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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情缘
星期三 十月 08, 2014 2:55 pm
为了迎接今年10月在温州举行的中国越剧节，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戏曲故里、文化浙江”和“越剧盛会、人民节日”的主题精神，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越剧的了解与热爱，激发更多人对越剧的关注，本报文化新闻中心与温州市艺术研究所联合举办“我的越剧情缘”征文比赛活动，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
一、征文主题：“我的越剧情缘”，抒写市民读者对越剧的热爱，挖掘越剧背后的感人故事。
二、作品体裁：散文、随笔，字数不超过2000字。
三、征文时间：即日起至10月中旬。
四、奖项设置：一等奖3名（每名奖金2000元）
(说说心情)
二等奖5名（每名奖金1000元）
三等奖10名（每名奖金500元）
(读后感)纪念奖若干名（每名奖纪念品一份）
来稿请写“我的越剧情缘”征文字样，寄温州市公园路105号温州日报副刊部收。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征文优秀作品除了在本报刊发外，还将推荐《中国文化报》《中国戏剧》《浙江文化》等媒体发表，并择时结集出版。
链接地址：.cn/default.aspx?id=20825
(来源：读书笔记www.ecengl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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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鴻章到馬雲：華爾道夫飯店見證百年中美關係
星期二 十月 07, 2014 8:52 am
華爾道夫飯店自開業起便成為中國領導人下榻之地，從李鴻章、蔣宋美齡到鄧小平，華爾道夫見證了百餘年間中美關係多個歷史性時刻。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高麗出席聯合國會議還下榻此處，中國首富馬雲也在這裡招待美國的投資家。
華爾道夫飯店於1893年開業，原址在今紐約帝國大廈處。1897年，清朝大臣李鴻章到訪美國，下榻華爾道夫飯店。在這裡李鴻章見到了美國政、商兩界要員和華僑代表。美方給予李鴻章超規格禮遇，總統克里夫蘭專程趕到紐約同他會面。
李鴻章在華爾道夫飯店接受了美國記者的採訪，在採訪中，他暢談了自己對中國社會的看法，他提出了對美國民主制的興趣和困惑，懷疑多個政黨並存會讓美國社會混亂，報紙言論不受管制也會給政府添亂。他還嚴辭抨擊了美國的「排華法案」，呼籲輿論幫助中國移民獲得憲法權利。
李鴻章此次下榻華爾道夫飯店還給美國留下了一道有趣的遺產，他帶來的中國廚師在華爾道夫飯店做的「雜碎」(Chop suey)一菜，至今仍在美國各地中餐館的菜單中，成為美式中餐的一大代表。
後來，為呼籲美國支持中國抗戰，1943年，蔣宋美齡開始了她全美巡迴演講之旅，在紐約期間，她下榻已搬到花園大道(Park Avenue)新址的華爾道夫飯店。蔣宋美齡的演講廣受各界歡迎，而她在華爾道夫飯店的寓所更成為政界人士的熱門地點，老甘迺迪(Joseph P. Kennedy, Sr.)更三度專程從波士頓趕赴紐約同蔣宋美齡會面。
1974年，鄧小平訪問美國，在華爾道夫飯店同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會面，此後歷任中國領導人出訪紐約，都會下榻華爾道夫飯店，最近下榻的是出席2014年聯大會議的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
華爾道夫飯店會為貴客提供專門的服務，這些服務內容有些顯得頗為古怪。據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當年下榻華爾道夫時，要把床換成木板床，華爾道夫也照辦。
上個月，阿里巴巴在華爾道夫飯店舉行了IPO前首次路演，引發金融界人士排隊熱潮。從圍觀李鴻章到圍觀馬雲，華爾道夫飯店見證了百年中美關係變遷，也見證了中國從衰落的、任人宰割的帝國，再度崛起成強權的過程。
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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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他的国
星期二 十月 07, 2014 8:49 am
当国家试图绑架一个人的情感，该怎么办？如何绕开集体主义的陷阱？如何避免让自己变成所反对的那类人？如何重构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篇文章以几位大作家为例，他们或流亡，或静默，或通过放弃母语，“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无论从哪方面看，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都是独特的。
1930年，布尔加科夫在苏联被禁。一位处于上升期的作家消失了。以布尔加科夫之名活在世界上的，是莫斯科小剧院的一名普通职员。他焚毁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次年，布尔加科夫与伊莱娜·希洛夫斯卡娅结婚，并开始重写《大师与玛格丽特》。此后的所有文字，只拥有包括伊莱娜在内的寥寥几位读者。这部整个二十世纪最独特的俄语长篇小说，直到布尔加科夫过世后三十三年才在苏联出版。
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没有愤怒和控诉，没有对现实的直接描摹。关于苦难和死亡的思考是形而上的，结局也出人意料，作者为主人公安排的“大赦和永远的避难所”是：永恒的安宁。我们以此窥见布尔加科夫的内心，试图建构一种绝对秩序，它指向自由和天堂。
因此，最让我好奇的，并非风格与叙述的奇谲，而是布尔加科夫，这位在文学上被他的国家宣判死刑的作家，如何在绝对的孤独之中，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以及更为永恒的命题。似乎整个国家及其正在经历的风波，并未使他随之上下伏沉，偏离自我的轨迹。
阅读布尔加科夫，我愿意将之与索尔仁尼琴比较。后者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流亡。这也是异常痛苦的选择。索尔仁尼琴无法想象自己住在国外，为完全陌生的读者写作。“我所有的兴趣，所有关心的事，都是俄国。”他在一个名叫卡文迪什的美国小镇生活18年，写下长达数千页的《红轮》。它由几百个真实和虚构人物汇合而成，是一部关于20世纪初俄罗斯的史诗。索尔仁尼琴燃烧生命般地写作，意图就是：批判极权，保存历史记忆，讲述俄罗斯在20世纪“既泯灭了自己的过去又断送了自己的未来的悲惨历史”。
这样的历史使命很崇高，也很沉重。它让《红轮》的文学性淡薄了。哈金评价道：“他（索尔仁尼琴）的早期小说……起码能在时间流逝中留下点什么。相比之下，他的后期作品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文学逻辑，而全部由历史串联。”此话暗示：丧失了文学逻辑的作品，经不起时间考验。
文学的逻辑，是文学的第一逻辑。若以记录历史为任务，纪实文字更有历史价值；若以政治批判为目的，政论时评更直接有力。我们有记者、学者、记录者……其中一些甚至文笔斐然。那么，人类为何仍需要文学？必然是因为，它有着非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审美的愉悦，人性的穿透。文学性才是文学的首要属性。文学的逻辑起点和最终指向都是：人。
如布尔加科夫所言，“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世界上的人和物，都是善恶交织，光暗错杂，都是呈阴影状。在此意义上，文学不提供明晰完整的解释，也非为所有问题给出答案。文学是认知世界的独立维度，不依附意识形态，抑或伦理准则。它与它们彼此补充，相互参映。一切“揭露”、“批判”、“弘扬”……以及诸词之后的宾语，都是文学的累赘。
反抗式的写作，受限于它的宾语——反抗对象。“敌人”只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的概念。人性才是恒定和普遍的。相比控诉敌人，直视人性更需勇气：你跟你的敌人截然不同吗？贪婪、嫉妒、争竞、谎言……这些人性的软弱，真的与你无关吗？如果控诉是一个人唯一的姿态，那么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采取的是置身事外的态度。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构成黑暗的一部分。因为，“你不过是人。”
在布尔加科夫那里，没有大是大非的批判，只有关于善恶关系的思考（“假如世上不存在恶，你的善还能有什么作为？”）；没有勇敢与正义的单向度展现，而是走到勇敢背面，洞视人性的亏缺。（“怯懦才是人类缺陷中最最可怕的缺陷。”）
布尔加科夫在更抽象的意义上，呈现苦难和人性。苦难在上帝的秩序之中；魔鬼在每个人的内心之内。索尔仁尼琴记录“怎么样”，布尔加科夫思考“为什么”。如果没有反思，尤其是对个人内心的反思，历史会重演，错误将继续，人最终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二】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经过四千多公里旅程，由阿拉斯加飞西伯利亚，来到当年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他走下飞机，穿过欢迎人群，俯身触摸脚下土地。这个悲壮的动作，传达了他难以言表的心情：我回来了。
经过二十年，索尔仁琴尼面对的祖国，与他离开时迥然不同。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模式，都经历了大震动。苏联解体了，索尔仁尼琴用整个生命和写作来对抗的敌人消失了。
索尔仁尼琴对此简直痛心疾首。他在《崩溃的俄国》中写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
若将这些言论放到当下，会被视为“五毛”、“阴谋论”、“反普世价值”。索尔仁尼琴在国内被禁，却在西方出版；被国内驱逐，却被西方接纳。他在美国生活多年，获得“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却始终拒绝学习英语，“对西方一无所知”（桑塔格语）。以坚持拥有苏联护照为荣的索尔仁尼琴，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是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
他认为西方文化腐朽堕落，忧虑俄罗斯人被其侵蚀。他反对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他多次表示对前苏联解体的不满，反复申明他的“大俄罗斯”历史观，他愤怒地质问：“俄罗斯民族为什么要受制于少数民族？”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车臣，造成平民伤亡时，曾经坚持大声控诉的索尔仁尼琴沉默了。
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勇敢、正义、自由、抗争……的化身，为何面对明显的不义和杀戮，却不愿发出声音？尤其在当时，发出声音已不构成人身危险。在索尔仁尼琴的价值谱系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高的东西——俄罗斯民族的荣耀。
至此我们看到，永远的反对者索尔仁尼琴，当敌人最终消失时，却成为他曾反对的那种人。索尔仁尼琴的言行和写作，没有摆脱与他敌人同构的思维方式——将个人泯灭于集体之下，泯灭于大概念之下。
索尔仁尼琴强烈抵制西方文化，“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估且不论文化的闭关锁国是否恰当，单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这类用词，就显得可疑。生命是个体的，精神也是个体的。这是对个体性的承认，也是对多样性的尊重。只有复数的“我们”，没有单数的“我”，会导致政治的悲剧，经济的错误，文化的落后——这恰恰是被苏联那段黑暗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甚至，“民族的良心”这类称呼，也是可怕的陷阱。民族是一个群体，而良心是私人的。人的行为受法律约束，也受良心约束，但这良心不是别人的，更不是民族的，而是人自己的。在王阳明那里，良心（良知）是天赋的道德观念。而在基督教文化之中，这个“天”有明确所指，即上帝。良心（conscience）这个概念来自《新约》，首先是一个神学概念。保罗说：“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哥前10：29）”人只能以自己区分善恶的良心来约规自己。威廉·帕金斯对此阐释道：良心是上帝安放于人心中的，以使人有办法知道其行为是否合乎上帝的道德律令。良心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良心自由”这个重要的清教徒观念，发端于英国，盛行于美国，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形式被制度化，并被《世界人权宣言》接纳，成为普世价值准则。也即是说，当有人说出“民族的良心”时，意味着良心这个私人事件遭到了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遮蔽。良心不再是每个人的良心，而是国家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僭越和剥夺。人们会将良心隐蔽起来，在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光环之下，大行道德绑架和伪善之事。
【三】
索尔仁尼琴的诺奖演说词标题为《为人类而艺术》，这是哈金所言的“成为祖国代言人”的扩大版。文学和艺术，真的可以代言吗？真的应该为一个群体，而非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存在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代言者”的文艺姿态，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我们曾看到一种要求：讲立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有态度（“歌颂呢，还是暴露呢？”），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反文学的，甚至是危险的，它给中国某一阶段的文艺，带来过接近毁灭性的改变。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作家试图将文学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相比于写作题材和技艺，最难改变的，其实是“讲政治”的思维方式——认为好作品必须是国家的、历史的，唯独不应该是个人的。因为在代言式写作中，代言的宾语是——底层、人民、国家、全人类……在宏大的集体概念面前，个人几乎等同于渺小、浅薄和没有价值。
中国主流文学评价坐标系中，有两类作品容易被认为“厚重”而备受青睐。一类是史诗性作品，一类是地方志式作品。它们通常是气势恢弘的鸿篇巨制，书写了一段中国历史，或者描绘了一方风土人情。但是这类大作品中的某一些，只让读者记得“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书写了某某历史或者地方”，却难以记住哪怕一个鲜活的人物。那些人物面目模糊，被动地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
中国当代的宏大作品，基本是“时代史”，而非“个人史”。倘若以人命名，只可能是历史大人物，比如张居正和李自成。以小人物——比如尤里·日瓦戈，或者安娜·卡列尼娜——来命名一部几十万字的作品，在中国当代的写作中，是难以想象的。
任何时间和空间，脱离了人的存在，都将变得没有意义。时空的纵横轴，只有一个交叉点，那就是人。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历史在个体的生命之中。历史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
同理适用于地方志式小说。所谓风土人情，“风土”不是目的，“人情”才是目的。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中国现当代地方志式小说，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呼兰河传》。没有铺陈景色的乏味，没有交代风俗的冗余。萧红的风土人情，落笔永远在“人情”。每个人都是有面孔、有名字、有呼吸的。景色不过是人的背景；风俗不过是人的道具。
比如《呼兰河传》开篇，萧红写城里的十字街，“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是地方志式小说的常见写法：先把画卷展开，背景铺陈好，然后开始说故事。这种写法易有进入缓慢的不足。《呼兰河传》却生动抓人，甚至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比如萧红在开篇处，用足足三千字笔墨，写东二道街上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这泥坑晴雨多变，深浅无常，时或陷了马、溺了猪、冲了墙、淹了街。于是各色人等围绕这泥坑，生出市井百态、冷暖炎凉来。这段描写堪称经典，它让我们看到，怎样让景物像人一样地拥有生命。在小说写作中，倘若景物与人不发生关系，不过是一堆静态的好词好句而已。萧红笔触所及，所有的外界事物，都围绕人物内心旋转起来。难怪夏志清惊呼：“萧红真是伟大，茅盾曾为《呼兰河传》写序——其实茅盾哪里能写出像《呼兰河传》这样读后回味无穷的作品。”
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著名散文集《小于一》中写道：“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他和索尔仁尼琴一样流亡美国，不同的是，他进入大学写作执教，开始用英语写作，他是作为一位美籍俄裔诗人获得诺奖的。与索尔仁尼琴“为人类而艺术”的野心不同，布罗茨基的写作处于“小于一”状态。“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从一个人、一个小男孩开始，而非从全人类、全世界开始。米沃什评价布罗茨基，“他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疏离状态（hisattitudetowardstheworldwassortofdetachment）。”布罗茨基自己则说，他所追求的不过是“个人主义精神（spiritofindividualism）”。
【四】
哈金是一位与布罗茨基生活轨迹相似的作家。同样离开了社会主义祖国，同样在美国生活多年，同样加入了美国籍。当然，寥寥几笔简历，无法传达出具体丰富的生命感受，比如与以往生活彻底断裂的疼痛，比如被骤然抛掷入另一种迥异文明的无措。
哈金描述他在曼哈顿街头苦闷游荡，描述他被奈保尔关于个人／集体的阐释击中内心。他写道：“对我来说，奈保尔的文章抓住了个人和集体关系的精髓，这个段落是如此地刺痛我，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一代都被灌输了相同的思想，要相信你和你的祖国有一个隐形的合同。作为公民，你就要为国家服务。国家会照顾你的生活。但在美国，在这里，你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工作，才能保证桌上有食物，要学着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生活。
……在一些场合，我说过我要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自断后路？’或者，‘干嘛跟成功过不去？’我会说，‘我的心已不在那里了。’回想起来，我决定从写作中撇去当代中国，是想要放弃我曾经赋予自己的代言人身份。我必须学着独立，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
和布罗茨基一样，哈金开始用英语写作。布罗茨基说：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例如英籍波兰作家康拉德），或基于野心（例如美籍俄国作家纳博科夫），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而他自己呢？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即“为讨喜一个影子”。
哈金的理由更为决绝。“在中国大陆，文学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国家控制资源的分配，从而可以窒息一个作家，甚至创造一个作家。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用英语写作，使我孤零零，我得在没有文学同胞的条件下孤独地写。换句话说，我得接受我作为一个放逐者的身份。但是另一方面，作家在这种条件下，也并非总是消极的。一个国家可以流放一个人，但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也可以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放弃母语是残酷的。对于很多写作者，最大的乡愁是母语。与其说是生活在国家之中，不如说是生活在语言之中。布罗茨基感慨异国语言成为了记忆屏障：“任何一种来自俄罗斯王国的体验，甚至是用摄像般的精确描绘出的体验，都会被英语语言反弹回来，仅在其表面留下一道可见的痕迹。”
与此同时，布罗茨基也注意到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分析习惯所累，——也就是说，用语言去解剖体验，于是便剥夺了人们思想的直觉的特长。……我所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恰好为俄国人所具有的关于邪恶的先进观念，却因缠绕不清的句法而被拒绝进入意识。”
面对如此两难，哈金的选择是：放弃母语写作，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个人，“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如果说，哈金和布罗茨基是通过流亡，借助语言、环境、阅读的改变，来重构思维和写作方式的，那么被苏联就地掩埋的布尔加科夫，又是怎样实现生命的更新的呢？他是往反方向走。是在死寂的孤独之中，退回个人，退回内心，为了安宁和自由而写作。
如《圣经》所言，“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静默让布尔加科夫获得更为广阔的自由；在他的个体生命与整个国家之间，拦起了一道坚固屏障；使他没有被苦难遮蔽眼目，被仇恨摧毁思考。他凭借一己之力，破除了一个国家施予的魔咒，彻底地“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这是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剧院小职员布尔加科夫，是文字里的勇士。
黑暗无边，布尔加科夫只管书写。他无法预测这些文字，可以隔着时间和空间，与我们相遇。佩索阿在《惶然录》中有一句话：“写下即是永恒。”能够刺破黑暗的，不仅仅是光。历史一次次证明，文字比独裁者更永恒。
任晓雯，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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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祖父曹寅去世日期確定 解開百年疑團
星期一 十月 06, 2014 2:36 pm
清朝時轟動朝野的《全唐詩》、《佩文韻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別於康熙、嘉慶年間在揚州刊刻而成。近日，市檔案局清史工程中整理搶救出的《清宮揚州禦檔選編》不少奏折，描繪了當年揚州刷印業高度發達的盛景。
市檔案局副局長、文史專家魏怡勤經過對“禦檔”精心研究，昨天向記者解讀了這三部古籍巨著在揚州校刻的全過程。
曹雪芹的家族300年前族譜現身 力證祖籍在南昌
揚州詩局為何設于天寧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兩淮巡鹽御史曹寅，在揚州創辦了一個大規模的編校出版機構——“揚州詩局”，奉旨校刻《全唐詩》。“揚州詩局”就設在揚州天寧寺裏面。
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發《全唐詩》一部，命江寧織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後，即積極著手籌備。當年至次年期間，曹寅所上的奏折很多內容與刊刻《全唐詩》有關。
據史料稱，曹寅把“揚州詩局”設在天寧寺裏，是因為天寧寺內就有巡鹽御史的行署，屬於兩淮巡鹽御史的房產，而且10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寧寺東廊待漏館。這樣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於管理，有利於提高校刊《全唐詩》的品質，加快校刊《全唐詩》的速度。
《全唐詩》究竟何時開刻？
《全唐詩》開刻時間問題一直有爭論，而清宮揚州禦檔的解密，使這個歷史疑團迎刃而解。
據《清宮揚州禦檔選編》載，曹寅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雲：“恭蒙諭旨刊刻《全唐詩集》，命詞臣彭定求等九員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刊刻《全唐詩》書局，但校刊工作並未完全開展。
另從其他檔案資料可以看到，編校詞臣是陸續到位的。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詩，現今鏤刻已成者，臣先將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裝潢一樣貳部進呈。其紙張之厚薄，本頭之高下，伏候欽定，俾臣知所遵行。”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樣本都改過發回。”
《全唐詩》大規模的刊印工作自此開始。揚州詩局進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實際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後。
《全唐詩》何時刊印完畢？
在此後的一年時間裏，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請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說：“又詩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詩，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詩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餘頁，大約本月內可以刻完，八月內校對錯字畢，即可全本進呈。共計有十二套，除春間所進二套外，又校對得六套，謹裝訂進呈禦覽，伏求聖訓俯鑒錯誤，指示臣等，使得刊改歸正，以成一代之書。”康熙帝朱批：“刻的書甚好，等細細看完序文，完時即打發去。”至此，《全唐詩》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聲。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對完全唐詩九十套，進呈禦覽。其餘俱已刻完，月內對完，即行刷印進呈，合併奏聞。”《進全唐詩表》說：“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書成，謹裝潢成帙，進呈聖覽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康熙《禦制全唐詩序》寫成頒發，補刻詩序，冠式書前。《全唐詩》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結束。
刊印速度和品質如何？
今本《全唐詩》900卷計9814頁，除去先前所試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頁以上，這個速度在雕版印刷時代是相當快的。
從奏折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全唐詩》異常重視寫刻品質。
曹寅上奏康熙時說：“臣細計書寫之人，一樣筆跡者甚是難得，僅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為繕寫，因此遲誤，一年之間恐不能竣工。”當時正流行軟字精刻風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專門召集文人訓練名手繕寫和雕刻《全唐詩》，《全唐詩》字體借鑒歐體、趙體風格，秀麗、俊逸且900卷前後字體幾近一致，因為字體風格獨特、印刷精美、校勘謹嚴，也為其成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範之作奠定基礎。
曹寅何時何因去世？
為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玄燁又于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命江寧織造曹寅、蘇州織造李煦、杭州織造孫文成等，于揚州開刻《佩文韻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揚州，恐與曹寅曾在揚州校刻《全唐詩》，所刻書令康熙十分滿意有關。
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奏折稱：“《佩文韻府》已于三月十七日開工刊刻。”此則奏折十分清楚地表明瞭《佩文韻府》在揚州開刻的準確日期。
至於刊竣的日期，我們可以從檔案書籍中找到答案。據《清宮揚州禦檔選編》載，李煦在“奏為禦頒佩文韻府在揚州刊刻公竣裝箱進呈等請旨事”一折中稱：“竊臣與曹寅、孫文成奉旨在揚州刊刻禦頒《佩文韻府》一書，今已工竣。謹將連四紙刷訂十部，將樂紙刷訂十部，共裝二十箱，恭進呈樣。再連四紙應刷釘若干部，將樂紙應刷釘若干部。”
此奏折還說明《佩文韻府》的雕印任務是曹、李、孫三人共同奉旨承辦的，書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奏曰：“江寧織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寧來揚州書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風寒，臥病數日，轉而成癯，雖服藥調理，日漸虛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風寒，輾轉成癯，競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時身故。”
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韻府》完工，曹寅卒後，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
實際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書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樣本後，朱批道：“此書刻得好的極處。”至此，《佩文韻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結束。
《佩文韻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開編，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揚開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後歷時近十年。
《全唐文》為何稱“揚州官本”？
揚州詩局刊刻《全唐詩》80年後，嘉慶皇帝也用其曾祖的辦法，命兩淮巡鹽御史阿克當阿，在揚州刊刻《全唐文》等內府古籍。
與《全唐詩》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編撰力量。先後參與編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詞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復等，又有淵博學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該書編成後，即頒發揚州，由督理兩淮鹽政阿克當阿等負責校刻，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後人所稱的“揚州官本”。
翻閱《清宮揚州禦檔選編》，收錄有關《全唐文》的奏折計三則，其中《奏為校刊欽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賞還頂戴謝恩事》一折，除了讓我們知道嘉慶帝對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滿意之外，還得知另一件事：阿克當阿和蘇楞額二官員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慶帝賞還了兩人的頂戴，官復原職。記者姜濤
【讀報詞典】
《全唐詩》
《全唐詩》是清朝初年編修的一部匯集唐朝詩歌的集子，共900卷，目錄12卷，共收唐、五代詩近5萬首，作者2000多人，是一部比較完整的唐詩總集。曹寅校刊《全唐詩》時精益求精，創造了中國古代雕版印刷上以“軟字精校精刻”見長的“康版”風格，把中國雕版印刷史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也成為康乾時期獨特的文化標誌。
《佩文韻府》
《佩文韻府》是康熙帝非常重視且親自參與編撰的一部類書，專供文人作詩時選取詞藻和尋找典故，以便押韻對句之用。其中，清康熙五十年揚州詩局刻本，由張玉書、陳廷敬、李光地等七十六人奉敕編撰。康熙四十三年(1704)開始編寫，康熙五十年(1711年)編纂完成後在揚州刻印，康熙五十二年(1713)工竣。
《全唐文》
《全唐文》是唐代(包括五代)文章的總集，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總集，被譽為研究唐代文化的百科全書。它共收文20025篇，作者3035人，共計1000卷。清嘉慶十二年(1807)，清仁宗以內府所藏抄本《全唐文》由曾任《四庫全書》副總裁的大學士董誥任總裁，至嘉慶十九年(1814)成書。
來源：揚州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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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傳說：去世後劉姥姥第一個來奔喪
星期一 十月 06, 2014 2:32 pm
曹雪芹紀念館位於海澱區香山一帶的正白旗村，是一個幽靜的四合院。記者採訪時，由於前幾天剛下過雪，沒化的積雪伴著安靜的環境，不免讓人感受到文人的氣息，心也隨之靜了下來。這個紀念館的所在地正是曹雪芹晚年居住的地方，也正因為曹雪芹曾住在這裡，並在此修改了聞名遐邇的著作《紅樓夢》，讓這一帶的老百姓都對曹雪芹既有欣賞又有崇敬，於是便把他的故事進行了再加工、演變，形成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曹雪芹的傳說。
代代人 口耳相傳
與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同的是，曹雪芹的傳說並沒有明確的傳承人，傳承的方式也有明顯的區別，並非像老手藝人那樣，父傳子、師帶徒，它是集體傳承的，即父親講故事給兒子、孫子聽，村裏人說給親戚、朋友知道。這樣一代代傳下來，雖不能說是具體哪一年開始流傳的，但至少可以確定的起始時間是清晚期，距今也已有140多年了。
海澱區香山一帶關於曹雪芹的故事和傳說涉及面很廣，包含有曹雪芹的個性、身世、經歷、親戚、朋友、曹雪芹如何寫作《紅樓夢》，曹雪芹的居所，曹雪芹如何扶危濟困等。百姓口耳相傳不僅保存了他的傳說故事，在曹雪芹相關文獻資料較少的情況下更加顯得寶貴與重要。
曹雪芹常聽“劉姥姥”講故事
樊志斌是北京曹雪芹學會成員，同時也是《曹雪芹西山傳說》的編輯。他介紹說，目前現知的曹雪芹傳說有100多個，而《紅樓夢》中也能發現不少傳說的影子。
“紅樓夢中的劉姥姥大家一定不陌生，這是一個很出彩兒的角色。寥寥幾筆，曹雪芹就把鄉下人那種樸實無華描寫得非常到位。而這個劉姥姥就很可能出自香山。”樊志斌說，當時劉姥姥住在地藏溝，她家從明朝就居住於此。當曹雪芹搬到正白旗村後，因為兩家離的近，所以兩人不時能碰面。曹雪芹好聊天，劉姥姥又有一肚子故事，於是曹雪芹沒事就找劉姥姥聽故事。曹雪芹去世的年初一，第一個奔喪的就是劉姥姥，在討論把曹雪芹葬在何處時，也是劉姥姥第一個提議把他葬在地藏溝，因為那裏是劉姥姥自家開的山地。
《紅樓夢》中賈府來了幾個清客，曹雪芹寫到這裡時，想在名字上諷刺他們，於是就把其中一個取名為“胡斯賴”。但這個“胡斯賴”是什麼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這是香山地區的一種水果。這種水果是當地人用蘋果和檳子嫁接而成，樣子非常漂亮，可味道卻很幹澀，只適合在果盤裏擺著裝樣子。樊志斌說：“傳說中曹雪芹也是在香山知道這種水果的，給清客取這個名字就寓意他們是外表光鮮但沒什麼內在的人。”
口傳故事採集難
這些涉及曹雪芹的故事非常生動，可要想整理卻並不簡單。樊志斌等人在采風的過程中，幾乎走遍了附近的村子，詢問了十多個村民。作為民間文學，傳說有它獨特的特點。樊志斌稱，同一個人5年前講的內容，現在講肯定會不一樣，故事的主體雖然一樣但細節會發生變化。“傳說不等於歷史或真實，我們在這次采風的時候，發現了很多以前沒有的傳說，可能是村民在這個村講，但是在那個村就沒有，給這個親戚講，給朋友就沒講過。還有一些老人去世了，兒子可能不會講了，有些老人搬到城裏去了，附近又沒人知道。”
如今百姓的娛樂生活大大豐富了，香山一帶也是如此，早已不是當年“聽媽媽講述過去的事情”的年代了。因此，很多傳說年輕人很少知道，只能找當地的老一輩打聽。樊志斌回憶，香山山頂有一位90多歲的老人，他講出了賈寶玉誇襲人是“公道老兒”的由來。
“公道老兒”其實是一種植物，香山地區的人都喜歡種它。不過種它不為收穫，為的是劃清地界。有些人喜歡貪便宜，每年耕地的時候都往別人家多刨一點，被發現的時候還不承認。可有了“公道老兒”，一看便知道界限在哪，這塊地應該是誰的。因為它的根很深，所以愛貪小便宜的人想刨走很不容易。所以當地人就稱這種植物最“公道”。“曹雪芹當年在山頂住過，所以他很可能是當時知道的‘公道老兒’。只可惜我們第二年想再去找這位老人，卻得知他已經去世了。”
“很多人認為曹雪芹沒在白家灘待過，但山（泛指香山一帶）後有一個傳說，是一位九旬老人曾經講過的。他稱自己家裏三代都是給關帝廟看門的。當年他想把廟門口剷平，種點東西。結果他姥爺說了句‘你知道麼你鏟的就是當年曹雪芹住過的房子嗎’。”樊志斌稱，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傳說，但可惜采風時老爺子已經去世了，他們只能從女婿那得知二手版本。
采風中不免遇到嘴拙唇笨的村民，明明知道卻講不出來，或講得都七零八落，很多細節都沒了，只有幾句硬邦邦的話。此外，由於拆遷，村裏人一下子激增，原來只有幾十人、幾百人的村子，一下變成了幾萬人的大村。“原來一進村子打聽你們村兒歲數最大的就行了，但現在進村一問，人家都說‘我不是本村人，不知道’。這樣也給我們找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保護非遺從孩子抓起
正如《水滸傳》是由山東地區宋江造反的傳說而來一樣，傳說本身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財富，為精英文化提供了基礎。
曹雪芹的傳說流傳面很廣，圓明園、頤和園、香山、門頭村等地均有，而這些地區的老百姓對它的認知度也很高。曹雪芹的傳說不僅表達了老百姓對他的認知和懷念，也反映了老百姓對真善美的追求。可以說曹雪芹傳說是“紅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不論是從學術研究，還是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建設等方面，都是重要的文化遺產。
為了宣傳、保護曹雪芹的傳說，在曹雪芹紀念館設有展板，介紹曹雪芹的傳說。而在曹雪芹文化藝術節上，紀念館則邀請小學生參加曹雪芹故事會，通過讓小學生講曹雪芹的傳說的方式，讓學生們從小就對曹雪芹的傳說有所了解。同時，紀念館聯合皮影劇團演出了曹雪芹的傳說故事，用這樣生動的形式，傳播非遺。此外紀念館還出版了《曹雪芹西山傳說》的書及光碟。
樊志斌稱，自己正在計劃將曹雪芹的傳說變成動畫。“很多孩子都愛看動畫片《莫扎特的故事》，它就是從莫扎特小時候的故事取材而來的。可這是一個外國人的故事，其實咱們中國也有曹雪芹的傳說，如果同樣能編成動畫片，讓孩子們從小就接受這種真善美的教育，不僅對傳說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孩子也是一種有效的啟蒙教育。”（記者 荀覓）
來源：北京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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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张贤亮生前最满意作品 ：习惯死亡
星期一 十月 06, 2014 10:46 am
《习惯死亡》是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续篇。“我”（即章永璘）浪迹海外，纵情声色，却难以弥合其灵魂的碎片；抚今追昔，演示未来，终于顿悟了人生的归宿。《习惯死亡》是一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长篇小说。作者张贤亮生动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心灵倍受重创的知识分子孤独、苦闷、绝望的精神世界，强烈地抨击了极左思潮，悲愤地控诉了十年动乱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历史性灾难。
http://v.book.ifeng.com/book/ts/326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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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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