等都有这方面的新含义。固然,它们极富争议、非常复杂,既有社会进步含义,亦有国际政治斗争内涵,不可简单化和以偏概全,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的数量和影响力均有增多趋势,得到联合国及相当多的西方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强有力地引导着新的国际法制定和司法执法过程。试以皮诺切特的豁免权问题为例。众所周知,智利前领导人和军事独裁者、20世纪70年代通过政变推翻民选的阿连德政府后上台的皮诺切特将军,在几十年的执政期间,虽然经济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国内政治运作方面却极富争议,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批评与谴责。例如,为了巩固权位,他授意实施了一系列酷刑、谋杀,涉及对象既有本国的公民,也有外国人。在他下台之后,尽管作为前国家元首和终身参议员享有理论上的豁免权及外交护照,皮诺切特还是一再受到多个外国法庭的追究,并引发了有关豁免权、引渡、外交特权以及国家司法管辖范围的诸多争论。仔细观察这中间的各种讨论,可以发现,以往不争的“主权豁免”原则(即 “国家司法豁免”原则:国家行为和财产免受其他国家的司法管辖和执行,其中的国家行为既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也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国家执行公务的其他人的行为)以及同样是传统国际法内容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惯例(即持有外交护照者享有不受外国司法管辖的权利) ,在“皮诺切特案”中受到一系列质疑和修改。1998年11月26日,英国最高法院以皮氏在其执政期间的某些行为构成国际法上的犯罪、超越其国家元首的职权范围为由,认定他不能享有豁免权,推翻了此前英国高等法院对皮氏享有“主权豁免”的裁定。这种判决自然引起广泛的争议,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给少数发达国家的任意司法解释提供了某种先例, [6]给大国强国的霸权主义创造了新的空间,但同时它对那些仍在源源不断产生的类似皮诺切特的不法行为产生了潜在的然而有可能是重要的威慑作用,尤其对那些国内治理不良、有专制倾向的弱小国家的弄政者造成一定压力。不管喜欢与否、承认与否,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现实,是冷战结束以来一个日趋增大的国际动向。

仔细注意一下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不难发觉新主权观的时代顺应性和历史进步性。在20世纪中叶前后,殖民主义枷锁被打碎,一大批新国家出现,这时期的国际法主要是帮助这些国家立足,维护各国的平等尊严和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典型者如雅尔塔体系诞生后制定的一系列国际规范。到20世纪后期,在前述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国家间政治朝着世界政治和多元民主主义的方向演化,新制定的各种国际法律越来越多。从本质上讲,它们是对国家可能的专制和不人道施加的限制,是对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本位的保护与弘扬,例如《残疾人权利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禁雷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各种反歧视规定等。一个趋势是:国际上新制定的各种法律,以联合国及其各主要下属机构为代表, [7]其定位正在逐渐从维护强者地位向保护弱者权利的方向转变,从国家中心向社会重心的方向转变,从仅仅看重国家的独立自主身份向同时强调国家的权利和责任的方向转变。以人为本、社会为基是这一进步的实质所在。[8]在最发达的地区西欧,这种以人为本的主权观已扩展到了地区治理层面:各个国家在保持文化多样性和核心决策权的同时,还必须尊重“地区社会”各个成员、所有邻邦的意愿,并且做出许多共同约定(如不开战、不违法、国内法律不与欧盟最高宪章相抵触等)和自我约束(一些学者和法律专家称之为新的“社会连带主义”) , [9]以保证地区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外交乃至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定和执行具有进步内涵。[10] 尽管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存在大量与此精神不一致的消极现象,仍然存在传统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各种干扰与冲动,但人们不能不承认,西欧地区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进展与康德所预期的方向是更加接近了,而不是相反。

以此为证据,笔者的中心观点是,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法研究在新形势下的结合必须依据时代的潮流和需求,深入探讨仍旧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下国际关系的演进规律,认真研究新出现的各种因素(如区域主义、人本主义、国内法履行对国际法的不抵触、国际政治的组织化和规制化、全球新社会运动和良治压力等)发展壮大的可能性与时间表,全面比较各种国内制度安排及意识形态下制定外交和国际战略的不同途径和效果,对法学的“工具箱”和国际政治学的“工具箱”进行重新清理、归类和翻修,力争有新的运用和新的成果。可以说,这既是学术上的艰巨挑战,也是理论升华的重大机遇。

当然,在判别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进步趋势及二者结合的可能时,也不能忽略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消极影响。它们往往混淆人们的视野,模糊问题的性质,使是非曲直难以判断。首先,霸权国家常常“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公权力(如联合国)和国际法下,塞入和推进一己私利;一旦国际法和国际舆论不利于这种做法时,便以退出国际机制或以削减经费的方式相威胁。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当然降低了某些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合法性及公信力。而且,这种对国际法和国际机制有保留、有选择、不合理的利用(及添加) ———如对待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多重标准以及针对所谓“无赖国家”和“基地”组织实施的“海上拦截行动计划( PSI) ”———也增加了国际制度和规范执行时的复杂性和其中所含合理成分落实的难度。事实上,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框架下,“霸道”和“王道”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黑白分明、容易辨认。二者有时分得很开,有时纠缠不清; 有时“王道”削弱了“霸道”,有时“霸道”挟持着“王道”,常常造成国际社会特别是受欺压方的困惑和不满。这是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特别是国际安全中的冲突与对抗时必须特别谨慎处理的难题,是结合国际政治研究使用国际法工具时最复杂的一面。或许权力与法的复杂关系是最值得学术界花大气力投入研讨的课题之一。

三　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联姻”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及重大需求

　　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研究在中国的结合不只符合国际上的一般趋势,也特别适应了中国自身的要求。简单说,为了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得到更好的推动,也为了中国自身和谐社会建设的扎实推进,需要国际政治学者和国际法研究者的更大互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里,与全球化时代的基本走向一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传统的国家权力受到规范和约束,朝着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石的方向调整;是产权、公民权和法人身份的普及和深入进展。这是国际关系研究重视国际法律及法理的社会基础和认知环境,是潜移默化塑造中国新生代学人的思想视野和学术范式的重大前提。与国内的变化相适应,中国外交和各个领域的涉外交往也在从单纯注重领导人的国事活动及政治安全大战略向着注重民情、民意、民生的方向调整。在近年来中央领导和外交部门首长的各种谈话里,这些调整有着清楚的显现。在笔者看来,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公信力主要取决于上述人本主义的决策过程。这里再次提到“参照系”的问题,就是说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两个学科的“联姻”应当着眼于新时期中国社会进步的一般趋势,把公民社会的需求及以人为本的立场放到首要位置。例如,对一些敏感而重大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如何在满足基本的保密条件和决策效率的前提下,使社会和公众对外交过程有更大的知情权和参与可能? 以朝鲜核问题为例,它虽然包含很多复杂的战略机密,但同样有可能拿到更大范围加以研讨,让外交和军方之外的学术机构、商务部门、大众传媒以及普通百姓有一定的发言权,尤其让法学家和国际政治分析工作者有更多的探讨空间,从而使最终的决策过程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民众的意志和要求。

2006年年底以来,中国关于朝核问题的研讨以及公众和媒体表达的某些批评意见,显示出这种积极调整的势头,也从一个角度提示了国际法对于新时期中国的国际政治、安全和战略设计的重要。朝鲜半岛近代以来一直是对中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区域。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国曾经与朝鲜并肩作战,两国军民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近30 年,中朝两国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 1993年中韩建交后,“对等”逻辑逐步应用于中国对待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由此掀开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朝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朝鲜近年来加紧了核开发的步伐, 2006年9月间更不顾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劝阻,悍然进行核试验,造成周边地区的强烈震动和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鉴于上述复杂因素,从中国的利害关系及未来发展统筹考虑,也结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国际上的义务与承诺,最近几年,中国主持了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防备和制止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强力解决朝核问题之企图的前提下,对朝鲜的核开发动向公开表达了坚决的批评与反对态度,两国关系正在从战争年代的特殊盟友关系朝着和平发展年代的国家间关系方向调整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笔者认为,这种历史性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细致的艰苦工作,它不仅需要政治和外交高层的坚定意志,更需要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理解支持,还需要国际法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协同的分析论证。就最后一方面而言,比如,需要从法理上证明朝鲜的核试验及整个核开发计划与世界进步潮流和多数国家的愿望不符,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威胁使用武力”的精神不符,与联合国的数次专项决议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要求不符,与“国家权利/国家责任相一致”的当代全球进步吁求不符(特别要考虑朝鲜的“先军政策”与国内民众的生活状况之间的落差) 。此外,还需要认真考虑如何调整中朝之间原有的某些双边协议及安排,使之既符合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又能最大限度地稳妥推进和避免不必要的国家关系争议。朝核问题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区域安全的主要难题之一,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义不容辞的优先任务之一,但离开中国国际法学界同行的参与和论证, 离开对上述问题之答案的把握,对外政策变革的合法性基础将会显得薄弱,我们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在国际场合也很难进退自如。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观察,特别是从中国对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以及重大国际法律规范的态度着眼,不难发现一条明确的线索,即新中国早期毛泽东时代对于国际体系的态度是某种 “拒绝”或“观察”,邓小平时代改成“加入”与“适应”,到现在变成“争取更大发言权、承担更多义务”。今天,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各种公约的数量及程度不仅达到本国历史上空前的水平,而且在世界大国里居于比较靠前的位置,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体系外的 “反对者”到体系内的“参与人”再到体系中的“较强者”,身份的改变决定了中国对国际组织、规范和法律大相径庭的态度。显而易见,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认真遵守乃至主动塑造和维护是我们的必由之路。胡锦涛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纽约峰会上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和领导层对世界秩序的诉求,也折射出对当下中国自己的基本定位。这一理念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积极建设“和谐社会”、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根本利益。然而,正像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一样,倡导和推进“和谐世界”同样需要以人为本、尊重并执行国际法律规范,两者的法理依据和基础是相通的。很难想象,一个不遵从国际准则和公众舆论的国家能够凝聚本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意愿、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事业。美国的硬实力确实超群,但它屡屡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宪章》,严重损害了它的形象和利益。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国是一个快速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我们自己不认真履行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各种义务,“和谐世界”的倡议最后就可能落空。这一切都说明,国际政治理论的教学工作者要更关心通行于当代世界的国际法及惯例的各种功能,研究它们与权力结构和权力政治的复杂互动,分析国际法律与公约的淘汰机制和优化过程,注重这些约束机制对于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教化(或惩罚)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本地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全球事务中也有日益增大的兴趣的国家来说,处理好权利(利益)与义务(责任)的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却委实不易的事情。一般而言,在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基石的时代,追求或推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体系里争取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影响力和各种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优先目标,是维系国际秩序稳定、保证各种权力制衡、促使法律规章到位、推动国际进步事业的前提。没有合理、有序、认真的国家利益追求及相应安排,就不会有合理、有序、认真的国际协调过程及司法解释。假使没有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核不扩散体系和国际气候制度等对中国发展中大国地位的肯定和保障,没有这些国际制度和公约提供的机遇和利益,没有中国人坚持不懈要求的某些标准和条件的满足,所涉国际制度和公约的公允性和有效性可能比现在要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必须依据国内议事日程和重大发展需求,争取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参与各种国际进程,包括在主要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制定方面占有更大的权重。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日益开放和进步的全球化时代,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准则和合法性标准越来越被各国广泛了解和接受的形势下,对国家利益和各种权利的追求以及实现它们的方式并不是无约束,而必须遵从一般的国际理性和惯例,不与多数国家接受的共识发生直接的矛盾和对抗。站在这样的角度上衡量,国内法先于国际法、国内议事日程高于国际社会吁求的传统政治思维,必须加上特定的“限制词”和充实新的内涵,否则越是实力较强、涉足领域较广的大国,越是可能像美国那样时时惹麻烦、处处讨人嫌。实践证明,凡是遵从国际道义和国际规范的国家,哪怕暂时弱小或一时利益受损,最终也能赢得尊敬和相应的影响力;凡是违反国际道义和国际规范的国家,纵使实力超群或拿到眼前的某些好处,到头来也会受到惩罚和丧失某些重大利益。世界越是发展,人类越是进步,这种逻辑就越是彰显、有力。

中国是一个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国内体制和国际形象有其特殊的一面。如果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掌握好追求国家利益和自身权益的分寸,在国内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片面夸大某些对外主张和权利要求,很可能造成外部世界的各种误解,招致攻讦和责难。同理,哪怕国内仍然有一些经济困难、援助需求和待接济群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全球发展最快的大国之一,中国非常有必要保持乃至增大自己的国际义务,包括承诺各种外援、派遣维和部队、在国际灾难关头及时出手相助等。也许更重要也更不容易做到的是,自觉遵守国际法则和制度规范,努力遏止国内违背国际道义和法律公理的言行。要尽力使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国际准则的维护协调一致、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当我们习惯于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政府的方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等说法时,务必认真想一想:什么是“人民的利益”? 在不同的时代和条件下这种利益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当下在党和国家的政策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诸如“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社会需要”、“政府官员的公务员性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稳定的负责任大国”等字眼? 如何理解中国的公众(特别是在经济成长和政治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越来越具备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和更加愿意在发生纠纷时诉诸法律和经济手段等现象? 它们与现时代国际关系的演化规律尤其是最重大的进步动向有何内在联系? 在笔者看来,一个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必须捕捉和跟上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主流,要在优先发展本国民生和民主的过程中,尽力适应调整中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律规范,使二者最大限度地结合、协调和“共赢”,而联系它们的“黏合剂”或者说“要素盒”则是日益受尊重、不断被大写的(国内范围的)“公民权”、“产权”和各种法权以及(国际范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乃至各种推陈出新、被历史逐渐认同而非受少数大国操纵的国际法律法理。这既是对本国人民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又是自我教育和努力提升的进程,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立足世界民族之林、为古老的本国文明史谱写新篇章的机遇。

注释：

1. “总的说来,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法律关系,即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是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的。也可以说,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法学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部门。”参见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页。

2. 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第3页。

3. 参见[德] 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66～83页。

4. 当代最有名的国际法著作之一《奥本海国际法》通篇是对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界定,是顺应二战后的形势特点,帮助新的国家进入国际体系、维护国际和平与法律秩序的一部大典。参见[英]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上、下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5. 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 ,第141～142页。

6. 国内国际法学者对此现象的态度,可参见江国青:《国际法与皮诺切特的豁免权问题》,载江国青:《演变中的国际法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第68～70页。

7. [英]R. J. 文森特著,黄列等译:《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6～137页。
8. 传统意义的国际法,就其主流倾向而言,并不把个人作为主体,唯一认可的主体只有国家。这种认知和做法始终是有争议的,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挑战。一位具有先知特点的希腊著名国际法学家早在1926年就曾预见到变革的趋势:“从前,主权国家实为其公民的铁笼( iron cage) ,公民与外部世界在法律范围内的任何交往,都非通过这一狭小封闭的栅栏不可。然而随着事物的发展,栅栏已经开始松动,铁笼也大为动摇,最终必将崩溃。届时人类将能获得自由,穿越各自的疆界相互间无拘无束地交往。国际法还未真正成为个人的法律,除非是人民之间的关系剔除了其国际特征,严格地说是具有了全球性特征。目前国际法原则上仍保留着其国际特征,其实施仍然以国家作为中介。但当世界共同体逐渐形成,作为例外,众多的人类关系就会逐渐世界化,各个国家公民之间的直接交往就得以维系。今日之例外乃他日之规则。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现代的人民权利概念和昔日的国家权利观念必将处于相互的竞争状态,但是不断增强的趋势表明现代的概念终将取代昔日的模式。”参见[希腊]尼古拉斯•波利蒂斯著,原江译:《国际法的新趋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9. [英]詹姆斯•马亚尔著,胡雨谭译:《世界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4页、第17～28页。

10. 有关人权观念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已内化为欧盟框架下各领域各个层面的人权标准,可参见[瑞士]托马斯•弗莱纳著,谢鹏程译: 《人权是什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该书简明扼要却深刻精到地阐述了欧盟国家在这方面的共识。

中国，启蒙何用?
九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敲响了开启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钟声。如果我们假定中国人在这九十年的经历与欧洲人在他们的“启蒙世纪”所接受的精神洗礼类似，我们就必须马上补充一点：欧洲人在回眸自己的启蒙时代的时候，非常地骄傲，而且有着明确认识，而我们中国人在回顾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时还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东西，还面临许多的问题和矛盾，尽管我们对自己的启蒙历史总体上是一种肯定态度。讨论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出譬如下面这些问题：现代中国的启蒙历史已经结束了吗？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如何分期？它对我们的利弊是什么？有必要来新一轮启蒙运动吗？本人在思考中国启蒙历史的时候，特别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这场历时九十年、几乎完全靠欧洲进口的精神食粮哺育的启蒙运动对恪守儒道的中国人产生了何种影响，外国人——身为文化使者不得不随时注意到他者的眼光——又怎么看启蒙之后的中国人。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说明两点：第一，涉及到如何给中国启蒙历史分期的时候，我完全采纳我非常敬佩的同事、刚刚发表了演讲的韩水法教授的三个阶段的理论。韩教授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启蒙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五四运动掀起的启蒙运动，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的马列主义启蒙（我称之为体制化的马列主义启蒙），三是随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后马列主义启蒙。第二，由于我们还置身第三个启蒙时期，由于我们缺乏使我们得以评估其后果和影响的时间距离，所以我集中谈前面两个阶段。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搞德国文学的，也是托马斯•曼的崇拜者。请允许我先谈谈《魔山》。在一个关于启蒙运动的讨论会上提到这本小说，其实一点不离谱。这本书细致入微地、引人入胜地描写了古典启蒙思想在即将结束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命运，描写了启蒙思想腹背受敌的遭遇——它一方面要对付老对手，一方面要迎击新对手。最近我在重读《魔山》的时候特别关注这场斗争，所以我注意到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次要人物。我说的是丁富博士。在人数众多、人种多样的托马斯•曼艺术世界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人。由于这个人物形象只具有边缘化的文本批评意义，所以德国本土的德语文学研究者很难对他产生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塞腾布里尼从启蒙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亚洲和无为哲学进行了连篇累牍地抨击，对他的欧洲同胞发出了一连串的警告，所以很容易让那些苦苦寻觅中国关联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者转移视线，最终轻视乃至漠视丁富博士。丁富博士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在小说倒数第三章描写的招魂术实验中，这个喜欢窃笑的、滑稽的中国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冷静的、哪怕不够虔敬的人，是因为他当时起到煞风景的作用。他不仅猜测令人敬畏的幽灵霍尔格是小偷并且说出自己的猜测，他不仅嘲笑霍尔格爱慕虚荣（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当参加招魂实验的众人因为灯光被一只神秘的手关掉而惊恐万状的时候，只有他产生了健康的念头也就是开灯，让光明驱散了黑暗，也撵走了鬼魂。这样，作为招魂实验的参与者，丁富博士就和帕拉范特检察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帕拉范特检察官吃了“来自超验世界的一记重重的耳光”，却以快活的科学态度接受下来。但正如叙述者向读者保证的，假设这记耳光来自生命世界，这位性格暴躁的司法界人士肯定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另一方面，丁富博士对光明的信任则使人联想到塞腾布里尼。而塞腾布里尼的启蒙主义者本色在夜访因病卧床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一幕表现得最清楚，因为他刚刚走到门槛的位置就伸手按亮了电灯……

女士们，先生们！我做一趟《魔山》之旅，不是为了对一个德国作家表示我的钦佩之情。尽管这位作家对中国文化毫无兴趣——他的态度跟赫尔曼•黑塞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这些同行相比的时候尤其扎眼，尽管他喜欢用颇有争议的浮光掠影式的主导动机来打发他笔下次要人物，但是他却塑造了一个在我看来不无典型意义的中国人形象。我一方面让丁富博士跟在超验世界飘飘欲仙的帕拉范特检察官形成对比，另一方面则拉近他和喜爱光明的塞腾布里尼距离，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美化托马斯•曼给我们虚构出来的中国同胞。我这么做，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存在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人形象；第二，我们中国人跟欧洲启蒙思想世界的关系可能很微妙。为什么说微妙？

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如果我下面想说的话不会遭遇众人的反对。我要说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是一个内在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没有超验的世界，我们中国人跟超验世界的关系天生不太好，或者说天生没关系。这个公开的秘密是欧洲人发现的，他们发现这是中国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一发现让他们感到的诧异和蔑视多于敬重和敬佩。在此，我必须提到黑格尔。因为黑格尔看不起中国人的脚踏实地，他对中国文化的蔑视性言论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譬如他在《历史哲学》中对中国民族性格所下的严酷判决给我们中国人造成了类似脑震荡的精神创伤，敏感的人根本无法从这场打击之中恢复过来。最令我们刻骨铭心的，是黑格尔对中国人的哲学无能所作的诊断。黑格尔不相信中国人有从事精神远足和精神升空的能力，也不相信中国人有这种意愿。对中国人持哲学怀疑态度的黑格尔，过去不孤单，现在也不孤单。目睹这一现象，我们感到忐忑不安。是否需要给中国哲学打引号？这个问题属于西方汉学界的首要问题，也是其终极问题，所以至今也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

有一点是我们中国人在关起门来议论的时候也必须承认的：接触过西方哲学的人，多多少少会理解以儒学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为何令西方人感到不适。的确，我们的哲学或者说打引号的哲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剥离经验世界、脱离经验世界的事物的稀罕或者说缺席。中国哲学让人若有所失，在中国哲学的土地上，前不见死亡和魔鬼，后不见理念论和意志的形而上学，也不存在一块指示牌提醒物自体在何方。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恨不得举手赞成西方人在哲学上对我们持严厉态度。事实上已经有中国哲学家未能抵挡这种诱惑。没错，人们怎么可能在一个没有内心性和超验性的世界里面，怎么可能在一个没有死亡和魔鬼的世界里面进行哲学思考？譬如，叔本华视为为哲学之父的死神，就在中国思维殿堂的大门之外徘徊了几千年也未获准入。在中国哲学的门前竖立起“死神不得入内”告示牌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而是我们的孔夫子。孔夫子下死神禁令的理由是：未知生，焉知死。换句话说，孔夫子给中国的思想们带了个头，从此以后，只有存在和发生在生活中、只有在大地之上的一切才可能进入中国思想家们的思考范围。就是说，孔夫子开辟了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使我们中国人变成了有时让欧洲人摇头叹息那种类型。在欧洲人看来，我们过分看重经验，实效，伦理，我们是过分的实用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

女士们，先生们！不管欧洲人觉得中国人的气质或者说儒家气质多么生疏，多么奇怪，中国传统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包括平等、宽容、实践理性、面向此岸在内的欧洲启蒙思想的基本价值还是非常接近的。在此我给大家列举中国历史的几个“启蒙思想”特征：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而非等级森严的社会。在欧洲，一个聪明的、因为考试成绩突出而成为皇帝女婿的农家子弟，最多可能出现在一则童话里；在中华帝国，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体验。第二，对于中国人，宗教宽容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我们是一个远离上帝或者说没有上帝的民族，我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使我们包容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里，宗教迫害几乎没有过，无论道教徒还是佛教徒，无论信宗教的还是搞迷信的，都没有因为宗教原因而遭受迫害。况且跟道教和佛教世界保持良好关系或者有点迷信的儒家人士也不在少数。三位一体的奇迹是儒家身上的一个令人着迷、也令人困惑的现象。第三，中国思想家们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一个目标上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幸福的、和谐的、秩序井然的社会。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此时此刻脑子里想的什么。在勾勒这幅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肖像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现出古典的欧洲启蒙者形象。我甚至担心，《魔山》所戏仿的启蒙批判可以用来批判中国文化。因为夹在启蒙主义者塞腾布里尼和反启蒙主义者纳弗塔之间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下述说法表达了他对前者的不满：“庸俗哲气和纯粹伦理学，缺乏宗教思想”。纳弗塔则斥之为：“专注于生活的资产阶级特性”。

女士们，先生们！我引用专注于生活的资产阶级特性这一概念，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儒家世界和启蒙世界令人吃惊的相似性，其实根源于儒家文化的主体——士大夫阶层——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主体——资产阶级——在精神上高度亲近。面向此岸的生活观不是联结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欧洲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唯一精神纽带。二者在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以及行为规范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令人惊讶的是，尤尔根•科卡所总结的德国资产阶级的特征多半可以用到士大夫阶层身上。譬如：推崇文化和业绩，追求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做事持之以恒，倾向于理性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不喜形于色，守纪律，有家庭观念，崇尚高雅文化（前者时常进出于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后者都要写诗、画画、玩书法），讲究待人接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处在欧洲人所理解的启蒙精神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我推测你们中间有些人已经在暗地里问：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这种人还有吗？这也是一个我们常常拿来问自己的问题。因为现代中国的启蒙历史，就是一部去儒化的历史，我们有时恍惚觉得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在大陆已经不复存在，觉得我们充其量能够在我们的宝岛台湾找到这种人。现在我们就说一说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我不想探寻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现在身处何方，我只想简单回顾一下他在现代中国的启蒙进程中受到哪些西方思想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之前，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是单纯的社会存在，纯粹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启蒙运动使他有了个性概念，有了独立运用理性的概念。不服从国家或者父母，在儒家传统中等于犯罪，所以这种现象在旧时代的中国属于例外。自五四运动以后，他鼓起勇气不服从父母和家庭，也鼓起勇气抗拒其它外在权威。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第一次以个人主义者的形象，以叛逆和斗士的形象出现在人生舞台和历史舞台。

随着自我意识的苏醒，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有了批判态度和批判能力。这位新诞生的批评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极端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近于自我仇视，自我否定，自我毁灭。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怎样看教会信条和专制主义，二十世纪头二十年中国人就怎样看儒家教义。只不过后者在扔掉他恨之入骨的传统镣铐时带有更多的怒火，用了更大的力气。“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这都是五四期间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全盘西化的意志一度如此强烈，以致那些想把汉字拉丁化的人也喊出了自己的心愿。民族虚无主义使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的启蒙面相中有了悲喜剧特征。

儒教遭遇了偶像的黄昏，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个人崇拜，这新的崇拜对象是两位来自西方的先生。一个叫德先生，德谟克拉西的德，一个叫赛先生，赛恩斯的赛。他们是新的圣人，被视为中国的救星。这两个人谁帮忙帮得多的问题，谁接受了更多的敬意的问题，都可以存而不论。

崇拜起赛先生之后，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就不再诗意地对待自然。他发现自己有必要去认识和服从自然的规律；与此同时，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一种浮士德式的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渴望。天人合一的儒家理想随之落入遗忘之境。面对令人不安的环境问题，人们对于这一观念转变越来越持否定态度。

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的启蒙过程一方面始于民族屈辱和民族反抗这一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则受到民族复兴的意志的影响。他在西方人目前表现出谦虚和好学，是因为他牢记一条古老的中国智慧：强者有理。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接受的前提不同，中国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比欧洲古典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更先进，更厉害。为现代中国启蒙运动服务的，不仅有法国大百科全书派和十八世纪的其他欧洲思想家，而且有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继续推进启蒙项目的思想家。引人瞩目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尤其钟爱十九世纪欧洲伟大的批判家，揭露者，思想颠覆者，如达尔文，如马克思，如尼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与其它欧洲思潮一道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被提升为国家哲学。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随之展开。这场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去儒化和资本主义批判便成为其教育重点。这场延续近三十年的思想-政治解放运动不无成效。这一点人们在事情过后——在中国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看得更清楚。譬如，越来越多的人为国学素养和儒雅风度的消失而惆怅。表现儒家传统家庭关系的韩国和台湾的电视剧在我们大陆走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怀旧心理，有这种寻根冲动。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没有灭绝，我们会发现他的唯物主义基本特征不仅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削弱或者扬弃，反而得到强化和细化。首先，历史唯物主义让他有了历史发展的概念。他从中明白许多道理，他现在知道历史是按照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更不用说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发展的，知道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逆转的，他还知道观察历史进程的时候要排除感伤情绪和道德激愤。其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欺骗性关系的揭露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看到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组织还是国家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受意志主宰。在这双擦亮的眼睛的注视之下，理智越来越频繁地露出了原形，让人看出它无非是意志的乖巧女仆。第三，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把宗教称为麻痹人民的鸦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离上帝越来越远。文革期间出现了一种对于中国民族性格来说很不典型的宗教仇恨，这种仇恨导致了毁坏圣像和破坏寺庙的野蛮行径。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找找它的来龙去脉，看它是否一方面源于对迷信的仇恨，因为五四以后我们那些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描写迷信的可怕后果——鲁迅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想这是否与我们惨痛的历史记忆有关——譬如说鸦片战争。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国家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使我们对一度以为被跨越被克服、但最终还是要来临的东西做好了思想准备：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实践。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当然不知道当时欧洲和美国的工厂是什么情形，所以人们在抽象的云雾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时的中国人读到《资本论》的名言：“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的时候，更多地是佩服马克思的文学和修辞天赋而非他锐利的社会批判眼光；今天的中国人读到这个句子，其感受自然有所不同。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了、总算明白了什么叫曼切斯特资本主义或者说早期资本主义，什么叫阶级、阶级意识、阶级斗争；人们也更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义愤填膺地诅咒金钱的罪恶。

女士们，先生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让恪守儒道的中国人与资本主义产生隔阂，更没有导致他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相反，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创造出惊人的资本主义成就，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旧世界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这一现象需要解释，但是这也不难解释。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这是一个已经祛魅和祛除神秘因素的世界，一个已经世俗化和散文化的世界，一言蔽之，这是一个为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对资本主义运作略知一二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原因很简单：他面向此岸，脚踏实地，而且有一种枯燥的散文思维方式。今天，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对自己满意，对世界也很满意。对于他，心满意足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这既是物质的满足，也是精神的满足。然而，世界却对他不太满意。这使他颇为烦恼。来自西方的批评和质问使他陷入迷茫和困惑。这些批评和质问一天多比一天，一天比一天尖锐，与此同时，他的不解和疑惑也日益增多。他一方面相信自己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损害自己的全球合作伙伴的利益，他相信自己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营造出很多双赢的局面，他相信自己的国家已经高度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些都已得到证明，而最好的证据就是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就是“中国制造”在西方越来越打眼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知道当今的世界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创世杰作——如果这个有宗教内涵的词用在这里不太恰当，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是欧洲启蒙运动铸造而成的。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还知道，只要他继续面向此岸，只要他保持枯燥的散文理智并且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他的生活和工作就会散发出启蒙精神的光芒。如果说他对进步和未来的信仰有些超出古典启蒙思想家的平均水准，那是他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启蒙的结果。他深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深信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或者说必然要带来文明的进步、政治的进步、道德的进步。

女士们，先生们！目前来自西方的批评如冰雹一般砸向恪守儒道的中国人。这些批评既来自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阵营，也来自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者的阵营。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者试图通过质疑富裕社会是否可以全球化来劝说他放弃追求幸福的决定。听到这样的劝说，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眼冒金星，完全摸不着门道，因为他过去没有问过、将来也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别人，还有你吗？别人过上了好日子，你还能过好日子吗？在中国，这样的问题最多可能来自一个很不典型的思想家——譬如荀子。而荀子就是中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因为他跟霍布斯一样相信人性本恶，相信“人对人就像狼对狼”。可是荀子的声音在孔夫子的国度却很少有人倾听。另一方面，西方的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者则继续控诉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太缺乏宗教思想，太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

女士们，先生们！恪守儒道的中国人好学，有接受能力，而且讲究和为贵。可是，当他读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大量批评和抱怨的时候，他苦苦思索也想不明白人们究竟想让他做什么。他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何讨人嫌。是因为自己欠缺启蒙还是因为自己过度启蒙？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怎么办？他怎样做才对自己好，才能对别人好？难道他从行动的世界，从充满生活乐趣的、热爱进步的启蒙世界撤到无为的道教世界或者断念的佛教世界就好了吗？这样人们就会对他满意了吗？

但愿中国的第三次启蒙运动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2006年，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有二份报告，极具震撼。第一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在4月17日公布的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是世界银行专家12月1日宣布的分析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 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一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 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
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明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 2000至1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注：最新汇率10卢布= 2.9731人民帀)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
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进入发达国家，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 29400美元。十五年转型，俄罗斯人民，真正地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百年之梦。今年10月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目前,俄罗斯有近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系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当然，俄罗斯目前的民生福利、经济、国防和科研等国力，才只恢复到原苏联时期的80%左右；但俄罗斯政府目前的做法，已经让人看到了其可以预期的美好前程。
二
第二份报告，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是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全球第一次记录到。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贫困的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有时候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它的水、电、气、买菜、买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就比农村还要难过。
（笔者的舅父和舅妈，在广东东部沿海的一个小镇，前几天我问他俩，养老金每月多少？每人189.94元。我舅父说，他是集体八级工，30年前工资八十多元，现在每月拿189.94元，而一瓶液化气就要90元。）
"水涨船高"，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根基，也是**对其体制合理性和执政合法性论述的承诺。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俄罗斯的增长同时起步于1999年，增长速度更快。但是，同样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的提高却完全不同，犹如天壤之别。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最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二倍，增长迅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年1.5万亿增加到今年5万亿元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
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他们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起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4万亿的国家财政收入，也没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他们的希望，何等渺茫。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吧！

在这样一个关于启蒙的研讨会上发言，让人深切地感到了学术责任的重大。今年十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外国哲学研究所将举办一个国际性的启蒙学术会议。已有几十名中国和西方的重要学者表示将参加此次会议，其中包括十余名德国学界的同行。今天的报告会恰好就成为了那次会议的一个华美的前奏。这也同时表明，启蒙问题对于今天所有的人类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一 启蒙的主体

自欧洲启蒙运动至今，历史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而自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启蒙的概念，至今已近两千年。

启蒙及其概念在西方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今天，人们关于启蒙理解的多样化与人们生活方式的日益趋同，与历史归结于某种一致性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就引出了有关启蒙的一个关键，即出路问题，而出路在德语里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终结。

中国传统启蒙概念所包含的去除蒙蔽而发扬理智这层意思，在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演进中虽然得到了深化，但依然维持其本义。尽管这一层意思与现代从西方引入的启蒙概念在基本意义上相近，但是，在现代，它还是受到西方启蒙概念的严重冲击，乃至被颠覆。

启蒙一词在汉语里面是由两个词构成的。启是动词，本义是开、打开，引申为启发，启导；蒙是名词，指一种草本植物，即莬丝子，引申为蒙翳、蒙昧；在启蒙这个复合词中，它又进一步引申为蒙童。由此可见，在汉语里面，启蒙一词的本义就是去除遮蔽物，而显露出被遮蔽的东西。因此，启蒙概念在词源上是由借喻或隐喻而来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除却蒙昧而使理智开显出来。

不过，启蒙概念在其构成之时就被赋予了大体确切的内容，这就是与语文教育结合在一起的伦理道德和人文知识教育，后者主要包括历史、政治、天文与地理等内容。这些知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是彼此贯通、支持和印证的。

时至现代，启蒙概念在中国思想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与世界其他思想、尤其与西方思想的交流之中，启蒙概念变得多元起来，从而不再具有确定的所指。曾经有一种来自西方的伟大启蒙，让中国人前所未有地体验了那种乌托邦所能带来的一切苦难。于是，启蒙概念又仿佛回到了隐喻的状态。启蒙的必要预示着蒙昧的存在，而概念的多元却表明所谓蒙昧原来也是不清楚的。

当康德指出启蒙的原则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时，启蒙概念看起来就获得了其最为确定的所指。然而，我不必指出，西方启蒙精神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在启蒙时代才突兀而起的，而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作为启蒙的和理性的观念和原则就曾经以其朴素的或不完整的形式出现在以前的西方思想里，而处于演变和生长的过程之中。启蒙运动无非就是理性以其普遍性对所有这些因素的系统的整合。因为单单如下一个事件，即福柯在二百年之后重新来回答康德“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时强调关于启蒙乃为出路的解释，并认为人类到那个时候尚未寻找到出路，就说明启蒙概念在西方也重新展现为隐喻的状况。

所以，在今天如果有人追问，现在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那就等于牵扯出一系列难题。启蒙既然又回到了隐喻状态，人类对理性的自信又陷于多元化的丛林之中。倘若出于责任，一定要对这个问题有所回答，那么，或许只能这样说，“我们经历了启蒙运动，以及它带来的所有后果。但是，没有什么出路是清楚地显示着的。”

事实上，启蒙这个术语在西方的主要语言里一直就是隐喻。当启蒙通过理性的规定而被确定为某种一般的东西，从而摆脱了隐喻，在那里启蒙就走向了终结。福柯认为启蒙必须转化为批判，而“这意谓这种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应当避开一切所谓的总体的和彻底的方案。企图逃避当下的体系以制定出另一种社会、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世界观的总纲领，这只能导致最危险的传统卷土重来。”
启蒙转化为批判倘若是可能的，那么关键就在于人们认识到自我批判的中心地位，它的意义和它的深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启蒙的主体。这是启蒙问题的真正起点。无论在中国的启蒙概念中还是在西方的启蒙概念中，这个问题向来是不甚清楚的。所谓启蒙主体，不是指接受启蒙的主体，而是指驱动和荷负启蒙这个行动本身的自为者。

康德的哲学包含一种解答——不过这原本不是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理性就是人，人就是理性。中国宋朝心学哲学家陆九渊 说，“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 这里的心与理是指人的理智与知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原来也是中国启蒙的一个信念。但是，心学的枢机乃是王阳明所说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

古典启蒙的核心根据与因素乃是理性的普遍性，启蒙是因理性的普遍性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活动的。如果理性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就承带了如下一个可能性,即启蒙成为独立的精神或理性的一种自主活动，而现实的人却成了理性的工具。这样，一种新的理论困境就因应而生：人运用理性的活动在逻辑上颠倒为人被理性所运用的活动。启蒙主体因此就成了虽然与人有关却在人之外的一种东西。

这种状况还会走向进一步的深化。一旦理性是被说成为在支配人的，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理性代理人的走上启蒙的前台。事实上，这些人总是在走向前台。他或他们必然会要求行使所谓的理性的权力。这样，启蒙就进一步蜕变成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教化。启蒙的主体事实上又回到了人身上，但人却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分化。

这个转变就是启蒙主体的转变，启蒙的性质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蜕变。人的启蒙演变为一种新形式的对人的精神、观念和行动的操纵。且不论这里的理性是否无非就是那些代理者的特殊的精神，还是理性本身，启蒙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少就成了部分人或者少数人的特权。在这个情况下，启蒙不仅将自身，同时也必定将理性矫拂为特殊性的东西。

于是，我们看到，那种以普遍理性行事的启蒙在主体问题上就陷入了一个自我消解的困境。理性一旦成为特殊的东西，那么启蒙还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二 混沌之死与批判的行动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欧洲的经典启蒙运动。前面我说过，启蒙的各种观念对于启蒙时代的西方人来说并不是全新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判断里面，西方人是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而当人们将视野集中在其中的任何一个特定的群体时，情况就显得相当的不同了。文艺复兴对部分意大利人可以说是一种古典文化的复兴，而对欧洲的许多其他群体来说，乃是接受一种全新的文明、甚至是外来文明的过程。这与基督教在欧洲传播的情况是一样的。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过程同时就是丧失其原有文化的一个过程。因此，无论是基督教，还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对于像日耳曼或德意志这样的文明体来说，就具有全新的和外在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如韦伯所说，欧洲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巨大的偶然性的。而偶然性原本就事关不同人类群体的不同的、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同样，整个世界的变迁原本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在今天这种可能性的范围虽然有所收缩，但是人类未来的出路依然不止一个。你可以看到，人类关于理性持有大相径庭的见解，对于历史的目的有着众说纷纭的观点，而不同族类之间的交通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障碍。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启蒙无法摆脱其隐喻的状态。

那么在这里，让我们来解析庄子所设计的一个巨大的隐喻，看看它对今天的启蒙思想有什么样的刺激——二千三百多年来它一直吸引并困扰那些理智的头脑。
这个寓言是这么说的：“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这里，帝可以被诠释为一种特定的群体，一个特定群体的代表，或者简单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如此等等。

浑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在他自己的地方。这个地方对他方的人颇有吸引力。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还因为浑沌善待他的客人，尽管彼此沟通的方式是相当独特的。浑沌独特的实存及交通方式并没有妨碍浑沌成为一个很有德性的人，或者正是由于他的独特存在使他没有将那些人视为客人。这样，无论如何理解，浑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顺物自然而无容私”。 然而，这正是酿成他惨烈结局的主要原因。

儵与忽的出发点是善良的，这就是以德报德的原则。就如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混沌的德性一样，他们也同样深深地感受到混沌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浑沌没有七窍，这种极端的独特性让这两位他者无法忍受。他们要消除这个差异，而差异消除之际，便是浑沌死亡之日。

这个寓言包含许多尖锐的对立。浑沌这个词也具有相当丰富的意义，不过，这里只需指出两点。第一，浑沌这个名词本身就是指一种天地与事物未分化的状态；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区别是不分明的，但这同时也包含了发展的可能性，并且表明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浑沌同时指一种自然的秩序，不是人为的，因而也就难以为多数人所理解。

明白了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就会理解如下所追问的问题的基本的重要性。

第一，出于善良愿望的一致性要求——甚至不必提及强制——直接是针对另一个或另一类主体的，因为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存在。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其来何自？浑沌与儵和忽之间的差异妨碍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没有？没有。这种差异是否妨碍了他们三人之间的和平共处？他们之间原来不仅和平共处，而且还是相与为善的。庄子的设计把差异性的冲突安排在具有如此关系的双方之间，从而突出两者之间不可调和性的本体意义。

第二，在人类社会中，在有无数的个体作为自为者而实存的世界里，一个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其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当浑沌以自己的方式自主地生活时，对于浑沌之为浑沌而言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他的七窍未备以及这个名称所隐含的某种秩序未分明的意义是否妨碍他作为一个自主的实存？这个追问不仅仅与浑沌相关，而且也直接关涉儵与忽。在这个寓言里面，否定浑沌特性的正常性就承带否定他整个的存在：浑沌作为一个自为者的全部存在就系于其七窍的有无。相比之下，在现实的世界里，导致实存如此消灭的特征通常要小而细微得多。

实际上，浑沌七窍的有无并不影响他的自为；在一种类比的意义上，不影响他之作为主体的实存。那么开凿的理由又来自何处?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质问，却可以有无数的答案，而它们又会是相互矛盾、冲突乃至抵消的。
第三，即使混沌可以改变，并有其改变的充分可能性，他需要向什么方向改变？儵与忽无批判地以自己为浑沌的样板，把自身当作了普遍的和永恒的化身。这里却也正是庄子反讽的深处：瞬间的当下（儵忽）出于有限的善意消灭了恒久的未明（浑沌）。理智的实存者难以容忍的不仅是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他者，而且还有前景的多种可能性。

无论是中国古典的启蒙观念，还是欧洲现代的启蒙观念，始终把理性矫拂为某种特定的理性主义；而对于后者来说，包含多种可能性的精神原为一片浑沌，因此正是启蒙在其视野之内所要消除的东西，至少要强加给它一个秩序。

第四, 这里还有一个经常为人所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儵与忽没有意识到，倘若他们与浑沌之间的差异是需要消除的，那么需要改变的为什么是浑沌，而不是他们自己？一个包容的浑沌最终要由两个不那么包容的儵与忽来开启新的交流的通道，而至于死地。我们可以追问，即使在浑沌愿意让儵与忽来开凿他的七窍的前提下，儵和忽有权利来做此事吗？不过，我这里要放过这个问题，而是追问浑沌对自己的死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表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在极度忧心作为真正规定了人的本性的真理、作为绝对理念的欧洲科学危机之时，向欧洲人强调，他们决不能沦为像中国或印度这样无非只是经验人类学对象的类型，在胡塞尔看来，中国或印度仅仅在供欧洲人研究以及为欧洲人同化时才有其存在的价值，而同化具有绝对的世界意义。

在现象学以及在一般哲学领域，胡塞尔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他的纯粹哲学学说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但是，在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的比较这一点上，他实在也是一位伟大的自我反讽的经典人物，极具喜剧的色彩。事实上，我真的希望他清楚当时欧洲精神的危机存在于什么地方。他的族类在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之后，就经受了最为彻底的欧洲精神的同化，而他为这种彻底同化提供了哲学上的原则。

然而，这里对于每一个人，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胡塞尔的观点在责任层面是可以放过不论的，就如儵和忽的责任可以暂且放过一样。但是，有一个追问决不能够回避：对于胡塞尔这样的观点，我们自身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而我们自身确实负有责任。启蒙的进程自然包含自我反讽及其事件，包含自我摧残的行动，也包含因同意而被摧残而致消亡的过程。于是，这里当然也就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混沌没有反身自问一下：是否有必要将儵与忽的七窍封闭起来？

面对这些现象，我的问题依然是究竟何者为启蒙的主体？

浑沌的寓言向人们揭示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多维关系，而胡塞尔的观点向人们揭示了受害者思想与施害者行动之间的吊诡的关系。普遍精神与特殊精神的对立，是欧洲经典启蒙观念的主流。它虽然有浪漫主义的反对者，却依然展现出无可阻挡的势头。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哲学如果有一般结论的话，那么就是它无可奈何地承认，人们就理性是什么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并且也尚未探索出达到这种结局的合理途径。尽管这一点并不妨碍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面人们已经找到彼此对话从而达成对话规则的方式。

康德说，启蒙的原则就是要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既然理性在人是各各不同的，那么这个原则也就承带如下的结论: 人们要大胆地运用的原本是各种不同的理性。显然，这并不是康德自己想要得出的意思，尽管它也是各种可能的结论之中的一个。这样，启蒙在今天依然还是一个隐喻：人们依然不清楚它的确切所指。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包括探索启蒙的意义而使之成为一个清楚的境域，而且还要保证这样一个境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在这样一个境域里，有一点是大致明确的：启蒙既不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理性的纯粹运动，也不是人类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个族类对另一个族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教化。每一个个体作为自为者都是启蒙的主体；与此同时，每个主体对于任何另外一个主体都可以是，或者应当是一个批判性的主体。浑沌是一个善良而遵守某种观念的实存，却不是一个批判性的主体。胡塞尔是一个营造的而带有批判性的思想者，却没有意识到批判对于思想主体的普遍意义。

福柯以其犀利的观点，将康德堂皇的启蒙理论拆成了碎片，从这些片断的边缘追问启蒙的意义。不过，康德把启蒙主要看作一种行动的命令，而不单单是理论的结构，而福柯却将它主要误解为一种理论、一种体系。福柯自己所谓的态度、心态和哲学生活，是理论与行动之间的中间物，而这正是他理解自主的主体时的一个盲点。所以他的批判依然是一种封闭性的东西，他的视野总是有意识地局限在他与以前的那段西方的社会-历史。在这里，我必须重申：启蒙的核心在于每一个个人的自主行动。

于是，这里就在另一层意义上又关涉了普遍性。每一个个人都是启蒙的主体，他本身就承荷启蒙和驱动启蒙。对此人们立刻就会意识到：这不就又是一个新的混沌!而胡塞尔式的恐惧也难免再次涌上一些人的心头。尽管这样的恐惧会一再回归，倘若不是永恒的回归的话，这里的普遍性依然不再是绝对理念的席卷，而是每一个自为者以及由他们构成的不同群体之间如何协调的事情。不过，这也不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对我们如何生成的过去状况的追思，那种对欧洲启蒙前后的社会-历史的探古访幽，而是直接切入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什么的未来前景。

这种普遍性不是现成的，它取决于每一个行动的主体的行为，而不论它是包含行为的规则、理解的方式、交流的语言，还是每一个人让自己是其所是的模样。这样，启蒙就真的不是某种确定性的启示之光，而是关于人类各种可能性的探索。如果还愿意借用康德的隐喻，那么，每一个人，作为启蒙的主体，都有可能打开一扇通向不定的未来的可能性之门。

我这个人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温家宝

在中共十七大之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也顺利召开。民主与民生是两个大会的主题。两个大会对改善我国农民状况，改善民生，都予以很大的关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决定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切说明，我国继续在改革中前进。这是顺历史潮流，是得民心、党心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外出现了一片叫好声。海外甚至有人把中国的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听来好使人陶醉。打开我们的报纸，宣传的"主旋律"都是歌功颂德，听不到或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打开电视机，看到处处都是排场豪华的歌舞升平的演出和壮观的形象工程。这使人不禁想起当年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上乘客们的心态，根本没想到会遇到暗礁或风暴的袭击。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17个国家人们乐观程度调查，发现76％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前途一片光明，为所有受访国之首。

事实上，我国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腐败的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教育、医疗、社保的劣势状态，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还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破坏、生存环境正日益险恶。面对现实，人们意见分歧。我国目前存在两大争论：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渐进，还是激进？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党的十七大已作了明确响亮的回答。但是只要上述这些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叫嚷倒退，甚至高喊"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还会兴风作浪。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是全国人代大会和全国政协会的主调，并且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同样的，如果上述的矛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我国的改革停滞不前，被官僚主义、既得利益势力和垄断集团，以"稳定第一"等种种藉口阻挡、甚至淹没，要求激进的冲动，也随时可能爆发。还要警惕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可能星火燎原。

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渐进，还是激进？这两大争论，将会在我国长期存在。

忧从何来

首先向我们发出警报的是"老天爷"--大自然。2008年刚开始，一月间突如其来的大冰雪，顷刻冰冻了半个中国，南方许多地方一片瘫痪，电网纷纷倒塌，许多县市处于断电、挨冻、缺食的危急状态，大批春节回家的民工被困于冰雪的途中。这不仅暴露了我们缺乏应对这样突然灾难的思想准备和应急机制，还暴露了我国原煤炭储备和能源危机，也暴露因腐败造成的严重恶果。为什么一些电网钢架会在冰雪袭击下扭成麻花？原因是某些企业垄断集团偷工减料，把原本应该用钢筋的改成用钢丝。

这样五十年未遇或百年未遇的极端气候，是否灾难过后就可太平无事呢？否！这样极端的气候，归根到底是地球变暖造成的。在人类还未能扭转气候变暖的势头此前，这样的极端气候，将不止是五十年、百年一遇，而可能频频出现。特别是我国三十年高速发展己使我国的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请看看冷眼旁观的国外的评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3月19日雅克•萊斯利的评论说：

"中国崛起为重要的经济强国，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引发人类历史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资源再分配。中国也成了消费大国。"
　　
"目前四分之一的中国领土成了沙漠，四分之三以上的森林已经消失。燃烧煤炭以及汽车废气形成的含铅、汞、二氧化硫及其它成分的毒气笼罩在中国的多数城市的上空。"

"与此同时，全球大约70％的废弃电脑和电子设备最终流入中国，在拆取了有用的零部件后，这些电子垃圾被抛弃，有毒金属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如果不采取遏制措施，这不仅会让中国的经济增长骤然停止，还会与其它不注重环保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印度和巴西）一道，给全球的社会及生态系统带来一场浩劫。"

"中国最大的错误在于效仿美国的经济模式，中国官员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把汽车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支柱。如今中国汽车产业的规模居全球第三，许多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汽车尾气让城市居民透不过气来。"

还必须警惕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利用目前中国对环保管理的缺陷，正把中国作为可以放任污染的垃圾场。据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披露：被环保部门点名批评过的跨国公司，已从一年前的八九十家增加到目前的近三百家。

为了应对北京空气污染危害奥运会的责难，北京的官员们正采取种种临时措施，以减少汽车的污气排放量。那么奥运会过后，情况又将会如何呢？
　　
除了大自然的报复，目前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也存在着种种隐患和风险。美国经济衰退，必然会影响已与美国经济密切关联的中国，金融风暴随时可能会袭击中国。目前就有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物价能否控制在4.8％这样高增长点上？在北京召开一亇奥运会，竟招来这么多敌对势力的攻击，拉萨骚乱，足以使人清醒。

居安必须思危，必须唤起全民族的忧患意识。美国这样的世界超强大国还耗巨资拍摄《后天》那样的大片来吓唬自己，警告人们可能降临的灾难。日本也天天在喊着"日本沉没"。在"地球村"的境况日益脆弱的今天，如何把握好我们满载十三亿人口的这艘大船的船舵，光靠一位总理"充满忧患意识"行吗？什么时候能使我国的各级官员们，从热衷于创造GDP的政绩和形象工程中清醒过来，切切实实地担负对我们人民的责任，为子孙后代造福呢？

花人民的钱谁来监督

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温家宝的政府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耀眼的数字：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世界排名升至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5.13万亿元，增长1.71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元（外汇储备比居世界第二的日本多大约5000亿美元）。胡锦涛在人代大会上说，中国的成就归功于人民。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的结果。

中国开始富了，那么究竟是谁富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究竟受益多少？

陈志武教授分折：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更大，增长速度更快。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

上述情况表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国富民贫。陈志武教授指出：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政府官员，也就是人民的公仆，手中掌握大量的钱，都是人民的钱，那些钱是怎么花的？这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人民都有权要问的问题。依法治国、依法治权，最重要的就是依法治钱。政府行使权力为人民做好事，最根本的就是要管好钱。在现代国家里，政府是如何化纳税人的钱，是受到人民作为纳税人严格监督的。在这次人代大会和政协大会上，一个强烈的声音就是责问：五万亿财政收入，再加上超收的七千亿，是怎么花出去的？

有谁在监督政府花钱？我国不实行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互相制约的制度，据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当然只能把监督主要寄托在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令人惊恐的是全国人大至今还没有切实履行监督政府财政的职能。据财政部一位官员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说：每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财政部都要派一批司局级干部到每个分会场做讲解员，准备人大代表提问。前几年他当过讲解员，一直设有碰到发言机会，因为没有代表提问。更有令人不解的，全国人大甚至把人民交给的这个神圣职责，推给了政府本身。没有监督机制，就必然出现暗箱操作，特别是对预算超收部分，一些省市想方设法说动一些部门和领导，通过批条子，"跑部钱进"方式争取。这样如何防止腐败呢？

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公共财政也就无法透明。人们又寄希望于"阳光法案"，即对官员财产的监督。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有约束力的反腐机制，因此被称为"阳光法案"。目前世界上已有90多个国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包括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香港、澳门地区，对腐败的治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5年10月，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批准中国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几年来，已经有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如山东烟台的王金杰、上海的韩德云，曾连续多次在全国人代大会上提出关于财产申报的议案和建议。我国的社会各界对此也十分关心。今年1月，就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发出建议书，要求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县处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但是由于许多官员抵制和据说技术上的原因，至今我们还未见这至关重要的法制的制定和实施。

只有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这不仅是为了管好人民的钱这样的大事，也是为了挽救人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原本可以成为好干部、好官员，不至令人痛心陷入堕落的深渊，也是为了我们民族数千年形成的优良道德风尚不再沉沦。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盼望不是要再等5年后才能看到阳光普照。

"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让你坐台上"

这是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语重心长的话。人们看到，一些国家经济情况好了，那里的官员们就考虑怎样"还富于民"给人民发"大红包"，不光是新加坡这样做，我国香港、澳门也都这样做。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年来与我们紧密相关的近邻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强大的苏联突然自动瓦解。急性的改革家们推行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结果导致国家经济一落千丈，横扫全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俄国政局陷入混乱，经济一片萧条。俄罗斯人民痛定思痛，特别是普京上台后，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坚决惩治敢于觊觎政治权力的经济寡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的经济迅速恢复连续增长，去年增长率达到8.1％，成为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高于GDP的增长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人均达到9000美元，退休金也增加了近9位，人均购买力已跃居世界第7位。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方记者对俄罗斯的总统竞选尖锐提问："为什么俄罗斯不存在政治竞争？"普京回应："这里的工资以16％速度增长，这就是对你的回答。"这个回答明快，深刻。正因为是"还富于民"，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在俄罗斯经济上升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利益，普京和他的官员才能稳稳坐在人民给他们的领导位子上。

还有值得深一层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今天还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而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为什么美国人的购买力总是高居世界首位？原因是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76％以上的资产。美国的内需这样旺盛，因为美国的资产基本上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也不会与民争利。我们看到美国人总是把每个月的工资花光而不存钱，储蓄率为-1％。同时，许多美国人都拥有股票或基金。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上升。

因此不能迷信，只有国有经济强大，国家才能富强的"本本主义"教条。"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富起来。"（陈志武《中国经济未来的动力》）。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要"还富于民"，还应"藏富于民"，放手发展为民造福的民营经济。

怎样才能渐进改革
渐进改革已为我国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渐进改革，是恩格斯对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总结。他在逝世前五个月，回顾推行暴力革命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有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旧社会可以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园，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601一610）

渐进改革，是二十世纪许多欧洲国家，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在瑞典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内，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差别，调动了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总统、首相到一般官员都做到廉洁奉公。现在多国家、多民族的欧洲，正在走向一体化的联盟。

渐进改革，也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在19世纪，原来把埋葬资本义作为自己天职的恩格斯，十分注意美国的兴起，感到一个新世界正在出现。二十世纪的列宁看美国，在1912年说过一段话，说美国正在拯救资本主义。美国百年走过的道路，充滿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冲突对外热战和冷战，而美国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或其他方式的政权更替，一个世纪来独领风骚，至今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成功的秘密在哪里？中国五四运动的旗手胡适说： "美国不会有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我国当代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在她《冷眼向洋一一二十世纪风云启示录》一书中作了深入的分析。她认为历史上一切大国兴起，首先决不仅是"船坚炮利""开疆拓土"，而必须有优秀的人文传统。美国享有源自欧洲悠久而丰富的精神遗产，而创造自己的美国特色。"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美国社会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是自由主义，一是改良主义。可以说美国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断在渐进的改良和妥协中化解矛盾，或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化解危机。

渐进改革，也从俄罗斯90年代失败的激进改革中得到反证。教训是问题关键不在于当时错用了西方的改革药方，而在于没有根据本国当时的实际，照抄照搬西方模式，性急地企图"一口吃成胖子"。

渐进改革，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能使我们走向成功的正确道路。我们民族经过长期动乱和灾难，满身创伤，已经经不起折腾和冒失。怎样才能前进呢？"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话有着深刻智慧内涵："摸着石头"——就是必须弄清中国的实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稳定压倒一切 "站着不动。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过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这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前进。

渐进改革的三个要点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渐进改革呢？我看最重要的可归结为三点：

一、 解放思想

胡锦涛说："解放思想是个宝。"温家宝说，解放思想永远不停止，都说得非常好。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把世界上人类创造的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文明成果拿过来丰富我们的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大师级的人才和富有创造力的各种人才。只有解放思想，我们中国才能走出只会仿造的"世界工厂"，而成为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的大国，为人类现代文明做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解放思想，首先要彻底打破"恐资病"。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比人类许多世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资本主义至今还在许多方面创造着先进生产力。要有能力登上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峰，才能去创造社会主义的新高峰。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束缚在毛泽东说的"凡是"或别的领袖说过的新的"凡是"，而不敢把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创造的明明有用的经验，拿过来为我所用呢？

二、 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要切实解决好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分开的改革，切实做到立法和司法独立。我国的全国人大许多年已经立了许多法，却没有切实履行起监督政府的作用。现在各级人大的主任都是省市掌权的"一把手"，许多省长、市长都是人大代表，既是球员又是裁判，怎样能自己监督自己呢？全国人大要能切实监督政府的财政，要尽快制定和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的香港通过廉政公署有效地监督特区政府的所有官员，为什么我们大陆却做不到呢？

三、 保证言论自由，建立舆论监督

不能想象，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种社会，一切都是美好无缺，一切都和谐没有矛盾。问题在于是揭露缺点，解决矛盾，还是捂住盖子，让矛盾激化，走向腐化、崩溃。可以说，资本主义从一诞生就是伴随着对它的揭露和批判而成长的。西方世界至今还认为19世纪最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是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在美国从政治家到老百姓，大都认为高昂的社会批判的号角是社会的"主旋律"，是促进社会的润滑剂，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我国继续前进的动力，除了自上而下的领导英明决策外，还靠自下而上的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靠社会的舆论监督。我国历代，凡是英明的领导，总是把批评和监督看成是改进统治不可少的力量。如唐太宗就把魏征的批评看成是自己非常需要的"一面宝镜"。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官员却听不得不同意见。已经发生多起县委书记把提不同意见的人关进大牢的事件。为什么把爱国、爱我们民族的积极力量看成可怕的敌对力量呢？要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联合国早已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签署这一国际公约已整整十年，现在就等全国人大批准实施。人们还盼望能制定和实施已酝酿了二、三十年的保障我国新闻自由的新闻法。

《冷眼向洋》的作者资中筠指出："一句话，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思想界的批判，这些美国看家法宝，能否如当年一样继续有效地制约金钱和市场的腐蚀力量，是美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重大考验。"历史并没有终结。世界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前进。所有的国家都要经受各种考验。愿我们伟大祖国在考验中奋勇前进。

我国领导人已经说了许多人民希望的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人民就希望能见到切实的实际行动——"动真格"。就举教育为例。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决定我们民族的命运和未来。我们领导说，要把教育放在首位，但是多年来，中国教育的投入还比不上官员们消费的两个小项一一公车消费和公费吃喝。联合国建议教育投入的标淮是应占国民经济总值GDP的6%。世界平均水平为4.9%。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4.1%。而我国教育投入多年徘徊在2-3%之间，确定目标要到2010年才达到4%。虽经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强烈呼吁，2007年的教育投入还未达到4%。说要普及义务教育，目前全国有80% 以上的小学和64%以上的初中设置在农村，而目前许多县的财政赤字很大，怎样保证义务教育的质量呢？领导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并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的国家。现在国家有钱了，能不能下决心学学瑞典、芬兰教育高投入而成为世界创新之首的成功经验呢？人民在期待。

19日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举行的主题为“支持北京奥运 反对媒体不公”的游行示威集会上。最精彩的一幕莫过于留法学生李洹发表的长篇法文演讲。他富有哲理和逻辑思辩的行文，地道的法语，播音员般圆润、激昂、优美的嗓音，流畅而又连珠炮般的语速，让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为之欢呼，让法国人听得震惊和入神。他们怀疑这是中国人吗？然而，他就是来自中国西安的一名学生。目前就读于里尔第二大学，高等商学院的一名硕士生。李洹同学曾登上法国电视二台，与该台驻北京记者就有关中国问题进行过针尖对麦芒的辩论，他的语言和学识功底赢得了对方的尊敬，为中国人守住了尊严，在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

　　李洹演讲结束，似乎成了明星，中国人和法国人争相与他拍照。该演讲法文稿是李洹自己撰写。谈到他稿子的跨度和深度时，他说，生活在这么一种舆论状态下，一有时间就去研读大量中外文资料，差不多都成了西藏问题研究专家了。其动力和激情皆来自于：自己是个中国人，在国外更爱国。宁可让自己受委屈，也不能让祖国受委屈。

　　下面是李洹法文演讲的全文译文，略有删节。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中法朋友们，你们好！

　　我想首先感谢巴黎人民和巴黎市警察局给了我们今天这次机会让我们聚集于此。这是罕见的一次，也是欧洲和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华人集会。

　　我想代表从别的城市，乘坐大巴、火车和汽车，从几百公里以外自费赶来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很多朋友没有能与我们相聚于此，但是我想替他们表达他们与我们一样的对中国、对法国、对法国人民，以及对中法友谊的关注。

　　在这次对中国的妖魔化的扭曲报道事件中，我们，全世界的中国留学生，我们感觉很痛，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我们不怪法国人民，因为造成这样结果的责任人不是你们，而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职业煽动家。

　　像所有行业一样，记者和媒体有自己要遵守的职业道德。媒体要求公正，客观，对所报道内容的核实，以及评论的适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诽谤和诬蔑，没有证据地责难，扭曲事实。

　　在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报道中，一些记者超出了他们原本的报道角色，完全变成了自认为拥有绝对真理的批判家，甚至把事件可笑地简单化。一个弱小而善良的受害者和一个巨大而残忍的暴徒。他们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这样人为地被分配好了。

　　然后，记者们找寻各种方式和手段来证明这两个角色。比如说，选择性的阐述历史，认为中国的革命对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侵略”，而故意不说95%受煎熬的藏人的黑暗的政教合一，把尼泊尔的警察当成是中国警察，用几十年前的照片来说今天的事情，传播根本没有验证的信息，比如根本没有可信度的所谓死亡人数，以及选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口述。

　　那些外国游客的描述，和他们拍到的视频让我们看到暴徒对无故路人进行令人发指的暴力，没有一个媒体说这是对无辜者的施暴。更有甚者，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制造并强迫人们接受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和公正证据的“血腥镇压”的假设。

　　媒体很少邀请中国人在节目中阐述他们的观点，即使有也是把他放在被告的位置上，而另一方的则是在数量上几倍于他的“法官”。是，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在一段时间里不允许记者入藏，但是不能捏造不知道的事情。

　　这种处理西藏暴乱信息的方式，是一种媒体暴力，一种意识形态的欺骗行为，一种话语权的霸权，一种扭曲事实的宣传，一种无耻的欺骗。

　　首先受害者是法国人民，他们是多么的具有怜悯心和博爱，他们相信媒体，可不幸的是，他们被操纵和欺骗了。

　　西方的信息模式本来还是人们的一种效仿模式，它现在不再是了。没有人有权力操纵大众舆论，不能在中国，也不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这是在所谓言论自由模式中的另一种压制言论自由的方式。

　　还有一些作为法国精英的政客的思维惰性，让我们无比震惊。

　　所谓人权，对某些人来说是圣战的号角，和一切有政治目的不负责任的煽动的盾牌，比如说对于罗伯特•梅纳尔（“无疆界记者”组织主席）。为什么此人在官塔那摩监狱里的酷刑不断重复，在伊拉克人被美军士兵侮辱的时候消失了？ 这是不是一种选择性的失明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止了对“无疆界记者”的支持，在一份公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解释说，无疆界记者多次在无客观所言地报道某些国家的过程中丧失了记者职业道德。

　　为什么呢？

　　从互联网上，同时也是我们的罗伯特先生承认的信息中，我们了解到“无疆界记者”的财政支持是源于一些与美国中央情报关系密切的组织。

　　我们，海外的中国学生，我们很心痛，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我们并不怨恨法国人。

　　我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经验与信息交换的桥梁，我们也是这场文化、思想，尤其是政治冲突最先的受害者。

　　在国内的中国人非常相信我们这些留学生对国外的见解。他们对于国外的认识和印象取决于这个留学生群体的感觉。

　　面对捏造或者说传递虚假消息的西方媒体的指责，我们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开始反击，在互联网上辩论并呼唤报道的真实性。我们都注意到，被某些媒体 “喂饱了” 的有些法国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的偏见。

　　在抵制奥运，抵制中国，所谓自由西藏的叫喊声中，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的审视和不信任正在增长。中国政府的努力还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说它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和说它是世界上最差的同样可笑。但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些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从我们年幼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中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自由度不断开放的环境中。

　　我们很惊讶，在这一切都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时刻，在这个我们生活比以前更好的时候，国外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想把我们从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独裁”中“拯救”出来！ 我想问，你们以前在哪儿？我们这些在西方求学的中国人，我们对未来充满了自信。的确，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我们，我们中国人，更是对这些进步的实现有着前所未有的信心。

　　中国有另一种文化，另一种历史，另一个体积。社会学不是一种像数学精确的科学。在这方面，要成为一种 “普遍的典范” 有太多的变数。

　　来中国吧！来看看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中国，一个很多西方媒体不会展现给你们的中国，来西藏吧！用你们的眼睛来见证那个所谓的“文化灭绝”，是否这种灭绝真的存在，是否藏语正在“消失”，那些喇嘛们是不是可以自由的信仰他们的宗教，西藏人是不是比在达赖的神权统治下过得更好！和那些上了年纪的西藏人聊聊，谈谈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佛教天堂”。我们需要直接的交流，更多的知识交换，我们会继续对此作出贡献！

　　我们中国留学生支持奥运，支持奥运在中国举行，这个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有资格承办奥运会。

　　奥运是属于谁的？奥运是属于您的，属于我的，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大家，属于全世界的人民。这不是一场政治游戏。亲爱的政客们，反对中国的那些政治势力的走卒们，请停止你们对于奥运的污染。

　　中国作为东道主国家，想为全世界人民送上一份最好的礼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呕心沥血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天。他们正敞开怀抱欢迎世界各国的人们。

　　当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地传递的时候，所传达的是同一条信息，那就是欢迎你们的到来，中国人民期待和你们一起庆祝这个充满人性关爱的盛会。

　　当有些媒体提到，这次圣火传递失败是给中国的一记耳光。当代表着爱与和平的圣火，受到一些专门抗议者的侮辱行径时，我认为这确实是一记耳光，但不是给中国的，而是给中国人民的，给法国人民的，给全世界所有热爱奥运的人民的。

　　很多法国人似乎对中国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对中国的无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直接和我们沟通，通过我们，热爱并希望巩固中法友谊的桥梁，来进一步了解中国。

　　中国和她的文化注定了我们爱好和平的本质。自秦朝统一六国后，中国从此结束了原来分裂的状态，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我们便属于一个大家庭。

　　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的高度。这会令人担忧？但是文化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当你们在中国饭店使用筷子的时候，中国文化正向你们充分地展开它的怀抱。

　　妖魔化中国只会让中国人愈发远离西方世界，只会加剧人民间的距离。

　　请让我们好好沟通！

　　我们想给你们其他一个信息。我们中国留学生，非常诚恳地希望中法人民之间不要有敌对情绪，因为不管怎样这都是不理性的，也是没用的。了解两种不同文化的我们，希望成为这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一个信息沟通点。我们向你们诉说的是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我们同时也会传达法国人民对中国善意的关注。请相信我，这座桥，将会前所未有的坚固，特别是在这种极度令人遗憾的现状下。

　　我亲爱的法国朋友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所有人的到来，甚至那些想“在北京制造混乱”（一个欧洲议会议员的言论）的人。我们将会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好的保险公司，为他们提供一种包括所有民事责任的保险。

　　让我们北京见吧，亲爱的朋友们！

　　谢谢，非常感谢！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编辑于4月17深夜打电话，邀请我对该刊4月2日所发表的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作出回应。为了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认真撰写了文章。但是，4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却再次打电话来说：他们不能发表我针对吴稼祥的文章进行反批评的文字，而且除了对我进行口头的“道歉”外，他们不能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唯一的理由竟然是我的文章“理论和学术色彩太浓厚了”）。《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这种出尔反尔的欺骗态度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标榜的言论自由和学术民主完全是虚假的，因为《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的所作所为，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压制学术自由、钳制学术民主的不道德的言论和思想专制行为。

但是，对民粹主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学术讨论和思想梳理，在今天依然是必要的，故而，笔者愿意首先采用网络的方式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期待着更广泛的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一，“吴稼祥式的”民粹主义者

吴稼祥先生言论的最大特征，就是使人无法拿他的话当真。他热衷于宣示、播散的东西，总是连他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吴先生宛如一个运气不佳的推销员，尽管口才、演技和卖力程度似乎都还不错，但偏偏却对他自己要推销的东西缺乏起码的了解。

以“高官、高权和高智”“三高”自诩的吴先生，尤其把自己的“智商”夸大到了九霄云外，正所谓“高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就难免从九霄之外来断言他人。200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研究时，朋友们就曾推荐我一篇吴先生的大作，其中断言我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边缘学校混”的“留美失意者”。――回一句绅士话：蒙吴先生高抬，我非但从没有在美国“边缘学校混”的奢望，更没有获得美国博士头衔的殊荣，从幼稚园到博士一路“土鳖”的我，实在愧对吴先生如此器重、期望与厚爱，而我所供职的学校，虽是偏在“西郊”，但那却是在中国北京的西郊，并不是在美国，――在“总把他乡作故乡”、号称“坎布里奇”进修了三年“政治学”的吴先生看来，恐怕那就更属边缘。因此，我以为倘若在公开媒体指名道姓，还是不妨各自先搞清楚对象之所是，以免谬托知己之嫌，瞎子摸象之虞。
而也就是在那时读到吴先生的一组大作，知道其时的吴先生，正是台湾陈水扁版“民粹政治”的粉丝，而且他这朵民粹之花，是时也正粉得娇艳。而在2005年的普林斯顿，即使台湾岛内来的学者，也将陈水扁版的选举政治，视为最典型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政治”，说白了，也不过就是推销员政治：“竞选”无非就是推销自己，而推销自己的最好办法，无非就是抹黑对手。当然，推销自己还有一个最简便办法，那就是造势加买票，于是乎把候选人变成商品，而一般老百姓也就成了消费者（例如大卖所谓“扁帽”）。――因此，如果要问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民粹主义？那么请看台湾陈水扁版的竞选闹剧，台湾的陈水扁政治就是最典型的民粹主义。

新世纪之初，恰是阿扁的民粹政治在海内外一片人人喊打的时节，而唯独有吴稼祥先生能高瞻远瞩、玉树临风，如此高调赞美陈水扁为秦皇汉武，其文曰：“地低成海，人低成王，陈水扁能低人所不能低，当选总统，理所当然。这样的政治人物，二十四史上有，生活中不常有”（见吴稼祥，《成则伟人，败则罪人，劝中共当局认真考虑邦联制统一方案》，《北京之春》，2000年6月号，总第852期，第79－84页），更以一付“智者”的嘴脸，力劝（竟有“六劝”之多）他眼里的“中共当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实行南北战争前导致美国国家分裂的“邦联制”。这真可谓“推倒东墙，惊倒西床，邻座拍手笑疏狂”――而惊倒之余，人们如何能不感叹于吴粉丝为什么会这么粉。

可惜时光流逝，造化弄人，被吴稼祥先生奉为“二十四史上有，生活中不常有”的陈水扁先生，在把台湾经济搞到山穷水尽，把岛内族群矛盾弄至剑拔弩张，将两岸关系推向“冰点”之后，如今的好日子已是去日无多，至于未来等待这位“人低成王”的贪污腐败犯罪嫌疑人的，有可能是班房也未可知。而当是时也，吴先生倘能继续高举阿扁民粹政治大旗，特立独行，矢志不移，作遗孤忠臣烈士状，起码不失为海内外民粹政治的一朵傲霜的“娇花艳草”――然而却是不料，吴先生如今竟临危反水，不但有大作《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横空出世，自己也摇身一变，竟然破口大骂起“民粹主义”来了。可见世事无常，人心不古，而吴先生的话究竟是否靠得住，难道不应该去问他自己吗？

由陈水扁民粹政治的铁杆粉丝，一变而为民粹主义的口诛笔伐者，吴先生“奥伏赫变”的速度如此之快，这不过表明：吴先生自己对于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和民粹政治完全是一头雾水。比如他关于民粹主义是“某种病毒性流感和感冒”的定义，就足以令学院里的文科教授和医院里的内科大夫双双绝倒，尤可谓我们时代一项登峰造极的跨学科的理论创新。但也正是凭借这门自创的武功，吴先生才能祭起理论的大棒，将不入其法眼的所有，统统划进民粹主义“流感圈”，无论人民解放军官兵还是平头百姓，无论新当选的政协委员还是资深的学者教授，甚至千百万网民都成了被他一网打尽的“流感患者”。不是吗？――吴先生一口气点了30多人、十几家网站、近十家学术刊物的名，――“坎布里奇”的这位进修生还以为自己是SARS门诊部叫号的。

在刊发于《中国青年报》的这篇大作上，吴先生竟然说：如今没结婚的年青人只能靠“想象、自恋”混日子，统统是些没有“责任感”的“愤青”。言下之意――年青即有罪。吴先生大概忘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大概忘记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象吴先生这样的人，把自己想象成“大夫”，而把普天下人想象成“病人”，而且想象着这些病人整日家阴谋串通，挖空心思要跟他这位高高在上的“大夫”作对，――他自己病得难道还轻吗？吴先生一开口便骂别人“自恋”，不过在我看来，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公然以“三高”（高官、高权、高智）自诩，仿佛连睡觉也要戴着这三顶高帽梦游，自恋到这种程度的人，真是物以稀为贵，天底下少有。――这真可谓是“一阔脸就变，无聊才读书”。
吴稼祥个人的言论史早已表明：如果把他这位自诩的“三高大夫”的话当真，除非是我们大家自己发了昏。用最被吴先生瞧不起的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回应就是：那些头脑发昏的人之所以发昏，就是由于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可不必理会某些人在“三高”状态下所发的那些议论。然而，我们所不能苟同的，当然是他在《中国青年报》这种严肃媒体上，以插科打诨的方式表达严肃政见的极不严肃的态度，当然是他在名为“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坛”上，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这种捕风捉影、天气预报的方式去议论“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深刻历史命题的方式。――不是说需要讨论吗？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的小人物，作为一个地处北京西郊的“边缘大学”的教师，我认为自己有资格在《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媒体上对吴稼祥等的言论作出严肃的回应，这一种权利，当然，更是一项责任和义务。

毫无疑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学术问题上，我们与吴稼祥先生等，是存在着严肃的、根本的分歧的。但是，对重大的理论、思想分歧，不能通过给自己戴上“三高”的桂冠，即不能通过以权势压服对方的方式来求得解决。讨论理论问题，更不能采用吴稼祥这种插科打诨的极其不严肃的作风和文风。思想理论问题的探索，只有通过严肃、平等、公开的理论讨论才能得以展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吴先生肯放下“三高”大夫的身段，也能认同这一基本原则的话，我想那些被吴先生划为“患者”的人们，象我一样，当然也愿意与吴先生就以下几个理论思想的基本问题展开严肃而有效的讨论，以求得真理的达成。

二， 土地革命及“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近代以来关于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讨论，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围绕着土地革命而展开的。这就是民粹主义这一理论范畴得以提出的真实历史背景。
这意味着：脱离开、乃至不了解土地制度变革和近代土地革命这一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根本无法对民粹主义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讨论。近代以来的革命者、改良者和保守主义者，无论他们是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是传统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当然也都承认：维护或者变革传统土地制度，以及如何变革旧的土地制度――这乃是近代以来关于“民粹主义”言说、争论得以发生的现实基础和根本社会历史条件。

因而，由民粹主义问题而引发的、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文化政治保守主义之间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所针对的根本问题其实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土地制度，从而如何建立一个与这种土地制度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特别是：如何确立与这种土地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主体。而对现代中国来说，我以为结论从来是有的：这就是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政治主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上述有机联系的三个基本方面，不仅是近代以来，由民粹主义问题所引发的诸社会思潮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论，而且，更是由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开启的、由中国近代土地革命所奠定的基本制度、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必然要求。离开了这种必然结论和制度要求，去讨论“民粹主义”的进步意义和空想色彩，去评价其保守的地方和内涵的革命动力，去粗暴地贬斥它和盲目地拥抱它，这非但是抽象和空洞的，―――而且如果有人那样作，也就等于无视近代以来关于民粹问题之思想讨论的真实背景，等于无视几代人为之牺牲奋斗的土地革命及其奠定的根本制度，无视这种制度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成就是如何得来的。离开了土地制度变革和土地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去讨论民粹主义及其相关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那也就必然会象吴稼祥等那样，流于混淆视听的插科打诨和极其荒谬的信口开河。当然，如果有人处心积虑地瓦解、否定以土地革命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制度变革，那么就不是一般的头脑发昏的问题了，他们最终也必然会把矛头指向工农联盟的中国社会主体，指向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土地革命、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联系着的不同方面。

当然，吴稼祥们可能不知道――也许他们根本不屑于知道：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争论，乃是由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引发的，是在孙中山与另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列宁之间展开的。而“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问题讨论的基础和着眼点，也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纲领。

在研究了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特别是他的《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后，俄国革命的领袖列宁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就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乌托邦》（1912）、《亚洲的觉醒》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等文献。在这一系列文献中，列宁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认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同时也预示着将民族解放与劳动者解放天才地联系起来的前进方向。也正是通过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展望和发现，列宁才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崭新的世界史观。今天我们当重读这些文献，将深深体会到：天才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纲领的当然是孙中山，而对这一纲领进行了最为深刻而广泛地分析的，毫无疑问则是列宁。

因为列宁正是结合当时俄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民粹”与“民主”的讨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个范畴，对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纲领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通过这些深刻的分析，列宁向人们揭示出：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其实包含着“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化”这两个表面上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内部有机联系的方面。正是列宁的这一论断，石破天惊的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孙中山代表的“中国道路”的意义和价值，预言了未来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将对现代世界发展方向产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我们应该承认，列宁所揭示的这些价值和意义，是连当时中国的革命者――包括孙中山先生自己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在列宁看来，一方面，所谓“耕者有其田”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小农的和民粹主义的口号，它从经济上说是保守的和落后的。例如在俄国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实行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实行所谓彻底的“耕者有其田”，让小农获得土地所有权，那么小农刚刚到手的土地，也将迅速地沦入大地主、大资本和大地产商手中。列宁在这里所进行的当然不是理论推测，而是针对俄国土地私有化的现实教训作出的严肃总结。1861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沙皇为了推进俄国资本主义而颁布了土地私有化的《解放法令》，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在了大地产和大地主手里，土地的集中不但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这种充分保证地主利益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产生的就是权贵的资本主义，而俄国农民却为这个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过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而，列宁一针见血地批判说：那种打着“耕者有其田”的旗帜，实则推行土地私有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表面上代表的是小农的利益，而实际上，他们所满足的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者的经济利益。

但是，另一方面，列宁则独具慧眼地指出，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特别是他的“耕者有其田”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农经济诉求，而是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纲领，其真实目标，也不是彻底的“土地私有化”，而恰恰是“土地国有化”。在仔细地研究了孙中山的纲领之后，列宁指出：在孙中山那里，“耕者有其田”是创造一个民主－民族国家的政治动员方式，是一个根本上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方式。因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只有唤起最广大的农民，只有从基层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挖掉中国军阀割据的根子。也只有从基层挖掉军阀的根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才能建立起来。同时，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才能真正通过地价的差别，即土地的市场化――“资本化的地租”――来增加国家的力量和国民的财富，即只有建立一个真正工农掌权的国家，才能为公正的土地市场化制造基本条件和前提。这就是列宁所谓：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使在市场上“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的财产。”

正是通过上述精彩的分析，列宁方才指出：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不过是打着“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旗帜，而行土地私有化之实的权贵资本论者，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表达的却是从中国基层农村出发，去建立一个民主－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目标。因而，俄国的民粹主义不过是权贵私有化的帮闲，而孙中山的纲领却在民粹主义的外壳下，包含着民主主义的内核。也正是列宁告诫我们：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内部权贵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体制下，靠将土地私有化给农民，靠平分“家产”和土地所有权，根本不能解决俄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利益问题，相反，只能在内外压迫下加速国家的崩溃，人民的沦亡；而孙中山从基层农村建立一个民主－民族国家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却是造就工农联合掌权的政治主体，是导向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一步，正是列宁第一个指出：只有这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才能有效地推进国家工业化，并最终保证现代化、工业化的财富回馈于最基层的广大农民和民众，只有一个工农联盟，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包括公平市场在内的土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也才能有力地避免以土地产权为标志的“人民的财富”和“国家财富”，在被权贵扭曲的市场化过程中，沦为权贵者的蛋糕和盛宴。

在1907年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列宁以土地问题为核心，更为清晰地批判了当时俄国国内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普鲁士道路”。因为后者主张以暴力方式剥夺农民，最终将地主－农奴经济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而前者则幻想着退回到村社份地化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乌托邦。而列宁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俄国必须走土地国有化的“美国道路”的方案。但是列宁同时更指出，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走“美国道路”的办法，却必须参照类似于中国革命者所设想的土地革命方案，因为只有这样的方案，才能“使得俄国农民群众成为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列宁还指出：也正是由于俄国革命的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将是通过与美国不同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革命”的方式来完成，所以，俄国未来的国家，将是一个将人民革命内含于其中的充满动力的国家，俄国的发展将在制度上比美国走的更远。这也就是列宁随后指出的：孙中山从基层建立起来的民主和民族国家，必然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根本一步。土地革命的主体当然是农民，而列宁告诫说：“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

列宁在1912年所说的这些话是预言吗？一方面，这些已经被20世纪伟大而漫长的中国革命所证实的论断已经不能说是预言。但是，另一方面，包括吴稼祥等人在内的“三高进修生们”最近倡言的民粹主义等高深莫测的言论却深刻表明，我们可能依然处在“列宁预言”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往事确实并不如烟，“漫长的20世纪”当然也远没有终结。

因为在吴稼祥等这些人看来，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不是沿着孙中山先生和列宁所开启的人民民主主义的道路继承创新，我们的当务之急，也不是维护国家和广大农民的土地不以各种名义被剥夺，从而在这个根本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去确保粮食生产的安全、三农问题的解决。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以他们所谓的“宪政民主”，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以公开的土地私有化方略，来推翻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度。而吴稼祥等的文章，不过是“三高”大夫们最近一系列投石问路，声东击西的文化游击“方略”之一，此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至于妄谈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什么“民粹主义”，那不过是武大郎把烧饼贴在自己的围裙上――打了个幌子而已。

三，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

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近代以来，最深刻地指出这一点的就是毛泽东。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要克服这一根本瓶颈，就必须依靠农民，就必须变革传统的土地制度：谁赢得了农民，谁将掌握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将赢得农民。――1946年毛泽东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展开之前所说的这两句话，值得深思。

中国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亩”发端，秦的郡县土地国有制，其实就已终结了中国的土地封建制。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西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区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这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

而自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来，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这就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税收体制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与屯田制，下开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实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唐中期之后，在乡地主乡绅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而自宋明以来，乡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欧阳修的《本论》是一篇探讨宋代佛教所以兴盛、儒教所以衰落的重要文献，其中欧阳修指出：儒佛之变背后的主要制度动因，就是井田制和国家土地所有制双双被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所瓦解，宋代以降，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被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替代，所以汉以来的儒学才日益丧失其兴盛的社会、国家基础，而遭遇佛教的深刻挑战。欧阳修的文章从一个方向面对了王安石变法所要处理的国家与大地主间的矛盾问题。这种土地制度的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也有另外一种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处，则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地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来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纳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期王朝国家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但是，孙中山的土地改革方案过于受到美国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影响，即一方面它主要致力于解决晚清以来国家税收贫乏、混乱的问题（地少的多纳税，无地也纳税，地多的反而不纳税），另一方面则力图通过土地国有化，解决土地市场化的问题，以为现代国家增加财富。但是，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国民党在摸索如何才能完成土地国有化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方面，却一直步履蹒跚，甚至长期一筹莫展。

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叫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纲领下，如何去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个革命的目标就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因为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说，不但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且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还是粤系都是。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的，就是毛泽东。是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早期文献中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所以毛泽东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从而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就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民革命中的意义所在。

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更不是什么抽象的民粹主义，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今天看来，无论我们处于何种立场，拥有何种观点，都必须承认：确实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近30年的流血奋斗，一举解决了困扰近代中国的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的根本困局。如果没有中国革命所铸造的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度，如果没有工农联盟，1949年以来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完成国家工业化，粮食产量也不可能过黄河、跨长江。如果中国农村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我们就不可能实行联产承包，如果城市不是土地国有制，不要说办奥运会，就是修条地铁、建个学校也将难上加难，寸步难行，寸土必争。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是现代土地所有制形式上的伟大创新，是我们无数的前人以鲜血凝成的宝贵遗产。

吴稼祥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一种据说是“主流”的、然而更是荒谬的意见：即热爱毛泽东是一种罪恶，而反毛、辱毛则是一种“创新”。他的这种不学无术的谬论，根本不值一驳：因为离开中国历史，离开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离开现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处境，去评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毫无意义的。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仰面朝天啐吐沫，只能掉在他们自己的脸上――吴稼祥关于热爱毛泽东有罪、侮辱毛泽东有功的“创新”言论，在当今中国，除了能激起更大的民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丝毫的意义。

四， 宪政民主与人民民主

吴稼祥文章的另一个基本要害，就是大肆兜售、推销他所谓的“宪政民主”，其狂热程度，也已经达到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境地。甚至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遵照他这个进修生的“指示”，放弃人民民主制度，抛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不立即实行废宪、改宪、重新立宪，实行他所倡导的“宪政民主”，则就会亡国灭种。而且，根据他自己凭空幻想出的逻辑，如果不实行他所谓的“宪政民主”，被他点了名的千百万“民粹主义病毒”们，就会与人大、政协的“红色代表、红色委员”们纠合起来，实行“井冈山会师”，去推翻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如此的逻辑混乱，如果不是十足的利令智昏，那就是十足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恐吓。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需要民主，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使得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仅仅惠及吴稼祥这样的“三高”大夫和“坎布里奇”进修生。而要作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就需要制度的保障。而这样的制度保障，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及其创新，而不是吴稼祥们的“宪政民主”。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继承、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必须持续不断地创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增加真正来自基层和劳动人民的代表数额，也包括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代表来自人民，来自基层，代表人民，为人民说话，为人民立法。同时我们更必须旗帜鲜明地认识并指出：如果中国走吴稼祥们的“宪政民主”道路，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象对民粹主义一样，吴稼祥们其实对于什么是“宪政民主”并没有一点起码的知识和了解。但是，正是他搬弄的那些空洞词句，正是他们营造的那种神秘、虚假氛围，欺骗和蒙蔽了许多真诚地追求民主、关怀民生的善良的人们。――－俗话说：好人袖着手，反倒让人背着走。今天，我们的确也已经到了必须揭穿吴稼祥们“宪政民主”的戏法的时候了。

我们的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倡导的是最广泛的民主，而吴稼祥们却说：这样广泛的民主实在不好，因为他们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什么是他所要的民主和“宪政民主”呢？吴先生说就是一人一票，民主就是选举――这听起来真是清楚明白，似乎是好得很。但吴稼祥先生等“三高”大夫们从来没有认真去想一想，你们自己骗了人，但骗得却还不够高明――因为你们所说的民主并不是“选举”，而是“竞选”。什么叫“竞选”？“竞选”的一个“竞”字，其实已经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那就是拼资源、拼关系、拼“三高”、拼势力――乃至拼嘴皮子拼脸蛋。所谓“竞选”就是资源多的胜过资源少的，“三高”的胜过“三低”的。而作为没有资源的“三低”们之一，我有什么资格去跟吴先生这些三高大夫去“竞”呢？我有什么资格去“参”吴稼祥这些“坎布里奇”们的“选”呢？吴先生们自己要作这样一个局，要挖这样一个坑，还要看着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心甘情愿地去跳，你要卖了我们，还要我们乐呵呵地帮你们数钱，还要大家奉你们为民主的精英和自由的青天大老爷――奉劝吴先生一句老百姓的话吧：不要以为你们所鄙弃的人民都一律弱智，“坎布里奇”进修生们，如今做人也不要太CNN了！

我还要奉送“高智”们一点民主知识：从亚里士多德直到19世纪，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思想家把民主等于选举，把民主与“竞选”挂上勾的。你们如果多少还读过一点书，那就去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话：如果把民主等于“竞选”，那么一定是资源多的寡头压制无资源的民众，所谓“竞选”造成的，一定是寡头政治或者多头政治，而绝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我觉得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虽然是2000年前说的，但是非常精辟。不才如我等北京西郊的“边缘大学”里的政治学和法学专业，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都应该知道其出处在哪里，所以，你不妨也从“高级研究院”的中心跑到“边缘”来打听打听，起码还要进修三年之后，再忙乎着发你的民主宏论也不迟，省得让人笑话你的“坎布里奇”。

是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即使那些最保守的势力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虽然这种承认显得多少有些勉强。因为他们知道：今天对于民主的反对，再也不能采用“直接反对民主”的方式了，因为那样“直接的反对”完全不会成功。既然不能直接去反对民主，所以“智者”们就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然而也最不动脑筋的笨办法，这个办法就叫做反对“直接民主”，而代之以“立宪民主”。于是他们就如获至宝，认为万事大吉，忙着弹冠相庆，赶紧将这个发明奉之为“理论创新”，不知道又要到哪个“坎布里奇”去申请“高级研究员”们的研究费去了。

表面上看， “直接民主”之所以不好，据他们所说，乃是因为所谓目前的政治体太大了，不是希腊几千人的城邦，故而若实行直接民主，多有不便、代价太大云云。但是，当代立宪政治所说的“直接民主”从来就不是指卢梭所谓的希腊城邦，而从来就是指“社会主义民主”。过去只是没有胆量直说，所以要扯上希腊城邦来混一混，现在索性放开了，真的有点图穷匕首现的意思了。在这一点上，说得最清楚、最经典、也最早的，其实就是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而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的民主”。熊彼特说，今天反对社会主义民主不能采用“直接的方式”，而是要对社会主义民主实行“转换”。而经过他的“转换”，民主就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转为由几个精英集团一起来竞争的“政党轮替政体”，即是围绕着党派政治、党派利益、党派权力的竞争和“政党轮流分利”。既然党派利益和党派权力是唯一追求，那么什么“人民利益”当然都是次要的了，即每四年人民举行一个仪式，履行完仪式后就各自回家，国家的事老百姓从此再也不管了――这就是他们的“好民主”。这种从社会主义民主到资本主义民主的“熊彼特转换”，也叫“向民主国家转型”，它还有一个更动听的名字，叫“颜色革命”。而这样的国家，也就是卢梭说的：是被几个流氓轮流糟蹋而不能拒绝的国家。说什么政党轮替，无非就是多头垄断政治而已。转来转去，无非便宜了几个流氓政客，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是的，自由很好听，民主很好听，“自由民主”加起来，难道不是更好听吗？“宪政民主”加起来，难道不是更有效吗？――但是你别忘了，之所以要在民主前面加上这些修饰词，当然不是为了更好听，而是为了对民主进行限制和制约。例如自由首先意味着自由产权，即意味着民主权力的拥有量与你的财富量是直接挂钩的，农民工财富少，民主当然就没有他们的份，秦晖教授不是已经积极献计献策，说是要多修几个贫民窟让他们在里好好呆着吗？这不就是说长安街和大会堂你们就别去了，自由民主天经地义地没有你们的份吗？宪政民主无非就是用一个宪法约束住国家的权力，无论是封建国家还是民主政府，一律都约束，这意味着面对着一纸空文，不管怎么样用民主作出的决定都不能实行。问题是，这张纸管得住好人，管得住坏蛋吗？管得住百姓点灯，管得住州官放火吗？管得住杨白劳的债，管得住黄世仁霸占民女吗？管得住手无寸铁的拉萨百姓，管得住达赖一伙打砸抢吗？按照这样的说法，美国南方邦联要从美国分裂出去，林肯下令征兵和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就是“违宪”，林肯以武力抗争的方式对抗叛乱就是破坏“三权分立”，因为当时的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总统和政府征兵、武装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的权力。――你吴稼祥力劝“中共当局”采用的“邦联制”，和你达赖兜售的什么“大藏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说白了，不就是让我们不要去作林肯，不就是要告诫我们：即使你家达赖喇嘛、阿扁先生反了、暴乱了、分裂国家了、不自量力打上门来，明火执仗了，即使如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不能还手吗！说你这是祸国乱邦之论，难道过分了吗？

民主就是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只有国家越弱，只有政府越小，民主才能越大、越有力。而你们要的一府两院、三权分立，说白了不就是这个吗？也正是在这种真正的民粹版的“立宪民主”病毒的鼓噪、煽动下，1990年代以来，一批政府先是小下去，一批国家先是弱下去（比如俄罗斯），随之一批国家就垮了下来――你们竟然美其名曰：垮成了“民主国家”。而且一直垮到了你们的美国、西欧老板竟不愿拿钱去救、要抛弃你们的地步，因为今天连老板们都转而称那些国家为“转型失败国家”――或者干脆叫“失败国家”，连被你奉若神明的罗伯特 A 达尔都说：这是一种世纪末的“反国家的立宪民粹主义” ，你那些达尔的书究竟读到哪里去了呢？试问：连国家都失败了，你还奢谈什么民主呢？连“国家能力”和“政权形式”你都分不清楚，你还妄谈什么政治，怎么好意思号称什么“高级研究员”呢？――顺便问一句：你那个号称的“高级研究员”职称，如果不是你们自己评的，又究竟是哪个不负责任的“学术委员会”给你评定的呢？――总不会又是“坎布里奇”吧？

如果你们说：为了增强我们国家的能力，必须转变我们的政权形式。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如果你们说：我就是喜欢三权分立，我就是不喜欢你们现在的政权形式，国家强大还是弱小的事情我不管也管不了，这跟我没关系――你若是这个态度，我们也允许你说话，而且是希望你能公开地、大鸣大放地说出来，不必藏着掖着；但是，你要是图穷匕首现，干脆挑明了：我就是要通过搞垮你这个政权形式，来削弱你的国家能力，就是要通过“民主转型”来阻止你中国的发展，起码不让你办好奥运会――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而对这个问题，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人的回答都很简单，那就是：列祖列宗、子孙后代不同意，人民英雄纪念碑不答应，13亿中国人民――也就是吴稼祥所谓的“民粹们”，当然绝不会答应。而处理这样的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巧言令色，祸国乱邦，乱臣贼子，天下共诛之，人民共讨之！――你就是“坎布里奇”进修生也不行。

在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篇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的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那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各阶级、各阶层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展开了长期争论和激烈斗争。戊戌变法时有人提出搞君主立宪制，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搞资产阶级共和制，没有站住脚；北洋军阀搞伪宪制，更是造成一片混乱；国民党搞所谓国民大会，实质上是反动专制的伪装，被人民所唾弃。这些制度都搞不成功，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死路一条。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斗争中，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为建立新型人民政权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结论，这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辟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新纪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吴稼祥们好像对本届两会很不满意，他表面上通过散布小道消息，以所谓的“红男绿股”来冷嘲热讽，这见诸于他的大作；实际上，他更是对这篇旗帜鲜明的报告很不满意，这同样见诸于他的大作。不满意没有关系，言论自由，可以公开表达。何况吴先生头上有前政研室高参、陈水扁追星族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这三顶吓唬人的粉冠绿帽，以“三高”之尊批评人大代表，否定人大报告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无论批判谁，在批判之前，吴先生当然必须搞清楚人家都说了什么――特别是人大报告中关于人民民主制度与吴先生所谓的“立宪民主”的三点根本区别――文字不长，言简意赅，而且只有三点，如果吴先生看完之后，能够利用他道听途说的独创武功，来驳倒其中的一星半点，那不妨一试。我想，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许多媒体，一定也乐见这样的文字，因为据说吴先生们现在是“主流”，他也自称自己肩负着“理论创新”的大业。――吴先生恐怕不会说，类似“坎布里奇进修生”这样的大人物的言论今天竟然不能自由，而且不如我这样边缘大学的老师自由吧？

当然，有了这样的高智、高参代言、代议，文化程度低的老百姓的声音可能就不容易听得到了。贾谊《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当今世界，吴稼祥们的言论当道，是一时的，但却绝不是偶然的。包括他们公然把当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咒骂为“民族主义”、咒骂为“暴民”，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他们一股脑地把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谩骂为民族主义、暴民政治的时候，难道从来没有看见：是先有藏独分子的打砸抢烧杀，是先有某些自己评自己的“高级研究员”们，以诸如“邦联制”、“大藏区”之类的理论和行动“创新”图谋分裂国家，是先有西方反华媒体、机构（CNN、“坎布里奇”之流）肆无忌惮支持藏独、台独、助纣为虐、妖魔化中国人民，是先有新老帝国主义长期肆无忌惮地辱骂中国，――从我们八辈子的祖宗，直骂到我们的老婆孩子，――然后才有伦敦、巴黎华人和平静默的抗议吗？家让人家砸了，还被人泼了一头屎尿，我们抗议一声倒成了犯罪、我们一声不吭的静默示威倒成了破坏、成了“民粹病毒”和“流感”，――这难道仅仅是悖理伤道吗？――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面对着1840年以来，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内外反对派的杀戮不屈斗争的中国人民，竟然如此敢于火上浇油，趁火打劫，而且有恃无恐，信口开河，难道仅仅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吗？

当然不是的，因为所谓“人民”，在他们眼里，早已经是垃圾，早已成了愚民和庸众、成了粗布包袱和不值一提的“三低”，成了臭虫瘪三！这种对“人民”、对青年的蔑视，不是都见诸于“高级研究员”吴先生得意洋洋的大作吗？――他们就差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改个国号了。

吴先生们已经等得太久了，他们早已急不可耐、等不及了。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回答他们的迫不及待，――理直气壮，旗帜鲜明。我已经说过，这是一项权力，但更是一项责任，是作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因为我们的孔夫子讲过：见义不为非勇也。因为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更说过：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当然，理论和思想的问题只能以理论和思想讨论的方式去解决，理论与思想的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解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好在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有理不在“三高”，“高智”更不是自封的，正如“高级研究员”不是自己评的，何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颁布的学衔制度里，只听说有研究员，而还没听过有什么“高级研究员”、“高级教授”这样的说法。看来象吴先生这样的人，要想说服我这样的郊区知识分子，恐怕还得多费点力气。起码按照吴稼祥先生在他的大作中所表现出的知识水平、学术水准，倘若放在我们地处郊区的大学里，――恕我直言，即使是那些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关系混进来的，我也敢保证他根本不能当上什么“研究员”，惶论什么“高级”。这不是由于其观点，而是由于其知识能力所决定的，如果吴先生对上述学术鉴定确有疑异，尽可以公开辩驳。我也自然随时准备奉陪到底。

又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五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正值全国“非典”肆虐之时，神州大地一片阒寂之际，惊闻李慎之先生因患肺炎住院。当时我正在外地，一时难于返京。后来又传先生患的乃是一般性肺炎，大家稍稍放心；后来在回京的途上，得知先生最后以肾衰逝世。这几日，沉云低垂，阴霾满天，细雨飘忽，宛如穷秋。由于防疫隔离，同悲者不能一聚，以寄哀思。幸而现代有了互联网，先生的故旧新知、敬重者、崇拜者，纷纷借网络一摅情愫；秋风先生的网站上还专为李慎之先生设置了灵堂，供网友凭吊哀悼，数日间便汇集了一百多篇文字。这些文字的作者如丁东先生所说：“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各界。这种局面是近几十年来内地所仅见。虽然不能说是“死被哀荣”，但也反映了知识界对于先生近些年来工作和人格的认同、钦佩和爱戴。

先生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战乱之中，少年时便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影响。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参与进步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协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7年一直在新华社国际部担任领导工作，在多起国际会议中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79年初右派问题获改正，恢复党籍，2月随同邓小平访美。后历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副院长。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被免去人大常委和社科院副院长，赋闲在家，专力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号”。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有了船坚炮利、有了声光化电就是现代化了?这些人们不是都很清楚。粉碎“四人帮”后，所制定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针都局限在物质层面。李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说：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现代化只有物质的标准，只是几十年前的乡下人对城里人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延长与放大。殊不知中国人之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

要做“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实现民主自由是其必要条件。这是自清末严复以来进步的知识界咽咽以求的；当年中国共产党闹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也是以建立民主制度、弘扬自由平等为号召的。李先生明确地说“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大声疾呼，演讲着文，寄希望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的全球化，并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一治一乱”的怪圈。他还说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有了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人，不愁没有现代国家。正像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李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自中学起，他就受康德一句话的影响：“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这种想法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什么在中国个人没有地位?没有“独立、自由、自尊”?为什么难于造就成现代人?关键有两条，一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度的控制，一是长期专制文化的熏染。

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都有过专制主义的历史，张光直先生说专制主义是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但惟有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特别长久、扎根特别深厚，弥漫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李慎之先生对中国专制主义特点与支持力量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改革的艰难。因此，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弯路，虽然痛心疾首，但想一想我们沉重的历史包袱，稍能释然。他说，“文革”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推到极端，正好成了我们前进的“反面资源”。

李先生总结中国专制主义历史有七个特点，其一，资格老，历史悠久；其二，教政结合式的专制统治，皇帝不仅实行政治统治，还管思想教化，也就是说统治者还承担着老师的职能；其三，“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从而使得专制统治带有几分人情味。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全国人民的父亲，驯良的老百姓被称为“子民”；其四，“大一统”观念，皇帝把自己视为天下的“共主”，这样很难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其五，建立了完善的专制集权的官僚制度；其六，思想统制和自秦始皇开始就实行的燔百家书“以愚黔首”政策，此后这种统治越来越精致化，儒家也越来越配合。“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舆论一律”都是其延伸，到“文革”中的“全面专政”为其顶峰；其七，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专制文化的熏染，使人们处在蒙昧状态，个性不成熟，好搞极端，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横逆当前，缩头缩脑，一副顺民模样；危险消失，张牙舞爪，满腔暴民心态。龙应台先生讲到台湾现状时曾说，民主制度建立后，发现民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别强调启蒙的必要。他曾讲，如有来生，他愿意做一个公民教员，把法治意识、公民意识普及于世，造就现代化的人。在讲到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文明相处时，李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化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
我想，对于大国国民来说，从容中道也纔是大国风范。

慎之先生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当年参加革命是出于此，晚年高张民主自由旗帜、热情推动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为此他选择了牺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虽然不必夸张为这是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但为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确拒绝了许多为世俗所艳羡的东西，甚至连个人的一些爱好也放弃了。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读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娱》，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卫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写的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欢这类着作的。不料，他很严肃地说“我不感兴趣”。当时觉得很没趣。过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还有时间读这类消闲作品吗?”从语气中我感受到他的紧迫感。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说，“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从这些句子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风烛残年，独抱孤怀的老人对国家民族的钟情。真是像一位记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题目所写“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杜鹃哀鸣，苌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给后人留下的具体感受吧!

北大校园改造：得还是失？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组
二○○七年七月

北京大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北京大学的独特魅力之中，优美的校园景观无疑是重要的一环。北京大学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经历了荒郊村舍、私人园林、皇家园林到高等学府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之中，北大的自然生态难以置信的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保留。

今天的北京大学主校区占地2.6平方公里，东西轴线以北地区为次生林和湿地体系。 “园基不拘方向，地势自有高低”。校园选址在海淀台地的北坡低洼地，利用台地高坎堆山，利用洼地理水，在大的地势上有万寿山可借，有万泉河可引。这样的园林结构在北方极为难能可贵，体现了中国园林景观的精髓。保存较为完好的淑春园、镜春园、鸣鹤园和朗润园是北大校园园林化的精华所在。北大的多位大师，如侯仁之、季羡林都对于校园的园林景观有过深刻的论述。

在漫长的变迁之中，北大校园中旧园林的格局得以保留，而自然演替的树林、灌丛和湿地植被，使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市区内部珍贵罕有的次生林-湿地体系。根据我们多年的观测，北大共有鸟类135种，小型哺乳动物11种，高等维管植物3门、8纲、110科、385种。近30种鸟类在北大有繁殖种群，其中包括国家级保护动物鹰鸮、红隼、红角鸮、鸳鸯。特别是今年5月在红一楼一带繁殖的鹰鸮、家庭，和每年在东门一带繁殖的红隼家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鸟类爱好者前来北大观测、拍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金线蛙、东方铃蟾分布于西门以北的鸣鹤园景区，未名湖水系中有近20种鱼类，超过颐和园昆明湖水系的鱼类种数。鸟类是生态环境非常好的指示物种，可以用于鉴别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的优劣变化。北京大学鸟类种数占北京城市鸟种的1/3强，涵盖湿地鸟类和森林鸟类，鸟类种数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大学校园。
这一切归功于北大连贯的树林和湿地体系。图书馆北门以北的校园景区之中，连绵起伏的山丘构成天然次生林体系。地表植被、灌木、乔木构成三个空间层次，各自处于自然的演替过程之中。未名湖以北的镜春园、朗润园一线分布着连贯的河湖网络，堤岸和湖底没有被水泥固化，部分湖区具有自然的湖岸，生长着菖蒲、芦苇等湿地植被。这样的次生林和湿地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高、可以进行自然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庇护环境和生存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北大校园景观的保留处于最近20年高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北京——以及中国更多东部大城市，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与此同时伴随的是整个城市植被体系的破坏——连贯的城市绿地体系被割裂、破碎化，城市绿岛变得稀少珍贵，城市动物栖息地被破坏，乡土物种被入侵物种代替。而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大学和周围绿地体系所构成的珍贵的生态系统，成为大量鸟类、昆虫、小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在整个北京城市景观和生态安全格局之中更凸显其重要性。

北大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古迹构成了和谐的图景，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在我们对于学生和校园居民的调查之中，超过半数的被访者将美丽的校园景观排在北大魅力的前两位。而在校园生态方面，北大校园鸳鸯繁殖群的研究和保护得到了北京观鸟会立项支持，北大校园整体生态景观的报道将作为主打专题出现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版《华夏地理》2007年9月刊。可以说，北大优美的自然景观在生态学上的重要性，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然而从2000年以来，北大的景观规划也出现了一些让我们担忧的现象。其中一些项目的建设，已经给校园生态系统带来明显的改变，从长远看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中最引起我们忧虑的变化是草坪的大面积铺设。在2001年前后未名湖南面小湖沿岸砍除了原有自然灌丛铺设草坪，当年导致达乌尔黄鼠在北大校园的绝灭。而后的一系列草坪铺设，导致校园鸫类和鹀类鸟类的减少，校园花鼠、岩松鼠和刺猬种群的大幅度下降，以及椋鸟种群的爆炸性增长。这些物种的增减，说明大面积草坪的铺建使北大校园植被的多样性出现了大幅下降。
人工草坪的铺设过程中，铲除了原有灌木和地表植被。单一的人工草坪生产力低，提供的生态位少。以静园大草坪为例，仅有喜鹊、灰喜鹊、灰椋鸟、戴胜等极少的鸟类选择在静园草坪觅食，而与静园草坪毗邻的李大钊塑像附近，因为有未名湖山系的自由乔木和灌木，植被群落组成复杂，所以可以观察到超过40种鸟类觅食、繁殖。静园草坪和李大钊塑像区域如此区别的原因，就是单一的人工草坪结构简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低下。
于此同时，草坪能够给人类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远远低于乔木灌木混杂的天然植被。
在光合作用方面，每公顷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能吸收二氧化碳1000kg，生产氧气750kg。这一数字是生长状态良好的草坪的2.5倍以上。
在调节气候、降低城市热岛效应方面，草坪植株矮，太阳辐射面几乎接近地面，对地面降温作用不大，此外，草坪有强烈的蒸腾作用，热气使人在夏季难于接近地面，而树木把太阳辐射面和蒸腾面拾到离地面较高的位置，不仅降低了地面温度，而且也创造了荫蔽的人为活动空间。
在吸附粉尘，减缓空气污染方面，由于草坪只是低矮的一层，只能对地面的或低空的粉尘起滞留作用，因此其滞尘能力远不如树林。据研究表明，每公顷的混交林每年滞尘约为79.6吨，而每公顷地被草坪只有2.2吨，相差达36倍。
在减缓噪音方面，树木枝叶茂密，层层错落重叠的树冠噪隔音效应明显。而草坪种植物大多为针叶，形成低矮简单的绿化层，其吸音效果远不及林地。
尽管人工草坪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低下，但是草坪的维护费用远高于乔木灌木混杂的林地。草坪的修剪、浇水、除草、复壮、除虫等要求远高于林地。与此同时，每块草坪全年浇水次数不少于40次，每次每平方米浇水20kg。高温干旱季节，每天还应喷水降温。而树木每年除要灌封冻水及萌动水外，干旱季节适时浇水即可。对新植树木第二年春天浇水3～4次即可。这与植树成林后低廉的维护保养费用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今天我国北方城市严重缺水的紧迫现状形成鲜明的反差。

综上所述，草坪需要频繁的维护、大量的灌溉用水消耗，而与树林、天然灌丛相比，光合作用能力、降低噪音能力、吸附污染能力、减缓噪音能力和减低城市热岛效率非常低下。　因此大面积的铲除原有灌木和林地进行草坪铺设实在是得不偿失。

目前在考古文博学院以东湖岸和红湖校景亭以南地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铲除灌木铺设草坪行为。该地区是北京大学生态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地区，生活着鸳鸯、翠鸟、池鹭、夜鹭、黄鼬、金线蛙等生物，以及大量食物链底端的鱼类和昆虫。自然灌木的存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一旦草坪铺设继续，我们担忧会给整个北大的生态体系带来严重破坏。加之该地区人迹少至，并非参观游览区，我们希望可以在该地区停止草坪的修建，恢复天然灌木植被。

当然，我们在北大新的规划建设之中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可喜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建筑中心的修建。建筑中心所处的镜春园是北大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建筑中心的修建过程之中并未大规模的清理堤岸、铲除乔灌植物并且铺设草坪，而是将整个中心和周围的环境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目前的建筑中心北岸反而成为鸳鸯、绿头鸭、翠鸟、鹭鸶非常好的栖息地和庇护所。我们希望各种建设项目也可以做到在规划人居使用空间的同时，考虑到和自然生态的和谐相处。

我们针对北大的现状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停止在未名湖以北地区铺设草坪，恢复天然灌木植被和湿地植被；
二、在未名湖以北地区避免利用水泥重新铺设驳岸，避免湖底的水泥化；
三、尽量保持河湖体系的连贯性，避免湖底干涸的情况重现；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后的规划之中，将三个地区列为重点地区加以保护，严格限制在这些重点地区的建设行为。这样的举措有助于维护校园生态系统，更有助于保存北京大学校园自明清时代以来沿袭下来的珍贵园林景观，以飨后人。这三个重点地区包括鸣鹤园一线地区、镜春园一线地区、以及朗润园的小部分地区，具体的分布和理由见附图。
我们同时也希望可以对新生进行校园生态教育。我们愿意承担这一任务，制作校园生态小册子。小册子里面可以包括校园生态景观、北京大学校园之中生活的野生动植物、北京大学校园生态的珍贵之处等等。这样的小册子可以制作的非常精美引人，无论对于新生认识北大、热爱北大，还是培养新生的环境保护意识，都会起到重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可以在校园部分地区设立生态指示牌，实地讲解校园生态故事和物种知识，建设生态校园。

我们深深热爱北大这片校园，也希望可以以此为契机，使北大的校园生态建设成为整个中国高校和园林遗址系统之中的一个典范，以此推动我国的环境建设。我们也认为，这样充满生态理念和人文关怀的建设思路，可以给北大的公共空间更增添活力和魅力，

附录清单：

附录1：重点保护地区分布图及说明
附录2：重点地区物种清单
附录3：北大近年典型的动物种群波动案例
附录4：北大部分野生动物物种照片和景观照片





附1：重点保护地区分布图及说明


1． 鸣鹤园地区：
鸣鹤园北面的湖泊是北大现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中最大的湖泊。该地区最大的特点是湖泊和堤岸之间有淤泥堆积的漫滩，漫滩之上生长大量芦苇、菖蒲等湿地植被，同时水深较浅，挺水植物众多，形成湿地景观。
该地区植被组成丰富，物种多样性高。生活着绿头鸭、鸳鸯、池鹭、夜鹭、苇莺、大斑啄木鸟、朱雀等鸟类，是北京大学在每年春秋鸟类迁徙期中，迁徙鸟类最重要的栖息地。同时该地区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金线蛙、黑斑铃蟾在北大已知的唯一分布区。
2． 考古文博学院以东湖岸
考古文博学院以东有较大的人工湖，在人工湖以东存在狭长的小湖和水道，小湖水道与镜春园水系连通，形成北大最为重要的山丘-湖泊自然体系。考古文博学院以东湖岸是这一体系的最西端，是这一体系的天然屏障。
这一区域生存着6种鱼类和大量两栖爬行动物，是灰椋鸟、绿头鸭、红嘴蓝鹊等鸟类的栖息地。
3． 镜春园地区
镜春园地区是北大自然生态系统组成之中最为核心的一部分。镜春园地区植被组成丰富，动物种类多。自由的堤岸和自由生长的乔灌植被是镜春园地区最大的特点。该区域多个水域互相连通，水生生物能够在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自由洄游。自由的堤岸没有被固化，图示南北向的狭长土岸是北大翠鸟已知的唯一繁殖地，东西向的狭长图案是校园鸳鸯的繁殖地，东西向连贯的山丘生活着黄鼬、松树、岩松鼠等小型哺乳动物和大量鸟类。
镜春园地区新修建了建筑中心，但因为规划较好，并未对该地区的自然生态产生较大影响。
4． 朗润园地区
朗润园地区以季羡林先生栽种的“季荷”闻名。在新修建的经济中心和朗润园主湖之间有狭长的堤岸，自由生长着杂灌。这一堤岸是黑水鸡、鸳鸯、绿头鸭的夜宿地，对于校园雁鸭类鸟类的繁殖具有重要作用。
5． 未名湖北岸狭长林带
这一林带是校园已知红角鸮的唯一繁殖地，也是啄木鸟和喜鹊的繁殖地。

附2：重点地区物种清单
鸟类（135种）：

雉鸡
赤麻鸭
鸳鸯
绿头鸭
黄脚三趾鹑
蚁��
星头啄木鸟
棕腹啄木鸟
大斑啄木鸟
灰头绿啄木
戴胜
三宝鸟
普通翠鸟
蓝翡翠
鹰鹃
四声杜鹃
大杜鹃
小杜鹃
普通楼燕
东方角鸮
纵纹腹小鸮
鹰鸮
长耳鸮
珠颈斑鸠
灰斑鸠
普通秧鸡
白胸苦恶鸟

黑水鸡
金眶鸻
鹗
凤头蜂鹰
黑耳鸢
白尾鹞
日本松雀鹰
雀鹰
苍鹰
灰脸鵟鹰
普通鵟
大鵟
金雕
黄爪隼
红隼
阿穆尔隼
灰背隼
燕隼
小�烚�
白鹭
大白鹭
中白鹭
牛背鹭
池鹭
夜鹭
黄苇鳽
紫背苇鳽

松鸦
红嘴蓝鹊
灰喜鹊
喜鹊
达乌里寒鸦
小嘴乌鸦
大嘴乌鸦
黑枕黄鹂
灰山椒鸟
长尾山椒鸟
黑卷尾
发冠卷尾
虎斑地鸫
乌鸫
白眉鸫
赤颈鸫
斑鸫
宝兴歌鸫
灰纹鹟
乌鹟
北灰鹟
白眉[姬]鹟
黄眉[姬]鹟
红喉[姬]鹟
红点颏,红喉歌鸲
红胁蓝尾鸲
北红尾鸲

丝光椋鸟
北椋鸟
灰椋鸟
八哥
鹪鹩
沼泽山雀
黄腹山雀
大山雀
银喉山雀
家燕
金腰燕
白头鹎
红胁绣眼鸟
暗绿绣眼鸟
斑胸短翅莺
细纹苇莺
黑眉苇莺
东方大苇莺
厚嘴苇莺
褐柳莺
巨嘴柳莺
黄腰柳莺
黄眉柳莺
极北柳莺
灰脚柳莺
冕柳莺
冠纹柳莺

[树]麻雀
白鹡鸰
黄头鹡鸰
黄鹡鸰
灰鹡鸰
树鹨
北鹨
棕眉山岩鹨
金翅[雀]
黄雀
白腰朱顶雀
普通朱雀
北朱雀
锡嘴雀
黑尾蜡嘴雀
白眉鹀
小鹀
黄喉鹀
栗鹀
灰头鹀
双斑绿柳莺
蓝歌鸲
红尾伯劳
红胸田鸡
黑喉石鵖
棕头鸦雀

哺乳动物（11种）：

岩松鼠
金花鼠
达乌尔黄鼠
刺猬
黄鼬

褐家鼠
小家鼠

普通伏翼蝙
黑线姬鼠

家蝠
北松鼠



两栖动物及爬行动物（7种）：

金线蛙
东方大蟾蜍
东方铃蟾
虎斑颈槽蛇
山地麻蜥

黑斑蛙

中国壁虎


鱼类（20种）：

鲤
鲫
草鱼
鲢
高体鳑鲏
大鳍鱊
兴凯鱊
麦穗鱼
白鲦
翘嘴鲌
棒花鱼
某鳠
黄颡鱼
鲶
中华沙塘鳢
子陵栉虾虎鱼
黄蚴
黄鳝
泥鳅

附录3：北大近年典型的动物种群波动案例

1． 达乌尔黄鼠及刺猬
达乌尔黄鼠和刺猬均是近年来在北大数量大幅下降的物种。其中达乌尔黄鼠原本分布在未名湖小湖以南湖岸，2002年草坪铺设之后，未有目击记录。而刺猬虽然每年均有目击记录，但根据我们的观察，种群数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种群下降。
这两个物种种群数量的下降，我们认为直接原因是人工草坪的大面积铺设。人工草坪的铺设过程中，铲除了原有灌木和地表植被。单一的人工草坪生产力低，提供的生态位少。在人工草坪存活的昆虫等生物数量低下，种类稀少。大量的灌溉用水破坏了原有的土壤结构和酸碱性。这些变化导致食虫的刺猬和杂食性的达乌尔黄鼠种群大幅下降。


2． 虎斑地鸫和其他鸫类、鹀类
虎斑地鸫和赤胸鸫、斑鸫等鸫类以及部分鹀类在地面觅食。以昆虫、植物籽粒、小浆果为食。鸫类和鹀类在北大均是长年被记录的迁徙鸟类。迁徙鸟类对于栖息地选择较为灵活，可以被视作非常好的环境变化指示物种。鸫类、鹀类在北大的减少，直接和草坪的铺设有关。
以静园大草坪为例，仅有喜鹊、灰喜鹊、灰椋鸟、戴胜等极少的鸟类选择在静园草坪觅食，而与静园草坪毗邻的李大钊塑像附近，因为有未名湖山系的自由乔木和灌木，植被群落组成复杂，所以可以观察到超过40种鸟类觅食、繁殖。静园草坪和李大钊塑像区域如此区别的原因，就是单一的人工草坪结构简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低下。


3． 金线蛙及鱼类、龟鳖类
金线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2004年之前在北大尚有目击记录。2004年西门鸣鹤园一线湖底干涸之后，没有再见到目击记录。与此同时，北大水系之中的鱼类群落组成和龟鳖种群数量近几年也出现了几次波动。
造成金线蛙及鱼类波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湖底的干涸——近年来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经历了几次干涸，部分物种在干涸时可以钻入湖底的淤泥之中延长生命，但是长时间的干涸导致了金线蛙等物种的消失；第二个原因是水质的改变——近年来北大的校园水系补给在万泉河和地下水之间变化，万泉河水存在污染的问题，而地下水养分含量地下，流经之处水生植物群落出现衰退，在2005年曾经出现西门鱼池内锦鲤和鲫鱼的大规模死亡，就和水质有关，类似的小规模死亡还多次被观察到；第三个原因是水系和水系之间连通廊道被堵侧——北大各个水道出于防污染的考虑，设置了多个闸门和滤网，但是设置此类设置的同时，阻挡了龟鳖和部分鱼类的洄游以及季节性迁移。










附录4：北大部分野生动物物种照片和景观照片


鹰鸮，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今年繁殖于未名湖北岸，北大的鹰鸮繁殖地是北京地区唯一已知的鹰鸮繁殖地，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名气，王放摄于未名湖北岸

红角鸮和出生二十天的幼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年在未名湖北岸繁殖，王放摄于未名湖北岸

刺猬，北大种群数量大幅度下降的哺乳动物，夏秋夜晚偶见，王放拍摄于未名湖



黄鼬，省级保护动物，校内繁殖地未知，城市化之中消失最快的哺乳兽之一，韩冬拍摄


红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年繁殖于东门一带，北大最有名的鸟种，红隼等猛禽在北大的出现，是北大生态系统生产力高、结构相对完整的证明。王放摄于未名湖




鸳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繁殖于镜春园及勺海。王放摄于镜春园


虎斑颈槽蛇，繁殖于西门一带。王放摄于鸣鹤园



小豆长喙天鹅，最容易被认成蜂鸟的昆虫，王放摄于北大南门


达乌尔黄鼠，北大因为人工草坪铺设而消失的物种，王彦晶摄于未名湖小湖



绿头鸭，北大最常见的雁鸭类动物。图中的绿头鸭家庭，八只刚刚孵出的幼鸭被困在堤岸完全固化的校景亭红湖中长达四个小时，之后被人搭建浮梯解救。王放摄于红湖


红胁兰尾鸲，北大迁徙鸟类之中的典型代表，在每年的迁徙期，它们选择生态环境良好的北大作为迁徙中转站。王放摄于鸣鹤园



松鼠，王彦晶摄于李大钊像附近。

西门的鸣鹤园大湖，湖水、芦苇、菖蒲、林木和林下植被形成了典型的湿地景观，是北大最为珍贵的生态系统之一。王放摄于鸣鹤园



蔡元培塑像附近林地，可以看到林地形成连贯的系统，林冠相互交接重叠，给人们散步、休憩提供了绝佳的场所，也提供优质的生态系统服务。图片来自图片北大。



工人在铲除路边野花和灌木。这样的建设项目汇集到一起，已经部分改变了北大生态系统的面貌。







干涸的朗润园湖底，以及因为干涸而死亡的大量鱼类和软体动物。王放摄于朗润园。

杨度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人，清朝预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总设计师。据说，不光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考察报告是他写的，就连后来清廷发布的西式法律也多出自此公之手。民初国民党发动 “二次革命”武装叛乱失败后，他带头鼓吹君主立宪，成了“筹安会六君子” （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之首，筹措袁世凯登基作皇帝的大事。可惜袁世凯还没正式登基，蔡锷便在云南起兵声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就死了，据说死前曾大叫：“杨度误我！”另一说则说，老袁说的是：“他误了我。”其实是指袁克定，盖克定伪造了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让老袁误以为日本人也支持他作皇帝，于是这才跳进了那火炉子。

这公案当然是死无对证，不过若老袁讲的真是“他误了我”，那也多半只会是指杨度或同样主张君主立宪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老袁原来大概并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先当总统后变皇帝的长远预谋，此念是由时势一步步从正反两面诱导出来的。

老袁当上临时大总统那阵，大概还是想“咸与维新”，把这民国实验搞下去的。但革命党人怕他独裁，因人立法，临时改动“临时约法”，把原来的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梦想让老袁作“虚君”。这一恐惧为国会议员共有。如国内学者严泉先生剖析的那样，国会生怕袁世凯独裁，处处限制他的行政权力，却不愿接受任何制约，以致成了立法一权独大的超级国会，使得袁世凯在民初藏蒙脱离、盗匪蜂起、各省形成事实上的藩镇割据、国家财政破产（当时中央政府的全部存款也就只有六万元，不借外债就连阁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重重内外交困之中还患上“重症肌无力 ”，连想向五国财团借钱维持国家运作，都要变成孙黄等人的发难借口。老袁开头也试图通过民主程序，合法获得更多的行政权力，但国会拒绝让步，一定要等他挥动拳头把流氓手段使出来，才从此一路顺风。国会不但不敢再如过去那样专门捣乱，反倒任其作威作福，非法逮捕议员于前，解散国会于后，无论他怎么倒行逆施都大气不敢出，但知逆来顺受。在国民代表们充分显示了吃硬不吃软的下贱德行后，您说他还怎会不对这民国实验彻底丧失信心？在看了杨度和古德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雄辩论证之后，他又怎么可能不动心，要想回到当初的老路上去？

这就是冯国璋得知老袁宣布改为帝制后为何会对老袁怀恨在心。自老袁作了总统后，猜疑他想作皇帝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连老袁自己都被迫发过多次声明表白心迹。说的人多了，老冯自然也有点将信将疑，于是便亲自问老袁。老袁非常诚恳地答道，他家的人都活不到60岁，他已经逼近那大限了，怎么还会有那非份之想？要说是为他儿子谋帝位，那他大儿子是个瘸腿，望之不似人君；小儿子则是个烂名士，成天玩戏子嫖妓，配君临天下么？老冯深以为然，以后有人再说老袁想做皇帝，他还代为辟谣来着，不料老袁却骗过了他，令他极为愤愤。

其实我看老袁未必真骗了老冯，盖他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一个自以为快死的人（老袁后来果然没有活到60岁，可见心理暗示作用之大），除非是如吴三桂那样处在行将灭亡的绝境中，才会趁没死赶快过一把皇帝瘾，可老袁当时“中国华盛顿”的名声如日中天，犯得上去在临死前毁了一世英名么？若说他想为儿子争那帝位，那他在金匮石室里藏下的接班人的名字乃是黎元洪而非袁克定。以他之英明，不至于看不出克定绝对镇不住北洋悍将，真要把大位传给克定，乃是为其促寿的高招。

不管他当初真实意图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称帝未成，反倒毁了一世英名，乃是老袁平生最大错误，很可能确实是他死前回光返照、神智清明那一瞬间浮上心来的最大憾事，他叫出那一声，谴责诱导他犯了那千古大错的人，我看简直就是必然的。

老袁死后，那个误了他的杨度写了副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这意思是说：到底是共和制误了中国，还是中国歪曲了共和制，千年之后再来评这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对不住您，还是您对不住君主立宪，您到九泉下去沉吟吧。

杨度对袁世凯称帝的主要理论贡献，还是他著名的《君宪救国论》。据说他托夏寿田把该文转给老袁，老袁读后叹服，赞杨度为旷代逸才。此文鄙人闻名久矣，但一直没看到，刚才重读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附注，丁此作于行文间与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颇多雷同，令人不免作抄袭之想，不过毕竟丁先生是先贤，不敢唐突），才发现其中附有摘要，只是我过去忽略了。

杨度《君宪救国论》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 首次澄清了国人模糊不明的追求目标

尽管杨度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此文中第一次澄清了国人在近现代的追求目标不是民主，也不是宪政，而是国家富强。他说：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熟悉毛著的人不难立即看出此话对毛泽东的影响。毛的著名语录是“民主不过是个手段，不是目的”，此话其实就起源于杨度。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对民主宪政一度极度热心，确实是因为把它当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晚清之所以要实行旨在立宪的新政，乃是因为朝野都认定宪政乃是救亡图存的唯一手段。

慈禧太后最终同意预备立宪，乃是她被庆亲王奕劻的话深深打动了：“（奕劻对她说）‘若不及早将国事决定，使宪政克期实行，万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国于朝鲜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慈禧大为动容，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

朝野士大夫也同样把立宪看成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手段：

“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约丧失种种权利，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士大夫……群以为‘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合。’”（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诸葛幕群：《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现代人容易忘记当年中国处在列强交攻、随时有被瓜分危险的深重民族危机之中，当时的国人因此把宪政看成了迅速脱离这险境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对民主宪政有什么深入的认识和道义上的向往。“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一直是驱使近现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投身国事的唯一动机。哪怕直到今天，以牺牲人权的代价追求国家富强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心愿。我党赢得许多知识分子认同，也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党的铁腕统治是保证中国富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不认清这个基本事实，就谈不上了解中国。

二、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该文的第一大段，便是历数这“共和误中国”的事实：

1） 在中式“共和国”中，更换国家领导人不仅仅是治国政策的改变，却成了国家安危治乱的生死之争。

这是因为“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野心家们以为总统人人做得，如果选不上就可以举兵争夺，孙黄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就是明证。

可以补足的是，在国人养成尊重程序的本能之前，试图效法西方使用民选方式更换国家领导人，唯一的作用便是刺激野心家们以武力问鼎之轻重，把国家化成永恒的潜在的乱邦与危邦。自辛亥以来，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近百年，直到如今也没能解决。

2） 中央权威丧失，国家呈现解体倾向；地方政府权威丧失，社会呈现无政府倾向。

这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公民缺乏“普通之常德常识”，“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

3） 在合法权威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要想实施统治，便只能以宪政之名，行个人专制之实，以枪杆子权威代替已经丧失的君主权威或来不及建立的西式法治权威：

“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

这意思是说，中式“共和”只能靠武力专制维持门面。如果不这么干，则连社会治安都无法维持，还能谈其他？

4）就算有明君当总统，获得一时安定，终将有无比凶险的接班人之争：

“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

这预言之准确令人骇然，不但涵盖至今，而且将涵盖可以预见的将来。“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这一系列问题永远是困扰一代强人如老毛、老邓等人的心事。

5）中式“共和”决定了无可能作出建国的长久规划，诱发了短期行为。

杨度认为，富国强兵乃是百年大计，非一蹴可就，有待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然而人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贤明统治缺乏可持续性。中式“共和”不但是伪装了的人治，而且是最糟糕的人治，因为从国家元首到文武百官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多久，政策是否能在身后维持下去，因此激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哪怕元首是贤大总统如老袁，也找不到志士来襄助，不可能锐意进取，建万世不拔之伟业，只能维持现状，但求在自己任职期间不要发生内乱，也千万别亡国就行了。这种国家还能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百年大计可谈？有贤大总统时尚且是这种维持现状的苟安局面，哪天换上个庸才当元首，则连维持现状、保全自己的地位都不可能了，国家只会分崩离析，过去所有的惨淡经营的建设积累，旦夕之间一扫而光，只有亡国一条路了。因此，靠共和实行宪政根本就没有希望。

这不但是对“贤大总统”老袁死后变局的准确预言（准确到令人发指），甚至也是对现今中国的入微刻画。试问如今党国大僚自胡温以下，有谁不是“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

杨度这些预言，早在过往近百年中一一兑现。历史已经雄辩证明，孙黄辈以暴力兜售的“共和”确实坑害了中国，而中国也确实歪曲了共和制度。其原因杨度已经指出了，乃是在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前提时便躐等躁进，当然就只会造出一个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丑恶政体来，否则就连社会治安都无从维持。可惜他基本上是列举现象，没有详细指出发生机制。

这问题我其实已经在旧作中探讨过了。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我指出，民主共和国要能够顺利运转，必须具备两个硬前提，第一个是国家的一切威权设施诸如军警宪特中立化；第二个是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软前提则是公民绝对尊重服从契约权威，有高度的守法意识以及充分的权利意识。

民初根本不具备这些前提，晚清的一切国家威权设施属于朝廷，虽是爱新觉罗氏之大私，但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或个人。革命却使全国威权设施解体，落入革命党或私人手中，中央政府再不能控制。在这种乱邦危邦之中连个人身家性命、国家统一都没有保证，还谈什么解决紧迫的民族危机？

第二个硬前提更是阙如。晚清虽然开始立法，却还没能变成法治国家。要使得新建的共和国正常运转，政客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在全民心目中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契约权威。可惜不但当时没有一个政客有此觉悟，孙中山还带头向全民示范如何动用暴力撕毁社会契约。于是帝王权威给破除了，国人却并未养成绝对尊重服从契约权威的本能。这结果便是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丧失了权威。要令行禁止，实施统治，就只能靠暴力作后盾。

此乃一个国家能出现的最大噩梦。一个社会，不管是人治还是法治，其理想运行状态便是不需要动用暴力，便能靠人民的自我约束维持秩序。帝制的崩溃使得国家失去了这种可能，能代替帝王精神权威的只有枪杆子，当然武人干政就是必然结果。

保障共和国健康运转的软前提更是彻底阙如。民初公民没有起码的公民觉悟，既没有守法精神，又毫无基本权利观念。民初文告中频频出现“权利”这个词，那其实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rights），而是“争权夺利”的“权”与“利”（power and benefit），无论朝野都是如此理解，例如宋教仁临终前发给袁大总统的电报中就说：

“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

这是表白自己从不为个人争权夺利，也就是后世用的“大公无私”的意思，可见这儿的“权利”完全是个贬义词。

袁大总统在发布戡乱的命令中也几次使用了“权利”这个贬义词：

“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又岂能以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现在正式选举，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致以兵力争擅权利，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

他这是指控孙黄等国民党人为了一己之私欺骗天下人，说现在正式大总统的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虽然不肖，但也不至于用武力为自己争好处，何况当总统累得心力交瘁，什么好处都没有。

由此可见，当时的“权利”的涵义其实乃是“权势”。后世用的“权利”的等价物确能在《临时约法》和《约法》中找到，乃是“自由权”，而1923年通过的《宪法》却变成了“权” ，例如“第七条 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这在一般人心目中根本就无法与“权力”（power）分开。 光是使用这个缠夹不清的“权”字来翻译外来的rights观念，就足以说明当时人对这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石观念是何等缺乏认识。

公民既没有守法意识，又没有权利意识，又因为革命的浅薄“平等”宣传，以为从此便成了不受任何管束的自由人，在混乱时代便很容易变成暴民。从政后的革命家们的造反派无法无天气质更影响了其他政客，朝野上下既不知道尊重契约权威，更不知道尊重法律程序，暴力便必然要变成唯一能畅通无阻的“硬通货”，国家的崩解也就是迟早的事了。即使“分久必合”，那也只能是靠枪杆子建立的伪共和国，通行的仍然是暴力那唯一硬通货，离民主的距离更比原来远甚。

如历史已经证明的，这种假共和比砸烂了的帝制还糟糕万倍，这是因为它没有君主制的精神权威，便只能用枪杆子作为维持统治的前提，把国家化成了不折不扣的土匪山寨，周期性地举行拳头大赛，把过去几百年才来一次的帝位争夺战，变成了“七八年来一次”。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决定国家元首，使得国家成了永久的潜在性的乱邦危邦，不知何时爆炸的定时炸弹，了无“和谐”或“安定团结”可言，遑论“可持续发展”。

更糟糕的是，这种烂污制度具有一种恶劣的自锁性，一旦陷入，便很难拔出来，这是因为政权靠血淋淋的辣手抢来，全靠枪杆子支撑，由此剥夺了当国者的起码安全感，让他们永久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的噩梦中，因而失去了类似清廷那种由统治者作出实质性让步、还政于民的可能。因此，这种以暴力建立并专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没有作出实质性改良的可能，只能被暴力摧毁，从而使中国陷入以暴易暴、每下愈况的永恒循环。

可笑的是，唐德刚明明看到了“假共和不如真帝制”，却非但不明白原因何在，还要发扬他的马克思式“大历史观”赋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这无法摆脱的杂交谬种当成历史进步、社会转型来歌颂。

三、 只有宪政能够救中国

对于清末民初的人而言，“宪政”乃是个热门话题，它其实说的是“法治”，也就是英国人发明的“rule of law”，只不过是把它特地改成了“rule of constitution”而已，也就是让宪法取代具体的个人作为全民的统治者，而这宪法则是全民同意的社会契约。

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绅士与流氓的分野。西方法治社会和东方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家治国有个高于一切的规矩，不管是谁都不能破坏那神圣的规矩，只能严格按规矩办事。因为宪法保证了所有公民公平竞争的同等机会，由此保证了国家的持久稳定性。而东方野蛮社会则是沿用原始社会的“力强者胜”的野兽法则，由垄断了暴力的强人随心所欲地治国，爱怎么胡来都没人能阻挡，哪怕是如北韩那样半国人成了饿殍，人民也毫无希望结束灾难，这就是伟大领袖极度自豪地夸耀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在本质上和土匪山寨没什么区别，甚至比稍微聪明一点的土匪山寨还糟糕。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人家还是有个“天宪”的，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石碣，上面排定了英雄们的座次。这“土匪宪法”一出，从此什么“火拼王伦”的“路线斗争”也就结束了。

晚清的人热衷于宪政，倒不是因为他们看出了“只有建立法治，按规矩治国才能求得永久和平与稳定”的真理，那阵子的危机和如今不一样。内政不是问题，朝廷也不是如今我党那种劣等土匪山寨，还是有点规矩的，起码没有血淋淋的接班人难题，用不着每七八年就来一次“梁山泊好汉大火拼”。孔孟之道特别是“天命论”更为皇室提供了足够的精神权威，用不着靠枪杆子来维持统治。所以人家用不着中宣部、国安部、公安部、武警等等无比庞大的镇压机器，朝廷也就只有祖传的六个部，无一个与愚弄镇压人民有关。即使是在实行新政后，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官制，增设了现代国家必备的部门诸如民政部和司法部，那也不是监控人民的特务机关或镇压机器。

当时最大的危机上面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国家积弱之至，随时有亡国甚至被瓜分的危险。甲午战争之后，许多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惜因为顽固派势力太大，康梁等人轻狂祸国，反而使得改革遭受严重挫败。要一直等到拳乱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向清廷提出了必须惩办的祸首名单，将所有的顽固派一网打尽，这才最终为中国人民扫除了改革的拦路虎，消除了新政的阻力，宪政运动也才有了发动可能。

因此，从鸦片战争到拳乱，中国人整整花了六十年的辰光“开眼看世界”，这其间挨了无数痛打，割了无数土地，赔了无数金钱，才总算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制度优越性，还需要鬼子大军为民除害，誓把死硬派一扫光，才获得了全面改革的可能。您说这容易不容易？敝民族的脑袋是不是花岗岩作成的？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如前所述，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看上了宪政，乃是认定了它是富国强兵的魔术武器，也就是“纲举目张”的那个“纲”。这是什么原因涅？日俄战争。该战争爆发后，有人议论道：“此非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专制二体制之战也。”（《立宪记闻》，《辛亥革命》，（四），12页。）有的杂志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乎？”（《以立宪为万事根本》，《东方杂志》第二年，第12期“社说”，以上均转引自诸葛幕群：《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

杨度已经把这发现过程说清楚了：

“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

因此，中国人认识到“宪政乃富强之本”，无非是两个事实：第一，日本效法西方立宪后立刻变得强盛了。第二，中国遇到的无法匹敌的强敌，全都是立宪之国。因此，宪政当然就是人家有咱们没有的魔术武器，必须赶快弄过来。必须承认，这思维方式当然简单粗糙，但大致符合确定因果关系的原则。

杨度比时人的高明之处，是他还能看到宪政能导致富强的机制何在，那就是它避免了人治的“人亡政息”的弱点。他说，国家最大也最危险的隐患，乃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就是人治国家的通病。所以我们古代也有汉武帝、唐太宗那些英主，但只能富强一时，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也就是不可能持续富强，因而在短期内看也有兴衰，但从长期看就永无进步。

但宪政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法治保证了可持续发展，避免了国政受到领袖个人素质的制约，有无明君都能保证国家持续发展，“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所以，如今的德皇不再是威廉一世，首相也不再是俾士麦，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俩开创的事业终止。今日的日本天皇不再是明治，首相也不再是伊藤博文与桂太郎，但日本反倒比过去强大了，这都是靠宪政提供了政策的持续性。

这些理由对如今的中国人彻底缺乏说服力。在过往一百年中，中国人越折腾越有出息，倒退到连帝制时代的规矩都没有了，沦为没有石碣确定领导人座次的劣等土匪山寨。与此同时，中国却靠使用流氓手段变得极大的富强了，现在不是咱们仰视羡慕欧洲或日本，而是倒过来鄙视人家土包子了，所以杨度的滔滔雄辩就此黯然失色。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证明了不用法治，专用流氓手段，照样能使得国家富强起来。

这或许不假，可从历史的长轴来看，中国目前的虚胖，恐怕也仍然是唐宗宋祖式“自一时论之”的“小有兴衰”而已。几十年内中国即使不大乱，能否维持目前的富强也大成问题，一旦大乱则“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于是便应了杨度的话：“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如同正弦波一般，虽然在一个周期内有涨有落，眼下正在疯涨，但长远来看平均值仍然是零。

所以，即使是将近百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国人达到杨度的高度，认识到他指出的法治的优越性，而这是永远不可能为流氓手段取代的：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

富强还是第二位目标，中国最需要解决而始终没能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文明消解社会危机、文明清除防止腐败、文明转移权力的文明治国规矩。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永远只能是个充满未知变数、不知何时会爆发的活火山，中国的历史进程便永远只会是那周期性大血崩的“正弦波”，一切繁荣都只会是“中兴”，永远有没落衰亡期紧随其后。

四、 只有帝制才能保证宪政成功

杨度认为，只有实行帝制，才能保证宪政成功。他从野心家孙黄辈兴兵争总统大位一事上吸取教训，认为此事证明了中国的共和绝无可能如法国美国那样，保证宪政成功。

他指出，当时实行的“专制的共和”只能苟安一时。总统大位既然是敞开的，那么将来中国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竞争大总统的战乱，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执政者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到防止动乱上去了，哪还顾得上国家建设？（Once again，此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百年后的党国弊病。）所以必须先除去这以武力竞争国家元首的弊病，否则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这话如今仍然适用，历史上少见这种起码管一百年的惊人预言）。因此，只有行釜底抽薪之策，把大总统变成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绝了野心家们的想头，自然也就不会再发生“二次革命”那种抢夺总统大位的武装叛乱了。

这是从防止动乱的消极意义上说，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恢复帝制也是宪政实施保证。有人认为共和制改成君主制后，皇帝不想立宪，大家毫无办法。杨度认为恰好相反，共和制度下才是无法实行宪政，因为人人都知道将来要大乱，所以干脆不管此事。若改成帝制，“国本既立，人心乃安……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而皇帝也知道他的帝位不是禅让来的，是从共和制改成的，因此一定会实行宪政，以此作为收买人心的手段。而且，他若想世世代代作君王，也只能靠宪法来保障这一点。如果用人行政都搞独裁，那么皇帝就会变成大众怨恨的靶子，反而不利他的统治。因此为了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他都一定会实行宪政。由此观之，实行宪政和帝制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非君主不能实行宪政，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

杨度还说，有人以为创业英主都野心勃勃，揽权成了习惯，而立宪君主并没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因此创业皇帝绝不会甘于寂寞，当这种有名无实的皇帝。这些人不知道，“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知道如果作专制皇帝，即使为百姓建立功德，不管是怎样的丰功伟业，总有人亡政息的一天，还不如确立宪政，使得人存政举，人亡政也举，世世代代为人民感戴。所以，惟其是创业英主，才有远见卓识去实行宪政。
杨度这些议论非常雄辩，百年后读来尚令人觉得气势纵横，远远超过为时人称道的梁任公，可惜思路有很大的破绽，论思辨质量远逊于他对“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的论证。

首先，他顶多只论证了帝制对于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却彻底忽略了可行性。就连必要性论证，其实也主要是通过论证假共和对宪政的危害性来间接完成的。从逻辑上来看，这论证根本不能成立，当然，在不具备条件下“走向共和”确实只能制造出假共和来，并无希望真正实施宪政，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非实行帝制不足以保证宪政”。

除此之外，他只用“实行帝制能杜绝野心家以武力争夺总统大位的无穷隐患”来证明其必要性，而他恰恰没有证明为何实行帝制能起到这种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这个必要性论证，还得待百年后的后生芦某来替他补足。

其实我在前头已经提示了，君主立宪制，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唯一可行途径，能够避免革命必然产生的一切弊端。作为过渡阶段，君主立宪制可以提供民主共和国必需的硬软件，使得民主转型平稳完成于不知不觉间。

上面已经说过，在传统皇朝中，所有的威权机构包括“官军”、“官府”等等都是所谓“公器”。传统社会的“公”，其实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但它们并不属于地方政府或任何私人，主管官员不过是皇帝的代理人，并不是物主，不能得而私之，因此说是“公器”也未尝不可。采用君主立宪制后，官军便可以如英国的所谓“皇家空军”、“皇家海军”一般，保留的只是个荣誉头衔，实质上变成了全民公器，从而避免了这些设施因革命落到军阀或革命党手上，变成无法解散的私人武装，保证了国家机器的中立化。

君主立宪制也同样能保证国家从人治顺利进化为法治。如上所述，完成这个转化的最大难题，是在全民心目中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契约权威。君主立宪制的优点恰在于它没有这个难题。晚清实行的是以皇帝为终极权威的人治，如果和平转型为君主立宪，则宪法及其子法便能狐假虎威，借不容置疑的君威，获得 “王法”的不容挑战的契约权威。在这个权威的制约下再加强公民教育，使国民逐渐获得公民的权利、义务等常识，待朝野上下养成了守法用法的本能后，人治社会也就平滑过渡为法治社会，避免了青黄不接必然出现的无政府阶段。

因此，君主立宪制能够提供实行民主的硬软前提的替代品或前身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是不需要 “军政”作为前驱的“训政”阶段，乃是中国从旧式专制过渡到民主社会的唯一康庄大道。待到将来人民发育成熟了，要废黜皇室，话一句耳。它和“军政 －训政－宪政”那后患无穷、自相矛盾的疯话的本质区别，在于君王只是个毫无实权的精神权威，并不是由捏有私人武装、本人丝毫不懂民主为何物的军阀来作训练人民的“民主教师爷”。

除此之外，正如梁任公早就在革命前就指出的那样，有个满族皇帝，能起到类似英国女王对原海外殖民地的笼络作用，确保藏蒙留在中国大家庭。废除满族皇帝必然要导致蒙藏脱离。而这正是辛亥之后立即就发生的事。蒙古王公马上表态说，他们当初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中国一部分，乃是因为曾向清廷宣誓效忠，而且还和清廷结成了世代姻亲。如今满清既然被推翻，则他们的盟约也就随之解除，再没必要留在中国了。这从此成了个问题，终民国之世始终没能解决，如今外蒙仍然是独立的。

最重要的还是，就在“民国”成立前夕，君主立宪制不再是幻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武昌兵变发生后，清廷下了罪己诏，接受了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在滦州发生“兵谏”之后，清廷又接受了“兵谏”将领张绍曾、蓝天蔚等人提出的“政纲十二条”，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声言“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清廷并开释政治犯，开放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为向臣民表示诚意，还特地宣誓太庙，以彰信守。《重大信条十九条》于11月3日正式公布，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宪法，其实质与英国实行的“虚君共和”非常相似，是今天中国人做梦也没法指望本世纪末能实现的好事。

清廷还真的说到做到，11月9日，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摄政王载灃解除了摄政王称号，退归藩邸，皇族内阁解散，乖乖交出权柄，老袁顺利组阁，就此获得了类似英国首相那种至高无上的行政实权。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就能避免后来那一系列灾难，逐渐发育成英式民主国家，而老袁本人也能如英国首相那样，长期担任国家事实上的一把手，既可满足他的个人野心，又能充分实现他的改革中国振兴民族的宏图壮志。

老袁当上大权在握的内阁总理后，也曾招降窃据南方的革命乱党，说国家已经实行虚君共和，不必造反了。但宋教仁回信拒绝了招安，一面以更吸引人的“大总统”的名号收买之，一面用暗杀恐吓之，使得他最终吞下了那个钓钩。

待到老袁发现民国之路走不通时，又想吃回头草，却全然意识不到再没这种好事了。随着革命“成功”，君主立宪制便成了中国永久错过、再无可能寻回的破灭的残梦，而这正是老袁伙同革命乱党造成的。民国成立后，他本人带头宣传普及“总统人人可做，国家非一家一姓之产，大总统不过是受国民委托的公仆”的“民权思想”。哪怕是在“二次革命” 发动之前，他还要在逮捕潜谋内乱的歹徒的总统令中劝告野心家们：

“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迥殊，但使众望久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

这种“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空前普及，当然要煽起野心家们的非分之想。这些人因辛亥造成的“纲常崩坏”，不但失去了对“君上”的由衷敬畏，而且因“官军”崩解化为“民军”而获得了私人武装，具有了问鼎实力。同盟会出身的军阀不必说，袁的北洋袍泽也都开始尾大不掉，就连个辫帅张勋在做了江苏都督后，袁都无法撤换，只能用更高级别的“长江巡阅使”去赎买之，这在传统皇朝根本就不可思议，更从不曾在创业英主手下发生过。

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改为帝制非但不能杜绝野心家的蠢动，反倒激起了包括北洋将领在内的众怒——你过去口口声声“大总统人人能做”，现在却绝了咱们的想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当然要起来兴兵“再造共和”。即使没有蔡锷，也迟早会有人完成这“历史使命”。从军事上来说，蔡锷兴兵对推翻洪宪王朝毫无效用，他无非是出来作个出头椽子，使得大众趁机群起反对罢了。“护国战争”毫无什么光荣可言，蔡锷更算不得什么英雄。那场战争和后来发生的军阀混战一样，没有什么道义上的是非可言。官修史学把这场战事说成是“帝制不得人心”的证明，那其实也没说错，只不过应该改为“帝制不得野心家军阀们之心”，至于民心向背，则已由此后张勋复辟失败满街扔的假辫子充分展示了。

奇怪的是，杨度能看到共和制造成了“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的凶险局面，却看不到我在上面说的那些事实，竟然幻想以袁称帝来杜绝这弊病，却看不到那只能激起诸侯们武力抗争，就算送不了老袁的命，也很可能断送他的总统大位。就算老袁能化险为夷，国家也必然因此开始崩解，迅速滑入竞争大总统之无穷战乱中。在这种情况下老袁唯一可做的，也就是为自己保留“中国华盛顿”的名声，把民国那漏船划到他断气那天而已。可惜杨度没看出这点来，无怪乎老袁临终前要骂他。

不过老袁并非小孩子，既然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何以还会看不见我上面说的那些再明显不过的事？他怎么不想想，曹丕可以篡汉，司马氏可以篡魏，可他没法抄古人故事篡民国，那道理再简单不过：传统皇帝的非暴力精神权威来自于“天命论”，而自他接受了南方“临时参议院”选举当上了临时大总统那天起，“天命论”就此荡然无存。此乃中国专制制度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至今仍然是、并将永远是我党无法解决的难题。

因此，谁也没误老袁，是他自己误自己。从国家民族利益而言，袁世凯称帝在道义上并无错误。如果不是辛亥革命使得它彻底丧失了可行性，本可以藉此让中国避免堕入如今这个不能自拔的烂污制度中。缺乏可行性使得洪宪皇朝变成了丑剧闹剧，但这只是袁个人的不幸，并非全民损失。袁世凯对全民同时也对自己犯下的大错，不是称帝，而是在辛亥时接受了南方革命乱党的收买，不当总理当总统。在那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他走错了这一步，便使得中国失去了“我们的光荣革命”，也使得他本人失去了“现代民主中国国父”的历史地位。

有一位冥顽不化的"搜狐网友"给我公开留言，透着是一位假装的或真实但愚蠢的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将旧作（《IT经理世界》应当已发表）贴在下面，这一次，我允许自由发言。反正，我知道批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要触犯很多愚蠢神经的。没什么了不起，我根本不打算说服那些无用神经元。至于宣传部门嘛，只要搜狐博客不怕，我是不会怕的。

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这标题是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很喜欢，喜欢它的丰富涵义，就用它做了标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克里希那穆提《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于自强、吴毅译，史芳梅校，第147页，我读到了这句话："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接着，在同一页，我读到了这句话："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早期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例如洛克和边沁，列举过人类的数十种主要情感，其中没有"民族主义"情感，虽然这种情感在中世纪晚期或近代初期就已经萌发。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才变得强烈起来的，伴随着"上帝之死"和"民族国家"的崛起。为什么现代人会有民族主义情感？克里希那穆提的回答最为直截了当："对那些觉得自我扩张是重要的人来说，与更大的东西认同，在心理上是一种必须"（中译本第146页）。因为你觉得渺小由此而觉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灵魂要寻求与一个更大的"自我"结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耶克反对"集体主义"，因为就他的经验而言，从未有过什么"集体智慧"，在有集体主义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许多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经验与判断或许可从日本人在1960年代以后的"奇迹"得到修正，虽然我对这一点持着怀疑态度。因为即便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创造性的源泉也仍然来自个人。对人类头脑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重要的思想和理念总是在单个头脑里形成的。对话与社会交往对思想和理念的形成极端重要，但它们仍是外在的，它们无法代替单个头脑里发生的创造性过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集体主义"？因为，我觉得，只要还有个人主义，就一定还有集体主义。在中文写作中，我不能认同任何一种"主义"。虽然，注意，在英文写作中，哈耶克鼓吹个人主义----他在一本重要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第一章，向我们解释什么是"真的个人主义"以及什么是"假的个人主义 "。考虑到中文和英文在阅读和理解方面的重要差异，我不反对哈耶克鼓吹"individualism"就如同我不反对阿罗和布坎南提倡"方法论个人主义" 一样。与英文不同，"主义"在中文里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个体性确实日益凸显，从最初发生的细胞群落，到植物（集体主义的原型），再到动物（个体主义的原型），最后到信仰更高级存在的个人。物竞天择，我们看到个体性越受到尊重，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就越可以成功繁衍，直到今天，个体性最受尊重的人类群体，已经覆盖了地球，开始向地球之外繁衍。与此同时，请注意，群体内的每一个体的智慧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级。这意味着，智慧程度与个体性受到压抑的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自由（freedom），最初的起源应当是另一个单词----"自性"（autonomy），源自希腊。自性意味着独立和自治，因此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拉丁语传统内，自由就是个体性的解放，从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自由"才从"autonomy"转化为语词"freedom"----解除奴隶契约，使其成为"自由人"。

自由了的个人，可以有更高的智慧。以上是西方人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东方人的看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在我们东方人的经验中，事情总要被弄得更微妙也更复杂一些。例如，我们对集体主义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复杂的心情让我们既不希望抛弃它也不希望鼓吹它。又例如，我们对个人主义持有类似的复杂心情。总之，我们被我们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各种力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我们总要借助于传统智慧，寻求中庸之道。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什么是中庸之道呢？这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很愚蠢，因为，在他们的演化经验中，怎么会有人要寻求"智慧" 与"愚蠢"之间的中庸之道呢？亚里士多德会嘲笑说：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

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思想家，用英文向西方人布道，深得诸如赫胥黎爵士这类西方思想家的推崇。印度文化与我们中国文化之间，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 "，于是一位如此受尊重的印度思想家的布道很难被任何一位中国人说成是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虽然，我们也明白，印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伊兰人占领恒河流域之后）仍属于"两河文明"，与另外两大古代文明分享同一起源。关于这一看法，我存有一丝丝怀疑，因为我喜欢想象，我希望将来考古学家能够发现，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曾经密切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不论如何，假如我对西方人的演化经验表示了怀疑的话，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克里希那穆提的经验。而他的经验之一，如开篇所引，就是他相信凡智慧程度足够高级的地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不复存在。这一看法的等价表述是：当群体内的个体平均而言足够愚蠢时，就涌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斯密和康德，先后表达过"世界公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最初来自斯多亚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它是"基督教的舅舅"，以它自身的传承，它影响了斯密，以"舅舅"的身份，它影响了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