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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二：万古凌霄一羽毛——胡适
星期二 八月 12, 2014 10:36 a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胡适是新红学的奠基者，该篇全部的意思就是为胡适的“祖师身份和气象”做传。张义春先生熟悉艺术表达的辩证法，他明白表现胡适这样的人物只有返璞才能归真。所以在胡适红学行状的描写上，他既不写胡适做红学的认真与刻苦，也不回避胡适红学的低级错误，而是从催逼出来的红学家与顽固坚持低级错误这两个有些让人遗憾的角度落笔。
胡适的红学正应了两句俗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胡适是在无意中成就了自己的伟大。
胡适红学让孜孜以求者有所思，让急功近利者有所思------对胡适的红学描写，张义春先生是抱着神奇而不可知的态度进行的。他说：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切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这一篇章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张义春先生对胡适的伟大极尽夸饰渲染之能，但对成就这种伟大的原因则付诸阙如。这样胡适的神人气象就脱颖而出。
胡适的客观红学行状似乎很迁就张义春的写作思路，不知道这算不算张义春在相当的意义上走近了胡适。
————赵燮雨评论
万古凌霄一羽毛——胡适
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他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不惟我如此，别人关于胡适的理论也令我神昏。吕启祥先生曾经作一个文章——《胡适与红学：为纪念胡适诞辰百年而写》。她肯定胡适的神奇，认为这得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奇缘与奇遇。但是，经历新文化运动的非只胡适一个，何以别人了无神采？
无奈就传述些他的神妙，至于何以如此，则暂付阙如。
一
胡适光芒万丈，胡适万丈光芒。
胡适的形局与面相就是一个学者。你看他的照片，嘴角牵动，神气自若，传统而奔放，高贵而平和,展露着洞悉一切的神情。“五四”前后，他神采奕奕，誉满士林，以先行者的新异而雄踞学坛。他曾经编辑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曾经发表影响广大的《文学改良刍议》，曾经组织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新月社”；曾经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我们鄙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但如果没有了胡适，“五四”前后的中国舞台，绝不会那样的生机勃勃。
胡适曾经是何等的风光无限啊！“我的朋友胡适之”， 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名士的身份标签，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都为他而意往神驰。1922年的北京，电话还出奇得少，一本电话簿几乎包括整个城市的号码。当时溥仪的皇宫刚装了这神奇的玩意，17岁的他心生好奇，就照着号码狂打。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与胡适交厚，曾经向他推荐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于是溥仪就联系胡适。1922年5月30日，溥仪派人接胡适入宫，小皇帝放下九五之尊，称胡适“先生”，向他问康白情、问俞平伯；问专门发表白话诗的《诗》杂志。还说自己“近来也试作新诗”，“也赞成白话”-------
胡适立百年文化之潮头，执现代学术之牛耳，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的肇始者。仅借文化学术而有的声名，他与陈独秀分属两俊 合则双璧。“五四”时期，作为文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上海亚东图书馆曾经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共计十几种。作为招牌，亚东图书馆把目光同时投向胡适与陈独秀两个，这些新出的标点小说，有陈序必有胡序-------
现在，提起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人们多以长着隶体一字胡须的鲁迅先生为祖师，殊不知胡适影响、推动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在为亚东图书馆新标点本系列小说作序的过程中，通过传统治经史的考据方法，胡适曾经对通俗小说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发表《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吴敬梓评传》，《红楼梦考证》------这些都是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奠定性的工作。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那时，胡适、鲁迅一同执教北京大学。胡适考证小说，鲁迅教“中国小说史”。他们各自出版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对方有精辟见解，也会热情肯定和赞赏。胡适考证《水浒传》，从时代环境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曾经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其中记《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而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胡适就借与了鲁迅。
胡适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无所不能无所不做，在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中国通俗小说研究而外，胡适更有偌大本领，更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他曾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戴东原的哲学》，《淮南王书》，《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些著作用科学方法建立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开辟了学术现代化的时代---------他曾翻译都德、莫伯桑、契科夫等人的短篇小说，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胡适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该书是胡适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衍伸与发展，1919年2月出版。该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破天荒“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所撰写讲述哲学史，也因袭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一时为人瞩目，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等均表示钦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胡适在笔墨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文化与学术令他神采熠熠。但在政治上他也曾经神来气旺，还差点创造奇迹。只不过因为文名过大，才掩盖了做官的风流。
胡适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没有从政的热情，以为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表示“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但他是曾经的“中英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曾经任国民政府驻美全权大使------
胡适作为政治家并不合格。他良心未泯，书生意气过于浓郁，不具备政客的冷血，更缺乏治人的计谋与杀伐的手段------但胡适也曾经在政治的舞台上风生水起。胡适是著名的学者与文化名人，在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声望，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在国际外交活动中，他有一般政治家没有的影响力与亲和力。
胡适的政治行状书香扑鼻，是带着学者的文雅走上政治舞台的。抗战爆发后，胡适曾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赴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胡适口才极好，尤长于用中英文讲演。在异国他乡，他宣传中国的悠久历史，痛说古老的中国正经受的苦难，陈述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他语惊四座 才辩无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引人入胜，面对这个可爱的胡适，无数的听者心情振奋，如沐春风。
胡适的魅力引起欧美各国的普遍关注，各国政府与人民开始同情中国，支持中国。
1938年9月17日，胡适出使美国。他广泛接触美国政要与知名人士，旋风般的在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名校演讲。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罗斯福对胡适自然另眼相看。那时，很多盟国的大使很难有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的机会。可如果胡适有事，只要胡适提出要见罗斯福，罗斯福即使再忙，也不会怠慢胡适，总会想办法挤时间与之晤谈------胡适的外交活动轰轰烈烈，敌国日本立即如临大敌，惊恐万分。为对付胡适，立即派三大高手使美。这三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做文学的大腕，石井是做经济的高手，松岗则是雄辩的天才。
胡适做大使是“半路出家”。他全无外交经验，只是凭借学者风范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国朝野的尊敬。1939年2月，他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贷款，1940年3月，他又为中国争取到2000万美贷款。在胡适的努力下，美国政府结束了坐山观虎斗的骑墙态度，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说，胡适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胡适政治行状最脍炙人口者莫过竞选总统。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胡适作为国民大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胡适本来是作为点缀出现的，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以退为进，声明自己不竞选总统，暗示胡适出选总统，会议期间于是闹出了胡适竞选总统的风波，使本来是学术明星的他，一时成为焦点人物，风头之劲，几乎盖过蒋介石。
二
胡适天生智慧，天赋种能，是世界文化名人，是最接近神的世界文化名人。胡适超越世界而来，与天地同生，不经修炼即可得道。
胡适红学是神话是天意是命运，胡适做了相当的红学文章，但他的动机没有昌明学术的高尚，他的毅力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艰苦。他以消极与被动，以轻松与不介意，让孜孜以求急功近利者黯然神伤。如果做埋头苦干的典范以教育青少年，搬出胡适万万使不得。胡适作为红学家的声名，建立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有事实证明，胡适是被“绑架”出来的红学家——《红楼梦考证》并非胡适主动要做，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不断催逼下撰写的。
1920年，借新文化运动的大好春风，上海亚东图书馆要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其中包括《红楼梦》。使用标点符号属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为了名正言顺，更为书出来后有可观的销路，亚东图书馆想请新文化运动的神人胡适做序。
1920年12月4日，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写信给胡适，谈到为即将排印的《红楼梦》写序的事情。他先说些事情进展的情况，随后就提出要求：
“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读红楼，可代撰叙者否，所代接洽告知为荷” 。
但胡适对亚东图书馆的举措持异议，也不大愿意做序。原因是担心标点错误，担心滞销，担心做序言的《红楼梦》材料不好找。为此汪孟邹就进行说服。他说： 标点错误与滞销的问题，我们有办法，“红楼的材料最不好找，的是一个问题”，“但此事欲罢不能。一是告白早已大登特登，值问何时出版者非常之多，一是已排至八十余回，排版并纸版费近一千元之多，不但过缓势有不能，即今岁不卖预约，我的经济上亦将不许。现拟得吾兄许可后，即开始卖预约-------此事关系亚东前途太大，请酌复”。
1920年12月14日，汪孟邹又致信胡适。他说：“纸张飞涨，年外更费，不得不办好若干刀，须巨款，年关之过，甚属为难，是以预约出于不得不行”。
汪孟邹与胡适同是安徽绩溪人。对汪孟邹，胡适着实不好怠慢。当年汪孟邹与陈独秀曾经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等，并因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科学与民主而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此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也鼓吹新文化运动，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青年》刚出版，便让汪孟邹邮寄胡适。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几次去信胡适，转达陈独秀的殷情期望。这促成胡适后来加盟《新青年》的编辑行列。
胡适带着浓郁的畏难情绪准备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写作，胡适以为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但是，在落笔的一刹那，一种神异的体验在胡适的心头涌动。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写作《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胡适展示了作为人常规之外的力量，他的心境如同莲花一样高洁，他的智谋悟出第八感的境界，他摆脱了潜意识和本能控制的自我，能够洞悉一切------
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胡适就大功告成。甚至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胡适仍似醉如痴不能自拔。
三
胡适红学好有一比：冲破黑暗，打破僵局，开启红霞万朵山花烂漫的新时代。
胡适红学创立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一统天下。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发表《跋〈红楼梦考证〉》，其后几年里，又陆续发表几篇《红楼梦》考证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胡适是红学转型时期的英雄，是“旧红学”的颠覆者与“新红学”的开创者。《红楼梦考证》是胡适的代表作，也是新红学的修真之经，正善之门。胡适红学的全部是考证《红楼梦》作者以及作品底事。胡适认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认为，索隐派的研究“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且运用考证方法对索隐派的代表者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他根据乾、嘉以来文人的记载，论证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及其家世和生平，论证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他发现和收藏了甲戌本，评介了庚辰本，并利用早期抄本与程高本进行比较研究，创立了《红楼梦》的版本学；他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得出“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认为《红楼梦》是以作者曹雪芹自己早年的经历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观点即“新红学派”的核心。
胡适是新红学的地母盖亚，是红学中最早出现的最德高望重的显赫之神，是最有影响力的红学家。红学的生命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全都依赖胡适的神力，从胡适投身红学的那一天起，他的一生就是整个新红学的缩影。胡适确立了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红学的历史地位。胡适之后，尽管有人在某些问题上与胡适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有人由于考虑政治生命的安全要与胡适反动的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但“新红学”派所有的游戏规则、所有兴趣所在，以及由此衍生的观点和结论，都以胡适的工作为基础，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已经上升为红学的精神文化。今天诸如曹学（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在胡适那里都已经发韧，或者说已具雏型。衡之以胡适的成就，以后多数的红学人物不过借腹生子的轻浮掮客。
胡适红学的影响，不只在于红学本身，也带有方法论的意义，胡适是红学的舵手与领航人。胡适治学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重考据的方法在学理上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讲，却有舶来的基因，有他留美期间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印记。胡适说：《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顾颉刚曾经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指俞平伯《红楼梦辨》)；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四
红学的世界刀光剑影，红学的世界论争成为常态，红学家都是最勇敢的战士。用意志扣动扳机，用冷酷的心杀戮。我沉浸在高涨的战争光辉中，令敌国焦土一片。
胡适是红学史上第一次论争的始作俑者，胡适开启了好斗的红学风尚。只是这一论争与以后的情形有所不同——其中有你死我活的搏击，也有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胡适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语言非常尖锐。
蔡元培年长胡适二十四岁，胡适尚在咿呀学语时，蔡元培已科场连捷而跻身翰林院。就年龄及经历而言，蔡元培、胡适属两代人。蔡元培与胡适是1917年在北大结识的，在胡适供职北大早期，蔡元培是校长，胡适是职员与中层领导。胡适是应该感谢蔡元培的，蔡元培奇其才赏其识，对其扶掖颇多。胡适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自己“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胡适是红学的光明之神。他心口如一，行为磊落，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论《红楼梦》的实质是挑蔡元培等人的错，可这样的文章写成后，他竟然兴冲冲地亲自送给蔡元培。接到胡适的大作后，蔡元培赞成胡适“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但对把自己归入索隐派，甚至以“附会”二字抹煞自己的成绩，则不赞同。
次年2月，蔡元培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胡适的批评做出回答，认为自己“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他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谓如此而后值得猜也。”并举《世说新语》、《南史》、《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著述为例，说明写书人设谜以飨读者是普遍现象，毋庸大惊小怪，更不是什么“笨谜”。
针对胡适的自传说，蔡元培反驳说：“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四次接驾，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頫相应，谓贾政即影曹頫。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
蔡元培的反驳相当程度抓住了自传说的弱点。但不久胡适就进行再商榷，在《跋红楼梦考证》中，具体回答了蔡元培的反批评。估计是怕误会，在文章结尾处，胡适扯个空心架子，引用了一段亚里斯多德的话：“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1926年6月，蔡元培为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表示赞同寿鹏飞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并说：“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
胡适对索隐派的攻击，以有关《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等资料为武器。敦诚的诗文集《四松堂集》是考索曹雪芹情况的重要材料，胡适做《红楼梦考证》的时候，从《雪桥诗话》续集知道敦诚与曹雪芹是朋友。因此，如果能得到敦诚、敦敏诗文集，则无疑可以出奇制胜。
胡适四处访问《四松堂集》，以求彻底击败索隐派。此时蔡元培却借到该书刻本，并立即送胡适，并附书说，这里有重要材料，“先生如一读此集，或更有所发见，特奉上。”
五
我们承认大师的不可企及与造极登峰，但大师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胡适红学最大的问题是混生活与艺术为一谈。
胡适的理论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甄贾两府就是当日曹氏赫赫扬扬的江宁织造府。这样的观点，有利于人们关注小说创作素材。但混同，叠合两者，以至在研究上翻转过来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等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且以此弥补红学史料的捉襟见肘，则与索隐派同样的穿凿附会。他据敦诚诗推考曹雪芹卒年等史实最好笑。敦诚《挽曹雪芹》诗有这样一句：“新妇飘零目岂瞑”。意思是说，曹雪芹死后留下一个结婚不久的媳妇，九泉之下的曹雪芹想到这个媳妇孤独无依，就难以瞑目。对这样的史实，胡适说：“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
胡适的这一错误，多年受到深刻的批判，也引发了他早年盟友的分化。胡适高举新红学旗帜的时候，俞平伯是他的同志。他们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但走完同一条街,二人却回到两个世界。早在1925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就认为将小说与信史混同是幼稚可笑的，甚至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
他说：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我在那本书（指《红楼梦辨》）里有一点难辩解的胡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把它作信史似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如说《红楼梦》“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异于猜笨谜？------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
六
《胡适自传》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我的母亲》。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以浓郁的情感歌颂了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事事谨慎，事事容忍。胡适有一个好母亲，胡适的性格深受这位好母亲的影响。他开放而温润，能屏弃感情就事论事，能包容别人批评自己。胡适是一个阳光男孩，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他对毛泽东的文化垄断与宰制耿耿于怀，但他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他方方面面皆为鲁迅所侧目，但他却以德报怨，温和体贴，一再维护鲁迅，批评那些攻击鲁迅、贬损鲁迅的人，与鲁迅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他曾经在红学上反复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用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来替代原先那些不可靠的间接的证据。
胡适做《红楼梦考证》时，依据当时材料断“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第二年得到《四松堂集抄本》，就改断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 1927发现甲戌本后，他即据其中的脂批而倡卒年“壬午说”（1762）；1947年，周汝昌发现《懋斋诗抄》，认为癸未年尚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而倡“癸未说”，胡适也一度表示同意；以后知道《懋斋诗抄》并非严格编年，而且认为作《代简》之时很可能不知雪芹已死，故仍主“壬午说”。
但胡适却坚决坚持所谓的自叙传。1952年12月，在台湾大学讲演时，他重申：“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眼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
胡适应该能够意识到自叙传的不足，因为胡适是那样的聪明而理性，因为自叙传的不足“显而易见，可喻孩提”。但胡适毕竟是一代宗主，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领地，不可能没有起码的体面意识。特别是从蔡元培到解放后的政治学术，自叙传一直是被攻击的靶子，那咄咄逼人的气势，那灭而朝食的严酷，都让他没有从容退却的机会，所以，他不得不负隅顽抗，不得不抱残守缺，不得不做“过河卒子”，勇往直前，一条道路走到黑，碰了南墙也不回头。
胡适是在解放军兵临北京城门的前一刻仓皇辞别故都的。他只揣着一部《红楼梦》甲戌本黯然登机。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此时他的书房依旧，此时他应该想起李后主的词：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在台湾的日子里，祖国的好山好水让他魂牵梦绕。他一生乡音不改，乡情不忘，乡俗依旧。1962年，弥留之际的胡适越发思念祖国，他心中不时涌动着无限悲凉与感慨，他思念绩溪老家的徽菜，思念上海澄衷学堂的师友，思念成就自己一生名望的北京大学------
胡适与北京大学似乎有着一种宿命的机缘。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胡适一生都牵挂着北京大学。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国纽约立下遗愿，要求要把自己留存在大陆的102箱书籍捐给挚爱的校园。1962年2月24日晚7点10分，胡适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被瞻仰的日子里，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北大校旗。
但因为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解放后中国大陆却无情地抛弃了这位身在它乡的游子。在中国大陆，他是反动透顶的学术权威；他往日的盟友俞平伯也因他而狼狈不堪；他仓皇出走时，留下了小儿子胡思杜在家照看图书，胡思杜虽然极力发表文章与他划清界限，但在1957年反右时，仍难逃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最后在夜黑风高时上吊自杀，年三十六，竟然一直单身--------
解放之后，大陆虽在政治上与台湾隔绝，但对大陆的歇斯底里，胡适并不寡闻。他关心大陆对他的评价，曾经读过几百万字的大陆批判他的文章，知道“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 ，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他的影子，消灭他的幽灵”。他明白他的为人及学术思想已经被肢解得体无完肤，他清楚一些并不高明的人在自视高明，在带着意识形态的疯狂得意张扬。此时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他，作为有故园情结的他，所谓的自叙传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真理的意义，并进而成为一个情感问题，人格问题，操守问题。
1954年以后，胡适的书桌上摆着8大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这是他托香港的朋友买来的。他读锺洛、袁水拍、周汝昌等反自己反俞平伯的战斗檄文，更细阅王佩璋、冯雪峰、王若水、黎之、白盾、何其芳、张啸虎等人文章的剪报。他在王佩璋《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上批道：“此文很不高明。平伯叫这种妄人代写文章，真是自取其辱。”他读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引曹寅奏折，谈织造业状况，批曰：“这样用史料，真是糊涂，或是装糊涂！”
七
胡适也清楚顽固坚持自叙传会伤损个人声誉，但他似乎不在乎所谓的声誉，不爱惜所谓的羽毛，不计较所谓的大牌与小牌。他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
他有点“坏男人”的味道，钟情杜康，纵贯一生，在上海读书时期，日日打牌、叫局、吃花酒，酒后游荡街头，以至与巡警打架，并因此到班房混过------
他的脸上永远都带有一点不在乎、一点怡然自得，一点吊儿郎当，有些极端，有些恶作剧，有些自甘下流，有些你千万别把我当回事。
他有17个荣誉博士头衔，可他自嘲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4年苦功得来的，13个是白送的”------
他博学杂取，替后人开辟了无数的处女地，但他坦言“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鼓励女青年学习自然科学，甚至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他到大学讲演，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曰：“孔说” ， “孟说”，“孙说” ，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曰：“胡说”------
他经常的没有正经，经常的价值颠倒，经常的不伦不类。
他属兔，夫人江冬秀属虎，于是就承认“兔子怕老虎”，并说，“怕老婆的国度，将是更民主的国度”； 巴黎朋友寄他十几个法国古铜币，币上印有 “ PTT ” 三个宇母，读来谐音为怕太太 ” ，他与朋友开玩笑说：“ 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他曾总结男人的“三从四得(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打骂要忍得------
1931年，安徽绩溪地方贤达余亚青等，在城区兴建“址源公墓”，请胡适作发起人并撰写墓启。他竟然做了这样的文章：“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他对中国古典诗词大有根源，也是一个有才气的格律诗人，他的作品委婉含蓄，最典雅，最文化，最阳春白雪。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流行一时。其实，对这首歌词有绝大功劳的是胡适。1922年10月刊行的《尝试集》增订四版中，就有被称为《兰花草》的原诗，不过题目是《希望》。《兰花草》与《希望》分别是：
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 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不息，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 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 开得有多香。
——《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希望》
他曾经有《沁园春•新俄万岁》。据海外学者周策纵考据，该词曾经影响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从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化来的。胡适词与毛泽东词分别是：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沁园春•雪》
但他也是一个混蛋的诗人。所涂所抹素面朝天，不事粉饰，最下里巴人，最粗俗鄙俚，最不合体统。
他曾经大发村野之性，勇敢地以薛蟠的水平作诗，在大白话与调笑打油中流连忘返不亦乐乎，还把这些收在诗集中，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让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蝴蝶》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唱歌？
哪有先生不说话？
——《答友人》
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
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
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
江南一喷嚏，江北雨蒙蒙。
——《致杨大鼻子》（杨杏佛外号）
三十夜大月亮
廿七岁老新郎
——1917年12月30日结婚时，胡适自题婚联
蒋介石曾经以一著名挽联评价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一评价应该是合适的。胡适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复杂的一生。他似乎很爱哭，1948年12月14日是他的生日，司徒雷登看到“他的眼中噙着泪水”；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和傅斯年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喝酒，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底在南京接同事的机场上，他嚎啕大哭--------胡适似乎很爱笑，他经常讲惧内笑话；黄侃挤兑他，他一笑了之；他想刻一枚“胡适之印”，篆刻家质问他“提倡白话文，怎么也用‘之乎者也’”，他含笑告辞------
胡适为什么爱哭，胡适为什么爱笑，我们实在弄不明白。我们无法辨别他脸上的泪水，是因为哭还是因为笑而流下的。在多数情况下，胡适让人哭笑不得，他身在顶峰而不计毁誉，基本温和也不废极端。这样，当他面对那么多的人，以极不高明的逻辑，对他的自叙传声泪俱下如丧考妣，他可能感到好笑，可能产生逆反，可能因为好笑与逆反而倒行逆施，把傲慢与偏见进行到底。
附录：
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适与适之之名与字，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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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 Poets Society 死亡诗社
星期二 八月 12, 2014 10:04 am
Dead Poets Society 死亡诗社 （中文字幕, 非全版，68分钟的精彩）
www.bilibili.com/video/av142149/
From wiki:
Robin McLaurin Williams (July 21, 1951 – August 11, 2014) was an American actor and stand-up comedian. Rising to fame with his role as the alien Mork in the TV series Mork & Mindy (1978–1982), Williams went on to establish a successful career in both stand-up comedy and feature film acting. His film career included such acclaimed films a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 (1982), Good Morning, Vietnam (1987), Dead Poets Society (1989), Awakenings (1990), The Fisher King (1991), and Good Will Hunting (1997), as well as financial successes such as Popeye (1980), Hook (1991), Aladdin (1992), Mrs. Doubtfire (1993), Jumanji (1995), The Birdcage (1996), Night at the Museum (2006), and Happy Feet (2006). He also appeared in the video "Don't Worry, Be Happy" by Bobby McFer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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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国留学要做好哪些“非物质性准备”
星期二 八月 12, 2014 9:39 am
出国留学要做好哪些非物质性准备
——由“朱小蔓与朱小棣跨洋对话”想到的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留学者及其家长，除了准备外语考试、筹备必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外，多数人未能事先充分考虑留学的深层价值，不明确要做哪些“非物质性准备”。
一个看似很实用、很工具、很具体的留学话题，被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朱小蔓与朱小棣跨洋对话：出国留学与教育“立人”》一书中阐发、分析得极具文化和学术内涵，这在同类出版物中可谓凤毛麟角。两位作者中的朱小蔓，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和德育专家，曾留学俄国，具有高度的国际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感，在我国教育科研领导中亦属难得;她的胞弟朱小棣，留学美国，是全美“杰出图书”得主、知名华人双语作家，曾有多部著作在美国、法国和中国出版，对国际文化交流贡献颇多。
“出国留学的非物质性准备”是朱氏姐弟对整个对话的点睛之语。十几年来，中国的留学已从大学延伸至高中、初中甚至小学，且出国留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丝毫降温倾向，仅2012年出国留学的国人就近40万人。国人之所以对留学存在过高的期待，不仅是要躲避残酷的高考、厌恶恶性的择校、不满国内教育的僵化与烦琐，更在于对留学对象国教育、文化等盲目的信赖，不少留学生，并不清晰自己出国留学的真正意图，没有对轻易放弃母语、母文化，艰难地进入异文化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留学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自古以来，留学即是开阔眼界、延伸见识、培养独立精神、锻炼能力与胆识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近代以来，凡有大作为者都或多或少有出国经历。特别在当下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留学“镀金”、“镀银”的经历似乎能给人们提供成才、就业更有含金量的敲门砖。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留学者及其家长，除了准备外语考试、筹备必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外，多数人未能事先充分考虑留学的深层价值，不明确要做哪些“非物质性准备”。对此，朱氏姐弟的这本“对话集”可谓最好的引领与指导。
“非物质性准备是一个人精神的、文化的、心理的、教育理念的适应过程”，精神健康是一个人能否圆满完成留学任务的重要基础。因为在国外，不缺钱、不缺才、不缺机会却一事无成的留学案例比比皆是，缺少对精神的追求和文化的守望，正是部分留学者迷失、自弃和难以融入异文化的主要原因。
有不少想要留学的人会单纯地认为，国外学校学得简单、考得容易、思想和生活比较自由，适合个性化发展和平等竞争。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朱氏姐弟用大量留学实例说明，在国外教育的诸多表象背后，是非常清晰的教育思想、学习规律和研究规范，自主学习、承担责任、刻苦探究、自制自强、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等，乃是国外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学生学习的典型特征。如果只想着容易、简单、舒服和所谓的公平与个性化发展，则很容易在严酷的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出国留学或送子女出国留学，仅仅是为了使自己或子女具有更多的竞争资本，成为社会精英吗?朱氏姐弟的对话，将这一问题的本质做了解释，这就是“培养健全的人”。所谓“健全的人”，不仅仅是具有令人钦羡的智慧和学衔，更重要的是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良好的品行、开阔的胸怀和最能体现个体价值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而在这些方面，世界各国是有基本共识的。
在国人的思绪转向留学时，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教育及其传统往往会忽略不计。似乎一个要到“西天取经”的人，自己的根本所在、取经的真正目的都不重要了。对此，朱氏姐弟用大量鲜活的案例和相应的理论经典，揭示了其中的重要关联。对于中国丰富重要的文化教育传统，对于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创造奇迹的重要教育实践，其价值和理念并不过时，如能很好地继承、反思与弘扬，中国的教育依然会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和发展空间。在此，朱氏姐弟还对时下人们在教育观、人才观等方面的误区和偏见等做了十分中肯的点评，强调了坚守教育本体价值和基本规律的重要意义。
了解教育的中外差异，可以说是留学者最为必要的知识准备。可惜很多国人和教育者不仅不熟悉中外教育的差异，也不明确当下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性质与功能。在国内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学生们多数弄不清所在学校的特质和学习特点，整个学习过程是在被动和无奈的状态下渡过的。所以，当他们进入留学状态时，并不知道如何对比与选择，不知道有哪些已有的经验可用，有哪些重要的原则需要坚守。相反，如果有了对本国教育的充分认识，就会具备进行深层比较的资本，知道孰优孰劣，掌握学习和发展的主动权。国外大学在灵活管理、跨系选课、挖掘潜能、德艺并重、鼓励对社会做奉献，以及基础教育中注重科学实验、强调阅读写作、尊重多元智能、关注情感教育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对诸多即将走上留学道路的中国学子，都将是十分有益的。
关于素质教育、情感能力、中国问题、学业减负、大学与高中课程的衔接、市场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中国教育界的兴奋点、所谓的教育适切性等，是关于中外教育更深层次的专业对话。这些看起来似乎只有教育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经朱氏姐弟的分析与阐释，也使人感到是受教育者、留学者应该了解的深层问题。在作者的论述里面，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教育智慧和辨证方法，对大众品评中外教育，学会选择和正确地确立学习需求，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朱氏姐弟关于留学的对话，其价值远不止留学问题本身，其对中外教育、文化、社会各自的优劣得失等，也都做了深入、公允和理智的点评，对我国当下和未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两人之间的对话很真诚、很率性、很专业，且充满了争论与碰撞，目的是澄清问题与真相，帮助读者了解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表里差异，所以，内容很有趣、很智慧、很有可读性，使一个以往很工具、很功利、很实用的话题，给人带来丰富的教益与启迪。正所谓，真诚交流，揭示人才成长关键所在;鞭辟入里，透视跨国留学文化价值。所以，不管是否有出国留学的想法和愿望，只要是关心教育问题的人，都可以读一读，相信带给你的感受是不寻常的。(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程方平)
《中国教育报》2014年7月1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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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一：龙性谁能驯——毛泽东
星期一 八月 11, 2014 5:26 p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红学那些人》是审美视野下的红学景观，《红学那些人》的核心是对丰富复杂的红学现象进行情感化与情绪性的感性描述。我丝毫不怀疑《红学那些人》具有趣味可读等特色，但理性的缺损恐怕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其实《红学那些人》的作者张义春先生也曾经坦言，出于对审美视野的偏执，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以理性的目光进行审视。
但这一篇写毛泽东红学思想的文章却表现了理性审视的深邃与积极。张义春先生对毛泽东红学是从两点进行把握的。一、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通过红学论述构建个人政治意识与思想意识的结晶，二、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借《红楼梦》大畅胸怀的产物。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广大而深远的人物，毛泽东红学自然得到红学世界的广泛关注。可惜非常遗憾，在繁杂的论述毛泽东红学思想的文章中，客观叙述的内容汗牛充栋，而深入认识似嫌不多。
张义春先生是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表现毛泽东红学的。他行文的意向是表现毛泽东红学的至大与至伟。因为张义春先生顾虑在世俗的范畴中讨论毛泽东红学会遮蔽毛泽东红学的特殊标格，所以他对毛泽东红学的定位是龙性的红学。因为张义春先生担心以具体的学术规范论述毛泽东红学会导致把伟大的毛泽东混同于几个腐儒，所以他论述毛泽东红学放弃了所谓学术规范的视野。
张义春先生关于毛泽东红学思想的论述有许多新颖的提法，如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借红学证明自我，如毛泽东红学相当是以情感判断代替理性分析，如说毛泽东对红学有兴趣值得认识，与其说毛泽东对红学有兴趣不如说毛泽东对自己固有的思想观念更有兴趣,如毛泽东认为读《红楼梦》5遍才有发言权，是精准掩盖下的含糊-------这些提法闻所未闻。
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张义春先生认为，毛泽东极有可能存在“借红学而反红学”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红楼梦》的肯定其实是反讽。这个问题张义春先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我们觉得还需要继续研究以期切近本质。但不管事实如何，张义春先生的这个观点是一个趣味的红学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红学话题。倘若毛泽东真的是“借红学而反红学”，这红学研究也就太过幽默了，一部红学史也就让人哭笑不得。
————赵燮雨评论
龙性谁能驯——毛泽东
张义春
毛泽东有丰富的红学论述，毛泽东红学是龙性的红学。所谓龙性的红学，是因龙性的人格建构而有的独特红学成果。“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龙性”者，倔强不折、役使神鬼之性也。
一
理解毛泽东红学，需要从分析毛泽东红学的错误入手，这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笔者作为的头绪。毛泽东的红学错误，具体表现为显性、隐性两点。显性是指历史已有结论的部分，隐性是指事实上错误但目前还被作为科学的意见而肯定的部分。
（一）毛泽东红学显性的错误主要有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俞平伯与鼓吹《红楼梦》的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
1、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俞平伯在1954年。当时，李希凡、蓝翎写了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寄给《文艺报》，没有被刊用，后寄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此事引起中央领导人注意，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有文艺界负责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刊发此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不合适，就决定由《文艺报》转载。此事引起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认为是不重视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并公开发表《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一文：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俞平伯，主要的问题在于以政治的手段处理学术问题，批评与反批评双方在权力上不对等。正因为这一点，1986年1月20日，中科院文学所在北京隆重召开“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大会”，北京各界百余名学者专家与会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俞平伯先生几十年来为发展我国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同时纠正了1954年对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批判。
2、毛泽东主张《红楼梦》主题是反映阶级斗争，最早出现在1962年1月30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府，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属于错误，是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中央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的重新认识而做出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危言高论、大海回风，是极左思潮的滥觞。文革期间，北京市委大批判组化名洪广思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了极端的发挥引申。他们以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混淆政治与思想界限，把极左的学术思潮推向顶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全面拨乱反正，而红学拨乱反正的主旋律就是肃清洪广思的流毒。
（二）毛泽东红学隐性的错误有三点。一是评价《红楼梦》地位大而无当；一是读《红楼梦》5遍才有发言权不可理喻；一是借《红楼梦》幽默戏谑。
1、毛泽东非常看重《红楼梦》，曾经以极端的态度肯定《红楼梦》。他曾经对贺龙、徐海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谈中国的状况时，他指出，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毛泽东以上言论的要害是极端情绪化，极端的以情感判断代替理性判断。这里毛泽东不是追求表达不违事实，而是进行激烈的抒情与宣泄，高音独唱，夸大其词，语不惊人誓不休，于无声处听惊雷。如果不读《红楼梦》，就不算中国人。中国不读《红楼梦》者也多，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
2、毛泽东红学很富神秘色彩，典型莫过读5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的观点。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与侯波说：“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1955年，毛泽东问谭启龙读过几遍《红楼梦》，谭说读过一遍，毛泽东说：“读过一遍没资格参加议论，你至少要读五遍。”1959年水静对毛泽东说读过三遍《红楼梦》，毛泽东说，“读三遍不够，至少要读五遍以上。”1973年，毛泽东接见许世友，问他看没看过《红楼梦》，许世友说看过，毛泽东说：“《红楼梦》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5遍。”
对毛泽东这些观点，自然可以认为是强调多读多看。可问题是毛泽东似乎很执着于“5遍”的精准与认真，斩钉截铁，不容质疑，好像“5遍”包含着玄机，“5遍”就是觉悟与蒙昧的分水岭。这样如果笼统理解，估计违背毛泽东的原意。所以，毛泽东强调的读5遍《红楼梦》才有发言权的观点，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这个问题，你似乎不可以模糊，因为他有绝对化的认真，相反如果你拿出绝对化的认真，他则又表现绝对化的模糊。
这“5遍”所由何来，在如此精准与认真的背后有切实的分析与论证吗？如果说5遍是毛泽东自己的阅读经验，但不同人的情况不同，资质悟性基础等各有差别，所以还是不可以作为普遍适用的道理。许世友就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准备认真读《红楼梦》，可惜因为性格与文化基础的问题，他连读一遍都难，别说煌煌之“5便”，无奈就借吴新雷节本对付。其次即使他们的情况相同，读5遍也有个以什么样的精神去读与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读的大问题，是精读还是泛读，是观其大略还是务求精熟，如果是泛读是观其大略，即使读过5遍也容易昏昏然不知所以，如果是精读是务求精熟，可能不足5遍就有所收获。
（三）毛泽东曾经多次以《红楼梦》幽默戏谑，这些自然不必认真，因为毛泽东自己在这里就拒绝认真。
1、他曾经与他的生活秘书孟锦云漫谈《红楼梦》与《红与黑》。他说：“真是无巧不成，两个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2、林黛玉不过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在真实的生活中根本没有存在过。但在针对高岗事件的发言中，毛主席竟然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
二
毛泽东反教条，反理性，反规范，毛泽东红学缺乏审慎的分析与论证，感性的成分多，率性的成分多，毛泽东红学零散而富游击习气，简单而简洁，意气而粗线条，毛泽东红学是具体学术规范之外的泛红学形态。毛泽东红学实际与毛泽东龙性的人格建构大有关系。
毛泽东自信非常，自我饱满，自我期许极高。在毛泽东的世界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不在话下。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斥“独立王国”，追求“天下大乱”，自诩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这种主观精神的强大与膨胀，决定了他在思考问题时，过于迁就自我而缺乏审慎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其实，《红楼梦》也具备反映阶级斗争的属性，只是阶级斗争远构不成《红楼梦》的主体与核心。对这一点，如果毛泽东不是过于放开怀抱任性任情，如果不是过于惟我独尊以我为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错误或在出现错误后进行自我完善，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事实不曾如此，于是一个命题就在不完善的层面上戛然而止了。
毛泽东非常钟情极端。他最具弄潮精神与巅峰情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春天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些一竿子到底的不留后路也反映在学术文化的问题上，所谓知识分子改造，所谓反右，所谓文化革命，都是如此。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他关于《红楼梦》地位崇高的偏激与偏执，与“爱吃辣椒者最革命”相比，其实还温和着呢。
毛泽东是一位诗人，极具想象力与罗曼蒂克精神，心思浩茫神游万物，常处于时空倒错之宏伟壮丽之中。他可以把宋江这个虚构的古典小说形象当成近现代才有的“修正主义”者，可以把孔子作为搞复辟与倒退的假想敌批倒批臭，可以在剧场沉浸在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的愤怒中，当场站起来指责，演出结束而拒绝与法海的扮演者握手-------在相当的程度上，毛泽东精神世界有不稳定的特征。这些决定了毛泽东少理性与随意而零散的红学风格。已经有材料披露，毛泽东对红学思想的阐述往往是突如其来异想天开甚至是神出鬼没莫名其妙的，朝游北海暮苍梧，极具出人意表的魅力。这也是决定其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是党魂、军魂、民族魂，毛泽东很严肃，毛泽东很活泼，但毛泽东也最倔强。毛泽东越摧越坚，越压越硬，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在重大问题上，他违心地同意别人，仅只签发林彪关于天才问题的讲话一次。他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他龙性的人格建构不仅表现在红学一隅，红学而外更摧枯拉朽。
1954年6月4日，针对王海蓉讲他们班有个学生不听话的问题，他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要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嘛！”。
1968年7月28日，在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他说：“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1964年8月18日，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时，他说：“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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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毛泽东红学最大的特色是不讲理，但毛泽东却最知道自己姓什么。这一点的主要表现就是“有我”。毛泽东有大量的红学论述，但是这并不表示毛泽东对《红楼梦》有兴趣；即使毛泽东真的对红学有兴趣，也不代表毛泽东对红学有感情。毛泽东确实是不懈地对《红楼梦》滔滔不绝，但这只是源于对自我思想与观念的兴趣与感情。因为对自我思想与观念有兴趣有感情才论红，毛泽东自己估计并没有意识到。
毛泽东红学论述丰富，但丰富的毛泽东红学却不是探索《红楼梦》这一客体，而是热情地借《红楼梦》证明自我，毛泽东似乎很把《红楼梦》当回事，毛泽东其实根本没有把《红楼梦》当回事。毛泽东不是周汝昌，没有做“曹雪芹旷世知音”之类的价值追求，毛泽东红学超然而潇洒，毛泽东论红多数是摆个架子虚晃一枪，多数是取些修辞之类的效果，将自己要传达的思想简单化平民化形象化。《红楼梦》客观上是什么不是什么，他也在乎也不在乎。而自己固有思想意识中的什么是与什么不是，才更为根本。对毛泽东来说，红学不过由头和引子，而核心却是说自己的话。就像中国文学传统的铺陈，就像先秦诸子著作中大量的寓言故事，从不经意处入手，在主题之外荡开一点，给主题的出现多留些地界、也让听话人预作些准备。其实，有它没它，是它非它，并不非常要紧。一言以蔽之，红学不过是毛泽东构建个人亢奋政治意识与亢奋思想意识的味精。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曾经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红楼梦》，曾经以社会批评的眼光论《红楼梦》。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注释自己的材料。
1961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曾明确地说：“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
1964年，在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他再次强调，自己是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1938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时说：“《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他曾以《红楼梦》为例，论证“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将《红楼梦》当成一部了解中国社会的通俗历史教科书，“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1962年1月30日，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1934年，他与贺子珍谈论《红楼梦》时，指出该书“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里写了两派的斗争”。
1951年，在与周世钊谈话时，他又把《红楼梦》看做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充分肯定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
1963年，在杭州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此外，他多次引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说明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
四
毛泽东读红论红有一个根本点，那就是追求精神的愉悦，情感的解放。毛泽东从来不委屈自己，生杀予夺，快意人生，不白活一世。所以，毛泽东借《红楼梦》证明自我，也借《红楼梦》大畅胸怀。毛泽东是红学的狂者，也是红学的强者。毛泽东红学的“强”与“狂”主要的表现是自我的饱满与充沛。
毛泽东有王者气，举止直似雄风吹败叶。毛泽东表达红学认识自由而率性，情绪的得意与情感的惬意，是决定毛泽东说与不说以及怎么说得根本点。他确实在表达，这表达就是舒展自我，他确实在判断，这判断就是成就自我，他确实是在陈述，这陈述就是抒发自我。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毛泽东论《红楼梦》很富游击习气，毛泽东红学边缘化色彩鲜明，这充分说明，毛泽东论红不过是自我充分的派生。
毛泽东红学有时似哭，有时似叹，毛泽东红学极度沮丧，毛泽东红学极其得意。毛泽东红学似乎有一条总纲，那就是极端的情绪化情感化，有时内容极尽夸张，有时语气极致愤怒，有时感觉极为舒服。毛泽东最大的红学文章，是因李希凡、蓝翎而有的《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这是一篇什么色彩的红学文章呢。这是一篇宣泄愤怒的红学，宣泄对“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阻拦“小人物”的不满；这是一篇抒发希望的红学，希望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是一篇表达遗憾的红学，表达对意识形态存在很大问题的作品，但至今没有受到批判-------毛泽东这封信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写信者毛泽东鲜明而生动的形象。如果不为牵强，我以为毛泽东红学可以概括为形象的红学，这形象的红学不是毛泽东揭示了所谓的红学客观形象，而是毛泽东论红成就了一个富有情绪与情感的毛泽东主观形象。所以，200多年的红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红学是毛泽东红学。
毛泽东红学是对红学价值规范的侮辱。毛泽东曾借红学而放肆，所谓不读《红楼梦》就不是中国人，盖如也；他曾借红学而幽默，所谓“我们的古人林黛玉”，就是典型；他曾经借红学而恶作剧，所谓东西方都有红学，则为证明。毛泽东很喜欢借红学而调侃，通过调侃抒发一己的得意与惬意，1949年1月4日，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的评论中写道：“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1973年7月4日，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当听到有人说“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长工资”时，毛泽东说：“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此外毛泽东也借红学而苦口婆心，这是毛泽东论红少有的正经处。1963年5月7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他以贾府的兴衰教育广大干部，要人人为国家为集体操劳，而不要只顾自己。
毛泽东智慧非常、非常智慧，激越而审慎，审慎而激越。毛泽东红学的智慧与审慎主要在于借红学而反红学，毛泽东借红学而反红学主要表现在关于《红楼梦》地位的说明上。毛泽东最不迷信、笑傲古今，对孔夫子等一系列历史人物都是肯定、否定，以至否定大于肯定。但在《红楼梦》的评价上，毛泽东似乎一边倒。毛泽东评价《红楼梦》的地位有真诚，也有反讽。这反讽尽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十大关系》产生于1956年。这是1954年红学大热闹与大繁荣之后的两年。毛泽东是在《论十大关系》第十部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说《红楼梦》问题的，他的本意是表达我们需要向外国学习。既然要学习外国，必须对我们的情况有一个评价，所以他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里，仔细体味不难发现，“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反庄重的味道跃然纸上，这几句在行文上全属节外生枝，有这几句多了些笑料，没有这几句反而严肃。这些应该是1954年红学热之后，毛泽东对对红学逆反与腻烦的表现，其中的道理很可能像沈治钧解读的余英时致刘心武函那样，以最高规格的赞辞表达内里的不以为然。
毛泽东是一个素面朝天的大丈夫，也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政治家。毛泽东佛法广大，毛泽东思想于彼忽伏，于此忽现，参差断续，纵横出奇，令人心惊目眩。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飞抵中国，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接待工作虽然十分周到，但也发生了一些麻烦。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接待组联系人员，指着封面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主席语录，质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别有用心”。此事有人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哈哈一笑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算是空对空吧。”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破例在尼克松一行到达的当天下午，于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谈话中，美国人又提起“放空炮”的笑话，毛主席说：“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套。”
评价毛泽东红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毛泽东丰富的红学言论，是否也如“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问题呢？我们不好判断。毛泽东不喜欢一切守成的事物。他喜欢波澜壮阔的社会大革命。梁漱溟曾经说过：“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
五
毛泽东红学是规范红学的恶梦，规范的红学也是毛泽东的恶梦。毛泽东红学是典型的六经注我，随心所欲，专犯忌讳。毛泽东红学是红学史上的唯一，更是一种身份红学。《红楼梦》问题自然是要谈的，但论红不可以偏离脚根下的大事。这一点是毛泽东区别李后主、宋徽宗等因沉溺艺术而误国的根本点。毛泽东论红极具大丈夫精神，没有负担，没有被所谓的红学问题压的喘不过气来。学问与游戏共生共存，思想因有我而茁壮成长，绝不为所谓的学问与思想而牺牲自身的健全。
毛泽东红学目中无人、独步天下，是红学史上最精彩的一叶，是力量的杰作，是梦幻的杰作，是现实的杰作，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毛泽东红学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以经济用世而为虚幻浮夸者鉴，以真诚不欺为自欺欺人者鉴，以大度豁达而为埋头枯守者鉴，以自信自负为犹豫徘徊者鉴，以自我的健全为因红学而伤损者鉴--------因为《红楼梦》有“几十条人命”，毛泽东泪雨滂沱，因为“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毛泽东忧心如焚，，毛泽东红学激情洋溢，所以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毛泽东红学沮丧不已，所以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
认识毛泽东红学，毛泽东个人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表现阶级斗争的论述危害最大，但毛泽东是一个在血泊中成长的政治家。在危机中重生、在变革中超越，斗争与革命是他的职业，他一生的业绩也由斗争与革命几个字写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关注《红楼梦》阶级斗争的属性并没有错。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反俞平伯，有以政治手段处理学术问题的遗憾。但毛泽东是领袖，他同情弱势的初始动机则非常必要。
毛泽东红学存在错误，但这样的错误不影响毛泽东的魅力。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以千年历史为行为参照物的大革命家，毛泽东的魅力在井岗举义，在四渡赤水，在持久战，在三大战役，在十次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声呐喊-------
毛泽东红学存在错误，但这属于亲切的错误。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如果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切都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不见世俗的粗俗。毛泽东很可能就远离民众，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认识毛泽东红学，毛泽东的形象魅力非常重要。毛泽东红学是有遗憾，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感到他的真实可亲，会为他的激情而迷乱，热血沸腾且心旌摇荡，在这样的状态下，所谓的不通事实与不合逻辑全部被忽略。
毛泽东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附录：
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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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评论 还是能磨出好刀的磨刀石吗？
星期一 八月 11, 2014 8:04 am
有人认为，评论与创作的关系，是磨刀石与刀的关系。好的评论之于创作，就是一块能磨出好刀的磨刀石。面对当下内容丰富、形式翻新、层出不穷的舞台创作，评论究竟表现出了多少即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上海市剧协日前推出的《上海戏剧评论状态》课题研究报告，针对本地区的戏剧评论现状、院团需求和业界期盼，通过大量实际调研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以期找寻戏剧评论之症结，以一域现状和经验探求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开创评论新风的有效路径。
疏离在当前戏剧评论和戏剧演出的关系问题上，接受调研的院团中没有一家选择“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戏曲界接连推出了京剧《曹操与杨修》和淮剧《金龙与蜉蝣》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不是偶然。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认为，一个剧种能否保持持续性发展，就看这个剧种能不能保持与当时文化精英的联系，当一个剧种不被文化精英关注时，这个剧种就落伍了。而保持与文化精英的紧密联系，就是保持和最前沿、最有见地的戏剧评论界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保持与时代的密切关系。
“专业的高度与具有文化视野的戏剧评论，使《曹操与杨修》 《金龙与蜉蝣》升华了戏曲作品的舞台生命，让人看到了戏曲继承与革新、振兴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 ”罗怀臻表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乃至全国缺少这样可以引导戏剧创作思潮的作品，而这与戏剧评论远远滞后于创作不无关系。
上海市剧协对本地区剧团所作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你觉得当前戏剧评论和戏剧演出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上，没有一家院团选择“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有接近60 %的人选择了“有联系，但不一定每一出都有” ，有超过40 %的人选择了“联系不大” 。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两年来，本院最因评论而获益的剧目是什么”的问题上，除了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填写的《挑山女人》之外，其他院团几乎都交了“白卷” ，折射出当下戏剧评论与上海大部分院团剧目的疏离。
更耐人寻味的是，上海话剧中心似乎还选择了主动“放弃”外界的戏剧评论。其副总经理、编剧喻荣军对此表示，“话剧中心自1999年以后，大部分戏的演出就不开专家座谈会了” ，但他同时又期待“更真挚”的戏剧评论，“放弃”和“期待” ，看上去很矛盾。
院团“放弃”评论或迫于市场压力，但罗怀臻认为，当剧目排演以商业驱动逐步替代了艺术理念时，其市场属性变得强大，精神属性趋弱，两者产生割裂，这更需要专业的戏剧评论。目前，这样的戏剧评论显然是缺乏的，所以才有前面喻荣军所言的“期待” 。
需求对于尖锐批评，院团本来非常欢迎，但在诸如评奖、指标、行政指示等因素面前，这个态度就会发生微妙变化
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各院团负责剧目创作的负责人经常关注戏剧评论，需求也是多样化的，选项重心依次为：整体舞台呈现、剧场效果、演员、导演、文本。调研中同时发现，院团一方面希望专业的、有指导意义的戏剧评论能够对上演剧目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实际剧目生产中却又惧怕戏剧评论。
对于尖锐批评，院团本来非常欢迎，但在诸如评奖、指标、行政指示等因素面前，这个态度就会发生微妙变化。因为院团也是“弱势群体” ，一旦戏剧评论决定着剧目的生死存亡，院团对“戏剧评论”的需求就变相为媒体的造势。一位戏剧院团负责人坦言：“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院团的人都很在乎戏剧评论，因为它有生杀大权……这造成了院团对‘评论’的依赖性很大。 ”
这种对戏剧评论的选择性、功利性需求，造成了优秀的、有见地的戏剧评论日益萎缩甚至消失。于是，媒体评论就取代了专业戏剧评论。作为剧评最应该生长并产生大众影响的土壤，上海的主流媒体在戏剧评论上素有传统。诸如《新民晚报》长年有记者评论和剧评约稿， 《东方早报》也有专门的剧评版面。而包括电视台和电台的诸多媒体，也会以报道方式进行戏剧点评。但这并非真实意义上的戏剧评论。因发表长微博剧评而备受关注的“押沙龙在1966”在接受《东方早报》书面采访时表达了担忧：“目前新闻媒体上的剧评，更多地只能被称为故事简介和演出阵容介绍，最多加一两句不咸不淡的赞扬，和我们在剧院里拿到的演出宣传单并无二致。而当剧评沦为宣传文案、沦为‘软文’ ，就是人们不断怠慢戏剧，怠慢文化的恶性循环的开始。 ”
该调研课题总撰稿史学东表示，长期以来，上海媒体对于戏剧的报道和评论都带有宣传的功能，几乎每个演出的报道都以正面为主，即使有所批评也是“点到为止” 。而自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出现以后，观众更多通过此类途径了解判断剧目演出的优劣，被市场宣传“忽悠”的可能性有所降低。另一方面，介于宣传与评价话语夹缝之中的媒体记者，身处戏剧圈，也会遭遇“面子问题”而有口难言，种种因素使记者难以充当客观剧评的角色。在上海，有批评报道见报后，院团通过各种关系给予记者和媒体压力的现象时有耳闻。
更要厘清的是，媒体记者不等同为戏剧评论作者；注重信息的观演报道也不能替代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评论。在国外，媒体的剧评都有专门的剧评人开设专栏。争取和发展更多的专业剧评人，这才是媒体应该侧重的方向。
罗怀臻指出，“评论不是简单地指评论家写的文章，评论也包括有理论先导意识的创作人员，包括有创新探索魄力的文化管理者。是否重视戏剧评论改变不了这个戏的本身，但是能够明确提炼出剧种的审美价值与剧院的创作方向” 。
语态评论者和创作者都进入了评奖的共同体系，专业评论更多“锦上添花”
排戏冲着奖项，写评论为了职称和学位，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功利心态让戏剧评论远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戏剧评论者戴平教授呼吁中国出现《汉堡剧评》这样的独立戏剧评论，认为当下缺少“敢于理直气壮、暴风骤雨的批评” 。
《上海戏剧》副主编张文军则进一步指出，“我们其实并不缺少有能力写剧评的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剧评者的心态” 。当下的戏剧评论作者和戏剧创作者一样，都已经进入了评奖的共同体系，专业评论更多担当起“锦上添花”的功能。有业内人士直言：“某种意义上，文艺批评的功能已被文艺评奖取代，各式评奖已经成为对文艺作品最权威的‘终极评论’ 。文艺作品和创作者一股脑儿奔着‘终极评论’而去，谁还在乎专业期刊的文艺批评？ ”
调研结果显示，对于“优秀评论文章”的选择，排序依次为“独立的观点” 、“对戏剧演出现象的反映” 、“有风格的文字”以及“论点的充分和论据的完整”等。呼唤戏剧评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成为众望所归。与之相对应的是，戏剧界当下没有给戏剧评论足够的重视，至今专业院校也仍然没有关于戏剧评论的学科和专业。
诚然，戏剧评论在当今时代的命运，并不是评论家个体所能把握的。但是，观照当下戏剧评论生态，评论者与评论作品的独立品格亟待完善。
平台网络媒体、博客、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得本已遭遇“危机”的专业剧评空间更加狭窄
调查发现，当前上海戏剧评论主要来源是资深专家和青年评论者，评论者年龄的两极化分布明显。虽然每个年龄段都有戏剧评论者参与，但戏剧评论梯队并没有形成， 50岁以上评论者占多数，而在40 - 50岁出现断层。资深专家的精力、体力乃至话语权被戏剧界过度透支。
当下上海戏剧评论的平台屈指可数，曾经主打文艺信息与评论的《上海文化艺术报》无疾而终，除了1959年发行至今的《上海戏剧》这样的专业戏剧刊物，以及2013年下半年刚刚恢复文艺评论的《上海艺术家》 ，还有上海戏剧学院的院刊《戏剧艺术》外，主要的戏剧评论基本由电视、电台和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分担。此外，上海相关的文化单位也都有内部刊物面向会员观众发放，包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内刊《话剧》 ，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文化广场也都有自己的宣传刊物，面向会员观众发行。
在主流媒体和专业刊物之外，上海的几本剧院内刊因自身利益制约也较难产生独立剧评。德国戏剧家莱辛的《汉堡剧评》是世界范围最知名的剧评著作合辑，但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他在汉堡民族剧院担任顾问时候，为剧院历次演出所写的剧评，其实也算是一本内刊。但目前，上海的艺术院团还缺乏做这样一本刊物的能量和胸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话剧》杂志的一位编辑表示，剧院的约稿很多还是以会员为主，虽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批评意见，但大多无伤大雅，更多还是以正面肯定为主。而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文化广场所属的会员刊物，面临的情况也和《话剧》相似。无论剧团还是剧场，都有着自己的利益立场，剧团面对市场和评奖的双重压力，剧场则有售票经营压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难以发出没有利益牵扯的客观剧评。
当下的上海剧评还呈现出数量偏少、类型单一的问题。上海现代戏剧谷艺术策划部的包含是一位海归剧评人，在她看来，国外的评论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比如美国《纽约时报》 、英国《卫报》 ，都有稳定的评论作者库。演出结束后阅读剧评，已经成为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个习惯。而T i m e o u t这样的城市生活资讯杂志也有很多剧评，这些剧评都具有推介功能。“在国外，剧评分为review(演后评）和preview （事前评） ，都对读者观众有指导意义，我们现在re - view比较少， preview比较多，而且还是偏重于宣传推广，对观众选择剧目帮助不大。 ”
调研报告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 《文汇报》可以整版报道当时的先锋实验戏剧《魔方》 ，刊登了该剧导演胡伟民和主创刘擎（时为大学生）的一场谈话；而今尽管扩充了N倍的版面，却几乎没有为戏剧作品与实验话题提供这样的版面。
另外，网络媒体、博客、微博和微信等这些新媒体平台的出现，涌现了一些拥有大众号召力的剧评人，这使得本已遭遇“危机”的专业剧评空间更加狭窄。如何重建戏剧评论队伍，重振传统媒体在戏剧评论上的威信，如何在新兴媒体平台上发挥戏剧评论的积极效应，如何让戏剧评论机制更加有利于真实剧评发声，是当下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修复专业性行业协会应承担起更大的资源整合的责任，让创作进入一个可客观评价的状态
那么，戏剧评论在上海的空间在哪里呢？
“独立性和客观性，是制约戏剧评论发展的关键。 ”上海市剧协秘书长沈伟民告诉记者，专业戏剧评论本来就是一项非营利性的活动，如果平台缺乏独立的资金支持和渠道运作，那么评论独立性就不易守护。一方面，剧评人发表独立意见，一旦影响到剧目的市场或口碑盈利，极易被戏剧院团边缘化；另一方面，专业戏剧评论平台仍需资助。当专业刊物编辑记者和约稿评论者只能依赖院团或宣传方赠票观摩，那么保持客观独立将变得更难。沈伟民说，在国外，剧评都有媒体这样的第三方平台负责操作，因为有读者市场的需求，剧评才能够有长远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未来上海最需要努力的是，打造公正客观的第三方平台，剧协作为专业性行业协会，应承担起更大的资源整合的责任，为剧评人提供票源、开办剧评网站、剧评刊物等，让剧评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将戏剧评论等同于“批评” ，抗拒甚至“消音” 、“告状”或者“封杀” ，都会让一些活跃的评论者离开评论队伍，让一些声音隐姓埋名寻求自我保护。这是当下戏剧评论生态亟待修复的另一状况。如何让创作者放开心态允许批评、如何让剧评者放开手脚敢于批评，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团体，以及戏剧人士自身共同修复健康的生态环境。罗怀臻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戏剧创作进入一个可客观评价的状态；其次，让戏剧评论如何兼顾精英化与大众化，鼓励更多跨文化专家参与戏剧评论。
上海歌剧院副院长李瑞祥表示，权力和财力容易掌控评论，权力可以主导和推动评论，财力可以购买评论。因此需要第三方平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汤逸佩认为，近年来，一些“著名”戏剧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多数并非自发而作，而是应某些院团、导演的盛情邀请写就，成为公关所需、会议组织的稿件，这样的写作方式很难从更深层面进入艺术作品，更难完成对观众审美鉴赏力的引导，也看不出戏剧艺术发展的走势。
针对这些问题，各方都在努力。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导演和评论家石俊呼吁上海剧协策划“主题观摩月”活动，将锁定一个剧目的评论空间打开，在客观公平的话语体系上展开戏剧评论，保护和激活剧评者。上海市文联也正在将开展文艺评论作为各协会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也将于今年下半年首度在沪开办戏剧评论高级进修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这个评论家自己的组织，更是不久之前在京隆重成立，将评论家的地位提至新的高度。
“……我热切盼望有一天我能毫无顾忌、不加修饰地走出房间。那一天，人们尊重专业，尊重评论的价值，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也不会再那么剑拔弩张或视而不见，剧评人不会再受到无理的谩骂，他们的价值会被大众认识。 ”我们有理由相信，剧评人“押沙龙在1966”期待的这一天已为期不远。只有更多剧评人敢于亮剑，中国戏剧才能更加强大，并真正进入创作和评论的良性循环。
（摘自 《中国艺术报》）
黑体系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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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雅老矣 尚能字否？
星期日 八月 10, 2014 7:21 pm
我每天必看的几个网站（华夏文摘，万维，文学城）最近忽然出现图雅的几篇新旧文章。华夏论坛一条讨论线上，不少人对图雅的新文章感到惊讶，不相信《军迷小胖子》是图雅写的。有人说，“这些文章（《唐诗的心境》和《军迷小胖子》）似乎不再那么充满灵气。不不，其实更重要的是，不再含有那一两分图雅特立的痞气。”还有人怀疑“这个图雅是冒牌货, 或者图雅得了老年痴呆症。”
而我相信，这个图雅是真货，并且没得老年痴呆症。他的两篇新文，《唐诗的心境》和《军迷小胖子》之所以让粉丝们感到惊讶，是因为图雅到了不能再重复自己过去文字风格的年龄。
所谓“过去”的文字风格，就是图雅写《吃鸡三境界》的时候，1992年。从该文可知，图雅挨过饿，插过队。有这种经历的人，当是50后，并且不是靠近60后的那种后，他应该是50中腰前后。所以，图雅写《吃鸡三境界》的时候，30郎当。这样的人，文革后的天子骄子，然后流落到美国，便有了底气和资本，更兼文笔极出众，一写文章，立刻鹤立鸡群，造就出可傲视天下的痞式幽默。这样的人，并非只有图雅，我们还可举出王小波，还有老夏（德国的，美国的）。你看他们的文章，除了连连点头，佩服他们的黑色智慧以外，一定还会纳闷，他们的文风何其相似乃尔。是否实际上出自一人？
当然不是一人！因为王小波已经死了，而图雅和老夏还活着。
但这些人也有另外一个共同点：文龄短。王小波死于1997年，45岁上。图雅的创作高峰在1997年以前，40岁左右。之后，平均一年不到一篇。2003年发了一篇短文《卖菜了，大白菜——》，便没了踪影，十一年空白，直到2014年才有新文。老夏也多年不见有文章发表了，即使偶尔有一篇，也不是当年那种笔力。
这些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痞式幽默写作，适合年轻人，不适合老年人。倘若王小波还活着，他的文风也是难以为继的。正如《不二》的作者冯唐评论的那样，王小波成也幽默，败也幽默。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便是，人可痞一时，不可痞一世。人老了，不仅失了那种痞趣，也失了那种痞力，再搞痞式写作，便力不从心。这其实也是好事。否则，肯定连自己都会骂自己老不正经的。
那么，老人该用何种笔法写文章呢？
我想，还是自然为好。《军迷小胖子》也许就是图雅转变文风，走向自然的一次尝试。
---江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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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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