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结伴行
－汶川大地震的思考　　　　　　　　　　　　　　　　　　朱长超

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我为震区人民的苦难而难过，为死难者的不幸而致哀，为救援者的辛勤工作而激动，为海外华人、世界人民的人文关爱所感动。广大抢救人员、医务人员、志愿人员以及受灾人员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精神确实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更为温总理的敬业和亲民精神而心怀敬意。他也是个老人了，却在最早的时间里深入到地震最强烈的地区，直接地面对着广大的灾民。１９８９年时，他就跟随在赵紫阳的身边，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１９９８年，他冒着暴雨洪水深入抗洪前线；今年雪灾时，他又来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如今，他又以劳累之躯，跋山涉水，深入灾区。他的眼泪，他的愤怒，他的焦虑，出自肺腑，毫无作秀之态，他的精神令人感佩。他像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几位优秀的领袖人物一样，是值得我从心底里尊敬的。
不过，像中国大多数的媒体那样进行宣传和歌功颂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冷静地、理性地思考这场大灾难。它场灾难，并不完全是自然的灾难，也含有人祸的成份。如果我们有一种开放的新闻政策，如果我们突破狭隘的政治功利，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廉洁的吏治，我们完全有可能减少灾难的损失和死亡的人数。但是，严格的新闻控制、农民式的面子心态、社会腐败的病毒加深了地震的灾难。
在中国，车祸世界第一，矿难世界第一。断桥坍房，在世界上也遥遥领先。细细想来，原因不是别的，是人祸伴着天灾。这次大灾也是这样。它的背后，存在着我们制度上的缺陷、吏治上的失败和心态上的障碍。

是不是三峡水库惹的祸？

三峡工程，是一个严重破坏生态的工程。在这次特大地震灾害中，三峡工程可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三峡工程的匆促上马，又是民主制度不到位造成的。
第一，世界各地的一些巨大水库建成后的跟踪研究表明，巨大水库建成后，会增加地层的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会引发地质的变化，从而增加引发地震的可能。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印度的、意大利、美国的一些大型水坝建成后，都曾经引发了６级以上的地震。或者增加了地震的发生率。根据帕斯卡公式p=dh计算，大坝１６０米，三峡工程巨大的蓄水量，增加的地层压力相当可观，它有可能改变地质结构，增加了地质平衡的脆弱性，从而容易引发地震。
高坝大库会引发地震和滑坡，是世界水库和水利学者们的共识。大量的教训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韦奥特水库，坝高261米，1960年开始蓄水，随着蓄水增加，引发的地震也开始增加，1963年9月上旬就记录到地震60次，地震最终导致水库旁的托克峰大山崩，3００多亿方岩石涨土崩入水库中，形成高出坝顶110米的巨浪并致溃坝，下游村镇被水夷为平地。伤亡惨重。
我国也有大量大库高坝引发地震的记录。已经研究的诱发地震的水库记录在案的起码有１５个。例如，1959年，广东东江上的新丰江水库蓄水一个月后，就开始有地震活动。在1960年5至7月，当地连续发生3。1级和4。3级地震。一九六二年二月，发生6。1级强震，这在当地历史纪录中是从未有过的。震中距大坝1。1公里，地震使大坝出现82米长的裂缝，电站受损停运。并使6人死亡，80人受伤，1800间房屋倒塌。此后，一个月之内，发生3。0级以上地震58次， 1962年6。1级强震后二十余年，库区仍时有中强地震发生。青海黄河上的龙羊峡库区蓄水前地震活动较弱，蓄水后随着库水位的升高，库区地震活动明显增强。在围堰拦洪期间，大坝周围就发生近70余次小震。1986年11月水库完成蓄水，水深达到148。5米，淹没面积380平方公里。三年半后的1990年4月26日，水库附近发生7级地震，震中地区房屋全部倒塌，死伤2000余人，经济损失上亿元。其后又多次发生５级左右的地震。
三峡水库也符合这个规律。2003年6月11日，三峡水库蓄水到135米后，出现了微震。事实上，愈是高坝、大库，愈易诱发地震，三峡大坝诱发地震是预期中的事。
第二，由于水库的建成蓄水后，水库水位上移，也使地下水位大大升高。水位上移又改变了山坡的土壤和岩石的微粒结构，增加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滑坡现象十分普遍，这在历次山区地震灾难中是比较罕见的。致使道路严重堵塞，增加了救援的难度。滑坡现象的增加可能与三峡工程引起的水位上升有关。
大坝大库使滑坡增加，这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1961年3月，湖南资水柘溪水库在蓄水过程中，诱发了大坝上游几公里处山体滑坡，滑坡总量达165万方，大型滑坡体滑入水中，激起20米高的涌浪，漫过坝顶，造成66人死亡。云南澜沧江漫湾电站自1993年以来，因水库蓄放水，已引起库区周边100多处崩塌或滑塌。1995年3月，漫湾电站库区清库排障放水，短期内库水位迅速由991米降至940米，变幅51米，导致库区四周大量滑塌或坍岸，仅景东县库区在一周内即坍岸51处，在五里村诱发大型滑坡，至今山体仍在下滑，不得不二次移民2958人。
三峡可能引起严重的生态灾难，这是许多生态学家、地质学家的共识。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够避免和阻止三峡工程呢？三峡工程的生态危害和总体代价，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但是没有用。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就曾多次呼吁过。但是，他没有发言的舞台，也没有人愿意听。当年，在论证三门峡水库时，他据理力争，力陈三门峡工程将导致泥沙堆积，将引起渭河流域严重的生态问题。他的话没有人听，而他为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归右派，他仍然坚持说真话。但仍然没有人听。二年后，三门峡工程果然泥沙大量沉积，有关方面不得不停工炸坝，在大坝上炸开大洞，用来渲沙。几十年后，三门峡工程引起渭河河床上移，起起渭河流域严重的水灾，不得不又炸掉了当年辛辛苦苦、化了大本钱修建起来的三门峡水库。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力陈建库之弊端，他泣血疾呼，但人们看重的是政绩，他的心事，“弦断有谁听？”国内有许多专家也力陈三峡工程可能引发的生态灾难，由于中国民主机制不完备，在权力的运作下，反对三峡上马的科学家们失去了发言权，一些与权力意见保持一致的“政治科学家”或“科学政治家”轻而易举地论证了三峡工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三峡工程于是通过。尽管获得通过，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反对或者弃权。本来，如此多的人反对和弃权，是需要认真重视的。但是，出于政绩工程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加大了投资，一次又一次加快了速度，导致各种问题从生。单是生态问题，就触目惊心。投资勉强三峡工程建成后，巨大的大坝阻挡了南北气流的交汇，结果造成库区气候严重反常，发生了有史以来少有的干旱。三峡工程也大大增加了山体的滑坡和地质的不稳。今年的大地震和大滑坡，很可能与它有关。如果我们在三峡工程上实行科学的、民主的讨论和决策，这场大地震的灾难就可能不会如此严重、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就可能不会有如此严重的滑坡现象。
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类对于自然界征服的每一次胜利，大自然总会对人类进行报复。三峡工程似乎是人们征服自然的一次胜利，它引来了大自然对我们的严厉报复。重庆几个月的干旱是一种报复，南方的大雪可能也是它的报复，中国人一定会因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前两年的空前大旱，是一种代价；今年的特大地震，是另一种代价；这种代价还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开端。这种代价何时结束，没有人知道。如果我们有比较民主的决策机制，有比较懂科学的领导，我们本来是可以少付一些代价的。

灾难预报为什么缺失？
　　　　　　　　　　　　　　　　　　　　　　　　　　
　　汶川大地震是在没有预报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么大的灾难，难道大自然保秘工作做得天衣无缝？不是的。大自然在地震前透露了若干预兆。也有科学家从地质研究中得出了地震在即的结论，作出过正确的预报。如果这些预兆被人们知道和受到重视，如果科学家的预报，被人们知晓，大地震的危害将有可能大大减轻。但是，非常痛心的是，我们既未作出预报，也未介绍预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辟谣。四川有关部门认真地对所谓地震的谣传进行过“辟谣”。辟谣几天后，大自然终于没有与辟谣者的意愿保持一致。大地震终于在１２日下午２时２８分爆发了。政府辟谣的唯一好处是，它让千百万即将面临着浩劫的人们又高高兴兴地度过了几天无牵无挂的日子。但是，这份辟谣却引导着人们闭起了水灵灵的眼睛、无忧无虑地骑起了瞎马，一步一步地临近着深渊。而这些在地震前忙着辟谣的政府机关，在地震发生后，又忙着删去了辟谣的公告。他们的工作，真是忙碌和辛苦啊！
灾难预报的缺失，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传统。我们经历过的几次中国的大灾难，几乎都没有预报，也没有任何预兆信息。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说，不让说。其结果是，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而如果加以预报，许多人的死亡、伤残是可以避免的。可见，天灾人祸结伴行，人祸帮助了天灾，人祸加剧了天灾。中国人就如乘在一般大船上的乘客，船漏了，没有人会告诉你；前面有礁石，也没有人会告诉你。船长和大副们只是一个劲地告诉你，“前途非常光明，大海一片平静。”老百姓都是糊里糊涂的乘客。
为了表明我这不是造谣惑众，我还是以事实来说话。
１９７６年夏天的唐山大地震，是预测到了地震的临近，但是却没有作出预报。
当时，地震工作者已经预测到这次地震的可能发生。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地震工作者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位和动物行为的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27日18时，马希融思虑再三，最终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还有9个小时。其他一些地震观测站、其他一些地震研究者也发现了地震临近的种种迹象。如果作出预报，将极大地减少唐山地震引起的损失。即使是不作预报，只介绍观测到的现象，让居民自己作出判断，也将大大减少骤然发生大地震引起的巨大恐慌和巨大损失。
然而我们没有预报，瞒得严严实实。结果是，整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官方事后公布的死亡人数是２４万人。实际数字可能不止这个数字。即使是２４万人，也已经够惊心动魄了。那一震，有多少人失去了亲人，有多少家庭残缺不齐？有多少孩子送了小命？有多少人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创伤？
为什么没有预报呢？有关领导坚决不让进行地震预报，原因有两个，一是人们认为，万一预报错误，将造成极大的政治影响，造成极大的政治损失。这个责任，是任何人不敢承担的。在那个年代，政治是第一位的，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位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第一位的。其余的损失，如经济的损失和生命的损失，都还在其次。二是预报会造成人心浮动，会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那年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唱响了中国大地。任何影响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可能被当作反革命行为，谁敢轻易地预报呢？
不过，离唐山近百公里的青龙县的领导将听到的地震学家预测到的可能发生地震的消息向群众作了传达。这样传达，当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例如与中央不保持一致拉，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步骤啊。（这些罪名是真实的，现在的年青人可能难以相信和理解）。不过，他那个县里，因为群众心理上有了准备，没有死一个人。事过之后，联合国还表扬了这位领导。地震后中国政坛风云多变，也没有人顾得上算他自作主张的帐。
２００３年春天sass流行，我们也没有作出预报。ＳＡＡＲ先在南方流行，后来又传到北京。有人病倒，有人死亡，但我们还是死死地坚守着防线，大声地宣称没有此事。我们的同志向全中国国人撒谎，也向全世界人民撒慌。对于说假话说惯了的人们，撒慌是常规，脸不变色心不跳。联合国卫生组织派人调查，卫生部等有关领导为了保证神圣的两会胜利召开，也为了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大好形势不受sass的影响，也许更为了给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他们将这种烈性传染病隐而不报，他们不仅信誓旦旦地向着１３亿中国人说着否定这种病人存在的假话，也向着联合国卫生组织和世界人民信誓旦旦地说着假话。他们是说假话的老手。善良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你们那里懂得中国是诞生“兵不言诈”的孙子兵法的故乡啊。他们那里明白，中国是出亩产万斤粮高产卫星的地方啊！说假话，不仅是许多官员的工作，也是千千万万个老师、学生、公民的经常性的工作啊！联合国卫生组织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卫生官员会与他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官员玩起老鼠与猫的游戏会玩得这么高超！在联合国卫生官员到医院检查时，他们将saas病人转移到车上。结果是，sass病隐瞒下来了，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烈性传染病传到了台湾，传到了香港，传到了上海，传到中国的许多城市，也传到加拿大，美国，英国，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尝尝中国出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ＳＡＡＲ病毒的厉害。中国的官员们存在着一种政治潜规则，为了保护大好形势，只能报喜，不能报忧。谁报忧，谁就有可能成为破坏大好形势的罪人。
这次汶川大地震也是有预兆的，也是有可能作出预报的。在大震前几天，震区民众发现漫山遍野的蟾蜍在逃难，纷纷猜测当地可能有地震之类的灾难。他们质询地质部门。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在2006年根据旱灾与地震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地震可能发生的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和27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并于今年4月30日上报中国地震局。而且，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的研究，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这些预兆，这些预报，本来是应该让老百姓知情的。另外，根据美国电视CNN和BBC的报导，英国、美国等国的科学家在5月9日就已经预报了中国四川地区有可能发生大地震的消息。5月3日，四川阿坝州一带民间根据牛不归舍、鸡不回巢的现象，曾有可能会发生地震的传言，群众曾打电话到阿坝州防震减灾局谘询求证，但阿坝州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这是谣传，并要求马尔康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查找谣传来源，进行辟谣。有关部门向老百姓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这一切全是谣传，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让老百姓一千个放心，一万个放心。
为什么有地震前兆但却视而不见呢？许多人在心理上认为，今年是奥运年，中国需要一种祥和的、轻松的、陶醉的气氛。中国要办成有世以来最动人的奥运。如果能够出现一些祥瑞，那当然最好；如果没有祥瑞，最好也不要有天灾，更不要有人祸。即使有什么不祥的消息，各级领导都会自觉地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许多领导自觉地过滤着各种坏不好的消息，放大着各种好消息，就如收音机的放大电路那样。正是这个原因，上海明明是汽车突然起了大火，山东明明是奥运列车相撞出了大事，报纸也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似乎没有发生似的，以保卫奥运会的大好形势和欢乐气氛。这就是当今中国人的普遍心态，特别是各级领导的普遍心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千千万万只拖儿带女蟾蜍们的逃难，会引起奥运热血沸腾的各级官员的注意吗？几个研究者的几句地震的预测，能引起一心一意要营造世界一流的奥运气氛的官员们的注意吗？不会，他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奥运盛世下的噪音。他们日夜忙碌着的是迎接古代希腊女祭师和男运动员们为了游戏的欢乐而太阳光聚焦点燃的的一束火焰。
如果我们没有严格的新闻控制，如果中国人的言论可以多元化，我相信，上述种种地震预兆和地震预测或者是地震传言，都是有可能见诸报端的。在新闻比较开放的一些国家，耿国庆的研究可以有一席之地，蟾蜍的大规模迁移也会作为新闻得到传播。这没有什么不好。人们对此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但是，人们会在新闻中得到教育，作出选择，至少可能产生某种心理准备，就不会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走向灾难，也不会蒙受如此大的损失。防灾抗灾，人们多么需要有一个比较开放、比较多元的新闻环境啊！极权政治下的新闻，为天灾的肆虐作了最大的支助，它成为天灾的最大的帮凶。在一定程度上，今年的中国重演了一次唐山大地震的悲剧。只是中国人太善良，许多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往事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这正如一个中国古代的农夫。他的灶门没有拦火，烟囱很低，柴又放在灶门口，烧火时非常容易引发火灾。一个邻人告诉他要砌上拦火装置，加高烟囱，增加拔风，放好柴草。农夫却不听。不久，果然引起了火灾。村里人来帮忙扑灭了火。灭火后他请救火的人们吃了一顿，却忘记了那位预言他会引起火灾的邻居。
我们总是隐瞒真相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我们的价值观上，“革命”高于一切，民众的生命还在其次。生命事小，革命事大。这种思维模式也根深蒂固。它导致我们经常不见棺材不落泪，见了棺材才落泪。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第一，当年解放军围攻长春时，长春成了一座孤城，城里缺粮。有些老弱病残者，携儿带女者，怀孕者，想冲出城外求得一条生路，但是被围城的解放军堵了回去。他们是解放军，不仅要解放全中国，还要解放全人类。但是，长春城里的几十万市民却不准解放。据《雪白血红》一书的作者在该书中披露，当时的领导考虑的是，把这些饥饿的长春民众围在城里，他们就增加了国民党守军的负担，就会加剧民众与国民党的矛盾。如果国民党空投粮食，国民党守军和饥民有可能争夺粮食，就会加剧内部矛盾。这对革命是有利的。而这些饥民是否会饿死，则不在考虑之列。因此，等到长春解放，城里白骨累累，有些人家的锅中还有人肉人骨。饿死的百姓达几十万。第二，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发生时，粮仓里有粮，但是我们不开仓，因为那是战胜帝修反用的；赫鲁晓夫要送粮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结果，硬是饿死了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万人。第三，还有人宣称，准备打一场核战争，死了三亿人，还有三亿人。还有一位姓朱的将军扬言，如果中美交战，中国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炸平也在所不惜。美国东部的城市也将被彻底扫平。可见，有些人对生命是并不敬畏的。这次温总理把救人生命当作重中之重，这是极大的进步。但是，许多同志的潜意识中，在革命大业与小民生命的天平上，革命的法码远远高于生命。因此，面对灾难的可能降临，他们常常隐而不报，而安之若素。

数千师生的冤魂

老天爷不长眼。这次地震中受伤害最多的，是我们的孩子和敬爱的老师。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校舍震垮的最多，被压在瓦砾底下的师生人数最密集，受伤害的密度也最高。
我们还是以事实来说话。
德阳市什邡的蓥华中学，教学楼被震坍，大量学生被埋在废墟之中。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一幢校舍在地震中倒塌，18个班学生遭难，九百名师生被活埋，其中大部分罹难。
北川县北川中学一幢六至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塌陷，当时正值上课时间，21个教室里师生约1000人，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瓦砾堆中。
向峨乡中学一栋主教学楼发生垮塌，420多名学生中仅有不到100名获救。
　　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一小学教学楼发生垮塌。学生大部被埋。
青川县木渔中学有一栋三层学生宿舍楼在这次地震灾害中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时有４00多名学生正在里面午休，其中１３９名学生逃生，２８５人被埋。已经确认遇难学生１７８人。还有２３人下落不明。
崇州市怀远镇中学，主教学楼在地震中垮塌。
平武县一所小学垮塌，２００余名师生被埋。
四川绵竹市汉旺镇武都小学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倒塌。
甘肃省离震中较远，但因地震受损的学校就达两百四十七所。
很奇怪，这次大地震似乎有意与师生们为难，教学楼震坍的很多，师生们被埋的比例很高。有些离震源较远的学校，也倒坍了。例如聚源中学，它在都江堰市，从航拍照片看，这个市的建筑基本完好，但就是这座学校的教学楼却倒坍了，使几百名师生遇难。
与此相对照，各级政府的办公大楼，不仅造得豪华体面，富丽堂皇，而且相当坚固。据网上的资料，没有一个政府大楼被震坍的。政府官员在地震中受伤、死亡的比例也极小。
学生们为什么死亡率如此之高，为什么教学大楼倒坍率如此之高？
第一，我们虽然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我们虽然还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国策。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军事开支每年以两位数以上的数字提高，而我们的教育投资却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连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苏丹、坦桑尼亚等国家还不如，一直在２－３％之间徘徊，没有达到我们的政府自己承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４％。至于所说的义务教育，长期只是空口说的漂亮话，直到近年来，才加以落实。我们对教育的投入是很少的。投入少了，一些教学楼的防震防灾的考虑上就减少了必要的投入。
第二，腐败可能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些年，腐败如无孔不入的病毒。凤凰桥，纂江大桥等许多突然倒坍的大桥、大楼，都是因腐败原因而成为豆腐渣工程的。九江长江大堤似乎固若金汤，里面却是用竹杆和铁丝代替了钢筋，结果被长江巨浪一冲，就显露了原形。这次聚源中学的大楼，被震倒了，露出了原形，原来钢筋是用细铁丝代替的。以次充好，以劣充优，外表看不出来，但这是引起数学楼倒坍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中国各地，都有大批因为腐败因素而造成的豆腐渣工程。一旦有台风、地震等灾害，它们就会成为夺人性命的恶鬼。腐败成了天灾最大的帮凶。
如果我们能早日认识到“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危害，如果我们能早日加强吏治，重视政治清廉，豆腐渣工程一定可以大大减少。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教学楼成批地倒坍，就不会有那么多敬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学生被埋入废墟。他们成了为腐败风气的不幸的牺牲品。

封闭的农民心态

救灾如救火，一刻也延误不得。对于瓦砾底下的遇难者，每分每秒都是煎熬；每分每秒的流失，都是死神的一步步的逼近，都是生存机会的一分分的降低。７２个小时内的救援是生存的黄金时间。但是，非常痛心的是，７２个小时内，我们的救援队伍甚至还没有到达一些路途阻隔的村镇。
这当然存在客观的因素。这主要是山体滑坡造成的道路阻塞。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些原因。
一是抢救策略上的延误。我们不应该存在重城镇、轻乡村的思想，不应该在一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打通道路上。应该在一开始就通过空投等手段在每个村、每个镇上尽早开始搜救行动。
二是我们的搜救缺乏技术上的武装。最早进入灾区的救援队伍，几乎是赤手空拳，我们没有训练有素的搜救犬、仪器帮助搜寻，多数的搜寻，似乎是根据瓦砾底下的声音，根据知情人的指点，带有较大的盲目性，严重影响了搜救效率。
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在宝贵的最初时间里爽快地答应一些国家专业队伍的热情支援。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丰富的从废墟中救人的经验。他们在地震一发生就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却作了婉转的拒绝，甚至王顾左右而言它，根本没有想到人命关天，一分一秒都是生命的流失。当别人表示要提供救援时，却还在絮絮地说着与救灾救人无关的事情。我们不仅拒绝着别人的救援，后来又含羞答答地说，最好是支援我们钱。只是我们说得没有缅甸军政府那样简单直接而已。直到七十多个小时后，我们才开始接受海外专业搜救队伍的援助，时间显然有点晚了。这里的心态是很值得玩味的。
我们虽然国门开放了许多年了，但是，心门仍然没有怎么开放。西藏发生了冲突后，我们一方面指责是“披着袈裟的恶魔达赖”制造了杀人放火事件，一方面将所有的国内的、港澳的、外国的记者和旅游者全部赶出去。当局者的心态是，我们家里的事，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依然缺乏一种开放的心态。
同样的心态也表露在奥运会期间的一个规定，有关部门不仅要求在奥运会期间将所有的上访者赶出北京，而且要求所有的外国留学生在暑假期间全部离开北京，离开中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这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中国古代说，独乐乐不若与人乐。本来，你想开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最花钱的、最豪华的奥运会，既然是想用大块的金铂贴在奥运会上，应该也让外国留学生一起看看我们的奥运会。连西楚霸王项羽这样的大老粗也知道，宝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们为什么不让留学生看看我们奥运会，看看我们现在比以前阔多了。韩国办奥运会时，没有赶走外国留学生，美国人办奥运会时，也没有赶走外国留学生。澳大里亚办奥运会时，也没有赶走外国留学生。甚至１９３６德国办奥运会时，也没有赶走外国留学生。中国为什么不让外国留学生留下看奥运会呢？也许仍然是一种封闭的农民心态在作怪。
这次没有爽快地让外国专业队伍来帮助，同样也是这种狭隘的封闭心态在起着作用。有人也许担心，你们帮助我们搜救，显示了你们的先进，反衬出中国的落后，中国会不会脸上无光？
也许有人担心，你们来了，会不会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回去以后，说三道四，给中国抹黑？正是这些考虑，我们一直拒绝别人的帮助，甚至很没有身份地提出我们需要的是钱。这是中国特色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一会儿拍拍皮包说，我们现在也阔了，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我的皮包里有的是钱。一会儿又厚着脸皮说，你们要支援我们，最好是支援我们钞票。
出于一种狭隘的封闭的农民心态，我们在关键的时间拒绝了外国专业队伍入境救援。结果是使许多灾区来不及在黄金时间里得到救援。也使许多埋在废墟里的灾民没有得到有效的及时的救援。许多本来有可能得到救援的生命，因为封闭心态和面子上的考虑而失去了生存的机会。
地震总是会过去的。我们完全有能力利用中国千百种媒体高唱一支响彻云霄的赞歌。几年以后，汶川又造起了高楼，造起了学校，我们会又一次热热闹闹地庆祝汶川抗灾的伟大胜利，同时将惨痛的历史和教训忘得精光。我们经常好了伤疤忘了痛，也经常重犯历史的错误。但是，喜欢思想的人们还是应该冷静下来，细细地思考问题，狠狠地拷问历史。说几句动人的话是容易的，流几滴悲伤的眼泪也是容易的。但是，理性的思考更需要，理性的思考更有力量。只有思考才会进步，才会真正提高民族的自我认识，才会让民族吸取一点历史的教训。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是思考，是说真话。如果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为民众、为国家说真话，那偌大的中国，由谁来说真话呢？思考不容易，真话也不容易。但正是不容易，才更加需要、更加宝贵。世界真奇怪，为什么唐山二十四万人的生命没有使人们记住一点教训、学会一点思考呢？为什么sass的危害没有让人们记住一点教训、学会一点思考呢？中华民族难道真的如邓拓所说的，是一个健忘而感性的民族吗？

朱大可：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
—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
跟反应迟钝的缅甸军政府相比，同样作为威权政府，中国却向世界展示出良好的救灾效率，并因而改善了此前遭到严重损害的中国形象。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 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 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巨大的灾难刺激政府，促使它作出迅速反应。威权政治的这种特性，向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 究样本。而它所扭转的国际舆论生态，也将成为进一步提升效率的良性动能。
另一个获得高度好评的项目，是透明度良好的新闻报道。大批记者赶往现场，冒着余震和疫病的危险采集新闻，向民众报告死亡和营救现场的情景，传递出苦难和悲恸的气息，大面积催化着民众的爱心和眼泪，一时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煽情媒体。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某权威电视台记者在帐篷学校里对主持人反复说：你听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吗？镜头随即一转，出现了孩子的可爱的无忧无虑的笑脸。我们还看 到，在压了上百个小时之后，那些被救出的灾民，居然毫无痛苦、衣衫整洁、表情从容地爬出废墟，甚至挥手向镜头致意，俨然一些认真表演的演员。越过苦难绝望 的死亡现场，那些狂欢镜头，在急切地赞美救赎的伟大成就和奇迹。
新闻报道一方面“很透明”，一方面又“很明亮”。这是典型的本土宣传风格。它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把沉痛的丧事办成了轻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灾难变成庆典， 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这种语义的流畅转换，再次验证 了中国救灾文化的美妙特性。
那些大规模死亡的电视影像，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罕见的 “情感大爆炸”，唤醒了沉睡的社会良知，引起震惊、悲悯、同情、善性和博爱的连锁精神反应，大批志愿者赶赴现场。这无疑是灾难对人性的一次全面唤醒。如果 这种爱心不仅是一种临时情感和应急反应，而能成为持续的道德力量，并升华为一种普世的爱，成为构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么，这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 构的最大财富。
长期以来，基于多种原因，中国社会一直被仇恨所劫持，仇恨指数成了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指征。尽管仇恨是一种特殊的心灵力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 制造“恶的历史作用”，以暴力方式改造着世界的容貌。而越过大地震的苦难，人们发现这种仇恨是可以用爱加以替换的。重要的是，地震敦促世人反思并削弱仇恨 的存在，学会向灾民捐献自己的热血，让爱和良知、正义、公正和平等一系列普世价值共存，构筑社会进步的正面动力。
但是，正是在所谓“爱”的名义支配下，某种社会仇恨仍在继续滋长，逼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胡润的捐款排行榜，到郎咸平的攻击文章，都摆出大义凛然的逼捐姿态，以此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完全不顾那些“黑名单”企业以纳税方式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捐款是一种志愿和义务性行为，每个人或企业都有自主选择捐助方式和捐款数额的权利。健康的中国社会应正面鼓励捐款，而不是动辄以“抵制“加以惩罚。把义捐 变成逼捐和摊派，只能是对博爱和慈善原则的背离。任何一种以爱的名义之所从事的多数人的暴政，无法达成普遍的社会和解，反而会加剧畏捐心理，制造出新的社 会仇恨。而这种暴力逼捐，跟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逼捐行为还充满了单向操作的特点，它往往针对文娱体育明星、民企和外商，却很少有人针对红顶商人，更很少有人胆敢针对各地党政干部。这种选择性逼捐，难道不是离社会公正更为遥远么？
逼捐放大了中国社会的“畏捐现象”。那些畏捐者也许出于“吝啬”的人性，但更多却是基于对募款机构的怀疑。青年赛车手韩寒之所以拒绝捐款，就是担心捐款是 否有一个安全和正确的去处。在社会诚信普遍丧失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捐助？怎样才能让善款不打折扣地用于救灾事务？为什么国家长期垄断慈善业 的掌控权，而民间慈善基金或组织无法获得出生许可证？为什么企业与个人的慈善捐助，不能获得政府的免税待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此给出合理的答 案。
据我所知，放弃捐款的韩寒奔赴灾区前线，企图以个人行动来代替捐款事务，但他的救人计划，却因缺乏器械和经验而被迫流产。这其实是一种痛苦的两难处境：一 方面良知敦促自己为死难者捐赠，一方面又担忧这种捐赠遭遇行政黑手。“韩寒困境”，就是中国慈善事业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
红十字会处理善款的手法，包括帐篷之类物品的价格猫腻，已经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尽管该会负责人作出某种解释，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多少年来，民间善款的管 理，一直处于黑箱操作状态，红十字会等机构既没有建立有效可信的管理机制，也没有高度透明的信息反馈和互联网公布机制，甚至拒绝公告民众每一笔捐款的具体 下落，关于善款的公共监察机制，至今都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而那种外部和临时的“纪检”与“审计”，根本无法解决它们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 诚信危机才会再次爆发。如果这场质疑能够敦促慈善机构和政府组织自我完善，重修良好的诚信制度，那将成为地震后的一项重大收获。
面对这次空前的地震灾害，国家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之前没有发出任何预报和警示，导致近十万人的死亡，之后又拒绝道歉，为自己的无能和错误诡辩，无耻地宣 称地震的不可预见性。按照这个可笑的逻辑，中国政府设立地震局及下属震检测台站，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而这个逻辑推演的最后环节，就应当是立即撤 销地震局的行政建制，而让该局官员全部下岗，转道去为近十万死难者守灵。
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 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是制造大规模死亡的罪人。一位解放军师级干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灾难现场发信给我，痛心疾首地 问道：“为什么周围的楼都在，唯独那所新建学校夷为平地，四百名儿童死于非命？！”他的悲愤质疑，就是我们问责的逻辑前提。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人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 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但另一方面，县委大楼却是“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 毫无疑问，本次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属于脆性破坏和粉碎性倒塌，其真正元凶不是地震，恰恰就是质量低劣的建筑物本身。那些沉重的混凝土块，砸死并活埋了无数 正在上课的天真孩童。但正如一位土木工程师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们一直回避、混淆视听，企图将建筑破坏和建筑发生脆性破坏，粉碎性倒塌混为一谈”。这种鱼 目混珠的手法，就是要为日后的“避责”提供“科学依据”。
但我要在此正告那些专家、包括我的同济大学同事，你们的每一种丧失良知的言论，都将被历史记录在案，并且必然要跟罪人一起受到裁决。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 地震救灾后的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要严厉追查有关机构和个人的贪渎罪责，展开公正的司法审判，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灵和幸存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而 如果此举能就此改变中国建筑业的豆腐渣特色，那将是本次地震的又一项重大收获。
1966年邢台地震，当年引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1976年的唐山地震，当年引发北京政治变局，促使毛派倒台和文革结束；如果说前两次地震催生了政治 变革，那么本次地震的深远后果，我们至今还难以预测•。但它至少已诱发了一场剧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们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同时，它也必然会形成 一种文化记忆，而其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为健全的人性。

龙的传人素来喜闻外间称颂吾国吾民，我有时也不能免俗。今见《华盛顿邮报》称：以往中国人并肩团结，多是目标对外；间或也会反政府，比如八九民运。但这次地震没有外侮和内敌，大家却能协力同心，共赴国难，这是社会成熟的标志。读罢渐又觉得不对，盖本朝“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各种各样的敌人。对内反台独、藏独、疆独和臆想的“港独”，对外反美、反日、反法和反CNN……总之爱国也者，就是无恨不成爱。不巧地震与敌人毫无瓜葛，在这场浩大的人道危机中，我的确看到人性的光辉，看到逸出威权意志的民间力量，更看到老百姓之间的亲近和团结。这些久违了的真善美，记忆之中只在十九年前的天安门广场绽放过。令人扼腕，十几亿人的泪水，既不能荡涤“以权为本”的专制社会之腐恶，亦未能稀释“爱国主义”积年累月密植的仇恨。故而灾情尚在蔓延，“爱国贼”们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树敌与寻仇──麦当劳继家乐福之后上榜黑名单，因它事先印制的套红广告，恰逢全国哀悼日，以致群豪咬碎钢牙，上门实行“群众专政”，勒令停业三天；他们更指麦当劳捐款两百万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又掀起一波杯葛运动。数下来，列入江湖必杀令者，还有北欧歌手碧约克、美国导演史提芬史匹堡、影星李察基尔、美亚花露、佐治古尼、莎朗史东……真是我们的敌人遍天下。自己同胞又如何？姚明“只捐二百万”，一样被骂得狗血喷头。另有民企万科集团也“只捐二百万”，总裁王石说明此系公司规定的慈善捐款最大数额，他还反对政府摊派式的或者“多数暴力”的强制捐款。结果王石立时成为“人民公敌”。眼见歇斯底里的暴民铁流滚滚，以“爱国”名义高歌猛进，挡者披靡。万科集团为商业前景计，只好道歉和追加一亿捐款。此前被抵制的家乐福这次拿出二千万，堪称捐款大户。“他们怕了！”爱国暴民们志得意满地宣称。凡此种种，陈日君枢机主教指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已趋险境，正走向“法西斯化”。真是智者之见。忽报成为我朝战俘的还有 CNN。卡弗蒂说自己没有骂中国人民，中国外交部和被“代表”的中国人民不肯答应，爱国黑客不懈攻击CNN网站， CNN驻华分部不停接到恐吓电话，其他西方传媒驻华分部也遭受池鱼之殃，来电者怒喊：“Fxxx CNN！”接听者解释：搞错了，这里不是CNN。来电者就说：那你就帮我Fxxx CNN吧！须知爱国暴民只有反CNN的自由，而无看CNN的自由；更滑稽的是，他们要让CNN只剩下批评美国和美国政府的自由，而不能有批评中国和中国政府之自由。CNN答复北京外交部：卡弗蒂批评的是北京政府，如果中国人民觉得被冒犯了，我们愿意说一声“抱歉”（SORRY）。北京坚称此说不能接受，要 “真诚道歉”云云。CNN再复函，意思和上次并无区别，但中方要的两个词都奉上了，就是“真诚”（GENUINE）以及“道歉”（APOLOGIZE）。 “他们怕了！”──然而，一个让别人害怕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民族吗？苹果日报

思想解放三内容：党的领导，马克思，宗教
作者：黄佶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教授

摘要：解放思想，就是改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继续发展的思想。我们应该树立以下三方面正确的思想：党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存在错误之处；应该大力发展宗教。我们不能“解放”的错误思想是：土地私有化、土地可自由买卖。

“解放思想”再次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我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改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继续发展的思想。

我认为只有在以下三个方面树立了正确的思想，中国才能继续向前发展。这三方面分别是：正确认识党的领导；正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错误；正确认识宗教的功能。本文还指出了一个不能得到“解放”的错误思想：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以下展开论述。

1，党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

我们一直强调“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领导一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一个领导核心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党领导一切”，不应该是党对人民的要求，而应该是党对党员，尤其是对那些做着官的党员的要求。

党的领导不应该是党强制人民接受党的指挥，而是因为党的成员和官员的确能够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中国、为某地、为某单位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能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因此人民主动地寻求和接受党的领导，心悦诚服地服从党的领导。

现在，“党领导一切”已经变成了“党委领导一切”，而“党委领导一切”已经变成了“党委书记领导一切”。在他管辖的地皮上，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他实际上成了该地、该单位的土皇帝。首都北京就在党中央的眼皮底下，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直辖（!）市，但其市委书记陈希同、陈良宇能够不受任何束缚，为所欲为，更不用说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市、县、乡、村的党委书记了。县委书记出动警察抓捕批评他的下级干部，远赴北京追捕批评他的新闻记者，批评违规建造办公大楼的人被关押后原因不明地突然死亡，……等等等等。这些新闻已经多到让人麻木的程度了。

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民谣往往高度精练地反映了人民的看法。民谣说：“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全部拉出去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这个民谣说明，在人民看来，中国的官员有一半以上是有罪的，而且罪大恶极，罪可及死刑。这次四川大地震，那么多学校被震毁，那么多学生和教师惨死，其背后有多少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和偷工减料？！早就有民谣说：“造起一座大楼，就必然会倒下一批干部”。
套用一句名言可以这样说：“有多少腐败假借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倒下的将不再是一片片房屋、一个个贪官，而是整个党！

中国现在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一大原因就是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攫取了大量财富，而诚实劳动的普通民众的收入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相应提升。实际上，人民群众对官员腐败致富的怨恨远远强于对企业主经营致富的嫉妒，人民的“仇富心理”已经被“仇官心理”所取代。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盲目地、不加区分地“坚持党的领导”，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那么只会使党受到贪官污吏的牵连，不得不为他们的罪行买单，最终一起被人民抛弃。

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认识到“党的领导”并非必然正确，并非必然符合人民利益，并非必然符合党的根本利益。我们坚持的应该是党的正确领导，而不是党的错误领导。党的领导不仅应该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也应该接受党外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

在党内，应该建立制约党委书记的制度，降低党委书记的地位，削弱其权力，使他只是主持工作会议的角色，而不是一言九鼎的诸侯王。在党委会议和党员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时，他只有一票。还应该实行这样的制度：在该届党委的任期内，各党委成员轮流担任党委书记。

在党内应该鼓励和保护彭德怀式的斗争精神，支持党员按照组织原则对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提出批评。打击报复者一票否决，解除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没有必要“留党查看”，如果能够痛改前非，认真工作，将功赎罪，可以重新申请入党。

党还应该保护和鼓励党内外的舆论监督，应该把舆论监督看做是苦口良药。能不能保护和鼓励舆论监督，实际上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即使存在不实批评甚至造谣污蔑，也不能因此而一刀切，封堵言路，而应该在事后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如果继续讳疾忌医，必然会逐渐病入膏肓，最后一命呜呼！

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应该积极地利用起来，并不断加以完善。党体现自己意志的方式不应该是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工作，而应该是通过合法的人大代表竞选程序，使中共（zhong gong）党籍的人大代表在当地人大中占据多数，然后通过人大对政府和行政官员的制约来体现党的意志。

各地各级党委今后的主要任务将不是参与政府的决策工作，而是组织党员深入各选区，为选民服务，积累政治资本，在人大代表选举活动中，使中共（zhong gong）党籍的人大代表获得多数席位。

党提名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能够当选，不是暗箱操作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在平时能够代表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群众主动地选择他们来代表自己的利益。

2，应该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正确和错误之处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张的公平思想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思想也已经成了举世公认的价值观。但是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的利润只能来自剥削、完全（100％）来自剥削，资本利润不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这一错误至今没有被正视（请见《资本异论》）。虽然中国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财产性收入”等理论或概念绕过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但根据马克思经济学，企业家的正常收益（企业家才能和投资风险的回报）以及普通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在理论上仍然是剥削所得——“剩余价值”或其转移形式。

为了避免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错误，中国学界不能说资本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只能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是合理的”来解释党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结果为企业压榨劳动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国教”，但其经济学理论中的错误没有被彻底纠正，只是暂时绕道而过，暂时不谈资本的剥削本质，暂时不谈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消灭剥削。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不确定因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需要向投资者提供额外的经济优惠以抵消因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成本。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但是大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却另做一套，这使中国青少年的思想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不利于培养他们诚实做人、言行一致的品格。中国官场说空话、假话成风，官员自称天天在做“假人”。政治理论和工作实践不得不两张皮，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劳动力结构很不理想，低端体力劳动者严重供大于求，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力的价值被严重压低，这是中国出现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遏制私有经济，强化国有经济。但实际上，在缺乏民主制约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早已成了“官有经济”，赚来的钱大部分肥了企业干部（官员），小部分肥了企业员工。交给国家的钱，则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里，在缺乏监督的情况，民众受惠极其有限。

其结果是加剧了另一种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官富民穷。贪官的贪污所得不敢存银行、不敢拿出来消费，都藏在家里或者设法转移到国外，而老百姓不敢把有限的积蓄拿出来消费，导致了中国市场需求萎缩，经济停滞。

国有企业或者缺乏进取精神、坐吃山空，或者乱交“学费”，浪费国家财富，除了利用垄断地位榨取社会财富，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为代价获取暴利，少有正常健康发展者。因此，在遇到问题时，把“国有化”作为药方，实际上是在饮鸠止渴。很多领域的确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但不能把“国有化”当作万能的灵丹妙药，必须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马克思经济学主张“生活成本决定劳动力的价值”，而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在中国劳动力供应数量无法迅速减少的情况下，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唯一根本措施。利用法律手段提高工人最低工资和劳动保障，虽然非常必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体劳动者的问题，在一部分劳动者收益提高的同时，另一部分劳动者则更难找到工作了。

根本性的措施应该是提高政府效率、消除腐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此鼓励投资和创业、发展经济，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大户”，但他们受到官员的刁难也最多。改善党的领导、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把雁过拔毛、与民争利的政府改造成为民服务的政府，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但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导致了错误的政策建议。

3，应该大力发展宗教

宗教认为存在灵魂，存在来世，存在因果报应。因此宗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行为，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如果样样恶行都只能在靠法律和舆论来制止，社会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去侦察、取证、裁决和惩罚犯错者。

现在那么多官员肆意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大量企业偷工减料、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有害商品、大肆排放工业污染，除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制裁不力，抓一漏万，赚百罚一，犯罪成本很低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事人缺少敬畏心，无所顾忌。普通民众在平时自私自利、行为放肆、违背公德，也与此有关。

宗教宣扬“犯罪者死后下地狱，永世受罚”、“子女受到报应”等，至少可以使信教者心存畏惧，即使在非常隐秘、无人察觉、事后也难以侦察取证的情况下，担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担心受到“报应”，因此自觉地不做亏心事。

发展宗教和发展科学并不矛盾。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拥有了基本的科学是非观，因此不必担心因发展宗教而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香火虽然非常旺盛，但是人们拜佛的目的是很功利的，实际上是在购买菩萨的服务——保佑自己实现很功利的目的：能够升官、生意顺利、考试顺利、找到好的婚姻对象、疾病痊愈等等。我们在寺庙里也不难看到政府官员和军队高官恳求“大师”指点前程的身影。因此，佛教在中国已经沦为一种第三产业了。

中国佛教为了吸引“消费者”，只讲“保佑”，不讲“惩罚”，我去过很多寺庙，只在一个庙里看到墙上画了十八层地狱图，吓唬作恶的人，警示人们不能作恶。

宗教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在国法和党纪之外的另外一种约束人的行为的方式：每个人现在的行为决定了他在死后的待遇（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来世的待遇（做人还是牛马，做男人还是做女人，做人上人还是做人下人，……），子孙后代的待遇（因父母和祖先生前的行为而受到奖赏或惩罚，……）等等。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文化习俗存在显著差异，为了避免中国因宗教信仰差异而分裂，中国的宗教应该继续坚持多神、泛神的原则，拜菩萨、拜上帝、拜真主、拜孔夫子、拜老子、拜关公、拜毛主席（汽车司机喜欢在车上挂毛的照片、摆毛的雕像，以保佑一路平安）、……都可以。

还可以把每个人自己的祖先尊为神仙。不孝之子在父母生前再不孝敬老人，在他们死后，也会厚葬之，因为中国人觉得人死了之后就成了鬼神，拥有了无边法力，于是顿生敬畏之心。

强调宗教的作用，不是要否定党纪国法的作用，而是要三管齐下。很多事情用党纪国法去管，成本很高，例如官员受贿，侦察取证非常困难；还有很多事情党纪国法管不着，例如随地吐痰。而宗教信仰可以使人自我约束，对党纪国法形成补充。

我们可以继续坚持无神论思想，但应该从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宗教，不再把宗教单纯看做是迷信活动或单纯的民众信仰，还应该把宗教看做是维护社会安定、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并加以引导。

4，不能“解放”的错误思想：土地私有化
　　
近年来，很多人提出中国应该改变土地政策，把土地的所有权分配给农民，并且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

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目前中国农民非常穷，他们获得土地后会迅即出售自己的土地，以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或支付医疗费、子女学费、还债等等。大量农民集中出售土地，导致土地供应量大增，土地价格急剧下降。农民出卖土地得到的钱款则会迅速地被坐吃山空，即使投资商业或其它产业，也只是少数有能力、有经验、运气比较好的人能够成功。最终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农民手里既无土地也没有现金或其它资产，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中国的大城市现在还不具备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城市里无法立足的农民，如果在家乡还有土地，会返乡务农，至少不会饿肚子。但如果在家乡没有土地了，只能流落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成为城市犯罪或革命的基本力量。有人说：有田的农民有恒心，而无地的农民只有横心。真是非常精辟！

发展现代农业，的确需要土地的合并，以现代化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但土地自由买卖并非土地合并的唯一途径。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本，入股农业公司，一方面参加公司安排的生产劳动，一方面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分红。

废墟上的蔷薇
——然而是无花的
王培元

1
在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中，民众的善、爱、淳厚、质朴、坚忍、刚毅，及其相濡以沫、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足以感动上苍。
然而，在废墟上、瓦砾上，人们还应该思考、质疑、追问。

2
倾圮的楼房，连绵的废墟，零落的课本，孩子的遗骸，绝望的号呼，凄厉的哭泣……
为什么地震一来，好多学校稀里哗啦，瞬间崩毁，变成了一片瓦砾？
这是为什么？
绵竹市富新镇第二小学教学楼彻底垮塌，掩埋了一百二十七个小学生的生命。而镇上的楼房无一垮塌。人们在废墟上看到：墙体和基座没有任何钢筋水泥连接，断裂的主梁里只有四根粗细不一的钢筋，细的竟不及成人小拇指。
都江堰市聚源乡聚源中学两幢教学楼垮塌，二百七十八名师生遇难，十一人失踪。而学校周围的楼房却并未倒塌。救援队员发现：“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还有都江堰市的新建小学，半幢教学楼垮塌，死难师生二百三十九人。与之相邻并同一年建成的城关幼儿园，却安然无恙。记者在部分折断的水泥预制板里，居然没有看到一根钢筋，或是铁丝！（以上均据2008年5月29日《南方周末》）
…………
够了！与此有关者，稍有人性、人心，应该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3
据云，这些垮掉的校舍，建设部专家称之为“问题建筑”。
“问题建筑” 的另一个名称——“豆腐渣工程”，虽不那么字斟句酌，但更形象，也更准确。当然，不若“问题建筑”之具有专业色彩，那么文雅，那么入耳动听而已。

4
“这实际是最低水平的运转——只要能把学生装进一个房子就行。” 在谈到捉襟见肘的教育财政与教学楼垮塌的关连时，成都市教育局的一个官员如是说。
不言而喻，“豆腐渣工程”背后的另一面，是教育投资的严重匮乏。
没有钱投资教育，却有大把的钞票，送往迎来，大吃大喝，肆意挥霍，跑项目，跑博士点，跑官要官，送礼行贿，中饱私囊，购买豪车豪宅，出国考察游玩，建造政府大楼，建设厅堂馆所、城市广场之类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然而，我们的官员却曾诅咒发誓似的说，“苦什么也不能苦孩子，穷什么也不能穷教育” 哩……
记得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其撰写的《激荡的百年史》中说过：时至今日，日本乡村最好的房子，仍然是明治维新时期建的小学校。
自然，国情不同，在我们这里，只是说说而已，诅咒发誓而已，而已而已。

5
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不期然地暴露了黑暗和罪恶，也遮蔽了、掩盖了黑暗和罪恶。

6
震后的汶川，震后的四川，震后的中国，仿佛是一个舞台，一下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可是，人们要看、要了解的，是新闻，是信息，是资讯；人们要看、要知道的，是灾情，是实情，是真实。
然而，究竟是宣传惯了，做戏惯了，仍旧摆脱不了宣传、做戏的气味，在废墟瓦砾上，在各种媒体上，仍在把新闻当做宣传，把资讯变成做戏。
宣传、宣传、宣传…… 做戏、做戏、做戏……
民众已遭了大灾难，受了大痛苦，却还要再继续愚弄他们。


7
而听说，前方已经在紧张地救灾，后方就有人召集记者的上司们开会了，官员莅临发表“重要指示”：要注意“舆论导向” 啦，要如何如何啦，要这样要那
样啦……啦啦啦……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于是乎知道，“舆论”是有“导向”的，就是要把新闻、信息、资讯，“导”到某一个方“向”去。这实在高明、聪明、精明，“三明主义”。

8
又是下跪、下跪，谢恩、谢恩，感谢×××，感谢×××。
古国民众的表达方式，历来如此。可是他们一跪谢，就被摄录下来，津津乐道了；在最现代化的媒体上，传播着这最古老的感恩、跪谢方式，让人们以为：小民、草民、蚁民、庶民、黎民、百姓、臣民、人民，对于“青天大老爷”，历来如此，本该如此，天经地义。
于是，我们的“公仆”们、“父母官”们、“青天大老爷”们，也便俨然觉得他们自己，成了救民于水火的恩人、救星。以后无论做什么，也都将继续心安理得下去，永远心安理得下去，永远“施恩”下去，永远“拯救”下去，而且觉得“万物皆备于我”了。

9
想不到“主人”和“公仆”之间，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六十年后的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竟还会是这样，千百年来，没有进步，没有变化。
再也不想看到瓦砾场上的这一幕。
再也不想看到媒体如此这般地宣扬“为人民服务” 的政府与“公仆”的恩惠、功德和政绩。
至今在中国，还有大大小小的等级，还是分成官与民；而且，官与民也就意味着尊与卑、贵与贱、上与下、施与受、阔与贫。
希望灾民不再下跪、叩谢，希望人民不再“谢主隆恩”，无论在废墟上、瓦砾上，还是在别的任何地方。


10
新闻与否，及其价值、发布播报的先后顺序，要视领导人的行止、的级别、的职位而定。
镜头、话筒，总是围着领导，转、转、转。
而据说，已经“以人为本”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了……
然而，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别的什么为本？“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还是什么别的高于一切？
还是不问的好，且来看“导向”正确的新闻报道吧。


11

无数无辜生命的毁灭，已经足堪哀恸。
然而，在残破的废墟瓦砾上，继续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与时俱进”地“修补老例”，才不仅足堪哀恸，而且更令人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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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地震过后，在苍凉凄怆的废墟瓦砾上，指示给人们的是：中国真正的改革，确实已经迫在眉睫了！


写于2008年5月28日
29日修改补充

深度报道:追捧打杀-震后[捐款门]始末
南方周末
震后两周，中国普通民众对死难同胞的悲悯之情演变为企业界头顶的巨大压力，许多捐赠较少、行动较慢的企业遭到网民激烈的攻击。

中国现代化百年进程行至今日，大部分民众的产权观念依旧淡漠，无法理解恪守西方商业伦理的跨国和本土精英们的行为，也不愿尊重全球化时代的商业游戏规则。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而是中国和西方价值观冲突的体现。

跨国公司进入新中国30年来，尽管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认识、中国人消费习惯的把握有了丰富的经验，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5月27日下午两点，商务部研究院二楼那间可容纳百人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

诺基亚、宝洁、雀巢、西门子、IBM、现代汽车、百胜、阿斯利康……这些知名跨国企业的政府与公共事务总监、公关总监甚至副总裁同时出现在会场。

在主管官员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一些外企代表开始激动地上台发言，他们愤怒地向商务部的领导诉说自己企业的苦衷和委屈，所有发言都对最近广泛流传的“国际铁公鸡排行榜”表示严重不满。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外资企业的品牌形象也发生了“大地震”。一些没有及时捐款的外企遭到网络舆论的强烈抨击，它们的产品也遭到了消费者的抵制。地震一周后，一个“国际铁公鸡排行榜”的短信广为流传，将对跨国企业的攻击推上顶峰。

“铁公鸡”之一的快餐企业肯德基在四川地区的许多分店被围攻开不了业，没被评为“铁公鸡”的雀巢也受到牵连，它在地震第二天运往四川的1万箱食品被网民骂成“我们不稀罕的鸟粪”。

在会场上，外资企业们再次要求商务部为它们“正名”。5天前的5月22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已经替外资企业澄清，指出多数上榜的跨国公司捐款都超过了1000万元，“铁公鸡”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然而，民意仍然汹涌不止，劫富济贫的“网络好汉们”对“铁公鸡们”的初期表现不太满意。因为在5月14日“铁公鸡榜”刚出现之后，许多“铁公鸡”第一笔捐款额都还未超过500万元，在网民们看来，“铁公鸡”捐足1000万元才算对得起灾区人民。

在汶川这场震恸中国的巨大灾难发生之后，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得以彰显，中国本土企业纷纷以巨额捐助践行“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相比之下，恪守西方商业伦理的跨国企业们却难以理解这种行为，更忽略了这股力量的强大。

同样忽略了这一点的，还有至今未被部分民众原谅的王石和万科。当然，更多的国产品牌在这场碰撞中获得了公众的空前追捧，捐款1亿元的凉茶饮料王老吉一夜之间人尽皆知。

现在，跨国公司们能做的，只能是不停地向公众告知、向“父母官”诉苦。

斗“鸡”大会
“在中国发大财而又不捐款的国际铁公鸡排行榜：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诺基亚、LV、大金、宝洁、摩托罗拉。如果你有良心，共同抵制，相互转发！”这是广为流传的铁公鸡排行榜的其中一个版本。5月19日，许多中国人都收到了这条短信。“铁公鸡排行榜”的版本几经更替，最初的帖子现已无从查找。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搜索引擎发现，最早的榜单出现于 5月 14日一个名叫PHPWindBoard的技术论坛中，肯德基、麦当劳、三星电子、森马集团、摩托罗拉与诺基亚赫然在列。帖子末尾，帖主还号召大家不断更新。
这个帖子的信息并不准确。彼时距汶川地震发生已过两天。5月12日地震当晚，百胜餐饮集团(肯德基母公司)已决定捐款300万元。5月14日，麦当劳宣布捐款100万元。5月15日，三星电子向红十字会捐款3000万元，据公关经理周先生介绍，三星管理层在5月13日就做出决策，捐款后，消息在新浪、搜狐的主页上挂了一天，“很醒目”。

但就在当日，流传最广的“铁公鸡榜”版本出笼，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星，后面分别是诺基亚、大金、LV、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帖主还呼吁，“通报这些公司，不是让大家去消费，而是要铭记心中：这是没有良心的企业！是中国人就不要给他们赚！！”

不过，这一帖子没有迅即流传。5月19日，“铁公鸡榜”突然像发生核裂变般爆传于各大论坛、聊天室、MSN及QQ，据称转帖还有奖，“转发30个以上网友，你将会被腾讯公司列为爱心，你的名字将会变为红色”。跟帖中不乏为“铁公鸡”辩护的声音，但板砖往往会立马从四面飞奔而来。“铁公鸡榜”还通过手机短信海量传播，从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到正在麦当劳就餐的中学生，手机里收到了同一条信息。《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帮困惑的女儿询问信息发送者、成都中院的一位法官情况是否属实，对方复，“不知道，转发的”。

事实尚不清楚，愤怒已然集结。7家“铁公鸡”身后，还陆续出现了宝洁、戴尔、IBM等跨国公司的身影。

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慨，网民把热情转向了国产品牌，编出了顺口溜：以后喝王老吉(1亿元)，存钱到工商(8726万元)，还是用移动(5820万元)，买电器到苏宁(5000万元)，买保险买平安(3500万元)，喝白酒喝泸州老窖(3000万元)，买药修正牌 (捐助2500万元)，上网用QQ(捐助2000万元)，运动穿李宁(捐助1249万元)，电脑买联想(捐助1000万元)，洗衣机买海尔(捐助1000万元)，空调买美的(捐助1000万元)，开车开吉利(捐助1000万元)……如果大家都买联想，联想将在5年内超越戴尔；如果大家都买吉利，吉利将在5年内超越大众丰田。

跨国公司顿时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但网民的愤怒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

舆论指责升级
网民们很难理解跨国企业中国区的难处。“我不可能第一时间飞到芬兰去向总部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诺基亚副总裁萧洁云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数十家跨国公司，无一例外表示，捐款需要与总部的沟通，而且第一笔只能根据当时的灾情确定，后续的才能就严重程度继续申请。阿斯利康的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吴浣苓告诉记者，她就是在13日先动用了100万元的应急资金，同时开始向总部申请后续的600万元。

另一只“铁公鸡”诺基亚5月17日从300万元追加到1000万元；宝洁在5月19日追加了1000万元用于“希望工程赈灾教育基金”；可口可乐从500万元追加到1700万元；肯德基所属的百胜餐饮集团19日也从300万元追加至1580万元，28日又增加了520万元员工捐款。

不在榜单上的BP中国5月20日从140万元追加到1050万元，戴尔5月22日从210万元追加到800万元，等等。

然而，跨国企业们的行为产生的正面效果远没有最初的负面信息杀伤力大。

网民对追加表示“欣慰”，5月16日在博客上批评宝洁“广告巨人、赈捐矮子”的网民老醉，5月20日又发了一篇“拔毛铁公鸡，宝洁多捐1000万”的帖子。老醉是这群网络好汉的领袖人物，许多网民甚至将5月16日谷歌捐款1700万元视作他的功劳。

随着一些网民指出“铁公鸡”们并非一毛不拔，再加上跨国公司的陆续追加捐款，网络舆论在5月19日之后不再一边倒。

但是，真正令跨国公司们始料未及的事情稍后发生了，这场斗“鸡”大会迅速地从网络和短信上的口诛笔伐转向了消费者的身体力行上。

5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四川南充市五星商业步行街上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聚集了上百人，抗议麦当劳不捐款。餐厅的门口，被贴上了超大打印版的“国际超级铁公鸡”。

在四川攀枝花、陕西西安、山西运城等城市，肯德基也遭遇了不同规模的围堵。“很多餐厅不得不暂时停业。”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副总裁王群说。从上传到网络的现场照片看，有人将榜单做成标语，贴在麦当劳的橱窗上，并注明，“凭你的良心，互相抵制！向灾区的遇难同胞默哀。”

据一位目击者称，当时正在南充市一家麦当劳餐厅就餐的顾客都吓得不敢出来，双方隔着玻璃门与随即赶到的警察，气氛紧张得像挨着火药的汽油罐。他注意到，当时在现场的全都是中国人。

宝洁的经营也受到影响，一些超市和商场不敢从宝洁进货，因为不知道原来买佳洁士牙膏的消费者会不会改成中华。

跨国企业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这在跨国企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5月20日，在IBM内部，一封主题为“太牛了！！！！！一定要看！！！！”的邮件在员工中广泛转发。一名中国员工在信中说：“我对公司在灾难面前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

IBM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地震发生后，员工对公司的赈灾作为迅速分成了两派观点，这封抗议信是迄今最激烈的表现。

5月25日，可口可乐华南区也接到了福建一位经销商要求终止合作的通知。

其实，即便跨国企业总部考虑全球股东的利益而不愿意捐款，这也符合西方商业伦理的观念。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企业的主要社会责任，那就是为股东负责，遵守法律，赚取利润。

只是，在大灾难来临之后，普通的中国人难以理解或者难以认同这些价值观。

5月22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表示：“网上传的公司都有很大的捐赠，一般都在千万元以上”。“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

王石成了“王十”
这场前所未有的企业形象危机，同样降临在了一个秉承西方公司治理理念的中国企业家身上。

这个人就是王石，他用二十年锻造出了中国房地产业第一品牌万科，并屡获企业公民奖；他的公司治理方式成为无数企业的楷模；他的言论和行动总为公众所瞩目，堪称中国极少数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之一。

然而这半个月来，他的形象和万科的形象如同汶川地震中的房屋一样倒塌过半，这与两个数字有关——“200万”和“10”。

这两个关键词来自王石5月15日的博客，因为在地震当天万科捐出的200万元被网民认为太少，与万科企业实力不相匹配。王石在博客中回应：“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

2006年股东大会对万科每年的企业公民建设费用的授权额度为1000万元。

在地震之前，2008年的这笔钱已经使用了近800万元。只剩下200万元。

接下来的话成为网友炮轰的焦点：“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王石就此得到了两个新名字“王十”、“王十块”。甚至有网友调侃地说：“做人不能太王石”。

但不让赈灾成为企业负担的说法令网民觉得空前国难之下，此种言论过于冷血。一些网民在王石的博客上留言说：“如果你觉得救助灾民成为你的负担了，请拿回你的200万元。”

有人找出了王石的年薪——400万元，还有人计算了王石历次登山的费用均在200万元以上。“不管你征服过多少座高峰，你的灵魂却始终高不过那一座坟头！”

5月21日，王石通过媒体向网民道歉：“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网民们没有因此原谅王石和万科，因为5月21日万科同时发布公告称，董事会批准公司在未来3-5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并以绵竹市遵道镇为重点；该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的开发。

这份语焉不详的公告再次激起了网民的愤怒。网民认为王石选择遵道镇是因为那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重建只是为商业目的而遮人耳目。

“这只是堵塞众人口水的一种公关技巧、一种转移人们视线的营销手段而已，和那些真正向灾区捐献亿元资金或者物资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一位网友提醒王石应该重视道义，在他撰写的《史记•王石列传》一文中写道：“商贾之道，固有无利不起，亦有道义存焉。时富豪如和黄李氏，台塑王氏，江苏陈氏者，无不倾资以救国难，贩夫走卒、乞儿戏子，踊跃救难者，一一难书。国难当头，石前发冷言于公众，后谋私利于暗室，不亦鄙乎？道义不存而富，是为为富不仁也。”

5月24日，万科不得不再次发布关于地震后捐款情况的说明：公司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为完全无偿的纯公益性质。

即便在这份说明中，万科仍然表达了一贯坚持的公司治理理念：万科所有财产属于股东，因此公司的公益捐款必须在股东大会授权下进行。

但在大多数网民看来，“人命关天的事情，瞬间几万个生命就没了，还在那里算你的账，斤斤计较、蝇营狗苟，还什么董事会、什么权限？公司那点事情，谁不知道。”

与大多数网民的观点不同，一些小股东已经在万科的官方论坛万科周刊上表示了异议。一个ID为东藜的就认为万科追捐一个亿侵害了股东的权利，正在联系律师起诉。6月5日，万科将为追捐亿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万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四川回广州的路上，万科集团副总裁肖莉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不过，为王石和万科辩护的也大有人在。5月27日，南方都市报社论版刊登了一篇“个论”。文章说，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来说，做公益、捐善款当然是善，但尊重公司的管理章程，在既定的游戏规则范围内行使权力，同样是“善”，甚至是一种更大的善。为了一种善，而伤害另一种善，善花最终结出的就将是恶果！有意思的是，万科公司对这样的辩护并未欢呼雀跃，一位万科工作人员私下表示：我们希望负面报道越少越好，但也担心过于突出的辩护文章，这会再次引起争议。静待事情过去，可能是万科最好的选择。

被裹挟的民意
一夜成名的凉茶饮料王老吉

更多的国产品牌在这场东西观念的碰撞中获得了公众空前的追捧，捐款1亿元的凉茶饮料王老吉一夜成名。

5月18日的央视赈灾晚会，王老吉的母公司香港加多宝集团捐款1亿元，天涯上马上出现了所谓“封杀王老吉”的帖子。“王老吉，你够狠！捐一个亿，胆敢是王石的500倍！为了整治这个嚣张的企业，买光超市的王老吉！上一罐买一罐！”

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同样延伸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王老吉也适时地出现在了很多原来并没有覆盖到的销售渠道上，得以让人们一想到“封杀”它马上就能买到它。

网民们开始自发地为王老吉策划广告词，流传最广的一句就是，“要捐就捐一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还有地震中被救小男孩想喝冰冻可乐的改编版“叔叔，我要喝王老吉……冰冻的。”

同时，网上开始讨论可乐等碳酸饮料的危害，以凸显出王老吉作为一种凉茶饮料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特点。而一旦有人认为王老吉只是一种成功的营销手段而已，马上就会被人骂作“枪手”，并被网友们的合力疯狂发帖沉到坛底，直至无人问津。

“就算它是成功的营销，我也要力挺，至少它给灾区人民捐了1亿元。这样的企业，越多越好。”一位把日常饮料从可乐改成王老吉的白领这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即便是真的被裹挟、被利用，民意也心甘情愿。也有一些企业因此被伤害。

5月19日，一篇《王石、马云们该为灾区捐多少钱》的文章出现在某网站上。文中指责马云只捐了一元钱。

当天，这篇文章就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网民开始把马云和王石放在一起调侃，试图使这两位既往公众形象极佳的企业家一同颜面扫地。

但据阿里巴巴社会责任部的张璞介绍，当时阿里巴巴集团已经捐献了200万元，马云个人在地震当晚就捐了100万元，阿里巴巴救灾小组则正紧锣密鼓地商定第二阶段的赈灾计划。“荧光灯下的慈善，一元钱即可”是马云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的旧话。

5月20日，看到阿里巴巴在19日深夜发布的澄清公告和再捐2500万元之后，网民“房价好贵啊”在天涯上呼吁大家给马云和阿里巴巴员工道个歉，几乎所有的回帖都斩钉截铁地表示了赞同。此后，关于马云一元钱的讨论销声匿迹了。

在与地震相关的讨论中，天涯社区是所有网上论坛中最火爆的，亦是许多话题的发起和传播源头。但是马云只捐一元的帖子从而来，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至今无从知晓。

被裹挟的民意汹涌而来，再次呼啸而去。

地震一来，把一切东西都震出来了。 不仅岩石，一切的。

我知道有一个记者在救护车上急切地问血肉模糊的伤员：“你疼不疼，哪儿 疼，有多疼”，这样的新闻培训体制就可以培养出这样子的记者，和平时期可以问刘翔“夺冠后你是不是很高兴”，灾难时可以问伤员“哪儿疼有多疼”。

我还知道一个以知性和人性著称的明星主持人，抹着口红戴着漂亮耳钉穿着时装发着靓妆跑到很安全的成都一广场，搔首弄姿高呼了“不要怕，明天会更好”，抱着俩孤儿录了一会儿可以昭告天下的相，就一骑绝尘了。

那天我真有冲动把她绑架到红白镇灾区泥石流脚下去站三分钟，让她后悔跑这儿来做秀。

那天被迫去了一档节目，之所以说被迫是因为虽然这次我婉拒了很多电视台，但编导说让我介绍一下刘汉希望小学的情况以推动灾后重建，托不开情面我就去了。但主持人一开场就声情并茂地问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孩子：“失去妈妈你难过吗，难过吗，以后就只有你和爸爸在一起了，你回忆一下地震当时是怎么回事”……我观察了孩子的表情，一点不比再遇到地震更轻松。

我说要是知道这节目是这样子我肯定不来了，我说请不要把你们自以为是的安慰强加孩子身上，这很不公平，他们现在更需要回避当时的灾难，好么。我知道在播出时这段话肯定要被删掉，无所谓，因为那种情况下总共我也没说几句话，中途就主动离开了现场。

真正的灾难永远和你想像中不一样。身不在灾区也关心灾区，这是国家的进步，但请不要居高临下，不要做秀也不要假煽情，不要以为你必须流几滴眼泪就实现了人格升华，其实那时你没有人格升华，却人品蒸发。

大家都在问央视那台赈灾晚会上，女明星们为什么要化那样的靓妆，我理解，她们好容易逮住上央视慈善秀的机会了，但直播审查一向严得不行的央视为什么不控制一下化妆间？这算不算播出失误。除了倪萍，因为她是真正的母亲。

救助需要人性,有些人把“灾难”当成院线里的“灾难片”，灾难是一桩很现实的，就是忽然死了很多人，倒了很多房子，农民十几年才挣了这点家产，一下子就没了，农民在换算着这相当损失了几十头猪几亩产油菜几千斤木耳的产量时，无意却被精英旁观者当成表达道德的道具，这比地震还可怕。

前天去了红白镇，受健翔、黄燕和他们的公司之托运了十二箱新生儿老人急需的奶粉，我和老陈买了二十袋大米，这是重灾区真正要的东西，很多天以来的 情况是，沿高速路、大件路两旁的县镇物资充足，但越往山里走就越匮乏，因为有关部门顾不上，大部份志愿者能力有限，道德家没这个胆儿，他们的越野车是拿来泡妞观光用的。
我曾经写出刘汉希望小学的真相，如果有人还要了解更多的，我会说灾民们有 比悲伤还要悲伤的东西。

我们站在山丫子处送米时，穿着花花绿绿城里救助衣服的农民兄弟们就跑过来了，几乎是在抢，但他们脸上没有太多让电视记者喜欢的悲伤，他们笑着说“二娃，快快，再拿几袋”，他们白天没事就坐在倒塌的房边摆龙门阵，开玩笑说地震那天哪个连裤子都没穿就跑出来了，他们也会抽着叶子烟对对干涸的河道发呆，当我告诉这是北京朋友送的时候，他们也会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谢谢白京的”，这是真实的灾情。他们没有错，在真正巨大的灾难中，普通人民必须用麻木来战胜伤痛，用川人的幽默来恢复，这几乎是他们最后可以依赖的武器了。

对不起，这让致力于讴歌英雄谱的主流电视媒体失望了，让准备拍主流电影或 电视剧然后狂揽金鹰百花金鸡大奖的导演编剧们失望了。

但他们真的很饿，很缺大米、菜油、帐蓬。如果你敢往深山里走80公里，很容 易发现。

地震让我们更团结，更有凝聚力，政府更有号召力，中国人是好样的，但这几天有的主流电视媒体有点“英雄谱”了，从胜利走向胜利，仿佛这场死了那么多万人的不幸到他们手上却成了幸运，恨不得跳丰收舞，我觉得这不符合人类逻辑，把不幸整成幸福，原来一直是我们的才能。

我认为温家宝先生很好，他很实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比很多年轻人爬的山还高还多，胡总书记也很好，他亲自到了重灾的莹华指挥最务实的工作，他们是很好的共和国公民，伟大而人性，谢谢。

但中国的有些事情就像四川的泔水油火锅，上面一层很清亮，下面一层也很实 在，最混浊的就是中间。中央很累很智慧，群众很苦很受罪，但中间某些人士呢，我不能说得太多，情况你们都知道。我相信，再过几个月就是秋天了。

我看到过一幢矗立在一大片倒塌了的房子中的建筑，是公安局，这不奇怪，因 为它是去年新修的，但是请去年修的教学楼也不要倒，好么？

我还知道刘汉希望小学其实只是按国家建筑标准来修建的，这所学校其实没有 超标，更没有使用钛合金，但它没有倒，这意味着什么，有点智商的人都明白。

我还听说几个山东的农民兄弟在灾后第一天开着农用三轮车跑到灾区，帮忙搭 了很多帐蓬运了好多伤员，但一路上受尽道路关卡的冷嘲热讽，农民就不能来救灾吗，机动三轮车就不代表善心吗，他们出发时只带了一千块钱，现在钱快没了，回家的路比来时更艰难，请道路关卡不要收取费用，好么。

前天去红白镇碰到一个可能姓“金”的哥们给我们带路，他新买的陆虎只开了六 千公里还没过磨合期，地震当天就跑到深山里去救援了，拉了很多伤员，运了 很多物资，我叫他“地委书记”，因为这哥们对大山里每一条小路都熟悉得和指纹一样，比地委书记还熟，这是十四天来的地形积累，他在山里已呆了十四天了，还不想回成都。他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名记者采访。

当然我不想号召所有开着陆虎奔驰的人都把新车在山里折腾，这不现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害怕赈灾是某些少数人士一时的热情，或灾区观光秀，不是吗，现在真有人开车来到已很安全的灾区，站在废墟前狂拍一通表示自己也曾英勇过。那天一家报社迫切地想向我要一些第一天站在北川废墟前英勇无畏的照片，清晰点的，最好旁边还有死者，我说我只有老段的太太用手机拍的一些镜头你们要不要，他们就有点失望。

我很想请他们去找那家无耻的旅游新报，他们有全套穿比基尼站在废墟前的美 女照。凡在第一天去救援的时候还想着带高清数码相机的人，一定很可疑，是那个国家级别的歌颂伟大胜利却在宾馆里连线灾区的电视台记者的干活，“救援工作接近尾声”，那家大台领导常常讥讽小报记者，可大台记者这次却一点常识都没有，非常黑色幽默。

救灾是长期的，不要把救灾当成暂时的热情，所以长期机制甚至比救灾本身更重要，花几天时间送点大米衣服矿泉水很容易，我们经历过非典，那时人们痛心疾首不吃果子狸不随地吐痰，非典过去后不到一个月全出门“报复性消费”去了，野味馆开得更多，奥运前电视台最重要一项宣传工作居然是要不要重罚随地大小便和吐痰。

很容易产生热情，很容易遗忘，就像扔了一张卸妆的手纸。仿佛我们是需要地 震而不是憎恨地震。这实在太反逻辑了。

在灾区，其实我每天都很郁闷，说不清是悲凉是愤懑还是恐惧，那是一种复杂的无助感，以前从未经历过。绝大部份人是好的，但我吃惊地发现前去救灾的某些人在灾区有一种满足感，很兴奋，据说这是因为“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其实他的这种感觉可以从舞台上获得，可以从吃象拔蚌获得，从人气排行榜上获得，但与救灾无关，站在灾区外围的他们只是找了一个完全可以控制危险而且很时髦的舞台而已。

喊口号和送点东西很容易，但救灾是一件长期的事情，比送东西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长期的赈灾机制，和地震不一样的是，地震会越来越轻微，可灾民的痛苦在后面，你要是真去过现场就会知道，地震后他们被灾难惊呆了，脑子一片空白，甚至没有太多表情，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其乐融融的表情并不具备 太多普遍性，其实灾民们表情很麻木，但以后他们会慢慢反应过来，会发现很疼，就像四川人常说的“摔倒了不痛，爬起来痛”，灾后重建的难度比挖人更大，都江堰、北川没五年时间根本无法实现重建。

人性，人性的关怀，而不是搞行为艺术。再过三个月，那才是灾民们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真该记者发问“疼不疼，哪儿疼，有多疼”的时候。我怕，明星们善人们道德家们及主流记者们，却风紧，扯乎了。肯定很多人风紧扯乎了，因为那时曝光率太低。

我去北川，去什邡，去莹华，去红白镇，一路上可以发现河里都在挖建筑用的沙子，堆成莫名其妙的山在河边，有小型中型水坝，河床有一百多米宽，但河水只有十米宽，有的甚至出现断流，我拍了DV，这些问题不是送点帐蓬送点大米就可以解决的，主流电视台应该多派记者去这些地方，而不是写英雄谱，还是那句话，夏天来了，秋天还会远吗。

很高兴有健翔韩寒这样的同道一起致力于灾后长期的求济体制推动，但我们太 不主流了，太渺小了，无助得不值一提，所以很高兴听到国家正在研究救灾的 长期政策，这时候就靠国家了，地震只有三个月，但救灾需要十年，二十年，与很多国家比，中国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救灾机制了，一出现灾情就只能靠红十字，我不敢从人们说透明度去怀疑，我只是说红十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的，比如说我们总不至于把重建学校的水泥十几卡车拉到红十字办公楼吧，还有钢筋、PS管道、石灰，呛人不说，我一向很关心领导身体，真的很怕会把红十字的领导累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建立长期机制，主流一下，相信国家和政府,给一点时间吧。

再说一遍，救灾是需要技术含量的，更需要冷静的概念，而不是一窝蜂冲上去搞行为艺术。那天，我亲眼见电视台请来一位唐山大地震幸存者讲话，唐山大哥歌颂了他的一位朋友当年怎样大义灭亲的故事：他正要去救埋在地下的妻子和女儿时，旁边有邻居请他帮忙挖掘邻居的妻女，他没管自己的妻女而是去救别人的妻女，帮别人把妻女挖出来，后来他又要去救自己的妻女，又有邻居请他帮忙去挖邻居的妻女，他又不管自己的妻女去帮忙挖别人的妻女……如此，终于，他自己的妻女不幸了。

唐山这位朋友不停在节目中大力歌颂这位见义勇为的爷们，可是我却觉得郁闷 而恐怖，因为这太不符合人性逻辑，也不符合科学救援法则，但愿不要因为电视台这么广泛的工具被大力地推广了，成主流了。这比地震还可怕，还郁闷。

不要做秀，不要居高临下，不要鳄鱼眼泪，不要再搞捐款排行榜，凡事量力而行，做实事，所以我很感谢《先锋居周刊》的夏旗舰先生、郑平先生、谢红志女士，叶姣女士，和以前的朱亚先生，你们让我成为国内最高标准稿费的专栏作家（虽然这比有钱人比低太多），而且每年初都开明地预支稿费，这次又提前支付了数万元，我只是一个写字为生的人，这样才可以跟随置信公司共建希望小学。

十几天了，在灾区，我每天都会碰到一些郁闷的事情，难以名状，一方面是因为我能力太小，胆子也不够大，一方面是感觉到绝大的无助，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理解那种感觉……

比如昨天就很郁闷，据和我们共建“安心学校”的置信经理说，他们在和一些灾区部门联系时碰到了软钉子，不仅当地倨傲地要求企业自行报上修建计划和手 续（要知道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琐得可怕，单靠企业根本搞不定），而且因为现在排队重建学校的企业很多，所以价格也一路高涨，献爱心搞得像钻石拍卖会一样了。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准备花两百万给老家捐一所希望小学，也就是房子不倒人人可读的那种，可当地部门一张嘴就报出价格，660万，1000万，乖乖，听上去都像余震，从成本而言在农村县镇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可能这么高价格，那些倒掉的房子在修建时最多花了五十万，重建却得花660万、1000万。是不是要感谢地震让倒掉的房子也增值了，套用股市的话，是不是叫“大盘震荡，一路飙升”。

所以关于抗震救灾第一阶段，我决定不再写任何文章了，我说得过多，而且再 说也像做秀,除非新的阶段开始。

我等着。

　　牛博与豆瓣，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字，是这次四川大地震救灾期间，我最关心的内地民间网站，因为它们代表了现在网络力量在参与国家事务中最理性和积极的一面，让人知道中国的网民不是只有盲目的爱国「愤青」。

　　牛博网由北京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们组成，创办人之一罗永浩，原来是中国最着名的英文「补习天王」，除了英文好，他的特色就是习惯在上课时议论时政、鼓励独立思考和人格。他离开任教的「新东方」后，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创办牛博网。这是一个颇为精英主义的 blog 群体，常见关于民主自由的讨论，但与另一个主要由媒体人组成的精英主义网站「思维的乐趣」相比，他们更加入世。

从网络到现实

　　这次地震发生后，牛博网友迅速提出为地震捐款捐物资的方案，参与组织的都是文化人，如小说家冯唐、韩寒，专栏作家连岳、王小山、张晓舟等。他们采取的方式，是亲自购买赈灾物资、亲自开车送往灾区，交到灾民手中。虽然其间遇到阻碍，帐户被政府以「禁止私人筹款」名义冻结，最后辛苦获得通融，现在罗永浩、韩寒等还在灾区奔忙。

　　豆瓣则是一个更广大的网络，原来只是基于相同的阅读和视听爱好结聚的文艺青年，分布在豆瓣的一个个爱好小组里。但这次地震使豆瓣网友冲出了纯粹文艺欣赏的象牙塔，他们自发成立了许多关注地震的小组，为救灾出谋划策、乃至组织具体活动。其中包括人数最多的「汶川需要你的帮助！」小组，这里主要是消息流通渠道，尤其有不少可以看到境外传媒的网友，第一时间把一些内地官方传媒不报道的消息转贴上来，大大增加了灾情的透明度。

　　其他如「支援地震灾区」、「受灾儿童心理援助」、「豆友在行动：支援四川灾区」、「汶川灾后重建计划」、「为灾区的姐妹们捐献卫生巾」、「地震寻人启事联络点」等等小组，则针对灾区实际需要连结可以出力的网友，直接把力量从网络传输到现实中去。

从讨论到行动

　　网络 2.0 的时代，除了科技功能的进步和网络空间的拓展，还应该带来网络参与观念的改变。与上述内地网站相比较，香港的类似网站或 BBS 讨论区，还仅仅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功能上 ─ 讨论而非行动，那些热中口水仗的香港网民，仍一如既往地争吵着。

　　而在内地，即使是一个诗歌讨论网站也有现实之举，例如「翼．女性诗歌论坛」、「没╱文化论坛」和「今天论坛之女性写作」这 3 个比较关注女性文学的论坛，马上从最迫切的女性需要，发起捐钱给灾区的姐妹买卫生巾等妇女用品的义举，最终委托了成都的女诗人翟永明，亲自购买和派送物资到灾民手中。这些内地的文化网民为甚么都选择了行动？赈灾的迫切需要只是一个契机，实际上显示了网络时代的公民责任感已经在中国萌芽。

一堆废话，真不如认真两字
陆一按

最牛希望小学造价不高 数百家长泣谢建校功臣
来源： 新快报http://img.hexun.com/medialogo/10075.gif

　　仅400元每平方米，比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低

　　新快报北川讯　(特派记者王华平)12日汶川8级大地震中，位于北川县曲山镇海光村的刘汉希望小学却屹立不倒，为保住当时正在教学楼内的511名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发后，全校师生和学生家长一致大赞捐建者及施工方。记者近日调查了解到，这所被网民誉为“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的造价仅为400元每平方米，比当时国家拨款给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低。

　　“教室摇晃得像荡秋千”

　　昨天，是汶川特大地震后的第10天。但想起那一幕，北川县曲山镇刘汉希望小学的众多师生依旧心有余悸。“如果不是学校这幢教学楼如此牢固，我们可能也和地震中其他很多学校的师生一样或遇难或重伤了。”该校老师赵宗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昨天下午3时，刘汉希望小学百余名学生已在绵阳中学英才学校正式上课了，学校其他学生都被家长领回家了。望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一旁的老师个个都很开心，赵宗飞教师告诉记者，这场地震，对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来说，大多受到的是心理惊吓，庆幸的是当时在校的511名师生，除一名学生被教室中掉下的灯管砸成轻伤外，没有一个因地震遭遇不测。而这511名师生中，学生有483人，教职工28人。

　　学校六年级男生陈杨，地震中他和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在教学楼的三楼教室中刚开始上课。“那天下午，我们的教室突然开始剧烈的摇动，摇晃得像是在荡秋千！”陈杨在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还有一丝惧怕。他告诉记者，就在楼房开始摇晃时，他们的老师立即朝同学大叫“地震，快趴下”后，所有的同学很快都趴在了楼板上，而房子的摇晃却持续了至少20余次，才慢慢停下来。

　　“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吓哭，因为教室中包括桌椅在内，都乱成一片了。”学校另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教师告诉记者，在地震过后，该楼二、三楼的老师已经立即组织学生跑下楼，到达学校的操场上。而这之前，只有一楼的四个班级的学生大部分已提前出来了。该老师告诉记者，当她下到楼下镇定下来时，发现学校周边的所有楼都塌了。

　　数百家长泣谢建校功臣

　　李英和邓家龙分别是刘汉希望小学学生杨玉玲、邓青泉的母亲和父亲。他们都被安置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的帐篷中。

　　地震发生后，李英从废墟中爬出就直奔一公里外的刘汉希望小学寻找女儿杨玉
玲。“当时一路上乱石满街，一路两边所有的房子全塌了。”李英称，她一路越看越心碎，她担心自己女儿的学校的教学楼也遭遇同样的命运，那自己的孩子肯定会出事的。然而，李英跑到校门口，看到学校的教学楼却没有任何变化，“面对这一切，我当时真不敢相信”。

　　随后，李英跑进学校惊喜发现，在操场上已黑压压的一群小孩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很快找到了我的娃，捧着就是激动地哭了。”杨玉玲对记者说，“当时学校教师把学生清点完，对跑来看孩子的学生家长说"这里所有孩子一个都没少"时，所有人都哭了。”

　　“我们真的要感谢这楼，其实就是这楼救了我们！”地震发生后，邓家龙是在20多分钟才到达学校的，当孩子见到他，立即冲进他怀中大叫其爸爸。邓家龙告诉记者，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家长听到这话后，几乎同时把目光转向了教学楼，“当时大家都哭了”。

　　造价仅400元/平方米

　　“我们学校不仅教学楼没有塌，而且另外两幢学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也安然无恙。”昨天，刘汉希望小学主管工作的副校长史少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史少先告诉记者，这一切除了教学楼建造质量好外，可能找不到第二个理由。“我们学校周边所有楼都倒了，甚至十几外刚修不到半年的楼都倒了，这不也证明我们的楼坚固吗？”史少先称，其实地震对于刘汉希望小学来说，根本没有“照顾”，因为他们的楼也至少经历了二十余次剧烈摇摆，连前面的水泥操场也有多处5厘米的裂缝，而地震后教学楼除台阶移动外，楼外体根本没有任何大的损伤。当记者问及是否建教学楼时有巨大投资、特别考虑到地震时，史先玉则向记者表示：“其实建这楼的造价根本不算高，也许这一切只因当时建筑方和监理方高度负责有关。”据史先玉称，该校是1998年开始兴建的，1999年10月交付使用。

“我们教学楼高三层，12个教室，建筑面积是1268.5平方米，总造价是59万元，其造价离当时国家拨款给公办学校建楼的标准400元每平方米的基本水平还低。”史先玉对记者认真的说，这个造价都是有据可查的，在这59万元中，援建方汉龙集团出资52万元，剩下的7万元是由村、镇集资的，“一分也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而史先玉说到的当时400元/平方米的公办学校建房标准的说法，记者在采访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时得到了证实。

本文標題其來有自，文革甫結束，傷痕文學潮頭迭起，卻有「凡是派」中人發表評論《歌德還是缺德》，對暴露黑暗稱之為「缺德」，社會主義筆桿子應該「歌德」云云。撫今追昔，念及李怡那篇社評的擾攘，無異於「歌德」與「缺德」爭論再翻波瀾。

自不待言，本朝應對四川大地震，比起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從觀念到行動都進步得多。而且只要不涉及政治敏感區（如今春藏變），信息處理便一如雪災，都較為公開透明。比照幾乎同步發生災變的緬甸，北京對賑災物資來者不拒，至於外國專業救助人員，雖然婉言謝絕，兩日後卻也俯允了。

然而，自由傳媒的基本姿態就是「歌德」？誰不去歌功頌德即為「缺德」？須知美國突遭七十年不遇的「卡特麗娜」颶風，救災工作被傳媒扒糞不止，連筆者一邊捐款給紅十字會也一邊罵政府，但要和四川抗震救災相比，美國政府真的很差嗎？非也，它確實做得比中國政府好，對死傷者與倖存者的救護可圈可點，最壯觀的一幕，就是國民警衞隊的直升機機群在空中排隊降落，逐一接走災民連同他們的箱籠細軟，那情景就像諾曼底登陸戰之機群烏雲壓頂的袖珍版。他們被接到鄰近德州安頓，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不用去搶險抗災又或生產自救，以致許多災民都愛上了德州，不肯走了。

如此這般，美國傳媒仍不去「歌德」，對政府這那的缺失諸多挑剔，這絕非「缺德」。政府應對得宜是應份的，對納稅養政府的人民（尤其是劫難當頭的災民）來說，政府永遠做不夠好而應該做得更好。對政府疾言厲色的監督批評（包括挑剔過頭的聲音），永遠比對政府歌功頌德式的感恩要好。在民主國度，政府就是供人罵的，而不是供奉上神龕吃香油果品的。

國難當頭，質疑和斥罵統治者失仁失德，有何不可？民選的政府尚且可罵，非民選政府反倒只能讚美，這是甚麼道理？

中國災民和美國災民面對災禍，無甚本質不同，他們也怒罵政府和軍隊以及救援人員，為甚麼不能來得更早，搶救得更快？即便這種指摘理據不足，但他們有此權利，豈可歸為「抹黑」和「缺德」？

事實上，這次地震災民多有此類指摘，其痛心激憤之狀，卻被大陸傳媒與CCTV剔除，蓋與「主旋律」和「輿論導向」不符。然而在西方傳媒卻有真實展示，甚至連香港電視都有此畫面與細節。

說到自由傳媒的新聞取捨，是否就如前一陣「愛國紅心族」的摩登造句：「不能太CNN了。」須知CNN在四川震區的新聞採訪，面對蒼生浩劫，記者作報道時都淚光溢然。即便在播出與我朝「振奮民心」和「眾志成城」不相符的畫面時，也充滿人道關懷和深切的同情悲憫。

然而按愛國臣民的誅心之論，卻只能歌德，否則就是缺德；可以太CCTV，卻不可太CNN。如此愛國，這般德行，夫復何言！

西方传媒注意到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同地点的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瞬间垮掉，造成重大伤亡，质疑这些楼宇的质量是否有问题。

《泰晤士报》记者麦卡妮（Jane Macartney）在都江堰引述当地人的话说："瞧瞧周围所有的建筑，它们同样高，但是为什么单单是学校倒塌？这是因为建筑承包商从我们的孩子身上捞油水。他们偷工减料，使用不合格的水泥，但政府视而不见。"

该报还报道，调查损毁情况的建筑工程师戴军（Dai Jun音译）说："这些楼房不能承受大地震，有的甚至不符合基本的建筑标准。"

英国《卫报》记者布兰妮甘（Tania Branigan）在都江堰市倒塌的学校现场报道说，当地灾民对几栋公共建筑倒塌非常气愤，认为是有关官员贪污，偷工减料造成的恶果。

她引述当地灾民的话说："承包商根本不够资格，这些是‘豆腐渣建筑'。地震一来从顶楼垮到底层，把九个班级450个孩子埋在里面。这不是塌楼，简直像爆破。请帮助我们向外间揭发这些情况。"

另一个灾民说："为什么没有钱为我们的孩子修建一间好的校舍？中国的官员太贪、太坏了。这几栋大楼周围都是些楼龄20多年的建筑，但都没有倒塌。而学校校舍建成只有10年，却夺走了几百个孩子的生命。官员们有钱嫖妓、养‘二奶'，却没有钱花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纽约时报》指出，地方领导人可能因为建筑标准问题，受到严格的审查。自从30多年前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已经要求各地的建筑能抵抗大地震。但是这次四川灾区几个不同地方倒塌的学校、医院、工厂建筑，令人质疑现在中国蓬勃建设的楼宇，到底有多严格的建筑标准？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质疑，为什么这麽多的学校倒塌？该报指出，一些国际地震专家认为，这些倒塌的学校说明建筑不合格，缺乏适当的建设标准和施工准则。

地震工程师表示，修建一幢可以抵抗七至八级大地震的建筑，需要增加建筑成本7%到8%，所以问题是常常受到预算的限制。美国伊利诺大学乌尔班纳分校地震专家埃尔纳赛（Amr Elnashai）说："抗震建筑需要投入更多的技术，而不是材料。"

他指出，大多数地震评估显示，中国的抗地震建筑条例即使不是最先进的，也是合适的。"它规定得很详尽，采取了所有正确的标准"。他强调，抗震建筑并不意味着不会受到损坏，而是在大地震来临时不会整个倒塌。

他指出，学校校舍特别脆弱，因为它们往往是中等规模的建筑，对建筑承包商来说，属于政府官僚招标承办的较小项目。纽约亚洲协会美华中心成员斯米尔（Andrew Smeall）说："中国有严格的建筑条例，但问题出在如何实施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