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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梦也花开
星期五 九月 05, 2014 11:32 am
做了一个梦
梦游太虚境
做了又一个梦
梦在大观园
再又做了一个梦
梦回金陵城
一个又一个的梦
尽在红楼中
梦里花盛开
牡丹
芙蓉
海棠
迎春
罂粟
牵牛
---------
哦，还有仙客来
那么多啊
何止卅六种
开到荼蘼花事了
问一声
那梦究竟醒了没有？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怅惘着
是否还在睡梦中？
翻一个身
照旧梦幻里
继续红楼梦
梦
仍未醒
实在懵懂
花
依然开
不管那早春盛夏寒秋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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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汉人是流窜到中原的古埃及小黑人
星期三 九月 03, 2014 8:28 pm
早在高中时期我就注意到：古埃及狮身人面像和法老的黄金面具，是典型的黄种人特征；后来桂林电视台工作，搞过一阵文化专题节目，业余时间博览群书，更惊觉古埃及人种、文明与汉文明的诸多惊人相似性。只要不是瞎子或脑残，都能看出：
一，古埃及人是典型的黄种人。与匈奴人种迄今的含糊不清不同，大量的古埃及壁画把古埃及人种描绘得明明白白，上至法老下至平民，都是黑发、浅眼窝、中低鼻梁、吻部适中、肤色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身材也比白人和非洲黑人来得矮小；这些都与东亚黄种人相吻合；
二，古埃及文字是与中国甲骨文非常相似的象形文字，而全球除了汉字外，只有古埃及文是象形文字；而且，有心者可以查资料：古埃及文中表示帝王的那个字，与汉字的“皇”字非常像；古埃及人称皇帝为“法老”，“法老”意为“大房子”，这与中国的“陛下”（中国人对皇帝的另称）之意相似；
三，古埃及人送葬时穿白衣、戴白色头巾、脚系白色织物的习俗，与汉族“披麻戴孝”习俗酷似，而其他民族鲜有有此习俗者；
四，古埃及的马车制造技术非常发达，这与中国周朝相似。从壁画和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古埃及人造的马车，其车毂、车辕、风格与先秦马车几乎如出一辙！而那个时期擅长制作和使用马拉战车的民族，并以此有效克制蛮族游猎骑兵的民族，除了古埃及，就是中国的先秦了。
。。。。。。
但是，因为古埃及与中国相隔近两万里之遥，尽管两者之间诸多神似，多年来笔者未敢两者之间联系起来，一直以为是某种巧合。
最近在天涯等处看到网友转帖讨论，忽有恍然大悟之感，多年积郁胸中而混混然不得解的《山海经》，亦因之而茅塞顿开！
阐述之前，需要首先声明：我不是考古学家，因此万不敢象朱学渊教授那样，在完全没有考古能力、条件和行为的情况下，訇然得出“秦始皇是说蒙古语的女真人”等等高论，我的关于汉族和古埃及人关系的阐述，仅仅是猜想，此种猜想主要依凭直觉，也依托他人所得的一些零星资料。
周朝人不是中国土著，而是于商朝时由西域迁来，这是周人自己承认的、史料确凿的事实；但是商朝人是否中国土著？迄今查无实证。唯一可知的是，所谓中国商朝的历史文物，在商（殷）王盘庚迁都河南商丘之前，一片空白，形成所谓的“夏商断代史”，这就对“华夏五千年历史”说构成严重挑战；后中共国政府应政治需要，自1996到2000年，组织了两百多名专家，煞费苦心地炮制出“夏商断代史工程”成果，但其工程的最大考古成果——所发掘的“夏朝”遗址，河南省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一二期全盛期，始终未能发现任何能印证夏朝存在的文物和文字证据，因此，所谓“二里头文化”，迄今只能证明新石器社会当时已存在于中国。
“夏商断代史“工程在进行中还无意中发现一个重大的怪现象：马车和青铜器均密集出土于商（殷）王盘庚迁都河南商丘之后的“殷墟”中，而无论是在“二里头”，还是在盘庚迁都之前的中原古墓中，都没有发现马车和青铜器；就好象马车和青铜器，是在中国突然冒出来的一样。
但根据史书记载，商朝是一个马车制造和青铜器高度发达的朝代，青铜器简直成了商朝的招牌；而且，根据周人的记载：商汤伐夏时，动用了大量的战车——这些马车哪里去了？
这恐怕只能说明，夏朝根本不在中国境内，而立国毗邻于夏的商朝，原本也不在中国境内，直至盘庚时期，才驾着大量的马车、携带着大量的青铜器迁入中国，并征服了中国的土著部落。
而由夏、商、周传下来的“三皇五帝”，当然也不是中国上古的皇帝（所以传说的黄帝宫在古埃及，并非无稽之谈）。
夏既非中国王朝，那么商、周是从哪里来呢？应该是从古埃及来。何以故？除了以上人种和文明古埃及与商周人（汉族的祖先）的惊人相似性，还有着明确的考古证据：
人类考古学家的发现是：中国汉族的O3基因是最晚到达亚洲的，其出现的年代与盘庚迁都于殷的大致年代相符，这就是汉族西来的证据之一；
考古者在战国的古墓中发现了只有古埃及才有的玻璃项链、“蜻蜓眼”等玻璃首饰，而当时中国与中东既无海上贸易也无陆上贸易，这些古埃及饰品，恐怕只能是商周人的先祖，从古埃及带来的，此是佐证之二。
西晋时期，从战国时期魏安厘王的墓葬中发掘出五卷本《周王游记》小篆竹简，记载有周穆王（约前1001年—前947年在位）万里西游，赴“昆仑之丘”拜会西王母、参观“黄帝宫”的史事，中国史家一般认为周穆王去的地方是青藏高原的昆仑山，但史料明载：周穆王去的地方，需要以“八骏之乘驱驰九万里”，即需要以八匹马拉的大马车跑九万里，昆仑山哪有那么远？当然，九万里路涉嫌夸张，但从中原到埃及，曲线线路在两万里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考古证据是：1993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在一具古埃及女性木乃伊头发中发现了一块丝绸。这块丝绸与木乃伊同属古埃及二十一王朝，年代相当于中国的商周。而在那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丝绸出产地，当时中国与遥远古埃及根本不通商贸，且当时中国能够出产丝绸的只有巴蜀，丝绸自给都不足；这只能说明那个古埃及贵妇头上戴的极其珍贵的丝绸，是中国客人所赠送的超级奢侈品。
当时除了古埃及女王，谁能享有如此的装饰品呢？而除了中国来的高级权贵，谁能赠与此种奢侈品呢？
这应该能够佐证：周穆王所到的地方，就是古埃及；而西王母，就是古埃及的女法老。
《周王游记》亦明言：周王室先祖与西王母系同族，本同居“昆仑”国，而后因为种种原因，才不远万里去东方建国。这应该能够说明：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就是古埃及人的先帝。华夏民族文明的源头，就是古埃及；由胡夫大金字塔和《黄帝内经》、《易经》等“神传天书”来看，古埃及人的文明程度高不可攀，非常神秘，以致于即使现代科技，也无法破解其中之谜。
所以某团体称中华文明是“神传文明”，也是有道理的。
《山海经》或许也是重要的佐证，证明华夏文明源自古埃及，而所谓中国的夏朝，就是古埃及的法老王朝：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上古华夏文明周边暨其周边地区的地理志，但其所载海、陆、山、岛、人文、方位等特征，与现今中国暨其周边地区根本“牛头不对马嘴”，毫无吻合之处，甚至相去十万八千里！如果上古华夏文明的产生地就是中国本土的话，是决无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五千内东亚大陆的地理海陆不可能发生这样巨大的变迁，古今气候虽有差异，但东亚大陆今天的海陆轮廓，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底定了。
这就表明：上古华夏文明地区，根本不在今天中国境内，而在与中国相距遥远的另一地。
那么，这一地区在哪里呢？应该在古埃及。因为若以古埃及为中心，《山海经》之18卷《山经》、《海经》、《荒经》所描绘的特征，基本上能够应验于现实地理；如《海外西经》，就有着对南美洲的清晰描述。。。这应该能说明，上古华夏文明地区，就在古埃及。而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上古华夏文明中的人物，是远离东土中国的古埃及人；而大禹所治的洪水，不是黄河洪水，而是尼罗河洪水。
综上看：夏朝，应该就是古埃及法老王朝；而商朝，则是由中东的另一个黄种人民族所建立，这个民族一度打败和入占了部分古埃及，后在古埃及人的反抗和周边高加索游猎民族的攻击下退了出来，狼狈东迁，一直逃到中国中原才安定下来；所谓商汤伐夏，应该指的是商朝一度征服古埃及的史事；而盘庚迁殷，指的是商朝迁入中国中原的事；而后，本为古埃及近亲和藩属的周人，也在中亚、西亚白种人游猎民族的攻击下逐渐东迁到中原商朝西陲，直到“武王伐纣”，取代商朝占据中土。
但是古埃及人的体貌特征，比之当今中国人也有明显不同之处：
由大量壁画和雕塑可以看出：古埃及人普遍是长头、大眼睛、脸型椭圆、女性许多是瓜子脸，容貌非常秀美；这种相貌特征，是异于当今的中国人的地方，因为当今中国人，普遍是扁颅，宽扁脸，小眼睛。。。比古埃及人丑了不止一个档次，这种体貌特征，在华北和东北尤为明显。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实是汉族人长期遭受北方游猎民族异化的结果。经过“五胡乱华”和蒙古征服，大量的小眼睛鲜卑人、蒙古人在汉化的同时，也令汉人——尤其是北方汉人发生了形貌上的改变，单眼皮小眼睛的人大增；而金国的入主中原和满清的征服全中国，更令女真人以扁颅为美（以硬枕头把新生儿颅骨睡扁）的陋习影响到汉族人——尤其是东北、华北汉人；而以“四野”为主的中共解放军的大举南下，“解放”全国，更把满洲人（女真人）的扁颅陋习深入影响到全国各地。
扁颅陋习同时造成脸型和身材的宽扁，它和蒙古化的小眼睛一道，令汉族人的形貌发生了异化；此种丑陋的异化，自南宋后就大规模开始了，到了中共“解放”和统治时登峰造极。
当今礼崩乐坏、丑陋不堪的中国，亟需破除满洲化陋习、恢复“周礼”，恢复古埃及人的美感！
话又说回来，汉族虽然异化丑化，毕竟多少保留了东方式（古埃及式）的独特文明；但古埃及文明，在她产生的伟大国度，却久已湮灭了：周穆王瑶池（红海）一曲永别西王母后约一千三百年——公元640年，阿拉伯人侵入埃及，伊斯兰教可怕的凝聚力、以及穆斯林特有的高生育率，迅速地淹没了古埃及人的后裔，令埃及彻底伊斯兰化——至此，顽强绵延数千年，并先后同化了无数蛮族、以及希腊人、罗马人征服者的古埃及文明，竟被枯燥野蛮的阿拉伯大胡子彻底消灭了！
作为古埃及人的后裔，汉族人要警惕：今天中国境内的穆斯林，仍然是中国文明的心腹大患！
古埃及文明灭亡的一大原因可能是过于放荡而丧失了抵抗意志。纵观古埃及壁画可以发现：古埃及妇女太漂亮了，而且穿得很薄很露，这反映出淫风何其滋盛；这一点中国要引以为戒，禁欲主义才是真道。
曾节明 写于2014年八月五日下午于夏末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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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我和徐景贤
星期三 九月 03, 2014 8:18 pm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师爷，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历史的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是完全被消融，或者是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11月2号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剧本。”啊？是吗？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的个人？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后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所以当徐景贤出狱之后，托人带话向我问好致歉，我是接受的。半年后，2003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5月2号上午9时45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我站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我第一个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没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厉害。这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他两鬓有霜了……
徐景贤又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楼梯窄，你要当心。这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老了，旧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只觉得有点凄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骚；他是笑着说的，还带着点幽默语气。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仄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15平方，有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受害者，一个“文革”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他敬茶，我送礼……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权利。
他说：“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后，反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张春桥并没死，今年85岁，我通过间接渠道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在狱中连话都不说，审判他的时候也不说，怎么会写回忆录？外界又传道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王秀珍呢？不是动笔杆子的人，写不来。只有我写了。我写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毛、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接触。中间这一层，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这些人，陈阿大、‘四大金刚’，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
2003年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终于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4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时在中山医院附近的复旦大学遗体捐献站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11月6日中午，在我出发前居然有关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关注，我真的很生气！我说：“徐景贤虽然曾经是罪犯，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权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文革”博物馆不让建立，“文革”研讨会议不让举行，如今连“文革”人物去世竟然也不让凭吊，这太过分了，太绝情无理了！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逃避日后的清算，要让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责，忘掉祸首！不，我们不能忘记，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
徐景贤的追悼会我毅然决然地去了。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人物最后一眼，为了向他已献出的遗体深鞠一躬，更为了不忘记“文革”这段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极大灾难的历史！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花篮花圈摆满一屋，我想仅就捐献遗体一事，他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看看八宝山，看看纪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尸骨，能有几人能像徐景贤一样呢？
挽联上写着：“用权不徇私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间，他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确如挽联所言“用权不徇私”。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他也没让他们调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参军，他不给他们开后门。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没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他也拒绝二老的要求，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安装煤卫之后一起解决，我们不能特殊。”对比如今的吏治官风，对比陈良宇的所作所为，真有云泥之别！
“文革”如今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禁区，巴金生前提出要建立“文革”纪念馆，至今都无法实现，何来研究，何来反思！而徐景贤触及禁区，进行反思，反思而成的回忆录在大陆竟无法出版，只得在香港问世；出版者也因此遭到鞫讼。以此观之，这是一向愚忠的徐景贤的首次出轨，他超越了禁区，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时候，犯了大错；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一件好事，至少是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我真想听听，可惜他全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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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化—徽学—安徽作家与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四)
星期三 九月 03, 2014 1:00 pm
一、鲁彦周：安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至今，人们一说起安徽当代文学，第一个提到的作家无疑是鲁彦周。确实，作为安徽文学的领军人物和中国当代文坛的名家，鲁彦周已经成为安徽文学的一个品牌、一个形象性的符号。而一提起鲁彦周，人们第一个想起的必然是《天云山传奇》。这篇反思小说的代表作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中国读者，并带着它的作者进入了文学史。它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从而获得了一种崇高的象征意义，无怪乎作家王蒙作惊人之语，说安徽有三座山：黄山、九华山、“天云山”。
《天云山传奇》最早突破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界线，最早描写反右斗争和粉碎“四人帮”后纠正冤、假、错案遇到的阻力。
小说名为“传奇”，实为“写实”。1956年，天云山区考察队政委吴遥调到特区任组织部长，罗群接任考察队政委。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宋薇和冯晴岚被分配到天云山区考察队。罗群上任，完全改变了前任吴遥的做法，大刀阔斧地抓经济建设，善待知识分子，表彰考察有功之臣，在天云山区引起了轰动。宋薇爱上了罗群，他们建立了真诚的爱情。形势的发展对罗群不利，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吴遥一手导演，首先拆开宋薇与罗群，接着宣布罗群为右派，迫使不明真相的宋薇与罗群划清界线而嫁给了他。从此，吴遥在政治运动中步步提升，而对罗群的处理却一再加重，1959年他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1969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恶劣的处境中，善良的冯晴岚勇敢地与罗群相爱。
二十年后，吴遥仍然坚持当年对罗群的处理，始终不给他平反。身为组织部副部长的宋薇想解决此事，却受到分管组织部门的丈夫、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吴遥的压制，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且越来越大，最后，宋薇出走天云山去看望奄奄一息的冯晴岚而与吴遥彻底决裂。三中全会后，罗群得到平反，任天云山特区党委书记。
《天云山传奇》传达了作者的意图：通过叙写罗群的悲剧命运，达到对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与否定，揭示政治性灾难对人的摧残与人性的扭曲，以及人性的觉醒与人性的复杂性。鲁彦周是一位悲悯的人道主义者，具有道德的崇高意识，他写苦难写悲剧，但不陷于苦难和悲剧。在他的作品中，苦难和悲剧是通向人性的美好和崇高的一个过程。人性的美好和崇高是一种超越一切的恒定性的精神向度，所以他会充满激情地抒写罹难中的罗群执着于信念和理想的崇高精神。
《天云山传奇》显示了鲁彦周关注现实、长于历史思考，并在历史的解读与思索中叙写人性人道的特点。《天云山传奇》之后的小说，继续发展着这种特点，并在发展中渐渐分出四个路向。
一是以《天云山传奇》为代表，包括《呼唤》、《清澈如水的眼睛》、《山魂》、《苦竹溪 苦竹林》、《双凤楼》等小说，取社会政治视角，解读“革命”、反思极左思潮所造成的政治上的“现代专制”、思想文化上的“现代蒙昧”、人性上的扭曲变异。这些小说涉及20世纪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揭示极左思潮由来已久，以及造成的种种悲剧。这一路向的小说与当时整个社会对民主、人性、现代化、社会变革的要求一致，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梨花似雪》也属于这一路向的小说。启蒙现实主义小说在思想启蒙时期能够唤醒民心民智，引起社会振动冲击的作用，但它往往缺乏经得起再度思考的艺术力量和长久性的文学价值。鲁彦周的这些小说由于在历史反思中展开了丰富的人性人道的描写，使现实与历史的内容获得了审美的支持。
二是《彩虹坪》和《古塔上的风铃》等小说，写当前社会改革的艰难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虽然写的是当前现实，但思想脉路却与上一路向的小说是相通的。
三是出色的《逆火》、《孽缘》、《乱伦》三个中篇，直入人性和人道主义。在鲁彦周小说中，这三篇淡化浅显了历史，深化丰富了人性。
《逆火》是鲁彦周最好的小说之一，我称它是《雷雨》的当代版：小奶奶韵竹仿佛就是《雷雨》里的繁漪从周公馆走进了柴庄，而族长柴梦轩在戏剧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也与《雷雨》里的周萍颇多相似；小奶奶韵竹与柴梦轩的感情纠葛，同繁漪与周萍的感情冲突有着相同的性质和走向。
大约是两年前，年轻漂亮、英俊文雅又知书达理的柴梦轩从乡下来到城里的小爷爷家，与下人的女儿——美若天仙的女学生韵竹相识，他没有骗她，说家里有妻子，他不喜欢，现在他心里只有韵竹，还说他要在小爷爷这里做事，不回去了。韵竹也就信了，便跟他相爱了。后来，韵竹发现自己怀孕了，便催柴梦轩娶她，哪怕做小也行。哪知他一听就害怕了，他对韵竹撒了个谎，说他先回去料理一下，办完事就回来。结果，他一走了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之老爷的强逼，她极不情愿地嫁给了老爷。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干枯的病老头，天晓得她忍受了多么大的委屈。现在机会来了，她发泄委屈、不满、甚至仇恨的机会来了，她随告老还乡的丈夫回到了柴庄。现在，她的身份是小奶奶，自然也就成了柴姓家族辈份最高的人。
自从她踏上柴庄之后，这里的平静就不复存在了。她有着如同《雷雨》里繁漪一般的“雷雨”的性格，钱谷融先生在《〈雷雨〉人物谈》中分析繁漪时说：“在《雷雨》初版本的序言中，曹禺曾说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其实，照我看来，繁漪不但有‘雷雨的’性格，她本人简直就是‘雷雨’的化身，她操纵着全剧，她是整个剧本的动力。”⑤我要说，《逆火》里的韵竹也是“雷雨”的化身：是她在祖宗牌位前公然出柴梦轩的丑，要他给她刚会走路的儿子——实际上是她和柴梦轩的儿子磕头；是她首先破了柴氏家族的规矩，在祭祖之际，领着一群年轻的妇女在祖坟上喝酒；是她在丈夫生前死后，紧紧逼着柴梦轩赎罪，要他把他整个人还给她，带着她远走高飞，柴梦轩一招都不敢接，招招失灵后，她决定报复柴梦轩；是她在对柴梦轩失望之后，借机将爱情投给了走方郎中柴水，达到了对柴梦轩的第一次报复；又是她在一切失望之后，尤其是在她与柴水相爱偷情被发现，柴水被沉河，柴梦轩暗里仍然恋着她但表面却正人君子，柴梦轩的儿子乱伦想占有她的身体时，她用“性”将这对父子引到祠堂的祖宗牌位前，让他们脱光衣裳，赤裸着身子，以乱伦的耻辱在祖宗面前接受着她的惩罚，实施了痛快淋漓的报复，然后引火烧了祠堂。
来源：中华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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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他们带来想象力的解放
星期三 九月 03, 2014 10:22 am
徐则臣
作家、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著有小说《耶路撒冷》《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如果大雪封门》，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人间烟火》《居延》，散文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作品集《通往乌托邦的旅程》等。
“70后”作家徐则臣近来收获颇丰。8月6日，他凭借作品《耶路撒冷》获得了2014年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仅仅五天后，他的《如果大雪封门》又摘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拥有不少文学拥趸的徐则臣，也有自己的喜欢的作家：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和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
“舞台上的人更重要”
提及向读者推荐的文学作品，徐则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弗兰岑的小说《自由》。这部小说2010年在美国甫一出版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成为当年《纽约时报》“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并被美联社称为“一本你读完之后仍会久久思考回味的书”。《自由》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21世纪头十年所经历的梦想与失败。弗兰岑用平实的笔调刻画了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其中有满怀情感纠结的家庭主妇，也有坚持当好人的丈夫，有精神飘忽不定的摇滚歌手，也有叛逆和迷茫的青春期孩子。
“弗兰岑的《自由》是用一种非常"笨"的方法在写。”徐则臣说道，“作者讲述的就是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宏大叙事的写法，但看到最后你却会觉得这是一部史诗，他把这一家人的普通生活写出了史诗的质地。”
徐则臣认为，弗兰岑在《自由》一书中没有依靠宏大的社会背景，也不借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是仅凭借着人与人之间实实在在的关系，深入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从而写出了存在于人物内心的波澜和风暴，这种书写方式非常珍贵。“日常生活也能成就一种史诗，就像门罗也写日常生活，同样没有特别强烈的故事性，但其作品依然能够深入人心，将人心中幽暗的角落全部展现出来，达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
在徐则臣看来，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能够深入到人心内部的。“当然，写外在宏大的社会层面的内容，即舞台的背景，写好了也很棒。但我更认同与舞台背景相比，舞台上的人更重要。”徐则臣说：“在这一点上，弗兰岑的《自由》做得非常好，对我个人在当下全球化"世界是平的"这一语境中长篇小说的写作，非常有启发。”
“奇绝的假想”
另一位被徐则臣称为“伟大作家”的是萨拉马戈，徐则臣认为他堪称“以实写虚”的典范。
“萨拉马戈小说的特点是，所有作品都是以一个奇绝的假想，或者说一个预设作为开头的。”徐则臣介绍说，“比如，在其代表作《失明症漫记》中，一个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眼睛突然看不见了，他去看医生，但包括医生在内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相继失明，随后失明症如流感一般蔓延全城。他的小说从来不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而是从魔幻主义的超现实假想出发。他不会追问人为何会突然失明，而是会告诉你失明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徐则臣用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来形容萨拉马戈小说的写作方式。“在小说中，萨拉马戈总是以这样一个无来由的，甚至有些无厘头的情节作为开始，但随后他反而又会用一种非常写实的方式把开头的假设阐释清楚。读者一开始看小说的时候可能会有疑问，但看到最后却不会再疑惑。这就是萨拉马戈伟大之处，他会用一个非常严整的逻辑去论证前面的内容。”
这种“奇绝的假想”在萨拉马戈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另一部小说《石筏》的开头，萨拉马戈以大胆的想象，描述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沿着比利牛斯山脉与大陆断裂、从欧洲脱离后漂浮在大西洋上的情景。“我们写小说往往以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叙述作为开头，不会有这么大胆而奇绝的开始，但萨拉马戈却拥有这样的想象力。”
同样作为一名作家，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也受到了弗兰岑和萨拉马戈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想象力的解放上。”徐则臣说道，“想象力解放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办法去量化，但因为前面有人走过这条路，比如萨拉马戈，所以我在写到一些超现实的故事时心里会更自信。这就像已经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后，你再去尝试吃一种新的东西时，心里会更有底气，会有一种"吾道不孤"的感觉。”
《中国科学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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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混沌模糊的《革命后记》
星期三 九月 03, 2014 10:20 am
（随笔集《革命后记》，韩少功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
韩少功对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真的想清楚了吗?你是在为这个重大的复杂的欲说还羞的运动或者说事件在作貌似公允的辩护?还是故作高深教导芸芸众生?你是在作为一个亲历者谦恭地为后人提供一个视角传递另外一种声音?还是不管不顾自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
在《革命后记》的文末，韩少功提到了革命与民主、与公平的关系，也说到公平是否重要的问题。但在最后，韩少功还是提到了自己的父亲，提到了托尔斯泰与他的哥哥，也就是“小绿棒”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能够消解大家的疑虑吗?
一
是暮春时节，到省作协参加研讨会，遇到《钟山》的主编贾梦玮先生，他告诉我，《钟山》第二期刚出来，我问：王彬彬这一期的专栏说什么？贾说，是关于如何策反国民党军队的。我暗自想，这真是一个好题目，王彬彬的文章是越来越好看了。梦玮说，这一期的头条是韩少功的长篇散文，估计会有点反响，也许两边都不会说好吧。我马上找来给你，你可以看看。
几乎是没有停顿，但也几次想丢下不看，但最终还是把韩少功这部《革命后记》看完了。但是看完之后，对韩少功如此煞费苦心谈论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是更明晰了，而是更为混沌模糊了，韩少功的所谓“后记”，究竟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传递怎样的信息？是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独有心得其他看法都是皮相之论？是因为王蒙的《中国天机》引发的跃跃欲试寂寞难耐？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韩少功要如此不管不顾急不可耐就这样难缠的问题而高调表态一泄胸中块垒？
应该坦率地承认，韩少功从来不缺乏观察问题的独特深刻思辨熟虑的犀利尖锐。他的早期作品，对时代的反思之深对公众的启蒙之远，至今仍为人所称道。韩少功的《暗示》《山南水北》以及之前的《马桥词典》，从内容到风格都是中国化的一种文本，的确是一种很有想法的呈现方式。
二
被名之为长篇散文的这部 《革命后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胆也不无冒险的尝试，也是一种他运用自如相当自信又自负的文本试验，在这样的无拘无束的写作快感中，韩少功当然不屑于遮遮掩掩云山雾罩，他也许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情澎湃，但是我想问，你对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真的想清楚了吗？你是在为这个重大的复杂的欲说还羞的运动或者说事件在作貌似公允的辩护？还是故作高深教导芸芸众生？你是在作为一个亲历者谦恭地为后人提供一个视角传递另外一种声音？还是不管不顾自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你很得意于自己的所谓宫廷化、诉苦化、道德化的概括吗？你的所谓圣徒化、警察化、等级化、结构性、博弈规则、利益理性的概念频出，大有权威的架势俨然。韩少功先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父亲自杀，似乎以此来表白自己对这样的运动更应该切齿痛恨，但自己没有这样萦怀于个人的恩怨纠结，韩少功先生还提到了王光美的所谓圣德义举聚会毛的后人，也提到了毛泽东重新解放大批被他打倒的干部的无奈让步，难道在1976年的人事调整最终布局也是被逼无奈？韩少功还说到了1975年为陶铸等人平反的事情，真不知道韩少功先生依据的是哪一份红头文件还是什么权威著作？要知道，韩少功先生为了写这本 《革命后记》，做了注释的地方，足足有209个之多，谁敢说我不认真是信口开河？我每一个说法可都是持之有故的，我做的案头功夫要超出一般的平庸的“文革学”研究者了!最为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韩少功将中国政治运动中死亡的人数与美国打伊拉克相提并论进行比照并且还振振有词冷血漠然，也许在韩少功看来都不过是生命的消失，何必要大惊小怪？有些人为何总是就此不依不饶纠缠不休？这样的讨论，也许在韩少功看来已经时过境迁没有意义，是这样吗？
韩少功在《革命后记》中引用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摘引了大量的数据，甚至还得出了“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如何蓬勃，人民的生活虽然说不上温饱小康但也远非所谓崩溃的边缘，他认为说经济崩溃是一种夸大其词的政治需要。韩少功还多次提到印度的问题多多等级森严脏乱差来衬托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这样的材料取舍，这样的丧失起码的常识与良知，还是原来的韩少功吗？韩少功作为湖南人，也提到了湖南道县的杀人事件，但他尽管用词小心翼翼远不像奚落古华那样嬉笑怒骂，但总是给人以形势使然氛围如此各有道理的强盗逻辑，如此伤天害理违背基本人性的罪恶事件，韩少功还要来一个所谓的事出有因一分为二，这真是有点令人无语了。韩少功虽然引用了中外不少研究者的论点，甚至不无挖苦讥讽地说到古华还有路遥，说到王友琴、马若德，但是大陆公认的“文革”研究者如王年一、肖东连、林蕴晖等人的研究他只字不提，对张戎等人明显带有游戏笔墨的文字却一再提及，好在韩少功似乎没有对那位李医生口诛笔伐义正词严，这不是无意的疏忽吧？研读如此之细涉猎如此之广泛的韩少功怎么舍得放弃如此重要的文本解读？却对奥威尔曾经在情报部门供职提供过什么名单津津乐道，尤为令人费解的还是对古华的挖苦，认为古华的《芙蓉镇》名实不符暴得大名有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且侥幸亡命海外化名“攻击”领袖是一种不光彩之举。我权且做一次文抄公，看韩少功如何说古华：
“擅长此道的京夫子，著有多部畅销书，原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他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与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暗暗决定’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
“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玻璃缸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
韩少功还嫌不够过瘾，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地引用吕正操老将军的话来驳斥爱蓓的荒唐无忌，上班时间领袖怎么可能溜出中南海去幽会情人？古华此人为何去国，我们无从知道，也许只有韩少功这样的“高干”知道其中隐情。
三
韩少功全盘否定大字报的水平之低强词夺理以势压人非黑即白的单极思维，但所有的大字报的水平都低吗？毛泽东“文革”之中的两张大字报是什么水平？并不是《革命后记》这样的洋洋洒洒写成一本书，但却让刘少奇的“司令部”顿然瓦解让林彪“集团”失魂落魄;没有进过中南海就不能写中南海了？拿古华的口音、地域如此挖苦，是善意的玩笑吗？韩少功还说古华的《芙蓉镇》中什么民营、国有，纯粹是一种刻意贴标签，把问题简单化概念化。经过时间的淘洗，一些文本凸显出它的局限性，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是讨论古华作品的局限性，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在探讨“革命”这样的郑重主题的时候，挟枪带棒对同行如此刻薄，真有点相煎何太急的味道了。韩少功也说到了路遥，大家都知道路遥曾经是“造反派”，也已经长眠地下经年，这个被王安忆称作“黄土地的儿子”不管怎样都因其英年早逝因其真诚文字而让人缅怀，但韩少功说到路遥却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古怪心理：“我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同样是长效催泪弹，虽在业界算不上大红，但几十年内一直热卖，一再印得印刷机发烫，其共鸣者显然多是与作者相似的乡村儿女———他们对通向城市的一条黄沙小路耿耿于怀，甚至泪眼迷蒙。”韩少功先生可能想说的是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的的确确是一再热卖，《人生》充其量算是一个小长篇，但把印刷机印得发烫的，不可能是《人生》。“印刷机”、“催泪弹”、“热卖”，这样的词汇经过韩少功这样的组装，怎么会令人看出一种不无羡慕嫉妒恨的小肚鸡肠啊!韩少功对白桦的《苦恋》似乎也不无腹诽，认为它忠奸分明过于简单化了，而用词似乎客气许多，也许白发萧萧的白桦尚在人间，而古华、路遥早已经阴阳两隔之故？
韩少功在《革命后记》中言之凿凿地说：“当党内另一高官高岗为此向刘少奇发难，毛泽东坚决站在后者一方，没给极左论调什么机会。”我想请教韩少功先生，对这一段复杂的历史，已经有诸多严肃的学者、当事人都有文字披露，韩少功先生是否认真研读一二？韩少功先生根据什么得出毛泽东以“坚决”的立场，遏制了“极左”的论调？所谓高饶事件的诸多当事人还在，其间是非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可以断言的是，决非如韩少功所言是简单的左右之争。
韩少功说“1919年中国的武昌辛亥首义”,也许是一种笔误，怪不得浑洒自如热血贲张的韩少功先生吧？韩少功说到的徐有渔，是徐友渔的兄弟？
韩少功说“文革”后期“国际局势拨云见日外交领域风景独好”，反证了“文革”的症结不在于领袖。不在于领袖，而在于体制，这样的话谁都会说，难道毛泽东也是被逼无奈半推半就？富有想象力的韩少功认为毛泽东在晚年是在“对文革弱弱的一再自辩”，“他卑微的要求似乎只是希望得到人们一个‘文革’三七开的结论，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希望那场大乱终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软着陆”，韩少功甚至还说，到了1976年4月5日，毛泽东这位政治强人，“他的和事佬也当不下去，在高层对决中再一次被逼选边站，交权给平衡派人物华国锋，不过是最后的止损之策”，这倒是韩少功先生的重大“发现”了，“文革”末期，政局纷纭，但说到毛泽东被逼，他被谁逼迫？谁有这个能力敢与毛泽东较量？这个玩笑开大了吧？毛远新说，幸亏周恩来死在了毛泽东前面，但周恩来毕竟遂了他们的心愿，在年初就撒手人寰了；叶剑英不是被说成生病了？而邓小平也是实际上已经被打倒？谁在逼迫毛泽东？难道是江青张春桥不成？真要请教韩少功先生了。好像是韩少功先生为一位“文革”期间的造反工人的书写的序，说到“文革”何时结束的重大命题。何时结束？“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只要毛泽东有一丝气息尚在，“文革”怎么可能结束？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文革”随之结束，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当然，也有人说，九一三事件即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但“破产”与“结束”毕竟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吧？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韩少功在《革命后记》的文末，提到了革命与民主、公平的关系，也说到公平是否重要的问题。但在最后，韩少功还是提到了自己的父亲，提到了托尔斯泰与他的哥哥，也就是“小绿棒”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能够消解大家对韩少功的疑虑吗？
韩少功，究竟是在装？还是在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我百思难解，啰嗦坦陈，求教于韩少功先生。
《文学报》文/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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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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