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首页 -> Blogs(博客) -> 飞云浦
正在观看博客的会员有： 没有
|
年轻艺术家直面资本的双刃剑
星期一 三月 24, 2014 9:48 am
近两年来，诸多策展人、评论家、艺术经纪人等艺术界人士及画廊、拍卖公司等艺术机构，纷纷将目光锁定年轻艺术家。这种局面，让人不禁想到2005年至2008年的年轻艺术家热潮。那么，当下这波年轻艺术家热与此前有何不同？年轻艺术家为何再次成为市场追逐的焦点？身处市场与资本环境下的年轻艺术家，又该何去何从？
在艺术品市场整体上呈现平稳调整的态势下，很多藏家借此良机“逢低吸纳”。与此同时，另一个市场趋势日渐明显，那就是年轻艺术家的出镜率普遍提高，在拍卖会、艺术博览会、画廊等各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年轻艺术家——介乎资本、学术与国际化
林林总总的青年艺术家活动从资本、市场以及学术等角度关注青年艺术家，虽引发褒贬不一的争议，但在客观上催生了青年艺术家热。
近日，主推年轻新锐艺术家的“Hi21新锐艺术市集——年轻艺术家的博览会”在京举行，该博览会以推荐45岁以下新锐艺术家的原创作品为主，提供价格在5万元左右的艺术作品。《Hi艺术》杂志出版人，也是该博览会负责人的伍劲介绍，遴选参加博览会的作品比较轻松，符合当下艺术消费的市场主流，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100多位年轻画家的近1000件作品，销售了近200件，均价不到两万元。
同时，由《艺术商业》杂志和德国贝尔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2014最具潜力青年艺术家”评选结果也在京公布，该活动从非商业角度出发，聚焦40岁以下的青年艺术家。主办方希望：“力图通过此次评选，推动中国当代艺术重新回归到关注学术建树与艺术创新的层面，从而持续褒奖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富有创造力和实验性精神的艺术家。”
而主打“70后”“80后”年轻艺术家的各类展览活动远不止于此。比如，南京金陵美术馆在3月6日至20日举办的“首届70后水墨大展”，北京今日美术馆的当代艺术院校大学生年度提名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CAFAM未来展”项目，以及“青年艺术100”“中国青年艺术家扶持推广计划”等多个青年艺术项目。
实际上，年轻艺术家早在2005年前后就受到关注。2005年，北京星空间举办了名为“下一站，卡通么？”展览，展出了欧阳春、陈可、李继开等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也开启了年轻一代艺术家出现在画廊的序幕。此后，评论家朱其也策划了展览“漫画一代的崛起”，伍劲策划了“少年心气——中国新锐绘画奖作品展”，至此，年轻艺术家以一种新的面孔出现在艺术界和市场上，向观众呈现当代艺术视觉上的变化。
“这几个展览与年轻艺术家的崛起都直接相关。”在北京传是拍卖当代艺术部负责人阎安看来：“以‘70后’‘80后’作为一种新的统称，使这批艺术家形成一个群体，以方便推出。”年轻艺术家也作为一个有别于此前当代艺术家的形象出现。
近日，在纽约举办的“中国艺术市场:现实与未来”国际高峰论坛上，艺术品市场投资分析专家赵力表示，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面对传统也有所思考，生活方式的改变，创作观念的改变，对生存和生活空间的关注是他们的新方式。
美国《艺术新闻》特约编辑芭芭拉·波拉克也一直在关注中国年轻艺术家，她认为：“中国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已经不用我是中国艺术家来设定自己的身份，而是定位自己是世界的艺术家。”在她看来，这些艺术家擅长利用科技或用自嘲方式来表现作品的思想性。“年轻一代艺术家准备进入纽约甚至国际市场，他们对中国和中国当代艺术很有信心。”《艺术新闻》杂志主编韦恩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观点，“当代的中国艺术家像此前的欧洲艺术家，具有打开新可能的可能性。”
美国佛罗里达坦帕美术馆和圣彼得斯堡美术馆正在筹划一场“具有冒险性”的展览，他们将在今年夏天联合推出中国新兴艺术家群展，选择的艺术家均出生在1976年后。“现在的年轻艺术家与5年前或者10年前又完全不同了，他们不仅是在为符合西方藏家口味而作画，现在的中国年轻艺术家更加的个性化，国际化意识很强，欣赏中国艺术家作品的观众也在改变着。”策展人史密斯如此表示。
德国贝尔艺术中心中国区首席代表陈媛也表示，年轻一代艺术家有机会游走在世界各地，使用网络与国外艺术家交流，了解不同背景下的当代艺术，他们的视野和创作更具国际化。年轻艺术家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创作理念，突破以往架上绘画单一的技法，采用不同的表现媒介进行创作。
谁是市场黑马——年轻艺术家的市场爆发
从二级市场到一级市场，甚至蜂拥的艺术品电商交易中，青年艺术家作品都是最为活跃的板块，而少数艺术家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突破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大关，也成为市场向年轻艺术家倾斜的信号。
2008年，年仅27岁的艺术家高瑀的作品《打虎》在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翰海”）以110万元成交，成为“80后”艺术家第一件成交价过百万元的作品，也创下“80后”艺术家作品拍卖高价。此后夏俊娜、尹朝阳、李继开、陈可、李晖、韦嘉等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相继在市场上创下高价，受到一级市场的广泛关注。
最近两年，在当代艺术处于调整期的局面下，个别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却直线上升，成为市场涌现出的黑马。2013年可视为年轻艺术家市场再次爆发的一年，贾蔼力的《二月物语—过去（床）》、《早安，世界》在香港苏富比分别以580万元和340万元成交，其另一作品《疯景》也在中国嘉德以483万元的高价成交。出生于1983年的陈飞作品《熊熊的野心》在北京苏富比以542万元成交，该作最低估价25万元，而这件作品在2010年曾在北京翰海以30.24万元成交，这一新成交价为“80后”年轻艺术家的市场发力创下了新高度，使其不仅成为2013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热门之一，也带动了“80后”年轻艺术家的市场热潮。
此外，郝量2011年作《寒林》在香港苏富比以256万港元成交，徐震于2013年创作的《光源》在北京保利以310.5万元成交，刘韡的3件“紫气”系列作品分别以290万、280万港元和232万港元在上海佳士得和香港苏富比成交。香港苏富比中国当代艺术部主管林家如表示，苏富比顺应当前局面，推出了多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并创下多位艺术家个人高价，但她坦言，年轻艺术家作品的成交价和总成交额毕竟有限，不会作为拍卖重点。
“年轻艺术家作品受到关注，也是市场寻找新热点的结果。”伍劲表示，以曾梵志、张晓刚为代表的60年代画家的作品价格经由近10年的爆发式增长，已成为高价位作品，普通藏家和艺术消费者难以企及。而随着当代艺术的逐渐推广，市场处于调整阶段，价格处于低位的年轻艺术家作品自然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
再者，进入艺术品市场的买家情况也有改变。蜂巢艺术中心负责人夏季风介绍，在他接触到的买家中，单纯为了投资获利的人群减少，IT精英人群、海归的数量逐渐增多，而且以“70后”为主，他们将会成为未来艺术品消费的主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更贴近这部分人的审美需求，作品价位也相对合适，对于新进买家是较为容易进入的板块。
然而，在面对个别年轻艺术家拍卖价格高涨时，年轻艺术家面临的困难仍不小。在伍劲和阎安看来，总体而言，能出现在一级市场，甚至取得高价的艺术家作品只是凤毛麟角，由于拍卖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这些取得高价的作品也是偶然，而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整体价位尚处于低位。据伍劲介绍，在艺博会销售出的200多件年轻艺术家作品中，5000元至5万元价格区间的接受度较高。“这种价位是消费者和藏家能够接受的价位，也符合当下市场环境。”伍劲说。
显然，这样的作品价位意味着“80后”艺术家与画廊合作的难度加大。“对于盈利性画廊而言，要支撑一个艺术家的个展，基本成本费用必须考虑在内，即便销售数量很大，但实际资金的回笼要比原来困难得多。”夏季风表示。一些画廊甚至表示，与年轻艺术家合作，更多的是“赚取人气不赚钱”，很多此前关注年轻艺术家的画廊也不得不改弦易张。
面对资本的双刃剑——视野决定走向
随着新一轮藏家和艺术消费者的介入，市场流行风格和买家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变化，青年艺术家作品成为新一轮投资收藏的热点。
已有25年艺术品收藏投资顾问经验的托德·莱文对近年来全球盛行的年轻艺术家热有他的观点：“艺术品市场存在着大量的投机行为，特别是对那些年轻艺术家。”画廊主黄燎原就表示，在当下的年轻艺术家选秀活动中，商业操作痕迹较重，但现在是一个商业时代，这也是没办法避免的。
对于年轻艺术家而言，还未离开学校就已身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这是之前几代艺术家都不曾遇到的。阎安认为：“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需要很长的成长期，如果盲目将这些艺术家推向市场，尤其是拍卖市场，人为拉高其作品的价格，会严重影响青年艺术家市场发展，甚至影响艺术家的创作。”
当下，年轻艺术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虽有被过度消费的争议，但也面临此前艺术家不曾有的机会。对此，夏季风表示，“资本影响市场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针对年轻艺术家而言，对有些人会带来伤害，但对艺术家也有好处。年轻艺术家感受到市场的力量，在面对商业问题时比之前的几批艺术家适应得多，对资本的处理方式也成熟得多。”
当然，在寻找年轻艺术家“潜力股”的热潮中，参与者不应忽略年轻艺术家的推介与发掘的不确定性。“年轻艺术家作品的优势在于价格低、数量大，而劣势在于质量不能保障，创作不定型。”阎安表示：“总体而言，年轻艺术家处于市场淘选过程中，最终剩下的只有几个，需要长时期观察艺术家的创作方向，面对市场的心理状态、经纪人和画廊的规划也都有影响。”
在夏季风看来，年轻艺术家中，“70后”艺术家的市场和学术知识逐渐得到认可，而“80后”艺术家还处于不断淘洗的过程中。当下市场处于相对冷静期，利于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他认为，“在‘80后’艺术家中，那种对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有充分理解、评估和反思，并站在国际化环境下，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创作作品的艺术家会更受关注。”
来源：中国文化报
Author: 黄辉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女作家朱晓玲中篇小说《生活如烟》中英文对照连载（一）
星期日 三月 23, 2014 11:30 am
一
敏儿是被一辆拉西瓜的大货车撞倒的。敏儿是出了车祸之后，才发现的丈夫的不轨行为。奇怪的是，当敏儿发现了丈夫的不轨行为后，一点儿也不恼，反倒显得非常的平静。这样一种态度，完全与敏儿平时的个性相悖的。
敏儿出车祸的那一天，天下着朦朦细雨。敏儿出事的地点是在丁字桥十子路口的拐弯处。敏儿出事的时候正置上班高峰。敏儿骑的自行车的后轮胎，被汽车碾压得不成样子。如果不是敏儿反应得快，下意识地将人连同自行车向路边猛一倒，恐怕人也会被汽车碾压得成了肉饼。
据敏儿后来回忆，她当时人是在踩车，心里却在想其它的事情。她在想着出差在外的丈夫已有两个月没有音信这档子事。想得很有些恼火，也很有些担心。结婚快20年了，丈夫凡出差在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带个音信回的。以往，那怕到通信网络不发达的山区去施工，丈夫都是会想方设法地三五天带个信回。
这次出鬼了，二个多月了，半个音信都没得带回的。而且，那个施工的地方离省城并不是很远，交通也很方便、通信也很发达。同丈夫一块去的人也三三俩俩地隔三岔五地回家休息，而丈夫国庆却就像要同她作死对似地，一点儿音信也不给她带回。
心事重重的敏儿，夹在车如潮人如潮的人流中，拚命地踩着车子，她快要迟到了。迟一次到，就等于一天是白干了。敏儿当然不想被扣工资。
敏儿不想被扣工资倒不是想争当一个什么先进工作者，或劳动模范之类的角色。说到底，敏儿不想被扣工资是生活所迫。因此，她非常在乎这薪水不高，劳动强度又很大的工作。
经济的窘困和生活的艰难，将敏儿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读书的儿子费用高，加上每月必须给乡下的婆婆、爹爹寄去的赡养费，这七七八八一算下地，每月没有仟儿八百的是无法支付的。可是她和丈夫每个月工资的总收入不足700元钱。更何况，即便这700元的收入也不是很稳定的。丈夫已有两个多月没拿一分钱回来，家中的一切开支就靠敏儿每月不足300元钱的工资。正在读中专的儿子每星期回家必须拿50元钱走。其实这50元钱用一个星期，儿子已是够节俭的了。对此，敏儿心明如镜，也深感愧对儿子。可是，面对生活的艰难，敏儿恨自己无回天之力。
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生活对穷人有时是非常残酷的，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这不，在敏儿为丈夫国庆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有音信也没有带钱回来的事儿焦虑万分的时候，家属院中上上下下又讲开了一件既令人高兴又令人犯愁的事儿——进一步深化“住房体制改革”。
“住房体制改革”，这个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搅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的名词，在冷了好几年后的今天，又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在敏儿居住的这个大杂院中，“住房体制改革”就被人们说成：以后有钱的人就住好房子、大房子，没钱的人就住坏房子，或者没房子住这样一个很实际、很是生活化的事件。这个家属院的人们从不说“住房体制改革”、“企业改革”这之类文绉绉的新鲜名词。他们用他们独出心裁的思维方式诠释着社会的变革和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发生着的新鲜事物。
敏儿所居住的这个家属院，一色都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们在谈论住房体制改革这类的话题时，个个义愤填膺、个个满腔愤怒七嘴八舌。有的说：我们现在连饭都没得吃的，哪还有钱买房子；有的说：连工资都没得拿的，到哪儿去弄钱买房子呢？还有的说：随便一套单元房，就要大几千上万块，把老婆孩子卖了也凑不够几千几万块钱啦。等等不一而足，全是一些发泄不满情绪的过激言词。
敏儿平时从不看报，也很少看电视（她家至今还是12寸的黑白电视），她坚定地认为：报纸上所讲的一切都是假的，不可信的。无事可干时，她喜欢和家属院里的嫂子们扎堆儿，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敏儿得知房子马上要买给个人的信息，就是同嫂子们扎堆儿知道的。
她知道这个消息后，沮丧得很。别人给她家粗略地算了一下，她们家房子面积虽说不大（大约45个平米），成色也不新（好像是八十年代初期建的），但林林总总算下地，也要再交15000多元钱。这样一个数子，虽然不是很大，可是这个不是很大的数目对敏儿家而言，真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子。她说她这一辈子，想都没想过能挣这么多钱。
这笔钱愁死了敏儿。
结果，在她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就出了车祸。
敏儿出车祸后，她的同事们愤愤不平，都嚷嚷着要肇事者赔偿一切费用。敏儿却说：“这不能全怪司机，只怪我当时心事太重，没注意看路。不然就不会……”“好了好了，看你这架势，恨不得你倒要向司机赔理道歉、赔偿损失才好。”没等敏儿的话讲完，赶到医院来看她的陈班长打断她的话说。她说敏儿的心善得有些过了头，善得没有原则和分寸。“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不吃亏才怪呢。”陈班长对敏儿不向司机索赔的行为，似乎耿耿于怀大惑不解。
面对敏儿的如此态度，同事们虽说不能理解，但也只好作罢。大家都说，当事人不急，我们急哪门子呢？也有说敏儿心肠太软的，当然还有人说她怪的。
敏儿对大家对她的种种说法不以为然。她知道大家都为她着急，为她抱不平主要是出自同情她。可是敏儿有敏儿的做人原则。她说，中国人都活得不容易，尤其是平民百姓活得更艰难。如果为一些小事情纠缠不放，争个你死我活的，就更没意思了。陈班长们说：别人差点要了你的小命，你还说这是小事，不晓得么样的事情落到你头上，才算是大事。敏儿就说：我看那司机怪可怜的，他说他是下岗工人。那车子根本不是他的，他只是给别人“挑土”（意：被车主临时顾请的打替司机）的。未了，敏儿说她自己就是个下岗工人，她是偿尽了下岗工人的酸甜苦辣……
***************
Life Is Like Fog
Author: Zhu Xiaoling （China) Translator: Xiaoman （Canada)
MinEr was hit by a truck loaded with watermelons.
Only after the accident she found out that her husband had betrayed her.
But the strange thing was that, when MinEr began to realize her husband's
adultery, she was not angry at all, staying quiet. Such an attitude was
completely contrary to her usual personality.
It was drizzling on the day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The accident occurred at the intersection by Letter-T Bridge. It was
at rush hour when it happened. The back wheel of the bike MinEr was riding was run over and bent out of shape. If MinEr didn't react quickly,
if she didn't subconsciously throw herself and her bike hard to the roadside,
she might have been run over like a piece of meat-loaf.
According to MinEr's recollection later on, she was pedaling her bike as
well as thinking of something else. She was thinking why her husband who had been on his business trip lost contact with her. She was mad as she thought of it, and she was sort of worried about her husband. It had been almost twenty years since they got married, but every time when her husband was on his business trip, he kept sending her messages. It was rare to not hear from him fo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the past, even when he went to do his job in remote regions where telecommunication was not developed, her husband would still manage to send her messages every three or four days.
But it seemed so strange this time. It had been over two months now, and
she hadn't heard anything from him. The construction site wasn't far from
their home town, and traffic was light, plus the telecommunic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well these days. Those who went there to work with her husband
had been returning home for a rest occasionally, in twos and threes. But her husband Guoqing, as if treating her as an enemy or something, hadn't sent her any messages.
With a heavy heart MinEr was mixed into the flow of vehicles and people.
She pedaled her bike desperately in order to not to be late for work. Being
late at work for one time might mean that she would work for nothing for
the day. MinEr, of course, didn't want to lose her pay. However, managing
to avoid the pay being deducted didn't indicate that she wanted to become
an advanced worker or a role model in the company. After all, her life depended on her paycheck, therefore, she cared about her job very much even though it gave her low salary and high intensity.
Living a poor life and suffering from financial difficulties made MinEr
feel so stressed out and desperate. Every month she needed at least one
thousand yen to cover her son's high school education expenses, and to give the support payments to her husband's parents who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 But the problem was that even putting her husband 's income and hers together, there would be only seven hundred yen. Moreover, the amount of their income was not very stable. It had been two months now that her husband hadn't brought a penny home, and so all expenditure depended on her pay only, which was three hundred yen. As so her son studying at special high school which took fifty yen away every week. In fact her son was frugal enough, and managed for the fifty yen to last for a week. MinEr was clear about that, and she deeply felt ashamed in front of her son because of that. However, living in such a tightly budged situation MinEr hated herself for having no ability to overcome their difficulties.
Misfortunes never come singly --life sometimes is very cruel for the poor,
giving no sympathy. While MinEr could not find a way to relieve herself
from being so anxious, having heard nothing from her husband and receiving no money from him for several months, she heard a pleased though worrisome rumor passing around--to further deepen the "Housing System Reform".
The term "Housing System Reform" was so hot across the country back in the beginning of 1990s, and after a few years of cooling down it had become a popular topic once again. In the tenement yard where MinEr lived, the "Housing System Reform" was understood as a reality like this: in the future, the rich would live in good-quality and spacious houses, but the poor would live in bad houses or even no houses at all. Households in this tenement yard never said pedantic fresh noun like "Housing System Reform" and "Enterprise Reform". They interprete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new things that happened continuousl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ir own unique way.
All the residents in the tenement yard that MinEr lived in were working
class. When they brought up topics such as housing system reform, they
became so outraged and frustrated. Some said, "We don't even have enough to eat, how can we afford to buy a house?" Some said, "We don't even get paid by work, where can we get money to buy a house?" And others said, "Even just an apartment will cost us tens of thousands of yen, we will never get that much money even selling my wife and children." Everybody tried to get a word in so as to vent their resentment and frustration.
MinEr never read newspapers and seldom watched TV. (Her 12-inch black and
white TV was still sitting there even now.) She firmly believed that all the things being said on newspapers were lies, and untrustworthy. So in her spare time she'd rather join women in the yard to gossip and that was how she learned the information about houses that could be sold to individuals now.
Hearing that news MinEr became so down-hearted. Someone roughly did the calculation for her family: although the area of her apartment was not big, which approximately was forty-five square meters or so, and which looked pretty old and seemed to be built in the beginning of 1980s, she still had to pay fifteen thousand yen to buy it. Although such an amount was not too big, still, to MinEr's family, that was too much money she would never have thought that she could make that much in her whole life.
MinEr was really worried about that the amount of money which always preoccupied her mind. As a result, the accident happened to her the next day after she heard the news. After the accident, her co-workers felt aggrieved for her, saying that the perpetrator should pay for all costs incurred. All at once
the ward was in an uproar. But MinEr said, "We shouldn't lay all blame on
the driver. It was not all his fault. I was absentminded and didn'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traffic. Or it wouldn't ... " "All right, all right, you sound like you are even anxious to apologize to the driver and compensate his loss." Monitor Chen who just arrived at the hospital interrupted MinEr, saying that MinEr shouldn't have been so kind to the driver and would get no thanks for doing such . "Soft-hearted people like you will always get a beating in life." Monitor Chen added. It seemed that she was really confused by MinEr's decision for not asking for compensation.
To MinEr's strange attitude, although her co-workers didn't understand,
they could not do anything with it. Everyone said that they did not want to poke the bear. Some said that MinEr was a bit too kind-hearted, but of course some said that she was acting so weird.
MinEr didn't think that is was right for people to talk about her. She knew that everybody was concerned about her. They were outraged because they had sympathy for her. But MinEr had her own principles. She said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survive in China, especially harder for those who live below thepoverty line. It was meaningless to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 over trivial matters. But her co-workers and Monitor Chen said, "He almost killed you, yet you said it's a trivial matter. In your eyes, what would you consider a serious matter?" MinEr said, "The driver looked so poor. He said he was out of a job now and that truck didn't belong to him. He was driving for somebody else that day. At last MinEr said that she was laid off as well, and she had lived through the bitter experience as an unemployed worker.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李白与杜甫究竟见过几次面？
星期五 三月 21, 2014 8:58 am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会合，是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盛事与佳话。过去学界长期认为，李白（701－762）与杜甫（712－770）一生总共见过三次面。
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当时正蹭蹬不遇的杜甫。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人人赞誉；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11岁，但“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一见如故，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亲如兄弟。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和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
同年秋，两人如约到了梁宋。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著名边塞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年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各自寻找道教的师承，去造真簏(道教的秘文)、授道簏去了。
翌年即天宝四年(745)秋，李白与杜甫在东鲁（齐州或兖州）第三次会见。此次李白是从任城赶过去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同行共眠，互相酬唱，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李白准备重访江东，而杜甫则返回京城长安。
此后十余年，他俩就似乎再也没见过面了。但杜甫一直非常想念李白，曾多次写诗回忆他们在一起交往时的情景。李白死后，杜甫又写诗悼念他，并给予他崇高的评价。（可奇怪的是，李白在其诗文中似乎从未提及过杜甫。）
但是，前些年学界又有了新的看法：
耿元瑞首先撰文，对李杜初识的时间与地点提出怀疑。郁贤皓在耿文的基础上认为，李杜初次会面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宋之间；“齐州之会”是“又一次诗坛两曜与众星相聚的盛会”。王辉斌亦认为，李白在天宝三年春赐金还山后，即于夏秋之际在梁宋与杜甫初次见面。这些类似的看法，是李杜只见过两次面。他们在洛阳初次相见后，便偕同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了。这就把第一次和第二次并到了一起；后面那一次则没有问题。
而刘友竹又认为，文学史上所谓的大唐“齐州盛会”，其实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李杜一生中可能仅仅见过一次面而已（除非前面是两次）。
康怀远则认为，李白与杜甫于天宝末年（即公元756年前后），在京城长安还见过一次面。那便是他们的“第四次握手”了。
于是，对李白与杜甫的见面次数，学术界就出现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4种看法。
至于我本人，仍坚持三次说。我的观点：1，“齐州盛会”肯定存在；2，洛阳和梁宋应该是两次，时间上并没有连在一起；3，天宝末年的长安见面，只能算是野史上的杜撰，毫无证据。
李白与杜甫究竟见过几次面？【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e9d060102evzl.html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文学艺术作为人性的堡垒：白先勇对谈陈芳明
星期四 三月 20, 2014 8:03 am
岁末风寒，但国父纪念馆附近某处咖啡厅，却进行著一场热烈对谈。白先勇与陈芳明两位大师，一位是台湾现代主义领航人，另一位则是台湾文学史工程的建设者。跟随他们精彩的话语，遂仿佛能任意出入时空，一会儿回到一切正要起步的六○年代，一会儿置身即将风起云涌的1983年，一会儿又回到战后初期，那个剧烈动荡的大时代里。但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总是关心人性，思考文学，思考艺术、美学、文化。而这种坚持之热忱，至今始终未灭，如冬夜中一团恒久的火光，照亮黑暗，散发温暖。
认识夏志清始末
陈芳明（以下简称陈）你跟夏志清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你没上过他的课吧？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我没上过夏志清的课。我跟夏志清的渊源，是由于夏济安的关系。一开始是先看夏志清的文章，谈张爱玲的，只从文章认识这个人。后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个夏天到纽约，夏济安在加州大学，那时候刚好也到纽约，我们就一起去看他兄弟，从此我就认得了夏志清。后来我在暑假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念，还选了一门英国文学的课。夏志清也在哥伦比亚，那个时候就见面多一点了。这应该是19 4年。我是19 3年出国的，3年那个暑假就去了纽约， 4年又去纽约，就跟他比较熟了。
陈：今年夏先生出版张爱玲给他的信（按：《张爱玲给我的信》，联合文学出版），里面有很多注解。我觉得他真的很坦白，很多自己私密的事都直接讲出来。
白：对，他没有忌讳的。他这个人一向很热情，有赤子之心。他这个人也很诚实，不讲假话，不喜欢谁的作品就直接讲的。不过虽然是这样子，可是对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作家，他看到缺点也不会说“这个不行”；他总是鼓励的。倒是对已经成名的那些作家，才会讲好坏。他嘴巴有时候讲得“童言无忌”，可其实内心是很仁厚的。
我觉得他的长处，是相当有创见。他当然也有他的偏见，但绝不保守，也不像很多理论家，只为创新而创新。他是耶鲁毕业的，耶鲁的英文系是新批评的大本营，像Cleanth Brooks、Penn Warren，都是新批评大将。所以夏志清先生都读得很仔细，比如他用新批评那一套评古典小说、儒林外史，我就觉得他评得非常好。
陈：尤其他敢把张爱玲的位置放在鲁迅的上面。那个时代大家都在谈鲁迅，他居然把鲁迅贬下去。
白：我觉得他就有这种胆识。他也不是反对左派的小说，因为他对吴组缃的小说就评价很高。我想这是受新批评影响，所以他以文论文，不以社会潮流之类的来给评价。他最高的标准还是美学。
鲁迅现在看起来，真的，他在文学上的份量稍微弱一点。短篇小说写得再好，到底格局有限。我想他跟张爱玲比，就吃亏在没有长篇小说啰。我还有一点看法，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我觉得张爱玲很特别的地方是，她是跳过五四，直接继承《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从文学史长远地来看，她倒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正统，反而对三○年代的五四白话文有点视若无睹。所以她的还比较“正宗”，五四那些还受过好多翻译的影响。
陈：所以难怪共产党不喜欢她。共产党就是透过白话文一路上来，然后开始写那些社会写实的。她也不是那个党的史观里“政治正确”的表现方式。不过，我觉得夏志清那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到现在还是有影响的。后来书在中国大陆也出版，修理他的学者也很多，可见现在中国的美学，还是赶不上他在五、六○年代写的东西。
毕竟，中国没有经过现代主义的洗礼，因为现代主义是非常资本主义、右派、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接受那样的美学。这种断裂在新的一代，还是衔接不起来，所以他们就一定要用乡土语言、农民语言，到今天像莫言也还是这样。而台湾就是经历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我们才完全挣脱了生活语言的白话文；你们那个时代就是把整个说话的方式给改变过来。像你、欧阳子，还有王文兴，你们这个世代，就是有办法把白话的口语，变成一种精炼的艺术语言。
《现代文学》与创作
陈：在你出国之前，还在办现代文学的时候，就写了像《孽子》里这种被压抑的、不能说话的族群，后来收在《台北人》里。这是我最好奇的地方，因为那时代那样封闭，很多人在那个时候，都尽量不要触及这种议题，可是你已经这么勇敢地去写了，像是〈月梦〉、〈寂寞的十七岁〉、〈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你现在有没有想过，那是怎样的一个动力？是自己自然而然内化出来，还是某种程度上也有“挑战”的意思？
白：我想，跟我们那个时候的环境、那一代的人，都有关系。我们可以说是战后第一代成长的，那时好像是在一片废墟里，旧的社会价值都崩溃了，剩老一辈的人还抱著那些已经空掉的东西。所以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就会有一种自我的寻找，开始往“内”看。当然，我们也受了一点佛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再来，跟我们看现代主义那种求新望变的作品也有关系。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吧，觉得应该来个新的五四运动之类的，应该要有新的文学路子。后来，像我、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还有我们同辈的陈映真、施叔青这些人，总是在个人的内心方面，有一种突破性的东西，有的是性压抑方面的，有的是伦理方面的，其实从某方面来讲，对以前的那些价值也等于是叛逆的一代。我是觉得，我们都在想：人的道德、人的社会规范，是必要的；但就像佛洛伊德的《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有了压抑一定会激起不满，有不满就会升华。我们对那种破坏伦理的冲动都深有体会。
我们那时候思想主要是欧洲来的，像存在主义。我们不是很懂存在主义是什么东西，可是读文学，像《异乡人》对我们是有冲击的。还有提到同性恋的题材，那个时候在文学上看到的，比如说像Thomas Mann的《Death in Venice》， 或者Marcel Proust的《 往事追忆录》（按：即《追忆逝水年华》），这些作品对我们也有满大的震撼。我记得看Virginia Woolf的《To the Lighthouse》， 觉得美得不得了，可是讲不出那是什么东西。那种形式上的突破，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陈：可是，西方现代文学兴起是因为都市文明已经发达，而且资本主义已经成熟，但六○年代的台湾还没有啊？
白：还没有，可是台湾有一种政治上的不满。那种的现实上的压抑，当我们接触到这种文学的时候，好像就是心灵上的解放。这个很要紧的。像我们那本杂志，绝口不谈政治，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任何政治力量掺杂进这本杂志。你看我们作家的构成，很有意思，不管是外省或本省第二代、华侨、侨生、大兵，都混在一起的。把我们统合在一起的，就是“文学”两个字，所以其他一切的分歧，在这两个字下面，就微不足道了。
六○年代与《台北人》
陈：在你们那个时候，“性”好像是很大的议题。像王文兴〈欠缺〉，写十三岁的性启蒙。还有陈映真，就触及了当时不能谈的省籍问题，从〈我的弟弟康雄〉一直到〈乡村教师〉，也触及了二二八事件。对了，我就觉得，你跟陈映真两个人，小说死亡率最高啊，人物动不动就自杀，像〈芝加哥之死〉里的吴汉魂，那种暗示太强烈了。你们两个人又同样都是1937年出生的，非常巧合。
白：我个人的感觉是，那时候，在台湾不大觉得，可是出去以后一看，1949年在大陆的中华民国亡掉了，突然间就好像有一股失落感。当然没出去以前，也知道，但是暗暗的，没那么明确，冲击也没那么大；到了外面去才真正觉得一个世界真正翻掉了。像我在纽约，对于历史的那些感受，突然就觉得很彷徨。
陈：在《台北人》里面，我看了觉得最有感觉的几篇，其中之一就是〈冬夜〉，那篇实在是太反讽了。一个在海外想回来，一个在台大的教授想出去。另外一篇，应该就是你在文学艺术最大的突破，《游园惊梦》。这篇有声有色，尤其你用力很深，色彩特别丰富。恐怕《台北人》所有的技巧、所有的精华，都在那篇出现了。
白：我写《台北人》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在外面看了很多报导、外国记者偷偷拍的照片，看到红卫兵拿一些上千年的雕塑“砰”一捶，我就想：完了，中华文明完蛋了。而且你别忘了，那有十年，一年复一年这样，你讲到〈冬夜〉，那时候整个中国的知识份子的处境，我想真的是“冬夜”吧。那时候在台湾的大学教书，也是很沉闷的，言论不自由，薪水低，环境糟，所以我想那时候也是很失落的。至于说国外的那些人，也有他们另外的一种失落。
《游园惊梦》那篇东西有点特殊，我从头到尾改写了五次，前面感觉风格都不对，好像抓不住那种回忆的节奏，后来才觉得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还有昆曲的节奏也给了我一些灵感。我在写的时候，还拿梅兰芳的片子来听，听他唱的《游园惊梦》。我是在台湾买到女王唱片出的，橙红色的，我把它带到美国去听。我想也因为写的是南京，才有那种民国气象的感情；如果背景是上海，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南京对我也特别，小时候去住过很短的时间，但是意义非凡，因为回南京的时候刚好是抗战胜利，所以举国欢腾。
“1983 年”及《孽子》
陈：我在文学史谈到1983年，就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一年。你1983年制作的昆曲演出；那一年，陈映真发表〈山路〉，李昂出版《杀夫》，原住民作家田雅各的〈拓拔斯．塔玛匹玛〉也入选83年的年度小说选。你的《孽子》也是这一年出版的，那时候还没解严呢。我想先问，《孽子》写了多久？
白：写了五、六年吧，七○年代中期左右开始的。最困难的在下半部，傅老爷子这个角色给我很大的困扰。虽然这群人是同性恋的孩子们，可是写完了以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主题还是“父子”：父辈跟子辈这两群人的冲突。“孽子”，当然是子辈背负了很多东西，但反过来讲，“父亲”也承受了同样的罪孽。想到这两种力量要怎么写，就让傅老爷子这个角色很难拿捏，所以我写了一次两次都不满意，下半部总共就写了三次吧。
陈：记得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就立刻震撼文坛。当时我在海外，也赶快请朋友寄来看。那时候就觉得，这本小说，还有〈山路〉，被写出来，代表台湾有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解严。我常常讲，台湾社会没有解严，是文学率先解严。
白：你这个观点要紧的。我想，台湾之所以跟大陆不一样，那就是因为台湾有文学作思想的前导。还好是国民党对文学不那么重视，跟大陆比起来算是控制不严，因此台湾有这个自由，文学才能领导了社会的潮流。
陈：所以我一直把1983年看得很重要。因为整个戒严体制是以儒家思想、党国体制、民族主义，来领导这个社会的文化。可是，使这样庞大的威权体制产生松动，却是从小小的文学想像开始的。这本小说出现，就代表那个体制已经出现缝隙了。其实国民党已经无法应付什么文学杂志，都在应付街头、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危险，文字最安全，但是统治者却没有想到文字、文学的影响，是最久远的。
“同志”在台湾一直是被污名化的，也是最边缘的族群，但却能被这样艺术的文字所写出来。用最美的东西去对抗最丑陋的权力，我觉得这是很漂亮的一个翻转。
白:《孽子》出来之后，慢慢就有朱天文、凌烟、邱妙津的小说，都得了百万大奖。而且当时同志的电影也出来了。所以“软实力”真的是从文学这里慢慢引导出来的。这样子起来，我觉得，渗透力也比较大。如果一开头是像社会运动，或法律，就会像前几天，马上“对立”就出来了，力道就被打下去了（按：指11 30在凯达格兰大道上以基督教教会主导的反多元成家活动）。但是艺术的力量就厉害了。
陈：艺术的力量就是心灵跟心灵的传播，这种传播是权力看不到的。每个阅读的人，见面的时候就会讨论，讨论就会形成思想运动、美学运动。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很多重要的文学，是把当代人文精神建立起来的基石。
白：在写那个小说的时候，心中一个想法就是：人生而平等。所以我写的不光是同志，而且是最低层、最沉沦、流落为妓的，但他们也是人，也有亲情的、爱情的渴求。这是在写的时候，我的立意，有这样的前提在。
陈：李青这个角色，老师有没有对号入座？
白：没有。还真是没有。完全是创造出来的。当然是见过几个人，综合起来的，不是单独哪一个人。像我知道有一个老兵的家庭，太太是台湾的姑娘，后来结婚，太太就跟著歌舞团跳舞去了，后来两个儿子去找她。《台北人》里演歌仔戏的，灵感也是从这里来，诸如此类的。我也是无意识间地写了那些军眷的生活，真实的情境。现在回头看，那时候也真的很多这种事情，这种大陆来的老兵，也许结过婚，也许没结婚的，娶了贫穷家庭的年轻台湾姑娘，又因为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也不同，所以很多问题。这个好像也无形中写出台湾的寓言：最潦倒的老兵、最落魄的台湾女孩，可以说外省人的悲哀、本省人的悲情。
同志在台湾
白：其实台湾对同志文学或是同志运动的接受，还是相当和平的。不要说亚洲，连美国都是很，像李安《断背山》里拍的，在州还真的有同志大学生被打死。美国还是有那种三党、极右的意识。但是美国的同志运动也是澎湃得不得了，每一州都去“抢”那个婚姻法。
陈：我看老师这样一路写来，从《台北人》、《孽子》，到《树犹如此》，尤其后来为爱滋病患讲的那些话，是很感动的。一个小说家，不仅仅在写自己生命的故事，在谈到情人的时候，也写出这么动人的文章，但你又进一步去关怀社会。你从个人的感情扩充到社会，这是很大的突破。
白：讲到爱滋，因为我住在加州，爱滋病就是从洛杉矶、旧金山开始的，因为这边同志的最大，也开始被误会说同志跟爱滋好像划上等号。后来我问了何大一，为什么同志的感染者这么多，他回答是因为病毒登陆的时候刚好先到同志社群，所以“先入为主”，像非洲的爱滋就是从异性恋开始的。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年轻人，得了爱滋，突然间就被带走了，而且发病时的样子太恐怖了。我那时就想，有一天，台湾也会来的。美国这边因为死了很多人，所以医学界全都起来了，名人也都站出来宣导用保险套；但是我看台湾这边，好像浑然不觉。8 年是台湾第一个病例，到现在这病已经不得了了。那个时候我就讲说一定要教育、一定要防。大陆那个爱滋也不得了，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正视，以后还要更厉害。我亲眼看到那个灾难的可怕，希望台湾不要步入美国的后尘。这边的教育远远不够，像鸡尾酒疗法发明救了很多人，但也让很多人误解已经有救了。
陈：这次你回来，刚好遇到台湾的同志运动。我当然是站在同志这边的，我觉得台湾社会要过这一关，才会到达真正的民主。像基督徒也忘记基督教当初来东方受到多少迫害，却没办法理解现在同志被迫害，还想要来审判他们，这一点我没办法理解。他们借用圣经来审判同样在地球上的其他人，其实那是在代言上帝的角色。
白：这个我想，主要还是在于不了解，要经过了解、理解，才可能谅解。不了解就有各种的污名。我一直觉得，看人类史，从古到今，同性恋一直都存在的，不因为种族、语言、文化、宗教而有任何差异，而且现代的医学证明可能就是天生的。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话，那就是人性的一部份，既然是人性的一部份，就得去承认。我想现在全世界的同志们争取婚姻的权利，也是要社会承认他们的人性，他们也有“家”的需要。
《孽子》明年二月七日开始要演成舞台剧，我想这本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这群人，很渴望要一个家，抽象的跟实在的家，能给他一种栖息与灵魂上的安抚。同志没有家的话，就永远在居无定所的飘零状态。当然有了家，一定跟异性恋一样有很多家的问题，但他们要的就是家的庇护。
BOX
倾心昆曲缘由
演完了舞台剧《游园惊梦》之后，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对昆曲的认识、第一次接触，是从舞台剧来的。也是因为卢燕演得好，入木三分。
其实我在弄《青春版牡丹亭》之前，已经制作过两次，就是卢燕演出后第二年，1983年，我作制作人，弄了《牡丹亭》的两折，是徐露跟高蕙兰演的，那时候已经加上现代的设计了，在国父纪念馆演了两天，也很成功，是这样一步一步给我信心。后来1992年，我又把“上昆”的华文漪请回来，在国家戏剧院演了一天的《牡丹亭》。所以《青春版牡丹亭》也不是偶然的。我自己很喜欢昆曲，我认为它是中国表演艺术里，美学境界最高的；它是有点集大成地，把文学、抒情诗、音乐、舞蹈，还有继承元杂剧的戏剧，合成的东西。它渐渐式微，对中国文化来说太可惜了。我觉得那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损失之一。
回头讲一件事。那时候我们《游园惊梦》，刚开始是不准演的，说我“影射高层”。我们票都卖光了，但不批准下来。我只好一路到他们党啊、政啊，最后是见了王升，直接拿剧本给他，请教这个剧本有什么问题，后来才通过。
我想他们本来就不喜欢《台北人》，常常军中开文艺批斗大会，就说我“隔海同唱”。因为那时候不准讲悲观啊，或我提〈国葬〉那些比较敏感的东西。所以演《游园惊梦》，我想也算是一个突破。
BOX
父亲与民国
我写《父亲与民国》，是十几年前就开始有这个心。因为关于我父亲的历史，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受了很多遮蔽、掩盖。例如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说他“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但其实他第一时间派了十二万人，是半路被俘虏。最后是因为战败了，总要找一个人担责任。大陆那边有他老部下程思远写的《白崇禧传》，但因为要符合共产党的主流，归因到国民党内斗，所以他也是那么写。后来我想不能靠别人，只有自己搜集史料，自己出来写。
另外二二八事件时，我父亲来台湾十六天宣慰，要发布命令，禁止滥杀、公开审判，过程还有点被陈仪抵制。我就访问过当时被这道命令救了一命的人，他现在还活著。我父亲其实来台湾之前就得到很多情报了，像邱逢甲的儿子邱念台就是我父亲请来的，来台湾以后他也私底下见过林献堂等人。国民党对我父亲这些作为，都绝口不提。所以我还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以后还想写成一本书。
我父亲在台湾十几年处境艰难，跟蒋有很多恩怨情仇，实在是伴君如伴虎。蒋重用他，却又不信任他，因为他不是黄埔子弟，而是桂系，所以打仗，打胜、打败，都不行。至于我跟父亲的关系，虽然我知道他对我很器重，也对我比较宽容，没讲过重话；可我们也不是那么亲密。我晓得我们个性不一样，直到现在替他作传，我才愈来愈了解他。
（盛浩偉，1988年生，目前就讀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小說首獎、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等，作品曾入選《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 ）
联合文学
Author: 盛浩伟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曹雪芹“写人”的二纲八目与痴、常二谛、三象合一
星期三 三月 19, 2014 1:58 pm
内容提要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人的艺术宗旨和手法可以归结为二纲八目。二纲是写真人写活人和写诗人写哲人。八目是：意境人物，召唤结构和鸿蒙性格，镜像影射和隐喻模型，补遗法，积墨法，叠曲法，槛内的世人和槛外的畸人，演大荒和证情。这二纲八目的核心是痴、 常二谛和具象、 意象、 抽象的三象合一。文章中并将八目的内容和西方的一些经典文艺理论如典型形象、冰山理论等做了同异比较。
关键词 曹雪芹； 写人； 二纲八目； 意境人物； 痴常二谛； 三象合一
自从西学东渐，文艺理论术语，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如小说写人物，曰“塑造人物形象”。上个世纪80年代，周汝昌先生就在给笔者的信函中，对此表示大为不满，建议今后写文章，只说“写人”而不说“塑造形象”。周老的意思，“写人”者，是写活生生的人，“塑造形象”者，用外物“造型”，非活物也。
过去又有一种常论，说只有评论分析小说人物一类，才是“红内学”，乃正派文学研究；而考证版本和作者一类，是脱离了“文本”的“红外学”，乃野狐外道。可是另一方面，又以版本、作者考证为真“有学问”的正宗学术，而论述小说思想、艺术和人物者是“非学术”（至多是“浅学术”）、“没学问”，不过是“文艺评论”——言外之意是没有学术含量，谁也会诌两句的东西。真是以其昏昏，而作使人昭昭状，胡缠乱搅，自己都没弄明白，还要强作解人。
其实，文献考据，思想义理，文采辞章，是三位一体的，互相关联的，在《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中，更是水乳交融，不可生硬分剖割裂。而中西古今的文化，也应互相借鉴参照，只是要用得恰当，无论洋为中用或古为今用，最关节处在把握“火候”和“分寸”。
中西文化的“大势”，乃西人长于逻辑，因而多“概念”、“理论”等“体系化”衍生物；东土优在感悟，故电光火石灵机熠耀，零珠断锦碎金银散漫无稽而华彩八面。自“五四”以来，西方的理论思潮不断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和文学艺术界轮番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文艺的研究评论也如走马灯一般变换着说法和术语。但西方令人眼花缭乱的知识系统不断崩塌，再重建，再崩塌，正如钱钟书所说：“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读〈拉奥孔〉》）
不过，国人大多仍然比较崇尚“理论体系”，一项研究如果缺少了它，似乎还是未登大雅之堂。笔者研红有年，考证、论证、悟证“三才”并重，中西古典新潮兼采，不谦虚地说其内在的“理论体系”早已存在，独创的命名、概念也非付之阙如，但由于没有作有意识的总结梳理，理论形态的特征尚未突出标显，弄成几个浓缩概括的术语命题，“一揽子”的理论框架。本书主题，注目《红楼梦》的“小人物”，就借此发端，先在曹雪芹“写人”艺术方面标新领异（编辑注意：标新领异也是古人用过的，不要改“标新立异”），构建“体系”。这不仅是让钟情于“理论体系”的读者得到满足（开句玩笑：这一套我也会玩），对更清晰地理解曹雪芹，把握《红楼梦》，也的确还有一些实际作用。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人”，曰二纲八目，曰痴、常二谛，曰三象合一。
先说“二纲八目”。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和第二回，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段，揭示了全书写人的两个纲领。而我们通过研究归纳，又可以分出八个细目。
第一个纲领是写真人写活人。这是第一回通过补天顽石和空空道人的问答对话而宣布的：“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拉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亲睹亲闻”、“追踪蹑迹”、“真传”的人，当然是真人，是活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灵魂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不是按照“野史”的“熟套”胡编乱造也就是“穿凿”出来的“形象”。
对此一特点，先贤们早已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久矣。各种西方术语也都耳熟能详，诸如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写真实一类，曾经布满了评红的大小论文、随笔、文章。最实在也最经典的，还是鲁迅先生的两段话：“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史略》）“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即后来的“的”——引者）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 ，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胡适也说过类似的意思：“《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红楼梦考证》）此后的一些“发展”和推衍，则多囿于相关理论教条，往往从概念到概念，表面上头头是道，实际上肤浅皮毛弯弯绕，似是而非，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表面真实与本质真实，等等，玩弄着概念游戏，离探骊珠远矣，到了末流，就出来“三突出”的“高大全”了。
曹雪芹的“写真人写活人”更有特别的含义，就是它不仅仅是写作技巧上的“写真实”，更非“典型观”规范下的“本质真实”，而更强调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他们的故事，也大多来自生活中的真事实情，虽然有某些“艺术加工”，却大多“亲睹亲闻”，可以“追踪蹑迹”，这是“家族史”、“自传说”等红学的合理内核。这与“虚构”为主要含义的西方“小说”定义下之“典型形象”颇异其趣。对《红楼梦》“写真人真事”这一刻骨铭心的特点，囿于“典型”观的批评者们往往领悟得不够深刻，因为他们常囿于现实主义传统教条的强大惯性力量，不懂得某些“不典型”的异质生活真实，能造成读者阅读经验的部分失败而带来异样的真实而又新鲜的审美感受。当然，由此引申出来的红学中的“生活原型研究”与“艺术形象虚构”的交叉纠缠也就歧义纷呈，蔚为大观。
第二个纲领是写诗人写哲人。这是第二回通过 “正邪二气所赋之人”的长篇大论而揭示的。儒家士子贾雨村对古董商人冷子兴大发宏论：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戾，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戾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忽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则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癖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亦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相同之人也。
这里列出了三类人的名单，大仁一串，大恶一串，是按照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作定位，而第三类，所谓“正邪二气所赋”之人，我在《红楼梦探佚》等著作中论述过多次，就是具有诗人哲人艺术家气质的那种人，其核心特点是把“情”放在至高的地位，同时多才多艺。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三个皇帝最说明问题，他们在政治上或是亡国之君，或有严重过错，但都是杰出的艺术家，是所谓情痴情种。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乃至蒋玉菡、柳湘莲、卫若兰、冯紫英和水溶，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曹雪芹这两个“写人”的纲领，规定了我们对《红楼梦》中人物的领悟理解，“大人物”如此，“小人物”同样如此。当然，艺术不是科学，不能那样机械刻板地“一分为二”两刀切，而有许多交叉、混融、变化等，要具体人物具体对待。如前所述，大体来说，“薄命司”中“册子”里的正、副、又副十二钗，以及贾宝玉和他的“同”友们，是正邪二气所赋之人，而贾赦等贾府的成年男人和那些老婆子、成年仆役乃至官僚、太监等，身上的“邪”气更多，有的甚至就成了“大恶”之人。“大仁”者在《红楼梦》中是虚拟的，并不存在，而更隐含的作意，是把“正邪二气所赋”提高到“大仁”的高度，用“新大仁”代替“旧大仁”。宝玉的“三王号”（绛洞花王、混世魔王、遮天大王）就是抗衡尧、舜等“圣王”的，黛玉的别号和湘云的名字用舜之二妃的典故，更是微妙的艺术暗示。
但不管是否“正邪两赋”，其“正”和“邪”的比例多少，每一个人都是真人、活人，真切切的，活泼泼的，生栩栩的，既是血肉之躯，也是灵魂。更重要的是，两个纲领互相渗透，彼此交叉，孕育出的红楼人，有许多和西方文学形象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味中国神。
那么，曹雪芹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手段，来实现这非凡的目的呢？这就是我们接着要讨论的“八目”。
第一目：意境人物和典型形象
小说写人的理论规范，长期以来是所谓“塑造典型形象”。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中一段话被奉为金科玉律：“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1] 而高尔基的某些创作经验谈则被当作具体展开：
当一个文学家在写他所熟悉的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时候，他或多或少都能创造出这一个人的成功的肖像，但这只是一个失掉了社会与教育意义的肖像而已，在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人和生活的认识上，它几乎是毫无用处的。
但是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2]
我于1985年写的《〈红楼梦〉里的“典型”和“类型”》[3] 中，追索了“典型”的理论演变历史，指出从曹雪芹原著到后四十回续书，整个人物系统，发生了从原著圆的典型到续书扁的类型的异变，原著“美恶并举”和“美丑泯绝”的高级艺术蜕变为续书人物性格单一和简单的通俗艺术，而归根结底，这是原著典型以“真”为核心和续书类型以“善”为核心两种美学系统的衍生物。
而在《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中，我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势和意识形态的演变，分析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自传”和“家史”色彩，使他在“写人”时与恩格斯、高尔基一脉传承下来的典型观不同，更多采用“专用一个人”而非“杂取种种人”（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之《“出关”的“关” 》）的方法，也就是更倾向于“个性”和“特殊”，而与主流的“典型观”存在距离。[4]
西方舶来品的“典型”理论并不能完全规范中华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曹雪芹和《红楼梦》，曹雪芹“写真人写活人”和“写诗人写哲人”的两大纲领，使他创造出了与西方“典型形象”不同的“意境人物”，完全可以上升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我早在1982年写出的《〈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空灵”与“结实”的奇观》中就提出了这个概念：“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人物，尤其是那些少男少女，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晋人风流的人格美。而这又是与‘虚实空灵为美’的民族审美意识相关的。与其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典型人物，不如说他是创造了意境人物!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5]
意境人物，这是一个新创的学术理论概念，本书对《红楼梦》的“小人物”标榜“诗性”，其渊源正出于此。我们看，不仅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人的丫头具有诗性，而且连贾母、王夫人的丫头，甚至连那些小厮、本家、社会关系，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也都或多或少闪动着诗意的光影。即使是李贵那样的大仆人，也会背诵“呦呦鹿鸣，荷叶浮萍”， 不识字的鸳鸯，骂人时也说“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这还只是表面的形迹，更本质的则是如周汝昌在《红楼艺术的魅力》中所总结的：“雪芹对自然景物，绝不肯多费笔墨，而于人物，主要也是以‘诗化’那人物的一切言词、行动、作为、感发等，作为首要的手段。”[6]
前面各章谈到的“小人物”，大多体现了这种特点。我们举过许多例子，无论丫头还是小厮，个个伶牙俐齿，人人口吐莲花，不管是说笑还是骂人，说事还是吵闹，都生动无比，口彩联翩，如兴儿演说荣国府，如柳嫂子和莲花儿斗嘴。本质上，其实都是“诗化”的言词——语言美化了生活。在行动作为上同样如此，比如莺儿在美好的春天编花篮，茗烟陪宝玉在清冷的早晨去水仙庵祭奠金钏，晴雯和麝月在如水的月夜互相耍逗，情境，情调，无不韵味悠悠，蕴含着浓郁的诗意。尽管这些丫头小厮大都识字不多甚至不识一字，根本不会作诗甚至也不知读诗。
诗与哲是近邻，有诗则必然有哲，虽然可能是一种比较朦胧含蓄混沌的哲学，一种“诗化哲学”。贾宝玉、林黛玉等具有强烈的“终极追问”倾向，早已是红学常识，其实就是那些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小人物”身上，曹雪芹同样用极微妙的艺术手法点染了哲的色彩。比如前面讲到小红与佳蕙的感慨：“千里搭长棚——没个不散的筵席”；比如晴雯的姑舅哥哥和嫂子分别象征着“食”和“欲”两种人天赋之“性”；比如麝月其人其名隐喻着“风月宝镜”，等等。
意境人物是从“写诗人写哲人”的大纲领所衍生。我曾这样追溯“意境人物”的文化源头：“或主或从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故事也无不围绕着一个‘情’字，这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是晋人风神的核心，也是庄子精神的核心——‘至人唯寂寞，庄周独多情’。归根结底，也就是‘结实空灵相结合为美’（编辑注意：“结实”是用的清人原话，不是错别字）里的‘结实’——‘真’与‘情’。《红楼梦》里的主角们都是‘情痴’、‘情种’，因为曹雪芹就是一个情痴、情种，因为阮籍、嵇康等晋人就是情痴、情种，因为他们的鼻祖庄周就是情痴、情种，因为由这些情种一气贯注下来的‘空灵与结实’的审美意识是以‘痴情’为最‘结实’的基础。”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空灵”与“结实”的奇观》）
其实，小说中的那两副对联，就是微妙的艺术概括：“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用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7]中的话说，前者是“屈原的缠绵悱恻”，后者是“庄子的超旷空灵”，而这正是中国意境美学的两大核心，一个是“情”——也就是“结实”；一个是“虚”——即“空灵”。这是《红楼梦》美学的根本大旨，也是曹雪芹“写人”的一大特色。
第二目：召唤结构和鸿蒙性格
我早已提出，独特的《红楼梦》具有独特的结构，就是召唤结构。这来源于下面的情况：一是《红楼梦》未完，前八十回是“断尾巴蜻蜓”，是“断臂维纳斯”，是“未完成交响乐”，二是前八十回有许多“草蛇灰线”，我规范为谐音法、谶语法、影射法、引文法和化用典故法。因为有第一项，就有未知世界的召唤，好像前面有扇似闭未闭的门，且里面光亮闪烁，灯影憧憧，诱人神往；又因为有第二项，就有响应召唤的可能性、可操作性，如发现了一张画着神秘符号的图纸，虽然影影绰绰，恍恍惚惚，却让大家跃跃欲试，人人想问津桃花源。
对召唤结构的回应是红学中的探佚学，早已从幼苗成长为大树，众所周知。这里重点说与召唤结构一脉同源异曲同工的《红楼梦》人物性格之鸿蒙结构。可分为两层说，第一层与探佚直接联系，由于小说止于前八十回，所有的人物其性格思想在未知的佚稿情节中将如何发展演变，本身就有探讨的空间。如脂批提示佚稿中有“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一回故事，其中薛宝钗“讽谏”贾宝玉时，二人的思想境界、性格灵魂是什么样子？和前八十回描写的情况有何同异？同样，王熙凤“知命”时的情、智等情况，以及相关的贾琏、平儿的情况，性格，思想，心理，关系……有何变化？如此等等。
第二层，则在于曹雪芹刻画人物思想性格的写法本身，就有一种鸿蒙特点，即他永远不十分明确地把人物的思想、心灵等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而调动形形色色的艺术手段，留下了含蓄朦胧的空白，让读者自己设身处地去体会。这也是一种“召唤”——读者必须凭自己的生命生活体验和文化审美素养等主动地去想象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告知。我早已说过，这造成了“接受美学”的一个奇迹，比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等要更加微妙而且有深度。王蒙先生曾发明了一个说法：心理迹象法，就是小说中写出许多人物心理活动的“迹象”，但仅仅是迹象，迹象背后的动机、喜怒、哀乐、善恶……都要靠读者自己去猜测、分析、理解和判断。而有一些好像很清楚明白的描写，其实又是所谓“狡狯之笔”，或者正话反说，或者意在言外，或者皮里阳求，或者春秋笔墨，等等，甚至似乎有意“误导”——其实就是考验读者的接受水平。
这就造成了许多红楼人物评论的公案。比如晴雯的被逐，是否由于花袭人的“告密”？宝钗对“金玉姻缘”在内心到底是什么态度和想法？她听到小红和坠儿在滴翠亭的私房话而使用“金蝉脱壳”之计，究竟有没有暗损黛玉的心理动机？当她听到宝玉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 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小说中只描写“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到底那“怔了”后面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内容，一个字没有，全靠读者自己去“填空”。
比起西方小说对人物细致具体的心理刻画，甚至深入人物潜意识、无意识等层次的心理分析，乃至意识流、变态心理等等写法，曹雪芹可谓以逸待劳而反意味无穷，真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东方神韵。这是东方太极与西方拳击的不同，曹雪芹出奇制胜的招数，全来自中国文化的山长水阔博大深微。
召唤结构与鸿蒙性格——这是曹雪芹的独家发明创造，如此概括则是笔者的“命名”。召唤结构是写意画，鸿蒙性格是朦胧诗，“知识产权”当仁不让，不用拾西方人的牙慧，也不必承受什么“影响的焦虑”，呵呵!
第三目：镜象影射和隐喻模型
西方最著名的一本文学理论著作，是美国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在20世纪一百部最重要的非小说书籍中，被排在第二十五位。此书提出了文学批评“作品”、“宇宙”、“作家”、“读者”四要素理论，阐释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变化和实际操作运用的利弊得失，几乎囊括了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点。而其对“镜”与“灯”两个比喻的追根溯源阐释探究，也很贴切。总的意思，镜喻是模仿，强调现实主义，“艺术犹如镜子”。 “在柏拉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学理论家一直喜欢求助于镜子来表明这种或那种艺术的本质。” “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一些有影响的批评家仍以镜子的本质来阐释模仿的概念。”[8] 而灯喻，则是“反映诗人的内心”，强调浪漫主义，“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他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认识论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批评家关于心灵在感知过程中的作用的流行看法。”[9] 镜是从外部去照，灯则是从内部发出光，一强调外——模仿，一突出内——心灵。
有趣的是，镜喻——风月宝镜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设置的一个巨大象征，而灯喻，虽然不像镜子那样明显、自觉和笼罩全书，也出现过，如贾惜春的灯谜是佛前海灯——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如晴雯的嫂子叫灯姑娘，前面谈到过。当然，18世纪中国古典作家笔下的镜与灯，与20世纪美国文艺理论家的理论范畴镜与灯，不能机械地比附，但其中也有值得探索的地方。曹雪芹与艾布拉姆斯都是人，都是文人，尽管存在巨大的时间、地域、历史文化的差异，有“非共性”，但也有“共性”的一面。
《红楼梦》里面的风月宝镜，正照是荣华富贵温柔旖旎，反照是没落衰败无情毁灭，小说中的贾家、史家等又和“生活原型”的曹家、李煦家等虚实互射。这还真能和艾布拉姆斯所追溯的镜子——模仿之西方文艺理论传统挂上钩，并非牵强附会。而《红楼梦》浓郁深厚的“诗性”本质和浪漫主义的“灯”喻，也可谓一脉相通。
具体到写作的艺术技巧，特别是写人，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做过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证。无论是谐音法，还是谶语法，是引文法，还是影射法，或者化用典故法，不都是如镜花水月一般虚虚实实而影形互照并动态转化吗？真实的名字元、迎、探、惜是实，谐音的“原应叹息”是虚，但四春的命运随着小说情节的演变而走向悲剧结局时，“原应叹息”就成了实，“元迎探惜”反而成了虚。当几岁的小女孩惜春开玩笑说要当尼姑是实，玩笑本身当然是虚，但她后来真的削发出家时，原来虚的玩笑话就变成了真实的谶语。晴为黛影，袭为钗副，芳官影射史湘云，写“小人物”却影射着“大人物”，虚实之间灵巧变幻。“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却引伏着后面的“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脂批），写此刻的袭人和平儿，实际却暗示未来的宝钗和凤姐，还涉及宝玉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与境俱迁因时而异。“潇湘妃子”用大舜二妃的典故，明面在写林黛玉，暗里却双关史湘云。表面上是在写怡红院的景点芭蕉叶和海棠花，实际上又在象征林黛玉和史湘云。这些例证的展开详见《红楼梦探佚》。
曹雪芹创造的镜象影射和隐喻模型，是不是和二百年后西方的理论范式“镜与灯”有一拼呢？其实，从审美的巧妙玲珑、曲折深邃和丰富立体来说，《红楼梦》的镜象影射和隐喻模型，更像20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其著作《千座高原》中标榜的新理论“块茎说”。“德勒兹等从共时的角度对书进行分类，把世界之书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书是根书（rootbook）。德勒兹对这一类型的书极为反感，认为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就是这类书的典型形象。”“第二种书是胚根系统（the radical-system），或叫簇生根（fascicular root），暂且把这种书就叫做胚根书。德勒兹等认为，乔伊斯的话语只是打碎了词语和语言的线性整体的簇生根，尼采的格言也只不过是破碎知识的线性整体。这种胚根系统并没有真的打破二元论。第三种书是块茎书（rhizome），是德勒兹等极力赞赏推荐的一种类型。”（林海鸥《德勒兹的‘块茎说’对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的挑战》[10]）
当然，块茎说仍然是西方文化和文论演变的产物，主要是“适应后现代社会、反映当代社会文化特质及人类心灵特质”的文艺理论，与二百年前中华文化的宁馨儿《红楼梦》不可生拉硬扯，但从其艺术形态的特征观照，曹雪芹创作的奇书《红楼梦》又的确具有块茎书的某些特点：“存在于敞开的天地里：可以和个人的、集体的、艺术的、科学的、边缘的、中心的、游牧的、国家的各种抽象机器相关联，组成各种迥异的黏性平面、社会舞台；块茎书是地图，拥有无数进口和出口，是打开的、多元的、无固定结构、无中心系统、无统一秩序的，是被外部限定的繁殖体：被抽象路线、逃亡路线或解域路线所限定，并据此改变性质，增加繁殖维度。它可以断裂，但也能重新开始，与其他繁殖体相关联而进一步扩展自身的生成和繁荣。而客观学说完全把作品作为一个封闭的自足体，以二元对立、以文本的內在结构规律及其发展逻辑作为存在方式，鲜活的世界被无情地拒之於門外。”（出处同前）大家看，这样的表述与《红楼梦》的镜象影射和隐喻模型是否相当接近呢？“草蛇灰线”的空筐结构，探佚的召唤结构，人物的鸿蒙结构，不也是“可以断裂，但也能重新开始”吗？不也“是地图，拥有无数的进口和出口”吗？而小說文本與生活原型的並不涇渭分明，而是常常彼此滲透，界限模糊不清，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正是与所谓“二元对立”的结构方式迥异，而让“鲜活的世界”与文本艺术保持了一种动态的结构吗？
第四目：补遗法和冰山理论
第二十六回写小红和佳蕙抱怨宝玉病痊后众下人所得赏赐不公平，连带说到一些在小说文本中并未正面描写的内容，有针对性的脂批曰：“你看他偏不写正文，偏有许多闲文——补遗。”这“补遗”二字，其实揭示了曹雪芹写人写事的一大艺术创造，我们就把它叫补遗法。周汝昌先生在《红楼艺术的魅力》中专辟一章《“补遗”与“横云断岭” 》，作了详细的举例论述。比如，佳蕙说她去潇湘馆送茶叶，正赶上贾母派人给黛玉送日用钱，黛玉正分给丫头们，就顺手抓了一把给她，这个情节和场景并没有在小说中写过，而是通过佳蕙的回忆“补”出来的。
补遗法最常见的形式，是人物谈话说出发生过但小说中从来没有提到的人和事。当然也有其他形式，如第三十七回贾探春给宝玉的信函中，感谢在自己生病时，宝玉亲自去看望，又派人送给探春新鲜荔枝和颜真卿的墨迹珍品。又如第六十三回宝玉过完生日后，发现在砚台下有一个帖子，一追问，小丫头四儿才告诉宝玉昨天妙玉派老嬷嬷送来了贺帖，自己压在砚台下的。
前面讲到各位“小人物”，其实经常涉及“补遗法”。例如：
凤姐和贾琏谈到在贾琏送林黛玉回苏州期间，薛姨妈为薛蟠摆酒请客，正式纳香菱为妾。
怡红院的丫头们闲谈玩笑，叙及秋纹跟随宝玉给贾母和王夫人送新折的鲜花插瓶，贾母赏了秋纹钱，王夫人赏了衣服。而此前袭人得到了王夫人赏赐的更高档的衣服。
贾宝玉在忠顺王府长史的逼迫追问下，供出蒋玉菡在紫檀堡买了房屋，实际上意味着宝玉常和蒋玉菡私相来往，而这在小说中却从来没有提及。
贾宝玉和柳湘莲谈天，柳湘莲告诉宝玉自己常到秦钟的坟墓上培土祭奠，补写出柳湘莲曾和秦钟交往。
贾探春代理家政时，和李纨、宝钗、平儿说自己在赖大家花园做客时，和赖家的女孩子们闲谈，了解到赖家花园的花木等都承包给人管理还得到收益。
这种“补遗法”既能扩大小说的容量内涵，却又不用太多的文字，不占篇幅，同时让读者感受到生活本身的气象万千，真实感极强。事实上我们即使安装上录像机，也不可能把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每个角落的人和事都毫无遗漏地复制下来，有所遗漏，不完整，留有空白，才更像真实生活本身。生活也才显得更有景深，多了一点魅力和神秘感，更具有生机和吸引力。
曹雪芹的这种艺术创新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相当先锋和前卫，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中说：“在一般文章、史传或小说中，也是常有追叙的部分，并不为奇；说评书的管这叫做‘倒插笔’，是‘插’者，即‘楔入’之义也。但是，雪芹的那种‘补遗’法却与俗套的不同——俗套的办法是笨法子：明截硬揭，即用‘看官有所不知，原来在此之先’，曾有如何如何之事情发生了……，云云。这样的追叙，是死笔，是下品——仅仅令人明白了此前有事，除此略无意味。雪芹那笔可不是这样，你看他，那简直活极了，似流水行云，毫无滞碍，‘行无所事’的一般，实则正是他的灵心慧性，锦心绣口，机杼独运的结果。像这样的‘补遗’，《红楼》随处可逢。比如宝玉平素的许多为人所不解的言谈、行径，常常不是用正叙死法展示于‘当前’，而是在‘补文’中闲闲透露——若无其事一般，却正是关键要害。”[11]
与“补遗”相关联，还有“横云断岭”，乃：“说到‘热闹中间’，读者亟待下文时，却横空‘插入’一个人、一句话、一声响……突然将上文截住了，——然而又不同于‘异峰突起’，人来了不一定压众，话来的不一定惊人，它起过‘断岭’作用后，即‘收拾’过去，大有‘重作轻抹’的意味。……大约雪芹不喜欢任何粗浅浮露，处处‘适可而止’，留下有馀不尽之音韵，也为更后的文章设下千里的伏脉。”[12]
某种意义上，曹雪芹的“补遗法”可以和西方的“冰山理论”相比较、媲美。
所谓冰山理论，首先是1895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与布罗伊尔合作发表《歇斯底里研究》中提出。这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一种形象表达，即认为人的心理分为超我、自我、本我三部分，超我多由道德判断、价值观等构成，本我是人的各种本能欲望，自我介于超我和本我之间，协调本我和超我，达到既不太违反社会道德约束又不要太压抑本能。与超我、自我、本我相对应，则对人的心理结构作划分，提出了人格的三我。人格就像海面上的冰山一样，露出来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即有意识的层面；剩下的绝大部分处于无意识中，正是这无意识的绝大部分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为，包括战争、法西斯，人跟人之间的恶劣的争斗，如此等等。
1932年，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在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把文学创作比做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13]）文学作品中，文字和形象是所谓“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则是所谓“八分之七”。前两者具体可见，后两者则寓于前两者之中。受这一“冰山理论”影响，往后的文学作品研究，多致力于揭示水下的“八分之七”，因为那是冰山的基础。基础明然后意义显。
一般认为，“冰山理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写作简约的艺术，即删掉小说中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以少胜多，象中国水墨画技巧，计白当黑，不要铺陈，不要八分之八，而只要八分之一。英国学者贝茨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认为，这种简约在语言上表现为删掉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解释、探讨，以及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剥下了19世纪末亨利·詹姆斯时代句子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华丽外衣，英语文学的乱毛被海明威收拾得干净利索。形容词过多是以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小说家带给英语文学的一大灾难。
海明威18岁就去打仗，打过仗当了美国一家报纸驻欧洲的记者，写文章和报道要用电报发送回国，语言必须简明，于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电报体风格”，极少用修饰语，极少用形容词。文学史上本来就有一类作家敌视形容词。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就有句名言：“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 只有名词是直抵事物本身，是直面、直接呈示事物，形容词多了反而遮蔽事物和内质。
其二，中国当代小说家马原认为，“冰山理论”更内在的质素可以概括为“经验省略”。他指出一些评论家把海明威的省略与传统的留空白理论等同起来，以为这是一种含蓄手法的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看法并不正确，至少不全面不准确。传统的省略方法类似于删节号的作用，它省略的是情味和韵致；而海明威省略的则是完全不同质的东西——实体经验。
曹雪芹的“补遗法”与“冰山理论”异曲同工，当然更有自己的特色。那些通过“补遗”而逗漏的故事是“冰山的八分之一”，而其余“冰山下的八分之七”需要读者自己去想象。同时，前面章节谈到的召唤结构和鸿蒙性格，镜象影射和隐喻模型，贾家、史家等的文学故事和曹家、李煦家等“生活原型”的虚实互渗，以及“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幽微隐约，八十回后佚稿内容的猜测探究等，全都诱惑着读者。各种历史索隐百年来延续不断，探佚、秦学等如火如荼，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不就是生动的表现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红楼梦》不是有“八分之七”而是有“九分之八”的“冰山”都隐而未露啊。
尽管曹雪芹比海明威早生了一百多年，应该说，比起海明威的“冰山”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留下的“冰山”更奇特壮观得多。是否也有马原所谓“实体经验”的省略呢？值得探究。有趣的是，第五回王熙凤的“册子”上就是画着“一片冰山，上有一只雌凤”——当然是用冰山象征贾府权势不牢靠，太阳出则冰山化，但如果我们郢书燕说另作他解，不也是别有意味吗？
第五目：积墨法和生活流
西方的小说，后来兴盛“意识流”，偏重于人物思想感情之无意识的也就是非理性的“流动”，比如突然产生了某种与当前所想所说所做毫无关系的想象、联想或回忆等。而此前的“写实主义”，则有一种“生活流”，当然是注意比较外在的人的生活如言谈、活动、交往之“流动”。所谓日子像水一样，点点滴滴，滔滔汩汩，来了又去了，人的思想、性格等，也与时俱进，日迁月化。
《红楼梦》很少明显的“意识流”描写，“生活流”则似乎颇茂盛。姚奠中老师在为拙著《石头记探佚》写的序言中就说：“我不喜欢《红楼梦》，尽管它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名著，原因是和巴金同志的《家》、《春》、《秋》一样，老是那些家庭琐屑……读下去总觉得有点气闷。”所谓让人感到“有点气闷”的“家庭琐屑”，就是常态的“生活流”。显然，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生活流”，更偏重于“琐屑”的也就是“一地鸡毛”的普通生活，而非指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神怪等。
用“生活流”写人，是《红楼梦》又一个大特色，但它又有别于《金瓶梅》“水银泻地”式的写法，而有着极为精致微妙的多种技巧。其中的一个妙法，是“积墨法”。
积墨法的名目，是周汝昌先生发明的，借用的是中国画的说法：“中国山水画用墨由淡而深、逐渐渍染的一种技法。北宋郭熙云：用淡墨六七而成深，即墨色滋润而不枯。元黄公望云：作画用墨最难，但先用淡墨积至可观，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故在生纸上生出许多滋润处。”（汉荣书局《艺术大辞典》）
周先生发挥说：“这是论山水画，真可谓‘墨分五色’，古人之精义如此。但那道理也不限画山水。我闻画家说人物衣饰的着色，也是此理：比如说仕女红裳蓝带，都不是简简单单涂上一层颜色的事，而是先用何色作底，后用何色递加，如此几道工序，而后那色彩厚润，迥与单薄之气味不同。我想，脂砚斋在评论笔法时，就提到过‘此画家三染法也’，应该就是同一意义了。这种笔法，‘框架’本来实在是个‘写意’的轮廓，只因他随着文情的进展，不断地一层层地‘积墨’与‘三染’，于是我们感受到的印象，已不再是‘粗线条’了，倒像他用笔十分之工细了。奥妙端的就在这里。”[14]
曹雪芹写人，如何“积墨”呢？就是一个人物上场，只有一个粗略的“亮相”，甚至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或“剪影”，继而在此后的断续露面中，不断地加“墨”加“染”，如此“积”少成多，“积”薄成厚，“积”单纯成复杂，那个人物的面貌、神情、性格、思想等，就越来越“圆”、越“凸”，越“立体”、“多层”、“多面”，越栩栩如生，而纤毫毕现而达成“千皴万染诸奇”了。这也就意味着，每一次每一个人物出现，都有新的风采展现，对其性格层次增加内容，不能有一字一句赘墨浮词。
不谈宝、黛、钗，也不说王熙凤或史湘云，只看前面各章中的“小人物”们，许多都是这样“活”起来的。我们回顾一下宝玉身边的麝月和茗烟。
麝月不像袭人和晴雯那样重要，但也非偶尔跑龙套就云深不知处的角色。对她的模样，思想，性情，作为，风格等，也是分多次“三染”的。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第五回宝玉在秦可卿卧室午睡，“只留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丫嬛为伴”，这只说明了麝月的身份是宝玉身边的四大丫鬟之一，而且排行老四，再无其他信息。到了第二十回，有一段宝玉给麝月篦头生动而详细的描写，麝月的性格表现为两个特点，一个是她理性自持，很懂事，风格和袭人相近，宝玉的感觉为“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另一个特点是她也颇具少女的温柔风情，让宝玉给自己篦头，还有和晴雯似乎“争宠”式的言行戏谑。这一段对麝月的描写同样也写了宝玉、袭人和晴雯的性格侧面，真可谓一笔而“四染”，每一“染”都恰到好处。
同时，我们也讲过，宝玉给麝月对着镜子篦头这个情节，还通过“麝月”和“镜子”的典故联系，暗示了麝月其人象征层面的意义。对麝月的这一“染”就不仅仅是“素描”，而还是暗中着色了。这一暗隐的意义又在第五十六回宝玉梦见甄宝玉，麝月谈论镜子的情节中再描一笔。
第五十八和第五十九回，在老婆子和小丫头的冲突中，都写了麝月的话语和表现，如她出面教训老婆子不懂规矩，给春燕使眼色让她奔宝玉寻求保护，这些情节把麝月的口才、心机又分别“染”了两次，而且再次和袭人、晴雯构成不同的对照。
抄检大观园事件中，王夫人对凤姐说：“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本（“本”加“忄”偏旁）本（“本”加“忄”偏旁）的到好”，这是通过王夫人的印象对麝月的一次“染”——她和袭人都比较老实本分。
脂批还提到佚稿中的麝月，所谓“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等，那当然也是对麝月的进一步“染”了。
当然，曹雪芹的艺术手段巧妙多方，不拘一格，如第六十三回写麝月抽花名签隐喻她的结局，甚至麝月不出场，也常通过诗句等暗“染”她一笔，如“窗明麝月开宫镜”等。具体论述我们前面都讲过了，这里回顾一下，以体会“积墨”之法。
再如宝玉的小厮茗烟，第九回闹书房“染”了他豪门少年仆人的跋扈，第十九回他和小丫头卍儿偷情“染”了他青春期的“情”与“淫”，而同回他引宝玉去袭人家“染”了他的乖巧周到，第二十三回他给宝玉找来小说戏曲唱本等“染”了他对宝玉的知音，第二十四回写他下棋“染”了他的玩乐，第二十六回他受薛蟠之托骗宝玉出来“染”了他的顽皮，第二十八回他与其他小厮随宝玉出门“染”了他的常态服务，第三十四回他告诉袭人宝玉挨打的原因“染”了他的忠诚，第四十三回“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又“染”了他的聪明伶俐和对宝玉的知情达意，第八十回“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中，则“染”了茗烟社会人情的练达。此外还有借宝钗的话透露出茗烟的母亲叫老叶妈，和莺儿的母亲走得近，暗示了莺儿和茗烟的某种关系，也是一种“染”。
通过这一笔笔的“积墨”，茗烟这个小厮就“立”了起来，他多层次的性格、心理、行为等得到了鲜活的呈现。这不是把“生活流”变得更加灵活自如而写人的卓越技巧吗？这种技巧不是西洋的重彩油画，而是中国绘画“写意”和“十八描”相结合的借鉴活用，仿佛敦煌画代表的重彩画，一个个小故事像一笔笔色彩，没骨法实际还是骨法用笔，表面无线条，而用色彩代线条，有远视觉也有近视觉，有物象也有意象，达成了既摹实又传神的生命的凹凸感。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还提到一种主角和配角、大人物和小人物、全局和局部互为“主”和“配”、“大”和“小”、“全”和“局”的艺术手法，也是曹雪芹的一大绝技。如在写贾政因不满宝玉而训斥李贵的那一段情节中，李贵这个“配角”、“小人物”就在“局部”的场景中成了“主角”、“大人物”，而贾宝玉反而成了衬托他的“配角”。再如“红楼二尤”和她们的故事，在小说“全局”中，无疑是“配角”和“小人物”，但在第六十四到第六十九回的“局部”中，她们又无疑是“主角”和“大人物”。曹雪芹正是通过这样的灵活灵巧的艺术，使《红楼梦》包罗万象气势万千，众多的大小人物都各显神通各具面目各得其所。我们这本专谈“小人物”的书也才有话可说而且话题多多。
其实，这在回目中就可察知端倪，大家看有多少“小人物”上了回目成了“主角” !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张太医论病细穷源”，“贾天祥正照风月鉴”，“情切切良宵花解语”，“贤袭人娇嗔箴宝玉”，“醉金刚轻财尚义侠，痴儿女遗帕惹相思”，“蒋玉菡情赠茜香罗”，“龄官画蔷痴及局外”，“含耻辱情烈死金钏”，“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村姥姥是信口开合”，“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喜出望外平儿理妆”，“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雀金裘”，“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杏子阴假凤泣虚凰”，“判冤决狱平儿情权”，“鸳鸯女无意遇鸳鸯”，“来旺妇倚势霸成亲”，“痴丫头误拾绣春囊”，“俏丫嬛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广义上，这种“小人物”在“局部”扮演“主角”而充实“全局”的艺术，也是“积墨法”和“生活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积墨与生活流，意味着与时俱进的动态，这也使《红楼梦》人物并非一出场就“定型”无变化，所谓“类型化典型”。红楼人物的性格、思想，人与人的关系，都在与时推移而悄悄变异，只是实在艺术性太高，读者几乎感觉不到变化而已。当然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主角人物身上。如第三十二回宝玉向黛玉“诉肺腑”后，宝黛由过去“因爱生嗔”的小儿女之情恋，成熟为真正的“知己”至爱；第三十六回宝玉“情悟”后，心理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第四十二回宝钗和黛玉消除隔阂而结为“金兰契”；二尤故事之后王熙凤和宁国府的关系从热络变为冷漠。
即使某些出场并不多的次要人物，有时也微妙地表现出思想性格的成长变迁。如第一回的贾雨村，对甄士隐的慷慨相助只是“略谢一语，并不介意”，是一个狂傲的青年落魄书生；而到了第三回，林如海为贾雨村给贾政写荐书，贾雨村则“一面打躬，谢不释口”，已经是经历过宦海风波的世故猾吏了；再到后来，从“乱判葫芦案”、流放葫芦僧到陷害石呆子，更成了一个由作小恶到作大恶更进而无恶不作的大蠹。贾雨村的“变脸”，正体现了积墨法和生活流的活用妙用。
第六目：叠曲和复调
苏联的巴赫金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发明了“复调小说”的理论。其要旨是：借用复调（polyphony）这个音乐术语，喻指陀氏小说人物的艺术特色，即欧洲18世纪广泛运用复调音乐体裁，与传统的和弦及十二音律音乐不同，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如经文曲、赋格曲与复调幻想曲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世界的完整统一，不可以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正如音乐中的复调也不可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一样”。
这样说也许更清楚易懂：巴赫金的理论强调了复调小说的三个方面：第一，复调小说的人物不只是作者描写的客体或对象，他不仅仅是作者思想观念的直接表现者，同时也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第二，复调小说中并不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小说不是按照这种统一意识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而是展现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第三，复调小说作者不支配一切，作品中的人物和作者都作为具有同等价值的一方参加对方。复调小说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种声音组成。总而言之，在复调小说中小说人物和作者的地位是平等的，陀氏小说的不同人物及其命运，并非在作者陀氏统一的意识支配下一层一层展开，这些人物都有独立的意识，他们互相之间，同时也和作者平等地争论、对话、交锋。
当这种理论刚引进中国国内时，一些论者“他山之石，借以攻玉”，说鲁迅的小说也有复调，甚至说《三国演义》、《红楼梦》也是复调小说，其实还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托，并将其“深化”的思路，所谓现实主义无所不包，与复调理论的原意存在距离。
根据巴赫金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点，一是对话的创作原则，二是对话的创作手法。第一点强调艺术思维的重心从传统的作者“仰视”或者“俯视”小说人物，转变为作者“平视”小说人物。
用巴赫金的术语讲，“仰视”是“主人公控制作者”，“俯视”则是“作者控制主人公”，用加拿大学者弗莱（N.Frey）的原型批评术语，则前者意味着小说人物在类别、程度和所处环境上均高于我们普通人，后者则是他们在体力和智力上都不如我们普通人。“平视”则是作者的声音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小说人物的声音，它们是“价值相当”、“地位平等”的。
作者想要对小说人物采取“平视”的立场，一方面需要选择“思想家”式的人作为主人公，另一方面在刻画主人公时，需要把创作的焦点放在主人公如何看待世界和自己上。
对话创作手法则是就语言层面而言，换句话说，对话原则的实现需要借助各种类型的双声语。对复调小说创作来说，对话的创作原则和对话的创作手法，两者缺一不可。对话的原则决定对话的手法，有双声语的作品不一定是复调小说，但没有双声语，复调小说也就成了单纯的思想议论。
所谓双声语，即复调小说的对话不仅体现在人物对话，而且向内部深入，渗透到语言当中，使语言具有双重指向，形成双声语，也就是说，双声语是语言对话形式的体现。这种语言的特点是具有双重的语义指向，含有两种声音。巴赫金指出：“这里的语言具有双重的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这一点同一般的语言是一致的），又针对另一个语言（即他人的话语）而发。”（巴赫金《诗学与访谈》[15]）具有双重指向的话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人语言的态度”，没有两种声音，没有两个互相争论的声音，就无法形成双声语。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语言异常纷繁，但其中占明显优势的是具有不同指向的双声语。
有的评论把多线索、多结构、多人物对话、多空间的立体交叉，都统称为“复调”、“复调小说”或“复调结构”，并不符合复调的特定含义。复调小说后来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中进一步发展。暨南大学李凤亮撰有《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米兰·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动因》[16]，谈到米兰·昆德拉复调小说的特点，并对“复调小说”的含义做了解释。李凤亮从文体分类学上把复调小说分为小说文体的复调、叙述视角的复调、情感空间的复调和时空观念的复调。他认为，小说文体的复调、叙述视角的复调属于形式范畴，是显性层次的复调；而情感空间的复调和时空观念的复调属于内容范畴，是隐性层次的复调。显与隐的交织融合构成表里统一、互动互促的复调景观。
小说文体的复调，称为“多声部”，即在小说文体中，引进其他文体，如诗歌、戏剧、哲学，甚至包括应用性文体，“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着同一个声音”。这一点，倒真可以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文备众体”互相比较。《红楼梦》是“百科全书”的说法早已众口一词，论证《红楼梦》中广泛化用了史传、诗词、戏曲、园林等众多门类的知识和技巧，也有人从反面质疑，如对《红楼梦》中似乎有太多的诗词感到困惑。这其实和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有关，从先秦的《左传》诸子到汉代的《史记》《汉书》，从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到唐人的传奇，从宋元的平话到明情的戏曲和章回小说，中国的小说本来就是驳杂多端，营养丰富的。在早期，人们认为这是小说文体的“不成熟”，但从另一视角，不也就是文体的“复调”吗？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叙述视角的复调，后来衍生为内容更丰富的“叙事学”，《红楼梦》同样不需要牵强附会，就能获得佐证。《红楼梦》本名《石头记》，就是“石头”作为贾宝玉的“随行记者”记录下各种见闻，又通过空空道人抄录下来“问世传奇”，再由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因此小说的叙述视角不是单一的，而成为“复调”，造成叙述的奇观，连书名都有好几个。《红楼梦探佚》等著作有具体详细的论述。
那么情感空间和时空观念之“隐性层次”的复调呢？前面我们谈到不少曹雪芹写人的特点，其鸿蒙性格和召唤结构，补遗法和镜象隐喻等，的确使人物的情感空间成为复调，也就是红楼人物性格之谜。至于时空观念，由于有了太虚幻境的设置，大观园是其人间的投影，以及仙境中的可卿和人间的秦可卿一而二二而一，还有“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 的假语村言，再加上人物年龄的似乎“时大时小”，如果从复调的视角观照，也能获得新的理解。
把米兰·昆德拉的复调小说特点和曹雪芹的写作艺术相比较，还真有不少一脉相通的地方，并非用外国的概念硬套中国的经典。作为作家，王蒙先生有这样的体会：“这部书就呈现出一种我所说的伟大的混沌状态，是现实主义又不是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又不是浪漫主义，是幻化的又不是幻化的，是正剧又不是正剧，是游戏又不是游戏，什么成分都有。曹雪芹那个时候文艺理论并不发达，他也不知道现在的这么多名词儿，这主义那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新潮派，新小说派……，他没有受到这些分类学的分割，只是把他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感受浑然一体地表现出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这恰恰是作者的优越处。……他没有受过训练，没有被已有的文化的信号把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心灵都全都填得实实的，恰恰是他的一个优点。”[17]
曹雪芹“伟大的混沌”的艺术，使《红楼梦》与各种西方的艺术经验和理论思潮不尽合但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我们把“红”和“西”作比较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立场。不尽合，所以不生搬硬套；有相通，也不回避谈论异同。
曹雪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贾宝玉，与巴赫金所谓“双声语”即“具有双重的语义指向，含有两种声音”有某些类似处，也有某些不同处。过去对贾宝玉思想性格的分析，往往用“正话反说”、“明贬实褒”等说法，其实，“似傻如狂”和“行为偏僻性乖张”等贬语和隐含的“赞美叛逆”还真不那么简单，而确有些像“双声语”，而且这种“双声”是表现得那样水乳交融，天衣无缝，以至于让后世的读者甚至感到迷惑恍惚。
王蒙这样谈对宝玉的感觉：“贾宝玉也是‘窝里横’吗？”“贾宝玉的性格特点是：非责任非使命非献身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非文化非社会非进取的性灵主义，天真的审美喜悦式的泛爱论与唯情论，充满了对死亡、分离、衰老等的预感、恐惧与逃避的颓废主义，善良、软弱、又对一切无能为力的消极的人生态度。”“宝玉也非全然不谙世故。” “似乎是，把宝玉说成封建社会的叛逆，评价太高了。”“作为‘纨绔’‘膏粱’‘富贵闲人’，贾宝玉的基本表现、言行记录、档案材料（如果我们为他建立一个档案的话）并未超出正在没落的贵族公子哥儿的范畴。” “贾宝玉是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与文化的产物，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入世的人。”“贾宝玉不是一个思想的形象概念的形象而是一个感情的形象心灵的形象。用思想概念追踪解说评议感情与心灵，十分不易。形象大于思想乎？这也要看是怎样的思想与怎样的形象。”[18]
不过，如前所述，复调小说往往选择“思想家”式的人作为主人公，又把创作的焦点放在主人公如何看待世界和自己上。这种特点在贾宝玉身上其实有所体现，只是其“思想的形象概念的形象”表现得太艺术了，太玲珑剔透了无痕迹了，以至于我们一般感觉不到而已。他听到林黛玉吟唱《葬花词》，或者看到杏花落了结出小杏来，都会兴起一连串的联想和感伤，所谓“一而二，儿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可知，逃大造，出尘网”。宝玉为代表的“正邪二气所赋之人”，其本质是“诗人哲学家”，笔者早有论述，这其实与复调小说以“思想家”为主人公的特点灵犀暗通。
“正邪两赋之人”代表的宝玉，他的“双声”，更表现为曹雪芹又用独特微妙的艺术手段赋予他“三王号”，实际上把他抬高到与尧舜和孔孟等“圣人” 同样的高度。用周汝昌、李辰冬、宋淇、刘再复等人的说法，贾宝玉实际上又被写成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一样的“救世主”。这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有某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比陀氏人物那种思想和概念传声筒式的“复调性格”更为含蓄蕴藉。
宋淇《红楼梦识要》中曾这样评说宝玉：“把女儿们一视同仁和把黛玉看作‘真爱’的对象又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而且表面上无法自圆其说。如何克服这个矛盾，使读者信服，认为宝玉这样做是对的，合乎情理的，是《红楼梦》艺术上又一个伟大的胜利。”“贾宝玉是最凸出的人物，理由很简单，因为《红楼梦》克服了各方面的矛盾，创造出这样一个无古无今的人物——一个男人，而同时却又是诸艳之冠。这样一个人绝非19世纪西欧诸大家——如狄更斯、巴尔扎克，甚至托尔斯泰等写实主义大师所能创造出来的。”[19] 同样，这样的艺术境界也非陀氏笔下的人物可简单类比。
“双声”还表现在小说中众多的其他人物身上，他们每一个人的言与行，思想，信仰，追求，风格，都有自己的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在互相“对话”，有的是公开的“对话”，有的是潜在的“对话”。他们作为整体，又和贾宝玉在“对话”，如前面章节谈到的兴儿演说荣国府，其中对宝玉的评论，不就和第二回贾雨村“正邪两赋”的论说，实际上构成了尖锐的“对话”吗？钗和黛的优劣，是钗黛合一还是钗黛势不两立？她们在薄命司的“册子”里，又为何共一幅册页？不是已经引起了二百年的争论和“对话”吗？作者曹雪芹，不也在和书中的薛宝钗和林黛玉“对话”吗？
对曹雪芹这种写人的艺术，用“复调”这样的外来语可以说明一些东西，但又不能完全彻底地说明。倒不妨用一个中华传统的词：叠曲。曹雪芹的红楼人物，是笙箫笛琵琶胡琴铙鼓的合奏叠曲，是“黄钟宫”、“大石调”、“南吕一枝花”的叠曲，其性格在“实”的后面、里面有“韵”，而且不仅一种韵，而是多韵重叠——如诸宫调，如阳关三叠五叠乃至多叠，曲终是否奏雅呢？叠曲——叠韵和复调都是用音乐比喻，但一是中华的古韵，一是西方的洋调。
而《红楼梦》还有另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所绝对没有而巴赫金与米兰·昆德拉也都未曾遭遇的“复调”，那就是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两种《红楼梦》”真假合璧所造成的最具有思考空间争辩空间鉴赏空间和拓衍余地探索余地发展余地的“复调”。（编辑注意：这里的长句子是有意为之，不要在当中加标点符号。）“两种《红楼梦》”的对话，造成了阅读《红楼梦》的多声部性，这种“隐性的复调”已经造成了环顾全球独一无二的“接受红学”。
我尽管力辨后四十回对前八十回的遮蔽和扭曲之“罪与罚”，但也从不否认后四十回续书有它本身的价值，有其“成与功”，而它作为续貂的狗尾，也并非全是消极的，狗尾一摇也是风景，狗尾也有其用处，特别是貂狗之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中国二百年艺术、审美、思想、哲学、文化之最奇特的景观，而且还将与时俱进，永无完结。雅韵与俗调争鸣合奏共存于一个书名下，共存于小说中几乎所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同一名字下，因而也引起了后世永无断绝前赴后继的雅与俗奇与常的争鸣和“对话”，真是古今中外都旷世难逢的审美和思想之大观、奇观! 前面各章节“小人物”的鉴赏分析中也时有涉及。我甚至想，现在这样一个真假合璧的《红楼梦》，要比曹雪芹原稿全璧存世更有意义，因为真假合璧是更有“对话性”的“复调”。
第七目：槛内的世人和槛外的畸人
第六十三回贾宝玉得了妙玉自称“槛外人”拜帖，不知如何回复，去请教林黛玉，路遇邢岫烟。岫烟对宝玉说，妙玉喜欢庄子的文章，自称畸人，又喜欢宋代范成大“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两句诗，故又自号“槛外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谦自己乃世上扰扰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槛外之人，是自谓蹈于铁槛之外了，你如今只下槛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
槛外人，槛内人，畸人，世人，都是颇有内涵的艺术创造。事实上，槛外人、畸人，也就是“正邪二气所赋之人”；槛内人、世人，也就是“大仁”、“大恶”两类人。如果你说不对，贾雨村不说分明说宝玉是正邪两赋之人吗？他怎么又成了槛内人和世人呢？那你就是太不懂艺术的微妙玲珑了，我们也就无话可说。宝玉说妙玉之所以给自己下拜帖，“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方给我这帖子”，不就透露了“微言大义”吗？所谓“些微有知识的”，“知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诠解，而是指具有“形而上”、“终极意义”之类的思想胸怀境界，佛教就把大觉悟者称为“大善知识”。
事实上，《红楼梦》里的世界，就是槛内的世人和槛外的畸人在互相对照、对阵、对话。按说某些域外小说也不乏这样的格局，曹雪芹的特色是，他笔下槛内的世人身上往往也会闪烁一些“槛外”和“畸”的光影——也就是本书标目所谓“小人物”的“诗性”；而槛外的畸人，也并不能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否则他们就待在青埂峰和太虚幻境，不会下凡来“历劫”了。这也可以用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理论自圆其说：清洁的大观园有一股水流直通大观园以外的污浊世界，二者是“情既相逢必主淫”的。
这样，我们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贾宝玉和茗烟，林黛玉和晴雯、紫鹃、雪雁，薛宝钗和花袭人、黄金莺之间的“主仆”或“影射”关系，理解宝钗和黛玉“如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理解十二钗之内和之外的形象色色。
“槛外人”、“畸人”、“两赋人”能不能和域外小说中的“多余人”、“局外人”等类比呢？可以比，但非其“类”。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多余人”，有普希金同名小说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赫尔岑《谁之罪》里的别里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同名小说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中的奥勃洛摩夫等，他们大多是俄国贵族日趋没落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不满沙皇政体和农奴制度，不肯和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又缺乏理想，性格软弱，无所事事，甚至自暴自弃，成为社会中多余的人。
局外人是20世纪法国作家加缪同名小说中的文学形象，他叫莫索尔，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不能适应的畸零人，反映“存在是荒谬的”这样的人生理念。“局外人”的确代表了西方文学界文化界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抗议姿态。
应该说，18世纪中国作家曹雪芹笔下的“槛外人”、“畸人”，和19世纪俄国的“多余人”，20世纪法国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局外人”，是有其精神通约之处的。曹雪芹，俄国作家，法国作家，西方作家，尽管异地异时，但大家都是人，都是敏感的文学艺术人，都不满现实，都追求精神自由，都思索世界和人生的“终极意义”而不得其解，都把这些思索、情绪等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出来。
但“槛外人”、“畸人”和“多余人”、“局外人”又是不能简单地互相代替，也不能互相诠释的。因为中华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和欧美西方文化，其间又存在极大的差异，地域，时代，国情，历史，传统，文字……各具特点，绝不雷同。
特在何处？异在哪里？这就是每个读者的事了。如果我们“一揽子”都说清楚了，解决了，取消了“即时性和在场的言说”，不也就黯然失色索然无味了吗？当今全球“一体化”日烈，大家不是已经感到某种单调和恐慌，而又大张旗鼓弘扬起各民族各地域各传统的特色文化吗？
至于我们的《红楼梦》，我们的“槛外人”、“畸人”、“两赋人”，的确比他们的“多余人”和“局外人”更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味外之味”。中国人已经大体理解了“多余人”和“局外人”，但让老外理解《红楼梦》和“槛外人”、“畸人”、“两赋人”，那还“路曼曼其修远兮”（编辑注意：“曼曼”不要改“漫漫”），有待双方长期的努力呢。
第八目：演大荒和荒诞感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开首有一首七言律诗：“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第八回薛宝钗赏鉴贾宝玉的通灵玉，有一首从叙事人口吻所写对补天顽石——通灵玉的调侃性诗歌：“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假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其中“假皮囊”有的抄本作“臭皮囊”，周祜昌、周汝昌和周伦玲合校的《石头记会真》认为：“真假为对，若臭皮囊，便成俗文。”
曹雪芹《红楼梦》“演大荒”的思想情绪，这两首诗可以说画龙点睛。小说开头就用荒古的神话演义说：“当年女娲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旁有脂批针对性地注释：“荒唐也。”“无稽也。”荒唐无稽，是历经沧桑后的无奈，也是看破世情的从容。世界的没有凭藉，人生的虚妄无价值，时间的残酷，宇宙的洪荒，这其实是古往今来有情生命谁也逃不脱的困惑。当然，在曹雪芹这里，有其特定的内容，那就是由百年望族而一败涂地的家族盛衰兴亡和“三朝秘史”相纠葛的复杂遭遇，而孕育出来的“白骨如山”“悲喜千般”“古今一梦”的思结、感结、情结、心结。异化的历史，对有情的生命痛下杀手，人生真是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就是生命存在的大义吗？曹雪芹用他的如椽巨笔，抽筋入细又地负海涵地为这种无奈的“大义”给以根基，就是一个“情”字。
其实，这也是古今中外大略相差无几的情愫思致，只是随着时代地域民族和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而有宜古宜今宜中宜外的表现形式，基督之炼狱中的圣爱，佛佗之无常里的慈悲，孔孟之恓惶下的仁义，曹雪芹是艺术家，他写出贾宝玉之演大荒后的意淫，其余波所及，连众多的“小人物”也似有诗意微茫。
20世纪西方文学“现代派”中有荒诞一派独树一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轫于法国巴黎的荒诞戏剧，如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欧仁·尤涅斯库的《椅子》和《秃头歌女》，发展到小说领域，则有阿根廷博尔赫斯的小说等，此后的“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文学现象，也万变不离其宗，荒诞感浓得化不开，而荒诞之后缺少了温馨的皈依。
当三十多年前这些西方现代派文学刚刚传入中国大陆，方从封闭隔绝的迷信迷梦迷失中觉醒的中国人，初读之下都有一种“尝禁果”的振聋发聩感觉。但时过境迁，特别是商品化大潮把世俗审美趣味推向前台，信息网络时代使“平面化”阅读泛滥成灾之后，还有多少人能耐得住性子对这些西方现代派沉潜品味含英咀华呢？何况，它们深刻深暗如深渊，让芸芸众生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只有曹雪芹，只有《红楼梦》，让我们在“平面化”中还保留了一点“立体感”，在浅俗中还昭示一点深度，在“娱乐至死”的狂欢中还偶生“荒唐”和“荒诞”的醒意，而又并不绝望到想自戕自杀却留恋诗意栖居的魅力。“两种《红楼梦》”的“对话”和“交锋”，更使这种“立体”、“深度”和“醒意”变得不可回避，不容含糊，不得不直接面对，并对曹雪芹提示的“醒”后之精神寄托作深长思——“道不异情情即道”（周汝昌2010年9月20日新赋七律中句）。这种宗旨，渗透在《红楼梦》的“主角”身上，也体现在“配角”身上——“诗性”的“小人物”同样光芒闪烁。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演大荒”到“证情”的心路历程之痴（诗人、哲人）、常（真人、活人）二谛，衍化为具象、意象、抽象之三象合一的“七宝楼台”——《红楼梦》因此成了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家园。周汝昌曾写文章呼吁“还红学以‘学’”，其实，“还红学以‘思’”和“还红学以‘诗’”同样重要。学、思、诗，也就是考据、义理、辞章，也就是史、哲、文，也就是真、善、美，三者缺一不可，辩证互补。只有考证、论证、悟证“三才”俱备，才能不被如一圈圈无限扩展的环套式红学红评红潮所迷惑陷溺，才能感知曹雪芹的“全人”，获得《红楼梦》的“完美”，不致“盲人摸象”得其一隅而误为全象贻笑大方。鉴赏《红楼梦》的“小人物”，同样如此。
这里涉及到“痴”、“常”二谛与曹雪芹意中笔下“小人物”的独特内涵。其实，《红楼梦》开宗明义，就表达了对“小人物”的自标新意，与通常的理解不同。首先，女娲炼石补天共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下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剩下的这一块“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嗟，日夜悲号惭愧”，这不就是一种象征性的“小人物”之意结情结吗？这块被弃而不用的顽石是被“主流”所“弃”的“边缘人”（“边缘石” ），也就是被“大人物”的社会所摒弃而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
其次，这块顽石历劫完毕而记录下“石头记”，空空道人看了以后，对顽石说：“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忠大贤、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总（周校本注：“总”即今“纵”，全书多见）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这里的意思很明确，《红楼梦》里的主角——如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王熙凤等，根本不能跻身“大忠大贤”和“班姑、蔡女”之“大人物”行列，而是一些“小人物”，不过有点“小才微善”的“异样”而已。至于“副册”和“又副册”里的那些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小才微善”和“异样”呢？核心就是“或情或痴”——也就是“诗性”。这也就是我们所标举的痴、常二谛之理论框架。常——是“小人物”；“痴”——是具有“诗性”的“小人物”。因此，“痴、常二谛”和刘再复先生所说“《红楼梦》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就既有交叉，也有相异。刘先生和刘剑梅女士于2010年9月在美国对话，提出“以中观眼睛和中道智慧来阐释《红楼梦》”等观点言说（对话全文见“再复迷”网站），似乎以佛理释红的气息更浓一些。笔者所谓“常”与刘先生意中的“俗”存在差异，而笔者所谓“痴”与刘先生意中的“真”重叠之处更多。这种“同异”突出地表现在笔者与刘先生对“两种《红楼梦》”也就是后四十回续书的认识分歧。
在笔者看来，后四十回之“真、俗二谛”与曹雪芹的“痴、常二谛”并不能通约，特别是后四十回的“俗”谛从根本上丧失了“诗性”，与曹雪芹原著的“痴”谛是南辕北辙的。贾宝玉最后看破红尘随二仙飘然而去，就抛弃了“或情或痴”的根本宗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几乎所有人物之“同名异性”也是“痴”谛与“俗”谛扞格难入的体现，这也透露笔者意中的“痴”和刘先生意中的“真”有合也有分。在笔者看来，后四十回的情怀意向，其实就是曹雪芹意中的“小人物”回归到俗谛的“大人物”，贾宝玉中举人以“不枉天恩祖德”是如此，最后与二仙去成佛作祖也是如此。
这样，我们就能更理解“痴、常二谛与三象合一”的深刻内涵，它不仅体现在本书所讨论的红楼“小人物”身上，也涵盖本书未予论及的宝、黛、钗、湘、贾探春、王熙凤等“大人物”，因为大家都是“正邪二气所赋之人”，而非“俗谛”中的“大仁”和“大恶”之人。如前所述，在曹雪芹意中笔下，上述“大人物”其实也是“小人物”——当然是赋予了独特内涵和意义的小人物，《红楼梦》全书都是为“小人物”树碑立传，显示他们身上的宝色和光辉，这就是本书标题所突出的“小人物”之“诗性”。
2010年12月10于大连轶人居
（梁归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82——386页，人民出版社，1974。
[2] 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第6——7页，戈宝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
[3] 梁归智《红楼梦探佚》，第343——3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 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132——135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
[5] 梁归智《红楼梦探佚》，第28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 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第8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7] 宗白华《美学散步》，第6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8]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第44——45页，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9]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第81——82页，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0] 林海鸥《德勒兹的‘块茎说’对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的挑战》，北京，《外国文学》，2010 （3） 。
[11] 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第6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2] 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第7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3] 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第61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14] 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第5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5]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6] 李凤亮《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米兰·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动因》，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6 （3） 。
[17] 王蒙《双飞翼》，第30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
[18] 王蒙《红楼启示录》，第63页，117——1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双飞翼》，第244页，245页，284页，289页，29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9] 宋淇《红楼梦识要》，第73页，75页，北京，中国书店，2000。
——《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夜
星期日 三月 16, 2014 10:22 am
医学院才毕业，他就参加了下乡巡回医疗队，被派到一个离城很远的小镇上搞计划生育。
在乡间，计划生育是桩不怎么待人见的事情，乡民碰上穿白大褂的如见到鬼似地绕了走。连负责接待的生产队干部都是疲疲塌塌的，碍于上头指令，不得已地安排他们工作与生活。医疗队住宿在镇上粮站的几间偏房里，房舍是清朝晚间的建筑，有些年头了，又疏于修理，破败是难免的。日间可看见阳光从瓦隙中漏进来，晚上风吹过，瓦片如双簧管似的嗡嗡作响。下起雨来，床尾必得放只脸盆，一夜听得水珠落盘的叮咚之声。檐间有什么活物筑了窝，日里也在横七竖八的梁木间追逐，平白地撒下一缕灰来落在饭碗里，夜间更热闹了，暗中蝙蝠振翅飞过，耗子们尖叫着互相厮打，‘叽’地一声从半空中摔落下来。或是叫春的猫儿在屋顶上嚎个不停，间或一声嘶叫，蹬下一块瓦片来，落在地上‘啪’地一声脆响。
他只能蒙了头，充耳不闻。镇子偏远，沿街房屋都是七倒八歪。那年头，大劫刚过，人能顾上个温饱已是不易，绝无余钱来整修房舍。好在当年老屋建筑精良，柱实檐粗，山墙坚固，虽千疮百孔，但屹立百年风雨。
再嘈杂也得睡，明日还要早起，小组的几个医科毕业生，分头去十来里外的乡间作结扎手术，在这偏僻小镇里，连辆脚踏车也没，就是有，也没办法从田埂上骑过去，坡地水塘，晴天高低不平，雨天一地泥浆。只有靠了两只脚，走上两个时辰，一步一步丈量过去。
他吃惊于那地方的闭塞，以及乡人对生育的固执，村民住的是破房子，没有电，吃的是粗粮。自己织布。而维持最低的生活却要付出极大的劳力，男人三十几岁，苍老得看来像五十多，女人就更辛苦了，忙里忙外，怀孕了直到分娩之际还在田里劳作。乡民们从来不避孕，孩子一个接一个生，大小萝卜头光了屁股满地的跑，粗生也粗养。由于地处偏僻，这些孩子都得不到最起码的教育和医疗；镇上的小学老师自己也就高小毕业，黑板上白字连篇，镇上的卫生员基本上是文盲，除了涂碘酒之外，连个体温计都看不懂。
如一块田地被反复耕种，土壤因此变得贫瘠。本来就艰难的日子，不断出生的人口使得贫困乡民们的生活更为负重。从这个角度看去，计划生育对国对家都是必要的，如果为时不晚的话。
但乡人并不合作，动员了半天，生产队交上来的育龄妇女资料混乱，张冠李戴，弄来结扎的全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婆，青年妇女都藏了起来。计划生育是国策，镇里缘于上头的压力，要完成指标，派来民兵，由妇女主任带了，日本鬼子似的，端了枪挨家挨户搜人。不幸被搜到了的村妇，死拉硬拽地送去结扎。结扎完毕，一大家子像死了爹娘老子似的哭天抢地。
他常忙到很晚回宿处，乡人的顽抗，干部的拖沓，设备的简陋，再加上来回路途的难走，回到粮站已是筋疲力尽，去伙房打点热水，就着冷饭吃罢。拖过被褥蒙头就睡。有时乏透了，连衣物也不脱，就一头倒下，睡死过去。
这天民兵押来一个村妇，说是二十八岁，已经生了五个，又怀上了。他看那妇人看来像四十几的样子，隆起的肚腹，已是四五个月的光景，脸色灰黄，鼻翼旁一大块，一大块的妊娠斑，一脸的木然。旁边陪着的妇女主任说：这家人欠了队上半年的口粮了，还要生！他为难地跟主任解释；现在打胎怕是有些晚了。主任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指标还是得完成，再说，队里也没再多余的口粮喂养这家人。
这个手术做得他心神俱疲，院门外哭声震天，村妇的老公蹲在门口，像截木桩似的闷头抽烟，而婆婆带了五个半大不小的萝卜头，想冲进来抢人。民兵横了枪堵在门口，不让他们进来。于是一家子堵了门大哭小叫。村妇脸色惨白，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叉了腿，躺在简易手术床上像块死肉。而那个胎儿，死死地粘在母亲身上不肯下来。到最后，那个血淋淋的胎儿终于被取下来时，小小的身子竟然还微微地颤动。他大为震骇，在四年医学院的课堂和实习中，从来没想过未出娘胎的胎儿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等在一边的妇女主任从他手里接过胎儿：我家的老母猪刚下过小猪崽，带回家去让它好好地补补。
他筋疲力尽，去上茅房，手还是不停地颤抖，一泡尿全洒在裤腿上。回来的路上，平时一个小时不到的路途，他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腿软筋酸，停停歇歇。最后一丝霞光退去之后，天色由蓝变紫，顷刻大地一片黯黑。走近镇子，一眼望过去对岸镇上的灯差不多全熄了，这里人睡得早，吃过夜饭就关门上床，到八九点时，街上已是空无一人，声息全无。偶尔有栖息在树上的老鸦被惊起，呱呱大叫几声，引起镇民养的狗一阵狂吠，然后又嗄然而止。
粮站宿舍座落在河边的一所院子里，他又饿又累，拖了脚步，走上石桥，心想不知厨房里还有没有热水，管灶的老梁头不但做的饭像猪食，而且还好酒贪杯，喝多了就醉得像摊泥，打雷都唤不醒。而他今晚实在是需要热水洗个澡，劳累不说，身上的汗味，尿臊味，和血腥味连自己也能闻到。
他在桥上站住歇脚，抬头正好看见一轮硕大的月轮从镇上的屋脊升起，黯红，像剖开的半个西瓜，汁水淋漓而下。桥下的河水无声地流过，极静的夜，偶尔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声。
天地俱寂，他不免神思恍惚。
就在他下了桥，准备拐上去粮站那条街时，桥对过的街角上有人混浊地咳嗽一声，他一伶仃地站住，抬眼望去，石阶上坐了个老头，披了件蓑衣，一顶旧毡帽，低低地压在脸上，身形佝偻，手持一杆长长的烟杆，烟锅里的火星一亮一黯。一缕灰白色的烟雾在暗影中如蛇潜行。
他只瞥了一眼，并未多想；人老了睡不着，起来抽烟散步也是有的。他急于赶回宿处，却听见背后传来含糊不清的叫唤声：哎，医生，转来啊。医生……
他站定，略一思索，有时乡民在街上碰到医疗队人员，伸手讨要些常用药品也是有的。他转身走回街角，离老人两步之外问道：老人家，你叫我吗？
老人并未抬头，自顾自地咕哝道：作孽啊。作孽……
他不由皱起眉头，这老头有些不正常，半夜三更的不睡觉，在街上拖了人胡言乱语，正当他要转身离去之际，听得老头清晰地说：那个孩子，作孽啊。
消息这么快就传到镇上来了？他心里一惊，随即正色道：老人家，计划生育是国家政策......
老头的头摇得如拨浪鼓一般：人命关天。前一阵子国家不是还号召大家多生孩子嘛。
他说：老人家，你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另外，照医学观点来看，没出生之前的胎儿并不能说是有生命的。
老头说：谁说胎儿是没生命的？从禀受父母的天精地气之际，他就是一条活生生的小命了。你不知人走到投胎那一步，经历多少轮回，好容易托生为人，你却活活地绝了他的路。
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些投胎轮回的鬼话！这老头还是旧脑筋，不知这些年他怎么活过来的？碰上镇里的干部，少不得要拖了去做个反面典型。不过，他是来工作的，并不想卷入当地乡民的是非纠纷。于是换了个话题：老人家，你贵姓？以前是做哪个营生的？
老头闷了头咕哝了半天，他才听出‘姓林’与‘郎中’两词，笑着说：以前叫郎中，现在叫医生，看来我们是同行啊。
老头道：医生？是啊，俗话说；医生不医死。郎中，医生都是救人的，学医时师傅耳提面命的第一桩就是这件事。可惜我并没听进去。当年诊所就开在这儿，白天做的是正经营生，挂牌行医，红赤白痢，妇人经血不调。入夜有病家摸上门，一进来就跪下磕头，说家里的闺女被人引诱出了事，见不得婆家了，正在寻死觅活地闹呢。看着做父母的人，头在地上碰得嘭嘭响，这把年纪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我这人心软耳朵皮也软，搁不住就给人开个偏方；凤尾草，车前草煎汤，三副药下去一般也就管事了。也有死不肯下来的，用点红花，再配点麝香，没有不成的。
他若有所思：林老伯，中医中药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许哪天你可以给我们医疗小组上上课，传授一下民间中草药的效用......
老头脸色一紧，赶紧摆手，说：那是虎狼之药，别再害人了。别害人了。
他反驳道：中药如果有效，病人就不用动手术了，减轻痛苦。怎么会是害人呢？
老头摇头：你不懂，小后生是不懂这个要紧的。
他笑了，他是年轻不错，但好歹也是正经医学院毕业的，四年全科都学下来了。这个乡村郎中竟然在他面前大言不惭地说他不懂。
老头突然抬起头来，两道目光如蛇信子似地，盯在他脸上：你懂吗？你懂什么叫白驹过隙，魂魄如何修成肉身吗？你懂三千世界，八十一次轮回吗？你懂什么是因由缘起，缘起不灭吗？你懂得什么叫冤冤相报，毫厘不爽吗？别看你读了几天新书，但真是什么都不懂。
他感到受了侮辱，口气也生硬起来：老伯，你这是宣扬迷信。
老头却没被他吓住；后生仔，像你这样睁了眼说瞎话的，才叫迷信呢！眼见不为真，心见才是真啊。
他感到一天的疲累全都泛了上来，这么晚了，为什么在这儿跟一个老头儿纠缠不清呢！他要赶回粮站去，趁老梁头还没睡下，让他烧锅热水，泡泡脚，擦个身子，如果能洗个热水澡那更舒服了。至于这个老头，他如果不好好管住自己的嘴巴，到处乱说转世轮回，因果缘由的话，早晚会吃到苦头的。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中国的事情说得准吗？下一次运动来时，给老头安个装神弄鬼的帽子还是有他受的。
于是板了脸对老头说：林老伯，计划生育现在是国家政策，是大方针，全国都在抓。镇上，大队都很支持。你年纪大了，说话不注意，我也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些迷信的话被别人听去不好。现在已经很晚了，夜里凉，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老头低头不语，他正想走开，突然老头抬头说了一句：起风了……
说也奇怪，刚才还是无风静谧的月夜，突然平地起了一阵怪风，阴冷冷地，在小巷里，青石板路上贴地而过，在桥头打了个旋，然后一拐弯，钻进桥底。
当他再回头时，老头已经无影无踪了。
他满心疑惑地回到粮站，好在老梁头还未睡，就着一碟猪油渣喝他的夜酒。见了一定要他陪了喝一杯，而他只想洗一下吃点东西赶快去睡。老梁头说水还烧在灶上，最少也得一个时辰才好，何不喝点酒打发时间？
他只得坐下，陪了老梁头东拉西扯，老梁头见他心神不定，诡笑着问他是否想家主婆了？他说刚毕业才工作，连女朋友都没有，哪来的家主婆？老梁头感叹道现在提倡晚婚，他在这个年纪时，已经有三个小把戏了，媳妇又怀了，实在养不起，做掉了。
他随口说；我碰见你们镇上以前的郎中了，就在镇头的石桥下。
老梁头顿时瞪大了眼：什么时候？
就刚才，回来的路上。
老梁头杯里的酒都洒了出来：不可能，不可能。
我跟他说了很久，他还跟我唠叨了转世轮回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
老梁头脸色煞白：你见了鬼了。
老梁头说以前他们镇上是有这么个林姓郎中，他的诊所就开在石桥下面的转弯处。专治妇人病症，周围二三十里地人都来看病，生意不俗，镇上很多房产都是他买下的，包括现在这个粮站的房子都是他家的。郎中前后娶了三房老婆，但都生不出小孩来，过继了一个远房侄子作嗣子。养到九岁时又发伤寒死掉了。都说他为人打胎太多，阴笃有了亏损，所以老天罚他无后。解放之后，二房三房老婆先后离他而去，大房老婆死在五六年，剩他孤家寡人一个，日子过得艰涩，身子垮了，人的精神头也散了，看不得诊，也下不得地。整天阶耷了个头踞坐在诊所门口抽烟，诊所呢是早就关闭了，镇上建了卫生院，政府怎能让个江湖郎中给贫下中农看病？一有闲人跟他搭讪，就瞎七搭八地拖了人家诉说；当年他是如何地迷了心窍，做下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的事情。为此政府还去调查，查下来并无此等事情。于是乡民们都说他脑筋坏了，没事找事。一群小孩子跟在后面扔石子起哄；江湖郎中，断子绝孙。他只是苦笑，逼急了，也神色黪人，黑了脸嘀咕道：世道坏了，不修德积福，你们也保不准像我一样。为此在镇上没少挨批斗。
林郎中死在文革期间，至今也有六七年了。他平日整天阶地坐在石桥下的转弯角上，低了头抽他的烟杆，自言自语。人走过也不抬头，到很晚才进屋。一天有乡民清晨起早去县城，看见郎中还坐在街角，觉得奇怪，走过去一拨拉，人就倒了。
他只觉得背上冷汗津津，半晌作不得声。
末了才定下神来，说：也许是别的人吧。他说是住那间房子里的。再说，我是学医的，亲手解剖过尸体，哪来的鬼？
这话自己听来也是中气不足。
老梁头道：信不信由你。那间转角的房子，自从郎中死了就荒在那里，有人搬进去过，住不了几个月就逃出来，说闹鬼。后阵子又做过商店，守夜的店员半夜听到有人在楼板上走来走去，一声声地叹气，活龙活现地，说得人都不敢去买东西，商店关门，房子荒了几年了，哪有人住那里！
昏烛残酒，两人都沉默不语。
水烧好了，他却全然没了洗澡的兴致，草草擦了个身子，就睡了。
累极，却反来复去睡不着，梁上的老鼠热闹得很，唧唧地吵个不停。迷糊间听来又像婴儿的哭声。
他一夜无眠。
翌日他早起，为了在下乡之前再去那房子看一看。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告诉自己这世界上是没有鬼的。只是老梁头喝醉了说的鬼话。
在晨色中，街角那间房屋一如老梁头说的那般衰败，台阶碎裂，泥灰剥落，木门朽坏，轻轻一推，唧呀一声随手而开。他深吸口气，壮了胆子踏进门去，屋内光线迷蒙，屋梁结满蛛网。门后挂了一件布满灰尘的蓑衣，乡人常在雨天穿的那种。他恍或地盯了这件蓑衣看，昨夜那老头好像就是穿了这件蓑衣蜷缩在屋檐下。突然，那件蓑衣在眼前蠕动起来，他头脑一片空白，心跳如簧，脚却钉在地上一步也挪不动。
一只硕大的老鼠从蓑衣里钻出来，沿了门板而下，钻进黑暗的屋子深处不见了。
范迁
2010-5-29 柏克莱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
|
| Blog 拥有人: |
主持 |
| 作者群: |
(没有) |
| Blog(博客): |
观看所有文章 |
|
好友名单 |
| Go: |
上一页/下一页 |
日历
|
«
<
»
>
五月 2026
|
|
|
|
|
|
1 |
2 |
| 3 |
4 |
5 |
6 |
7 |
8 |
9 |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 31 |
|
|
|
|
|
|
连络 主持
Email : Send E-mail
私人留言 : 发送私人留言 (PM)
MSN Messenger :
Yahoo Messenger :
AIM Address :
ICQ 号码 :
关于 主持
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来自 :
职业 :
兴趣 :
留言板
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文章数量 : 6358
Blog(博客)历史 : 7018 天
回响总数 : 836
观看人数 : 4403922
RS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