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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对男性意味着什么
星期日 六月 29, 2014 9:02 am
4月11日晚上一个文化沙龙里，乔纳斯·斯坦普和我们说了一个关于父亲、母亲以及性别的故事。这位瑞典老帅哥成长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庭，父亲是丹麦画家，母亲是瑞士画家，而他自己则是一位行为艺术家以及艺术节策展人。乔纳斯是个男人，身材高大、淡淡的胡子，散发着阳刚气息，他说，“我的性别问题意识在很小的时候就觉醒了。”
曾经（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一个孩子的他亲眼目睹了性别桎梏如何对母亲的际遇和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他看到，同样都是画家，父母的才华及艺术造诣不相上下，可是他们在艺术评论界受到的待遇却大相径庭。身为男性的父亲才华得到的认可仿佛是顺理成章的，而母亲受到艺术评论家们的刁难却多得多。多年后，乔纳斯更从自己身上，切身体会到使母亲备受打压并为之痛苦的原因。
一个男性的自我追问
虽然为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权运动在欧洲历史悠久，瑞典在这方面更是走在前列，如今瑞典70％的艺术评论家都是女性，但在乔纳斯小时候，艺术评论界仍是男性的天下。
“我要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作为一名策展人将近10年，一共向公众介绍推出了来自48个国家的370位艺术家。”乔纳斯说，性别是艺术里与生俱来的元素，很多女性艺术家都会以追求性别平等作为她们的创作主题。策展时，他也会去看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但无可否认，作为一位男性，过去他选择的男性艺术家远远多于女性。“我发现我对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很难产生兴趣。”乔纳斯说。正如时常看到的那样，很多时候看似没有谁故意和女人过不去—作为一名男性，在审美上更容易与其他男性产生共鸣，仅此而已—但恰恰就是这一堵无形的墙，把包括乔纳斯母亲在内的众多女性挡在了主流领域的门槛之外。所以，乔纳斯进一步追问自己：为什么男性艺术家的创作会更得我的喜爱？我对性别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得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可能因为我太懒了！”当有地位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大多数都是男性的时候，如果男人们都懒得去了解另一个性别的视角，以及培养一种跨性别的审美和思维方式，女性无形中就被剥夺了在艺术领域发声乃至呐喊的机会。在所有主流领域都如是。
“性别＝男性＋女性”，“性别是两性的，包括男性和女性”—马雷军总是用他那和缓却笃定的语调说这句话。“真是莫名其妙！”一个名为“灾害管理与社会性别”的培训上，几个男人百无聊赖地嘀咕。这是联合国与国家救灾中心合作的一个培训项目。一些减灾救灾领域的男性专家被赶鸭子上架，硬拉过来“听课”。
主讲人是马雷军，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工作组项目官员。也是他，要求救灾中心在第一次培训中保证1／3的男性出席率—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他们弄过来。先声夺人，一开场，他就抛出一个数据：联合国和伦敦经济学院就2008年前的所有自然灾害做了一个调研，发现灾害中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普遍达到1︰4，这意味着，灾害中每死亡1名男性，同时有4名女性死亡。一开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体格、力气、肺活量等生理差异导致如此。然而伦敦经济学院进一步调查却显示：不是生理原因，而是4个社会因素导致了女性极高的死亡率。“许多男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爬树、游泳；女孩则被教育要矜持。加上自然灾害中75％到80％的死亡都发生在屋里，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文化中，女性呆在家里的时间本来就多，又不像男性，一有风吹草动提个大裤衩就能往屋外跑。”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优先得到父母舍命相救，救灾时获得更多物资的，几乎都是男孩。即便在日常，男性也总是能比女性更多地获取灾害信息。
“有一次，我们在乡镇组织防灾培训，一名受访妇女说5次培训里她只参加了半次。前4次都是丈夫去的，第五次丈夫不在，她去了，培训10点才开始，11点就要回家做饭，半次培训成为了她全部的防灾培训过程。”“这意味着，仅仅是在日常防灾培训里注意提高女性的参与度，就可以大大减少灾害中的死亡率。”当马雷军把一个个数据、调查结论和全新的性别视角有条不紊地摆出来，台下不以为然的表情开始变得专注。“只有第一次培训需要强制男性参与，”他说，“有所了解后，以后他们都会再来。”和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一样，这也不符合女性对中国男性的整体印象。
女权主义者一直都希望更多男性参与到推动性别平等的行动中来，但对此却不敢抱很大希望，“除了一些性学家如方刚等，（在性别问题上）能想得很清楚的男人很少。”沙龙上的一位参与者说。甚至有女性直接问乔纳斯，“男人为什么要为女性争取平等，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男性＝“得利者”？
“男性也是受害者。”乔纳斯是这样回答的，“你是否忍心看到自己的妈妈，妹妹，妻子，女儿，以及其他女性亲友，生活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世界里？”他的好朋友、爱尔兰行为艺术家奈杰尔·罗尔夫则更直截了当，“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人。所有人都是。”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看，当女性从性别文化压迫下觉醒，她们对男权社会的反感和失望，有时会投射到泛化的男性群体上，强化他们作为性别文化中“既得利益者”的角色。然而，如果忘了男人也是人、女人也是男人的骨肉亲人时，就会忽略了，面对女性遭受的不公和苦难，以及这些苦难的成因，男人的心灵同样会受震动。
“80后”IT男幻蓝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在各个相关主题的贴吧、豆瓣小组里相当活跃。他一直坚信：一个真正清醒的男性绝不会乐于成为性别关系中的“压迫者”。“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固有的性别文化观点，那么当他以一种中立的、人性的眼光去看社会上男女有别、香火观念、处女情结等现象，反而会觉得难以理解。”幻蓝的经历就是这样，从小，父母对其独立思想的保护意识比较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观形成时期没有受传统的性别观念浸染，持有天然中立态度”。
高中时，他无意中知道父亲原来非常渴望男孩，并不因此而庆幸自己的男儿身，反而对这种性别观念感到既惊讶又反感。后来，他的一位女性好友结婚了，婚内生活痛苦不幸。这件事最触动他的是，早在婚前，女孩就知道男友的种种问题和这场婚姻可能的后果，但受守贞文化的禁锢，她认为自己只能嫁给“第一个男人”，其他朋友力劝未果。
遍地皆是的此类生活事件，渐渐坚定了幻蓝身为一名男性而去挑战社会性别文化的决心。这个过程中，他也对男性作为男权社会“得利者”的角色不断进行反思。“在社会，男性被要求不断攀比，穷尽心力攫取金钱和地位；在家族，则被当成繁衍后代的工具；不能重视爱情、表达情感和个人感受。这样真的幸福吗？”“又如处女情结，驱使男人追求处女，部分人为得到处女膜而去压抑和迫害女性，得不到的人则要背负毫无理由的耻辱感和挫败感。然而，男人做了这么多恶，最后得到什么呢？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啊。”他意识到，“得利者”得到的只是一些不必要的作恶权力以及支配者的幻觉，付出的代价则是终身盲目的追逐，日渐远离内心真正的需求。
推动性别平等对男性的意义
“为什么男性就应该成功，就该买房买车？”马雷军问。这大概是中国“屌丝”们集体的痛苦。网络上有很多贬语：“无车男”、“无房男”、“无房无车男”、“三无男”、“农村凤凰男”，无一不是社会给男性所贴的标签。很多男性认为，这是女权主义兴盛之后，女性向男性索取权利形成的结果。这显然是个极大的误解。男性社会压力巨大的真正根源，恰恰是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当女性失去平等的社会参与能力，这些责任就只好全压到男性身上了。“如果女性跟男性挣一样的钱，两个人一起买房、买车不是更好吗？”事实上，在一些性别观念相对开放的大城市，夫妻共同承担家庭经济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对爱情抱有很高的敬意，而爱情的基础必须是平等和自由选择。如果因为贪图男权社会的所谓‘获益’，找一个仅仅是好控制、能干家务、守贞，却没有共同精神追求、共同世界观的伴侣，难道算是一个好的‘收益’吗？”幻蓝说。
由此，马雷军相信，多数男性只是由于从小就内化了强大的社会性别文化，才会看不清性别问题中的“真相”—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绝对不可沟通的男性。“没错，在中国，让男性参与推动性别平等很难，但我从来不会怪他们不懂、不接受，而是不断反思我们的性别项目做得是不是有问题。”站在男性的角度，马雷军体会到，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女权主义者的性别项目和行动普遍存在着一个共性：主题的关注点始终落在女性身上。这样做固然有利于强化问题和对女性觉醒的启蒙，但是就非常不利于打破男性的惯性思维，促进他们参与。
“比如一个项目叫‘如何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男生怎么敢来，他会被笑话。如果把名字改成‘大学生就业与性别’，男女都会来。更典型的是，以‘家庭暴力’为主题的活动，男的肯定不愿意来，他会担心，我去了会不会被攻击，会不会被人说打老婆。如果改成‘建设和谐家庭’呢？”马雷军介绍，1995年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社会性别主流化”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在社会各个领域决策都要考虑到性别，而非仅仅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来救助。因此，作为联合国的项目官员以及一名男性，马雷军主导的项目有其独特风格—尤其注重项目的多元化以及性别的平衡性。“我们和民政部、公安部、环保部等主流的部门合作。每个项目都从完整的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做成与男女都密切相关的课题。”“首先，男性作为社会权力的拥有者，如果不让他们参与进来，性别项目很难深入地进行下去；其次，男性也是性别平等的受益者，要让他们明白这一点，才会有所改变。”
事实上，如今在劳工、教育、减灾救灾等很多领域，正活跃着一些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男性专家。乔纳斯住在艺术家聚集的广州小洲村，作为“广州·现场”国际行为艺术节的艺术总监与创始人，他一直在思考，可能采取什么策略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里去推进性别平等。“在我个人能做的，就是无论如何让自己推出的男女艺术家的比例达到1︰1。当然这是很艰难的，但我会坚持下去。”而对幻蓝来说，性别平等将会作为自己永远的生活方式。“在任何社交场合，我都会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哪怕有人问我，你是男人吗？你是同性恋吗？”“如果你是个男人，就为女人的权利去斗争；如果你是个女人，就为所有人的权利去斗争。”奈杰尔说。
来源：南风窗
Author: 甄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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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先生纪事
星期日 六月 29, 2014 8:31 am
（一）
在香港听到夏志清先生逝世的消息，就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后来想到与夏先生的来往书信都在美国洛基山下，便决定返回美国后再写。于是，就先发一封哀悼的短简给夏太太王洞嫂夫人。信虽短，但寄托着我的缅怀与评价：
夏太太，
刚才剑梅告知夏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
前几天（圣诞节），我打电话给您，想和夏先生说几句话，可是他已经进医院了。想到最后的心声未能向夏先生表达，也永远表达不了，心里非常难过。我想要告诉夏先生，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找到了许多文学真理和文学知音，您为许多被历史活埋的作家仗义执言，您为中国的汉语白话文学在国际上争得许多光荣；您的正直天性传遍五湖四海；您的才华泽溉了许多学子与赤子，包括我，尽管和您有过争论，但也受到您的启迪与关怀。您将永远活着，永远活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永远活在我和剑梅以及您的所有友人与弟子的心中。安息吧！
夏太太，您为夏先生已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请您节哀并多多保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香港
此信由剑梅发给我的表弟叶鸿基先生，然后转发到“再复迷网站”和新浪“刘再复博客”。几天内，竟有三十多个博客、网站转载，二万五千人次的点击率。可见，国内关注夏先生的读书人还是很多。他的论著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是无法估量。但又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西方当代汉学一位当之无愧的真代表。
二〇一一年，许子东先生请我到香港岭南大学“客座”三个月，即将结束时，他召开了一个"中西现代文学研究比较"的研讨会。我的发言便是以夏志清先生为例，认定美国现代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历了五代。第一代为夏志清和他的兄长夏济安；第二代为夏济安的入室弟子也可视为夏志清的学生李欧梵、刘绍铭等；第三代为刘绍铭的学生即夏氏兄弟学生的学生王德威等；第四代为王德威的学生刘剑梅、罗鹏、宋伟杰等；第五代为刘剑梅、罗鹏等的更为年轻的博士、助教们。夏志清先生生性坦率，剑梅进入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时，他曾对我说：现代美国东亚系全被大陆占领了，我们台湾不行了。夏先生说的是实话，王德威的学生已逐渐大陆化，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生源的分母很大，竞争力自然更强。夏先生敏锐地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感受到剑梅等大陆留学生对他格外敬重后也自有一番喜悦，也许会觉得"似曾相识燕飞来"。
在许子东主持的会上，我的发言着重指出：与国内（大陆）的研究相比，夏志清先生所代表的汉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巨大的优点，这就是研究的率性，完全没有"主义障"、"知识障"。"率性谓之道"，夏先生的"道"，最宝贵的是没有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但又是很负责任地说。从正面着眼，他先是热烈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后又热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说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让人意外，（见《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号）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从负面着眼，他尖锐地批评鲁迅、丁玲、赵树理，我们难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我在出国（1998）之前读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保留；而出国之后读了他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写于1980年，刊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月号）这是在《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里读到的，读后则大为钦佩。夏先生在"纪实"中如此批评曹禺在美国的演讲（1980年访美，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
曹禺的讲辞，肤浅之外转播中共官方宣传听得我很不舒服。把一切罪恶加在"四人帮"头上，表示大陆文艺又在"大跃进"，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骗得了谁？江青掌权之前，中共又出了些什么伟大的作品呢？曹禺自己的《明朗的天》比起那些样板戏来，又好到哪里去呢？至少《红色娘子军》里还有些舞蹈、武打场面，老百姓还懂得欣赏（当然天天看，也要看厌了），《明朗的天》讲美国人当年在北平研究细菌战，完全配合韩战时期的中共宣传，一点事实的根据也没有，这算是什么戏？
接着，夏先生又对老舍作出尖锐的批评：
老舍自杀，给人家说成烈士。其实"解放"之后，他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比郭沫若好不了多少，老舍吃亏在非党员，成名前在英国教中文，胜利后跑了一趟美国，误为红卫兵所斗。假如未遭斗争，他也会像郭沫若一样，大拍江青娘娘的马屁的。反正人生如戏，当丑角多编些谎话，又有什么关系？《茶馆》现正在西德、奥国上演，据英若诚言，明年要在美国演出。这个剧本我是读过的，用中共观点写北平人民晚清以来的沧桑史。老舍自己是旗人，最初几景，写晚清民初的官员，遗老，道白处理得很漂亮，后来愈写愈同现实脱节。《茶馆》是不能同《日出》、《北京人》相比的。
对曹禺的批评与对老舍的批评均毫不含糊，锋芒四射。他敏锐地感到，曹禺这位在年青时代就写出《雷雨》、《日出》的杰出剧作家，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沧桑之后，完全变成一个只有"官腔"的政治传声筒了，不仅只会创作《明朗的天》这种毫无文学价值的宣传品，而且在美国的演讲本身也是宣传品。作为一个率性的文学批评家，夏先生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纪实"中的概念），居然喊出了你"骗得了谁"？！我读了这篇"纪实"，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天真！这是在诺大祖国广阔土地上多么难以听到的真声音、真批评！曹禺这位著名作家确实"失语"了，确实丧失自身的语言了，确实怀着恐惧（心有余悸）在作秀表演了。读了夏先生的文章，我的心头惊过一阵伤痛。是的，应当想想，为什么一个最善于言语的剧作家会失语？会堕入官腔八股腔？会被改造成一个只会说套话、说废话甚至说谎话的只有面具，没有自己的乖孩子？这是多么值得质疑、多么值得反省的现象。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者，我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而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不敢说出来，写不出来。因为自己身上毕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即使想说出来，又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敢于质疑呢？那些编者和背后的领导者哪一个不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夏先生还坦率地批评老舍"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这种批评语言过于本质化。其实，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月芽儿》等并无媚共倾向。然而，二十世纪下半叶老舍的创作，确实是一败涂地，确实与郭沫若一样，把自己的创作纳入讴歌文学的体系，耗尽了自己的才华。除了《茶馆》还可以称为好作品（尤其是上半部）之外，其他的都谈不上文学价值。可惜，夏先生没看到，老舍真正的悲剧是他为了迎合政治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语言却仍然为政治所不容，把自己改造成最后只能写"陈格庄里养猪多"的快板，仍然被逼上死亡之路。夏先生虽然没有说明这一层，但他敢于率性地说出老舍紧跟政治的失败，却是文学批评中的"空谷足音"。胡风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批评老舍，他一直不喜欢老舍，可惜一九四九年后胡风本身也丧失了自由，否则也许会说出一些关于老舍的真见解。
大约是在一九九一年，我才读到夏先生对曹禺、老舍的批评。说实在话，我读后感到痛快，而且对夏先生更为尊敬。然而，这并不等于我完全接受他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二）
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反映在他的评论集《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97年）、《爱情·社会·小说》（1980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书中，但主要是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57年）上。我在八十年代读了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史，真是开了眼界。这部著作，像颗重磅炸弹，在大陆的文学研究界爆炸，直接推动了 "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八十年代是大陆思想最开放、最活泼的时期，面对夏先生这样的"反共学者"，也采取接纳的态度。于是，一九八五年由钱钟书先生提议，经胡乔木认可，邀请了夏先生回大陆作学术访问。此事在国内引发了波澜。我在全国政协的会上，听到丁玲与冯牧两位长者对此进行严厉的谴责："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反共学者到中国？"钱钟书先生虽是政协委员，但他不参加会议，所以我把会议的情况立即向他"汇报"，他笑着说："要说统战，我们倒真的是帮着统战，丁玲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其实钱先生也并不是在帮"统战"而是对夏先生心怀好感。一九八九初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协会（负责人林培瑞）之邀，到五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临行前，钱先生请我带两本杨绛的《浮躁》，分别送给夏先生与李欧梵先生。钱先生郑重嘱我："海外政治复杂，出国只能讲公话，不可讲私话。"这之前他曾在给我的信中"尖刻"地评说二十多名汉学家，唯独对夏、李二人抱有好感。钱先生还告诉我，夏先生早已写了对他的悼念文章，但去年还到大陆和我见面，听说他路过香港时说：大陆很值得看看。言下之意，是夏先生总不失一份天真天籁。由于我对钱先生衷心敬仰，所以对他的嘱咐，总是视一句为一万句（尽管他曾告诫我不可迷信他）所以我也特别敬重夏先生。到美国，我的第一场演讲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一到讲厅，就见到夏先生已端坐在厅里的一张长方桌旁。讲毕后，夏先生和当时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唐翼明先生一起请我吃饭，仅此三人，所以话很投机，谈论的第一个主题还是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现状。
尽管有钱先生的推崇和夏先生的热情，我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很有保留。这种"保留"，不是因为政治，即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人（八十年代我是党员），而他"反共"，而是从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写作着眼，我不赞成他的过于偏激的"褒此贬彼"：在颂扬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中国现代小说最伟大的中篇"的同时，把另一"伟大中篇"--鲁迅的〈阿Q正传〉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以嘲讽的基调描述鲁迅。除此之外，我的内心深处还觉得夏先生在"开掘"之功里（开掘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也有一半值得商榷。重评张爱玲、沈从文，丰功伟绩；重评钱钟书、张天翼则可有可无。对于钱钟书先生，我格外崇敬，但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学问（其学术成就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不是他的小说《围城》。《围城》的幽默只是英国绅士的小幽默，整部小说乃属于"愤世嫉俗之作"（郑朝宗语），并非一流巨著，夏先生评为"伟大"，未必精当。而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则属于现代文学中的二、三流小说，似乎不必大作翻案文章。这些不同看法，我藏在心里，多次产生与夏先生讨论的冲动，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秋之后女儿剑梅成了夏先生的学生。而得到夏先生教导与关怀的女儿，一听到我唠叨夏先生的"偏激"时，总是叮咛："他是我的老师，你们一争辩，我就夹在中间了"。女儿的天籁对我有所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夏先生的过度褒贬耿耿于怀，于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的一次访谈中，我还是憋不住心里话，温和地作了一次关于张爱玲的表述：
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充分发现始于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给张爱玲以极高的评价，并奠定了近十几年来张爱玲研究的基础。现在台湾、香港、海外的张爱玲研究十分热烈，大陆某些文章也有精彩见解。但大陆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一直把张爱玲排除在外，新出版的小说史也只是把她作为一般作家放在一小节上轻描淡写，这种政治大于审美评价的教科书显然缺少文学眼光。在重写文学史时，自然应当把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新文学史重要的一页。但是，也不应把张爱玲"创造"得过于神奇。一个重要作家，除了自身的创造之外，总是还要被评论者所创造。现在张爱玲已"被创造"到相当精彩但也相当神奇的地步，我们不妨扬弃她的"神奇"，保留她的"卓越"，以使她在地母怀中的灵魂得到安息。
（参见〈也谈张爱玲〉此文收入散文集《西寻故乡》，一九九五年八月）
（三）
写了这篇短文的五年后，我应张信刚校长之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头半年在文学、语言、翻译系，后一年半在郑培凯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中心）。二〇〇〇年十月，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研讨会。此会十分隆重，夏先生亲自从美国飞到香港参加。会议由刘绍铭教授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夏先生还有刘绍铭、王德威、郑树森、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我。会前，参加筹备会议的许子东（我的年轻朋友，当时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对我说：此会大家肯定都在赞颂夏先生，您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这样，会议更有学术气氛。"子东兄的话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便借此机会向夏先生提出几个问题。因受时间的限制，我便纲要性讲述一下我的发言提纲（发言稿大约一万五千字）。我的讲话先是真诚地肯定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掘"被历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让张爱玲、沈从文等"重见天光"的历史功绩外，然后郑重地讲明我的几个观点。
（1）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场语言实验，成绩虽不理想，但出现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等卓越小说家。如果需要在这些小说家中投票选出"谁为第一"，那么，我将把票投给鲁迅而不会投给张爱玲。原因是鲁迅的小说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2）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写出了与左翼文学的大思路（表现"革命"、"时代"等大话题）完全不同的天才作品《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可惜，在一九五〇前后（以"小艾"为标志）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张爱玲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学观，到了香港、美国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完全丧失原先的风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国之后张爱玲的文学悲剧，乃是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的悲剧。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玲的悲剧（丁玲与张爱玲）其性质是一样的，一个从左的方向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从右的方向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两人都从"人性"滑向"政治性"，都被政治话语吞食了文学话语。与二玲相比，在现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萧红守持了人性立场和文学语言格局。
我发言后，夏先生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讲话。他的讲述虽用英文，但很好听，我大体上听得懂。我感受到，他虽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全盘反驳我，只是在其中有一段说，他除了喜欢张爱玲之外，还喜欢萧红。萧红很了不起，丁玲怎么能与萧红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说到这里，显然是针对我而发了。
夏先生讲完话，开幕式的上午会议也就结束了。散会后，《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拦住了夏先生。而我因为午餐被分配与夏先生夫妇同桌，赴餐厅也被安排为同一辆小车。于是，我和夏太太只能在会场边等待夏先生，而且还隐约可以听到夏先生激动得有些激昂的声音。我听得出来，这些声音全是针对我的："刚才刘先生说男性鲁迅看上去比张爱玲高，好像男性总比女性高一些。""鲁迅也是个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说，从为人和作品看，鲁比张更不如，鲁迅在北京时，与胡适一样，都是不错的文人，但后来却向中共屈服了，做了左联的领袖，你可以说他伟大，但换个角度说，他也成了走狗"。夏先生这些话过后都发表在《亚洲周刊》2000年10月30日--11月5日的访谈录：《世纪再现张爱玲的传奇》及《明报月刊》2000年第12期夏先生的文章《我和张爱玲》及许子东的会议报导："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侧记"。
那天我和夏太太王洞站着倾听夏先生对江迅讲了十几分钟。讲完后一起上了小车。一上车夏太太就批评夏先生说："你刚才讲了些什么话呵。我觉得今天再复的发言很好，他首先肯定你的功劳，然后再和你讨论，你却这么激动。" 夏先生听完后连说几个"是吗？是吗？"这之前我从未听过夏太太即剑梅的师母讲过话，这一瞬间她说的一席话，非常通情达理，又贤又慧，真使我感动。这是一个多么明白、多么善良的知识女性呵！然而，这一天我也清楚了，夏先生虽然学识渊博，但还是太脆弱，远比不上我们这些久经磨练的大陆人"神经坚韧"。我们被批判、被攻击得太多因此神经也太麻木了，而夏先生完全没有我们的锻炼经验，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反应过度。我还感到，老人也往往像小孩，不可太宠。夏先生在今天的会议上显然太受宠了。我本是理解夏先生的，但因为他无端牵连到鲁迅，让鲁迅又遭到一顿热骂，心里着实有点气闷。所以吃饭时也无心与夏先生说话，而且在会后三、四年里，我便赌气断了与他联系。出了新书不给他寄，过年过节，也不再打电话问候了。二〇〇四年春节，首先受不了的是夹在老师与父亲之间的剑梅，那一年，她到香港探亲，就让我和林岗签署一本《罪与文学》由她带回美国寄赠给夏先生。夏先生接到剑梅的信和我的书后，非常高兴，立即给剑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其中有一段涉及我们关系的话，仍然是一片天真天籁：
再复兄一直同我很友善，过年过节会打电话给我，出了书一定送给我，但2000年我去香港开了一个张爱玲大会（我是不想去的，被德威、刘绍铭所逼去成的），但未写paper的，只当一名"贵宾"在场而已。再复兄是写了paper的，把张同鲁相比，当然鲁比张功绩大得多。我对鲁迅亲共，捧苏联文艺一向有意见，不知如何也得罪了再复兄。书也不寄了，电话也不打了。……
此信写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剑梅把它寄来给我。我读后，非常感动，觉得夏先生还在牵挂我，而且那么在乎我，所以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
夏先生：
您好，虽久疏问候，但常常想念您，近日读到您给剑梅的信，非常高兴。剑梅到美国深造，并有幸聆听您的课程和教诲，终于有所长进。在学期间，您一直给她鼓励，现在还继续关怀着她。对此我们一家都深深感谢您。
我还要感谢您那么认真阅读林岗和我的《罪与文学》，并发现谈列文时书名有误。您的精神这么好，真使我们高兴。
您在大函中提到香港岭南大学评价鲁迅、张爱玲一事。这是我们在不同政治、人文环境中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感受。评价的差异，其实难以避免，但这纯属学术之争，并不影响我对您一向的敬重（不仅是"友善"），因此，我在论文中首先对您的贡献作了诚挚的，很高的评价。不过，那次会后，我读了您对《亚洲周刊》记者的谈话，心里确实产生过困惑。您和晚辈的我，都是直肠子，都是性情中人，我应坦率地承认此事之后心里有点继续讨教的疑虑，但确实并不影响我对您的敬意。读了您给剑梅的信，见您童心依旧，我自然就会把疑虑放下。
……
夏先生在给剑梅的信中说，他要给我写一封信，果然，他很快就寄来一信，全文如下：
再复吾兄：
剑梅寄我大著《罪与文学》不多久，兄即寄弟新书三种《传统与中国人》牛津新版；杨春时为您编集的《书园思绪》台北九哥出版的散文《精选集》。都是我应读之书，有时间当一一读之。两三年前兄赠我《独语天涯》一书，看出味道，真的看了大半年，再读《漂流手记》此类书，拥有读者，大陆是知识分子流亡海外，还没有第二个像兄这样的不断思索，想问题，对人生，文化、文艺接触也如此之广的。高行健可能也是如此，故兄写文要世界上有识之士都对他重视。行健得奖之后，编者们向我索稿的也有人，可惜我只看过他少数剧本，小说巨著，我至今尚未拜读，精神不够，也无时间，吾兄写大文多篇推崇高君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立了大功。我在哥大教了剑梅一门元曲，我已退休两三年，德威弟请我开了门课，因为中国戏曲好多年无人教了。剑梅聪明而用功，已拿到tenure 可喜可贺。但兄在世副［世界日报副刊］上引了欧梵的话说她英文写得也好，其实大陆来的高才生，（台湾的也如此）英文程度还不够，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洁可读，没有多余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句话，自己要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当"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话是说不通的。
我退休不一年，即患心脏病，故近三年并无什么研究成果。今年哥大刚为我出了本论文集（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ry）五百多页，集的都是退休前写的英文。着力点仍在小说，但《西厢》，汤显祖也有文章讨论。Part，三篇文章皆谈论中国文学，第一、三两篇尚无译文，兄有兴(趣)可先读。兄能看令嫒的英文著作，拙著当然一定也看得懂，看到不通、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正。
兄有兴挥毫写了封毛笔纸，吾当珍存。菲亚嫂近况可好。内人王洞也已退休，她身体比我好多了。兄自知保重，写文以外，也得锻炼身体，长保健康。
弟 志清拜上 2004年6月30日
（四）
二〇〇四年我们恢复了联系之后，便进入关系的"蜜切期"，经常互通电话，互赠书籍。除了感受到他的关怀之外，我还觉得他的心境愈来愈平静，对现代文学中的左翼作家的评价也愈来愈趋于客观。对于鲁迅，他甚至也在稍稍"纠偏"。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寄了一份《文艺报》（二〇〇六年六月六日）的文章复印件给我。（文章作者段崇轩，题为《用"平常心"解读文学》）。夏先生对这篇评论他的文章十分满意，而且感到意外。因为一九八四年《文艺报》曾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把他视为"精神污染"。现在能公平对待，他自然高兴。郑重地寄一份大陆的剪报给我，此举很不寻常。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后，觉得此文此事非常重要。因为文章涉及到他对鲁迅与丁玲的评价，说他对鲁迅的论述曾经"多有偏颇"，但因为守持"平常心"和"国际视野"，已消解了"思想的偏见"；而对于丁玲，文章则赞扬夏先生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夏先生晚年的思想和态度，我们不妨读读这篇文章的几个段落：
《用"平常心"解读文学》
段崇轩
……
夏志清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学背景和修养的学者，其政治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他得出了中国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不及承袭基督教精神的西方文学"丰富 "的判断；对倾向于宣传、说教的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好感而心存"偏见"。他置身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坐标系中，不可能完全割裂同环境的复杂联系，这自然是他的局限。其实这种"局限"在我们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可怕，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评论，不是一个时期就是一幅面孔、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评判吗？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夏志清。事实上，夏志清在理智上对中国文学和作家作品有"偏见"，但通过他的深入研究，他在感情上则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极为伟大的"，对绝大部分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丁玲、吴组缃、蒋光慈等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评论。
更弥足珍贵的是，夏志清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立场所产生的局限，因此格外珍视自己的"平常心"--即作为一个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直观体验。坚守严格的艺术尺度，努力不受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对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作出了独抒己见的评判。正如他说的："其实理论未必是好东西，看多了反而没有好处。你在看理论之前，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用"平常心"阅读文学，用他自己的标尺去衡量文学，使他真正走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隧道深处，看到了其他文学史家没有看到和被忽略了的东西，看到了他喜爱的作家身上的缺陷和他不喜爱的作家身上的优点。这倒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和消解了他的思想"偏见"，使他的评论具有了一种"国际视野"的特质。他又用自己旗帜鲜明、感情充沛的如椽之笔，营造了一部个性鲜明的现代小说史。譬如对鲁迅的论述，他的评价显然不足，且多有偏颇。这也是他最受左翼评论家诟病的地方。他是站在纯粹的文学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却没有看到鲁迅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对中国文学和一代一代作家产生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是他的失误。但他对鲁迅创作道路和作家作品的解读，却时有真知灼见。如他说："《呐喊》集中有几篇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故乡》"颇像一篇个人回忆的散文"，《社戏》"是一篇关于作者儿时的美妙叙述"。他还说：《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有缺陷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关于鲁迅后期为什么中断了小说，而专写散文、杂文，夏认为这标明了鲁迅"创作力的衰竭 "，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我们对鲁迅确实"神化"了，他的局限和失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仔细想想，夏志清的话是有道理的。譬如对曹禺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大剧本，我们的文学史向来是奉为"经典"尊崇的，而夏则认为："他的剧本一直未能以成熟和朴实的笔法去表现生活，这暴露了他的粗俗。曹禺一本正经地引用命运、遗传律、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和阶级斗争以增强他剧本的戏剧效果，但是这种拼凑只表示他自己缺乏一种个人的悲剧视景而已"。这一评判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的确从一个新的角度击中了这几个剧本的"要害"。夏志清对他偏爱的作家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譬如他断然地说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是"索然无味"的，又说他的文学观是"狭窄"的，话虽简单，份量却够重。
……
夏志清远在美国，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资料远不及国内齐全，但他在搜集资料、"细读"文本上下的功夫，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譬如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最初的阅读不够深入，论述时的评价就不够。后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他的论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夏志清再一次细读了文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下结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譬如对丁玲，夏在《小说史》中也多有指责，评价不足，之后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原因就在自己对她早期和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关注不够，如果当时"细读"了这些作品，他对她的文学成就便会作出"很不一样的描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勇于坚持原则，也敢于修正错误的可敬可爱的学者的形象。
《文艺报》2006.6.6
夏先生如此看重段崇轩先生的这篇文章，极为奇特。这显然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基调是对他的赞扬，而是他认同这篇文章所放射出来的准确的关于鲁迅、关于丁玲、关于"坚持原则，修正错误"等信息。并希望我和剑梅能了解这些信息，果然，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更觉得晚年的夏先生很了不起，他放下了"左右两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了，放下曾有的"偏颇"了。他把"政治"搁置一边，用更纯粹的文学眼光评价作家，显然认可"校正和消解了思想偏见"这样的评说。 读了夏先生推崇的文章和了解了夏先生对此文的态度，我和夏先生的心思更相通了。当然，也觉得夏先生更可敬可爱了。
夏先生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写了信。信上说："我在海外已60年了，过年前台湾让我当了院士，大陆我的态度也大改，很多人对我表示钦佩，这是我在十年前不能预料的。有人在2006年文艺报写文章讲我，态度极好，我寄一份你们看看。1983年文艺报把我当作精神污染者"。夏先生赞赏段崇轩的文章"态度极好"。可见，他还是在意大陆正直的声音。他和我一样，尽管远离故国，但情感深处，总还是保留着那一片养育过自己的山川土地，还有那一脉永远抹不去的母亲语言。
说起夏先生和我，许多学界朋友可能只记得香港岭南大学的那一次争论，关于鲁迅与张爱玲评价的那一桩学案，却完全不知道我与夏先生的"私交"，这是更好的故事，至少对于我，私下的忘年之情更值得我珍惜，更值得我记忆。一件一件，全像宝石似的，此刻仍在我的心里闪烁。
当朋友们提起我与夏先生的"分歧"时，我多次引用了清代袁枚《小仓山房尺牍》里的"答洪雅存"书，以说明自己的行为。袁枚在此信件中一开篇就说："韩魏公与欧公，至交也，论系辞终身不合；温公与范景仁，畏友也，论乐律，驳辩千言；杨慈湖，亲受业于朱子，而论天命之性，以为不当杂人物而言。古人明辨义理，当仁不让，有何前后辈之分？"这段文字译为白话乃是：韩琦和欧阳修，是至交，而讨论起'系辞'，却终身不相合；司马光和范景仁，是相互敬畏的朋友，但论起乐律，则彼此辩驳到几千言之多；杨慈湖亲自受教于朱子，但论起天命之性，则批评朱子不应该夹杂人物来论证。古人辩论义理，丝毫也不肯退让，之间有什么前辈后辈的分别呢？我认同袁枚，觉得友情归友情，义理归义理。面对真理，应有"当仁不让"的态度，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尊师，也应该当仁不让。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恐怕也是这个意思。我和夏先生辩论鲁迅与张爱玲，面对的是义理。论辩中我没有一刻忘记夏先生不仅是剑梅的老师，而且也是我的老师；夏先生不仅是大家尊敬的文学史家，而且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出国二十四年，我不仅得到他的关怀，而且时时向他学习。我读他的书即向他学习的时间，比起与之论争的时间，恐怕多有一百倍。
他英文那么好，我的英文那么差；他的双脚直接踏进欧美广阔的文学世界，我却只能借助翻译感受这个世界；他的桃李满天下，而我只有女儿没有学生。他对张爱玲、沈从文认识得那么早，我却长期"执迷不悟"；他对鲁迅的认识虽有偏颇，但也可以成为我神化、圣化鲁迅的解毒剂。何况他那一片对于文学的深情，对于批评的率性，更是稀有。那一次岭南大学会议，那一天早晨只给我十五分钟，时间太短，我无法充分表述自己对他的认识，只顾以锋芒对锋芒、率性对率性。会上只管自我表述，会后只管与他赌气。而他却始终对我念念不忘，而且时时注视我和剑梅的脚步，对我们的著作不仅认真读，而且给予最真诚、最热烈的鼓励。二〇〇八年圣诞节前夕，他接到我和剑梅共著的《共悟红楼》，竞写了这么一段情深意长的话：
国内外父女一起写书而同享盛名的情形还没有过。班固班昭是兄妹而非父女。二位早已发表过讨论文学的书信，现有《共悟红楼》的专书出版，真是难能可贵。
在此之前，即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就在信中就满腔热情地鼓励我们。他说：
你们父女二人是中国文艺界在美国创新境最有成就的两位，不断写书、信给我。这次圣诞节年卡里都附有照片，我看到了，真觉得你们当我是最好的朋友看待，非常高兴。再复兄要返港任教，比我老是在纽约开心得多。剑梅治学忙，还得管家，照顾两个儿子。现在日子辛苦，以后会有酬报。
夏先生的"创新境"三个字，让我高兴了好久。经过千辛万苦得到了思想自由，我知道应把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用到点子上。这点子，不是功名，不是权力财富，而是"新境"。创造新境界，这正是我朝夕努力的所思所为，夏先生真不愧是我和剑梅的忘年知音。也难怪他在二〇一一年的信中要说"我们早应该兄弟姐妹相称"。
夏先生这个"早应该"，激起我思绪万千，更使我想起夏先生"早"就对我一家的厚爱，也早就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弟了。细想起来，才想起他对我说过的（直接面对面说与电话上说）一些知心话，例如他提醒我要向王德威学习，说"我们俩的心理都太紧张，不像王德威那样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才能做大事"。这句话大约是在六七年前说的，我印象很深，所以记住了，也传达给剑梅。剑梅说"可不是，你说到底还是太急。"
一句"早应该"还让我想起一九九三年八月，我刚从瑞典返回美国，先到纽约看望正在哥大深造的剑梅，之后又和剑梅一起去看望夏先生，夏先生非常高兴。他在附近的湖南饭馆请我们一家吃饭。笑谈中一再关心我今后的"饭碗"问题。他知道在美国不能用英文教书，就很难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几次提醒我："你的文学知识已足够用了，缺的是英文。关键是学好口语，能讲就能对付。"此次见面，我给他透露自己的想法，说我虽然还关心几位中国当代作家，但从学问的方向上，我将"返回古典。"他听了拍手叫好，并把他自己珍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从书架里抽出，还马上挥笔提签，写下：
"转赠再复兄珍藏。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纽约"。
我接过书后才发现扉页上本写着"志清自藏，一九八九、三月"，还郑重底盖了藏书印。显然，夏先生此时是"割爱"给我了。那天，我告诉他，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我喜欢《红楼梦》与《西游记》，不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他指着自己的"导论"说："你看看我的书，就知道我们的心思彼此相通。《水浒》《三国》全是杀人，杀人。大陆也是杀人，杀人。我以前告诉你，你不信，这一回你自己看见了吧？好了，以后我再也不说了；让你们自己说去。"最后这句话，我刚流亡到美国，在纽约见面，他就如此说。
夏先生关心我的"饭碗"问题，更是关心剑梅的"饭碗"。剑梅作为他的听课学生，他除了授予知识之外，最关心的是她的英语表述能否"过关"以找到一个可糊口的工作。他深知美国东亚系僧多粥少，要找到教职很不容易。因此，剑梅在哥大作第一次英文演讲时，他亲自到场，很早就端坐在第一排（参见剑梅文章《缅怀恩师夏志清》），听完除了给剑梅一鼓励之外，还特地为此事写信给我。信上说"上学期我教了一门元曲，令嫒也是我的学生，全班八人，都很用功。上星期六剑梅宣讲一篇论文（在研究生大会上），我也出席。她读英文，咬字很清楚，文章也通顺，你们可放心，博士是稳拿的。"（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这一年春节，我们通电话时，他又讲了此事，并说了一句话"剑梅以后的饭碗没问题了。"
剑梅是夏先生的课堂学生。他的博士导师王德威又是夏先生最信赖的学子，因此剑梅算是夏先生的双重学生。二〇一〇年夏先生90华诞庆祝会在纽约举行，剑梅第一次放下恋母情结奇重的小女儿Grace，直奔大都会。她让我帮助看好小孙女，我陪着她一个夜晚，那一天她宣称不睡觉，哭得很伤心，擦眼泪的手巾纸扔得满地都是。Grace恋母，剑梅也从不离开她，此次剑梅破例，狠心底让Grace啼哭，坚决去赴会，此事让我明白剑梅对老师的情感有多重。他临走前说"别人的寿辰可以不去，夏先生的寿辰我怎能不去。"剑梅一到，果然夏先生、夏太太特别高兴。她一回到马里兰，就让我观赏她与夏先生合影的照片，照片背后，夏先生特别作了题签。我看了照片，又与剑梅开玩笑说，王德威是你的"教师"，夏先生倒是你的"教父"，剑梅笑而默认。
而夏先生确实"教育有方"。他对剑梅的教育可说是"且温且厉"、"不宠不辱"，很让剑梅受益。他给剑梅等八个研究生开元杂剧课，不仅讲述元曲的来龙去脉、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而且耐心地教她们怎样翻译为英文，教大学生如教小学生，非常耐心。这是"温"的一面；而"厉"起来则不讲情面，只面对学术。剑梅把自己构思好的论文提纲交给他，他一看到题目是"革命话语与颓废话语的对话"，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个题目"大而无当"。当场给剑梅泼了一盆冷水。但有了这盆冷水，剑梅就清醒了。她立即悟到不可把理论概念硬套入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改变了思路，换了题目，最后才写成《革命与情爱》的英文著作。二〇〇四年夏先生读到我的文章说李欧梵赞扬剑梅的英文"很优雅"后，便在信中提醒我：
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际（洁）可读，没有啰嗦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一句话，自己可以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为"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语是说的不通的。
夏先生这一提醒性的批评，给我很大的触动，不错，剑梅的英文水平远不足以自鸣得意。以前夏先生的忧虑是剑梅英文水平不足以谋生，所以要求是衣食水平，而现在剑梅当助教了，自然应有新的境界。我当时确实缺少清醒的意识，经夏先生点拨，我立即明白了。因此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再也无心计较他最后所说的鲁迅与胡适、郁达夫、郭沫若的高低了。只是过后重读此信时才奇怪，怎么夏先生把鲁迅看得比后三者更低呢？
大约也是这个时间里，夏先生和我在电话里聊天，突然问起：你是不是让刘莲（我的小女儿）学电脑，现在进入IBM了？我说是。他立即批评说：你犯错误了，怎么把刘莲这样聪明的孩子送到机器世界里呢？我们这一行多有意思多幸福呵。夏先生见过刘莲，知道她聪明过人，在给我的信中，他特别嘱托："刘莲早慧，八九岁即能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真是才女。"现在得知她学工程，便觉得惋惜。听了夏先生一席话，我真觉得自己错了，生在文学之中竟忘了文学是最幸福的地方。而且感到，夏先生的关怀是根本性的关怀。这才觉得夏先生说的我们"早该以兄弟姐妹相称"是多么重要，如果早就如此，我必定会先与夏先生商讨，刘莲也许就走上文学之路了。
（五）
夏先生和我个人能如此成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剑梅之师这一原因外，还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把我们连结得紧紧，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曹雪芹，一个是高行健。
关于钱钟书，我在前边的文字里已有叙述，这里想补充说的是我曾多次调侃夏先生怎么会误听信息而提前写了"悼念"钱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每次提问，他总是说：钱先生对此并不生气，而且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
关于曹雪芹，他也是一谈就兴奋。"曹雪芹真伟大！"这句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一九九四年，他看到我的文章"背着曹雪芹与聂绀弩浪迹天涯"一文，特别告诉我，他年青时到北美漂泊，也总是带着《红楼梦》，他还特地在信中说：
在明报上看到"背着曹雪芹"大文，想起我1947年乘船留美时带了一箱子书，大半皆英文（也有几本德文书），中文书经过考虑，只带了三部，朱注四书、史记与《红楼梦》。
十几年后，他知道我著写领悟《红楼梦》的书籍，又再次表示对《红楼梦》的倾心。他说：
我以纯文学的眼光看《红楼》，把它多与西洋名著比较。后来我对旧中国的看法，愈来愈接近鲁迅，胡适。对《红楼梦》也写了几句发牢骚的话，其实并未改变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它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巨著。我看书很慢，要细细再重读一遍《红楼梦》就没有这份时间。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对我国诸部古代小说经典的心思和我如此相通。他喜欢《红楼梦》，也喜欢《西游记》，却不喜欢《水浒传》的嗜杀和《三国演义》的机谋。在电话里，我们一谈起这个话题，就充满热烈的共同语言。
最让人想不到的也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率性态度，而这种态度让我最后看到夏先生透明的胸襟和不同寻常的文学眼光。一个文学批评家最宝贵的前提是对文学的热爱和真诚，唯有热爱与真诚，才能对一切文学成就都衷心地欢迎与肯定。高行健是一个低调的作家，从不得罪任何人，可是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得罪了一大片。因为他获奖，冲淡了许多"话语英雄"的光辉。但是有两位年长的在汉学界负有最高声望的学者，余英时与夏志清，却满腔热情地为高行健欢呼。余先生在得知高行健获奖后立即借用苏东波的两句诗祝贺高行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
而夏志清先生则发表如此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我在巴黎见过高行健，后来又读了他的剧本《车站》。《车站》写得很好，我非常满意。高行健的剧本比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贝克特写得更好。贝克特的《等待果陀》有点单调。高行健这个人不讲政治，是个真正的文学家。马悦然这个人好，他懂文学。
（《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第十一号第六十一页）
两位长者这一片天真天籁，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夏先生的评论共105个字（不包括标点），字字率真，字字有分量。在此百字评论里，夏先生说出高行健三个最重要的品质：
（1）高行健不讲政治。说得太对了。高行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最是远离政治的，可是权势者们为了抹煞他，偏偏把无聊的政治强加给他。
（2）高行健是真正的文学家，夏先生显然看到许多不懂文学的论者对高行健的妄评乱骂，所以他强调高行健乃是真人真才真文学。
（3）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果陀》写得好。这是惊世骇俗的评价。《等待果陀》已够"经典"了，高行健的《车站》比它还经典吗？这当然可以争论。还有人说《车站》是模仿《等待果陀》哩！夏先生的文学批评从来不顾及人家怎么说，只管自己说出自己的见解。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读了夏先生的百字评论，真是兴奋不已。只有胸无芥蒂、心无阴影的真批评家，才能如此耿直地评论文学，当时我抑制不住高兴，就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先生，没想到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喊叫起来："再复，你发现高行健，你真了不起，你不朽了！"尽管我连说'不'，他还是一味表扬我。这之后不久，高行健到纽约演讲，夏先生特地赶去听，两人相逢时，彼此都远远就伸出双臂，激情之下，夏先生差些跌倒。当朋友把这一细节告诉我时，我再一次兴奋不已，再一次感到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文学中人，他不愧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
夏先生的百字评论里还"爱屋及乌"，因高行健而夸奖高行健的卓越译者马悦然"懂文学"，这也是夏先生的真心话。说过了几年，他在给我的信中又再次夸奖马悦然：
马悦然曾在哥大教过二三年。看了《高行健论》吾兄所写的Praises，更对他另眼相看。以前只知道他译过《水浒》，哪知道他也译了《西游记》全书，真了不起！他曾请我去瑞典，主教他的一个博士生，给我夫妇旅游Stockholm的机会。
（此信写于1994年）
在夏先生的最后十几年里，我们每次通电话，他总要问起高行健的近况，总要说起他少读高行健的遗憾，也总是要夸奖我较早认知高行健的才华。不仅在电话上说，而且在信中多次说。他是何等真诚呵。二〇〇〇年他一听到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就写信祝贺我："这次高行健获奖，兄功劳最大，可喜可贺。"直到二〇〇八年，他还在遗憾未能多读高行健。他在信中说：
……虽然我兄已写一本《高行健论》，我因为尚未读过他的两巨册长篇小说，连兄的《高行健论》也尚未拜读。我读过他的早期剧本，有些短篇小说和文艺论文。要做的事太（多），年纪大了，精神不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日夜工作。
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
在此信前他就表述过"阅读恨晚"的心情，非常恳切。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由衷之情，感动了我。这不是因为夏先生一再肯定我的"功劳"，而是从这件具体的事中，我感受到夏先生在身上有一种对文学的无条件的爱。因为这种爱，他才为高行健的获奖而像孩子那样高兴。夏先生的心灵所以能与高行健的心灵相通，是因为他的心灵没有"隔"，没有概念之隔，没有习性（嫉妒等）之隔，没有辈分之隔。所谓率性，正是无隔无障。夏先生如此真挚地对待高行健的成就，说明他真的是率性之人，胸膛里跳动的是赤子的率性之心。有了这种对文学的真情真性，自然就会对自己的文学理念进行调整，甚至会修正一些自己原来的偏颇。晚年夏先生对左翼作家的态度日趋冷静，也就不奇怪了。一个对文学真正有信念的人，必定既勇于批评别人，也勇于批评自己。在最后岁月中他像和兄弟谈心一样地对我诉说他对左翼作家的看法，让我一直难忘。
今天，我重读他那一封信，仿佛又听到他的兄长般的诉说：
……
最高兴，剑梅认为我是最"贴近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我原先读得不多，拿到英文系博士后，（才）真正评论中国现代文学。我的观点完全是我自己的，没有年轻时读了不少鲁、茅、老、巴作品的感情负担，完全听从我自己的judgment。我是反共的，但最有成就的左派作家，我对他们非常公平，到今天大家承认的就是这一点。
夏先生并不讳言自己"反共"，政治对他并不重要。他的本质是诗人，是思想者，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大于政治，文学可以转移他的态度，可以修正他的倾向，他终于公正地对待左翼作家了。因此，我们的心灵也更加"贴近"了。
（六）
夏先生远走了，我感到又是一阵虚空。从他去世的那一天起，这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他，从香港飞回美国的途中，也在想念他。一个人，不管学问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最后总得保持一点天真天籁才好。对于夏先生的理念，中国学人过去会有争论，今后还会有争论，但对于他的率直、率真、率性几乎是看法一致，这就够了，真性情毕竟是一种很高的价值。在世界愈来愈世故、愈来愈圆滑的时代里，真性情是多么的稀少，多么的宝贵。夏先生离开之后，我感觉到新的空缺，后悔自己还是向他讨教得不够。唯一可自慰的是在夏先生九十寿辰之际，我郑重地用毛笔写了一封贺信，他读了之后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特嘱嫂夫人王洞好好保存。这封信是我对他的总评价，现再抄一遍以作缅怀：
亲爱的夏先生：
正值您九十华诞之际，剑梅前去参加喜庆盛会，也代表我们一家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祝您生日快乐！万寿无疆！
去年病痛挑战您时，我和剑梅都很牵挂，但您终于征服疾病，身体更加强健，这说明您内心很有力量。渡过这一关卡，您将走进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我们祝您生命前程辉煌无量。
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赢得了人生两个最美好的字眼：一是"自由"，二是"创造"。前者使您没有任何"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独立山顶，直言无忌，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从而又赢得率真与快乐，并使您的文学批评也赢得透明的力度。后者（"创造"）则是您的天份与勤奋所成就。您和先兄夏济安先生因为业绩非凡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的"兄弟双子星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创作双子星座"，毫无疑问是周氏兄弟（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而最著名的"研究双子星座"则是夏氏兄弟了。可惜夏济安先生英年早逝，而您却精神愈来愈好，思想愈来愈活泼。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拨云驱雾，让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被历史活埋的一流作家重见天光，功劳大矣！您的《中国古典小说》又别开生面，把中国文学经典与西方文学经典的血脉打通，实际上开创了中西小说比较的先河。您对《红楼梦》的评说，极有见地，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您融汇古今中外于一身，自由驰骋于心爱的广阔文学天地之中，所以赢得了庄子所说的"至乐"，真可喜可贺！
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向您讨教过一些问题，这完全是在充分敬重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讨论。"因为我敬重，所以我才质疑"--这是我一向的学术脾气。对于我的叩问，您先是激动，以至让我吓了一跳。但过后您却是冷静谦和，表现出一个大学者的宽厚气度。对于这种气度，世人可能还了解甚少，而我却深有感受。
我已出国二十一年。在海外漂流期间，我和剑梅自始至终得到您的关怀与厚爱。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在美国做第一场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您就亲临支持。之后二十一年，您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特别是许多贺年卡上所写的那些温馨之语，真让我永远难忘。您对我说："因为我们自身强大，所以就不必讲假话"。这一明心见性之论，一直给我力量。
今天，在您九十华诞喜庆之日，我要郑重向您和嫂夫人王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颂身体的健康和思想的快乐永远伴随着您们。
晚 刘再复
敬贺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于马里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美国 科罗拉多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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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当代史沉默的失忆者
星期日 六月 29, 2014 8:14 am
小说家昆德拉曾经在《笑忘录》开篇写道：“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
张艺谋导演，陈道明、巩俐主演的电影《归来》也是一场与遗忘之间进行斗争的“见证”。（该影片根据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但离原著的旨趣和深度已有较大距离，女主角名字亦由“冯婉喻”改为“冯婉瑜”。）它的意义在于，它将几乎被遗忘或者强制遗忘的历史重新召回，将当代史上的失踪者或被侮辱被损害的个体记忆，重新带回到这个消费主义当道的时代。不管这部电影在具体历史的呈现时有多大的避重就轻（作家周泽雄根据小说文本对电影进行了尖刻而犀利的批评），它的意义却尖锐地凸显了出来，它把人带入一个关于当代史的记忆与遗忘的主题。
沉默的“失忆者”
如何认识冯婉瑜的“失忆”？失忆是一种与历史的自然和解，还是对待历史中的暴力的一种沉默的抗议？从表面上看，失忆似乎让冯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安定，摆脱了对制造其人生苦难的体制的愤恨，但其实不然，当某些相似的瞬间在其日常生活世界中出现的时刻，被冯婉瑜深埋在内心的阴暗记忆就会急剧地出现，那些被貌似安稳的日常生活掩盖的内心的“风暴与痛苦”就会以惊惧的形式展现。这无疑具有某种隐喻的意义。众所周知，对于过去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制造的苦难，我们并没有足够诚实地面对，更没有将历史真相完整地呈现出来，并在公共生活中检讨其道德上的代价和人性上的纠葛。那些承受过苦难，而心灵也遭受过伤害的个人，往往缺乏足够的价值资源和渠道来表达自我，也缺乏一种友善的社会风气来鼓励其通过对历史的讲述而重建人性的自我。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过去的记忆、挖掘和讲述，就成了极度私人化的工作。它甚至会引来外界强悍的敌意，或者刻意的冷漠。
正如《归来》所彰显的那样，“失忆”并不意味着个体性的苦难就真的可以完全从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抹除，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它始终在一个阴暗的记忆黑洞中沉默着，等待着被召唤，被认真地对待，被迟到的历史正义抚慰。本来应该是制造这一切苦痛的人承担这一道德责任，可是在电影中，责任的承担仅仅是以一纸“平反通知书”的面目出现。在陆焉识关押期间对冯婉瑜施暴的“方师傅”，一直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他是隐蔽的暴力的化身，也是人性黑暗的集大成者。可是当他被追责的时候，他的妻子也是满腹牢骚，认为“方师傅”是个好人，也同样是一场无情政治运动的被动卷入者和牺牲者。这导致像陆焉识这样的受苦者最终似乎陷入一个找不到具体作恶者的“无物之阵”中。每个人都在政治中受苦，似乎就将所有的受苦者的痛苦感稀释了，每个人都似乎站在同等的道德位置上成为一个“控诉者”，不管是沉默的抗议，还是歇斯底里的抗议。每个人都有责任或者说都是无辜者，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以良知、反省和德性来承担历史的负荷。体制之恶成了最方便的托词，而个人都从中轻易地逃逸，苦难与悲情变得像“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般的虚无和没有意义。
讲述痛苦的意义
当历史记忆成为面目模糊的怀旧式情感时，个体的救赎何以可能？历史的巨变及其苦痛，又能够给予当事人和后人多少可资借鉴的心灵遗产？某些功成名就的知青的“青春无悔”是一种高亢而冷漠的声音，他们将上山下乡的经历不断地转化为人生成功的“社会阅历基础”，而抹去了同时代人在当时或此后人生中所付出的惨痛代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更是将一个充斥阴霾的时代变成了荷尔蒙分泌过剩的“政治抒情诗”时代。甚至在一些人的个人记忆和著作中，一个政治压抑的“文革”时代，被成功地改写成自由、解放的大时代，一个去体制化因而可以更多元、更野性地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时代。这种历史写作者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我辩护：每个人或者说每个阶层都有自主地回忆自己亲历过的时代的自由，同时也有采用不同的“感情基调”来讲述这个时代的自由。在历史面前，众生平等，因此，不必相互指责对方的历史叙述是歪曲的，对方的历史观是扭曲的。历史的相对主义造成的价值混乱，被似是而非地辩解成一种价值论的多元主义，因而无可指责。
然而痛苦，或者说对于痛苦的记忆和讲述，本来是可以形成人际之间、代际之间的连带感的基础，可如今，个人承受的痛苦，居然也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被赋予“小资产阶级式的痛苦”之名，因而不具有可以普遍化的内涵。这是一种相当精致的冷漠，也是一种极为冷血的辩证法。比如当年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洛阳纸贵时，北大某教授就批评此书是知识分子的怀旧和乡愁，书中所记录的知识人的精神痛苦根本就不算什么，因此也就特别“矫情”，因为同时代还有那么多工农群众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痛苦被阶级化之后，人与人之间要形成沟通就显得极为困难了。
私人历史与公共生活
陆焉识是一个面对失语历史执著的“拯救历史”之人。他在丧失自由的农场中写了那么多没有寄出的书信（这里面自然有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一种对亲历历史的记录形式，而这种记录，也就成了若干年后“个人记忆”的源泉。在失忆的婉瑜面前，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朗读者，朗读是对过往岁月的重新召回，将在农场劳改中的日常生活世界以书信的形式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就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历史见证。西哲说，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讲述成一个故事或者放到一个故事里去讲述。陆焉识的朗读，就是对人生故事的讲述，这种讲述既是对生死隔膜的婉瑜的一种情感慰藉，同时也是对曾经承受过不义、暴力和屈辱的心灵的自我救赎。
哲学家阿伦特重视记忆与书写的功能：“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记忆，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乃一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活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代替了从‘活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东西。”
书信、钢琴、器物等，作为“有形之物”，都成了召唤沉默的过去（所谓“无形之物”）的媒介，而对过去的召唤，当然目的不是要刺激仇恨的情感，而是人类只有在从过去到现在并通往未来的历史脉络中，才能找回一个真实的有历史感和历史意识的自我。托克维尔就说过：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过去是需要被“物质化”的，过去也是需要通过文本和记忆的形式来留存的。只有当过去被嵌入到当下时代的意识结构之中，过去才没有真正地“过去”。如果“过去”最终成了沉默的历史，或者成了被选择性地记忆因而变成一种怀旧情感的投射对象时，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第二次伤害过去。自然，有人会说，过去当然不会真正地消逝，它会执拗地存活在个体的记忆之中。可是，个人经历的私人历史，只有当被公开地讲述、公开地追忆并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最终融化为公众的社会记忆之成分时，它才不会随着自然时间和代际更替，而永远地消失。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说个体的生命在一种历史脉络之中获得了一种绵延感。就此而言，如果中国社会试图真正地实现与过去时代的“和解”，就不应该藏藏掖掖，更不应该文过饰非，而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页复杂而创深痛巨的历史。
避免“记忆的置换”
旅美华人学者巫宁坤也是一位1950年代因为对新中国的“崇高憧憬”而毅然放弃学业回到中国的“归来者”，之后的命运几乎就是苦难的代名词，几十年的右派生涯，恐惧、饥饿、病痛、屈辱、奴役、强迫劳动等所有人世间的折磨都被他承受。他在回忆录《一滴泪》中用一个高度浓缩的短语概括其回国后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幸存者是有道德义务来呈现历史的，他不能停留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侥幸情绪之中，而是用真实的笔触将一个知识人的悲剧人生呈现出来，以此来为一个苦难的时代做见证人。
另外一个归来者中国法律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名家瞿同祖，是在“文革”爆发初期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辗转归国，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清代地方政府》是在哈佛访学时撰写，另一本成名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则是新中国成立前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作品。瞿老活到了98岁，回国后却几乎一事无成。他在临近告别人世前的一个访谈里说，以前他在解释自己后半生的“无所作为”时总是托词自己的疏懒，其实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见证。
其他诸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徐晓的《半生为人》、赵越胜的《燃灯者》等作品都是通过追忆的方式，为20世纪下半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苦难虽然不等于正义，但若是将苦难完全从历史记忆中清除，或者将苦难转换成“苦难美学”，却不可能通达历史的正义，而以上作品对苦难的讲述和阐释，最终超越了简单的受害者的控诉逻辑。我们借此深知即使在黑暗蒙昧的时代，仍然有一些人性的幽光在摇摆不定的晦暗背景中闪烁，给卑微者和无告者以安慰。
真实的记忆可能纠结痛苦，而教条式的历史叙事总是试图有效地改写记忆、重构记忆乃至垄断记忆，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一个尽力生活在真实（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中的个体来说，他需要竭尽所能去避免这种“记忆的置换”，也需要防止在政治话语主导下的“心灵的集体化”（其实质就是同质化、刻板化和单一化）。
其实对于苦难的承受者，还存在虚构记忆来自我欺骗的心理现象，而就对于那一段共和国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期的莫衷一是的叙事而言，则存在更多的观念暗礁窒碍着今人对当代史的认知。即此而言，《归来》貌似是一种无望的漫长的呼唤，却可能在当代人的心灵生活中寻觅到明亮而温暖的呼应。
来源：南风窗
Author: 唐小兵
http://www.tugan.co.uk/topic-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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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目睹金融圈-那些人与事
星期六 六月 28, 2014 8:00 pm
12年间，辗转投资、银行和保险等金融业三大系统，从销售到后来销售管理和培训，工作一直和销售有关，从不觉得厌倦。人们多以为，不过 是因为这一行拥有较高的收入。这样的想法实在保守、无趣。对我而言，其实做销售最大的乐趣，便是那些有趣的客户。
就像旅行的乐趣分为两次：一次是在路上看风景，一次是回来看照片重新回味，做销售的乐趣亦如是。在金融业，做销售的乐趣就是每天可以 和许多有钱的成功人士交流，而工作结束后再把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写下来重新回味，便有了两次乐趣。这快乐，甚至让我并不觉得那些年熬夜 加班的工作有多辛苦。
12年间，在这个圈子颇见识了一些人和事，不忍将他们湮没在岁月风尘中，于是分享出来，供诸君一乐。若还能有所思，便是赚了。
所有的记录分为三章：投资圈、银行圈、保险圈。今天请看第一章。
【第一章】连载之一
投资圈：当人性离金钱最近
上海小男人
上海小男人
刚到上海，误打误撞进了金融业，当时公司同事普遍不愿意做上海客户，原因是上海人比较精明、麻烦，一般也很难签下合同，而我的第一个 客户，就是上海人。
正常的工作程序走完，谈妥，准备签合同了。他带了他的法律顾问过来一起研究，研究完条款，还不想签字，开始问我：
客户：x小姐，你是学金融专业的吗？
我：不是，我学中文的。
客户：那你怎么做金融呢？
我：毛泽东也不是学政治专业毕业的啊。
客户：这个……那你是哪里人啊？
我：湖南人。
客户：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啊，身份证号码能报给我吗？
我：……
客户：你一个湖南人跑到上海来做什么呢？
我起身，把合同拿过来摔在桌上：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爽你这种上海小男人做我的客户！
客户惊愕，这时他的法律顾问赶紧站起来笑着说：别生气，我们上海小男人就是这样的！
后来这合同签了，而且他还帮我介绍了一些很好的客户，也一直随着我跳槽去新的公司，一直由我帮忙打理他的资金。
上海大男人
上海大男人
这小男人很快帮我介绍了一个大男人客户。
电话里聊过，客户蛮认可，于是跟我说：我给你我家地址，你直接去我家找我太太拿我身份证……上海人其实蛮少请人去家里的，尤其是一个 没见过面的人。
接下来要汇款到公司，有一天大男人约我，我上车后他给我一个塑料袋，说钱在里面，我打开一看，三万美元现钞，他说没时间去银行，直接 把家里现钞拿来了，让我点点……我晕，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而且，我哪里能辨别真假啊，万一有一张假的可就亏了……2002年那时汇率 还是1比8啊。我定定心，豁出去了……我笑笑说，不用点，我相信您……这话绝对是咬牙切齿说的。他坚持连收条都不要我写，说相信我。
当然钱都是真的，也一张不少。
帮他赚钱了，他请我吃饭，聊天时说，有一次应酬，他们四个人在夜总会喝了200瓶啤酒，一直喝到早晨9点……回房间就倒了。
难怪，上海出产小男人，但是也出余纯顺。
赌徒
赌徒
有个客户，极其爱赌。
当然开始并不知道，他绕弯问我爱打牌吗？
我说不爱，劳命伤财的，烦死了。去年公司奖励全球业绩最好的员工去拉斯维加斯豪赌一晚，我还问老板能不能换去巴黎shopping呢。
他说那他就放心了，我奇怪他放心啥，他跟我说了个故事。
他第一次去拉斯维加斯就输了个精光，路费都没了，于是打电话给家人，家人寄了路费，他不甘心，又去赌，又输光。这次改叫朋友寄钱，忍 不住，钱到手后又去赌，想扳本，复输光。再无人给他寄钱，于是在那边开大卡车，攒够路费回来，慢慢又积累点资金。但是从此不再碰风险 高的投资。
不过，他愿意把钱交给一个不喜欢赌博的人去玩，他在旁边看着。
我就成了那个帮他玩牌的人。
有次请我吃饭，等红灯的时候，他跟我打赌，赌第三辆过来的车牌尾号的单双。
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个菜，浇了番茄汁的鸡大腿，他坏坏地问我知道菜名吗？我摇头，他嘿嘿笑。
菜名是“处女之夜”。
他貌似很有民族自尊心，虽然是一家外资公司的合伙人，但坚持不取英文名字，非要他的老外合伙人很别扭地叫他的中文名字，还告诉我所谓 的vip就是非常有趣的猪头。
他们全家去普陀烧香，非要拉着我去，于是同去。海风徐徐，船儿摇摇，他问我有钱了干嘛，我笑说我是穷人，他说你有钱了买个小岛吧，开 个赌场，我一定来捧场。
不如生个叉烧包
不如生个叉烧包
我的老板很喜欢美食，有我这么傻的人没日没夜帮他赚钱他也省心，几乎每次来国内都请我们大家吃饭，很开心的。
有一次是快过年了，他跟儿子一起飞过来公司聚餐。我们吃的粤菜，吃到最后我看有一盘叉烧包没怎么动，就问大家还有人吃吗，没人吃我就 打包了。老板说你那么爱吃啊，我说不是啊，我妈妈没吃过，我带回去给她尝尝。那段时间我正好接了父母来上海小住。
老板听了，指着他的儿子说，我羡慕她的父母啊，生你这样的儿子，不如生个叉烧包！
另类煤老板
另类煤老板
谈过一个客户，完全颠覆了煤老板在我心中的形象。
他约了我在星巴克，而且是他指定地点的星巴克，浦东的一家。其实我还蛮喜欢客户定地方，可以稍微了解客户的一些喜好风格之类的。
是一个位置不错的地方。我们坐下来谈的时候，他淡淡地说，上海的星巴克，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家，四季望出去都有鲜花。他长得有点象梁朝 伟，若不是之前知道他是在印尼开煤矿的，我差点以为他是一些IT精英或者网络新贵。
他很聪明，我们的谈话也就非常轻松。他要了一些资料，想带回HK给他的法律顾问再看看，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一周后可以签合同。
合同的金额是500万。
也是我谈过的很大的一单了，回家的路上小激动了一把。虽然我一向不是这么幼稚的，没签字之前什么可能都有，不过那次我们谈话的气氛实 在太好，我就有点得意了。
一周后，他跟我说，摩根也在约他，他想再比较一下。
最后的结局是，他说非常认可我，可是即使是亏损，也愿意让摩根去亏。
那次之后，我决定换个平台发展了。
红女郎
红女郎
一直以来都是在男人的世界中混，投资圈女人不多，强压力下有时都几乎忘记自己的性别-----职场名言：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啊。
客户里面女人也不太多，仅有的几个，想想，都是蛮优雅的小女人……仅指外貌，骨子里可都是刀枪不入胳膊上能跑马的女强人。
有一次一个女人给我打电话，说是一个朋友推荐过来的。其实我不太喜欢女性客户，女人嘛，一般偏小气，斤斤计较，我懒得耗费时间和精力去伺候她们……虽然我也是女人。
于是约了下午5点在我办公室。女人娇小玲珑，胭脂红长裙，长发用一根簪子松松挽住，两粒泪珠型红宝石耳环摇曳生姿，五官很秀气，整个风格既古典又流浪。大概我平时太想这样打扮而不能吧，10年前的事情了，宛如昨天。
她很健谈，问了很多问题。她当时刚从一家大公司跳槽，卖了一些公司的股票，手头有笔现金闲置在找方向。关注收益率，风险承受能力也ok，有好的教育背景，沟通很轻松，正是我的目标客户。我们从下午5点谈到晚上10点，我帮她解答了所有的疑问，其间我借出来帮她倒茶之际赶紧吃了两颗糖。我有低血糖，可千万不能谈着谈着就晕过去了啊。
我只是奇怪她怎么不饿啊。
谈完后她天良发现，说咱们是不是没吃晚饭啊，怎么肚子饿了啊，走请你吃饭去。
吃饭的时候聊天，她聊职场，说女人嘛，在职场上一定要有点绯闻，否则说明你没魅力。但是呢，不可绯闻成真，成真了就没魅力了，永远要给人希望，但是永远要让它只是希望，这就要拿捏得当。
我看着她精心保养的脸，清纯而性感，由衷叹服。
忘年交
忘年交
一个50多岁的海归。这一代人，有很强的忧国忧民情怀。
第一次见面，他让我定地方，我尊重他，让他定，他坚持让我选择，于是我选了衡山路上的一家咖啡馆。我喜欢那家的软得塌陷下去的白色沙发，还有店里随处可见的火焰一般的天堂鸟和亭亭玉立的马蹄莲。
见面后相谈甚欢，他说让我选地方，是想看我的品味，了解我平时都去什么地方，跟什么层次的人交往，也就知道了我服务的对象的圈子-----唉，上海滩的水有多深啊，步步为营都防不胜防。
工作的事情还没谈几句，他看着窗外，愤愤地说政府的人不管事，这么多出租车在街上放空车跑，不环保又浪费能源，他要打市长热线。我很惊讶他的“愤中”情怀，也惭愧自己的不入世。
我闲闲说起，以后有条件了想把父母移民出去，享受国外的高福利，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他看着我，慢慢地说，老外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中国人，国外的高福利也是他们几代人辛苦奋斗积累才有今天的享受，可是很多中国人并没有为他们的国家做什么贡献，就直接过去享受人家的高福利，只会受人鄙视。说得我无言以对。
他很善良，在国外资助了20多个黑人小孩，国内资助了一个贫穷的女学生直至其大学毕业。这个女孩后来在联合国工作。有次他去美国看她，她请他吃联合国的工作餐，回来后他跟我聊起此事，有点失落地说：她还是有点自卑的，我希望她能象你的性格，更开朗更阳光。我笑说那是因为我没心没肺，我哪里有人家优秀。他很认真地说，我只是希望她快乐，象你一样经常有笑容，看到你灿烂的笑容就什么烦恼都没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一颗父亲的心。
我一度脚扭伤在家工作，他怕我闷，没事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煲汤，我说有啊，天天吃猪蹄汤补呢。他严肃地说，你买的是左猪蹄还是右猪蹄啊，我没反应过来，问怎么啦，有什么区别吗？他继续严肃地说，你伤的可是右脚啊，要买右猪蹄才管用。
我说天天在家呆着都胖了，他说那你现在站起来，还能看到自己的脚趾头吗？
我们聊唐诗，他问我喜欢谁的，我说最喜欢李白的千金散尽还复来，他笑说，你这个小囡囡最大的优点就是把钱看得不重，所以我才放心把钱交给你。
他喜欢养猫。据说他养的喜马拉雅名猫，每个月都要在客厅正中拉屎一次，这才是名猫的特色。
他爱美食。我晚上通宵干活，他有时刚回国倒时差，我们就聊天，聊全国各地的美食，一直聊到口水直流，肚子咕咕叫。
也爱喝酒，经常给我送各色好酒，我以前家中的酒柜里有好多储藏都是他所送，可惜好多洋酒入口太烈我喝不来，竟便宜了那些常来我家的好友了。
我们也聊感情。说起初恋，他很感慨地说，人生最重要就是爱情，可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太看重事业了，现在想起来很后悔。
那时我们都热衷各种咖啡，一次聊到兴起，商量开个咖啡馆，不为盈利就图个乐儿，名字就叫“疯子”咖啡馆，性格中没点疯疯癫癫的不欢迎。我们聊春运，我说想骑马回家，一骑绝尘，多帅啊，他说最好能骑马上班，多酷啊，什么奔驰宝马的都弱爆了……那些吹牛的时光就这么如水般流走了，每每让我在各种行情数据中绷紧的神经可以得到美妙的舒缓。
我辞职在外面旅行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大叫，小疯子你还不回来啊，没人陪大疯子喝酒了。我说我在过神仙日子呢，才不要回来，他笑说，是啊，做了三天乞丐，给个皇帝都不当！
我后来去了外资银行，他很开心，幸灾乐祸地说：终于有清规戒律可以约束你了，你这个小逍遥派。
53楼的咖啡
他是一个地道的老上海人，做皮鞋的。
因为谈的是客户的个人投资，比较私密，很多客户都喜欢安排在晚饭或者下午茶的时间，不愿意占用工作时间，于是我就经常混迹在上海的各餐馆和咖啡馆。
这个客户年纪比较大，50岁左右。他第一次约我是去半岛酒店吃饭，驾驶员开车来公司接我，他已经坐在后座。经过淮海路的时候，他指着外面的一栋高楼，说他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能有一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厦。
就餐的时候他会很绅士地帮我拉椅子，吃什么早就不记得了，只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上海人说的老克勒是什么意思了，只能意会啊。
后来又见了一次，照例是驾驶员来接我，这次他约了在金茂的53楼喝咖啡。我记得那天是阴天，从53楼望出去，什么也看不到，阴阴的。他慢慢转着小勺子搅动着杯里的咖啡，低低地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约你在这里喝咖啡吗？
我说不知道啊，不过我最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成功人士的故事了。
他笑笑，说他当年15岁就来上海打拼，从一个车间的学徒工做起，直到今天做到这家知名鞋厂的老板，中间经历很多曲折。但是他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有一天成功了，要来金茂的53楼喝咖啡，因为这是在上海最高的地方喝咖啡，可以俯瞰整个上海。他觉得自己终于征服了上海滩。
他后来没有成为我的客户，因为他当时想要我能给他签保底的合约，我告诉他这是违法的，他说在广州有公司可以帮他签，我劝过他不听。一年后他打我电话，说后悔没听我的，帮他签保底合约的公司倒闭了，老板卷款跑了，现在打官司也找不到人。我也很着急，问他投资了多少，他说陆续投了50万美金进去。
他是有远大目标并且勤奋、有顽强毅力的人，吃亏就在文化不够，唉。
国际长途听恩雅
有一次正在工作，老板从国外打电话来，我手机在充电就用办公室电话回过去，老板说：你还在公司啊？
我说是啊还在忙。
老板说今天周末呢不陪男朋友吗？
我说没有男朋友啊有也没时间陪。
老板说你那边现在几点了？
我说凌晨两点。
老板说周末要陪男朋友的，这样吧，你别说话，我放点音乐给你听。
那是我第一次听恩雅的歌。
看一眼
老板也蛮坏的，他当时是把我从另外一家公司挖过来，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错，他很满意我过往的业绩，我很满意他开的条件。第二次见面是圣诞节了，他下飞机后给我一个大纸包，说是给我的圣诞礼物，要我当场拆开。是一件柠檬黄的开司米大衣，唯一的装饰是一根同色腰带，居然刚好合身。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的尺码，他得意地说女人的size他看一眼就知道。
那件大衣是他在银座的高岛屋买的，折合人民币22万。
天生不会拍马屁
天生不会拍马屁
老板的儿子有点小纨绔，又想证明自己能做事，晚上就请我喝咖啡聊天，以示对员工的关心。
我也很配合地答应了，并且提醒自己也要学学其他同事拍拍马屁。看到老板的儿子拿出烟来，我赶紧把打火机点燃。老板儿子看着我，半天，然后凑过身子来就我的火，边笑边摇头说：你真是不会拍马屁啊，点烟你要凑过来啊，还要我凑到你跟前来！
原来我傻到坐在位子上点燃打火机然后等着人家把烟凑过来！
唉，人家就是不会点烟嘛！
扬州客
扬州客
辗转有客户介绍了一个扬州客户，据说此人很有钱，在扬州当地很有名气，如果谈下来，能打开扬州市场。
初步联系，他说如果没问题，可以先投资100万美金……不敢怠慢，于是尽快约了面谈。
想着扬州人都很会慢生活的，我安排在衡山路上的一家茶馆，里面有颇多藏书，我自己平时蛮喜欢去的，当然消费也不菲。
他来了，我差点没昏过去。这厮趿着一拖鞋，穿着大短裤、大汗衫，晃着大蒲扇就如约出现了。我当时想不会搞错了吧，再三确认就是扬州客人，于是寒暄落座，我安慰自己……真人不露相。
他提了很多非分的要求……似乎我们公司可以仅仅为了他一个人安排许多特例，口气很大，而且暗示有很多人脉。我点头微笑应承，他频频点单，一会儿满桌都是点心……我怀疑他在家饿了三天过来的。
谈好，他剔剔牙缝，满意地打了几个嗝，说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可以先汇款2万试试看，然后起身走人，居然不买单……我气结。
后来他到底也没投资，我猜就是一到处骗吃喝的混混。
黑社会
一个客户，日本海归，蛮儒雅的。有次夏天我们喝咖啡，我隐约看见他脖子上有粗粗的金项链，开玩笑问他怎么也好这个？我一直觉得那是运动员和暴发户的专利，他这么斯文的人？
他说有故事的，我就来劲了……就爱听故事啊。
他说当年在日本留学，课余打工。日本黑社会也是公司，他就进了一家黑社会办的赌场，每天晚上做服务生，类似发牌的工作，很累但薪水不错，40万日元／月。当时日本的大学生刚毕业找工作也就18万日元／月，所以他很满足。第一个月发薪水，他准备好领钱，很开心，结果被主管告知，要用第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一条金项链，而且是去指定的金店买——也是那家黑社会开的，作为加入的标志。于是这条有着特殊意义的金项链一直跟着他。
黑社会也有好的地方，很讲规矩，从不拖欠工资，他说。
很多年后一个好朋友去日本，偷拍了一张照片，名字叫黑社会来了，照片上一大群黑压压的人走在街道正中，两旁空无一人，据说是日本的黑社会晚上出动干活。
这客户以后说起这段貌似还无比深情。
用我的名字开户
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朋友介绍想来做点投资，于是约了面谈。
某国营企业的老总，前面都谈得很顺利，最后，他提出一个要求，不用他自己的名字开户，而是用我的名字，他说相信我。
我笑笑，心想，啥相信我啊，估计这钱来得不妥当，要找个方向出去，而且又料定我不敢吞吃，所以出此招数。
不答应吧，好大一笔生意呢，他当时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确实蛮诱惑的。可是答应吧，我下半辈子估计也就交代了。
后来到底也没答应他。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有一次跟一个客户吃饭，席间说起李鸿章，我说他有个卖国贼的帽子顶着的，客户说李也是被逼的，他在那个位置上，不可能不在条约上签字。我说那是因为他不是湖南人，如果他是湖南人，他也会去那个签合约的地方，但是如果要签字，他会说，“除非你们把我的手砍下来签……老子今天就血溅五步！”
客户听了，沉默，笑笑，说：难怪湖南会出那么多将军元帅，会出毛泽东，原来是有土壤的啊 。
给我15分钟
给我15分钟
有个客户，电话打过去的时候他慢条斯理地说：《东方时空》来采访我，我也就给他们半个小时，你需要多久能说清楚你们的项目？我说：给我15分钟。
他刚从国外回来，做新药的，办公室设在厂区，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孤零零地摆着办公桌。我敲门进去后，花了两分钟时间才走到他的面前——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不动，整个房间里只听到我的高跟鞋敲地的声音。我始终注视着他，保持适度微笑——这是无声的心理对抗，我绝不能落败。
记得我们培训的时候，主管曾经做过一个练习：盯着我们的眼睛看15秒，看谁先扛不住闪烁眼神。有时候是否能赢得客户信任其实就在最初短短5秒钟内，能接住对方眼神的人，一般比较坦荡，不会心中有鬼。客户最怕那种言辞闪烁、眼神漂移的销售了，一看就不靠谱，怎么敢把自己的血汗钱交给你呢？
我们最后聊了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他起身送我到门口。
当然，为了这15分钟的承诺，我做了3天时间的准备，从他的行业、公司，到他的个人教育和职业背景、性格爱好等等，包括他的中学校训，能找到的所有有关他的资料几乎全都需要熟悉。
专业就是做好充分准备，这个习惯我一直保留至今。
王三山
王三山，资深金融人士。中文系毕业，曾供职于湖南某国企，因为喜欢张爱玲和鲁迅，“想要看看最喜欢的这两个作家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 的”而到了上海，“误打误撞”进入金融圈,至今十余年。投资、银行和保险——金融业三大系统均有涉猎，业绩卓著。信奉“阅读改变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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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短评《衣冠风流》
星期六 六月 28, 2014 3:02 pm
很难得听见的一对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居然是叔父和侄儿媳妇。
不知道怎的，想起一句红楼名句——叔叔睡到侄儿媳妇房间里去了。
当然，这是说句笑话而已。
不过这种关系毕竟是很奇特的的关系。也说明了东晋岌岌乎危矣。
以前知道谢安，是军事家是文学家，却不料还是这么一位政治家，力挽狂澜的政治家。
其职位还不是丞相，只是部长级别的尚书。
然而，他挺身而出，毕竟推迟了东晋的复没。尽管最后还是被取代了。
整场戏既曲折又通畅。
曲折在于无疑于以卵击石，一个摇摇欲坠的司马皇朝，一个兵临城下的文官班底。然而，幸亏有谢安在，寄托了皇帝临终的期望。
通畅是因为一切都言之有理，都能够顺理成章的铺陈。
整台戏毫无疑问是为扬剧王子度身打造。——这很重要。编剧记取了史料中一切有用的成分，集中到谢安临危不惧见招拆招迎来最终木的的达到。
许多一度梅花的名家，经过多少年的积累，现在正在向更高层次进军。二度梅花的芳香在招收，在力争的人数不少。
李政成的努力已经大见成效。
谢安这个人物的出新，就在于既不是爱情纠葛的陆游，也不是逆伦挣扎的繁漪，更不是司空见惯的陈琳，就是在一系列的清官戏宫廷戏里的忠臣良将戏目里，也没有这样一个突出的杰出的人物。
最新的哭秦庭申包胥七一在春秋二胥中亮相，但看来是男二号还不是男一号。何况这两位忠臣也难以并列。
总之，谢安这个人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整台戏，诚如李政成在访谈中所说，第一场展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境，垂死的皇帝把希望寄托在卸安身上，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谢安，出来不久即便抗旨，把遗诏烧毁——历史上这一举动是王丞相所为。
第二场继续是抗旨，手法戏剧化地巧妙，最后结果那道懿旨等于失效。
不断干饶的结果，太后只得牺牲谢安这位忠臣兼至亲，换取和平移交政权。
如果说第三场最好看，那末第四场最好听——李政成唱做俱佳，到这里更是充分体现。
有一种说法是奇怪桓温怎么就如此轻易地转移了主意。其实不必奇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生死存亡一念间。汤唯的王佳芝还一下子改变抗日锄奸的初衷呢。崔莺莺小姐也临时幡然变计——180度转向。
本来是为男一号度身打造，如果在第四场中不断地对唱来体现桓温的渐进式感动和转化势必冲淡男一号戏份和张力。
要为桓温设想，不如来一个序幕。——仅供参考。
让他提前出场，专门表现大军压境，或许可以特别强调他的部下比如那个侍郎急于拥立，表现出一种黄袍加身的半推半就，为最后的退到原地打一个埋伏。
历史剧可以做如是推测。
正如编剧把烧遗诏安放到谢案头上无可非议。
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申报二度梅花佳作。
从男一号一出场到最后抚琴低吟。始终令人感动不已。
这是一台可以反复观看N遍的好戏。——正如上海的《挑山女人》，都是在不可能的前提下展现了符合生活符合历史的现实性。
预祝李政成江苏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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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婚时代》再创作杂记
星期五 六月 27, 2014 6:05 am
（1）——望而却步和突发灵感
寻找一个现代的题材，能够改编的题材很不容易。读到过六六也就是陈屹（据说这是这位旅美女作家的真名实姓）的《双面胶》，写得非常好。为此写过一首唐多令酬答网友。也曾动过念头，想把它写成剧本。几乎要和六六去联系，但最后仍然是放弃。原因一是不想面对上海这一对母女；二是总觉得是小课题除了反映出“记寻常亲家笑面”之外没有更广阔的内涵。
接着是《新结婚时代》。极好的婚姻家庭题材，又是当代第一婚恋作家的作品。看了电视连续剧深为感动，写了一个系列豆腐干。主要是写顾小航吴健起头，涉及梅婷和奶茶。特别赞赏吴梅莹。不曾闪过改编的念头是因为人物众多，好几条线难以分拆。舞台艺术有时间性空间性限制，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天马行空。
偶然一个机会，看到上海话剧演出的消息。《新结婚时代》话剧上演！进去一看，原来摘取了城乡差别这条主线，写了顾小西何建国这对夫妻。马上灵感就来了——我要写顾小航梅婷。一定要让顾小西何建国靠后！
（2）——忘不了刘凯瑞这个典型人物
我要从和上戏话剧绝然不同的另外一个角度来写《新结婚时代》剧本，原因不光是为了让简佳和顾小航成为当仁不让的第一男女主角。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刘凯瑞！
王海鸰老师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是生动地写了一大批人。电视剧里许多角色都是表现得恰如其人，包括除了三对婚姻中心人物之外的好些人。比如何建国的父兄，比如从山东老家来的保姆，自然也不能排除赵亮演的那个发行部主任。其中相当出色的一个配角就是刘凯瑞。
刘凯瑞是一个大都市中的典型人物。他当初也是从糟糠中走出来，后来风云际会成为大富豪。男人一阔就变心，他也就有被包养的女人。他手眼通天，解决了好些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电话打一个招呼。可以说，没有刘凯瑞，好多故事情节就没法子展开。
在以城乡差别为中心的话剧剧本里因为展开的是顾家和何家的矛盾——我不说何建国和顾小西的矛盾，因为那句名言“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你的父母”——所以在舞台这有限的空间时间里，刘凯瑞势必割舍。
舍不得割舍刘凯瑞这样一个典型，这样一个非常适合站立在舞台上的角色，于是就有了以简佳顾小航刘凯瑞排名为第一第二第三的戏曲剧本。
王海鸰老师写的小说电视剧剧本和我写的戏曲剧本都不是单纯的写三角——若是那就又落入鸳鸯蝴蝶派的俗套。展示改革开放中的人和事，展示社会上的拜金主义，展示依然存在于人们心中真正的幸福所在。同时，揭露了某些家长对儿女婚姻的干涉及其片面性。
（3）——简佳这六年等待的开头
对于简佳这个杰出的女性人物，她的聪敏幽默沉着为人处事经梅婷的演绎使得王海鸰老师笔下的铅字变成活生生的形象——从跃然纸上到跃然屏上。
原小说中有一点始终没有交代的是——这样一个比之顾小西强十倍的女性（这一点可以有何建国的一句话：“还是有我这样的男人来接着”来加以证实，要知道何建国他和裴勇俊一样帅）为何会和刘凯瑞交往。那开始的一幕从何起因？
我所再创作的戏曲剧本里把它交代出来——作为两人相识第一次请客吃饭的地点，刘凯瑞再次邀请简佳共享情人节晚餐。在他特地从荷兰赶回来送她钻石耳钉之前点出这里是首次相约的地方，一切保持原样包括从头到尾的一份菜单。
刘凯瑞不仅仅是讨人喜欢的会献殷勤的事业有成的富商，而且他隐瞒了家庭情况——有妇之夫并且有了一个孩子。这样一来，既刻画了刘凯瑞的欺骗性又给简佳上当受骗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
由于轻信单身谎言而受骗失足，由于期待兑现诺言而苦苦等候——直至彻底绝望义无反顾地离开。
——新结婚时代第二场：拒赠（选段）
刘：简佳，你怎么啦？这是我专门为你挑选的一对优质耳钉。上面的钻石都有品质保证书，保证书在车子里，等一会就可以拿给你看！
佳：我，我以为是戒指。
刘：简佳你——
佳：我其实不想要钻石，想要的只是一只戒指，一只订婚戒指！
刘：简佳，你应该明白我的处境。
佳：你也应该明白我的处境！
刘：和我妻子离婚是早早晚晚的事，但是离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佳：再不简单，有六年的时间也净够了！
刘：简佳，你应该知道我有多么地爱你！
佳：（决断地）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接唱）
人家说礼物多重爱多深，
要我说是否钻石不重要。
你拖到如今依然是拖延，
信誓旦旦的话语不牢靠。
你爱我远远不及爱财产，
今日里把我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刘：不是财产，是事业！我做事业也是为了你！你知道我刚刚又开了七家分公司，各方面正是用钱的时候。倘若现在离婚，理论上是分走了一半的财产，实际上等于是抽干了我全部的流动资金，所有公司会因此瘫痪！简佳，我就要一败涂地啊！
佳：为了你的流动资金，那我就应该一直等下去？！
刘：不，噢，不对，哦，对，请你理解我，能够耐心等着我。我早早晚晚（立刻被简佳打断）——
佳：（打断刘凯瑞）你不必再讲下去了——
（接唱）
那一日初会情景在眼前，
你隐瞒妻儿老小来相邀。
日久后已婚真相方吐露，
又许诺爱我之心不动摇。
你说道早早晚晚有结果，
可记得谎话说了有多少？
我问你若说晚这有多么晚，
要赶早末那又会有怎样早？
刘：你要知道我有我的苦衷啊。
佳唱：
我是苦苦相待六年整，
两千多个暮暮与朝朝。
等来一场空欢喜，
等来一场无收稍。
就说今日情人节，
你从荷兰赶回来相召。
可是午夜之前你必定走，
灰姑娘不用等那钟声敲。
因为她服饰马车哪会变，
反倒是白马王子心内焦。
他需要维护家庭和体面，
他不让亿万财产分割掉。
他必须阖家欢聚过佳节，
他理该事业当先放头条。
出版社对面有个书报亭，
生活周刊就印着你玉照。
（夹白）“成功男士的幸福家庭”
（接唱）
这讽刺标题起得妙，
正好登载封面第一号！
刘：那是记者采访，都是些场面话。也是不能不作应酬啊。
佳唱：
成功男士不简单，
应酬手段实在高。
你应酬他来应酬她，
也把我应酬得浑陶陶。
幸亏是刚才你将真情吐，
免得我再把真心掏。
这对钻石耳钉在这里，
拿回去向你太太来讨好！
刘：简佳你——
佳：哦，对了，还有宝马的车钥匙也还给你。（掏出汽车钥匙放在桌上）
刘：那你——
佳：不用担心，我会打的走。 另外，请刘总（刘凯瑞闻声一惊，跌坐在坐椅上）宽限我一两天，等我找到出租房，我会把别墅钥匙留在大厅里的茶几上面。想来，即使我拒绝了你的厚礼，总不见得会连夜拿我扫地出门吧。
刘：简佳，你不要说气话，好不好？我怎么会赶你走。我是真心希望你永远住在那里的啊。
佳：谢谢刘总。可惜我无福消受！拜拜！
简佳扭头就走。刘凯瑞起身欲去追赶，终于摇头，长叹一声，以手扶额，止步不前。
（4）——把房门改作天窗
在电视连续剧《新结婚时代》里，简佳离开刘凯瑞搬到自租房里去住不久就遇到的难题是狂风雨中房门被破坏而倒下，风雨满屋。于是，顾小航适时出场帮她解决难题——修好房门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居住条件。
由于戏曲剧本的改编以及侧重点的转移，和选择顾小西何建国为第一男女主人公的话剧不同（那山东老家贫困山区是必须的地域要求），正如季国平先生所说从题材来看更适合江南的越剧之类剧种演出，所以地域的变更也就导致了简佳所遇到的这一难题也随之变动。
江南城市老区老房子有一个特点是阁楼住人，那儿是开老虎天窗来采光和透气。带老虎天窗的阁楼颇有江南大城市的气息，也暗示了自租房的困境——所以顾小航会有和高级别墅天差地远的感慨。
另外，风雨之夜，老虎天窗被打破造成居住的困难也比较符合南方暴风雨带来破坏的实际情境。于是，遭破坏的房门在戏里面就成了被打碎的老虎天窗。
自然，顾小航的适时赶到施以援手是不能变动的。这才引出来下面的话题进展。
接下来，略有变动的是舞台上多了两位老师傅。在电视里是暗场处理，在舞台上是真人出场。因为顾小航本人并非是修理工——这具体修理项目恐怕也非一人能单独胜任，势必要有他所在建筑公司人员来相助。
这两位老师傅真身出场的作用是“点出”女朋友话题——
佳：真是要好好谢谢两位师傅帮忙。否则今朝夜里连得觉也睡不成了。来，赶快擦把脸。回头我请客，大家一起去吃宵夜暖暖肚。
两位老师傅一起：不要客气，我们和顾经理都是好朋友。你们两位去吧，我们就不当电灯泡啦。对了，顾经理，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叫我们，质量保你女朋友称心满意！
航：谢谢，那就走好啊。
简佳和顾小航相送两位师傅到下场门，两位师傅拿起雨衣下场。
简佳和顾小航回身对视，后迅即移开各自走至一旁。
佳/航合唱轮唱背唱：
老师傅有心无意一句话，
佳唱：
为什么脸上羞涩红晕起，
航唱：
恰好像闪过雷电风云起。
佳唱：
他是一个助人为乐好青年，
航唱：
她是单身闯荡在这大都市。
佳唱：
欲待解释免得他要生误会，
航唱：
乘机出击鼓足我满怀勇气！
（5）——莫大的信赖和荣幸
有人说，你怎么老拿王海鸰老师的《新结婚时代》说事。其实这是一种由衷的感动所致。
王海鸰老师接二连三的小说影视作品，在读者观众中因视觉的享受心灵的感应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即便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上海话剧界同名话剧《新结婚时代》也是一部成功之作。她位列十大编剧富豪榜行列，不简单啊。
我不过是一个对戏曲创作感兴趣的草根编剧，热衷写一些戏曲剧本特别是古装戏。虽然有作品有出书毕竟并非是科班出身，尤其是深感现代题材戏曲作品创作和再创作的困难所在。在看了上海话剧界改编的王海鸰老师原作之后突发奇想，认为单单把顾小西和何建国这对夫妻因为城乡差别所引起的家庭纠纷和婚变并不是城市人仅有的困惑所在。对于目前的现实特别是双方家庭不存在悬殊差别的小青年来说，话剧切割了原小说三对婚姻（再婚复婚初婚）中的某一块似乎并不完全——尽管由于舞台剧有时间限制的原因。
感到原小说中的大款刘凯瑞这个重要人物被舞台选题所隔绝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同时自己很欣赏顾小航和简佳这对年轻人的婚恋观。觉得有必要换一种方式把他们的形象搬上舞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贸然斗胆向王海鸰老师提出把她的小说改编为戏曲的想法。本来也只是一种试探，没想到王老师迅速回复一口答应。并且对我的再创作设想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我许诺，在每一场写完后都提交王老师审阅。又是一个没想到！王老师回复说——没有必要送给她看。还很谦虚地说她不懂越剧（因为剧协党组季先生觉得这题材很适合越剧演出，我把这意见也转达了），所以没有意见可说也让我管自己去写。
好感动啊！一个专业作家一个蜚声文坛影坛的大家，就如此之信托，让我感动不已。我不知道究竟王老师到我的“戏曲剧本”栏目走过没有，但是这样一份心意这样一种信任，对我来说自然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相比而言，有的人比如艾米并不如此。可以说管头管脚，直到小说人物上屏幕该穿啥颜色的衣服都得管。——可是小说原文根本没有说过他爱穿那种洗得发白的军装啊！
赵丹遗言：‘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这儿管得宽松和管得严紧，啥该管啥不该管至今还很值得我们深思。
同时，特别要感谢中国剧协季国平先生对这个本子的青睐。
敬请有关人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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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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