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为了奥运金牌，他们不惜一切（2）
DWNEWS.COM-- 2008年6月21日15:10:1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江天编译报导／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最近引述刘翔的教练的话说，“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曾告诉我们，如果刘翔不能在北京奥运会上再赢得一枚金牌，他以前所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毫无意义。”
纽约时报的长篇文章说，从中国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最近经历中，或许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奥运健儿所面对的压力。这位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得110米栏金牌的运动员，现在已为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和最受欢迎的体育明星。
到目前为止，刘翔还没有在比赛中严重受伤。不过去年8月，在日本赢得世界锦标赛后，他谈到了对更高期待的痛苦。“这些天我一直倍受煎熬，我害怕讲得太多。我从未如此紧张过，比奥运会还紧张，因为有那么多人关注我。”
纽约时报说，对于许多运动员来说，带伤参加比赛和训练是司空见惯的。绝大多数中国奥运选手都被这样一个系统严格控制着：它几乎管理着运动员生活的每个方面，往往从幼儿教育开始，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以及与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制定的训练方案和受伤的风险几乎是不被外界所知的。不过，中国女网球选手郑洁的经历，则为了解中国体育系统的运作提供了一次机会。
尽管遭受痛苦的脚踝受伤，但郑洁去年仍去打“惩罚性”的比赛，只是想获得参加奥运会所需的公开赛分数。在法国公开赛第一轮失利后，泪水夺眶而出，“我的脚伤实在太疼了，我很难集中精力，”郑洁说。
她说她的医生曾告诉她，如果她继续参加比赛而没有接受治疗和休息，那么她就冒着永远受伤的风险。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的教训否认了她要求不参加法国公开赛的说法。在郑洁第一轮被淘汰出局后，她的教练姜红伟(音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郑洁和她的队友晏紫“都太关注自己的伤势了，这是她们表现(不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体育系统的观点有些是不好的，”前浙江省体育总局长陈培德说，“鼓励人们要用顽强的努力去取得成功，为了要他们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变得更强大，去夺更多的金牌，通常都是不惜牺牲运动员的健康。”
“当他们发高烧时，我们还告诉他们，不要轻易放弃，”陈培德说，共产党有句战斗口号，那就是“轻伤不下火线”。现在，这句话已成了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口头禅。
纽约时报指出，虽然郑洁在跟教练提出请求时引述了医生的建议，但对于许多其他奥运健儿来说，有关方面在作出医疗决定时并没有征询医疗专业人士的意见。
“运动员本身基本上不知道他们的伤势，他们通常在如何接受治疗时没有发言权，”上海东方国际医疗中心运动损伤医疗主任王玉斌(音译)博士说。有关如何处理重要运动员伤势的决定，往往都是体育系统的官员作出的。
如果中国体育系统“逼”运动员出成绩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许多运动员也都是自己要求这样做的。自1980年以来，当商业化体育开始在中国流行后，金钱已成为追求荣誉的强大诱因。“我曾经治疗过一个全国举重冠军，并警告他不要继续从事这项运动了，”王玉斌博士说。
“我把最坏的结果告诉了他和他的父母，他可能终身瘫痪。家长回答说，对他们的孩子来说，除了让他继续坚持下去，已没有别的选择。”王玉斌说。“他们说，‘除了举重，他还能做什么呢？’”
雅典奥运会女子48公斤级举重银牌得主李卓，却是这样认为的：“一旦你赢得金牌，你的地位就会改变，你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胜利者就会获得金钱奖励和更多的商业机会，“一届奥运会可以改变一个运动员的生活，那就是压力，”这位已退役的举重运动员说。
雅典奥运会跳水金牌获得者胡佳，出生在湖北中部地区的一个下岗工人的家庭，6岁时，他的父母把棉被堆在地上，然后让他从床上往地下跳，用这种方式来练习跳水。三年后，他被一名前跳水队员发现了，并把他送给广东的一位教练来训练，并进入了省跳水队。
教练们都认为胡佳相对来说并没有多少运动天赋，甚至在雅典奥运会前被公众嘲笑为永远的失败者，但是他通过不懈的艰苦努力，最终击败了田亮，一举夺得雅典奥运会10米跳台金牌。
虽然现在能否进入国家跳水了还无法肯定，但胡佳已表达出同样的决心，为了迅速康复，在进行眼科手术时他放弃了使用麻醉剂。“有这么多的困难，经历了手术，受伤，但我们仍要坚持到最后一刻，”胡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知道，再跳下去，对眼睛的危害是很大的。但人一生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解释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应该冒一些险，去做一些热爱的事情。这样的话，将来回忆起来，我才不会后悔。”
据了解，在跳水项目中，视力存在问题的运动员大概在30％左右。此前中国奥运冠军孙淑伟就是因为视网膜脱落而遗憾退役，跳水女将郭晶晶的视网膜也曾脱落过，目前视力只保持在0.2左右。
根据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00年，24％的中国潜水员已视网膜受伤。前国家队教练俞芬说，这么高的比率是因为在筛选年轻运动员忽视了先天性的眼部问题，以及落伍的高强度训练方法。
一位中国眼科专家指出，由于跳水入水时要求睁着眼睛，这使眼睛在入水一瞬间受到来自水面的巨大压力影响，容易导致跳水运动员视网膜脱落。
北京体育医院运动医学专家王永利(音译)博士说，在他90年代末所做的调查发现视网膜脱落是一种高发病率后，训练技术已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变化，但他不期望这些能对减少受伤率有多大影响。“不过，与我当时的发现相比，现在的受伤率应该要低一些，”王博士说。
王永利说，外国的跳水运动员绝不能与中国的相比，因为中国运动员把时间都用在训练上，每天都要往水中跳下无数次。“中国跳水运动员是职业的，这意味着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跳水运动员可能是一个银行职员或牙医，他们只能在工作结束后训练两个小时。
纽约时报指出，就象运动员也接受“轻伤不下火线”这样的禁制令，中国的体育系统确定已从战争中借用了不少东西。（未完待续）

张鸣：曾经有过的权力栅栏
一个哲人说过，权力就像是狮子老虎，要像让它不为害，必须将它关进笼子里。权力需要制衡，这是一个并非现代社会才知道的道理，古人也知道。中国古代，自秦 汉以来的帝制国家，有着同时代世界上最发达，也最庞大的官僚机器，在多数的时候，这个国家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制度设计，如 果没有权力制衡的考虑，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制度上的权力制衡，主要体现在官僚体系上面，而对于官僚群体之上的皇权，虽然说不可能一点没有权力的限制，但主要不体现在制度上。下层老百姓，在自己戏剧 中，曾经凭想像在帝王将相群里，安设过“制约”皇帝的人，和他们手中的兵器，比如杨家将故事里，八贤王和他手中的凹面金锏，说唐故事里，程咬金和手中的斧 子，戏剧《大保国》里徐国公手里的铜锤等等，这些人前朝功臣或者功臣之后，手中的家伙，受过先皇的敕封，可以上管君，下管臣。因此，皇帝对他们也忌惮三 分。但在实际上，这种人和兵器并不存在，所谓皇权的限制，应该是一种情势上的作用，比如，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礼教，其最高的话语权，并不一定掌握在皇帝手 里，也就是说，皇帝可以是最高的政治权威，但不可能同时又是“理论”权威，而士大夫往往认为自己才是儒家经典的正牌阐释者，因而经常利用这个身份，对皇帝 所作所为说三道四，直到清代，来自异族的皇帝才蛮横地宣布士大夫没有这个权力，但并没有得到士庶舆论的真正认可。另一方面，皇帝虽然自称天子，但在大家眼 里，皇帝其实也是肉身凡胎，并无神异，老天也不总是照顾自己的“儿子”，做不好，上天一样降罚，所谓的天灾人祸，地震日食，因此，即使贵为天子，一样要对 彼岸世界的神灵，有所敬畏。同样，作为中国人宗教意识中很重要的祖先崇拜，也会对皇帝的行为形成制约，即使不害怕祖宗显灵降灾，也要顾虑违背祖宗家法带来 政治震荡。另外，在技术层面上，官僚体系，只要这个体系的首领思有所为，也完全可以对皇帝的意志形成障碍，比如，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意见，但执行过程中以技 术原由将之消解，或者委婉地告诉皇帝，实行这些意见的条件是什么，暗示条件根本不具备等等。不过，这些限制都不是制度和法律上的，虽然说，在许多朝代，都 设有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但是，这些谏官的性质其实属于皇帝的侍从，他们的意见，至多有拾遗补阙的作用，一般不可能左右皇帝的意志，而且很容易因为提 意见触犯皇帝而丢官。理论上，皇帝只要什么都不在乎，不在乎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想干什么，多半没有制度上的严格障碍。只是，在历史上，这种什么都不在 乎的皇帝并不多见，因此，即便是情势上的制约，也有一定的效用。

大体上讲，官僚制度内部的权力制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监察权来制约行政权，二是文武分治，以文制武，我下面单讲前一点。

官僚体系的监察权的分置，属于中国古代制度的独创，近代孙中山的五权制政府的设想，还将监察权当作一个单元考虑在内，作为现代制度设计汲取传统要素的一种尝试。

监察机构广义上说，包括针对行政体系的御史，和针对皇帝的谏官，狭义则单指御史台。作为跟行政体系抗衡的力量，除了宋代之外，真正发挥效用的，也就是御 史，因此，谏官可以暂时忽略。御史之名起源于先秦，但真正作为制度运作起来，还是秦汉。从秦汉的御史台到明清的都察院，一直都是朝政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平衡 力量。

跟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权力分立不同，监察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而是一个看住另一个，在制度上，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监督行政官员，而 后者则对前者无权说三道四，也就是说，御史有权弹劾行政官员，但行政官员却无权对御史的不当行为进行反制，对御史的处罚，严格来说，只有皇帝有权做，也就 是说，行政部门的人即使位高权重，若想制裁监察人员，也必须通过皇帝之手。行政和监察机构之间的制衡，跟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大小差距有关。

相对于庞大的行政体系而言，监察机构很小，小到不成比例，西汉时期，单一个丞相府，所属官员可以上千，但整个御史台，正式官员也不过几十人，加上附属人 员，也不过上百，他们的规模比例，是野牛和牛虻之间的关系，彼此关系，也类似野牛和牛虻，甚至连职权也很类似。古代中国的行政机构，权限要比现代国家的行 政机构广泛得多，不仅治安、民政、税收，基层甚至还要承担复杂司法诉讼和道德教化职责。但是，监察部门则只管监督行政官员的行为有无违法，只是在中央层面 上，有部分的司法审核权，可以参与大案要案的审理。行政机构虽然权力很大，但必须忍受监察机构的叮咬，反过来，这种叮咬对行政机构的一些人起作用，但却很 难撼动整个机构，制衡，就这样实现了。

御史的工作效率是不容质疑的，虽然说未必可以真正遏制腐败，保证官员的忠诚，但毕竟在每个王朝的正常年景，维持了政治机器的大体平衡，官员干点见不得人的 事，首先会忌惮御史的弹劾。御史工作的有效性，来源于其工作的方式——闻风弹奏。这种方式一方面免去了御史弹劾取证的麻烦（如果都要证据确凿，那么以监察 机构那么少的人手，古代那么落后的技术手段，估计一年也做不了几个案子），一方面则暗中使御史的工作跟社会舆论发生了关联。事实上，如果监督之发生在官僚 机构内部，尽管行政和监察部门互不统属，但监督权很容易变成分肥权，握有行政资源的官员毕竟有这个可能，将监察御史收买，使监督失效。但是，社会舆论，处 在体制之外，收买很难奏效。虽然古代的所谓舆论，不是媒体，也不是百姓的意见，只是士大夫的月旦之评，以及他们就某个具体事务的专门反映。这种舆论跟监察 机构的结合，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监督的效率。御史分巡各地，基本的工作，就是收集士大夫的意见，留心士庶舆论。所谓士大夫者，就是退休和候补的官员，往 往跟中央政府中人乃至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种渠道的联系，御史当然属于最通畅的一种意见反馈渠道，如果有御史出于各种原因，不将舆论反映的意见转达 上去，那么，别的御史则会做，而且这样做不算越权，一旦自己分管地方的事，让别人管了去，那么这对于御史来说，属于失职，乌纱帽要有危险。

监察人员，始终存在着被行政机构收买的危险，从而将监察，变成了分肥，也就是说，行政官员通过渡让一部分行政资源，把监督消解于无形。正因为有这样的危 险，凡是派往各地常驻的监察官，往往效用不佳。因为常驻所产生的时间和空间效果，往往会使监察和行政权力关系，发生变异。汉武帝时将各个郡国分成若干个 州，每州派刺史一名，就地监察，然而，时间一长，刺史就变成了凌驾于郡国之上的行政官员，所以东汉后期，刺史干脆演变成州牧，正式成为郡国之上的一级行政 主管官员，不仅丧失了监督地方的原意，反而强化了地方的分立倾向，直至演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另一个不成功的案例是明朝的巡按制度。巡按属于中央派驻各省的监察官员，为了防止巡按与驻地官员勾结，规定每年轮换，但一年之期，已经足以令巡按跟驻地官 员达成分享权力的默契，因此，在事实上，各省的巡按虽然级别低（七品），但却跟二、三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一道被视为省级长官，地位高了，监督的作用却降了 很多，最后不得不取消。

明代的监察，在皇帝看来，只要身边的太监最为可靠，于是这些人就被派下去了。可是，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虽说身体关键零件少了，但贪心一点都不少，只要被 派下去，就无师自通地把监督化为分肥的契机，打着皇帝的名义，为自己捞足了好处。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那里的太监可以替皇帝批 奏折，最实惠的却是御马监，御马监里的太监，官阶都跟当年的孙猴子差不多（估计当年吴承恩写这个情节，有讽刺太监之意），但权势可不小，不仅掌握着调兵遣 将的令牌兵符，而且可以向外派监军。军队多了监军，长官无所谓，但是小兵倒霉，因为又多了一个喝兵血的。时人写道：“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 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指皇帝）性多疑，有监视，又有监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 至于此。”（杨士聪《玉堂荟记》）

历史上，最差的权力制约方式，就是地方行政权的三分，事情发生在明代。明代继承了元朝的地方建制，行省制度，对于元朝蒙古帝国这种军事帝国来说，行省的划 分，还差强人意，但是对于以农耕人为主的明朝而言，行省实在是太大了。奇怪的是，明初的统治者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恢复过去的州郡，而是维持行省， 然后在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上打主意。他们撤销了元代的行中书省，代之以行政权三分——分设布政使司，长官布政使，分管民政和财政，按察使司，长官按察使， 负责刑狱诉讼，设都指挥使司，长官都指挥使，负责一省驻军队管理训练，三个机构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原本的打算是让它们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相互牵制，避 免尾大不掉，地方专权。然而，三个机构互相牵制制约的目的倒是达到了，各个部门之间的权力都受到了压缩，谁也难以单独决定一件稍微大一点的事，但行政效 率，却低到了极点。古代的行政事务，往往是互相牵扯，难分彼此的，按察使负责地方的治安，手里却没有军队，必须借助都指挥使，治安事件的处理，又须跟布政 使管辖的地方官协调，如果需要动用钱粮，又需要布政使请示户部。而中央六部，各有各地“条”，对下面都是条条管理，各管各的业务，每个中央部门都得跟三司 打交道，彼此交叉，不胜其烦。一个地方的行政，权力三分，结果是三分的权力，什么都做不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中央只能加派一个三司之上的总督或者巡 抚来，负责统一协调。

因此，中国古代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比较有效的方式是之上而下的单独系统的监察，而监察权有效的行使，关键在于社会舆论的存在，监 察权变成分肥权，是监察机构最大的危险，要想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监察人员的定期轮换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保证舆论的对行政权和监察权都有制约，用现代 社会的话来说，就是要有舆论的第四权。当然，如果所有的权力机构，包括监督权，都只对上负责，对最高位置的一个人负责，那么只要身处这个地位的人不想有所 作为，再沸腾的舆论是可以被无视的，那么监督依然可能归于无效。

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上）
以30年为一个世代，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史家惯例。司马迁说过“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笔者在《120年和两个60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一文中，把过去的120年划分为4个30年，并采用两套命名方法——

一是把第一个60年划分为“前19”（1888～1919）和“后19”（1919～1949）两个30年，把第二个60年划分为“前79”（1949～1978）和“后79”（1979～2007）两个30年；二是用代表性人物来标记。 把4个30年分别命名为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正如把毛泽东时代和“文革”画等号是不合适的——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前17 年和“文革”10年（再附加“凡是派”掌权的一段时间），把邓小平时代和“改革”画等号也是不合适的——按照不同人的看法，改革在1989年或者1992 年就已经寿终正寝。

当我们谈论“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正统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笼罩之下。因此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所谓“改革开放”30年，仅仅意味着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以及民意舆情对其反馈的角度——来反思过去的30年。

如果换一个视角，也可以回顾公民社会30年，民主运动30年，非公企业30年，流行文化30年，两岸关系30年，等等。历史本身是一个多棱镜，在不同史家眼中，呈现不同面貌和色彩。既然以“改革开放”30年作为标题，就说明本文的历史考察范围必然受到局限。

本文全文分为四节：首先对“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些关键词进行简略的历史考察；然后将最近3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1992～2002，2002～2007，逐一进行分析和评估。

一、“改革开放”话语简析

为理解“改革”和“开放”的语义，必须把它们放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复杂话语背景中。

“改革”与“革命”的轮回

1888年，康有为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在此后10年中，他又6次上书光绪帝。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只是偶一提 及“改革”，但是大量采用了具有类似语义的“变法”、“变政”、“维新”、“新政”等语词。到1899年，梁启超把《戊戌政变记》的正文第一篇命名为“改 革实情”，附录一为“改革起源”，这预示着“改革”将成为新世纪（20世纪）的核心话语。

梁启超在《释革》中写道—— “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 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 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

虽然梁启超认为“‘革命’二字非确译也”，后来多数国人还是随着日本人将“革命”作为Revolution之对译。

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充满信心。他认为，只要朝野上下同心协力，“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法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戊戌政变后，国人才深刻理解到，改革的成败，不仅取决于道理的对错，更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只要改革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就会利用权势来破坏改革。改革不成，革命自然而然地就会提上议事日程。

改革话语与革命话语的此起彼伏、彼升此降，是权力意志与民心所向的距离的一个函数，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度的一个标尺。20世纪初是这样，20世纪末也是这样。在北京大学学生高举“小平你好”横幅游行的时候，改革自然是主流话语；当北京学生在天安门摔瓶子被镇压的时候，革命最强音《国际歌》的旋律就回荡在广场上空。在邓小平南巡以后，改革的赞歌再度响起；邓小平去世之后，革命的幽灵又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徘徊。左翼的毛派人士重新缅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称邓小平的“改革”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右翼的青年自由派人士则鼓吹“拿出自由主义鼻祖洛克他们的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等维权精神”，大声疾呼给“改革一个 死刑判决”。列宁指出，革命是否会发生，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要依据客观情势。民众通常都是渴望改革的；但是民众亦有权革命。改革和革命的开关键钮，始终掌控在执政者手中。

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

一说到“开放”，人们首先就会想起“门户开放”，这是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核心。但是美国人说得多做得少， 真正用实力打开中国门户的，是英国人的鸦片战争，英法两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日本人的甲午战争。国人抵挡不了“夷人”的“船坚炮利”，最终导致国门洞 开。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背景下，清政府颁布议和诏书的上谕中，竟然出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可耻言辞，极大地削弱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

开而放者，开放之权操诸己；不开而放者，开放之权让诸人。从魏源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胡适的“充分世界化”，标志着国人“开放”意识的逐步深化。在“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要避免被动开放，就必须主动 改革。要争取自主关税，就必须废除厘金和种种陋规；要取消领事裁判权，就必须实行独立审判和保障人权。

与其说当代中国的“改革 开放”，不如说“开放改革”来的贴切。因为在1970年代，开放政策是先于改革政策的，而且，对外的初步开放是国内改革思潮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邓小平的 “改革”，是承接了毛泽东的“开放”。对外开放有两个层次的目标，一是避害，二是趋利。毛泽东向尼克松开放中南海，是为了与魔鬼结盟，集中力量打击最危险 的敌人“北极熊”。华国锋、李先念搞“洋跃进”，押宝是押在向外国政府和银行借上千亿美元的软硬贷款，一举拿下“10个大庆”。

由一方面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一方面输出革命，同时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到为了“联美反苏”而向西方世界打开一点“铁幕”，这个路 线转变虽然是肇端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晤，但是要到中美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才大功告成。

李慎之在《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中写道：“当时邓小平已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说，访问美国他一定要自己去，去了美国我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这是我的同学，当年给邓小平访美打前站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告诉我的）。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 （这是当时负责访美代表团组团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务的副部长章文晋告诉我的）。应该说在这方面邓小平眼光很准，魄力也很大。邓小平回国以后不久，就发动了为时两个星期的惩罚越南对中国忘恩负义的自卫反击战。这也是以打击苏联的盟国来表示同美国利益一致的一个重要步骤。”

以不惜打一仗“教训”昔日自家小兄弟的方式来向新情人示爱，这种“开放”的姿态不可谓不主动，不可不谓“魄力很大”。

从“思想解放”到“党八股”

自中国现代政党形成以来，可以把政党分为两类：改革党（宪政党）和革命党（专政党）。前者的代表是以梁启超为党魁的进步党和宋教仁领导时期的国民党，后者的代表是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领导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共产党既然以革命党自居，自然多谈“革命”而少谈“改革”。查“文革”以后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文献，九大政治报告中仅有一处提到“改革”：“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十大政治报告也只有一处提到“改革”：“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这两个报告中，“革命”则无处不见。
在“文革”结束后召开的 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竟然没有一处提到“改革”。人们把“改革”归功于邓小平，而华国锋没有分享到一点功劳，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到了1978年底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公报，出现了两处“改革”：“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仍 然没有出现“开放”一词，虽然这时已经采取了许多开放的实际举措，也提到“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 术和先进设备”。

到了1982年，在胡耀邦所作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有13处涉及“改革”，但“改革开放”这种固定的搭配还没有出现。再过5年，1987年，在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出现了 “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新提法。在赵紫阳报告中，“改革开放”这个词组一共出现29次，“政治体制改革”出现12次。显然，“改革开放”此时已经成为 一种压倒性的话语。

1989年“6.4”之 后，邓小平曾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从1989～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处 于停顿状态，“政治体制改革”则被反攻倒算。已经被撤销的中央政法委恢复了，公安部党组升格为党委，公检法司更加紧密地处于政法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部合并，冠冕堂皇地“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了（十三大报告确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宪法》规定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但是，政府各部门的党组不仅没有按照十三大报告的要求“逐步撤销”，反而再度凌驾于行政首长之上。地方党委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各系统的党工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经济工作委员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工业工作委员会、外经贸工作委员会、商贸工作委员会、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等纷纷重建，在政府机构的委办局之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导层次。将党群系统的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系列，完全颠覆了十三大“分类管理”的原则，也使得 “公务员制度”变得有名无实，成为过去“党政干部制度”的翻版。重新确认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规定由中共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 作”，违背了十三大确定的“事业单位中党组织，也要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转变为起保证监督作用”的原则……

如果说“胡耀邦—赵紫阳”体制时期提出“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眼下的官方文献和报章社论连篇累牍地老调重弹，就变成十足的“党八股”。

在过去30年中，曾出现过 3次关于改革路线的大辩论。第一次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体制内的理论界新锐在理论务虚会上，体制外的民间思想者在民主墙和民刊上，都是改革的热情倡议者和积极鼓吹者。第二次是在邓小平南巡以后，万马齐喑了3年的知识界人士纷纷表态，支持“反左”，赞成深化改革，使“改革开放”获得新的生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大辩论则是第三次，人们注意到这一次与前两次的一个重大区别——除了官方喉舌及一些功成名就的退休官员、学界权威为“改革”唱赞歌，40岁 以下的青年理论家以及新兴网络媒体上的民间思想活跃人士，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在坚持“改革”的一方。显然，在“改革开放”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国人对于它的 态度，已经从亢奋转为疲顿。

二、全面改革还是片面改革

从1977年中共十一大只字不提“改革”，到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宣布“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表示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弃“政治体制改革”如敝屐，这是分析“改革开放”前15年的一个基本线索。

“不改革不行”：历史合力

邓小平在1980年代曾说：“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20多年的 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10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 于这个说法是有同感的，但是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不改革不行”的切身感受。

“改革开放”30年来， 尽管经济发展也有过起伏，收入分配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然而平均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此前的40年，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经 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1976年中国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是不如1956年的，而1956年城里人的生活水准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1936年 的程度。毛泽东说：“抓革命，促生产。”革了几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命（包括政治生命），如果最终推动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或许还能够忍受。但是在 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也远远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后面。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20 多年后，这一百分比下降了大约一半。邓小平出国访问时对随员不禁感慨地说：“跟着美国的国家地区都富强了。”王震访英时则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 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对英国的评论当时在中国大使馆引起 震动。社会各阶层人士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是比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和意识形态都更强劲的改革动力。戈尔巴乔夫下面的话同样适用于中国——

改革的需求具有客观的性质。我们当时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输掉了……通过布尔什维克模式我们实质上将苏联和俄国排除在普遍文明过程之外……我想再次强调，没有人将改革的想法“悄悄塞给”我们，它诞生于那个体制、那个党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

毛泽东去世前，已经明白站 在自己一边的人少得可怜。有可能继承和捍卫毛泽东路线的只有“文革受益者”，而这部分人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毛泽东的嫡系——身边人和代言人，如江青、毛远新、张玉凤、张春桥、姚文元等；第二类是被纳入体制的前造反派，如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第三类是在“文革”初期受冲击较 少、后来又受到毛泽东重用的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如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毛泽东临终前，曾酝酿过一个7人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华国 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毛泽东闭眼后，曾在他的遗体前照过一张“八人帮”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 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如果他们能够团结一致，毛泽东路线或许能够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经过“四五”运动的强烈冲击，再加上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干部的拉 拢，第三类“文革受益者”决定与前两类人彻底切割，由自己来独自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事实上，抛弃第一类人，逮捕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就不可能不损害毛 泽东的形象；抛弃第二类人，在全国范围开展“揭批查”运动，清算几百万前造反派，就必然伤及“凡是派”的社会基础。30年后，铁杆的毛派分子已经把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头面人物定性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投降派”。毛泽东错把“投降派”当成“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悲剧。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上，势单力薄的“凡是派”完全被“改革派”所压倒，虽然华国锋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政治主导权已经转移到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陈云和新设立的党中央秘书 长胡耀邦手中。因此，通常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这个时候的党内“改革派”阵营，其实包括了三个分支：全面改革派、以政策调整为主的局部改革 派和态度不甚明确、具有相当可塑性的中间改革派。这三个分支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分布，摸着石头过河、模棱两可的干部属于大多数。

笔者过去一直把陈云、 薄一波、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称为“还原派”。“还原派”强烈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主张回归1957年以前的体制和政策。如果与全面改革 派胡耀邦、经济改革派邓小平相比较而言，说他们是力主从毛泽东的“战时经济”、“命令经济”向“和平经济”、“计划经济”转变的“还原派”，也不算辱没了 他们的贡献。但是严格地说，陈云等人也没有打算向1957年以前的模式全面复归，他们也认可某些局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1957年以前，毛泽东主持了所谓 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陈云并不完全赞成。他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对手工业的所有制改造颇有微词：“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 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他主张保留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他的意见当时并没有被毛泽东采纳，毛视之为 党内“老右”。但是到下乡知识青年大规模回城的时候，陈云的主张就成为“个体户”的通行证和护身符。1957年以前所推行的“全盘苏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是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的，但是陈云在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两次主持经济调整时，均违背这一教条，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中心位置。此 外，与半拉子“凡是派”李先念不同，陈云也没有给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泼过冷水。所以，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陈云，纳入相对“凡是派”而言的广义“改革 派”阵营，也是可以的。
胡耀邦是党内全面改革派 的领军人物。在他周围，集结了万里、习仲勋、方毅、胡启立、乔石、任仲夷、项南、朱厚泽、胡绩伟、杜润生、李昌、李锐等一批改革派的干将，还有于光远、周扬、王若水、童大林、吴江、林涧清、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等一批理论务虚会派的笔杆子。田纪云最近撰文指出，赵 紫阳的改革方针是“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因此赵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慎重的经济改革派。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之后，特别是在发表 1987年“5.13讲话”之后，愈来愈表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他团结万里、田纪云、胡启立、乔石等人，接过了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旗帜。

在1980年代末，党内 全面改革派公开发表出来的最高理论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按照于光远的阐释，建国后理想的发展应该是“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毛泽东 从1952年起，违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批判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在10～15年内“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 路线”，则应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予以否定。事实上，当时还有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党内理论工作者，已经在认真考虑采纳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

叶剑英在1978年12 月说过一段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当时，确实存在着体制内改革派和体制外改革派的一个短暂的政治结 盟。在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文件下发之前，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既有自下而上的推动，也有自上而下的顺应。现在，官方媒体依然承认底层农民自发推动 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历史作用，却闭口不谈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对于确立改革开放路线所发挥的历史首创性。在全国各地的民主墙和民刊运动以及高等院校人民代表竞选运动中，体制外的青年思想家不仅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也提出自由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为体制内的全面改 革派提供了启示，也为其提供了侧翼的掩护和屏障。

邓小平和杨尚昆，是介于 党内全面改革派和局部改革派（或者说还原派）之间的面目模糊的党内领导干部的代表人物。当邓小平鼓吹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似乎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后台老板；当邓小平发动“反自由化”运动的时候，他又俨然是胡赵的政治终结者。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一直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与陈云打太极拳。他 从来也不喜欢忠于陈云经济思想的姚依林和李鹏，却没有力推万里或田纪云接任赵紫阳的总理职务。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立场是不稳定的。杨尚昆则 是邓小平最信任的人，受邓的委托主持军队常务工作，还是胡耀邦下台后违背党章的最高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后来又接替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

上述几类人各自的左摇右摆以及相互之间的纵横捭阖，造成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复杂和曲折的轨迹。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孰同孰异
在“文革”前的十几年，中共领导体制分为“一线”与“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一线”主持工作，毛泽东自己 在“二线”当后台老板。“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又把他与刘邓的关系称为“两个司令部”，刘邓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改革 开放”的头10年，中共的领导体制比“文革”前更为错综复杂。

1987年1月16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借着批评胡耀邦的由头说：“我跟薄一波讲过，常委不常开会。……以后要立个规矩，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 次会，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后来胡耀邦在和李锐的谈话中说，常委会不常开，是因为两个老人说不到一 起，“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赵紫阳在软禁中也对宗凤鸣说过：“邓甚至是不主张开常委会的。有时陈云提出要开常委会，我将此意见转告了，邓却说，两个聋子都听不见，开什么会。”“陈要开会是想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一次他责怪我为什么还不开会。我回答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和邓商量好了就开。陈听后说：啊！大秘书长一个。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很难当。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在最高层的人事上， 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

中共第十二届政治局常 委，共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6人，分为“前台的人”和“老人”，这与毛泽东时代的“一线”、“二线”基本同构，用赵紫阳的话说 ——“这是东方政治，更是中国政治的特点，历来不容改变。”“前台的人”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在一些大的方面能够相互配合，但还没有达到密切合作的程 度。“老人”一共有4位，其中叶剑英已经年老多病，不大介入决策；李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小平和陈云。 据赵紫阳透露：“邓曾叫薄一波给陈云捎话：这个党只能有一个婆婆。”但是，由于陈云在党内的资历比邓小平老（陈是中共第六届和第七届领导成员，邓到了第八 届才成为领导成员，排名还在陈的后面，所谓“毛刘周朱陈林邓”）；由于陈云在党内的高层有一批铁杆拥护者和吹鼓手（如邓力群）；也由于陈云在某些方面更有人情味（例如过问北京居民的冬储大白菜，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反对判政治对手江青死刑，“6.4”以后，中顾委批判李锐、杜润生、李昌、于光远4位委 员，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陈云却保他们过关）；在1992年以前，即使邓小平有效仿慈禧大权独揽之心，却不得不接受“两宫皇太后”共同“垂帘听政”的 现实。如果邓小平确有毛泽东的权威，就没有必要回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中共十三大曾把“党的基本路线”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党内各派只是在“一个中心”上有共识，在“两个基本点”上则各说各话。

秦晖最近指出：如果有一种 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这样的过程历史上很罕见，而“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 一个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1975～1978年间，除“四 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尽管邓小平和陈云在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长期“谈不拢”，但他们对“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的放弃，都能导致“帕累托改进”的效果。1983年以后，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 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邓小平和陈云的矛盾也随之加深。邓力群说：“1983年之前，邓、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1983年，…… 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

邓小平根据胡乔木起草 的文稿，在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胡耀邦手下的笔杆子李洪林根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撰写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等4篇文章，3篇发表在《人民日报》，1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用李后来的话说——“就是想把四项基本原则怎么能够说圆”，即把“四 项基本原则”的阐释权掌握在改革派手中。《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道：“胡乔木很敏锐，看得透彻，他说，你说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就这个问题写文 章，实际上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四项原则，把四项原则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在 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塞进了一句话：“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1986年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围绕是否删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在党内高层中发生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1986年9月9日，邓小平在邓力群等人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话：“在十一页，我删去一处。”就是上面那句话。邓小平找邓力群谈话时，当面说邓力群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邓 力群后来说：在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这是邓、胡赵最后的一次并肩作战。胡乔木、邓力群在 1980年代被改革派知识分子称为“左王”、“左帅”，胡耀邦在接受香港记者陆铿专访时，还捎带点了王震——说自己与王震这位同乡，“也可能是南辕北 辙”。但对于陈云，当时党内改革派阵营还没有人敢公开叫板。

1979年，邓小平和陈 云不约而同地首次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邓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陈说：“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 场经济作为补充”。后来，陈云从“市场经济”的提法后退到“市场调节”，并强调它是“从属的次要的”，而邓小平则逐渐放弃“为主、为辅”的提法。1987 年，邓小平更明确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 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赵紫阳后来说：“经我 和邓小平打了8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邓小平对所有制看得比较轻，对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并不在意。” “邓的指导方针是，经济上无论怎么改革都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无所谓，但党的领导权力决不能放。就是说，只能单纯地进行经济改革，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对地不能动摇，这是邓的绝对定律。”

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轮番 “发功”，隔空较量“内力”；由于邓小平自己在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基本原则”上模棱两可，时而采用胡乔木、邓力群的文稿，时而接受胡耀邦、赵紫阳的意见，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出现一种奇特现象，也就是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所说的“周期性和无序性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

这种周期性的震荡，表明了党内各派系都在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径，而每一派系都还没有最终确定自己的理想模式。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理论上、政治上的活力和可塑性，使人们对1980年代留下了“激情澎湃的10年”的深刻印象。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1980年代，邓小平两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次“黯然收兵”，第二次“损兵折将”，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邓小平再也不谈政治体制改革了。这正可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从中美建交到里根上台的一 段时间，是中美两国的政治蜜月。在抵制1980年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所表现出的亲美联美的坚定立场，甚至超越了美国的传统盟国英国和法国，成为与日本、西德一样的美国“铁哥儿们”。这个蜜月在1981 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即开始冷却，中国高层曾有人建议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随后又有人提出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就修正了亲美联 美的“一条线”战略，确定“全方位外交”新战略。

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了一次长谈。第二天，他对温济泽说：“昨天，我同小平同志谈了4个钟头，整整一个下午。我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问题，小平都同意了，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看这个口号有缺点，不完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 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

后来，胡乔木、邓力群把这次讲话的其他内容分为两篇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惟独把上述的谈话内容删除了。

所谓“兴无灭资”，本来是邓小平在1956年提出的口号，一些人在24年后重新炒作这一口号，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1980年4月1日，胡乔木在中宣部的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要向自由主义的思想方针发动进攻。他说，中宣部要当警察，发现进攻的目标。比如电影、外国文学介绍、出版、音乐等等，中宣部要去发现，发现了要发动进攻。

1980年4月28～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沿着胡乔木“发动进攻”的思路，在会上重提“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并要求全军开展“兴无灭资”的教育。

胡乔木的讲话是一个内部讲话，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则是公开发表的，一时间影响很大。李维汉对左倾回潮感到担忧，特意去找邓小平谈自己的看法。

198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要从两个根本问题上考虑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思想舆论问题。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 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同这个制度关联的是社会意识形态问题。我们革命胜利后无形中发展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现在的宣传再不能搞封建这一套了，再搞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

1980年8月18～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会议第一天，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 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 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曾经达到的最高峰，后来他再也没有超越过这个高度。邓当时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典范。邓在讲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笔者认为，邓在1980年 提出的这“三个有利于”标准，比其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全面，更高明。而邓小平在1980年“8.18讲话”中提出的某些具体建议，譬如“对‘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加以改革”，至今尚未兑现。

1980年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这样一来，政治体制改革就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体制内外的改革派对邓小平的 “8.18讲话”表示热烈欢迎并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党内理论界的代表作是1980年10月25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 论会上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传到海外后，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方案”。党外民主人士的代表作是1980年10～11月北大学生王军涛等人在北京各高 校竞选区级人民代表期间发布的系列宣传材料。

廖盖隆的“庚申改革”方案提出——

1.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缩为1000人，分设两院。区域院300人，由各地区选派代表组成，社会院700人，由社会各阶层的代表组成。两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约。人大要一年两次召开会议。50～70人的常委会，应是精干的，整年工作的。

2.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议决和处理。改变工会、青年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团体由党包办代替的状态，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工会领导要由工人选出，建立独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

3.司法独立。法院作出判决无须送党委审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新闻独立。除军事机密外人民有权知道一切事情。允许和鼓励新闻工作者独立负责地报道新闻、刊登群众来信和发表评论。
5.企业、事业管理体制改 革。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经济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党委只管政治领导，而不担任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企事业单位要普遍建立独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并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不称职的领导人及选举基层领导人。

6.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制。全国党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党中央设三个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原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委员会互相监督和制约。在中执委下面设常委会处理日常工作，取消政治局。

王军涛的竞选宣传材料提出——

1. 建立和改善党内民主制党的权力机构只能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代表和党员大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民主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关应当实行分权的原则，坚决废除个人集权制，应成立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顾问委员会3个独立的机构，各自向全国代表大会负责。监察委员会不同于目前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不向中央委员会负责，单独行使监察权。必须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届任期5年，最多任职两届。在遵守代表大会决议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党内外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允许持少数意见的同志宣传自己的观点，并且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宣传手段。

2.实行党政分家，逐步 由人治、党治走向法治、民治。首先，应当在经济组织中取消党委领导制，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者下面将要阐明的董事会作为权力机关，党委则起一种监督和保证作用。其次，应当取消党委对同级政权机关的直接干预和领导，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党团来体现执政党的作用。应当实行基层党务工作非专职化，高级党务机关 的工作经费要由党员交纳的党费来开支。

3.在政府内部实行分权 制。首先，应当加紧建设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应当切实保证司法的独立性，无论是党还是立法、行政部门都无权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应当明确规定，非经人民代表大会弹劾，不得罢免法官，法官一经选举或任命，就可连续任职至退休，这和废除行政首脑终身制，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行政机关的改革也是一个 重要课题。政企必须分开，行政机关要精简和高效能。

4.发挥各个社会细胞组 织和个人的能动性，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反馈”。一切企业、事业、团体都应成为独立法人，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自己进行经营和管理。舆论必须独立于政府。党的报刊编辑部应按照列宁的做法，直接对党代会负责，而不是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以取得较大的独立性。同时，应当允许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办报刊。群众团 体（工会、农会、学生会、科学文艺社团等）应完全独立于国家。《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政府绝对不得侵犯。当务之急是在我国实现言论和出版自由。

由笔者起草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和《说明》，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方向，即从苏维埃制向“三权分立”的议会制转变：代表人数减至500人以下；取消 常委会这个层次，每年举行至少8个月例会；人大代表专职化，配备秘书助手；军人不得干政，军队不再作为选举人大代表的一个单位；人大会议公开举行，允许旁听，会议记录公开发表；国有新闻媒体不隶属于立法、行政、司法任何一个部门，国家新闻、广播、出版管理委员会主席由人大选举，但人大无权罢免，以保障新闻 自由；等等。

然而，恰如1956年的 波兰、匈牙利事件扭转了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和中国的改革进程，新的波兰事件使胡乔木等人找到阻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1980年7月，波兰政府决定 将肉类食品销售价提高40～60%.早已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统治十分不满的市民和工人，在听到这一决定后，华沙、罗兹、奥斯特洛夫、卢布林等大城市的工人，当天就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以补偿因肉价上涨给工人带来的经济损失。罢工很快扩展为全国性的大罢工浪潮，波兰1000多万工人加入抗议行列，迫使 政府坐到谈判桌前，不得不同意工人代表提出的21项条件，签订“格但斯克条约”。1980年8月31日，由格但斯克市列宁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领导的“团结 工会”成立，它是由各个独立自由的工会自发组成的全国性组织。“团结工会”除经济诉求外，还有政治目标。它的成立意味着共产党专政的极权社会的根基开始被 撬动。

1980年9月24日，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就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引申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波兰事件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建议书记处或联合国务院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专门讨 论。”“波兰事件没有结束，它还要发展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前途（如在波继续演变扩大和影响到邻国或引起苏联干涉时）。”他认为波兰事件说明：持 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可能达到激烈的程度和爆发的形式。

胡乔木在信中说：我国也 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旦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希望中央引为殷鉴，研究对策。他主张，对所谓自发组织决不能以驱入地下为了结，当务之急是要“对这些组织的成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以必要的打击措施”；同时，防止外来思想、经 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一大问题”。“我希望中联、中调、外研、社研、计委及有关各财经部门、工会、青年团、中宣、《人民日报》、新华社、教育、文化、出版、公安、法制、中纪委、统战各部委都能从各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然后“由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别做出一些具体决定或指示”。

胡耀邦看了胡乔木的信后 未予置理，他对波兰事件的看法与胡乔木有很大的分歧。胡乔木就通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把自己的信印发给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胡乔木最终说动 了邓小平和陈云，也获得了公安、宣传等要害部门的支持。在邓力群参与下中宣部搞了一个《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邓力群说：“陈云 看了中宣部的文件，结合波兰的局势，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他要我们根据波兰的教训和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对中宣部的文件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还不少。”

1980年10月，中 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一次会上说，根据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波兰事件不只是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政治问题，内部思想混乱。

1980年12月25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极为罕见地言必称“陈云同志”。他的讲话的头一句话就是：“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接着邓小平说——1978年12月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 不得力。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这次调整，就是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

不仅经济工作方针要听陈 云的——“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思想政治工作方针也要听陈云的——“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 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所以同时提出宣传工作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做出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是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

邓力群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十分满意，他后来总结说：这是“邓陈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

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实行“总动员”，坚决“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曾予以抵制和拖延。据邓力群透露：“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乔木不同意书记处的意见，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陈云见了这封信之后，把我和乔 木找去，对我们讲：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状态，禁止它们活动。后来，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该指示（又称“9号文件”）所确定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对 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

由邓小平始作俑者的这一 次政治体制改革运动的夭折，尚未伤及胡耀邦等改革派大将，但牺牲了一大批体制内外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分子。“9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办民刊的活跃 分子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判刑。大多数高校竞选运动的参与者，则上了“新三种人”的内控名单，有的人长期不予分配工作，有的人在毕业分配时被“穿小 鞋”。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一些人被撤职清算；一些人受到审查；还有更多的人受到批判。

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时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套用邓小平自己的话，他此时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既有国际大气候，也有国内小气候。

国际气候是中苏竞争。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选为封面人物，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

国内气候是想用政治改革来 促进经济改革。改革进入“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中间梗阻”的情况。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但是，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没有了“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气魄，他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全盘改革，而是“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体制内外的政改积极分子实 际上都突破了邓小平所划定的界限。举例来说，1986年7月27日，由笔者发起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举行了“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改革”专题讨论会。 会议从党政关系、行政改革、公民权利、法制建设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与会者提出：必须实行职位分类制度，明确划分政务干部与行政干部，前者由执政党推荐，经由选举和组阁决定任用；后者由政府人事机构根据“治事与用人相统一”的原则自行管理，经由考试决定任用。按照“党政分开”的设想，就要求在推进社会民主 的过程中，逐步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成一个由政治家组成的常设机构，真正发挥最高政治决策功能。目前的领导干部结构面临一场新的转变，即由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的“硬专家”向通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通才”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组织管理能力的“软专家”的转变。尽快研究制定《出版法》、 《新闻法》等，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切实得到保障，使学术、文化界的宽松和谐环境得以长期保持和发展。除了要抓紧制定民法典和一系列经济法规外，尤其应当抓紧制定各项《公民权利法》、《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各部门的《组织法》和《程序法》等。

在1986年底全国各地发生一系列大学生要求民主的示威游行活动后，邓小平最终决定牺牲胡耀邦。但是在代理总书记赵紫阳的主持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设计仍然在继续进行。赵紫阳、鲍彤及其部下的工作成果，可参见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

中共十三大后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公民社会的萌芽开始成长起来。1988年底，民办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与《经济学周报》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 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等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 1989年初，民办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举办了“首届民间修宪理论研讨会”。笔者所在的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下辖社会学部、政治学部、经济学部、心理学部以及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等十余个分支机构，还以“带资办报”的方式接管了《经济 学周报》，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间综合性思想库。

在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运 动的高潮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各个特区的改革试点。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在周为民等人的协助下，进行了由全体员工民主选举工业区董事会的试点，通过选举产生了董事会的7名董事。经天津开发区临时党委书记张炜的倡导，由开发区全体干部、职工选举产生民主评议会，在全区21个选区中选出21名代表，作为评 议会委员。从中选出7名常务委员，任期一年，除工会主席兼任评议会秘书长以外，其余6人每人担任2个月的执行主席。根据《评议会章程》，民主评议会具有质 询权、弹劾权等6项权力，并针对工业区主要负责人进行了5次质询活动和每年一次的定期弹劾程序，有一名干部被弹劾下台。 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 潮之后，邓小平拿下了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党内高层的全面改革派代表人物，并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政治清算，从而宣判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死刑。为在危机关头寻求陈云派系的政治支持，邓小平再次启用“坚持计划经济”的提法，并说要“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把经济工作的领导权拱手交给陈云派系。

到1992年，由杨尚 昆、杨白冰兄弟所掌控的军权“保驾护航”，邓小平又一次走上前台，把政治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讲到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讲 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讲到了“主要是防止‘左’”，但是只字未提“政治体制改革”。在由他钦定的中共十四大领导 机构中，已经没有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富于理想主义的改革派，也没有胡乔木、邓力群那样的原教旨主义者，主体成分变成了能够领会和贯彻“总设计师”意图 的“工程师”（具有工程师职称的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占了一半，在政治局常委中占多数）。政治家让位于行政官僚，“改革”由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国民运 动变成单纯的政府事务与官员的“政绩工程”——邓小平给“改革”定了调，同时也使“改革”变了调。

如果说1980年代很多 人都有一种主动参与改革的精神状态，那么进入1990年代，他们越来越成为被动受到“改革”影响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是“改革”的弃儿和牺牲品。除 了少数经济学家，大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与1992年以后“市场化改革”的隔膜日益加深，他们对于“权力垄断加市场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愈来愈反感。

在1992年的时候，邓 小平心目中的改革标杆是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模式，但是，由于几十年延续下来的“党专政”工具基本上保持完整，实际上运作的是一种介于“威权主义”与“极 权主义”之间的“后极权主义”架构。朱学勤在《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中把邓小平定调后的“改革”叫做“市场列宁主义”，笔者认为可以做一点修正——实际上，邓小平要的是“市场斯大林主义”，陈云则是“计划列宁主义”。列宁与斯大林都主张“一党专政”，但列宁比斯大林还是多一点“党内民主”的。 我们看胡耀邦的讲话，看赵紫阳的讲话，都讲得很清楚，邓小平是要在党内搞权威主义的，陈云则用“党内民主”来与之抗衡。邓小平要市场不要“党内民主”，可 以叫做“市场斯大林主义”。（未完待续）

媒体自由与中共的领导权
来源：《联合早报网》
自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中国的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随着媒体自由度的增加，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一直被视为封闭和被政府所控制，但这次出色的抗震救灾的报道正改变着人们的这种刻板的看法。

大多数西方人（甚至包括反华力量）在惊叹于中国媒体剧变的同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当然，更多的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真诚希望中国媒体的这些方面的积极变化一直会延伸下去，最终达致媒体自由的制度化。

中国媒体这次在报道四川大地震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怎么说也不为过。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感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在救灾报道中的表现。平时对媒体自由显得过分吝啬的中国媒体主管部门这次也对媒体的表现称赞有余。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对媒体有个客观的评介。

中国媒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传达了灾区的信息，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惊慌的报道，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它不仅为中国政府和媒体赢得了国际信誉，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难以妖魔化中国。

须保持和追求领导权

无疑，中国媒体这样出色的表现是社会、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在这次救灾报道过程中，中国媒体首先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令很多历来自我骄傲的西方媒体自叹不如。

在西方，媒体一直是社会权力的重要一部分，在西方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媒体的社会责任也一直是西方媒体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有时为了商业利益，有时为了自以为是的道德价值，西方媒体经常置社会责任于不顾。这个现象在前不久报道中国的“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暴露无遗。

中国媒体在这次报道过程中，没有人编造故事，没有人撰写蛊惑人心的稿件，更没有人为了报道而妨害救灾。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报道，反映事实的真相是中国媒体的责任。

媒体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很显然，社会责任不是从天上能够掉下来，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以人为本”和突出人的价值的报道原则促使中国媒体的自律。也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的监督。如同任何权力，媒体的权力也同样需要监督。中国社会力量尤其是中国的网民这次对媒体的报道扮演了有效的监督角色。有了社会力量的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得到纠正和改正。
媒体主管部门（政府）的角色认知的变化的作用更不可忽视。一些海外媒体说中国媒体这次是“自我解放”。这并不很确切。实际上，媒体主管部门这一次真正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就是引导媒体的报道方向。

中国最高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为救灾抗震奠定了基调，那就是，“救人”。这一基调成为了抗震救灾方方面面的行为原则，也是中国这次令世界惊讶的原因。为什么方方面面能够在“救人”上达成高度共识？原因更为简单，只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原初的善良的直觉和本能。

那么，中国的媒体未来往何处走？抗震救灾以来的这一份经验值得总结，这是一份涉及到政府、媒体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经验。

对执政党来说，这份经验已经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执政党如何通过媒体自由来获取领导权？人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领导权的强弱可以通过媒体自由度的多少来衡量。对任何执政党来说，执政权包含统治权和领导权。

一些政党在获得了执政权之后，简单地行使统治权。但也有些政党在行使统治权同时也能努力保持和追求其领导权。很自然，后者比前者的执政更具有可持续性。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此可以说获得和行使领导权比行使统治权更为重要，或者说领导权是中共长期行使统治权的基础。

思想解放以媒体达成共识

如何通过促进媒体的自由来行使领导权？在这方面中共自身的历史已经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从远的说，中共所信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自由讨论而得到确立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就可能就没有共产党。

从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通过媒体的自由争论达成共识。如果没有那次思想解放，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局面。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大的难题的解决都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媒体的自由的获得。

可以说，媒体自由是中共行使领导权的一个关键。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得到的。一些人经常把媒体自由与领导权对立起来。

任何国家，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都会规制和管理媒体的行为。但中国的一些具体管理部门，为了方便，往往简单地用政治和行政手段给媒体自由设置障碍。没有了媒体自由，执政权就演变成为简单的统治权。这样，一些媒体主管部门不是引领政治进步，反而拖了政治进步的后腿，甚至变成阻力。
同时，这样做也不容易培养政府和媒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感。主管部门想控制媒体，而媒体总想超越控制。

中共高层对行使领导权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知的。执政党是人民的有机部分，要行使领导权就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也就是“立党为公”的主题。

因此，前些年高层主管就向媒体界提出了“三个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话”和“贴近群众”。中国媒体这次成功报道和所展现的社会责任可以说是这三个"贴近"的最好实践。媒体的社会责任行为实际上大大强化了执政党的领导权。

本栏上周提到过，在很多年里，执政党很少像今天那样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和支持。这就是领导权。由此看来，作为执政党，中共不仅仅要善于使用媒体自由，不仅仅要成为媒体自由的支持者，更必须成为媒体自由的推进者。只有站在媒体自由的顶端，才能牢牢掌握执政党的领导权。
•作者郑永年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余世存：王康其人
● 余世存

一。　王康是说不尽的。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 http://www.tecn.cn )
尽管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授奖辞较之后来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王康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汉语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响周围，成全自身，进而推动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个关怀悠远的中国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汉语的历史、世界的当下经验，并有着极为人性的愿景。在王康那里，连接了汉语世界的历史和未来。 ( http://www.tecn.cn )
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积极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

二。　传统文化在转型的当代中国已被割裂。对大多数生长在大陆中国的同胞来说，他们身受这种割裂而不自知，他们站在生存和一种叫做真理的碎片上，彼此对立、割伤、侮辱或损害。少数先知般的圣贤，几乎是无望地守望着道为天下裂的汉语世界。 ( http://www.tecn.cn )

1949年，经过四年内战，兄弟般合作两次、共存了28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强弱易势，并修改了自处并共处的依存法则；国民党训政的国民政府成为弱者，弱者几无葬身之地，最后栖身于海岛，强者则统一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中国文化信仰的阴阳生成之道、传统中国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实对立统一之平衡、传统中国人遵从的因果逻辑，在国共两党争霸的过程中，丧失殆尽。转型年代的中国人信奉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强势的顺势势利思维。 ( http://www.tecn.cn )
1949年，王康出生于重庆。王父曾在四川大学物理学读书，因爱情转入化学系，天性超脱，习自然科学，对中国式的政治了无兴趣，毕业后做了一个小职员。国共易势之后，前政权的小职员也成为另类。1950年，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1982年，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后，其工龄仅有四年，问题也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 http://www.tecn.cn )
王康的母亲研习化学，新中国成立后，她注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中学化学教师，“像所有中国女性一样，作为女儿、妹妹、姐姐、妻子、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妈、舅妈、儿媳、弟媳、岳母……，母亲在中国发明的所有加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尽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着极好国学修养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当她的兄长、中共元帅陈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陆，最后在香港去世时，她为早已名闻中外的大哲学家兄长写下了感人的短诗—— ( http://www.tecn.cn )
悼 兄
一、一树五枝，顶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为刍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夺走。
三、昔日梦里惊，醒来暗庆幸。今日梦里惊，醒来泪湿衾。
落月满屋梁，音容何处寻，追思成往事，不觉泪纵横。
这样的家庭给予了王康足够的屈辱和悲情。以至于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后谢世之后，王康感慨说：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时，后来人能体验其中滋味于万一吗？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家庭也给予了王康足够的灵性、道义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后，王康开始接触港台“新儒家”。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大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王康当然是被关注的对象，毕业后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体育。理想、才华、诗书满腹的王康不满于做一个体育老师，他的目光盯上了当时中国启蒙的先驱者们，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他在当时中国一流的先驱、圣贤们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虽然一开始他就远离了“第二种忠诚”，无论他的行藏如何，他只是忠诚于人性、历史和中国文化。 ( http://www.tecn.cn )
这个年轻人在运动不断的大陆中国当然只有颠沛流离的命运。他离开了体制，在大陆流亡，颠沛于是，造次于是。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梦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为了梦想，他做过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去学习做局、讲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梦。他实在生就了思想家的头脑，却没有半点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济，他的公司员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笔。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却舍不得开除员工，员工们在公司里有心无力，无所事事。王康不开除员工，就只有拼命给人写稿子挣钱来给员工发薪水。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员工撑着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计中养育了生命的元气，一种充塞天地历史之间的浩然之气。 ( http://www.tecn.cn )

三。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王康跟陈独秀属于同一个家族，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 http://www.tecn.cn )
这种极富于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荡人格在历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为历史和后来所纪念。它最终被纳入中国文化，成为我们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一种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因为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气魄等为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为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对立而不能统一的两极，摇荡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高尔泰洞明，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 http://www.tecn.cn )
但是，由上层精英主导的中国文化没能厘清有教无类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类的猜想里强化了独裁专横，无论政统还是道统都让道于正统，夷夏变异、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意识，体制生存或正统中心主义因此成为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绝对命令。二元多元之间的对立依存很少得到伦理共识和制度化的保证，反之，其此消彼长之势是中国文化认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过于文化心智中丧失了平等意识，对他者不是承认其自性，而是征用、管制、毁灭，并给自己美化、雄起化、神圣化。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结论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后来的钱钟书和费孝通在漫长的治学生涯里获得了文化自觉，钱钟书承认：“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费孝通则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是这种文化自觉只有少数人领略，历史进程中的事实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不自觉。 ( http://www.tecn.cn )
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个祛魅的矛盾因而艰难的过程。它需要英雄、圣贤、先知们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领走向世俗，一元专制的力量又会借世俗来打压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来扼杀人性之美；专制生活的“三帮分子”（帮忙帮闲帮凶）则会不断地跟风，不断地论证维护现实的合理性，不断地论证今天的进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学、学问突显思想淡出、学人治人与专家治国、技术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的朝野布局、人文精神与世俗理性、主义与问题、宏大叙事与微观关怀，等等，都曾为三帮分子们追随，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 http://www.tecn.cn )
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在社会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 http://www.tecn.cn )
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四。历史给予王康成全大命的机遇幸又不幸。

不幸的是，历史没有给予他上述历史人物那样的因缘际会，没有提供给他施展的舞台。历史只是给予了他和他的同学、朋友、同龄人们自我教养的可能。幸运的是，社会给予他的生存的缝隙，使得他能够自我成全，并影响周围。社会同样冷漠地对待王康，这种冷漠跟经济决定论的号召，跟闷声发财、一夜暴富、没事偷着乐的“幸福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参照，反证出社会之恶。英国人萧伯纳认定：“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对我而言，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他还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亚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 http://www.tecn.cn )
王康身边有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来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悬置理想而务实，很多人做了高官、发了大财，只有王康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梦想。然后富贵起来的人们多作壁上观，看王康一人折腾，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穷处就给他一点儿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 http://www.tecn.cn )
年过半百，知天命而望耳顺。但在王康却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他的时间多半在陪客人倾诉了，他是最好的听众，那些野狐禅式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跟他说上五六个钟头，他可以一言不发。但他丝毫不给人安慰，他不吝惜最真实的言辞。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者，相由心生。长期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王康甚至获得了相面的能力，“我一看你的长相就不喜欢你！”“不要把知道读书当宝！” ( http://www.tecn.cn )
王康不喜欢金庸，他自己却像金庸小说里的绝顶高手风清扬，如同风清扬超越了剑宗气宗的分别，王康的自由人格近于人文却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颠峰状态打量了所有来向他倾诉的人，他从来没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灵。 ( http://www.tecn.cn )
这个极为高贵的人却有着同样极为谦卑的心。他放浪形骸，却对女性给予最完美的体贴。一个打字员的喜怒哀乐会让他萦怀；一个一面之缘的女孩向他倾诉，他事后会再写上一封长信来安慰人家。画家王建称道老康，“有着不可思议的体贴心。”他不喜欢精英权贵，却跟重庆的普通民众交上了朋友，他当仁不让地教育他们，又极为谦卑、慈悲地布施、担当、同事。刘慰荣，跟王康的朋友做了一年车夫的出租司机，与老康接触了几次，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从前的所有，而做了老康的司机，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席庆生，一个退休的生活得小康的工人，孩子在上海立业，他一人呆在重庆：因为重庆有老康。 ( http://www.tecn.cn )
王康的生存姿态甚至感动了媒体，凤凰电视台的众多编辑记者们关心他，不少人成为他的粉丝。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仍然把重庆的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 http://www.tecn.cn )
王康因此给了他的朋友们最大的人生安慰。王康小传在网上流传，有人在前面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悯、纯洁，大隐于市的思想者与文学痴汉，读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浓焉。”这个小传中的王康是——“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 http://www.tecn.cn )

五。“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续家谱，痛煞后来人。”

这是王康在江津陈独秀旧居留言簿上的即兴之作。他对一切真正的个人、真正的民族之子从来不吝惜热情。
王康熟知唐德刚、黄仁宇们的中国现代史观：在一个二百年的三峡论中，个人的存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手段；即使按照传统王朝的史观，如果我们生活在大明季世，生活在同治光绪之际，生活在民国，我们能把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带出三峡或埃及吗？如果不能，我们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有何依据呢？ ( http://www.tecn.cn )
王康身体力行的是唐、黄们忽视的现代转型中的个体价值。他从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中看到了一种远高于历史目的、未来愿景更大的信仰情怀，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种活在当下的大道和人生正义。西人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用王康的朋友毛喻原先生的话：做一个人，是中国国民最伟大的成就。 ( http://www.tecn.cn )
2006年底，余英时先生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余英时是钱穆、唐君毅等人合力创办的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在王康和余英时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两人是不同气象的峰峦、大海。余英时是道问学的，王康是道成肉身、身为度、尊德性的。但才思超迈的王康仍给了严谨的余英时最高的敬意。 ( http://www.tecn.cn )
王康说，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分野。一个是1949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个是要接通历史，存亡继绝，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割断历史，我们已经尝到够深的苦果了。如果继续把历史虚无主义延续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现在中国，一方面是官方史学界集体的道德沦丧，他们既愧对中国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以来伟大的古代史学传统，更愧对中国现当代历史。面对如此苦难、复杂、丰富的现当代中国，他们交出的几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为虎作伥，粉饰太平，沦为专制和独裁的奴婢。( http://www.tecn.cn )

中国：最典型的威权下经济繁荣
DWNEWS.COM-- 2008年6月9日3:25:5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德国之声/德国明镜周刊连续发表系列文章，探讨“民主的前途”问题。本周的文章说，从经济角度看，威权国家比民主国家更有效率。文章一开始把北京首都机场今年完工的新航站楼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至今不能开工的新跑道工程作了一番比较后写道：

"对首都机场扩建计划，北京既不公开讨论，也不进行任何正式的听证。一个秘密的计划委员会制定了整个项目，十五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一万多居民拆迁。按照英国明星建筑师弗斯特的设计，五万民工大军仅用四年时间就在这片土地上搭建了世界最大的航站楼。
由于这个机场接待六千万乘客的能力今年就将突破，现在北京又在计划建造第二个机场。选址问题在秘密进行，毫无疑问，决不允许反对这一庞大项目。英国经济学人报引用北京交通部的一位女干部的话说，与西方不同，中国在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没有那么多规则，'民主有碍效率'。"(chinesenewsnet.com)

文章接着列举了俄罗斯、越南等国以威权手腕实施的建设项目，把这些国家称为'发展专制国家'，中国则是"发展专制下最典型的经济繁荣的实例"：(chinesenewsnet.com)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鼓舞下，莫斯科或北京的政治精英正在以一种威权模式与西方对着干。这是资本主义与国家干预的混合物，他们同时向新兴的中产阶级许诺，保证他们享有稳定和西方式的消费，但拒绝政治开放和保障人权的要求。为了保证公民的忠诚，这些威权繁荣国家的当权者把经济增长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这两者互为关联，因为不断富裕的生活不仅使人们感受到舒适，也使国家受到尊重，享有威望。"(chinesenewsnet.com)

明镜周刊的文章最后说，中国的发展也许可以成为许多国家的样板，但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维权运动、环境污染和地方势力坐大等问题使威权体制下的中国发展难以为继，文章最后写道：(chinesenewsnet.com)

"很多现象说明，西方的政治模式将在某个时候得以实现。从长远来看，它可以取得好的结果。但可以肯定，这一过程几乎全然不会受外来影响、更不会为外界强加。美国总统通过十字军远征传播民主的梦想在巴格达的街头已寿终正寝，此后的事情很明显：要求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呼声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来自内部。一旦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威权国家向自己的公民打开政治参与的大门，那么不同制度的比赛也就落下了帷幕。"

中国人的感情为何如此脆弱?
DWNEWS.COM-- 2008年6月7日4:58:8(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苹果日报李怡／奥巴马赢出了民主党选举，成为总统候选人。笔者想到几个月前他在选战中的一次危机，就是他的前本堂牧师赖特在佈道时的惊人言论，他说，9.11恐怖袭击是上帝在谴责美国；希拉莉不曾被叫黑鬼，她从来不知道一个人不被当人看的感觉……。

这些言论触动了美国人最敏感的神经，是许多美国人最不能接受的言论。而赖特，是二十年前引导奥巴马进入基督领域的蒙精神导师。面对赖特的负面言论，奥巴马说，赖特在佈道会上冒犯美国不足取，但美国如果继续粉饰太平，也犯了和赖特一样的错误。奥巴马还说，即使赖特发言失当，他无法和赖特切断关係，就像他无法跟他的白人外婆切断关係一样。

奥巴马终于胜出，说明美国人对他、也包括对赖特牧师不当言论的包容。(chinesenewsnet.com)

9.11在美国，敏感程度超越四川地震。地震是天灾，尚勉强可以说是「天意」，但9.11就全属人为，称之为「上帝谴责美国」，自然大逆民意人心。(chinesenewsnet.com)

但比较一下美国人对自己不能接受的异见的包容，与近来大陆人包括香港人对异见的咬牙切齿，可说是有霄壤之别。笔者的天谴说，全文根本没有说是天谴灾民，而只是说天谴乃是对当权者提出的警告，叫他们要积德消灾，就招来铺天盖地的谩骂。莎朗史东的报应说，更是由中国民众至官方发起对她的制裁，以至她为了中国市场而被迫道歉。早前卡弗蒂的一句「暴徒和恶棍」，也惹来内地网民以至外交部的怒气天，虽经道歉仍坚揪不放。辽宁女自拍的一段「骂四川灾民」，不但被网民狂轰，还被公安扣留审查。香港一位中一女生在网志上表示对四川受灾「完全无感觉」而被网民狂骂「冷血」，最终学校还要记她一次大过。

所有这些，尤其是外国人的言论，都被指为「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为甚麽中国人民的感情就那麽容易受伤害呢？记得9.11发生时，举世哀悼，但中国大陆有人反而对美国冷嘲热讽，说「回徒炸得好」，04年美国穿梭机返回时解体，酿成悲剧，大陆网民又欢呼「美国宇航局给中国人送上一份厚礼！」(chinesenewsnet.com)

美国虽有传媒报道中国人的这种反应，但美国官方和舆论都不大见到有对中国这种言论的批判。也许他们觉得不值一驳，或根本不上心，但更重要的，是社会长年形成的对言论自由的包容。

对西方社会长期发挥影响的，是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衞你说话的权利。(chinesenewsnet.com)

西方文明建基于：对于自己不能接受、不能同意的意见，要誓死捍衞发表这些意见的权利。而在大陆，甚至现在已氾滥到香港，则是恨不得把发表自己不能接受的意见者置诸死地。难道中国人真的不配有言论自由吗？(chinesenewsnet.com)

内地年轻作家韩寒，对网民狂轰莎朗史东稍稍表示一点异议，他叫大家回想一下，美国9.11、日本大地震、台湾大地震、印尼海啸等等灾难发生时，中国人是不是也充满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呢？若不是，中国人又怎能强求一个老外成为真正的、具普世关怀的人道主义者呢？──不过，韩寒的异议立即淹没在成千上万网民狂轰他「脑残」的声浪中。(chinesenewsnet.com)

美国《商业周刊》5月31日说，中国现在2.1亿网民，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从西藏事件到奥运圣火，再到四川地震，全球跨国公司都不敢忽视中国网民的怒吼。他们骂卡弗蒂，骂家乐福，骂莎朗史东，迫使Dior道歉，又逼一些跨国公司捐款赈灾，并号召抵制这些跨国公司的商品。中国网民的强悍，使跨国公司看在生意份上，乖乖低头。(chinesenewsnet.com)

是强悍吗？还是民族感情容易受伤的色厉内荏？赢得了道歉，是否赢得尊重？在这种完全容不得异见的群情汹涌下，中国永难发展出一个有公共空间的公民社会。而香港嘛，本来是有公共空间的，但现在也逐渐向大陆看齐了。(chinesenewsnet.com)

没有包容，没有公共空间的社会，怎麽会是现代的文明社会呢？感情容易受伤的民族，又怎会是伟大的民族？

脱余秋雨的裤子/胡胜华
5月24日，余秋雨把在南开大学与网友的交流情况自行投网，冠名曰《驳“天谴论”——余秋雨与网友的一段对话》。这篇对话，名为对话，实则俨然是一场声讨大会。余秋雨善于依托网友甲、乙、丙、丁（各有网名，以此按顺序排列）的感情支持，对“天谴论”者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烘云托月之下，其个人形象顿时“伟光正”起来。——这是研究过戏剧舞台艺术的余秋雨最擅长的手法。

余秋雨的批判，主要是说：“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作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五万多同胞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在惩罚他们？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一句：‘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又说：“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万名骨肉同胞的伤亡无动于衷，而且还在伪造理由，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们，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网友：记住，凡是对万众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政治观点。今后我们必须把各种眼花缭乱的政见、观点、学派、团体……推到最终的人文底线上：是否救助生命，是否守护民众，是否扬善去恶，是否具有爱心。如果连这条底线也通不过，其他千言万语，我都不想听！”

看了这些话，无人不觉得义正词严，并且油然而生敬意。但是，我却有点纳闷。我纳闷的是，所谓“天谴论”，固然是“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的谬论；但是，持有这种“文化”和“见解”的人，不也是余秋雨自己吗？“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 余秋雨本人不也干过吗？证据在哪里？请翻一翻余秋雨《天灾神话》（《寻觅中华》，作家版二〇〇八年五月）一文，只要一核对其中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言论，便可发现，余秋雨其实也跟“天谴论”者半斤八两，甚至还可以同尿一壶呢！

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公然说过这些话：

一、“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可惜，很少人却能够领悟。”——这就是说，他赞成天灾——大的天灾——是有意志的、是天人感应的、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只是很多人不懂罢了。很显然，这种话，已逸出科学范畴，其思想认识还停留在汉朝董仲舒的“灾异说”的阶段。关于这一点，网友乙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他在拥护余秋雨的同时，说：“中外地质学家已经明确论证，这次地震是两大地球板快冲撞、断裂所释放出来的能力，此间不存在什么‘天意’，千万不要听这些邪恶的江湖术士的胡言乱语。”不知道网友乙看了余秋雨的“大灾难”说，是否也认为他所烘托的余秋雨先生是“邪恶”、是“江湖术士”、是“胡言乱语”？更讽刺的是，提出“天谴论”的人，其实正是余秋雨所谓的“很少人”之一，先不管其正确与否，按照余秋雨的逻辑，能领悟已属难能可贵。毕竟他悟到了天机，虽然这一所谓天机，实在荒唐之极。

二、当然，少数人是不能不包括余秋雨的。余秋雨天赋异禀，也能领悟到天机。那么，在当时的唐山大地震中，他“领悟”到了什么呢？他说：“这次唐上大地震，包含着什么需要我们领悟的意义呢？我想，人们总是太自以为是。争得一点权力、名声和财富就疯狂膨胀，随心所欲地挑动阶级斗争、族群对立，制造大量的人间悲剧。一场地震，至少昭示天下，谁也没有乾坤在手，宇宙在握。只要天地略略生气，那么刚才还在热闹着的运动、批判、激愤，全都连儿戏也算不上。“——这段话中，“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的意图，十分明显。毫无疑问，唐山大地震是“大灾难”，按照余秋雨的说法，其“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当属“一定”。那么，它在“警告” 什么、“终结”什么呢？查当时情形，还在文革，整个社会“阶级斗争、族群对立”，上方“制造大量的人间悲剧”。 在余秋雨看来，唐山发生大地震，这正是天地在施予正义的警告和终结，试问这难道不也是“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吗？然而，根据“余秋雨与网友的一段对话”，我们知道他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他也在“伪造”，他与提出“天谴论”的人有伪一同。

三、“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这就是说，在余秋雨看来，老天爷是要以“让万方战栗” 的大地震的方式、要以干净利落的大手笔消灭二十万无辜人民的代价，来结束文革十年的历史、来结束那不堪回首的历史、来结束那“随心所欲地挑动阶级斗争、族群对立，制造大量的人间悲剧”的历史。请问，这是不是也是“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

因此，我要套用余秋雨的话说：“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像余秋雨这样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十万同胞亡灵如此不敬，而且还在伪造动机，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大家：余秋雨翻云覆雨、前后矛盾，并且明于苛人、疏于察己，这种作风，未免太伪善了吧？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用语粗俗；也是一个没有什么高明见解的人，但具常识，固俗人者流，亦下层者辈，我也只有俗人的方式，所以我现在当众把余秋雨的裤子脱下来（我还是比较仁慈的，不象他们姓余的中的某个，动不动就要“剥人家皮”），给大家看。”

莫用鮮血做顏料/張鳴
文章日期：2008年6月6日
【明報專訊】我們中國，有一段英雄輩出的時代，這個時代過去不遠，我小時候還有幸趕上了。那個時代，多災多難，但凡有災有難，就有英雄出世，無論這個災難是天災還是人禍。在根本不能圍海造田的地方圍海造田，海嘯襲來，屯墾戰士用血肉之軀來抗，抗的結果，出來一個死傷枕藉的「英雄集體」。由事故導致的特大井噴，鑽井隊員用身體撲火，前仆後繼，最後一個個犧牲的隊員構成一個英雄的鑽井隊。我所在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經常著火，無論是房屋�艋疬�是山火，�羝饋砭蜎]法子救，因為沒有起碼的工具。每年的山火，都有大批的人衝上去救火，有經驗的老職工還好，沒有經驗的女知青也往上衝，每每葬身火海，一場山火下來，所在的師和團都要學習救火死難英雄的事跡，我們照例被感動，因為英雄用自己的鮮血，奏響了一曲某某思想的凱歌。

表彰英雄掩蓋該總結經驗教訓

在災難來臨的時候，很多救人救物（搶救國家財產）的人，往往都閃現出人性的光芒，即使那些為了當英雄而當英雄的人，在今天看起來好像做的無謂犧牲，比如毫無意義地以血肉之軀抵擋無情的水火，甚至為了打撈一根被水�拮叩碾娋�杆而被淹死，其實內心都有很純的東西在。表彰這些人，即使後一種情�ㄏ碌摹赣⑿邸梗�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其實也不算太離譜。只是，對英雄的表彰，往往掩蓋了人們原本更該進行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人們的感動和激動，除了激勵人們在下一場災難中更加衝動，其中人為的過失，幾乎完全被忽略了，甚至有些原本對災難負有責任，或者對災害的處置負有責任的人，原本已經被災害畫上的白鼻子，居然可以被英雄的鮮血，染成紅色，變成了奏響勝利凱歌的英雄集體的一員。

那個時代過去了，但多年形成的傳統卻不會全然消失。但有天災人禍，出現感人的事��，有人會被感動，有人則會利用這個感動說事。天災是人類生活的無奈，人在抵禦災難的時候，相濡以沫，生死救助，可歌可泣，但如果其中有人為的因素，導致了災難的擴大，人的生死救助，就包含了某種人為悲劇的色彩。這樣的生死救助，本身就應該是人類自我反思、總結教訓的最大動力，災難中的人表現愈是令人感動，其反思的刺激就應該愈大。

然而，很多人並不這樣想。在他們看來，凡是有可歌可泣事跡的地方，都是可以用來轉移責任視線的憑藉，塗抹政績的顏料。此次汶川大地震，學校損失慘重，在眾多遇難的師生中，有許多盡生命最後一息保護學生的老師，也有非常懂事令人感泣的孩子。這樣一些催人淚下的師生，他們的事��被媒體宣傳，為人傳誦，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種事跡，似乎不應該成為某些部門表明自己成績的證據。在這些部門的某些人看來，凡是說這些年教育搞的不好的人，在這些師生面前，都應該閉嘴，因為這些師生的表現，證明我們的教育，還是不錯的。

歌頌感動代替不了反思
雖然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師生的表現，是我們現行教育體制的結果，但把成績歸功領導，似乎也沒大錯。只是，在成績歸領導的同時，過錯領導也該分擔一點。人們也應該問問，為什麼在這個教育體系內，存在這麼多一震就垮塌的校舍，連一點逃生的時間都沒有給師生，為什麼同在地震中，希望工程捐助的學校就安然無恙，而政府蓋的教學樓卻無一倖免，據現在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說是某些校舍原本就是年久失修的危房，有些校舍違規多加一層。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不僅在大學搞評估檢查，在中小學也搞，為什麼如此明顯的問題，我們的評估檢查沒有發現？地震中各個倒塌的學校，在「迎評促建」中，沒有改善哪怕一丁點校舍的條件？如果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能像災區某個中學校長那樣，一點一點討來資金，修繕加固校舍危房，那麼這些動人的事跡，這些為保護學生而付出的犧牲，是不是就可以不存在了？

在一個強調以人為本的社會裏，儘管這些事跡很動人，這些師生催人淚下，但是沒有這樣的事跡，沒有這樣的犧牲還是更好些。再多的感動，再多的眼淚，也不如這些師生生命有價值，我們寧願讓他們還活著，即便是默默無聞地活�簟�

歌頌代替不了反思，感動同樣代替不了反思，反過來，歌頌和感動，只應該促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更好、更深切地反思，畢竟，一個個感動了我們的生命閃光，本質上都是最深刻的悲劇，我們最應該想的是，這悲劇有沒有人為的因素，我們怎樣才能做得更好，讓生命，孩子的生命，少受無謂的損失。人的鮮血，不是塗抹政績的顏料。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狗日的“普九造”
记者 邓飞 发自四川

1980年代以来，中国发誓要在乡村建立数以万计的中小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消除农村文盲。在国家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这场宏大的“普九”运动交由最低层的乡镇政府筹募资金，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验收校舍。
这批“普九造”导致乡镇欠债500亿元，一些学校被建筑商堵门催款。直到去年12月，中央政府帮承诺助乡镇偿还“普九巨债”，学校才松了一口气。
2008年5月12日，四川遭遇大地震，令至少7000多间校舍坍塌，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多人——这些“普九造”另外一个秘密也被人窥见——它们除了欠债，还可能是令人心惊肉跳的“杀人建筑”。
丧子的父母在四川各地频繁聚集抗议，要求彻查夺命的校舍，形成一股激荡灾区的愤怒力量，令各方侧目。
５月底，中国分管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员刘延东来到四川，要求四川重建规划优先安排学校重建，把学校建成中国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之前，国家总理温家宝抚慰哭泣的学生时，承诺要建更好的学校。
一个共识已经形成：国家必须汲取四川血的教训，给中国的孩子最牢固的校舍，让他们避免死伤。但绕不开的是，这个国家如何检视数量众多的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的“普九造”，并重新审定国家教育政策。


陈玉丧子

三轮车上，男人埋着头蹬踩，陈玉和她的婆婆扶着车，深一脚浅一脚。车子很缓慢，陈可以边走，边看着她的儿子——13岁的黄晴峰就躺在车上的一块木板上，被白色布包裹，外面盖着一块红布。
孩子比木板要长，两只脚伸了出来，左脚断了，不时敲打着车厢。陈停了下来，找了一根绳子把两条腿绑着，再包好。
儿子是绵竹市富新镇富新二小六年纪学生，死于5月12日倒塌的教学楼里。
太阳明晃晃挂在天上，炙烤大地，陈脑子一片空白，呆呆着走。在五福到什地镇同一村的途中，到处都摆着尸体，到处都有人在抚尸痛哭，令陈恍惚。
他们本来是同一村的村民，有瓦房，还有几亩地。多年前，陈的父亲在镇上承包了一间农药化肥店铺，但后来中风半瘫。陈玉和丈夫、儿子来到镇上，帮助父亲。
儿子的学校距离小店约两百米，丈夫黄厚金买了一辆三轮车，给人送农资货品，不忙的时候还可以接接小工贴补家用。
儿子酷爱读书，三年级因为用眼过度戴上了眼镜，可以对父母讲古说今。去年以来，他仿佛是地里的一棵玉米，“见风就长”。
陈翻出孩子的照片，说一个家庭如果有希望，日子就会一天天要好。
生活在地震那个中午支离破碎。丈夫跑在街上，光着脚，像个疯子一样尖声哭喊“快来人啦，我的伢儿出事了”。
瘫软的陈几乎是被丈夫拖着，跑向学校。
三层楼的教学楼散落、堆着，像一个硕大的坟墓。大群家长在飞扬粉尘里哭天抢地，嘶声喊叫自己孩子的名字。
陈疯了一样去翻扒废墟，看见了儿子，他的头和左脚被预制板压着，只露出了熟悉的衣裳。他的教室在二楼，当时需要在三楼上科技课。
钢钎撬不动预制板，最后大家找来大锤敲碎部分板材，取出孩子，却已死了。
凌乱的镇卫生院里，医生一次次告诉这对不死心的夫妻：娃死了，没啥子办法。
孩子摆在外公的店铺门口，外婆给他擦去血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5月13日下午，奶奶从乡村接他回家。在房子东边、约十多米的一块自留地上，孩子的爷爷和伯伯挖掘了一个墓穴，约160CM长。买不到棺材，老人找来一些砖块，在墓穴里砌了一圈。
三个人，一台三轮车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家。
爷爷在墓穴里铺下一块木板，抱着孩子放下，再在砖圈上铺下另一块木板，盖上红布，堆上黄土。
陈不忍看到孩子落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她的心其实是清楚的——外面，婆婆爆发了哭声，那就是要填土了。她在床上打滚嘶喊，抓着自己的头发撕扯，逼着自己不去看孩子最后一面。


螺蛳壳里做道场
当天，陈和丈夫回到镇上。
一共有129名孩子像黄晴峰一样死在倒塌的教学楼里。聚集在学校门口的家长们越来越多，但掏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孩子。
距离五福约二十公里的绵竹也遭遇地震，如同空城。家长们去了受灾较轻的德阳市，买了白布、花圈。他们把孩子的照片放大，然后放到一个个镜框里。
5月19日是国家哀悼日，家长们用木材、雨布在教学楼的废墟上搭建了一个约20平方米的灵堂，把孩子们的照片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
有父母带来了火腿肠、饼干、苹果还有他们院子里的白色玉兰花。
学校里只有该栋教学楼坍塌，老师没有一人伤亡，这令一些家长不满——他们认为老师当时没有组织孩子跑出，一些家长用红色的油漆在校园几乎所有墙壁上写上对老师的咒骂，并声称看见老师就往死里打。
一个问题开始被注意——教学楼是小镇唯一倒塌的房子，而学校附近，一些建于清朝的老房子都没有坍塌。
五福曾是绵竹的一个农业乡镇，小麦、油菜和短暂的打工是农民主要的收入。
在1950年代中国第一轮教育浪潮中，村民们修盖了四间平房，取名五福小学。1988年，该乡被要求建立一所中学。
一个背景是，1986年，中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要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制订了从校舍到图书室在内的“普九”验收标准和计划，逐县检查验收。中国很多地方为加快“普九”进程，采取了一次建校、逐年集资的办法来解决学校的校舍问题。
陈的邻居、当年五福乡一名干部称，“普九”规定：不能有危房，条件允许的最好建楼房，但各地为争取一次达标，变成了“无楼不成校”，竞相抬升了“普九”标准。最后，“普九”在各地演变成为一个刚性的政治任务，未被验收者甚至要掉“乌纱帽”。
而在原湖北监利县周沟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回忆中，“普九”似乎是一场类似“大跃进”的鲁莽运动，上级要求在他所在乡镇建15所小学。李根据计生政策判断生源将持续减少，坚持只盖8所学校，还遭遇严厉批评。
中国的主流意见称“普九”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帮助知识的光芒照耀乡村数千万孩子，为中国乡村的振兴提供了人才储备。但因为国家财力限制，这场史上最庞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不得不交由乡镇政府募集资金——中国当时执行“农村教育农民办”的分级政策：村建小学、乡建中学。乡政府可以通过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来募集资金。
“普九”必须要达标，中国几乎所有乡镇都刷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醒目标语，然后四处找钱，“政府投一点、银行贷一点、承包商垫一点、教师借一点、社会捐一点“。
1988年6月，五福乡政府获得教育局拨款5万元，自己筹集10多万元，找到绵竹东北乡的一个建筑队开工。
该乡干部称，乡政府一心琢磨着如何拿小钱办大事，“简直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为了省去约3000元的校舍设计费用，他们干脆复印自邻近的什地乡什地中学设计图。
建筑队已经盖好了两层，并且开始封顶。但乡政府负责人决定再加盖一层，免得以后还要盖。此外，屋顶由瓦顶修改为空心顶平板屋面，“不定学生多了，还可以再加一层”。
陈玉回忆说，1989年5月，三层12间教室的教学楼竣工，她和其他同学马上就搬了进去。
有绵竹市建筑设计规划所在内的相关部门迅速完成了验收。一份竣工报告还不无欣喜地说，“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圆满地按三层建筑完毕”。
几年后，建筑队才催要到了该笔建筑款。1995年，绵竹市成为四川省内首批实现“普九”地区之一。

建筑商的秘密：蚊子也能榨出油

当年的建筑队负责人江绪银拒绝对倒塌的教学楼负责，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施工使用的材料包括钢筋、水泥，以及施工过程均是严格按照乡政府提供的图纸进行。
而事实是，整个教学楼全部散掉，外墙和基座没有任何钢筋水泥连接。在一根断裂的承重梁中，家长还发现了砖头和木头等物。
“工程款虽然少，但建筑商还是可以想方设法把蚊子榨出油的”5月29日夜，什邡市一名知情人士约见《凤凰周刊》，自爆秘密。在1990年代初，什邡市教育局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包揽了该市教育系统的所有基建工程。而什邡20个乡镇一共倒塌44所学校，损失最为惨重。
该人士在倒塌的洛城小学教学楼废墟上，对《凤凰周刊》逐一讲解建筑商是如何尽量节约成本，完成对一只细小蚊子榨油的全程。
一根裂开的柱子里袒露着一个个形同爆米花的混凝土团，三根钢筋和混凝土没有充分融合，裸露在外。
“填料的时候，没有用振动泵或者棍棒将混凝土夯实”该人士情绪激动，说建筑商显然是雇请了最廉价的民工，才犯下这些最低级的错误。
该人士拾起两块连接的砖，一拧，里面的砂浆就飞散，随后又捡起一块混凝土，一下下把它拧碎。他解释说沙多、水泥少导致砖与砖的粘合力不够和混凝土的强度不够，原因是当年的1立方沙20—30元，而一包水泥约25元。
该人士还指着混凝土里的长短不一的钢筋说，建筑商为了节省钢筋。此外，1978年唐山大地震令中国建筑人员汲取了血的教训，在后来的建筑规范中，要求弯曲钢筋以彼此形成勾结，确保墙面相互抱紧。而现在发现一些钢筋因为长度不够，未能相互勾连。
偷工减料不止出现在乡村学校，国家救援队在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发现预制板里竟然不是钢筋，而是细小铁丝。而在新建小学废墟里的一些折断的水泥预制板，甚至没有发现一根钢筋和铁丝
《凤凰周刊》获悉，聚源中学的承建商同时也承建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北川中学——该校也是死伤惨重，据称该建筑商在四川教育系统有良好的人脉。
被誉为“2007年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赶到四川救援，先后到达都江堰聚源中学、北川中学、北川曲镇幼儿园、绵竹中学、东汽中学、什邡中学等8个学校参与现场救援，熟悉该些学校情况。
“70%的学校楼板存在质量问题，而学生正是死于这些问题建筑”陈告诉《凤凰周刊》，他们的再生物质公司在其他地方，一平方米的楼板可以打出25—30公斤的钢筋，而在这些学校，只能打出10公斤左右的钢筋，“有的是细铁丝，有的楼板里甚至什么都没有”。
陈呼吁国家一定要调查究责。
据悉，四川的中小学校舍大部是八、九十年代大搞“普九”达标而新建、改建、扩建，均是一批“三无“（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收）校舍。
四川省教育厅称，截至5月26日，四川学生死亡4737人，伤16000余人，校舍倒塌7000余间，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公开的危房
富新二小的教学楼是危房，曾是这个学校公开的秘密。
一个侥幸逃生的6年纪学生说，之前，老师多次警告他们说不得靠栏杆、不得在三楼蹦跳，免得楼板断裂打伤二楼的同学。一名叫张敏的母亲告诉《凤凰周刊》，一名剪短发的女老师来到坍塌现场，拍着她的肩，解释说楼房经不起那么多学生一起奔跑，“一跑就塌了”。
事实上，富新二小知晓自己的危险——1996年就被列为危房，多年来向乡镇、县教育局报告要求解决危房问题。据称，原五福乡政府诉苦说，政府为了学校而欠了一屁股的债，实在是没有钱再投入了。有乡干部还举例说，一些乡镇无法支付学校的建筑款，包工头跑到学校堵门不准上课，所以，富新二小还是幸运的。
乡镇政府显然不能维持乡村学校的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继续在农民身上“找钱”，尖锐冲突令中央忧虑。2001年，中央调整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作出重大调整，改由县级政府来统管乡村学校，并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但中央发现县级政府也不够牢靠。1994年，中国启动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上升，而县级政府财力下降，但承担的事权并没有相应减轻，公共事业特别是占县级财政支出大头的义务教育仍然由其承担。
被县级政府视为坏消息的还有，早在2000年，中国试点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2年，四川全面推行税费改革，并设立禁止乱收费的“高压线”。
对大多数财源狭窄的县级政府来说，失去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如同噩梦——偿债资金来源的缺失导致农村“普九”债务沉淀，且连本带利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2007年，中国各地“普九巨债”高达500亿元，其中四川当年尚欠约40亿元。
中央试图帮助县级政府维持农村义务教育。2002年，中央开始对一些欠发达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制定《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规定给县的工资性转移支付资金，省、地市不得留用，全部补助到县。但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不留不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年中央安排的工资性转移支付共892亿元，县级政府实际使用不到60%。
事实上，中国教育政策长期被诟病的是：早在1993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至今未能实现。中国的教育经费支出比例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
此外，中国大部分教育投资放到了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甚少。在基础教育投入中，城镇教育投入又占大头，农村教育只能分到极小部分。
有基层官员称，一个县要对如此该地区的教师足额、及时发放工资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2000年，绵竹市有各类学校269所，教师3535人。
像富新二小的危房显然不是少数。绵竹境内的农村中小学校舍大多修建于80年代或90年代的“普九造”，正处于急需集中改造时期，“都张着口，都要钱”。
中央政府注意到了“普九造”的隐约危险，在2001年启动校舍二期危改工程。2001年，德阳市要求所辖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在2002年底前基本消除中小校舍危房，但仍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该笔危改集资。
在相关的媒体上，2002年，绵竹市声称共投入“危改”资金1115万元。2006年底，绵竹市宣称在十五期间共对农村学校投入2个多亿，消除了D级危房。
富新二小得到多少资金不得而知，但校舍显然没有多少改善——除了在教学楼二楼和老师办公楼之间增修了一条铁链桥，希望在危机时刻多一条逃生通道。但地震发生时，该条铁链桥顿时断裂，未能救命。
行政命令推动的“普九”产生了诸多后遗症，还在乡村发酵。2000年代，李昌平当年的预判变成了现实——刚性计生政策令农村新生儿减少，还有部分农村孩子跟随父母进入城市，乡村生源锐减导致大量农村校舍空置，各地不得不又重新布局——放弃一些学校，同时还要筹资扩建一些学校。
有官员告诉《凤凰周刊》，一些基层政府对学校不胜其烦，认为“普九”的一些问题把学校变成一个无底洞，把基层害苦了。
2006年底，绵竹被评为四川“义务教育示范县”之一。当年，中央决定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由中央和省按照5：5比例共同承担维修改造所需资金，四川随后启动新一轮校舍危房改造，但富新二小也未在其列。
危险一天天在逼近。2007年，五福乡和富新镇合并，五福中学改为富新第二小学。当年9月，黄晴峰和其他3—6年纪的学生全部搬进该楼。
愤怒的火焰

交织在一栋倒塌教学楼背后的一切纠葛，陈玉对此一无所知。家长们只是凭借常识来判断教学楼质量一定有问题，导致孩子冤死。
四川建设厅在一份关于汶川大地震校舍大面积垮塌情况的专项分析报告里，承认有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和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
绵竹市承诺派出调查组来调查教学楼倒塌之谜。
5月23日，一名罗姓的女干部来到学校，对家长们宣读调查组专家名单。不幸的是，她被家长发现她的宣读和手上文稿不一样，家长要求罗交出文稿，罗把文稿捏成一团，飞快塞进口袋。愤怒的家长围了上来，罗双手抱头，蹲到地上，面呈痛苦状，很快被其他同事背出。
“他们还想骗我们”陈说。
专家们到了小镇，但迟迟没有开始工作。他们的理由不是没有这个仪器就是忘记带了那个工具。
5月25日，陈和其他家长忍无可忍，决定上访控告。两百多人端着孩子的遗像，浩浩荡荡走出小镇。他们的计划先去绵竹市，如果不行，再去德阳市，“政府一定要派人来调查这栋教学楼”。
这支奇异的队伍引起各方注意。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飞快赶到。根据他的经验，市委书记亲自出面应该可以安抚民众，缓和矛盾。但这次家长们对蒋视而不见，继续前行。
在官方看来，家长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信访条例。但到场的警察无法对这个手捧孩子遗像的群体采取任何措施。
蒋跪倒在地，举起双手，大喊绵竹市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有家长开始指责说，娃死了那么多天了，没见过一个官员来下跪，现在群众要上街了，你们就急了。
蒋爬起来，又跑到队伍前面，再次跪下，继续恳请家长们要信任绵竹政府。这名公安局长出身的市委书记一共对人群下跪四次，都未被理睬。
蒋后来承认说，他害怕这两百家长上街成为一根导火索，引发大面积的混乱等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进而影响绵竹的抗震救灾。
家长们最后坚持走到了德阳界内，有人体力不支才同意坐上了绵竹政府提供的车辆，来到德阳市府，面见相关官员。
次日，一个新的调查组进入富新二小，开始取样。
事实上，市委书记下跪劝阻丧子家长上访的照片被发表之后，引发了丧子家长们更多情绪。次日，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家长在该校废墟上举行哀悼活动。另外一个小学的家长们当街追打该校校长，四川的校舍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数以千计的丧子家长逐渐变成愤怒的火焰，或可危及地震灾区的稳定局面。
声讨校舍的浪潮汹涌，有人在互联网上借助一个死去孩子虚拟表达了民意——“爸爸我不哭，爸爸你别哭；走向天堂的路，我！虽非自愿，但不埋怨……也许能唤来牢固的重建校园”。
知情人士称，中央政府通过相关渠道已经获悉主流民意，国家领导人对此极为重视，要求务必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重点疏导好遇难学生家长的情绪。
5月30日起，更多的专家受派在什邡、都江堰等倒塌学校提取样品。中央政府承诺，如果发现建筑设计和施工存在违法问题，国家将依法查处。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造成2万人死亡，该国随即出现对建筑商和相关官员的大量指控。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来到四川灾区，考察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她要求将学校恢复重建纳入当地灾区重建规划优先安排，把学校建成全社会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
中央政府强调要尽快组织力量对四川灾区所有学校进行安全评估和鉴定，确保复课学生安全。危房必须立即停用；需要加固后才能使用的，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加固。
有评论称，中央政府应该重新考量教育政策，承担中国义务教育的更多责任。放眼世界，无论是集权国家还是分权制国家，均是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政府层次越高，投入责任就越大——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资分担比例一般为60:40，而中国平均为37:63。
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也曾犯过中国今天之错——将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责任确定在基层政府，爆发了诸多问题。但各国相继强化中央和高层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令中央、和州、省等地方政府成为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
2006年，执政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教育投入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写进了中央全会决定。事实上，一个全球最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在消耗着中国大部分财税，温家宝总理试图压缩国家机关公用经费开支来筹集对四川的重建资金，或可深刻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只要有一点空闲，陈玉就会去学校，还有其他很多家长也会来到校园——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孩子，但他们可以坐着，诉说各自孩子的聪明、淘气和好，然后哭泣、相互安慰。
“我还要生个娃，他还要念书，不能再死在危楼里。”35岁的陈玉说，国家承诺对她们这样的家庭灾给予生育政策照顾，允许他们再有一个孩子。
校外，树木上挂满了家长们亲手编织的纸花，或紫或粉红。黄晕里，这位母亲站在废墟上发呆，有如一张剪影，沉默、忧伤。

天灾人祸结伴行
－汶川大地震的思考　　　　　　　　　　　　　　　　　　朱长超

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我为震区人民的苦难而难过，为死难者的不幸而致哀，为救援者的辛勤工作而激动，为海外华人、世界人民的人文关爱所感动。广大抢救人员、医务人员、志愿人员以及受灾人员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精神确实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更为温总理的敬业和亲民精神而心怀敬意。他也是个老人了，却在最早的时间里深入到地震最强烈的地区，直接地面对着广大的灾民。１９８９年时，他就跟随在赵紫阳的身边，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１９９８年，他冒着暴雨洪水深入抗洪前线；今年雪灾时，他又来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如今，他又以劳累之躯，跋山涉水，深入灾区。他的眼泪，他的愤怒，他的焦虑，出自肺腑，毫无作秀之态，他的精神令人感佩。他像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几位优秀的领袖人物一样，是值得我从心底里尊敬的。
不过，像中国大多数的媒体那样进行宣传和歌功颂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冷静地、理性地思考这场大灾难。它场灾难，并不完全是自然的灾难，也含有人祸的成份。如果我们有一种开放的新闻政策，如果我们突破狭隘的政治功利，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廉洁的吏治，我们完全有可能减少灾难的损失和死亡的人数。但是，严格的新闻控制、农民式的面子心态、社会腐败的病毒加深了地震的灾难。
在中国，车祸世界第一，矿难世界第一。断桥坍房，在世界上也遥遥领先。细细想来，原因不是别的，是人祸伴着天灾。这次大灾也是这样。它的背后，存在着我们制度上的缺陷、吏治上的失败和心态上的障碍。

是不是三峡水库惹的祸？

三峡工程，是一个严重破坏生态的工程。在这次特大地震灾害中，三峡工程可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三峡工程的匆促上马，又是民主制度不到位造成的。
第一，世界各地的一些巨大水库建成后的跟踪研究表明，巨大水库建成后，会增加地层的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会引发地质的变化，从而增加引发地震的可能。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印度的、意大利、美国的一些大型水坝建成后，都曾经引发了６级以上的地震。或者增加了地震的发生率。根据帕斯卡公式p=dh计算，大坝１６０米，三峡工程巨大的蓄水量，增加的地层压力相当可观，它有可能改变地质结构，增加了地质平衡的脆弱性，从而容易引发地震。
高坝大库会引发地震和滑坡，是世界水库和水利学者们的共识。大量的教训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韦奥特水库，坝高261米，1960年开始蓄水，随着蓄水增加，引发的地震也开始增加，1963年9月上旬就记录到地震60次，地震最终导致水库旁的托克峰大山崩，3００多亿方岩石涨土崩入水库中，形成高出坝顶110米的巨浪并致溃坝，下游村镇被水夷为平地。伤亡惨重。
我国也有大量大库高坝引发地震的记录。已经研究的诱发地震的水库记录在案的起码有１５个。例如，1959年，广东东江上的新丰江水库蓄水一个月后，就开始有地震活动。在1960年5至7月，当地连续发生3。1级和4。3级地震。一九六二年二月，发生6。1级强震，这在当地历史纪录中是从未有过的。震中距大坝1。1公里，地震使大坝出现82米长的裂缝，电站受损停运。并使6人死亡，80人受伤，1800间房屋倒塌。此后，一个月之内，发生3。0级以上地震58次， 1962年6。1级强震后二十余年，库区仍时有中强地震发生。青海黄河上的龙羊峡库区蓄水前地震活动较弱，蓄水后随着库水位的升高，库区地震活动明显增强。在围堰拦洪期间，大坝周围就发生近70余次小震。1986年11月水库完成蓄水，水深达到148。5米，淹没面积380平方公里。三年半后的1990年4月26日，水库附近发生7级地震，震中地区房屋全部倒塌，死伤2000余人，经济损失上亿元。其后又多次发生５级左右的地震。
三峡水库也符合这个规律。2003年6月11日，三峡水库蓄水到135米后，出现了微震。事实上，愈是高坝、大库，愈易诱发地震，三峡大坝诱发地震是预期中的事。
第二，由于水库的建成蓄水后，水库水位上移，也使地下水位大大升高。水位上移又改变了山坡的土壤和岩石的微粒结构，增加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滑坡现象十分普遍，这在历次山区地震灾难中是比较罕见的。致使道路严重堵塞，增加了救援的难度。滑坡现象的增加可能与三峡工程引起的水位上升有关。
大坝大库使滑坡增加，这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1961年3月，湖南资水柘溪水库在蓄水过程中，诱发了大坝上游几公里处山体滑坡，滑坡总量达165万方，大型滑坡体滑入水中，激起20米高的涌浪，漫过坝顶，造成66人死亡。云南澜沧江漫湾电站自1993年以来，因水库蓄放水，已引起库区周边100多处崩塌或滑塌。1995年3月，漫湾电站库区清库排障放水，短期内库水位迅速由991米降至940米，变幅51米，导致库区四周大量滑塌或坍岸，仅景东县库区在一周内即坍岸51处，在五里村诱发大型滑坡，至今山体仍在下滑，不得不二次移民2958人。
三峡可能引起严重的生态灾难，这是许多生态学家、地质学家的共识。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够避免和阻止三峡工程呢？三峡工程的生态危害和总体代价，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但是没有用。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就曾多次呼吁过。但是，他没有发言的舞台，也没有人愿意听。当年，在论证三门峡水库时，他据理力争，力陈三门峡工程将导致泥沙堆积，将引起渭河流域严重的生态问题。他的话没有人听，而他为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归右派，他仍然坚持说真话。但仍然没有人听。二年后，三门峡工程果然泥沙大量沉积，有关方面不得不停工炸坝，在大坝上炸开大洞，用来渲沙。几十年后，三门峡工程引起渭河河床上移，起起渭河流域严重的水灾，不得不又炸掉了当年辛辛苦苦、化了大本钱修建起来的三门峡水库。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力陈建库之弊端，他泣血疾呼，但人们看重的是政绩，他的心事，“弦断有谁听？”国内有许多专家也力陈三峡工程可能引发的生态灾难，由于中国民主机制不完备，在权力的运作下，反对三峡上马的科学家们失去了发言权，一些与权力意见保持一致的“政治科学家”或“科学政治家”轻而易举地论证了三峡工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三峡工程于是通过。尽管获得通过，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反对或者弃权。本来，如此多的人反对和弃权，是需要认真重视的。但是，出于政绩工程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加大了投资，一次又一次加快了速度，导致各种问题从生。单是生态问题，就触目惊心。投资勉强三峡工程建成后，巨大的大坝阻挡了南北气流的交汇，结果造成库区气候严重反常，发生了有史以来少有的干旱。三峡工程也大大增加了山体的滑坡和地质的不稳。今年的大地震和大滑坡，很可能与它有关。如果我们在三峡工程上实行科学的、民主的讨论和决策，这场大地震的灾难就可能不会如此严重、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就可能不会有如此严重的滑坡现象。
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类对于自然界征服的每一次胜利，大自然总会对人类进行报复。三峡工程似乎是人们征服自然的一次胜利，它引来了大自然对我们的严厉报复。重庆几个月的干旱是一种报复，南方的大雪可能也是它的报复，中国人一定会因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前两年的空前大旱，是一种代价；今年的特大地震，是另一种代价；这种代价还不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开端。这种代价何时结束，没有人知道。如果我们有比较民主的决策机制，有比较懂科学的领导，我们本来是可以少付一些代价的。

灾难预报为什么缺失？
　　　　　　　　　　　　　　　　　　　　　　　　　　
　　汶川大地震是在没有预报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么大的灾难，难道大自然保秘工作做得天衣无缝？不是的。大自然在地震前透露了若干预兆。也有科学家从地质研究中得出了地震在即的结论，作出过正确的预报。如果这些预兆被人们知道和受到重视，如果科学家的预报，被人们知晓，大地震的危害将有可能大大减轻。但是，非常痛心的是，我们既未作出预报，也未介绍预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辟谣。四川有关部门认真地对所谓地震的谣传进行过“辟谣”。辟谣几天后，大自然终于没有与辟谣者的意愿保持一致。大地震终于在１２日下午２时２８分爆发了。政府辟谣的唯一好处是，它让千百万即将面临着浩劫的人们又高高兴兴地度过了几天无牵无挂的日子。但是，这份辟谣却引导着人们闭起了水灵灵的眼睛、无忧无虑地骑起了瞎马，一步一步地临近着深渊。而这些在地震前忙着辟谣的政府机关，在地震发生后，又忙着删去了辟谣的公告。他们的工作，真是忙碌和辛苦啊！
灾难预报的缺失，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传统。我们经历过的几次中国的大灾难，几乎都没有预报，也没有任何预兆信息。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说，不让说。其结果是，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而如果加以预报，许多人的死亡、伤残是可以避免的。可见，天灾人祸结伴行，人祸帮助了天灾，人祸加剧了天灾。中国人就如乘在一般大船上的乘客，船漏了，没有人会告诉你；前面有礁石，也没有人会告诉你。船长和大副们只是一个劲地告诉你，“前途非常光明，大海一片平静。”老百姓都是糊里糊涂的乘客。
为了表明我这不是造谣惑众，我还是以事实来说话。
１９７６年夏天的唐山大地震，是预测到了地震的临近，但是却没有作出预报。
当时，地震工作者已经预测到这次地震的可能发生。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地震工作者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位和动物行为的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27日18时，马希融思虑再三，最终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还有9个小时。其他一些地震观测站、其他一些地震研究者也发现了地震临近的种种迹象。如果作出预报，将极大地减少唐山地震引起的损失。即使是不作预报，只介绍观测到的现象，让居民自己作出判断，也将大大减少骤然发生大地震引起的巨大恐慌和巨大损失。
然而我们没有预报，瞒得严严实实。结果是，整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官方事后公布的死亡人数是２４万人。实际数字可能不止这个数字。即使是２４万人，也已经够惊心动魄了。那一震，有多少人失去了亲人，有多少家庭残缺不齐？有多少孩子送了小命？有多少人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创伤？
为什么没有预报呢？有关领导坚决不让进行地震预报，原因有两个，一是人们认为，万一预报错误，将造成极大的政治影响，造成极大的政治损失。这个责任，是任何人不敢承担的。在那个年代，政治是第一位的，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位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第一位的。其余的损失，如经济的损失和生命的损失，都还在其次。二是预报会造成人心浮动，会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那年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唱响了中国大地。任何影响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可能被当作反革命行为，谁敢轻易地预报呢？
不过，离唐山近百公里的青龙县的领导将听到的地震学家预测到的可能发生地震的消息向群众作了传达。这样传达，当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例如与中央不保持一致拉，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步骤啊。（这些罪名是真实的，现在的年青人可能难以相信和理解）。不过，他那个县里，因为群众心理上有了准备，没有死一个人。事过之后，联合国还表扬了这位领导。地震后中国政坛风云多变，也没有人顾得上算他自作主张的帐。
２００３年春天sass流行，我们也没有作出预报。ＳＡＡＲ先在南方流行，后来又传到北京。有人病倒，有人死亡，但我们还是死死地坚守着防线，大声地宣称没有此事。我们的同志向全中国国人撒谎，也向全世界人民撒慌。对于说假话说惯了的人们，撒慌是常规，脸不变色心不跳。联合国卫生组织派人调查，卫生部等有关领导为了保证神圣的两会胜利召开，也为了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大好形势不受sass的影响，也许更为了给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他们将这种烈性传染病隐而不报，他们不仅信誓旦旦地向着１３亿中国人说着否定这种病人存在的假话，也向着联合国卫生组织和世界人民信誓旦旦地说着假话。他们是说假话的老手。善良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你们那里懂得中国是诞生“兵不言诈”的孙子兵法的故乡啊。他们那里明白，中国是出亩产万斤粮高产卫星的地方啊！说假话，不仅是许多官员的工作，也是千千万万个老师、学生、公民的经常性的工作啊！联合国卫生组织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卫生官员会与他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官员玩起老鼠与猫的游戏会玩得这么高超！在联合国卫生官员到医院检查时，他们将saas病人转移到车上。结果是，sass病隐瞒下来了，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烈性传染病传到了台湾，传到了香港，传到了上海，传到中国的许多城市，也传到加拿大，美国，英国，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尝尝中国出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ＳＡＡＲ病毒的厉害。中国的官员们存在着一种政治潜规则，为了保护大好形势，只能报喜，不能报忧。谁报忧，谁就有可能成为破坏大好形势的罪人。
这次汶川大地震也是有预兆的，也是有可能作出预报的。在大震前几天，震区民众发现漫山遍野的蟾蜍在逃难，纷纷猜测当地可能有地震之类的灾难。他们质询地质部门。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在2006年根据旱灾与地震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地震可能发生的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和27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并于今年4月30日上报中国地震局。而且，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的研究，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这些预兆，这些预报，本来是应该让老百姓知情的。另外，根据美国电视CNN和BBC的报导，英国、美国等国的科学家在5月9日就已经预报了中国四川地区有可能发生大地震的消息。5月3日，四川阿坝州一带民间根据牛不归舍、鸡不回巢的现象，曾有可能会发生地震的传言，群众曾打电话到阿坝州防震减灾局谘询求证，但阿坝州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这是谣传，并要求马尔康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查找谣传来源，进行辟谣。有关部门向老百姓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这一切全是谣传，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让老百姓一千个放心，一万个放心。
为什么有地震前兆但却视而不见呢？许多人在心理上认为，今年是奥运年，中国需要一种祥和的、轻松的、陶醉的气氛。中国要办成有世以来最动人的奥运。如果能够出现一些祥瑞，那当然最好；如果没有祥瑞，最好也不要有天灾，更不要有人祸。即使有什么不祥的消息，各级领导都会自觉地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许多领导自觉地过滤着各种坏不好的消息，放大着各种好消息，就如收音机的放大电路那样。正是这个原因，上海明明是汽车突然起了大火，山东明明是奥运列车相撞出了大事，报纸也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似乎没有发生似的，以保卫奥运会的大好形势和欢乐气氛。这就是当今中国人的普遍心态，特别是各级领导的普遍心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千千万万只拖儿带女蟾蜍们的逃难，会引起奥运热血沸腾的各级官员的注意吗？几个研究者的几句地震的预测，能引起一心一意要营造世界一流的奥运气氛的官员们的注意吗？不会，他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奥运盛世下的噪音。他们日夜忙碌着的是迎接古代希腊女祭师和男运动员们为了游戏的欢乐而太阳光聚焦点燃的的一束火焰。
如果我们没有严格的新闻控制，如果中国人的言论可以多元化，我相信，上述种种地震预兆和地震预测或者是地震传言，都是有可能见诸报端的。在新闻比较开放的一些国家，耿国庆的研究可以有一席之地，蟾蜍的大规模迁移也会作为新闻得到传播。这没有什么不好。人们对此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但是，人们会在新闻中得到教育，作出选择，至少可能产生某种心理准备，就不会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走向灾难，也不会蒙受如此大的损失。防灾抗灾，人们多么需要有一个比较开放、比较多元的新闻环境啊！极权政治下的新闻，为天灾的肆虐作了最大的支助，它成为天灾的最大的帮凶。在一定程度上，今年的中国重演了一次唐山大地震的悲剧。只是中国人太善良，许多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往事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这正如一个中国古代的农夫。他的灶门没有拦火，烟囱很低，柴又放在灶门口，烧火时非常容易引发火灾。一个邻人告诉他要砌上拦火装置，加高烟囱，增加拔风，放好柴草。农夫却不听。不久，果然引起了火灾。村里人来帮忙扑灭了火。灭火后他请救火的人们吃了一顿，却忘记了那位预言他会引起火灾的邻居。
我们总是隐瞒真相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我们的价值观上，“革命”高于一切，民众的生命还在其次。生命事小，革命事大。这种思维模式也根深蒂固。它导致我们经常不见棺材不落泪，见了棺材才落泪。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第一，当年解放军围攻长春时，长春成了一座孤城，城里缺粮。有些老弱病残者，携儿带女者，怀孕者，想冲出城外求得一条生路，但是被围城的解放军堵了回去。他们是解放军，不仅要解放全中国，还要解放全人类。但是，长春城里的几十万市民却不准解放。据《雪白血红》一书的作者在该书中披露，当时的领导考虑的是，把这些饥饿的长春民众围在城里，他们就增加了国民党守军的负担，就会加剧民众与国民党的矛盾。如果国民党空投粮食，国民党守军和饥民有可能争夺粮食，就会加剧内部矛盾。这对革命是有利的。而这些饥民是否会饿死，则不在考虑之列。因此，等到长春解放，城里白骨累累，有些人家的锅中还有人肉人骨。饿死的百姓达几十万。第二，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发生时，粮仓里有粮，但是我们不开仓，因为那是战胜帝修反用的；赫鲁晓夫要送粮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结果，硬是饿死了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万人。第三，还有人宣称，准备打一场核战争，死了三亿人，还有三亿人。还有一位姓朱的将军扬言，如果中美交战，中国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炸平也在所不惜。美国东部的城市也将被彻底扫平。可见，有些人对生命是并不敬畏的。这次温总理把救人生命当作重中之重，这是极大的进步。但是，许多同志的潜意识中，在革命大业与小民生命的天平上，革命的法码远远高于生命。因此，面对灾难的可能降临，他们常常隐而不报，而安之若素。

数千师生的冤魂

老天爷不长眼。这次地震中受伤害最多的，是我们的孩子和敬爱的老师。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校舍震垮的最多，被压在瓦砾底下的师生人数最密集，受伤害的密度也最高。
我们还是以事实来说话。
德阳市什邡的蓥华中学，教学楼被震坍，大量学生被埋在废墟之中。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一幢校舍在地震中倒塌，18个班学生遭难，九百名师生被活埋，其中大部分罹难。
北川县北川中学一幢六至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塌陷，当时正值上课时间，21个教室里师生约1000人，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瓦砾堆中。
向峨乡中学一栋主教学楼发生垮塌，420多名学生中仅有不到100名获救。
　　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一小学教学楼发生垮塌。学生大部被埋。
青川县木渔中学有一栋三层学生宿舍楼在这次地震灾害中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时有４00多名学生正在里面午休，其中１３９名学生逃生，２８５人被埋。已经确认遇难学生１７８人。还有２３人下落不明。
崇州市怀远镇中学，主教学楼在地震中垮塌。
平武县一所小学垮塌，２００余名师生被埋。
四川绵竹市汉旺镇武都小学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倒塌。
甘肃省离震中较远，但因地震受损的学校就达两百四十七所。
很奇怪，这次大地震似乎有意与师生们为难，教学楼震坍的很多，师生们被埋的比例很高。有些离震源较远的学校，也倒坍了。例如聚源中学，它在都江堰市，从航拍照片看，这个市的建筑基本完好，但就是这座学校的教学楼却倒坍了，使几百名师生遇难。
与此相对照，各级政府的办公大楼，不仅造得豪华体面，富丽堂皇，而且相当坚固。据网上的资料，没有一个政府大楼被震坍的。政府官员在地震中受伤、死亡的比例也极小。
学生们为什么死亡率如此之高，为什么教学大楼倒坍率如此之高？
第一，我们虽然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我们虽然还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国策。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军事开支每年以两位数以上的数字提高，而我们的教育投资却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连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苏丹、坦桑尼亚等国家还不如，一直在２－３％之间徘徊，没有达到我们的政府自己承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４％。至于所说的义务教育，长期只是空口说的漂亮话，直到近年来，才加以落实。我们对教育的投入是很少的。投入少了，一些教学楼的防震防灾的考虑上就减少了必要的投入。
第二，腐败可能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些年，腐败如无孔不入的病毒。凤凰桥，纂江大桥等许多突然倒坍的大桥、大楼，都是因腐败原因而成为豆腐渣工程的。九江长江大堤似乎固若金汤，里面却是用竹杆和铁丝代替了钢筋，结果被长江巨浪一冲，就显露了原形。这次聚源中学的大楼，被震倒了，露出了原形，原来钢筋是用细铁丝代替的。以次充好，以劣充优，外表看不出来，但这是引起数学楼倒坍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中国各地，都有大批因为腐败因素而造成的豆腐渣工程。一旦有台风、地震等灾害，它们就会成为夺人性命的恶鬼。腐败成了天灾最大的帮凶。
如果我们能早日认识到“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危害，如果我们能早日加强吏治，重视政治清廉，豆腐渣工程一定可以大大减少。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教学楼成批地倒坍，就不会有那么多敬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学生被埋入废墟。他们成了为腐败风气的不幸的牺牲品。

封闭的农民心态

救灾如救火，一刻也延误不得。对于瓦砾底下的遇难者，每分每秒都是煎熬；每分每秒的流失，都是死神的一步步的逼近，都是生存机会的一分分的降低。７２个小时内的救援是生存的黄金时间。但是，非常痛心的是，７２个小时内，我们的救援队伍甚至还没有到达一些路途阻隔的村镇。
这当然存在客观的因素。这主要是山体滑坡造成的道路阻塞。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些原因。
一是抢救策略上的延误。我们不应该存在重城镇、轻乡村的思想，不应该在一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打通道路上。应该在一开始就通过空投等手段在每个村、每个镇上尽早开始搜救行动。
二是我们的搜救缺乏技术上的武装。最早进入灾区的救援队伍，几乎是赤手空拳，我们没有训练有素的搜救犬、仪器帮助搜寻，多数的搜寻，似乎是根据瓦砾底下的声音，根据知情人的指点，带有较大的盲目性，严重影响了搜救效率。
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在宝贵的最初时间里爽快地答应一些国家专业队伍的热情支援。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丰富的从废墟中救人的经验。他们在地震一发生就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却作了婉转的拒绝，甚至王顾左右而言它，根本没有想到人命关天，一分一秒都是生命的流失。当别人表示要提供救援时，却还在絮絮地说着与救灾救人无关的事情。我们不仅拒绝着别人的救援，后来又含羞答答地说，最好是支援我们钱。只是我们说得没有缅甸军政府那样简单直接而已。直到七十多个小时后，我们才开始接受海外专业搜救队伍的援助，时间显然有点晚了。这里的心态是很值得玩味的。
我们虽然国门开放了许多年了，但是，心门仍然没有怎么开放。西藏发生了冲突后，我们一方面指责是“披着袈裟的恶魔达赖”制造了杀人放火事件，一方面将所有的国内的、港澳的、外国的记者和旅游者全部赶出去。当局者的心态是，我们家里的事，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依然缺乏一种开放的心态。
同样的心态也表露在奥运会期间的一个规定，有关部门不仅要求在奥运会期间将所有的上访者赶出北京，而且要求所有的外国留学生在暑假期间全部离开北京，离开中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这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中国古代说，独乐乐不若与人乐。本来，你想开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最花钱的、最豪华的奥运会，既然是想用大块的金铂贴在奥运会上，应该也让外国留学生一起看看我们的奥运会。连西楚霸王项羽这样的大老粗也知道，宝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们为什么不让留学生看看我们奥运会，看看我们现在比以前阔多了。韩国办奥运会时，没有赶走外国留学生，美国人办奥运会时，也没有赶走外国留学生。澳大里亚办奥运会时，也没有赶走外国留学生。甚至１９３６德国办奥运会时，也没有赶走外国留学生。中国为什么不让外国留学生留下看奥运会呢？也许仍然是一种封闭的农民心态在作怪。
这次没有爽快地让外国专业队伍来帮助，同样也是这种狭隘的封闭心态在起着作用。有人也许担心，你们帮助我们搜救，显示了你们的先进，反衬出中国的落后，中国会不会脸上无光？
也许有人担心，你们来了，会不会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回去以后，说三道四，给中国抹黑？正是这些考虑，我们一直拒绝别人的帮助，甚至很没有身份地提出我们需要的是钱。这是中国特色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一会儿拍拍皮包说，我们现在也阔了，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我的皮包里有的是钱。一会儿又厚着脸皮说，你们要支援我们，最好是支援我们钞票。
出于一种狭隘的封闭的农民心态，我们在关键的时间拒绝了外国专业队伍入境救援。结果是使许多灾区来不及在黄金时间里得到救援。也使许多埋在废墟里的灾民没有得到有效的及时的救援。许多本来有可能得到救援的生命，因为封闭心态和面子上的考虑而失去了生存的机会。
地震总是会过去的。我们完全有能力利用中国千百种媒体高唱一支响彻云霄的赞歌。几年以后，汶川又造起了高楼，造起了学校，我们会又一次热热闹闹地庆祝汶川抗灾的伟大胜利，同时将惨痛的历史和教训忘得精光。我们经常好了伤疤忘了痛，也经常重犯历史的错误。但是，喜欢思想的人们还是应该冷静下来，细细地思考问题，狠狠地拷问历史。说几句动人的话是容易的，流几滴悲伤的眼泪也是容易的。但是，理性的思考更需要，理性的思考更有力量。只有思考才会进步，才会真正提高民族的自我认识，才会让民族吸取一点历史的教训。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是思考，是说真话。如果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为民众、为国家说真话，那偌大的中国，由谁来说真话呢？思考不容易，真话也不容易。但正是不容易，才更加需要、更加宝贵。世界真奇怪，为什么唐山二十四万人的生命没有使人们记住一点教训、学会一点思考呢？为什么sass的危害没有让人们记住一点教训、学会一点思考呢？中华民族难道真的如邓拓所说的，是一个健忘而感性的民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