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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中国】快乐与痛苦，都无法产生诗意
星期一 八月 18, 2014 3:42 pm
［内容简要］：诗歌泄露了他的秘密，也给了他泄露的勇气，他借诗句飞翔了那么一小会儿，参差不齐的际遇暂时平衡，每个人都摸索出一剂治愈自己的良方。
电影《诗》拍摄现场
与诗有关的影视作品很多，一部分如《心之全蚀》《希尔维亚》那般讲述诗人生平；一部分如《邮差》《死亡诗社》那般用诗串联起感人故事；还有一部分，诗只是编导赋予角色的一个爱好，诗的光芒反倒在回味中愈发意味深长。我个人偏爱最后这种，因为触及了平凡人通常以为在平常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诗意。
用诗来塑造和丰满人物性格乃至影响剧情走向，没有比韩国金牌编剧金秀贤女士（此金秀贤非如今红遍亚洲的“都教授”金秀贤）更擅长的了。我猜她本人一定是位诗歌爱好者，喜欢诗到忍不住“利用职权之便”让自己喜欢的诗在屏幕中被反复吟诵的地步。
尤其长篇家庭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里的二嫂慧英这个角色，堪称登峰造极：爱吟诗、爱戴夸张的帽子、爱点有情调的蜡烛、一辈子以优雅高贵为己任、沉浸在梦幻中不愿长大。这样的形象，对编剧功力乃一大考验。往好了说是单纯天真、缺乏阅历、心无旁骛；往坏了说就是自私自利、傲慢无理、旁若无人。然而但凡看过此剧的观众都对二嫂印象深刻，她身上有各种小毛病，但她又葆有难得的纯真，不随岁月而流逝。
金秀贤笔下穿插于家长里短的诗句到了李沧东笔下，成为生命的追问与救赎。这部干脆就叫作《诗》的电影在昏昏欲睡平缓流淌的影像表面，暗藏极具震撼的人性挣扎，难怪夺得2010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
从某种意义上说，喜欢诗，主动与诗发生某种关联的，都属人群中的异类，片中过着清贫生活却设法把自己装扮得清爽美丽的66岁女主角便是。通常到了这把年纪，在旁人眼中，已模糊自我，以孙子为参照，被“定义”为老奶奶，然而她还参加诗歌写作班，苦苦寻找诗的灵感，想写下属于自己的一首诗。
老师告诉她，要观察，要去发现事物的美。诗真的就与美有关？片中她不断焦灼地提问：怎样才能写出诗来？
孙子参与的一起性骚扰案给她带来了痛苦。这起案件导致了一个少女的死。她苦苦寻找着与美有关的诗意，却不得不应付真实生活中的种种窘迫、丑陋和麻木。最终她选择了清洁良心，诗便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
写给少女的诗在片末娓娓吟诵，并以转换成少女声音的方式，与少女在诗中合二为一，完成救赎：“你在那边还好吗？/感到孤独吗？/日落时天空还会变红吗？/鸟儿还在通往树林的路上唱歌吗？/你能收到我不敢寄出的信吗？/我能表达我不敢承认的忏悔吗？/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
许多人看到这段不免大恸——这便是诗的力量呀，诗不仅仅与美有关，更与痛有关。诗会拂去尘埃，如冬日月光，穿过枝丫朗照内心。
记忆中还有一片光影以诗命名。几年前看过一部泰国纪录片，男主角在一座寺庙里担当类似祭司、先知一类的职务，负责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这座寺庙很特殊，对同性表现出不正常倾慕的少年会被父母奉献给神——他小时候便是这样来到寺庙的，从此过上了一种皈依外壳包裹下类似避难的生活。
他们成为社会中特别的一群：既因宗教获得尊重，也因性取向被划入另类。拍摄者将镜头对准这群特殊人，自然会引发许多关于性取向的争议。那是一次纪录片爱好者内部的小范围观影，放映完毕，现场讨论也完全集中于同性恋这个主题。
可我总觉得不止于此，或者说拍摄者志不在此。影片自始至终弥漫着一股惆怅诗意，是寺庙里这位男主角带来的——我发现，他喜欢诗歌。
仲裁信众们的纠纷，他随口引用的，总是诗。因为笃信与喜爱，超脱世俗的诗句仿佛也具备了分辨是非裁决对错的权威。
在电影《死亡诗社》里，基汀老师说，诗歌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夜幕降临，与拍摄者一起从清静的寺庙来到熙攘的大街，望着面前的车水马龙，他说，想起了一首诗。随着低吟，笑眯眯的脸透出黯淡，黑夜遮蔽了一些显影了另一些：一个白天乐观、有点洋洋得意的寺庙权威，回复普通、敏感、疲惫因而脆弱的原形。诗歌泄露了他的秘密，也给了他泄露的勇气，他借诗句飞翔了那么一小会儿，参差不齐的际遇暂时平衡，每个人都摸索出一剂治愈自己的良方。
那张脸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每当想及什么是诗意，这张脸便如期浮现。我想诗意是一种远远的怅惘，是弥漫在心间薄薄的雾气。快乐与痛苦这些极端尖锐的情绪，都无法产生诗意。诗意是知道一个美好世界，却无法抵达、无力拥有;是落空和补偿； 是自我吞噬的同时自我抚慰；是乍隐乍现。人生种种，无人倾诉，便化为诗句，说给世上唯一且最忠实的观众——夜幕中与世界仅一街之隔的那个自己听。
这样的诗意，无关性向。他首先是一个内心流淌着诗意的人，然后运用诗句来排遣命运对自己的错位安排，而不是相反。
澡堂家的二嫂、参加诗歌写作班的妇人、寺庙里的主管……大街上形形色色擦肩而过的人们，看似普通，也许他们内心都深藏着诗意。如梦露前夫阿瑟•米勒形容梦露的一样：“她像是一名站在街角的诗人，试图向争着想拉下她衣服的人群朗诵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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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游走在市场边缘
星期一 八月 18, 2014 10:45 am
在不久前举行的“行为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上，批评家贾方舟说：我们要感谢市场，正因为市场的存在，当代职业艺术家才能维持生活，但行为艺术在国内还不具备市场性，如果我们在学术上还不关注行为艺术，那作为学术批评，其实是失职的。
事实上，行为艺术目前在国内普遍不受认可，一些早期以从事行为艺术为主的艺术家，其中一部分已经转换创作语言，开始画画或者做雕塑；还有一部分则闯荡海外，试图在国际舞台上获取认可和利益。
为行为艺术“去妖魔化”
“我特别喜欢行为艺术，我觉得中国行为艺术这30年被丑化、被妖魔化了。因为那些非常恶性的传播和噱头性，在国内谈行为艺术比在世界各地谈都觉得‘丢人’，很多人甚至觉得行为艺术不值得一提。”这几年正在密切关注国内行为艺术动向的付晓东表示。
而在西方，很多艺术大师是行为艺术家。在去年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提诺·塞格尔获得了金狮奖。这位英裔德国艺术家在展示的现场进行行为演出，由几个人在展场边哼唱B－Box，边结合身体运动。他的作品没有文字文本，没有手写记录，没有图录，自己也不做任何记录，他的艺术被称为有着“转瞬即逝”的特性，不是传统的行为艺术，更多的是现场表演。
而行为艺术的“教母”阿布拉莫维奇可以说是一个改变了行为艺术在全世界范围的受众程度的艺术家。她的作品在改变行为艺术地位的同时也对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在Artprice的记录上就可以看到阿布拉莫维奇的拍卖记录有89件，其中以摄影作品占据多数，达52件。
“行为艺术是一种特别好的媒介，有纪实的现场性，有现场紧张的观众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非常吸引眼球。这种紧张关系特别好，可能逛一场大型博览会，观众在每个作品面前停留时间不超过5秒，但是如果是行为艺术的现场，你肯定想凑近看一看怎么回事。”从体验上来说，行为艺术有着其他艺术媒介所不能代替的现场感。付晓东认为，“行为艺术可以用最简单、最直接的因素来完成观念的表达，非常快捷，人在作品就有了，艺术家只靠肢体和行为的关系就能形成作品，所以行为艺术在某种层面很考验艺术家的驾驭能力。”
寻找行为艺术的市场
对于在国内几乎没有市场，甚至在国外也不怎么谈市场的行为艺术来说，行为艺术家主要还是通过行为现场的“遗留物”和影像进行市场流通。影像目前是最主要的作品转换出口之一，此外，还有出售行为表演现场及道具的方式。在行为艺术的早期代表中，谢德庆的绝大多数作品目前已被国际上各大博物馆收藏，而在市场流通的，多为他实施行为的现场遗留物。台湾罗芙奥和香港天成国际曾在2011年至2013年多次上拍了谢德庆为《一年行为表演（1978－1999）笼子》制作的版画海报。这件有365个版数的版画海报目前最高的拍卖成交价在7.5万元。
而肖鲁在1989年的作品《对话》曾在2006年中国嘉德拍出231万元。这件肖鲁签名“仅此一件”的行为现场遗留物在当时的成交价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件行为作品所转换成的摄影和录像作品，也在嘉德、翰海和上海泓盛多次上拍，成交价最高的是2010年上拍于上海泓盛秋拍的《对话（摄影3／10、录像2／8）》，以40.25万元成交。
艺术家张洹在1995年与同住北京东村的几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现今仍为艺术圈津津乐道。这件作品的版权属于参与创作的每一位艺术家，而流传下来的记录创作过程的摄影作品在市场上也受到藏家追捧。2011年，该摄影作品在香港苏富比的春秋两季大拍和香港佳士得春拍，都上演了不俗的市场表现。
行为艺术家选择的生活
“从事行为艺术，有的人是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不是因为挣不着钱、不会画画、不会做雕塑，而是宁可选择一种更加忠实于自己，自认为最具实验性、最有挑战性的创作手法去探索。”付晓东介绍行为艺术家生存状况时说。
艺术家何云昌可以说是国内坚持行为艺术创作的代表。这位1967年生于云南省梁河县的艺术家，1991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油画专业。其作品《抱柱之信》轰动一时：他将自己的一只手浇铸在水泥中24小时，再现了《庄子》中一则寓言的场景。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谈道：“在国外，行为艺术的境况比国内好很多，人们看待行为艺术会比较平静和客观，艺术家和观众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进行沟通。在国内，行为艺术在大众视野中仍是异类，人们还无法以一种宽容和交流的心态来面对。”
今年上半年，何云昌在白盒子艺术馆举办了个展“尘缘”。据工作人员介绍，其作品主要以摄影的方式进行销售，每件摄影为8个版，起步价在两三万欧元。但对于何云昌来说，市场的好坏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在何云昌坚持了20年的行为艺术创作中，每次实施完作品他都试图保持在放松的状态中。“这么多年了，其实每次完成一件作品，我都会想，好难受，不要再做了，但过一阵子，又想去做。这种表现形式在吸引着我去进行不同的尝试。”
来源：中国文化报
Author: 徐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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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八：与人非故眼犹青——胡文彬
星期一 八月 18, 2014 10:21 a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在张义春先生笔下，胡文彬之傻最有趣味。胡文彬主观上希望聪明而事实上经常犯傻。这是胡文彬不及王利器与吴恩裕裕的地方。该文描写胡文彬之傻多立足其对红学乱象的应接不暇，即张义春先生所谓之“在打转转中顾此失彼”是也。
胡文彬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上有健康的心智，甚至也绝顶聪明。但胡文彬的现实生活智慧却不适合在红学世界行走。在吴恩裕部分我认为《红学那些人》写了三个红学傻子，其实俞平伯大体也在这个队伍。但俞平伯之傻从另一个方面看则转化为聪明——他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古人云：“遇诡诈之人，以至诚待之，彼术自穷”。这个观点形容俞平伯很合适。
胡文彬不是俞平伯，因为他很热情地用脑子，但胡文彬的脑子总用不在正点上，加上他的本质属于绝对的善良，所以胡文彬很有《水浒》李逵式的滑稽——越是挖空心思用脑子越是弄巧成拙。这一点在张义春先生笔下有表现，那就是他批评曲沐而不敢面对曲沐。
胡文彬的红学成就在张义春先生的笔下表现的最到位。在新红学史上，胡文彬大体排在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冯其庸之后。这一点用张义春先生的话讲，叫“特别存在”。因为是“特别存在”，张义春先生就紧紧抓住这一点完善其本来面目。
————赵燮雨评论
与人非故眼犹青——胡文彬
“伟大的是《红楼梦》，不是红学家”
——胡文彬
说不尽真真假假一石头，猜不完大谜小谜满红楼，听不够奇谈怪论争不休 ，忘不了鸡争与鹅斗，想多少辛苦才人用意搜，可怜见转瞬白了少年头，数不清的奥秘，解不开的谜扣。呀！难坏了痴傻呆狂村学究，唤奈何再论几千秋。
——胡文彬《红豆曲》
天生一副臭皮囊，傲骨嶙峋性乖张。
冷眼向天看世界，不拘一格著文章。
——胡文彬名片背面《自嘲》诗》
胡文彬，名取论语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身材长大魁伟，紫棠色面皮，文人武相、厚貌深情，一口东北口音，；年近古稀亦凛凛然腰板挺直。
胡文彬秉赋仁厚、尊道贵德，少年时即兼几许呆滞气，年长尤好犯晕，寻常之事很久才可回过神来。胡文彬兼胆汁质和黏液质两种气质类型——遇到可气的事就怒不可遏，想把心里话全说出来才痛快；理解问题常比别人慢些，对传统与既存秩序多有敬畏之心。
胡文彬平生嗜书如命——购书、读书、以书为伴，以书怡情，以书入梦。亦无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要碳酸饮料。取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意，胡文彬命名自己书室曰“无涯斋”。胡文彬喜欢夯实而适用，拒绝过分工精巧的东西。他有几个大型木制书架，真材实料，梭口粗壮如椽。
胡文彬具备童话人格，是有名的武侠迷，曾主编《中国武侠小说辞典》，尤其爱读金庸的小说，诸如《射雕》、《飞狐》，读来或豪气干云、血脉喷涨，或泪光闪闪、伤心欲绝，金庸曾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吃饭。
一、伟大与滑稽的二重组合。
胡文彬是伟大与滑稽的二重组合，有时可怜而可笑，有时高大而磊落。
1、人是长厚一路，性情多属和平，惟于听断上稍欠明白。
胡文彬平易而仗义。胡文彬最喜周济落魄士子。若高若低，俱不怠慢。人有向他请教的，他诲人不倦、不厌其烦；人有求他推荐发表出版的，他多方奔走，尽力成全。他曾经施惠于杨兴让，王君廷、陈林、张兴德、胡楠、霍氏姐弟等草根，曾被邓肖达赞为“中国最能奖掖后进的红学家。” 胡文彬喜欢为人打抱不平。胡文彬看不惯有人通过诋毁周汝昌显示自己的伟大。在周汝昌去世后，胡文彬曾经愤怒地说：“不能喝着周汝昌的奶，还骂周汝昌的娘。”“否则红学会死。”
胡文彬是红学的大贤人，也是红学的大恶人。作为大贤人与大恶人，胡文彬的性格最没谱最多变。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轻而无备，性急少谋，行事凭感觉，说话凭直觉，常常在修正，常常在变化。
胡文彬能对一个人有利，也能对这个人有害，他是希腊神话中的赫卡忒，随心所欲地施舍幸运与厄运。霍氏姐弟《红楼解梦》出来后，胡文彬先是不辨皂白抢着为人家作序说：“觉得颇有新意，那立论的角度就不同于一般，考证的细密也出人意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一部红学“研究专著”。作者“这种献身于学术、对事业执着地追求精神是多么可贵而令人敬佩啊！”。但对霍氏姐弟的狼子野心有所认识之后，借回答田荣“谈谈《红楼解梦》”的提问，他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答道：“《红楼解梦》是霍国玲、霍纪平姐弟合著的，发行量很大。霍家姐弟参考《红楼梦》及已有的红学考证成果并借助于脂批，做出了分析推论，认为《红楼梦》写了曹天佑（曹雪芹）与表妹竺香玉（林黛玉原型）的合离欢悲。竺香玉被迫入宫为雍正（胤）妃。曹与竺，合伙毒死了雍正。显见，纯属子虚乌有。对这本书，媒介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说200年来，只有他霍某人与戚蓼生读懂了《红楼梦》；又借北京学生之口，说霍是当代最‘××”的红学家’，这种言论，不实事求是，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
胡文彬江湖义气第一桩，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非常在乎做草根红学的活菩萨，但也积极张扬精英情结，坚决抵制下三滥。他是第一个在公共场合批评刘心武者，认为其“红楼梦是公共学术空间” 的观点是误导。他说，“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来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我们不能只看现象繁荣，而要看事实。表面上现在是出了一大堆书，但很多书根本就是把旧书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版，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我们需要的学术著作是创新，而不是翻炒旧东西。现在很多人出书都是看重一个“钱”字，出版家是，作者也是，这真的是学术的悲哀，红学的悲哀。现在所谓的“红学热”是一种发高烧，是虚热，繁而不荣，是塑料花装饰出来的繁荣。“如果三个人中就能砸中一个红学家，那是非常可悲的事。”
胡文彬在打转转中顾此失彼，在顾此失彼打转转中的胡文彬让欧阳健看得最清楚。欧阳健曾经说，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胡文彬屡遭冯其庸压制，在冯其庸的压制下胡文彬凄惨不堪，气得一张四排大脸通红。于是胡文彬陡然而生几许小姐的脾气，拍着胸脯表示要支持欧阳健的红学观点，要通过支持欧阳健给冯其庸些好看。他曾经主动写信联系欧阳健和曲沐，说真理就在他们这边，鼓励他们咬紧牙关与冯其庸见上下。后来冯其庸稍微退让，其实也就是哄他一哄，胡文彬就破泣为笑，进入妄想状态，还第一个提出“封杀欧阳健”的口号。胡文彬与贵州大学曲沐是大好朋友，曲沐曾出版《红楼梦会真录》，其中有些向传统红学发难的话，胡文彬就觉得大不自在。不过因为顾及过去的关系，胡文彬也不好直面批评曲沐，就化名“余力”，在《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三期对曲沐进行批评。不过事后终归不安，1997年北京举办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不知情的曲沐主动与胡文彬打招呼，胡文彬就装个没听到没看到敷衍。
2、老实而是非与是非而老实。
因为胡文彬最没谱，因为胡文彬最多变，红学中人就照着他的没谱与多变，做出些也真也假的大文章。（1）胡文彬是欧阳健极力拉拢并寄有厚望的人物①；（2）胡文彬是曲沐等极力炒作的所谓在莱阳红学研讨会上被冯其庸拿掉副会长职务的窝囊者②；（3）胡文彬是陈林极力栽赃的《红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与香港明报记者一席谈》的主角③；（4）胡文彬是梁归智笔下曾经披露《红楼梦学刊》不够磊落的发稿内幕的泄密者 ④------
胡文彬没谱是老实，胡文彬多变是糊涂，胡文彬的老实与糊涂与周汝昌的机巧与聪明互为一形击。周汝昌善是非，善玩人，一部曹雪芹佚诗案，全是周汝昌聪明周汝昌机巧的故事；胡文彬则经常被是非、被人玩，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就流落爹不疼妈不爱的尴尬。周汝昌欲谋人，必先全我身，胡文彬不谋人，不知有我身。胡文彬曾经支持陈林进行红学研究，陈林就呼吁胡文彬弃暗投明埋葬新红学。但胡文彬不愿意脱离正统红学的营垒，陈林就对他行反间计，对他上下其手。他说胡文彬曾说，史树青、冯其庸极力肯定的北京市通县张家湾“曹雪芹墓碑”，‘当然是假的’，有关部门“早就知道是假的”，他说胡文彬还曾经说，胡文彬针对正统红学的学术打假不满，有人“高喊红学界要打假，甚至蔑视法律指别人是‘骗子’，这哪是学术讨论，简直是制造学术陷害。谁是‘骗子’？不同意你们观点的人就是‘骗子’？那你们自己又成了什么？别太霸道了！”
3、特别存在与尴尬人生。
胡文彬是与顶级红学家不相上下的特别存在，胡文彬是再高半寸就可以成为顶级红学家的特别存在，因为胡文彬的存在特别，所以胡文彬的红学形象最丰满最尴尬。胡文彬具备挑战冯其庸的实力，故胡文彬偶尔对冯其庸有不臣之心，偶尔也使几手傲慢与粗暴。据王畅说，1996年10月16日，北京北普陀影视城举行曹雪芹祠堂落成典礼，此事因是周汝昌倡议，冯其庸就严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人士出席，并声言“谁也不许去，谁去谁先调出红研所”。 胡文彬见不得冯其庸的霸王姿态，就对人说：“我就去，看他敢动我一根毫毛”，于是领邓庆佑等前往。
但胡文彬毕竟不是冯其庸，所以胡文彬也最惆怅。胡文彬最大的惆怅在于与冯其庸存在半寸的距离。因为这半寸的距离，胡文彬的一切都注定要画猫类虎，凡有所为必然导致在尺度的把握上松紧失当。自然冯其庸有惆怅，但这惆怅却是阳光下面的，要说阴影，也是灿烂的阴影。
二、辉煌的红学事业。
胡文彬生活中懵懵懂懂，学术却冰雪聪明。胡文彬一生尴尬于冯其庸庞大的身影之中，有冯其庸的存在，他的黑夜比白天多。但他也是新时期除周汝昌外唯一具备挑战冯其庸的实力人物。
胡文彬早年的生活很辛苦。他父亲是泥水匠，八级瓦工。他年纪六七岁后，时常跟着母亲，到三四十里路外的亲戚家“告贷”，宛如刘姥姥的孙子板儿。读小学时，每天放学要上山打柴，之后在小油灯下温习功课。
胡文彬是辽宁大石桥人。辽宁大石桥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金牛山古人类遗址、前砬山烽火台、黄丫口旅游风景区、迷镇山风景区等，都在大石桥辖区。胡文彬幼年发育很慢，已经三岁多，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注意，每天全部的事情就是坐在摇椅上咂吮指头，家里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傻子。胡文彬11岁才上小学读书。胡文彬读小学时几乎比其他同学高出一个整头。班上同学都弱小不堪，他们就管胡文彬叫“胡大爷”。胡文彬早年的读书很刻苦。由于家境不富裕，胡文彬上学前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过任何书籍。小学三年级之后，搬到了奶奶家住，因为村子大了，才有机会接触些像《白毛女》这样的小人书。
胡文彬真正意义上读的一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同时还有方志敏的《清贫》。胡文彬约在十四、15岁时，开始从村里的读书人借《隋唐演义》读。老师上面讲课，他在下面津津有味，一次被校长发现了，还被丢粉笔头砸脑袋。尽管如此，胡文彬却继续对俗文学津津有味，看完《隋唐演义》，又读《薛仁贵征东》，直到校长把他的课外书没收了才作罢。
胡文彬高中毕业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任教育部长陆定一提出了《高教60条》，号召学生读书，胡文彬被保送上了大学。从此他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因为书读的多，被同学们称为“小杂家”。他说，“我记得那会儿我每天夹着一个垫子，一下课就冲锋似的冲到图书馆，晚上不到十一、二点不回来。”
胡文彬认识李希凡是他立足红学的重要一步。1973年“全民评红”，当时发配郑州大学中文系的蓝翎回到京，与李希凡一起修订他们的成名作——《红楼梦评论集》三版后记，地点在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而人民出版社是胡文彬供职的单位。工作之余，蓝翎常在院中与人聊天，李希凡隔三差五也骑自行车来一回。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文彬认识了两位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所称的“小人物”。
也基本在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庚辰本呈送毛泽东阅读，大字本也送政治局其他领导以及宣传部门负责人，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袁水拍是其中之一。袁水拍属心细之人，把这“特供” 本《红楼梦》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红楼梦》对照，发现两者多有不同，在品相上，前者远高后者。于是，袁水拍遂给“江办”(指当时的江青办公室)写信一封：认为《红楼梦》现行本弱于古本，反封建战斗性不足。信后，袁水拍附建议组织人重新校对《红楼梦》。袁水拍的建议得到“江办”高度重视，“江办”马上复信，令袁水拍负责组建校对班子。袁水拍本人并不研究《红楼梦》，当时国内最有红学话语权的是“批俞评红”的干将李希凡。袁遂请李希凡代为起草一份报告，详尽说明“庚辰本”和“程乙本”的不同。
李希凡对《红楼梦》的版本无专门研究，遂找中国人民大学挚友、时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洪广思”大批判组写评红文章的冯其庸，以及在版本考证方面颇有心得的胡文彬。三人的分工是：冯其庸负责对照前80回，胡文彬负责后40回，两人做一星期的案头工作，把资料送到李希凡家，李希凡总其成。
胡文彬的红学成就以《废艺斋集稿》辨析与程伟元研究最引人注目。此中还有合作者周雷。胡文彬与周雷都出自吉林大学历史系，约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二人打得火热，曾合用笔名“文雷”，联合发表文章近20篇，涉及《红楼梦》著作全、版本以及思想艺术各个方面。
1973年，他们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猛烈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家曹雪芹》；1974年，又发表《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1976年，再发表《程伟元与红楼梦》。此三个文章都是抗鼎之作，特别是《程伟元与红楼梦》，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新考订了程伟元的生平，填补了红学史上的一个空白。胡文彬与周雷的合作除单篇论文外，还合作编写了《台湾红学论文选》、《海外红学论集》、《香港红学论文选》，这三部作品曾经极有影响。
胡文彬、周雷认为程伟元的身份不止书商，高鹗续书的说值得商榷，高鹗在协助程伟元整理《红楼梦》时只做过一些文字的添补工作。1、在历史资料中，少有人说高鹗续《红楼梦》。张船山诗注说是“补”，“补”和“续作”是不相同的，高鹗和程伟元的“叙”和“引言”对“补”字作了说明，即补遗订讹。2、清人震钧说过高鹗续《红楼梦》。但属道听途说。四川发现的《遂宁张氏族谱》中，所谓“汉军高氏”并非高鹗。而是汉军高瑛(东冈)之子高扬曾。3、高鹗的履历已经发现，他的年龄和以往许多专家的评论大不一样。
胡文彬、周雷的合作文章多发表在纯学术刊物《文物》上。《文物》创刊在1950年，是全国文物考古界重点刊物，也是我国对外宣传科研成果的主要窗口。胡文彬、周雷在《文物》发文都不到40岁，大陆甫一发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双料教授潘重规立刻转载海外。于是大陆文坛瞬时冒出李希凡、蓝翎而外的另两个头角峥嵘的“小人物”文雷让海外兴趣不已，但当时闭关锁国，海外究竟也不明白这“文雷”谁人何氏。
附录：
胡文彬，研究员，笔名鲁子牛。祖籍山东黄县，1939年10月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九区瓦盆窑村，1956年随父母从农村进入城市，196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任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编辑、《新华文摘》编辑室编辑，1987年2月调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任副所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吉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央视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副监制、电影《红楼梦》顾问等。
胡文彬传略曾被辑入不少辞书中——《中国文学家辞典》、《红楼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华人物大典》、《世界名人录》。在红学界，胡文彬的著述仅次于周汝昌，估计在四十种左右。曾主编或合编《中国武侠小说辞典》、《金瓶梅风俗释典》、《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新编丛书》、《海外红学论文集》、《香港红学论文选》、《台湾红学论文选》、《高鹗诗文集》、《红学世界》、《红学丛谭》等。其独著作品有：《红楼梦叙录》、《红边脞语》、《列藏本石头记管窥》、《红楼梦在国外》、《红边漫笔》、《红楼放眼录》、《红楼梦探微》、《梦香情痴读红楼》、《红楼梦子弟书》、《红楼梦说唱集》、《红楼长短论》、《酒香茶浓说红楼》等二十余部，另有论文、散文、杂文、随笔200余万字。论文《一杯梦酒上红楼》荣获第四届文化研讨会论文一等奖，《茶香四溢满红楼》荣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胡文彬创造了平均每年出一部专著的奇迹，被同行们称为“造书的机器”。 胡文彬搜集并珍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资料为世界之冠，他很自信地说：“如果世界上有哪家图书馆或个人站出来说他们的红学资料比我多，我会立即将我收藏的全部资料奉送给他。”
附录：胡文彬“祭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文”
胡文彬维公元2003年10月14日，岁在癸未玄月寒露后五日，嘉岁吉辰，举国红学代表百余人齐集北京宣南大观园，公祭中华伟大作家曹公雪芹逝世240周年。余以敬仰之情躬逢盛典，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特为文以祭曰：
呜呼!曹公雪芹，遥想当年，籍甚芳誊。原本汉人，掳为奴隶，沦落入旗，世代包衣。忆昔公之高祖振彦从龙入关，军功显赫，变泰发迹。至公之曾祖玺始，久驻江南，三代四人，父亡子继，织造罔替，恩隆嘉惠，萱瑞崇锡!噫!公生不逢时，繁华瞬息，广陵梦散，白下成忆。家遭突变，归旗还籍。十七间半，崇文旧寓。奈何时乖命蹇，运败无彩。告贷无门，燕市悲慽。衣食无计，离群索居。庐结西郊，衡门茅篱。绳床瓦灶，冷巷雨凄。然则公生而禀山川灵秀，丰神迥异，傲骨嶙峋，雄辩不羁。卖画沽酒，一洗胸臆。举家食粥，一病无医。霜剑凌弱，风刀相逼。年未五旬，魂归太虚。时在壬午，梦断除夕。哀哉雪芹，甲子四复，《梦》在人去。日月同悲，天地共泣!
呜呼!曹公雪芹，补天之才，为世所弃。壮志难酬，托之椽笔。梦觉红楼，血凝泪聚。十年辛苦，经天纬地。千古情痴，石头为记。笔力通神，传之美誉：情者无价，仁者无敌，旷世栋才，惟公伟奇!
呜呼哀哉!尚飨!
附记：是日，余参加公祭活动，面聆时贤高论，不胜唏嘘。归来灯下凝思神往，撰此一文，聊表缅怀之情云尔!
注：
① ②见欧阳健、曲沐、吴国柱所编之《红学三地书》。
③《红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最早见于2009年8月22日星岛论坛，原题为《红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与明报新闻网记者一席谈》，陈林博客8月27日转载此文，题目改为《红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胡文彬与明报新闻网记者一席谈》。后胡文彬委托郭征帆同志在中国古代小说论坛作如下声明：称自己从来没有发表那样的谈话。
④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说，胡文彬披露《红楼梦学刊》发表贾穗之《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驳议周汝昌先生的〈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时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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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七：随机应变信如神——蔡义江
星期日 八月 17, 2014 8:51 a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在对红学人物的认知上，蔡义江往往让我想到林冠夫。就学养以及红学贡献而言，这两个人在伯仲之间。他们都是文革前的研究生，都曾经参与过《红楼梦》新校本的整理工作。但在普通人的印象中，林冠夫与蔡义江却不可以同日而语，甚至对于林冠夫是位不错的红学家都会有折扣。
我曾经问张义春先生，“您如何评价蔡义江的红学成就？”张义春先生答：“蔡义江先生的学问不是我可以评价的”。张义春先生谦称没有资格评价蔡义江的红学成就，但这并不影响他写蔡义江的人。
张义春先生关于蔡义江的介绍相当程度是以蔡义江红学事业的花絮渲染而成。这是些在严肃的学者眼里不说也罢的东西，但在客观上却回答了蔡义江当红而林冠夫默默的问题。
蔡义江的红学风头主要在于注解《红楼梦》诗词曲赋，他的这些著作前后累计印行百万册。蔡义江绝对聪明。新时期以来30多年，通过纯学术以外的操作，蔡义江一直有活跃的红学形象。这是蔡义江名至实归的根本原因。古人云，功夫在诗外，其实红学业绩有时也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
张义春先生的文章对欧阳健与蔡义江首次见面进行了描写。他说：
“1998年11月18日，天津师大举办‘首届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后合影，欧阳健不愿张扬，站后排避人眼目，天津师大赵建忠以欧阳健‘是特邀的客人’，就硬拉前面突出。欧阳健站前排不要紧，妙在隔一人即蔡义江。更妙在赵建忠没事找事，还为他们介绍，于是蔡义江、欧阳健一对冤家首次聚头。蔡义江偷觑欧阳健，见这个从牢狱中走来的汉子气度正大，心中顿有畏惧之意，握手时连说：‘冒犯！冒犯！’。”
张义春先生叙述的大体关节没有错，但写欧阳健气度正大以至让蔡义江畏惧，这值得怀疑。
————赵燮雨评论
随机应变信如神——蔡义江
蔡义江1934年生人，年轻时堂堂一表、热情洋溢，望之如春；现年过七十依然阳光——精神矍铄，话语铿锵有力，挺起腰板仿佛二十七、八。
蔡义江说话带南方口音，眼睛直视听者，让人油然而生莫名的被重视——知道他心里有你。蔡义江衣着领风气之先，喜休闲样式，牛仔裤，灰甲克等，给人放松的感觉。
蔡义江属多血质的气质类型——有朝气、热情、活泼、爱交际、有同情心、思想灵活，长于接受新鲜事物；但容易变化无常、缺乏一贯性。
一、随机应变性如神。
蔡义江的行为魅力是一个“花”字。此点暗合周汝昌。可惜周汝昌概不讳言自己花里胡哨，而蔡义江则表示自己志诚老实。
1、显耀与出息。
蔡义江是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不过有朋友告我说，主要是家庭出身有问题，蔡义江才弄了这几顶有名无实、仅面子上好看的顶戴。其实蔡义江的能耐大着呢。如果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如果运气好，混个出将入相的前程也是不难的。不知道这朋友的话有无根据，但说蔡义江不是凡品那没有疑问。
他是一个光芒四射的人物，与盛大的场面相得益彰，即便漫不经心，即便举重若轻，只要他一出现，隆重的气息便会弥漫在周围的空间，照亮所在所处。
2006年，国际红学大会在山西大同召开，我羡慕那个令无产者望而生畏的饭店，于是前去热闹。前面的一切都不过尔尔，但蔡义江致闭幕词却高潮迭起。他吐辞流盼，善窥人意，濯濯如春柳早莺。夸大同历史文化名城，夸大同各界重视会议，夸大会组织好、服务好、态度好，夸大同红学研究有希望------每说一节话，都以一富有激情的长音收结，神情完全面向对象，还有些要商量的意思；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儿上，戛然而止，抬头张望四下。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大同人土鳖，没见过几个双眼皮，蔡义江如此一煽情，就傻乎乎的流泪鼓掌，连主席台就坐的当地领导也一样。
他是披着一领青衿的超级社会活动家，熔学术与社交于一炉，官场习气、书生本色于他兼而有之。学问自然是要作的，自己不可以没有这尊花瓶，但作学问之余，更钻门子，找朋友，团拜请酒。他与杭州大学吴熊和是同学，俱出著名词学家夏承焘门下。二人学养差不多，甚至吴熊和要好些。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宋诗词探胜》，吴熊和第一作者，蔡义江第二作者。可吴熊和是书呆子，只知在昏暗的屋子里啃书本，“一篇读罢头飞白”；而蔡义江急急翻过几册后，就外出迎着阳光纵横游历，兴致勃勃、目光炯炯。
他是一个以一当十的人物，一分学问就可以表现十分的才情，没有学问也可以表现相当的才情。蔡义江在夏承焘门下时，夏承焘年事已高。年少时曾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些名堂，空旷的记忆里怎么也找不着，像是黑夜里摸寻一样小东西。偏他又喜旁征博引，于是就课上常常尴尬。此时坐在第一排的蔡义江就不时提醒。因为蔡义江可以不时提醒，而别人默默，已经昏聩的夏承焘就误认为只有蔡义江了得。其实别人也不是不知道，可羞于卖弄。
2、乖巧与机敏。
蔡义江幼时就不同凡响，落草不久人呼他乳名就报以笑脸。蔡义江幼时曾有奶娘多个。其中一个年轻而漂亮，也有文化，会把故事书读给小蔡义江听，小蔡义江就如醉如痴。不过这奶娘坏在好资产阶级那一口，除带小蔡义江外，其余都不动手，饭菜不仅要最好的，还要别人端到面前方从容举箸，于是蔡义江家上下就不乐，于是这奶娘被炒鱿鱼。后另换一个，这个有无产阶级勤劳朴实的本色，蔡义江家上下以为使得，可小蔡义江却觉得大大的糟糕——要她读故事书，新奶娘要么读错字，要么跳过一二句，小蔡义江马上大喊：错了，不是这样的!以至大闹，不要新奶娘了。
蔡义江少有才名，亲朋故旧莫不称奇。一日，有客考验少年蔡义江，要他只剪一刀，将一纸剪作三段。少年蔡义江将纸条对折，一刀下去，纸作三段。
蔡义江是民革成员，不过他加入民革却另有所图。粉碎四人帮后，蔡义江在民革杭州长征业余学校兼课，长征有几位民革老人动员他参加。他起初只想从事教学、科研，不想过问政治。后来谈到他爹，他说除非加入民革能解决父亲复查案情问题。他们向民革省委组织处作了汇报，回来告诉蔡义江说，没有问题，已有考虑。这样蔡义江就填写了申请书。
蔡义江精于脱险，有办法预知危险的存在，有能力化解危机。他曾涉足电视剧《曹雪芹》的创作，事前也晓得自己是该剧“策划”。可该剧播出后，被红学界“炮轰”，特别是官方红学派的“炮轰”，蔡义江一时身陷负面新闻的包围中。蔡义江毕竟心中有鬼，审时度势，不禁作起慌来，诚恐被人看轻，有累呕心沥血得到的声名。于是就发表声明装孙子说：“策划”之职是导演在事前未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封”的，有观众、熟人等问他对该剧的意见，他就以曹雪芹用过的三个字回答说：“荒唐言”。
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蔡义江校注〈红楼梦〉》。邓小平夫人卓琳读该书时年事已高，举读觉得累。于是就给蔡义江提意见：你不要出这么大部头的，我买来叫人拆开重新装订成5册。听罢卓琳意见，蔡义江佯作惶恐之状，作家出版社再版蔡义江校注本《红楼梦》时，就拆成6册，比卓琳的要求更彻底。
3、通全变与审时度势。
周汝昌著作曾收一匿名词人之《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曹雪芹》，放到清人凭吊曹雪芹的诗词中。全词如下：
尽长空万里见神州，关河莽微曛。指盘房霭，巫闾缈没，寒木疏匀。去住归鸦万点，是山村。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 回首红蕖铺海，傍清溪老柳，桥迹都湮。认谁家前邸，碧瓦尚连云。奋笔椽，黄车阅世；枉尔曹，牛鬼谤遗文。高风起，散余霞处，洒酒酬君。
蔡义江也以为是清人的东西，说作者是曹雪芹在北京的好朋友，词的史料价值很高，也感谢“周汝昌爬罗剔抉地搜集之功”。后沈治钧怀疑是现代人伪托，特别是喜欢冒名顶替的周汝昌伪托，蔡义江觉得不对劲，就表态说，1998年他就知道那是假货——是年8月，“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红学精品集》，其中就有新版《红楼梦新证》，我也拿到一部，一到手就翻看是否还有那首《八声甘州》，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该词还在，‘佚名’却换成了‘周氏’。”但是，2005年5月版《蔡义江解读红楼》、2006年1月版《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却都曾收入该词。
蔡义江处人以利相交，有益即我我，无用则弃之，对冯其庸既挑战又妥协，对周汝昌亦倚重亦挤兑。
蔡义江曾是红研所《红楼梦》新校本的整理者之一，也有不俗的贡献。可遗憾的是冯其庸当家，他是属下，呼哧呼哧累了个半死，到头来却是为人家贴金，这蔡义江就郁闷。实在憋不下这口鸟气，他重起炉灶，自个又整理出一个，且请泰斗周汝昌作序。这周汝昌与冯其庸是冤家对头，不时缠在一起，滚作一团。现见冯其庸当年的盟友要另立山头，周汝昌觉得机会难得，也因为周汝昌本来就属糖果型的，热衷用我的甜蜜哄取你的笑容，于是抖擞精神，卖弄手段，一番“骚情”过后，结果则夸张太过以至谄佞：
“不少读者向我提问过：想好生研读《红楼梦》，只不知应取哪种本子最为相宜——读来惬心，引来可据？我给问住了。回答说：我也戴上了‘红学家’的高帽了，可是这多年来，每逢要看要用这部书时，却并无例外地要伤一回脑筋，不知在这些影印、排印的诸多版本中，选哪一部才好。这是困扰人的事情，它不大不小，不缓不急------，可总摆在你面前，这么多岁月也没个良善之方——要我回答提问，真是问道于盲了。现在好了。如有人又来问我，我将回答，你就看蔡义江教授的新版本吧。”
-------
周汝昌说蔡校本好的言外之意，就是说红研所校本差劲。这让蔡义江非常高兴。但蔡义江知道冯其庸厉害，冯其庸临事决机、举无遗悔，神通广大、势要峥嵘，蔡义江不敢与之争锋，加之最容易被吓倒，太在乎别人的感受，没有独步天下的心胸，不敢承载过分的荣誉。于是就对周汝昌序进行了修改——保留基本精神，删去相当誉词。周汝昌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底稿曾经蔡义江誊写，不知什么原因，誊写稿流落民间，还在网络上拍卖，蔡义江一笔好墨。不过毕竟心有不甘，后出版另一作品——《蔡义江论红楼梦》，又将删去内容补入。许是心中忐忑慌张过度，谁知反漏印周序一大张。最后，蔡义江仍不甘心，托梅枚在《红楼》重发方了心事。
蔡义江通过周汝昌的肯定而得意。如：前述蔡义江校《红楼梦》请周汝昌作序。另外，周汝昌的一个诗——《奉题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也热情收入。周汝昌那诗曰：
诗境还居文境先，邺中才调楝亭篇。
秋风秋雨秋窗夕，花谢花飞花满天。
自昔奇情贵欣赏，到今香字盛流传。
长吟素彩乾坤句，重现红楼拟郑笺。
周诗的大意是，曹雪芹的诗比文好，芳香流传；现在蔡义江解这诗也好，像郑玄注《诗经》公德无量。话说到这样的份上，蔡义江应该感激周汝昌。感激估计有，但也不失时机地挤兑那个老头子一回。如：刘心武认为黛玉投湖而死，蔡义江就说刘心武真没水平，硬胡说，且这还是跟周汝昌学来的——周汝昌很早就有这样的意见------
2014年2月，周汝昌西归道山不足两年。新疆大学胥惠民出版《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全方位批判周汝昌红学。借为胥惠民著作作序（蔡义江序言题目是《捍卫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不被任意歪曲》）的机会，蔡义江高度评价胥惠民、杨启樵、沈治钧、王利器向周汝昌拔剑行为，称周汝昌晚年，见学术界气候环境适合无监管的自由化营销，遂大展拳脚，一年内凑起七八本书来，大肆宣扬他破绽百出的“写实自传说”和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
蔡义江不同意欧阳健程前脂后的意见，作《〈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一文，影射欧阳健有“三不”作风——不顾常识、不择手段和不负责任。但后来蔡义江出《蔡义江论红楼梦》，一时情急，却欲收欧阳健的两篇文章为附录。奈彼此为仇雠，自然无由得意，遂镇日叹想不已。1997年3月27日下午7点，蔡义江到杜春耕府，求杜春耕代为拉纤通款。不知是出于好心要和好蔡义江与欧阳健的关系，还是出于恶意让蔡义江体验尴尬与难堪，杜春耕与欧阳健敷衍一番后，突然说义江先生在跟前，要向欧阳先生请教。
蔡义江万没料到杜春耕如此，霎时呼吸比寻常粗重了许多。不过好在欧阳健还痛快，蔡义江也就释然。1998年11月18日，天津师大举办“首届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后合影，欧阳健不愿张扬，站后排避人眼目，天津师大赵建忠以欧阳健“是特邀的客人”，就硬拉前面突出。欧阳健站前排不要紧，妙在隔一人即蔡义江。更妙在赵建忠没事找事，还为他们介绍，于是蔡义江、欧阳健一对冤家首次聚头。蔡义江偷觑欧阳健，见这个从牢狱中走来的汉子气度正大，心中顿有畏惧之意，握手时连说：“冒犯！冒犯！”。
欧阳健以前总猜测蔡义江在有意挤兑自己，想起蔡义江三个字，心里就像吞了只苍蝇。现在蔡义江两番友善，欧阳健就疑忌冰消，还希望化干戈为玉帛，从此把蔡义江作朋友相看。但是，据欧阳健说，这个蔡义江一肚子花花肠子，就像戏文中的大白脸曹孟德，刚才还有说有笑的，转眼便怒目圆睁。1999年11月8日，金华举办“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讨论会”， 会上蔡义江就挑拨欧阳健和台湾学者魏子云、刘广定的关系。
4、随份从时，没有架子。
蔡义江人既精明，认的人又多，无论那里都会溜了去。曾助阵“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活动，据任文说：
“在剧组中他是最‘冲’的评委，‘冲’不是无理取闹，而是一种生动，一种趣味。开会的时候，他最喜欢表达意见，说话声音很大，绝对可以把整个会场压得没有声音”。
“剧组晚饭的时候没有酒，蔡义江想喝酒了，他悄悄的去买了两瓶小二锅头，领着几个人喝了起来，成为了全场第一个喝酒的人，然后跟同桌的人推杯交盏，非常的性情”。
“他仗着自己博学，甚至喜欢跟剧组小姑娘抬杠，把小姑娘的论点驳倒后，就哈哈大笑，一脸得逞的感觉”。
“他不喜欢住在剧组，每天都要回家，每天都准时的来。很有职业感。他走到那里，都拧着一个布做的手袋，不许别人摸自己的袋子，他说自己的平时的快乐，就是去菜市场，看看蔬菜，看看新鲜的水果，还有去接他的孙子放学。甚至他还说，辩论的话，他的女儿从来都不是他的对手，早已认输”。
“对于网上评选出的10大红学搞笑人物，他就窃笑，一脸狡猾样子”。
二、《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的声名。
蔡义江的学问不含糊。蔡义江是一代词宗夏承焘的词学研究生，蔡义江读研究生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几个研究生。蔡义江学问不含糊主要表现在精通格律诗词创作。我曾见过蔡义江的几首格律诗，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句法老道，绝非泛泛之辈可比。
蔡义江不同意描写女儿必照女儿摹写的观点，认为《红楼梦》主要是为文人立传。为此曾作以下两首。其二引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序言，佐证曹雪芹假众钗为文人立传的观点。郭沫若《蔡文姬》自序云：“蔡文姬就是我，一一是照着我写的”。
变换传人未足奇，潇湘口鼻越中眉。
休将太史传龙笔，认作风尘闺秀词。
——其一
一剧悲欢自序时，曾言我是蔡文姬。
此中妙谛能参透，便识奇男作女儿。
——其二
蔡义江曾作《忆夏承焘师》，文章开头也有七绝一首：
尚余德业在人间， 桃李栽成去不还。
少小从游今老矣， 梦魂犹绕月轮山。
1959年，蔡义江与夏承焘一起下到嘉兴民丰造纸厂去体验生活，其间蔡义江与夏承焘以《江南好》词调唱和多次，夏说自己的只能算打油，而对蔡义江则肯定有加。以下是蔡义江五阕：
民丰好，背塔傍清池。朱买臣碑留古冢，陆宣公路有遗祠。旧迹总非诗。
——造纸厂附近有汉朱买臣墓和陆贽祠堂；当时厚今薄古，所以说“非诗”。
民丰好，四号机数雄。浆似黄河翻浊浪，纸如白练卷东风。月月满堂红。
民丰好，钻劲亦堪夸。好学学徒创奇迹，革新新手变行家。都戴大红花。
——以上两阕写工人生产、改革的热烈场面。
民丰好，评比起欢声。笑眼锦花来满座，大堂灯火席群英。谁上北京城?
民丰好，思想获丰收。得失在心常有怨，斗争忘我每无愁。烈火焚中游。
——蔡义江曾经将以上两阕寄父亲，父亲以“得失在心常有怨，斗争忘我每无愁”二句写得最好。
蔡义江研究红学始于文革时——为响应毛主席“至少读五遍《红楼梦》”的号召，浙江师范学院工宣队和军宣队考虑到年轻人不懂《红楼梦》诗词，遂组织一批年轻教师研究，希望能注释清楚。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研究组只剩下蔡义江一人。前后花了十余年时间，把难点、典故解释出来，并放到全书中讲，把些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这就奠定了蔡义江独辟蹊径的以注《红楼梦》诗词为主要方向的研究方向。
但蔡义江的发达，却在1978年文化部组织力量校注《红楼梦》，蔡义江借调进京参加，并任注释小组负责人。后又参与了筹创《红楼梦学刊》、成立红学会的工作。
蔡义江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论红楼梦佚稿》、《蔡义江校本红楼梦》、《蔡义江论红楼梦》、《红楼梦丛书全编》等，其中以前两部最为著名。
《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后增益为《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该书是蔡义江成名作，蜚声海内外，累计印数百万。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列为汉文必读参考书目。书中收有各种版本《红楼梦》的诗、词、曲、赋、歌谣、古文、书札、谜语、酒令、联额、对句等体裁形式的文字，包括一般不易见到的脂评抄本中独存的诗作。“附编”中新收的内容，都是对研究《红楼梦》及其作者有重要价值的资料。该书。
《论红楼梦佚稿》属探佚范围，也是一部集评论、鉴赏为一体的著作。除探佚外，另有研究述评、著作权讨论、红学史论、短评、札记、资料等。本来，蔡义江希望通过该书百尺竿头、层楼更上，但印五千本都很少人买，影响不及后来居上的梁归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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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学术出版混乱 垃圾专著误国误民
星期六 八月 16, 2014 6:58 pm
记者 周怀宗
北京晨报2014.8.12
在出版业持续高速发展的今天，庞大的出版市场正在渐渐改变着绝大部分领
域中的出版状况。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共出版图书44.4万种，总印量83.1亿册，
其中新版图书25.6万种。
随着图书数量的增多，读者的阅读范围也在不断地拓宽，相对来说，以往普
通读者很少接触的学术著作也成为阅读的选择之一。
目前，大部分出版社都有出版学术著作的业务，在图书市场上，学术作品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图书市场上好的学术出版物却很难
寻觅。
对于当前学术图书的出版状况，其实早有批评。许多打着学术著作的名号的
图书，动辄号称“煌煌巨制”、“世界领先”，或者动辄几百上千万字，但其中
互相抄袭、简单拼凑、错字连篇等问题，也使得不少人对市场上的学术作品失望。
对此，科普作家、著名学者方舟子表示：“学术图书的出版，说是繁荣，还
不如说是泛滥，对于学术来说，所谓学术著作的意义有限，远远不如论文。学者
圈中的人，很少去看学术著作，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粗制滥造的作品又很容易
引起误导。更重要的是，很多学术著作出版使用的都是国家的经费，最终造成了
巨大的浪费，倒霉的还是纳税人。”
学术专著不那么专业
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弄明白，就是所谓的学术专著，它对学术的意
义并不大。一个学术成果恰当的发表渠道是学术期刊，特别是国际上著名的期刊。
北京晨报：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量非常大，但受到的批评也很多，应该怎么看
待学术著作呢？
方舟子：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弄明白，就是所谓的学术专著，它对
学术的意义并不大。一个学术成果恰当的发表渠道是学术期刊，特别是国际上著
名的期刊。第一，它有同行业的评价，其二，学术期刊的评审本身，往往就是领
域中非常好的，甚至是顶尖的学者。而学术专著则没有经过这两个环节的评价过
程，一般来说，出版社同意，就可以出版，质量当然堪忧。所以说，它对学术本
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北京晨报：那为什么还会有学术著作出现呢？
方舟子：一般来说，出学术著作，或者是归纳总结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或
者是归纳总结别人的学术观点。在国外，还有一种就是带有一定普及性的作品，
也就是向公众介绍某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的作品，既有学术性，也有普及性。
粗制滥造的学术出版，伤害的不仅仅是纳税人的钱，同时对于学术研究本身，
也并无益处，反而造成了学术环境的不公平。
科普作家、著名学者方舟子说：“学术出版之所以泛滥，和我们的学术评价
机制的落后有关，一本学术专著背后，是一整条完整的利益链。而要改变垃圾学
术书泛滥的状态，使学术出版回归纯洁，首要应该改变的是学术评价的机制和观
念。此外，学术著作本身的受众并不多，在电子阅读的时代，电子化要远远比出
版印刷品更加合理。”
混乱的学术出版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当前的学术出版状况如何？
方舟子：当前国内的学术出版非常混乱。很多时候是在滥用国家的资源，特
别是在人文学科领域，研究员申请了科研项目，拿了国家的科研经费，但是又没
办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最终凑出一本书来，算是交付了项目。这等于随便弄个
专著的名义，就可以拿到国家的经费，质量如何可以想象。实际上，这样的书太
多了，而且也没什么人看，包括编书写书的人，可能自己都不看。因此，有的书
出版之后就束之高阁，永远藏在仓库里，有的书可能到了市场上，但基本上无人
问津，结果就是市场上垃圾书遍地。
北京晨报：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学术腐败呢？
方舟子：是的。所以我一直都反对国家投资出版这样的书，或者把这种书当
做科研项目结题的方法，这样的书，编写的人本身就不可能认真，因为他们自己
知道，根本就不会有人看。那么，这样的书出版的意义何在呢？
学术出版的利益链条
北京晨报：既然对学术研究没有多少意义，又没有什么人看，为什么还会泛
滥呢？
方舟子：这就涉及学术出版背后的利益了。对于出版社来说，出版这样的书
是旱涝保收的。因为它拿的是国家的钱，或者是研究人员的经费。因此，即便是
一本都卖不出去，他们仍旧赚钱。对于著作者来说，一来可以用出版图书的方式
申请经费，或者当做科研项目的结题成果，同时还能够名利双收，甚至作为自己
的学术成果，评职称、提升待遇等，何乐而不为？
北京晨报：粗制滥造的作品如何会成为科研项目的结题成果呢？
方舟子：国内审核科研基金的人多是官员，其中某些官员可能并不太懂专业
学术，或者懂也不去认真评价，他们有比研究学术更多的事情要做，哪里有时间
认真去研究和评价呢？而且，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出一本专著要比发表一篇论文
更难，也更有分量。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出书只要出版社同意即可，但要在专业
期刊，特别是国际一流的期刊上发表论文，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评审过程，比出
版专著要困难得多。
不成熟的学术评价
北京晨报：能够成为学术成果，可能正是学术出版泛滥的原因之一，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方舟子：这和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关，学术专著在国内可以当做一个人的
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评职称、评奖，可以提升待遇。而在一些学术规范完善的地
方，这是不可能的，比如在美国，评教授要看他发表的论文，而不会去看他出版
的专著。也就是说，专著不会成为评价他学术成果的东西。而且，在美国出版专
著也不容易，也要经过学术领域一定的审核和评价才可以。
北京晨报：那我们这样的评价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
方舟子：当前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沿用的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体系，虽有变
化，但是不大，官本位色彩依旧很浓。行政官员掌握了大量的学术权力，他们有
决定资金的审批、课题的评价等各个环节的权力。而这些官员，或者干脆就是外
行，或者是从学者当官而来，而学者当官以后，很多人更注重如何去当一个官员，
而不是去当学者，不会认真去评估科研成果。
不公平的学术环境
北京晨报：有人从学术著作中获利，必然就有人受损，谁是受损害者？
方舟子：首先，受损的当然是国家的科研经费，这些科研经费从哪里来，还
不是从税收而来，所以倒霉的还是纳税人。其次，垃圾遍地的学术专著，专业领
域的人当然知道其中的内幕，但是普通人不知道，他们没有比较好的识别能力，
一看是学术专著，又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自然觉得是高大上的。他们看了那些
粗制滥造的作品，就可能受到误导。在网络上，常有人自称发现了什么学术新观
点，我看那些文章，其中有很多引用的正是那些粗制滥造的垃圾专著，但他们识
别能力不够，就以为那是权威。
北京晨报：对学术本身来说，专著垃圾遍地的情况有什么影响？
方舟子：出版垃圾专著，其实给一些学者提供了捷径，他们没办法发表高质
量的论文，因此去出版一本专著，应付课题、评定职称，甚至因此获奖。这对认
真研究学术的人，无疑是一种伤害。一个人十年研究，在国际知名的期刊上发表
了一篇论文，还不如人家几个月拼凑出来的一本垃圾书，这样的结果，谁还愿意
认真做研究呢？所以，专著作为学术成果，使得学术环境失去了公平，也使得踏
实做事情的人难以获得认可，反倒是投机取巧的人得到承认，最终伤害的是学术
本身。
学术应有门槛
北京晨报：学术专著并非中国独有，在您看来，好的出版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方舟子：一般来说，学术期刊都有完善的审核和评价机制，甚至许多好的期
刊编辑，本身就是一流的学者担任。相对来看，出版物的审核比较弱一点儿，但
是依然是有的，在一个学术评价体系比较完善的地方，出版社在出版学术图书的
时候，会找专业的学者来做评审，最好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因为出版社本身的
编辑，可能更长于文字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学术本身的评价。
北京晨报：国内的出版，应该也有这样的环节吧？
方舟子：有的确实有，很多学术出版物上，会有一长串的学者名字，都是编
委。但是这些学者是不是真的看了，要打个问号。如果看了，怎么会有那么多的
垃圾书出版？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些人只是挂个名，收个专家费而已。一本专
著的评审，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些学者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花那么多时间去看。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垃圾，其中可能也确实有一部分是不错的，
编写的人也是认真写出来的。但是这样的书在那么多垃圾书中间，往往就被淹没
了。
概念观念和评价机制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让学术出版回归纯洁呢？
方舟子：首先要改变观念，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人，都要明白，学术著
作对于学术的意义不大，不应该作为评判一个人学术成果的标准，评价学术还是
要看论文，不要把专著当一回事儿。其二，在国家研究资金的控制上，不要太多
投入到学术出版中，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不是没有，但是不论在哪里都是比较少的。
现在看来，我们在扶持学术出版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北京晨报：学者圈中对于学术著作的批评很少见，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方舟子：许多人都常常提到学术共同体的问题，中国当然也有学术共同体，
问题在于，我们的学术共同体掺杂了太多经济、商业、权利的东西，学术不是一
个独立而纯粹的领域。假如说某个官员要出一本书，出版社敢不出吗？但在学术
规范完善的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甚至一旦行政权力介入学术领域，还会
受到抵制。我们的学术共同体虽然存在，但不独立也不纯粹，学者们对于这样的
现象心知肚明、见怪不怪，但又不肯公开批评。实际上批评并非没有，大多都是
在网络上，因为网络可以匿名、可以化名。公开的出版物、期刊上面就很少，除
非是实在看不下去，或者是出于私人恩怨等。
电子化应是学术出版的方向
北京晨报：当前，电子阅读越来越普及，对于学术专著来说，电子化是否可
行？
方舟子：电子化确实一个很好的方向，它有很多优点，便于检索；发表速度
快；不用浪费纸张，节省资源；没有图书的储存问题；成本低廉，使用价格也便
宜，买一本书动辄几十上百元，但电子版就非常便宜，可能几块钱就足够了。所
以应该鼓励学术出版的电子化。实际上当前很多学术期刊已经在往电子化方向转
变，不少期刊干脆没有了印刷版，只有电子版，仍旧发行印刷版的，发行量也很
少。
北京晨报：为什么图书的电子化要远远落后于期刊呢？
方舟子：还是传统的观念在影响，总觉得有一本印刷成文字的图书，才算是
有成就。同时，在当前官本位的学术机制下，官僚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总要折
腾一番，才觉得做了事情，光出个电子版，人家觉得你没费力气，同时对于研究
的权威性也有怀疑。其实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学术期刊变成电子版，也没人觉
得它不权威了。
(XYS2014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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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
星期六 八月 16, 2014 3:47 pm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
作者：胡鹏池
一、话题的引起
众多学者们在研究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时，都注意到该同志有“轻视、蔑视、甚至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结。
查该同志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啊！起码也算是个中师啊！
又查我党老一辈革命家，虽说每个人都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虚誉，其实大多数也都是知识分子啊！为数极少的几个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早在三十年代就都当叛徒了，没有当叛徒的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其中比较著名的就算是革命烈士项英同志了，但项同志也因“皖南事变”长期被党史定性为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所以说，毛同志不也正是依靠了无数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家们的帮衬才打了江山，坐了天下的吗？可是毛同志为什么还会长期“轻视、蔑视、仇视”知识分子呢？而且情绪相当严重，情节相当恶劣，从反右到文革，屡教不改、屡错屡犯，构陷了无数针对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对于毛而言，“轻视、蔑视、仇视”知识分子成为他的一个弗洛伊德的“情结”。
以往的研究者们一般都归结为：该同志早期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了知识分子们的气，精神上受了刺激，对知识分子的成见由此而始。
这几乎成为学界研究之共识。
对此，笔者也能认同。
但笔者经发掘并阅读一些旧资料后时发现：所谓“受气”之说也仅仅是毛同志单方面的主观感受，客观事实上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给毛同志气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是一点点，一小点点而已。遇上一个心胸较为宽阔的革命同志早就丢在脑后了。主要的原因还是毛同志自己将那“一小点点”放大了。
不仅如此，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尤其有几个特别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中都曾经给了毛同志很大的关注和帮助。
是毛同志自己的大脑细胞组成的接收器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问题。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与恩惠太容易忽略了，或许他认为这些帮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则干脆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对于那些睚眦之怨，无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却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谓此论为妄论，且听老夫慢慢道来，自然会给你一个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据。
但在正文展开前，先要讲几个看似“风马牛不相涉”的小故事。
二、风马牛，三个小故事
1、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脍炙人口。其中“第三顾”的日子，是一个新春好天气。
那一天清早动身之前，刘备已经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又好不容易说服了闹别扭、耍性子的关张两兄弟，于是三人一齐乘马同行。在距“南阳诸葛庐”尚有半里之遥的地方，刘备为了表示对大贤的尊重，慕贤的竭诚，下令关张一齐下马步行。
正行之间，只见诸葛亮的小弟弟老三诸葛均走了过来，在此前的“二顾”时，刘关张与诸老三都已认识过了。
刘备赶紧给诸老三施礼问道：“老三兄弟，你哥今儿在家吗？”
诸老三说：“俺哥昨晚刚回来，你们今儿可与相见了。”
刘备还要再相问，诸老三竟自飘然而去了。
刘备喜形于色，回顾关张二弟说：“今儿运气不错，能够见到卧龙先生了。”
张飞此时的心情却没有什么高兴的，他望着诸老三远去的背影，气就不打一处来。说：“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无妨，何故竟自去了”。
刘备却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张飞也就哑语，关公更不会起哄，这件事就轻飘飘的过去了。
一部《三国演义》，刘备有无数的言语。笔者认为，其中有两句话是最经典的。一句是刘备临终写给他大儿子阿斗的遗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另一句就是这八个字：“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前一句话讲的是道德操持；后一句体现了人情练达。
笔者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应该持有的基本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大家都很忙也都很累的，各忙各的俗事，各奔各的前程，哪能都把目光聚焦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
2：《红与黑》
《红与黑》是一本世界名著。
笔者年少时，上中学的二舅舅告诉我世界第一名著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就是《红与黑》。也不知此论有何根据？但正因如此，笔者曾很认真地看过此书两、三遍，果然是情节曲折，文采盎然，又有优雅的情色，好看得紧啊！
《红与黑》的主人翁于连-索黑尔是一个会木匠活的农民的儿子。这小子从小就具有叛逆心理，对家业不屑一顾，不会干农活，也不会干木匠活，却喜欢读书。于是经常受到父亲的训斥，家境又非常贫穷，所以他对所有有头有脸生活着的人就有莫名的仇视，看着他们就受刺激。
当于连初到德瑞那市长家中当家庭教师时，这一家的主人对他都是相当友好的。虽说市长德瑞那先生是一个庸俗而势利的官僚，但于连是他花钱请来的家庭教师，与他的政治经济利益八杆子打不着。相反，由于西牧师的特别推荐，他很是为这位家庭教师的非凡记忆力而感到自豪，因此也常常在同僚和朋友们面前显摆显摆。这一家的女主人德瑞那夫人是一个非常幼稚的贵族夫人，心地纯洁得金子一般，更是为于连苍白的面容，傲慢的态度，非凡的记忆力所吸引。德瑞那夫人又顾及到自己两个心爱的孩子要跟他学习，因而对于连就表现得百般迁就，甚至近似于讨好。两个孩子年龄还很小，还没有形成“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心理，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对于连也很尊敬。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佣爱利莎，竟很快地陷入对于连的暗恋，自然也就处处照顾他、巴结他。
于连在这样一个显贵而富裕的家庭从事这样悠闲的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在同类职业中比较起来也不低，又有这样温馨的气氛，市长又经常不在家，照道理说于连应该生活和工作得很自在，很愉快，也应有一定程度的满足感。但于连却没有，这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年轻人时时感到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恐惧，感到周围的人们都对他有歧视。
这种感觉虽然完全是他心造的，却一天比一天更强烈。他有了这种感受，就开始在这个家庭里不断玩花样，闹别扭，甚至设计勾搭女主人。他之所以勾搭德瑞那夫人，一开始也并非出于爱情，而是为了羞辱德瑞那市长，以及这个贵族家庭，羞辱上流社会。他认为美丽的德瑞那夫人是他生命航道的一座暗礁，他一定要征服她，他居然也就得手了。始料不到的是在他得手后竟产生了对德瑞那夫人强烈的爱情，因为他毕竟年轻，毕竟单纯，对上流社会嫉恨的感情既不固定，更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德瑞那夫人天使般的善良与纯真，洗涤了他灵魂中的卑鄙。
他与德瑞那夫人的苟且之事，终被德瑞那发现了。为了维护他心爱女人的名誉，于连不得不离开了。虽然于连后来又遇到了既高贵又美丽的元帅夫人、更年轻、更美丽的侯爵女儿，他不断地故伎重演，终于又征服了无比高贵而傲慢的侯爵女儿玛丽小姐，但他内心深处一辈子却只爱德瑞那夫人一个女人，甚至最终为她放弃了生选择了死。
笔者要说的是这个完整故事的前半段，于连在德瑞那家的最初感受是这个乡下少年主观臆造的，偏执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3、苏东坡的故事
苏东坡几乎是一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首席，一向以潇洒、豪迈之风格成为中国文坛不二之领袖。苏东坡在被贬杭州时日子过得同样很潇洒，常常呼朋引友忘情于山水间。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佛印，是圣山寺的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
东坡虽是大学士，却童心未泯，喜欢与人斗嘴，争口舌之利。一般人当然都不是东坡的对手，唯有在佛印面前却没有优势，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落处下风了，有时甚至输得鼻青脸肿的。东坡当然不服气，但是他毕竟是有修养的人，不能表现出牛二那样下三滥的作风。他只是不放过任何机会与佛印斗机锋，虽然从来也没赢过，就那还要天天斗、月月斗。
有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打坐。
东坡问：“佛兄啊！你看看这时候的我像什么呢？”
佛印说：“我看苏兄啊，你就像尊佛。”
东坡听后哈哈大笑，对佛印说：“那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
佛印说：“我不知道。”
东坡说：“就活像一摊牛粪。”
东坡说完又哈哈大笑。
佛印只是微笑，并不吭气。
苏东坡回到家里，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相传，苏东坡有一个妹妹叫苏小妹，后来嫁给了苏门学士秦少游。小妹外貌平平，凸额凹眼且脸长，野史讥为“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但其学问绝对好。有一则“苏小妹三难新郎”民间故事传诵至今。
当时苏小妹问：哥啊，看你乐的下巴都掉了，今儿有什么高兴事呀？
哥就将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妹。
哥说：妹啊，今儿为兄的总算赢了那贼秃一回了。
妹却笑了说：否也，否也！哥啊，今儿你可又输大发了。
哥说：妹啊，此话怎么讲？
妹说：哥啊，就你这个水平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吗？
哥问：是什么呀？
妹说：是见心见性。你知道不知道“境由心造”这个道理呀？心中有，眼中才会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是因为佛在他心中；你说佛印像牛粪，那是因为你心中尽是屎。
苏东坡何等聪慧之人，一点通透，从此心态祥和，再也不跟佛印斗机锋了。
以上三则小故事，是老夫七十人生的精华积累，望青年朋友们多多参悟。
三、毛同志在北大的感受
讲完了这三个小故事，有条件言归正题了。
话说毛同志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到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笔者注：酸溜溜了。嫌钱少呀！这很正常。）
毛说8块钱不算少，那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有300多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
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这三项决定了当年毛同志在北大的地位。
毛同志对外国友人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笔者注：酸溜溜的情绪比前又进一步了。）
笔者推测，当时发生在北大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与毛同志的自我描述多有吻合之处。无论是师生，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读报是为了了解时势，也许是紧张工作与学习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当然不是为了来与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聊天的。即使毛同志主动搭讪了去，遭受冷遇也是必然的。虽然偶尔也会有人愿意聊上三、两句，但又不大听得懂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
这是一种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谈不上是那些“有眼不识金镶玉”的书呆子们故意给我们未来的伟大领袖气受。
当然，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时间，却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何况你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这与“故意给气受”没任何关系。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就真要遭白眼了。这大概就是毛同志所谓的“受了气”了。
当年，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的心理状态其实与于连有几分相似。他自卑的心态以为大家瞧他不起，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正常地将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看待，没有将其特殊化，更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同志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着西装的教授们。毛同志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早已经崭露头角了，一向都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毛同志，沦落风尘，锥处囊中，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毛同志感到了失落，进而就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显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的长衫出现在读报室中，并在毛同志手上借报还报之时，毛同志是很注意的，多次趋前企图与他攀谈，他们也就算是认识了。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没有给机会，甚至连多抬几次头多望他几眼的眷顾都没有。
毛同志又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毛同志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化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毛同志写的很生动！但心中酸，文字之间就已流露了愤怒。在毛同志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
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同志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轻视、蔑视与仇视。你看不起老子吗？老子还看不起你呢！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听听！这叫什么逻辑？这里有太多的混乱逻辑。
刘备是枭雄，毛同志当然也是枭雄，枭雄与枭雄也是大不一样的。刘备受到诸葛老三的冷遇（其实，也谈不上是“冷遇”），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而毛同志受到教授、学生们的冷遇（其实，也根本谈不上是“冷遇”），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平心与报复心。
四、张申府慧眼一世，眼浊一时
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外，另一个所谓对毛同志造成“伤害”的，肯定就是张申府先生。
1918年时，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临时工毛同志的顶头上司。
说起这个张申府，却又是一个大大不简单的人。
如果中共党史将张申府先生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并不为过分的。当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时，在各地就只有寥若晨星的极少数几个共产党小组，北京算一个。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申府。后来才发展了第三个人张国焘，再后来又发展了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1920年底，张申府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他在法国首先介绍了一名天津女学生刘清扬入了党，刘后来遂成为张夫人；随后张又与夫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再后来在德国时，张申府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张申府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荐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15人的大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名的便是周恩来。所以，周恩来一回国就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也有人说周恩来回国时手中还持有“共产国际”的介绍信。不管是怎么一种说法，张申府对周恩来的影响总是大大的。
按照旧时中国老百姓的的说法，像周恩来这样久据宰辅之位的名臣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而十大元帅之首的朱总司令则无疑是武曲星降世。张申府先生一人既识文曲星在先，又识武曲星在后，这是多么不得了的慧眼啊！张先生的“神奇”堪比《三国演义》中说出“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的水镜先生了。
当年水镜先生望着刘备远去的背影还喟然长叹道：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啊！而申府先生所推荐的周恩来、朱德一文一武则虽得其时，不得其主啊！
历史嘛！总是那样颠三倒四，那有十全十美的事。娘希匹！
但是，张申府饶得有如此之慧眼，却仍有致命的眼浊之误。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里，一代紫微星君，一个日后君临华夏27年的真命天子此刻正坐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属下，成百个日夜，张申府先生却眼浊了。
眼浊还不打紧，还恁地这般得罪了。
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同志是不大合格的。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评介庞统（即水镜先生所说的凤雏先生）说“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毛同志倒也并非“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其时之毛同志正无“事”可视，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对于所担负的这项工作太不认真勤勉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一点，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同志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也不屑于做到这一点。他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体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先生甚至要求发回重做，毛同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所以，毛同志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其实，当年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同志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同志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心态不正常的病态感受。与其说受气，不如说是嫉妒。如果抱着刘备的“人各有事，岂可相强”的态度，什么事都没有了。
英国大学者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诚哉斯言矣！
五、“五加一”对毛同志的特别青睐
细加详察，我们发现毛同志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生活过得既不寒酸也不冷清，而是相当热闹、繁忙、充实、有声有色的。
是金子何处不发光呢？当时在北大最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对毛同志投下了特别青睐的目光。笔者所能举出名字的有下列五位：
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
第一位就是杨昌济教授。
教授《伦理学》的杨教授在北大的名头并不算很大，他是靠了他的湖南老乡且留日老朋友章士钊的推荐才得以在北大高就的。但他是毛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恩师。杨在“一师”任教时就对毛同志倍加激赏，他说我们的毛同志是湘乡山中出的一名“资质俊秀”的农家弟子。那时的湖南一师流传着“杨门男三杰”及“周南女三杰”的说法。“杨门男三杰”是指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但为首的并不是毛同志，而是萧子升。子升书香门第，性行淑均，他才是杨教授最欣赏、最喜欢的弟子，一度曾欲以爱女开慧许之。但杨教授也深知萧与毛蔡之区别，在论到革命救国之事时则认定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及至临殁，竟嘱书于好友章士钊熟视之。
杨教授调北大在先（1918年6月），毛赴北平在后。而毛同志1918年8月的北平之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可能是杨教授主动召他去的，也有可能他是奔着杨开慧去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送萧子升、蔡和森等同学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是为了来北平见世面、开眼界。当然也可能是综合因素，多种原因兼而有之。毛同志到了北平后，一开始是吃住在杨家的。杨教授还人托人地帮他找工作。爱女开慧对毛同志产生情愫，平时有眉眼来去，杨教授也不可能全然不知。虽说杨教授择婿首瞩之人不是毛而是萧，却因萧家中已有妻室而作罢，但也并没有很快下了择毛为婿的决心。尽管如此，杨仍然是对毛倾心倾力照顾关怀的，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之谊。
所以杨教授不可能是给毛同志受气之人，而是有大恩大德之人，且在两年多后即有翁婿之谊，虽然此时杨教授已然死了。此谓之一。
第二个就是李大钊。
堂堂北大图书馆馆长，由于杨教授的人情，蔡校长的指示，很爽快地给了毛同志一份工作，工资虽说少了点，但也是随行就市。作为一名北漂师范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挣8块大洋，也就很不错了。谁不想要多挣点，也得慢慢来呀！
解放前夕，毛同志在西柏坡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李牺牲得太早，与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对李没有微辞。此谓之二。
第三个就是陈独秀。
毛同志在北大时与陈独秀有什么过从交往？笔者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但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毛同志之《体育之研究》，这可不能算是寻常的关系。据说这篇文章是杨教授推荐给陈的。
另从建党之初陈对毛的器重推测，毛同志也不可能受过陈独秀什么气吧。
当时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人，但为主的是毛同志。一大后，陈独秀又将湖南建党大业委托给了毛，并任命毛为湘区书记，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任湖南省委书记。
中共三大前，陈独秀更是出于对毛的欣赏及对工作的肯定，将毛同志调至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为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后由于谭平山调职，改为王荷波。陈独秀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毛同志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由此看来，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时实际上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政治局常委了。
这是毛同志早年政治生涯中的第一高峰。
正因为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有如此之高的地位，所以在随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才能被选为国民党一大的修补执行委员，其后又由汪精卫举荐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如此显赫的职务。
由此，毛同志不仅仅是一名“湘士”，而且是一名“国士”了。毛泽东的大名渐渐与闻华夏域中，皆得益于陈独秀的赏识与提携。此谓之三。
第四个便是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一代报人”等。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期间，邵正在北京创办《京报》，同时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18年至1919年间，毛同志曾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习半年，是获得听课结业证书的55名学员之一。随后毛同志才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此声名鹊起。毛同志一生是伴随他的办报活动登上中国革命舞台的，邵飘萍的新闻课对他的影响无法言喻。
邵飘萍虽然也听不懂毛同志的湖南话，却与毛同志过从甚密，私交频繁。毛同志常去邵家做客，与他交谈。有一次，毛同志上门时，邵飘萍正在睡觉，毛便在客堂间静坐等候。电话响起，家里人起身去接电话，毛就很有礼貌地站起来鞠躬致意。家里人过意不去，便叫醒了邵飘萍说：你可以醒一醒了，那个你叫“小毛”的又来了。
1936年毛同志在延安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就是邵飘萍，另一位是李大钊。毛同志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1920年，毛同志在上海写信给罗章龙，打听邵飘萍的情况，他说飘萍是他所关心的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迁到北平，毛同志委托担任新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关心飘萍夫人汤修慧的生活。同年4月21日，毛同志在有关报告上亲笔批了“照办”两字，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50年代，毛同志有一次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此谓之四。
第五个便是胡适。
胡适先生的名气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中仅次于蔡元培，远超李大钊诸人，大约与陈独秀伯仲之间，
而这个当年中国最大的教授不仅没有给毛同志“窝囊气”受，还屈尊与之有很多交往。仔细考究毛胡之间的交往，在胡这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此谓之五。
有关“毛胡”交往之细节，笔者将另辟一节。
此外在北大学生中，毛同志也并非一无斩获。其中同为“中共一大代表”、未来的“中国托派老祖宗”的刘仁静就与毛同志相当交好。
刘是湖北应城城关人，当然听得懂毛同志的湖南话。
其时刘仁静只有16岁，毛同志比他大九岁。由于年龄的差距比较大，照理说毛有可能不屑与刘交谈才是，但刘的身上有特别的光环吸引了毛对他的重视。
首先，刘仁静是李大钊特别眷顾的得意门生。刘家境贫困，李大钊多次为其担保甚至代交学杂费。
其次，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刘仁静年龄小，记忆力超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在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
有资料称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由此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笔者谓此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五大教授加上一个学生刘仁静为“五加一”。
莫谓谁人不识君，天涯何处无芳草。感谢“五加一”曾经给了毛同志特别的青睐，否则他还要加倍感到不自在。
六、胡先生对毛同志几乎有求必应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毛不仅听课，课后也时有请教和交流，并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有许多许多的例证。
例如毛同志对于留学问题的独特见解就深受胡适影响，这有历史文件作证。
毛同志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可见，当年毛同志请教胡适时，胡作了认真肯定的答复，并没有“目笑存之”。
毛同志在延安曾对斯诺说：
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董乐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如果当年胡适也是给毛气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说出上述一番话来。这就是二人感情互动的一则证据。
又例：毛同志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同志按期将《湘江评论》寄给了胡先生。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此处，胡先生所盛赞的“民众大联合”正是毛同志的宏文。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不仅思路和主旨与胡基本一致，实实在在也是响应了胡先生的号召。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同志第二次到北京。毛同志在北京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湖南学生运动做一些呼应的具体工作。他在北京曾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直至晚年都清晰地记忆这件事，曾对助手胡颂平回忆道：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毛同志亲自登门拜访胡先生的事，在胡适的日记中也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同志离开北京去上海，从上海回湖南后，毛同志寄给胡先生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
第626－627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再例：关于自修大学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毛给朋友的信中也能得到印证。毛在离开北京前曾于1920年2月和3月14日分别给陶毅（毛的初恋情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同志利用船山学社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均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综合上述，足见毛同志与胡先生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对于毛几乎有求必应，我们的毛同志则从中受教、受惠多多。
如果说毛同志也受了胡先生的气，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
七、桶水之恩，缘何滴水不报？
上述“五大教授”中，杨昌济病逝于1920年；邵飘萍于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其真实的原因另有他说）；整一年后的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也被张作霖绞杀于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内。
这三大教授死时，我们的毛同志尚未成气候。无从言报，自在情理之中，后人不必苛求。
我们就看看毛同志在成就气候后对活着的陈独秀是如何回报的？后来在成就大业后对异国的胡适又是如何回报的？
（一）毛同志如何回报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蹲过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国民党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出狱。此时的陈独秀已经58岁了，出狱后该往何处而去呢？
蒋介石与国民党是欢迎他的，当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派教育部长朱家骅找陈谈话，开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资助2万元加5个编制，让陈自己独立组织一个党派，并以独立党派代表的名义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
然而，陈独秀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
陈独秀的内心希冀着去延安。为了能去延安，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专程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他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的党中央是毛洛体制，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书记，毛同志是军委书记，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来延安的三个条件：
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要人做书面检查，是毛同志的一惯嗜好。可是陈独秀是何等之人，岂能甘受其辱，于是回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接着，王明和康生，分别在《解放》杂志、《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把陈独秀称为“匪徒分子”、“日寇侦探”，“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王、康的文章是不是秉承了毛同志的意旨呢？笔者不能确定。当时的王明刚从苏联回来，正气傲着呢，所以还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一定会听毛同志的话；但是康生这个巨奸，一回国就看清了毛的优势，凤凰要把高枝攀，已经无条件地弃王投毛了。
1938年3月17日，陈独秀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中共中央欢迎自己到延安的诚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
陈独秀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了，毛同志没有作出任何补救措施。
1939年，陈独秀在重庆宽仁医院养病时，周恩来刚好来到重庆，曾专门去探望陈，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其后，周恩来又到江津去看望陈，再次请他回延安，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陈独秀依然拒绝了。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元也被他坚决地退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这位曾被毛同志一再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终于在贫病交加中逝于江津，享年63岁。
1957年2月27日，毛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李立三、饶漱石等同时列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
（二）毛同志如何对待胡先生？
中国有句闻名的老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主张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毛同志对于这句话自然是不以为然的。
胡先生对毛同志的恩德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厚，不可谓不诚，可是毛回报了吗？如果将胡对毛的恩德比作一桶水的话了，那么毛同志是“一滴水”也不肯回报的。当然另一种意义上的“回报”是有的，那就是也回报了“一桶水”，不过是“脏水”。
1954年，毛同志亲自指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批俞硝烟未灭，接着就转向批判胡适，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由此，在毛同志治下的中国大陆，胡先生由学界泰斗一下子就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走狗”。
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后，毛同志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这段话真是稀奇古怪，谁能猜得透毛的皮里阳秋啊？笔者猜测毛同志其实是在作一种许诺：老胡，你就回来吧！你只要回来称一声“老奴”，朕就封你一个文华殿大学士。
可是胡先生就是“胡不归”，他早在1949年离开北京南下之时就已识透留下来，不仅没有民主，连面包也没有。
另一次，毛同志在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
“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不必了，但“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的古训还是能成立的。连老师都不承认了，又何能照顾老师的儿子呢？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幸留在了大陆。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胡思杜也写了批判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文章中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胡思杜同志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小胡同志虽然真诚地表示了对毛同志的归化，对自己父亲的背叛，但一点屁用也没有。
反右运动前期，小胡还想入党，于是积极地响应毛同志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建议。学院领导马上就将其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胡思杜终于精神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那留在大陆的小儿子早已“畏罪自杀”了！
（三）毛同志如何对待张申府？
在毛同志的脑海里，当年张申府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同志都要有意无意地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建国前，张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
解放初期，章士钊仗着他与毛同志有些过厚不薄的老交情，仗着他于1920年时曾经向毛同志赠送过两万银元的大恩惠，斗胆张口向毛为张申府求情：
章先生说：“张申府也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
毛同志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一句话就将章老先生撂了个大马趴。章由是知道毛对张的旧恨难消，从此不再提起。
1957年，张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谁让当年你识得了文曲星，又识得武曲星，却不识龙潜浅邸的紫微星君呢！
毛同志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大的“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比比皆是。看毛皇陛下，这个大人物的气量有时竟比“鸡眼”还要小。
人生在世，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做人不能光记坏的，不记好的；坏的拼命放大，好的一笔带过，甚至恩将仇报。
古人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其实，恩将仇报，睚眦必报的人，才是真正“不知其可”的人啊！
关于张申府的事，我们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张申府一直没有工作。尽管张在共产党高层的亲朋故旧有的是，连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都是他。但要紧的是毛同志不肯安排，其它人投鼠忌器，也就没那个胆儿。后来总算还是周恩来不忘故旧与恩师，转了几个弯，暗渡陈仓，通过北京巿市长彭真将张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张申府是有学问的人，他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对数学也很有专长，本来他想去北大当教授，但彭真劝他不要回北大。彭真说你去北大那样的单位就保不住还会受冲击，而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不大为政治注意的单位，正是你这种问题之人安身栖息之处。
张申府晚年之所以能过了几十年清静无为的日子，真是完全拜周恩来、彭真之所赐。
八、啊！北大啊，北大！
毛同志不仅记恨“北大”的这些人，也一并捎带记恨了“北大”这个校。
1949年毛进京后，来过清华好多次，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毛到清华来一般都是在晚间来的。因为清华有个室内游泳池，冬天还可以加温。毛从前没有在室内游泳池游过，因此好奇。清华的这个室内游泳池在西大操场旁的体育馆内，很小很小（可能25X50米），笔者也在那儿游过泳，甚至是在那儿学会游泳的，教游泳的体育老师也姓胡。（此事与本文无关，只是备忘。）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毛参加“五四纪念会”，毛同志拒绝了。他说：
“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托词。
又后来，北大的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些老交情（当然是在因“人口论”被批判之前），想请毛同志到北大给师生们做一次报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个旧伤疤在作怪吗。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气之地；
不去北大！禁脔之地！
但这并不能说明毛同志对北大没兴趣，相反，他对北大的兴趣大得很，每逢来了运动，他就对北大就“关爱”有加。
（一）反右运动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1957年，北大共打了右派511人，其中教职工90人，学生421人。
北大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人数与清华差不多。当时，清华共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但是，毛同志没有对清华的反右运动发表特殊意见，却对北大很不满意。
毛同志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将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时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秉承毛的旨意、亲临北大直接指导。他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到了这年10月以及第二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另外还搞出了一批“编外右派”。
有的资料中说北大右派总数为716人。当年北大师生总数为八千多人，右派占比接近9%。除了正式划为右派的，还有各级党委内部掌握的“中右分子”，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这类人在右派改正时一般被“按右派分子对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三类人相加就有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
（二）文革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文革初起，毛泽东又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将一个“八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竭尽夸大其词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由此点燃文革泼天大邪火。
当初作者曾经反复看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巴黎公社”的影子，相信许多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曾有这样的感受。
运动中，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同志说：
“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语，可事实上毛这句话非常得意也非常在意，特别关照李讷向已经在北大掌权的聂元梓传达这句话。
伟大领袖的一个“深”字非同小可，表示了对北大运动现状的不满意，于是北大的“揪斗”又烈火烹油地升级燃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时，更是直接对聂元梓说：
“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
于是又有无数北大教授和干部“屋漏偏遭连番雨”，再次遭整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的。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啊！北大啊，北大！北大可太倒霉了。
我们清华虽然也倒霉，但似乎没有北大这样倒霉的！
九：附注
另有两个问题要补充讲清楚：
（一）、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同志气受？
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
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
“毛泽东君来访。”
这次来访的时间是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离开北京四天前。
试问：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时就已经受了周的气，毛已经对周心生恶感了，那么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寻夫并投奔革命，在贾植芳（诗人，李星华的小叔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胡风分子）与周作人的帮助下得以成行。临行前周作人对李星华说：
“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间有什么交恶的过去。
当然也可以看出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了。
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发生。
周作人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毛？
解放后，周作人心存侥幸的是，眼下这位党国的最高领导，毕竟当年在北大图书馆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而且后来又来寓所拜访过自己。就算是普通关系，也或许会给予礼遇。又顾及“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没有直接给毛写信。
（二）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关于张申府在1918年有没有做过代理馆长这件事，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正面提及此事。文中却说：
“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
如果张申府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发的冲突呢？
也不是的。张燕妮的文章还说：
“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并指出毛泽东参加了这项工作呢？这就相对明确地回答了毛张二人间因“图书卡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仅点到为止。
将上述两点补充解释清楚了，本文也可结束了。
无需再结论，结论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
—— 原载: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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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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