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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高才
星期二 十一月 21, 2017 12:58 pm
從前，有個財主想裝斯文，充門面，就讓夥計四處給他尋訪高才之人。
夥計到處訪尋，不知啥是高才逢人就問：這裡有高才嗎？正巧，有個人指著高記裁縫鋪說：這裡面有位高裁。原來人們把姓高的裁縫稱高裁，就跟今天把高級工程師稱高工一樣。夥計為了交差，也沒有細問，便把高裁請到了家裡。
財主一見請來高才，忙設宴相待。
高裁說：我是個忙人，掌櫃有啥活計就快分咐吧。
財主客氣地問：先生可是高才喲？
高裁忙點頭應道：在下姓高。喔，也有人稱我高裁。
掌櫃摸著鬍子說道：好啊，既是高才，我來問你，什麼叫 三綱五常 ？
高裁忙說：三丈五尺長，正是件長袍材料。
掌櫃聽了一愣，沒弄清是什麼意思，便又問道；那你再說說， 貧而勿諂，富而勿驕 是什麼意思？
高裁笑了笑說：那好辦，裙子不展用熨斗熨熨就平展了。褲子沒腰，再扯二尺布就夠了。
財主這才明白請的高才原是個裁縫，答得驢頭不對馬嘴，順口罵道：拌屁！
高裁忙應道：半匹能做件馬褂。
財主氣得桌子喊道：滾！滾！
高裁縫不慌不忙的說：捆什麼這點料子，我夾著就走。
黄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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诓语破 红岩崩——小说《红岩》的今生往世
星期日 十一月 12, 2017 11:33 am
诓语破 红岩崩——小说《红岩》的今生往世
作者：日暮瑶觞逐水流
一， 靠唱红发家也败家
2012年5月，四川武胜县政府决定要把镇上的无逸街25号改建成“杨益言故居陈列馆”。随后政府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拜访杨益言。为了防止老作家一下子兴奋过度出现什么不测，杨益言的女儿小谊让代表团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向“杨老”报喜。
我这里称呼“杨老”，没有格外尊重的意思。直接用的是字面意思：“杨益言确实老了”。老作家享有高干的特殊待遇。88岁的高龄加上糖尿病和脑血栓，走路需要两个保姆左右护持。
杨老对武胜县政府把他的旧居改建成“陈列馆”很为赞扬，表示愿意捐出部分手稿并为陈列馆题字。老人一高兴就破例应邀参加晚宴，举起一杯红酒向代表团致意，弄得武胜县政府代表们感到荣哉幸焉。
《红岩》的出版，造就了一本教育青年继承革命传统的教科书。被列为红色经典。 然而《红岩》的作者们却命运多舛。
参加小说初稿《禁锢的世界》和《在烈火中永生》创作的刘德彬，曾经是江姐丈夫彭咏梧的直接下级，与江姐颇为熟悉。他分工写“江姐”、“云雾山”、“狱中春节狂欢”诸章节。刘德彬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他塑造了丰满的江姐形象。不幸的是刘德彬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犯了严重错误，并下放到长寿县农场劳动。重庆市党委决定刘德彬不在新改编的小说《红岩》署名。刘德彬满怀不了情，含怨而终。
文化大革命追求的是比“革命”还革命的革命，比红还要红的红色。《红岩》相形之下变成黄泥岗了。红卫兵挖掘了黄泥岗下隐藏的黑石头。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曾经是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尽管罗广斌自述是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幸存者”，党组织却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疑点。文革中北航红旗和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直接宣布罗广斌是叛徒。他被关入牛棚5天后跳楼自杀（或他杀），留下地上一瘫鲜血，空中一片疑云。
杨益言在被捕进渣滓洞时还只是一个进步青年，在入狱后不久被家人花钱保释出狱。虽然出狱的情节和“英勇”不沾边，但也和“叛徒”挂不上钩。文化大革命中杨益言也受到冲击，在黔川山沟劳改了4年，接受审查，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全须全尾走出劳改营。
三个作者都是白公馆、渣滓洞的幸存者。在热烈拥抱新中国之后，一个被迫害死于非命，一个被限制使用压抑终生 。只有一个劫后逢生。看来在共产党统治下歌颂共产党这个保险买卖，也不一定百分百保险。讨好了刘主席，很可能得罪了毛主席。吹喇叭不能光含糊地吹对了党，也得吹对了派，吹对了人，还是一项满复杂的艺术。
文化大革命雨过天晴，党的上层合流，党的基层重整。《红岩》革命经典的地位再一次被肯定。杨益言的颈项成为悬挂这一巨大花环的唯一幸存脖子。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日子里，杨老进一步闪耀登场。可以预见在杨老的有生之年，他会一直是颗闪闪的红星。
然而杨老也有他最大的遗憾。他的5个女儿中，有一个已经在美国定居。
他第一次申请出国护照签证时，被美国领事馆拒签，拒签理由是小说《红岩》丑化了美国人。没想到美国人这幺小肚鸡肠，竟然记恨于一个作家。隔了几年，杨老就换了一个过去的旧名字申请签证，谁知仍以同样的理由拒签。你不能不服美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到家，居然连他过去的旧名字都知道。杨老十分气愤和尴尬。赴美愿望破灭，看来只有遗憾终生了。
记仇的美国人，毫无人道呀！
二，《红岩》的主题和结构性内伤
1965年1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召集京剧剧本《红岩》的座谈会。杨益言进言：“这改编剧本写的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斗争，敌特的头子是美帝国主义特务，改编剧本要注意揭露这个最凶恶的敌人。”江青应声叫：“好！”当场指示：“请中宣部通知全国作家注意写反美题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开始恶化。随后中国支持金日成完成统一朝鲜的梦想，虽然结交了金氏这个白眼狼，却惹翻了美国“野心狼”。中美走向彻底敌对状态。共产党需要给中国人洗脑：要彻底消除在抗日战争中美国盟友留下的大好印象，另外植入山姆大叔一副丑恶的帝国主义嘴脸，煽动仇美情绪，制造抗美援朝战争的民意基础。
50年代中国高调反美，大声亲苏。60年代之后，毛泽东争当国际共运领袖，既反美帝，又反苏修。苏联的脸谱需要按丑角重新勾划，老美的脸谱依旧保持凶相。
杨益言在江青面前，表现了自己紧跟国际形势，自觉反美的政治觉悟。《红岩》的作者们在创作开始，就已表现过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了。
困难在于中美技术合作所和杀害共产党没有丝毫关系。在抗日战争中，美国既和国民党中央政府有着盟友关系，也和共产党的边区政府有着亲切友好接触。集体处决共产党政治犯发生在1949年，而早在1946年，中美技术合作所光荣地完成了对日情报战的历史使命，机构撤销，所有美国人都已经载誉而去了。 在指定时间段，美国人有“不在场证明”。要坚持“揭露”美蒋合谋杀害共产党人，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诬陷”了。硬切美国人的生猪肉－－不是你干的，也是你干的。
在描写徐鹏飞审讯许云峰过程，《红岩》是这样把美国人死拉硬拽进去的：
“哼！你受得了十套八套，可你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罚！”
“八十四套也折损不了共产党员一根毫毛！”这是钢铁一般的声音。
“这里是美国盟邦和国民党的天下，……神仙我也叫他脱三层皮，骷髅也得张嘴老实招供！”徐鹏飞咆哮着。
……
在成岗被注射“诚实剂”，然后利用其幻觉骗供的一段，这样描写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专家：
他长着黄麻似的卷发，稀疏地盖住微秃的脑顶，高高隆起的鼻梁异常突出，一双深陷在眼窝间的眼珠呈现混浊的灰蓝色。这个白皮肤的外国人，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指点长着一对老鼠眼睛的家伙。
“药物起作用了……美国科学界……最新成就！”
……
这些虚拟的场景，把曾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盟友，描绘成阴险毒辣的法西斯分子，凶残可比日本731细菌部队。而中美合作的“特种技术”贬为美制的刑具和迷幻药物。
如果谎言具有腐蚀性，杨益言的舌头应该齐根烂掉了。
《红岩》再版达到1千万本，直到今天，杨益言一面继续向青年灌输错误史观，一方面收获反美谎言带来的利益。反过来对美国限制其入境表达遗憾愤慨。 如果杨先生的愤慨有据，那天下的妓女都可以控诉社会不尊重婊子是处女了。
三，利用小说“捧党”
文化专制的毛泽东时代，文学艺术作品里哪怕对共产党有丁点的微词，那也会被文化警察们嗅出反党气味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项掉脑袋的重罪；而“利用小说捧党”，才是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针。大跃进失败后，三年大饥荒引起人们的普遍挫败情绪，牢骚不满在滋长。当时的政治急需一批提升共产党形象的作品。罗广斌、杨益言的“捧党”小说应运而生。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两次得到特批的“创作假”，在重庆南温泉招待所里埋头打磨他们的作品。中国青年社先后派了几个编辑给小说修改润色、抛光打蜡，最后在1961年12月出版。
小说突破回忆录的局限，对资料做了超越历史事实的艺术加工。
为了突出江姐的坚强和忠贞，增加感情的冲击力，小说让江姐亲眼看到城头高悬的“丈夫”彭松涛的人头；狱中江姐本来受到夹手指酷刑，小说改为酷上加酷－－往指甲缝里一根根钉竹签；在重庆解放前夕，小说工笔重彩描写江姐线儿长针儿密绣红旗的感人情节，而实际上用米饭粒和草纸粘制五星红旗的事情发生在男牢房，与江姐毫无干系；成岗烈士在审讯中高声朗诵“我的自白书”－－这个“自白书”是解放后《重庆日报》副刊编辑杨本泉在办公桌上品着茶捉摸出来的慷慨字句。这首诗，还做为陈然遗作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编入小学课本……
虽然冒充烈士遗作，不过诗是好诗，说是“鱼目混珠”大为不妥，应该说是抠了鱼目，嵌入珍珠。鱼的商业价值提高了，不过鱼的生命力丧失了。
《红岩》的革命烈士们表现了了他们原有的和本来没有的一切英勇行为。
毫无疑问，如果是写小说塑造人物，把许多美德注入到一个人身上，集腋成裘创造一个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应该允许的。只要剪裁得法、拼接得天衣无缝、表达流畅自然，那就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问题出在罗广斌、杨益言是在写小说，党组织却是把他们的小说当做党史来灌输给青年。
在1963年开放的“中美合作所重庆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中，（1984年改名“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按照小说的线索，布置了相应的解说词，立下纪念碑刻，混淆史实和虚构，让小说强奸历史。
手法一如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展览无中生有的地下水牢（现在撤销）。冷月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她自己被关在水牢的悲惨经历。在那里，冷月英当众强奸了刘文彩。
《红岩》还恪守“为尊者讳”的另一条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守则。
重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133人被捕，在于高层最重要的领导人的叛变。其中有川康特委书记蒲化辅，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等。这些高层领导的集体叛变，使得重庆地区潜伏的共党员被一网打尽，共产党组织全盘覆灭。毛人凤自豪地认为这是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大的功绩。
《红岩》只是拉出了一个地下交通员甫志高作为叛徒来描写，仿佛地下党的一切失败的原因都在这里，那是避重就轻、敷衍塞责了。
刘国定、蒲化辅还有贪图享受、生活腐化、浮夸喜功、挪用党费等问题。白公馆、渣滓洞的烈士临终托孤，留给党组织的八条意见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就是指这些主要领导人的生活作风问题。
显然重庆的上层党领导不能进入小说描写范围，写他们就等于揭露共产党的丑陋，破坏党的形象。 罗广斌、杨益言知道禁区的边界。给党轻轻挠痒，那是爱党的表现。揭示党的杨梅大疮，那是找党的难堪，万万使不得。
《红岩》以讴歌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为主旋律，重要的英雄人物许云峰，（原型许建业）只不过是个重庆市委委员，用他来代表地下党的最高领导并不权威，不过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比他地位更高的干部都端不到台面上来了。
罗广斌、杨益言把重庆市地下党大失败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描写成共产党员展示革命意志的群英会。作者把文化专制环境下文人成名成家、升迁发迹的路子摸了个贼明白。“捧党”是那个制度下文人的不可偏离的守则。
四，《红岩》的后续故事
在罗广斌、杨益言夜以继日地撰写稿件的时候，饥荒已经蔓延。招待所为了照顾他们，每人发一个黑馒头作为加班夜餐，他们感到实在饿了，才掰一小块慢慢咀嚼……
在他们咀嚼黑馒头的时候，在重庆云阳县，一个妇人被饿死了。四川省有上千万的人口饥饿而死。我特别提到这个妇人是因为她和《红岩》有关联。妇人名字叫严炯涛，她本来可以跻身高干，享受特别照顾。可命运却作弄人，她失去资格咀嚼《红岩》创作组的黑馒头……
1941年的严炯涛还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就已经加入地下共产党。公开职业是“中国茶叶公司”的协理，实际是中共南方局的机要员。1941年党组织安排她与刘国定扮成假夫妻开展工作，这和江姐与彭咏梧假扮夫妻的情节十分类似。严炯涛的组织的关系转到重庆市，同时担任市地下党委委员。而这时候的严炯涛已经怀有身孕，而这肚里的娃娃是南方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留下的革命种子。
严炯涛1941年11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取名晓谷，随养父姓刘。
解放后，严炯涛受到党组织指定的丈夫刘国定叛徒案的牵连，遣返老家云阳。大饥荒期间，严炯涛没有挺过去，饿死在儿子面前。她临终前曾告诉晓谷，刘国定不是他的生身父亲，但是谁是真正的生身父亲，严炯涛又闭口不说了。
刘晓谷从小饱受歧视凌辱，少年被迫掇学，吃苦受罪简直一言难尽。自从知道自己不是叛徒刘国定的儿子，晓谷萌生了一定找到亲生父亲的念头。1980年他辗转找到当年参与母亲工作调动的干部肖泽宽。肖泽宽此时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肖叔叔复信肯定了刘国定不是晓谷的父亲，至于谁是晓谷的生身父亲，肖泽宽称时间太久，回忆不起来了。 2003年肖泽宽去世。刘晓谷的身世，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至今，刘晓谷一提及此事，伤感万分。革命者的儿子，得到叛徒儿子的待遇，而且还不知道父亲是哪一位大革命家，惨不惨，苦不苦！
还有比这更令人唏嘘感叹的《红岩》续集 。
周居正，四川合川人，1945年16岁入党，1948年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和组织民变武装被关押于白公馆。与罗广斌、杜文博同囚一室。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和罗广斌等一起制作五星红旗，准备打着红旗走出监狱。 11.27夜，监狱开始集体处决政治犯。罗广斌、周居正等在监狱看守的帮助下越狱，周居正还背着女狱友郭德贤的4岁女儿小波一路逃到山上树林里。
1957 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庆市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他相信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敞开思想在“大鸣大放”中向党提意见。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劳改。经过近5年时间的饥饿劳累的折腾，终于在1962年初摘掉了 “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不能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永川县的新胜茶场劳改营“就业”。
周居正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研究汉文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62年1月，劳教筑路支队派周居正和魏昭等5人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中间休息，大家在一起烤火，闲聊。各自摆谈了自己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灾害”、饿死人等问题。
谁知这次“摆龙门阵”经人举报，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成为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数百人。
当时的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随处可见。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协迫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们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和逼供信， 一批人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森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魏昭、陈仲伟、廖廉康 三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还有四人，判处无期徒刑；14人分别判处十年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
李才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4年初，一个天低云暗、寒风嗖嗖的日子，我们近千名在永川劳改茶场“就业”的“摘帽右派和女劳教到黄泥塘红茶车间的大坝子里开会。大家估计又是教导员做“东风压倒西风”或“乌鸦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阳”那老一套的形势报告。可是到了黄泥塘一看，两处制高点的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环山坳的公路上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平时穿便衣的管教干部们腰间也别了手枪，气氛非常紧张。 九点半准时宣布开会，原来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一位法官首先宣读了一串名字，罪名是“反革命集团”罪，有的判15年徒刑，有的判20年，有的判死刑缓期执行。最后被警察押到前面的是个剃光了头，戴深度近视眼镜，中等身材的男子。这人就是周居正。法官宣读他的罪行，主要是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自任总书记；书写反革命组织纲领－－《新民主社会主义论》。最后宣判周居正死刑，立即执行。 前面有人看见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象在喊什么，行刑的公安兵马上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长子周复生受了不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镰刀割喉身亡； 小儿子周复兴，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于1968年投嘉陵江自杀；妻子曾昭英（教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游街示众屡遭批斗；几十年来曾昭英一直过着以泪洗脸的痛苦生活。现在年逾古稀，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苟活。
弱者的哀吟，唤起民间没有泯灭的爱与同情。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离休干部吴先生，向周居正、魏昭亲属伸出同情之手，无偿地向她们提供法律援助。吴先生花了几年时间自费跑遍不少县市，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对全案进行复查。又以律师身份阅读了所有卷宗，最后感慨地说：所谓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莫须有罪名！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多属刑讯逼供、诱供和指明问供的供词。全案查获的惟一“铁证”，就是周居正笔记本上的那篇题为《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的文字，这篇文字，并不足形成任何罪证，应从根本上推翻。
曾参与复查过周居正案的法律界人士均认为：不论周居正等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实是否成立，此案都不构成反革命罪。
周居正当年在白公馆、渣滓洞的狱友孙钢、杜文博、刘德彬、郭德贤、傅伯雍等也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和主席写信，呼吁复查周居正案。但当年此案的立功者硬是顶着不办，坚持“维持原判，不予平反”。
邪恶总想堵塞所有通向正义之路，而良心总是再给一次争取公道的力量。正义和邪恶的搏斗继续到了元年，没有结果。
周居正冲出了白公馆渣滓洞，掉进了新社会的劳改农场，冤死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之下，尘封在改革开放时代。
五，专制才有政治犯
专制者都痛恨政治反对派，都抱有恨不得把政治反对派肉体消灭的阴毒心理。它们操纵司法把反对派界定为罪犯，这就是中国政治犯的来历 。国民党对于首要分子通常采用枪毙的办法。共产党除去枪毙之外，还有饿死的办法。在新疆、四川永川、甘肃夹边沟、辽宁锦西煤矿、黑龙江兴凯湖，北京清河等，都有数以千百计的右派分子在劳改农场被饿死。政府草菅人命，听任其自消自灭。
国民党还给政治死刑犯一些有限的表达自由。例如临死还可以在脚镣哗啦伴奏下唱支国际歌，喊一声“打倒国民党”，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的言论封锁严苛，到死都不让你出声。周居正被毛巾堵住嘴，那还是文明的待遇；王佩英的嘴巴用石头撑满，下巴脱臼，还在脖子上勒了绳子，做了消声的双重保险；到了张志新就发展到割断喉管了。共产党不忌讳使用法西斯手段，只是怕出“政治事故”，如果临死前犯人喊一声“打倒毛泽东”，那监督行刑的官员就死定了。
国民党的政治犯监狱，相对很少有冤案。就白公馆、渣滓洞而言，关进去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是因为组织地下暴动被捕，他们要动枪动炮造反。按照现在的说法，那是恐怖分子。既是政治犯又是刑事犯。杨益言只是个进步青年，还没有资格住在那里，很快保释出狱。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政治犯的家属较少受到株连。而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的家属自然划为另类贱民。在严厉的户口制度下，家属走到中国任何一个角落都逃避不了被歧视、凌辱的地位。子女失去读书机会，家庭破裂、妻离子散是很常见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地方政府操纵红卫兵把四类分子灭门虐杀的惨案。
共产党界定的政治犯，不仅包括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士，也包括共产党内部的非毛派别。嫌疑人不必有组织和有行动，只要有反对言论和异见思想就可以构罪了。私人日记、朋友通信都可以入罪，这就造成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告密盛行，文字狱大兴。 从30年代的江西杀AB团，到延安整风、肃反，一直延续到反右，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都有冤杀虐死的代表人物。刘敌、肖大鹏、许继慎、王实味、傅作恭、林昭、遇罗克、王佩英、方忠谋、张志新、王申酉等等。仅是革命队伍内部的人，被处死者已经不下十万人。至于曾经属于国民党旧政权的人物，罪不当杀而杀了的，就更难统计。
如果国民党镇压共产党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渣滓洞的岩石，共产党冤杀的人头，可以堆满歌乐山。
《红岩》描述了国民党在溃逃之前歇斯底里杀害革命志士的经过，引起读者的愤慨。但是愤慨之后很容易让人们联想更愤慨的史实：共产党曾经更为残暴地对待政治犯和至今仍然广设的文字狱，里面还关押着08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等政治异见人士。
六. 国共无义战
抗战后《和平建国纲领》－－又称《双十协定》流产， 中国陷入空前残酷的内战。
共产党赢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是中国社会赢得了进步吗？
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当时的“和平建国纲领”和中国社会现状就可以一目了然。且看第一条
（一）关于和平建国方针：
……“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为达成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这一条，本来是共产党提交的草案的原文，本意是先给蒋介石戴高帽子，然后消减国民党的权力，没想到国民党原封未动就接受了，成为《双十协定》正式条款。国民党出于三民主义理念，它规划实现民主宪政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在1945年国共谈判时期，国民党承诺要尽快结束训政时期，进入民主宪政期，还政于民。
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无诚意实施“双十协定”，那么共产党自己的诚意如何？如今共产党在大陆一党执政64年了，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化”了吗？否！相反，时至今日，党的领导人甚至公开散布中国国情不适于建立民主宪政的无耻谰言。宣称坚决不搞“西方式”的民主，似乎加上“西方式”这个定语，就把“民主”抹黑了。那么共产党在签署双十协定时，向蒋介石争取的是“什么式”的民主呢？怎么国共没讲清“什么式”就签字了呢？
“军队国家化”了吗？否！共产党把军队武装当作自己掖在腰里的私人武器，时刻准备掏出来防身－－也真的掏出来用过几次了。
“党派平等”了吗？否！在一党永远踞高堂之上当主人，其他几个“阉党”永远侍立阶下听吆喝的状态，何来的政党平等？
既然以上三条是“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在这途径上没看到过共产党的影子，中国还能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可能是法西斯国家，可能是封建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贪污腐败的国家－－但不会是人民共和国。
现在的中国，不仅没有达到“双十协定”的建国初级目标，而且共产党甚至否认当时曾经制订过这个目标。 王震还狂言，想要共产党还政于民，就要拿人头来换。这等于发布专制复辟的宣言：政权是共产党的白虎节堂，擅入者斩。
中国内战谁是正义的一方，谁是非正义的一方，依旧争议不清。
从当时的反国民政府的口号看：“反专制，反饥饿”、“争自由，要民主” “反政府腐败，要联合政府”，今天把这些口号制成横幅标语上街游行，同样是很贴题，只是“反饥饿”这一条，早在50年前就应该出现在街头，现在迟了，当时频临饿死的人无气力呼救，活着的人胆怯不敢吭气，至今饿殍的骨头都已腐朽，用来打鼓都敲不出什么声音了。
共产党历数国民党的罪恶和弊政， 共产党又全部继承发扬光大。国共战争没给带来任何有进步意义的东西，人民反而陷入更深的灾难。结论只能是，国共无义战。
七，烈士们的归宿－－“中国内战纪念馆”
内战中的死亡者，此方称为烈士的，彼方一定斥为亡命匪徒；彼方尊为义士的，此方称呼反革命。盖棺不能定论，入土不能为安。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哀，但是，中国不会老是这么“悲哀”着, 她要迈步前进，必须挣脱党派的羁绊，对历史事件的作出是非明确的判断。实际上，“十月革命”已经在它的发源地被雄辩地证明了它的恶劣性，在中国，要不是“竟有几个是男儿”的人物显示他们的革命雄性，硬顶着不认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该收场了。它同属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实验系列，难逃失败结果。然而即使失败也应该有严肃的实验报告，这就是要成立“中国内战纪念馆”，把失败的苦果醒目地摆到展台上。
追求共产主义的烈士们， 你们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原理的正确性，而是在于当你们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时候，你们表现出的忠诚和坚定不移的追求精神。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你们一旦认识到共产主义原理与人性相悖的时候，你们也会忠诚和坚定不移地抛弃它。充分发挥自由意志，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是人的一项可贵精神。
但是你们不要把自己的遗像立在《红岩》那块大石头上，它不会给你们带来靠得住的荣誉。《红岩》下临谎言谷，泥土极易流失，根基已经掏空，崩塌无多时了。
你们永久的归宿应该是“中国内战纪念馆”。
倡导“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烈士们，从反清到抗日，你们英勇奋斗，终因在抗日胜利之后，政府官员在接受敌伪财产过程表现出自私妄为、贪污腐败而丧失民心，最后导致政权崩溃。但是“三民主义”本身的历史价值不容贬低。“中国内战纪念馆”会把显著的地位留给你们，供你们总结“三民主义”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中国内战纪念馆”是内战双方的共同展馆，生前不共载天的政治派别，死后共聚一堂，目的是将各执一面之辞的历史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一段历史各自表述，有着去芜存精、去伪存真的作用。可以留给后人一面借鉴人世兴亡的明镜，而不是变形的哈哈镜。
纪念馆向后代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纪念大厅左右两侧都是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只为政见不合，拼死决斗，刺死了对方，自己又倒在对方剑锋之下。那个时代，人们没有胸怀容纳对立政见，缺乏智慧解开这个政治死结。造成中国的内伤和失血。
纪念馆的结束语应该这样写：
诸位后世精英，时光流转到你们的时代，你们有没有才智，从此制止中国的自残和内耗，保存这个古老民族日益流失的元气？
转自《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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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儿有什么陋习？
星期日 十一月 12, 2017 10:18 am
平儿有什么陋习？
平儿的陋习又是谁发现的？
玫瑰露案起因是柳五儿。
在寥淑一带，她躲藏不及给林之孝家的逮了个正着。
玫瑰露案牵出了柳家的。
在厨房里，林之孝家的搜出了一个露瓶子和一包茯苓霜。
就事论事，柳家母女是冤枉了。
玫瑰露：芳官经宝玉首肯，“你都给他吃去罢。”她连瓶子一起给五儿的。
茯苓霜：柳家的哥哥从一个广东的官儿送给门上人的中分了这些，柳家的他嫂子转送给外甥女儿五儿吃得的。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就事论事，平儿判对了。
“将他[柳家的]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
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
反过来看：平儿也过于草率了。
凤姐眼光凶。
“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
“虽然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
其实，柳家的不是好东西。
她本是财迷。
钱槐手头宽裕，柳家父母却也情愿女儿嫁他为妻
柳二媳妇和他妹子通同开局，凡妹子所为，都是他作主，赚了平分。
她有发外财的心。
“里头赚些东西，也是应当的。”
她有发外财的胆。
厨房内有许多亏空。
“粳米短了两担，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
她会不会是揩油后来不及抹平帐了？
凤姐手条辣。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
“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挂误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
平儿却偏心了。
“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
平儿却袒护了。
“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施恩呢。”
平儿为什么这样偏袒柳家的？
平儿是一个贪嘴的姑娘|！
平儿不过是个姨娘。
大观园里姑娘们每次“聚餐”她都要来轧一脚。
菊花会，螃蟹宴。
平儿来了。
凤姐捎话来“使唤你来，你就贪住嘴，不去了，叫你少喝钟儿罢。”
平儿只管喝，只管吃螃蟹，“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
平儿，贪嘴，出自凤姐的口里！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平儿先烧三块吃。
平儿，贪嘴，吃得浑然不知带的镯子少了一个。
平儿，贪嘴，吃得凤姐打发小丫头叫她也不动身。“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罢。”
柳家的是专管大观园烧菜的。
柳家的平时惯于讨好有靠山的二层主子。
晴雯要吃蒿子杆儿，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屁股儿’似的，亲自捧了去。
柳家的平时惯于奉承有权势的头层主子。
“三姑娘和宝姑娘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这二三十个钱的事，还备得起。”
平儿是有背景、有权势的一层半主子。
柳家的平时也许讨好她了。
送她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了换口味了？
柳家的确实奉承她了。
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
柳家的厨艺一流。
柳家的烧一手好菜好汤。
贪嘴的一定看好烧菜的。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平儿和柳家的又凑在一起了。
贪嘴的当然偏袒烧菜的了。
摘自高昌《趣品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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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才子唐韵笙
星期日 十一月 12, 2017 9:26 am
唐韵笙(1903，12．28—1970．3．13)，字懿，号育风，乳名强子，祖籍沈阳。满族，为外八旗正红旗人。原姓石，其祖父石秀川，原系清军军官，驻防福建，后定居福州。所居河东街寓所挂有“沈阳石寓”牌，门前石板路，院内种有荔枝、龙眼等树，院外有清溪，环境幽雅，秀川虽为行伍出身，对其子寿臣教育有方，使其成为文章出众的秀才，为一郎姓大户人家选中，将女蕙兰适其为妻，生有三男一女，长子斌拴，次子斌魁，即后来被誉为“南麒北马关外唐”的唐韵笙。三子斌贤，后为唐氏管事。
当年有一戏班来此演戏，班主唐景云，原系河北宝坻“永胜和”坐科，工刀马旦兼花旦。他夫妇与主演恰在石家院内借住，每日在此练功、吊嗓、排戏。强子自幼酷爱戏曲，这下更是“走火人魔”，天天在旁观看，还跟着比划，并帮助做些零杂活儿。唐景云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人又机灵，自己苦于无儿无女，便深深爱上了这强子，便产生收其为徒之念。通过试探询问，得知强子非常愿意，但此等大事须征得家长同意，便对其祖父、母亲阐明心意，但他们舍不得再次骨肉分离，经多次劝说方达成协议，双方立下了学艺八年的契约，唐景云付给石家三百大洋钱，就这样年仅9岁的小斌魁即告别亲人，踏上了艺术的道路，斌魁天资聪慧悟性好，又具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在唐师的极力培育下，13岁即于上海新新舞台演出汪(笑侬)、刘(鸿声)两派之戏，一炮而红。唐景云遂取笙管笛箫之悠扬韵味含意，将其艺名改为“唐韵笙”。
唐韵笙曾受汪笑侬、夏月润、潘月樵、冯子和等对京剧改良的影响，对他后来勇于创新，起到一定作用，他借鉴了旦角的唱腔，花脸的念白，武行的跌扑，恰到好处地揉进所演角色之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他文武兼精昆乱不挡，戏路宽绰演技全面。他本工老生，且能武生、红生、大嗓小生、铜锤、架子花、老旦、彩旦乃至旦行，演来皆有独到之处，为内外行一致推崇。他在舞台上塑造角色之多，在京剧史上是少见的，而且还是一位集编、导、演、教于一身的全才艺术家，他常一晚演文武双出，并能三戏连演，如“三逼宫”(《白逼宫》、《黄逼宫》、《红逼宫》)、“三铡”(《铡汝宁王》、《铡庞吉》、《铡包勉》)，在大戏中常连赶数角，如《岳传》的宗泽、岳母、岳飞；《群·借·华》的鲁肃、孔明、关羽；《雪弟恨》的张飞、黄忠、刘备、赵云，《目莲僧救母》的目莲、刘青提、地藏王。其中老旦应工的刘青提不仅有优美的身段和繁难的唱段，而且“锞子”起范高、落地轻，形如元宝令人叫绝。《法门寺》前饰刘媒婆，后演赵廉。此戏刘媒婆为唐景云亲传，极有特色，下场所唱末句拖腔竞走三个圆场，而且烟袋变化花样地在手指上飞快旋转，堪称一绝。早年曾与李桂春合演《十八扯》饰孔秀英。1951年于云南演出《五花洞》饰假潘金莲。唐派关羽戏独树一帜，不仅脸谱、扮相别有创新，就连青龙偃月刀也相应加大加长，精湛的表演，连擅演关羽的林树森、周信芳亦连连称道。1960年晋京演出《古城会》，受到极大赞誉。
由于他具有一定文化，熟读《三国》、《列国》、《东西汉》，编演了不少列国戏，被称为梨园才子，亦有“唐列国”之称，《好鹤失政》所饰弘演，繁难的耍髯、跌扑、园场都有独创之处。与周信芳之《追韩信》、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周追唐赶”之赞誉。《陈十策》、《绝龙岭》连演是出文武并重之戏，所饰闻仲花脸应工，融铜锤、架子花为一体，唱、念、做、打、表独具匠心，所创双鞭出手与开打为净行所少见。杨亦所演《绝龙岭》片断，为唐氏弟子张铁华所授。《刀劈三关》是据汪笑侬本改编，压缩场次增加唱段和武打，成为唐派代表作。1960年晋京演出颇受好评。《驱车战将》之南官长万，手执特制双头戟，虽为武生应工，却极重唱做，“见母”的大段唱腔，“杀官”的细腻表演，“战将的新颖开打，都煞费苦心反复设计，从扮相、唱念、武打及场次，不断精心修改，成为唐派艺术之精品。1932年他首次晋京初试锋芒，即以此戏打炮演于广德楼，惜此剧多年不见舞台。1996年，唐之女婿赵乃义茳沈展演此剧，戏迷奔走相告，轰动沈阳，其扮相、表演、唱念、武打都颇具唐派风范，出场亮相就是碰头好，耍戟、抛戟、接戟堪称一绝，台下“炸了窝”的好，所赠“弘扬国粹京剧，发展唐派艺术”锦旗耀眼夺目，可见唐派艺术影响之大，在观众心目中早已深深扎根。这位早在30年代即有“关外麒麟童”美誉的“唐老将”与“麒老牌”(周信芳)，“赵老开”(赵如泉)，在沪上被尊称为“三老”。40年代：是唐韵笙的鼎盛之期，出神入化的精湛表演，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与麒麟童、马连良鼎足而立，被誉为“南麒、北马、关外唐”。
唐韵笙于1928年，由花脸文子芳为媒、义母作主与赵鸿林(俞大陆、陈大中岳父)之妹慧珍成婚，是日于天津鸿宾饭庄举行婚礼，宾客满堂，其中有李吉瑞、尚和玉、荀慧生、金仲仁、郭仲衡、韩长宝、吴铁庵等诸多名家。当时唐正在哈尔滨未能赶回，吉期已定请柬已发只不便更改，只得临时请天华景一女演员乔装替拜花堂，直至第三日唐方赶回。婚后不久，其祖父病故，唐弟斌贤前来投奔为其管事。赵氏生有四女，长女碧1932年生人，幼从雪艳梅学艺，工旦行，现于江苏省戏校退休，爱人李存杰，曾在乐队工作，后任江苏省文化厅领导干部；次女香荷，幼患白喉症早夭；三女紫菱曾习艺钢琴，未从艺京剧工作，爱人王希伟为工程师；小女玉枝，生于1947年，于1965年辽宁省戏校毕业，曾拜张君秋为师，赴沪演出时，观众得知她是唐韵笙之女，纷纷向她祝贺并询问唐老情况，使她深为感动，今与爱人赵乃义同为锦州市京剧团演员，夫妻为继承和弘扬唐派艺术，共同研究探讨，使唐派艺术发扬光大，唐氏侧室郭淑筠，因患肿瘤病故续娶郭蔼然，1944年因月子病亡故，所生登年为唐门长子，幼从其父习艺，后为苏州市京剧团演员，今已改行，唐妻赵氏精神失常，郭氏姐妹相继病故，义母年迈，子女年幼无人照管，正当盛年的唐韵笙，有待奋发进取，急须有入主持家务，方能解脱后顾之忧再攀艺术高峰，1945年与武旦兼花旦雪艳梅(名王淑卿)成婚，婚不久，唐氏义母、生母先后过世。王氏所生长女玉薇，1965年毕业于辽宁省戏校，工青衣花旦，1985年由抚顺京剧团调艺术研究所工作，编辑出版了《唐韵笙舞台艺术集》，为研究唐派艺术作出了贡献。爱人曲福肇；次女玉茉未从艺；幼子登甲1951年生于苏州，幼随父习艺，文革后改行，唐氏另有女国芳、国芸均不从艺，秋桐在唐门子女中最大，名为长女实为抱养，始终未泄露她的身世，充分体现了唐老的高尚品德，女婿张海涛，晚年迁居苏州。
唐门弟子有王少伯、田子文(女)、李刚毅、张铁华、翟宏鑫、周林昆、邵志良、李铁英、邵继笙(即邵麟童)、赵世璞、王玉海、焦麟昆、汪玉麟等。
曹艺斌虽仅比唐氏小8岁，却因辈份关系，称唐为义父得其真传，1982年故去，女婿张海涛在《节振国》剧中，采用唐派的唱念，颇有唐之神韵，徐荣奎为电影《节振国》配音，极似唐韵笙。董春柏虽非唐门弟子，却得唐氏传授，其《古城会》、《刀劈三关》、《闹朝击犬》等即宗唐派表演风格。
唐韵笙在近60年的舞台生涯中，演出剧目达200余出，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艺术形象，他即吸取了京朝的风格，亦借鉴了海派的特色，融为一体自成一家，他始终牢记黄润甫当年所赠：“采群花之精蕊，酿自家之甘蜜”之句作为“座右铭”，他的表演刚柔并济，虚实结合，并对四功五法极为讲究，从不卖弄技巧和炫耀声腔，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情感人，以戏动人，唐派艺术博大精深。
本文曾得唐玉枝、赵乃义、陈大中等先生提供宝贵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华夏经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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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之死
星期六 十一月 11, 2017 5:01 pm
胡雪岩
左宗棠用兵，胡雪岩经商，都是大泽龙蛇，国之奇葩。
可胡毕竟是商人，虽然戴红顶子，穿黄马褂，但哪里真懂官家？他不能忍受外商霸占中国生丝出口，遂邀人“集资同买”，他拿出银子2000万两启动商战，囤丝14000余包，超出整个沪丝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使丝价猛涨，囤积一年，沪丝价高于伦敦。
胡雪岩于1881年发起商战，当时，左宗棠坐镇两江，助胡商战，命上海道台关闭驻沪外商丝厂，且晓谕茧产地，增抽外商厘金以限制供应，捷报、沪报、申报对此都有报道。
到了1883年，外商丝厂虽未被强行关闭，却因蚕茧供应受限制而濒死。英国驻沪领事曾哀叹，中国当局的禁令若不取消，所有的丝厂都将关闭。禁令之缘起，并非出于对胡雪岩发起商战的支持，而是美商华地玛在沪投资办纱厂，与上海织布局逐利，李鸿章因与美商的关系，也附和禁令。
然而，胡雪岩是利用此禁令而发起商战的吗？非也！商战从1881年就已开始，而禁令至1882年7月始出，故其商战，自始至终，都是个人英雄主义。但胡之商战，曾得益于此，则毋庸置疑。反过来也可以说，此禁令能贯彻实施，商战之助，也是功不可没的。相比之下，李鸿章就事论事，当华地玛计划中止，李便应美驻华公使之邀，观摩美商丝厂，禁令也就适可而止。左宗棠也不见得有意要助胡一臂之力，然其兵家本性，使他对商事亦必以战言之。三人之中，只有胡雪岩坚持商战，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搏，以一己之力搏帝国主义，置生死安危于度外。
观其商战，因自作主张，非奉朝廷之旨，所以世人皆以“投机”谈胡雪岩。世上有如此的投机者吗？投机者，无不趋利避害，避重就轻，而胡则拥银三千万两，以中华首富身家，不坐享荣华，却不惜倾家荡产，欲为国家争利权，为民族伸正义，如此而言投机，真不知何为侠义。
自古以来，我国之利权，言其大者有二，一曰丝，二曰茶。当年郭嵩焘使欧，在英轮上，听说有英国商人窃取我国茶种，带走茶农茶工，种茶于印度，忧心忡忡。他不惧英人船坚炮利，而惧我国利权之失。胡雪岩此时心情，一如当年郭氏。如果他想投机，就应该为朝廷“招商引资”，开发我国利权，任外商掠取，但求分一杯羹而已。这原本也是朝廷国策，官商路线，然而胡雪岩不取。有人说，胡雪岩是“红顶”商人，他助左西征，甘为朝廷驱使，可见他想为官场中人久矣，哪有什么“独立之精神”？话虽如此，但见其一，而未知其二。其二就是君臣之外，他还有民族大义在；朝廷之外，他更有国家正义在。
雪岩一生，义薄云天。观其赠王有龄五百金，知其侠义之天性，率性而为也。当他助左公二十万石军粮，谈笑而定杭州，这哪里是求官？是本其忠义之良心，尽心而为也。当其追随左公西征，倾家担保左公军用，岂求为中国首富耶？是本其与生俱来之民族大义，尽力而为也！此次商战，他一掷千万，所为何来？是本其国家立场，捍卫国家利权，伸张国家正义，尽其国民之天理也！
胡雪岩虽戴红顶，授江西候补道，但其本性犹在，还是江湖中人；本业犹在，还是“民企”中人。从本性到本业，一个“义”字贯彻。从江湖义气到朝廷忠义，从朝廷忠义到民族大义，他与左宗棠一致。而从民族大义走向国家正义，左宗棠“廉颇老矣”，难于进取，毕竟是朝廷的人，是官场中人，朝廷与国家还难以分清，他也不想分清，因此，不能指望左能走出朝廷。
商战到了节骨眼上，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撤了，惟有胡雪岩还在。中法战事一起，朝廷召左进京，委以军事，左从此不再过问商战之事。李也回头，继续招商引资。外商丝厂也转而寻求与中方合资，国家利权勉强得以维持，而不至于完全丧失。可胡还在狙击，终于被朝廷当作肉中刺拔之。朝廷变脸，便在英雄头上浇了一盆“投机”的脏水。狙击外资入侵，也就随之变成了妨碍“招商引资”。
商战至1882年，胡雪岩还在收购生丝，囤积原材料。而李鸿章则开始收购外商丝厂，来摘商战的桃子了，一心想摆脱外商控制的胡雪岩，没想到自己反而落在李鸿章的手里，被李主宰。商战至此，性质已变，从一致对外，转向胡与李的内战，李与帝国主义合作，像当年灭太平军一样，来灭胡了。
1883年初，上海就已露了金融危机的苗头，查《晚清经济史编年》一书可知，该年1月12日，上海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银56万两而突然倒闭，累及钱庄40家。上海各钱庄鉴于此事，遂次第收回向各业放款，而各业因周转不灵歇业者相继而起，不过半月，歇业之商号达20余家。按照中国传统过阴历年的风俗，可说是年关难过。上海钱庄分南市、北市。正月初四一开市，南市钱庄较去年就少了一半，北市则少了三分之一。
新年异象，胡雪岩似乎尚未注意到，据夏东元撰《盛宣怀年谱长编》，是年，胡握在自己手里的生丝就有15000包，压了资金125万英镑，以当时1英镑兑库平银4两左右换算，胡投了白银约500万两，可他还不罢手，这年6月，误传意大利生丝歉收，他接着收购生丝，推动丝价节节高升，自家钱庄几无头寸可调了，便向外资银行拆借，虽拆东补西，但屹立不倒，声势依然。可有两个“没想到”给予他致命一击：一是没想到意大利生丝非但没歉收，反而大丰收；二是没想到盛宣怀背后捅了他一刀。
就在这节骨眼上，胡雪岩为西征所欠80万两，刚好到还款期，用款人是朝廷，但借款却是他本人，银行只管找他要钱。这笔还款，历年都由他先垫上，协饷一到便还他，可这一回，盛宣怀先去找了上海道台邵友濂，说李鸿章欲缓发协饷，将还款拖延20天，邵为李门下，自然照办了。
盛立即串通外国银行，向胡催款，胡将阜康银号及各地钱庄的银子调来先还上，而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的调款活动了如指掌，趁胡调空了银号，就派人去提款，挤兑阜康银号。本来钱庄市面就不好，加上中法开战，有法国军舰要来攻打上海的传言，人人自危，形成挤兑风潮，挤垮了阜康银号。
胡赶紧卖出生丝12000包，亏了银子150万两，欲救阜康，可挤兑如潮，杯水何益？市道如此，只好靠官场来救了。胡赶赴上海，找邵友濂，催发协饷，邵躲避了，给左宗棠发电报，左那边没有回音，据说，是盛宣怀派人将电报扣压了。即便如此，胡在官场朋友甚多，还有人帮忙。
挤兑，从上海总号开始。德馨，时任浙江藩司，与胡雪岩一向交好，听说上海阜康遭挤兑，料定杭州阜康挤兑会接踵而至，马上派人，去库中提出20000两银子，送到阜康，维持杭州局势。有官场维持一下，胡还不至于垮，可有人在官场也下手了。清廷据奏，问责官员在阜康银号的公私存款，问到刑部尚书文煜头上，追究一笔46万两的存款，要文煜交待。文煜回奏，自称从道员升至督抚，积俸银36万两，陆续交该号存放。于是，清廷责文煜捐银10万两，由顺天府从本地阜康银号如数提出，以充公用。接着，清廷又以该号闭歇，亏欠甚巨，将胡雪岩先行革职，并饬令两江总督左宗棠严行追究，赶紧清理亏欠，还说，胡有典当20余处，分设各省，买丝万余包，值银数百万两，存放浙省，要左一一查明清欠。
本来，胡雪岩破产对谁都没好处，因为“胡所倒约近千万两，半公卿大臣所寄放者”，恭亲王奕訢、协办大学士文煜“皆折阅百余万”，各省开报胡亏欠公款以及亏欠两江与江海、江汉关采办经费总计达240多万两，可王公大臣、各省督抚为什么还要眼睁睁地看胡倒下，而不像德馨那样去拉他一把？为什么清廷不管损失有多大，不问缘由不讲情理不去追究邵友濂为何扣压协饷，而将矛头对准他？知道什么叫杀功臣吗？这就是。一箭双雕，两个功臣一起杀。李鸿章与慈禧联手了。当年天京财宝的下落，慈禧就想查，结果查出个“刺马案”，有曾国藩在，她装聋作哑。这一回，李鸿章捅出“西征借款”案，刚好让她出一口压抑多年的鸟气，“天京财宝”案不了了之，“西征借款”案，她还不要一查到底？
胡雪岩发动商战，其自身亦有明显的缺陷，所缺有二：其一，胡非买办出身，对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所知有限。其二，胡的重商主义，还是以农业为基础，而非以工业为主导。这两缺，使他在商战中产生了两大盲点：一是市场的盲点，当上海的丝价已经超过伦敦时，他还在盲目地收购丝的原材料；当意大利蚕丝大丰收时，他还自以为奇货可居。二是实业的盲点，胡本人从未投资过近代工业，对于近代化的工厂格格不入，发动商战，驱逐外商，还排挤了工业，当李鸿章见好就收，转向外资工厂下手时，胡仍一味霸悍，坚持商战，不肯与之合流。至此，他也就在劫难逃了。
作者：刘刚来源：水煮百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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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年：由高阳公主之死想到的
星期三 十一月 08, 2017 5:30 pm
常数物理学的终结
高阳公主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在唐高宗的时候因谋反罪被皇上赐死。高阳公主虽然行为不检点，但她死得有点冤。
高阳公主谋反罪的一个主要证据是她派人观察天象变化。这个罪名有可能是长孙无忌一派罗织出来的，现在很难判断这件事是否真得发生过。
现在每个天文爱好者都可以自由地观测天象变化，可在当时观测天象这样的事为什么会上升到谋反的高度上呢？其实唐朝初年的时候，私演天文这样的事情是很普遍的，唐太宗时期就曾出现过李淳风、袁天罡这样的天文奇才。可能随着统治者统治经验的增加，他们发现人们通过天象来评判天子德行以及朝政过失的状况会危及国家安全，因此私演天文被逐渐禁止。到了唐高宗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已经同谋反等同起来了。
中国古代有皇权天授的观念。时间难以确定，可能是唐太宗的后期，或者是唐高宗早期，皇帝开始把对天象的解释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当天象只能由皇帝委派的官员来解释时，这门学问实际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皇帝想听什么，这些人就会说什么。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我发现中国秦汉之前的思想家极其睿智，他们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可以不夸张地说，古中国的思想家同古希腊的思想家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
现在东西方在思想领域，特别是科学领域内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中国的科学界唯西方是从，西方的主流科学界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
东西方的文明应该齐头并进，整个人类才有前途。单单一方独强，人类的文明就会失去应有的活力。
西方的文明需要来自东方的竞争，否则难免会误入歧途。
近代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是世界近代先进思想的代表，在近500年的时间里，西方涌现出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惠更斯、胡克、莱布尼茨、黑格尔、法拉第、马克思等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些人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从20世纪开始，西方的思想界陷入了迷途。 主要原因是西方的统治者为了统治的稳定，他们努力降低哲学思潮对社会的影响力。而后由于缺乏哲学深层次的思辩，科学也就陷入了困境。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各种哲学思潮风起云涌，这些思潮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对西方统治者来说，哲学思潮的涌起导致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两次世界范围的大战，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兴起使他们开始本能地排斥哲学思辩。
在二战期间，核子武器的发明导致整个世界需要稳定的运行体制，这又限制了哲学思潮再次兴起的可能性。
哲学代表着人类深层次思考的能力，它是人类文明活力的源泉。因此各个国家都应大力鼓励国民对哲学的学习和思考。但由于哲学思潮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各个国家应该把握好尺度和方法，以免使哲学思潮的发展失去控制，从而使人类重新陷入大动荡。
在科学上，东西方应该携起手来，尽快推翻常数物理学对科学的统治。动态变化、普遍联系的宇宙不存在什么常数。
万有引力定律建立在引力常数的基础上，这个学说天真地认为地球上的每个人之间的引力都可以精确的计算出来，只要知道这些人所处的地方以及它们的体重即可。这个理论还认为人类可以通过一个扭秤和四个铅球称出太阳和地球的质量，这是幼稚的想法。
相对论建立在光速绝对不变的基础上。这个理论认为保持方向一致，不管观察者和星体之间的速度是多少，光速对观察者而言都是不变的。这种先假定光速绝对不变，然后再用光年单位进行测距，是一厢情愿的问题简化方法，这个理论是反逻辑的。
量子物理是建立在电子电量和质量常数基础上的。量子物理是寄生在以太理论之上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企图用粒子交换效应来代替媒介效应（action through medium)。这个理论的科学家声称他们的很多实验的数据都可以达到10位以上的有效数字。可是即便是宏观实验，又有哪个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他们信奉测不准原则，可实验起来又无比地精确。电子质量的公认值是9.10938188 × 10-31 公斤。可是他们能够精确测量半径１微米灰尘的质量吗？
量子物理是没有哲学的理论，薛定谔的那只不死不活的猫竟成了这个学科津津乐道的哲学思辨。
对东西方的思想界而言，首要任务是要加强对哲学的学习。其次是要尽快把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这些常数物理学的代表理论赶出科学的殿堂，然后在实践认识论的基础上，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推进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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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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