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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園頌
星期三 三月 26, 2014 10:03 pm
梨園頌
涂 善祥作
2014年元月26日
公元二千零十四年元月吾友高韶青寄贈上海新春京劇晚會節目單一份，即開通網絡、欣賞了中央電視台空中劇院專題戲劇欄目錄製的現場實況節目，感慨萬千，徹夜難眠。
余上世紀七十年代始從事音樂以来，有八年之久每日與京劇接觸，深愛国粹京劇，并常被充滿詩意之台詞和濃郁韻味的旋律所陶醉，今得觀賞北京、上海京劇名家的精彩表演和著名琴師們的精湛演奏，心中無比喜悅，作長歌以贈之，命曰：梨園頌。
甲午浦江映月明，
大劇院里會群英。
新春京劇夢幻夜，
傳統現代翻新聲。
伶界大王谭鑫培，
无腔不谭传奇名。
子孙孝曾定军山，
谭派七代国粹情。
一代巨星梅蘭芳，
文閣貌美西施吟。
貴妃醉酒生死恨，
只願君心似我心
春色瞭人自消遣，
紅淚偷彈闺房深。
荀派紅娘熊明霞，
蜻蜓点水送芳馨。
張派趙群望江亭，
端莊秀麗嗓音清。
纯真委婉聲甜美，
兩岸戲迷醉新星。
余派傳奇王佩瑜，
恬淡雍容氣拔群。
醇厚空靈捉放曹，
疑是冬皇現凡身。
程派新秀隋曉慶，
梅妃奬杯汗水凝，
京昆新韻白蛇傳，
春閨夢幻牡丹亭。
馬派老生張學津，
高徒朱強扮相新。
字正腔圓甘露寺，
德藝雙馨好傳人。
裘派花臉美安平，
架子銅錘藝求精。
立音炸音龍虎嘯，
趙氏孤兒將軍情。
以無為本人為本，
戲我合一悟禪心。
李軍戲園苦修練，
楊派金星喜降臨。
梅派青衣史依弘，
文武昆亂樣樣精。
金色大廳驚四座，
霸王別姬感幽冥。
太真外傳馬小曼，
梨園世家嬌千金。
言傳身教育桃李，
百花爭艷總是春。
程派傳人遲小秋，
寓剛于柔備形神。
幽咽委婉鎖麟嚢，
跌蕩起伏玉堂春。
梁祝姻緣戀柳蔭，
十八相送情意深。
纏綿亮麗窦曉璇，
情真意切化蝶吟。
老生泰斗耿其昌，
文武雙全韻天成。
生涯知音李維康，
夫唱婦隨琴瑟鳴。
杜鵑花開高山嶺，
亂云飛度松濤林。
柯湘飒爽英姿在，
春霞爛漫慰鄉親。
京劇紅色娘子軍，
苦難姐妹遇救星。
馬派二代馮志孝，
韻味無窮洪常青。
龍江救旱江水英，
手捧寶書暖民心。
梅派嫡傳李炳淑，
寶刀未老韻傳神。
紅燈高照指航程，
祖孫異姓同根生。
最是铁梅劉長瑜，
炉火純青留芳名。
余派大家童祥苓，
家喻戶曉大明星。
英雄智取威虎山，
難保大姐童芷龄。
京胡大師燕守平，
委婉激昂夜深沉。
南北琴師群英會，
人也親來藝也親。
絲竹管弦交響聲，
探索追求遍環瀛。
才子指揮王甫建，
来日率師世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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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于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底
星期二 三月 25, 2014 3:20 pm
内容提要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写作时间是讨论曹雪芹卒年的关键。因为在《懋斋诗抄》的原件上，《古刹小憩》、《过贻谋东轩》、《典裘》和《小诗代简》这四首诗是紧密接连抄写的，没有剪贴的痕迹；又因为《过貽谋东轩》写于乾隆二十六年春；所以，《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于乾隆二十六年春。乾隆二十五年春曹雪芹不在北京。“上巳前三日”，应为二月底。敦诚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二十日到北京北郊山区旅游，不在家；因此，《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不会写于乾隆二十七年。敦敏所主办暨邀请的这次聚会（《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预言的聚会）的地点是敦敏家，不是敦诚家。
关键词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作时间；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底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是爱新觉罗·敦敏的诗作。
第一节、《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写作时间
是讨论曹雪芹卒年的关键
一、曹雪芹卒年的三种说法
曹雪芹的卒年，主要有三种说法：
1、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壬午除夕）。（此说始于1927年）
2、卒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癸未除夕）。（此说始于1947年）
3、卒于乾隆二十九年春（甲申春）。（此说始于1980年）
二、吴世昌先生认为《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写于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春
吴世昌先生在《综论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开头写道：
“关于曹雪芹卒年，向有‘壬午除夕’(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和‘癸未除夕’(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二说。《光明日报》摘刊拙作《曹雪芹的生卒年》一文，其中已略述‘壬午’之说乃脂砚斋年老误记。依敦敏癸未(1763)年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约他去饮酒，及敦诚甲申(1764)年春挽雪芹诗，则以雪芹卒于癸未除夕为是。但我此文写于一九六一年冬，它在《光明日报》刊出时，虽较吴恩裕、陈毓罴两先生之文为迟，而在写作时实未尝见吴、陈二位的新观点。陈先生在文中先提出‘脂评之可信’，和《懋斋诗钞》中存诗的‘编年有问题’两点，而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如果陈氏之说可信，则可以根本否定《小诗代简》作于癸未，从而取消‘壬午除夕’雪芹未死这一有力证据。”[1]
三、陈毓罴先生认为《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写于庚辰年（乾隆二十五年）春
陈毓罴先生在《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里写道：
“按《古刹小憩》、《过贻谋东轩》、《典裘》和《小诗代简》这四首诗是抄在一处的，同时根据诗中描写的景物看来季节相同，都是春日之作。它们是同时的作品当为可靠。……
《过贻谋东轩》一诗的年代可考。其中用‘焚囊’之典，实有所指。敦敏之叔月山于乾隆十一年丙寅有诗赠给他，题为《三叠前韵示敦敏》……‘十五年前事漫论’就是指的这件往事。……由月山赠诗的丙寅到庚辰恰为十五年，《过贻谋东轩》当写于庚辰。
……《小诗代简》和前面的三首诗相连。据以上种种情况看来，我们就不难作出它是写于庚辰的结论了。”[2]
四、《过貽谋东轩同敬亭题壁分得轩字》
十五年前事漫论，春来依旧绿盈轩。
焚囊惭负东山教，嗜酒频劳北阮樽。
栁已作花初到鴈，气凭鸣剑欲凌鯤。
伤心满壁图书在，遗跡先生手泽存。
《过貽谋东轩同敬亭题壁分得轩字》是敦敏《懋斋诗钞》的第157首诗。[3]
第二节、《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写于乾隆某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是敦敏《懋斋诗钞》的第159首诗。[4]
二、“上巳前三日”应为二月底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第七句是“上巳前三日”。
《辞海》写道“上巳：节日名。古时以阴历三月上旬巳日为‘上巳’。……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后亦有不用三日，而仍用巳日者。……”
三月初一是敦诚的生日。
“上巳前三日”，应为二月底。
三、其具体写作时间应为二月二十七日
既然“上巳前三日”应为二月底，若倒扣“长随送信及其返回时间”，《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具体写作时间应为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节、《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写于乾隆二十六年春
一、《过明琳养石轩》
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可知野鹤在鸡羣，隔院惊呼意倍殷。
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叅军。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过明琳养石轩》是敦敏《懋斋诗钞》的第65首诗。[5]
二、乾隆二十五年春曹雪芹不在北京
《过明琳养石轩》写于乾隆二十五年九月中下旬的某天。
敦敏偶遇曹雪芹时，“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
曹雪芹乾隆二十四年春季突然从北京动身到南京一带，在南京一带滞留一年多，乾隆二十五年九月中下旬的某天，他回到北京。
显然，乾隆二十五年春曹雪芹不在北京。
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写于乾隆二十六年春
敦敏《过貽谋东轩》首句是“十五年前事漫论”，此事就是“敦敏之叔月山于乾隆十一年丙寅有诗赠给他”。
乾隆十一年之后的“十五年”就是乾隆二十六年。
乾隆二十六年的“十五年前”就是乾隆十一年。
因此，《过貽谋东轩》写于乾隆二十六年春。
陈毓罴先生说：“按《古刹小憩》、《过贻谋东轩》、《典裘》和《小诗代简》这四首诗是抄在一处的，同时根据诗中描写的景物看来季节相同，都是春日之作。它们是同时的作品当为可靠。”
因为在《懋斋诗抄》的原件上，《古刹小憩》、《过贻谋东轩》、《典裘》和《小诗代简》这四首诗是紧密接连抄写的，没有剪贴的痕迹；又因为《过貽谋东轩》写于乾隆二十六年春；所以，《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于乾隆二十六年春！
第四节、可以不受制于“庚辰年”
陈毓罴先生和我都是运用“十五年前事漫论”来计算，结果却略有区别：陈毓罴先生认为“《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于乾隆二十五年春”，我认为“《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于乾隆二十六年春”。
【庚辰春——乾隆二十五年春。
辛巳春——乾隆二十六年春。】
这是因为：陈毓罴先生是按“跨十五个年度”计算的，我是按“十五整年”计算的。
陈毓罴先生为什么要按“跨十五个年度”计算呢？
我猜想：这与《懋斋诗抄》的特殊状态极有关系——《懋斋诗抄·序》将“庚辰”贴改为“癸未”，而《古刹小憩》之注“癸未”有挖改痕迹。为了符合“庚辰”，陈毓罴先生就按“跨十五个年度”计算。
陈毓罴先生在《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里写道：
“它前面的一首诗《古刹小憩》应该也是庚辰的作品。从稿本上可以看出，前面的《东皋集》序上的‘癸未’所贴改的正是‘庚辰’二字，这里诗题下注的‘癸未’二字笔迹相同，它到底挖改的是什么年代干支，岂不值得我们深思？如果原注是‘辛巳’或‘壬午’，那么燕野顽民决不会在题识上说是‘至庚辰止’，这原注当是‘庚辰’二字。挖改成为‘癸未’，也是在燕野顽民之后，否则他看到这里的‘癸未’二字后，也不会写‘至庚辰止’了。燕野顽民只是把庚辰误推为乾隆卅一年。因为他写序是在同治元年。从乾隆到同治，共五个朝代，换算中出了错。”[6]
虽然《红楼梦论丛》出版于1979年，但其中所载论文的第一发表时间皆早于1979年。陈毓罴先生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发表于1962年6月10日的《光明日报》。
1962年的十年之后——1972年，对于《懋斋诗抄》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载有程鹏先生的《<懋斋诗抄>的流传》。该文简介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赵冈教授1972年发表的《懋斋诗抄的流传——再论曹雪芹卒年》。赵冈教授推断《懋斋诗抄》前后有五个收藏者，“第三位收藏者就是燕野顽民”，“若干年后又转到富察恩丰手中，他据以抄成八旗丛书中懋斋诗抄过录本”。[7]
【2010年8月16日《中国文学网·百年红楼梦·论文精粹》全文登载了程鹏先生的《<懋斋诗抄>的流传》。】
鉴于《懋斋诗抄》流传的复杂情况——前面四个收藏者都有可能加注或改注；又鉴于《懋斋诗抄》的编年不是特别严格，差错率达9%（2010年8月17日我在《中国文学网·百年红楼梦·原创红学》上发表了《我对<懋斋诗抄>编年的总体认识》）；我认为：《古刹小憩》原来（敦敏本人写诗及编《东皋集》时）就没有注！
如果抛开对“《古刹小憩》原注”的顾虑，运用“十五年前事漫论”是可以按“十五整年”计算的。
第五节、《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写于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于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敦敏所主办暨邀请的这次聚会的地点是敦敏家的“小院”，而不是敦诚家。
曹雪芹是否参加了这次聚会，现在无从猜测。
在敦敏写作《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半月之后，即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中下旬的某天，敦敏参加了曹雪芹与“新妇”花自芳的婚礼，有敦敏的《月下梨花》为证：
院落溶溶暗自芳，是空是色费评章。
画栏幽隔花无影，皓魄光摇雪有香。
好向晶帘看漠漠，疑从云路梦茫茫。
天然合作婵娟伴，沽酒何须更洗妆。
《月下梨花》是敦敏《懋斋诗钞》的第160首诗。[8]
【2010年11月23日，我在《中国文学网·百年红楼梦·原创红学》上发表了《论曹雪芹的第三任妻子是华自芳（花自芳）。】
第六节、《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不会写于乾隆二十七年
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所预定的这次聚会，肯定有敦诚参加。
敦敏所主办暨邀请的这次聚会的时间是“上巳前三日”，即二月底。
敦诚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二十日到北京北郊山区旅游，不在家；因此，《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不会写于乾隆二十七年。
第七节、敦敏所主办暨邀请的这次聚会的地点不是敦诚家
《饮集敬亭松堂同墨香叔、汝猷、贻谋二弟
暨朱大川、汪易堂即席
以杜句“蓬门今始为君开”分韵余得蓬字》
人生忽旦暮，聚散如飘蓬。谁能联同气，常此杯酒通。
阿弟开家宴，樽喜北海融。分盏量酒户，即席传诗筒。
墨公讲丰韵，咏物格调工。大川重义侠，击筑悲歌雄。
敬亭妙挥洒，肆应才不穷。汝贻排酒阵，豪饮如长虹。
顾我徒老大，小技惭雕虫。最后易堂至，谐谑生春风。
会者此七人，恰与竹林同。中和连上巳，花柳烟溟濛。
三春百年内，几消此颜红。卜昼更卜夜，拟宿松堂中。
《饮集敬亭松堂》是敦敏《懋斋诗钞》的第162首诗。[9]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是敦敏《懋斋诗钞》的第159首诗。
两首诗在《懋斋诗抄》里相距很近。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了“上巳前三日”，《饮集敬亭松堂》写了“中和连上巳”，两首诗所言时间好像是一致的（对《饮集敬亭松堂》写作的年份，我还得研究一番。）。
那么，《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预言的聚会是不是《饮集敬亭松堂》所写的聚会呢？
《饮集敬亭松堂》里有“阿弟开家宴”，即敦诚开家宴。
敦诚早就过继给叔祖家，从敦敏家到敦诚家有相当距离。
因此，敦敏所主办暨邀请的这次聚会（《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预言的聚会）的地点不是敦诚家。
《饮集敬亭松堂》聚会者有七人：敦敏、敦诚、墨香叔、汝猷、贻谋二弟、朱大川、汪易堂。没有曹雪芹！
《饮集敬亭松堂》聚会者没有曹雪芹，不等于曹雪芹没有参加《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预言的聚会，还是那句话——“曹雪芹是否参加了这次聚会，现在无从猜测”。
参考文献
[1] 吴世昌.综论曹雪芹卒年问题[A].吴世昌.吴世昌点评红楼梦[C].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154.
[2][6] 陈毓罴.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A].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67、268.
[3][4][8] 敦敏.懋斋诗钞[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90-92.
[5] 敦敏.懋斋诗钞[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39.
[7] 程鹏.《懋斋诗抄》的流传[J].红楼梦研究集刊,1980（2）：340.
[9] 敦敏.懋斋诗钞[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93.
童力群原载：《衡水学院学报》201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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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输给了工业党
星期二 三月 25, 2014 3:12 pm
“破镜重圆”是个进入中国成语千余年的典故，而钱钟书或许是质疑它的第一人。
钱钟书曾读到宋书《太平广记》中《杨素》记载的破镜重圆故事，由于家中“旧藏古镜十数枚”，突发好奇心，看看古代铜镜能否轻易打破。因为“所见汉、唐镜皆铜铸”，又有把玩古镜的实际体验，钱钟书认为铜镜绝非隋代笑话集《启颜录》中“堕地分二片”的“壁上镜”那般脆弱。
怀疑古人描述真实性的钱钟书，遂取出自己收藏的古镜“一一掷诸地”。结果，十数枚镜子“了无损裂”。体验到颠覆快感的钱钟书，将自己的实验过程和读书笔记写入卷帙浩繁的《管锥编》中。为表示谦逊和审慎之意，钱钟书特地补充道：“疑冰莫涣，当见博古或博物者而叩之”。
“摔镜”体现了钱钟书先生的实证精神。只是，中国古代的铜镜是否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很难被打碎的呢？这个问题认真解答起来，远不能用是否可以被摔碎这么简单。
铜镜的配方问题
铜镜其实是青铜镜，至少迟自春秋起，古代中国工匠都会在铸镜时配以锡等其他金属。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铸造青铜器物时，不同金属配比物理性能有别的规律，根据器物的用途选择不同的金属配比。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第一部手工业工艺技术典籍《考工记•六齐》有云：“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反复提到的“金”，就是今天所说的铜。而这里的齐通剂，是剂量、配比的意思，而“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说的便是铜镜的合金配比。
不过，现代的考古学家和金相分析专业人员对“金锡半”有着多种不同的语义理解，但无论是哪种配比，铜镜都不可能是按“金锡半”这个说法铸造出来的，因为它会脆到缺乏实用价值。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六齐”只是一种写意的描述，在古代并不用于指导生产活动。
实际上，从战国起至唐代，铜镜所用合金中的含锡量一直稳定在18-26%之间。不仅是因为该比例下铜与锡“合两柔而为刚”，强度硬度都较高；同时铸出的合金镜子，经研磨后镜面颜色洁白，也易于映照成像。
在铜矿贫瘠的中国，青铜镜很长时间是有闲阶级可以显示身份的珍藏，实用功能之外，不厌精雕细琢。到了宋朝以后，湿法冶铜技术开始大规模运用，铜的供应增加，普通百姓购置铜镜变得不再特别困难。同时，精美瓷器的崛起，使有闲阶层可收藏及把玩的小型物件有了更多的选择，传统的青铜镜不再受到特别垂青。
精美的唐代铜镜
由于铜镜摆脱了审美、斗富上的额外功能，人们更注重其经济耐用方面的表现，所以宋代及之后的铜镜生产者，将配方改为低锡合金。锡含量大多维持在5%-7%的水平上。曾著有《岩窟藏镜》、并奠定了古镜研究的民国文人梁上椿先生认为：“镜质成分，宋以降含锡量减少而铅分增多，完全为易于铸造。”
低锡合金会析出Cu31Sn8为基础的固溶体，质硬且脆，其色青灰。不但强度降低，由于改变配比后在铸造时体积收缩稍大，曾经精美绝伦的镜背花纹也大大简化。不过，强度和成像问题，能够用镜面镀锡、表面热处理等被命名为“开镜”的工序挽救。
那些易碎的铜镜
无论是高锡还是低锡铜镜，使用一段时间后，闪亮的镜面不免氧化而黯然失色，此时就需要重新磨亮。磨镜在古时是个专门的行业，甚至在清末民初，与外交通不便、未能引入玻璃镜的一些地方，还可看到磨镜人挑着行头走街串巷。在古代制镜业的巅峰时期，铜镜颇为轻薄，唐代铜镜甚至有仅厚0.5毫米者。而这样的铜镜磨得多了，自然越来越薄，薄镜坠地碎裂并非不可能。
一枚在湖北鄂城出土的铜镜，就被发现有碎裂之后重新修补的迹象，而它最厚处达到4毫米；2007年，CCTV《艺术品投资》栏目在民间寻宝活动中评选“十大宝物”。一面留存在民间藏家手中的战国青铜镜，可能保养不当并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导致有些氧化。展示环节中意外坠落在地，这面据称曾被陈逸飞出价100万美元的铜镜当场四分五裂。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青铜镜质量低劣倒退的特殊时代。——隋代笑话集《启颜录》中的堕地而碎和“破镜重圆”的典故，都发生在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铜镜与前代相比铸工低劣，形制上异常小而薄。
南朝时期工艺倒退，不仅只是长期战乱破坏了技术传承积累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是严重缺乏铜料。晋室衣冠南渡后，长江中下游的传统铜矿产区产铜量都大幅减少，且程度越来越严重。在破镜重圆典故发生不到一百年前，南齐武帝曾命令重新开采汉文帝宠臣邓通的旧铜山，以解决铜荒问题。由于旧矿地处巴蜀，成本高而产量有限，之后不了了之。五十年后的梁武帝时期，竟下令尽罢铜钱，改用铁钱。
中国考古专家曾在湖南省长沙市的梁、陈时期墓葬中发现过直径只有125px的小型铜镜，在江西省赣县发现的同时期墓葬中，甚至还有直径仅为82.5px的小铜镜。有这样的特殊时代背景，破镜重圆的主人公陈朝乐昌公主所用铜镜估计也难免遭遇偷工减料。
即便皇室用品不会在质量上打折扣，但由于“破镜”并非无意，且典故中并没有交代公主及其丈夫是如何将铜镜打破的。因此钱钟书以铜镜掷地方式验证，本身就未必严肃。他认为破镜“非有削金铁如泥利器不办”，但是，公主的仆人们或许用的就是“利器”呢？
钱钟书出身自无锡豪族，家中所藏铜镜自然不会是工艺低劣，养护不当的次品，且流传至今已通过了许多考验，本来就存在考察样本上的偏差。此外，“破镜”仅仅是独发事件，去考证“铜镜能否容易打破”并无普遍意义。
破镜重圆的墓葬文化
“破镜重圆”故事本身是否真的发生过？今天史学界对此仍存争议，但故事中“重圆”要素，则脱胎自久远的墓葬习俗。
所谓“一物分葬”的习俗，是有意将一件完整的器物分为两半，并分别葬在夫妻的两个墓葬中。距今3300年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就出现过。该地两处墓葬中，分别出土过一件彩陶壶的口、颈部和同件彩陶壶的腹部及底部，各部分经过拼接后，恰是一件完整的彩陶壶。从两墓所葬的骨骼分析，一为男性，另一为女性，且两者年龄相仿，推测可能是一对夫妻。
“破镜重圆”寓意即肇始于此。而铜镜又能为“一物分葬”带来更多新的寓意。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压抑岁月中远离文坛，潜心文物研究，依据多枚有“见日之光，长毋相忘”铭文的铜镜推断：西汉初年的社会，已经开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的表记。因此，铜镜不仅在生前相互赠送，以作纪念，在身后也可以用于“一物分葬”。1956年在鄂州发掘出的两座南朝时代的古墓证实了这一点：出土文物中便有分在两墓却可完美拼合的铜镜残片。
学界对“破镜”能否作为“一物分葬”葬俗的表征，最初十分谨慎。偶然在墓葬中发掘出的残片，一直无法排除盗墓者毁坏或自然灾害的可能。直至恰能严丝合缝的铜镜残片大量出土，且分布范围包括河南、广东、安徽、江西等地，墓葬跨越的历史年代涵盖西汉、东汉、唐、宋、清代后，这个判断才建立起来。
“一物分葬”体现了后人希望前辈可通过破镜于阴间再相识相聚，永续爱情的愿望。习俗的形成来自教化影响，《中庸》有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孝之至已”。《荀子•礼论》也有论述：“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
按儒家经典的论述，夫妻合葬是“事阴如事阳”观念的最好体现之一。但夫妻同穴合葬，很多时候在真正实行起来会有诸多困难。例如合葬时若打开逝者的坟墓，在传统观念中这无疑会扰动先人，而看见死者腐烂的尸骨，则会再次伤害死者后人的感情。这时，破镜分置成为变通处理的选项之一。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成书于1970年代，资料依赖于多年深厚积累，他摔铜镜时，当不知鄂州出土了被分葬的铜镜，而学界承认“破镜”是“一物分葬”葬俗，亦晚于《管锥编》。所以，钱钟书先生摔镜的结论固然对解析“破镜重圆”典故并无实际价值，但它至少还算一桩文坛佳话。
观察者网
Author: 大象工会
http://www.tugan.co.uk/topic-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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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当代小说的艺术继承
星期二 三月 25, 2014 3:10 pm
悠久、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形成了民族化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小说美学。这一美学至《红楼梦》攀上艺术之巅，前无古人，迄今后无来者，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光彩照人，独树一帜。这一美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欣赏习惯。如果要是竭力比附联想的话，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流派也可能在《红楼梦》中找到点点滴滴的痕迹，但整部《红楼梦》文本的实质仍然是一部真真切切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且惟其现实主义，它才萌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经久传世，千古不朽。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红楼梦》的艺术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和探讨《红楼梦》民族化的美学特征、艺术品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谁能拿把解剖刀，搜剔刳剖，游刃有余地解析开来，看看它精在何处，优在何方？红学家迄今数以千计万计，胜此重任者，首推脂砚斋等人。
以脂砚斋为代表的《红楼梦》脂评作者，是历史上第一批红学家，是发现、赏识、评析《红楼梦》这部艺术巨著的伯乐和小说鉴赏家、小说美学家。他们写下的诸多评语，逐回、逐段、逐句进行微观评析，从对具体细节、情节、人物批评入手，总结艺术规律、创作经验，阐述美学观点、艺术成就，擘肌分理，洞幽烛微，评语与正文相映生辉，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小说美学专著，可谓一芹一脂共同倾一腔热血于《红楼梦》。
当代文坛，确有一部分作家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沃土，主要在以下4个方面承袭《红楼梦》中国小说美学意蕴，写出了具有民族艺术风格的作品。其代表作家有：孙犁、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冯骥才、铁凝、陈建功、阿城、阿成、林希、叶广芩等。
中国传统文学主张“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李贽语)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更是明明白白地阐述了这一美学观点：“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整部《红楼梦》体现了这种美学品格，人物、细节、情节从作者胸中汩汩流出，真切自然，浑然天成，没有半点矫情，作品呈现了生活本色之美。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见到贾母及众人的情景，脂评赞曰：“如见如闻，活现于纸上之笔，好看煞。”“几千斤力量写此一笔。”“逼真。”“此一段文字，是天性中流出，我读时不觉泪盈双袖。”“天生地设章法，不见一丝勉强。”这方面说来平常，做起来却难。因为它不是靠技巧，而是凭功夫；技巧好学，功夫难工。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可谓新时期民族艺术风格小说之发端，作品描写出家人做法事，小和尚明子和少女小英子纯真朦胧的情爱。凡俗的生活写得那么自然，犹如一幅水彩画活生生、鲜亮亮展现在读者面前。通体本色，却一派天籁，情趣盎然。孙犁的笔记小说《芸斋小说》写世事沧桑，人生境遇，一个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透着北方农村质朴醇厚的生活之美。
“传神之笔”，“追魂摄魄”这两句话是脂评对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神态的赞语。“形”与“神”的关系，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明代美学家李贽指出：“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以形写神，神寓形中，形神兼备的美学观点。《红楼梦》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可谓形神兼备美学理论创作实践的集大成者。第六回虽明写“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但实际是“此回借刘妪，却写阿凤正传”。所以有关王熙凤形象刻画的评语最多，达27条。重点是王熙凤接见刘姥姥时神态动作描绘：她“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拨手炉内的灰……”脂评称这段精彩至极的描写是“传神之笔”。将一个贵族少妇高傲矜持、君临一切，又善于处世应变的性格活生生刻画出来，脂砚斋独具慧眼，评道：“至平，实到奇，稗官中未见此笔。”“神情宛肖。”“此等笔墨，真可谓追魂摄魄。”“阿凤真真可畏可恶。”“偏会如此写来教人爱煞。”“爱煞”，爱作者之笔也。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寻访“画儿韩”》，单看那五赎画的场面，其传神之笔就令人拍案叫绝。一个是无赖泼皮的嘴脸，一个是胸有成竹、雍容大度的神态，皆宛然毕肖，合眼如在面前。陆文夫被誉为写市井小说的能手，他以民族化的叙事描绘市井众生相，芸芸众生的心理神态，在他犀利泼辣而又极富概括力的笔锋下，均达到了写意传神，剔骨入髓的地步。陈建功的中篇小说《放生》，用幽默、活泼的文笔将老爷子沈天骢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下精神失落，心理不平衡的内心世界，由形及神，层层剥开，步步逼近，展现在读者面前，可谓形神兼备，活灵活现。
“有境界，本也。”(王国维语)“境界(亦谓意境)说”原为我国传统绘画、诗词理论中的概念，但中国传统艺术各种门类互相渗透，小说意境是中国小说美学建构中的重要审美特征。何谓意境？唐司空图谓之：“思与境偕。”清王国维具体化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也就是作者的思想感情与所描写的生活环境、人物形象融为一体所创造出来的艺术氛围、艺术形象，从而使作品萌发出艺术魅力，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一部《红楼梦》通过逼真、细腻的生活细节描写营造的小说意境比比皆是，这也正是这部文学巨著萌生巨大艺术魅力，令读者百读不厌的肯綮所在。脂评多处评曰“奇峻之笔。”“活画。”“请掩卷细思此刻形景。”第八回宝玉到梨香院探视薛宝钗巧遇林黛玉，这段曲折委婉，绵密入微的细节描写将宝、黛、钗三人微妙的情感和黛、钗的性格表现得惟妙惟肖，鞭辟入里，营造的小说意境沁人心脾，耐人回味无穷。此回脂评评语达214条，评价细节描写为“密不容针之文”。评曰林黛玉“句句尖刺，可恨可爱”，“实不知有何丘壑”。评曰薛宝钗“浑厚天成”，“写尽一晌含容之量”。而当林黛玉责怪雪雁、紫鹃送手炉，又对薛姨妈说了两句客套话时，脂评道：“真可拍案叫绝，足见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第十七回至十八回贾妃省亲，礼毕，贾妃见贾母、王夫人及众姐妹，皆“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说了几句难言而由衷的家常话。作者潜心营造的这一真真切切的小说意境，感人肺腑。脂评曰：“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不先说不可，说之不痛不可，最难说者是此时贾妃口中之语，只如此一说，千贴万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神之至！”邓友梅的中篇小说《烟壶》描写乌世保到聂家后，与聂小轩父女一起过生活，三人的日常言谈笑语，音容笑貌，无不透着普通百姓的人情世态，读者如临其家。一段鬼市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灯光如豆，人影憧憧”，市声嘈杂的旧货市场境界。铁凝的小说不少篇章颇具《红楼梦》艺术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窃以为是中篇小说《棉花垛》。米子与明喜一对青年男女在看花窝棚里的戏谑，米子与国他爹在集市侃棉花生意的情景，以及对抗日基层干部精神风貌的描绘，都绘声绘色地显现出冀中平原本土本色的乡间风情，乡土味、地域味十足，没有半点别种滋味的搀杂，独具的生活审美情趣、艺术氛围，让人流连忘返。
“随事生情，因情得文。”(脂评语)脂砚斋概括《红楼梦》悲剧的核心是“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曹雪芹呕心沥血，泪洒一个情字，脂砚斋深谙雪芹之用心，说这部小说是“一字化一泪，一泪化一血珠”。是“情痴之至文”。脂评多处批曰：“文势跳跃，情里生情”，“因情捉笔”，“处处点情”。第六十六回尤三姐自刎绝情，柳湘莲悔恨出家。脂评赞曰：“岂非一篇情文字。”黛玉“葬花吟”动人心魄，脂评道：“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 《红楼梦》的“情”有其独特的历史性内涵，体现了作者的美学思想，也是构成这部艺术巨著审美意蕴的重要特征，致使这部悲剧撼天地，泣鬼神！曹雪芹的这一美学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当代小说“一篇情文字”的作品不乏其篇。汪曾祺的中篇小说《大淖记事》中老锡匠之女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的恋情，虽不缠绵缱绻，但在淡雅恬静的叙述中透着清明、澄净，凄婉动人。阿成的短篇小说《良娼》描写商人宋孝慈和娼妓江桃花母子在风雨飘摇的人生旅途上跋涉，同舟共济，你情我义，肝胆相照，“怡似春风越过万里长城”。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地从《红楼梦》中汲取营养，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
原载：《文艺报》2013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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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朱晓玲中篇小说《生活如烟》中英文对照连载（二）
星期一 三月 24, 2014 10:10 am
二
敏儿恐怕是中国最早一批的下岗女工之一。早在1982年的时候，敏儿就下岗了。
敏儿从上班开始工作，到下岗，仅三年的过度时间。
敏儿常对人讲，在她这一辈子当中，吃大锅饭，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待遇，对她而言仅三年的光景而已。她说她现在捧的是随时都会被人砸碎的泥饭碗。只是在敏儿下岗的那阵子，社会上还没有流行“下岗”二字。当时称下岗工人为“待业”或“待岗”。敏儿记得好清楚哦，企业改革的初始，叫了一个非常民主也非常冠冕堂皇的名子“自由组合”，也有叫“优化组合”的。也就是说，企业人员结构形式，由原先的组织统一安排，变为由各大小承包头“择优录用”（谁也不知这些承包头们是由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择优录用”他们）。但是就敏儿所体验到的，所看到的所谓的“企业改革”，其实是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被少数打着“改革”晃子的腐败分子肆无忌惮地侵吞瓦解；所谓“优化组合”无非就是“裙带组合”。
敏儿清清楚楚看到她们的厂，就是这样被一帮腐败分子分割掉的。敏儿在她所工作过的木器厂垮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缓不过劲来。她既伤感又伤心和迷茫得不得了。她弄不懂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她恨不得让自己变成一个小甲虫，永远龟缩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要使她看不到人间的肮脏、龌龊、凶残、狡诈、弱肉强食、贪官污吏……
在敏儿的记忆中，“优化组合”是中国最早的企业改革。敏儿就是在这最早的企业改革中被“优化”掉了的。敏儿的姐妹们有时就开敏儿的玩笑说：敏儿是我们这个家族中改革的先驱，最早将自己的铁饭碗砸碎，投身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对这样的玩笑，敏儿总是付之以苦笑。或者说一些类似于“饱人不知饿人饥”的话，算是对姐妹们的玩笑的一个小小的还击。
那个时候，敏儿不是在武汉市，而是在她的老家水柳镇上的一个木器厂上班。这个木器厂的规模不是很大，大约百把人。可是，别看这个不足百人的小厂，可真称得上是企业改革的典范。改革的春风（敏儿说是残酷的冬风）一刮到那个小镇，木器厂立马行动起来。没要三二天功夫，一个好端端的工厂就给彻底解体了。木器厂的锯板车间被敏儿的师兄黑子承包了；油漆车间被厂长的小舅子承包了；还有最出经济效益的木工车间，被厂长自己承包了。带敏儿的师傅是个50多岁的老油漆匠，据说这个木器厂是由他一手创办的。他不忍心看着由自己一手创办的集体企业就这样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愤愤然臭骂了一通厂长是“败家子”，“资本家”之后，背起行李拂袖而去。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厂长还是挽留过敏儿和敏儿的师傅的。敏儿的师傅自不必说，他看不惯这种“败家子”式的改革，他是断然不会留下来的。而当时的敏儿，心气也是傲得很，随着师傅一唱一合：“我才不给你们这些新型的资本家做奴隶。”
毫无疑问，1982年就自动离职的敏儿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家。在这个时候，敏儿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回家“待岗”对她这一辈子将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一次的回家“待岗”将彻底改变她的整个人生命运，她也无所察觉。她当时还天真地想，这种将集体企业承包到个人的现象一定是错误的，暂时的，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她说“社会主义是不会让工人没饭吃，让资本主义现象存在的。”
初中还没读完就参加了工作的敏儿以她朴素的感情洞察社会，感悟世事。她坚定地认为，企业如此改革，是一种非正常社会现象，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这种非正常现象，终有一天会被纠正过来的。因此，她当初离开木器厂时，走得义无反顾，走得很有一些悲壮的意味。她坚定地认为她的行为是在捍卫某种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呢？她想了好几天，结果她想出来了，她所要捍卫的那种东西就是使人人都有饭吃的——社会主义制度。她认为自己是在为“主义” 而战。她为自己的这种高觉悟和壮举的确感动了。因此，她觉得自己没接受厂长要她留下来的请求是对的，她觉得自己“很无产阶级、很革命”了一回。她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人将她们这些“工人阶级”请回单位，重新让他们做企业的主人的。她做梦也没想到她这一等，就等了快二十年也没有谁来问津她现在生活得怎样。更没有谁来请她们回去做什么企业的主人。
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小小的木器厂，敏儿还是很怀念的。她常常对别人讲起“那时我们厂的馍馍做得真是又大又甜又香。那像现在，馍馍，油条都是用洗衣粉发起来的。一点嚼头都没有不说，还害得人得一些奇奇怪怪的病。”
是的，敏儿那时觉得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莫过于她们厂食堂做出来的又大又香不是很白的馍馍。她每次回家休息时，总是忘不了要带些馍馍回家。她认为这是她带给母亲和妹妹们的最好礼物。敏儿觉得那时的生活，真是过得简单又充满着人间温情。
敏儿至今还非常怀念她同寝室的纳英。纳英是一个天真活泼又热情大方的回族姑娘。她的父母亲都是铁路工人。纳英家的经济条件，在敏儿工作的那个小镇，算是优越得不得了的。纳英时常将敏儿带到她的家中，要她的妈妈给她们做好吃的解馋。她和纳英在一起的日子，真是过得无忧无虑快活极了。工厂虽小，工资虽低，但她们从来没有自卑感和危机感。她们从来就是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是工厂的真正主人，是顶天立地的工人阶级。是社会的栋梁……
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可是领导一切的阶级呵。那个时候小镇的人们见到刚参加工作的熟人就说：“呵，你工人阶级了”的那种口气，充满羡慕。
在一切商品都需持票证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敏儿觉得，自己参加了工作就是把一切交给了国家和这个集体。同时她坚信，国家和集体也会将她们这一辈子的生老病死等等一切都安排得顺顺当当的。这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没等初中毕业，就就了业的敏儿当时的真实想法。当然当然，在那个年代有这种思想意识的绝对不仅仅是敏儿或敏儿的同事们。可以说，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只要你进了单位，无论这个单位的规模大小，经济效益如何（在敏儿的记忆中，在计划经济年代，每一个企业好像永远是赢利的，没有亏损这一说。），你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不是保险公司），你的一切的一切，单位都会为你大包大揽下来。
这种大包大揽，在新工人刚上班时，接受工厂对新工人教育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比喻：敏儿们上班的第一天，厂长就将她和几个刚招进工厂的新工人带着，在小得可怜的木器厂化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转了一圈后说：你们从今天起，就一切都交给了国家和这个集体。木器厂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是工厂的主人。有什么困难和思想问题都要积极主动地向组织反映，汇报，组织随时都会为你们排忧解难……等等等等。这些年仅十五六岁的新工人听着这样的话，心里暖暖的，热热的。他们一个个被厂长的一席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在这种时候，谁会想到会有下岗的那一天在不远的将来在等待着他们这群孩子们去承受和面对呢？再比喻：敏儿们上班没多久，就亲眼目睹了一件充分体现集体大家庭温暖的事儿。
这件事儿的发生经过是这样的：敏儿她们这拨新工人上班没多久，单位就出了一件事故。采购员李四清出差东北的途中出了车祸，差点将小命丢在了东北。单位接到电报后当即派人去了东北。很快李四清被接回到湖北。回湖北后，李四清根本就没有回水柳小镇，而是被直接送进了武汉协和医院。尔后，全木器厂的干部职工几乎人人都轮番着到武汉看了他，有的甚至反反复复去看过好几次。因为去看李四清的所有费用，全由工厂报销。工厂还专门派人在武汉协和医院侍候他将近三个月。李四清是由农村招进工厂的职工，他的农村亲戚们来来往往如同过流水席般地往武汉跑的吃、住、拉、撒的一切费用，也全都由工厂负责。
李四清事件的发生，对敏儿这些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教育课。还比喻：职工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一应都由单位安排。甚至因自身条件差或其它原因，而找不到对象的大龄男女青年，单位领导都要将其纳入议事日程，并且如同父母般为你张罗着找对象。一个不行找二个二个不行找三个三个不行找四个四个不行……总之，一直找到你满意为止。
……敏儿常常想起那个时候的日子，回想在木器厂工作时，既简单又温馨踏实的生活，就觉得现在生活得真是没有个人样。
敏儿自1982年待岗至今，已有近二十年了。这近二十年的变化是：敏儿先是在乡下的婆婆家生活了好几年，农村的生活使敏儿由一个小城的女孩儿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媳妇。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使敏儿不能容忍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本来是个非常好的情节，但本文主人翁敏儿始终不同意我将其写出来。为了尊重她，我也就在此打住。但是一思量，又觉得对不起读者，那么我在括号内这样写上一句可否，“敏儿的谁谁……竟然……”可是我还是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否则，我会失信于敏儿。对不起了，亲爱的读者）敏儿在武汉铁路局工作的男人是断断不会将敏儿由乡下迁移到武汉来的。
在乡下生活的那几年光景，敏儿真是一点儿也不想去回忆。想想那些日子，敏儿的心就堵得慌。总算在1990年的时候，敏儿的男人将她及他们的儿子的户口由那个破烂不堪的小乡镇迁移到了武汉，敏儿总算重新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
虽说已是城里人了，但敏儿在这个大都市里，日子过得不是很顺心。好几年的城市生活并没有使敏儿感觉到自己是大都市的人。无论是衣着打扮或是生活习惯，敏儿还是保持着一种本原或本色。家庭的窘困使她无法融进大都市的生活潮流之中。
保持本原或本色，其实不是敏儿的本意。她的这种心思曾在同家属院的嫂子们扎堆时，就有意无意地表露过。她说：“我还不是想烫烫头发，穿穿羊皮大衣，穿穿踩脚裤，穿穿高跟鞋，背个时髦的坤包，每天早晨像别人家那样，全家都到外面过早（吃早点）。可钱哪里来呀？”宽裕的生活、阔绰的穿戴其实是敏儿做梦都向往的。可是敏儿由1990年迁居武汉至今，工作一直没一个着落。这个现实，无论对敏儿本人或敏儿的家庭，都是残酷无情的，它直接导致了敏儿家庭生活的贫困和窘态；它使敏儿活得无滋无味；它使敏儿的家庭经济状况始终处在危机之中。
当然，敏儿的户口刚迁移到武汉来的时候，还是有过一阵子的喜悦。不管怎么着，总算摆脱了因不会干农活而时常挨婆母小姑子骂及公爹不怀好意的纠缠的日子；不管怎么说，分居多年的夫妻生活总算结束了。可是好景不长哦，没要多久，经济的拮据和工作的无着又使敏儿愁上心头……当然，在工作无着的这几年中，敏儿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找到过工作。比喻：丈夫一个工班的钳工余洁菲，曾非常热心地在郊区一个部队招待所，为敏儿找了一份当招待员的工作。敏儿也欢天喜地地去上过几天班。最后因儿子太小，中途又不能回家喂奶加上丈夫经常出差，家中无人照料，不得不弃之。后来儿子长大了一点，又找过几次工作。到餐馆端盘子、洗碗；给有钱人家做钟点工；在停车场收费等等。凡重活，脏活，无人干的活，敏儿都干过。最后都因敏儿体力不支中途病倒而被人一次次辞退。
每被辞退一次，对敏儿的打击就加重一次。敏儿刚到武汉来的一点点喜悦和微乎其微的自信心，在这一次次被辞退的打击中消解殆尽。敏儿简直觉得自己是个一文钱不值的废物。她在生活的现实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她的人生坐标了。她迷失了。她将自己迷失在无边无际的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
敏儿的身体本不是很弱，可是在一次次的辞退中，她的身心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她迁居武汉的第三个年头，她终是不堪重负，一种奇怪的病缠上她身。使她变得弱不禁风。任何大一丁点儿的声音都会使她受到惊吓，严重时甚至晕死过去，全身痉挛，口吐白沫……敏儿的这种病使她吃了不少苦头，也使她失去很多机遇。
敏儿日渐衰弱的身子使本是拮据的家庭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说来也怪，敏儿现在干的活儿，比以前所有的工作都累，都脏，敏儿却坚持了下来，一干就是三年多了。在这三年的期间里，敏儿不是没病过。尤其是夏天，几乎是敏儿的发病高峰期。她常常在干着干着活儿的时候就突然晕倒在地。按说，这种情况下，她是完全应该休息的。可是她从来没休过一天病假。为什么？就因为她是临时工。临时工是没有节假日的。不仅如此，甚至连吃中午饭的时间也没有。敏儿常常在上班前就将中午的饭做好，如果是冬天，敏儿就将做好的饭菜放在保温瓶中，如果是夏季，她就将做好的饭菜放在一般的饭盒内带上。到吃午饭时，扫地扫到那儿了，就在那儿将扫帚放倒，人就坐在扫帚把上吃饭。在冬季的时候，敏儿吃的饭多数是冰冰凉的，而在夏季，敏儿吃到口中的饭都已做馊味了。可是敏儿还是得吃，不然，下午哪来力气干活呢……
那一天不是星期天，可是在省外贸学校读书的儿子突然回来，说他不想读书了。十六岁的儿子在说这句话时，带着哭腔，双眼泪汪汪的，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同儿子一样想痛哭一场的敏儿不知道儿子为何突然言说不读书。
是为钱吗？敏儿一下子就想到了“钱”——这个牵制着整个人类神经的可恶的玩艺儿（这玩艺儿真是功力超凡。它使人富贵、它使人贫穷、它使人严志、它使人淫荡、它使人入地狱、它使人上天堂…… ）。
时下已是5月中旬，敏儿记得早在刚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天，儿子就拿回学校关于集资的通知单。通知单上有蛮多蛮多的理由讲明学校为什么为什么要学生集资，并限定了交集资款项的日期。好像是3月底，最迟不能超过4月中旬，否则后果自负。虽然没讲明应负什么样的后果，但态度的强硬是显而易见的。
不用说，儿子黎黎突然说不想读书，一定是与那个450元的集资款项没交有关。想到此，一种对儿子深重的愧疚感涌上敏儿的心头。她简直觉得自己不配做母亲。
可是她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呵。甚至她连让儿子的同学与自己见见面的勇气都没有……
哦，在这儿我该向亲爱的读者交待一下敏儿现在的工作：她是城市清洁工。这个工作从新闻媒体上的宣传上来看，是平凡而伟大的。甚至被誉为城市美容师（笔者早在几年前就写过关于环卫工人的纪实文学，由此笔者采访过大量的环卫工人。时至今日，那些流着泪对我讲述她们在工作时所受到的欺视，侮辱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这种工作落到生活的实处，落到某一个人的身上，它就没有那么多的光环可言了。干着这项工作的人所要承受的是更多的沉重和艰辛甚至屈辱。
对此，身为清洁工的敏儿是有太多太深的感触了。因此，自打她进了清洁工队伍的行列，她的头就没抬起过。她丝毫没有平凡（她连平凡的感觉都没有，哪儿还会有伟大之之感）感，只有深深的自卑和低微感。这种自卑感源自于社会的欺视和人们太多太多太多的白眼、蔑视。
记得去年儿子过生日，儿子的同学们在好几天前就闹着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到他们家来玩。儿子在上个星期天回家时，就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儿子说：“妈妈，我的同学下个星期三要到我们家来玩。他们说他们已在皇冠食品店给我定做了生日蛋糕。”儿子在说这话时，满脸的幸福。
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初六，这一天是黎儿的生日。已做母亲十多年的敏儿当然比谁都记得这一天，比谁都珍视这一天。然而，她从来没有为儿子大张旗鼓地过个什么生日。充其量在儿子生日的那一天，认真地为儿子做一碗肉丝或鸡蛋长寿面什么的。黎儿很是懂事的，他知道家中生活的艰难，过生日时，从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闹着吵着要上“麦当劳”啊“肯特鸡”呀什么快餐店。更别说要父母亲到哪个店为自己定做昂贵的生日蛋糕啊什么的。
听说黎儿的同学们要为黎儿过生日，还为他特意定做了生日蛋糕，敏儿既为儿子感到高兴，也为自己的家境窘困感到心酸和歉疚。这是儿子第一次过一个有生日蛋糕的生日，而且是他的同学们为他定做的。
到星期三的这一天，敏儿狠了狠心，到集贸市场买了些鲜鱼鲜肉新鲜蔬菜什么的，给儿子及儿子的同学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就独自出了家门。她要到哪儿去呢，说不清楚。反正她是不能呆在家中。她怕被儿子的同学们认出（她负责打扫卫生的地段正是儿子的学校附近，她给儿子以严厉的规定，上班的时候，不允许儿子来找她。），使儿子在同学们的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户外的天空有些阴沉，出了屋的敏儿将有些单薄的外套紧了紧，便融入苍苍茫茫的夜色深处。蹒跚、落寞地走在黑夜中的敏儿抬头望了望天，她觉得天上稀稀疏疏的星星也在嘲笑她的窘态……她感到脸上有两条虫子在爬，冰凉冰凉的。她用手一摸，满手的泪……她仰望长空，任泪水长流…………
……躺在病床上的敏儿，将往事一件件地往外翻，想得很是心酸，想得眼泪直流。在所有回想的往事中，最让她心酸的是黎儿的同学为黎儿过生日的那个晚上。作为母亲，她是多么希望自己留下来为儿子的生日张罗。可是作为一个扫大街的，她又必须强迫自己离开……那一夜，她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转悠到深夜12点多钟……
****************
MinEr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first group of female workers who were laid
off. MinEr began her unemployment as early as 1982. She only worked
for three years before being laid off. MinEr usually said to others that
it was only three years for her to hold the iron bowl (meaning a steady
job for life), and enjoyed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the socialism. She
said that now her current job was not stable and she might lose it at anytime.
At the time MinEr lost her job, the word "Laid-off" was not yet used.
MinEr still remembered it clearly that, at that time, people who were unemployed were called Waiting for Work. As early as the Enterprise System Reform was established, so far as she could remember, it had very democratic and ear-pleasing names: Free Combination, or "Superiority combin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enterprise personnel structure changed from being originally given jobs by the government into contract system based on the selection of best personnel decided by contractors. (No one knew who the contractors were and followed what priority standards for the selection of so-called best personnel), but from MinEr's experiences and her eyes, the so-called Enterprise Reform System was that the state-owned assets and collective assets had been disintegrated and embezzled fearlessly by a small number of corrupt persons in the name of Reform. The so-called "Superiority Combination" was nothing more than "Nepotism".
As far as MinEr could remember, The "Superiority Combination" was the earliest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MinEr was the victim in that earliest reform process. Her female co-workers once teased her, saying, "In our big family, MinEr is the pioneer of the reform system--first one to lose her iron bowl,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of market economy." Usually MinEr would just give a wry smile for what they said or she might say something
like "The full people don't know the hunger of hungry people" as a little
counterattack to her joking friends.
At that time, MinEr was not living in Wuhan City. She was working for a
furniture company in Water Willow Town, her hometown. With approximately one hundred employees, the furniture company was not considered as a big company. But even if it was a small company without many workers, it was still a role model in the enterprise reform. When the so-called spring wind of reforms (the harsh winter wind as MinEr put it) blew across the small town, the company took actions right away. Only in two or three days, the company that had no problems at all was now taken apart completely. The sawdust workshop of the factory was contracted by Black Guy (a nickname), her senior fellow worker. The painting workshop was contracted by the director's brother-in-law,and the most profitable carpentry workshop was contracted by the director himself. The experienced painter, who was MinEr's master, was in his fifties, and they said that he was the one who founded the furniture company. Since he could not bear to see his own collective enterprise collapse overnight, he scolded the director angrily, calling him "the black sheep" and "capitalist"，and then he picked up his belongs and left the factory in a huff.
True to form, the director had tried to ask MinEr and her master to stay,
but in vain. MinEr's master could not stand that "Destruction" Style reform,
so he categorically refused to stay. And MinEr was too arrogant to continue in that job; so she followed suit, saying, "I will never slave for new capitalists like you. "
Without doubt, the only way out for MinEr, after she quit her job in 1982,
was to go home. At that time, it was hard for MinEr to imagine what in her
lifetime it would be like going home and waiting for work. In other words,
she had no idea how to go home this time and wait for employment that would change her life thoroughly. She was so naive back then, that she thought the phenomenon of contracting the collective enterprise into individual one must be a big mistake and it wouldn't last long--like a rabbit's tail that couldn't grow any longer.
She said, "The socialism won't let workers starve, and won't let the capitalism exist." Due to various reasons MinEr didn't even finish her junior high school before she started to work. So she could only look at the society
and understand things with her simple emotions. She firmly believed that
enterprises being reformed like that was an abnormal social phenomenon which was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and this abnormal phenomenon would finally be corrected some day. Therefore, the day when she left the furniture factory,she walked out confidently with a sense of solemnity and bravery. She stubbornly believed what she did was to defend something. But what was that something?
After she thought for a few days over it, she figured out that that something
she defended was that everyone could have food to eat--that was socialism.
She thought she was fighting for that doctrine. She was even moved by her
high level of awareness and feats of bravery.
Therefore, she thought she was correct not to accept the director's request
to stay. She felt that she was really a proletarian and a revolutionary
for this once. She believed that one day all the working class like her
would be hired back by the company, and once again become the owners of
the enterprise. However, never did she dream that she would wait for almost twenty years, when no one cared about her and what life she was leading, no mention being hired back by the company or becoming the owner of it.
Now, in retrospect, MinEr still missed that small furniture factory. She
used to speak to others this way, "Back then steamed buns in our factory
canteen were big, sweet and delicious. They are not like those now which
are made from detergent-like yeast and hard to eat, but have also caused
people strange diseases. "
Yes, in those days MinEr felt that the most delicious food in the world
was nothing more than those huge, aromatic, yet not very white steamed buns produced by the canteen of her factory. Every time on her day off, she would never forget to bring her family some steamed buns. Sh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the best gift to her mom and younger sisters. MinEr felt that life back then was so simple and full of tender feelings.
Now MinEr still thought much of NaYing, her roommate, a naive, lively, warm-hearted and generous Muslim girl. NaYing's parents were railway workers, and her family income was considered high in the town MinEr lived in. Oftentimes NaYing invited MinEr to her house and asked her mom to cook them something good to eat, so as to satisfy their craving for good food. Those days with NaYing together, MinEr was really carefree and happy. Even though they worked for a small factory and earned low wages, they would never have a feeling of self-despise and the sense of crisis. They always stubbornly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the real owne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factory, the dauntless working class, and the pillars of society.
Working class at that time definitely was a class that took the leadership
in everything. In those days, when seeing an acquaintance who had become a worker person one would admire and say, "Oh, you are working class now!" with a tone full of envy.
In the era of planned economy all the commodity transactions requested coupons from buyers. MinEr thought that working meant to contribute everything she possessed to the country and the factory she worked for. At the same time, she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 country and the factory would take good care of her in her lifetime, from child birth to sickness, to aging and to death. That was why she started to work even before graduating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That was her true feelings after she was employed. Of course, in those days, except MinEr, many co-workers of hers also carried those thoughts.
It can be said that, that was a characteristic of that era. Once you joined
your organization, no matter small or large or what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was like (in MinEr's memories, in the planned economy times, it seemed that every enterprise was making profits, and they had never suffered a loss), you seemed to be insured of your employment , and everything about you would be taken good care of by your organization.
This kind of being taken good care of was implemented ever since the day new workers started to work and be educated. For example, when MinEr began to work for the very first day, the director of the factory toured her and other new hires around that very small furniture factory for less than a half hour, and went back to that pitifully small meeting room, and then he said to them, "From today on, you should give all of your concern to the
hand of the country and the factory. The factory is your own home, and you
are the owners of it. If you have any difficulties or emotional problems,
you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port to the leadership. The company will
help you out any time"...so on and so forth. Hearing this, those workers
who were only about fifteen or sixteen years old felt so warm at heart.
With tears welling up in their eyes, they were all moved by the director's
speech, and tingled all over with excitement.
Dear readers, let us recall that at a time like this---who would have imagined that the fate of being laid-off was not far away, waiting for those kids to face? Another example: not long after MinEr and her co-workers were hired, they witnessed something that fully reflected the warmth of the big collective family.
The event happened like this: not long after MinEr and her co-workers started to work for the furniture company, there was an accident to an employee, Li Siqing, who was in charge of buying all the things for the company. He was going on a business trip to the Northeast, and he was almost killed in that accident. After the company received notice of the accident it immediately sent someone over to take him home. Very soon Li Siqing was escorted back to Hubei province. After Li Siqing arrived in Hubei province, he didn't go back to Water Willow town, but was directly sent to Xiehe Hospital in Wuhan city. Later on, all his co-workers took turns to see him in Wuhan.
Some of them even went to see him several times, because all the costs
of the travel to and back were paid for by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even sent someone purposely to take care of Li Siqing in the hospital. Since Li Siqing wa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 company was also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costs of his relatives who went to see him in Wuhan, including costs of eating, drinking, going to washroom and staying in hotels.
The "incident" that occurred to Li Siqing, without doubt, was a vivid lesson
to MinEr and other new employees as an example of advantage of the big family of socialism. For another example, the company made all the arrangements for its employees, for matters like child birth,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The company leaders would also put it as a routine and act like their parents to look around for suitable match for those middle-aged men and women in the factory, who were still single for reasons of finance or other, to get married with. Relevant persons in charge would keep helping those singles till a perfect match was found to satisfy their wishes.
...Oftentimes when MinEr recalled life in those days, the simple life, full
of warmth and free of anxiety, that she had led in the furniture factory
back then, she felt that the life she was leading now was not for human
beings.
It has been almost twenty years since that day when MinEr was laid-off.
The change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was: in the beginning, MinEr had stayed with her mother-in-law in the countryside for a few years. Life on the outskirts had changed MinEr from a city girl into a country woman. If that thing that MinEr had a zero tolerance for had never happened, MinEr's husband, a man who worked for the Wuhan railway station, wouldn't have let MinEr move to Wuhan. For that matter, it could have been a very good plot for this story, but the protagonist of the story MinEr didn't give me the permission to put it down. So in order to be respectful of her I decided to give it up, however methinks that would make me feel guilty for my readers, and to make it up, how about I put it this way, "MinEr's so and so...turned out to be ..."And that was it, since I don't want to break my promises to MinEr.
I am sorry, dear readers.
As a matter of fact, to keep her own original lifestyle was not what she
really wanted. MinEr once,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expressed what she
thought to those women who lived in that tenement yard when they gossiped together. She said, "I also wish to perm my hair, wear sheepskin coats, anchored pants, high-heeled shoes, and carry a fashionable handbag. And all my family could have breakfast outside, but where does money come from?"
The truth was that living a comfortable life and dressing up nicely had
been something that MinEr had always dreamed of. But the problem was, ever since she moved to Wuhan, she was unable to find a job. The reality of
having a difficult financial situation was a ruthless plight to MinEr and her family, which made her life so miserable. MinEr felt deeply depressed
in her family financial crisis.
Of course, when MinEr first moved to Wuhan, she had been excited for a while,because no matter what, she had finally gotten rid of that disgusting place where both her mother-in-law and sister-in-law disliked her and scolded her because she had no idea how to do the field work, and moreover, she extricated herself from her father-in-law's malicious entanglement for good.
And no matter what, the situation of her and her husband living separately
in different places finally ended. However, happy days didn't last long.
Being unemployed and living a poor life really worried MinEr.
MinEr looked for a job desperately through the hard times. For example,
the benchwork fitter Yu Jifei, who worked with her husband, enthusiastically
found her a waitress position in an army guest house located in a suburban
area. So she started to work there with merriment for a few days, but at
last because of having a hard time to take care of her son who was still
small and not yet weaned plus her husband needed to go on business trips very often, MinEr finally decided to give up that job for her family. As her son grew up later on, MinEr looked for jobs several times. She worked as a waitress and a dishwasher at a restaurant, a part-time maid for rich people, a parking lot attendant and so on. MinEr had done all kinds of heavy work, dirty work, and work no one wanted. However, she was dismissed again and again by all her employers due to her bad health which impacted on her hard work.
The more times MinEr got fired, the heavier the blow became to her. The
very little joy and self-confidence that she had in the beginning when she
moved to Wuhan had disappeared without a trace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repeatedly fired. MinEr simply felt like she was nothing, so worthless.
No matter what, in the reality, she could no longer find her goal in life,
as if she had lost her direction and drowned in a boundless ocean.
Originally MinEr was not that weak, but she just could not stand the pressure
of being unemployed so often. In the third year after she moved to Wuhan,
under the overwhelming stress, she started to get a strange disease that
made her feel very weak, and even any little sound would frighten her.
When the condition was aggravated she even passed out with uncontrollable muscle spasms and foaming at the mouth. MinEr had suffered a lot from that odd illness which also made her lose many opportunities of getting a job.
Her life seemed like one disaster after another when she became sicker and
sicker day by day under the poor living conditions--without any financial
support. But oddly enough, even though these days the job she worked at
was more tiring and dirtier, MinEr still could keep going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In these three years MinEr also got sick, and especially summer time
was the peak season for her illness. Usually when seizures happened to her
at work, she would pass out all of a sudden and fall on the floor. Supposedl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he should definitely need a good rest and avoid
working so hard, but she had never called in sick for even a day. Why? Because
it was just a temporary position.
Usually, temporary workers had no holidays, and no mention of lunch breaks.
MinEr always prepared her lunch before going to work in the morning.
In winter time, MinEr put her lunch in a thermos and in a general lunch box
for summer time. When lunchtime came and she was still sweeping the floor,
she would just sit on the broom to eat lunch, no matter where she was.
And in winter mostly her lunch was icy cold, and in summer her food would
give her a rancid taste in her mouth. But she had no choice, otherwise she would have zero energy.
That day was not Sunday, but her son who studied in the provincial foreign
trade school suddenly came home. He said he didn't want to go to school
anymore. The sixteen-year-old son, said with a crying tone and tears swelling in his eyes, it seemed like he had suffered from great grievances.
MinEr, who was in the same mood and wanted to have a good cry like her son,
had no idea why her son suddenly said that he didn't want to continue his
education.
The wheel of time already turned to mid-May, and MinEr remembered the first
Sunday after the school started when her son brought home a school notice
about fund raising, in which tons of reasons were given, saying why the
school needed to raise money from its students. The notice also indicated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students should pay and set a time limit for doing
so. All students should do what they had been asked to do, otherwise they
would be the ones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ies after the very last day--
the end of March, or at the latest the middle of April. But the notice didn't
state what kind of responsibilities there were.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school
authorities showed the firm determination.
Needless to say, the reason why her son LiLi wanted to quit school mus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amount of ￥450 that he hadn't paid to the school.
Thinking of that, MinEr started to be haunted by a crippling guilt, that
she felt she was not fit to be a mother. She was so helpless to change
what was facing her. She didn't even have courage to see her son's classmates.
Well, up to now I should explain to my dear readers what MinEr did for living:
she was a city cleaner--an ordinary, but great job that had beenmpropagandized by the media as a city beautician, (I had written something about cleaners in a pattern of documentary fiction, and I had interviewed many of them for information. As of today, the details of the situation of those workers had complained to me with tears trickling down their cheeks about the unfair treatment they had received--how they had be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insulted, were still fresh in my mind.) but it really became another thing in the reality when someone actually worked a job like that, not to mention the halo the media put on the job. People who worked that hard actually bore a lot of stress caused by the discrimination and even humiliation against them.
In that regard, MinEr had too deep a sense of being a cleaner. Therefore,
she had never been able to lift her head to face people of other jobs since
she joined the cleaning crew. She didn't feel that she was doing ordinary
work. (She didn't even feel it was ordinary, not to mention great.) What
she had now was the deep feelings of inferiority which stemmed from much
of discrimination and contempt in society.
Last year, on her son Lili's birthday, his classmates boisterously insisted on taking that chance to come and have a good time in their house. When Lili came home from school the previous Sunday, he told his mom about that. Lili
said, "Mom, my classmates will come to our house next Wednesday. They said
they had already custom-made a birthday cake for me." When he said so, he
was so excited that his face shone with pride and happiness.
That Wednesday fell on the sixth day of the fifth moon on the lunar calendar,
and that was her son's birthday. Being a mother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now MinEr remembered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about that day and she cherished it more than anyone else. However, she had never thrown her son a birthday party with much fanfare. At best she made him a bowl of longevity noodle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s a celebration. Lili was very reasonable, he
understood the financial dilemma faced by his family. So not like other
children, he had never insisted on going to fast food restaurants such as
McDonalds and KFC, not to mention of making his parents buy him an expensive custom-made birthday cake from a bakery shop or things that were similar.
Hearing that Lili's classmates would have a birthday party for him with a custom-made cake, MinEr felt so happy for her son, but at the same time she
felt embarrassed and guilty, because that would be his first birthday with a birthday cake, and the cake would be given by his classmates other than herself.
On that Wednesday, MinEr hardened her heart. She went to a peddlers market and bought some fresh meat and vegetables, with which she prepared a sumptuous dinner for her son and his classmates.And then she left the house. Where did she want to go? She was not even sure. Anyway, she couldn't stay at home. She was afraid that her son's classmates would recognize her--a cleaner.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sections near her son's school. She had a strict requirement for her son that he was not allowed to go and see her at work.) She didn't want her son to feel humiliated in front of his classmates.
The sky looked a bit gloomy. Outside, MinEr tightened her threadbare jacket ,and then she faded into the dark night. Alone and staggering, she lifted up her head and looked into the sky. She felt that even the sparse glittery stars were mocking her embarrassment. It seemed as if there were two worms crawling on her face, which were icy cold. She touched them with her hands and it turned out to be a handful of tears. She kept looking up into the dark night sky and let her tears drip down her face...
…… Lying in the hospital bed, as if playing a movie, one by one, her memories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came back to her, touching her heart bitterly, and made her tears continue to drip down. Looking back, the thing that made her really sad was what happened that night--her son's birthday. As a mother she hoped that she could stay and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for her son's birthday, but as a cleaner, she must force herself to leave... That night, she stayed outside and walked around aimlessly till after twelve o'clock, mi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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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艺术家直面资本的双刃剑
星期一 三月 24, 2014 9:48 am
近两年来，诸多策展人、评论家、艺术经纪人等艺术界人士及画廊、拍卖公司等艺术机构，纷纷将目光锁定年轻艺术家。这种局面，让人不禁想到2005年至2008年的年轻艺术家热潮。那么，当下这波年轻艺术家热与此前有何不同？年轻艺术家为何再次成为市场追逐的焦点？身处市场与资本环境下的年轻艺术家，又该何去何从？
在艺术品市场整体上呈现平稳调整的态势下，很多藏家借此良机“逢低吸纳”。与此同时，另一个市场趋势日渐明显，那就是年轻艺术家的出镜率普遍提高，在拍卖会、艺术博览会、画廊等各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年轻艺术家——介乎资本、学术与国际化
林林总总的青年艺术家活动从资本、市场以及学术等角度关注青年艺术家，虽引发褒贬不一的争议，但在客观上催生了青年艺术家热。
近日，主推年轻新锐艺术家的“Hi21新锐艺术市集——年轻艺术家的博览会”在京举行，该博览会以推荐45岁以下新锐艺术家的原创作品为主，提供价格在5万元左右的艺术作品。《Hi艺术》杂志出版人，也是该博览会负责人的伍劲介绍，遴选参加博览会的作品比较轻松，符合当下艺术消费的市场主流，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100多位年轻画家的近1000件作品，销售了近200件，均价不到两万元。
同时，由《艺术商业》杂志和德国贝尔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2014最具潜力青年艺术家”评选结果也在京公布，该活动从非商业角度出发，聚焦40岁以下的青年艺术家。主办方希望：“力图通过此次评选，推动中国当代艺术重新回归到关注学术建树与艺术创新的层面，从而持续褒奖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富有创造力和实验性精神的艺术家。”
而主打“70后”“80后”年轻艺术家的各类展览活动远不止于此。比如，南京金陵美术馆在3月6日至20日举办的“首届70后水墨大展”，北京今日美术馆的当代艺术院校大学生年度提名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CAFAM未来展”项目，以及“青年艺术100”“中国青年艺术家扶持推广计划”等多个青年艺术项目。
实际上，年轻艺术家早在2005年前后就受到关注。2005年，北京星空间举办了名为“下一站，卡通么？”展览，展出了欧阳春、陈可、李继开等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也开启了年轻一代艺术家出现在画廊的序幕。此后，评论家朱其也策划了展览“漫画一代的崛起”，伍劲策划了“少年心气——中国新锐绘画奖作品展”，至此，年轻艺术家以一种新的面孔出现在艺术界和市场上，向观众呈现当代艺术视觉上的变化。
“这几个展览与年轻艺术家的崛起都直接相关。”在北京传是拍卖当代艺术部负责人阎安看来：“以‘70后’‘80后’作为一种新的统称，使这批艺术家形成一个群体，以方便推出。”年轻艺术家也作为一个有别于此前当代艺术家的形象出现。
近日，在纽约举办的“中国艺术市场:现实与未来”国际高峰论坛上，艺术品市场投资分析专家赵力表示，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面对传统也有所思考，生活方式的改变，创作观念的改变，对生存和生活空间的关注是他们的新方式。
美国《艺术新闻》特约编辑芭芭拉·波拉克也一直在关注中国年轻艺术家，她认为：“中国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已经不用我是中国艺术家来设定自己的身份，而是定位自己是世界的艺术家。”在她看来，这些艺术家擅长利用科技或用自嘲方式来表现作品的思想性。“年轻一代艺术家准备进入纽约甚至国际市场，他们对中国和中国当代艺术很有信心。”《艺术新闻》杂志主编韦恩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观点，“当代的中国艺术家像此前的欧洲艺术家，具有打开新可能的可能性。”
美国佛罗里达坦帕美术馆和圣彼得斯堡美术馆正在筹划一场“具有冒险性”的展览，他们将在今年夏天联合推出中国新兴艺术家群展，选择的艺术家均出生在1976年后。“现在的年轻艺术家与5年前或者10年前又完全不同了，他们不仅是在为符合西方藏家口味而作画，现在的中国年轻艺术家更加的个性化，国际化意识很强，欣赏中国艺术家作品的观众也在改变着。”策展人史密斯如此表示。
德国贝尔艺术中心中国区首席代表陈媛也表示，年轻一代艺术家有机会游走在世界各地，使用网络与国外艺术家交流，了解不同背景下的当代艺术，他们的视野和创作更具国际化。年轻艺术家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创作理念，突破以往架上绘画单一的技法，采用不同的表现媒介进行创作。
谁是市场黑马——年轻艺术家的市场爆发
从二级市场到一级市场，甚至蜂拥的艺术品电商交易中，青年艺术家作品都是最为活跃的板块，而少数艺术家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突破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大关，也成为市场向年轻艺术家倾斜的信号。
2008年，年仅27岁的艺术家高瑀的作品《打虎》在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翰海”）以110万元成交，成为“80后”艺术家第一件成交价过百万元的作品，也创下“80后”艺术家作品拍卖高价。此后夏俊娜、尹朝阳、李继开、陈可、李晖、韦嘉等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相继在市场上创下高价，受到一级市场的广泛关注。
最近两年，在当代艺术处于调整期的局面下，个别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却直线上升，成为市场涌现出的黑马。2013年可视为年轻艺术家市场再次爆发的一年，贾蔼力的《二月物语—过去（床）》、《早安，世界》在香港苏富比分别以580万元和340万元成交，其另一作品《疯景》也在中国嘉德以483万元的高价成交。出生于1983年的陈飞作品《熊熊的野心》在北京苏富比以542万元成交，该作最低估价25万元，而这件作品在2010年曾在北京翰海以30.24万元成交，这一新成交价为“80后”年轻艺术家的市场发力创下了新高度，使其不仅成为2013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热门之一，也带动了“80后”年轻艺术家的市场热潮。
此外，郝量2011年作《寒林》在香港苏富比以256万港元成交，徐震于2013年创作的《光源》在北京保利以310.5万元成交，刘韡的3件“紫气”系列作品分别以290万、280万港元和232万港元在上海佳士得和香港苏富比成交。香港苏富比中国当代艺术部主管林家如表示，苏富比顺应当前局面，推出了多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并创下多位艺术家个人高价，但她坦言，年轻艺术家作品的成交价和总成交额毕竟有限，不会作为拍卖重点。
“年轻艺术家作品受到关注，也是市场寻找新热点的结果。”伍劲表示，以曾梵志、张晓刚为代表的60年代画家的作品价格经由近10年的爆发式增长，已成为高价位作品，普通藏家和艺术消费者难以企及。而随着当代艺术的逐渐推广，市场处于调整阶段，价格处于低位的年轻艺术家作品自然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
再者，进入艺术品市场的买家情况也有改变。蜂巢艺术中心负责人夏季风介绍，在他接触到的买家中，单纯为了投资获利的人群减少，IT精英人群、海归的数量逐渐增多，而且以“70后”为主，他们将会成为未来艺术品消费的主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更贴近这部分人的审美需求，作品价位也相对合适，对于新进买家是较为容易进入的板块。
然而，在面对个别年轻艺术家拍卖价格高涨时，年轻艺术家面临的困难仍不小。在伍劲和阎安看来，总体而言，能出现在一级市场，甚至取得高价的艺术家作品只是凤毛麟角，由于拍卖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这些取得高价的作品也是偶然，而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整体价位尚处于低位。据伍劲介绍，在艺博会销售出的200多件年轻艺术家作品中，5000元至5万元价格区间的接受度较高。“这种价位是消费者和藏家能够接受的价位，也符合当下市场环境。”伍劲说。
显然，这样的作品价位意味着“80后”艺术家与画廊合作的难度加大。“对于盈利性画廊而言，要支撑一个艺术家的个展，基本成本费用必须考虑在内，即便销售数量很大，但实际资金的回笼要比原来困难得多。”夏季风表示。一些画廊甚至表示，与年轻艺术家合作，更多的是“赚取人气不赚钱”，很多此前关注年轻艺术家的画廊也不得不改弦易张。
面对资本的双刃剑——视野决定走向
随着新一轮藏家和艺术消费者的介入，市场流行风格和买家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变化，青年艺术家作品成为新一轮投资收藏的热点。
已有25年艺术品收藏投资顾问经验的托德·莱文对近年来全球盛行的年轻艺术家热有他的观点：“艺术品市场存在着大量的投机行为，特别是对那些年轻艺术家。”画廊主黄燎原就表示，在当下的年轻艺术家选秀活动中，商业操作痕迹较重，但现在是一个商业时代，这也是没办法避免的。
对于年轻艺术家而言，还未离开学校就已身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这是之前几代艺术家都不曾遇到的。阎安认为：“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需要很长的成长期，如果盲目将这些艺术家推向市场，尤其是拍卖市场，人为拉高其作品的价格，会严重影响青年艺术家市场发展，甚至影响艺术家的创作。”
当下，年轻艺术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虽有被过度消费的争议，但也面临此前艺术家不曾有的机会。对此，夏季风表示，“资本影响市场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针对年轻艺术家而言，对有些人会带来伤害，但对艺术家也有好处。年轻艺术家感受到市场的力量，在面对商业问题时比之前的几批艺术家适应得多，对资本的处理方式也成熟得多。”
当然，在寻找年轻艺术家“潜力股”的热潮中，参与者不应忽略年轻艺术家的推介与发掘的不确定性。“年轻艺术家作品的优势在于价格低、数量大，而劣势在于质量不能保障，创作不定型。”阎安表示：“总体而言，年轻艺术家处于市场淘选过程中，最终剩下的只有几个，需要长时期观察艺术家的创作方向，面对市场的心理状态、经纪人和画廊的规划也都有影响。”
在夏季风看来，年轻艺术家中，“70后”艺术家的市场和学术知识逐渐得到认可，而“80后”艺术家还处于不断淘洗的过程中。当下市场处于相对冷静期，利于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他认为，“在‘80后’艺术家中，那种对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有充分理解、评估和反思，并站在国际化环境下，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创作作品的艺术家会更受关注。”
来源：中国文化报
Author: 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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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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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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