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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金箍咒被锁紧
星期二 四月 15, 2014 2:13 pm
演员的金箍咒被锁紧 (2014-04-16 03:10:45)[删除]转载▼
标签： 转载 分类： 杂谈感受
新演员出路在哪里？人都是从无名到有名的。一炮红，也是经过无名和寂寞、努力的。很多明星大腕的电视剧不是都很烂吗？
原文地址：演员的金箍咒被锁紧作者：编剧导演制片人阿弋
演员的金箍咒被锁紧
新闻提要：2014年4月15日，总局召开2014年全国电视剧播出工作会议。会上宣布，自2015年1月1日开始，总局将对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方式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包括：同一部电视剧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道每晚黄金时段播出不得超过二集。
总局此次电视剧播出方式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均衡卫视综合频道节目构成，强化综合定位，优化频道资源，丰富电视剧荧屏。
我们都知道，电视剧制作成本高在演员身上，明星、大腕动辄几百万、千万，一部电视剧光演员片酬就占去一半之多，大制作电视剧演员报酬甚至高达70%。制作费用和周期就在那里，怎么做都是那些费用，只要不是特效效果太多，总费用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但是，演员的片酬也在那里，不降，反增。新政似乎打压了演员的片酬，殊不知效果未必奏效。演员的贪心就在那里，演和不演看片酬。高就演，不高不演。一剧两星似乎在鼓励电视台做独家剧、自作剧。那么，民营企业呢？一剧两星让制作企业走两个极端，要么大制作（当然新政会逼着减少），要么就低成本电视剧（会增加烂剧，阻碍走出国门）。一剧两星，势必引导资源整合，也会引导自作剧和独播剧的生产，但是，数量会减少。电视台的购买力就在那里，习惯了，不光赖账、欠账，还压低收购成本，原因是广告量越来越少，经营困难。四星时候，中国就没有几个星星闪耀，就那么十家电视台，敢自称为“星”。大手笔收购电视剧，其他的所谓的“星光”未必灿烂过。大多数是买二轮，甚至三轮。
市场就在那里，收视率就在那里。电视剧生产势必要重新洗牌，首先是降低成本，否则谁肯花大钱购买“奢侈电视剧”？中国电视剧的“奢侈”、“豪华”是怪胎，总是以为大腕、明星多就是大制作。大制作不能是在追求质量上吗？制作不能豪华吗？国家出台新政，恰恰是打击演员豪华阵容，而是倒逼提高质量。一剧两星，势必导致降低成本制作，卫视不凑钱，买得起吗？买得起，承受得起亏空吗？韩剧、美剧每一集电视剧制作成本高达300万元-500万元。中国的电视剧比不上如此的制作成本，演员报酬倒是高出几倍，编剧的价格不如韩国打灯、场务价格，这都是没法比的事情。谁把演员惯坏了？谁把演员捧上天？这回演员就是你的神仙。不敬神不行，因为你把她塑造出来了，只有跪地烧香才行。否则，神仙一发怒。你就得头痛。
电视剧是文化产业。产业的发展和生存势必一来市场。市场就在那里，而且电视机开机率一直在降低，广告哪里来？收入哪里来？优秀电视剧哪里来？演员的片酬到底多少算合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劳动报酬应该和实际付出相等，多劳多得，少老少得，不劳不得。然而，演员漫天要价是不是事实呢？新政出台。肯定减少了大成本电视剧生产数量，演员的价格不降，生路在哪里？独家剧、自制剧会增加，小成本电视剧会增多，不一定就会导致质量上不去。80年代、90年代电视剧费用都不高，经典剧很多，质量也不差。质量不是因为钱而提高的。明星大腕就没有败笔？明星大腕就是“剧神”？新演员出路在哪里？人都是从无名到有名的。一炮红，也是经过无名和寂寞、努力的。很多明星大腕的电视剧不是都很烂吗？新政出台，简直是给演员上了金箍咒，制作方不肯出打钱制作，演员哪里去要高昂的片酬？零星的几部电视剧能养活的起那么多明星、大腕吗？不降低片酬，活路变死路。饭就在那里，吃不吃。吃，就那些，不吃，饿死。
制片人和制片方迎来了含泪的“春天”，演员片酬倒逼降低了，可电视台的收购价格也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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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剧缺乏民族自信和责任感
星期二 四月 15, 2014 2:12 pm
总见一些自负的编剧自吹自擂，拿着收视率在说事，你怎么不拿责任说事？
原文地址：中国编剧缺乏民族自信和责任感作者：编剧导演制片人阿弋
中国编剧缺乏民族自信和责任感
我们纵观历史和文学史、社会史，真正永远闪烁着思想的光芒的文艺作品是那些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真正值得敬畏和崇尚的作家是那些写出具有批判现实精神作品的作家。编剧在影视界是一个职务，在社会上只是一个空有的符号，真正的职业称呼应该叫剧作家。所以，编剧们试图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与作家区别开来，实际上是一次脱离的冒险，是背道无功的努力。
当下，烂剧胜出，烂剧迎合了俗烂的心理，只能是一时的娱乐，娱乐之后是什么？还是死气沉沉的人生境遇，改变的只有写烂剧的编剧包里多了几毛钱。社会还是那个社会，那些涌动的社会不良的习俗依旧存在。当然，剧作家没有政治家那样的责任，去给人和社会指出一条出路，但作家起码是启迪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向导。那些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的编剧，沾沾自喜于收视率，和热播的同时的，你想到没有，热闹一时之后，谁还在关注你的作品。睡不着的时候，是否想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悲哀所在，做一个沽名钓誉的人，你的灵魂是否平静？十年之后，老年之时，你是否醒悟，自己是否符合剧作家这个称号？
总见一些自负的编剧自吹自擂，拿着收视率在说事，你怎么不拿责任说事？你的作品是否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你的作品是否有普世的价值？你得作品是否改变了自己，改变了别人的人生境遇和触动了社会？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不是哪些粗制乱造的文字垃圾，而是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永垂不朽的、名誉千古的也是写出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批判现实主义不是对当下的不满，恰恰是一种热爱和关怀。没有一个社会状况是完美无暇的，没有一个社会是人人都满意的，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不足、缺失和遗憾！剧作家的责任是揭露和表现，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当下，社会生活中，道德的缺失，人格低下，金钱主导价值观，恰恰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和和谐社会的异调，甚至是社会不良的症结，这些社会的肿瘤不去剖析，有谁知道自己病了？不去手术，谁的病会自己痊愈？写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不是对社会的不满，更不是攻击政府，恰恰是一种对社会的扶助和引到。政治家的给养来自哲学，哲学的根在文学，人类的灵魂土壤在文学里，圣殿在哲学里。有那么一大批编剧自以为是，写出几部热播剧，就认为自己如何有价值，其实，你们恰恰把国民引向了歧路，把祖国的未来引到不归路上去了。批判现实主义不反对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恰恰是来自于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当然，现实主义也不排斥浪漫主义，现实不缺乏人生的浪漫。但是，社会现实不允许浪漫，浪漫的社会是空想，是空中之阁。
只有自我批判的民族和精神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影视剧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是职业道德的伤逝，是文艺精神的亏空，是国度里精神匮乏的标志。当下，中国梦里，不需要虚假，因为虚假的梦是实现不了的；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每一个人的梦？不和谐的声音和杂音难道不值得批判和矫正？正道沧桑，任何一个民族前进的道路都不可能平坦。社会中很多不良的习俗和恶习在同时复活，为什么？为什么很多被打到的思潮、习俗、陋俗、新的不良都出现了？这些难道都是中国梦中该有的东西？恐怕是噩梦中的东西吧？无愁强说愁，无笑强说笑，无病呻吟，一味地吹捧，难道是强音？有些编剧说，这也不让写，那也不让写，把责任都归给广电局和行政管理部门，哪个行政部门管你了？批判现实主义是文艺的流派，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制止你，因为你在矫正社会的道路。社会主义恰恰提倡批评现实主义精神，将批判现实主义流派写进大学教材，让你学，让你用，不是让你当咸菜吃饭的，吃完饭还说吃咸菜不好吃，还说生活水准底。这本身就是陋习和精神不良。
批判现实主义不一定就批判现实和社会现状，而是将不足和社会不良、陋习表现出来，对观众的精神和心理进行清洗，让观众在看电视剧时候，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社会的不足。
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很注重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我们来看看以往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和作家，以及论述吧。批判现实主义特指十九世纪在欧洲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在继承以往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作家有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代表作品有《红与黑》、《人间喜剧》、《艰难时世》、《复活》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资产阶级文学史上灿烂的一页，也是世界文艺宝库中一份十分重要的遗产。批判现实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文学，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它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是改良主义，它的创作理论的哲学依据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社会时 ， 着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罪恶。他们大多是启蒙学说的信仰者，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峻现实，使他们感到窒息、愤懑，因而他们能对腐败的制度和利己主义泛滥的社会风尚进行无情的暴露。这些作家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探索罪恶的根由，大胆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但是，他们的愤世嫉俗，大多来自受压抑遭排斥的地位，他们“批判现存制度的根本动机是出自对各种社会经济原因的意义的深刻而正确的了解的，则更为少见”。这就必然局限了他们批判的深度。同时，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在黑暗的现实中找到光明的出路。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否定的印象，但没有肯定的答案。苦于没有结论的探索，使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不同程度地杂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色彩，越到后期，这种悲观主义就越明显，越深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人道主义也有了新的特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其锋芒所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封建贵族，而且还针对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封建关系中门第的高低，固然束缚着中小资产阶级个性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里贫富的悬殊，同样障碍着他们抱负的充分施展。这样，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就在猛烈抨击封建等级观念的同时，以更为集中的火力对准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惟钱是视的交易关系。在他们看来，由于金钱关系所造成的种种悲剧、丑剧，是违背“人道”精神的；在金钱的支配下所造成的畸形的灵魂，以及道德的沦丧，风气的败坏，都是不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的。“人性非恶也非善，……可是利欲却同时过分地发展他的不良倾向。”“从人人自私自利的、可怕的、广泛的冲突中，应该产生出改革一切的需要：对罪恶的厌恶，对真理的渴望和对道德的热爱。”博爱思想，是这时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突出特征。因此，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等等败德，都受到了他们的批判；遭迫害、受欺凌的小人物，得到了他们的同情。由于这些作家与劳动群众同样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又眼见社会道德的堕落，他们有时也能眼睛向下，看到人民的痛苦，甚至看到劳动人民的某些优秀品质，进而表现出对劳动群众疾苦的同情和改变群众贫困境遇的善良愿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人民的愤懑不平和反抗斗争。这样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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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可惜啊，王小波英年早逝，李银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星期一 四月 14, 2014 2:40 pm
很欣赏王小波，不欣赏李银河。
这里不去说这位全国人大代表社会学博士专攻同性婚姻记得还说过乱伦也是正常的之类。不关注其他社会学问题。
说的是她丈夫的英年早逝。
现实生活中，你熟悉的或者你粉丝的一对夫妻，要做到丈夫和妻子都被欣赏或者都被崇敬，是件难事。
甚至于可以说十对里难找一二。
顺便——如果说，倒过来一对夫妻两个人都不喜欢，（当然不必再说粉丝或崇敬），那实在太多太多。
这不奇怪，比如你崇敬那位伟大的第一把手，那些比三毛流浪记的三毛多两毛的总不见得也同样崇敬那位曾经的第一夫人。
最近看到一篇网文——王小波的名和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2288d0102eoqm.html
王小波的心脏有问题，静脉血跟动脉血会发生混合
里面还有提到在餐馆打工，女的做招待，难得在洗碗。
所以说美国中餐馆那会儿藏龙卧虎。
一位读博士，一位读硕士，肯定不用交学费吧，找老板给资助。
不至于窘迫到非得挣五美元一小时的地步。
那时候的习俗是不打白不打，尤其是准备海归，不可能留下来的那种情况。
这还不说这份洗碗工打杂的辛苦。还算年轻嘛。
问题出在王小波的心脏。
——那些天王小波的生命正在一点点地耗尽，他曾经对一位电影刊物的记者朋友说：“我有病，我快要死了。”
这太可惜了！
显然，静脉动脉血混流这类心脏病动个手术并不难，即使那会儿中国不普遍，在美国是很普遍的。
匹兹堡大学的医院很棒。宾州州长据说在那里同时换了心脏和肝脏。两番手术一起做，一次性做完。
研究生和本科生就学必须要有健康保险。
就算是保险额度较低，也该不遗余力地筹款去做。
还有，即便当时没能做，事后也能力争去做。
这样的话，即便王小波劳累，也不至于英年早逝。
这说明不但本人不注意，作为贤妻的标准来评价，关心不够是铁定的了。
最让我不能释怀的是——
——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中止了在剑桥大学的学术访问——这说明李银河不在他身边。
——王小波去找张元，恰好赶上一个法国电影节主席的夫人也在他家。“小波那天脸色非常不好，心情显得很郁闷。我发现他经常趴在桌子上，或是仰面看着天花板。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搞的？他说最近夜间打E－mail，经常时间是颠倒着的。那天我就觉得他的身体是不是什么有问题……”
旁人都看出来了，李银河怎么还看不出来呢，照样去远涉重洋。
如果，李银河早早地让王小波去做心脏手术，如果王小波不是那么孤独地呆在一件什么小屋里，而是由妻子守在身边发生什么情况有急救措施的话——
王朔签下了王小波小说的出版权，没有书名，就写着“下一部长篇小说”，我们作为王小波的粉丝就能看到这本下一部长篇小说。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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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拷贝搁在这里
星期一 四月 14, 2014 9:44 am
我忽然明白，為什麼在 1953 年她對何慢伯伯那麼冷淡，母親的任何動靜她都會支起耳朵。這份良苦用心和善良願望感天動地。我對小阿婆前所未有的好感，卻不知如何表達，一時跌入了沉默。另有一件事直到現在依然深深地觸痛我的心襟。 那一年，母親的《趙一曼》演出成功，何慢伯伯立了大功，他們倆在交往中顯得心心相印。大約彼此也只是一層窗戶紙未曾捅破吧，也或許只要母親同意，何慢伯伯絕不會不同意。有一天夜裡在母親的房間裡，她問過我：「何慢伯伯好嗎？」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好。」 母親看了看我，臉上露出欣喜，又問：「讓何慢伯伯走進我們家裡來，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我想都不想一連說了三「不好」，一下子撲到母親懷裡。 母親的臉暗淡了，許久，她緩緩地說：「好，不來不來……」 如果不是我反對，也許何慢伯伯早已走進我們的家，那母親的精神就有了依靠，也許身體還會慢慢好起來。那麼，我離滬北上，母親也不會太孤單。當年少不更事的我做了一件什麼樣的蠢事？現在一切都晚了，何慢伯伯找了一個演員結婚了。母親終有一天會像小阿婆一樣老起來，我們也會像當年的父親母親一樣有自己的家，誰能最終陪伴她呢？連珊珊也早在 1956 年結婚成家，離母親而去了。我只覺得心直往下沉。年輕啊有勇氣，年輕啊也會做錯事，有些錯事的結果，讓你一生都無法安寧。
《上海戲劇》刊出劇評家龔義江的文章《可貴的責任感》，文中說：「這戲的演出正當滬劇『西裝旗袍戲』風行之際……顧月珍說『文藝工作者是黨的宣傳員，我們不能忘掉自己的責任』。於是提出了上演現代劇的要求，並提出了這樣一個歌頌新社會的劇本。」（指《破鏡重圓》）作者列舉了顧月珍所上演的一串現代戲劇目，而後又說：「這些戲的演出過程，同時也往往就是她與各種對現代劇的非難，和演出現代劇主客觀所存在的各種困難的鬥爭過程……」
我深深感謝作者，感謝作者對母親這種單一追求的瞭解與理解。六十年代中期，母親與她的直接上司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孫紹策有了分歧，有了磨擦。我只有隱隱的感覺，但是我一直弄不清分歧的癥結是什麼。在現實裡，中央也是依據下面的情況在不斷地調整方針與政策，有經驗的幹部對上會有許多對策，東風東走，西風西走，從不自作主張固定於一個方向。而我的母親卻只會認準一個方向，一條道走到底。按孫紹策的話說「她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人」。而孫紹策則反之，我親歷過他的那種不簡單。
那是我上大學的第二年暑假。我迷戀於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 「通過墳墓，我們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書中的這句名言叩開了我的心扉，催長了「生而平等」和「平等對話」的願望；同時，又借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帶回家躲在客廳的套間裡看得昏昏沉沉。母親居家養病，孫紹策是常客，他一來就在客廳裡說革命大道理，滔滔不絕一套又一套。我憑直覺厭煩這種口若懸河旁若無人的狂傲，但他是母親的入黨介紹人，是母親的上級，母親對他惟命是從，並欣賞他的口才與幹才。
那一天，他走了進來，由於沒有準備，我下意識地起立，慌慌地把書藏於背後，他只遠遠地一瞥就報出了書名：「你在看《呼嘯山莊》，喜歡勃朗特姐妹的書嗎？」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孫紹策其貌不揚，頭上有癩疤，舉止不雅，言語中略帶幾分痞氣。沒想到目光竟如此銳利，我不由閃出幾絲驚懼，幾絲欽佩，臉像窗外的彤雲噗的飛紅一片。大學裡還未開歐洲文學史課，小說是從高班同學那裡借來的，據說任課老師對這一對姐妹持批判態度，書自然不能亂看。我從上海去北京，和工農學生及調干生相處，嬌驕二氣就成了我的辮子，「上海小姐」也成了我的帽子，看這種書若是讓學生黨支部知道，那便會成為「迷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走白專道路」的榜樣。所以孫部長能一眼洞穿令我心驚肉跳，唯恐他去告訴母親，把這書當作黃色小說抓了，那才是大事不好，我惴惴地說：「儂不會告訴我母親吧？」
哪知他拖過一把椅子穩穩坐定，欣賞我的窘態，唇邊盪開得意之花，微微壓低嗓音：「怎麼會呢？她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人。只知道人生三件事：入黨，進國營，演戲給毛主席看。」
他說的是事實，但以一種揶揄的口吻說直讓我有些受不了。我猛地甩出一句話，自以為是一發炮彈：「您怎麼知道勃朗特姐妹？您一定看過她們的書！」
孰料，他笑聲琅琅，洞若觀火：「最高學府的大學生，你別挑理。共產黨人要批判舊世界，就要瞭解舊世界，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你說是不是？」
我不能容忍他言詞中嘲謔的外殼，卻欣然接受那些堅實的內核。有人說過他的一則軼聞，說他在香煙殼子上寫幾個字，就能上台口若懸河地說上半天，台下的人不瞌睡，不溜號，還報以熱烈的掌聲。大約是我臉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讚歎，他的笑容便柔和起來，他站起身，取出夾在腋下的一個紙包，小心翼翼地放於桌上，解開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報紙，是一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早聽說你愛看書，給你帶來了一本。」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本泛黃的舊書。從來沒有聽說過。我抬頭望著他，他讀懂了我的目光，輕輕解釋：「知道《金瓶梅》吧？這是外國的《金瓶梅》。比《金瓶梅》還《金瓶梅》。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可以看看，一星期後還我。」
在那個封閉的年代，小說裡的愛情描寫都被視為非禮，《金瓶梅》只是聽說過，說裡頭有直露的黃色描寫，這個外國的《金瓶梅》會是怎樣呢？在一個求知慾甚旺的年齡裡，我哪裡受得住這種好奇的刺激，但又絕對要背著母親看，就從煙紙店裡買來一張牛皮紙，把書皮和扉頁都嚴嚴實實地包了進去，折疊出四隻堅固的小角。於是十九歲的女孩進入了另一個閱讀世界，自然辨不清性愛與色情的差別，從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國古文化的雅潔，從小敬佩母親出污泥而不染的守身如玉，所以隨著閱讀的深入，東方的正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徹底地打了一架，打得我心慌意亂，暈頭轉向。一個星期後，孫部長來了。我乘他一個人在客廳的時候把書還給了他。他看見新包的書皮，嘴角翹出一絲微笑，帶著善意，帶著戲謔，興致勃勃地問：「好看嗎？」
我憑直覺不敢承認，如一頭小牛頂起了尖尖的角：「不好看，不好看。」
我的怒氣像玻璃碎屑揚入了他的脖頸，他抽了一口氣，抬起眼，明顯地射出詫異和不滿，反問：「你是不是北大的？……」
此時母親輕柔的腳步聲截斷了他的話頭，他迅捷地把書裝入公文包裡。朝我擠擠眼睛，努努嘴角，示意停止這個話題。
母親進來了，他轉向她，出言平和而又親切：「身體好些嗎？」
母親依稀聽見我們在談書，就說：「你們在講讀書，是吧？我是想請儂給阿波囡介紹點好書，好幫助她進步。」
「是呀，是呀！」孫部長搭起了順板，頻頻頷首，口生蓮花：「大學生要讀點哲學，雖然難一點，但不能不讀。《共產黨宣言》是必讀的課本……」從馬克思的《資本論》說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洋洋灑灑一發而不可收。聽得母親心悅誠服，蕩出一圈一圈的敬佩之情。聽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堂堂的共產黨區委宣傳部長，當面撒謊，面不改色心不跳，這個語言的轉折轉出一個人的兩面，年輕的我，不知哪一面是他真正的面目。我的腦子裡像是塞進了一團亂麻，茫然無序，我只好快快地逃離了客廳，只覺得孫紹策的目光像一支利箭，嗖地扎入我的後背，激起我的劇烈的疼痛，我不明白為何借給我這樣的書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在八十年代以後也曾忽禁忽放幾起幾落，當然今天我們可以坦然面對這樣的書，可那是六十年代啊，能說明他思想的解放嗎？
另一件事同樣讓我心驚。那是1963年，母親在拖拉機廠體驗生活時暈厥，她還一直堅持修改《永不退色的紅旗》的劇本。她總是癡癡地想，要帶上一部好戲上北京，演給毛主席看。她的願望單純得像一個稚童。但這個時候母親所處的小環境已大不如前了。那個曾是常客的孫紹策部長已絕跡我家，劇團黨支部書記經過團長的門而不屑入內，母親早已成為孤家寡人了。在努力滬劇團內部和區裡，她就像那個不自量力的堂吉訶德，自編自導自演《永不退色的紅旗》。雖然有市裡領導的支持、報界的支持，但票房不佳，少有收益，連何慢伯伯都說「藝術上不成熟」。我隱隱感到母親與孫紹策之間有了問題，從表面上說，孫紹策要隨著政治的風向轉，票房與政治兼顧，而母親只有一條道。但還會有別的什麼隱情麼？
孫紹策沒說錯，母親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人」，她不懂政治，更不懂在政治家那裡傳統戲與現代戲只是兩隻棋子，經常要隨風而動，強調傳統的承傳沒有錯，偏重於反映現代也沒有錯，一樣都是需要。只是單純的顧月珍心裡只有純之又純的感情，《白毛女》是她的初戀，現代戲是她永遠的情人，一個心眼死心塌地捍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這是整一個時代的單純啊！有一句古話：識時務者為俊傑。像母親這樣的舊藝人，舊社會裡只知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時代變了人也變，但母親的單純是不會變來變去的。也許今天的年輕人會覺得可笑，人生哪能把想見一個遙遠的陌生人作為目標？哪能為捍衛一條路線當作行為的準則？上個世紀屬於政治，這個世紀屬於經濟，這就是潮流和世風。我這個當初的青年，以為支持了母親就是支持了革命。我曾給上海市監委寫過一封信，結果是使母親本來就不平靜的日子更添一層霜。但是她從不說，只有弟弟揪心的責問：「阿姐，你為什麼要寫信？」
為什麼？我以為可以幫助我那無助的母親！我以為可以相信組織，但哪裡知道「組織」會把信一級轉一級，直至轉到母親的頂頭上司那裡，結果「上級」還以為是母親唆使我寫的。我望著服藥後漸漸安靜的母親，淚如泉湧。母親的眼簾徐徐地合上了，然而在眼角又淌出一條淚的小溪，我用手絹去擦，發現母親的嘴唇在翕動，把耳朵湊近她的唇邊，聽見了含含混混卻又清清楚楚的幾個字：
「孫紹策不是人！不是人！……」
字音輕微，吐出的憎恨怨毒絲絲縷縷佈滿了整個臥室，是我從小到大從未感受過的沉重和悲愴。我睡意全消，關閉了燈，讓母親安睡。我想，我的母親可是從來不會仇恨一個人的啊！三年前的舊事重又浮現，孫紹策為何要給一個未諳世事的女孩看外國的《金瓶梅》呢？寒意像一條長蟲躥上了我的後脊，從頭到腳的冰涼，全身打戰……
1965年我已分配在人民日報社工作，那一年我和小程結婚了。母親說等過了年以後攜弟弟北上為我補辦儀式。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突然收到上海寄出的一張高額匯款單：一千五百元。母親在匯款人留言中寫下了祝福。母親來不了北京了。她成了執行文藝黑線的代表。弟弟信中說家被抄過了，僅存的三兩黃金也被抄走了，客廳被封了，母子倆窩居在一間臥室裡。收下吧，按當時的革命形勢，就是與母親劃不清界線；若退回去，那便作成了母親轉移財產的罪名。我真害怕連累了「根正苗紅」的小程，可是他卻說，如果還沒有結婚，或許會重新考慮，但此時已成為連理枝比翼鳥，就要共患難。這時他還在北外學習，藉著大串聯他溜到上海，把一千五百元放到母親掌心裡。
不是去劃清界線嗎？可到了那裡，小程忍不住天天去陪她。站在母親面前的是一個瘦瘦小小的看上去一風都能吹倒的單薄的男孩，但也許心靈的力量與體魄無關，勇敢的關愛是靈魂最不堪重負時候的陽光和希望。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個被國家培養了二十年的北大高材生，第一次運用自己的才學不是為建設服務，而是幫助岳母寫檢查，字斟句酌地想如何能夠過關。能夠過關嗎？不能。「檢查」寫得再好，也只是檢查而已。靈魂觸及得再深，造反派也不會認可，大勢如此。個人，充其量只是烈日底下的一滴水。試想，一個堂吉訶德能阻止風車的狂轉嗎？離別時，母親親手替小程穿上了一件簇簇新的中山裝，無限依戀地對這個依然是一身鄉土氣的山西女婿說：「儂真好。」
事後才知道，小程去時，家裡已一貧如洗，劫後餘存的只有弟弟褲兜裡的十元錢和母親錢夾裡的四角錢。我如何能想到本想與母親劃清界線的一千五百元竟成了母親和弟弟的活命錢。
錢啊錢，到底有什麼用？舊社會演戲為謀生，為攢錢，有錢就有安全。新社會，母親演戲為養團，幾乎散盡了所有的積蓄，哪知道維持生命依然離不開錢！
那個年代，「左」不但是時髦，更是空氣，並或多或少地溶解於每個人的血液裡。「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母親依然像個不諳世事的學生那樣單純，黨支部開會，她問：「運動了，要整人了，整啥人，能告訴我嗎？我也是黨員麼。」幾天後，她才發現所有矛頭對準的是她。1966年我為了幫助母親，寄了一張大字報給努力滬劇團，以為是幫助了摯愛革命戲的母親，但哪知我的大字報在努力滬劇團貼出不久，我們報社就收到了一疊大字報，揭發我保母親顧月珍。大字報佈滿了報社一條走廊兩邊的粉牆，使我瞬間出了「名」。接著，我從革命青年的隊伍裡被「清」走了，先是去給大串聯的學生當火頭軍，後來便是優先走「五七」道路，下鄉下農場。我曾借出差的機會回上海，每天望著母親帶著恥辱，帶著創傷，帶著欲哭無淚的悲慟回家。我慇勤地幫她寬衣、洗漱、服安眠藥，看她依稀睡去。我多麼想，多麼想用頭顱去叩擊巨大的風車，然而那滿牆滿院的大字報擠壓出我靈魂深處的膽怯，我不敢過問母親身處的逆境，唯恐一旦觸及引出她更大的傷痛。其實「引出」才是對的，發洩和傾訴雖然改變不了母親的處境，卻是能通過溝通減輕心靈重負，能幫助她抗住外部世界的高壓，堅持到狂飆逝去的一天。
出差總有歸期，我要回京了，分手時母親輕輕地撫摸我的肩頭，問我：「儂工作的《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嗎？」
我不知道母親是什麼意思，茫然地點點頭。
第五部分第18章 寒梅落盡香如故(3)
母親又問：「是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工作嗎？」
我思緒紛亂，三言兩語如何說得清這一切，我又稀里糊塗地點點頭。
孰料母親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蒼白的兩頰升起兩朵紅雲，枯澀的雙眼漸漸閃出曾經是那樣熟悉的熠熠光彩。她的話清澈如泉情濃似酒：「阿波囡，儂要記牢，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工作，就是頂大頂大的幸福！」
母親的目光凝視著遠方，像是穿透了濃霧密障，看見了北京城，看見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傻了，我呆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母親會這樣理解「幸福」，要知道，她每天戴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日日處於被批鬥的泥淖，依然不忘一生所求的三大願望。我的眼淚嘩嘩地下來了，我分不清是為母親還是為自己……
回到北京，我也因借出差回家探視母親處於政治高壓之下，為了表明革命立場和洗刷自己的清白，我卡斷了對母親和弟弟的供養，甚至中斷了平安家書。我能原諒自己嗎？不能！此後便成了我永遠的一塊心病，良知總是在我靈魂安寧的時日來嚙噬我。
但血濃於水的親情能像一根木頭那樣折斷嗎？不，永遠不會。親情像藕，哪怕是被快刀一刀切斷了，依然絲連著絲，絲絲縷縷的根存在於血液裡。1969年嚴冬弟弟來信，說家中已無可典當，無錢購買御寒的衣服。若非山窮水盡弟弟不會告急。這時候我一邊流淚一邊速速寄上一百元，至於「界線」「立場」，統統見鬼去吧！很快弟弟來信告訴我，母親穿上了新買的棉毛衫褲。我的淚水長流，我的心永遠疼痛，我自責自己的自私，自責自己的懦弱，我總想彌補，彌補對母親的虧欠。忽然間一紙電報「母親病危……」
1月14日下午5點上海火車站，暮色蒼茫中，弟弟的身邊站著父親，傴僂，萎黃，幾近槁木，昔日的風采已蕩然無存。我強壓酸楚，急急要求直接去醫院看母親。他們一齊緩緩地說：「天黑了，回家放了行李再去。」我說：「我沒有行李，隨身只一個小包，先去吧。」他們又說：「探視時間已過。」還是執拗地拉我回家。
我看看弟弟再看看父親，兩張麻木的臉，像木偶，像演布袋戲，甚至說話的聲音都那麼虛虛的。等走進石門二路卡德公寓402室的顧宅，弟弟的淚珠一串串落下，劈劈啪啪砸向地板，爆裂出一句驚天動地的話：
「姆媽死了……」
我暈眩，我癡傻，我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只見弟弟的嘴唇在翕動，弟弟吐出的聲音糾結成一團團一球球慘白的冰霧，砸下來凍僵了我的心，凍結了我的淚。我冷，我怕，我戰慄，白茫茫大腦一片空白。不知為何，父親和弟弟陪我走向熟悉的廚房，推開通向後陽台的小門，弟弟指著一隻小板凳，涕泗滂沱，絮絮叨叨，我恍然明白，這張小板凳是母親在人間最後的立足點。天下之大，能容下的只有……一隻鐵手捏碎了我凍僵的心臟，一片片，一星星，像冰屑撒落，我踩上板凳，猛推開窗戶，尖利的北風像死神張開黑色的斗篷，四隻胳膊緊緊地抱住我，把我拖離那個家。
那個冰冷的家，破碎的家，悲慟的家。在此後的歲月裡，我曾幾度回滬，徘徊於卡德公寓402室對面的林陰道，眺望那熟悉的陽台和窗戶，久久不忍離去，也不敢上樓，我沒有勇氣踏入那個套房，再推開那扇通向後陽台的門，去撿拾撒落一地的紅紅的心臟的碎片。我自覺愧對母親，只能帶著一顆破碎的心苟活下去。第二天，父親帶著我們同去長征醫院的太平間，我機械地挪動腳步，身邊還有個小姑娘攙扶著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是誰，黑黝黝的太平間冰冷，抑不住的慘淡，像塵封的蛛網佈滿了空間。一個抽屜緩緩拉出，像一團迷霧漸漸靠近，我撥不開眼前的朦朧，父親的聲音渾濁嘶啞：「儂曉得啥人來看儂，阿波囡從北京回來了……」
一道閃電擊中我的頭顱，我倒在鐵抽屜上，看見了我母親乾枯昏晦的面龐，那半合的眼角處有一粒淚珠的晶瑩，那微啟的雙唇間，依然閃出幾顆潔白的貝齒。茫茫的虛空裡，浮現出黑人牙膏的古老廣告，那戴著高筒禮帽的黑人，露出晶亮的牙齒，在微笑，苦笑，獰笑……母親，你是一支被擠扁擠干的黑人牙膏！
我彎下去，臉對臉地貼著母親，冰冷；我摸摸母親的纖手，冰冷。冷啊，怎麼可以這麼冰冷？我木木地解開棉襖的衣扣，笨笨地褪去一隻袖子，我希冀以我的體溫溫暖我的母親，我希望和我的母親合為一體！母親，我要你回來！請你回來一次，給我一次機會，讓我彌補作為一個女兒的責任！我愛你，我們都需要你，我要……
父親和弟弟見我舉止失常，便寸步不離。弟弟也迷迷糊糊，張口閉口都是母親生前的瑣事，我睜眼閉眼全是母親生前的模樣……
母親說過：「阿波囡，我將來不是自殺就是發瘋！」母親走了第一條路，年方四十九歲。
為什麼？為什麼？母親錯以為「文化大革命」會像歷次運動一樣，支持自己唱革命戲做革命人，自認為解放以後一直是緊跟正確路線，在逆境中堅守，在苦難中抗爭，忍受帶血的皮帶，忍受長夜無歸的檢查，忍受冰天雪地裡傾倒糞桶，差一點滑進糞坑的折磨……這麼柔弱的病歪歪的母親卻從不低頭，拒不承認反黨。
1月16日，母親將在寶興路火葬場化為一縷輕煙，送行的只有父親、弟弟和我。劇團掌權者發來一紙通知：自殺叛黨！想給母親換一套衣服，不允；想戴一朵白花，不允；想挑一隻精緻的骨灰盒，不允！
不允！不允！不允！小車推出來，我撫摸著冰冷的車沿，寒意即刻浸透全身，鉗住了淚，鎖住了口，顫抖了雙腿，只剩下精疲力竭的軀殼，只剩下反反覆覆的一句誓言：我從此不再軟弱，不再怯懦，無論為朋友為親屬……當天風海雨再一次奔突時，我的行為被視為東方夜譚，幾近付出生命的代價。
車要走了，弟弟抽出一條藍色的羊毛圍巾，搶前幾步，把圍巾墊在母親的腦後，推車人干涉，弟弟懇求：「求求儂，讓她帶去！」推車人看了一眼，口氣稍稍平緩：「這麼新的圍巾，燒了太可惜了。」父親拍打著靈車，老淚縱橫，嘶聲呼喚著我母親的小名：「金妹，金妹，儂為啥這樣做？為啥這樣做？」
車走了，弟弟在後面追：「姆媽沒枕頭，沒枕頭！」……
從火葬場回家，不，回華亭路丁宅。母親乘風而去了，顧宅也不復存在。我暫棲父親的家。此時的丁宅也僅剩下一間臥室。父親把床讓給我和弟弟，自己睡地鋪，說我是遠道而來，睡地鋪會受涼。
天很冷，被很厚，只是再厚的被褥也焐不暖我的心，淚水凍在胸中，結成冰坨，麻木了我的神經，僵硬了我的四肢。父親望著我失魂落魄癡癡呆呆的模樣，急得搓手跺腳團團轉。他東尋西找，搜遍了箱籠衣櫥的角角落落，翻出一件黃色的海虎絨小大衣，夾在腋下，腳步散亂地走出了門。
第二天中午，飯桌上多了一鍋熱騰騰黃澄澄的雞湯，香氣撲鼻。父親給我們分盛在碗裡，嘮叨著說：「這隻老母雞真肥，吃了好有點熱氣。」
弟弟好奇：「啥地方有銅鈿好買老母雞？」
父親側臉指指坐在他身邊的小姑娘，剛吐出「她的……」兩字，聲音就潮乎乎地濕透了，被折斷了。
十幾歲的小姑娘幾乎把鼻子埋進了雞湯碗，那副饞涎欲滴的樣子令人心酸。這是物質的需求、生存的簡單需求。但在1970年，上海城裡的一隻老母雞可也是有錢沒處買的稀罕物資。她專心致志地喝著雞湯，似乎周圍的事都與她無關，此時她只活在一碗雞湯裡。民以食為天，小妹妹你餓了多久了？
這姑娘夜夜在二樓的樓梯拐角打地鋪，日日親親熱熱地喊我「阿姐」，可是我沉浸於悲慟中，一直到後來我才知道她是我同父異母的妹妹解惠芳，正讀初中。動亂乍起，兩老被趕入牛棚，丁阿姨領養的侄子潘小海投奔江蘇南通生身父母處，解惠芳無處可去。我父親獲准每月回家三小時！付清房租煤氣等，買好油鹽醬醋米，只能擠出三元錢給她作一個月的菜金。每月三元，每天只一角。她每天只能花七分錢買一根醃蘿蔔，花三分錢買辣腐乳……
父親彈去眼角的隱淚，擠出幾絲苦笑，自嘲地說：「一件小囡大衣，抄家沒抄掉，賣掉了，賣掉了！」
彷彿在說一件無關痛癢的軼事。我聽著眼淚刷地下來了，胸中堵著的那坨冰彷彿遇上了火漸漸融化，我望望身邊的小妹妹，苦難讓我們的心走得更近。一件小大衣成為此時此刻丁宅的最值錢的一筆財富，父親用它為我換來了一隻老母雞。困境中的深愛，提起了我淚庫的閘門，淚水洶湧奔突，父親撫摸著我的後背，說：「哭吧，哭吧，哭出來就好啦。」
我伏在父親的肩膀上大慟，不知哭了多久，無意間觸及父親的右腿，彷彿撞擊了一棵大樹。我滑下身軀撩起他的褲腳邊不由大驚失色，他的腿又腫又硬，像一隻粗糙的大象的腿。父親搖頭歎息：「老毛病啦。……我現在只想早點死，沒有心思去看病……」
臨別之時，我把攜帶的所有的錢全都塞進了父親的口袋。我的父親沒有推辭，漲紅了臉喃喃地說：「我要加倍還給儂……」
生命如蚍蜉，別說撼大樹，就連自己也撼不動，死難，生更難。在那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中，一代名旦石筱英最終受不了生的痛苦，吞服二十粒安眠藥和一瓶敵敵畏；汪秀英嚥下十二顆圖釘，兩人僥倖被救活；邵濱孫之妻筱愛琴、筱文濱之徒袁濱忠先後自殺身亡。滬劇生、旦中百折不斷的要算是我的丁阿姨，曲己惡受，吐出一句名言：「我是砧板上的一塊肉，挺斬吧！」決不自我了斷。也正是有了丁阿姨，才使我父親挺過那艱難困苦的歲月。
磨難使兩顆分離太久的心走到了一處。
雖然母親早在1978年平反昭雪，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上文聯副主席陽翰笙宣讀的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名單中有我母親的名字，但是，我對母親的死因耿耿於懷，一直想有個更透徹的瞭解。
一個名字跳了出來：史織，藝名顧咪咪！我母親的得意弟子。在眾多的弟子中她與母親最為相知。1966年至1970年，革命群眾弄來弄去，顧咪咪弄潮於浪尖，未料航道詭險，觸礁舟傾，最終導致鋃鐺入獄。隨之，區委調查組進駐，恰恰在進駐當日的凌晨我母親轟然墜落。
史織在哪裡呢？聽說她七載縲紲，重獲自由後息影舞台，隱失於萬丈紅塵。幾經周折打聽到她的下落。1989年赴滬探親的間隙我叩開了她的家門，顧咪咪依然保留著往昔的俏麗，嗓音甜美。我叫她咪咪阿姐，她的回應是：
「顧咪咪和顧月珍老早一道死掉了！」
寒意逼退了我，一扇薄薄的木門板隔開了我們，我不能不驚訝歲月刻刀的殘忍。我的母親在她最得意弟子的心裡曾經是一尊神，一尊潔白無瑕的神，一尊散發著天國芬芳的神，就如同她曾經供奉過的觀音大士。顧咪咪從得意弟子到鋃鐺入獄，中間發生了多少故事，是不是與母親也有關聯？驚訝逗撥我疑惑，我再次登門，單刀直入，提出質疑：「我母親身亡與顧咪咪有沒有關係？」
也許問題太突兀，太刺激，她微微發怔，久久無語。突然她眼中一道寒光，鋒利地反詰：「儂曉不曉得，儂寫了一封信，害了老師？」
什麼信？一種不詳的預感鉗住了我的唇舌，吐不出一個字，只會像撥浪鼓似的搖頭。史織狠狠地挖了我一眼，挖走了我的心：「儂讀儂的書，寫啥個信!寄給上海監委。儂曉得不，老師是我偶像，我一向崇拜她。拜師的時候，鄰居就講衝著她人好，戲好，以後，就能學好。在老師身邊，一直覺著她人正戲正有威信，我當然要保老師。有人勸我這樣做要頭破血流，我回答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啥人曉得剛剛批判工作組，劇團立刻貼滿了揭發顧月珍和孫紹策有不正當男女關係的大字報。我不相信，偷偷摸摸去問老師，老師老老實實講：事情是真的，有過三次，第三次我催孫紹策快點離婚，好去辦結婚手續。他講：老婆有神經病，離婚辦不成。我就請他以後不要再來。我問老師：這種事人家哪能會曉得？老師講，『文革』以前，區裡找我談話。解波寫了一封信給市裡，市裡轉到區裡。領導以為我唆使解波寫的。其實我一點也不曉得。我想黨員要對黨忠誠老實，就向組織交待了這件事，要求接受黨內處分。希望不要向黨外宣佈，否則就自殺。」
史織的鳳眼裡閃爍出星星點點的光，她痛心疾首地回憶：「顧月珍的金字招牌果然被人家敲掉了敲碎了。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別人專門揪斗這個問題，我哪能好保？哪能好阻攔？……」
沉悶的滾雷碾過大地，籠罩在記憶中的迷霧在閃電中廓清。1961年炎夏孫紹策借我《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是不是心懷叵測？這一年，小阿婆去世，女兒負笈京華，兒子幼小貪玩，正是給他提供大好時機。我那可憐的母親，涉足演藝萬花筒，苦苦地守身如玉，當初父親的一念之差，險送了她年輕的性命，新中國成立後，她把共產黨視為再生父母，擇偶的第一條標準對方必須是共產黨員。何慢伯伯曾經走進了母親的心裡，是不懂事的女兒毀了她的個人幸福；女兒長大後又振翅飛去，撇下她孤孤單單，冷冷清清。我只知道母親一度對她的入黨介紹人孫紹策言聽計從，後來又深惡痛絕。很久很久，我朦朧地覺得，母親前後態度的迥異，並不僅僅是藝術觀點相左，而是心靈受到了傷害。
做人難，難做人。葆一份清純不易，學一份狡詐不屑，練一份老辣不能。即使是飽經滄桑的史織不也在情動之下，顯示了爽脆直率的真性情。
面對史織的怨惱我無地自容。可是在那個單純得像真空保險櫃一樣的年代裡，一個二十出頭本該成年、成熟的女孩，她的社會智商還不及21世紀十來歲的花季少女。但在那個年代，哪怕是打死我我也不會想到，由於我發自內心的一封向組織求救的單純的信，導致了母親發自真誠的單純把本可以不說的說了!
黨啊，母親!我們自小就是接受這樣的教育。
說了，本沒有罪過；過失，也不會致命。舊社會有一句話：「演藝圈是一鍋爛污三鮮湯。」母親自從藝的那一天起就想以自己的行動去回擊它，認認真真唱戲，清清白白做人，一輩子堅守純潔和真情，誰知守住了從前守不住當下，生活就這樣無情地報復了她的單純，褻瀆了她的清白，戲弄了她的一腔真誠。沒有了父親的愛，又錯過了何慢伯伯的愛，母親一度心如死灰，但母親畢竟還年輕，心底裡自然存有一份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也暗存一份對於真正愛情的企盼。這時候，才華橫溢的孫紹策撞進了她的生活。他旗幟鮮明地支持她演現代戲，細緻入微地關心她的健康和單身女人的困難。長期缺乏男性關愛的母親被深深地打動了，自以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另一半。母親付出了真情，也付出了貞潔，本以為孫會與他並不相愛的妻子離婚，與自己堂堂正正地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他總是推諉，總是搪塞，她忽然覺得他是那樣的陌生，她不瞭解他，也看不懂、看不清他。孫紹策總是高高凌駕於她之上，有一種國王與臣民的落差，一種精神上的不平等。終於有一天意識到被欺騙的時候，母親的內心波瀾可想而知。孫紹策無情地踐踏了她的真情，褻瀆了她的做人準則。在令人窒息的漫漫長夜裡，她從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從不肯承認莫須有的反革命罪行，堅強地帶著傷痛，帶著恥辱，日日翹望，苦苦等待，企盼最終會給她一份公正，然而波竄浪跌，風撕雲裂，看不到點點光明，日趨衰弱的她就像一抹將要消失的晚霞，一束將要枯萎的殘紅，為了保持自己一份最後的尊嚴，縱身一躍大約是最好的歸宿了。「史無前例」啊，拿捏了母親的七寸!卡耐基說過「要研究人性的弱點」，只要是人，誰都有弱點。這種弱點就像蛇之七寸，我那可憐的母親把女子的貞潔和尊嚴看得太重太重……
多少年我無法面對母親的離去，哪怕是暌隔三十四年的今天我仍不能釋懷。我不想寬宥自己，也不想寬宥孫紹策，我要找他，我想在朗朗乾坤下剝掉他的麒麟皮。當年我追尋事實的足跡，想去瞭解孫紹策。
史織淡淡地說：「孫紹策死了好幾年啦!生肺癌。」
「惡有惡報，走得早!」我衝口洩出憤怒。
「啥人講？他的追悼會我是沒資格參加的，去的人多得不得了，許許多多人落眼淚。」史織冷冷地反駁。
我愣愣地望著她，像望著一個陌生人。她笑笑，笑得那樣怪異，也許這就是生活殘酷的另一面。
孫紹策何許人？孫紹策，浙江安吉人。比我母親小六歲。他早年投身革命，新四軍時期已是宣傳幹部，抗美援朝不幸成為二等殘廢的榮譽軍人，子彈殘留體內，依靠鋼絲馬甲支撐身軀。轉業地方後不計名利，有口皆碑。顧咪咪主演的《紅蓮告狀》參加了1959年上海市戲曲會演，獲得好評。這是孫紹策推薦的題材，並親自參與了創作，但執意不讓添上自己的名字。他關心麾下的人和事，生活簡樸，情系桑梓，不鋪張，不擺譜，樂於助人，甚至會捲起褲腿幫普通幹部搬運辦公用品，也會未放下褲管就踏入錦江飯店參加會議，差一點被認為是誤闖會場的老農。三年自然災害，他把全部的轉業費寄給故鄉，使家鄉父老無一人餓餒身亡；1958年領導努力滬劇團整風，自己差一點被劃為右派，最後還是戴上了一頂右傾言論的帽子……一樁樁，一件件，越瞭解他，我越覺得彷彿人們在給一個英雄立傳。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帶頭貼孫紹策大字報的顧咪咪，內心依然保存著一份對他的崇拜，聽說他肺癌住院，想吃生煎饅頭、油豆腐粉絲，居然破了不與往昔熟人來往的戒律，趁著工休拎了食物去探視。
至於那件曖昧的事，人們說得似是而非，「十年動亂」期間不實之事多著呢。那個一直緊跟孫紹策的努力滬劇團派團幹部、黨小組長金志耕，也在歉意之下回答得擲地有聲：「不要相信別人的胡言亂語，孫部長是好人，否則官復原職後怎麼還能升了半級呢？」
我完全沒有料到，孫紹策會有這麼好的口碑。口碑與石碑不同，石碑可以憑著旨意亂鑿一氣，口碑卻是民間版本，是活在人世間的精靈。
莫非，我和我母親對孫紹策有誤解，有偏見？困惑與迷茫像絲線，千繞萬繞，把我裹成了蠶蛹，我如何能咬破綿厚的外殼，飛出去尋找真實的答案？天哪 ，誰能助我？偌大的上海能以真情相告，並能使我信服的大約只有我那病榻上的父親了。父親在醫院裡，正被喉間創口的綠膿桿菌折磨著，每一天都過得十分艱難。最後一次探望父親是和外子一起去的，他摸出一個小黑本子，翻開一頁遞給我，上面是歪斜不齊而又力求工整的兩行字：「健康的老人皆大歡喜，痛苦的老年連累少年。」顯然父親已料定我的歸期臨近，以這兩句千難萬難掙扎著畫下的字，表達對我們酷暑南下的歉意。心酸痛，淚盈眶，老父朝不保夕，我安能再給他添累？
父親以旁人難以察覺的轉動，一星星地蹭近了我的身邊，父女倆幾乎鬢髮相磨，他合著眼，鼻翼一鼓一鼓，彷彿是貪婪地捕捉我身上的汗味。我言語哽噎，試圖喝口水潤潤枯澀的心靈，微微抬身，發現衣角被老父緊緊攥住，我的動作驚動了他，他猛睜雙眼，因瘦削那眼睛顯得特別大，亮亮地射出一種非人間的灼灼光彩，旋即，層層霧靄衝散了神光，攜帶著驚懼抓住了孤獨無助的老人，如同當年蘇州河的水黑黝黝黏稠稠，流向病室的地板，沾濕了我的雙腳，淹沒了我的膝蓋，壅塞了我的胸腔，我聽到了一句熟悉又陌生的聲音：「阿波囡，我們三個一道回去！」
久違了，親切熟稔的乳名!一行淚珠應聲而出，淚線再難掐斷。我彷彿重又回到從前，那時我還是個孩子，父親身穿運動衣，手抓網球拍，一身的汗一身的朝氣…… 哪怕是1989年我回滬探望，父親也已住在醫院裡，告別之時，父親變戲法似的捧出一方火腿相贈，說是趁醫生護士不備，偷偷換掉病號服去靜安寺買的。這就是我的充滿愛心的父親，愛心中帶有幾分孩子式的頑皮。而眼前我的父親只剩下蘆葦般的輕脆，幾處骨節巖角般突出的嶙峋……我還能說什麼，還能問什麼？但我的心底依然有一份渴望，渴望他能消我迷惑，洗卻我母親的冤屈。然而，我哪能再去打擾父親最後的安寧。我沒能開口，但我沒想到這是我見到父親最後的一面。1990年12月17日凌晨6時半，我接到惠兒電話，父親因頸部動脈大出血於零點25分在華東醫院去世。弟弟於17日抵滬，我作為父親的長女，要去執掌遺產的分割。
父親的遺體告別平和而寧靜，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孫濱出席了追悼會，主持者是他的學生上海滬劇院院長陳劍雲。這裡沒有丁阿姨去世時的那份喧鬧、火紅和繁華。1989年父親曾寫下一首詩：「來去匆匆如一夢，生前無就平又庸，我若一旦別離時，草草收殮莫驚動。」1990年6月又在《我的遺囑》中表示：「堅決不要燒香點燭，擇地安葬，骨灰撒於黃浦江。」
原來，父親早就安排了自己的後事，第一不要「香燭」迷信，第二不與前妻「擇地安葬」，第三不去革命公墓，不願作為丁阿姨的家屬附驥。死了，了了，隨水而逝，隨風而去……
父親遺囑的那種大化境界讓我的心酸楚不已，滋生出從未有過的對父親的依戀，在靈柩緩緩推走的時刻，我忍不住裂帛似的呼號：「儂跟我回北京!」
一隻手牽動我的衣袂，一位似曾相識的老太太，把一隻白色的賻金袋塞入了我的衣兜。猛然間我記起了她，在丁阿姨的追悼會上，也是她塞給我九十九元賻金後無言地離去。父親說她是小阿婆乾女兒豆芽阿毛。小阿婆去世後就一直沒有來往。這次，我握住她的手腕拉她回華亭路吃了一碗豆腐飯。我原以為她的外號叫「豆芽阿毛」，詢問之下，才知道她和小阿婆一樣，本無名，登記戶口時隨意地在朱姓後添上了「阿毛」。兩個阿毛結成了干母女，情似親生。小阿婆去世整整二十九年，她和顧宅、丁宅沒有往來，但仍然年年祭奠小阿婆，仍然參加乾娘子媳的葬禮。儘管沒有人通知她，儘管她是從報紙上獲知噩耗，儘管在葬禮上她普通得如同一滴水，然而我無法不感動。望著這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無奢望無要求的老太，我內心開啟了一扇亮堂的窗戶。最善良、最純樸、生活在最底層的平民，擁有普澤眾生的大愛……
父親走了，母親的死因仍是我心靈的盲點。在我的再三叩問下，弟弟出示了長寧區委1972、1973、1978年的三次結論。其中：「顧月珍同志歷史是清楚的，解放後積極演出現代戲，總的是好的，是執行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生活上犯有錯誤是事實……」
顧咪咪所言非虛。
非常奇怪的是，當我證實了母親曾被孫紹策玷污，我內心突然喪失了對孫紹策的復仇意識。他的妻子原本是護理過他的護士，後來神經失常，道義上他們不能離異。孫紹策獨居於辦公室，長年累月也會有男人的需求。據說孫紹策以前也有過類似的問題。孫紹策不是何慢伯伯，他一眼就認定母親是個「簡單的人」，利用了母親的單純和對黨的報恩思想，在不經意間踐踏了母親心靈的芳草地。這是男子中心社會的悲劇。人無完人，金無足金，我父親不也有過類似的尋歡作樂嗎？差別在於父親還承擔一份永不推卸的責任和坦誠的勇敢。
「你母親看起來很柔弱，內心很堅強。」這是何慢伯伯說的，儒雅的何慢伯伯不會欺侮我母親，會給我母親一份真正的尊重與平等，然而卻無緣在一起。我母親這輩子曾收過許多學生，有像顧咪咪一樣的相知，也有運動來時朝母親掄巴掌的「革命者「，現實生活裡什麼樣的人都有，我曾試圖追隨逝者的足跡一路尋去，然而有什麼意義？死者已矣，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還能去怪罪誰呢？最後，我為母親選擇了長城腳下的「華人懷思堂」作為她的安息之地，那裡有名動文壇的冰心、老捨等人的墓地。
12月28日清晨，我們包租的運輸船緩緩行駛，霧鎖淞江蒼茫一片。船艙內迴盪起滬劇院同仁演唱的解派唱段，弟弟將紅布包解開，打開了骨灰盒蓋子，我的手猛地一顫：骨灰並不是寒灰，而是細碎的石膏狀塊，硬硬的冷冷的，白灰灰的有一份質的沉重。
我抓起一把撒向大海，海浪很快就接納了我的父親，浪一湧就瞬間消失。一把又一把地撒下，淚水一次又一次模糊我的視線，心兒像被蟲兒蛀空了似的虛無，有好多雙手在我眼前晃動，江水滔滔，依稀記起一則傳說：公元313年，印度洋漂來兩尊絹絲般光潤的石佛，轟動了荒涼的漁村。奇跡代代相傳，梁簡文帝作《浮海石像碑記》，敦煌莫高窟就留存西晉吳淞江石佛浮江的壁畫。那壁畫成了上海歷史的一部分。
一個沒有傳奇的城市，再大也只能是大城市，不可能成為大都會。大上海每天都承載傳奇，一百年二百年有誰說得清有多少個？帝國主義的樂園，冒險家的樂土，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曾是醞釀傳奇的年代，我的父親、母親和阿姨都融入其間，成為上海灘傳奇的一部分。海船還在慢慢行駛，船舷下的水急急地流淌，和著這起伏的水的節拍飄出我父親黃鐘大呂般的唱腔，那是《蘆蕩火種》中他飾演陳天民時在「開方」一折的一段唱：「壺中懸日月，筆下傳奇方，賽華佗家住常熟迎春堂。三代祖傳名兒揚，風癆痼疾疑難雜症，妙手回春指日可望。」
天邊閃亮起一坨朝霞，它是海的盡頭，是波濤的鑲邊，有誰在問「要不要留一點」？不要不要，父親不要和任何人合塋!父親要回歸大海。弟弟手一鬆，江風將他手中最後的紅綢一併帶走了，我的父親走了，永遠地走了……
第五部分尾聲 荏苒盈虛育古今
清明上墳的時候，上海龍華烈士陵園是那樣喧鬧，我的丁是娥阿姨和打下江山的英雄一起長眠於那裡，上海的親人每年都去祭奠；我父親呢，魂追大江而去；我那可憐的母親安葬在她曾經神往的首都。那個曾經是很親切很有記憶的時代就這麼一晃而過了，那些曾經追求的榮譽、曾經歷經的苦難，還有那麼多的是是非非皆已成為過眼煙雲，愛麼，恨麼？以至於重新想起來也會隨著時間的消逝而變得模糊，如果以今天的眼去看昨天的事甚至會有恍若隔世的感覺。我的爸爸媽媽和阿姨都走了，但依然是媽媽一個「家」，爸爸一個「家」，阿姨另一個「家」，他們仨魂各一方……
《滬劇志》和《新編滬劇小戲考》裡有他們的名字，大街上的光碟商店裡，還能找到我丁阿姨的演唱專輯，曾經輝煌的他們漸漸沉寂。漫步南京路福建路一帶，曾記得舊上海和他們有過「親密接觸」的大大小小的戲院和茶樓書場少說也有二三十家，而今淺淺地作一番盤點，僅能找到戲院三兩家……
我們家的莉莉早已退休，星兒依然飄泊在澳洲，惠兒正面臨事業單位的改制，小海仍在國營企業奮鬥；我的珊珊姐呢，獨子娶了洋媳婦，年年月月等到的只有電話，在繁華的大上海形孤影單，還有我爸爸、媽媽和阿姨的那麼多弟子呢，天各一方，從事著各自該做的事。今天的大街上到處飄著染出來的金髮紅髮和黃毛，一撥又一撥的年輕人成長起來了，他們從電視劇裡理解舊上海的故事，連我也坐在家裡，時不時地與電視、VCD及DVD結緣，只有在祭奠的時候，才放一段滬劇，讓父親金屬般的嗓門亮起來，讓母親溫宛的唱腔陪伴我，我也聽阿姨的，我佩服我的丁阿姨，作為一個女人，能把自身的生命潛力揮灑得淋漓盡致，絕非凡人俗輩；我父母的生存活力和苦鬥，也使吾輩難望其項背。
長期以來，我的偏見，我的幼稚和疏忽，給他們平添了許多煩惱和傷痛。大夢初覺，他們和我天人永隔，我連一聲「對不起」都無處訴說……
思前想後，依稀覺得莫非人之初清亮之目光，極易受阻於五彩繽紛的花花世界。歷史像一部循環往復、陳陳相因又代代出新的大戲；現實世界變幻莫測又一脈相承，每代人、每個人各有自己的迷惘和頓悟，而今我只需捧出我的痛，那像彈片一樣深嵌於心房中的往事……
當我為了搜集資料走進天平路上海滬劇院院部的時候，美麗的小院安安靜靜，劇團的小金書記說，「上滬」已歸屬解放日報報業集團，下一步將面臨改制，這讓我想起母親為之奮鬥一生的三大目標：入黨、進「國營」和演戲給毛主席看……
當初改制，為了改進國營去，今天改制是為了改變國有體制，此一時彼一時也，都一樣是為了發展。戲曲從屬於上個世紀的主要娛樂方式，市民通過戲曲認識社會，認知人生，並鬆鬆緊緊地與政治相連；而這個世紀卻從屬於經濟。全球經濟一體化，拉近了我們與外部世界的距離，也拉近了與作為一個社會人生存的基本渴求。華亭路依稀還是舊時光景，丁阿姨小樓外牆上的爬山虎彷彿感知了春天的氣息，正一層一層地泛出新綠，在薄薄的夕陽裡被和風吹得一閃一閃，這時，從裡面走出一個高高大大的外籍女士，惠兒說她認領了一個孤兒，剛剛辦妥手續。我去時她正忙於搬家：要去北京發展了!
從前華亭路是好地方，現在更是好地段，因而也許還會再搬進一個洋人……
第五部分後記
這本書幾乎夭折，這本書幾乎使我魂歸離恨天。這不是誇大之詞，而是事實。
寫書之念，始於1982年。那時，我去上海探親，看到丁阿姨的書稿遲遲不能結尾，就幫她完成餘下的章節，這就是那本《展開藝術想像的翅膀》，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同時，我萌生了一個念頭，也為我屈死的母親寫一本書。恰好，大學同窗正在策劃一套《中國現代戲劇電影藝術家傳》，約我寫寫自己的父母，於是我開始了採訪和搜集素材。不久，兩篇稿件完成，獲得了同窗的肯定和讚許，我就想把文章擴充成書。與出版社聯繫，得到的答覆是：每個劇種只出一個代表人物的傳記。我的願望受到了挫折。1988年，丁是娥阿姨遽然謝世，報章上鋪天蓋地的追念文章，促使我思考一個問題，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瞭解丁阿姨？我自己是不是瞭解丁阿姨？因為我的內心一直拒絕她，而報章上卻對她好評如潮。巨大的反差促使我去追尋丁阿姨的人生軌跡。我漸漸發現，我父親、母親和阿姨之間，居然有那麼多使我怦然心動的故事。我生活在北京，他們的生活圈子局限於江南，搜集事實真相的工作極其艱難。我利用一切機會，採訪了許許多多的人，幾乎花了近十載光陰，漸漸理清了線索，希望通過他們三個人的身世來講述滬劇發展史。數度春秋消磨，第一稿終歸失敗，我悟出自己無力駕馭一部史稿，決心重起爐灶，只寫三個人物的命運和遭遇。因為是業餘寫作，拖拉數載，完成了第二稿。滿心想在退休以後，來精雕細刻第三稿。誰知道，我僅完成了從楔子到第八章就頹然病倒。夜不成寐，日復一日，蠶食了我的精力和體力。我幾乎覺得十數載的辛勞將付諸東流。浙江文藝出版社的資深編輯汪逸芳，也是我的好友，慨然允諾，為我完成餘下的第三稿。因此，這本書是我們兩人合作的成果，也是我們兩人共同的心血結晶。私忖度，在一個浮躁的社會裡，這樣的援手襄助，會不會是當代出版史上的一支絕唱？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許多人的幫助，首先，我要感謝冰心老人生前為本書題寫書名。記得那是1991年8月15日，雖然立秋已過，北京仍溽暑難耐，我去冰心老人的家，她坐在書桌前，我奉上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葉淺予傳》，她說謝謝，她和畫家不熟，但願意看一看，我向她敘說下部書的打算，請她題寫書名，什麼時候等姥姥精神好時再題。她說現在就可以寫，按鈴後進來了一位陳姑姑。冰心老人要她拿紙題字，老人的字越寫越小，老人說不好不好，再寫再寫。陳姑姑拿出一張較長的宣紙，我一字一字地念，老人一字一字地邊寫邊重複，寫到後面，我就喊大些再大些，於是就佔了宣紙的一半。我說謝謝。老人連說不用謝不用謝。當時冰心老已經91歲高齡，手不抖，眼不花，片刻就寫完了「爸爸媽媽和阿姨」這個書名，並且認真地落款蓋印。這真是我最大的榮幸。
我還要感謝我的老伴程裕禎，是他把我零亂的草稿打印成清晰的文字，是他陪伴我、鼓勵我與病魔作鬥爭；我要感謝年逾古稀的袁鷹同志，他自始至終關心著本書的寫作，並為本書慨然作序；此外，我要感謝所有為我提供素材的人們，這裡有我所尊敬的何慢伯伯，夏福麟伯伯，筱谷聲叔叔，有年長的孔嘉賓伯伯，喬韋弦阿姨，白沉伯伯，有我的舅媽和她的兒子，有我的弟妹，還有我母親眾多的學生，甚至還有滬劇老前輩筱文濱先生和人稱「滬劇娘舅」的周良材先生，還有當年區委的派團幹部金志耕阿哥。我還從藍流先生處看到了馮春尼整理的《滬劇筆記》，從上海滬劇院的檔案室看到了楊美梅等人的回憶文章……特別是我父親和丁阿姨的學生陳劍雲阿哥及其夫人馬佩華阿嫂，我與他們多次促膝長談，他們傾情地對我敘說往事，甚至退休以後還幫我和上海滬劇院聯繫，去尋找有關的資料和照片。這裡我也要感謝上海滬劇院黨政領導的熱情接待，特別應該一提的是，本書中有一些照片和資料由滬劇院和《上海滬劇志》提供，沒有這些幫助，我很難完成此書。我不知道，我的這種努力，是否理清了他們三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是否捕捉到他們的心靈軌跡，我只是想把他們曾經有過的愛恨喜怒展現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曾經有過那樣一種歲月，曾經有過那樣一些人物，發現人活著是多麼不容易。人生最難堪的是自己和自己作戰。若是自己戰勝了自己，你就是一個強者；若敗下陣來，只能徒然換取友朋的歎息。
解 波
2004年4月於北京金台路
第五部分戲曲小知識
本灘改名申曲：1914年，進入上海市區的本灘第二代藝人施蘭亭、邵文濱等發起組織民間藝人團體「振新集」，主張進行改良，遂把本灘改名為申曲。
申曲改名滬劇：1940年6月，大公醫院院長顧耕眉壽誕，新光電影院經理夏連良借祝壽網羅十位申曲過房兒女，組織上海滬劇社，於1941年1月9日公演《魂斷藍橋》，從此申曲易名滬劇。
滬劇由灘簧、申曲發展而來，初以說唱形式流傳於民間，上世紀初走入書場茶樓，30年代後迅速發展，內承傳統，外借好萊塢電影的都市外殼，信奉拿來主義，成功地改編好萊塢電影，以及把社會新聞編成滬劇上演，成為上海市民最喜歡的土生土長的「西裝旗袍戲」 。
滬劇曲調可概括為四大類：長腔類、簧腔類、綴腔類和小調類。
長腔類：分中板、慢中板、慢板、緊板等十種，其中賦子板最見實力，唱詞容量大，少則十幾句，多則百餘句，一氣呵成，往往用於大段敘述。
簧腔類：吸取了蘇灘中的部分唱腔，與本劇的長腔類融合一起，成為滬劇的第二基本調 。有〔陰陽血〕、〔反陰陽〕、〔繡腔〕等五種，以〔反陰陽〕為代表，柔美纖細，舒展深沉，通常表現哀怨、悲痛、憤慨和懷念等情緒。
綴腔類：指插句性質的輔助唱腔。
小調類：多數來自江南民歌，節奏輕快，質樸委宛，富有濃郁的泥土氣息。如：〔過關調〕、〔寄生草〕、〔月月紅〕、〔夜夜遊〕 等 。
祭台：焚香點燭，用豬頭三牲和扭斷活雞頭頸的鮮血灑在戲台周圍，表示掃除一切邪腐，大吉大利。
暖台：農曆臘月二十四左右，在衣箱上貼上封條停止演出，叫封箱。除夕夜開箱演出叫暖台。
腰台：戲演到一半，休息幾分鐘叫腰台。
老郎：舊時代滬劇界將「老郎菩薩」和「老郎神」視為祖師。每到一地演出，在後台張貼用大紅筆書寫的「翼宿星君神位」，焚香點燭磕頭禮拜，祈求保佑。
前台老闆：即劇場老闆。
後台老闆：亦稱「當軸」，即領班，戲班主、當局老闆。
茶會：舊社會同行聚集的地方。在此介紹業務、交流經驗和處理糾紛。地址在上海八仙橋「日日得意樓」，時間為每天上午。
放湯：戲演到快結束時放觀眾入場看白戲。
前拆後包：前拆指戲院老闆與劇團的拆賬，一般為三七開。後包指劇團老闆與演員的關係，通常是固定的包薪制。但明星演員有底薪加包銀，如底薪有1000元的，包銀有按20張戲票的，也有35張戲票的。
雙包銀：雙份包銀。
發放後期票板：預定戲票。
滬劇票價：1948年6月，一張滬劇票1800元等於六個大餅錢；8月19日，國民黨政府在上海實行「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限定滬劇票價每張3角3分，11月5日改革結束，調為每張1元5角。21世紀由明星主演的滬劇票價最高為500元。
<<我的爸爸媽媽和阿姨>> 〔完〕关
沪剧世家代代相传把戏唱
著名沪剧演员华雯出生于松江张泽。有意思的是，她来自于一个沪剧世家，她的父母和祖母都是沪剧演员。她从小就是个“戏痴”，老是泡在父母所在的松江沪剧团里，沪剧演出场场不拉。后来登上沪剧舞台一举成名，以一出《东方女性》获得梅花奖。
华雯的父亲华石峰可算是她的启蒙老师。“文革”之前，华石峰是松江沪剧团的台柱小生。一出《秋海棠》倾倒了江浙沪无数戏迷。“文革”开始后，剧团解散，华石峰被安排到张泽镇药材店当营业员，但他没有放弃沪剧，仍然一心一意培养颇有戏剧天赋的女儿华雯。
华雯的母亲徐瑞芳，小名毛毛，是松江业余沪剧演员中的佼佼者。她嗓音圆润，唱做俱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她参加了县文化馆组织的文艺演出队，主演的《秧苗青青》曾代表松江县参加上海市的会演，荣获优秀演出奖。有一次，文化馆排演沪剧《木匠迎亲》，缺少男主角，就向县沪剧团借来了华石峰。两位主角，珠联璧合，一出戏牵出一根红线，从此他俩缔结良缘。
说起华雯的祖母，松江的老沪剧迷也都熟悉。在上世纪40年代，松江农村盛行唱滩簧，十多位职业演员和琴师组成一个戏班子，浪迹于浦西一带农村小镇，茶馆就是剧场，专演传统老戏。其中有个当家花旦叫马小妹，她就是华雯的奶奶。马小妹嗓子好，扮相佳，因此在她演出的茶馆场子里，总是被挤得水泄不通。马小妹擅长演悲剧，她开腔一唱，眼泪就会夺眶而出，所以有“松江哭旦”之称。解放后，这个戏班子改名“松江沪剧改进协会”，马小妹就把儿子华石峰带在身边，让他学戏，华石峰就在这里起步并成名。
松江是沪剧西乡调的发源地。沪剧的前身是由花鼓戏演变而来的本地滩簧（简称“本滩”，本滩又分松江一带的“西乡调”和东帮浦东周边的“东乡调”）。这一上海本土的地方剧种在松江地区广为流传，有着深厚的土壤。沪郊第一个沪剧知名女艺人——陆小妹，就是土生土长的松江叶榭人。早在花鼓戏、滩簧、申曲时期，她就塑造了诸多堪称典范的艺术形象，走红上海滩。1955年，松江县沪剧团和一批业余演出团体的成立，使昔日的“滩簧码头”重现繁荣景象。沪剧经典剧目《罗汉钱》、《芦荡火种》的作者文牧也是松江人。上世纪50-70年代，新五文工团虽是一个农村业余群文团体，却在全国都小有名气，自编自演的《开河之前》还一度成了上海沪剧团等专业院团的热门剧目。
“沪郊第一女名角”出松江
生旦皆擅，唱作俱佳，扮相俊美洒脱，唱腔自成一格——这是当年上海滩上沪剧迷对陆小妹的印象。据《松江文化志》记载，陆小妹生于1867年，松江府华亭县叶榭镇人。她从小聪明伶俐，人又长得秀气，幼时读书四年，喜欢文艺，爱好小说、戏剧。10岁起，她正式从师学艺，11岁登台演唱，立刻大受欢迎。花鼓戏脱胎于民间山歌，讲求的是做功自然、字正腔圆，而这正是陆小妹表演的特点。她演唱时气息淳厚，唱词流畅，还时不时设下悬念，把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韵味十足，令观众叫绝。
陆小妹最初出演旦角，代表作有《卖红菱》、《庵堂相会》、《拔兰花》、《嫂教》等，有时也客串一些生角戏，如《朱小天十八押》、《周老汉叹穷》等。在长期的演艺生涯中，她善于不断汲取民间一些好的唱法，以完善自己的演唱艺术。她曾尝试改编江南民间田山歌的韵腔，自编自唱，坚持数年，自成一派，遂驰誉于上海西效诸县农村，成为沪剧“西帮”的台柱，是现代沪剧西乡调的创始人之一。
陆小妹曾在松江、青浦、金山、奉贤等地巡回演出，当时有些集镇富商，农村财主也经常慕名邀请她去演唱。有一次，陆小妹去南桥走访亲戚，集镇居民获悉后纷纷奔走相告，还端出好饭好菜热情款待。陆小妹知道乡亲平时省吃俭用，看见她来了，却跟逢年过节似的，杀鸡宰鸭，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于是她连续几天卖力演唱，却分文不收，以此作为回报。还有一次，陆小妹借春节回娘家过年之机，报答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起初打算在亭林演唱两天，结果乡亲们反响热烈，她就二话没说，连演了四天，乡亲们得知后也很感动，那几日演出场场爆满。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陆小妹进入上海租界，与东乡(川沙县)花鼓戏艺人汇合，结班同演，担任主角。为区别东乡同行的“陆小妹”，当时松江的陆小妹改艺名“大陆小妹”，在上海滩名头不小。可惜陆小妹未收徒传授，也未曾留下音响资料，留下了些许遗憾。
谢谢。
请问这是qq邮箱吗？请明示，或者只是手机号码？
其中，缺倪斌的号码。请再核对一下。
很不好意思，许多名字跟人都对不起来了。
印象深刻的还有好几位。
你理所当然是最深刻的一位。
对赵辰雨的关心，完全不必挂齿。
我很惊讶你们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那就冥冥之中更加有了一种联系。
大约统计下来，我做过三对半媒人，你们这一对是最让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说明一下——那半对不是我发动的，只是到我这里来分析把关做确认——有点像质检部门。
保持联系。
希望那种药水能起一定的治标作用。
告诉赵辰雨，介绍对象和相亲比封建包办前进了十万八千里。不要说中国，至今还流行在韩国。之所以非诚莫扰节目如此红火。
戏剧家汤显祖有诗云：“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其中诗中的“白”指的就是白岳——齐云山。因最高峰廊崖“一石插天，与云并齐”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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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丹丹不改剧本，我们就拍得出纸牌屋了？
星期日 四月 13, 2014 8:05 am
近日，宋丹丹公开表示：“拍戏不是拍剧本，国外很多人拍戏往往有个故事梗概或大纲就拍了。”此番话导火索般在微博上引爆了编剧的集体炮轰。《美丽的契约》编剧宋方金发表了一篇长微博，直接骂人不吐脏字地嘲讽宋丹丹在《美丽的契约》中经常改台词，致使水词太多，成片才被网友炮轰为烂片，原本的喜剧被弄成了闹剧。随后一票编剧实名转发和继续讨伐，邹静之、汪海林、宁财神、史航等众多编剧斥责宋丹丹荒谬，以及声援编剧对剧本有不可撼动的主宰权。
宋丹丹不改剧本，我们就拍得出纸牌屋了？
随后宋丹丹接连发布两条微博，反击编剧们的批评。她直斥“别搞文革那一套，演员遇到可以不改的剧本是福气，因为没有废话不需要改”。言外之意，被改了的剧本都不咋地。此外，她还直言《美丽的契约》的编剧宋方金开机时只交了少部分剧本，质疑其职业道德。
一场看似热闹的纷争成了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最吸引眼球的娱乐新闻，而宋丹丹在随后接受采访时，也将话题回归至编剧、演员之间的关系，关于塑造角色“一个样”，她表示“卓别林一生就‘一个样儿’，伟大的演员，了不起的艺术家，没听说美国人想让他变样的”。
编剧为自身利益和尊严直接将矛头指向演员，而演员在抱怨眼下中国影视剧编剧行业充满问题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话语空间扩大而努力。双方看似在为所谓的“观众利益”最大化在争取，实则无非是大家都想“站在把钱挣了”。编剧在行业里想要顺利和获取尊重，那无非是在抬高价码的同时，还要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以及权力；而演员想如鱼得水地塑造角色和完成一出戏的排演，当然也要有充分的自由度，换言之，你的台词都不符合我的语言习惯，我还怎么塑造角色呢？
至于宋丹丹所说的“戏由我主演，是早就定了的，请他来修改和丰富剧本怎么能不考虑是由我来主演的这个事实呢？”更加明显地将矛盾指向了——“在片场谁权力更大”这个矛盾点。大牌和资深演员，别说改改编剧写好的台词，就是现场自己直接指挥导演拍戏的也不是没有，当年陆川拍由姜文主演的《寻枪》时，不是有过他在电话里跟父亲汇报时，现场传来“停，再来一条”吗，父亲问你在打电话那是谁在指挥拍戏呢？如果这个段子属实，毫无疑问，姜文干出这种所谓“越界”的事儿，没多少人会觉得荒谬，就因为他有这个实力和魅力，以至于让其他当事人都觉得问题不大。
只是宋丹丹强势地表示剧本差和自己有本事改动的同时，也忘了自己在剧本上当然不如编剧专业（哪怕是年轻编剧，也会因为角度和身份更容易把剧本的专业性体现出来），自以为是地觉得“老艺术家”无所不能，自然也是一种妄自夸大。术业有专攻，在影视工业化的今天至少我们要认清每一个环节的极端专业性和自身的局限性。
而宋丹丹遭来编剧们的集体讨伐，除了她的一贯素养和魅力不够，不能征服编剧进而肆意挥发自己的能量以外，当然还赶上了今年韩剧火爆后影视剧圈的人都有股很重的怨气背景，“为什么拍不出来《来自星星的你》”、“能拍出《纸牌屋》但无法过审”已成行业笑话。针锋相对的直指个体，其实也包括了编剧整个行业所遇到的待遇不公和与邻国同行相比相差悬殊等困境，编剧在这个流水线上一贯不受重视，行业乱象还包括不著名的编剧就只能当枪手不给署名挣点力气钱，著名了就找枪手代替创作等等，编剧在影视圈的确存在辈分低和创作混乱的怪事。
编剧群体瞬间爆发，不是将问题指向行业，而是向个体演员问责，这多少有点像发泄的态度。长期压抑，不受尊重，甚至被肆意践踏，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宋丹丹公开挑衅编剧的作用），本来对方就软且问题明显，那就捏一捏吧……
而此后《美丽的契约》的导演余淳接受采访时表示，宋方金所写的剧本质量不佳，而导致不得不改，更是做出宋丹丹“扶了跌倒老人”反而被讹诈了的比喻。虽然导演此时亮相和表态，有站队之嫌，但毕竟正面给予了“改动剧本”以合法性和正义性。
现场演员改剧本，不仅不是什么重大问题（改后是好是坏还无法评估），而且即便改了，那也是导演授权至少是认可下才改的，演员不能成为责任承担人，编剧骂演员这个，还是在拿软柿子泄自己的愤。我们影视剧近年表现无力，无论是跟传统中占据优势的欧美相比，还是跟近年再崛起明显的韩国影视相比，都越来越彰显出自身的乏味和困境。这当然不是编剧或者演员某一个群体该负责的事，但一帮编剧集体讨伐一个演员的做法也不厚道，好像弄得电视剧这么烂、这么落后自己就丁点儿责任没有了一样。
比矫情、虚荣和跋扈，肯定大家都不如演员，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也不管是占便宜还是在别人动了自己的蛋糕反击时，我们太多优秀的演员都能表现出牛逼闪闪的作态；而耍嘴皮子、玩笔杆子，也没人比得过编剧，不管是绵里藏针和所谓骂人不带脏字，以及在弃暗投明、倚老卖老上，我们的编剧真是将语言发挥到极致狡猾的一个群体。
腾讯
Author: 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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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描写时，请忌讳以下四点
星期六 四月 12, 2014 11:26 am
第一忌讳：无论文笔多么优美，都不要让描写使你的叙述陷入中止。
小说的作者必须牢记这点：不要过分描述任何事情，无论它是特顿山脉，是夕阳，还是怀基基海滩上的斑马。否则，你叙述的力度就要受到影响，你也将使读者的注意力出现危险的空白。
请记住爱勒莫。雷纳德的金玉良言：“我总是力图去掉那些读者会跳过去的内容。”
读者的确愿意跳过那些无效内容。
何谓无效内容？
“任何偏离故事主线的内容都可称之为无效内容。”
与你的叙述无关的任何说明、解释和描写都是无效的。它们犹如截流的堤坝一样阻挡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这并不意味着你在讲述一个医生、一个律师或一个捕鲸者的故事时，不能透露有关这项职业的种种常识。但你应该巧妙而不露声色地做到这点，应该将这些常识与主人公的行动、冲突和叙述的主干很好地交织在一起。通过知识的渗透，我们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从司考特。杜罗那里学到法律，从汤姆。克兰西那里了解潜水艇，从麦克尔。克里奇顿那里知道日本。
应该让你的描写生动丰富而又服务于主人公的各种行动。你可以描写紫色山峦后渐沉的夕阳，河边饮水的老牛，但为什么不是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眼睛来描写这一切呢？他或她观看着这番景色，由此联想到一个宁静的过去，目前处境的感受，或由此让我们领悟到他（她）的性格，以及一切能推动叙述向前发展的情节。
第二大忌讳：不要浪费过多的时间来描写并非重要的环境。
我曾收到过一部短篇小说的底稿，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或许能说明问题。
科莉从列车的车窗向外看，这列车正载着她经过乡村驶向旧金山，她将在那儿举行婚礼。列车在爱瓦的比格利弗镇（标牌上写着：人口251）停下，她看见了一排排毫无生气的房屋，全都千篇一律，就连房前熟睡的大黄狗都如出一辙。
早先，比格利弗曾是一个繁荣的矿业小镇，但现在它已没落，不再有往日的生机。她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在站台上卖报。该镇由马修。克鲁姆（1850－1899）于1892年建立，它最能引以为荣的一件事就是1912年特迪。罗斯福在这儿呆了整整一天，“棒极了”，他说道。列车呼啸了两声，科莉便告别了比格利弗小镇，以后再也没见过它。
在一部长篇小说里这样的文字都是在浪费篇幅，更不要说短篇小说了。让这段描写小镇的文字能保留下来的惟一理由，只能是科莉或多或少地将它与自己的过去或将来联系在一起。试对比：
尽管科莉从未见过，但她仍然十分了解这个小镇，它和所有的小镇一样，科莉憎恶它们。她来自一个和比格利弗极为相似的小镇，只不过叫别的名字，地处西弗吉利亚罢了。现在，谢天谢地，她将去一个城市，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在那儿，她的美貌和音乐天赋都将得到赏识。她迫不及待地等着列车驶离这座丑陋的小镇。
或相反的反应：
科莉立即爱上了这个小镇，它绿树成行的土路、刷得粉白的小教堂和熟睡的大狗捍卫着一派宁静的氛围。也许在结婚后，她能说服爱德离开拥挤的旧金山，而到一个酷似比格利弗的小镇定居，她婚后打算要三个孩子，这种小镇将是抚养子女的好去处。
以上两个例子，对小镇的描写都具备充足的理由，从中我们能了解到一些有关主人公的情况，包括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以及她的性格。因此，对实物合理有效的描写应是人物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你可以对环境赋予任何情感，如例一中是“恨”，例二中则是“爱”。
小说家大卫。罗吉曾宣称：“一部好的小说中的描写绝不仅仅是描写。大多数背景描写的危险在于一连串的漂亮的陈述句和叙述的中断将读者推向昏昏欲睡的境地。”
请牢记罗吉的格言，将它打在纸条上贴到计算机或打字机前：“一部好的小说中的描写绝不仅仅是描写。”
第三点忌讳是：不要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读者的注意力。
这是初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这里有个突出的例子，摘自一位中学生的习作。
他缓缓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门口，他犹豫了。他用满是皱纹的湿手握住了金属门把，感觉凉冰冰的。他将它慢慢地拧向左边，叭地一下推开了棕色的栎木门。然后，他一步一挪地走进了正午的骄阳下，脚下的旧鞋吱吱作响，他拾级而下，发动了他那辆1959年产的福特牌小货车，开进城里，杀死了他的兄弟。
显然，文章把重点放在了并不重要的行为上。
这点告诫还可以扩大为，不要将故事重点放在无足轻重。只在故事中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人物上。例如，“一位有着狰狞面孔、和寡居的母亲一起从南斯拉夫来的传者”，或“那位有着萨克斯管色的头发、嚼着口香糖的女招待，正在为成为一名法庭速记员而学习”，都有可能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餐桌上那对恋人——我们的主人公身上转移开来。
第四点忌讳是：不要概括，要具体。
“天空是蓝色的，鸟儿飞来飞去，远方的山模糊不清，绿色的田野散发着好闻的香味。”
我们会立即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业余作家，或说得好听一点，一位懒惰的作家。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描写是以概括的方式，描绘了一幅既模糊而又毫无重点的场景。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一景色作出另一番描写：
天空是孩子们画中的那种天空，彻头彻尾的深蓝色。绵延的山脉看上去就像恐龙的脊背，人字形的大雁在头顶盘旋。青翠欲滴的田野散发着阵阵新别的牧草的清香。
如果你必须描写静态的景物或天气，请发挥点创造性，就像维吉尼亚。沃尔夫在《浪花》中对酷热的描写那样：
太阳的烈焰击打着南部群山的层峦叠嶂，一直射入深不见底的河床，高高的吊桥下的河水顿时收缩；烈焰击打着果园的墙壁，每一块砖石都几乎达到了熔点，紫红紫红的，炽热得仿佛一触即化，一碰就会变成一堆滚烫的碎末。
关于写作忌讳概括化，没有人比俄国伟大作家契河夫说得更好。他在一封信中，告诫一位作家朋友避免概括化和平常化：“我认为，对于自然的真正描写应该相当简略并与主题存在相关性。应该避免落人俗套的描写，比如，‘落日沐浴在黑色海洋的浪花之中，绦紫色的金光一泻而下’等等。在描写自然时，要抓住细节，而且要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使闭上双眼，也仍能看到你所描写的场景。
如果你这样写道，‘在水坝上，一只破玻璃瓶的瓶颈折射出一星亮闪闪的星光，塑像倒映出圆形的黑影，一只狼慢慢地出现在视野之中并开始奔跑’，你也就将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的效果描写到了极致。“
显而易见，这里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在细节描写中要具体”。
最近，我读到一本小说，作者是这样开头的：“女主人公在公共汽车上专心致志地读着书。”
什么书读得这样专心致志？作者没有交待。
多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如果她读的是《安娜。卡列尼娜》、《花花公子》、《带着癌症生存》、《足不出户学法律》、《领域与意识流》、《怎样写浪漫小说》或《格雷解剖学》，我们就可以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因为以上的每一本书都反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如果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在读一本关于癌症的书，我们会深感兴趣2一个小女孩在读《领域与意识流》，我们也同样会感兴趣；而一位老妇在读《花花公子》，我们则会好奇心大发。毫无疑问，这都会比“她专心致志地读着书”，使我们对女主角了解得更多。
因此，当你坐下来写作的时候，请记住，不是“一杯饮料”而是“一杯马丁尼”；不是“一只狗”而是“一只长卷毛狗”；不是“一束花”而是“一束玫瑰”；不是“一个滑雪者”而是“一位含苞欲放的年轻少女”；不是“一顶帽子”而是“一只高顶回角帽”；不是“一只猫”而是“一只阿比西尼亚猫”2不是“一支枪”而是“一支0.44口径的新式自动手枪”，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幅“马奈的‘奥林匹亚”’。
将描写四忌与契河夫的金玉良言合二为一，我们就得到了一条所有好的作者在描写时都应该遵循的一条规则：要具体！
——蟹寄居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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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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