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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
星期六 八月 16, 2014 3:47 pm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
作者：胡鹏池
一、话题的引起
众多学者们在研究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时，都注意到该同志有“轻视、蔑视、甚至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结。
查该同志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啊！起码也算是个中师啊！
又查我党老一辈革命家，虽说每个人都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虚誉，其实大多数也都是知识分子啊！为数极少的几个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早在三十年代就都当叛徒了，没有当叛徒的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其中比较著名的就算是革命烈士项英同志了，但项同志也因“皖南事变”长期被党史定性为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所以说，毛同志不也正是依靠了无数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家们的帮衬才打了江山，坐了天下的吗？可是毛同志为什么还会长期“轻视、蔑视、仇视”知识分子呢？而且情绪相当严重，情节相当恶劣，从反右到文革，屡教不改、屡错屡犯，构陷了无数针对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对于毛而言，“轻视、蔑视、仇视”知识分子成为他的一个弗洛伊德的“情结”。
以往的研究者们一般都归结为：该同志早期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了知识分子们的气，精神上受了刺激，对知识分子的成见由此而始。
这几乎成为学界研究之共识。
对此，笔者也能认同。
但笔者经发掘并阅读一些旧资料后时发现：所谓“受气”之说也仅仅是毛同志单方面的主观感受，客观事实上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给毛同志气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是一点点，一小点点而已。遇上一个心胸较为宽阔的革命同志早就丢在脑后了。主要的原因还是毛同志自己将那“一小点点”放大了。
不仅如此，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尤其有几个特别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中都曾经给了毛同志很大的关注和帮助。
是毛同志自己的大脑细胞组成的接收器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问题。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与恩惠太容易忽略了，或许他认为这些帮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则干脆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对于那些睚眦之怨，无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却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谓此论为妄论，且听老夫慢慢道来，自然会给你一个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据。
但在正文展开前，先要讲几个看似“风马牛不相涉”的小故事。
二、风马牛，三个小故事
1、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脍炙人口。其中“第三顾”的日子，是一个新春好天气。
那一天清早动身之前，刘备已经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又好不容易说服了闹别扭、耍性子的关张两兄弟，于是三人一齐乘马同行。在距“南阳诸葛庐”尚有半里之遥的地方，刘备为了表示对大贤的尊重，慕贤的竭诚，下令关张一齐下马步行。
正行之间，只见诸葛亮的小弟弟老三诸葛均走了过来，在此前的“二顾”时，刘关张与诸老三都已认识过了。
刘备赶紧给诸老三施礼问道：“老三兄弟，你哥今儿在家吗？”
诸老三说：“俺哥昨晚刚回来，你们今儿可与相见了。”
刘备还要再相问，诸老三竟自飘然而去了。
刘备喜形于色，回顾关张二弟说：“今儿运气不错，能够见到卧龙先生了。”
张飞此时的心情却没有什么高兴的，他望着诸老三远去的背影，气就不打一处来。说：“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无妨，何故竟自去了”。
刘备却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张飞也就哑语，关公更不会起哄，这件事就轻飘飘的过去了。
一部《三国演义》，刘备有无数的言语。笔者认为，其中有两句话是最经典的。一句是刘备临终写给他大儿子阿斗的遗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另一句就是这八个字：“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前一句话讲的是道德操持；后一句体现了人情练达。
笔者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应该持有的基本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大家都很忙也都很累的，各忙各的俗事，各奔各的前程，哪能都把目光聚焦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
2：《红与黑》
《红与黑》是一本世界名著。
笔者年少时，上中学的二舅舅告诉我世界第一名著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就是《红与黑》。也不知此论有何根据？但正因如此，笔者曾很认真地看过此书两、三遍，果然是情节曲折，文采盎然，又有优雅的情色，好看得紧啊！
《红与黑》的主人翁于连-索黑尔是一个会木匠活的农民的儿子。这小子从小就具有叛逆心理，对家业不屑一顾，不会干农活，也不会干木匠活，却喜欢读书。于是经常受到父亲的训斥，家境又非常贫穷，所以他对所有有头有脸生活着的人就有莫名的仇视，看着他们就受刺激。
当于连初到德瑞那市长家中当家庭教师时，这一家的主人对他都是相当友好的。虽说市长德瑞那先生是一个庸俗而势利的官僚，但于连是他花钱请来的家庭教师，与他的政治经济利益八杆子打不着。相反，由于西牧师的特别推荐，他很是为这位家庭教师的非凡记忆力而感到自豪，因此也常常在同僚和朋友们面前显摆显摆。这一家的女主人德瑞那夫人是一个非常幼稚的贵族夫人，心地纯洁得金子一般，更是为于连苍白的面容，傲慢的态度，非凡的记忆力所吸引。德瑞那夫人又顾及到自己两个心爱的孩子要跟他学习，因而对于连就表现得百般迁就，甚至近似于讨好。两个孩子年龄还很小，还没有形成“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心理，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对于连也很尊敬。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佣爱利莎，竟很快地陷入对于连的暗恋，自然也就处处照顾他、巴结他。
于连在这样一个显贵而富裕的家庭从事这样悠闲的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在同类职业中比较起来也不低，又有这样温馨的气氛，市长又经常不在家，照道理说于连应该生活和工作得很自在，很愉快，也应有一定程度的满足感。但于连却没有，这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年轻人时时感到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恐惧，感到周围的人们都对他有歧视。
这种感觉虽然完全是他心造的，却一天比一天更强烈。他有了这种感受，就开始在这个家庭里不断玩花样，闹别扭，甚至设计勾搭女主人。他之所以勾搭德瑞那夫人，一开始也并非出于爱情，而是为了羞辱德瑞那市长，以及这个贵族家庭，羞辱上流社会。他认为美丽的德瑞那夫人是他生命航道的一座暗礁，他一定要征服她，他居然也就得手了。始料不到的是在他得手后竟产生了对德瑞那夫人强烈的爱情，因为他毕竟年轻，毕竟单纯，对上流社会嫉恨的感情既不固定，更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德瑞那夫人天使般的善良与纯真，洗涤了他灵魂中的卑鄙。
他与德瑞那夫人的苟且之事，终被德瑞那发现了。为了维护他心爱女人的名誉，于连不得不离开了。虽然于连后来又遇到了既高贵又美丽的元帅夫人、更年轻、更美丽的侯爵女儿，他不断地故伎重演，终于又征服了无比高贵而傲慢的侯爵女儿玛丽小姐，但他内心深处一辈子却只爱德瑞那夫人一个女人，甚至最终为她放弃了生选择了死。
笔者要说的是这个完整故事的前半段，于连在德瑞那家的最初感受是这个乡下少年主观臆造的，偏执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3、苏东坡的故事
苏东坡几乎是一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首席，一向以潇洒、豪迈之风格成为中国文坛不二之领袖。苏东坡在被贬杭州时日子过得同样很潇洒，常常呼朋引友忘情于山水间。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佛印，是圣山寺的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
东坡虽是大学士，却童心未泯，喜欢与人斗嘴，争口舌之利。一般人当然都不是东坡的对手，唯有在佛印面前却没有优势，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落处下风了，有时甚至输得鼻青脸肿的。东坡当然不服气，但是他毕竟是有修养的人，不能表现出牛二那样下三滥的作风。他只是不放过任何机会与佛印斗机锋，虽然从来也没赢过，就那还要天天斗、月月斗。
有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打坐。
东坡问：“佛兄啊！你看看这时候的我像什么呢？”
佛印说：“我看苏兄啊，你就像尊佛。”
东坡听后哈哈大笑，对佛印说：“那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
佛印说：“我不知道。”
东坡说：“就活像一摊牛粪。”
东坡说完又哈哈大笑。
佛印只是微笑，并不吭气。
苏东坡回到家里，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相传，苏东坡有一个妹妹叫苏小妹，后来嫁给了苏门学士秦少游。小妹外貌平平，凸额凹眼且脸长，野史讥为“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但其学问绝对好。有一则“苏小妹三难新郎”民间故事传诵至今。
当时苏小妹问：哥啊，看你乐的下巴都掉了，今儿有什么高兴事呀？
哥就将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妹。
哥说：妹啊，今儿为兄的总算赢了那贼秃一回了。
妹却笑了说：否也，否也！哥啊，今儿你可又输大发了。
哥说：妹啊，此话怎么讲？
妹说：哥啊，就你这个水平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吗？
哥问：是什么呀？
妹说：是见心见性。你知道不知道“境由心造”这个道理呀？心中有，眼中才会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是因为佛在他心中；你说佛印像牛粪，那是因为你心中尽是屎。
苏东坡何等聪慧之人，一点通透，从此心态祥和，再也不跟佛印斗机锋了。
以上三则小故事，是老夫七十人生的精华积累，望青年朋友们多多参悟。
三、毛同志在北大的感受
讲完了这三个小故事，有条件言归正题了。
话说毛同志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到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笔者注：酸溜溜了。嫌钱少呀！这很正常。）
毛说8块钱不算少，那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有300多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
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这三项决定了当年毛同志在北大的地位。
毛同志对外国友人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笔者注：酸溜溜的情绪比前又进一步了。）
笔者推测，当时发生在北大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与毛同志的自我描述多有吻合之处。无论是师生，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读报是为了了解时势，也许是紧张工作与学习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当然不是为了来与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聊天的。即使毛同志主动搭讪了去，遭受冷遇也是必然的。虽然偶尔也会有人愿意聊上三、两句，但又不大听得懂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
这是一种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谈不上是那些“有眼不识金镶玉”的书呆子们故意给我们未来的伟大领袖气受。
当然，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时间，却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何况你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这与“故意给气受”没任何关系。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就真要遭白眼了。这大概就是毛同志所谓的“受了气”了。
当年，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的心理状态其实与于连有几分相似。他自卑的心态以为大家瞧他不起，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正常地将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看待，没有将其特殊化，更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同志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着西装的教授们。毛同志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早已经崭露头角了，一向都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毛同志，沦落风尘，锥处囊中，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毛同志感到了失落，进而就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显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的长衫出现在读报室中，并在毛同志手上借报还报之时，毛同志是很注意的，多次趋前企图与他攀谈，他们也就算是认识了。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没有给机会，甚至连多抬几次头多望他几眼的眷顾都没有。
毛同志又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毛同志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化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毛同志写的很生动！但心中酸，文字之间就已流露了愤怒。在毛同志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
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同志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轻视、蔑视与仇视。你看不起老子吗？老子还看不起你呢！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听听！这叫什么逻辑？这里有太多的混乱逻辑。
刘备是枭雄，毛同志当然也是枭雄，枭雄与枭雄也是大不一样的。刘备受到诸葛老三的冷遇（其实，也谈不上是“冷遇”），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而毛同志受到教授、学生们的冷遇（其实，也根本谈不上是“冷遇”），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平心与报复心。
四、张申府慧眼一世，眼浊一时
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外，另一个所谓对毛同志造成“伤害”的，肯定就是张申府先生。
1918年时，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临时工毛同志的顶头上司。
说起这个张申府，却又是一个大大不简单的人。
如果中共党史将张申府先生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并不为过分的。当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时，在各地就只有寥若晨星的极少数几个共产党小组，北京算一个。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申府。后来才发展了第三个人张国焘，再后来又发展了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1920年底，张申府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他在法国首先介绍了一名天津女学生刘清扬入了党，刘后来遂成为张夫人；随后张又与夫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再后来在德国时，张申府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张申府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荐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15人的大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名的便是周恩来。所以，周恩来一回国就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也有人说周恩来回国时手中还持有“共产国际”的介绍信。不管是怎么一种说法，张申府对周恩来的影响总是大大的。
按照旧时中国老百姓的的说法，像周恩来这样久据宰辅之位的名臣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而十大元帅之首的朱总司令则无疑是武曲星降世。张申府先生一人既识文曲星在先，又识武曲星在后，这是多么不得了的慧眼啊！张先生的“神奇”堪比《三国演义》中说出“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的水镜先生了。
当年水镜先生望着刘备远去的背影还喟然长叹道：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啊！而申府先生所推荐的周恩来、朱德一文一武则虽得其时，不得其主啊！
历史嘛！总是那样颠三倒四，那有十全十美的事。娘希匹！
但是，张申府饶得有如此之慧眼，却仍有致命的眼浊之误。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里，一代紫微星君，一个日后君临华夏27年的真命天子此刻正坐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属下，成百个日夜，张申府先生却眼浊了。
眼浊还不打紧，还恁地这般得罪了。
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同志是不大合格的。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评介庞统（即水镜先生所说的凤雏先生）说“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毛同志倒也并非“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其时之毛同志正无“事”可视，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对于所担负的这项工作太不认真勤勉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一点，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同志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也不屑于做到这一点。他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体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先生甚至要求发回重做，毛同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所以，毛同志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其实，当年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同志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同志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心态不正常的病态感受。与其说受气，不如说是嫉妒。如果抱着刘备的“人各有事，岂可相强”的态度，什么事都没有了。
英国大学者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诚哉斯言矣！
五、“五加一”对毛同志的特别青睐
细加详察，我们发现毛同志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生活过得既不寒酸也不冷清，而是相当热闹、繁忙、充实、有声有色的。
是金子何处不发光呢？当时在北大最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对毛同志投下了特别青睐的目光。笔者所能举出名字的有下列五位：
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
第一位就是杨昌济教授。
教授《伦理学》的杨教授在北大的名头并不算很大，他是靠了他的湖南老乡且留日老朋友章士钊的推荐才得以在北大高就的。但他是毛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恩师。杨在“一师”任教时就对毛同志倍加激赏，他说我们的毛同志是湘乡山中出的一名“资质俊秀”的农家弟子。那时的湖南一师流传着“杨门男三杰”及“周南女三杰”的说法。“杨门男三杰”是指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但为首的并不是毛同志，而是萧子升。子升书香门第，性行淑均，他才是杨教授最欣赏、最喜欢的弟子，一度曾欲以爱女开慧许之。但杨教授也深知萧与毛蔡之区别，在论到革命救国之事时则认定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及至临殁，竟嘱书于好友章士钊熟视之。
杨教授调北大在先（1918年6月），毛赴北平在后。而毛同志1918年8月的北平之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可能是杨教授主动召他去的，也有可能他是奔着杨开慧去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送萧子升、蔡和森等同学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是为了来北平见世面、开眼界。当然也可能是综合因素，多种原因兼而有之。毛同志到了北平后，一开始是吃住在杨家的。杨教授还人托人地帮他找工作。爱女开慧对毛同志产生情愫，平时有眉眼来去，杨教授也不可能全然不知。虽说杨教授择婿首瞩之人不是毛而是萧，却因萧家中已有妻室而作罢，但也并没有很快下了择毛为婿的决心。尽管如此，杨仍然是对毛倾心倾力照顾关怀的，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之谊。
所以杨教授不可能是给毛同志受气之人，而是有大恩大德之人，且在两年多后即有翁婿之谊，虽然此时杨教授已然死了。此谓之一。
第二个就是李大钊。
堂堂北大图书馆馆长，由于杨教授的人情，蔡校长的指示，很爽快地给了毛同志一份工作，工资虽说少了点，但也是随行就市。作为一名北漂师范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挣8块大洋，也就很不错了。谁不想要多挣点，也得慢慢来呀！
解放前夕，毛同志在西柏坡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李牺牲得太早，与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对李没有微辞。此谓之二。
第三个就是陈独秀。
毛同志在北大时与陈独秀有什么过从交往？笔者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但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毛同志之《体育之研究》，这可不能算是寻常的关系。据说这篇文章是杨教授推荐给陈的。
另从建党之初陈对毛的器重推测，毛同志也不可能受过陈独秀什么气吧。
当时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人，但为主的是毛同志。一大后，陈独秀又将湖南建党大业委托给了毛，并任命毛为湘区书记，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任湖南省委书记。
中共三大前，陈独秀更是出于对毛的欣赏及对工作的肯定，将毛同志调至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为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后由于谭平山调职，改为王荷波。陈独秀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毛同志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由此看来，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时实际上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政治局常委了。
这是毛同志早年政治生涯中的第一高峰。
正因为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有如此之高的地位，所以在随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才能被选为国民党一大的修补执行委员，其后又由汪精卫举荐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如此显赫的职务。
由此，毛同志不仅仅是一名“湘士”，而且是一名“国士”了。毛泽东的大名渐渐与闻华夏域中，皆得益于陈独秀的赏识与提携。此谓之三。
第四个便是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一代报人”等。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期间，邵正在北京创办《京报》，同时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18年至1919年间，毛同志曾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习半年，是获得听课结业证书的55名学员之一。随后毛同志才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此声名鹊起。毛同志一生是伴随他的办报活动登上中国革命舞台的，邵飘萍的新闻课对他的影响无法言喻。
邵飘萍虽然也听不懂毛同志的湖南话，却与毛同志过从甚密，私交频繁。毛同志常去邵家做客，与他交谈。有一次，毛同志上门时，邵飘萍正在睡觉，毛便在客堂间静坐等候。电话响起，家里人起身去接电话，毛就很有礼貌地站起来鞠躬致意。家里人过意不去，便叫醒了邵飘萍说：你可以醒一醒了，那个你叫“小毛”的又来了。
1936年毛同志在延安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就是邵飘萍，另一位是李大钊。毛同志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1920年，毛同志在上海写信给罗章龙，打听邵飘萍的情况，他说飘萍是他所关心的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迁到北平，毛同志委托担任新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关心飘萍夫人汤修慧的生活。同年4月21日，毛同志在有关报告上亲笔批了“照办”两字，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50年代，毛同志有一次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此谓之四。
第五个便是胡适。
胡适先生的名气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中仅次于蔡元培，远超李大钊诸人，大约与陈独秀伯仲之间，
而这个当年中国最大的教授不仅没有给毛同志“窝囊气”受，还屈尊与之有很多交往。仔细考究毛胡之间的交往，在胡这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此谓之五。
有关“毛胡”交往之细节，笔者将另辟一节。
此外在北大学生中，毛同志也并非一无斩获。其中同为“中共一大代表”、未来的“中国托派老祖宗”的刘仁静就与毛同志相当交好。
刘是湖北应城城关人，当然听得懂毛同志的湖南话。
其时刘仁静只有16岁，毛同志比他大九岁。由于年龄的差距比较大，照理说毛有可能不屑与刘交谈才是，但刘的身上有特别的光环吸引了毛对他的重视。
首先，刘仁静是李大钊特别眷顾的得意门生。刘家境贫困，李大钊多次为其担保甚至代交学杂费。
其次，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刘仁静年龄小，记忆力超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在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
有资料称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由此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笔者谓此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五大教授加上一个学生刘仁静为“五加一”。
莫谓谁人不识君，天涯何处无芳草。感谢“五加一”曾经给了毛同志特别的青睐，否则他还要加倍感到不自在。
六、胡先生对毛同志几乎有求必应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毛不仅听课，课后也时有请教和交流，并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有许多许多的例证。
例如毛同志对于留学问题的独特见解就深受胡适影响，这有历史文件作证。
毛同志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可见，当年毛同志请教胡适时，胡作了认真肯定的答复，并没有“目笑存之”。
毛同志在延安曾对斯诺说：
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董乐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如果当年胡适也是给毛气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说出上述一番话来。这就是二人感情互动的一则证据。
又例：毛同志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同志按期将《湘江评论》寄给了胡先生。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此处，胡先生所盛赞的“民众大联合”正是毛同志的宏文。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不仅思路和主旨与胡基本一致，实实在在也是响应了胡先生的号召。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同志第二次到北京。毛同志在北京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湖南学生运动做一些呼应的具体工作。他在北京曾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直至晚年都清晰地记忆这件事，曾对助手胡颂平回忆道：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毛同志亲自登门拜访胡先生的事，在胡适的日记中也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同志离开北京去上海，从上海回湖南后，毛同志寄给胡先生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
第626－627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再例：关于自修大学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毛给朋友的信中也能得到印证。毛在离开北京前曾于1920年2月和3月14日分别给陶毅（毛的初恋情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同志利用船山学社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均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综合上述，足见毛同志与胡先生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对于毛几乎有求必应，我们的毛同志则从中受教、受惠多多。
如果说毛同志也受了胡先生的气，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
七、桶水之恩，缘何滴水不报？
上述“五大教授”中，杨昌济病逝于1920年；邵飘萍于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其真实的原因另有他说）；整一年后的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也被张作霖绞杀于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内。
这三大教授死时，我们的毛同志尚未成气候。无从言报，自在情理之中，后人不必苛求。
我们就看看毛同志在成就气候后对活着的陈独秀是如何回报的？后来在成就大业后对异国的胡适又是如何回报的？
（一）毛同志如何回报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蹲过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国民党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出狱。此时的陈独秀已经58岁了，出狱后该往何处而去呢？
蒋介石与国民党是欢迎他的，当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派教育部长朱家骅找陈谈话，开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资助2万元加5个编制，让陈自己独立组织一个党派，并以独立党派代表的名义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
然而，陈独秀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
陈独秀的内心希冀着去延安。为了能去延安，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专程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他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的党中央是毛洛体制，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书记，毛同志是军委书记，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来延安的三个条件：
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要人做书面检查，是毛同志的一惯嗜好。可是陈独秀是何等之人，岂能甘受其辱，于是回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接着，王明和康生，分别在《解放》杂志、《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把陈独秀称为“匪徒分子”、“日寇侦探”，“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王、康的文章是不是秉承了毛同志的意旨呢？笔者不能确定。当时的王明刚从苏联回来，正气傲着呢，所以还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一定会听毛同志的话；但是康生这个巨奸，一回国就看清了毛的优势，凤凰要把高枝攀，已经无条件地弃王投毛了。
1938年3月17日，陈独秀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中共中央欢迎自己到延安的诚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
陈独秀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了，毛同志没有作出任何补救措施。
1939年，陈独秀在重庆宽仁医院养病时，周恩来刚好来到重庆，曾专门去探望陈，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其后，周恩来又到江津去看望陈，再次请他回延安，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陈独秀依然拒绝了。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元也被他坚决地退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这位曾被毛同志一再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终于在贫病交加中逝于江津，享年63岁。
1957年2月27日，毛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李立三、饶漱石等同时列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
（二）毛同志如何对待胡先生？
中国有句闻名的老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主张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毛同志对于这句话自然是不以为然的。
胡先生对毛同志的恩德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厚，不可谓不诚，可是毛回报了吗？如果将胡对毛的恩德比作一桶水的话了，那么毛同志是“一滴水”也不肯回报的。当然另一种意义上的“回报”是有的，那就是也回报了“一桶水”，不过是“脏水”。
1954年，毛同志亲自指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批俞硝烟未灭，接着就转向批判胡适，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由此，在毛同志治下的中国大陆，胡先生由学界泰斗一下子就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走狗”。
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后，毛同志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这段话真是稀奇古怪，谁能猜得透毛的皮里阳秋啊？笔者猜测毛同志其实是在作一种许诺：老胡，你就回来吧！你只要回来称一声“老奴”，朕就封你一个文华殿大学士。
可是胡先生就是“胡不归”，他早在1949年离开北京南下之时就已识透留下来，不仅没有民主，连面包也没有。
另一次，毛同志在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
“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不必了，但“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的古训还是能成立的。连老师都不承认了，又何能照顾老师的儿子呢？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幸留在了大陆。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胡思杜也写了批判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文章中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胡思杜同志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小胡同志虽然真诚地表示了对毛同志的归化，对自己父亲的背叛，但一点屁用也没有。
反右运动前期，小胡还想入党，于是积极地响应毛同志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建议。学院领导马上就将其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胡思杜终于精神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那留在大陆的小儿子早已“畏罪自杀”了！
（三）毛同志如何对待张申府？
在毛同志的脑海里，当年张申府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同志都要有意无意地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建国前，张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
解放初期，章士钊仗着他与毛同志有些过厚不薄的老交情，仗着他于1920年时曾经向毛同志赠送过两万银元的大恩惠，斗胆张口向毛为张申府求情：
章先生说：“张申府也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
毛同志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一句话就将章老先生撂了个大马趴。章由是知道毛对张的旧恨难消，从此不再提起。
1957年，张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谁让当年你识得了文曲星，又识得武曲星，却不识龙潜浅邸的紫微星君呢！
毛同志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大的“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比比皆是。看毛皇陛下，这个大人物的气量有时竟比“鸡眼”还要小。
人生在世，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做人不能光记坏的，不记好的；坏的拼命放大，好的一笔带过，甚至恩将仇报。
古人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其实，恩将仇报，睚眦必报的人，才是真正“不知其可”的人啊！
关于张申府的事，我们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张申府一直没有工作。尽管张在共产党高层的亲朋故旧有的是，连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都是他。但要紧的是毛同志不肯安排，其它人投鼠忌器，也就没那个胆儿。后来总算还是周恩来不忘故旧与恩师，转了几个弯，暗渡陈仓，通过北京巿市长彭真将张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张申府是有学问的人，他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对数学也很有专长，本来他想去北大当教授，但彭真劝他不要回北大。彭真说你去北大那样的单位就保不住还会受冲击，而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不大为政治注意的单位，正是你这种问题之人安身栖息之处。
张申府晚年之所以能过了几十年清静无为的日子，真是完全拜周恩来、彭真之所赐。
八、啊！北大啊，北大！
毛同志不仅记恨“北大”的这些人，也一并捎带记恨了“北大”这个校。
1949年毛进京后，来过清华好多次，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毛到清华来一般都是在晚间来的。因为清华有个室内游泳池，冬天还可以加温。毛从前没有在室内游泳池游过，因此好奇。清华的这个室内游泳池在西大操场旁的体育馆内，很小很小（可能25X50米），笔者也在那儿游过泳，甚至是在那儿学会游泳的，教游泳的体育老师也姓胡。（此事与本文无关，只是备忘。）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毛参加“五四纪念会”，毛同志拒绝了。他说：
“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托词。
又后来，北大的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些老交情（当然是在因“人口论”被批判之前），想请毛同志到北大给师生们做一次报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个旧伤疤在作怪吗。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气之地；
不去北大！禁脔之地！
但这并不能说明毛同志对北大没兴趣，相反，他对北大的兴趣大得很，每逢来了运动，他就对北大就“关爱”有加。
（一）反右运动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1957年，北大共打了右派511人，其中教职工90人，学生421人。
北大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人数与清华差不多。当时，清华共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但是，毛同志没有对清华的反右运动发表特殊意见，却对北大很不满意。
毛同志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将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时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秉承毛的旨意、亲临北大直接指导。他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到了这年10月以及第二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另外还搞出了一批“编外右派”。
有的资料中说北大右派总数为716人。当年北大师生总数为八千多人，右派占比接近9%。除了正式划为右派的，还有各级党委内部掌握的“中右分子”，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这类人在右派改正时一般被“按右派分子对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三类人相加就有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
（二）文革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文革初起，毛泽东又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将一个“八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竭尽夸大其词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由此点燃文革泼天大邪火。
当初作者曾经反复看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巴黎公社”的影子，相信许多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曾有这样的感受。
运动中，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同志说：
“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语，可事实上毛这句话非常得意也非常在意，特别关照李讷向已经在北大掌权的聂元梓传达这句话。
伟大领袖的一个“深”字非同小可，表示了对北大运动现状的不满意，于是北大的“揪斗”又烈火烹油地升级燃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时，更是直接对聂元梓说：
“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
于是又有无数北大教授和干部“屋漏偏遭连番雨”，再次遭整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的。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啊！北大啊，北大！北大可太倒霉了。
我们清华虽然也倒霉，但似乎没有北大这样倒霉的！
九：附注
另有两个问题要补充讲清楚：
（一）、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同志气受？
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
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
“毛泽东君来访。”
这次来访的时间是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离开北京四天前。
试问：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时就已经受了周的气，毛已经对周心生恶感了，那么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寻夫并投奔革命，在贾植芳（诗人，李星华的小叔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胡风分子）与周作人的帮助下得以成行。临行前周作人对李星华说：
“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间有什么交恶的过去。
当然也可以看出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了。
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发生。
周作人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毛？
解放后，周作人心存侥幸的是，眼下这位党国的最高领导，毕竟当年在北大图书馆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而且后来又来寓所拜访过自己。就算是普通关系，也或许会给予礼遇。又顾及“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没有直接给毛写信。
（二）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关于张申府在1918年有没有做过代理馆长这件事，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正面提及此事。文中却说：
“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
如果张申府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发的冲突呢？
也不是的。张燕妮的文章还说：
“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并指出毛泽东参加了这项工作呢？这就相对明确地回答了毛张二人间因“图书卡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仅点到为止。
将上述两点补充解释清楚了，本文也可结束了。
无需再结论，结论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
—— 原载: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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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六 八字占着走红运——吴恩裕
星期六 八月 16, 2014 8:47 a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红学那些人》每写一人就有一幅笔墨，吴恩裕这一篇是从运气好着眼的。
为了突出吴恩裕的运气之好，张义春先生使用了多方面的手段，特别是一些神话般的表现手法。
《红学那些人》描写了三个红学傻子——吴恩裕、王利器、胡文彬。不过这三个红学傻子却是三种面目。吴恩裕之傻是心地宽厚不设防，王利器之傻是性情豪迈少斟酌，胡文彬之傻是智术浅短犯糊涂。
张义春先生的价值观是同情心地豁达者厌恶把聪明都放在脸上的浅薄者。所以如果张义春是以傻气勾勒一个人的底色，那这个人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张义春先生笔下，傻子最是让人叹为观止的红学人物，最能开辟让人荡气回肠，最有可歌可泣的红学事业，。
————赵燮雨评论
八字占着走红运——吴恩裕
说起红学，吴恩裕好有一比——梁山好汉喝酒，大腕（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恩裕与周汝昌、吴世昌鼎足而三，号“两吴一周”。周汝昌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著称，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见长，而吴恩裕则是搜求曹雪芹生平事迹的巨擘。这三人就是享誉海内外的红学三瞎子，周汝昌几近失明，吴世昌仅余只眼，吴恩裕视网膜脱落，不过当时俱龙精虎健、叱咤风云，考证派红学因此八卦炉里睡觉，热气腾腾。
1980年，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隆重召开，而吴恩裕则属三位被邀请的大陆学者之一，惜临行去世，未能成行，最后便宜了陈毓罴。现在人们都知道冯其庸英雄了得，其实冯其庸论红多走吴恩裕门径，冯其庸出息多与吴恩裕纠结，冯其庸风流多属吴恩裕余绪（见冯其庸部分）。在广阔的红学园地里，吴恩裕如大树一棵刺破苍天。后来吴恩裕轰然倒地了，后来冯其庸倏忽间就脱颖而出。
吴恩裕的才华无与伦比，吴恩裕具备多方面的才干。他喜欢京剧，模仿余叔岩派须生，真正刻板无二；他精通英语，操一口纯正的不列颠英语发音，能滔滔不绝背诵英文版《资本论》里的某些段落；他长于书法，一笔行书毛笔字圆转自如、天真烂漫。在解放初，吴恩裕与曾炳钧教授、戴克光教授、严景耀教授（雷洁琼先生丈夫），号称北京政法学院的“四大教授”。
一、形象斑点。
吴恩裕人缘不错，对吴恩裕的好人缘周汝昌感受最深。周汝昌说，吴恩裕“是我所交的红学学者中人品最高尚、人心最仁厚的好人益友。”“ 在‘红界’我与他最好，他关怀我，替我找眼医”。吴恩裕天真——纯纯白白、一尘不染，如婴儿之未孩；吴恩裕单纯——不知谁好人谁坏人，也不知自己什么人；吴恩裕朴实——不施粉黛，素面朝天，抱一为天下式。吴恩裕无吴世昌的猜疑偏执，乏周汝昌的神秘兮兮，不见冯其庸的矜持威严。与吴恩裕这样的人接触，你尽可以放松心情，不必提防、猜度他的埋伏与机心。
吴恩裕热情似火，热情似火的吴恩裕与有名的红学家往来频繁，彼此滑熟。吴恩裕故去的时候，叹息啜泣声便如远天滚过的雷。为他洒泪哀伤的人几乎是一望无边。周汝昌、刘操南、冯其庸还曾拿出个伤感的模样，分别作《哭吴恩裕》一个：
好友犹存赤子诚，可怜时世妄言兴。
七篇绝句今何在，往事斑斑感不胜。
—周汝昌
分袂黯然语未忘，投书泉路怅茫茫。
呕心许国书千牍，咯血撰传遍大荒。
闻笛山阳悲夜永，忆游织造浴秋光。
曹侯若问人间事，为道刘郎鬓欲霜。
—刘操南
哭君归去太匆忙，百事考红待细商；
残稿方欣真伪辨，卒年可是属玄羊？
—冯其庸
吴恩裕真真假假的八卦段子很多，要之有二。
1、 气量狭小、戚戚而少信，且喜好名利。
据宁致远说，吴恩裕“生活方面有些问题”，“答应给香港一些出版社写稿子，而且预先领取了稿费但是他迟迟不交稿。出版社找到学校、找到教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反右’以后，有个‘双反抢西瓜’的运动，曾因此给他出了不少大字报。这位老先生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有些缺陷的。所以定级时，他被评定为高教四级，是教授中最低级，不少人都认为对他不太公正。他本人也对此耿耿于怀。”
据朱地说，在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吴恩裕被指责有“名利思想”，向往“一本书”、“一间房”。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份大字报批判他说：“吴先生挂名我院‘教授’，领取高薪，但一直不到校上班尽其职守，却是安居家中，经营‘副业’，进行与本职工作并无关系的编译、写作，大量赚得稿费。”
2、听风就是雨，有人给个棒槌，他就认作“针”（真）。
吴恩裕曾寻访到一部曹雪芹的佚著及其传记材料——《废艺斋集稿》（详情见附录）。这就很让人高兴。但有人说哪里有那么巧的事，全是吴恩裕看走了眼。与这样说法相表里，性情中的吴恩裕就为人乐道。
据周汝昌说，“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
据胡德平说，吴恩裕给了提供《废艺斋集稿》的孔祥泽不少钱。“姓孔的当时不能够进北京解决户口问题，吴恩裕就找吴德，吴德当时是北京革委会的主任，政治局委员。吴教授就找他去替姓孔的打通关系，把他的户口问题解决了，当时没有北京的户口进不了北京。”
另有人说，孔祥泽很有心计，那个《废艺斋集稿》他并不一次给完，一次给一点，吴先生就每每付出。虽然以吴恩裕的学力，应该能分析出其诸般疑点，谁承望偏他是个呆子，遂难以辨别。后陈毓罴、刘世德站出来证伪，一点面子也不讲。这不仅未能打破谜关，更让他觉得下不来，羞臊之下就著长文反驳。因激动过度，加之心脏素有不足之症，文章一完，手松笔落就享冥福去了。
二、天人的红学事业。
吴恩裕是天上掉下来的红学家，吴恩裕的红学事业是冯唐的诗，是张良对刘邦命运的感叹：
我伸出食指触碰你的指尖，天空中会出闪电；
向地上吐一口痰，地上会长出七色花；
如果横刀立马，就地野合，你会怀上孔子。
——冯唐
“刘邦这个人，说他好，却好不是那种好法，说他坏，又坏得生机蓬勃，风头全给他占光了。想想不服气，凭什么嘛，我就是不承认的，还要代替他的如何？只管不承认他，他才不理你呢，就算全部人都不承认，他自己承认，他就开了大汉四百年的天下。因为他自身就是天运，就是形势，他不依你倒是你得来依他。”
——张良《沛公殆天授》
吴恩裕的根底是研究政治，信奉自由主义、民主宪政之流。解放前，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用言论参预社会变革。吴恩裕在解放后才转身研究红学，大割大舍，没有过渡。有人曾做吴恩裕学术转向的文章，他们立足建国后的政治气候的阴晴不定，以为吴恩裕那样是迫不得已，并为他惋惜。其实吴恩裕由政治学研究而红学研究是凤凰涅槃，吴恩裕的八字正合论红，论红才是其人生大幸，论红成就了他的壮美与阔大。
吴恩裕红学事业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吴恩裕是运气最好的红学家。他闭上肉体的眼睛，睁开心灵的眼睛，天雷勾动地火，在迷狂的心理状态中就与神结合。他根本用不着认真用不着仔细，不经意的比画就是胜过认真胜过仔细；他根本无需去苦思冥想，任凭多复杂的问题实在经不住他随意的一想；他一己的收集，大于他人的集体堆积；他一己的发现，强于别人的集体探索。他计划着去搂草，但归来却捎回几只大肥兔子；他险象环生，就在最危险的地方，就要受到伤损了，可刹那间就有人急着出来替着他去倒霉------
吴恩裕终究未能回到政治学研究的园地，对此吴恩裕有自己的认识。他多次自嘲说：“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自己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
1、破解“虎门”有神助。敦诚有一首诗——《寄怀曹雪芹》，属七言古风，全诗十八句：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才，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上罒下离）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所谓红学者，曹雪芹家世与身世研究为重中之重。这个诗属曹雪芹家世与身世研究的大好材料，很为红学家宝贵。它描写了曹雪芹的人格、诗风、谈风与生活状况等，有助于认识曹雪芹的情况。但其中“当时虎门数晨夕”一句却向来不得分明，红学界一直打闷葫芦——那欲解不得欲罢不能的样子，就像面对十二钗命运簿册的呆宝玉。
周汝昌开始承认“虎门不详所指”；后来就猜一个，说“虎门”是“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当时虎门数晨夕”指曹雪芹曾经与敦诚在一起做侍卫，时间约在乾隆四、五年后。吴恩裕读过周汝昌的道理，不禁皱了下眉头，觉得这样理解似乎没谱——现有写二敦的材料，根本没有说过敦诚曾经是侍卫；何况乾隆四、五年，敦诚仅六、七龄，这不可能做侍卫。
吴恩裕专注“虎门”以来，常常耳热眼跳，神思恍惚。他累极了累极了，身心是那样的疲惫与孤独，眼睛因睡眠不足而猩红猩红，已经完全处于虚幻中。在冥冥中，他觉得清代宗室诗人敦诚、敦敏诗文集中（包括《四松堂集》、《鹪鹩庵笔麈》、《懋斋诗钞》）有一种似笑非笑的奇怪声音。于是吴恩裕就浑身沁出冷汗，他挣扎着去翻那些书，一佛生天，二佛出世，也就翻过几页，《寄怀曹雪芹》而外的又一“虎门” 映入他的眼帘。这“虎门”与那“虎门”关系如何呢？一个寒颤打过，吴恩裕顿时神清气爽精神焕发。
吴恩裕首先要弄明白的是，敦诚、敦敏诗文集中共有多少“虎门”，经检索，发现不多不少共五个。联系这五个“虎门”出现的地方，考察其在那些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涵义。最后对各种情况综合、类比、发凡、引微——绝想崖前，无阴树下，杜宇一声春晓——这《寄怀曹雪芹》的“虎门”，其实说得是宗学——即北京西单楼北石胡同之右翼宗学，这个右翼宗学相当于现在的贵族学校，专收八旗子弟。“当时虎门数晨夕”是指曹雪芹在右翼宗学工作期间与敦诚、敦敏的交往。
吴恩裕“虎门”研究的题目是《曹雪芹和右翼宗学——“虎门”考》。该文发表后，红学界一片狂喜。多少年以后，人们说起这件事，还以为那是“上帝之手”为吴恩裕送来的“灵感”。
2、“己卯本”研究心想事成。
民国初年，红学江湖突然出现《红楼梦》早期抄本，这是些残缺破烂的本子，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红学家们一时认为是“肥鸭子”，说这些破烂玩意金光万道，瑞气千条，最接近曹雪芹原稿，可以认识《红楼梦》成书过程，几叶就值半个香港。这早期抄本如此的珍贵，于是就有人做着研究的大文章。是问题复杂，也是这做文章的扯淡。到头来却各唱各的调，各看各的妙，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吴恩裕对其中的一个本子——己卯本研究得很成功，他的观点发表后，红学界如魇得醒，似梦方觉，一个个喜得抓耳挠腮，眉花眼笑。其中有欠老成者，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己卯本”现存四十回，曾经为董康、陶洙收藏，现归北京图书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又传大好消息，说该馆库房中发现了《红楼梦》抄本三回又两个半回。此时吴恩裕还没有见到这本子，也没有端详它的子丑寅卯。
不过如果吴恩裕也像别人那样端详过子丑寅卯才可以说出个子丑寅卯，这吴恩裕就不是吴恩裕。吴恩裕具备超感官知觉的能力，具备神性的反射神经，能在正常感官之外接收讯息，能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思维往那个未见过面的本子上一转，突然一个激灵，一种神秘的体验犹如一道闪电划过吴恩裕昏暗的大脑。于是吴恩裕鼓掌大笑，笑罢，他坚定地说：“这几叶残稿与己卯本大有关系，这几叶残稿就是北图己卯本散失的一部分。”
事情真是不可思议，吴恩裕与冯其庸一起去查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1）北图的己卯本正缺这几回；（2）北图己卯本抄手笔迹同博物馆残本；（3）北图的己卯本与博物馆残本所用纸张都是乾隆时的竹纸；（4）博物馆残本和北图己卯本的尺寸大小、抄写版心大小等相同；（5）博物馆残抄本每回前有顶格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十字，北图已卯本也这样------
明白博物馆残本的血缘后，这个己卯本与大清怡亲王的关系，又在吴恩裕的脑海中翻腾。那时的吴恩裕可残了，他的行为与肉体已经不受个人神经系统的支配，一种超物质的神秘力量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他不时汗如泉涌，一道神性的火花在他眼前突然一闪，一种判断出来了——“己卯本”出自怡亲王府。
怡亲王名胤祥（其子弘晓），也就是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十三爷，这个十三爷不被父亲康熙爱见，曾经还被圈禁。可他与四哥雍正关系非常好。雍正即位后，就封他怡亲王，累官致军机处首辅。说己卯本出自怡亲王府也不是天方夜谭。首先，这怡亲王与曹雪芹家很有些关系——雍正继位后，要严查国库亏空，曹雪芹家因挪用公款被查办，此事十三爷主持落实。十三爷在禀明雍正的情况下给曹家留磁器口十七间半住房。其次，这个己卯本抄写时避怡亲王胤祥的“祥”字讳与其子弘晓的“晓” 字讳。
除去这两点，还有其余更过硬的证据吗。吴恩裕为此专门去北京图书馆考察。
得心应手一如查验己卯本散失残叶，根本没费周折，吴恩裕在北图就顺利找到一部怡亲王府手抄书目。这书目上面盖怡亲王图章，说明出自王府货真价实。把此书目与己卯本对阅——（1）书目中关于“晓”、“祥”的避讳同己卯本中情况；（2）书目中三人的笔迹同己卯本的抄写者笔迹，即这三人既为怡亲王府抄过书目，也为怡亲王府抄过“己卯本”--------
继续深入研究，吴恩裕还发现，抄录“己卯本”的有好几人。一至三人书法漂亮，权称其丙、甲、己。另外的四、五人书法糟糕，全称其乙与戊。其中丙的情况非常重要，有迹象他就是就是十三爷之子弘晓。（1）丙避十三爷允祥之“祥”字讳，也避爷爷康熙玄烨之“玄”字讳。但不避自己弘晓之“晓”字讳；（2）弘晓善书，其墨迹至今流传。
3、发现资料不费精神。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这个曹雪芹却犹云中之龙，只隐约露一鳞半抓，绝少以真切面目示人。红学家就非常希望穷究这个曹雪芹究竟几根毛，只要是与曹雪芹有瓜葛的丝丝缕缕，都是唐僧肉。可新红学百年，胡适、周汝昌倒是隐约看到些，其余则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
吴恩裕的运气越来越好了。吴恩裕红学研究的运气之好远非我们能够想象。吴恩裕的追求是发现有关曹雪芹的材料，吴恩裕发现多少有关曹雪芹的材料，这不取决于客观实际，而是取决于吴恩裕主观上的愿望。吴恩裕有一把充满魔力的花钥匙，吴恩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研究《红楼梦》，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功德圆满。这前后也就20年的时间，就是在这20年的时间中，他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如同节日狂欢时的浏阳礼花，次第在红学的夜空里绽放。
（1）吴恩裕有朋友叫赵雨山，赵雨山任职北大图书馆。这老赵对别人还有一搭没一搭的，但他偏对吴恩裕好。如果他有些时间没有为吴恩裕做些事，就心中大不自在。他知道吴恩裕挂念曹雪芹，于是就全心全意圆吴恩裕的梦。工夫不负苦心人，他给吴恩裕探访到一个拥有曹雪芹资料的大腕——孔祥泽（见附录）。并在1965年，介绍吴恩裕与孔祥泽认识。这样孔祥泽就将曹雪芹尚著有《废艺斋集稿》（见附录）之事及部分内容告知了吴恩裕，这样吴恩裕成为《废艺斋集稿》的第一发现者。
《废艺斋集稿》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资料，共八册，现存其中一册《南鹞北考工记》，属红学研究的举足轻重的课题。
（2）1962年，红学界传说曹雪芹曾经寓居香山健锐营。吴恩裕听到了也没有当回事。可吴恩裕有个小夫人叫骆静兰，她是吴恩裕的学生（吴恩裕前妻是宋漱青），比吴恩裕要小些。骆静兰说话柔声细语，像三月的春水，吴恩裕就每每依着她。一次，吴恩裕无意中把传说告诉骆静兰。骆静兰立马就情绪高涨，表示城中憋闷的难受，要到城外去透口气。吴恩裕侉着夫人游山玩水，几次下来，从村民的口中，就打开了一座曹雪芹博物馆：
——曹雪芹始住城里，有城区户口，因“拔营归旗”被遣送郊区香山健锐营；
——曹雪芹有个穷朋友叫鄂比，会画画，能喝酒，与曹雪芹经常在一起。这鄂比估计有些像贾雨村——见过世面，翻过跟头，对人间的底细看得彻，也看得绝。他曾有一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可能是因为看得上曹雪芹，就把这一联送他；
——曹雪芹曾经续弦，这续弦妻给他生有一子，他非常疼爱。不幸孩子病死，曹雪芹就非常伤感，经常到墓地徘徊，久久不去；
——曹雪芹儿子死在中秋节，曹雪芹自己死在大年夜，人称“双绝日”，孩子死因是患“白口糊”；
——曹雪芹死后，家贫无力归葬，埋在山后的一个叫“地藏沟”的地方------
（3）香山健锐营的尘埃还未完全落定，1977年10月，有自称是张宜泉后人的又急匆匆联系吴恩裕，说在自己家中，有曹雪芹续娶时，朋友们送给他的贺礼书箱两只，上有曹雪芹续弦妻芳卿写的一首悼亡诗，诗曰：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
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织锦意深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笔者注：首联原作“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坼天崩人未亡”，后涂掉；颔联下面原作“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未写完就涂掉了。
抱着曹雪芹的书箱，吴恩裕又火了一回。
“六九冰开，七九燕来，你是立春之后一树一树的花开”。吴恩裕的发现让红学世界眼花缭乱，大大小小的红学家简直来不及对他表示惊讶。于是有人问吴恩裕是不是天神派来的，吴恩裕说不是。这些人就更加惶惶惑惑。
4、险恶江湖吉人天相。
吴恩裕的红学事业如日中天，在红学的码头上，人人都钦佩吴恩裕的本领不凡。那一班博学鸿儒，一个个甘拜下风，提起“吴恩裕”三个字，无人不将拇指一竖，说一声“好我的吴恩裕，吴大爷，我们一定要崇拜你”。这些光景周汝昌都看在眼里，他的心里便酸酸的。
吴恩裕对周汝昌刺激过大，周汝昌要吴恩裕坠入地狱，于是周汝昌就针对吴恩裕设置了诱惑。话说曹雪芹有个朋友叫敦诚，敦诚说曹雪芹曾为他的剧本《琵琶行传奇》题过诗，其中的两句很不错——“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估计要让几百年后的红学家着急上火，敦诚故意不把曹诗介绍完整，仅透露两句吊人胃口。于是做红学的非常希望看到其余的几句。根据敦诚的记载，周汝昌补足了其余六句。
周汝昌将自己做得假诗首先寄给了吴恩裕；当吴恩裕函询此诗来历时，周汝昌以“有人投递”等语隐瞒了实情。同时，周汝昌在寄给《文物》杂志经吴恩裕编辑的一篇稿子中，曾以一节介绍作为曹雪芹文物假诗，只在发稿时才抽出这一部分。
妆成假象如真象，捏作虚情似实情。吴恩裕眼看就要身败名裂了。但是，吴恩裕越是处于危险的时候，光就离他最近。
得到伪曹雪芹佚诗的时候，吴恩裕已经大阔。因为已经大阔，吴恩裕一时就没有在乎这个曹雪芹佚诗。所以这伪曹雪芹佚诗就静静地放在桌边。过了不是太久，陈毓罴过访吴恩裕。他一面喝茶，一面在吴恩裕书桌上乱瞅，突然就见到了这首所谓的曹雪芹佚诗。陈毓罴在红学世界是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现在看到这个，一时间口嘴流涎液，心头撞小鹿，他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就这样东拉西扯与吴恩裕敷衍着，脸还涨得通红。最后才按了按胸口，提出想录下这个诗学习学习。吴恩裕性情宽厚，最喜欢奖掖后进，加之他本身已经阔气，拔根寒毛比陈毓罴的腰还粗，于是就说你弄去吧，那随意的态度就像我拔支劣质烟给你。
陈毓罴怀揣着伪曹雪芹佚诗欢喜而去。不过陈毓罴还毕竟谨慎，仅只客观公布，没扯什么真假，这就引出吴世昌几个栽跟头等后事。
（本文“吴恩裕的红学贡献”部使用了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材料）
附录1：
吴恩裕，满族，号负生，辽宁辽阳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赴伦敦大学从事研究，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解放后，历任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教授，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1979年去世。有红学著作：《曹雪芹的生平》，《有关曹雪芹八种》，1963年，“八种”扩展为“十种”，最后汇辑为《曹雪芹丛考》。另有《曹雪芹佚著浅探》、《己卯本石头记新探》等。
附录2：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废艺斋集稿》真伪论争）
《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一部佚著，1973年，吴恩裕在《文物》杂志第二期上以《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为题，发表长篇介绍文章，曾在红学界引起轰动。据吴先生说，原稿系抗战时期一个日本商人金田氏从一清皇族手中所买，借给在北京北华美术学院任教的日籍教师高见嘉十。向吴先生提供材料的抄存者孔祥泽，是高氏的学生。现存留下来的部分，有《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彩绘风筝图谱摹本、扎绘风筝的歌诀、“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为“考工志”写的序言，和曹雪芹的一首《自题画石》诗，还有敦敏写的一篇《瓶湖懋斋记盛》---------雪芹在“自序”中称，他编写《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董序亦说：“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如是，则《红楼梦》作者的思想可见一斑。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更记录了雪芹晚年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一些情形。如果这些材料真实可靠，对研究曹雪芹思想，进一步理解《红楼梦》的创作，无疑有重大意义。
红学界很多人看了吴恩裕的介绍，都认为可信，希望《废艺斋集稿》未发现的部分能够重新找到。日本新闻媒介为此作了报道，以便在日本发现有关线索。但也有不少研究者持怀疑态度。1973年5月，陈毓罴和刘世德写出了质疑文章，对吴恩裕的发现提出种种疑点。他们说从遣词造句和文章风格上看，“曹序”、“董序”、“敦记”三篇文字如出一人之手，因而不可能是曹雪芹、董邦达、敦敏的手笔。至于《自题画石》诗，他们从富竹泉的《考室诗草》中找到了该诗，而向吴恩裕提供《废艺斋集稿》线索的孔祥泽，就是富竹泉的外孙。因此《集稿》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当陈、刘质疑文章的油印稿在红学界传阅的时候，胡文彬和周雷即写了一篇《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载《文物》1974年第7期），就陈、刘提出的守制问题、文字问题、物价问题、诗风问题、天气问题等疑点，详加剖解说明，倾向于新材料是可靠的，不赞成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予以否定。后来陈、刘以《曹雪芹佚著辨伪》为题，将质疑文章发表在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不久，吴恩裕的回答文章在第四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题目是《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兼答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吴文除就陈、刘文中的疑点加以辨析和解释外，还在文末写了一节“最后不能不说的话”：
“老实说，我得很努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才能读完陈、刘的文章。文中超乎辩论范围的用语是那样多，意气那样重，自信那样强！我本想心平气和地回答他们，但是做起来很困难。
今后，希望我自己和陈、刘两位，以及所有进行学术讨论的同志们，都应该以所讨论的问题为共同“攻克”的目标，把讨论的两方看成从左右两翼向难题进攻的力量。攻下了目标，解决了问题，才是胜利。”
吴恩裕的文章写于1979年6月，还未及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他就在同年12月2日遽然逝去。后来虽然又有几篇探讨《废艺斋集稿》真伪的文章见诸报刊，包括日本学者伊藤漱平写的长篇札记：《论曹雪芹晚年的“佚著”——围绕“废艺斋集稿”等真伪问题的札记》，但吴先生已不可能再做出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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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五:浮云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星期五 八月 15, 2014 9:48 a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王利器是登峰造极的学术大家，但正如张义春先生所言，王利器的本领还不为普通读者所深切认识。
有了张义春先生的这篇文章，王利器的伟大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张义春先生对王利器的描写让不少人欢欣鼓舞，在这篇文章最先出现在网络上时，就有读者称，王利器是我的太老师，我为王利器而自豪。在2011年《书摘》第九期，王利器女儿王贞一发表回忆父亲的文章，而题目则借用了这一篇的章回名目《浮云不共此山奇——怀念父亲王利器》。
有人以为《红学那些人》是200年红学第一才子书。这个评价也过也不算为过。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是《天授“降龙手”》，张义春先生以武功写文人风流，其气魄之伟劲道之大让人触目惊心。我真诚地相信，王利器的行状中有如此一节，王利器注定要不朽的。
但这样的笔墨却委屈了周汝昌，在王利器与周汝昌的具体较量中，张义春先生的描写与事实出入不大，但放开而论，周汝昌还是有独特的本领与手段。周汝昌败在王利器手下不假，这一点并不说明周汝昌一概不高明。
此篇亦有虚写笔墨。如我们不以所谓实有其实苛责张义春先生，这些笔墨是审美细节描写的绝唱。
————赵燮雨评论
浮云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出于川中名宿向宗鲁先生之门，学有本源，根柢深厚，平素勤勉刻苦博闻强记；虽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拂逆横来，人所不堪，仍孜孜以求，手不释卷，所治遍及四部，尤长于笺注古籍。
——中华书局编审刘宗汉所拟王利器之墓志
王利器英雄盖世，独步天下。要把王利器的情况看清楚，应该把他与钱钟书进行比对。王利器的英雄应该不在钱钟书之下。只不过钱钟书作了个小说叫《围城》，这个《围城》让夏志清大捧特捧，所以，多数人知道钱钟书有两把刷子，而王利器的文章都是些干货，不把《康熙字典》背个烂熟很难弄明白他的道理，所以，我孩子那个常常感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待遇差劲的语文老师，竟然不知道王利器是哪个庙的。
钱钟书的学问博大精深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这博大精深中也包裹着硬伤，这些据说偷着读白话《史记》的博士娃娃就可以发现，但王利器则不同，他的文章却针扎不进，水泼不入，那些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背个乱熟的白胡子们，也对王利器心生敬畏。再说，王利器他自己就是挑别人毛病的行家，如果哪个不小心得罪了他，那绝对有你好看的。
钱钟书做了不少学问，但业内已经有定论，在中国做学问最多的还是王利器。
王利器学究天人，确乎不拔，著述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无人可比，全部著作约二千万字，程千帆戏称他为“多宝道人”， 海外学界惊呼他为“千万字富翁”。 王利器曾出版《新语校注》、《盐铁论校注》（后改《盐铁论校注增订本》再版）、《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新书》、《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葛洪论》、《文笔要诀校笺》、《历代笑话集》、《历代笑话集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郑康成年谱》、《宋会要辑补》、《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九龠集校订本》、《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校录》、《水浒全传》整理本、《耐雪堂集》、《晓传书斋文史论集》、《王利器论学新著》等。
一、神人风度。
王利器是四川江津人。江津是一方群星璀璨的天空。聂荣臻生于斯，陈独秀逝于斯，“天下第一长联”作者钟云舫、白屋诗人吴芳吉、“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肃、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泽昭等，都是地道的江津儿女。
王利器生于1911年，卒于1998年，字藏用，号晓传，书斋名为“善藏其书，所以善待其用”。“利器”二字出自《论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王利器七岁入家塾， 二十岁入江津中学、重庆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在达材中学任教半年，又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王利器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参加国民政府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考，以满分的成绩获“荣誉学生”的称号。再后王利器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在文学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1、一副对联名动家乡。
王利器出生于四川江津一富裕家庭，打小受教育良好。王利器祖父叫王章可，王利器是王章可长孙。王章可性儒雅、喜读书，中举回江津后任育才书院院长。耳濡目染之下，王利器也爱书如命。王利器的启蒙老师叫刘昌文，在刘昌文指导下，王利器先是死记硬背传统典籍，等上了路，就做文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逐渐具备了高过同辈的手段。1934年，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此时十三年的私塾根底已让他的国学基础牢不可摧。王利器刚入江津中学，正碰上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一则心中凄楚，要寄托些哀思；一则是胸中锦绣过多，有些不吐不快，就代表新生送上挽联一副：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见你为何哭你，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特别是别开生面。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有不及，王利器因此声名鹊起。
2、侠肝义胆、品行高贵。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受知于傅斯年。这时忽传来他往日老师向宗鲁逝世，随后师母牟红仪也拍来电报，希望他西上峨眉，送向宗鲁灵柩归乡安葬。王利器立刻向傅斯年请假。到峨眉后，经过交涉，学校补发向宗鲁一月薪水约三百余元，另派一校工陪王利器扶灵去向宗鲁家乡小湾。
隔山隔水，路途遥远，学校补发的薪金仅够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的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费用将比水路行船更高。没有解决的办法，王利器心一横就上路了。
王利器一行在平羌江畔登船。平羌江又称嘉州小三峡,由犁头峡、背峨峡、平羌峡连贯而成，全长12公里。船入大江，滩多水急，峭壁如削，怪石峥嵘，一叶扁舟在急浪间颠簸，水手的身影成了弧形，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已经全无。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将创业银行全部股金抽出作后面的路费（以前写墓志铭获赠的润笔之资），组织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上路。到了小湾，见过师母、太老师，安放毕灵柩，布置好灵堂，此事才完结。
这段行程历时一个多星期、近五百多公里。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此事，曾作寄调《木兰花慢》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此词凄切动人，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王利器对自己的老师最豪爽最重义最江湖，对晚辈甚至素不相识者也热情如火。据欧阳健介绍，1981年7月，还未知名的他北上京城观书访学，准备拜会王利器。欧阳健本来担心王利器怠慢他。但来到王利器的府上，王利器的热情顿时让他意外。王利器给他滔滔述说自己的丰功伟业，答应给他将要出版的《水浒新议》作序。欧阳健要代同事金燕玉查《世界文学》，王利器不仅告诉他报刊藏于柏林寺分馆，更热心陪他前往，教他如何办理手续--------欧阳健担心太过麻烦别人不好，提出自己按王利器指点去办就是，而王利器却硬是庖代到底。
3、出手大方、喜好藏书。
王利器喜好藏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孤本善本多多益善，对俗文学的研究功不可没。初到北平时，为得到一本日本影印的《世说新语》，他曾横下心出手一根金条。此书后来成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宋本《世说新语》的底本。这一豪举，使得他名声远播，趁机到手很多精选本。陈老莲装裱成册经折本《水浒叶子》，郑振铎不以为宝，但王利器看中了。后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之宋江像，就来自该书。他说服郑振铎以公款收购了《八旗艺文编目》全部书目，为初兴的《红楼梦》研究事业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文革被抄家后，王利器藏书一部分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抄走封存，一部分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接管，另外一些书则被红卫兵毁坏、散失。落实政策后，只还回不到三分之一——一万余册。这些清查还回来的图书，有些被单位编号，有些盖上公章或藏书章，其中部分有“江青藏书之印”，“康生之章”和“康生”字样。
4、任情任性，不谙世故。
王利器身体瘦削，一天工作十小时，吃粮不够半斤。然豪迈壮阔，激情洋溢，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他八十二岁时自称“年方二八”。每有论文发表，便用所得稿费宴请友好同志。据坊间传说，1958年反右时，为了凑够名额，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找他谈话，要分配给他一顶右派帽子，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慨然不惧，一拍胸脯说，“服从组织分配”，声称，“兄弟我一介书生，能为我党做些啥？现在党尴尬、没出豁，说不得，快把那帽子拿来”。为此，不仅降了工资,，还被九三学社开除了社籍。
文革中，王利器下放“文化部五七干校”向阳湖烧开水，后到丹江一连，任务是看管桔子树。在他的“桔树管理记录”中有：“现有桔树情况（桔树 85 株；砧木 6 株)”和“72 年 1 月 29 日上午, 羊群由山上沿公路下来, 啃坏路边桔树三四株之多，时上午十时许”的记录。此时, 连里传说个别人向江青写进忠信而调回北京，有人对他说起此事，他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没这个本领”。
二、“大拿”与“降龙手”。
王利器秦汉以下的书不读，简化了的字不写，是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大力金刚，在古典小说戏剧研究方面都起到开拓者或先行者的作用。1980年，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再加增订，易名为《文心雕龙校正》。 《人民日报》曾评为“《文心雕龙》从此有了可读之本。”《盐铁论校注》尤有可叙之处。当时郭沫若、杨树达、马非百、王诤佩诸先生同治《盐铁论》，王利器在众多强手中，独造胜境，所获多有他贤所不及。郭沫若曾致书誉之。1953年5月27、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水浒与农民战争》一文，毛泽东读过大力推广。在学术界，甚至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王利器真正踏上了通俗小说研究这一新兴阵地。其后，有关论文连篇累牍、相继刊布，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不过王利器非专业红学家，红学仅只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以两点较为突出。一是考据派“大拿”；一是天授“降龙手”。
1、考据派“大拿”。
王利器才不胜今人无以为才，学不胜古人无以为学，论证周密，气识宏深。作为考据派“大拿”，其著作有《〈红楼梦〉研究论文集》、《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其中发现兴廉《春柳堂诗稿》有四首诗和曹雪芹有关，属其主要红学成就，对研究《红楼梦》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在有关曹雪芹生平的材料中，《春柳堂诗稿》发现较晚却最受重视。据王利器介绍，北平解放以后，有人要把家藏之《八旗艺文编目》中著录的一批书出让，他听从郑振铎意见，介绍文化艺术局买下，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在查点这批书时，他发现这部《春柳堂诗稿》中有四首和曹雪芹有关的诗，向未为人所知，便在1955年撰写了《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认为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可以解决曹雪芹生平研究中的四个重大问题。
（1）确认雪芹“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这不仅证明了曹雪芹号芹溪，暗合甲戌本《红楼梦》第十三回末脂批“因命芹溪删去”之说，也纠正了周汝昌之“溪”字可能是‘悉’字之写误，说明了曹雪芹的字叫做梦阮。
（2）确认“曹家败落后，雪芹是住在北京西郊”，“雪芹的村居，宛然是傍山近水人家，在那里，给雪芹布置了一个‘不如著书黄叶村’幽静而美丽的写作环境。”
（3）暗示“曹雪芹的善画和清宫画苑的关系”，“雪芹‘举家食粥’卖画求生之日”，毅然拒绝“当达官贵人的清客，或画苑的供奉”，决心“从事《红楼梦》的创作，来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
（4）确认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否定了过去红学研究者“由于太死板机械地去看敦诚《挽曹雪芹》的‘四十年华付杳冥’一语”，“算定曹雪芹只活四十岁，而又坚持贾家即曹家之说，于是硬派曹雪芹是过继之子曹頫的儿子”的观点。
发现《春柳堂诗稿》有四首诗和曹雪芹有关而外，王利器另与吴世昌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叔父；依据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上康熙皇帝的奏折，又以张宜泉诗题下的小注相佐证，证明曹雪芹乃曹颙的遗腹子，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与冯其庸、陈毓罴、刘世德主曹雪芹卒在“壬午”（1762），力辨曹雪芹葬于张家湾，墓石是真；1957年曾发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拓宽了高鹗研究视野。
王利器说，“自从我发表《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之后，隔了二十五年，我又写了《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霑》一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主要抓住了十三年这一重要线索，去论证马氏遗腹子就是曹天祐，曹天祐就是曹霑。---------我还在1979年写了一篇《大观园在那里》的论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主要指出大观园是曹雪芹精心设计的一幅建筑蓝图，是一个为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生活而创造的典型环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北京，就在《红楼梦》里，提出对这些年来‘大观园热’的我见。我认为把恭王府作为大观园纪念馆，我完全赞成；说恭王府就是大观园，我保留我的意见”。
2、天授“降龙手”。
王利器读书过目不忘，写作文不加点，“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因为有如此的道行，行为作态免不了跋扈气盛、踔厉风发——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天高两三寸，地厚一鱼鳞，抬头天外觑，天我一般人。解放后红学家中，他是周汝昌的克星，也是让周汝昌望而生畏、甚至闻风丧胆的人物。王利器大周汝昌七岁，开始时，对周汝昌的成就，王利器也予以肯定，曾经说过周汝昌那小子还有些出息，其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虎虎生气。
但后来，因为不识高低，周汝昌就让王利器感到不快，于是，王利器就被窝里磨牙——怀恨在心，倚着有些道行，就专门拿他消遣，施展平生绝学要费这小子的武功。那刺耳甚至残酷的批评，特别是抖开文献、引经据典的英雄气，直让作贼心虚的周汝昌老爷子色若死灰，双目茫然无见。要说周汝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有乾坤大挪移的手段，多彩多姿，惊才绝艳，飘如浮云，矫若惊龙，六十年来，在风波诡谲的红学江湖中得心应手，履险如夷，也曾欣欣然不知所以，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谁料到有王利器这秤杆的准星，周汝昌顿时就现出了“裘千丈”斤两，活生生的一条“龙”竟然蜷曲成小蚯蚓，恶鬼见钟馗——不得不老实。
话说1976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又一次修订出版，他继续讨论曹雪芹生年问题，继续鼓吹曹雪芹生在“甲辰”（雍正二年），也是一时胆大，他卖弄长舌，胡夸大口，竟然摸开老虎的屁股，对王利器的“乙未”（康熙五十四年）说进行批评。同时，这重印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不仅失于打点，而且王利器主动索求，他竟然衙门里打电话，官腔官调——我说利器同志呀，这我可得批评你了。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红楼梦新证》，就在你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嘛，你自己留一册就是了。当然了，我也不是不可以送你一个的，可你应该知道的，我是非常忙的------这样，王利器一则臊了，一则恼那周汝昌目中无人，加之其乃天真烂漫之人，醒来明月，醉后清风，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者，于是雷嗔电怒起来，拉下脸来以他为法。
和风吹柳绿，细雨点花红。1980年4月21日的北京真他妈够得着一个好日子。这天周汝昌肚里吃的饱，身上穿的新，早饭后就照例迎着旭日打着饱嗝逍遥游。他甩了几回臂，扭了几回腰，看着无边的春色，还笑盈盈的点了几回头。突然，王利器《〈红楼梦新证〉证误》的大文章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集发表了（《集刊》本来3月1日出版，这一集因故推迟），王利器拿出通天的手段要试一试这个惬意的周汝昌究竟有多少厚薄。王利器的文章一不客套，二无铺垫，起首就直奔主题，先声足以夺人。他说：“周汝昌同志著《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又出版《增订本》。经过二十多年加工修改之后，他向读者宣称：‘作者个人今天的见解与能力都已有所提高了。’我把这本有些参考资料的书翻了一遍之后，总觉得‘其貌似新，其质实旧’，爰本责备求全之义，提出一些他山攻错的意见。”
简单交代过情况后，王利器就对周汝昌抽筋剥皮。他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有十大类错误——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饭、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宗、前五百年。十大类错误外，王利器还指出周汝昌硬伤四十几处。王利器非常看不起周汝昌，王利器实在弄不明白，伟大的红学队伍中怎么竟然有周汝昌这么一个虚多实少的混混。他不止一次说过，千万不要被周汝昌氏的三脚猫功夫所迷惑，周汝昌氏也就彻头彻尾的纸老虎。他对“历史性资料”的引述，非常粗疏而随意，其《红楼梦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在他的书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这是怎么搞出来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王利器是超进化的红学家，是红学的西楚霸王。王利器修理周汝昌像狂风吹败叶，似暴雨打残花，如响彻霄汉的一声虎啸。王利器与周汝昌对掌是他一生比较得意的一件事。王利器说以上那些话说的时候，曾经得意地大笑了起来。那笑声如洪钟一般嘹亮而高亢，此时本来就已经蜷曲做一团的周汝昌就如筛糠一样抖个不停。
王利器的英雄气打碎了周汝昌红学大家的形象，让红学世界的朋友们大开了眼界，让周汝昌的论敌们欢欣鼓舞，提起王利器三个字，人们往往会翘起大拇指说一声：“一条好汉，一条好汉。”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利器也是红学的凶神恶煞，知道他的人都尽可能不去惹他。如果某个红学人物要诅咒另一个红学人物，他所用的语言往往是这样的一句：“让你个王八旦出门就碰上个王利器”。
其实王利器更是登峰造极的人物，武德的观念决定他霸而有道，不会滥杀无辜，不会侍强凌弱——在浩荡的红学世界中，王利器专捡有气力的打，很少揍比自己弱小的。王利器不屑于那种“小萝卜”。
“西风无端起，东边草满地，我离佛千万里，我离佛特别近。”这是冯唐的一首诗。每次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就会散出星星点点的怅然和幻想，我觉得这首诗送给王利器正合适。在多数的情况下，佛性与魔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本文参考李自强之《两千万富翁王利器》，见2005年《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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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四：壮心未与年俱老——冯其庸
星期四 八月 14, 2014 8:43 a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红学那些人》写冯其庸很成功，因为他确实写出了我印象中的冯其庸——霸气非常，力道非常。我曾经说过，张义春先生为冯其庸画像，传神之极，入木三分。
这一篇文章其实分为两部分，一是写冯其庸的红学成就，一是写冯其庸的性格种种。张义春先生写冯其庸的红学成就基本依照冯其庸自己的介绍，不同仅只进行了情感与情绪上的渲染。如：
“冯其庸因出版《论庚辰本》而风光无限，《论庚辰本》未正式出版，冯其庸已无限风光。冯其庸的工作一结束，他的好朋友——香港《大公报》记者陈凡就找上门来，要把他的文章拿去在《大公报》上连载。此文从开始到发完，持续一月之久。当时改革开放不久，香港学界对大陆学术很鄙视，觉得大陆学者全部的本领也就是政治上跟风附会，现在见这个叫冯其庸的耍着真功夫，走着正路数，一招一式非常雄壮，他们先是心惊，后是胆颤，并望着身后广阔的大陆感叹说：‘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歌颂冯其庸者伙，但诸多笔墨无出以上之右。
张义春先生写冯其庸依旧发挥了善于对比的特长，在周汝昌与吴世昌部分，张义春先生是扬周而贬吴，而在这一篇，则一变而位扬冯而贬周。《红学那些人》发表后，冯其庸没有表示意见。但我估计冯其庸对张义春先生的部分描写是感到受用的，特别是他与周汝昌对比的部分。周汝昌与冯其庸放在一起，周汝昌英雄气就顿时不复存在。因为周汝昌的英雄气不复存在，反衬冯其庸红学强人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但《红学那些人》给冯其庸的也不全是受用，因为这一篇渲染了冯其庸霸道的性格以及他曾经在政治上不愿让人提及的内容。
所以对冯其庸来说，《红学那些人》是一部让其哭笑不得的著作。
这一篇仍然存在虚写笔墨，但多数可以核之以理。这一篇主要写周汝昌与冯其庸关系的紧张，或有读者以为张义春渲染太过。其实红学人物间矛盾的激烈实非局外人可以想象。此篇文章说：“周汝昌极仇恨冯其庸，以至与严中等通信不愿呼其名而以“二马”代之。“二马”者，“冯”字之代称也。”-------此类内容不是凭空杜撰，严中编《红学两地书》多有披露。
————赵燮雨评论
壮心未与年俱老——冯其庸
冯其庸之轮廓酷似启功——面微圆、少棱角；然眼角偶露杀气，令人不寒而栗。
冯其庸少年老成，识高低、善应对，喜旁敲侧击，发言吐气有藏有露，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冯其庸关键时刻有主意，每临大事有静气，“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不说狠话，不做软事，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而面不改色。冯其庸已臻神人之化境——不行而知，不见而明，无欣欣、无畏惧，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厚重的镜片后，低垂的眼帘掩盖了眸子，说话不慌不忙，慢声细语，言语不多道理深，态度不卑又不亢。冯其庸属大器晚成型，性格有超人的稳定性，一旦下赌注，就有把握赢。
一、家世与气象。
冯其庸江苏无锡前洲镇人，祖上殷实富有，后父亲冯祖懋嗜鸦片荡尽家产，故冯其庸少年时家贫。冯其庸少年时不惟鱼肉无望，粥饭尚且艰难，荒时暴月，无米为炊，每到秋冬，多以南瓜养命。祖母、母亲、大嫂常面对空锅哭泣。冯其庸现张家湾住所名曰“瓜饭楼”，案头喜放南瓜，或朱红，或灰绿，以示不忘根本也。
冯其庸曾动情地回忆说，“我小学每个学期的学费是两块银元，母亲每次都要为了两块银元发愁，有时候偷偷哭，因为无处筹措。我那时不懂事，每次跟母亲讲，老师又催学费了，她总是说过几天就给你缴，实际上是毫无办法。最后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块钱、两块钱，我高高兴兴拿去交了，其实母亲花了不少心血”。对少年种种，直至晚年冯其庸仍为之辛酸而感慨，并曾作七言一首以抒情：
老去种瓜只是痴，枝枝叶叶尽相思。
瓜红叶老人何在？六十年前乞食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冯其庸十龄即下地耕作，前后历十数年，田间农事，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以至双手结茧不能舒展屈伸，左手指及手背，刀痕累累，稼穑所留印记也。冯其庸人模人样自建国初始。1949年5月冯其庸任职苏南行署，开始受享皇粮；此后则借光荣的人民教师出人头地。1950年任教无锡市第一女中，1954年调中国人民大学，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
改革开放后，冯其庸一时登峰造极，红遍五洲四海大洋两岸。1980年、1981－1982年，两度赴美讲学。获富布赖特基金会荣誉学术证状。1984年12月，受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委派，赴前苏联鉴定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达成两国联合出书协议。并访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作学术讲演，均获好评。1986年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德国、法国，并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8年5月25日至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冯其庸书画展”。
冯其庸擅书法擅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冯其庸绘画为国内外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心到笔随，以意取胜，笔简而意不简，多给人宁静感。冯其庸自幼嗜书画金石，家贫无册书，皆假之他人以读。读高一时，邂逅画家诸健秋，极称之。冯其庸书法先学《九成宫》、《虞恭公》、《化度寺》，复及《泉南生墓志》，后复临汉隶及《石鼓》，更后习行草。
冯其庸是格律诗创作大家。冯其庸曾就读无锡工专，工专张潮象先生曾组织“湖山诗社”，听闻冯其庸热衷诗词，便招呼参加。冯其庸自觉不够格，说：“我还不懂得如何作诗，恐怕不适宜参加。”张潮象讲：“不管你参加得了参加不了，你先写一首诗给我看看。”冯其庸应命，遂以东林书院曾经兴旺显赫而今冷落衰败为题，句秀骨秀，吟成四句：
东林剩有草纵横，海内何人续旧盟。
今日湖山重结社，振兴绝学仗先生。
张潮象看罢，一拍桌子，大呼：“好！好！”且在诗稿上批曰：“清快，有诗才。”
冯其庸交游虽多、知心却少——他过于庄重，容易令人敬畏，不易让人亲近。过于智慧，以至面对他太伤脑筋；过于平淡，让人因难以感受趣味而敬而远之。冯其庸更好专制好独裁好刑名之学，曾经对正统红学而外的门派进行过冷酷的打击，顺顺逆逆，杀人无算，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是伟大的权力红学的缔造者。在主持中国红学会的日子里，冯其庸用法峻急，有犯必戮，凭借特殊的话语权，借助组织的名义对杨向奎、欧阳健等进行过严酷的虐杀，开创了以组织和学术运作红学的双重体制。冯其庸大独裁更大妩媚，有霹雳手段，也有菩萨心肠。曾经对杨光汉、邓遂夫等谦和体谅给予支持，曾经身体力行为红学的繁荣做出过贡献。
冯其庸渴望对手、蔑视对手，因对手的存在建立人生自信，通过与对手的博弈走向人生颠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他完全清楚曲沐的观点是针对自己的，但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仍鼓励曲沐“大胆发言”；他主北京通县张家湾曹雪芹墓石不伪，也因此而在当地享有宏大别墅，但也敢于把曹雪芹墓石论争之不同观点编作一集，是朋友是敌人一概都发稿费；他曾经看不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红学三巨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嘲笑他们合著的《红楼梦论丛》，还不够自己著作的零头！
二、周汝昌视角下的冯其庸。
周汝昌即之也温，冯其庸望之俨然；周汝昌笑容可掬，冯其庸坚决不笑；周汝昌喜欢望着天上的云遐思；冯其庸则只关心地上的事-------请原谅我落笔的不伦不类吧！周汝昌、冯其庸极具对比色彩，通过对比他们的精神方呼之欲出。
周汝昌、冯其庸势不两立，周汝昌、冯其庸的人事关系极富戏剧性。周汝昌极仇恨冯其庸，以至与严中等通信不愿呼其名而以“二马”代之。“二马”者，“冯”字之代称也。
周汝昌、冯其庸不是冤家不聚头。冯其庸治红学可谓晚矣，冯其庸之红学事业白纸一张不足挂齿时，周汝昌、冯其庸也天隔一方，井水河水两不相犯，可冯其庸红学事业大成气候足以抗衡周汝昌时，周汝昌、冯其庸的人事关系竟鬼使神差一般，都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这个狭小地方。
周汝昌独据红学最高峰，红学最高峰是周汝昌的领地。多年来，周汝昌如老虎一样在领地的四周撒上腥臊而浑浊的尿液，并以此为警戒划出一个独立的世界。现在冯其庸蓦然出现在这个领地中，周汝昌顿时就不自在。特别是面对冯其庸有时昂昂烈烈有时阴晴不定，周汝昌就情不自禁地发抖，身上经常一阵冷似一阵。在面对冯其庸的日子里，周汝昌多次发现冯其庸被人围拢着，这些围拢他的人带着无限的敬意听他说些其实并不重要其实并不经典的话，多次发现有年轻人远远地看着冯其庸而窃窃私语，他们很想过去与冯其庸套个近乎可忸怩着最后也没有走过去。这个大号叫冯其庸的简直牛气哄哄不可一世。在面对冯其庸的日子里，周汝昌对这个冯其庸忍无可忍，也几次准备使出平身的手段，与冯其庸这个家伙较量一回，让他夹起尾巴，让他远离自己的视线。可惜这样的念头总在是否有胜算的计较中粉碎。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周汝昌最后也下不了出击冯其庸的决心，相反却被一种欲罢不能的尴尬弄的身心疲敝。
终于有一天，借院领导李希凡看他的机会，周汝昌坚决要求离开冯其庸。于是周汝昌的人事关系就转到——艺术研究院办公室。周汝昌是最应该在《红楼梦》研究所的老大，艺术研究院办公室与周汝昌身份大不相宜，可惜因有惧怕冯其庸这一节，周汝昌之万金之躯，却在杂役之人中苟且。多年的日积月累，周汝昌藏有丰富的红学书籍，其中也包括冯其庸的几本。在人事关系转到艺术研究院办公室的那一天下午，周汝昌费力地把版权页上印有冯其庸三个字的书找出来，看看四下寂静无人，在上面吐了几口唾沫，随后就扔向废纸篓中。
冯其庸英雄了得，极有道术，本领深不可测。他聪明不亚周汝昌，实力不让周汝昌，且比周汝昌算得到，把得牢，做得彻。
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其庸已牛气非常。他曾主编《历代文选》，此书一出即风行海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向他索书，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号召高级干部都来读他的书，《历代文选》也就成为毛泽东向全党推荐的第一本新中国领导干部文化读本。文革中，毛泽东点名芦荻做侍读，也源于芦荻作为该书编者之一而有的印象。冯其庸曾写一剧评《三看二度梅》，文章寄《戏剧报》未发之际，编辑就把其神妙传出，说用冯其庸的文章一比较，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戏曲评论家简直就是浪得虚名。戏剧界领导田汉开始还不相信冯其庸有如此手段，读过冯其庸的文章后就被感动得不知所以，以至掏腰包请冯其庸大吃一顿。冯其庸曾应中央宣传部之约，在《新建设》发表三万字的锦绣文章——《彻底批判封建道德》，这个文章表达方法别出心裁善于选择说话的角度，毛泽东读后大为称美，曾指示康生在组织中苏论战时认真仿照。康生读过这个文章后，曾加以批注。
康生因此一见冯其庸便有不舍之意。他说冯其庸真是好样的，想不到还这样年轻，比自己的儿子张子石还小8岁；他强烈要求冯其庸调自己手下，说自己那里太需要像冯其庸这样的，冯其庸到自己那里能够发挥更大的才干；他说他知道冯其庸丹青了得，要求冯其庸给他作画，自己还答应给冯其庸写字。康生与冯其庸见面的那一次，康生一反常态地讲了许多。分别时还给冯其庸电话号码两个，一个通康生办公室，一个通康生府上，且吩咐说：“有事随时找我。”
1、不同起点上的终极大体等量齐观。
冯其庸小周汝昌六岁，在同龄与不同龄之间，但周汝昌是青春得意，而冯其庸则老来发达。
周汝昌之红学事业始于1947年燕京读书期间，当时周汝昌29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甫一出手就是根据新发现之《懋斋诗钞》重新考证曹雪芹卒年的大举措。1953年，35岁的周汝昌因出版《红楼梦新证》而赫然成为一大家时，29岁的冯其庸连红学爱好者也不够。直到1954年批评俞平伯，受风气的影响，冯其庸才开始正式读《红楼梦》，但读罢仍马马虎虎，没有特别体会。
1973年8月，随着极左评红热的兴起，北京市委宣传部调冯其庸至评论《红楼梦》写作组，在香山宏光寺以阶级斗争说论红，冯其庸才正式以红学为事业。1974年，已经50岁的冯其庸在《文物》第九期，发表第一篇有考据意味的作品——《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他在纯学术的意义上的本领才开始为人重视。
从1975年开始，冯其庸抖擞一把老骨头，主持新校《红楼梦》，红学生命日渐活跃，而此时周汝昌则陶醉于功成名就的自大中。《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周汝昌已经把所有的红学做完了，周汝昌即使可以继续做些红学事业，也不过诸如曹雪芹佚诗等恶作剧了。这充其量也就红学佳话，绝不是积极意义上的建树。特别是在新时期以来，冯其庸一路冲杀，穷形尽相，要么不做，做就做绝，以至被誉为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此时走在前面的周汝昌已从容不得。既生瑜、何生亮？周汝昌一边嗟叹，一边泪落如雨。
2、纯粹的书生本色与披着一领青衿的政治爱好者。
周汝昌政治行状犹如白纸一张。他一生被人领导，一生未混个领导，即使在社会团体中，也不过顾问之流虚衔，姿态意义强于实践操作。周汝昌故去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送来周汝昌去世讣告、生平及治丧委员会名单，请家属过目。女儿周伦玲提笔将名字前一长串社会兼职划掉，仅保留“著名学者、著名红学家”两项。而冯其庸则着实掌过几个印把子。不仅有与工资福利挂钩的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其余的职位更是花色百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
周汝昌有无政治热情难考实，而冯其庸却善于政治长于政治。他一生以学者定位，实在是可惜了作为政治家的才气和灵性。
冯其庸从不愿意让别人能猜测出他心里正想些什么，冯其庸事实上做的什么与内心世界坚守的什么大不相同。冯其庸本来反感文革，抵触文革。听说刘少奇冤死，他半夜披衣独坐，画葡萄一幅，上题陆游诗两句：“刘琨死后无奇事，独对荒鸡泪满衣”。上句隐“刘少奇”三字，下句改陆游诗之“听”为对，用“荒鸡”隐四人帮倒行逆施。之后邓小平被批评，他又画泼墨葡萄一幅，上题两句：“莫嫌老藤多枯枝，独有明珠叶底藏”。 “老藤”隐老邓，“明珠叶底藏”隐传说中的叶剑英保邓小平。
但面对文革严酷的环境，冯其庸则与时俱进，阴阳并修，包裹起个人真实的立场，以一只违心的笔指导天下苍生。他曾经是北京市革委会的理论写作班子“洪广思”的成员。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讴歌，为永葆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不变颜色而战斗，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而挥洒。专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黑帮”。
在《红楼梦》研究上，按钦定的范围与暗示，联系当时的“斗争实际”， 冯其庸个人先于《北京日报》发表《〈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次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册子《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此两部作品曾左右当时《红楼梦》研究导向，为“左”的路线推波助澜，现在读来，让人仍冒冷汗。
3、随意、苟且与执着、扬厉。
周汝昌是通达权变之人，随物赋形颇得道学的机趣。他该认真也认真，不该认真则坚决不认真。因为也认真也不认真，周汝昌红学还被梅节讥笑为“龙门红学”。 周汝昌对曹雪芹认真，曾经认真考证出曹雪芹诞辰在阴历芒种——4月26日，且每年不忘认真纪念，却不知自家儿女生在何时，因为对自己儿女坚决不认真，自己的儿女就对他抱怨。周汝昌书法造诣之高让鄂力惊叹不已，鄂力就认真对待周汝昌书法，几次提出给他办书展，谁知周汝昌坚决拒绝了鄂力的认真，理由是“写过不少字都送朋友了，办什么展览啊，朋友喜欢就拿去。”
周汝昌自己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散漫的人，生活没什么规律，年老了更是随弯就弯。”“我对《红楼梦》并不像有人一读就是十几遍。我并不迷恋《红楼梦》，而是随手翻开一读就放不下，多是零碎阅读，真正通读只有二三遍。这个过程中，除了有自己的心得，有一些俗说法也会影响我，说一句绝不是谦虚客气的话，许多地方到现在我并没真读懂。”-------
冯其庸是坚定执着之人，浑身散发着坚硬的凉意。他该认真自然认真，不该认真仍然认真。他是彻头彻尾事业狂人，一生目标，就是夺得“天下武功第一”的名衔；他从来不说废话，一旦说了什么，结果就必须是什么；他志在必得一往无前，不达目的不罢休，达到目的仍不罢休。他挑战着，快乐着，享受生活不想死，热爱生活不怕死。
冯其庸不习惯让自己闲下来。他少读玄奘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为赶写《历代文选》序言，他搏命闯关，曾深夜晕倒在椅子上，半天不省人事，醒过后则依然如故。他四十岁始研红学，因红学而得阅沧桑无数，但历尽风雨痴心不改。从六十四岁开始，他霜毫一掷走天涯，沿玄奘取经的路线，六去甘肃、七去新彊，七十五岁高龄登上五千米的红其拉甫口岸和明铁盖达板，读书，读人，读自然。非常之景，对非常之人，越是人迹罕至之境，越能激发他的豪情！他酒量颇豪，在大漠，一次喝下白酒一斤，酒醉后狂毫挥笔，诗势弘宏，中国文化脉管里自来流淌着两种液体—诗和泪，在他那里，一变而为豪情与意气霸气。有其诗为证：
七上昆仑亦壮哉，万山重叠雪莲开。
夕阳西下胭脂色，爽气东来白玉堆。
肃立千峰韩帅阵，奔腾万马奚官台。
问君曾到西天否？紫岫青峦逐眼来。
—81岁七上昆仑题画诗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看古龟兹国风光作
浊浪排天君莫怕，老夫见惯海潮生。
与生俱来人中首，唯吾与天齐同寿。
—为三月河《自画像诗》寄句
风雨相催八十年，艰难苦厄到华巅。
平生事业诗书画，一部红楼识大千。
七上昆仑情未了，三进大漠意弥坚。
何时重踏西征路，朔雪严冰也枉然。
—因纪峰作“冯其庸先生青铜像”抒情
老夫八十尚孩童，西抹东涂太匆匆。
梨枣已灾三万牍，桑皮又破九千重。
山高水阔欺毫素，姹紫嫣红愧化工。
老去犹无知过意，意开画展绐痴矇。”
——《八四画展自嘲》
人到黄龙已是仙，劝君饱喝黄龙泉。
我生到此应知福， 李杜苏黄让我先。
——游四川黄龙寺
1963年困难时期，冯其庸衣锦还乡看望老母。此时他已经习惯了北京的舒服生活，渐渐不记得家乡曾经的寒苦，蓦然接触乡间情况，觉得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回北京后，感慨系之作《回乡见闻》一个，其中描述家乡的苦难让人触目惊心。因当时党鼓励讲真话，冯其庸就将这个文章上交，以示对组织坦诚。文革开始后，此文成三反罪证，冯其庸因此多次被批斗。当时一代文人有厄，作家老舍自杀，《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陈笑语自杀，冯其庸早年同学自杀--------但冯其庸下定决心就不自杀。他曾经被批斗，台下口号声震耳欲聋，他在台上却默吟自己的诗作构思自己的诗作，在默吟与构思中神游物外。
他想到现在仍有朋友关心他，于是就有以下几句：
漫天风雨读楚辞，正是众芳摇落时。
晚节莫嫌黄菊瘦，天南尚有故人思。
他想到有人批判他的文章是毒草，于是以苏轼乌台诗案自况，写出几下几句：
千古文章定有知，乌台今日已无诗。
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三、好学的典范。
冯其庸是最好学的红学家。翰墨结缘雅，诗书养气深，终生与文为伴，长年累月，孜孜不倦，他说：“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他说，“如果能加我一倍年寿的话，我一定从现在开始再从头学起，以前学的，实在太少太浅了！我感到中国的学问实在太深太广了，如果真的让我再从头学起的话，现在我可能知道该如何学习了！”
少年时，冯其庸家贫，可他无限迷恋读书。举凡《三国演义》、《水浒》、《西厢记》等，许多段落，许多人物对答，许多回目，至今仍可琅琅背诵。后借到《古诗源》一册，虽然破烂不堪，连封皮都没有，他又为《古诗十九首》的情调吸引，虽然半懂不懂，粗枝大叶方才讲得明白，但觉得意味醇厚缠绵，可以味之又味。小学五年级，抗战爆发，冯其庸没办法继续上学，开始长达数年的耕读生涯，与两个哥哥一起，白天挑担、插秧，夜间点灯发奋。
“文革”初，冯其庸家被抄，红卫兵小将不辨毒草香花，误把其所藏之《红楼梦》作黄色小说拿走展览。1969年，冯其庸即将被下放劳动，因担心珍爱的庚辰本《红楼梦》重蹈覆辙，遂偷抄，以一年之力大功告成。情况特殊形势严峻，有感发不得，借装订线背后狭小处，学假语村言记录感受。“今天夜里抄了十页，恰好我们学校武斗。有什么要紧的事了，我就在旁边写：几月几日、大寒、大风。不敢说文革怎么样……”大约坚持一年多，1970年的一个雨夜，手抄本《红楼梦》完成了。他如释重负、感慨万端，并赋诗一首抒怀：
《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 伤心最此断肠辞。
四、新时期红学第一人。
冯其庸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是新时期红学标志性的人物。冯其庸红学给人坚硬厚实的感觉，冯其庸是最具气力的红学家。冯其庸红学始于1973年全民评红，辉煌在整理新校本《红楼梦》。前一段冯其庸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洪广思”大批判组，后一段冯其庸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
冯其庸整理《红楼梦》新校本的缘起有两说。一是根据袁水拍建议，“江办”（指当时的江青办公室）命令而作（见胡文彬部分）。一是与“江办”没有任何关系，全是袁水拍一力促成。1974年袁水拍任中宣部文化组副组长，常去冯其庸府上聊天，曾经与冯其庸谈过整理《红楼梦》新校本的想法，袁水拍建议很合冯其庸的心思，冯其庸就顺着袁水拍鼓吹说，组织出版《红楼梦》新校本，一定很受欢迎。于是乎袁水拍吩咐冯其庸草拟报告。报告送上去批示很快就下达，并且批一笔大钱。
1、有关曹雪芹家世研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几个寒暑过后，冯其庸主持校注的《红楼梦》新校本要出版印行了，也是个约定俗成的问题，出版社要求冯其庸写前言一篇，交代些工作的基本情况与做法。其中最重要者是介绍《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介绍《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不是难事。当时新红学发展已70多年，关于《红楼梦》作者的研究也大体有了始末根由。如果不是过于认真，对现成资料稍加整理，弄出个爹亲娘后的文章自然容易。但冯其庸却不这样，他要对曹雪芹的家世作重新调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别人用过的材料，都要重新核对原书。
冯其庸核对红学材料从《清实录》看起，在社科院朋友帮忙下，先把《清实录》借回家，利用下班时间，一行一行瞄，一页一页翻。看到天聪八年，发现了重要材料一条——“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条材料非常重要，因为这里的曹振彦是曹雪芹高祖父，也就是曹雪芹爷爷的爷爷。这则资料虽小，仅十余字，但能记载到《清实录》这皇家志书里，说明它重要无比。同时更为幸运的是，这时冯其庸又找到已经“迷失”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这个《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上有曹家的世系，有曹家六代人的名字，对曹雪芹家世研究有帮助。冯其庸早就想研究这个《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1963年，这个《宗谱》曾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展出，冯其庸仅隔着玻璃看了几眼。可后来这个《宗谱》就失落不知去向。现在冯其庸把它找了回来，把谱上曹家人物，与《清史稿》对照查阅，查出二十多人，名字及经历都很一致。
冯其庸有个朋友叫李华，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大腕，每天去图书馆查抄清代经济史料。冯其庸也是随便说说，如果遇到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就告诉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也就过了几天，这个李华就说：他看到一篇《曹玺传》，只是估计冯其庸早已看过，所以没有抄回来。其实李华这个行外人的发现，不仅冯其庸不知道，冯其庸的红学朋友也不曾入目。冯其庸第二天与李华到科学院图书馆查原书，翻原文，是明确记载在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这是曹家最兴盛的时期的情况，记载很可靠。
后来还是李华这个行外人，又在北京图书馆帮冯其庸找到一篇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冯其庸又到北图去查看原书，这两篇传记中记载了很多前人从未见过的曹家的资料。这时又发现辽阳有三块后金时期留下的碑——《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东京新建弥陀寺碑》，碑上记有曹雪芹老祖宗曹振彦等人的名字，冯其庸多次连续去辽阳。根据这些资料，写了一篇文章——《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该文一发表就在国内外红学界引起了轰动。连日本红学家松之茂夫与伊藤漱平，也专门写信祝贺冯其庸，说：冯其庸的文章好，他们读后高兴。
后来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公布了大量曹家史料，大连图书馆也发现了相当的有关曹家奏折，综合这许多史料，冯其庸对曹雪芹的家世，以及他本人的情况，就有了更多可靠的认识。特别是弄清了曹雪芹的祖籍不是河北丰润，而是辽宁的辽阳。这样，冯其庸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步工作《曹雪芹家世新考》完成，该书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又增补了一倍的资料，由30万字增补到60万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2、有关《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冯其庸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以庚辰本研究为代表。新校《红楼梦》的时候，对于究竟以什么本子作为底本，人们争论得很厉害，冯其庸主张用庚辰本，有人主张用戚蓼生本，还说当年俞平伯先生就用戚蓼生本什么的。冯其庸认为这个本子是后人篡改过的，不能作为底本。反对他的人就说：“你拿出文章来！”
冯其庸雄健不可一世，天地入胸襟，文章惊风雷。于是就赌气研究庚辰本。冯其庸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开局就运气不错。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库房中发现了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这个时候冯其庸正与吴恩裕打的火热。吴恩裕认为这可能是己卯本散失的部分。于是冯其庸和吴恩裕就到北京图书馆核对。结果吴恩裕的判断完全正确。明确中国历史博物馆库房《红楼梦》残本与己卯本的关系后，冯其庸与吴恩裕又通过己卯本笔迹与怡亲王府藏书书目笔迹对比，以及避讳和书目图章等分析，得出己卯本出自怡亲王的结论。
吴恩裕、冯其庸的此项成果曾经被普遍认可，当年他们写文章在《光明日报》介绍情况，红学学者读过后如痴如醉（详见吴恩裕部分）。
己卯本研究是冯其庸版本研究捞到的第一桶金，但冯其庸彻底暴富却是庚辰本研究。冯其庸庚辰本研究的核心是论证庚辰本己卯本的关系，他的核心论点是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这是一项独立的研究成果，冯其庸之前的版本研究多与吴恩裕合作，而且是第二作者。冯其庸提出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有以下6点根据：（1）两本抄写的款式一致；（2）两本四十个回目一字不差；（3）两本的墨批完全相同；（4）两本抄写上一些特征相同；（5）两本均出现缺笔的“祥”字，避允祥讳；（6）两本部分书页笔迹相同。
冯其庸曾经对认识庚辰本、己卯本具备过录关系的意义进行过说明，他说：己卯本现存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而庚辰本却有七十八回之多，证明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写的，己卯本已经丢失的部分就可以根据庚辰本得到认识。这样，庚辰本就具有了双重的价值。
冯其庸研究庚辰本标志性的成就是出版《论庚辰本》一书，该书197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原准备以一万字进行左右陈述。是材料丰富不好割爱，也是腹中道道过多实在不吐不快，于是冯其庸风生水起，大展拳脚，不觉中就联联翩翩，浩浩然十万有余。这一点连冯其庸自己也没有想到。
冯其庸因出版《论庚辰本》而风光无限，《论庚辰本》未正式出版，冯其庸已无限风光。冯其庸的工作一结束，他的好朋友——香港《大公报》记者陈凡就找上门来，要把他的文章拿去在《大公报》上连载。此文从开始到发完，持续一月之久。当时改革开放不久，香港学界对大陆学术很鄙视，觉得大陆学者全部的本领也就是政治上跟风附会，现在见这个叫冯其庸的耍着真功夫，走着正路数，一招一式非常雄壮，他们先是心惊，后是胆颤，并望着身后广阔的大陆感叹说：“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3、〈红楼梦〉思想艺术研究。冯其庸红学的核心是从实证出发进行考据，思想艺术研究不够突出，这不是冯其庸这方面没有好手段大本领，而是冯其庸主要玩硬家伙。冯其庸是红学巨人，从不给自己留后路。简化字不写，标点本不读，要劫劫“皇杠”，要奸奸皇妃！觉得从事思想艺术研究之类毕竟不成个功果，也想把思想艺术研究之类留给那些没本事的去玩。不过冯其庸在这方面也说了相当的话，这些除序跋、论文外，主要体现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中。其特色是取精用弘，深入人物内心，极具阴柔之美。
附录：
冯其庸1924年2月生，江苏无锡前洲镇人，1948年无锡国专毕业。冯其庸原名宗炎，小名三男，后改名迟，字其庸，号宽堂，以字行，曾用笔名起龙、季文、冯丰等。冯其庸早年人称“江南才子”，在中国文化史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戏曲史研究、艺术史研究等方面，俱有不俗成就，晚年着重西部历史文化艺术研究。《瓜饭楼丛稿》乃冯其庸学术研究之大成，计35卷，1700万字。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著名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专著二十余种，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2012年冯其庸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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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三：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 ——�
星期三 八月 13, 2014 10:18 a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和红学家欧阳健不谋而合，我曾经多次表示不赞同以合传的形式写红学人物，但我同时肯定张义春先生用合传的方法写周汝昌与吴世昌是一篇好文章。
这一篇是《红学那些人》中最负盛名的一篇。想当年该文在网络发布时就给读者强烈的震撼，有人说张义春先生笔下的周汝昌与吴世昌一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黑风双煞。在多年过去以后，读者对这篇文章的欣赏依旧不减。有网友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转载了这篇文章，在文前的说明中表示，他过些日子就要把这篇再读上一次。
这一篇最容易让人误会。因为它没有表现周汝昌与吴世昌红学的全部，因为他对所涉事实的描述也不够全面。极而言之，在张义春先生笔下，周汝昌是活脱脱的大奸，吴世昌则地地道道的傻子。这些与事实有很大差距。
不过这却不是这一篇失败的表现。 《红学那些人》是审美视野下的红学景观，从这一点出发，张义春先生主要是从性格特别是以曹雪芹佚诗表现周汝昌与吴世昌的，既然张义春先生的目光仅只一隅，他所归纳的情况相反却有些真实了。
《红学那些人》有一个极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的虚写手法。在这一篇中，有一节专写周汝昌、吴世昌彼此间态度，张义春说：
“在周汝昌那里，所谓的吴世昌似乎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他硬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实在没有办法，他也一言半语地说些吴世昌的长短，但表情却相当地不在意。一说完，就马上转过身去，似乎刚才什么也没说；或者嘴里念叨着吴世昌，眼光却专注着天边的云。”
像这样的描写在整部书非常多。诸如此类的文字估计最容易让人诟病。不过我觉得对此还是理解谅解为好。《红学那些人》的实质是泛学术与文化休闲，它所着眼的是给读者提供审美愉悦，并不以传达精准的红学知识为目的。
需要记住的这是一本最适合“闲读”的“闲书”。通过“闲书闲读”，有心的读者完全能够由此提升体察红学历史回味红楼精华的能力和智慧。
————赵燮雨评论
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
——周汝昌、吴世昌
“红学是打架打得最多的学术领域”，“如果是一些客串红学的学人，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周汝昌先生跟吴世昌先生观点很对立，一个住干面胡同，一个住红星胡同。我70年代末也参加一些《红楼梦》的会议，我们去接他们，他们两位在车上不能坐在一起。幸好周先生眼睛看不太清楚，吴先生只有一支眼睛能看物，我们安排他们一个坐在司机旁边，一个坐后边，彼此就不知道了。”
——刘梦溪
周汝昌、吴世昌彼此互为一形击，俗人口顺，曰：红学“二昌”。
周汝昌生在1918，吴世昌生在1908，周汝昌小吴世昌10岁。吴世昌1986已驾鹤西去，享年七十有八，周汝昌2012方撒手人寰，安度九十五个大好春秋。不论其余，仅与阎王斗法周旋，周汝昌已是大大胜出。
一
吴世昌积虑过远，嫉恶过严，尘世难逢开口笑，吴世昌压根就没有笑神经。
吴世昌的红学是挑剔的红学，吵架的红学。任何与一己之见不合的问题，都让他雷霆万钧。
他最认真，最直白，最喜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知道含糊婉转，不在乎人情世故，翻开其文集，不是“答什么什么”，就是“驳什么什么”，再不则“斥什么什么”。
他最敏感，最反应过度，最爱对着大好的春天生气。学术是非就是人生是非，学术恩怨就是个人恩怨，如你不同意他的学术，他就认为你其实是跟他人过不去，什么我与你素昧平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以那等挤兑我。
他最牛性，最咄咄逼人，最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为了学术，不谙高低进退；更固执死相，该计较自然计较，不该计较也斤斤计较。为些曹雪芹长、曹雪芹短的屁事，他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什么某某某的行为已越出什么什么的范围，成为一个什么什么的问题”，他要“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红楼梦探源外编》前有一长序，从中可见他情绪的愤怒与糟糕。在他那里，凡做红学的最不是东西，最不是东西的莫过红学那些人。
他说，极左路线横行时，帮刊帮报不理解他的苦心，捏造罪名糟蹋他的《红楼梦诗词选注》。
他说，有一“工农兵专业作者”，受帮刊帮报启发，对他的文章（推测《红楼梦》后半部情节）既打棍子，又扣帽子。
他说，有的刊物胆小怕事、积重难返，不愿发表新说，只以旧说敷衍读者。
他说，冯其庸对他的观点有歧义，他准备反驳。
他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有许多观点是与他辩论的，还偷换概念，这是什么态度？
他说，有人对一些资料一眼也不看（指吴恩裕的发现，笔者注），就武断地认为是假的，然后千方百计找证据证伪。
他说，有的人做学术不是为了证明真理，而是为了证明我比你强。
他说，靖本发现后，周汝昌先是最“兴头”，别人没注意，他就在香港《大公报》撰文介绍，说这个货真价实，后来却又说大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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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七十寿诞，曾次淮海韵填制《千秋岁》二首以自寿。下为其中之一。
雁来天外，暑气今全退。深院静，街声碎。百年飞似羽，银汉飘如带。春去也，何当再与芳菲对。
月旦谁都会，论定须棺盖。身渐老，情犹在。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今古事，茫茫世界人如海。
“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是吴世昌真禀性，也是他为人、为学的好鉴定。他读书最认真，做学问最认真，做人也最认真。但像马路的警察，专为些不守规矩者闹心生气也最不假。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改革开放后，研究名人的治学方法，总结名人的学术贡献，一时成为风尚。吴世昌是名人，因太过苛求太过认真，多不平之气，多激愤，凌驾于众生之上独来独往，除了几个学生（刘扬中、施议对等）对其念念不忘外，别人很少面对他。
二
而周汝昌则久历江湖、深谙市俗,美孜孜一团和气。周汝昌的笑神经最发达，不管在任何情景中，周汝昌都能笑一个。
周汝昌的红学是一部和谐的红学，友谊的红学。他搞红学最惬意，简直是作神仙。他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咱们一起“做个幸福的中国人”（周汝昌语）。接近他，就像太阳温暖人心，仰望他，就像云霞覆润大地。
他人情熟透，颂扬得体，善于揣摩别人心理，懂得如何讨人喜欢。他说所有的人都不错，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知音，自己的哥们。自己能做些事，全是赏音者的捧场。
《献芹集》中到处都有此等话头，从中不难看出他来事的聪明与心情的平和。
他说，“许多引我走上红学之路”， “四兄祜昌、老师顾随，胡适之与赵万里两先生。”“都是正面指引、赞助、鼓舞者”。
他说，周策纵先生认为他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
他说，《曹雪芹家世丛话》发表之初，“鲁迅研究专家杨霁云先生就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
他说，四川梁仲华先生不远万里特别来访，专谈对《曹雪芹丛话》的印象，认为能这样写法，是向所未见，评价甚高，并言：“你应该写一部《康熙大帝》”。
他说，叶恭绰先生与他素未认识，却遣人送来手札，对《曹雪芹丛话》表示击节赞赏。
他说，吴晗先生也以另外的方式表示过赞助。
他说，云南一位青年投函来说，“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思想的研究者”。
他说，自己为报纸写《曹雪芹丛话》，登到第八章，“不知听了什么话，突然变卦停止续载”，于是就搁笔。后续得一章，而心情笔墨，迥异从前。可这马上就被杨霁云看出，并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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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汝昌做自传——《红楼无限情》，往事如烟如雾、飘渺依稀，但桩桩件件他都可细数根源。那个颇具肝胆，那个暗地成全，那个不幸命短，那个万古流传，那个风雅可羡，那个令他肝肠痛断、珠泪满面，那个忑狠心，撇下他这风烛残年的他自个去了，万唤千呼也不回言------
周汝昌喜欢津津有味地陈述些别人说自己好，周汝昌也广结善缘，不吝惜说别人好，“赞叹福生，作孽祸生”，“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读罢何其芳文集《画梦录》，他说，“这是贾宝玉的语言，让我‘回肠荡气’”。
张爱玲“十年一觉迷考据”，有著作《红楼梦魇》。周汝昌说，“张了不起，不仅是作家更是个学者，她对红学研究花了十年工夫，主要观点我都赞同”；自己专门要写本书，研究张爱玲红学。
刘心武唾沫点子乱溅，四处兜售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之女。估计是荒腔走调不成玩意，严肃的学者见他就不爽。而周汝昌却亲他爱他。刘心武把自己的同胞忽悠个晕头转向后，带着骂名、带着狼狈，要忽悠美国佬去，周汝昌作《诗赠心武兄赴美宣演红学》，为他打气壮胆。道是：
前度英伦盛讲红，又从美土畅芹风。
太平洋展朱楼晓，纽约城敷绛帐崇。
十四经书华夏重，三千世界性灵通。
芳园本是秦人舍，真事难瞒警梦中。
聂绀弩曾赠他本旧印的著作——《天亮了》，卷前有自题诗七律一章。他说这聂诗，“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红楼梦》，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来。”并作诗一首回赠：
兄云“三耳”是知音，赠我诗篇意最深。
《水浒》罢研红学挚，香山梅下细思寻。
十九年前笔自奇，惊看卷首寄言辞。
想见当年豪侠气，检书看剑一题诗。
杨霁云逝去。周汝昌“很悲悼”，想起“还存有他借给我的书册。”希望“谁写红学史，请将此情收入于一页之间，实为幸甚。”
梁归智研究探春结局，寄小文一则与他，他极力推荐，眷顾之情，溢于言表。后作《石头记探佚》，他说梁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他的著作的出版，“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周汝昌曾证出大观园是北京恭王府，但有人说没那么回事，周汝昌也一星半点神伤。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总理让他说道说道，他就说道了说道。总理听懂了他的说道，且通情达理支持他继续说道。周汝昌就激动得不得了，连呼总理“英才”。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梁归智还是山西大学的学生，师从姚奠中念b p m f，周汝昌为梁著写序时，竟然说他是“卓异之才”。
邓遂夫新校庚辰本问世，周汝昌听力、视力已经有些不从心，但也不愿怠慢，仍作诗一首为贺：
布衣英彦建崇功，校得芹书卷卷红。
为学贵才还贵识，更须灵性本来通。
五年辛苦不寻常，咀嚼真文齿颊香。
我有欲言佳兆在，新开世纪远流长。
周策纵佩服周汝昌，他们的会面也有趣。1978年他回国访问，把旧作一首《客感》给周看，诗道：
秋醉高林一抹红，九招呼彻北南东。
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
久驻人间谙鬼态，重回花梦惜天工。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是写久居海外感触的，但也可移作咏曹雪芹。周汝昌读了，见命意、选词、格调、体裁俱不丑，遂“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周策纵有《七绝》四首赠周汝昌，周汝昌那能让他独自显露，亦答以律诗一首：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红楼”谈历历，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画，解味还知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三
自然，周汝昌偶尔也生气，偶尔也上火，即便这样，他绝对不动情、不伤肝，以看透世事的豁达对一切都理解谅解。在《献芹集》中，他说，每当自己“替雪芹稍申不平时，必然有人出来替续作者鸣怨吐气，甚至以棍子帽子的某派‘文风’来加我以罪名。此事初觉奇怪，后思也无甚可异，他们所关心的、欣赏的既然早已不再是曹雪芹所写的这部作品了，我们再要多谈，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君向潇湘我向秦’？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况多数情况下，周汝昌是看别人生气，看别人上火。于是乎生个由头起个端，制造场热闹出来，让别人生气，让别人上火。周汝昌最能骗人，最会骗人。他太富游戏精神，神性与魔性共存，一时顽皮，一时精力过剩，就使个阴招，开个巨大的玩笑——以清代人敦诚记载为由头，假冒曹雪芹做了个诗（见徐恭时部分之附录），直弦不似钩曲扭，曲扭的钩儿引鱼游。周汝昌假冒曹雪芹诗曰：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
西轩歌板声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果然，吴世昌、梅节、陈方（陈迩冬与舒芜化名）几个也不忖夺忖夺，就兴兴头头地猜那是不是曹雪芹的，他们引经据典、旁搜远绍，呼哧呼哧累了个半死。因为八辈子的老陈帐——说不清，就裸袖揎拳，吵吵嚷嚷，差点破口骂娘。
而周汝昌则得意其间，一则添油，一则加醋，顺着这些人的心思，一路连环设套。先说这诗是有人投递给他，自己也不晓得投递者谁氏；后称“时人拟补”，劝人切莫当真；最后才换出一副笑盈盈的脸儿，公开是自家“拟补”，因为好生崇拜那个曹雪芹，所以学着作了出来玩。好几年的时间内，那些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鼻梁上推小车——走投（头）无路。
要说那吴世昌也糊涂，人家是手里的泥丸，要圆就圆、要扁就扁，自己跟自己下棋，输也是赢，赢更是赢。你在旁边凑得什么热闹。猜对了算你本事，但猜不对不就木鱼张嘴，等着挨敲？吴世昌曾一口咬定那诗是曹雪芹的，忙了个六神无主，还指天发誓，就差拿脑袋担保。与人斗得正没开交处，而周汝昌一句是我作的出来后，他顿时脸色有点难看了，顿时又方寸大乱、满脸青黄，就像抬棺材的掉裤子，又窘又臊。
四
吴世昌是小资的典型、典型的小资，自恋而自负，好听奉承，好拉大旗做虎皮，好对着王母娘娘叫大姑。他认为曹雪芹卒于癸未，就发表郭沫若给他的信，说伟大的郭老支持他，这个伟大的郭老“一言九鼎”，你不相信我没什么，但不可以轻视郭老那样的大家伙。他认为曹雪芹佚诗不伪，就拿俞平伯、顾颉刚两位张目，说顾颉刚“自‘五四’以来即从事古史的辩伪工作”，成就要多辉煌有多辉煌，手段要多“俊”有多“俊”，现在国内经营这行当的，“当推顾老先生为唯一的元老”，万不会误的。
周汝昌却不然，他偶尔也爱吹吹牛骄傲骄傲,曾经害着羞披露过胡适夸他是好学生，但除此之外，人家更瞄准芸芸众生多情。“泰山不却微尘，积小垒成高大”，大英雄黑白两道通吃。
他说，自己以为《红楼梦》有一百零八回，在结构上以“九”为单位。这“首先在青年同志中获得反响。”“一位是史志宏同志，他来信说，在中学时读这部小说，由于语文老师课教人‘划分段落’，他就曾对红楼做分析，用铅笔记在书眉上，现在检出一看，正好是记下了‘九’为基数的划分痕迹。再一位是王国华同志，通过独立的研究，也看出了这个‘九’的现象。”
他说，“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顾士敏，当时的农场工人，后任《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编辑—笔者注）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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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如此类的情况，他说，“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我确实十分感慨，也十分高兴——我高兴不是因为听了他‘夸奖’的话，是藉此证知，青年一代大有人材，我并不曾错料。他们有眼光，看事深，见物明，并不像有些专家那样皮相”。
五
周汝昌绝对是个天才，如果周汝昌不是个天才，那你就是说笑话。周汝昌填词做诗就像喝凉水。他曾让老伴（毛淑仁）随便指，指什么就吟什么，直让文化不是很高的老伴发誓下辈子还要爱他。周汝昌书法得右军真脉，横逸飞动、瘦直挺拔、使转敷畅、作草如真。周汝昌记忆超群，过目不忘，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毫无障碍，读南开中学时，英文水平已经与老师论伯仲。
但周汝昌主要的本领则是做红学。他身在光明顶上，融会七十二绝技，是箭靶式的红学人物。在激越的红学历史上，红学学者都执著于挑战着周汝昌，挑战周汝昌就是挑战高度，挑战周汝昌就是挑战极限，周汝昌下不去，别人就绝对没有高度，把周汝昌弄下去，别人才可以成为极限。周汝昌执着研究曹雪芹家世、身世兼及版本之学。他是《懋斋诗钞》的发现者，是《山西通志》有关曹雪芹高祖曹振彦记载的发现者，是曹雪芹卒在“癸未”的首倡者。他才华太过，本领太大，曾经做了些玩笑气十足的郎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踏实，不认真，不堂堂正正；在某个问题上，如果他真下功夫，别人就再难多情，纵然有人不信邪，但你也不能不把他当回事。
对《五庆堂谱》，周汝昌曾使出平生的绝学论证此谱大大的可疑。后来，只要有人要贬那个东西，都以为周汝昌的论述最是洞中机要，都喜欢引周汝昌的话发自己的块垒，因为他再想不出比周汝昌的话更合适的话，因为只有周汝昌的道理才最是照耀明白。他们之间也有几个不信邪的，要坚决说自己的话，可惜说着说着就顺着周汝昌的话说话。这般本领，端得非凡。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新红学横空出世。但自俞平伯1923年《红楼梦辨》发表后三十余年间，新红学实际上陷入停滞，没有太多新的进展。而索隐派的著作却出了两三种，仍然占领着红学的半壁江山。
这一局面从根本上改观，在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问世。红学史上，新红学胡适、俞平伯开山，周汝昌集大成。对这一点，周汝昌说，《红楼梦新证》“所考明的事实与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红学的重新兴旺，‘新证’以后的红学著作，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可以在其中看得到‘新证’的营养和启发的，包括那些驳难、攻击‘新证’的文字中所表现的红学知识和观点”。
《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对红学的特大贡献。每当回忆起写作《红楼梦新证》的情景，周汝昌都要仰面哈哈大笑。周汝昌的对错暂且不言，他确实为红学研究开出了新天地，启迪了后学。“先有周汝昌，后有《红楼梦》”；“没有周汝昌，哪来《 红楼梦 》”；“看懂《红楼梦》的只有‘两个半’人——胡适和周汝昌‘两个’，鲁迅‘半个’”。这些是夸张，也有几分实情。
吴世昌是现代著名学者和文史大家，一生研究领域波澜壮阔，遍及文字学、音韵学、诗学、词学以及敦煌学等学科，还创作过数量不菲的杂文和诗词。于红学，他钟情版本研究兼及曹雪芹家世、身世。他有一看家的成就，《红楼梦》正文前的一段文字、早期抄本正文前的文字，是脂砚斋保存下来的“棠村序文”。因为过于在乎此点，吴世昌还曾赋诗一首骄傲：
一往深情到太虚，千秋伟业托华胥。
原知此梦人多有，若个醒来肯著书。
风月繁华记盛时，欲将宝鉴警顽痴。
棠村小序分明在，红学专家苦未知。
可是，这曾遭到质疑，特别是小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也起哄，说那是说书的唱大鼓——走了板，为此吴世昌就与他角口。旷日持久的，中外学术界为之瞩目。
但吴世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关于早期抄本不可以干支称谓的意见，却为多数人认可，且评价很高。1986年，吴世昌驾鹤西去，宋谋瑒曾作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艰难归海外，生死恋神州，久绝干时想，常存报国忧；
钻研穷碧落，成就岂红楼! 末照沾濡广，探源已未休。
所以，周汝昌、吴世昌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是大体齐名的好汉，一个翘楚，一个俊彦。
六
不过，他们看待对方的态度不同。
在周汝昌那里，所谓的吴世昌似乎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他硬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实在没有办法，他也一言半语地说些吴世昌的长短，但表情却相当地不在意。一说完，就马上转过身去，似乎刚才什么也没说；或者嘴里念叨着吴世昌，眼光却专注着天边的云。
吴世昌对周汝昌就不同了，对他来说，周汝昌这厮着实可恶、可恼，一口棺材睡两人，打发不去的死对头。忽鼓捣曹雪芹佚诗一首，出自己的洋相；忽对着靖本胡说八道，惹自己心烦；忽说史湘云就是批《红楼梦》的脂砚斋①，让自己既好气又好笑。那厮装神弄鬼，打击异己，一肚子加减乘除。有时神气十足，有时神通广大，有时神采飞扬，有时神乎其神，有时还神秘兮兮，神经兮兮，独自散步时，他竟然自言自语，独自发笑。吴世昌看不惯那个周汝昌呀！那个周汝昌浑身都是魔鬼的气味。
1980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要举办首届国际红学讨论会，大会邀请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到会，俞平伯年事已高，加上看破红尘鄙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懒得去。而吴世昌则非常想去也积极准备着去，可问题是周汝昌也去，临行心中打鼓就不去了。周汝昌那孙子不是好交接的，他外面一片春风，内里满腔杀气。
吴世昌不愿意在真实的空间面对周汝昌，但在学术问题上，却不完全排斥周汝昌。他可以不爱周汝昌的人，但不可以不认周汝昌的理。吴世昌本来是“玩”版本的，但一朝兴起，就“玩”了几手曹雪芹身世。谁承望有人弹别调，大意是吴世昌不对，吴世昌错认了定盘星。
吴世昌心气高、心样娇，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人撩拨他，他自然气极、沮丧，要与那狗才们理论。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双拳难敌四手。没奈何就把周汝昌拉出来。这就又有与周汝昌统一战线的问题。
于《综论曹雪芹卒年问题》文末，吴世昌赘一“附录”。他说，关于曹雪芹之子因疫病而丧的问题，周汝昌“曾提出一条确证”，“至于那首《小诗代柬》，据周汝昌最近考证，也不是随便约雪芹喝酒消遣之诗。而是敦敏为乃弟敦诚祝寿的一个请贴。”这两点，周汝昌说得对、周汝昌说得好，他完全赞同周汝昌意见。同时，自己还为周汝昌观点另找得佐证一条，咱与周汝昌心心相印，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1980年12月，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出版，此前，因所谓的曹雪芹佚诗，因被周汝昌耍了个头脚颠倒，吴、周已经大大的交恶，吴视周为仇雠。但在这部书中，吴世昌还客观承认，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一部重要著作——“他书中搜罗了许多不易经见的材料，对于曹氏家世的研究非常重要的。许多人对此书批评很苛，只是评他的文学观点。但如把它当作一部史料书来看，是有价值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我倒是受了周君不少帮助，应该感谢他的劳绩。”
可惜，对这样的投桃送李，周汝昌却坐怀不乱。
七
周汝昌花枝招展、仪态万方。他用心论红、用情论红，举止投足，令人有喝普洱茶泡温泉浴一样的神清气爽。他有自传《红楼无限情》，曾作咏《红楼梦》诗一首：
梦里红楼事事真，群芳时会谪仙人。
饯花正在芒种节，长日深庭驻永春。
他视力0、01，双目几近失明，却能感受《红楼夺目红》；他借器械捕捉信息，两耳大体失聪，但津津有味地与《贾宝玉对话》；他年愈古稀，然穿梭于《红楼十二层》，自言《定是红楼梦里人》。他论红手法多样，不拘一格，为文该长则长，该短则短。洋洋洒洒起来，几万字都意犹未尽，惜墨如金的时候，千百字都觉多余。他语言调皮、善用比拟，“俗事用俗笔”，雅事借雅言，单是题目就意趣盎然，“吓煞冬烘说意淫”，“姥姥才是奇女流”，“只有湘云是满红”，“龟大何首乌”，“因为传他，所以传我” 他可以喜不自胜、忘乎所以，可以忽然忧恼，堕下泪来------
吴世昌素性拘迂，多道学气，不善花花哨哨，谈不上风趣，谈不上幽默，谈不上弹性。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劳动改造，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座谈会，让大家谈感受、说体会，论心得。大家已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京，所以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一时全场愕然。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吴世昌的文章是典型的学者之文学术之文，理性往往大于感性，所作大多法度谨严而缺少情趣。动手便合，落笔便重，彼此只是一般，前后更无添换，前或为引言，或为问题的提出；后或为结论，或为总结。引言与提出问题一概是谁谁谁说什么了，非常的荒唐幼稚，对他的不足我不能不管，结论与总结大体为你看他说得不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你应该听我的。
他最在乎清楚交代来龙去脉，最害怕给读者留下不足，最担心读者不明白他的苦心。于是乎为文该长自然长，不该长依然长。他勇于担当，是非与主义所在，就是性命与责任所在，即使与一己名望没有关系，即使与一己名望有很少的关系，他都要亮明态度表达立场。戴不凡作《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主要骂胡适以及胡适代表的新红学派，嘲笑所谓的新红学派是“胡说”派。其中也就轻描淡写地点了一笔吴世昌的名，但矛头也不是指向吴世昌个人。可吴世昌就坐不住了，硬要一力顶缸。
在《论〈石头记〉的“旧稿”问题》这篇大文章中，他说：“戴君虽然掌握了不少材料，却没有掌握逻辑”，戴不凡“常常把别人没有错的地方，故意歪曲以求错”，戴不凡“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戴不凡“要把否定别人以表示他自己的高明之处。”
吴世昌曾经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他应该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作为具有真知灼见的词学家，吴世昌也文采斐然，有的是风雅的本领，举凡含蓄委婉等道，他端的是行家里手。如：
山伯英台取次飞，轻罗小扇舞杨妃。
惊心滴翠亭中语，嫁祸无人识暗机。
——宝钗扑蝶
但一接触论文这劳什子，他却执着于对与错，赳赳之气骇人，“左”得让人胆寒，用概念论红，用标签论红，用八股论红。
在《〈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中，他说，袭人是怡红院两派斗争的主角，王夫人的特务；麝月是唯心主义的反映。对袭人这个名字，他解释说，“‘袭人’者，乘人不备时暗中对人的袭击也。其实，花气固然可以袭人，恶狗也可以袭人，因为它也往往从后面袭来，令人防不胜防。”
他对伪续《红楼梦》的高鹗深恶痛绝，在他的意识中，高鹗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红楼梦〉百二十回本中的问题》中，他说：高鹗“篡改本书政治性的主题思想”，“删改原著中反儒教、反封建的故事”，“丑化或歪曲书中正面人物的形象与品格”，“美化反面人物或减轻其罪恶”，“为复辟封建家族而删改原著情节”。
八
吴世昌强大而强势，血气而卤莽，有本事，有脾气。好先发制人。动辄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他学问了得，但人格欠成熟；勇气不小，但无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至于对时局经常错误判断。
周汝昌强大而不强势，成熟而不激动，有本事、没脾气，知变通、懂克制。可以把法度的严谨与情感的随机把握得恰如其分。他善于以静制动，能沉得住气，可装聋作哑。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玩你神兵天降难提防。
在曹雪芹佚诗论争中，吴世昌料事不明，用逆而不用顺，自轻万金之躯，光着膀子耍大刀，精神状态处于井喷式的高涨期。什么礼貌周全，什么绅士风度，什么微言大义，他都不管；更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他曾作《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论曹雪芹佚诗 辟辨“伪”谬论》两文，有对周汝昌的心理分析，有对周汝昌的人格品评，人情世态盘旋其间，高谈阔论、任意挥霍。
而周汝昌才不与他一般见识呢。他看看吴世昌凶险的脸，听听吴世昌愤怒的音，知道这个吴世昌这下是真发火了。他知道与一个正在发火的人计较没有好处，于是对吴世昌的咄咄逼人，他就是没听见，就是没看见，实在不行，就退避三舍、深居简出。在吴世昌看不见自己的地方，偷看着那个气急败坏的吴世昌，嘴里调皮地嘘着气，望着吴世昌笑。
周汝昌沉默得无懈可击，吴世昌猖狂得全无忌惮。吴世昌疲惫了，吴世昌该说的都说了，该讲的都讲了，即使还有一星半点要说要讲的，也因气力耗尽实在不能说不能讲了，周汝昌就打着饱嗝摇摇摆摆走出来，对着因激动过度气喘吁吁奄奄一息的吴世昌，还做个鬼脸，冲着吴世昌笑上一笑。就作两文回敬——《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由栋亭诗谈到雪芹诗》。什么是大家文章？什么是杀人于无形？一番预作铺垫，虚应故事；一番倾心吐胆说来历；继之则语出惊人，剑走偏锋：
他说，这诗问世后，“海外友人都看出这是拟作，并且也步韵同作，不止一首，成为一件很有‘别趣’的红坛异闻。”妙啊！“海外友人都看出这是拟作”，既然是都看出，这属伪的道理，就简单得不能简单，浅显得不能浅显，明白得不能明白，但吴世昌偏看不出，你说他是什么水平。
他还说，“我是不想奚落人的，忠厚之道可以使之停止‘闹左性’”。巧啊！“忠厚之道可以使之停止‘闹左性’”，是宽宏大度，是机带双敲，是说自己不与人计较，但一顶“闹左性”的帽子，却顺手扣在那可怜的吴世昌头上。
周汝昌的说明言之凿凿掷地作金石声，吴世昌惊愕的表情使他那张老脸如被人扭了一般，歪斜得可怕而可怖。呜呼！吴世昌的战士之勇毕竟不敌周汝昌的道家手段。别看周汝昌不动声色，内里他却阴着呢、恨着呢，牛皮袄子反穿，故意逗虱子走弯路；半夜里拔河，暗中使劲。他表面软绵绵的，那是以柔克刚，太极工夫可以化尽你的千钧之力；站着不动，那是相时而动，只等你上来后，才迅即一躲，觑得你吴世昌真切，因势利导、借力打力，轻轻一拍，半两拨千斤，你可不就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再看那个吴世昌，面对周汝昌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招招直向命门的手段，一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蛤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
《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发《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2期；《由栋亭诗谈到雪芹诗》，发《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世昌读这两篇文章是在一个美妙的夜晚。在这个美妙的夜晚中，吴世昌的心情却很糟糕，他往日的硬骨头顿时变得象海绵一样酥软，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无法安稳地睡觉了。吴世昌实在想不到所谓的曹雪芹佚诗竟然是这样的来历。
吴世昌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空前的欺骗，吴世昌无限自怜地哭泣起来。曹雪芹佚诗是吴世昌整个红学事业最失败的一回，也是他心里永远不能抹去的痛，犹如关羽失意麦城。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夜风已冷，隐隐前程如梦。“罢了，罢了”，“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而今而后，毬才再沾这狗日的红学。遂收了法象，赋诗一首检讨：
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
不读红楼梦，安知世界愁。
红楼一梦耳，能令万家愁。
只缘作者泪，与侬泪共流。
说部千百种，此是情之尤。
不独女儿情，亦见世态忧。
古今情何限，离恨几时休。
所以百年内，常抱千载忧。
红楼复红楼，世上原无有。
可怜痴儿女，只在梦中游。
九
周汝昌则一如既往，不紧不慢，意态从容，黄瓜切细丝，功夫到家了。虽然年过米寿，无量寿佛，老先生却福寿安康——发白还黑，齿落更生，气色越发得好，脸皮红润皱纹多；更兼着，天生一段聪明，全在眉梢，平生万种风情，悉堆眼角。“老只老呵，老不了我胸中武艺。老只老呵，老不了我龙韬虎略。老只老呵，老不了我妙算神机。”“老只老呵，尚兀自万夫难敌。”
周汝昌与吴世昌是红坛上的双子星座，周汝昌与吴世昌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们彼此是不折不扣的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情谊，在敌对之中，他们是互相尊重宗师。数十年较竞的历史，由壮年而老年，或多或少都有感情。“黄金浮世在，白发故人稀”，吴世昌殁了，想起吴世昌这个人，周汝昌的心底里总是升出一股冰凉的怜惜之感。周汝昌想念吴世昌呀！周汝昌一辈子值得骄傲的不少，但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拥有了吴世昌这个对手，尽管吴世昌有时也令周汝昌烦，可周汝昌主要还是因吴世昌而得意、自雄，不枉此生。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缘分啊。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郢人西去，匠石怎运斤成风。
两个红学家，一对妙冤家，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
附录：
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作家协会会员等。工书，其书法为世所重。传略载入多种辞书。
主要著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鉴真》、《献芹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等十几部红学专著，200余万言著述，影响巨大，深受赞许。另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岁华晴影》、《脂雪轩笔语》、《北斗京华》、《天地人我》、《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吴世昌（1908-1986），海宁人，当代著名文史专家、红学家、词学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著述甚丰，有《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罗音室学术论著》、《罗音室诗词存稿》等学术著作计五百万言。
解放前任中山大学教授，1948年，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十五年，1962年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先生素以红学研究著称，与周汝昌齐名，工于版本研究，英文巨著《红楼梦探源》，为红学研究另辟新径，至今是红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注：
①周汝昌红学精粹就是史湘云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1949年，他在第37期《燕京学报》发表《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提出这个观点。1953年，他出版《红楼梦新证》全文收录了这篇论文，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新证》不仅保留这篇论文，而且进行了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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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二：万古凌霄一羽毛——胡适
星期二 八月 12, 2014 10:36 a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胡适是新红学的奠基者，该篇全部的意思就是为胡适的“祖师身份和气象”做传。张义春先生熟悉艺术表达的辩证法，他明白表现胡适这样的人物只有返璞才能归真。所以在胡适红学行状的描写上，他既不写胡适做红学的认真与刻苦，也不回避胡适红学的低级错误，而是从催逼出来的红学家与顽固坚持低级错误这两个有些让人遗憾的角度落笔。
胡适的红学正应了两句俗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胡适是在无意中成就了自己的伟大。
胡适红学让孜孜以求者有所思，让急功近利者有所思------对胡适的红学描写，张义春先生是抱着神奇而不可知的态度进行的。他说：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切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这一篇章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张义春先生对胡适的伟大极尽夸饰渲染之能，但对成就这种伟大的原因则付诸阙如。这样胡适的神人气象就脱颖而出。
胡适的客观红学行状似乎很迁就张义春的写作思路，不知道这算不算张义春在相当的意义上走近了胡适。
————赵燮雨评论
万古凌霄一羽毛——胡适
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他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不惟我如此，别人关于胡适的理论也令我神昏。吕启祥先生曾经作一个文章——《胡适与红学：为纪念胡适诞辰百年而写》。她肯定胡适的神奇，认为这得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奇缘与奇遇。但是，经历新文化运动的非只胡适一个，何以别人了无神采？
无奈就传述些他的神妙，至于何以如此，则暂付阙如。
一
胡适光芒万丈，胡适万丈光芒。
胡适的形局与面相就是一个学者。你看他的照片，嘴角牵动，神气自若，传统而奔放，高贵而平和,展露着洞悉一切的神情。“五四”前后，他神采奕奕，誉满士林，以先行者的新异而雄踞学坛。他曾经编辑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曾经发表影响广大的《文学改良刍议》，曾经组织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新月社”；曾经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我们鄙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但如果没有了胡适，“五四”前后的中国舞台，绝不会那样的生机勃勃。
胡适曾经是何等的风光无限啊！“我的朋友胡适之”， 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名士的身份标签，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都为他而意往神驰。1922年的北京，电话还出奇得少，一本电话簿几乎包括整个城市的号码。当时溥仪的皇宫刚装了这神奇的玩意，17岁的他心生好奇，就照着号码狂打。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与胡适交厚，曾经向他推荐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于是溥仪就联系胡适。1922年5月30日，溥仪派人接胡适入宫，小皇帝放下九五之尊，称胡适“先生”，向他问康白情、问俞平伯；问专门发表白话诗的《诗》杂志。还说自己“近来也试作新诗”，“也赞成白话”-------
胡适立百年文化之潮头，执现代学术之牛耳，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的肇始者。仅借文化学术而有的声名，他与陈独秀分属两俊 合则双璧。“五四”时期，作为文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上海亚东图书馆曾经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共计十几种。作为招牌，亚东图书馆把目光同时投向胡适与陈独秀两个，这些新出的标点小说，有陈序必有胡序-------
现在，提起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人们多以长着隶体一字胡须的鲁迅先生为祖师，殊不知胡适影响、推动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在为亚东图书馆新标点本系列小说作序的过程中，通过传统治经史的考据方法，胡适曾经对通俗小说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发表《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吴敬梓评传》，《红楼梦考证》------这些都是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奠定性的工作。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那时，胡适、鲁迅一同执教北京大学。胡适考证小说，鲁迅教“中国小说史”。他们各自出版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对方有精辟见解，也会热情肯定和赞赏。胡适考证《水浒传》，从时代环境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曾经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其中记《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而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胡适就借与了鲁迅。
胡适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无所不能无所不做，在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中国通俗小说研究而外，胡适更有偌大本领，更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他曾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戴东原的哲学》，《淮南王书》，《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些著作用科学方法建立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开辟了学术现代化的时代---------他曾翻译都德、莫伯桑、契科夫等人的短篇小说，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胡适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该书是胡适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衍伸与发展，1919年2月出版。该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破天荒“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所撰写讲述哲学史，也因袭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一时为人瞩目，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等均表示钦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胡适在笔墨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文化与学术令他神采熠熠。但在政治上他也曾经神来气旺，还差点创造奇迹。只不过因为文名过大，才掩盖了做官的风流。
胡适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没有从政的热情，以为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表示“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但他是曾经的“中英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曾经任国民政府驻美全权大使------
胡适作为政治家并不合格。他良心未泯，书生意气过于浓郁，不具备政客的冷血，更缺乏治人的计谋与杀伐的手段------但胡适也曾经在政治的舞台上风生水起。胡适是著名的学者与文化名人，在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声望，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在国际外交活动中，他有一般政治家没有的影响力与亲和力。
胡适的政治行状书香扑鼻，是带着学者的文雅走上政治舞台的。抗战爆发后，胡适曾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赴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胡适口才极好，尤长于用中英文讲演。在异国他乡，他宣传中国的悠久历史，痛说古老的中国正经受的苦难，陈述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他语惊四座 才辩无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引人入胜，面对这个可爱的胡适，无数的听者心情振奋，如沐春风。
胡适的魅力引起欧美各国的普遍关注，各国政府与人民开始同情中国，支持中国。
1938年9月17日，胡适出使美国。他广泛接触美国政要与知名人士，旋风般的在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名校演讲。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罗斯福对胡适自然另眼相看。那时，很多盟国的大使很难有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的机会。可如果胡适有事，只要胡适提出要见罗斯福，罗斯福即使再忙，也不会怠慢胡适，总会想办法挤时间与之晤谈------胡适的外交活动轰轰烈烈，敌国日本立即如临大敌，惊恐万分。为对付胡适，立即派三大高手使美。这三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做文学的大腕，石井是做经济的高手，松岗则是雄辩的天才。
胡适做大使是“半路出家”。他全无外交经验，只是凭借学者风范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国朝野的尊敬。1939年2月，他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贷款，1940年3月，他又为中国争取到2000万美贷款。在胡适的努力下，美国政府结束了坐山观虎斗的骑墙态度，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说，胡适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胡适政治行状最脍炙人口者莫过竞选总统。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胡适作为国民大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胡适本来是作为点缀出现的，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以退为进，声明自己不竞选总统，暗示胡适出选总统，会议期间于是闹出了胡适竞选总统的风波，使本来是学术明星的他，一时成为焦点人物，风头之劲，几乎盖过蒋介石。
二
胡适天生智慧，天赋种能，是世界文化名人，是最接近神的世界文化名人。胡适超越世界而来，与天地同生，不经修炼即可得道。
胡适红学是神话是天意是命运，胡适做了相当的红学文章，但他的动机没有昌明学术的高尚，他的毅力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艰苦。他以消极与被动，以轻松与不介意，让孜孜以求急功近利者黯然神伤。如果做埋头苦干的典范以教育青少年，搬出胡适万万使不得。胡适作为红学家的声名，建立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有事实证明，胡适是被“绑架”出来的红学家——《红楼梦考证》并非胡适主动要做，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不断催逼下撰写的。
1920年，借新文化运动的大好春风，上海亚东图书馆要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其中包括《红楼梦》。使用标点符号属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为了名正言顺，更为书出来后有可观的销路，亚东图书馆想请新文化运动的神人胡适做序。
1920年12月4日，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写信给胡适，谈到为即将排印的《红楼梦》写序的事情。他先说些事情进展的情况，随后就提出要求：
“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读红楼，可代撰叙者否，所代接洽告知为荷” 。
但胡适对亚东图书馆的举措持异议，也不大愿意做序。原因是担心标点错误，担心滞销，担心做序言的《红楼梦》材料不好找。为此汪孟邹就进行说服。他说： 标点错误与滞销的问题，我们有办法，“红楼的材料最不好找，的是一个问题”，“但此事欲罢不能。一是告白早已大登特登，值问何时出版者非常之多，一是已排至八十余回，排版并纸版费近一千元之多，不但过缓势有不能，即今岁不卖预约，我的经济上亦将不许。现拟得吾兄许可后，即开始卖预约-------此事关系亚东前途太大，请酌复”。
1920年12月14日，汪孟邹又致信胡适。他说：“纸张飞涨，年外更费，不得不办好若干刀，须巨款，年关之过，甚属为难，是以预约出于不得不行”。
汪孟邹与胡适同是安徽绩溪人。对汪孟邹，胡适着实不好怠慢。当年汪孟邹与陈独秀曾经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等，并因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科学与民主而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此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也鼓吹新文化运动，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青年》刚出版，便让汪孟邹邮寄胡适。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几次去信胡适，转达陈独秀的殷情期望。这促成胡适后来加盟《新青年》的编辑行列。
胡适带着浓郁的畏难情绪准备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写作，胡适以为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但是，在落笔的一刹那，一种神异的体验在胡适的心头涌动。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写作《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胡适展示了作为人常规之外的力量，他的心境如同莲花一样高洁，他的智谋悟出第八感的境界，他摆脱了潜意识和本能控制的自我，能够洞悉一切------
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胡适就大功告成。甚至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胡适仍似醉如痴不能自拔。
三
胡适红学好有一比：冲破黑暗，打破僵局，开启红霞万朵山花烂漫的新时代。
胡适红学创立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一统天下。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发表《跋〈红楼梦考证〉》，其后几年里，又陆续发表几篇《红楼梦》考证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胡适是红学转型时期的英雄，是“旧红学”的颠覆者与“新红学”的开创者。《红楼梦考证》是胡适的代表作，也是新红学的修真之经，正善之门。胡适红学的全部是考证《红楼梦》作者以及作品底事。胡适认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认为，索隐派的研究“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且运用考证方法对索隐派的代表者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他根据乾、嘉以来文人的记载，论证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及其家世和生平，论证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他发现和收藏了甲戌本，评介了庚辰本，并利用早期抄本与程高本进行比较研究，创立了《红楼梦》的版本学；他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得出“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认为《红楼梦》是以作者曹雪芹自己早年的经历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观点即“新红学派”的核心。
胡适是新红学的地母盖亚，是红学中最早出现的最德高望重的显赫之神，是最有影响力的红学家。红学的生命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全都依赖胡适的神力，从胡适投身红学的那一天起，他的一生就是整个新红学的缩影。胡适确立了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红学的历史地位。胡适之后，尽管有人在某些问题上与胡适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有人由于考虑政治生命的安全要与胡适反动的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但“新红学”派所有的游戏规则、所有兴趣所在，以及由此衍生的观点和结论，都以胡适的工作为基础，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已经上升为红学的精神文化。今天诸如曹学（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在胡适那里都已经发韧，或者说已具雏型。衡之以胡适的成就，以后多数的红学人物不过借腹生子的轻浮掮客。
胡适红学的影响，不只在于红学本身，也带有方法论的意义，胡适是红学的舵手与领航人。胡适治学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重考据的方法在学理上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讲，却有舶来的基因，有他留美期间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印记。胡适说：《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顾颉刚曾经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指俞平伯《红楼梦辨》)；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四
红学的世界刀光剑影，红学的世界论争成为常态，红学家都是最勇敢的战士。用意志扣动扳机，用冷酷的心杀戮。我沉浸在高涨的战争光辉中，令敌国焦土一片。
胡适是红学史上第一次论争的始作俑者，胡适开启了好斗的红学风尚。只是这一论争与以后的情形有所不同——其中有你死我活的搏击，也有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胡适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语言非常尖锐。
蔡元培年长胡适二十四岁，胡适尚在咿呀学语时，蔡元培已科场连捷而跻身翰林院。就年龄及经历而言，蔡元培、胡适属两代人。蔡元培与胡适是1917年在北大结识的，在胡适供职北大早期，蔡元培是校长，胡适是职员与中层领导。胡适是应该感谢蔡元培的，蔡元培奇其才赏其识，对其扶掖颇多。胡适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自己“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胡适是红学的光明之神。他心口如一，行为磊落，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论《红楼梦》的实质是挑蔡元培等人的错，可这样的文章写成后，他竟然兴冲冲地亲自送给蔡元培。接到胡适的大作后，蔡元培赞成胡适“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但对把自己归入索隐派，甚至以“附会”二字抹煞自己的成绩，则不赞同。
次年2月，蔡元培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胡适的批评做出回答，认为自己“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他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谓如此而后值得猜也。”并举《世说新语》、《南史》、《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著述为例，说明写书人设谜以飨读者是普遍现象，毋庸大惊小怪，更不是什么“笨谜”。
针对胡适的自传说，蔡元培反驳说：“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四次接驾，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頫相应，谓贾政即影曹頫。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
蔡元培的反驳相当程度抓住了自传说的弱点。但不久胡适就进行再商榷，在《跋红楼梦考证》中，具体回答了蔡元培的反批评。估计是怕误会，在文章结尾处，胡适扯个空心架子，引用了一段亚里斯多德的话：“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1926年6月，蔡元培为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表示赞同寿鹏飞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并说：“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
胡适对索隐派的攻击，以有关《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等资料为武器。敦诚的诗文集《四松堂集》是考索曹雪芹情况的重要材料，胡适做《红楼梦考证》的时候，从《雪桥诗话》续集知道敦诚与曹雪芹是朋友。因此，如果能得到敦诚、敦敏诗文集，则无疑可以出奇制胜。
胡适四处访问《四松堂集》，以求彻底击败索隐派。此时蔡元培却借到该书刻本，并立即送胡适，并附书说，这里有重要材料，“先生如一读此集，或更有所发见，特奉上。”
五
我们承认大师的不可企及与造极登峰，但大师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胡适红学最大的问题是混生活与艺术为一谈。
胡适的理论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甄贾两府就是当日曹氏赫赫扬扬的江宁织造府。这样的观点，有利于人们关注小说创作素材。但混同，叠合两者，以至在研究上翻转过来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等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且以此弥补红学史料的捉襟见肘，则与索隐派同样的穿凿附会。他据敦诚诗推考曹雪芹卒年等史实最好笑。敦诚《挽曹雪芹》诗有这样一句：“新妇飘零目岂瞑”。意思是说，曹雪芹死后留下一个结婚不久的媳妇，九泉之下的曹雪芹想到这个媳妇孤独无依，就难以瞑目。对这样的史实，胡适说：“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
胡适的这一错误，多年受到深刻的批判，也引发了他早年盟友的分化。胡适高举新红学旗帜的时候，俞平伯是他的同志。他们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但走完同一条街,二人却回到两个世界。早在1925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就认为将小说与信史混同是幼稚可笑的，甚至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
他说：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我在那本书（指《红楼梦辨》）里有一点难辩解的胡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把它作信史似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如说《红楼梦》“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异于猜笨谜？------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
六
《胡适自传》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我的母亲》。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以浓郁的情感歌颂了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事事谨慎，事事容忍。胡适有一个好母亲，胡适的性格深受这位好母亲的影响。他开放而温润，能屏弃感情就事论事，能包容别人批评自己。胡适是一个阳光男孩，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他对毛泽东的文化垄断与宰制耿耿于怀，但他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他方方面面皆为鲁迅所侧目，但他却以德报怨，温和体贴，一再维护鲁迅，批评那些攻击鲁迅、贬损鲁迅的人，与鲁迅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他曾经在红学上反复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用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来替代原先那些不可靠的间接的证据。
胡适做《红楼梦考证》时，依据当时材料断“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第二年得到《四松堂集抄本》，就改断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 1927发现甲戌本后，他即据其中的脂批而倡卒年“壬午说”（1762）；1947年，周汝昌发现《懋斋诗抄》，认为癸未年尚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而倡“癸未说”，胡适也一度表示同意；以后知道《懋斋诗抄》并非严格编年，而且认为作《代简》之时很可能不知雪芹已死，故仍主“壬午说”。
但胡适却坚决坚持所谓的自叙传。1952年12月，在台湾大学讲演时，他重申：“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眼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
胡适应该能够意识到自叙传的不足，因为胡适是那样的聪明而理性，因为自叙传的不足“显而易见，可喻孩提”。但胡适毕竟是一代宗主，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领地，不可能没有起码的体面意识。特别是从蔡元培到解放后的政治学术，自叙传一直是被攻击的靶子，那咄咄逼人的气势，那灭而朝食的严酷，都让他没有从容退却的机会，所以，他不得不负隅顽抗，不得不抱残守缺，不得不做“过河卒子”，勇往直前，一条道路走到黑，碰了南墙也不回头。
胡适是在解放军兵临北京城门的前一刻仓皇辞别故都的。他只揣着一部《红楼梦》甲戌本黯然登机。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此时他的书房依旧，此时他应该想起李后主的词：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在台湾的日子里，祖国的好山好水让他魂牵梦绕。他一生乡音不改，乡情不忘，乡俗依旧。1962年，弥留之际的胡适越发思念祖国，他心中不时涌动着无限悲凉与感慨，他思念绩溪老家的徽菜，思念上海澄衷学堂的师友，思念成就自己一生名望的北京大学------
胡适与北京大学似乎有着一种宿命的机缘。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胡适一生都牵挂着北京大学。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国纽约立下遗愿，要求要把自己留存在大陆的102箱书籍捐给挚爱的校园。1962年2月24日晚7点10分，胡适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被瞻仰的日子里，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北大校旗。
但因为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解放后中国大陆却无情地抛弃了这位身在它乡的游子。在中国大陆，他是反动透顶的学术权威；他往日的盟友俞平伯也因他而狼狈不堪；他仓皇出走时，留下了小儿子胡思杜在家照看图书，胡思杜虽然极力发表文章与他划清界限，但在1957年反右时，仍难逃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最后在夜黑风高时上吊自杀，年三十六，竟然一直单身--------
解放之后，大陆虽在政治上与台湾隔绝，但对大陆的歇斯底里，胡适并不寡闻。他关心大陆对他的评价，曾经读过几百万字的大陆批判他的文章，知道“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 ，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他的影子，消灭他的幽灵”。他明白他的为人及学术思想已经被肢解得体无完肤，他清楚一些并不高明的人在自视高明，在带着意识形态的疯狂得意张扬。此时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他，作为有故园情结的他，所谓的自叙传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真理的意义，并进而成为一个情感问题，人格问题，操守问题。
1954年以后，胡适的书桌上摆着8大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这是他托香港的朋友买来的。他读锺洛、袁水拍、周汝昌等反自己反俞平伯的战斗檄文，更细阅王佩璋、冯雪峰、王若水、黎之、白盾、何其芳、张啸虎等人文章的剪报。他在王佩璋《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上批道：“此文很不高明。平伯叫这种妄人代写文章，真是自取其辱。”他读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引曹寅奏折，谈织造业状况，批曰：“这样用史料，真是糊涂，或是装糊涂！”
七
胡适也清楚顽固坚持自叙传会伤损个人声誉，但他似乎不在乎所谓的声誉，不爱惜所谓的羽毛，不计较所谓的大牌与小牌。他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
他有点“坏男人”的味道，钟情杜康，纵贯一生，在上海读书时期，日日打牌、叫局、吃花酒，酒后游荡街头，以至与巡警打架，并因此到班房混过------
他的脸上永远都带有一点不在乎、一点怡然自得，一点吊儿郎当，有些极端，有些恶作剧，有些自甘下流，有些你千万别把我当回事。
他有17个荣誉博士头衔，可他自嘲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4年苦功得来的，13个是白送的”------
他博学杂取，替后人开辟了无数的处女地，但他坦言“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鼓励女青年学习自然科学，甚至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他到大学讲演，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曰：“孔说” ， “孟说”，“孙说” ，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曰：“胡说”------
他经常的没有正经，经常的价值颠倒，经常的不伦不类。
他属兔，夫人江冬秀属虎，于是就承认“兔子怕老虎”，并说，“怕老婆的国度，将是更民主的国度”； 巴黎朋友寄他十几个法国古铜币，币上印有 “ PTT ” 三个宇母，读来谐音为怕太太 ” ，他与朋友开玩笑说：“ 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他曾总结男人的“三从四得(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打骂要忍得------
1931年，安徽绩溪地方贤达余亚青等，在城区兴建“址源公墓”，请胡适作发起人并撰写墓启。他竟然做了这样的文章：“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他对中国古典诗词大有根源，也是一个有才气的格律诗人，他的作品委婉含蓄，最典雅，最文化，最阳春白雪。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流行一时。其实，对这首歌词有绝大功劳的是胡适。1922年10月刊行的《尝试集》增订四版中，就有被称为《兰花草》的原诗，不过题目是《希望》。《兰花草》与《希望》分别是：
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 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不息，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 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 开得有多香。
——《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希望》
他曾经有《沁园春•新俄万岁》。据海外学者周策纵考据，该词曾经影响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从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化来的。胡适词与毛泽东词分别是：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沁园春•雪》
但他也是一个混蛋的诗人。所涂所抹素面朝天，不事粉饰，最下里巴人，最粗俗鄙俚，最不合体统。
他曾经大发村野之性，勇敢地以薛蟠的水平作诗，在大白话与调笑打油中流连忘返不亦乐乎，还把这些收在诗集中，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让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蝴蝶》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唱歌？
哪有先生不说话？
——《答友人》
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
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
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
江南一喷嚏，江北雨蒙蒙。
——《致杨大鼻子》（杨杏佛外号）
三十夜大月亮
廿七岁老新郎
——1917年12月30日结婚时，胡适自题婚联
蒋介石曾经以一著名挽联评价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一评价应该是合适的。胡适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复杂的一生。他似乎很爱哭，1948年12月14日是他的生日，司徒雷登看到“他的眼中噙着泪水”；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和傅斯年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喝酒，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底在南京接同事的机场上，他嚎啕大哭--------胡适似乎很爱笑，他经常讲惧内笑话；黄侃挤兑他，他一笑了之；他想刻一枚“胡适之印”，篆刻家质问他“提倡白话文，怎么也用‘之乎者也’”，他含笑告辞------
胡适为什么爱哭，胡适为什么爱笑，我们实在弄不明白。我们无法辨别他脸上的泪水，是因为哭还是因为笑而流下的。在多数情况下，胡适让人哭笑不得，他身在顶峰而不计毁誉，基本温和也不废极端。这样，当他面对那么多的人，以极不高明的逻辑，对他的自叙传声泪俱下如丧考妣，他可能感到好笑，可能产生逆反，可能因为好笑与逆反而倒行逆施，把傲慢与偏见进行到底。
附录：
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适与适之之名与字，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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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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