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穷了五千年了。这句话是不正确的。

回顾历史，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春秋战国，虽然战争不断，（中国的战争智慧和主要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思想在此时形成）但商业也因为几十个、十几个国家（后期变为七个）的或进攻或防守变得非常需要，非常繁荣，当时的综合指标一点不比同时期古希腊弱，因为地更大，人更多，战争能力强，整个实力绝对比古希腊高出一筹。如果古希腊在中国南方，不灭于马其顿了，会灭于秦始皇了。

虽然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走的是两股道。古希腊文明的民主、逻辑、阳光、快乐、审美的文明是近现代欧美文明的一个最主要源头，对人类文明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中华文明也同样如此，是对欧美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平衡，是阴阳的调和。

汉唐是中国文明大发展的时期，与古罗马帝国一样，在各自的区域天下无敌（欧洲与中国一般大，古罗马控制中东和北非，但不能控制北欧和东欧，汉朝鼎盛时期远及西域和中亚，比古罗马还要大一些）由于路途太远，大汉和大食（古罗马）很难干起来。只在中亚地区势力交界处，唐朝小股军队和已经衰落的东罗马干过无伤大雅的几仗，彼此都觉得没必要。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有资料记载，当时唐军俘虏的一些罗马人，在甘肃一个村庄集中居住，为朝廷做工匠，做那些东罗马风格的器物，应该叫做“ 拜占廷风格”吧！

唐、宋、元、明，由于罗马帝国的灭亡，东罗马的衰落，欧洲处于中世纪教会统治之下，中华文明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文明繁荣，都是独步天下的。军事能力最差的宋朝，却是有史以来经济实力最强的。这一千多年谈世界中心的话，一定是中国。比如唐的长安、扬州、广州，北宋的洛阳、东京（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元的大都（北京）、上都，明的北京、南京、苏州。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口因素和文明积累的内力。农业文明的经济实力是靠人多的，因为粮食是一切的基础，财富状况是以粮食作为衡量的标准的，在此之上，才有工商业。人多，才能多打粮食。每次农民起义导致的战乱或改朝换代，都跟人多粮食少（政策或天灾的原因），不够吃饿死人有关系。在东晋（就是那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氏夺了曹氏之权建立的）末年更是离奇，连皇帝都给饿死了-----不是梁武帝那样的被政变者幽禁饿死的哦。

欧洲的土地其实比中国更适合农业，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不知道人口为什么一直上不来。现在不是老有人（女士吧）说中国男人性能力没有欧美人强吗，那时欧洲又不搞计划生育，为啥人口老上不来呢？！所以由此推断：未必。

胡适先生告诉我们要大胆假设。我假设是中国的中医比欧洲当时的医生医术强，欧洲人可能只顾了上帝，把瘟疫看成是自己犯了罪导致的惩罚。中国的瘟疫由于有中药，死的人总没有那么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16年，欧洲的流感死了数千万人，而中国則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今天的欧美医学是主导全球的，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征服了许多如肺结核、天花、病毒和细菌感染等中医束手无策的疾病，但中医用植物改善人类健康、治疗人类疾病的方法仍然是十分先进的，尤其在预防和治疗疑难杂症方面。风靡全球的营养学和营养补充食品，正是根源于此。一些公司因此获取了天文数字的财富。

中国在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全面落后是在清乾隆之后的嘉庆时期。嘉庆、道光，只几十年的工夫，欧美就超过我们了？实际上是欧美从中国明朝后期开始文明变异，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新文明，（当然这个文明也是把基督教作为传统的）这个变异教科书称之为文艺复兴，由于考古发现了古希腊文明，欧洲人找到了这一股理性力量和商业文明内核，用三百年时间蜕变出了一个以民主科学和工业为支撑的新文明，（不是靠性能力或身体壮）拥有农业文明所望尘莫及的物质力量。第一次，欧美不靠人多而进行了超越。

唐、宋、元、明、清，中华文明的宏观思想还是先秦两汉的，只在细节上不断改善和更替。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变异，中华文明还将这样悲喜交加地更替下去，仍然还是世界第一大国。但现在，在无法战胜的超级对手面前，只有进行痛苦的改变和追赶了。

所以，正确的说法是：我们穷了100多年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超过欧洲的，但那是最后的一抹夕阳了）

就象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变异过程，我们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改变和追赶也毫无疑问要向西方学习。但积重难返，中华文明的最低谷出现在日本侵华时期，因为这时的综合实力与数千年来的世界第一相差何其远也，几乎和非洲差不多。

我们赶上了中华文明最伟大的崛起。已经追赶了三十年，还要三十年中国将回到世界最强国的行列。我们为此庆幸，也感到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应有所作为，不能虚度光阴，愧对机会。



2007.6.20

某女听说我是诗人
笑倒在沙发上
这时有一只蚊子
在她脸上咬了一口
她让我为此写一首诗
难道诗对她而言只是这样
仅仅一只蚊子的哼哼

会写诗还不如长得帅,有钱
更有吸引力
幸亏我不是只会写诗
(十年前我可是只会写诗)
要不然,我会多自卑啊

我小时候,是最崇拜诗人的
富贵荣华在我眼里不值一提
今天,做诗人变得羞于启口
只在圈子里互相吹捧

想想古代的皇帝还是很不错啊
至少他们喜欢诗
还经常给诗人一个大官做做
那时候做诗人
让百姓羡慕得眼珠发红啊

诗人在今天是多么不幸
不只是死去的顾城,海子
活着的也是一样

骤雨暂歇风不定

午后佳丽小梦回

庭院千年留温婉

廊前独坐人未归

2007.5.24.

人之为人，每天都得喝奶，不管是人奶还是牛奶羊奶，一直到老，据说是补钙，另外还要补很多东西。这在二十前，是闻所未闻的事，我们连每天二两肉都保证不了，哪能奢望每天喝上奶呢。二十年来，中国埋头发家致富，确乎阔了许多。
除了喝奶，人们还喝一样东西，那就是流行音乐。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应该是《诗经》。其中的《国风》，就是采自民间流行音乐。那时是周代，有专门的采诗官，据说摇着小船，像货郎一样地在乡村溜达，一听到好歌就追着记下来，可以“察民俗之变化”。现在还有些文人将自己的公费旅游美其名曰“采风”。古代影响比较大的流行音乐是宋词，比如柳永的词，“有水井处皆唱其词”，流行程度并不亚于八十年代曾红极一时的张明敏、费翔等。宋代在军事上不强大，但在文化上十分发达，几乎没有中断地继承了唐朝的东西，并有伟大的创造性发展。
元朝开始，有了整本的歌剧，一般称之为“元杂剧”、“元曲”。这些歌剧的歌词还保存至今，如关汉卿的《牡丹亭》，曲调则已无法知其端详了。《牡丹亭》今天在昆曲里还在演，但这已不是当年元曲的曲调了。明清时代，昆曲、京剧以及一些地方戏成了新的流行音乐。
在西方近代音乐完全进入中国前，京剧“粉丝”的痴迷程度，似毫不亚于少男少女对刘德华、周杰伦、超级女生的疯狂。民国年间，在北京有一位京剧明星，白天睡大觉，晚上十点、十一点才练声，街坊不仅没有投诉说吵的，还纷纷聚到他后窗外面站着、蹲着听，唯恐漏掉半句。他一个人改变了整条街的作息时间。（那个时代的人一般晚上八九点就入睡）。
说了以上这么多，是想说明，人类自从有文明史，就有流行音乐。每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相伴着长大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喝不喝牛奶，流行音乐你是一定要喝的。
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流行音乐，总是间接承载着一定的道德和思想的责任，只在民歌里，表现了完全的人类情绪和本能要求，往往这种表现是单纯大方的，当然也会悄悄流传一些恶俗的东西，这既不奇怪，也可以理解与研究。
二十世纪西方艺术是向着“现代”、“前卫”、“先锋”的方向走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一是解构，二是表现，三是形式。“解构”就是解除掉原有文代文明的结构，相当于折掉以前的老房子，基本特征是反传统，反社会，反文化，简称“三反”；“表现”就是表现出人类潜意识，本能和情绪，梦境和意识的自然流动，荒诞错乱的思维，对人类文明的失望和绝望等，有时候表现出的是一种精神症状；“形式”就是认为形式就是内容，形式有时大于内容，“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这在绘画、雕塑、音乐、装饰等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最有说服力。
现代主义最早在文学领域出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即露端倪，但一直不被理解和接受。波德莱尔、毕加索、卡夫卡、萨特、庞德等等是名气比较响的人物。现代主义最后实际上是靠音乐这种不需要解码的形式（文字在阅读时存在一个解码的问题，也就抽象和具象互相转化的问题）获得了成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摇滚这种现代主义的音乐形式出现了，它是解构的、表现的，也是形式的。“猫王”、“甲壳虫”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由此可见，音乐是人类沟通的最直接也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许解构和表现的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世界流行音乐开始完全专注于形式。
商业时代完全专注于形式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媚俗。怎样让唱片热销、演唱会爆满才是重要的，于是唱片公司只有研究年轻大众需要什么来加以迎合才能有更好的商业成功。逐步地，原先几千年来一直具有理性和道德逻辑思维的流行音乐完全让位于感官和情绪，我们在八十年代港台流行音乐中还能时常听到所谓“励志”歌曲，以及收放有度的带有古典和唯美成分的东西，如张明敏、谭咏麟、齐秦、张雨生、郑智化、王杰、杨庆煌、童安格、姜育恒、费翔...必须承认，当时台湾的人才辈出和人文精神是香港的商业音乐望尘莫及的，但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港台音乐几乎没有了这些人文精神，代之的是表面的虚花和欲望的赤裸表达，而实际在精神上是彻底地苍白和虚弱。
媒体的肉麻和伪装小资的宣传，产业化的“造星运动”，精神虚弱者在镜头前和演唱会上集体伪感动，伪痛苦，伪单纯，伪白痴，伪幽默，伪笨拙，伪激情，伪性感...音乐不再是诗歌，不再带来心灵的快乐和激情，它只是超市里一堆杂乱无章的消费品，视觉、节奏、混乱的误导情绪的歌词都直指感官，追赶时髦的年青一代正兴奋地喝着这样的营养……
不知不觉地，他们的判断力和情绪以及生活方式几乎全被这样的音乐所左右，因为这样的音乐不能带给他们正面的、系统的、清晰的思维方式，代之的是一些负面的情绪（痛苦、哀伤、放弃、失败、苦苦地哀求、无能的挣扎），零散的片断和混乱的、矛盾而不自知的思维。这样恶劣的心理暗示会搞垮一代人，让他们忘记了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们不能过于挑剔，不能夸大自己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失败和痛苦，从而走不出消极情绪的阴影，不能正面地看待生活和人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难以换位思考，理解朋友、家人、社会、政府...
进入21世纪后的网络音乐，更是肤浅、恶俗、伪幽默、伪流畅、没有核心价值的混乱，畅饮这样的音乐长大的一代人，其心理年龄明显滞后 ，思维方式明显偏于简单，价值观明显漂浮不定，信仰明显缺乏。
那么他们的未来在那里呢？他们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在那里呢？
唐诗的雄浑 ，造就了唐朝的强大，宋词的绵软，暗示了宋朝的无能。
危言耸听地说一句，娱乐，也许会成为毁灭人类的流行病。
谁来纠正现代主义解构、表现和形式的艺术给人类心灵及思维、价值观、信仰带来的毁灭性的问题呢？


2007.4.14 凌晨

山海一苇可轻移，
遥想贵妃水暖时．
圣僧七次问仙岛，
三保奈何不东指．

——评卢卫平《向下生长的枝条》

十年前就认识卢卫平，当时他在一个很出名但现在已快被遗忘的公司。而我呢，在一个所谓的文化单位。十年后我们正好互换了位置，所不同的是我现在的公司并不出名。
这样的开头有点俗气，动不动说十年前如何，十年后又如何。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风华正茂的少年时光正离我们越来越远。
那时卢卫平有一本诗集《异乡的老鼠》，在我的书柜里放着；最近他又出了一本《向下生长的枝条》，拿到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到深更半夜，家人早已睡了，我就在书的空白处写了下面这些话：
卢卫平的诗总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异乡感，他老是拒绝融入本地的生活，他以旁观者的眼光产生的独特叙述角度和略感寂寞的找不到施与者的受伤害感，以及异乡的、外地的痛楚感像一条沙漠里的河流时隐时现，让许多阅读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口味。
（实例：这时我才想起我/和翻掉的车一样/都是外地的——《从广州到珠海的途中见到车祸》）
他一直坚持一种自己的诗歌风格，一种大男孩式的对戏剧性的追求，比之追求语言背后的东西的风格，他的诗是直截了当的，角度是平视的，甚至是从下往上的孩子气的，与流行的从上往下追求从容的上帝式的叙述方式有明显不同。
（实例：他是不是从画家村出来买画笔的/写诗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也是个广告人/车到站了/这家伙跟我一起下车/原来是我常去的那家理发店/新来的剃头匠——《扎马尾辫的家伙》。）
平民化、不故弄玄虚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点，他离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较远，更接近“新工人阶级写作”（我编的）。十年前看他的诗，我有点替他担心，十年后看，任何一种风格只要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也就是有了均衡感与和谐感，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时离自成一家也就不远了。
缺点是有些诗太直白，但这是风格使然，而且会让喜欢的人有痛快感。就像外家功夫，硬桥硬马虎虎生风，但不小心会拉伤了韧带。
在叙述风格上，看似没有跳跃性的“一本道”的叙述，却往往层层剥笋似地越走越深，在不经意间，他内心深处关注的人格和道德重建问题，在这些具体的叙述中打动了我们，简单、坦率、毫不矫情，他自信地把自己用语言编织的世界指给你看。
他的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乡下和城里的对比。他始终忘不了曾经的乡下生活，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以追求极限为价值核心的工业和商业文明的碰撞、矛盾与寻求回归、和谐、重建在他的诗里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