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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中闲读的爱书人
星期三 八月 20, 2014 12:45 pm
当大多数人都没工夫或懒得读书的时候，他却忙里偷闲，一本接一本读着，不但读，而且几乎每读一本都能写出一篇好看的散文来。
从《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到《闲读近乎勇》、《等闲识得书几卷》，美籍华人作家朱小棣用他的“闲读”功夫写出了4本书话随笔文集。
从最近出版的《等闲识得书几卷》中，颇可以看出他读书的兴趣和方法。所读的书，以文学、中国现当代史、人物传记、回忆录为主；而他的读法，也确实是根据兴趣随性而读，“最喜欢从边边角角看出一些花絮和意味”。
朱小棣爱引用原文，他宁愿去做把珠宝穿成美丽项链的人，美国著名学者、《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评价他：“他阅读闲书时就像是一个从一大堆美丽碎屑中淘宝的人，从中国近代史的画面中看见空白点。”
看得出来，朱小棣对中国现当代史的细节尤其用心。如在《松柏常青，高山仰止》中，他谈到《红日》的作者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告发彭柏山，“恰恰是这个以写孟良崮战役的小说《红日》成名的作家，几度加害孟良崮战役中的英雄。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耐人寻味。”
在《历史与镜头》中，他引述《候波与徐肖冰—瞬间与永恒》书中的一个片段：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在库尔班的家乡，“当地群众听说库尔班大叔与毛泽东握手的照片是我拍的，就一定要与我握一握手。他们说握着我的手，就好像握着毛主席的手了。”他说这让他想起曾经读过电影演员王人美在回忆录里叙述目睹上世纪50年代初期藏民们对毛主席的热爱。接着他笔锋一转写道：“但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旧事，与侯波述及的往事，隔了近30年。其间的风云变化、倒海翻江，就不用我赘笔细言。可是呢，居然仍有些似曾相识，仿佛历史就在昨天，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进步和汲取历史的教训。故而这两个故事的衔接，亦就有了颇为令人心酸、五味俱全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注意的，正是历史被遮藏和忽略的精彩关节点。
书话是很小众的，属于文人的文字。但朱小棣好像偏爱这种文体，并努力写出兼具思想性和趣味性的文风。爱书的人忙里闲读，一如陶渊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怡然自乐，也许是这个时代最美的景致。
读家：曾辉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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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反响一览
星期三 八月 20, 2014 12:38 pm
《红学那些人》这部著作，2008年在网络发布，2010年先后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曾经有很大反响。
就2010年9月该书在东方出版社出版后的情况进行收集。按照获奖、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三个方面进行统计，下面为该书的各类反响情况。
A：获奖
2012年荣获全国电大系统第五届科研成果三等奖。
B：纸质媒体
（1）《红学“录鬼簿”》，作者：欧阳健。发表报刊：《社会科学报》。字数约6000字。
（2）《〈红学那些人〉读后》，作者：欧阳健。发表报刊：《红楼梦研究辑刊》。字数约4000字。
（3）《涂鸦红学也风流》，作者：苏莉鹏。发表报刊：《城市快报》。字数约2000字。
（4）《大同人张义春著〈红学那些人〉热销全国》，作者：赵志成。发表报刊：《山西日报》。字数约800字。
（5）《张义春著〈红学那些人〉引发反响》，作者：崔莉英。发表报刊：《大同晚报》。字数约600字。
（6）《张义春专著〈红学那些人〉出版发行》，作者：杨荣星。发表报刊：《山西电大学报》。字数约500字。
（7）《张义春专著〈红学那些人〉出版发行》，作者：杨荣星。发表报刊：《中国电大报》。字数约500字。
（8）《纵笔红楼解梦人》，作者：冯桢。发表报刊：《大同日报》。3000字。
（9）《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作者：梅节，发表报刊：香港《民报》。6000字（涉及本书）。
（10）《两岸名家热评土默热红学》，作者：郭琳。发表报刊：《杭州日报》。 2000字（文章涉及本书）。
（11）《红学那些人》出版后，其中写著名作家西岭雪的一章《似谶成真寄未来》，被西岭雪的《红楼梦》续书——《宝玉传》、《黛玉传》选作跋。
（12）《红楼三话》，作者：严中。专著涉及本书。
（13）《重历史考证和文学分析的“土默热红学”》，作者：方镕。见《红楼研究》2012年。文章涉及本书。
（14）《红楼两地书》阅读札记》，作者：吴营洲。见《红楼研究》2013年第4期。文章涉及本书。
（15）《卅载长天起大云 青年风采有宋君》，作者：詹健。见《红楼研究》2013年第3期。文章涉及本书。
（16）《欧阳健与克非的“红楼”情结》，作者：宋长丰。见（《绵阳晚报》2014年6月29日。文章涉及本书。
C：网络媒体
（1）《〈红学那些人〉的两个版本》，作者：欧阳健。发表平台：和讯博客。字数约10000字。
（2）《尝到了做历史人物的滋味——读〈红学那些人〉》，作者：欧阳健。发表平台：和讯博。字数约10000字。
（3）《红学“录鬼簿”——读〈红学那些人〉》，作者：欧阳健。发表平台：和讯博。字数约10000字。
（4）《欲知红学那些事，须读《红学那些人》，作者：刘振兴。发表平台：红楼艺苑。字数约4000字。
（5）《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红学那些人》中人物评述片段欣赏》，作者：华山松。发表平台：和讯博客。字数约3000字。
（6）《〈红学那些人〉作者张义春访谈录》，作者：情洒红楼。发表平台：中国文学网。字数约6000字。
（7）《读张义春老师的〈红学那些人〉》，作者：鸳鸯剑。发表平台：新浪博客。字数约5000字。
（8）《读〈红学那些人〉散记》，作者：盘旋山峰。发表平台：文学博客网。字数约600字。
（9）《笑死〈红学那些人〉》，作者：马经义。发表平台：新浪博客。字数约2000字。
（10）《为《红学那些人》独特传记叫好》，作者：补拙者。发表平台：新浪博客。字数约2500字。
（11）《〈《红学那些人》精彩片段赏析》，作者：不清楚。发表平台：新浪博客。字数约2500字。
（12）《别闹了，红学——读张义春《红学那些人》有感》，作者：王有才。发表平台：中国文学网。字数约2600字。
（13）《欣闻〈红学那些人〉出版面世》，作者：赵燮雨。发表平台：红楼艺苑。字数约600字。
（14）《大同出了个红学家》，作者：杨晓玲，发表平台：山西电大网。字数约1000字。
（15）《与张义春有些共鸣》，作者：韦科。发表平台：新浪博客。
（16）《为文为人还是厚道些好——致张义春副教授》，作者：秦轩。发表平台：《红楼艺苑》.
（17）《好一树红梅花》共6篇，作者：赵燮雨，发表平台：《红楼艺苑》。
（18）《高二以来推荐书目100种汇总》，周维军日志。其中包括《红学那些人》。
（19）对张义春著的《红学那些人散评之一》，水洗红楼博客。
（20）对张义春著的《红学那些人散评之二》，水洗红楼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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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愈见光辉的灵魂
星期二 八月 19, 2014 1:49 pm
作者梁衡自白：鲁迅文学奖评完已经三天。《洗尘》一书先一路顺利入围，后突然落马。我本想不再说一句话，但是朋友们、热心的读者、出版家、编辑、教师们总是问，我猜想，因为许多文章他们是读过、编过、评过也是作为教材讲过的，就想急于对个标准答案。我不能总是装聋作哑，对人不敬。那么，就只说一句吧，是书中的一篇文章《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愈见光辉的灵魂》惹的祸……
以下为该文：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八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工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
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取得政权。
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冾，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九十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惹人怨怒因红颜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
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合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入。当时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毛记下了这个仇。
每一个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
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平让他不满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
忍辱负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外放之意。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
陈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不会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
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否定按劳分配，宣扬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毛泽东很欣赏此文，亲自加按语。当人们被那些假马列弄得晕头转向时，他轻轻一笑说，这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恰恰违背了马列理论的最基本常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标准，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却认为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想恢复战时的供给制。对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张说这违背主客观一致的辩证法原则。并且他在这些现象背后已经看到了更可怕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报喜不报忧，他到海南视察，那里都饿死人了也不敢上报。
在1958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说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杀头。张说：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讲话。当时为迎合毛，领导干部送材料、写文章都争着引毛的话。而张的文章中据理说事，很少引语录去阿谀迎合。毛对此心知肚明，认为他骄傲、犯上，两人就隔膜更深。当然，今非昔比，现在已是毛为“君”张为“臣”，为大局张闻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隐忍。1958年4月他向毛写信汇报看到的“大跃进”局面，本想提点意见，犹豫再三还是暂不说为好。毛看了很高兴，遂给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训和挖苦：“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恩来、陈云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了你的报告引起我对你的热情。”毛说“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这哪里是对当年的“明君”说话，是对一个小学生的训斥。信里说的当年给张的那五个字是“狭、高、空、怯、私”……
从1938年到1958年，这二十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二十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他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历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中央7月2日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八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俩惹下终身大祸。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调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
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1959年，新中国刚成立十年，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一味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期间彭德怀因为一封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转向大批“右倾”。这也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要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柯最善看毛的眼色，跟风点火。连毛都说“大跃进”的发明权要归于柯庆施。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批周恩来，嫌他保守，曾一度动了以柯取代周恩来当总理的念头。柯在“文革”前病逝，有人说柯要不死，文革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柯等频频插话，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在一旁记录的秘书直捏一把汗。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没有大声强辩，也没有像给毛写信时那样掩饰，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著地走向既定的目标。他知道这也许是飞蛾扑火，但自燃的一亮也能引起人们的一点关注。二十年来，他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迟捅不如早捅，就让他来做这个捅破皇帝新衣的第一人。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八千多字。这个讲话戳到了毛的两个痛处。一是不尊重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二是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年马克思讲，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又有一个“幽灵”，一个清醒的反“左”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满纸皆为批评、质问。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张闻天知道，根据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不检查，庐山上的这个会是无法收场的。为了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再一次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还是通不过。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说你管外交，不干经济，何苦上山发言闯此大祸？他却冷静地分析相对：不上山，就没有这个发言，是偶然性；肚子里有意见总是要讲，这是必然性。但这一讲，他的名字从此就在报纸上消失了……
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
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
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作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分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时穷而节见……
1969年10月18日他被迫不得再用“张闻天”三个字，化名“张普”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张闻天委身的这个小山坡就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耳边的风声，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元素放在社会这个大烧瓶里进行着痛苦的实验。他把鲁迅的两段话抄在卡片上，置于案头：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上的血痕，绝不烦别人敷药。
他每日听着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感受着“文革”的喧嚣，回忆着自己忽上忽下、国内国外的经历，思考着党、国家、民族的前途。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家，在已往的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写成调查报告或文章送中央。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惯性，成了他自觉为党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明白不会再有人听他的什么建议，也没有地方发表他的文章，写作只是为了探求真理。他只求无愧生命，无愧青史。正像一首诗所说的：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这些文字早已不是他当年写小说、写诗歌，而是如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牛冈本为一部队农场之地，虽“文革”之乱，却仍不废鸡犬牛羊。所以他常于夜半凝神之时，遥闻冷巷狗吠之声；而奋笔疾书，却又雄鸡三唱，东方渐白。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革”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
多少年后当我们打开这部《文稿》时，顿觉光芒四射，英气逼人，仿佛是一个前世的预言家在路边为后人埋下的一张纸条。我们不得不惊叹，在那样狂热混乱的年代里，作者竟能如此冷静大胆地直刺要害。只需看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是在怎样努力拨开时代的迷雾：《人民群众是主人》、《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我们不妨再打开书本，听一听他在四十年前发出的震聋发聩的声音：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离开发展生产力去改革生产关系是空洞可笑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阶段，不要急着跨进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自己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共产党执政后最危险的错误是脱离群众，不要以为党决定了的东西就是对的。为保证党的正确先要作风民主，不要老是喜欢听歌功颂德，个人专断；党内矛盾是同志矛盾，没有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党内斗争只能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镇压……他的这些话从理论上解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的错误，是在为党开药方、动手术。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正是：在世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哲人到死恨不尽，英雄成灰灰含冤。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
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
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四卷本一百一十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九十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还汝洁白漫天雪
2011元旦，我为寻找张闻天的旧踪专门上了一次庐山。刚住下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庐山会议时住的177号别墅。主人说，已拆除。我知道庐山上的老别墅是一景，是文物，六百多座都是专门编号的，怎么会拆呢？主人说因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那年就选了两栋拆建改造。老天不公啊，六百选二，怎么偏偏就轮上他呢？我说那就到原址凭吊一下吧。改造过的房子是一座崭新的二层楼，已经完全找不到旧日的影子。里面正住着一位省里的领导，我说是来看看张闻天的旧居，他一脸茫然。我不觉心中一凉，连当地的高干都不关心这些，难道他真的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第二天一觉醒来，好一场大雪，一夜无声，满山皆白。要下山了，我想再最后看一眼177号别墅。这时才发现，从我住的173号别墅顺坡而下，就是毛泽东1970年上山时住的175号别墅，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和张闻天住的177号。三个曾在这里吵架的巨人，原来是这样地相傍为邻啊。1970年毛泽东曾在175号别墅住了二十三天，每日出入其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睹“屋”思人，难道就没有想起彭德怀和张闻天？
现在是冬天，本就游人稀少，这时天还早，177号就更显得冷清。新楼的山墙上镶着重建时一位领导人题的两个字“秀庐”。我却想为这栋房子命名为“冷庐”或“静庐”。这里曾住过是一个最冷静、最清醒的思想家。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还在头脑发热时，张闻天就在这座房子里写了一篇极冷静的文章，一篇专治极“左”病的要言妙道，这是一篇现代版的《七发》。我在院子里徘徊，楼前空地上几棵孤松独起，青枝如臂，正静静地迎着漫天而下的雪花。石阶旁有几株我从未见过的灌木，一米多高，叶柔如柳，枝硬如铁，缀着一串串鲜红的果实，在这白雪世界里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我问送我下山的郑书记（他曾在庐山植物园工作）这是何物？他说：“很少见，名字也怪，叫平枝荀子，属蔷薇科。”我大奇，这山上我少说也上来过五六次，怎么却从未见过？是今日，苍天特冥冥有指吧。平者，凭也；荀者，寻之。我忽闻天语解天意，这是叫我来凭吊和寻访英灵的啊。难怪昨夜突降大雪，原来也是要还故居主人一个洁白。我在心底哦吟着这样的句子：
凭子吊子，惆怅我怀。寻子访子，旧居不再。飘飘洒洒，雪从天来。抚其辱痕，还汝洁白。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斯人远去，魂兮归来！
（文章有少量删减。
作者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梁衡， 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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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先生纪事
星期二 八月 19, 2014 8:20 am
（一）
在香港听到夏志清先生逝世的消息，就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后来想到与夏先生的来往书信都在美国洛基山下，便决定返回美国后再写。于是，就先发一封哀悼的短简给夏太太王洞嫂夫人。信虽短，但寄托着我的缅怀与评价：
夏太太，
刚才剑梅告知夏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
前几天（圣诞节），我打电话给您，想和夏先生说几句话，可是他已经进医院了。想到最后的心声未能向夏先生表达，也永远表达不了，心里非常难过。我想要告诉夏先生，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找到了许多文学真理和文学知音，您为许多被历史活埋的作家仗义执言，您为中国的汉语白话文学在国际上争得许多光荣；您的正直天性传遍五湖四海；您的才华泽溉了许多学子与赤子，包括我，尽管和您有过争论，但也受到您的启迪与关怀。您将永远活着，永远活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永远活在我和剑梅以及您的所有友人与弟子的心中。安息吧！
夏太太，您为夏先生已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请您节哀并多多保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香港
此信由剑梅发给我的表弟叶鸿基先生，然后转发到“再复迷网站”和新浪“刘再复博客”。几天内，竟有三十多个博客、网站转载，二万五千人次的点击率。可见，国内关注夏先生的读书人还是很多。他的论著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是无法估量。但又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西方当代汉学一位当之无愧的真代表。
二〇一一年，许子东先生请我到香港岭南大学“客座”三个月，即将结束时，他召开了一个"中西现代文学研究比较"的研讨会。我的发言便是以夏志清先生为例，认定美国现代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历了五代。第一代为夏志清和他的兄长夏济安；第二代为夏济安的入室弟子也可视为夏志清的学生李欧梵、刘绍铭等；第三代为刘绍铭的学生即夏氏兄弟学生的学生王德威等；第四代为王德威的学生刘剑梅、罗鹏、宋伟杰等；第五代为刘剑梅、罗鹏等的更为年轻的博士、助教们。夏志清先生生性坦率，剑梅进入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时，他曾对我说：现代美国东亚系全被大陆占领了，我们台湾不行了。夏先生说的是实话，王德威的学生已逐渐大陆化，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生源的分母很大，竞争力自然更强。夏先生敏锐地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感受到剑梅等大陆留学生对他格外敬重后也自有一番喜悦，也许会觉得"似曾相识燕飞来"。
在许子东主持的会上，我的发言着重指出：与国内（大陆）的研究相比，夏志清先生所代表的汉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巨大的优点，这就是研究的率性，完全没有"主义障"、"知识障"。"率性谓之道"，夏先生的"道"，最宝贵的是没有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但又是很负责任地说。从正面着眼，他先是热烈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后又热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说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让人意外，（见《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号）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从负面着眼，他尖锐地批评鲁迅、丁玲、赵树理，我们难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我在出国（1998）之前读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保留；而出国之后读了他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写于1980年，刊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月号）这是在《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里读到的，读后则大为钦佩。夏先生在"纪实"中如此批评曹禺在美国的演讲（1980年访美，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
曹禺的讲辞，肤浅之外转播中共官方宣传听得我很不舒服。把一切罪恶加在"四人帮"头上，表示大陆文艺又在"大跃进"，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骗得了谁？江青掌权之前，中共又出了些什么伟大的作品呢？曹禺自己的《明朗的天》比起那些样板戏来，又好到哪里去呢？至少《红色娘子军》里还有些舞蹈、武打场面，老百姓还懂得欣赏（当然天天看，也要看厌了），《明朗的天》讲美国人当年在北平研究细菌战，完全配合韩战时期的中共宣传，一点事实的根据也没有，这算是什么戏？
接着，夏先生又对老舍作出尖锐的批评：
老舍自杀，给人家说成烈士。其实"解放"之后，他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比郭沫若好不了多少，老舍吃亏在非党员，成名前在英国教中文，胜利后跑了一趟美国，误为红卫兵所斗。假如未遭斗争，他也会像郭沫若一样，大拍江青娘娘的马屁的。反正人生如戏，当丑角多编些谎话，又有什么关系？《茶馆》现正在西德、奥国上演，据英若诚言，明年要在美国演出。这个剧本我是读过的，用中共观点写北平人民晚清以来的沧桑史。老舍自己是旗人，最初几景，写晚清民初的官员，遗老，道白处理得很漂亮，后来愈写愈同现实脱节。《茶馆》是不能同《日出》、《北京人》相比的。
对曹禺的批评与对老舍的批评均毫不含糊，锋芒四射。他敏锐地感到，曹禺这位在年青时代就写出《雷雨》、《日出》的杰出剧作家，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沧桑之后，完全变成一个只有"官腔"的政治传声筒了，不仅只会创作《明朗的天》这种毫无文学价值的宣传品，而且在美国的演讲本身也是宣传品。作为一个率性的文学批评家，夏先生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纪实"中的概念），居然喊出了你"骗得了谁"？！我读了这篇"纪实"，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天真！这是在诺大祖国广阔土地上多么难以听到的真声音、真批评！曹禺这位著名作家确实"失语"了，确实丧失自身的语言了，确实怀着恐惧（心有余悸）在作秀表演了。读了夏先生的文章，我的心头惊过一阵伤痛。是的，应当想想，为什么一个最善于言语的剧作家会失语？会堕入官腔八股腔？会被改造成一个只会说套话、说废话甚至说谎话的只有面具，没有自己的乖孩子？这是多么值得质疑、多么值得反省的现象。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者，我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而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不敢说出来，写不出来。因为自己身上毕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即使想说出来，又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敢于质疑呢？那些编者和背后的领导者哪一个不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夏先生还坦率地批评老舍"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这种批评语言过于本质化。其实，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月芽儿》等并无媚共倾向。然而，二十世纪下半叶老舍的创作，确实是一败涂地，确实与郭沫若一样，把自己的创作纳入讴歌文学的体系，耗尽了自己的才华。除了《茶馆》还可以称为好作品（尤其是上半部）之外，其他的都谈不上文学价值。可惜，夏先生没看到，老舍真正的悲剧是他为了迎合政治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语言却仍然为政治所不容，把自己改造成最后只能写"陈格庄里养猪多"的快板，仍然被逼上死亡之路。夏先生虽然没有说明这一层，但他敢于率性地说出老舍紧跟政治的失败，却是文学批评中的"空谷足音"。胡风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批评老舍，他一直不喜欢老舍，可惜一九四九年后胡风本身也丧失了自由，否则也许会说出一些关于老舍的真见解。
大约是在一九九一年，我才读到夏先生对曹禺、老舍的批评。说实在话，我读后感到痛快，而且对夏先生更为尊敬。然而，这并不等于我完全接受他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二）
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反映在他的评论集《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97年）、《爱情·社会·小说》（1980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书中，但主要是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57年）上。我在八十年代读了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史，真是开了眼界。这部著作，像颗重磅炸弹，在大陆的文学研究界爆炸，直接推动了 "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八十年代是大陆思想最开放、最活泼的时期，面对夏先生这样的"反共学者"，也采取接纳的态度。于是，一九八五年由钱钟书先生提议，经胡乔木认可，邀请了夏先生回大陆作学术访问。此事在国内引发了波澜。我在全国政协的会上，听到丁玲与冯牧两位长者对此进行严厉的谴责："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反共学者到中国？"钱钟书先生虽是政协委员，但他不参加会议，所以我把会议的情况立即向他"汇报"，他笑着说："要说统战，我们倒真的是帮着统战，丁玲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其实钱先生也并不是在帮"统战"而是对夏先生心怀好感。一九八九初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协会（负责人林培瑞）之邀，到五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临行前，钱先生请我带两本杨绛的《浮躁》，分别送给夏先生与李欧梵先生。钱先生郑重嘱我："海外政治复杂，出国只能讲公话，不可讲私话。"这之前他曾在给我的信中"尖刻"地评说二十多名汉学家，唯独对夏、李二人抱有好感。钱先生还告诉我，夏先生早已写了对他的悼念文章，但去年还到大陆和我见面，听说他路过香港时说：大陆很值得看看。言下之意，是夏先生总不失一份天真天籁。由于我对钱先生衷心敬仰，所以对他的嘱咐，总是视一句为一万句（尽管他曾告诫我不可迷信他）所以我也特别敬重夏先生。到美国，我的第一场演讲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一到讲厅，就见到夏先生已端坐在厅里的一张长方桌旁。讲毕后，夏先生和当时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唐翼明先生一起请我吃饭，仅此三人，所以话很投机，谈论的第一个主题还是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现状。
尽管有钱先生的推崇和夏先生的热情，我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很有保留。这种"保留"，不是因为政治，即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人（八十年代我是党员），而他"反共"，而是从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写作着眼，我不赞成他的过于偏激的"褒此贬彼"：在颂扬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中国现代小说最伟大的中篇"的同时，把另一"伟大中篇"--鲁迅的〈阿Q正传〉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以嘲讽的基调描述鲁迅。除此之外，我的内心深处还觉得夏先生在"开掘"之功里（开掘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也有一半值得商榷。重评张爱玲、沈从文，丰功伟绩；重评钱钟书、张天翼则可有可无。对于钱钟书先生，我格外崇敬，但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学问（其学术成就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不是他的小说《围城》。《围城》的幽默只是英国绅士的小幽默，整部小说乃属于"愤世嫉俗之作"（郑朝宗语），并非一流巨著，夏先生评为"伟大"，未必精当。而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则属于现代文学中的二、三流小说，似乎不必大作翻案文章。这些不同看法，我藏在心里，多次产生与夏先生讨论的冲动，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秋之后女儿剑梅成了夏先生的学生。而得到夏先生教导与关怀的女儿，一听到我唠叨夏先生的"偏激"时，总是叮咛："他是我的老师，你们一争辩，我就夹在中间了"。女儿的天籁对我有所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夏先生的过度褒贬耿耿于怀，于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的一次访谈中，我还是憋不住心里话，温和地作了一次关于张爱玲的表述：
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充分发现始于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给张爱玲以极高的评价，并奠定了近十几年来张爱玲研究的基础。现在台湾、香港、海外的张爱玲研究十分热烈，大陆某些文章也有精彩见解。但大陆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一直把张爱玲排除在外，新出版的小说史也只是把她作为一般作家放在一小节上轻描淡写，这种政治大于审美评价的教科书显然缺少文学眼光。在重写文学史时，自然应当把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新文学史重要的一页。但是，也不应把张爱玲"创造"得过于神奇。一个重要作家，除了自身的创造之外，总是还要被评论者所创造。现在张爱玲已"被创造"到相当精彩但也相当神奇的地步，我们不妨扬弃她的"神奇"，保留她的"卓越"，以使她在地母怀中的灵魂得到安息。
（参见〈也谈张爱玲〉此文收入散文集《西寻故乡》，一九九五年八月）
（三）
写了这篇短文的五年后，我应张信刚校长之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头半年在文学、语言、翻译系，后一年半在郑培凯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中心）。二〇〇〇年十月，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研讨会。此会十分隆重，夏先生亲自从美国飞到香港参加。会议由刘绍铭教授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夏先生还有刘绍铭、王德威、郑树森、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我。会前，参加筹备会议的许子东（我的年轻朋友，当时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对我说：此会大家肯定都在赞颂夏先生，您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这样，会议更有学术气氛。"子东兄的话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便借此机会向夏先生提出几个问题。因受时间的限制，我便纲要性讲述一下我的发言提纲（发言稿大约一万五千字）。我的讲话先是真诚地肯定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掘"被历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让张爱玲、沈从文等"重见天光"的历史功绩外，然后郑重地讲明我的几个观点。
（1）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场语言实验，成绩虽不理想，但出现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等卓越小说家。如果需要在这些小说家中投票选出"谁为第一"，那么，我将把票投给鲁迅而不会投给张爱玲。原因是鲁迅的小说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2）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写出了与左翼文学的大思路（表现"革命"、"时代"等大话题）完全不同的天才作品《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可惜，在一九五〇前后（以"小艾"为标志）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张爱玲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学观，到了香港、美国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完全丧失原先的风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国之后张爱玲的文学悲剧，乃是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的悲剧。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玲的悲剧（丁玲与张爱玲）其性质是一样的，一个从左的方向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从右的方向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两人都从"人性"滑向"政治性"，都被政治话语吞食了文学话语。与二玲相比，在现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萧红守持了人性立场和文学语言格局。
我发言后，夏先生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讲话。他的讲述虽用英文，但很好听，我大体上听得懂。我感受到，他虽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全盘反驳我，只是在其中有一段说，他除了喜欢张爱玲之外，还喜欢萧红。萧红很了不起，丁玲怎么能与萧红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说到这里，显然是针对我而发了。
夏先生讲完话，开幕式的上午会议也就结束了。散会后，《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拦住了夏先生。而我因为午餐被分配与夏先生夫妇同桌，赴餐厅也被安排为同一辆小车。于是，我和夏太太只能在会场边等待夏先生，而且还隐约可以听到夏先生激动得有些激昂的声音。我听得出来，这些声音全是针对我的："刚才刘先生说男性鲁迅看上去比张爱玲高，好像男性总比女性高一些。""鲁迅也是个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说，从为人和作品看，鲁比张更不如，鲁迅在北京时，与胡适一样，都是不错的文人，但后来却向中共屈服了，做了左联的领袖，你可以说他伟大，但换个角度说，他也成了走狗"。夏先生这些话过后都发表在《亚洲周刊》2000年10月30日--11月5日的访谈录：《世纪再现张爱玲的传奇》及《明报月刊》2000年第12期夏先生的文章《我和张爱玲》及许子东的会议报导："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侧记"。
那天我和夏太太王洞站着倾听夏先生对江迅讲了十几分钟。讲完后一起上了小车。一上车夏太太就批评夏先生说："你刚才讲了些什么话呵。我觉得今天再复的发言很好，他首先肯定你的功劳，然后再和你讨论，你却这么激动。" 夏先生听完后连说几个"是吗？是吗？"这之前我从未听过夏太太即剑梅的师母讲过话，这一瞬间她说的一席话，非常通情达理，又贤又慧，真使我感动。这是一个多么明白、多么善良的知识女性呵！然而，这一天我也清楚了，夏先生虽然学识渊博，但还是太脆弱，远比不上我们这些久经磨练的大陆人"神经坚韧"。我们被批判、被攻击得太多因此神经也太麻木了，而夏先生完全没有我们的锻炼经验，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反应过度。我还感到，老人也往往像小孩，不可太宠。夏先生在今天的会议上显然太受宠了。我本是理解夏先生的，但因为他无端牵连到鲁迅，让鲁迅又遭到一顿热骂，心里着实有点气闷。所以吃饭时也无心与夏先生说话，而且在会后三、四年里，我便赌气断了与他联系。出了新书不给他寄，过年过节，也不再打电话问候了。二〇〇四年春节，首先受不了的是夹在老师与父亲之间的剑梅，那一年，她到香港探亲，就让我和林岗签署一本《罪与文学》由她带回美国寄赠给夏先生。夏先生接到剑梅的信和我的书后，非常高兴，立即给剑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其中有一段涉及我们关系的话，仍然是一片天真天籁：
再复兄一直同我很友善，过年过节会打电话给我，出了书一定送给我，但2000年我去香港开了一个张爱玲大会（我是不想去的，被德威、刘绍铭所逼去成的），但未写paper的，只当一名"贵宾"在场而已。再复兄是写了paper的，把张同鲁相比，当然鲁比张功绩大得多。我对鲁迅亲共，捧苏联文艺一向有意见，不知如何也得罪了再复兄。书也不寄了，电话也不打了。……
此信写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剑梅把它寄来给我。我读后，非常感动，觉得夏先生还在牵挂我，而且那么在乎我，所以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
夏先生：
您好，虽久疏问候，但常常想念您，近日读到您给剑梅的信，非常高兴。剑梅到美国深造，并有幸聆听您的课程和教诲，终于有所长进。在学期间，您一直给她鼓励，现在还继续关怀着她。对此我们一家都深深感谢您。
我还要感谢您那么认真阅读林岗和我的《罪与文学》，并发现谈列文时书名有误。您的精神这么好，真使我们高兴。
您在大函中提到香港岭南大学评价鲁迅、张爱玲一事。这是我们在不同政治、人文环境中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感受。评价的差异，其实难以避免，但这纯属学术之争，并不影响我对您一向的敬重（不仅是"友善"），因此，我在论文中首先对您的贡献作了诚挚的，很高的评价。不过，那次会后，我读了您对《亚洲周刊》记者的谈话，心里确实产生过困惑。您和晚辈的我，都是直肠子，都是性情中人，我应坦率地承认此事之后心里有点继续讨教的疑虑，但确实并不影响我对您的敬意。读了您给剑梅的信，见您童心依旧，我自然就会把疑虑放下。
……
夏先生在给剑梅的信中说，他要给我写一封信，果然，他很快就寄来一信，全文如下：
再复吾兄：
剑梅寄我大著《罪与文学》不多久，兄即寄弟新书三种《传统与中国人》牛津新版；杨春时为您编集的《书园思绪》台北九哥出版的散文《精选集》。都是我应读之书，有时间当一一读之。两三年前兄赠我《独语天涯》一书，看出味道，真的看了大半年，再读《漂流手记》此类书，拥有读者，大陆是知识分子流亡海外，还没有第二个像兄这样的不断思索，想问题，对人生，文化、文艺接触也如此之广的。高行健可能也是如此，故兄写文要世界上有识之士都对他重视。行健得奖之后，编者们向我索稿的也有人，可惜我只看过他少数剧本，小说巨著，我至今尚未拜读，精神不够，也无时间，吾兄写大文多篇推崇高君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立了大功。我在哥大教了剑梅一门元曲，我已退休两三年，德威弟请我开了门课，因为中国戏曲好多年无人教了。剑梅聪明而用功，已拿到tenure 可喜可贺。但兄在世副［世界日报副刊］上引了欧梵的话说她英文写得也好，其实大陆来的高才生，（台湾的也如此）英文程度还不够，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洁可读，没有多余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句话，自己要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当"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话是说不通的。
我退休不一年，即患心脏病，故近三年并无什么研究成果。今年哥大刚为我出了本论文集（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ry）五百多页，集的都是退休前写的英文。着力点仍在小说，但《西厢》，汤显祖也有文章讨论。Part，三篇文章皆谈论中国文学，第一、三两篇尚无译文，兄有兴(趣)可先读。兄能看令嫒的英文著作，拙著当然一定也看得懂，看到不通、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正。
兄有兴挥毫写了封毛笔纸，吾当珍存。菲亚嫂近况可好。内人王洞也已退休，她身体比我好多了。兄自知保重，写文以外，也得锻炼身体，长保健康。
弟 志清拜上 2004年6月30日
（四）
二〇〇四年我们恢复了联系之后，便进入关系的"蜜切期"，经常互通电话，互赠书籍。除了感受到他的关怀之外，我还觉得他的心境愈来愈平静，对现代文学中的左翼作家的评价也愈来愈趋于客观。对于鲁迅，他甚至也在稍稍"纠偏"。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寄了一份《文艺报》（二〇〇六年六月六日）的文章复印件给我。（文章作者段崇轩，题为《用"平常心"解读文学》）。夏先生对这篇评论他的文章十分满意，而且感到意外。因为一九八四年《文艺报》曾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把他视为"精神污染"。现在能公平对待，他自然高兴。郑重地寄一份大陆的剪报给我，此举很不寻常。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后，觉得此文此事非常重要。因为文章涉及到他对鲁迅与丁玲的评价，说他对鲁迅的论述曾经"多有偏颇"，但因为守持"平常心"和"国际视野"，已消解了"思想的偏见"；而对于丁玲，文章则赞扬夏先生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夏先生晚年的思想和态度，我们不妨读读这篇文章的几个段落：
《用"平常心"解读文学》
段崇轩
……
夏志清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学背景和修养的学者，其政治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他得出了中国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不及承袭基督教精神的西方文学"丰富 "的判断；对倾向于宣传、说教的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好感而心存"偏见"。他置身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坐标系中，不可能完全割裂同环境的复杂联系，这自然是他的局限。其实这种"局限"在我们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可怕，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评论，不是一个时期就是一幅面孔、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评判吗？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夏志清。事实上，夏志清在理智上对中国文学和作家作品有"偏见"，但通过他的深入研究，他在感情上则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极为伟大的"，对绝大部分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丁玲、吴组缃、蒋光慈等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评论。
更弥足珍贵的是，夏志清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立场所产生的局限，因此格外珍视自己的"平常心"--即作为一个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直观体验。坚守严格的艺术尺度，努力不受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对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作出了独抒己见的评判。正如他说的："其实理论未必是好东西，看多了反而没有好处。你在看理论之前，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用"平常心"阅读文学，用他自己的标尺去衡量文学，使他真正走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隧道深处，看到了其他文学史家没有看到和被忽略了的东西，看到了他喜爱的作家身上的缺陷和他不喜爱的作家身上的优点。这倒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和消解了他的思想"偏见"，使他的评论具有了一种"国际视野"的特质。他又用自己旗帜鲜明、感情充沛的如椽之笔，营造了一部个性鲜明的现代小说史。譬如对鲁迅的论述，他的评价显然不足，且多有偏颇。这也是他最受左翼评论家诟病的地方。他是站在纯粹的文学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却没有看到鲁迅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对中国文学和一代一代作家产生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是他的失误。但他对鲁迅创作道路和作家作品的解读，却时有真知灼见。如他说："《呐喊》集中有几篇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故乡》"颇像一篇个人回忆的散文"，《社戏》"是一篇关于作者儿时的美妙叙述"。他还说：《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有缺陷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关于鲁迅后期为什么中断了小说，而专写散文、杂文，夏认为这标明了鲁迅"创作力的衰竭 "，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我们对鲁迅确实"神化"了，他的局限和失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仔细想想，夏志清的话是有道理的。譬如对曹禺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大剧本，我们的文学史向来是奉为"经典"尊崇的，而夏则认为："他的剧本一直未能以成熟和朴实的笔法去表现生活，这暴露了他的粗俗。曹禺一本正经地引用命运、遗传律、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和阶级斗争以增强他剧本的戏剧效果，但是这种拼凑只表示他自己缺乏一种个人的悲剧视景而已"。这一评判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的确从一个新的角度击中了这几个剧本的"要害"。夏志清对他偏爱的作家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譬如他断然地说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是"索然无味"的，又说他的文学观是"狭窄"的，话虽简单，份量却够重。
……
夏志清远在美国，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资料远不及国内齐全，但他在搜集资料、"细读"文本上下的功夫，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譬如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最初的阅读不够深入，论述时的评价就不够。后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他的论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夏志清再一次细读了文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下结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譬如对丁玲，夏在《小说史》中也多有指责，评价不足，之后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原因就在自己对她早期和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关注不够，如果当时"细读"了这些作品，他对她的文学成就便会作出"很不一样的描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勇于坚持原则，也敢于修正错误的可敬可爱的学者的形象。
《文艺报》2006.6.6
夏先生如此看重段崇轩先生的这篇文章，极为奇特。这显然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基调是对他的赞扬，而是他认同这篇文章所放射出来的准确的关于鲁迅、关于丁玲、关于"坚持原则，修正错误"等信息。并希望我和剑梅能了解这些信息，果然，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更觉得晚年的夏先生很了不起，他放下了"左右两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了，放下曾有的"偏颇"了。他把"政治"搁置一边，用更纯粹的文学眼光评价作家，显然认可"校正和消解了思想偏见"这样的评说。 读了夏先生推崇的文章和了解了夏先生对此文的态度，我和夏先生的心思更相通了。当然，也觉得夏先生更可敬可爱了。
夏先生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写了信。信上说："我在海外已60年了，过年前台湾让我当了院士，大陆我的态度也大改，很多人对我表示钦佩，这是我在十年前不能预料的。有人在2006年文艺报写文章讲我，态度极好，我寄一份你们看看。1983年文艺报把我当作精神污染者"。夏先生赞赏段崇轩的文章"态度极好"。可见，他还是在意大陆正直的声音。他和我一样，尽管远离故国，但情感深处，总还是保留着那一片养育过自己的山川土地，还有那一脉永远抹不去的母亲语言。
说起夏先生和我，许多学界朋友可能只记得香港岭南大学的那一次争论，关于鲁迅与张爱玲评价的那一桩学案，却完全不知道我与夏先生的"私交"，这是更好的故事，至少对于我，私下的忘年之情更值得我珍惜，更值得我记忆。一件一件，全像宝石似的，此刻仍在我的心里闪烁。
当朋友们提起我与夏先生的"分歧"时，我多次引用了清代袁枚《小仓山房尺牍》里的"答洪雅存"书，以说明自己的行为。袁枚在此信件中一开篇就说："韩魏公与欧公，至交也，论系辞终身不合；温公与范景仁，畏友也，论乐律，驳辩千言；杨慈湖，亲受业于朱子，而论天命之性，以为不当杂人物而言。古人明辨义理，当仁不让，有何前后辈之分？"这段文字译为白话乃是：韩琦和欧阳修，是至交，而讨论起'系辞'，却终身不相合；司马光和范景仁，是相互敬畏的朋友，但论起乐律，则彼此辩驳到几千言之多；杨慈湖亲自受教于朱子，但论起天命之性，则批评朱子不应该夹杂人物来论证。古人辩论义理，丝毫也不肯退让，之间有什么前辈后辈的分别呢？我认同袁枚，觉得友情归友情，义理归义理。面对真理，应有"当仁不让"的态度，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尊师，也应该当仁不让。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恐怕也是这个意思。我和夏先生辩论鲁迅与张爱玲，面对的是义理。论辩中我没有一刻忘记夏先生不仅是剑梅的老师，而且也是我的老师；夏先生不仅是大家尊敬的文学史家，而且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出国二十四年，我不仅得到他的关怀，而且时时向他学习。我读他的书即向他学习的时间，比起与之论争的时间，恐怕多有一百倍。
他英文那么好，我的英文那么差；他的双脚直接踏进欧美广阔的文学世界，我却只能借助翻译感受这个世界；他的桃李满天下，而我只有女儿没有学生。他对张爱玲、沈从文认识得那么早，我却长期"执迷不悟"；他对鲁迅的认识虽有偏颇，但也可以成为我神化、圣化鲁迅的解毒剂。何况他那一片对于文学的深情，对于批评的率性，更是稀有。那一次岭南大学会议，那一天早晨只给我十五分钟，时间太短，我无法充分表述自己对他的认识，只顾以锋芒对锋芒、率性对率性。会上只管自我表述，会后只管与他赌气。而他却始终对我念念不忘，而且时时注视我和剑梅的脚步，对我们的著作不仅认真读，而且给予最真诚、最热烈的鼓励。二〇〇八年圣诞节前夕，他接到我和剑梅共著的《共悟红楼》，竞写了这么一段情深意长的话：
国内外父女一起写书而同享盛名的情形还没有过。班固班昭是兄妹而非父女。二位早已发表过讨论文学的书信，现有《共悟红楼》的专书出版，真是难能可贵。
在此之前，即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就在信中就满腔热情地鼓励我们。他说：
你们父女二人是中国文艺界在美国创新境最有成就的两位，不断写书、信给我。这次圣诞节年卡里都附有照片，我看到了，真觉得你们当我是最好的朋友看待，非常高兴。再复兄要返港任教，比我老是在纽约开心得多。剑梅治学忙，还得管家，照顾两个儿子。现在日子辛苦，以后会有酬报。
夏先生的"创新境"三个字，让我高兴了好久。经过千辛万苦得到了思想自由，我知道应把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用到点子上。这点子，不是功名，不是权力财富，而是"新境"。创造新境界，这正是我朝夕努力的所思所为，夏先生真不愧是我和剑梅的忘年知音。也难怪他在二〇一一年的信中要说"我们早应该兄弟姐妹相称"。
夏先生这个"早应该"，激起我思绪万千，更使我想起夏先生"早"就对我一家的厚爱，也早就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弟了。细想起来，才想起他对我说过的（直接面对面说与电话上说）一些知心话，例如他提醒我要向王德威学习，说"我们俩的心理都太紧张，不像王德威那样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才能做大事"。这句话大约是在六七年前说的，我印象很深，所以记住了，也传达给剑梅。剑梅说"可不是，你说到底还是太急。"
一句"早应该"还让我想起一九九三年八月，我刚从瑞典返回美国，先到纽约看望正在哥大深造的剑梅，之后又和剑梅一起去看望夏先生，夏先生非常高兴。他在附近的湖南饭馆请我们一家吃饭。笑谈中一再关心我今后的"饭碗"问题。他知道在美国不能用英文教书，就很难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几次提醒我："你的文学知识已足够用了，缺的是英文。关键是学好口语，能讲就能对付。"此次见面，我给他透露自己的想法，说我虽然还关心几位中国当代作家，但从学问的方向上，我将"返回古典。"他听了拍手叫好，并把他自己珍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从书架里抽出，还马上挥笔提签，写下：
"转赠再复兄珍藏。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纽约"。
我接过书后才发现扉页上本写着"志清自藏，一九八九、三月"，还郑重底盖了藏书印。显然，夏先生此时是"割爱"给我了。那天，我告诉他，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我喜欢《红楼梦》与《西游记》，不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他指着自己的"导论"说："你看看我的书，就知道我们的心思彼此相通。《水浒》《三国》全是杀人，杀人。大陆也是杀人，杀人。我以前告诉你，你不信，这一回你自己看见了吧？好了，以后我再也不说了；让你们自己说去。"最后这句话，我刚流亡到美国，在纽约见面，他就如此说。
夏先生关心我的"饭碗"问题，更是关心剑梅的"饭碗"。剑梅作为他的听课学生，他除了授予知识之外，最关心的是她的英语表述能否"过关"以找到一个可糊口的工作。他深知美国东亚系僧多粥少，要找到教职很不容易。因此，剑梅在哥大作第一次英文演讲时，他亲自到场，很早就端坐在第一排（参见剑梅文章《缅怀恩师夏志清》），听完除了给剑梅一鼓励之外，还特地为此事写信给我。信上说"上学期我教了一门元曲，令嫒也是我的学生，全班八人，都很用功。上星期六剑梅宣讲一篇论文（在研究生大会上），我也出席。她读英文，咬字很清楚，文章也通顺，你们可放心，博士是稳拿的。"（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这一年春节，我们通电话时，他又讲了此事，并说了一句话"剑梅以后的饭碗没问题了。"
剑梅是夏先生的课堂学生。他的博士导师王德威又是夏先生最信赖的学子，因此剑梅算是夏先生的双重学生。二〇一〇年夏先生90华诞庆祝会在纽约举行，剑梅第一次放下恋母情结奇重的小女儿Grace，直奔大都会。她让我帮助看好小孙女，我陪着她一个夜晚，那一天她宣称不睡觉，哭得很伤心，擦眼泪的手巾纸扔得满地都是。Grace恋母，剑梅也从不离开她，此次剑梅破例，狠心底让Grace啼哭，坚决去赴会，此事让我明白剑梅对老师的情感有多重。他临走前说"别人的寿辰可以不去，夏先生的寿辰我怎能不去。"剑梅一到，果然夏先生、夏太太特别高兴。她一回到马里兰，就让我观赏她与夏先生合影的照片，照片背后，夏先生特别作了题签。我看了照片，又与剑梅开玩笑说，王德威是你的"教师"，夏先生倒是你的"教父"，剑梅笑而默认。
而夏先生确实"教育有方"。他对剑梅的教育可说是"且温且厉"、"不宠不辱"，很让剑梅受益。他给剑梅等八个研究生开元杂剧课，不仅讲述元曲的来龙去脉、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而且耐心地教她们怎样翻译为英文，教大学生如教小学生，非常耐心。这是"温"的一面；而"厉"起来则不讲情面，只面对学术。剑梅把自己构思好的论文提纲交给他，他一看到题目是"革命话语与颓废话语的对话"，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个题目"大而无当"。当场给剑梅泼了一盆冷水。但有了这盆冷水，剑梅就清醒了。她立即悟到不可把理论概念硬套入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改变了思路，换了题目，最后才写成《革命与情爱》的英文著作。二〇〇四年夏先生读到我的文章说李欧梵赞扬剑梅的英文"很优雅"后，便在信中提醒我：
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际（洁）可读，没有啰嗦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一句话，自己可以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为"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语是说的不通的。
夏先生这一提醒性的批评，给我很大的触动，不错，剑梅的英文水平远不足以自鸣得意。以前夏先生的忧虑是剑梅英文水平不足以谋生，所以要求是衣食水平，而现在剑梅当助教了，自然应有新的境界。我当时确实缺少清醒的意识，经夏先生点拨，我立即明白了。因此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再也无心计较他最后所说的鲁迅与胡适、郁达夫、郭沫若的高低了。只是过后重读此信时才奇怪，怎么夏先生把鲁迅看得比后三者更低呢？
大约也是这个时间里，夏先生和我在电话里聊天，突然问起：你是不是让刘莲（我的小女儿）学电脑，现在进入IBM了？我说是。他立即批评说：你犯错误了，怎么把刘莲这样聪明的孩子送到机器世界里呢？我们这一行多有意思多幸福呵。夏先生见过刘莲，知道她聪明过人，在给我的信中，他特别嘱托："刘莲早慧，八九岁即能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真是才女。"现在得知她学工程，便觉得惋惜。听了夏先生一席话，我真觉得自己错了，生在文学之中竟忘了文学是最幸福的地方。而且感到，夏先生的关怀是根本性的关怀。这才觉得夏先生说的我们"早该以兄弟姐妹相称"是多么重要，如果早就如此，我必定会先与夏先生商讨，刘莲也许就走上文学之路了。
（五）
夏先生和我个人能如此成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剑梅之师这一原因外，还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把我们连结得紧紧，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曹雪芹，一个是高行健。
关于钱钟书，我在前边的文字里已有叙述，这里想补充说的是我曾多次调侃夏先生怎么会误听信息而提前写了"悼念"钱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每次提问，他总是说：钱先生对此并不生气，而且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
关于曹雪芹，他也是一谈就兴奋。"曹雪芹真伟大！"这句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一九九四年，他看到我的文章"背着曹雪芹与聂绀弩浪迹天涯"一文，特别告诉我，他年青时到北美漂泊，也总是带着《红楼梦》，他还特地在信中说：
在明报上看到"背着曹雪芹"大文，想起我1947年乘船留美时带了一箱子书，大半皆英文（也有几本德文书），中文书经过考虑，只带了三部，朱注四书、史记与《红楼梦》。
十几年后，他知道我著写领悟《红楼梦》的书籍，又再次表示对《红楼梦》的倾心。他说：
我以纯文学的眼光看《红楼》，把它多与西洋名著比较。后来我对旧中国的看法，愈来愈接近鲁迅，胡适。对《红楼梦》也写了几句发牢骚的话，其实并未改变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它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巨著。我看书很慢，要细细再重读一遍《红楼梦》就没有这份时间。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对我国诸部古代小说经典的心思和我如此相通。他喜欢《红楼梦》，也喜欢《西游记》，却不喜欢《水浒传》的嗜杀和《三国演义》的机谋。在电话里，我们一谈起这个话题，就充满热烈的共同语言。
最让人想不到的也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率性态度，而这种态度让我最后看到夏先生透明的胸襟和不同寻常的文学眼光。一个文学批评家最宝贵的前提是对文学的热爱和真诚，唯有热爱与真诚，才能对一切文学成就都衷心地欢迎与肯定。高行健是一个低调的作家，从不得罪任何人，可是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得罪了一大片。因为他获奖，冲淡了许多"话语英雄"的光辉。但是有两位年长的在汉学界负有最高声望的学者，余英时与夏志清，却满腔热情地为高行健欢呼。余先生在得知高行健获奖后立即借用苏东波的两句诗祝贺高行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
而夏志清先生则发表如此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我在巴黎见过高行健，后来又读了他的剧本《车站》。《车站》写得很好，我非常满意。高行健的剧本比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贝克特写得更好。贝克特的《等待果陀》有点单调。高行健这个人不讲政治，是个真正的文学家。马悦然这个人好，他懂文学。
（《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第十一号第六十一页）
两位长者这一片天真天籁，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夏先生的评论共105个字（不包括标点），字字率真，字字有分量。在此百字评论里，夏先生说出高行健三个最重要的品质：
（1）高行健不讲政治。说得太对了。高行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最是远离政治的，可是权势者们为了抹煞他，偏偏把无聊的政治强加给他。
（2）高行健是真正的文学家，夏先生显然看到许多不懂文学的论者对高行健的妄评乱骂，所以他强调高行健乃是真人真才真文学。
（3）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果陀》写得好。这是惊世骇俗的评价。《等待果陀》已够"经典"了，高行健的《车站》比它还经典吗？这当然可以争论。还有人说《车站》是模仿《等待果陀》哩！夏先生的文学批评从来不顾及人家怎么说，只管自己说出自己的见解。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读了夏先生的百字评论，真是兴奋不已。只有胸无芥蒂、心无阴影的真批评家，才能如此耿直地评论文学，当时我抑制不住高兴，就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先生，没想到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喊叫起来："再复，你发现高行健，你真了不起，你不朽了！"尽管我连说'不'，他还是一味表扬我。这之后不久，高行健到纽约演讲，夏先生特地赶去听，两人相逢时，彼此都远远就伸出双臂，激情之下，夏先生差些跌倒。当朋友把这一细节告诉我时，我再一次兴奋不已，再一次感到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文学中人，他不愧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
夏先生的百字评论里还"爱屋及乌"，因高行健而夸奖高行健的卓越译者马悦然"懂文学"，这也是夏先生的真心话。说过了几年，他在给我的信中又再次夸奖马悦然：
马悦然曾在哥大教过二三年。看了《高行健论》吾兄所写的Praises，更对他另眼相看。以前只知道他译过《水浒》，哪知道他也译了《西游记》全书，真了不起！他曾请我去瑞典，主教他的一个博士生，给我夫妇旅游Stockholm的机会。
（此信写于1994年）
在夏先生的最后十几年里，我们每次通电话，他总要问起高行健的近况，总要说起他少读高行健的遗憾，也总是要夸奖我较早认知高行健的才华。不仅在电话上说，而且在信中多次说。他是何等真诚呵。二〇〇〇年他一听到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就写信祝贺我："这次高行健获奖，兄功劳最大，可喜可贺。"直到二〇〇八年，他还在遗憾未能多读高行健。他在信中说：
……虽然我兄已写一本《高行健论》，我因为尚未读过他的两巨册长篇小说，连兄的《高行健论》也尚未拜读。我读过他的早期剧本，有些短篇小说和文艺论文。要做的事太（多），年纪大了，精神不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日夜工作。
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
在此信前他就表述过"阅读恨晚"的心情，非常恳切。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由衷之情，感动了我。这不是因为夏先生一再肯定我的"功劳"，而是从这件具体的事中，我感受到夏先生在身上有一种对文学的无条件的爱。因为这种爱，他才为高行健的获奖而像孩子那样高兴。夏先生的心灵所以能与高行健的心灵相通，是因为他的心灵没有"隔"，没有概念之隔，没有习性（嫉妒等）之隔，没有辈分之隔。所谓率性，正是无隔无障。夏先生如此真挚地对待高行健的成就，说明他真的是率性之人，胸膛里跳动的是赤子的率性之心。有了这种对文学的真情真性，自然就会对自己的文学理念进行调整，甚至会修正一些自己原来的偏颇。晚年夏先生对左翼作家的态度日趋冷静，也就不奇怪了。一个对文学真正有信念的人，必定既勇于批评别人，也勇于批评自己。在最后岁月中他像和兄弟谈心一样地对我诉说他对左翼作家的看法，让我一直难忘。
今天，我重读他那一封信，仿佛又听到他的兄长般的诉说：
……
最高兴，剑梅认为我是最"贴近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我原先读得不多，拿到英文系博士后，（才）真正评论中国现代文学。我的观点完全是我自己的，没有年轻时读了不少鲁、茅、老、巴作品的感情负担，完全听从我自己的judgment。我是反共的，但最有成就的左派作家，我对他们非常公平，到今天大家承认的就是这一点。
夏先生并不讳言自己"反共"，政治对他并不重要。他的本质是诗人，是思想者，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大于政治，文学可以转移他的态度，可以修正他的倾向，他终于公正地对待左翼作家了。因此，我们的心灵也更加"贴近"了。
（六）
夏先生远走了，我感到又是一阵虚空。从他去世的那一天起，这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他，从香港飞回美国的途中，也在想念他。一个人，不管学问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最后总得保持一点天真天籁才好。对于夏先生的理念，中国学人过去会有争论，今后还会有争论，但对于他的率直、率真、率性几乎是看法一致，这就够了，真性情毕竟是一种很高的价值。在世界愈来愈世故、愈来愈圆滑的时代里，真性情是多么的稀少，多么的宝贵。夏先生离开之后，我感觉到新的空缺，后悔自己还是向他讨教得不够。唯一可自慰的是在夏先生九十寿辰之际，我郑重地用毛笔写了一封贺信，他读了之后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特嘱嫂夫人王洞好好保存。这封信是我对他的总评价，现再抄一遍以作缅怀：
亲爱的夏先生：
正值您九十华诞之际，剑梅前去参加喜庆盛会，也代表我们一家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祝您生日快乐！万寿无疆！
去年病痛挑战您时，我和剑梅都很牵挂，但您终于征服疾病，身体更加强健，这说明您内心很有力量。渡过这一关卡，您将走进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我们祝您生命前程辉煌无量。
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赢得了人生两个最美好的字眼：一是"自由"，二是"创造"。前者使您没有任何"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独立山顶，直言无忌，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从而又赢得率真与快乐，并使您的文学批评也赢得透明的力度。后者（"创造"）则是您的天份与勤奋所成就。您和先兄夏济安先生因为业绩非凡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的"兄弟双子星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创作双子星座"，毫无疑问是周氏兄弟（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而最著名的"研究双子星座"则是夏氏兄弟了。可惜夏济安先生英年早逝，而您却精神愈来愈好，思想愈来愈活泼。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拨云驱雾，让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被历史活埋的一流作家重见天光，功劳大矣！您的《中国古典小说》又别开生面，把中国文学经典与西方文学经典的血脉打通，实际上开创了中西小说比较的先河。您对《红楼梦》的评说，极有见地，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您融汇古今中外于一身，自由驰骋于心爱的广阔文学天地之中，所以赢得了庄子所说的"至乐"，真可喜可贺！
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向您讨教过一些问题，这完全是在充分敬重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讨论。"因为我敬重，所以我才质疑"--这是我一向的学术脾气。对于我的叩问，您先是激动，以至让我吓了一跳。但过后您却是冷静谦和，表现出一个大学者的宽厚气度。对于这种气度，世人可能还了解甚少，而我却深有感受。
我已出国二十一年。在海外漂流期间，我和剑梅自始至终得到您的关怀与厚爱。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在美国做第一场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您就亲临支持。之后二十一年，您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特别是许多贺年卡上所写的那些温馨之语，真让我永远难忘。您对我说："因为我们自身强大，所以就不必讲假话"。这一明心见性之论，一直给我力量。
今天，在您九十华诞喜庆之日，我要郑重向您和嫂夫人王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颂身体的健康和思想的快乐永远伴随着您们。
晚 刘再复
敬贺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于马里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美国 科罗拉多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
《共识网》，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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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九：旧说王侯无世种——邓遂夫
星期二 八月 19, 2014 7:37 am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邓遂夫篇再一次印证了《红学那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200年红学第一才子书。
这一篇需要我们高度注意的是“谢谢您给我的爱”那一部分。我觉得最高明的文章是善于变形的文章。在这一部分中，张义春先生本来是写周汝昌、冯其庸、邓遂夫三个文化人的关系。但张义春先生以男女恋爱的笔墨进行了转换。这样就把问题表达的妙趣百出。
“美好尘封在历史中，邓遂夫、冯其庸之恋终于曲终人散。邓遂夫日后以整理校注《红楼梦》早期抄本而得意，邓遂夫得意之时，冯其庸与邓遂夫关系已是仇雠。“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 秋风怒在叛徒颜。”这是913事件以后，毛泽东为抒发对林彪的痛恨而戏改的李攀龙的诗。在夕阳西下燕子归来的黄昏，在罗衾不耐五更寒的黎明，冯其庸曾经咬牙切齿地吟咏过这首诗。”
这是此篇中的一段妙笔隽语，我实在不知道张义春先生是如何想出来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伤逝》就是以夫妻情写兄弟事。张义春先生这里是借鉴鲁迅的吗？
————赵燮雨评论
旧说王侯无世种——邓遂夫
邓遂夫，四川自贡人，自号“独行侠”， 曾用笔名“雷如雨”，曾是四川作家会员，曾任中国红学会理事。邓遂夫的人生见证了一句名言——有志者事竟成。他自信的气质近似《论语》中子路，家贫如洗也快乐非常，衣着蓝缕却赳赳逼人。
邓遂夫三字的“夫”可以理解为“夫子”，“遂”则为“实现”，合起来就是争取做知识分子。不过邓遂夫早年却无如此清高不俗之境界。他早年叫邓遂富，“遂夫”与“遂富”区别仅只一字，但寄托却天上地下。“遂夫”之意如上，而“遂富”则为争取人民币充裕，争取饥有鱼肉寒有皮裘。其实也不是邓遂夫现今清高向时低俗，而是他现今清高有基础，向时低俗无奈何。
邓遂夫幼年时栖身大安进盐坝一个破陋竹棚中，靠父亲出售竹器和日用杂货维持寒苦的生活。邓遂夫祖宗三代都是盐工、平民、文盲，汗水流尽难糊口。他三龄失母，十三龄父亲也撒手西去。初中毕业后考入自贡市文艺学校学习声乐舞蹈，十六岁入自贡市歌舞剧团任演员和创作员。
一、谢谢您给我的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遂夫开始研究《红楼梦》，他怀揣着做红学家的大好梦想，写了一个个花团锦簇精神饱满的大文章，就兴致勃勃攀《红楼梦学刊》这个大门槛。因为邓遂夫当时还未知名，因为《红楼梦学刊》与所有刊物一样拒绝未知名，所以邓遂夫的大好文章就大大的泥牛入海。
遇这样的情况，要是别人，多数就不好意思。但邓遂夫却觉得这大有意思。邓遂夫是一个乐观的人。太阳一出，他就唱歌；没有太阳，他也唱歌。是证明我邓某人丝毫不差，也是羞辱那个狗眼看人低的《红楼梦学刊》，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开始抓《红楼梦学刊》的错。估计是那里编辑基础教育差劲，加上编在北京印在天津，当时《红楼梦学刊》的错字就像我穷苦时候的虱子，欢欢势势无穷无尽。于是邓遂夫就大大的得心应手，大大的随心所欲。他每期必校，校则录，录则寄。
这事放别处，他邓遂夫一定白忙活。但《红楼梦学刊》主编冯其庸却重面子讲体统，容不得自家出这等大丑。所以就大大的重视邓遂夫，既然冯其庸都大大的重视，邓遂夫自然脱颖而出红极一时，北京《新观察》杂志用《红学新人邓遂夫》的醒目标题报道他，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也收他在座下。
邓遂夫是周汝昌的得意弟子，周汝昌弟子以邓遂夫与梁归智最是出类拔萃。邓遂夫活泼能干，擅长外交，施武艺，遍访英豪，弄神通，广交贤友，但处事待物却是大大的粗线条，行事多属想了就干，干了才想。邓遂夫先在冯其庸门下，邓遂夫有望进入周汝昌门下的时节，邓遂夫已经在冯其庸门下多时了。那是一段温馨的时光，那是一段诗意的时光。邓遂夫敬冯其庸学识广博，冯其庸爱邓遂夫孺子可教，彼此间一时好得一塌糊涂。邓遂夫永远记得，在那段时光中，天非常之蓝，树非常之绿；冯其庸也永远记得，在那段时光中，树非常之绿，天非常之蓝。
邓遂夫曾经是冯其庸的最爱，冯其庸爱邓遂夫就像爱他自己，他表示要收邓遂夫做他的研究生，他曾经在《红楼梦学刊》的大版面多次给他黑体加粗。可惜邓遂夫入周门红杏出墙，冯其庸守空闺怨妇思夫。在无数个夜晚中，冯其庸一次次地用想象去填充周汝昌、邓遂夫恋爱的细节。爱而不得其所爱，霎时全部的爱就化为仇恨与诅咒。
美好尘封在历史中，邓遂夫、冯其庸之恋终于曲终人散。邓遂夫日后以整理校注《红楼梦》早期抄本而得意，邓遂夫得意之时，冯其庸与邓遂夫关系已是仇雠。“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 秋风怒在叛徒颜。”这是913事件以后，毛泽东为抒发对林彪的痛恨而戏改的李攀龙的诗。在夕阳西下燕子归来的黄昏，在罗衾不耐五更寒的黎明，冯其庸曾经咬牙切齿地吟咏过这首诗。
邓遂夫却不似冯其庸那样的小鸡肚肠，邓遂夫实在弄不明白冯其庸何以如此小鸡肚肠。“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多年来每在人前提到冯其庸，邓遂夫仍毕恭毕敬尊为老师。邓遂夫永远忘不了那个虽然耷拉着眼睛但却英雄气十足的冯其庸，邓遂夫后来发达了，邓遂夫后来的派头和说话的口气同无产阶级越来越不一样了，他穿上西装便仪表堂堂像个港商，带着眼镜则温文尔雅犹如教授-------这是冯其庸的杰作，冯其庸让邓遂夫这个盐工的后代脱胎换骨。谢谢您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您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二、性情与交往之A、B、C。
1、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邓遂夫是一个把眼泪往心里塞的男人，是“硬汉”精神的化身，热血豪气历历在目。邓遂夫的生命是为了起爆而存在，在他身上具有超凡的人格力量，是一个精神上的“超人”。他早年落魄，但坚信未来不在命运手中。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困顿孤苦之时，自视非久居人下者，孜孜以读书作文做荣身之路，坚其志，苦其心，劳其力。凭着顽强的毅力，日积月累攻读。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必读课程，他认真体味；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不接触的课程，他也广泛涉猎。诸如文字、训诂、音韵、版本、校勘之学，甚至经史子集，中外文学，他一概沉溺其中。他有空就在学习，时刻都爱思考。走路、乘车、上厕所都在阅读和琢磨。他成年后曾经说过一句豪情万丈的话：“我觉得我活一辈子，至少应该相当于一般人活两辈子、三辈子才行。否则，便浪费了我好不容易才磨炼出来的智慧和才能。”他在二十四岁的本命年，曾以他生肖属马而填《卜算子•咏马寓怀》词寄友人：
大野起嘶鸣，树撼浮云碰。伟魄雄姿箭在弦，欲跃风雷动。
刹那箭离弦，直破长空缝。待到尘烟散落时，只剩蹬蹄洞。
虽有胸怀大志气吞山河之慨，却似预示了他未来事业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邓遂夫的学习具体分三个阶段。一是文革前两三年。那时，邓遂夫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正准备以写作上进，谁知邓遂夫所在的歌舞团被安排到工厂、农村搞“四清”。邓遂夫趁机向老同学杨炽锋、高文根借来他们学习过的大学教材，同时从新华书店里购买相关教科书，抽空自学。比较系统地掌握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美学、修辞学、逻辑学等各科知识。二是在文革后期。邓遂夫厌倦了没玩没了“整人”的政治，借口想搞创作，躲进书斋，埋头攻读，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到近现代中外文学经典和文艺理论经典。三是在1978至1983年期间。邓遂夫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广泛地接触了刚从国外翻译引进的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等众多领域的新思潮。
邓遂夫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工作与写作的收入，大都用来购书。只要觉得有用或必须买的，三百五百甚至一千两千，都毫不手软；一时买不到的，往往不惜代价借回复印。仅《红楼梦》脂评系列书籍，除购回《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等影印本外，还借来无法购买的影印本与尚未影印之本进行复印。前者如《舒元炜序本红楼梦》、《郑振铎藏残本红楼梦》等，后者如《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南图本》。
2、一粒大好读书种子。
邓遂夫学历仅只初中，但一番番的囊萤映雪悬梁刺股，那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有的知识，都被他滚瓜烂熟记在心里。邓遂夫的学识曾得到广泛认可，一流的名家几乎都对他有好评。如茅盾、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刘世德、白盾、徐恭时、傅憎享、郝延龄、王启忠……
邓遂夫与梁归智首次见面是在1983年代，当时邓遂夫已经大大的有名；梁归智虽已受到周汝昌赏识，而且在香港报刊发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在内地红学界还不被众人所知。两人海阔天空纵论古今之余，梁归智对邓遂夫知识面之广，大为惊讶。
大约在1980年，邓遂夫拜访四川大学的教授赵卫邦。赵卫邦长于《红楼梦》版本研究，与邓遂夫语言投机。赵卫邦有时谈到一些《红楼梦》的原文或相关资料，因年老失忆，邓遂夫立即为之补充复述。赵卫邦后来问他：“小邓呐，你搞红学有多长时间了？”邓遂夫答：“一两年吧。”赵卫邦一听，连呼：“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当赵卫邦知道邓遂夫为借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曾艰难托朋友到成都市图书馆限期借阅后，立即取出一部《红楼梦新证》增订本送给邓遂夫。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向来高傲，难得称赞人，尤其是年轻人。可对邓遂夫则例外，刘梦溪需要忍住自己全部的骄傲去对待邓遂夫。刘梦溪主编《三十年红学论文选》时，不仅破格选入邓遂夫一篇版本学论文，还写信称邓遂夫的另一篇文章“极为精彩”、“观点和材料融会无间”、“甚具说服力”、“逻辑严密”、“文字流贯”、“文情并茂”。当时转交这封信的《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任邓庆佑，不无感慨地说：“还从来没见过刘梦溪如此称赞一个人。”但刘梦溪毕竟不了解现实中的邓遂夫，当他和邓遂夫第一次见面时，大感意外，一连问了三句话——“你就是邓遂夫？”“你这么年轻？”“你是哪个大学出来的？”当刘梦溪知道邓遂夫根本没上过大学后。一时愣住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那你太了不起了。”
3、中国出了个邓遂夫。
周汝昌是邓遂夫命中的最大贵人。邓遂夫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多由周汝昌提携之、玉成之。邓遂夫攀附得周汝昌，则表示学有源流。
话说1981年，中国红学会在济南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幕之前，邓遂夫见人唤一“中等身材花白头发的瘦削长者”曰“周老”，遂断定其为周汝昌无疑。邓遂夫天生落落大方，不似那羞手畏脚的小家气象，于是“寻了个空隙”，“向他问了声好”。这样他们就认识了。当晚周汝昌就约邓遂夫到房间攀谈，见邓遂夫开通阔达，吐属不凡，不觉精神爽快，喜笑花生。
邓遂夫交接周汝昌时38岁，气象昂昂，雄姿英发；年轻多好啊！已经63岁的周汝昌通过邓遂夫获得了一次年轻的机会。“红坛来哲知多少，君是其间佼佼人。”这是周汝昌认识邓遂夫两年之后，在邓遂夫笔记本上的题词。邓遂夫、周汝昌之交是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周汝昌始称邓遂夫为同志，继而则称“学友”、“贤友”等。在所有门人中，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夸美最为不遗余力。他曾在一篇序言中写道：“遂夫同志是一个聪明颖慧的人，他个性很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影响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随波逐流、媚世趋俗的一类性情。他不太喜欢人云亦云，倒毋宁说是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遂夫同志是有才气的人，天赋颖慧的人；这样的人容易表现为自信、自负——在别人的心目中不免被看成是有些‘傲’气的。加上他的学术见解又颇有点儿‘当其得意，不顾世人之大怪也’的意味，这就增加了他的‘落落寡合’之气”。“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的文化大国，只出了一个邓遂夫”。
周汝一生相当骄傲的业绩就是拥有邓遂夫这么一个徒弟。周汝昌不只欣赏邓遂夫的才干，在邓遂夫红学道路的关键时期，周汝昌总不忘给予鼓励与喝彩，邓遂夫是周汝昌一手捧红的红学家。
1983年, 周汝昌与邓遂夫共同出席在南京举办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红学研讨会。邓遂夫要宣讲的题目是《“绛洞花王”小考》。这“绛洞花王”是贾宝玉的旧号，也是一桩红学公案。只因《红楼梦》版本复杂，绛洞花王”长期被通行印本校订为“绛洞花主”，连一向治学严谨的鲁迅，也以为是“绛洞花主”，他的一篇脍炙人口的大文就叫《〈绛洞花主〉小引》。1958年，俞平伯校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出版，首次依庚辰本订正为“绛洞花王”，却也并没有在学术上辩证此事。所以后来冯其庸主持校注《红楼梦》新校本，又把“绛洞花王”改回“绛洞花主”。此外余英时、白盾都先后对此作过些议论，依然不被人注意。现在邓遂夫以充裕的理由论证了“绛洞花王”问题，对澄清红学文本之是非，特别是纠正冯其庸新校本之大错（邓遂夫认真较劲的时候，冯其庸新校本已大行于世），有重要意义。所以，周汝昌一听邓遂夫的理论就拍案称赏，且赞为“一大发现”，并将自己会议期间参观南京江宁织造府旧址时所作的三首七绝，书赠邓遂夫以示支持。其一是：
江城旧事几人知，漫拟微之与牧之。
我亦多情复多感，为君击节爱君痴。
邓遂夫素有凌云之志，而校《红楼梦》早期抄本，则是他接履云霓的最大赌注。因为期望非小，邓遂夫所取标准是与冯其庸新校本较量大小比试高下。邓遂夫说，目前市场上流行《红楼梦》三个权威版本，一是“程高本”，二是俞平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俞校本”，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冯其庸等专家操作的“人文新校本”。“我就是要向《红楼梦》的三个权威校本叫板。”2000年岁末，邓遂夫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即将出版。年届83高龄的周汝昌大为精神，不仅连作两序为其助威，还在两序末各题一诗。后一云：
甄士稀逢贾化繁，九重昏瘴一开轩。
回环剥复曾无滞，代谢新陈自有源。
瓦缶鸣时旗炫乱，脂毫苦处字翩翻。
横空忽睹珍编出，甲戌庚辰总纪元。
2006年4月，邓遂夫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面世，周汝昌不顾年高有病，又毅然出席三联书城联合召开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及周汝昌《论红楼梦的艺术》、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三部新书的读者见面会。席间，有记者要给这三人合影，邓遂夫、梁归智分站周汝昌高背椅两旁，周汝昌执意站起身，不无深意地说：“给我们拍个三家村。”拍照毕，周汝昌庄重地说：“遂夫、归智，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要用诗、词或文，把今天的事情记一记，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事后邓遂夫以此为契机，吟古风一首《红学三人行》（见后），且用E-mail发周汝昌。次日就接到周汝昌女儿周伦玲发回的周汝昌复函及一组诗作：
遂夫学友：
听家人读兄作《三人行》，七言古体而用仄韵，极不俗，入声字韵脚尤妙，甚喜甚喜！拙句今传奉，以存一时史迹——不可与雪鸿同喻也。……
周汝昌拜讫
附拙诗四首：
喜遂夫新校庚辰本问世赋小诗为贺
其一
布衣英彦建崇功，校得芹书卷卷红。
为学贵才还贵识，更须灵性本来通。
其二
五年辛苦不寻常，咀嚼真文齿颊香。
我有预言佳兆在，新开世纪远流长。
邓遂夫拜读周汝昌绝句二首，怡然踊跃。复将自己《红学三人行》及周汝昌和诗转梁归智。梁归智旋即回赠古风一首，题为《步邓遂夫先生〈红学三人行〉原韵》：
谁上红楼圆半月？谁清貂狗云泥别？
囊萤才子下峨嵋，甲戌庚辰兀自列。
心血呕成不朽功，三人行迓新飞跃。
独行老侠探神宫，灰线草蛇惊海客。
立传中华祭酒真，追踪蹑迹情何测？
红学高标新国学，黄钟大吕声声切。
走马弯弓游侠儿，几人百载穿杨射！
雨疏风骤梦神州，肥瘦海棠香未歇。
天香缥缈且徘徊，翠缕通灵魂感格。
休言佳话亦传奇，一叶春秋落竹帛。
三、草根之路与草根红学。
邓遂夫红黑相间，行事不能以常理测度，有不被潮流左右的个人风格。他是“厚黑学宗师”李宗吾同乡。李宗吾1943年秋天去世，而邓遂夫正好在那年春天出生。因为没有学历，不是专家教授，为反击“门派倾轧”、“排斥异己”、“固步自封、唯我独尊”、自命“正统”的“主流红学”，也为对自己进行定位，邓遂夫特出版《草根红学杂俎》一书以树旗帜，宣称自己是“草根红学”。且说，“虽然有很多大学让我去做教授，但我不想去，我喜欢做草根学者。”
邓遂夫有超人之志，有过人之才，有惊人之事。1988年《红楼梦》黄山研讨论会，邓遂夫即被推选为中国红学会理事。1981年北京《新观察》杂志，曾以《红学新人邓遂夫》为题，刊出过对他的专访。邓遂夫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著述在国内外影响广泛。
邓遂夫书斋名“释梦斋”，取阐释《红楼梦》的意思。邓遂夫1979年即在《红楼梦学刊》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而所作第一篇红学论文则是考证曹雪芹的续妻。这是他为歌舞团创作大型歌剧《燕市悲歌》（一名《曹雪芹》），在深入研究曹雪芹过程中的副产品。《燕市悲歌》曾由自贡市歌舞团演出，不仅将曹雪芹的形象搬上了舞台，而且还第一次将脂砚斋、敦敏、敦诚作为剧中人出现。
邓遂夫曾出版学术论文集《红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草根红学杂俎》（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校订出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0年初版，2010年10月第八版十二次印刷），《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作家出版社2006年初版，2010年4月第四版第六次印刷）。
邓遂夫是梦想的实践者，邓遂夫红学研究分三阶段。从1979年到1989年是建基阶段。主要是出版《红学论稿》，成为中国红学会理事。从1989年奔赴海南弃文从商到1999年上岸重操旧业是休歇阶段。1987年，在《红学论稿》出版的大好时候，邓遂夫因家藏《金瓶梅》而被非法抓捕关押108天，无罪释放后错过了评职称机会，愤然辞职奔赴海南，在周雷创办的海南国际影视公司任副总经理。从1999年到现在是称雄阶段。主要通过高举草根红学的旗帜与切实的版本研究卓然而为一大家。
邓遂夫具备做大事的优点与成大事的品格。脚踏实地是作风，排除万难是气概，一往无前是旋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追求。邓遂夫红学事业的高峰是校注《红楼梦》早期抄本，标志性的成就是整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这部作品引证的古书不下100种，注释一共3600多条，36万余字，据称修订以前的校勘错误2万处以上。邓遂夫说：“校订出版这部庚辰校本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夙愿。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准，连我自己都感到有点意外。所以请读者朋友放心，这是一个值得购买也值得永远珍藏品味的特殊版本的《红楼梦》。一切大话都说来没用，还是那句老话：‘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就请大家货比三家吧。”
邓遂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有学术的纯粹，解决了学院与市井兼容的问题，为学术大众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自胡适1927年发现《石头记》甲戌抄本以后，版本研究是红学的重要内容。如何实现学院式的研究与大众化的普及的有机结合，是许多人梦寐以求而又难以如愿的尴尬处境。邓遂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的出版，在坚守学术标准的同时，更让版本研究这种向来神秘的内容透明化，让普通读者都能看出《红楼梦》版本的演变过程和真相。所以，邓遂夫的《红楼梦》校本是一部受众较多，影响广泛的作品，推出以后曾经一版再版持续畅销,并能连续数月进入国内一些大型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甚至由此而掀起新一轮的红楼热和红学热。
邓遂夫除《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外，还将推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校本》，从而完成“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所囊括的脂评本最具代表性的“三部曲”。这在《红楼梦》版本研究和校勘史上，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邓遂夫风骨朗朗，好胜心强，要以成就衡量自己的价值，希望受到别人的注目，成为众人的焦点。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发布会上，红学泰斗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努力大打保票，梁归智也称其对脂批的研究得力。邓遂夫表里澄澈，得意烦恼都写在脸上。那天是个好日子，邓遂夫显得是那么年轻、“而且看起来是很有海派的风格”，肚子恰如其分地挺出来一点点。其所作《红学三人行》古风诗，正是他此刻大好心情及胸襟气度之真实写照。
丙戌之年春三月，京中此景真特别：
米寿周师坐当中，我与归智左右列。
共话红楼在人间，读者记者齐踊跃。
周师笑言三家村，记者却称三剑客。
书城碰巧叫三联，天意人功谁能测。
古语则谓三人行，而今思之尤贴切。
三人同出三部书，联袂齐把天狼射。
风雨雷霆若等闲，驰骋红坛不稍歇。
但愿天公重抖擞，不容学界拘一格。
吟罢意犹未尽时，行板如歌闻裂帛！
四、大丈夫之怒。
周汝昌、冯其庸之后，邓遂夫与胡文彬、林冠夫、蔡义江等半斤八两，但因为没有文凭非正途出身，且落魄江湖，少庙堂身份——人事关系不在科研机构与高校等。所以，草根身份是邓遂夫摆脱不去的咒语。
邓遂夫得到的肯定是广泛的（见附录），但遭遇的批评也别致而独特。于此，最具代表性的是梅节。在2006年6月号香港《城市文艺》上，梅节作了个也阴险也趣味也最能给人印象最是容易让人记忆的文章——《草根，不应是草包！》。在这个文章中，梅节说：邓遂夫“正误莫辨，一知半解”；邓遂夫“不懂装懂，强作解人”；邓遂夫“龙门家数 故扮高深”；邓遂夫“五个修订版，改了几个错”， 邓遂夫“以邓校本的水准，坦白而言，想在红学专业队伍中出人头地，并不容易”……
梅节蔑视腌臜邓遂夫，不只表现在对邓遂夫校勘《红楼梦》吹毛求疵。早在十多年前魏明伦赴港时，梅节就称邓遂夫是搞的“龙门红学”。 “龙门红学”，是梅节红学批评的一大发明，主要取四川人摆龙门阵的没谱，来贬低周汝昌红学；如今又扩而广之，拿来对付所谓“周派”。梅节对邓遂夫屡屡骄傲，邓遂夫的世界就被梅节那轻薄可气的形象所笼罩，“梅节”是邓遂夫挥之不去的恶梦，他像一块黑布遮挡着邓遂夫的天空，想起梅节两个字，邓遂夫就右眼皮扑棱棱跳个不停。只不过梅节初世为人，不曾理会其中的厉害。
邓遂夫曾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反反复复问自己：这世界怎么了？自己是不是曾经得罪过梅节？在反反复复的叩问中，邓遂夫得出的结论是，这世界很正常，自己从来没有招惹过梅节，梅节之所以屡屡腌臜自己，原因就在于梅节生来就是不欺负人就难受的主。邓遂夫属快意恩仇的大丈夫，最有血性的红学家，朋友来了有美酒，敌人来了有刀枪，自从出娘胎，从不曾屈过心，服过气。如今梅节那瘟神老在身边晃悠，邓遂夫就决定破釜沉舟，把多年的老账算上一算。好你个傲慢的梅节，老子让你看不上眼！
2008年9月17日残奥会闭幕式后的香港，急雨收残暑，梧桐一夜凉，梅节的心情格外地舒畅。突然因邓遂夫的发难就进退两难。邓遂夫向梅节发难的标志是作了一个文章——《红坛登龙术——从梅节先生一篇妙文谈起》。邓遂夫是草根身份，可英雄不问出身，因在周汝昌门下历练浸润多年，经周汝昌一番番明示根本，一番番指示源流，邓遂夫的胸中就埋没着大大的珠玑锦绣。《红坛登龙术——从梅节先生一篇妙文谈起》有滋有味，亦庄亦谐，更不失慷慨激昂。不过《红坛登龙术——从梅节先生一篇妙文谈起》乃小技而已，随之而有的周汝昌与邓遂夫诗歌唱和之作，则大之大者也。
话说周汝昌历来讨厌梅节的没谱没调，便针对梅节贬损邓遂夫之事作七言歌行一首。读罢周汝昌的大好韵脚，邓遂夫一时大受鼓舞大受感染，这大受鼓舞大受感染之余就步周汝昌的大好韵脚慷慨高歌。韩愈说不平则鸣，邓遂夫、周汝昌都是气急了才发之吟咏的，所以辞气慷慨，铮铮然有金石之声。好家伙，所谓的让低迷者奋起，让怯弱者胆壮，让闺中文小姐突然骂出句诸如操你娘之流的大脏话，都属周诗邓诗振发性情改换性情的好品格。特别是借网络的便利，一时四下传播，以至凡有井水处歌罢周诗歌邓诗，歌罢邓诗歌周诗。不过，周诗也好，邓诗也罢，内容也就是说了些梅节不堪这小小的一节。周汝昌与邓遂夫诗分别如下：
舞台好戏耍纸刀，关公门前逞英豪。
川南勇士横空出，揭他本相日昭昭。
拍捧歌颂别有主，登龙有术品不高。
一知半解捡稻草，当作令箭助吹毛。
君子发言皆正派，小人开口骂草包。
学者校红功最伟，遂夫廿载不辞劳。
甲戌精本已七版，辨讹证误争厘毫。
时有名言兼至理，令我佩服指姆翘。
及今学苑一言霸，作践双百幕后操。
他人建树反不乐，嫉贤妒美火中烧。
邓子有鲠久在喉，一吐为快喜招邀。
我诵大文倾右耳，不禁心感情振摇。
作为俚歌附骥尾，江河万古对尔曹。
——周汝昌：《听邓遂夫〈红坛登龙术〉口占七言俚歌一首》
美人赠我金错刀，奋蹄扬鞭意气豪。
何惧学林多魑魅，犹信天理总昭昭。
笑慰来者如潮涌，后浪更比前浪高。
螳螂蚍蜉皆蠢物，挡撼焉能损一毛？
无奈肌体埋痈毒，尚须疗治切脓包。
主刀还靠俺政府，缝针敷药不辞劳。
玉宇澄清终有日，青史难移分与毫。
纵有跳梁常鼓噪，是真大师自楚翘。
华夏文明垂后世，圣贤典范崇节操。
待到斯界瘟神去，纸船明烛照天烧！
知我岂止二三子，举国红儿竞相邀。
作此俚歌抒襟抱，特立独行不招摇。
取譬画风随己意，飘逸由吴窄由曹。
——邓遂夫《步周汝昌先生俚歌原韵奉和》
附录：专家学者点评邓遂夫（茅盾略，见茅盾部分）
冯其庸：
您寄来的稿件已看过了，我们初步拟于第二期刊登，日内即将发稿。您对戴文的驳辩，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
——1979年6月29日致邓遂夫
您的文章已看了两遍。第一遍是看的《社会科学战线》寄来的稿子，因我们与他们有联系，请他们寄来了；第二遍是看的您寄我的稿子。我的印象，您的联系和分析思路很宽，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一个很难得到证实的问题，因此估计如果文章发出后，还有相当的不同意见。但我基本上倾向于您的，我认为这方面应该进行探索。
——1979年8月6日致邓遂夫
您对刊物的校正，十分感谢。我看了刊物，感到确难拿出去。原因是付印前未给我们校，出版社校对员水平太差，又在天津，真是无可奈何。今天我刚校完您的文章校样，但原稿未拿来，总是费力不讨好。付印前我们准备再去校一次，以免差错。
您的批评是十分必要的。我甚至想把您的批评印发给大家，特别是出版社看看。
您的稿子，我擅自给您删去了括号中注明的《曹雪芹续弦妻考》这篇文章的题目，因为我考虑在当前尚未成熟以前，不预先告诉人较好。还有删去了文章的末一句，因觉得那句话有些教训人的口气。写文章可以尖锐，但要不使人感到是教训自己才好。除此以外，都没有动。
您还能考研究生否？如能明年考我室的研究生，那是十分理想的。
——1979年10月22日致邓遂夫
周汝昌：
甲戌本《石头记》是国宝。但自胡适先生觅获入藏并撰文考论之后，八十年来竟无一人为之下切实功夫作出专题研究勒为一书，……今遂夫出此校本，以填补八十年间之巨大空白，其功如何，无待烦词矣。
………
遂夫的导论，开篇两节纵论脂本的意义所在，最为精警，真是大手笔！……当然，他写此论，只是表述己见（深切的感受与震动），并无与人争胜或立异的任何用意。高就高在这里，可佩也在这里。他说了别人不肯说、不便说、不敢说的真话。可钦又在于此。
我希望今年真是个转折之年。九十年代，红学低谷，剥极必复，大道难违，古历龙年，西元二千，忽有遂夫此论“横空出世”，谓为非一大奇，可乎？
确实的，从西方时间观念的“世纪论”而言之，该有红学的希望之光——哪怕是一点熹微的曙色——示现于天际了。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序》
作家出版社2000－2004年各版
刘世德：
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的大作已拜读。我们甚为佩服，议论透辟，说服力强。不知你愿为本刊（按指《红楼梦研究集刊》）撰稿否？……如蒙惠赐大作，请在四月底以前寄下为盼。
—1980年3月28日致邓遂夫
邓遂夫先生校订的这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在当前来出版，确实很有意义。……一个是普及的意义，一个是提高的意义。普及，就是把过去普通读者无法看到的，或者是没有条件去读的那些早期抄本，通过细致的校订，让普通读者能够阅读。这对广大读者深入了解《红楼梦》这部书的原貌，是有帮助的。所谓提高，邓遂夫先生在校点中下了很多功夫，里面有许多新的发现和见解，这对于红学研究以及甲戌本的研究，都将会有推动作用。
——2000年12月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胡文彬：
自从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发表专访文章《红学新人邓遂夫》以来，全国的新闻媒体曾经广泛地报道过遂夫。他在国内各种刊物上也不断地发表一些颇有学术新见的论文，引起红学界很大的关注。
遂夫经常会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他这些新的见解不管其他专家赞成不赞成，但看得出来，都是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以后才提出来的。
——2000年12月26日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张庆善：
邓遂夫先生在红学界是出名的“拼命三郞”，他治学非常认真。……这几年来，他经历过一些磨难。后来我们希望他回归。回归以后果然出手不凡，拿出这个成果，确实了不起，值得敬佩。
——2000年12月26日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刘梦溪：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红楼梦〉主线管窥》一文。前四部分极为精采，观点和材料融会无间，甚具说服力，且逻辑严密，文字流贯，不失为一篇文情并茂的好文章。你的论辩，使我这个读者两次发笑——会心的笑。但我觉得此文也有几点可斟酌处，请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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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中国】快乐与痛苦，都无法产生诗意
星期一 八月 18, 2014 3:42 pm
［内容简要］：诗歌泄露了他的秘密，也给了他泄露的勇气，他借诗句飞翔了那么一小会儿，参差不齐的际遇暂时平衡，每个人都摸索出一剂治愈自己的良方。
电影《诗》拍摄现场
与诗有关的影视作品很多，一部分如《心之全蚀》《希尔维亚》那般讲述诗人生平；一部分如《邮差》《死亡诗社》那般用诗串联起感人故事；还有一部分，诗只是编导赋予角色的一个爱好，诗的光芒反倒在回味中愈发意味深长。我个人偏爱最后这种，因为触及了平凡人通常以为在平常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诗意。
用诗来塑造和丰满人物性格乃至影响剧情走向，没有比韩国金牌编剧金秀贤女士（此金秀贤非如今红遍亚洲的“都教授”金秀贤）更擅长的了。我猜她本人一定是位诗歌爱好者，喜欢诗到忍不住“利用职权之便”让自己喜欢的诗在屏幕中被反复吟诵的地步。
尤其长篇家庭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里的二嫂慧英这个角色，堪称登峰造极：爱吟诗、爱戴夸张的帽子、爱点有情调的蜡烛、一辈子以优雅高贵为己任、沉浸在梦幻中不愿长大。这样的形象，对编剧功力乃一大考验。往好了说是单纯天真、缺乏阅历、心无旁骛；往坏了说就是自私自利、傲慢无理、旁若无人。然而但凡看过此剧的观众都对二嫂印象深刻，她身上有各种小毛病，但她又葆有难得的纯真，不随岁月而流逝。
金秀贤笔下穿插于家长里短的诗句到了李沧东笔下，成为生命的追问与救赎。这部干脆就叫作《诗》的电影在昏昏欲睡平缓流淌的影像表面，暗藏极具震撼的人性挣扎，难怪夺得2010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
从某种意义上说，喜欢诗，主动与诗发生某种关联的，都属人群中的异类，片中过着清贫生活却设法把自己装扮得清爽美丽的66岁女主角便是。通常到了这把年纪，在旁人眼中，已模糊自我，以孙子为参照，被“定义”为老奶奶，然而她还参加诗歌写作班，苦苦寻找诗的灵感，想写下属于自己的一首诗。
老师告诉她，要观察，要去发现事物的美。诗真的就与美有关？片中她不断焦灼地提问：怎样才能写出诗来？
孙子参与的一起性骚扰案给她带来了痛苦。这起案件导致了一个少女的死。她苦苦寻找着与美有关的诗意，却不得不应付真实生活中的种种窘迫、丑陋和麻木。最终她选择了清洁良心，诗便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
写给少女的诗在片末娓娓吟诵，并以转换成少女声音的方式，与少女在诗中合二为一，完成救赎：“你在那边还好吗？/感到孤独吗？/日落时天空还会变红吗？/鸟儿还在通往树林的路上唱歌吗？/你能收到我不敢寄出的信吗？/我能表达我不敢承认的忏悔吗？/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
许多人看到这段不免大恸——这便是诗的力量呀，诗不仅仅与美有关，更与痛有关。诗会拂去尘埃，如冬日月光，穿过枝丫朗照内心。
记忆中还有一片光影以诗命名。几年前看过一部泰国纪录片，男主角在一座寺庙里担当类似祭司、先知一类的职务，负责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这座寺庙很特殊，对同性表现出不正常倾慕的少年会被父母奉献给神——他小时候便是这样来到寺庙的，从此过上了一种皈依外壳包裹下类似避难的生活。
他们成为社会中特别的一群：既因宗教获得尊重，也因性取向被划入另类。拍摄者将镜头对准这群特殊人，自然会引发许多关于性取向的争议。那是一次纪录片爱好者内部的小范围观影，放映完毕，现场讨论也完全集中于同性恋这个主题。
可我总觉得不止于此，或者说拍摄者志不在此。影片自始至终弥漫着一股惆怅诗意，是寺庙里这位男主角带来的——我发现，他喜欢诗歌。
仲裁信众们的纠纷，他随口引用的，总是诗。因为笃信与喜爱，超脱世俗的诗句仿佛也具备了分辨是非裁决对错的权威。
在电影《死亡诗社》里，基汀老师说，诗歌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夜幕降临，与拍摄者一起从清静的寺庙来到熙攘的大街，望着面前的车水马龙，他说，想起了一首诗。随着低吟，笑眯眯的脸透出黯淡，黑夜遮蔽了一些显影了另一些：一个白天乐观、有点洋洋得意的寺庙权威，回复普通、敏感、疲惫因而脆弱的原形。诗歌泄露了他的秘密，也给了他泄露的勇气，他借诗句飞翔了那么一小会儿，参差不齐的际遇暂时平衡，每个人都摸索出一剂治愈自己的良方。
那张脸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每当想及什么是诗意，这张脸便如期浮现。我想诗意是一种远远的怅惘，是弥漫在心间薄薄的雾气。快乐与痛苦这些极端尖锐的情绪，都无法产生诗意。诗意是知道一个美好世界，却无法抵达、无力拥有;是落空和补偿； 是自我吞噬的同时自我抚慰；是乍隐乍现。人生种种，无人倾诉，便化为诗句，说给世上唯一且最忠实的观众——夜幕中与世界仅一街之隔的那个自己听。
这样的诗意，无关性向。他首先是一个内心流淌着诗意的人，然后运用诗句来排遣命运对自己的错位安排，而不是相反。
澡堂家的二嫂、参加诗歌写作班的妇人、寺庙里的主管……大街上形形色色擦肩而过的人们，看似普通，也许他们内心都深藏着诗意。如梦露前夫阿瑟•米勒形容梦露的一样：“她像是一名站在街角的诗人，试图向争着想拉下她衣服的人群朗诵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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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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