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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 Credits Manual
星期二 五月 27, 2014 12: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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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之道，十年伟人，百年制度，千年文化……
星期二 五月 27, 2014 11:20 am
民国“问题人物”曹汝霖在其长达40万字的回忆录中，曾披露有关溥仪即位的一则秘闻：
冲帝四岁，由摄政王抱登太和殿，坐上御座，受百官朝贺。按理四岁冲帝，应该懂事，做皇帝，受朝贺，更应喜气洋洋，岂知冲帝坐上宝座，即大哭不止，摄政王一面哄冲帝说：一会儿即完了。“一会儿就完了”一语，竟成语谶。
第二天，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内外风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曹氏的记载，或许仅是一条莫须有的政治段子，然其中所反映的时人心态，却是再真实不过。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清朝快完了？这还得从半个月前的“大事件”讲起。
伤不起的“预言”
1908年11月15日清晨五点半，天尚未亮，在军机处供职的许宝蘅刚赶到西苑门，迎面远远看见一辆鹅黄色的吉祥轿，他心中不禁“咯噔”一声。果然不出所料，匆匆走进直房，许看到放在公案上的光绪遗诏，方知原来皇帝已于昨日“龙驭上宾”。强抑住悲恸之情，许氏继续处理手头公务。孰知到了中午十一点，许又听闻慈禧太后“危笃”。“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他内心的恐慌与迷茫情绪再也无法按捺，竟然“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完全乱了方寸。
无独有偶，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于当天下午顿觉天色突变，“阴风凄惨”，不到五点，外面便已黑成一片。夜里十二点半，正在卧榻熟睡的恽氏，被仆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未来得及披上棉袄，一份新出的邸抄便让其感到热血涌头，两眼发黑，五雷轰顶，天晕地旋，“两日之中再遭巨变”，恽彷徨无措，无法成寐。余下的几日里，恽氏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往昔慈禧对其的恩典画面，“追思及此，不觉伏地大恸，悲不能起。”
一般京官尚且如此哀伤与慌张，那些位居中枢的权臣们，尤其有天塌下来的惊恐之情。如军机大臣荣庆，居然一连好几天“神志昏迷”，对于手中的公务、官报及谕旨，全然集中不了精力，一再延宕搁置。
京城上下，可谓阴云密布，气氛凝重。而地方上却是另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景象。两宫殡天，清廷规定“国有大丧……一月之内禁止婚嫁，百日之内不准动音乐，并不准剃头。”然而太原的老百姓不愿因皇帝太后们的白事而耽搁了自己家的红事，继续敲锣打鼓、披红戴绿，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嫁姑娘的嫁姑娘。
更加雷人的是，按照朝廷谕旨，湖北各署官员当于17日纷纷赴紫阳桥奠所哭灵，各大员还须亲自哭临牌位。为了保证哭得煽情，哭得逼真，哭得到位，哭得悲戚，各大员不约而同地怀揣一把胡椒粉，“到灵位前以手摸两眼，即大声喊叫而流涕矣。”武汉学堂的青年学子们，居然拿新任摄政王载沣开起了忤逆不道之玩笑。他们戏谑道：“清代开国以摄政王多尔衮兴，此次必以摄政王亡也。噫！宋朝得天下于小儿，亦失天下于小儿，是同一理耳。”
官心紊乱，民心思变，这即是慈禧与光绪死后不久的真实写照。
外国势力很快便洞察了慈禧之死所造成的清政府权力真空状态。1909年初，时时关注中国政局的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判断：“中国在三年内将会发生革命。”
这是一句听起来令中国官绅深感伤不起的恶毒预言。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一针见血：慈禧之后，清廷已回天乏术。
“舵手”慈禧
毋庸置疑，晚清最后的五十年，一直处于强人政治模式之中，而那位政治强人，非慈禧莫属。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和著名汉学家白克浩斯曾经在《慈禧外传》中对这位女强人的个人魅力大加推崇：“她的个性与生涯，必将让她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标志并支撑着伟大性质的统治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一生的非凡成就，其铁杆拥护者们的忠诚奉献，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较来轻易解释的；但毋庸置疑，它们主要归功于那种被称为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品质，这种显然无关于道德、伦理、教养之类，无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她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对大多数人类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正是这个女人的个人魅力，结合了她的强烈的活力与平易近人，为她赢得了尊敬，往往还赢得了喜爱，甚至赢得了那些有充分理由谴责其手段、否定其原则的人。这种个人魅力，这种微妙而有磁性的气质，无疑就是那种惊人力量的奥秘所在。”
诚哉斯言，慈禧的个性与禀赋恰恰让她成为驾驭传统威权体制的不二人选。她精明强干，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同时慈禧还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无时无刻都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将大权紧紧握在手中。这种家长制人格，正是强人政治最典型的特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无论是同治还是光绪，在个人气质上皆文弱而缺乏主见。后强而主弱，于是清廷最高层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即慈禧与光绪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也正是这种最高权力结构的二元化格局，使得慈禧必须承担起引领清政府政治航向的重任。无论是旨在自强求富、改革经济体制的“洋务运动”，抑或深受甲午海战大败于蕞尔邻邦日本刺激而意图改变政治体制的戊戌变法，还是庚子国变后推行全面政改的清末新政，若没有老佛爷的推动或默许，这三次走向现代化的选择都不可能最终付诸实践。虽然这位叶赫那拉氏常因现代政治识见的匮乏与传统宫中妇人的脾性而备受世人诟病，但她的铁腕与强势，使她无愧于晚清改革总设计师的称号。也正是每每于命运攸关之际，利用手中的传统政治资源进行重大变革，慈禧也被时人视为不可替代的权威人物，特别是地方士绅们，将改革成功与否之希望完全寄托于其身上。1906年9月1日，由慈禧最终拍板拟定的《预备仿行立宪上谕》颁布，一时间士绅们莫不奔走相告，破涕为笑。甚至有人建议，因为慈禧的生日是11月25日，那么就将这一天作为立宪纪念日，“从此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地庆贺大典”。可见，二十世纪初之中国，慈禧这位政治强人的光环尚未祛魅。
再牛的政治强人也是人，也有他老去的那一天。其实早在庚子事变中，慈禧已心力交瘁、疲态尽显。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当军机大臣王文韶携带印信徒步三天赶来时，慈禧“立命入对，相持而泣”，边哭边说：“此后国家唯汝是赖！”女性所特有的脆弱无助此刻暴露无遗。归銮后，她更趋于老态消沉，岑春煊曾回忆：“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除了颐养残年，慈禧做得最多的，便是托孤。1905年的六月初一，体仁阁大学士那桐赴仁寿殿汇报工作。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的慈禧，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这预示着要逐渐对政权放手。
传统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强人政治往往是国家构建中必须经历且难以跨越的一个阶段。国家需要转型，转型需要政治强人。然而强人在推动国家前进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督与制衡，也会带来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特权横行、贪腐肆虐等一系列恶果。而且如果国民形成了对某个政治强人的依赖，则容易产生“救世主”情结，认定强人可以摆平一切难题。然而，强人长期掌权，便导致整个权力系统的循环停滞，犹如人体血液流动不畅而引发管道淤塞，一旦有变，轻则瘫痪，重则毙命。
慈禧决定大撒把，这意味着清末政治航道大脱轨的来临。
摄政王的“手段”
慈禧离世，载沣登台，清廷进入后威权时代。
政治强人慈禧留给年轻的摄政王两份宝贵的政治遗产：一份是势在必行但任重道远的改革大业，一份是代价太高且不合时宜的强人政治。作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的后见之明自然是希望载沣推进未竟的改革，莫做政治的强人。然而，对于一个26岁的“80后”而言，政局如此动荡，改革何其艰难，缺少现代政治素养的摄政王，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搞改革，这意味着穿旧鞋走新路。
不妨看看载沣上台后的诸多“手段”。他首要所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整治皇亲臣僚中的各种“不服”，树立个人的权威形象。第一把火便是修理恭亲王溥伟。溥伟，其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六”奕。溥伟虽属载沣的侄辈，却年长他三岁，且颇有才干，是慈禧生前身边红人。据说早在庚子年，慈禧动了废黜光绪的念头，就曾把溥伟作为后备人选之一。慈禧弥留之日，他彻夜待在宫内，等候新的任命，可见他自认是储君的最有力候选人。孰料最终结果却出人意料，胜出的居然是三岁娃娃溥仪，这令溥伟心中十分不爽。不过，即使继位无望，慈禧的另一道口谕也让溥伟颇感慰藉。当时确定皇位继承人后，载沣曾极力推辞，搞得病榻上的老佛爷很不高兴，于是忿然曰：“如果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虽说只是慈禧的一句气话，但在旁人看来，这意味着一旦太后殡天，溥伟将顺理成章地入主军机处，“辅佐”小老弟溥仪。让年富力强且权力欲极强的溥伟参与朝政，无疑于引狼入室，万一他怀有异心，不但载沣身家性命难保，恐怕也会殃及自己的宝贝儿子溥仪。所以等宣统登基后，载沣决心给溥伟一个下马威。他先是任命载涛、铁良等人为总司稽查宫廷门禁大臣，加强皇宫保卫工作，以防生变。继而联手隆裕太后，以宣统名义，下发诏书，要求“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宫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短短不及百字的谕旨，已满是杀机。溥伟也只得知趣地退出这场权力角逐。
赢得“宫廷保卫战”，载沣并未懈怠，而是马不停蹄地向权臣袁世凯开刀。历来认为载沣收拾袁世凯，是要替光绪复仇。其实这仅是表因。要知道慈禧死后，各国列强一致认定袁世凯乃中国“唯一的强有力的人”，只有他能弥补政坛权力真空。况且，若想树立权威，巩固统治，就必须握有军权，当时袁世凯统领北洋六镇，天下半数军队听命于他。所以不除掉袁世凯，载沣就不能独揽军政大权，也便不是名副其实的摄政王。所以载沣采取折中之举，让袁世凯“下岗待业”。
消除了心头之恨，载沣又调过头来处理叔嫂关系。虽然贵为摄政王，载沣却并不能事事做主。因为在慈禧死前，曾立下一道懿旨，“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这硬生生在载沣头上安插了一位上司——隆裕太后，明摆着是给了隆裕干预朝政的机会。时光似乎恍然又回到了五十年前，太后垂帘与皇叔执政双轨并行。起初，载沣碍于情面，尽量敷衍。后来不成想隆裕越管越宽，居然开始私自决定军机大臣的任免问题。这下子可激怒了载沣，他决定“零容忍”，不再同嫂子周旋，径直搬出慈禧的那道懿旨，告诫隆裕：只有朝廷重大事件，太后才应该出面商议，这些具体政务，不必烦劳大驾。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心知肚明，载沣是想劝隆裕安守本分，不要越位。隆裕为人色厉内荏，一见载沣强硬起来，也就不再逞强多事。
肃清皇室异己，罢黜朝廷权臣，理顺叔嫂关系，通过这一套相当给力的组合拳，载沣暂时抓紧了大权，树立了个人权威。
潘多拉的“魔盒”
政治学家戴维·阿普特曾这样描绘政治强人的生命轨迹：“发展中国家‘英雄式’的领导人将权力个人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有一天这一荣耀破灭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最终的下场。”既然载沣要效仿慈禧式的强人政治，那么他就必须将权力紧紧攥在自己手心。只是外甥的魅力与能力都不及其姨妈的十分之一。先天不足致使其只得任人唯亲，极力巩固其脆弱的地位，打击那些能力与资源胜过自己的权力精英，于是一场权力角斗场“强者选弱者，弱者挤强者”的闹剧正式上演。短视的载沣，打开了潘多拉的“墨盒”，灾难接踵而至。
罢黜了袁世凯，载沣还意犹未尽，又以荒唐的理由清退了重臣端方，以干部年轻化的名义剥夺了铁良、善耆等人实权。结果便是干部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调及官员任免的极不合理。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年锐气十足需磨练，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朝堂之上，满眼望去，净是昏聩的30后、稚嫩的80后与尸位素餐的庸臣们。
贤才遭弃，亲贵却横行。为保住大清江山，载沣不得不起用一批少壮派的皇室成员。载涛掌管禁卫军，后入主军咨处，载洵出任海军大臣，载泽把持度支部，控制财政。
可惜这几位公子哥都不是当官的料。
载涛是位“戏疯子”。掌管陆军后，载沣将操场变戏台，终日演练所谓的战阵，自信能练就虎狼之师。然而，真的要领兵打仗了，载涛却露了怯。武昌起义后，隆裕召开御前会议，商议镇压革命方案。众人争执不下，而载涛却一言不发。太后心想平日载涛训练军队，应该有御敌之策。于是回过头来问跪在一边的载涛：“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士兵怎么样？可否一战？”载涛一听，连忙趴下磕头，答道：“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值此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载涛终于算是说了句实话。
载洵是个“购物狂”。因为统领海军，所以载洵便经常以考察国外海军为由出国公费旅游，短短几年间走遍了欧美各地。在他看来，那种异国风情比北京城的老玩意儿不知道新鲜刺激多少倍。每到一处，载洵都不忘大肆Shopping一番，回国后他的行李也是最多，装的都是新采购的时尚洋货。并且人在海外，载洵还时常忘记自己皇族身份，丢人现眼。一次他到纽约一家饭店喝酒，请洋妞为其歌唱助兴。席终，载洵像暴发户一般拿出一沓美元塞给歌女，对方笑而却之，搞得载洵很是尴尬。第二天，美国报纸便把载洵喝酒泡妞的丑事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载洵可谓自取其辱。
载泽也非善类，典型的“招财童子”。作为财政部长，他在管理国库之余，没少往自己腰包留钱。由于贪污数额巨大，不久便有人上折揭发载泽的劣迹。载沣立即召载泽进宫，把奏折扔在他面前，问他有无此事。载泽也不敢隐瞒，于是据实回答。载沣叹了口气，说：“既确有此事，则不必交查可矣。”自己侵吞大量公款，载沣岂能不加以查办？载泽本以为载沣开玩笑，于是回府后整理账目，准备主动认罪。谁知过了几天，真的没人来追查此事，朝廷也没给自己处分。于是载泽之后敛财更加肆无忌惮。
这帮弟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改革之所以失败，他们个个脱不了干系。载沣自然也没有成为政治强人，到头来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皇族内阁、保路运动及武昌起义，最终让清王朝走向末路。强人政治的迷梦破灭了，载沣可以安心地回家抱孩子了。
耐人寻味的是，清亡的教训似乎没有令国人彻底觉悟。进入民国，无论是袁氏当政，还是蒋家王朝，强人政治的游戏依然流行，人们仍旧乐此不疲。究竟何时才是“梦醒时分”？
走笔至此，笔者愿以身边一位长者的话作结：
立国之道，十年伟人，百年制度，千年文化……
人民网 作者：王学斌
原题为：《“强人治国”的迷梦：慈禧之后的清廷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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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军人的对话》读后
星期二 五月 27, 2014 11:06 am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其腰封标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儿子评价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笔者在万圣书店看到这本书，一下子就被抓住了眼球。读过这本489页的厚书，感到45元的书价还是物有所值。
作者张胜是张爱萍次子，上世纪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离开军队走入民间下海。因此，这本书所记录的，既是父亲与儿子的对话，也是老一代上将与新一代大校的对话。一般的将军传记和回忆录，多是津津乐道“过五关，斩六将”，回避“走麦城”；张胜则在新四军的败仗上大做文章。一般的将军传记和回忆录，多是讲将帅如何同心，上下如何协力；张胜则侧重讲领导者在战役决策上的分歧，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如果用腰封背面的两句话“以独特的笔法展现历史，以全新的理念揭示人物”来衡量，读者还不能感到十分满意。书中有些浓墨渲染的人物，竟然无名无姓；有些最让人感兴趣的情节，刚一开头就戛然而止。“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是弘扬，还是微讽，是七分褒义、三分贬义，还是反过来，从张胜的字里行间中找不到确切答案，这说明他想要澄清围绕父亲的历史迷雾，却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不露破绽。
一、与彭雪枫、黄克诚、赵紫阳、王震四人的关系和分歧
这本书讲到了张爱萍与彭雪枫、黄克诚、王震、赵紫阳等高级将领和党政领导人的关系与分歧。按照张胜的描述，在有关的过节中正方都是张爱萍。虽然是家属的一面之词，但仍然是难能可贵的。有一面之词，就可以引出两面之词，真相就会从辩论中展现出来，最没有意思的是一盆糨糊，你好我好大家好。
在内战时期，彭雪枫曾是红三军团五师师长，张爱萍是四师政治部主任；红军过大渡河时，彭雪枫任十三团团长，张爱萍任该团政委。抗日战争初期，彭雪枫任豫皖苏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爱萍任豫皖苏省委书记；后来，他俩先后脚担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部是应当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等待日军打通平汉线后伺机控制中原；还是向东发展，跨过津浦线，进入皖东北日伪占领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彭、张二人长期持有不同意见。后来，彭雪枫部屡遭败绩，张爱萍多次出手相救。这是书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故事。
在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时候，张爱萍是师政治部主任；长征中扎西改编（扎西改编，1935年2月，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编者注。）后，黄、张分别担任10团和11团政委。黄克诚出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后，调张爱萍任副师长。《黄克诚自述》解释了调张的理由：“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张胜写道：“父亲调到三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1942年11月，面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召开紧急会议，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八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八旅和七旅部分部队，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其他与会者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张爱萍唱反调：“‘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张爱萍给儿子讲述当时情形，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后来在陈毅的劝说下，自然还是由张爱萍出马指挥反扫荡并取得胜利。他唱反调的潜台词是：“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干嘛还要他这个讨人厌的小人物留在包围圈内指挥作战啊。这个精彩的片段，充分展示了张爱萍“好犯上”又“惹不起”的个性。
张爱萍与王震历史上关系不深，张胜兄弟在“文革”前甚至没有见过王震。但是在1972年，张爱萍仍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贸然闯入了王震家门。张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过叶选宁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递交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于是，张爱萍在被关押5年后，首次与家人团聚。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王震向其推荐张爱萍任军委秘书长，说：“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邓小平找张爱萍谈话时，张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转而推荐了罗瑞卿。1980年，根据王震的建议，张爱萍接替比他大两岁的王震，担任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胜写道：“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合适。……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心，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张爱萍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分清私谊与公义，不惜与自己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恩人分道扬镳，这是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个闪光点。
张爱萍与赵紫阳的交汇点是在他们分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1981年。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赵紫阳和张爱萍有以下对话（摘录）：
赵：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张：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上秦山，能够带动整个核工业的转型，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我还是坚持这个意见，请紫阳同志考虑。再补充一点，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进，我们自己也供应不上核燃料。
赵：你们不是报告过核燃料过剩了吗？
张：那是高浓铀，用于原子弹的，过剩了；我现在指的是低浓铀！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受制于人。
赵：这件事都议过几次了，临到要做决定了，又是意见一大堆。这样搞，工作还怎么干嘛！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以后讨论重大问题时，不要老是请假。
张：凡和我有关的会，我都是参加了。
（会场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没有参加嘛！）
张：你那个议程上有吗？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这样大的事，临时动议。你们几个说了，就能算吗？！（也拍了桌子）
（长时间的沉默。）
赵：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半年后，国务院机构改革，原有13名副总理，保留了万里、姚依林2人，余秋里、耿飚、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9人改任国务委员，只有杨静仁、张爱萍2人不再担任国务委员。张爱萍事先毫不知情。张胜对父亲说：“肯定和那次核电站的争执有关，恨上你了！”紧接着，中共十二大召开，新一届军委成立。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为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继续抓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又过了半年，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作为军方代表，再次顶撞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４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张爱萍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军委召开的会议炸锅了。“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稳一稳也好，那就先缓一步吧，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最后，还是张爱萍向赵紫阳表示：“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也可不必照办。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包括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
二、外交部和军方的顶牛
外交部门与军方顶牛的事，以前人们了解甚少，《两代军人的对话》对此略有披露。1984年6月，国防部长张爱萍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哪能为这点小事所纠缠，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就不要再传阅了，到此为止，有时间，我找他谈一谈。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哪晓得秘书也不看，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我父亲还嘴硬：
“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张胜笔下“这个人”不知道是谁，但不一定是大使馆的一把手。当时的驻美大使是章文晋，是个相当开通的外交家。打小报告的人多半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三、张爱萍夫妇的恋爱婚姻
张胜在行文时，有的时候指名道姓，有的时候隐名埋姓，不知道他掌握的标准是什么。至少在谈论他父母的恋爱婚姻时，没有依据统一的标准。书中写道：张爱萍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叫孙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父亲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父亲还给她改了个名字，把孙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经历了战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你和孙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你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这无疑是五雷轰顶。托派、恋爱、战争、特科、领袖……当这些名词连在一起时，意味着什么？”忍痛分手后，李克农又告诉张爱萍，所谓托派问题，是孙力的一个情敌的诬告。张爱萍前妻“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
但是说到母亲李又兰的前夫，张胜就吞吞吐吐了，“在这之前，妈妈一直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年轻时的她，端庄大气，温文尔雅，在和我父亲认识的时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变中已牺牲一年多了。”“妈妈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结婚没到两个月，她的第一个丈夫就牺牲了。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在某些场合妈妈的特殊身份，在众多的来宾中，总理、少奇同志、陈老总这些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过来和我妈妈打招呼，寒暄小叙。对战友的怀念，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我妈妈个人的安慰，全都蕴含其中了。”“妈妈特殊的身份，并不一定都会给她带来便利。她和我爸爸的恋爱，在一开始就遭遇了潜在而有力的阻击。没人明确反对他们相爱。领导人不在了，他的遗孀总不能想嫁人就嫁人吧？世俗的伦理和领导人身上的光环不知怎么就搅合在一起了。何况，张爱萍是什么人？一个从八路军过来的家伙，我们新四军里就真的没人了？岂有此理！组织出面了。党的会议上说：‘有的人把根据地当成上海的霞飞路了！’爸爸写给妈妈的十几封信，也被组织部门扣下了。”“组织”希望李又兰为前夫守贞节牌坊，新四军哪个“领导人”值得“组织”这样出面干预呢？自然是最高领导人——项英。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领导人有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已知周夫人为何子友，袁夫人为邱一涵，李又兰的前夫只能是项英。
四、1950年代军队的精简整编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让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大刀阔斧”抓军队的精简整编。张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８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５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没有必要搞成两个。”“其他同志都赞成我，但粟裕不肯去汇报，说你去和彭说去。”“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但还是有些顾虑，他对我说：总干正在评军衔，工作任务很重，合并会不会影响工作？训总部长是叶剑英，弄到总参下面是不是合适？最后，彭老总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机关合并还是比较顺利，但牵扯到军种就遇到问题了。当时是陆、海、空、防空、公安５个军种，防空军是按苏联模式搞的，它分战略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但我们的防空军没有飞机，机场、雷达、气象、勤务都要靠空军，一旦要用都得向空军借，这样的防空军没有意思。公安军也没必要搞，我在浙江省军区工作时，就认为把大批野战军改成公安军不合理，并向陈老总反映过。到总参后，调查得多了，更是认为边防有省军区，内卫有内卫部队，再搞个公安军，纯属多余。”“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陈赓讨论后，报给彭老总批准的。但讨论时，不是很好统一，都在争。”“搞大海军没有那个条件。根据近海防御的原则，以发展水面中小型舰艇，和潜艇为主，然后是航空兵。”“我是冲了些，特别是面对萧劲光那样的老资格，还有叶帅。海军最后还是提空、潜、舰。我想算了，他们已经放弃大舰了。”张胜写道：在讨论海军问题时，两个上将拍了桌子。“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司令员冷冷地摔出句话来：张爱萍，我看你没有后台就不敢这么硬！显然，这是一句带有责备味道的话。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了，沉默。这是什么话啊？父亲顿时勃然大怒，用手指着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这回可真是鸦雀无声了。”书中既然已经指明了在整编问题上张爱萍与粟裕、罗瑞卿、萧劲光、叶剑英这些大将和元帅的矛盾，又有什么必要遮掩他与一位上将的冲突。上将军衔的海军副司令员，历史上只有王宏坤一人，点名和不点名又有什么区别呢？
五、与两个反面角色的恩怨
《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有两个没有点名的反面角色，其一涉及人品素质；其二则涉及诬陷犯罪，张爱萍直到晚年也不能原谅他。
1950年代前期，张爱萍先后担任七兵团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等职。上面原来准备让张兼副司令员，他自己推辞了。司令员陈毅基本上是挂名的，原副司令员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后，反面角色之一调任副司令员。在张爱萍兼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期间，与其顶头上司屡屡发生矛盾。大陈列岛登陆作战有三个方案：先攻上下大陈，先攻一江山岛，先攻披山。张爱萍领导下的参谋人员根据对“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的研究推敲，主张先攻一江山岛，却受到军区首长的呵斥：“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我他妈操你姥姥的！不他妈就是两万吗，老子一仗就消灭了他十几万。不要在这里长别人的威风。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Ｘ！”最后，上面还是决定先打一江山岛。
1954年11月30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12月20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12月9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日期发起攻击。11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此间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1955年1月17日晨，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爱萍父和参谋长王德从宁波出发，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准备指挥部队发起攻击。他们再次接到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这一次“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张爱萍当即打电话给副总参谋长陈赓，“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彭“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一江山岛作战结束，南京军区（战后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
“文革”期间，狱中的张爱萍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看到九大选出的政治局名单后，“终于恍然大悟”。不算毛泽东，政治局24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剩下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没有点名的3个政治局委员是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显然，“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那一位是许世友，当年的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也是许世友。书中除了在彭德怀表态“按爱萍的意见办”后，提及作战处长石一宸的回忆：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通篇没有说过许世友一句好话。
反面角色之二在撤销防空军时，就与张爱萍结了怨。张爱萍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张爱萍一听，顿时就炸了。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后来，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历来“吃掉人家”的防空军司令员果然被张爱萍“吃掉”了。
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下台，这位冤家对头升任代理总参谋长，成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顶头上司。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其扣押。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虽然张胜隐去了签名者的姓氏，但谁能代表总参党委签名呢？张爱萍本人就是党委副书记，签名者只能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12月18日，以杨成武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杨成武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当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根据杨的具体指示，专案组去上海先抓了彭（彭丰根大夫，曾在上海医治过张爱萍的枪伤）的女儿、儿子，然后逼迫彭写下把张爱萍介绍到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的口供。3月5日，专案组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专案组组长、总参党委书记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均为杨成武）：“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但是彭被迫的伪证有个时间上的漏洞，“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没想到19天后，杨成武本人也被逮捕，专案组大换班，“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最终没能定案。
与罗瑞卿关系非常密切的杨成武，在批斗罗的时候上纲上线，嗓门特别高。轮到从大西北核试验场回到北京的张爱萍“表态”，他张口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这种风气了！”后来他在回忆往事时对儿子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张爱萍激愤地发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在场的方毅喝彩：“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关于原来专案组的人，张爱萍对张胜说：“这是不能原谅的！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六、“作战决定编制”
张胜写道：父亲在总参主管我军编制长达10年，他搞编制的主导思想是“作战决定编制”。他说：“不先研究透战争，不对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怎么打，有个基本的思路，就谈整编，谈精简，谈编制，谈装备，那是天方夜谭！”“一上来就喊，给我减掉100万。为什么？减谁？为什么不是120万，也不是80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平摊。”张爱萍这是在批评谁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批评邓小平瞎指挥。难怪邓说他“惹不起”，既要用他，却与他不亲近，不像与王胡子（王震）和杨尚昆的关系。张爱萍本人也反对别人说他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是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的“四大干将”。他忿忿然：“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
《两代军人的对话》援引了原军委副主席张震回忆录的一段话：“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作‘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此，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张爱萍是反对这样做的，他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军队要“忍耐”，这是邓小平的意思；军队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这是哪位“中央领导”提出来的？1988年可以称为“中央领导”又能“给军队一个政策”的，只有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如果是邓小平说的，张震不敢批评。虽然邓小平让赵紫阳参与管理军队事务，但赵从来不插手，如果是他说的，早就被批得狗血淋头了。那么，只剩下杨尚昆了……再联系到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杨白冰，后来又兼任军委秘书长；张震和刘华清是从杨氏兄弟手中接管军队大权；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七、两代军人对审查弊端的分歧
张胜写道：“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1974年，我在福建见到和父亲一起养病的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个个人了。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弊端应当归咎于某些坏人、小人，还是归咎于（可能是坏人也可能是好人缔造的）体制，这大概是两代军人“理念”上差异的集中体现。
尽管有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这些半遮半掩的叙述恐怕主要不能归咎于作者。所以最后还要说一句话：《两代军人的对话》是本非常耐看的好书。
（相关简介：沈大民，自由撰稿人。）
《领导者》杂志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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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当代华文作家百人小小说精选》征稿
星期一 五月 26, 2014 4:18 pm
小小说作家：
你好！
世界华文作家电子书出版社已于近期在美国创建。
目前，正在策划出版英文电子书《当代华文作家百人小小说精选》。第一辑共100人，每人限定自选一篇小小说（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均可），字数在1500以下，请自己译成英文或请人译成英文。
文稿请寄：
[email protected] 或 [email protected] 纪洞天收。
经世界华文作家电子书出版社编辑室审定后会通知作者本人，作者交纳10美元的入选费后即编入《当代华文作家百人小小说精选》一书。如果入选的作家人数超过百人，会考虑编辑第二辑。
世界华文作家电子书出版社在美国将申请标准国际书号，制成电子书后将挂在亚马逊、苹果、谷歌等英文网站上出售，并联系世界各国的英文原版书进口。该书的版权归100位作者共有（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书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电子书的销售收入将由100位作者均分，具体事宜将与100位作者共同协商并签定协议书。
希望你能自选一篇小小说！
祝好！
世界华文作家电子书出版社社长：纪洞天
04-01-2014
回答几个关于
《当代华文作家百人小小说精选》的问题
一、
有多人询问，是作品已入选了或是要寄作品？
答：《启事》用词不精确，敬请多多原谅！是需要你精选作品寄来而不是你的大作已入选。
二、
有人建议同时出版中文版的电子书。
答 ：好建议。决定同时出版中文版的电子书《当代华文作家百人小小说精选》，因此每位作者要同时寄来二篇（英文的和中文的）。如果你只寄来中文稿，入选费用也同样是10美元。争取中文版电子书能打入京东网、当当网、百度文库网、豆瓣网等中国市场。
三、
有人说，我找不到人翻译成英文怎么办？
答：可以请猪八戒中国站翻译。www.zhubajie.com
四、
有人问，作品集是否还计划翻译成其它国家的文字？
答 ：量力而行，目前只是英文。如果条件许可的话，还打算译成西班牙文、俄文、日文等。
五、
有人建议增加作者的照片、简介，邮箱。
答：好建议。作者应寄来照片、个人简介（限200字以内）及邮箱，以便与读者互动。各国英文出版社的编辑也许会通过你的一篇英文小小说对你产生兴趣，与你洽谈出版英文小小说个人专集的事宜。
六、
有人问，为何要收10美元入选费？
答：这是一种合资出版电子书的新鲜尝试，10美元可视为前期投资，中英文版电子书出售后的五十年收入均可以分成。
出版电子书申请国际书号、翻译、文稿编辑、校对、制作电子书出版、联系销售市场也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欢迎作者多提好建议！
世界华文作家电子书出版社社长：纪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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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捷克《当代环球华文闪小说百家》征文启事
星期一 五月 26, 2014 4:14 pm
美国环球出版社和捷克华文作家出版准备联合编辑出版《当代环球华文闪小说百家》一书，特聘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先生为主编。并由美国的纪洞天，捷克的老木等组成编委会。
既然《当代环球华文闪小说百家》是百家，也就是说名额有限，如果你是第一百零一家也就名落孙山了。每人来稿篇数不限，但每篇最长不能超过600字。每位投稿者的总字数不超过1500字。
可另外附百字作者简介。
6月10日截稿。
来稿内容欢迎百花齐放，写作手法也可多样化。务请自己选择最好的作品，务请校对一遍。并请在文后注明通联地址、手机、电子信箱等。
每位作者将拥有此书0.5%的版权，以版税代替稿酬。
来稿请寄：swcfw [email protected] 或[email protected]《当代环球华文闪小说百家》编辑部收
凌鼎年2014年10月8日于美国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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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
星期一 五月 26, 2014 1:55 pm
陈晓明：严歌苓近年来在大陆出版多部长篇小说，不断地得到影视界的青睐。但文学界对严歌苓的关注显然还显得不够充分。如今是人们对文学界发生的任何的事件都无动于衷，或许对严歌苓的泰然处之也不奇怪吧。但严歌苓的小说确实写得有特点，有力度和独到之处。严歌苓的小说思想直接尖锐，技巧性很强，语言精致而有韧性。她一直关注女性的命运，此番出版《陆犯焉识》，以她的祖父为原型，写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的磨难，写出他们性格与心理的弱点，写出他们成长付出的惨重代价。要说当代小说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前有王蒙先生的《活动变人形》，后有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二部作品前后相距近二十多年，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小说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认识所发生某种变化，也可以看到中国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不断伸展的特点。固然，这都是作家个人的艺术努力，似乎无关乎集体的经验，也无关乎一个时期的文学的特点，但一个时期的文学，总是由相当多的个别经验汇集而成的。因此，放在当代小说的更广大的语境中来讨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可能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下面由龚自强先做中心发言。
龚自强：我的发言题目是：《接近丰富与复杂的历史场域——论作为“后伤痕文学”的<陆犯焉识>》。严歌苓新作《陆犯焉识》(以下简称《陆》)承续了其一贯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文革”历史不懈书写的热望，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波澜壮阔的中国20世纪历史，写出了“政治统帅一切”的二十世纪中国的风云变迁、历史因缘。更为重要的是，严歌苓着重从政治与人生的碰撞的角度书写历史，政治是作为必要背景去叙写，从而能够在政治的严苛境遇下，去看待人性的变异与坚持，情感的冲动与麻木，人世的悲壮与渺微，写出某种超政治超历史的沉重和深刻。对于处身大时代压力下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内心世界、尤其是对存在的持续的、精神性的挖掘，使得严歌苓笔下的政治与人生不再具有单义性、明晰性，而是现出了政治、人生、人性、知识、情爱等等的复杂内涵和丰富多义。这就使得这部被普遍视为“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的厚重之作，在“讲述话语的年代”里的繁复喧哗中，能够接近或趋近丰富与复杂的历史场域。《陆》讲的依然是一个“伤痕故事”，可是他将这个“伤痕故事”讲得如此“现代”，如此贴近历史的内在脉搏和生命律动，揭示出如此之多的历史细节，如此让人震惊!它有力地提示我们注意如下问题：“伤痕文学”之后，“后伤痕文学”如何叙述“伤痕”?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的意义在于“叙述”的意义。“话语讲述的年代”恒定不变，是一个巨大的可以任何方式给予其意义的“底板”，“讲述话语的年代”则瞬息万变，时刻准备赋予此“底板”以相应的意义。严歌苓在21世纪的今天重写“伤痕故事”，意义何在?作为一个旅美作家，其国族认同是否潜在地决定了她书写“伤痕故事”的诉求?作为一部有浓烈家族史意味的小说，家族的记忆、个人的伤痛是否参与并进而影响严歌苓叙述上的“包容”之预期?是什么导致了这次重写?在此追问下，严歌苓所说的《陆》的写作的艰难也许就不是一种自谦或个人广告，而是一种确切可感的此时此地的真实体验——无可否认，《陆》的文本十分复杂，亦不乏矛盾与暧昧之处。因此，我愿意相信严歌苓所说的艰难，进而我相信正是这份写作的艰难造就了小说的对于丰富与复杂的历史现场的逼近。我的报告意欲从以下三点考察作为“后伤痕文学”的《陆》——它们本身的交相缠绕似可证明我们关于历史的铁板一块的想象和既定认知其实并不可靠，而可能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这三点是：
一、政治与人生的互渗：政治制衡下日常生活、平常人生的执拗;
二、史的冲动与情的纠扯：大历史还是小情感?
三、被囚禁的自由与遭阻断的情爱：自由与情爱的双重悖谬。
第一点。《陆》的封面印有“当政治与人生相遇，孰是孰非”这样的字眼，提示读者该书的主要关注点。政治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制衡因素，主导着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进程。陆焉识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政治的钳制下生活，小说通过对陆焉识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活的逼真展示，以陆焉识为透镜的中心，最大程度地将政治的严酷性状绘出来。首先，小说写出了政治对于人的戕害——精神的和肉体的。其次，小说写出了政治对于人性的扭曲。最后，小说写出了政治对于人的信仰层面的影响。可以说，政治的气息及其压抑力量在小说中是无处不在的。在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少有不经政治渗透和改造的现实。然而，日常生活以及伦理规范在另一极依然显示出自己执拗的对于政治的反抗力。无论是陆焉识在小说开头“父女之情”的显露还是恩娘熏染下的陆家精致而有情调的家风的叙写，以致由陆焉识在冯婉喻和恩娘之间的左右为难而自然生发的张爱玲式的情爱纠葛等，都说明彼时彼刻人生与政治的平行开展。因而，小说在此显露出第一层的丰富与复杂。“后伤痕文学”依然要决绝、严正地控诉恐怖的政治及其对人世的伤残，较之于“伤痕文学”批判政治的直截了当，“后伤痕文学”由于有了相当长的时空距离的间隔，更由于对历史有了深入一些的理解，它对待那段“伤痕”的把握就相对理性和有包容性。小说中，政治能量是充沛的，人生的激情也丰足。如果说这里有着元尽的纠结与矛盾的话，也可以同时说这才是历史现场的接近于真实的“声音”。试想，非如此的纠结与矛盾，如何能够呈现、最大可能地呈现政治与人生的互渗的千般景象、万种风光?历史的现场毕竟并非如“伤痕文学”所出示的那样泾渭分明、黑白立显，而是有着诸种逼不得已的微妙音速、细微情景的在场，有着被历史裹挟的无力和无奈的因由，而所有这些又怎能“一言以蔽之”!历史本身是复杂而丰富的，《陆》逼真地再现了政治与人生互渗的具体状况，以及二者各自的丰富性。在这样的视野下：政治极其残酷，但又是历史本然的彼时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生极其悲惨，但又一直保持那种生活的热望和勃勃生机。
第二点。陆焉识是一位世纪老人，一世纪以来的历史大事在他的身上得以汇聚，折射呈现。尽管不能说“史诗性”是《陆》的追求，但叙述一段历史的渴望和冲动，在严歌苓这里，确实十分强烈。从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人寰》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她对于历史叙事的偏爱。《陆》起码写了三种历史：陆家家族史，知识分子精神史，20世纪中国历史。然而，史的冲动固然成为事实，作为明确的追求和意图，在小说中却依然可以看到史与情的冲突、争斗、纠缠不清。这是《陆》第二层的丰富与复杂：史的冲动与情的纠扯，大历史与小情感的互相交织以致难分难解，在加强二者联系的同时，也在见证着二者的分裂与错愕。严歌苓笔下的历史现场没有走向单一和简化，而是有着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彼时氛围、气场、风味。历史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历史的大是大非无法脱离每一个体的恩恩怨怨的牵扯和渗透。历史与个体——个体最为有力之处在于其情感特质——的共处与其说是明白晓畅的，不如说是多义混杂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多义混杂庶几可以接近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场域。作为“后伤痕文学”，《陆》没有单纯出示大历史的固有法则及其不可阻挡的惯性和力度，它同时给出了个人的存在尺度——情。历史与个人、史与情的互渗和难以剥离的历史事实使得作品骤然打开一个宽广的空间。通观小说，情的分量委实不轻，不仅有陆焉识的两段露水情缘的书写，更有陆冯旷世之恋的浓墨重彩;不仅有男女爱情的铺张，更有市井细民的家常感情的抒发;不仅有正常的情感，更有畸恋和非法之情的披露。
第三点。陆焉识追求的是一点“淡淡的”自由，其追索之路却最终证明着自由的悖谬情景：自由就是不自由，或者说在不自由的情形下，却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样，冯婉喻这个纯情之人的情爱实践却只是狂放的空想这样的事实确证着情爱的悖谬情景：情爱就是空缺的情爱，或者说只有在想象中才可实现的情爱成了最为动人的情爱。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第三个层面的丰富与复杂。“后伤痕文学”虽延续“伤痕文学”的相关主题和批判指向，新的主题和批判指向的开拓才最终使得其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学都应关注当下世界，所有对历史过往的文学意义上的重述都是在对当下发言这一前提下才获致其深意，然而无论是述古还是叙今，文学在讲述一段故事、叙述一段话语的同时，不探触到存在的层面大概难达艺术的高地。如果说“伤痕文学”的重大意义在于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的恰好吻合，因而推动社会思潮的积极发展的话，“后伤痕文学”则开始试着摆脱或者跨越这些社会面向上的“倾诉”，走向对于存在的探察。在陆焉识的个体生命中，自由的追索之路最终是因为其对存在之痛的深深触碰才引人感叹，而冯婉喻的情爱想象亦是因为走人对情爱的存在论意义的揭示而引人深思。无疑，《陆》在对于人之存在情景的逼视中进入了对于存在困境的探讨论域。这一论域必定充满复杂与无尽的况味，但由此确乎引领我们走向丰富。固然《陆》有一些缺陷，比如过于传奇化的人物经历的细节等，但它的探索和前进毕竟预示了“后伤痕文学”的一种可期待的光明未来。
陈晓明：刚才龚自强做了中心发言，还是把握得很全面、很到位。严歌苓有一点很独特，就是她的小说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故事核。她知道她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比如《第九个寡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公公在儿媳妇的地窖里藏了几十年，藏到头发都白了。《小姨多鹤》是一个日本留在中国的少女，居然成了一个中国东北男人两个妻子中的一个。故事核本身就非常离奇，它是小说的要害。我们中国很多长篇小说难以构成的原因就在于作者不清楚它的故事核是什么。你看好莱坞每一部电影，不管怎么离奇，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故事核。这个核一定是有内爆性的。而《陆犯焉识》的故事核就是一个做了犯人的男人，曾经忽略了他妻子的存在，只有当他成为犯人时才回想起妻子的好和美，但多少年之后他回到家，这个妻子不认识他了，这是关键。作为一个故事来说，这是有惊人之处的。这部小说最后的谜底是什么呢?是失忆。失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爱情的悲歌在这里。但是爱情的悲歌只是一个结构，一个故事核，它整个包裹在政治当中，用来爆破的是一个政治的历史——关于政治的记忆和失忆的历史。自强的文章，我先说一点意见，就是你的“矛盾和暧昧”这个题目，我觉得本身太暧昧。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本身都是矛盾和暧昧的，因此才可以解构。我建议你不一定要用“矛盾”、“暧昧”这些词，这等于你没说，没有点出要点。仅仅归结出它有矛盾和悖论，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要说清楚构成矛盾和悖论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这才是你要穿行的路线。另外，你提到“政治的是非与人生的是非：政治与人生的碰撞”，这二者为什么对小说来说是矛盾和暧昧的?这并不是问题：小说里政治的是非和人生的是非就是纠缠在一起，通过书写政治的是非来瓦解人生的是非;或者说通过人生的是非揭示政治的是非。这部小说在这方面我认为没有问题。如果你是从肯定的角度揭示它，确实，它在这方面表现比较出色，这是可以的;如果从怀疑的、否定的、批评的角度，我觉得你并没有提供合理的强有力的批评。
龚自强：我所说的矛盾和暧昧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判断，我是说它大概是这样一种交缠的状态。不是说它交缠起来就不利于双方的表达，我是觉得情的渗透更利于史的特征
陈晓明：史一定要有情的介入，否则就变成历史作品了。它是文学作品，这类文学作品又是中国二十世纪所特有的，写政治的历史对人的历史、对家庭的历史的一种侵犯。所以它必然是史和人、和人情的交缠，这是它的故事决定的。如果在西方，写一个人坐在床边想一个上午，就可以构成一部小说。但是在中国必须借助历史。关于你提到的“价值的虚无”，为什么是一种消极性?我觉得虚无未必就是消极的。在德勒兹看来，尼采的虚无就是一种肯定性，就是巨大的肯定性。有时候要看是在哪个意义上虚无。比如《秦腔》，它虚无之后否定的恰恰是那种平庸无聊的价值，无用的价值，应该撕毁的价值。虚无是什么?因为最高价值贬值，历史才产生虚无。虚无根本的含义是什么?在尼采那里，上帝都死了，还有什么价值?那些价值是虚假的价值，所以恰恰是虚假价值的虚无。我们这一点要清楚，不能一说解构了，拆解了，哎呀就不得了。你说退守民间是一种规避，这种说法我也不一定同意。退守民间怎么是规避呢?张炜的几部作品，像《我的田园》、《忆阿雅》等等，其中标榜的民间性不应该肯定吗?那么我们要高扬什么东西呢?高扬启蒙?那个才是积极的?我觉得这也很难说。你所说的“形式拓路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乏力”，这些归纳我也都表示疑虑。我们能借什么力啊?文学作品有一种精神上的强力就正确吗?就高大吗?就强大吗?我是怀疑的。文学作品就是弱者，就是弱者的叹息，就是失败者的悲悯。它是非常无力的。那些小的叙事本身也是一种大的叙事：我们都认为小的东西没有意义，恰恰在我们这个时代，小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我们存在的经验。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这种宏大的东西，在中国民族危机的时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这我也同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漫长的时期里，我们是意识形态化，被假大空的价值所控制。这是我们文化致命的问题。所以我对于自强的几点归纳还是有一点疑虑。包括自强追问说冯子烨到底失去过什么?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因为她对冯子烨的绝情的揭露，其实还是一种政治批判。一个儿子这么绝情，都是因为恐惧警察又会来，他在学校就会失去一切机会。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却要装傻，装作没有才华。他又担心他父亲是不是逃出来的，警察是不是又要把他抓回去，家里又要遭殃。这一切绝情都是出于对政治的恐惧。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儿子都这样，并不是某一个人特别坏。冯子烨虽然只是失去了女友，但是他在心理上有创伤，无形的一切对他都构成很大压力。
周志雄：我很认同陈老师刚才说的观点，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做了一些笔记，读几段来印证一下。第359页有一句：“这一个人坐牢，全家人都跟着坐无形的牢”。这就说得很深刻了。
陈晓明：对。这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周志雄：还有第352页，倒数第三段：“冯婉喻一生都那么自卑，一个优美的，优秀如婉喻的女子自卑了一生，这是令人心疼的。一切压迫了她的人和事物，甚至理想和主义，都应该对她这自卑负责。”
陈晓明：这里批判的还不止是极左政治的迫害，它批判的是一切压迫，包括陆焉识在他得意的时候、花花公子的时候，对婉喻的那种不公。那种文化也是中国的一种封建的、专制的文化。
周志雄：再有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是带有讽喻意味的。时间是1976年11月，小说第302页到303页，当时陆焉识作为1954年肃反的老无期要被释放，在一个露天的舞台上，一群劳改犯在听劳改局领导讲话，宣布特赦令。当时一群鸟从人们头顶飞过，洒下一堆鸟粪。我觉得严歌苓在这个地方幽默了一把，她的意思是说这个特赦令啊就是shit，就是这么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注意到，这个陆焉识他到底是不是有罪的，小说的名字也是具有反讽意味的，“陆犯焉识”，其实这里边的意思也是反着的：他是个犯人，他犯的什么罪呢?
陈晓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周志雄：对对对。在这个小说里边，我就找这个陆焉识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把这几段找出来，非常有意思。一个是第292页，给焉识加刑，为什么给他加刑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叫江帆的公安局长，他出问题了，因为这个局长有问题，所以经过他手上的案子牵涉的所有的犯人都加刑，这是个很荒诞的事情。然后是第338页，小说以他孙女的身份叙述，文中说：“她和他哥哥从来不清楚祖父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个大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他们明白想清楚祖父的具体罪状是妄想。那个时候的罪状都比较抽象。”陆焉识其实是没罪的。第405页这一段就非常清楚了：“几十年前陆焉识以流利的口舌为自己辩护，申斥政府随便给他加刑，并让政府的代表人在加刑后的宣判书上签名，确保以后不得再次加刑。就是这样逻辑而雄辩的口舌招致了他的死刑。”这个死刑是这样来的，就是辩解自己无罪带来的死刑，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小说中对政治的批判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探究小说的艺术魅力
周志雄：我觉得严歌苓讲故事的方式是很值得分析的。在我以前所学的文学理论里面，通常认为一个故事的倾向应该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把它特别地指出来，这是恩格斯的观点。韦勒克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中也说小说中现实主义的要点是非个人化，作者应完全退出作品，取消任何来自作者的干预等等。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一个基本认知，严歌苓的小说则是反这个的。在《陆犯焉识》的叙述过程中，叙述的视点、角度不断在变，这和传统现实主义叙述是有差别的。但是严歌苓并没有跑太远，她不是走得多么远的一个先锋小说家，大体还是在传统现实主义这个圈子内。我再从题目上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看到的一本理论书上讲的，就是古典小说在小说的名字上习惯借用人的名字来讲，比如《包法利夫人》、《德伯家的苔丝》，就是把作品主要人物的名字作为小说的名字，但像《太阳照常升起》、《城堡》和《在路上》就是现代主义小说，它们的题目是有隐喻意味的。严歌苓的小说题目《陆犯焉识》是一个人的名字，这里面还是带有古典意味，整个小说我们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很会讲故事，故事线索非常清晰，但它不是传统小说，多了多重叙述视点，叙述的顺序被打乱，回忆过去和现实故事的推进相交织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套用严歌苓的一个说法，就是她一直追求一种“严歌苓式”的言说方式，这个“严歌苓式”的言说方式我认为就是西方小说的细腻，中国故事的清晰，精神分析的视野，生活细节的再现，小说叙事技巧的纯熟，特别是人称的自由转换，给小说提供了多种理解生活的可能性。再有就是，严歌苓的小说写得好，在于她的功力，严歌苓对生活的洞察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陆犯焉识》写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变化，陆焉识的命运很有戏剧性，但写的时候是枝枝蔓蔓的，有很多细碎的生活故事。严歌苓对生活的捕捉力确实很强，进入历史的丰盈细节，小说有很多地方可读性很强，比如小说中那个刘胡子讲为什么要剃掉胡子，他说我这胡子不剃掉，“马恩列斯都留胡子，那都是反革命吗?”结果就把他从二十年徒刑搞成无期徒刑，读起来给人一种历史荒谬的震撼感。严歌苓对人生、人世的沉思和穿透，对历史细节和人物形象的把握得都非常好。
陈晓明：严歌苓的细节是不错，但有一两个地方总觉得有一点过。当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丛治辰：我在读这本小说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类似的主题已经被写了那么多次，严歌苓还能在什么层面上写出新意来呢?以个人历史为线索讲述宏大历史的小说已经太多了。比如张炜的《外省书》，不但同样是以个人历史讲述宏大历史，而且和《陆犯焉识》一样，也是涉及囚犯，涉及男女之间漫长深厚的情感。我最早接触张炜的作品就是从《外省书》开始的，当时小说中个人情感和宏大历史的纠结与对撞让我非常迷醉。现在看《陆犯焉识》，我会很自然地与它比较，在比较当中就很容易看到严歌苓作为女性在书写此类作品时的独到之处。张炜的书写带有典型的男性特征，他是思辨的，是追问的，而在《陆犯焉识》中，虽然书写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的创伤，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抒情方面，在那曲绵长的爱情悲歌。在我看来，恰恰是自强觉得暧昧矛盾的历史与情感的冲撞，能够回应我的问题：严歌苓着力讲述的这段旷世之恋，才是这部小说迥异于其它此类小说的关键。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小说叙述背后严歌苓温情的女性目光。她那么缠绵浪漫地把祖父和祖母的爱情故事讲出来，真正是一场世纪之恋，一场不断错过的世纪之恋——之所以跨世纪，就是因为错过，后来的失忆也是错过的一部分：前半辈子自己错过了，后半辈子被迫错过了，最后又因为失忆再次错过了。但两个人始终矢志不渝，一个人矢志不渝了一个世纪，一个人矢志不渝了半个世纪。
陈晓明：或许你把这部小说概括为“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
丛治辰：我想我还是会从更内在的层面去概括这部小说，但是这一源于女性视角的独特架构，仍然让我在阅读中时时感动——虽然没有阅读男性叙事那样翻江倒海的快感。小说中总是有一些闪光的细节，带来一种微妙而舒畅的审美感受。不过我注意到的细节和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还不一样。我更喜欢的是她对场面的描写，而不是单个句子。严歌苓有一种调度场面的才华，场面总是写得那么美。
陈晓明：饱满。
丛治辰：对。我倒是觉得这部小说在命名上寓意深远，含有丰富而多层次的追问，而这些追问都是非常现代的命题。陆焉识这个人名本身起得非常别扭，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别扭的名字，我想很显然，其中是有意味的。在这个名字当中插入了一个“犯”字构成小说的题目，又显然具有某种讽刺意味。在我看来，恰恰是“陆焉识”和“犯”的组合，构成小说最内在的叙事动机和动力。小说就是围绕着它的题目展开层层叙事，不断推动情节的，整个故事都在追问“焉识”，所谓“焉识”，就是“怎么能够认识”。小说当中有太多困惑，而小说就是要努力认识这些困惑。陆焉识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他的才华让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无比羡慕，他过目不忘，甚至可以在脑子里面写“盲文”，但是他的命运怎么就成了这样呢?他怎么就成了“陆犯”呢?
陈晓明：应该号召大家都来谈一谈：陆犯怎么认识他犯人的身份?陆犯本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吗?他能够认得出他自己的爱情，认得出他的妻子吗?或者从冯婉瑜的角度看，她又认得出陆犯吗?有好多角度可以探讨。
刘月悦：而且里面有四五次提到他的面目怎么样改变。每次逃出来以后、或者过了多长时间以后因为很多很多的经历就改头换面了，变了发型啊蜕皮啊洗掉污垢啊等等，一直有这样的描写，所以说严歌苓是非常有意识地去描述“焉识”的。
丛治辰：所以我就抓住题目这四个字来解读这部小说。先把“犯”字搁置等下再说，仅“焉识”就有太多层面可以谈：首先是看历史如何作用予个人，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个人在大历史当中的遭遇;其次是从个人看历史，陆焉识面目的变化，时代加诸个人的磨难碰撞，其实映射了时代的变化;而跳出历史和个人的二元关系，我们又何妨单看陆焉识这个人?这个陆犯是如何不断加深对于外在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小说看作一部成长小说，它讲述了一个束缚在旧家庭套子里的十六岁少年，如何突然有一种担当，并像被讲过无数次的故事那样，挣脱了旧家庭漂洋过海。在异邦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留学生，回来他面临着家庭的烦恼、工作的压力、战争的侵袭，一直到后来政治的洗礼。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虽然历尽波折，但是始终保持着一个最基本的冲动，那就是“追求自由”。但他又不是那种理想主义者，他非常踏实也非常睿智地知道：自由是相对的，他决定让渡出一部分。但是他的让渡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当他决定不让渡的时候他就非常顽固。他的追求、让渡、不让渡，其实是非常理性的，他在非常理性地追求自己的人生。求知，这本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能嘛。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但是妙的是，这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在成长，他是跟整个社会一起在成长，并且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互相碰撞。结果，他总是错过——不但是和他的感情错过，而且和历史，和他命运中太多东西错过。他追求自由，所以出国，可是出国之后他发现他要背负更多东西;回国了他也不开心，他本来以为可以过隐士的生活，发现也不能;他本来应该老老实实回家他却又不回家，把图书馆当做自己的卧室;打仗了，他的体验跟一般人又不一样，别人觉得打仗是一件很惨的事情，他却觉得是一次放假;“放假”的时候他就谈恋爱。我倒是不同意自强说他这段感情就是为了性，我觉得他不是单纯把念痕看作是性的对象，他还是有感情的。但是他自己也摸不透自己的感情，他觉得应该算是爱，但又发现不像是爱。他本身就是一个糊涂人，总是跟自己的认知错过。他想要追求某种认知，可是偏偏不给他这种认知。最大的错过当然是跟婉瑜的错过。可以爱婉瑜的时候没有爱，不能爱的时候却又爱了，一直到最后的失忆，没有办法了。再就是他跟社会主义体制的错过。他以为社会主义体制是他心目当中那个样子，后来发现还有另外一面，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怎么能接受的一面。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太倔强。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他一己任性能够改变的，他一定要去对抗，结果当然很惨，一直惨到九十年代，这个社会还是不认同他，因为到九十年代他的思维还是不在主流思维里。这是“焉识”，再来说这个“犯”字。这个部分很好玩，严歌苓确实在写作技巧上太娴熟了，很会讲故事。她知道故事从哪儿讲起，以及怎么把漫长的故事串联起来。她不会像一般史诗性叙事的作家那样，老老实实把故事从头到尾地推进。她选择了一种电影的方式：不断地回放，不断地闪回，不断地蒙太奇。而放置在小说开篇的情节就极有爆破性，严歌苓选择了一个特别好的动机来推进她的小说：小说一开始陆犯就已经在监狱里，这就是点题啊——我要写的是一个犯人。所以读者阅读陆焉识的历史，是携带着他犯人的身份回望他的一生的。这样，他一生对自由的追求其实早就被囚禁了，在我们的观察视野里被禁锢了。小说最初的动机就是陆犯要去看电影，求外出，想尽办法从监狱里出来。其实他是一个很老实的犯人，但是阴差阳错就成了逃犯，如果和之前说过的“错位”这个关键词联系起来琢磨，其实我们也可以说，陆焉识一辈子都想从自己的身份中逃逸出来，他是一个天生的逃犯。最初他想从一个公子哥儿被包办婚姻的命运里逃出来，逃不出来;想从家庭里逃出来，逃不出来;想从自己的情欲里逃出来，也逃不出来;从战争里，逃不出来;从国家体制里，还逃不出来。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篇幅，都在监狱和过去的生活之间不断闪回，监狱的栅栏一直若隐若现地在陆焉识的一生后面，像背景一样晃动。这个监狱的背景令我在阅读当中不断想起福柯，我总觉得严歌苓似乎是从福柯的理论视野展开她对于监狱的书写的。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读的话，那我们能够明确看出严歌苓对体制的批判，而不像自强说的那样是暧昧的。不过严歌苓的批判确实非常艺术，她用一个又一个极具艺术美感的细节建立起她的立场。有一个情节我觉得相当有趣——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过度阐释了——就是小说中提到陆焉识是怎么样又爱上婉瑜。作者反复强调陆焉识是在坐牢以后才通过回忆爱上婉瑜的。如果把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和现代文学当中类似故事作比较，就很有意思。中国文学当中的反封建是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反大家庭，反包办婚姻嘛。《家》就讲了一个叛出旧家庭和旧婚姻的故事嘛，丁玲们要求的也无非是搞恋爱自由嘛!而这个陆焉识当初为什么不喜欢婉瑜呢?其实我们看看，也没有像样的理由，只有一个：她是别人硬塞给他的，是包办的!结果进了大牢之后，他开始反思了：原来这个包办的其实还不错。这不但是对感情的反思，还是对自由与束缚的反思。原本他追求自由，但是被关起来之后，他开始眷恋封建包办给他的配偶了。
马征：治辰说陆焉识总是想逃离自己的位置却逃不出来。有时候我想，他是不是在不停地认识中国?他逃不出来就是没有那个空间。包括大卫和凌博士，在这样一个知识圈子帮派化的社会，他自己要站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想谁也不靠，就站中间那个位置，但又没有那样一个位置。留给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是比较狭小的，有不同的势力或政治的东西来侵入这个空间。他不得不选择，选择中间的位置是非常困顿的状态。小说里写陆焉识吃饭时，用轮胎片把饭舀出来，这样可以吃更多，这给人一种很悲惨的感觉。聪明才智都用到这些地方，最低的生存也很难维持，这是很创伤很悲惨的体验，在那样一种压力和暴力下的体验。然后，我想到叙述人“我”，也就是那个孙女学锋，她在整理祖父的东西，同时不停地插入整个叙述。过去很多此类作品是亲历者来讲述自己的遭遇，给人一种很真切的感觉。但现在更多是用隔一代的叙述者，或许那种伦理的东西用这样一种叙述更真切，好像后代要不停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些细节写得非常饱满，非常有场面性。我记得严歌苓在北大的讲座中说要写出“抗拍性”，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好多地方拍出来是很精彩的。
丛治辰：非常有可拍性。
马征：里面有一个情节，皮埃尔到中国来跟大卫搞运动，后来关到监狱再放出来，他脑子里的那种革命应该是法国式的吧，追求自由、平等。他到中国来经历了那么一遭，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又回去了。这样突然插入的一个人，感觉有一点概念化，好像在反思我们的自由、平等的追求，不同的革命的理念。还有失忆，失忆是后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线索。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情节来推动这个故事，前面是为了去场部礼堂看那部电影，好多章节都是围绕这个动力来展开的;中间是为了见婉喻一面，逃狱，再回去自首，随时提防那些干事、干部会报复他，这样又牵涉出一些故事。小说是用一些很精细的故事线一直把故事推演下去。关于失忆，我不知道冯婉喻是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呢?还是她遗忘了什么东西呢?还是一种想象的留存呢?很奇怪的是，她失忆之后劝陆焉识要有理想一点，要积极一点，要入党，还写入党申请书。
陈晓明：那是挺重要的象征和隐喻：她一直劝他入党。她的失忆完全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但她等到他平反的那一刻，偏偏失忆了。而在失忆的情况下，她还记着入党的问题。可能她在想，陆焉识如果入党，他就不会成为劳改犯，那么整个家庭就会在一起，不会分离了。
龚自强：我想接着刚才大家提到的叙述层面来谈谈。正像丛治辰师兄说的那样，小说的叙述场面非常美，非常能把我们带进一种场景里面，感同身受。但我阅读小说所产生的暧昧矛盾的困惑可能也是叙述层面带给我的。我觉得这种多重叙述声音和双线叙述的设置，对我来说是一种混乱。我们可以说双线叙事可能更方便地把现实和回忆、还有将来的事情更自由地穿插，但是小说从开头到结尾，我实际感觉不到故事很明显的进程。我觉得整个叙事好像在不停回环一样，千头万绪，不能从中理出基本的线索。这大概就带给我阅读的障碍或困惑，难道这样的叙事就是非常好的吗?这种题材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叙述会不会更好一点?
丛治辰：小说叙述不是两条线，而是三条线：一个是建国前的线，一个是建国后上海婉瑜的线，一个是建国后陆焉识在大牢里的线，三条线交织在一起。我觉得这部小说正因为选择了这种叙事方式，齐头并进，才能冲击出感觉来。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三条线索可以互相辉映，形成共鸣，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增强了效果。如果平铺直叙，那真成一部单纯的成长小说了，我们还会对这个故事有强烈感觉么?而且如果按照时间线索按部就班地叙述故事，恐怕就很难对一些极富隐喻意义的情节加以强调——小说没有按照时间讲述，而是按照意义内涵的丰富与否和相互联系来安排结构，恰恰让我们看到它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现代的一面。比如严歌苓选择在一开篇的时候就展现监狱的场景。
陈晓明：这个很重要，“陆犯”嘛!一上来必须出现劳改营，出现最酷烈的一面。严歌苓是懂得现代小说的。如果先花花公子玩一通，再抓去坐牢，用线性叙述，这个小说就散掉了，完全没有价值。
白惠元：我谈几点我的看法吧。首先我想接着治辰师兄来谈，严歌苓说这部小说有很强的“抗拍性”。结果我们发现《陆犯焉识》其实很可拍，而且拍出来会很好看。抛去题材不说，小说从一开始就运用了类似于电影的“平行蒙太奇”技巧。冯婉喻与陆焉识分处两个不同的空间，来回并置，你一段，我一段。从电影语言的角度来分析，如果两个人可以在同一镜头内分享画面空间的话，说明他们是可以分享心灵空间的。然而在小说中，这对夫妻一直在分隔着，即使是在最后的部分，冯婉喻仍然选择把自己区隔在小炮楼里，而不能与归来的陆犯共享空间。这让我们不得不赞叹严歌苓好莱坞式的编剧功力。而陆焉识在逃亡过程中的内心独白，多么具有好莱坞式大情爱叙事的荡气回肠之感!“平行蒙太奇”式的时空交错实在给人一种在看电影的感觉。第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相隔二十多年，严歌苓以女性的身份重写“我爷爷”的故事，与莫言《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中，我们可以想象性别维度在家族史叙述中发挥着如何巨大的作用。第三，《陆犯焉识》的“故事核”是什么?文中有一句话叫“老鸳鸯的第二次新婚”，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第二次”与“新婚”看上去是矛盾的，但从小说故事情节来看，又十分合理。当他们的大女儿从国外回来后，她要重新为父母闹洞房，而婉喻觉得自己重新被“包办”了。这是小说头尾精巧的对照结构。我对这部小说的总结是：无法致歉的迟到之爱。当陆焉识在晚年重新爱上婉喻时，女主角已经失忆了，不可实现，无法致歉。接下来我想谈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也将是很有利于它拍成电影的，有利于其视觉呈现。比如“欧米茄”手表，它在小说里是很重要的道具，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用得很巧。这让我想到今年上映的一部电影——《辛亥革命》。这部电影同样用“欧米茄”怀表作为道具实现了孙中山与黄兴的“平行蒙太奇”连接：孙中山在对华侨们发表演讲，走到后台之时，他看了一眼怀表——后来补叙怀表是来自黄兴的赠予——此时镜头切换到极动荡喧嚣的场景——黄花岗起义现场，奋勇的黄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亮点在电影中实在少之又少。同样是“辛亥革命”题材，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它就不如《十月围城》好看呢?我想，这就回到了老师所说的“故事核”问题。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核”，电影就无法成功。
陈晓明：对，这就是为什么《建党伟业》会呈现一种“新闻纪录片”式的形态，由演员表演的“新闻纪录片”，因为它没有一个“故事核”。
奇观化和情节硬伤
刘月悦：我来说一下吧。首先从主观感受来说，这部小说我还是挺喜欢的。确实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严歌苓非同一般的叙述功力，它不依靠特别强大的叙事动力，而就是依靠细碎的细节和细小的情节来积累、来推动。我觉得其中有几个细节特别打动我：一个是陆焉识为了去看银幕上的“女儿”在雪地里摸爬滚打，那种父爱的伟大，特别令人动容;另一个是他被裹成了糖人，然后那种艰难和挣扎，最后吃糖吃到牙倒，而且这不但不是他的不幸，恰恰是他的幸运。这里面最最让我眼圈一红的是，婉喻给焉识留的咸鸭蛋，她拿着筷子把里面的蛆挑出来，而舍不得给孩子们吃，这是一个女人怎样的坚守和爱。另外，这个小说如果从讲述文革苦难的角度来说，那些残酷、伤痛并没有多少新意，也没有给我多大触动，因为我们其实看得太多了。真正能打动我的还是恩娘与婉喻这样的女性，她们是在用对日常生活的操持来对抗强大的历史，就像沈从文先生所说的“古老中国的常与变”，对她们来说，强大历史就是“变”，而日常生活的点滴就是“常”，是融化历史的力量所在，这才是这部小说写出的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她们并不是直接遭受苦难的人，但她们展现出的人格魅力，她们所代表的并没有处在历史的漩涡中的寻常人生是多么动人。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反而觉得陆焉识这个人物有些过于“奇观化”，例如照相记忆术，盲写等等，实在是太突出的天才形象，其实不一定要这么写。
陈晓明：包括“修表”，那是极难的技艺，怎么可能把它修好?
龚自强：他只是擦擦灰。
梁盼盼：一开始进入这个小说时我有些失望。引子就把我打死了。有些句子比较奇怪，例如这一句：“蓄意以它的寒冷多霜疾风呵护经它苛刻挑剔过的花草树木”。就是那种很刻苦很用力的感觉，使我质疑：这不像这样一个技巧圆熟的作家写出来的。“寒冷，多霜，疾风”，这三个词从词性上，结构上都不像，就这么捏在了一起，后面接的又是“花草树木”。还有一句：“因此它们漫不经心地开销、挥霍它们与生俱来的自由”。“开销自由”这个搭配，还有“开销”与“挥霍”连用，中间还加了个顿号，这个用法也很硬。这影响了我前50页的阅读。前面那一部分确实有些地方写得挺不错，但是因为有文学上的熟悉感，我没有很好地进入情境，后来迅速跳到在上海他跟恩娘跟妻子婉喻生活那一段，阅读的感觉就突然回来了。那确实有张爱玲的感觉，但是很不错。再后来叙述到他逐渐发现自己对婉喻的感情，推进得很顺，那就真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剧作家的素质：她一段一段地把情节往前推，往前赶一段，她就插一段回忆，再赶一段，再插一段回忆。而且她的叙述里面还有情绪的推进过程，她不断要使你感动使你落泪。但是，突然这个酝酿泪意的过程就有点不顺，就是到了倒数第二章，中秋那一段，那个顺畅的叙述突然自己把自己打断了，甩了很多暗扣出来。一直失忆的婉喻突然开始恢复记忆，甩出的第一个暗扣就是婉喻做了戴同志的情妇。之前婉喻如何营救丈夫叙述得并没有很明确，但似乎只涉及到了钱，只是靠变卖家产走关系。这里抖出来做情妇这一段，当然是合情理的，但问题就是太合情理了，尽管你之前可能没往这方面想，可是等到这个时候她抖出这个关节，你会觉得，这太情理之中了!反而有点使你……
陈晓明：就是说你认为她没有必要跟戴同志发生关系。
梁盼盼：我觉得或许可以发生，但没有必要安排在倒数第二章。
陈晓明：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反倒落了俗套。
梁盼盼：对，反正把我的情绪打乱了。
陈晓明：反倒比较脏，本来……
丛治辰：本来婉喻是多么纯粹的一个人。
陈晓明：可以不必这么弄。
丛治辰：就算是要讲述这样的情节，也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一连说了三件事情，好像就要结束了，来不及了似的。
梁盼盼：小说到后面说冯婉喻这个人的灵性要比陆焉识一直想象的还要多，她其实可以理解陆焉识。我本来有一个想法：如果没有这种处理，如果没有在最后给她加进这么多的灵性，是不是这个小说有另外一种的悲惋动人。如果陆焉识不但一开始误会自己没有爱上妻子，最后对自己妻子的爱也是某种迷思甚至误会，这个故事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悲凉的温柔。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更动人一点。但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意见，我又有点改变我的想法。我跟那个年代隔得比较远，而对作者而言，她是有直接感受的。如果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看，她经历过这么沉痛的历史，当然需要使它变成一段真爱来支撑和负载那段历史。对她来讲，如果这个爱不是真的，如果这不是两个有灵性的人一时的错过——他们其实在灵性和爱情上是可以对等的是真的可以有共振的——她没有办法处理这么沉重的历史，她可能会觉得无法承受。
白惠元：我再补充一个细节，虽然子烨的爱情写得不太成功，但我很喜欢其中的一段描述：他一开始跟咪咪好，后来遇到了爱月，然后他跟自己说，爱月哪里哪里好，列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段写得很具洞察力：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时，你一定不会事先想到他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点好处，而应该是你先喜欢上他，然后回过头来发现他的好。如果你先列出一二三四五六七，那就近于一种交易了，或者近于一种婚姻式的考量……
丛治辰：显然那个冯子烨需要一个理由接受这个他其实并不喜欢的女人。
陈晓明：其实你们这一辈人，不太了解我们这一辈或者更长一辈人的婚姻爱情经历。对于我们来说，选择的余地非常非常小，可能就是偶然结识，碰巧在一起，得靠撞运气。好，这部小说，芊婀怎么看?
范芊婀：我看的书是找龚自强复印的，自强在书旁有一些批注，有些地方我也很赞同他的感受。但有一个地方跟他的感受很不一样，就是婉喻突然失忆的那一段，他在批注里说那是传神描写。但我看的时候就感觉婉喻的失忆太突然了，觉得转折特别大，戏剧性太强……很突兀。婉喻之前还一直在盼信，收到公函后急忙打开看，但是看完内容以后她突然没反应了，整个人就痴呆了，好像太不合情理…… 龚自强：你要考虑到她接到这个公函的时间是1977年4月，然后陆焉识第一次给婉喻写信说我已经特赦了，是1976年11月。这中间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婉喻这边一直没有消息，这其实暴露了陆焉识和冯婉喻二人最终无望的结局。这中间的空档，婉喻的家庭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家庭冲突，在商量父亲回来之后该如何安置上，家庭矛盾已然到了婉喻不能控制的地步，她已经非常伤心失落了。我觉得这个情形已经使婉喻内心差不多完了，在婉喻看来，新的一代已经成长，并且如此不同于上一代，如此不理解不认同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基本信念，劳改生活不仅造成了陆冯的分离，它还造成了二人再结合的“不可能”。这时婉喻已经在内心痛苦不堪了：我的爱人回来了，但是整个局面已经非常不适合我们俩了。
范芊婀：公函的到来推迟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只有五个月，但婉喻突然就失忆了，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觉得转折性太大了。
丛治辰：前面有预兆。
梁盼盼：对，前面有一些老年痴呆的预兆。
丛治辰：不过确实铺垫不够，就像是作者后补的似的。
龚自强：小说前面最核心的铺垫就是在1963年到1964年，在陆焉识出逃的时候，全国各处都可以见到陆焉识的通缉令。这个时候的冯婉喻在精神上已经受了非常大的刺激了。
丛治辰：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老年痴呆的迹象，暗示很不明确。
我觉得自强说的“传神”可能是指在失忆的那一刻对冯婉喻的描写，我觉得那个描写确实很传神。她神智乌之，却说自己没有神智乌之，她不敢相信自己神志不清，又要隐瞒，想事情却又想不出来。
周志雄：这里面我感觉到的是严歌苓对于人物塑造的原则问题。你看这个小说中的陆焉识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他是一个有情有义又很智慧很聪明的人。但是在小说中作者也对陆焉识来几笔不好的地方，比如梁葫芦死的时候就批判了一下陆焉识，把他的恶毒心理写了几句，他是很冷漠的，他的心理是：“梁葫芦连尸首的便宜都占?让刘胡子连个猫盖屎的浅壳都没有?这小凶犯难道不该加加工?”
丛治辰：我觉得这句恰恰反映出陆焉识是个好人。
众：对。
龚自强：我想强调婉瑜失节这个细节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在婉瑜将要死的时候，她回想的只有两个细节，失节即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这个之前不被提起的细节其实意义重大。这两个细节之一是她1954年去探监的时候，在火车站偷偷目送将要转监狱的陆焉识，她看到了陆焉识所遭受的那种非人的待遇和折磨。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陆焉识在婉瑜心中高大的形象已经开始受到冲击。第二个细节，非常关键的，就是婉瑜的失节。可能在具体的叙事当中失节的合理性没有很充分，但确实是婉瑜这样一个纯情的、传统的女人内心最为痛苦、最为忐忑的地方，伤痕不可消除。因为1954年曾经的失节，婉瑜内心已经觉得自己配不上陆焉识了，这是她很在乎的，从这一点说，不管将来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隔离，实际上在内心里冯婉瑜再也不能面对陆焉识了。我也许有些重构小说逻辑，但这是我对婉喻的解释。
梁盼盼：我还是觉得这个情节出现得太诡异了，很破坏叙述。
陈晓明：对，我也不同意。没有必要。本来写得干干净净的一个人，为什么……而且她那么爱陆焉识。小说写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必都写出来啊，不需要那个东西。
丛治辰：而且就算不明确写那么一笔，读者也会隐隐约约有些猜测的。
陈晓明：对，你让读者去想，但不应该写出来。
梁盼盼：而且，像月悦讲的，这本书里陆焉识这个人已经那么离奇了，没有必要让他的妻子那么落俗套，就让他们一生离奇。就这个小说的风格来说可以这样。
丛治辰：月悦说焉识这个人物传奇得有点过分，确实。不过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严歌苓在写婉瑜的部分，就写得非常传神和微妙。比如婉瑜最终同意和焉识复婚的那个细节，焉识是怎么唤起婉瑜的记忆的：他还是像以前的焉识一样，读书思考，不理婉瑜。这是非常吊诡的，焉识想要让婉瑜认识他，只能用对她不好的方式。对婉瑜好，失忆的婉瑜反而不能接受：那不是她熟悉的焉识。他不理婉瑜，然后自己默默走出巷口，“挥一下手”。那是他无数次对婉瑜做的事情，无数次这样不带任何怜惜地转身就走，而婉瑜恰恰对这样一个背影是熟悉的。几十年来焉识都是这么对待婉瑜的，而婉瑜竟然已经安于这样一种身份和对待，甚至深入本能当中，她习惯了焉识不理她了。这个细节实在太动人了，它恰恰打开了过去几十年无数次类似的细节，但是虽然行为动作一样，心理和人物关系却完全变化，既颠倒了一些东西，又召唤了一些东西，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如果我们要谈婉瑜这一人物形象的话，这些细节描写是需要好好琢磨。
陈新榜：关于陆焉识这一人物形象为什么那么传奇化，我觉得可能跟叙述人的位置有关系。如果跟王蒙《活动变人形》比较的话，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别。《活动变人形》潜在的叙述人是倪吾诚的儿子倪澡，是子辈对父辈进行审视;《陆犯焉识》的叙述人则是隔了一辈，是孙女对祖父的回忆，感情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她对陆焉识的叙述是美化的;而《活动变人形》里面那个父亲是比较猥琐的，是一直不断失败。王蒙对倪吾诚的刻画几乎可以说是带着恨意的，毫不留情地解剖了倪吾诚的好吃懒做，他的不学无术，特别是他对西方现代文明近乎盲目的崇拜但基本只是口头表达却毫无真正应用的可笑一面。陆焉识同样也是不断失败，但在孙女的追叙中他是善解人意的，比如说他逃不出家庭是因为他不想让继母为难，似乎是温和而柔弱的性格使他不断妥协，这是一个很善意的解释。
丛治辰：我很同意新榜的意见。这部小说是一个孙女借助祖父的回忆录，去重述祖父的故事。她没有同祖父一起经历过那种牢狱生活，所以在这样一个女孩儿叙述的时候，大西北的牢狱生活难免会蒙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斗狼啊之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传奇的色彩。而婉瑜对她来说是从小陪伴长大的外婆，所以她写的时候就温情很多，柔和很多。
陈晓明：刚才新榜提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参照，我觉得可以在这方面展开。
陈新榜：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生于1900—1920、成长于“五四”、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那批民国中晚期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一个谱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之处是他们作为精英阶层经历了“启蒙”与“救亡”之间的撕扯，而后还在50—70年代一波波政治运动中浮沉。就如何处理他们与所处时代的问题，从代际关系看大体分为：自己写同代人的，比如说钱钟书的《围城》方鸿渐等等，是在“现代”内部自我代入式的追寻探问。而作为下代人对父辈进行审视的，比如说王蒙《活动变人形》，多是共和国建立之后成长的一代人对民国时期的审视，其间所包含的弑父冲动，或许不妨看做是“当代”对“现代”影响的焦虑的一种表征。而隔代人对祖父辈进行追记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则是把“现当代”当做整体的历史进行重构。这些小说背后都有一个强硬的历史框架在。而对处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精英分子以及其背后的现当代历史，严歌苓的描绘确实是颇为独特的。她本身不是理念式的作家，即便是在进行历史叙事，也没有那种试图抓住“历史本质”的僭妄和焦躁。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对其不得不如是表一种同情。严歌苓是经验地深味“祖父”辈们的历史限度，不需要知其所以然、何以不得不然，也能跨过其间横亘的时间河流，从对他们的理解之同情倒回去想象出当时之事实之下的当时之情理。
陈晓明：时间关系，我最后简单说几句，刚才大家都谈得很充分，几个要点把握得很准。但我想还有一个层面是，怎么在新时期的文学谱系中来看这个作品?前几天我到南京去开了一个会，讨论黄蓓佳的《家人们》，会上我记得费振钟提出，到了今天，怎么看伤痕文学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这让我想到，最近有些作品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后伤痕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当然，这个角度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我们要思考，怎么从当代文学史的格局当中去理解这些作品。包括张贤亮、包括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芙蓉镇》，还有贾平凹的《古炉》——他写的是文革的创伤性经验，对历史的书写从伤痕到了一个更深重的创伤——这都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文革、对五六十年代历史的伤痕的书写。那么今天怎么书写?伤痕文学有一个显著特点，它是一种政治反思，为什么是政治反思呢?因为它把这些伤害都挂到“四人帮”头上，都看作政治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压迫，知识分子是受害者。而知识分子的性格是扁平的，他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他遭受的这些磨难都是政治强加给他们的、迫害他们的。这是一个政治控诉的叙事。而到现在，像严歌苓这部《陆犯焉识》，它也有创伤性经验，历史确实对他有一种迫害，包括很多身体的创伤，但是更重要的是性格和心灵方面的介入。刚才治辰有一个观点很好，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部成长小说。所谓“后伤痕文学”，不仅仅是控诉政治，更重要的是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伤性经验，并且去探讨从创伤性经验中怎么修复创伤，怎么成长，怎么获得自己生命的坚实。所以陆焉识成长了，到了90岁才成长，他重新出走，又回到大西北去了。这是一个“回炉”啊。历经这么多磨难，中国知识分子才长了见识。长了见识之后是大彻大悟，是虚无，他的出走和贾宝玉的出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崩塌、政治的崩塌，也是家的崩塌、家庭伦理的崩塌。家里让他牵挂的冯婉喻死了之后，他觉得这个家也崩塌了、消失了，这个家的意义对他来说就是冯婉喻的存在，这跟《红楼梦》里林黛玉死了之后，贾宝玉出走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它其实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家的问题。你们这个岁数其实不一定能理解这个问题。严歌苓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应该是她父亲去世了，她父亲去年10月去世的。在这之前她父亲已经病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她有很强烈的经验。严歌苓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她的故事虽然离奇，想象力虽然很丰沛，但她总有一个真实的材料依据。我这里想说的是，在一个后伤痕的创伤性结构当中，她的书写通过写政治对人的瓦解、对人的迫害、对人的压迫，导致的是整个家庭伦理的崩溃。20世纪的强权政治，其灾难性不只在于毁坏了某个人，而是把家都毁坏了。一个人坐牢，全家人都跟着坐牢，对这一点的揭示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过去伤痕文学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但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是好人，他们的性格都是扁平的，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成为了历史的主体，整个社会获得新生，中国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因为有了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而今天我们说的后伤痕文学，应该说对历史、对人性、对家庭伦理有着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洞察。我们能够看到，这部小说对家庭伦理和亲情的书写，超过了过去的伤痕文学，而且那种创伤性的经验是通过个人投射到整个家庭的。为什么后来婉瑜失忆了?因为历史不堪重负。冯婉瑜在历史要终结的时候就让它终结，她几乎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再去回忆它。我们也再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历史的重演。所以我想，失忆是虚无，是一个巨大的虚无，有些东西连想都不敢想起来，她要用一个巨大的虚元，用失忆来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和质疑。但是像陆焉识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历史才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失忆又是吊诡的。陆焉识回来之后变得挺好，为儿女劳动，通情达理，也那么爱冯婉瑜，握着她的手直到她去世，然后去了大西北，他明白了他的归宿在这里。这里其实也包含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厉的责问，当然在这里责问表现得不是特别透彻，不像《活动变人形》当中王蒙对知识分子的丑恶和卑琐揭示得那么极端、尖锐和残酷。但陆焉识仍然有很多毛病，他作风不正派、虚荣、自命清高，等等。历史的突变，让他落到了那样的境况当中，改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历史的大劫难之后，他才明白了生命，明白了爱情，明白了家庭，明白了亲情伦理，明白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明白了他真正的精神皈依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中国没有别的可皈依的地方，所以他90岁又去了劳改农场，这有点像托尔斯泰的出走故事。这里面既有《红楼梦》的出走，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有托尔斯泰的家庭伦理的崩溃。我们能够看到文学谱系和生命谱系存在于小说背后。所以，就像治辰说的，刚开始我也对这样一种历史书写有怀疑，但后来我还是一步步信服了，严歌苓的书写确实是很强大。当然，我们刚才也谈到，小说当中很多局部细节的处理有待商榷，特别是有些人物，虽然在大的方面可以理解他的性格，但是表现上确实太直露了。另外，在叙述手法上，她的倒叙和插叙还是比较成功的，我还是赞成这样一种结构。如果按照线性发展来叙述，这个小说就没有什么特点，造成的效果也不具有冲击力。某种意义上来说，严歌苓还是很了解电影。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一开场效果就非常强烈，就像严歌苓把开场放在劳改农场里一样。马上就打开一种状态，把亮点端出来了，然后才会有更加强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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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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