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駐美英法日記者：“世界眼”看中國實踐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選擇，但同時也對中國影響力的擴大感到擔憂

●《瞭望》新聞週刊駐外記者嚴鋒(華盛頓)、馬建國(倫敦)、嚴明(巴黎)、劉贊(東京) (歐洲導報社供瞭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30年改革開放，中國獲得了全球矚目的飛速發展，中國所走過的發展道路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有關“中國模式”的探討最早開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2004年5月，美國《時代》週刊前高級主編約書亞庫珀拉莫發表題為《北京共識》的文章，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近年來有關“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討論在美國及西方學術界仍是熱門話題。

◆“華盛頓共識”的破產與“中國模式”

上世紀90年代初，西方國家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拉美國家提供一攬子經濟改革援助計畫，並在放鬆政府管制、削減社會開支、私營化等方面附加了一系列條件，這與後來的所謂“休克療法”等統稱為“華盛頓共識”。
美國學術界如今認為，“華盛頓共識”在實踐中基本上是破產的，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後果。所謂“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正是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而提出的。
美國學者對“中國模式”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方面取得的驕人成就，普遍予以肯定。但也有不少人聲稱，中國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也恰恰與這一模式有關，並對這一模式能否持續取得成功表示懷疑。
到目前為止，美國學術界關於“中國模式”本身的內涵就存在很大分歧。拉莫本人提出的定義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正在絞盡腦汁地思考，在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單極中心的世界中，如何既要發展自己的國家，又能以一種允許他們擁有真正的獨立，並保護自己生活方式與政治選擇的方法融入國際秩序。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開拓出了一條道路，我把這稱為‘北京共識’。”拉莫把“北京共識”歸結為三個方面，即創新和不斷試驗；把可持續性和均衡性（指縮小貧富差距）放到比GDP增長優先的地位；自主權。
自從拉莫提出上述定義後，美國學術界就一直爭論不休，尤其是第一條和第二條定義，遭到了很多學者的批評和質疑，認為其定義要麼言過其實，要麼自相矛盾。
中國問題專家哈裏哈丁認為，與“華盛頓共識”相比，“中國模式”有三個明顯的特點。首先，在發展目標上，“中國模式”強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發展、穩定和人權必須平衡發展，其中人權的含義也與西方不同；其次，在發展戰略上，“中國模式”主張通過試驗，在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下進行漸進改革，反對“休克療法”，先經濟，後政治，而且未來選擇的政體也未必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再有，在對外援助方面，“中國模式”不給對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且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提供政策建議，要求體制改革，甚至要求建立公民社會。
美國俄勒岡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阿裏夫德利克則認為，“中國模式”與其說是一個“概念”，不如說是一種“理念”，因為它並沒有嚴謹的含義。他說，人們在提到“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時，似乎把發生在中國的任何事情都與這個概念聯繫起來。
也有不少學者從根本上反對所謂“中國模式”這一概念，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沒有什麼“模式”。有的學者索性指出，在“北京共識”上根本沒有“共識”。

◆ 美國學者擔憂“中國模式”構成挑戰

美國學術界在討論和評價“中國模式”時，幾乎都與“華盛頓共識”進行比較，認為“中國模式”是在“華盛頓共識”失敗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替代模式”。
美國學者對這種新模式的潛在影響普遍表示擔憂。哈丁認為，“中國模式”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那些抵制西方有條件援助、拒絕美國推行民主或羡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政府，似乎很有吸引力。他認為，“中國模式”將與美國版的模式形成競爭，儘管誰勝誰負尚在未定之數。
更為偏激的觀點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都效仿“中國模式”，強調自主，這將對美國和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構成挑戰，並形成新的世界中心。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將加強中國軟實力的影響，並對“中國模式”在非洲國家中的影響十分關注。德利克認為，“北京共識”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而提出，“共識”這個字眼本身就有“霸權”色彩。他又說，無論是“北京共識”還是“中國模式”，都暗示“在全球政治經濟中還存在一極，可以為那些華盛頓帝國主義的反對者提供一個集結地點”。
也有觀點認為，對“中國模式”的解讀存在誤區，因為“中國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與其說是挑戰西方經濟秩序，不如說是中國巧妙地利用和操縱了西方經濟秩序。
拉莫是比較認同“中國模式”的美國學者之一，但他也在文章中認為：“中國的市場體系已經帶來了各種問題。在宏觀層面，這些問題包括污染、社會不穩定、腐敗、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業。在個人層面，除了最年輕的人群，每一個中國人都發現，生活的快速變化使他們不同程度地有所迷失”，“在過去25年中，中國從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為平均的國家之一，轉變為最不平均的國家之一”。

◆ 英國學者稱“中國模式”兼收並蓄

中國問題專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爾侯賽團近日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模式兼具諸多成功經濟模式的特點，不僅給中國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和變化，還在整體上惠及全球。中國領導人宣導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等理念有益於中國，整個世界也將受益。
阿塔爾侯賽因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既不同于上世紀亞洲“四小龍”快速發展經濟的出口導向型，也不同於以消費為主導的美國模式，或德國、法國式的國家調節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在保持自身數千年的社會、文化傳統的前提下，經濟快速實現市場化、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迅速實現全球化的發展模式。
他說，中國的發展不但在原來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體系內形成了巨大消費市場，同時中國企業也逐步走向世界，開拓了世界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模式是兼具“四小龍”、美國和歐洲等經濟模式的中國特有的模式，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說，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排斥市場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也不是美國的或歐洲的市場經濟。中國已經發展了被世人稱為“世界工廠”的製造業，但同時也為東南亞甚至歐洲等地區的企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機遇。“中國製造”不僅使中國受益，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也從價格相對低廉的“中國製造”中獲益。
阿塔爾侯賽因認為，中國領導層的團結、高效和治國經驗的不斷提高，中國相對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發展良好的基礎設施體系，中國人民的勤奮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理念都是中國30年來取得迅猛發展的關鍵。中國改革開放的奠基人鄧小平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路，被一屆又一屆的中國高層領導扎扎實實地落實了下來。現在的中國領導層更加注意傾聽，對國計民生更加關注，政治體制也更加透明，他們領導下的中國法制建設得到了空前加強。
阿塔爾侯賽因說，北京奧運會向世人展現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但西方在報導北京奧運會成功的同時，也對中國的發展提出了一些疑問。這些疑問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但從中可以發現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在諸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迅猛發展之後，世界的市場和能源面臨著重新劃分的挑戰，如何在實現中國和平崛起、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又與世界其他地方和平相處，中國的“和諧社會”理念大有文章可做。中國現在宣導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是中國領導人對世界形勢和中國國情進行全面分析後得出的合乎規律的戰略思路。
在談及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時，他說，中國的國際公關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中國就像一個大象突然進入世界經濟這個房間，它要進來，別人肯定得讓出一些地方。中國的發展政策應該用適應不同文化的方式進行解釋，中國制定發展戰略也應該考慮周邊國家的反應，考慮左鄰右舍的利益和心理。

◆ 法國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成功但面臨挑戰

在法國，幾乎沒有人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持有異議，在驚歎中國奇跡的同時，法國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模式”仍面臨各種挑戰。
目前，法國學者相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發展模式是“政治控制與經濟自由相結合”，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成功地使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國，在外交上取得重大進展，在社會和文化領域也有一定進展，同時在環境、資源等領域付出了較大代價，社會福利、政治制度和人權等領域進展不足。也有不少專家擔心，中國按目前趨勢繼續發展，會給世界原材料、能源市場帶來巨大壓力，對現行國際秩序將構成挑戰。
著名經濟史專家雅克馬賽義曾是法國共產黨成員，近年來轉而積極支援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他稱讚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推崇“中國模式”的務實與高效，並且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對法國經濟是一個機遇而不是威脅。
不過他也認為，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勢頭，十多億中國人的消費水準將逐步趕上歐美國家，屆時地球資源將很快不敷使用，因此中國或世界將不得不調整目前的發展和消費模式。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亞洲中心主任瓦萊裏尼凱認為，中國政府政策靈活、務實，鼓勵投資發展，企業社會福利負擔較輕，非常有利於企業發展，此外海外華人的大量投資和支援則使中國經濟獨具優勢。
她認為，中國目前正在“河流中央”，面臨的問題是現行經濟發展模式能否持續或成功轉型，前一階段經濟發展成功的同時也出現了環境惡化以及社會福利、教育、醫療領域欠賬等問題，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規則不健全，今後一段時間內能源、原材料漲價和歐美經濟衰退等因素將造成中國外部經濟環境惡化，隨著政府對企業在環境和員工福利等方面要求的提高，中國對外資吸引力可能會受一定影響。
她說，如何提高創新能力，加強中國社會在人文、思想領域的吸引力，將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過程中需要重視的環節。
法國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讓－呂克多梅納克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在不久前出版的新書《中國讓我擔心》中認為，“中國模式”是“寬鬆的威權主義”，致力於在爭取對中國有利的前提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按照中國方式發展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將個人自由與物質享受相結合。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大國地位和“超常”的外交成就，不過目前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仍然脆弱，其關鍵問題還在國內。
在他看來，經濟增長的成就尚未使中國全面走出“欠發達”狀態、中國教育與科研系統需要現代化，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還缺少經驗。中國的經濟增長“浪費”過於嚴重，付出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成本過高，中國經濟的頭上有四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農業、國有企業、股市、金融。目前中國政府手中還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高額外匯儲備等工具克服可能出現的危機，但是出現最壞的結果不是沒有可能。目前全球性的能源和原材料漲價也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本。
法國參議院外交國防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認為，中國有望在國際上展現一個與西方民主政體相抗衡的“中國模式”，以一個具有一定民意代表性、以一黨為中心的強力政府，保證國家穩定與繁榮。
報告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長期保持權力，民族因素多於意識形態因素。中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屈辱，正是中國共產黨才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尊嚴，共產黨通過改革開放成功發展經濟，保障國家強大，繼續得到了人民擁護。目前中國共產黨正努力通過改革執政方式，建設和諧社會，通過協商加強黨內民主，提高共產黨幹部的執政能力，打擊腐敗，從而繼續保持執政合法性。
報告同時也認為，中國的發展仍有脆弱之處：需要對付西藏、新疆等地的分裂主義勢力；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影響到社會穩定，最終可能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每年大量勞動力進入市場，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才能消化新增勞動力，目前的就業機會增長速度還趕不上經濟增長速度；20年後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勞動力和退休人口比例目前為5.3:1，預計2030年將達到2.3:1，如何解決老齡化社會帶來的諸多問題將是對中國政府現行發展模式的一個重大考驗；中國發展還需要面對外部國際環境的考驗，比如對中國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等問題的批評。
值得警惕的是，在法國學術界包括政界，還有少數人在宣揚“中國威脅論”。比如持右翼觀點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德奧梅松曾發表文章稱，中國發展會對目前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構成挑戰。他聲稱中俄等國奉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與西方在人權、民主和自由等領域存在明顯分歧，稱中俄等國的“民族擴張主義”是“對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

◆ 日本華人學者說中國走出了適合自己的道路

日本東洋學園大學人文學部華人教授朱建榮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在發展過程中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今後應在引導國際輿論上下功夫。
朱建榮說，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種全面開放而又立足國情的發展模式，避免了全盤照搬西方和過分強調本國國情不願改革的兩種錯誤傾向。中國的發展模式以改革先行，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促穩定，民眾在享受發展和穩定的成就後又反過來支持進一步改革，從而形成一種良性迴圈。中國的穩定發展不僅對世界的穩定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一條新的發展之路。
朱建榮認為，中國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的一種“和平競賽”，但又不同于前蘇聯赫魯雪夫時代的“和平競賽”。中國不是在與西方決裂的情況下發展，而是尋求融入世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逐漸推進民主法制，同時保留了原有的集中優勢，使國家能集中全國之力辦大事，歷屆政府能執行同一個長期戰略，避免了西方式民主的低效率和只顧眼前的弊端。中國的這一優勢在四川大地震的抗災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一些日本自民党的政治家都在私下感歎，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令人害怕。
他說，西方一方面對中國的發展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但另一方面又無法像以前對待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那樣進行封鎖和孤立，這是中國開放發展的重大成功。
對於國外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和對華歪曲報導，朱建榮認為，應理解這一現象的成因並進行有針對性的應對。他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雙方相互理解不夠；二是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使得一般西方人和媒體記者下意識地將共產黨等同於專制獨裁，對中國的任何事情都進行負面解讀；三是中國國力的上升和發達國家地位相對下降，使得他們採取這樣的戰略給中國發展製造障礙。□

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
DWNEWS.COM-- 2008年10月6日13:18:48(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冼岩来稿／正走向多元化的中国，大约在近10年间又出现了一种深刻分化，那就是不再存在一种可以笼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今天谈意识形态，只能分而论之，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改革共识破裂”。宏观上，可以将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按社会群体分为三个层面：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

先说民众，民众中意识形态的主流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二者可以说都是新生事物。仅仅10年前，民粹主义在中国还微不足道，只有微弱的几个声音存在。当时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三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那就是基本都服膺所谓的“改革共识”。

政府支持知识分子打造了一套“改革话语”，其基本内容是：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完成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最终可令所有人受益；在此过程中，社会收入会出现分化，部分人可能感觉相对收入、社会地位下降，但这只是改革的“阵痛”，阵痛终会过去，幸福必将到来。

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上述改革逻辑越来越不能印证于已经发生的现实。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利益格局越来越固化；特殊利益集团左右改革路径，垄断利益分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社会底层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趋于减少；中下层“阵痛”的终结，看来遥遥无期。正是改革逻辑在现实中的破产，催生了广泛的民粹主义。社会情绪往往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反动”，社会现实越向右倾，社会情绪就越向左倾。

在现实中感觉利益受损的中下层，普遍产生了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产生对现行利益格局的敌视。这种社会情绪，正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在这样的土壤上，只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源于其必然性。

民族主义同样是近10年才获得强大声势的。改革初期，随着原意识形态的幻灭，大多数人陷入了一种“共同体认同”的真空期。以《河殇》为代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解构对共同体的认同而不是建构，民族主义一度成为过街老鼠。如果此后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或弱小状态，民族主义重获民心将遥遥无期。但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力日盛。

在列强的环伺下，仅仅10年的繁荣可能还不足以使国人重拾民族自信心。但是长达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对比于周遭而表现出的“一枝独秀”，不可能不令今天的中国民众为之自豪。在这种普遍的自信心、自豪感下，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必然水涨船高。今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虽然在少数抱残守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那里还是无理与无赖的代名词，但在大多数国人心中，已成为坚强的价值观。

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自由与民主，这其实反映了两种权利诉求。社会群体的价值追求，与其对权利的要求程度及社会可提供的满足条件相关。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现有的社会多元化程度及自由程度，已基本能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他们感受不到要求更多自由民主权利的迫切性，因而也不认为这种价值有多重要。他们能切身感受到重要的，是民生（在此时此刻对应于民粹主义）与民族。

只有当官侵民利，发生官民冲突时，民众才切身感受到更多自由民主权利的重要性。但有这种切身感受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在言论被高度控制的社会，这种感受也无法获得广泛传播与感染的机会。这是民众中自由民主意识不彰的原因，也是政府坚持言论控制的重要原因。

但知识分子不同，因社会职业、知识背景的不同，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要求远高于普通民众。他们对社会事物各有其独立见解，需要充分的表达自由；他们有更多政治参与的愿望，希望自己的见解能够影响现实，能够按照自己的观念改造或建构自己的生存环境，所以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民主。知识分子的这种权利诉求，与当下现实所能提供的满足条件严重不相容。

这种不相容越尖锐，知识分子就越能感受到自由民主权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自由民主价值就越成为这一群体的意识形态核心。反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属于利益被剥夺的群体，对民生问题感觉不迫切，只是对其他人的遭遇抱有某种同情而已，民粹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的共鸣不多。另一方面，经过自由主义的观念启蒙，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在观念上成为世界公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不强甚至排斥，所以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市场也不大，难以成为主流。

自从原来的意识形态幻灭后，官方就进入“后意识形态”阶段。可以说是无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改革话语就是实用功利主义的经典之作，从改革初期的“发展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无一不是因应时势的务实之作。从其目标和动机看，除了“维持政权稳定”这一点不变外，看不出历届领导人还有什么更多的理想坚持或更高的价值追求。

当然，“维持政权稳定”也很重要。政权稳定意味着社会稳定，它是实现其他许多价值的基础。政府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意味着它会在民众与知识分子，乃至更多的意识形态之间左右逢源。既强调民生，支持民族，又赞成自由和民主，却又都有所保留，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毫无疑问，无论民生、民族、民主、自由，都不是政府的价值追求，但它又不排斥在某个时候分别将它们拿来一用。一切以“有利于维持政权稳定”为前提和归宿。

除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三者外，另一个值得特别一提的群体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一群体具有两面性，既通过与官员合作牟取“超额利益”，形成某种事实上的“精英联盟”；又感觉自己在政治上处于附庸，要求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因此，他们一方面支持政府“维持政权稳定”，另一方面又与要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暗相应和。

正是这种两面性，加上在现有语境下，资产阶级被民粹主义视为主要对立面，不敢公开张扬自己的诉求和主张，所以，这个群体迄今并未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资本的意志虽已无处不在，但更多只是暗流汹涌，无形无状，润物似无声。

祸国殃民中宣部是始作俑者
　　周六拙作《炮打中宣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报后，关心毒奶事件的朋友当中，不只一个来电投诉笔者文章不够「火」，其中一位更道：「你文不对题，题目那么麻辣，文章却温温吞吞，通篇四平八正连一个惊叹号也没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得也是；这位朋友是「老爱国」，对国家是爱之也深、责之也切。真的，古往今来，「秀才」若有半点长处，亦往往不在造反，不过，只要不是「遇着兵」，摆点事实，讲点道理，还是有作用的；况且，今天资讯发达，有关中国问题，很多时看几本书、在网上点击几下国内外网页求证，所得材料，胜过不少人大政协商贾政客年年回国作「实地考察」。这些材料用到文章里，读者阅后，化作心中一个惊叹号，不是比作者在文章里用上十个还强？

　　让事实说话。毒奶事件发生后，国内外人士齐声谴责，但矛头所指各有不同。胡总书记指摘党政干部麻木不仁，温总理埋怨一些企业家只顾利润、身上没流着多少道德的血液，国务院怪罪质检局，质检局指责奶企，奶企说罪在奶农，民建联曾钰成说是因为国内精神文明的发展追不上一日千里的物质文明，三鹿公司总部所在地石家庄政府则责备自己「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识认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对后果估计不足，迟报信息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从周六本栏所引零五年中宣部下达、各省委零六年发往基层的指示文件，我们可清楚看出，所有上述指责，纵或多或少包含正确成分，却完全未能切中要害，石家庄政府把责任一把揽上身，更明显是「顶包」之举。_中宣部、省委文件一再强调，为了国家大局的稳定，对食品安全出问题的事例，只能「有选择地曝光」，「不能让一篇文章毁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必须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严守宣传纪律，规范报道行为」。这次三鹿出事，石家庄政府迟报，根本不是什么「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全局看问题」，而恰恰是完全按照中宣部《意见》、紧跟省委《要点》办事；有关干部并非「麻木不仁」，而是在政治上非常「顾大局、识大体」、十分「敏感」。毒奶事件全过程揭示的，绝不仅仅是个别企业贪图暴利、个别政府机关玩忽职守、个别奶农在竞争压力之下铤而走险的恶行，而是一个出在共产党身上的系统性、体制性政治问题。

　　正巧，十七届三中全会本周四起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据报道将重点讨论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但毫无疑问一定要回顾一年来国家经历过的正反面大事，毒奶事件必是其中之一；年来各级领导人言之凿凿的政治体制改革，亦必在会上提及。笔者认为，毒奶事件，中宣部在食品安全事上所扮演角色，以及长期以来中宣部对新闻消息的强力监控，三者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为此，笔者试作较深入探讨。

　　中宣部为求「稳定」，对食品安全事故只作选择性披露，这个政策的体制性效果起码有下列三个：　　（一）愈大的企业愈坏。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制造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当局只会公开披露一些中小企犯事例案；大企业涉罪，党政机关只会上下齐心合力一起瞒，实行「关门打仔」；不过，门关起之后，「仔」却不一定打，因为贪污腐化力量随时可在阳光不到的阴暗角落里作用。如此，中小企能活下去的，或比较干净，大企业则藏污纳垢，某一天出事，其破坏力亦大，到头来真正危害社会稳定。

　　（二）改变企业成本比例，导致行业出现垄断倾向。中宣部不打老虎、只打苍蝇，中小企为免恶行披露，不敢用价低质劣或有毒原料，大企业却无此忌惮，生产成本因此可大幅下降；加上行业之内其他原因，本已处于不利阵势的中小企，进一步丧失竞争力，或被大企业购并，结果出现市场份额集中程度过高，引起垄断化，丧失经济效率。

　　（三）中宣部成为最腐化权力机构。因为披露犯事企业是选择性的，中宣部有全权决定谁受保护谁受处罚，个中坏处，不说自明。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党政机构或多或少都感受舆论压力，连国务院有时也受传媒批评，例如铁道部，每逢「春运」之际，所受指摘更是排山倒海，唯独中宣部完全不受舆论监督；原因很简单，舆论是它管的，全国所有报刊书籍出版的生杀大权操在它手上，所有出版物的编辑、记者都在中宣部注册才可受聘上任，故传媒行业无人敢动中宣部分毫。国内同行告知笔者，对任何企业的不利报道，中宣部不必下达文件，一通电话便可制止，不露痕迹，连中纪委也管不着；这样的机构，放在香港，一天也不能存在。绝对权力加上对私企选择性执法，后果必然是绝对腐化。有中宣部这个大缺口，中国食品工业乃至其他各行各业出现大量安全问题或质量事故，完全不可避免。

　　政府为了「稳定」，大企业恶行受保护，其效果之坏，殷鉴不远。美国次按风暴中的主角之一——「两房」，便是受「大得不能倒」理论照顾的既得利益者，结果它一样要倒，而且更替美国金融体制带来极大震荡。中宣部「不能让一篇报道毁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的观念及按此观念建立的相应舆论宣传手法，正正是「大得不能倒」的中国版，它不仅不能带来稳定，反会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藏污纳垢，埋下强震的祸根。「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在八九年之际提出的，那种只靠强权达到目的不问对社会损害有多大的做法，今天已经毫无必要。

　　三鹿、蒙牛、伊利等大公司出事，连同它们的外资合作商或海外营运单位，都受严重打击；中国品牌要独力打进世界市场已经不易，现在想借外国品牌牵引走向世界，也将遭遇极大困难。此例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效益，如无政治改革配套，已然到了尽头。结论是政制改革应该启动，而且应从中宣部这个毒瘤开始。

　　注：_笔者周六文章所举省委文件，篇幅所限，只选浙江省，但其他各省市亦有同样指示下达基层，读者在网上很易查得。

9月23日CNN对温家宝总理采访全文
翻译: Bill

简介

CNN对在2008年9月23日对温家宝总理的采访，采访内容大致涉及经济、国际事务、民主三个方面。


(译者注：本文较长，为方便读者有针对性的阅读，在每一部分访谈前添加了小标题，这些小标题在原文中并不存在，特此说明。)



以下是菲尔莱德 萨卡利亚（Fareed Zakaria）采访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全文，采访录制于9月23日，文中的部分于9月28日刊登于‘Fareed Zakaria GPS’中。



经济问题



萨卡利亚（以下简称萨）：那么，我们现在要开始正式访问了。



温家宝（以下简称温）：开始之前，我需要让你知道，对于你的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心里话，就是说，我会对你所有问题的真实地作答。

有时候对人们讲话，我不会说出我的真实所想，因为我一旦说出来，那些东西就会变成真的。

我想你现在在采访一位政治家，与此同时，这位政治家也是一个普通人。

有时我说话会有些冗长，这时候你可以打断我，切入你想知道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的对话会更活跃一些。



萨：我非常期盼获得这次采访的机会，能够得到这次采访您的机会我们感到十分荣幸。第一个我问您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你怎么看当前美国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否使您认识到美国的经济模式有很多之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漏洞？



温：6年前我当选中国总理，之前我一直是副总理。当我是副总理的时候，我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中国采取了前摄的金融政策，并决定中国的货币，人民币不贬值。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想方设法克服了众多的困难。但美国的问题是这样的，首先是次贷危机，然后是房利美和房蒂美公司也卷入其中，雷曼兄弟公司遇到了麻烦，美林也未幸免，接着，是美国国际集团等等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都遭遇了有系统的问题。

这使我感到，在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对全世界产生冲击。虽然如此，面对这样一场危机，我们必须意识到今天的世界已经和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大为不同

所以，此刻我们应该握紧彼此的手，共同面对这场危机。如果金融系统出了问题，被冲击的不止是美国，同样还会有中国，还有亚洲乃至全世界。

我已经注意到了美国政府为防止这次危机演变成系统化危机采取的诸多政策和方法，我希望这些方法和措施能够取得成功。我希望这些方法和措施不但能够挽救美国主要的金融公司，并且还可以起到维护美国经济稳定，确保美国经济平稳增长进程的作用。



萨：回视中国经济，如您所知，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明显的放缓了。一些人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减速至7%。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如果发生了，我想知道，这对中国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温：是的，的确，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来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这是一个奇迹。

特别是在2003年到2007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两位数，与此同时每年的CPI的增长却不到2%。说实话，中国的确做到了非常快速且稳固的经济增长。

而现在，中国已经事先采取了控制措施。我们当前任务是阻止经济增长由快速转为过热，并阻止物价由飞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但事物的改变非常太快了，我指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次贷危机后金融市场剧烈的波动。

结果是，我们已经觉察到了外需的减少，中国的内需却在短期内不能得到有实际意义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有放缓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调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使我们自身能够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我们需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经济增长、阻止物价上升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在创造就业机会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寻求平衡点。我知道，在这些领域寻找平衡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稳定，有预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应外部变化，使经济快速稳固的增长得以保证的同时，将通货膨胀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萨卡利亚：假设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可以持续增长？



温：在过去的半年里，或者依照刚过去8个月的统计数据来考虑，可以看到，我们能。

美国的经济衰退的确会冲击到中国经济。正如我们所知，10年以前，中美贸易额仅仅有1026亿美元。而今天，该数字已经上升到了3020亿美元，翻了三倍。美国经济的震荡毫无疑问的会冲击中国的出口贸易。

美国金融与中国金融联系紧密。如果美国金融部门发生了任何问题，我们就要担心中国资本的平安和安全

这就是我在采访之初说过的，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止事关美国的利益，更事关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的原因。



萨：我们两国相互依存的另一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美国短期国库券的最大债权人。据某些人统计，这些短期国库券价值近1万亿美元。这使得一些美国人心神不宁。你能安慰他们一下吗？告诉他们中国不会把这种地位当作武器？



温：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相信美国经济的基础是十分稳固的。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和基础工业。现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如果问题的得以妥善的解决，稳固美国经济依然是可能的。

中国政府殷切期望美方可以尽快稳固经济和金融市场，我们希望看到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对中国有利的。

当然，我们关心中国财产的安全。但是我们相信，美国是一个有信誉的国家；特别是在如此困难的时期，中国已向美国伸出他的帮助之手。

实际上，我们相信，这样的帮助之手可以巩固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并阻止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动荡的发生。我相信，在当前，合作就是一切。



国际事务



萨：中国广义上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呢？很多人已经把中国视作一个超级强国的存在了，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在诸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等事件中，中国不表现得更活跃一些？

有人期望中国可以扮演Robert Zoellick在就职演说中所谓‘负责任的赌金保管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角色，这就是说，中国能在处理世界政治问题上起到更加活跃的作用；但就目前，它的活跃度却不够。您对此如何回应？



温：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应该纠正你提问中的几个概念。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虽然中国拥有有13亿人口，并在近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于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中国仍存在着区域性和城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农村，我们有8亿农民，我们仍有数百万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事实上，仍然有6000万城乡居民仍需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维生。每年，我们还必须照看2300万城市失业人口和约2000万进城务工农民。我们必须切实迅速地解决这些问题。

为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非常多。中国还不是超级大国。这就是我们仍然关注自身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原因。



萨：但中国政府确实可以向苏丹、伊朗或缅甸政府施压。你们与他们都有一定的关系。



温：这就是你的第二个问题了。实际上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是一个支持正义的国家，我们的原则从不改变。

以你所举的达尔富尔问题为例。中国一直宣扬的是，我们需要一个两轨并进的方式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中国第一批向达尔富尔派驻维和部队的国家之一。

中国还是第一个向苏丹提供援助的国家，我们同时还在尽力让苏丹领导人尽快地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



萨：您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是否会使世界陷入危险？您认为全世界应该如何阻止这样事情的发生？



温：我们不支持伊朗发展核武器。我们相信，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力。但是和平利用核能也应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伊朗不应该发展核武器。就目前伊朗核问题而言，中国的立场十分鲜明。

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问题上的交流可以使伊朗政府放弃发展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而且，我们希望能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而不是用其他手段或胁迫的手段。这就像是处理两个人的关系一样。如果一方试图把另一方逼入困境，就会起反作用，而对解决问题本身毫无作用。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非扩大紧张局势。

我倒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难道不认为在中国解决朝鲜核危机的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以及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日渐缓和了吗？当然，我知道找到一个可以彻底和完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方案尚需时日，一旦这个方案找到了，那么它就可以使东北亚得到长期的安全和稳定。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所建立的这个模式，我们所行事的方式，在且仅在这个案例中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



萨：很荣幸被您提问到，我会这么回答您，我的总理，中国在北韩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美国和以及全世界的赞赏。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在世界的其他事物上发挥和北韩问题上一样的富有成效的作用，进而产生效果。



温：我们从这些年以来的六方谈判中汲取到了很多的经验，学到了很多东西，六方会谈的进程也使六方间的紧密合作收益颇丰。



西藏问题



萨；我可以问您这样一些问题吗？达赖喇嘛的言论似乎表明，他将接受中国在西藏的统治，他将接受西藏的社会主义体系，他所需要的仅仅是文化上的自治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民主。中国政府和西藏之间现在似乎已经达成了进行低级别会谈的共识。为什么您不利用自己的力量和谈判技巧亲自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您或胡锦涛主席不直接与达赖喇嘛谈判，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谋取利益呢？



温：我们与达赖喇嘛之间的问题在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宗教和文化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到底是维护国家的统一还是允许分裂国家。在考虑达赖喇嘛的时候，我们必须使用将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达赖喇嘛的确是宗教领袖，他在西藏地区有某种影响力，特别对是居住在该地区的佛教信徒而言。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不仅仅拥有宗教角色。由达赖喇嘛建立的所谓流亡政府是一种神权的统治。而这个所谓流亡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分裂西藏。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达赖喇嘛在一直宣扬要大西藏拥有所谓自治权。但实际上，他所谓的自治权就是用宗教干涉政治。他们试图把大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达赖喇嘛所谓的大西藏到底有多大，达赖喇嘛所谓的大西藏，实际上包括西藏、四川、云南、青海合计五个省。这些被称作大西藏的地区占了中国四分之一的版图。

数十年来，我们对于达赖喇嘛的政策始终如一:只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只要达赖喇嘛放弃他的分裂活动我们就将愿意和他或他的代理人进行接触。

现在，诚意是开启会谈的钥匙。回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藏事件，中国的最高领导者邓小平也见过达赖喇嘛的代理人。

所以，我认为在是否在可以与达赖喇嘛见面的这一点上是不存在问题的。解决问题的真正关键就存在于接触和会谈中。

我们希望他能以实际行动表现诚意，打破僵局。

萨：您认为达赖喇嘛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可以表达他的诚意？

温：实际上，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看任何一个人，包括达赖喇嘛在内，都要查其言观其行。对于他，表现诚意的方法是停止分裂活动。

萨：然后您会与他会面吗？

温：那个时候，一切还要看事情的发展。当然，会谈会继续下去，依据会谈的进程，我们会考虑提升会谈的等级。



民主法制



萨：温总理，您说过，您的国家经济在过去30年终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历史上最快的。但如果有人问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何在？”您如何回答？您国家的成功之处在哪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温：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你可以这么想——30年前，为什么中国不能像后来那样迅速增长呢？我想，这应该归功于我们1978年开始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就是中国成功的关键。通过改革开放，我们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思想：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施行市场经济。



萨：人们认为这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你施行市场经济，那么就是由市场分配资源，但在社会主义中，是一切都是由中央计划的。您如何让两者同时奏效呢？



温：我们国家经济最完整的阐述应该是这样的：在宏观调控和政府引导下，让市场规律的基本职能在分配资源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过去30年，我们得到了一点重要的经验：应确保有形的和无形的手都能在对市场规律的调节中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你熟悉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古典著作，就一定会知道其中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另一部是关于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书。“国富论”更多讨论的是无形的手，就是市场规律。而另一本书则讨论的是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在另一本书里，他强调了政府在财富在分配方面起到调节作用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那么在这个国家和谐与稳定就无从谈起。

这一原理同样可以用于当前的美国经济。为解决当前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我们应该同时使用有形和无形的手。



萨：我可以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吗？一些美国和欧洲人特别是人权观察者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抑制人权；他们希望奥运会可以引领中国的开放，但是结果镇压却更严重了。对此您如何回应？



温：通过承办奥运会，中国实际上已经变得更加开放。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将——哦，现在应该说是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中国，自由言论和媒体自由报道是得到了承诺的。中国政府重视并保护人权。我们把这些吸收进了宪法，并在现实中认真贯彻执行。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它的人民能够享有宪法所赋予他们的全部权力。

这些权力包括生存权，自主权，和幸福生活的权利

我们不认为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毫无问题。在某些地方和某些地区，这样的问题的确存在，我们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改进，我们想要我们国家的人权状况获得长足的进步。



萨：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在旅馆里，在电脑中键入“天安门广场”时遇到了防火墙，有些人把它称为“中国的网上长城”（Great Firewall of China）。您认为一个连自由的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都做不到的社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吗？



温：中国有超过2亿的互联网用户，而互联网自由被很多人所认可，甚至有些认可来自西方。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样，也有某种限制。这是为了安全，为了大局的稳定和绝大多数人的自由。

我还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对政府持批判观点的网站。

正是通过阅读来自网上的这些批评意见，我们得以确定问题的所在，改进我们的工作。

我不认为一个体系或政府会害怕批评意见或观点。只有通过这些批评观点，我们才能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的工作，取得更长足的进步。

我经常上网浏览了解形势。



萨：您最喜欢上什么网站？



温：我上过很多网站。



萨：很冒昧的问您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这里有一张摄于1989年的您的相片。从1989年事件的处理中您获得了怎样的教训？



温：我相信，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同样需要政治改革，因为我们的发展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我们的改革同样也该是普遍的。

我想你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中国的民主。我相信当讨论中国的民主发展时，我们一般在三个领域讨论这项进程：

第一，我们需要改善选举体系，使得政府的权利真正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

第二，我们需要改善法制体系，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我们需要独立公正的法制体系。

第三，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监督，这将号召我们，号召我们增加政府内部事务的透明度，特别要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团体的监督。

另一个有关中国民主的重要方面在于，我们需要考虑中国国情，我们需要引进一种适应中国特点的体系，并且，是渐进式的引入这种体系。



萨：人们说您在研究日本的民主体系，因为在日本同样是一党执政，但是民主依然存在。你期望在中国引入这样的民主吗？



温：我想世界上很多种民主，最重要的一点是民主的实质。

民主的实质是指，最终于民主而言，它是否可以代表民众的真正声音和切实利益。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我理解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民主的体系。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

并且，这种意义下的民主首先应该保证人民民主选举，监察和作出决策的权利。

这样一种民主可以在强调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中，使得人民得到全面的发展，

并且，这样的民主应该建立在健全的法制体系之下。否则，就会发生混乱。这就是我们要依法治国，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因。



萨：选举的问题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次了。您认为在25年内中国是否能够产生一个全国性的选举？也许这个选举会有两个党派参加，两个和您党派地位相近的党派参加？



温：要我一下子预计25年以后会发生什么是件很困难的事。我只能说，我有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的民主会继续成长。在未来20到30年时间里，整个中国社会将变得更加民主和公平，法制体系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将在我们关注之下更加的完善，取得更长足的进步。



萨：总理先生，现在我想问一些私人问题。您说过您读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作品达上百次。马可·奥勒留是一位著名的禁欲主义哲学家。我读到他的一篇著作中这样说道：一个人不应该把自己和涉及任何自己的利益的好恶掺杂在社会活动中，而是应该为社会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来考虑问题。这些我到中国的日子，我被中国现存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consumerism）的严重性。您是否有意向中国民众发出一种信号，使他们少想自己而多为这个社会考虑一些呢？



温：我的确读了很多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的著作，他在书中的话使我感受颇深。现实生活中，历史上那些曾出现的那些伟人在哪里？他们都已远去，留下的只有一个故事或是故事的只言片语。所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人民才可以创造和书写历史。

我非常重视道德，我相信，作为企业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应该更注重道德和伦理。

我认为，道德和伦理最高的衡量标准是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午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认为应该看看经济学家血管里道德之血的颜色。

一提到经济，我们想到的就是现实要素，诸如公司、资本、市场、技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掉背后隐藏的其他要素，这些要素，被诸如信仰、道德，它们对有形要素也会产生影响。只有把两种要素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绘制出经济的DNA完整图谱。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的确有一些公司违背道德来谋求利益，我们决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不能让以牺牲道德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那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

这就是我们倡导团结的、职业的、社会性的伦理原因的所在。



萨：总理阁下，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一定在关注美国的选举，请问您对我们国家正在举行的奇怪的竞争和选举有什么看法？



温：美国的总统选举应由美国人民来决定。我所密切关注的是选举后的中美关系。

近些年，中美关系成长的势头非常好。我们希望不论谁当选总统，入主白宫，不论哪个党派赢得了胜利，他和他的执政党将会继续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不论谁当选，成为这个国家的新领导者，中国都希望继续改善和增进中美之间的关系。



萨：乐见其成。非常感谢，尊敬的总理阁下。我知道你的人因为我们多花了一点时间而有点担心。再次感谢您的和蔼和坦诚，深深地。

冼岩专稿／读秦晖的文字，总有一种困惑：他到底是在谈“问题”，还是在谈“主义”；是在谈未来，还是在谈现在；是在描述一种远期理想，还是在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如果秦晖是言说于未来，提出一种理想目标，即未来某个时候，中国应实行“宪政民主”。这样的“共同底线”，笔者完全赞同。实际上，岂止“宪政民主”，共产主义、乌托邦、甚至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成为这种“共同底线”——都是一些好东西，有什么理由拒绝呢？这种“共同底线”并不难找：在纸上画出一个足够大，大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蛋糕，就可以了。

仅就理想价值而言，共产主义毫不逊色于“宪政民主”。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归根结底只有一个词：“不可行”。而这也正是“宪政民主”在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可能遭遇的困境。

关于“宪政民主”的实行效果，秦晖有一段著名描述：“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

笔者承认，这确实是宪政民主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似描述。但秦晖把这种效果归功于宪政民主这一制度，即“一个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却是典型的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在任何制度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对比，都是相对固定的。秦晖所说的“‘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这是只有在中产阶级占据主导的社会，即所谓“橄榄型社会”，宪政民主制度才有可能达到的功效。

在这种社会，如王思睿先生所言，“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值和中位值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社会对“平等”和“效率”的判断均依据这种实际上是“中等阶层的价值”的“社会平均价值”来寻求适度。如果“平等”被强调过度，它就会由有利于中产阶级和下层、不利于上层，转变为不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仅利于下层；于是中产阶级就会要求转向，政策就会被迫作出调整。如果“效率”被强调过份，它就会由有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不利于下层，转变为不利于中产阶级和下层、只利于上层，中产阶级也会压迫政府，要求政策调整。这种社会之所以一切以中产阶级的利益、意志为轴心，关键在于中产阶级数量庞大，足以左右社会力量对比。

而在一个贫富两极分化、实力对比悬殊的社会，中产阶级数量有限，力弱一极加上中产阶级的份量，也不足以抗衡力强一方，不足以改变社会力量对比格局。于是，“天平”只会始终偏向一头，制度政策只会始终有利于社会强势集团。在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力量单薄的“宪政民主制”国家，“天平”就是这样变成“尺蠖”的。这种社会，整体的“平均值”在“中位值”的上方或下方，具体离“中位值”多远，要看社会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这种社会也会有自己的“平等”观和“效率”观，但一切均依据于“平均值”而非“中位值”，一切以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为轴心。这种社会也会有“民意”支配下的政策摇摆，但只是在强势集团内部利益区干内的摇摆，有时离“中位值”近一些、有时远一些，如此而已。

在近代民主制国家出现之前，国家政权普遍采取传统专制形式。在这种政治形态下，国家是一个超然的独立存在物，统治集团高踞整个社会之上。从本质上说，“宪政”和“民主”是社会对付超越于其上的国家权力的两大利器，其根本作用是降服国家权力的独立性，使它驯服于掌握了社会主要经济资源的强势集团（如果只行“民主”，不要“宪政”，政权将屈服于多数人集团）；在这一过程中，官僚阶层也由独立的利益集团沦为社会强势阶级（在私营制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强势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在股份制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强势阶级主要是中产阶级。在所有制形式与社会力量对比结构之间，存在一种相关对应，二者相互推动）的附庸，这是民主制与非民主制国家最本质的区别。与此相对应，民主制与非民主制社会的另一区别是：在非民主制国家，政治高于一切，经济、文化均处于依附地位；在宪政民主制国家，政治的力量被经济力量降服，经济成为最终决定性力量，文化仍处于从属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在非民主制度下，国家的目标即统治集团的利益，统治集团的最大利益在于权力的扩张和政权的持续。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政治被经济降服，国家目标服从于主导政治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这个阶层的主要利益，是与社会经济增长的目标基本一致，因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即意味着强势集团财富和权势的增长。因此，制度政策将自动向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倾斜，哪怕它必须以牺牲其他阶层利益作为代价——这就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政治上确立宪政民主制度后，立即如虎添翼，获得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

但是，由于“宪政民主制”只能改造政治权力，并不能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甚至从本质上说，“宪政民主”就是要顺应这种社会力量对比，因此，“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质也就是社会强势集团即资本阶层实施有效统治的工具。这种本质，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中产阶级已成为主要的资本阶级，社会整体价值的“平均值”大体等于“中位值”而被掩盖；但在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进程中，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实践“宪政民主”的实际效果上，却表现得很充分。

对此，宪政民主论者的辩护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只搞民主，不搞宪政；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被人为扭曲变形。前一理由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始于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推波助澜，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照葫芦画瓢。既然明知道西方有一种叫作“宪政民主”的灵丹妙药，怎么可能只服下一半而剩下另一半？实际上，在大多数实施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有着类似西方的限权、分权、制衡权力的制度框架，有着对公权私域的法律界定；只是和民主制度一样，它们或者被扭曲变形，或者形同虚设。

因此，宪政民主论者的第二个辩护理由倒基本成立。但是，它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发展中国家“宪政民主”制度被扭曲变形，具有普遍性。虽然表现为“人为”，其实是发展中国家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必然。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效用不彰、变形走样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字：“穷”。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贫困阶层成为社会多数，他们普遍不能承受市场制度所必然带来的贫富分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占人口多数的贫困阶层天然具有一种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倾向。在其它政治制度下，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阶层，虽有反抗现实制度之心，却无采取有效行动之力；但一旦奉行遵循“多数决定制”原则的民主制度，广大贫困阶层就可以获得反对市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行动能力，换言之即可拥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力量。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主要是资本家阶层），当然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在西方民主制早期，各国普遍对民主权利适用范围实行种种限制、尤其是严格限制在“有教养的有产阶级”范围内的根本原因。

这种“对民主权利适用范围的限制”，是当时“宪政”或“法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在西方各国的政治程序安排中，对于“多数决定制”的力量仍有着种种防范和限制，这构成了当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作为“宪政”在历史上出现的一个理由，它的一个作用是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防范，其立论依据是：“为保障少数人的自由，必须限制多数人的权力”。

可以说，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以“民主”从传统专制国家手中攫取了政权，又以“宪政”防范构成人口多数的下层阶级夺取胜利果实，这就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历史演绎过程。“宪政民主”制度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种种“优越性”，是因为这些国家贫富力量的人口对比已不那么悬殊，庞大的中产阶级构成了社会主体，因此，对多数的限制可以是温和的，逐步淡化的，在制度上反而表现出限制少数富豪侵害多数人利益的特征，因为这符合掌握了大多数经济资源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在以股份制为主要表征的新经济结构中，少数富豪所掌控的经济资源，已经弱逊于中产阶级整体所掌握的资源。

但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温和的限制不足以平衡悬殊的力量对比差距，不足以保障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和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形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又使他们不再具备模仿“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在相似条件下对民主权利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做法的可能。因此，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只有靠扭曲沿袭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制”才能维持。换言之，资产阶级从过去到现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阶级，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总而言之，它必须优先保证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只是具体约束条件变了：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对民主权利适用范围的限制，即等级民主制来实现自我利益；

在当代西方国家，由于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主体，他们只需要“宪政民主制”就能维护自我利益。但在当今发展中国家，对于仅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来说，仅靠西方现行的“宪政民主制”很不“够用”；但是，他们又不具备模仿历史上等级民主制的条件，于是只有通过对“宪政民主制”的扭曲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但经完善后的制度又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不适用症”的真相。宪政民主论者惯于忽视客观限制条件的变化，仅仅着眼于制度本身，所以他们把制度的演进描述成一个可以完全由人类主观控制和推动完成的“进步”过程。

制度政策的确立过程，就是各种社会力量激烈较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权富集团将不惜动用一切资源、手段（包括武装政变），阻止占人口多数的贫困阶层对自己利益的损害。一般说来，由于资本集团掌控了社会主要的经济资源，许多政治、文化资源都对它产生了依附性，因此，它总有办法操纵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包括民主化进程本身，从而作出有利于己的制度安排。少数国家民众力量可能暂时占据优势，于是政策转向社会主义，从而导致与资本主义脉络相连的市场经济遭受重创。这种国家一般会陷入持续动荡，直至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资本集团重获主导地位。

由于资本阶层将胜利果实制度化的不可避免（资本阶层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时维持战斗状态，因此必然谋求将来之不易的竞争优势转化为制度成果，避免时时陷入苦战），宪政民主制度的扭曲变形也就不可避免，这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圣果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淮橘成枳的根本原因。

自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以来，西方政治学有一种流行做法，即以“社会契约”来解释国家权力。证诸世界“宪政民主制”的实践进程，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至少也充满了歪曲和误解。历史上西方民主制国家那些曾经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的“宪政”，它们的确立何曾征求过大多数人的意见？当时的大多数人又何曾签立过这样的“契约”，同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少数人安排，同意自己被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这种“宪政”完全是由少数精英确定和制订的。当时，少数人之所以能够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剥夺大多数人的“天赋人权”，仅仅是因为这少数人是已经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掌控了社会的大多数资源，尤其是暴力。这与传统政治的“以暴易暴”，只是多了一件“民主程序”的外套、对多数人的统治由寡头换成了多头而已。

直到现代，中产阶级成为西方社会主体，情况才有根本改善。但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宪政”同样只可能由少数精英构思设计出来，社会大众最多只有在整体方案上接受或反对的“自由”，没有具体参与制订、修改的“权利”，这一切同样是在“秩序”的理由下进行的，即“国家必须尽快建立法治秩序，避免动荡和混乱”。

熟悉商业契约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契约”，交易双方处于严重不对等地位，交易不可能公平。非民主制度下民众要“反对”精英的统治，最终只有通过暴力实现。而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民众虽有和平反对精英“契约”的自由，甚至有可能赢得选举；但其结果，往往会招致精英集团的暴力反扑，例如精英策动的军事政变。

只有在完全的直接民主制下，“社会契约说”才成立。有鉴于此，“宪政主义者”一直在埋头为“宪政”寻找“契约”合法性之外的“超验之维”，但至今没能找到可以令人信服的答案。

宪政民主论者还习惯于将“宪政”和“民主”分别开来，互为论证：民主制效果不佳，就说是没行“宪政”；“宪政”变形走样，又说是没搞民主。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经验表明：“民主”和“宪政”往往同时被扭曲，二者不能相互背书。将这二者扭曲的力量往往同出一辙，这说明：民主和宪政的有效运行，需要另外的、共同的基本条件，即建立在中产阶级居主导地位基础上的社会力量对比大致均衡。

在贫富悬殊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由少数精英（主要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组成的社会强势集团拥有扭曲制度的能力，因此，“宪政民主制”最终只能顺应社会力量对比格局，而不可能改变这种格局。社会总体的平均值将长期维持在中位值上方，唯距离远近有所不同而已。发展中国家强行照搬西方制度的结果，往往是许多法律制度形同虚设，适应强势集团利益需要的潜规则却大行其道。

由此推断，在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微弱的现实限制下，中国如果推行“宪政民主”制度，得到的只会是在拉美、东南亚等国普遍盛行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宪政民主”论者把“宪政民主”作为治疗“权贵资本主义”的良药，却忘了大多数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奉行的都是“宪政民主”制度。对于“宪政民主制”被普遍扭曲变形，“宪政民主论”者可曾提出过什么治疗或预防之方？可曾在实践中实现某种突破性的改进？没有。人们普遍看到的，不是埋怨病人不肯服药，就是指责某个医师操作不当——想象着只要自己出手，效果就肯定不一样。

这种坚定信念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制度迷信”。自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知识分子致力于破译造成中西方巨大差距的奥秘，几经跌仆后，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制度”：西方的先进强大源于制度，中国的落后弱小也是由于制度；只要把西方的先进制度移植过来，中国就能沉疴立起。否则，再怎么努力也是白折腾。于是，中国花费了百多年时间在制度上打滚，折腾来折腾去所得皆不如意；不但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现已取得的有限成绩似乎也不能归结为“制度因素”。

但是，这一回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脑似乎普遍短路，他们仍然坚称毛病就出在制度上，也只有从制度入手解决。确实，在“肯定存在一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揽子方案”的先验假设下，除了制度，他们实在也再想不出什么另外还可任由他们改变的客观变量，再也找不出可“一举改变中国现状”的着力点。而坚持这种先验假设，是知识分子角色定位之必须：作为社会理想所系的知识阶层，当然不能表现得束手无策，否则，他们凭什么主导话语权？

无疑，秦晖就是这样一个“制度迷信”患者。秦晖的许多相关表述，只需要把他文中的“宪政社会与前宪政社会”替换成“中产阶级社会与两极分化社会”，就完全可以成立。但是，他自己却对此有目如盲，似陷入迷魂阵中。制度诚然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大多数时候，它并非“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同样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一定的制度，内生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人为改造、移植照搬，只会弄得不三不四、非驴非马。只有根植于具体环境的制度形式，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对宪政民主制的一种消极辩护是：徒有其形的“宪政民主”也比没有好，它至少塔起了一个制度框架；社会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慢慢演进，逐步完善。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可一概而论。在外部竞争不激烈，内部矛盾缓和，社会拥有缓慢演进的充分条件之前提下，此说可以成立；反之，则很成问题。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宪政民主制”被强势集团把持扭曲，它相对于传统体制在体现民意、限制少数人对多数人利益侵夺等方面的优势不能表现出来之时；它相对于权威主义等集权体制在统一调动、运用全社会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劣势，却很可能仍然存在，制度转型的结果将是未见其利，仅蒙其弊，画虎不成反类犬。

另一方面，既然是徒具其形，制度转型得到的真正成果就和原来的理想目标不一样。预期收入减少了，人们可以接受的成本代价就会下降；应该在新的价位上，来考虑交易能否完成。

现实中的抉择，说到底无非是个算帐问题：想要的是什么？实际上能够得到什么？愿意或能够为实际得到的付出何等代价？在这个价位上，交易能否达成？最忌讳的是，拿出去的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却是假冒伪劣。社会变迁花费了“理想目标”的代价，得到的却只是“徒有其形”。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对结果不满意，新社会从一开始就会埋下深刻的裂痕。这样的社会，很难稳定有序地自发演进，可能用不了多久又必须“推倒重来”。这种社会需要不断变迁，历史将反复震荡、轮回。这是中国上个世纪的惨痛经历，也是今天许多亚非拉国家的现实命运。

具体到中国，现在实施“宪政民主”需要社会付出的首笔代价就是进入有崩溃之险的转型危险期。如果预期得到的是类似西方实行“宪政民主”的效果，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愿意冒险一试；但如果预期得到的只是类似拉美民主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冒险尝试？

几年前，针对秦晖的“共同底线说”，笔者提出了“民主缓行、宪政先行”的主张，主要是从怎么避免转型期过度震荡来考虑。当时，批评者指出，没有民主支撑，法治必然会被扭曲。现在，笔者的看法是：没有以中产阶级作为主导力量的社会力量对比结构的大致均衡，民主和法治都会被扭曲，二者不能互为条件。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制衡权力的制度框架（即“宪政民主”）与新左派所强调的社会力量本身的均衡格局，二者互为表里。(

至少在抑制权力过度扩张与腐败问题上，二者缺一不可；缺少一个，另一个就效用有限。在内部力量对比不具备均衡条件的欠发达地区，即使成功建立起“先进制度”之外形，也难逃被扭曲的命运。其结果就象是现在体制内的那些“反腐倡廉”举措，有它似乎比没它好，但确实又取不了多大作用、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秦晖：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
——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南风窗》记者 熊培云

毫无疑问，近3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成长，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议价能力”的成长。与此同时，在世人称道的“中国奇迹”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套有关“交易成本”的行事逻辑，今天更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
为此，本刊专访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

一方出价

《南风窗》：政府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无疑功不可没。而在这30年间，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检视的？
秦晖：我觉得就是一些经济学家鼓吹的用国家权力剥夺工人讨价还价的权利，形成所谓“‘交易费用’降低”。我从来是将这种“交易费用”加引号的，因为它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费用。
如科斯所讲，交易成本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利是不能剥夺的，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集体的谈判，避免分散谈判所要支付的成本。比如科斯讲为什么要企业呢，一般我们讲每个劳动者都有能力或者权利当个体户，而不是受雇于企业，但为什么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原因是交易成本过高。所以企业是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而且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进入企业的。但科斯绝对没有说过建农奴制庄园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然而，按照有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却是没有讨价还价便是节约交易成本。第二，这个交易成本是整个社会的成本，而不是一方的近乎强制的出价。
科斯有两本书题目就很好，一是《企业的性质》，我说按中国有些人的理解直接叫“奴隶制的性质”就可以了，而不是“企业的性质”了。他们认为企业的性质就是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那奴隶制不是更符合这种性质吗？显然科斯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奴隶制其实是剥夺了许多人的交易权利，而科斯所谓的成本却是以保障这种权利(这就是企业与奴隶制庄园的不同) 为前提的。第二本书是《社会成本问题》，他为什么说是“社会成本问题”，而不说“一方出价问题”呢？我们一些理论家讲的“成本”其实只是一方的出价，另一方付出了什么他不予考虑，显然科斯是没有这个意思的。
我并不是说科斯的说法就一定对，所谓“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就没有问题，但中国搞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问题也不能让西方经济学家来负责，而且和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奇迹的出现显然受益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某种机制。
这种单方面出价以节省“交易成本”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谁能说我用刀抢了你，就降低成本？但是，这种说法在中国的确很盛行。比如有人说，集体化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国家同无数小农打交道，成本很高，所以国家把大家集体捆起来，你不能讨价还价，交易费用就小了。国家因此得到大量廉价的粮食，但是农民饿死多少呢？这个算不算成本？他们不认为这是成本，而且制造了一个概念——“减少国家与小农交易的成本”。为什么就不是“小农与国家博弈的成本”呢？这个概念在科斯看来根本就不通的。有的逻辑是国家越容易把工人赶走，所谓“交易成本”就越低。你要说成本的话，人民公社时的成本是最高的，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付出了饿死如此多人的高昂成本？
《南风窗》：当国家成为“资本家”，作为“国家雇员”的另一方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权利与能力的“议价权”。
秦晖：公共资产从理论上说，所有人都是所有者，也可以说所有人都不是所有者，这不是主雇关系。私营企业解雇工人，在现代国家当然也会受到劳动法约束，但从主雇关系来说，解雇工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企业是我办的，我对资产承担风险，破产我可能要跳楼的。合同也是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签订的。不同的是，在国有企业里厂长和工人地位本应该是一样的，凭什么有的人要被赶走？凭什么有的人要做牺牲？凭什么有的人是能人而其他人连试试是不是能人的机会都没有？
相较而言，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讨价还价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都是赶紧私有化，裁减多少工人由劳资双方来谈，国家不会动用权力来动员裁减多少工人，或将资产送给某些特定的人。所谓的回收资本最大化原则，公开、公正、全民参与的原则，或像证券私有化一样，每人一份，而不会事先考虑将工人赶走。当然转轨完成之后，劳资双方的协商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有工会参与的，不是说先将该赶走的工人赶走后再提出对剩下的工人有就业责任，更不仅仅是政府与能人两方面私下交易完成的。
《南风窗》：若干年前，我采访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他也对市长先生们高谈“减员增效”提出批评，认为政府首先应该保障的是充分就业。
秦晖：所以我怀疑从“减员增效”到私有化有某种程序上的故意。当初之所以动用国家权力搞“减员增效”或许就是为私有化做准备的。至于民企无所谓“减员增效”，因为一开始它就不会雇佣冗员。国家也许是有意识在产权改革之前搞“减员增效”，当然也可以说这有回避意识形态风险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动用国家权力将工人赶走。工人能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却无法同国家讨价还价，因为工会也是国家办的工会。这种工会在工人与私企间能起一定作用，但在国企和工人之间显然倾向于偏袒国家。
《南风窗》：以前我们讲工会是“福利工会”，而不是“权利工会”。但不得不承认，这“福利”二字长期以来也是打折的。
秦晖：是啊，中国历来是一个负福利国家，现在也是。中国的进步就表现在负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渐渐靠扰，充其量是通过二次分配不加剧社会分化。现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这样的福利安排，反映的还是讨价还价权利的缺失。

尺蠖效应

《南风窗》：在不久前您的反思文章中再次谈到了“尺蠖效应”。通常说，左派要求福利，右派要求自由，左右相争即有所谓的“天平效应”。然而，在“尺蠖效应”中，“天平”左右却只为自己的利益倾斜。
秦晖：近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但好像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南风窗》：就像将股市变成超级提款机，有人不断地设套坐庄然后提钱。
秦晖：有人就有这样的说法，反正国有企业就那么点，搞完不就完了吗，就算是灾难、是腐败，反正有些人迟早是要富的。我说当权者如果真能承诺搞完这一次就不再搞国有化了，也就是说国有资产不再增加了那也行，但是当权者从来没有这样承诺过。有人把国有资产搞光了，又从老百姓手里搞国有化，然后一手国有化一手私有化，两手都不误啊！这样中国国有资产从来没有搞完的时候，而且还有越搞越多的趋势。
在“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于是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但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立即招来一片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在国企未改革前不急于设局圈钱，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当股指从2300多跌到900多，等大部分小股民割肉退场，就等着大庄家“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一下就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尽得“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好处。
同样，在土地方面，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 ，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做起来也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
《南风窗》：尽管通常我们讲“国退民进”是中国转型的大脉络，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实务中，仍是“国富论”做得多，“民富论”做得少。那么，中国企业的成长在“国民进退”与财富流转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秦晖：我想，企业方面如果离开民主、自由的增进，那就是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你无法说到底是左一点好，右一点好，或者大国家好，还是小国家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只有朝着自由、民主方向增进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否则就像我所说的“尺蠖效应”，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财富都不会流到普通百姓口袋里去。更糟糕在于，到一定时候上述“国有化”与“私有化”会再来一次，而不是有的人所说的“一次性完成”。
《南风窗》：但现在我们政府一年花的钱已经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
秦晖：所以说，既然不能制止搞国有化，凭什么有人把国有资产放进自己口袋里我们就不反对呢？凭什么说这种做法不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呢？而且，这种行为会自我强化，会更进一步加强“国有化—私有化”的积极性，最后是国家拿得越多，老百姓被拿的越多。
眼下大家讲分享改革成果，但是任何国家的这种“分享”都是争取出来的。我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认为中国的问题可以一步到位地解决，但是我很反对“党内民主”或者“基层民主”的提法，其实改革路径根本不应该这样考虑的。这不是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的问题，也不是由党内到党外或者党外到党内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历来两种方向都是一样的，我想讲的是，实际上这个过程，用我的话来说是“为自由而限权”和“为福利而问责”的双向递进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指责权力越界了，尽管是在能够指责的范围内指责。但是只要你在不断地施加这个压力，只要不为其扩权提供理由，总的来讲，总会使其权力受限制，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也还是会好起来。与此同时，要求政府做该做的事，尽该尽的责。在中国即使要求政府负责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是应该的，因为你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既然政府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有边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其责任也是没有边界的。反过来说，你要求我的问责有边界，我也要求你的权力有边界。

低人权优势

《南风窗》：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官商学常会提到“后发优势”。几年前，您谈到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虚假论”、“ 崩溃论”都不对，并且认为这种增长既非“政府成功”，也非“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不相干，而将目光投向了“低人权优势”。如何看待这种“优势”与开放的关系？
秦晖：在闭关自守的时期，不准讨价还价的做法无法带来绩效，就像改革前的中国与今日朝鲜。但是打开国门后，它的确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低人权优势”。许多人会来投资，而且你生产的产品会卖得特别便宜。但是，这种经济效益上的好处也带来问题，既让中国老百姓为血汗工厂支付成本，也让国外老百姓付出代价，因为这也意味着你会把人家的工会搞垮了，把人家的福利降低了。为了竞争，国外资本不得不向你看齐，所以就有了“资本内逃”的现象，工会蔫了，福利黄了，整个 100多年来的劳资平衡被打破了，而且人家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国外一些资本为逃避本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逃避工会和福利压力，流向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南风窗》：所以，在法国近乎戏剧性地出现了萨科奇这样“既减福利又减自由”的总统。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国因素”或者说新一轮全球化浪潮面前多少有些进退失据了。
秦晖：所以说上面所谓的“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坑了老百姓，而且坑了近百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让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积累的时代去了。所以我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对外开放后，中国现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结果是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或许，中国奇迹只有这种解释才能成立。至于说“后发优势”，后发的地方多了，非洲也有，但不像中国成功。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竞争力”是下降了，但这个所谓下降，并非真的比原来落后，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原始积累，具有相对于文明国家的“低人权优势”。当然，如果南非从来就是一个封闭国家，那它过去就不会有“奇迹”，现在也未必会比过去差。只是在开放世界中，过去能够用的办法，换了新办法可能就赚不到原来那么多钱了。
《南风窗》：世界资本流向人权洼地以获取更大价值的趋势不可否认，所以张五常说“中国比美国自由”。
秦晖：这是他去年12月在弗里德曼的纪念会上说的。张五常站在美国的立场骂欧洲，然后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骂美国，得出结论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议价”权与责

《南风窗》：让民众能够充分讨价还价，不仅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也在客观上可能导致一些利益群体因为无厚利可图选择退出。换句话说，讨价还价能力的上升将形成一种全新的退出机制。
秦晖：最好的出路就是民众有条件和政府讨价还价，让政府承认自己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当政府为自己牟利的事情做不成，为民众做的事情推不掉，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如果权力无限，责任又没有，可以想见，谁也不会轻易让出这个“交易”的。权大责小的官谁不愿意做？谁要来抢，我就和谁拼命。
有意思的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掌权之前，它们从来都是要求政府给自己最低价的肉，政府没做好就批评。在有的人看来，团结工会是波兰最反动的力量，因为“强加”了政府许多责任。当团结工会自己执政了，就把许多责任取消了，物价也高涨。不过老百姓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政府是自己选的。
波兰也不是没有斯大林主义者，但是老百姓当时没有投它的票。选举时也有人主张，你让我集权，我给你廉价的肉，但是你没有投它的票，这样你也无话可说。所以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起一套讨价还价的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放任政府或者福利国家，福利和自由放任是可选择的。但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权责对应的政府。承担更大责任，给我更大权力，或者相反，老百姓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
《南风窗》：社会在讨价还价中进步。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就，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同政府的“议价能力”的成长。
秦晖：问责方面，像汶川这样的地震，如果政府不救灾，以前(比如唐山大地震时期)可能无法指责，甚至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这种责任很明显是绕不过去的。同样，包括最低收入保障法的出台也是社会不断推动的结果。只不过现在的讨价还价做得还不够。而且，学界的左、右派还在不断地为政府部门消解社会压力。右派讲这些福利要求是不应该的，政府用不着承担这些责任；左派在说限制权力是不应该的，政府权力应该更大……如果左派不停对政府问责，右派不停对政府限权，政府就会有改革的动力，中国就会越来越进步，越有希望。如果相反，左派为其扩权，右派为其卸责，当然政府就越来越不想改革，而且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社会向前发展，也难免有人拉社会进步的后腿。尽管如此，30年来，中国在整体进步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续前）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本身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不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它输出形式，要不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也是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问题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基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

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从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其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被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同时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为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强力推行。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没有具说服力的理由可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等和“西方化”等同起来。说的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和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本身，更不是要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而是为了中国民主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而非“西化”的需要。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简单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民主，并无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人们也从西方民主对中国的作用方面给出了警世名言。

西式民主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西式民主的定义。

西式民主的定义：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摘自张维为的《反思西方民主》。这个西式民主的定义是一位欧洲学者给出的，他给出这个定义后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张维为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长期生活在西式民主的西欧国家，他走访过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国家。可以说张维为关于西方民主的文章是既有理论也有事实的。

张维为《反思西方民主》一文的要点是：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行。更为具体地说就是：“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完全忽略西式民主的操作顺序，在发展中国家全力推行“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是三步合为一步”的现代西式民主化，其极为不现实性，张维为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张维为却没有点出为什么西方发达的现代民主国家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完全不顾民主操作顺序地，迫使发展中国家马上实行一人一选票的普选，这不是好心人的失误，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要说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完全忽略实际情况地，强迫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西式民主，其目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地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进入现代化。

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仍然被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尤其是社会上层知识精英们，奉为神圣崇高，具有普世价值，这就非常地成问题了：精英们把自己的祖国卖了，把自己卖了，还要帮助别人数钱，叫好。这真是天下最为悲惨的事了。

谁说西方人不懂孙子兵法？将西式民主作为崇高神圣的普世价值，强迫发展国家实行，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消灭、削弱竞争对手，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进入现代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西方民主对于西方人绝对具有普世的意义：永久地保住、维护、巩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老百姓，要想使自己的祖国经济发达尽早进入现代化，就需要对于西式民主有清醒的认识。下面这几点是被掩盖在普世的崇高神圣光环之后的，西式民主的并不崇高，根本不神圣的，而是相当罪恶的本质特性。

1．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西式民主服务的社会目的，是使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深刻理解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是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作所为，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各种思潮和社会现象，以及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和社会现象的钥匙，是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之规律的根本。

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追求个人欲望、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随意和自由，崇尚个性。

与西式民主的政治形式相适应相配合的经济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式民主的社会管理形式，极为有效地服务于资本尽可能大地继续不断扩张，与利润的无限制地持续增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的政治管理形式，使得西方文明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得到了最为有效的实现；反过来，正是由于对西方文明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最大发挥和利用，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此之发达和兴旺。

2.西式民主不是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形式；于是，全世界人类社会整体的西式民主是不可能的。

西式民主是贵族精英和社会上层的民主，而不是全民的民主（请不要马上跳高，等我把话说完）。这就是说，西式民主的实现，是需要奴隶阶级、弱势群体，或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垫底，来支撑的；这些垫底支撑的阶级、群体和国家，不是西式民主的享受对象。一个社会西式民主的成功实现，是一定是要建立在对于他人的奴役之上的。西式民主高唱“独立”，但是，却是与真正的独立意识、独立行动、独立生存，根本无关的。

如果你的目光只是局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或是今天西欧的某个小国，你当然要羡慕感叹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个人言论意志自由。羡慕感叹之结果，自然是认同西式民主的普世价值：要是中国社会也是这样的富足和自由，那该多么好。

但是，当你把眼光放得深远一点，开阔一些，当你把眼光放在人类社会的全局上，再加上张维为这样对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果的屡试屡败的事实理论相结合的深刻认识，接下来当然是要问：为什么西式民主不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成功的普及？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例子是，首先实现了西式民主，然后经济发达，进入现代化。

更为深刻一些的问题是：西式民主有可能成为将来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及的社会模式吗？我的回答是：没有可能。那么，这里之所以不可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西式民主不可能成为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及的社会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社会的西式民主模式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对于其它人群、地区、国家的奴役。

关于西式民主的这种绝对不独立，必须建立在对于他人的奴役之上的依赖性，我记得很久以前（至少十几年前）岳东晓有文章深刻地分析过古希蜡的民主，只是奴隶主贵族等社会上层们之间的民主，其目的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奴隶们，以便更好地，更为有效地维护巩固他们自己高高在上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社会优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奴隶阶级作为统治对象，也就不会有奴隶主贵族们之间的民主。

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销倾销西式民主的现代发达国家，本国内确实是实现了全民的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民主。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国内西式民主的成功实现，是将国内的劳资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建立在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的剥削掠夺之上的。西式民主的成功建立，使得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全民团结一致地（工人阶级当然包括在内了），以维护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为由而对付发展中国家。没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你能够想象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民，仍然能够与资本家亿万百万富翁精英上层们站在一起，保持一致性吗？

一个简单的例子：只要国内汽油价格一升高，美国的人民老百姓就都心怀不满地气哼哼地瞪着中国和印度；我敢说，如果这时美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或是侵略印度的战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民老百姓都会高举双手赞成。

换句话来说：西式民主在全世界的普及实现是不可能的；除非，在其它星球上发现了人类，比如火星上有人类，地球上的人类可以共同去奴役火星上的人类（当然是以现代文明的方式奴役了），于是，地球上全人类社会的西式民主就是可能的了。


3.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全力推销西式民主的目的是（当然是不可公开声明的）：遏制、削弱竞争对手，以维护巩固发达国家的优势领先地位。

西方文明发展出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科学是研究、了解、掌握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掌握客观规律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使得人类办事的行动更为有效率。科学办事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对症下药。

按说，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民主是一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有着科学传统的西方人更应该懂得实事求是对症下药的原则。但实际情况却是正好相反：西方人有意地颠倒了西式民主程序的顺序，完全不顾发展中国家实际社会情况，强硬推行一人一选票的西式民主的第三步，其结果从来不是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而是制造出各种社会混乱，以至流血战争，大大地延误了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西方发达国家深刻地懂得，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发展中国家向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当然是对发达国家不公平地占有地球资源的挑战，是对发展国家强者统治者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威胁，发达国家当然要想方设法地予以阻止的。以救世主的面目，挂着普世的价值，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前，威胁强迫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民主，这实在是发达国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了。

2008年3月16日

附：反思西方民主（张维为）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truthfrom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还是反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它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它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它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着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去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它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本文作者系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实际上，讨论民主，是不是在卢梭的社会契约基础上，李延明似乎对主权的分析津津乐道。而哈佛黄万盛则从目前东西方实际情况层面给出了西方民主令人悲观的结论。对于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的党内民主，许允仁对作为中南海智囊的俞可平蛊惑人心的相关说辞给予了丝丝入扣的驳斥。作为力主中国走宪政道路者，许允仁和张博树都对民主、特别是宪政民主歌功颂德。陈永苗则从对改革的否定层面直截了当地以后改革时代进行了民主的诠释。

当然，这些内容于此不赘。

与此相关，咱们也不去涉及中国的民主到现在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被见仁见智的众说纷纭当中，比如五四运动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是如何成色，中国自从1949年之后，是如何从前苏联贩运来专政品种，甚或列宁是如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概念进行修正的。到现在，中国的左派与右派们对此有过太多的吵闹。

民主是不是的好东西，得看民主是不是个东西。

有人（比如郭宇宽等）对郎咸平一直拿着效仿美国政治制度的菲律宾的民主及其结果就是大量兜售菲佣的说法不以为然。另外的右派（比如秋风）则在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因而并非洋鬼子专属同样可以为中国人享用上进行论证。

左派们则更愿意逮着王沪宁、俞可平等有关民主的陈词滥调不依不饶。

而三足鼎立的与左右派形成舆论力量角逐者的中国传统学派，则在民主方面有着威权主义的倾向。

从宏观层面看，这三派势力都对中国目前的现实不满，虽然说给出的解决路径大相径庭，但殊途同归于对现政权的严厉批评。

是不是文人相轻，咱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还真说不好。只能坐山观虎斗，超然物外其乐融融。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周边国家一个个都在乌烟瘴气当中不可自拔。越南、韩国、蒙古、缅甸、泰国、菲律宾、尼泊尔……更不用说被美国鬼子兜售其民主价值而遭受战乱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阿富汗和伊拉克。

是不是存在普世价值，姑且不论。

习惯于将自身描摹成百分之百正确的委府，自然会从周围国家的乱象当中，图解出民主作为乱七八糟的万恶之首，并为专制寻求到可以为之佐证的无处不在的事实依据。走上民主之路，就会出现周边国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的社会动荡与灾难，会使得统治变得让贪官污吏毛骨悚然般的不可收拾。

还别说今年以来中国国内流年不利，三天两头爆出的事件令人如坐针毡。只是看周边国家的混沌狼狈，就足以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其评价我也是喋喋不休，在此不做过多涉及）进程面临着倒退的现实选择。

实际上，进入今年，党内民主进程停滞，基层民主也呈现出萎靡不振。虽然一直倡导民主的崔之元看到深圳出台政府差额选举这种令人兴奋的措施，而媒体更是关注到新疆有地方颁布官员财产（而不仅仅是收入）申报、并且向社会公布的制度。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举措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大回潮或者逆流当中转瞬即逝的政治泡沫。

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曾经是中国王朝的进贡番邦。现在，这些国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遭遇到的麻烦，给中央王朝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警示，告诉北京，民主到底是不是个东西。

或许，人们会说，东方国家一直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相沿成习，民主遭遇麻烦，并不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是民主并没有完全到位的阶段性迷局。

这种说法，就如同改革开放到现在遇到了空前的麻烦，对此应该如何解释一样。可以说是改革本身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改革没有完全彻底的问题。

对此，理论上并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答案，全凭借着个人好恶以及价值观倾向来取舍。

抛开这种似是而非的坐而论道不说，现实情况给出的解析，让咱完全有理由预测，中国将在民主化道路上大踏步后退。

但愿，别像咱以往似的，现实总是被俺这悲观主义、失败主义乌鸦嘴不幸言中。

中国周边国家混乱击溃中国民主化进程
何必/中国周边的多个邻国正同时经历动荡与阵痛。当中国和缅甸正在努力从地震和飓风灾害中重建时，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遭遇了灾难——人为灾难。面临问题的国家既包括亚洲一些最强大的经济体如韩国和印度，也包括一些一贯低调的国家如泰国和蒙古。它们遭受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暴力冲突、骚乱、议会垮台、军方干涉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考验。在韩国，数万愤怒的示威者夜夜在首尔游行，要求新任总统李明博下台，这是20年来韩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泰国为类似的突发事件痛苦，比如大规模游行和议会针对总理沙马•顺达卫的不信任案表决，最后沙马平安过关。在印度，与美国的核协议谈判由于一些党派的阻碍再次破裂。因对议会选举结果不满导致的史上最严重骚乱已经导致蒙古5人死亡、329人受伤。而在巴基斯坦，执政联盟内部矛盾重重。（2008年7月3日《东方早报》）

该报道在对现象做了综述之后，紧接着就把问题提向了让咱们很是心痒难挠的地界儿：“民主过度”？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在大多数这些情况中，“民主过度”破坏了国家利益。比如在韩国，李明博是在一个从全球化获利颇丰的国家中推行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印度，核协议帮助其接触到美国的技术和免费进入核武器国家俱乐部。然而，在应当被列为非西方世界中最成功民主政体的国家中，这样的目标失之交臂。韩国和印度经常因随心所欲的公共辩论、广泛的媒体自由、正在扩张的公民自由和强劲的经济表现而赢得赞誉。尽管个体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斗争拥有潜在的共同原因。首先是缺乏民主成熟度。“别忘了，民主在韩国只有20岁，在泰国大约35岁，甚至在印度也才60岁。军方或独裁者统治时期下形成的习惯很顽固。腐败、高度私有化、强人统治、马太效应政治的传统在持续，把每一次政治小冲突变成生存之战。”文章写道。

这恐怕又会让中国不少人幸灾乐祸，认为民主本身就是罪魁祸首。

而现如今中国国内的乱象，更是让民主成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我以前曾经多次对民主这个让咱们听着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的定义，援引过比如李延明等在此的讨论，也引用过比如陈志武、刘军宁、秋风等对西方民主顶礼膜拜、认为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二法门的言论。实际上，民主究竟为何物，对中国来说，民主之路会有着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也会与时俱进，中国人是不是能够在现今就走民主化的路线，等等，这些问题，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都成了泥沙俱下的不一而足。

崔之元发来有人对民主的议论。

民主论坛： 关于民主，现在左派、右派定义竟然不同。左派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内容。右派认为民主是形式，是选举。

左派认为民主是实质，民主摆脱不了阶级性和集团性。而右派认为民主是程序，没有阶级性，有普世性与终极性。

现在西方人搞的民主方式“选举”、“政党”、“表决”等现代民主制度被世界公认为“民主”了。大家普遍认为“民主”等于“选举”，等于“投票”。这种联系很明显这是把民主异化了，是把形式当作内容，把表象当作实质，把民主越来越等同于选“秀”，这就是古人说的：“买椟还珠”，滥用这种民主的结果就是台湾搞的一次又一次“公投”。异化民主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能得利。

五四时期，说要请“德先生”、“赛先生”。“赛先生”应该请，但是“德先生”如何请，至今人们并没有弄通。如果公认“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按人民的意志、心愿行使权力。那么中国古代并不缺乏民主，儒学本身也并不缺乏“民主”思想。古人讲“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按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力。

人民的意志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人民的具体意见并不一定正确，选举、公投也并不一定是人民真正利益表达，实施后不一定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权力和决策一定是要代为行使的，决策总是领袖所为，决策民主化不是决策表决化。人民领袖的知识、智慧、专业能力必须高于普通人。古人要求君主要有极高的道德要求，这是根本。“贤能政治”正是为了实现民主。儒学经典《尚书》通篇讲的是“帝王之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民主和专制制度的演变在历史上是一个循环，不能说西方民主制度绝对优越。也不能说西方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最终形式。在历史上民主被专制取代过。民主被专制取代总有其合理的理由，希腊－罗马－中世纪是这一过程，法国大革命也是从民主到雅各宾专政再到拿破仑称帝独裁。

希特勒上台也是民主转化为独裁的过程。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从上古三代到三夏、商、周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专制。

独裁如何产生的？为了国家民族集体的福祉，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把权力交给最有能力的人，委托他来行使绝对权力。在西方，富勒说：“坎尼会战的意义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瓦解，罗马帝国的萌生”。但是独裁者以后的昏庸、残暴，使得后来的人们又以为“民主”有永恒不变的人类价值。

人们在看清独裁统治的残暴和专制后，却看不到民主制度也会走向腐朽。

再好再公平合理的制度也总是一部分人受益最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被这部分人充分运用和把持，具有明显的不当得利性和排他性，成为“形式得利者”。这时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一面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形式变成了内容，内容变成了形式，就需要变法和革命了。列宁说：“内容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古代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理念，欧洲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儒家民主的缺陷是没有将“民主”制度化，法规化，无法确保真正实现，汉代察举制度到汉末就出现专门品评人物的名士，这些人品评还算中肯，但离民举已经隔了一层，时间长了难免不出问题。到了三国，则变成了九品中正制。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也沉寂了一千多年。不能说今后的民主政治一定会走向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这几年来，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世界面前，比如普选村长出现的贿选民主，台湾的民粹民主，美国的选秀民主等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美国的大选已彻底沦为大公司的商品”。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宿命，是不可改变的轨迹。民主－民粹－独裁－专制－民主，过去的历史就是历经这样的循环。说民主是历史必然的归宿是没有看清历史的全貌，思想史总是反复出现重复和扬弃，旧话重提，屡见不鲜。

民主加法制也解决不了奴隶制。六月份，山西黑转窑厂奴工事件曝光，如何解决这类丑恶呢？有人又抬出民主和人权、法制。可惜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黑窑厂做工的都是外地人，即便当地人讲民主、法制、人权。这些做得再好，也轮不到关心矿奴，没人同情关心他们。当年到美洲开发新大陆的西方人不都抱着人权、自由的理想去的吗？但是对于黑人、华人却从不讲人权，而今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类奴隶在欧美也同样存在。

精英民主是不可以的

形式不是内容，“形式得利者”是社会的毒瘤。

精英提倡的民主就是形式，认为形式就是内容，看看现在社会的阴暗面，就可以想见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

比如奥运就是精英利用民粹搞的分赃运动，精英们在需要人民参与支持时，发起一场又一场全民参与运动。宣传办奥运对国家对老百姓这个有利，那个有利。而当奥运到手，要分享奥运蛋糕时，则画了一道道利益圈圈，严禁入内。他们利用商标权、知识产权、城管工商把人民排斥在外，未经许可谁也不许用奥运商标。最惨的是崔英杰这样的边缘人群，要办奥运就要把他们赶到门外，剥夺其生存权。奥运场馆一颗石，一粒沙都精挑细选，沙子比白面都贵，连猪都以精选饲料精心喂养搞特供。另一方面物价在飞涨，北京市才给困难家庭补助二十元，社会底层人员温饱都解决不了，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人不如奥运猪。”那么奥运是什么？奥运是中外高端资本分享的大蛋糕，奥运是文体精英一夜爆发的舞台和爱国主义早已无关，奥运前后物价飞涨，成本由老百姓承担，奥运是敌对势力给中国造成麻烦的最好机会，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奥运？办奥运已经偏离了人们的初衷，内容变成了形式，“形式得利者”把事物推向了反面。

这次军队换装国家投了60亿，给每个官兵准备了十几套制服，每个军官的制服都要厂家专门量身定做。而目前很多基层边防连队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农村来的士兵生活还很苦，军队最迫切的是更新武器，提高战斗力。这钱化的是地方吗？他们当然有理由，一句话“和国际接轨”就能压住议论。可是为什么不想想我军的宗旨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是有中国特色人民的军队，民本主义是本质特点，根本不用处处去接轨。

以上现象充分说明“形式得利者”是社会的毒瘤。“形式民主”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

精英民主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溅卖流失，社会不公，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现在的风气是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地区都想方设法的巧立项目搞钱，之后则是大操大办想方设法地把钱化光用尽，所以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公款吃喝旅游，中石化宁肯用2亿多赞助上海F1大奖赛，也不会为社会公益多出一份力。峨眉山景区门票举办听证，八成听证会代表赞成峨眉山景区票价涨50元。

而作为中国保守派典型的房宁，则是对西方民主的节节失守乐不可支。

房宁：西方民主在全球遭遇挫折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一本书而得名。在这本16年前出版的书中，亨廷顿写道：“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不过，世事无常，进入新世纪以来，亨氏所说的历时近30年的“民主化浪潮”却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

随着“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上世纪90年代，“第三波”首先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衰退与危机。俄罗斯的GDP在几年内竟然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这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在无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出现的最大经济社会衰退。俄罗斯人民在经历了灾难性的危机之后，顽强地寻求新的出路，终于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打击寡头，重振经济，集中权力，关注民生，重新团结起来，走出了危机。自诩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对此显得很不自在，国务卿赖斯指责“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在倒退，杜马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倒退”挽救了一个陷于灾难的民族，而之所以陷入灾难却是因为接受了“国际标准”，听信了“普世价值”。
“9•11”之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模式。6年来布什总统及其美国政府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可谓不遗余力，但是，除了把阿富汗、伊拉克炸得满目疮痍之外，“民主”究竟在哪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挥下亦步亦趋，但结果是80年代拉美经济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纪之交，拉美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后，除墨西哥等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国家里，“左派”纷纷上台。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路线，力图走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

那种实际上是“泛西方民主化”的“第三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魅力。随着所谓“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众多国家，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繁荣、幸福乃至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这当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即使是在韩国这样的曾经被西方舆论视为“民主转型”模范生的国家，如今也出现对20年来政治进程的回潮。韩国大选前我的一个从前的韩国学生来中国，一见到我，他就谈起韩国社情民意的变化。他说，现在韩国有一种很强的舆论：看看中国吧！中国在崛起；看看韩国吧！韩国落后了；为什么？路子不对！怎么办？改变政权吧！韩国社会的这种舆论，反映的不仅是一场选举中的论调，它更包含着对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反思。

亨廷顿所描述的那种以言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自由民主”模式，为什么在西方以外越来越表现出“水土不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制遭遇了“阶段性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有些“文不对题”。

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可以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对民主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三个因素：一是国情，即这个国家的自然、经济禀赋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二是发展的阶段，即这个国家当下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三是国际环境。其中，发展的阶段性对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或者说民主形式是最重要的。这一认识，应当说是中国民主研究在近年来取得的一个理论成果。

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行不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不能满足许多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亦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但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关系问题，即限制社会的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

但是，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还是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的任务无一不是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富强，而且，这一历史任务是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背景下加以实现，这又大大地加剧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

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

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体来说，它都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正像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纲领“五条誓文”中所言：“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政体具有保护和实现人民权利的功能，正是现代化动员所必需的。然而，仅有保护权利的政治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成功实现现代化，其政体还必须在实现社会动员的同时，具有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有效地实现跨越性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不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政体。

按照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衡量西方的民主政体，应当说，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化水平并不高，它的重点是保护包括公民私有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但却不利于集中民力、民智。从“第三波”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经验看，西方民主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家变得虚弱不堪。这表明西方民主政体不适应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建立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双重需要的民主政体。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民主政体，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政体。

民主并未死亡，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

“第三波”退去，民主并未死亡，相反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在伊斯兰世界，民主仍在向前发展。伊朗的实践和民主模式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亨廷顿也承认：在波斯湾，伊朗是“最民主的国家”。这大概是因为伊朗存在着竞争性选举，而这正是西方民主标准中的基本要素。然而，伊朗的民主并非西方民主的“拷贝”而是具有浓郁的伊斯兰特色。伊朗的政治体制渗透了伊斯兰的团结、平等精神，体现了伊斯兰的信仰价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伊朗选举制度中的资格审查制度，是维护处于西方强大压力下的伊朗社会独立自主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

俄罗斯在摆脱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后，重新探索自己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给俄罗斯人上了难忘的一课：个人权利登堂入室，国家主权晦暗不明。在暗淡的主权之下，人权显出了无比苍白。俄罗斯人深刻地理解了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一种新的俄罗斯民主理论———主权民主理论应运而生。它的核心是寻求一种能够把强大国家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的民主政体。

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也在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现行民主体制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把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的双重目标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

“第三波”的退却启发出许多新的思考，它至少告诉我们，民主具有普世性，但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普世的。民主，还是要靠各国人民自己探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房宁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

在加拿大的李宪源，对曾经是中国左派者的右倾忿忿不平。

李宪源 2008年3月29日3:09
何新政协复出后含泪赞颂美国操纵的“台湾假民主”预示了什么？

有关何新最新立场的这篇妙文，是否折射出此公复出全国政协时不得不接受的底线条件？对中国前景发展可能预示着啥？请大家分析……

另附最近发现包括《强国论坛》在内被国内互联网彻底删灭干净的旧文《"台湾经验"的核心就是做美国灰孙子》，美国《多维博客》文章《从误炸到误运不战而屈人之兵》及相关跟贴。参照马英九当选后随即拜访李登辉两人打得一团火热之海外媒体报道，与何某文章相互对着看，或许，并不存在任何"重新出山"条件，而只是确实廉颇老也！以致昏聩泪糊，不知所以，一不小心，就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大景观。

李宪源

新评论台湾选举：民主是个好东西！

本文来源『兴华论坛』 http://bbs.1911.cn

今天全天陪同何新先生一起观看台湾大选直播，原来以为掌权的民进党不肯让出权力一定会发生奥布，证明假民主。结果看到台湾人民用真正的民意制胜了强权。何新先生也如同许多现场台湾民众一样被感动流泪。他说：这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确能制约行政权力，民主是个好东西！

何新先生说：八年前全世界看到台湾把一个人渣选上台，今天我们看到台湾人民用宪政民主制度把这个腐败的人渣赶下台。这证明民主宪政制度，能够为真正的民意提供制约最高行政权力的条件和形式。民主可能包容腐败，但是也只有制度化民主能制约权力的腐败。

何新先生说：过去我过多批评西方民主的形式主义，对近代民主制度以宪政民主制衡行政权力缺少认知。可悲的是，中国诸多鼓吹民主的人士，所谓的知识精英，对宪政民主的制度性本质也与我一样缺乏认知。

何新先生说：有一个著名轶事，据说当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讲：要靠民主打破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但是毛泽东毕生没有实行真民主，他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就因为毛根本无知于近代宪政民主。他总是用民主来运动民众，文革就是用无政府主义发动暴民运动，废除了中共的党内民主。不要再呼唤文革，呼唤什么革命造反，左左们那一套意识形态都应该丢进垃圾堆！文革的伪大民主，是被一小撮阴谋家左右利用了的暴民专政。我是亲身经历的过来人。四人帮，包括林立果，就是极权主义法西斯分子，不要给文革招魂了，文革时代绝对不存在任何真民主。

何新先生说：这次台湾选举体现了制度化的宪政民主可以制约陈水扁行政权力的腐败。可以看到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值得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一思再思三思。

何新先生说：我从文革时代的群众暴政中走过来，我崇拜也敬仰超人毛泽东。但是我希望远离那个可怕的毛时代。我更敬爱以改革开放解放了国民并且倡导民主政治的邓*小*平！

何新先生说：与其说我是毛主义者，不如说我更是邓主义者。

何新先生说：我倡导国家主义，不要被误导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纳粹国家主义。我寄希望于实现博丹（中国很少人知道这人）那种宪政民主的国家主义。

何新说：中国真正的统一和民族复兴，会以大中华共同市场为起点，但是政治统一应当有宪政民主制度认同的共同基础。台湾人民多数人拒绝台独公投，表明台湾人民内心认同大中华共同体，反对民族分裂，热爱中华文化。

何新说;穷兵黩武没有出路。国家军事必须强大，强大不是为了使用而是威慑，强大就是为了不使用。根本不存在武统的可能。世界大战，核战争，全面战争，可以想象么？纯粹梦话。还有什么鼓吹火箭覆盖台湾，鼓吹武力攻台，鼓吹毁灭台湾，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心理变态，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看《汉武大帝》，别只看早年御侮图强的汉武帝和过瘾的漠北大战，还要注意那个晚年下罪己诏的汉武帝，最后一集的《汉武大帝》是主张和平发展的汉武帝！

（不严肃记：以上是我记录的何新今天的谈话大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03-25 10:44:54编辑过]


"台湾经验"的核心就是做美国灰孙子

李宪源 2005年5月12日

这次宋楚瑜在大陆的所言所行中，中国自由新右特别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台湾经验"。尽管宋楚瑜在解释这一所谓的"台湾经验"时，特别强调"均富"对台湾平稳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和核心意义，但是在反对"仇富"、憎恨"均富"的大陆自由新右派心目中，所谓"台湾经验"，其实就是实现西方"多党竞争、民主大选"之类的金权政治操作游戏。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础，应该是在全面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全面实行由资本势力操纵控制的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

那么，中国大陆和海外自由新右人士所津津乐道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和新民党主席宋楚瑜却不大好意思大肆夸耀的台湾"民主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世界日报》2005年5月10日头版头条报道《扁李决裂，扁：别把我当儿子》，作出了最为耐人寻味最能使人豁然开朗的雄辩解答。报道言凿字确地披露："陈水扁也首度透露'四不一没有'的政坛秘辛，他说，如果美国公开不要他当选总统，他选得上吗？选上了又有什么用。所以两千他在大选前答应了美国提出的'三不'……"。

哈哈，陈水扁先生的首度透露真是好得很！他可以使那些至今沉迷于自由宪政民主派所兜售的高妙理论中不知东西南北的人们，明白一个极为简单而又明确的道理，作为"台湾经验"重要标志之一的所谓"多党竞选"，根本就不是台湾民众在挑选合乎自己意愿的总统，而是在"民主大选"的旗号下，最终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主子，在挑选最合乎主子心意的走狗！

所谓"台湾经验"的核心，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灵敏而自觉地看美国政府的颜色行事，就是心甘情愿勇做美国的灰孙子！

是否有好多同样甘做美国灰孙子的大陆人士，已经进入在这类同样基础上，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美梦？中国的走资势力是否想借"统一"之名,胁迫中国十二亿工农一起接受"金权假民主"的根本性政治制度改革?对照某类民族主义人士"中国必须成为西方民主社会一员"的最新呼吁,广大左派人士应该提高警觉。


从误炸到误运不战而屈人之兵 文章笑权

台湾大选后，除了西藏问题继续引起关注，昨天媒体突然爆出：美军将核导弹引信误运台湾。这条新闻看似乌龙，甚至有些反美共青愤老们，竟然把这当成嘲弄美军愚蠢的笑料。有味做家曾坐过中共大牢多年，大概坐牢坐糊涂了，脑袋very不好，连他也真的相信了这是个天真烂漫的"大笑话"。

昨天看过新闻，我顿时哑然失笑：这分明是又一次"误炸"。本来，没什么好写的，但唐老真的当了笑话，我才觉得共青愤老们的Simple and sometimes naive，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当时，我曾问过一个12岁的小朋友，这种"误运"，有没有可能，小孩立刻告诉我：那是故意的。我问，为了什么？小孩诡秘地笑笑说：那是要给收货人的敌人a point color see see。

看，这是一个连小孩子也懂的肢体语言。

不过，上智下愚。中共再笨，也不会和共青愤老们一样傻。今日中共发言人秦刚立即反弹：这不是一般的"误运"，要求美方彻查。美国既然在第一时间就正式通知了中国，并且作了很详尽的核导弹引信部件演示，相信他们也会"彻查"。但是三个月后的结果，一定可以想见："误运"酒是"误运"，相关人员将受到处分，Notnegotiable！Period。

试问：台湾订购的是直升飞机电池，却送来高度机密的核导弹引信，这样的一个低级错误，国家级的机密军事仓库有可能出现么？这个问题，问问在台商电脑仓库扛活的老友同志吧，他一定会告诉您，可能性有多少。这好比我最近从美国商店订购了普通相机电池，卖方会给我运送来尖端相机镜头么？

对于今次"误运"，人们不禁会联想起上次的"误炸"。

九年前科索沃战争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战机彻底轰炸。至今，美方仍然坚持那是一场误会。然而，稍有常识的人也知道那是一个难圆的谎言。那么，美军为什么要精心编织这个谎言？原因不外乎，还是中共掩盖了之所以挨炸的初因：大使馆的地下室真的是"新闻记者"么？中共一旦公布使馆内幕的真相，那么美军的谎言，便再也无须作任何解释。

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在台湾大选的敏感时机，美国的"误运"，究竟用意何在？西元2006年8月送到的货，至今有长达18个月的时间段，为什么一年半载，双方都没有发现，恰恰在大选过后的次日才发现，并及时由美方自己昭然公布于世。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美军在发生了这种"低级错误"之后，不仅不低调处理，反而大事张扬，不仅在3月25日"及时"通知中国，（这种嗅事，通知中国干什么？）这还不够，空军部长竟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悍然将物件现场直播世界媒体。

这么做，有必要么？那么，美军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这个内幕，和误炸事件一样，又要等几十年之后才能解密。其实，"误运"的张扬操作过程，只是一种肢体语言，确实是连小孩都能读懂的简单语言。不过，共青愤老们读不懂，并不咬紧。

要紧的是，只要胡锦涛朱成虎们读懂了酒醒，这酒叫做：美军再次活用孙子兵法。用兵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招，对苏联蛮灵，从加勒比海危机开始，屡试屡爽。不过现在对既深谙孙子兵法，又坚信刀枪不入的人来说，那可就很难说了，对吧。

公元2008年3月26日
全部跟贴

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人,打了错误的一仗.哈哈!点破迷津[0 b] 2008-03-27 07:11:14 [点击: 0] (815250)

暴光这事情，能威胁中国什么？穿墙屁[48 b] 2008-03-27 06:59:01 [点击: 5] (815243)

Jr. Chuan,您没有蹬过秦城提篮桥，咋地也像被吸过大脑？文章笑拳[38 b] 2008-03-27 07:13:12 [点击: 0] (815253)

公开承认错误是值得表扬的,但不公开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五雷轰顶[0 b] 2008-03-27 06:44:58 [点击: 0] (815233)

拳爷说的极是,,其实中国政府心知肚明,不好意思说穿罢了….春秋冬月2 [458 b] 2008-03-27 06:28:10 [点击: 10] (815225)

笑兄：英雄所见略同加人[318 b] 2008-03-27 02:09:41 [点击: 39] (815194)

牛。老美摁住台湾不让搞核试，应该有秘密协议：US核弹协防。netman [0 b] 2008-03-27 00:05:39 [点击: 2] (815157)

這東西是管制品，不可能誤運。呂奉先[18 b] 2008-03-26 23:27:59 [点击: 32] (815145)

能否查出来，谁第一个爆出这新闻？凌锋[26 b] 2008-03-27 01:46:07 [点击: 20] (815187)

是台灣軍方主動通知美國國防部，然後CNN報導。呂奉先[381 b] 2008-03-27 02:19:49 [点击: 32] (815195)

嗯，好！吾丁[0 b] 2008-03-26 23:26:55 [点击: 1] (815144)

(本文发表于首页视频•播客•贴图,已被阅读649次)

本文通告引用(Trackback)链接: /wp-trackback.php?p=35066

《从误炸到误运不战而屈人之兵[图文]》共21件评论

文脏哮犬的评论

March 27th, 2008 at 8:41 am

傻比才会相信是误运，狗屎运总是喜欢YY，可笑可怜~

匿名游客的评论

March 27th, 2008 at 8:55 am

美國人夠操蛋的。想給你就給你，不想給就要回去。臺灣人也夠可憐啊，一個引信還要掌握在別人手里，好像老爹給他發把槍，子彈要看情況才發到手。真慘，這日子還活著干什么啊

可当今中国右派里面的老牌人物则与其他右派同样，除了对西方民主等普世价值五体投地之外，似乎在其他事情上也无所作为。

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吴稼祥〗

○吴稼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载08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吴稼祥，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主要作品有：《邓小平：思想与实践（1988年）》、《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1985年）》、《新权威主义述评（1989年）》、《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1997年）》及其新版《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2004）》、《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2005年）》、《一杯沧海（2005年）》等。http://vip.bokee.com/20080323496018.html

◎红与绿

两会期间，给人们的听觉、视觉、味觉、触觉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视觉上的色彩对比：股市飘绿，媒体爆红。“绿”飘在股民们的眼里，“红”却爆在记者们的笔下，请看人民网记者董宇的报道：

“今年两会，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人有很多进入政协担任委员，他们被媒体亲切地称为‘红色后代’。”

在这个红花丛里，最红的一朵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接下来依次是周恩来侄女周秉建，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级巡视员；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之孙朱和平，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陈毅之子陈昊苏，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万里之子万季飞，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党组书记……

整个3月上旬，他们的笑脸和低调言谈几乎铺红了各大网站的网页，以及许多主流平面媒体的版面，其中最有代表性、转载率也很高的，是新华社记者李宣良、王建民写的一篇报道：《毛泽东、朱德孙子毛新宇与朱和平两会握手》（图），在百度上搜索这个题目，你能得到30，900个网页，它虽然只有短短的300字，但却很入眼：

“早就盼望见到你了！”

“真是太高兴了！”

3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他们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还没有机会见面。双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给他们见面创造了契机。

“我一直关注着你，真为你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担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的朱和平大校说，“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

38岁的毛新宇大校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的领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我有一个愿望，今年重返井冈山。”

“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一起去。一起重温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两只大手又握在一起。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

“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你打着灯笼，在两会期间的报道里也找不到他们脸上的风霜和口中的珠玑，更不用说胸前的勋章，但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

不信请看新华网2007年11月13日转贴的《小康》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从吴敬琏、张维迎到茅于轼，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文章说，“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为什么挨骂？文章提供的解释是：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的面貌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护。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结果就是，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总设计师”邓小平。

有一个名为《中国与世界》的网上杂志（www.zgysj.com）从2004年第4期起，开始连载署名为“水陆洲”的批邓专著《邓小平的晚年之路》，全书共40章，洋洋30余万言，对邓小平的晚年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批判。随后，“毛泽东旗帜”（www.maoflag.net）、“乌有之乡”（www.wyzxsx.com）、“左岸会馆”（www.eduww.com）、“共产主义论坛”（www.hkcommunist.org）、“主人公论坛”（www.gongnong.org）、“共产党人”（www.gcdr.com.cn）、““工农兵BBS”（www.gcdr.com.cn/bbs）等网站都予以转载，有的发表了支持性评论和“读后记”，为了扩大影响，它们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论坛。

另一方面，“乌有之乡”网站最近还正在热评马宾的一本新书《纪念毛泽东》。一篇题为“马老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的署名文章2008年3月21日上传，截止25日上午，已被点击近3000次。文章所说的两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当然不是改革和开放，而是“在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同时，主要阐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就是强调搞群众运动。”（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03/34434.html）

以我观察，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

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这是一种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国家大规模流行过的病毒性精神流感。病毒的变异性和传染性强，流行面广，易于复发，而且不可能彻底治愈。只要世界上存在着风寒，就会有身体上的流感；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就会有精神上的流感——民粹主义。

差不多所有研究或阐述“民粹主义”的文献都同意，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Taggart）在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大量民粹主义案例和研究资料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即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林红博士在其专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里承认，“即使已被研究、讨论了100多年，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之外，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幅有俄国、美国、拉美等地的历史现象拼凑起来的非常破碎的画面。”

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情绪越激烈。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把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称为“灰姑娘情结”，应该是贴切的，后妈的不公带来了她的不幸、痛苦和愤恨。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权者、有产者和有智者都是“后妈”。对于这个或这些“后妈”，一个“灰姑娘”可能会忍受，千百个“灰姑娘”就可能发作。“灰姑娘情绪”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变成“灰姑娘病毒”，爆发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其典型症状有如下几种：

——发烧。这是民粹主义流感的典型症状，发烧容易发疯。从俄国到美国，从拉美到欧洲，发作中的民粹主义运动多多少少都带有某些疯狂性质，有的达到了宗教狂热。俄国民粹主义研究者乌拉姆（Ulam）将“到人民中去”比作一次朝圣；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尔哈特把“社会信用”运动当作“十字军运动”来发动。至于民粹主义在美国演变为三K党，在俄罗斯演变为对沙皇的暗杀活动，在当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演变为焚烧华人商店，则已经是疯狂的恐怖活动了。

——恐高。民粹主义者的“恐高症”有自己的特征：他到不了高处，或者害怕在高处，不埋怨自己，却埋怨世界上为什么有比自己“高”的位置，以及所有在“高”处的东西。有些才情的民粹主义者可能会想到苏轼那几句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在道德化的民粹分子看来，高的东西都不道德，道德只和自己在一起。道德有时像金砂，沉在底层；有时像空气，越高越稀薄。因此，民粹主义有三个表亲和一个孩子：大表哥是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资本精英；二表哥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权力精英；表弟是反智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知识精英；当这三者在非宪政民主条件下，与一个赫尔岑式的父亲结婚，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暴君。

——自恋。学者杨鹏有一次到“乌有之乡”网站举办的一个论坛演讲，听众是三四十个小青年。由于话不投机，他讲一句，底下有人反驳十句，演讲很难进行下去。杨鹏于是问：

“在座的结了婚的请举手！”
无人举手。

“那么……有女朋友的请举手！”

稀稀拉拉地举起了两三只手。

“原来如此，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等你们找到女朋友时我再来讲。”

年轻人并非都是愤青，但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也没有的青年人成为愤青的几率非常大，而愤青往往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这是因为，第一，缺乏责任感；第二，自恋。这正是所有民粹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政治运动中的民粹主义模式是：领袖+人民。领袖当然是个别自觉的民粹主义者。

“到人民中间去！”表面看是朝圣，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群氓，要自己去启蒙、发动，自己才是政治圣徒。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自己当作种子，人民当作土地，土地不过是让自己开花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伯哈特自恋到这种程度，他在广播中宣称，“火星人”来探访加拿大艾伯塔省，受到了他的思想启迪。

自恋的民粹主义者与自恋的水仙花不一样，水仙花自恋是孤芳自赏，民粹主义者自恋是要做人民的领袖。这正是民粹主义者自己无法克服的“自恋悖论”：它不承认有任何高于人民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他到人民中间去，绝不是要像一滴水那样，消失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成为人民辐辏的核心。当民粹主义的表弟，以反智主义者自许的薛涌自我标榜说，他的博客访问量达到1300万时，他自己知道，他就是那1300万网民的肚脐眼，因此他自称“民间意见领袖”。

——好斗。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极端的，心理特征是敌对的，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状态，表现在行为上，是好斗。由于国家制度和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在好斗性上也有差异，有的动手动脚动刀动枪，有的只动嘴。但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在各政治思想派别中，民粹主义者无疑是最好斗的之一。在中国当下，感染了民粹主义病毒的网民，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红卫兵”，他们见到不同意见，就辱骂，恐吓，甚至骚扰，有的还登门围攻。

有网友在2月17日上传的一篇题为“从理论到理论——关于茅于轼同意高校涨价”的博客里写道：“我在新浪博客搜索茅于轼，跳出来的第一条是‘茅于轼是狗的BLOG’，第二条是‘日茅于轼的BLOG’，第三条才是他本人的BLOG。再看他博客上的跟帖，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谩骂”。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还有许多其他症状，比如多动，善变，梦呓，起哄，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饶舌。

◎中国“新民粹主义”联盟

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当下的思想界和舆论界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毒性精神流感。这种流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过变异和交叉感染，上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俄国来源的旧民粹主义，已经与其他来源的民粹主义联盟结为一种“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主要神通之一，就是像变色龙一样，善于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
根据胡伟希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此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派民粹主义。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重新捡起了曾经被他丢掉的民粹主义，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中国的“旧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它的父亲，美国民粹主义顶多是个还没有串过门的远方亲戚。四派旧民粹主义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解放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农村和农民身上，这也是俄国民粹派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有三个核心元素：目标是社会主义，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是本土农民，道路是绕过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粹派和乡建派是保守和怀旧的，无政府派和党内左派是激进与革命的。

有趣的是，革命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一再失败；建设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却一度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大跃进”、“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种极端思潮的成功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失败，改革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市场经济导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适应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人产生了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的怀旧情绪，这使得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仍然有市场。《中流》、《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几个摊位。有的摊位因为所卖商品的质量问题被市场管理部门关闭，摊主们郁闷之余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市场，于是“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网站等应运而生。

——社会转型带来的都市化趋势和乡村解体，让某些人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的怀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中国》+贺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复活了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

——中国迟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的“后现代化”所造成的强烈对比，让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写作的文学家、评论家们良心不安，“底层”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以《天涯》、《读书》（汪晖执梓期间）和《上海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核心成员包括汪晖、旷新年、韩毓海等。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干部知识化，出现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人自感处于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地位，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被远在美国的学者薛涌洞悉到了，国内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高官、高权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于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支部——反智型民粹主义就在美国挂牌开张了。

——国门洞开，由于中国的落后，让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大国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部分人自豪。这种对西方对祖国的爱恨交织情绪，孳生出了一个阵容相当可观的民粹主义派别——民族民粹主义，它广泛存在于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在文化上，有“传统文化”派，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主张“政治儒学”的、有主张“天下主义”的，有反对西方民主的；军事上有《超限战》和《大国策》的作者；国际政治上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张文木了。

让人惊奇的是，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立场中的每个主张，而是说，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其中的某个主张不同意，也会同情。这个思潮联盟可以直观地在“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Index.html）链接的“学者个人网站”上看到，我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学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粹主义是新的，因为它的主要派别向前看；而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

◎春药还是炸药：民粹主义的三种政治形态

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它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样广泛，可以用来切菜，协助烹饪美味，也可以用来杀人，成为罪犯的帮凶。关于这层意思，没有比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得更透彻的了：

“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他没有说明的是，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一般来讲，有三种政治形态的民粹主义：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以及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显然，成熟的宪政民主条件下的民粹主义只能是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运作，影响的至多是政党兴替，领导人更迭，以及政策性修补，不会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结构性变革。

美国19世纪晚期人民党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休伊•朗，60年代乔治•华莱士，以及90年代罗斯•佩罗的民粹主义，都被当作选举的一种策略在加以运用，它对平民利益和直接参与是一种促进，对美国所谓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民粹主义也是这样。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西欧先后兴起左、右翼新民粹主义，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拳击台上，增加几个新的拳击手，以及几种新的拳击技法，或者给“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提供让其兴奋的春药而已。

依附性的市场经济和外表的民主政治下的拉丁美洲，其民粹主义则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我称之为“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这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在政治类型上，是被“人民民主”的外衣包装起来的独裁统治；但在经济上，则是改良主义的，比如，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等等。一般认为，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形态，它是经济上的劳工福利主义，政治上的独裁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则既没有像样的市场经济，也谈不上外表的民主政治，老大帝国的臣民，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被西方列强欺负，自己被暴君、地主老财和资本家欺负，而且无处上诉，只有造反。想以最短的时间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前进入人间天堂，就是那个时代中、俄两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这种民粹主义，自然是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政治经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未雨绸缪：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可能变成深渊。

前25年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效率主导型改革”，这是因为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

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暂且不说“什么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说“什么是不公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无庸讳言，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虽然中共十六大以来，决策层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但是，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

第一，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再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市场像只胃，你吃进去什么，它就消化什么。产权交易是市场行为，但一种性质的产权转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产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了，更可能是市场行为之外的分配行为。被称为“国有资产”的东西，理论上说，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对它的平等支配权，但事实上，对它的支配权却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里，他有权决定以怎样的价格转让给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它既可能以最合理的价格转让给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也可能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那个使主管官员受益最多的人，这就是所谓“黑箱分配”。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因为公民是通过政府去支配国有资产的。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

这不是指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矫正，而是指对权利分配不平等的体制性矫正。权利公平分配是一个社会的首要正义，有了它，可能没有利益平等，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平等；没有它，则肯定没有利益平等，也没有机会平等。

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是通过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海外媒体对西方民主在中国的适应性则给出了另外的解读。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主编如此这般地描绘着。

杜平：外国资本和中国民主

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分界，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近些年来一直相对平稳。其主要原因是，双边之间的经贸合作，淡化或取代了政治冲突。由于对华经贸往来的主要参与者和最大获益者是大资本家和跨国公司，因此若再深究下去，就可以这么说，西方对华政策的部分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商业集团及其利益同盟手中。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这是西方资本大举进入中国之后的附带效果之一。而其直接效果，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来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文化。中国要继续繁荣，就需要继续向外国资本开放，与世界经济保持融汇与贯通。

适合资本扩张的社会环境

但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西方财团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另外一个话题。

如上所述，商业财团能够影响、甚至牵制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实际上已暴露了西方民主体制的严重弊端之一，那就是民主程序经常被财雄势厚的少数人所控制。固然，所有选民每隔四、五年就有一次机会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利，但政商利益同盟及其游说集团，却随时有机会参与到立法和决策过程中。资本的力量有时候可以无所不能，导致民主体制本该有的公平与效力被大大削弱。

当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接轨之时，很多人都曾满怀期待地认为，在引入西方资本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将必然朝民主化方向演变。可是，从这些年来的情况看，虽然中国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但却与资本主义的登陆并没有必然的关联。相反，西方跨国公司不仅没有给中国社会和新兴的本土企业带来良好的民主示范，反而还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利润，而趁机对中国的非民主体制加以利用。

在向外资开放之初，中国各地政府为了政绩而大张旗鼓地吸引外资，千方百计地展现本地区的投资吸引力，包括以“亲商政府”的目标来自我要求。“亲商”原本无可厚非，但政府在亲商的同时却忘记了“亲民”。由于对外资的需求过于迫切，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过于倾向和迁就资方利益，民众的权益被忽视，甚至被肆意侵犯。外国资本与本土政权相互配合，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使本来就缺乏民主素养的社会更没有民主可言。

过去，人们在谈到吸引外资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要有良好的“软环境”，包括健全的法制、政府决策的透明化，执行政策的公平化，等等。但是，殊不知，不健全的法制、独断专行的政府管理模式、看似混乱的商业秩序以及没有民主意识的劳动力队伍，这种环境实际上最适合自私、贪婪和投机的资本主义生存和成长。

由于公民没有基本的民主意识，所以在受到权势集团的盘剥和压迫时，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因为没有权利意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何在，更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没有表达诉求和维护民权的机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在薪金、安全、健康等等问题上，与资方进行平等谈判。

资本势力与民主体制失衡

欧美跨国企业最近几年在海外的扩张，大多集中在非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人们普遍认为，外资愿意进入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能够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只要善加利用，非民主体制也能帮助企业和公司降低商业成本。

在这一点上，除了上述劳动力队伍缺乏民主意识和维权能力之外，在非民主体制的社会里，当局可以随时诉诸国家机器来保护资方的利益。例如，若民众因自己的权益受侵害而与资方进行抗争，当局就可以动用警察力量，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管制和镇压。借助专制手段来化解劳资纠纷，扼制民众的维权行动，结果使资方无需向劳方作出任何妥协和让步，在不增加任何成本的情况下，使自身的利益获得保障。

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家乡之外获得了再次发展和壮大的土壤和空间，也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繁荣，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资本也并非必然能够带来民主。相反，当资本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就越有必要开启民主化进程，以此来制约和规范资本势力的行为，否则就要付出太大的社会成本。

笔者并非故意丑化资本势力，相反却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是资本家与生俱来的责任，而是政府必须承担和履行的任务。

很显然，现在的中国不缺少资本，而缺少能够制衡资本势力的民主体制。这也就再次说明，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人们不能把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资本主义身上。中国依然以“社会主义国家”自居，以“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追求的目标，只可惜长期停留在口头上，至今没有任何明显的行动。

也算是海归的从澳大利亚回国的主儿，也是对民主赞赏有加。

请别妖魔化民主 杨恒均

一、谁在妖魔化民主？

上个世纪初，生活在苦难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出了要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国的时代最强音，从那以后，无数的仁人志士都以追求民主为己任，前赴后继。然而，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在追寻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踽踽独行。

如果说上个世纪初的前辈先烈们是靠自己的远见卓识大胆地给病入膏肓的祖国开出了“民主”和“科学”两幅猛药，带有一定的冒险性的话，那么百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地理差异，不管历史背景，更不用说文化的异同，民主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幸福安康的最基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历史的终结”。

从中国百年的历史看，虽然风云变幻莫测，政治人物粉墨登场，知识分子各领风骚，人民群众被一次一次激动和发动起来，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逆历史潮流地公开宣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和科学。

与此情况相反的是，百年来所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是高举着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民主大旗一直被高举，庄严的承诺一直在重复，然而，百年过去了，我们离民主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无论远近都不是问题，历史的大趋势即使被暂时阻挡，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让人忧心的是，经过百年的奋斗，民主始终没有实现不说，“德”先生却在中国被彻底妖魔化了。民主不但被套上西方的标签，而且，民主是与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用来分裂祖国划上等号的，民主是绝对不会有高速的经济发展的，民主也是安定团结、稳定与和谐的死敌……

百年的统治者几乎无不用民主的旗帜号召人民，凝聚人气，但当他们用民主作为武器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却再也不肯放弃绝对的权力。在摇身一变成为人民主人的妖魔化之下，百年来连民主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的中国普通百姓一听到民主几乎就条件反射，自然而然地把民主与自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对立起来了。在民众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自己归队到不适应、不喜欢民主的行列里同时，洋洋得意的统治者又找到了一个阻止民主的借口：这些民众素质比较低，不适合民主。

这种一面利用民主为号召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后开始妖魔化民主，可同时还继续玩弄民主以掩耳盗铃，虽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其中却脱不掉和民主本身的关系。我认为对民主制度最准确的描述就是那句“这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里包含的“最不坏”和“坏”两个内涵，常常让那些从来没有见过民主、对民主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失去了方向，又或者在见到真正的民主时却迷失了自己。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统治者妖魔化民主，也能够充分理解在统治者妖魔化民主下生活的普通民众对民主的误解，但我却对一些精英仅仅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对民主忽冷忽热，甚至不时歪曲民主的做法无法理解，也不能原谅。

二、我所认识的“德”先生

我对民主的认识要晚于同时代很多人，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我从北京到地方又到香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有了比较深的认识时，我对民主的知识可以说仍然停留在大学课本以及好莱坞电影展示的水平。当然，就算在主要的民主国家生活和工作过后的今天，如果让我说清民主到底是什么，我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我想说一下一个对我有比较深影响的朋友的故事。

当时在政府共过事的一位年轻的领导常常给我讲西方民主，由于他对中国制度运作了如指掌，加上他的专业就是研究西方民主，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时，他对比着中国体制而讲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常常让我如醉如痴。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讲述对于我最后决定离开政府而申请到美国去从事研究工作，借机亲眼见识民主制度起了重大影响。

就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要到美国去看一下的时候，他轻松地笑着对我说，他已经拿到去美国自费留学的签证。他说，他辞掉了工作，和单位也脱离关系了。他的话让我大感意外。要知道，他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在政府的级别却比我高两级，如果不出意外，不要三五年，他将是局长甚至副省长的当然人选。可是一旦辞职，就无法回头了。当时说起西方民主，政府中讨厌体制特别是人事制度的不止他一人，但真正像他这样辞职不干而去自费留学的，在他这个级别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而且我也知道，他属于比较正直的一个人，一直不搞歪门邪道，手里除了工资积蓄，也没有几个钱。正因为这样，我对他肃然起敬。我问他，带老婆孩子一起去？他说，不，不知道那里到底如何，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几个月后，我也步他的后尘踏上美国的土地。刚到美国那段日子，每当我感到失落和彷徨时，我常常想起他，用他来鼓励我自己。但由于不在一起，很少见面。只是后来才知道，由于他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在美国勤工俭学并不容易，送过外卖，洗过碗，也许还干过一些不愿让人知道的工作。不过，好在他总算坚持下来，也拿到了学位。

当我见到获得学位的他时，感觉到他已经完全变了。由于所学的学位专业在美国并不好找工作，他很失落，我自然也听不到他对美国民主的赞扬了。后来，经过一段折腾，弄得几乎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来后，通过以前的老同事和老部下——有些已经是有相当级别和影响的领导干部了，他在广州谋到一个总经理的职位。

两年前我们再次相聚在广州，当他知道我在西方每年赚的工资不到他在广州赚的一半的时候，他不再隐瞒自己对西方民主的嘲笑和敌视。他极端的批评让我脸红，他大概误会以为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尴尬，调侃地说，我们当初不应该出去的，你应该马上回来。……你知道以前那些处长和局长发展得多好？你主张民主，可想了没有，那种民主对你、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我想他误会了我脸红的原因。因为就是眼前这位我一直尊重的兄长般的人物给我灌输了最具体和现实的民主知识，也是他亲口告诉我，在中国的体制下，你没有关系，不使用歪门邪道，不行贿受贿的话，你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你如果使用这些手段取得成功，你的生活质量又低贱了，做人的价值也贬值了。也是他向当时还年轻的我说，中国应该走民主之路，民主能够让我们活得有尊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也是他告诫我，一定要出去走走，去看看，去体会一下那种高质量的民主下的生活……

这些年，我曾经理直气壮地面对很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抗拒民主的利益集团；也始终没有被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网友的质疑和辱骂感到失望和气馁过。特别是对于后者，在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民主是无法通过别人的眼睛帮你看，通过别人的嘴巴帮你说清楚的，你得去试，去感受，去实践，去经历，去拥有。

可是，我该如何面对这位曾经影响我走上追求民主之路的兄长呢？他当时对我讲述的中国体制和西方民主之比较是以我至今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都无法更好表达出来的。按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感到尴尬，感到失落。

不过，我既没有感到尴尬，也没有感到失落，因为就在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这位留学归来的现在过得很好的老友告诉我，他正在办理儿子到美国留学和定居。他说，他一定要让独生的儿子到美国生活，澳洲和加拿大也行，把老婆也一起办过去，他们是他的最爱，这是他最大的愿望！

如果说这位朋友在国内时只是通过书本了解了民主制度，从而心里向往，满怀希望投奔民主，却遭遇了各种不适应，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从东方到西方，也遭遇了和他不相上下的彷徨和无奈，但我至少还能够分清楚，这种彷徨和无奈并不是由于那个国家的制度引起的，而是由于民族和文化的差异议及生活习惯和环境造成的。

对于精英眼中民主的双重性，我是不是没有说清楚？那么，让我再多加一句，当那位朋友无法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那种制度让他无法赚钱，过得也没有在广州当一名精英更滋润的时候，他开始嘲笑和攻击和他的遭遇毫不相干的民主制度。而当他在嘲笑过后，他却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和我做出的一模一样的决定：把自己最爱的人，尽量送到有民主制度的国度生活。

行文到此，我还是无法简单地告诉你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但我却从那位和我持相反观点的朋友竟然和我做了同一件事中体悟到，在当今没有民主的地方追求民主的最大动力应该是什么？——是爱！

三、把民主当成我的信仰

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有没有人说出这样一句话：把民主当成信仰。但我知道，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估计所有的人都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人会把追求民主制度当成一种信仰，虽然我们曾经信仰过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但我们谁都知道那是因为这种制度好像虚无缥缈的神仙一样，永远不会到来，更不会实现。

当我把民主当成信仰的时候，最无法理解我的一定是西方那些已经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人。对于他们，民主太平常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管理自己的方式，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们绝对不会理解——特别是当我自己随时可以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时——我怎么会把这么一种见惯不惊的制度当成自己的信仰？！有什么值得信仰的？

那些生出来就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知道有些民族追求民主超过一百年了，所以他们不能理解。而那些追求了一百年都不可得的同胞又何尝不会嘲笑我？大家不是不知道，被权贵们玩弄来玩弄去的民主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简直不亚于人尽可夫的东西。但民主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些年竟然让世界上一个又一个专制国家接踵崩溃和瓦解。柔弱的民主不亚于飞机大炮，所以，没有统治者敢真正地抛弃它。他们还需要一块遮羞布。

这样一个被反复玩弄了百年之久的民主能够作为一个人的信仰？也许有人会问，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还有没有人把民主当成一种信仰？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很多人把民主当成一种理想，当成一种追求，当然也不乏一部分人把民主当成一种达成理想的手段，包括达成推翻某种制度，建立某种政权的手段，当成一种他们取得权力的工具。至于说到是否有人把民主当成宗教一样的信仰来对待，我实在说不准。如果是以前，我也会嘲笑那种把民主当成信仰的可笑之人。

但现在，我自己成了这样一个可笑之人。活了半辈子，我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还算是公平的，只要你不计成本，愿意付出努力、汗水、辛苦、智慧或者人格和尊严，你总能够得到想要的。——拥有用不完的金钱并不难，大多数人在死的时候银行里都放着他们挣了一辈子，却舍不得用或者没有来得及花费的金钱；拥有两套房子……；或者拥有一本外国护照，一定的地位，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家人的权力……；以及拥有一个或者几个情人，这些都不是那么难，——可是，无论你多么努力，无论你愿意付出多少，你却无法保证自己能够拥有一种信仰。这道理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去相信一种东西。

每一次看到那些有信仰的人，我都自惭形秽，看到他们在上帝和佛祖的关照下，平静地对待生，平和地看待死，我惴惴然；看到那些受压迫的有信仰者在众人歧视的目光下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地抗争，我无地自容；看到那些有信仰的人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我更是一次次陷入沉思。

小时候我也曾经被人灌输过信仰，而且也自认为曾经真心地相信过。那种信仰破灭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相信。我曾经彷徨在佛庙和教堂外面，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接受佛祖和上帝，最后只能一次次对自己失望。

而民主成为我的信仰却是如此的自然，自然得有些不可思议。走了那么多路，探索了那么多地方，最后连自己也迷失了，忘记了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直到那一天决定把孩子留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生活的时候，才猛然发现，自己一直在为所爱的人寻找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制度。

从那一刻起，一切大话和空话变得都那么无足轻重，问题只是，我所爱的人应该生活在一个有人权，有民主和法制的地方，那么，我热爱的国家里所有的同胞为什么不能都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和人权的国家？

如果我不是出生于农村，不是在从北京到地方都工作过，如果不了解国情，不了解外面的民主，也许我没有发言权，但我的认识和经验让我坚信，中国不但适合民主，而且早就应该民主了。一百多年来，民主无法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众不想要或者他们不适合民主制度，而是那些想继续当人民的主人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竭尽所能，一次又一次地把民主扼杀于摇篮。而被妖魔化的民主由于始终没有成为哪怕那些追求它的人们的信仰，结果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可是，我却越来越坚信，民主能够让中国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更加稳定和安康，社会更加和谐和公平——就这样，民主悄然成为我的信仰。

当我把民主追求当成信仰的时候，我立即感觉到信仰的力量。你不必顾忌别人对你说三到四，甚至辱骂；你不会把信仰当成阶梯和垫脚石，去追求那些世俗的荣耀和权力；当你的信仰一时无法实现时，你也不会灰心丧气，你会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做一些事情……

更重要的是，当你把民主当成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坚信：这种制度一定会光顾到你爱的所有人身上，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2008-5-4青年节 （本文原载天益网）

这哥们儿对民主的讨论，与被中国左派称之为“美国鹦鹉”的其他人一样，很多都是看上去很有些隔靴搔痒。

也有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对杨恒均、陈志武们的说辞不以为然。

相蓝欣：中国改革应摆脱西式套话

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西式套话更加到位

30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将“发展是硬道理”做西化的、机械论的解释。其实，将“经济发展”的指数，特别是以西方发明的GDP为衡量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看成是政府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任务，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到一个世纪里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此之前，至少到凯恩斯经济学为止，经济活动总是被认为与社会安定和道德伦理不可分离的。指标本身不可能带来社会和谐和公正，不可能自动防止国内动荡。因此，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还在于国民财富如何再分配，并通过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再度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发展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西式套话，诸如现代化、进步、中心、转型，建设、文明等更加到位。众所周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软肋是财富分配不公平引起的社会动荡，而社会不安定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一个着眼点就是如何应付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的西式发展观本身就有历史局限。在20世纪的下半叶，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证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战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用“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模式来告诫发展中国家，但东亚并没有按照西化的思路走。西方经济学家要求东亚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东亚则直接进入“出口推动”的发展轨道；西方专家强调民主和法治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在所谓的集权体制里进行的；发展经济学以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却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顽强地捍卫传统文化。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没有被人家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今后更应突破这样的框框。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

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也是关键。在某些人看来，“民主”本身并不是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其实这个观点连西方人都已经不敢认同。冷战之后，西方政治科学日渐式微，原因是同政治实践并不相符。“程序民主”未必就是实质的民主。即使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欧洲模式同美国模式的分野。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改革能否成功，成果能否持续，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传统主流文化资源的阐发和利用，这就首先要打破普世主义原则。

中国的改革需要有中国的特色。“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就远远不如“用人”改革。对党内干部如何进行监控，党外干部能否进入核心部门为外交和国家安全做贡献，各决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如何明确规定？潜规则如何破除，决策透明度应当多大？总之，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实在是很多。人们一谈改革就喜谈“制度建设”，其实中国从上到下，“制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是明制度太少，暗制度太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之。

实际上，如果从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源头上进行探索，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进一步改革的很多答案。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传统的六部九卿制用人极少，但职权分明，效率很高。都道府县的实缺官位十分有限，但责任重大，必须以身家性命担保。在盛唐时期，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务、经济、邦交和礼仪往往只有数千士大夫官员即可正常运转。荀子有言，“士大夫众则国贫”，我们现在的官员体制，虽不能算“十羊九牧”，但也相去不远。传统制度难道一无可取之处吗？再比如说，传统的监察、考绩和反腐败机制未必没有成效，士大夫不得在本乡为官，就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大家都承认，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国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美国的权力制约机制、西方的舆论监督机制等等，都有可以借鉴之处，但为何中国吏治和廉政传统却被主流学人以“伪命题”一言以蔽之呢？

融入世界绝不等于接受别人的强权意识形态

对外关系领域的思想解放似乎更加紧迫。在中国大国地位急剧攀升的历史时刻，对外关系的领域受西化的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突出，一个负面后果就是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入侵。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强权为公理，实力是硬道理。弱者被打无奈，打人反而有理。按照五四以来流行的西化历史哲学的结论，中国到“现代”之前一直在“沉睡”,长期落后于西方文明，落后就要挨打是势所必然。如果我们以此推论，必然得出国家的“崛起等于威胁”，于是陷入种种“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观而不能自拔。
如果我们彻底跳出五四传统的历史哲学，放弃“现代化”的西式语境，就会发现，今日中国对外关系的大环境同鸦片战争前的国际大势并无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的无非是两大国际问题：首先，由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十分显要，对外贸易的顺差和硬通货的积累均居全球之首，因此出现外交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存在。其二，能否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准入”还是“不准入”的标准。其实，早在康熙时期就发生过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争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西方文化比中国本土文化优越，于是中国儒家的礼仪是否符合基督教义，就成为中国人是否有资格“进入”基督教主流文化的先决条件。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这场“礼仪”之争仍然在继续进行。所幸的是，中国不再是孤军奋战。传统西方的欧洲也开始与美国发生“礼仪”之争，对国内治理推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化市场经济”原则，对国际事务的管理则提出多边主义和多极主义的要求。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正是这场全球性的“礼仪”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既重礼仪（或称软实力），也重和合。融入世界绝不等于接受别人的强权意识形态，相反，传统文化将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基础。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国际社会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国际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历史时刻，缺乏向世界解释自己的能力是造成与他国相互误解的巨大隐患。以欧洲为例，近年来中国商品遍地皆是，中国文化急剧升温，但新“黄祸论”的幽灵也开始在欧洲上空回荡。从根本上讲，欧洲人并不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但他们抱怨中国人没有向世界传播明确的信息，展示其对全球发展方向的看法，这必然加剧欧洲人对未来世界不确定性的焦虑。比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传统本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创哲学，但是中国人现在被欧洲人普遍看作是只要经济发展，只向地球索取，不顾地球生命。诚然，中国在环保上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但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公开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日益焦虑不安的欧洲人将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必要让世界了解自己。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过客座教授，新加坡虽是一个小国，也不是西方民主制，但它解释自己的能力确实让人称奇。前总理李光耀在国际媒体上纵横捭阖，在中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既谈经论道，也直言优劣。虽然未必能够说服所有的西方人，但新加坡模式同不少其他模式相比的优点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总而言之，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国际社会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国际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对“中国威胁论”置之不理，用“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终究不是战略思维的优秀表现，更不能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而郑永年的分析则更是与时俱进。詹奕嘉发来相关内容。

詹奕嘉

2008年2月28日20:41

反思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郑永年]　（2008-02-27）
最近，在有关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去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中共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新鲜事。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是否定西方式民主对中国的适用性。每次讨论一旦涉及到政治改革，人们总会把西方民主拿出来反思一番。

但最近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有很多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相信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的发展。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其次，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为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的价值。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可以得到合理的根据了。

“反思民主”可能变成“反民主”

近来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这一波的反思民主显然和思想解放有密切的关联。思想解放当然是容许任何人来反思一切，这一点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尤其重要。但是如果对“解放思想”作极端的理解，那么很容易表现为虚无主义，最终变成了虚无一切和否定一切。表现在政治领域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如果反思民主演变成了反民主，那么思想解放可能事与愿违，因为思想解放的本意就是为了寻找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手段。表现在民主政治方面，如果对围绕着民主化政治的很多理论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就容易把反思民主转型成为反民主。

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经验上看，很难说民主政治和中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诸多负面现象联系起来。显然，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民主的国家和地区通常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

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民主政治也通常较之非民主政治清廉，少腐败。

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四川：中国的盐
——四川大地震四十日祭

王康 2008年6月22日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头，任人践踏。
——《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一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四川大地震，再次让世人领教了这两句符咒式的箴言。
人类从上苍那里领受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人群世代挣扎在蛮荒、贫穷和战乱中，有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占据着膏腴沃野；海洋民族天然富于冒险进取精神，同时对大海与星空的深邃浩瀚满怀敬畏；沙漠戈壁致人于内心苦修，衷心企慕来世与天国；东方、中国，似乎注定了须历经灾难、痛苦和浩劫，才能感受造化的奥义，才能领略冥冥之中隐而不显却无时无地不在的天意，谓之：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如同犹太人这支上帝选民也必是世上的盐一样，四川也是中国的盐。不仅在修辞学的隐喻中，而是在最原初最古朴的存在意义上，将四川当成中国的盐，都是恰切的陈述。
“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只有在四川，李白这样灵心特异的诗仙，才能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喟外，洞察到某种苍茫的命数笼罩在这沧海桑田的神奇作品之上。亿万年间，经寒武纪、志留纪、震旦纪、三叠纪、白垩纪等动以千万年为计的地质年代，在“加里东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等亚洲地壳沉浮和气象万千的造山运动合力作用下，喜马拉雅山持续升高，像一位君临万物的万神之神，居高临下俯瞰尘寰，四川万千水流则合力切穿巫山万壑，汇成三峡长江水系东奔太平洋，四川终于完成其惊天动地的沧桑之变：由海洋盆地演变成湖泊盆地最后固化成养育了亿万生灵的陆地盆地。
这口“紫色盆地”的最大地理特点，在于它处于中国第一、二、三台阶分际处，这片由四条长江支流而冠名的地质结晶，由世界屋脊向东或急剧倾斜或绵亘迭宕的地理界线，正好也是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与“蛮夷狄戎”阡陌交错、中原儒家轴心文化念兹在兹必行“华夷之辩”的文明冲突－融合带。这种地理－文明界线的重叠契合，赋予四川某种特殊而神秘的天命。
自李冰父子顺天应人、贡献其不朽的“非坝水利工程”都江堰于天下之后，四川便成千里沃野，号称“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称美“天府”，同时成为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兵燹要地。张良、诸葛亮曾将四川作为进退有据的基业之地，唐玄宗、僖宗先后避乱成都，最为后世乐道的“三国”蜀中故事，诸葛亮在其《隆中对》对四川的定位，都记载了“天府之国”对于“天下”日益紧密的关系：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固之，以成帝业。
从地理－历史－文化沿革看，与北方中原大一统中央集权传统和湖湘荆楚巫道逍遥之风不同，四川自成一统的格局和独具的气象，空间的阻隔和时代的差序，使这片与法国同大的土地，常在浑然不觉中扮演某种出人意表的角色，而令历史学家诧愕不已，几度演绎了难为庸常智性所能理喻的历史大剧。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殁于合川钓鱼城，致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大规模、大面积入侵欧亚、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军队纷纷回撤争夺汗位，欧洲的历史方得以按后来的轨迹发展。世界历史如此这般演变的实情是，令欧洲惊恐万状的“上帝之鞭”折戟四川，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路线发生偏转。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将其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北京，从陆路侵略印度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个兄弟旭烈兀则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占巴格达、克阿勒颇、德黑兰和大马士革，蹂躏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汗别尔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后挑战蒙古帝国汗位，引发了长达40年的蒙古各部落内战。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蒙古铁骑沿伏尔加河、多瑙河、莱茵河、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征服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的战略路线图从此改观。其结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卧尔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国连同俄罗斯在内的全部欧亚结合部陷于数百年的历史停滞，惟有西方赢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之机。欧洲由此突破中世纪的厚重帷幕，开始了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进程，并且把这一进程推进到今天，推广到包括中国、四川在内的整个世界。
四川不过因应形势，耗费二十年光明修筑了一座钓鱼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驻地，合川人用自己的铁肩、钢腿和金腰垒筑的城池，竟坚持了四十年的“合川保卫战”，虽然没有扭转蒙元最后征服中国的大危局，却在浑然不觉中改变了世界历史版图。
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感谢四川，也没有一个穆斯林会忌恨四川。天意从来高难问，四川的全部荣耀和悲情，都不会轻易示人，——事关天意。
无论马可•波罗、利玛赛对中国的“发现”还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说、麦哲伦、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甚至帮助中国建立现代海关的赫德、率先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海•约翰以及推动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协助创立中共的鲍罗庭、马林、巴甫洛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都从来没有将其视野真正投放到中国的腹地，“中国的盐”依然陌生、苦涩、神秘。
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欧风美雨东渐，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东西部文明距离日益拉大，四川晦盲否塞，落后不开化也日益明显，直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1840年以来受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才渐为东来岛国的逼迫所取代。四川自成气象的盆地历史也才告终结。
1895年甲午战败，三年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首次提出“迁都”之议。他声言，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这位维新领袖虽为广东人，却第一次把其建都立国的眼光投向古代“益州”，四川开始为东南新派人士所注意。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运动蜂起。1911年11月23日，川东重镇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指出，“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盛赞“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山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
中国近代风雨如晦，充扩不开，最宿命的阻障，乃是“一衣带水”的日本，日本现代工业化造成的新的国族观、亚洲观和世界观。对于日本，侵略并征服支那（中国）乃是日本实现其“大亚洲主义”，建立“黄种人罗马帝国”的题中首义。对于中国，这意味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危机，仍是“亡国灭种”至于斯文扫地，率兽食人的天下之亡。中国若不愿臣服日本帝国从而永久丧失其国家和文明，就只有一种抉择，举国举族举土之力以抗日。对于四川，则意味着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北伐东征诸历史大事中因为地缘关系而基本置身局外的历史宣告结束，四川“天府之国”、“四塞之地”的地理环境再也不能维持一个“独立王国”，历史之手冲决自然屏障，四川从此开始成为“中国的盐”。

二
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一样，中国抗战最高当局都不是四川人，但都把四川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和国民革命根据地。蒋中正为浙江人氏，在民国初年就提出“蜀粤并重”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各省中，只有广东和四川能作“革命根据地”，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且“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感情，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
从1934年10月始，专负国防和军事部署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以“追剿红军”为张本，巡视了西南西北十余省，策定四川为抗日大后方的抗战方略。
1935年，蒋中正在重庆以《四川应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为题作公开演讲，“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
同年8月11日，蒋氏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再次强调：“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来收革命最后成功之果。”
同年10月6日，蒋中正又在成都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题为《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演讲，再次强调四川与国家治乱、民族兴衰的特殊关系，再次强调“四川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同年10月8日，蒋氏又在重庆以《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为题公开声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精华和根基在长江流域，四川既居长江上游，又有本部各省中最广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与最好的形势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乱，不但影响长江流域的治乱，而且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治乱。他公开指出，在与日本大战爆发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出现伪政府，但只要四川能安定，腹地能建设，中国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复兴！他明白无误地宣称：在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无论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出现什么乱子，只要大西南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即使“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1936年，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对日作战方略在中国参谋本部拟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得以明确表达：“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从此，四川正式成为“抗战中国的盐”。
自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轴、重庆建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目标，便是攻略四川、占领重庆，彻底结束“中国事变”，再根据亚、欧战局演变，决定“南进”、与美英西方列强在西南太平洋开战，还是“北进”、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击苏俄。
1942年5月19日，日本南方军团顺利攻取东南亚与西太平洋诸战略目标后，曾禀报日本大本营，称“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大本营接受“中国派遣军”意见，制定进攻四川的大战略，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拟在日本国内征派23万后备军，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日军第一战将冢田攻中将，担任攻略四川先锋指挥官。
日军拟特别组建“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二、七、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先由山西、河南西渡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后，其锋芒向东旋转，越过秦岭、巴山，沿蒙古军队故道直取成都平原。另外由武汉十一军五个师团，从宜昌溯江西上，强力突破华军三峡防线，直接攻占重庆。一旦四川失陷，国民政府要么再向西康、西藏一带撤退，沦为地方游击政府，要么向日本投降。
日本在二战所犯最大错误之一，便是因1942年夏季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开始强力反击日军，冢田攻中将坐机1942年12月初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空军击落身亡，而停顿以至完全放弃“第五号作战计划”。直到1944年再度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打通亚洲大陆战略交通，将“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南方军”结为一体，最后压制并攻略四川，与盟军进行战略决战，皆因欧亚战局已发生不可逆转的演变，而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
中国若无东三省，华北五省，江南沿海各省，尚可维持抗日复国基局，但若失去四川，若使重庆沦陷，就一定亡都至于亡国。八年抗战历史早已坐实，四川乃是日本帝国无法逾越的中国现代万里长城。
附带一句，日本长期占据东北、华北，竟然连攻取延安的象样的作战计划也不曾制定，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曾对四川进行过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日本曾在随枣会战后攻陷宜昌，在豫湘桂大战后兵至贵州独山，但除了俘虏，就没有一个日本兵、一辆日本坦克染指巴蜀大地。日本只能望蜀兴叹，刹羽而败了。
抗战期间，一首名为《四川的儿女》的歌曲曾在四川广为传唱：

大时代到了！大时代到了！四川的儿女们，快站到长江的前哨！我们的心是火焰！我们的血要交流在一道！我们的臂膀是钢铁，我们手要拿起杀敌的枪刀！保卫大四川，保卫大中华，冲过长江下游的城堡！大时代到了，大时代到了！四川的儿女们，快拿起我们的枪刀！

不妨略举数例，当可见四川之于抗战中国的特殊价值。
“七•七事变”次日，刘湘即以四川省主席身份电呈蒋中正，同时通报全国，呼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抗战，四川可出兵百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在场蒋中正以下诸军事要人皆受其感染，会议最后以起立与否决定抗战与否，与会者皆齐刷刷一致起立。在中国及世界战争史上，如此行动空前绝后。只有深刻了解一盘散沙、军阀拥兵自重的中国的人们才清楚，这种古代盟誓式规仪，对于中国战时军事领袖们所具有的特殊含义。
8月25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承担较其他各省都更重大的责任。各路川军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刘湘本人于1938年1月殉国，死前留下遗嘱，语不及私，“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一段遗嘱，很长一段时间在前线川军每天升旗仪式中被官兵同声诵读。
抗战八年，日本军队从未踏上四川土地，川军足迹却遍及中日战场，淞沪、徐州、武汉、南昌、随枣、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湘西诸会战以及滇西、缅北、印东战场，都有身材矮小却异常能吃苦死战的川军。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指出，西方军队常见的军事美观装饰，中国军队完全没有，没有乐队、鼓手，更没有少女向他们献花和香烟。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纳尔逊认为，中国军队的毅力无可超越，他们的忍耐举世无双，如果得到足够的粮食和精神的鼓励，他们将是世界上最英勇的战士。脚穿草鞋、装备陈旧的川军乃是最典型的中国军队。四川曾将300余万子弟送上前线，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三湘以内，五岭之外，滇西缅北都曾流遍四川“壮丁”血汗。中国诗人和歌者曾为这些身壮如铁而目不识丁的川娃儿献上过衷心的礼赞。在此且略引几首壮丁之歌，以飨今人：

壮丁上前线
常任侠 词 张曙 曲
东洋强盗野心狂，奸淫妇女抢钱粮，
占我们的田地，烧我们的村庄，
杀我们的父母，炸我们的工厂。
我们要拿起锄头镰刀，拿起炸药钢枪，
一齐杀上前去，把日本强盗都杀完！
我们是健壮的壮丁，满身有紫色的光芒，
我们要打东洋，保我们的田地，保我们的村庄。
我们要打东洋，保我们的妻子，保我们的爷娘。
打东洋！打东洋！杀尽强盗回家乡，杀尽强盗回家乡！

壮丁歌
欧阳山 词 贺绿汀 曲
胸膛阔，胳膊粗，天生一付好身手，男儿志气高！
不做亡国奴！编成先锋队，边疆去守土，枪在肩，刀在手，杀尽敌人方罢手！

壮丁队歌
蒲风 词 居田 曲
一二三四！一二一二三四！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团结得像铁的洪流，我们都预备向前线冲。冲，冲，冲，冲出山海关，跨过大海东；我们，我们壮丁是民族解放的先锋！

国民革命军第41军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在徐州会战滕县保卫战中自戕殉国，所率将士五千余人在108小时激战中几乎全部阵亡，滕县阵地化为灰烬。1938年6月15日，成都十万民众在牛市口迎灵，8月30日移至新都安葬。成都少城公园建有王将军骑马铜像。
四川诗人徐士豪当年在《抗战日报》上写道：

现在再不用问谁的首领姓刘或姓孙……，
“百家姓”已给战火融成了一条心！
昔日相打的手现在握得紧紧，
全四川的枪尖只共支住这一个战争！
啊，战争！你们是为了战争才出川！
四川健儿生命的源流没有止穷！
流血吗，四川健儿可以不挂念，
这血的雨将要浇息敌人的凶焰！
死亡吗，这是四川健儿的家常便饭，
四川健儿的英灵还要保卫这江山！
四川健儿今天寻得最伟大的死！
四川健儿今天给四川留下最光荣的史！
四川健儿今天给国家做道最紧要的事！
四川健儿今天给人类写了最悲壮的诗！
不管我们的战争打到十年或八年，
不管我们的人马只剩一万或八千，
我们的四川健儿永远记住这誓言：强敌未灭，永不重返四川！

川军以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以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等将领的殉国证明，他们是抗战中国不可或缺的盐。
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小民王者成，为其出征儿子王健堂送行时，竟在白布锦旗正中写下大大的“死”字，左上方写有：“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943年，抗战最艰难的年头，国民政府军委会督令四川在一个月内征四万五千名优秀青年学生远赴缅甸补充远征军，四川数百所大中学生“泣请从军”，十万青年远征军如期奔赴前线，留下“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不朽壮词。
抗战八年，中国共支出战争费用14,640亿元（法币），四川负担约4,400亿元，约占全国军费三分之一。1941年至1945年，四川所收谷麦占全国征粮三分之一以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兵工厂，先后为前线生产并输送了320万条步枪、8万余门火炮、8亿5千万发枪弹、370万个炸药包，75万吨各类军用器材，四川生产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大量出口，换取中国急需的军事贷款。
1940、41年后，四川各地展开献粮献金献机运动，社会各界、三教九流涌现大量动人故事。负责此项工作的安徽人氏冯玉祥将军多次由衷感动，称：“抗战以来，川省出钱、出兵、出粮、出力甚多。本人数月经所各地，不论男女老幼，莫不热烈响应，人人自动献金，爱国但恐后人，令人钦佩感动。此为四川之光荣，亦为我国前途之光明。”蒋中正在《四川与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川省同胞，遵奉国家至上，军事第一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戮力，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每年粮政兵力所负担之数量均属甲于各省。输将慷慨，缴纳必先，丁选从戎，踊跃恐后。推而至于增产、运输、募债、献金等一切有关抗战之工作，莫不有优良之表现。”
为配合盟国空军，先后在重庆、成都附近九龙坡、广阳坝、菜园坝、双流、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修筑和扩建了轰炸、驱逐、运输机场，近200万民工参予了极为浩大艰巨的工程。数以万计的石匠、木匠、铁匠、泥水匠、砖瓦匠以及担负炊事、运输、后勤、缝补、医疗的老人、妇孺，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肩挑背磨，用最原始的工具，最土俗的办法，一锤一撬、一磨一碾、一手一脚、一吭一唷、一汗一血打、炸、挖、辟、填出十数个军用机场。其规模之巨大，场景之壮烈，足追两千年前秦汉万里长城和埃及金字塔，四川以古代奴隶劳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中国和远东战场的文明胜利举行了让历史学家至今失语的奠基仪式。
1944年6月16日，首批60架B29远程重型轰炸机从成都郊县各机场起飞，穿行整个中国战场，横越黄海、日本海直接轰炸日本钢铁中心八幡，日本帝国第一次经受来自中国本土的远程轰炸。此后半年间，从四川各机场起飞的B29轰炸机向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投下3,623吨高爆炸药。

三
自贡盐场历时千年，为中国著名盐都，是中国最大井矿盐生产基地。其产量自晚清以来保持在全国产量五分之一以上。竺可桢曾亲临考察，“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绵四十里有奇。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日本先后占领华北和沿海产盐区后，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四川井盐产销量迅猛提升，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管辖地区人口约二亿，按战时配给规定，每人每年用盐10斤，共需2,000万担。自贡及四川各地产盐则达600万担，占全国盐需求量近三分之一。自贡盐税计达21亿元，占全国盐税四分之一，为国民政府最大税收之一。按当时最低税率计，自贡每年征收盐税达4,800万元，若将此款项购黄谷，可购1350万石（每石150市斤），折合碛米14亿54万斤，可以支持40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军饷，可供270军队一年军粮之需。
日本本土海岸曲折，盐产严重不足。明治以后，日本成为盐进口大国，日军对盐资源的战略价值具有独特的体认。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决定对以重庆为陪都的四川抗日大后方“实行长期大持久战”，实施远程战略轰炸。1941年5月，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门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内地轰炸，第二期目标即对四川“自流井制盐所”实施“盐遮断”专题目标轰炸。
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国民政府为改善自贡地区防空力量，1940年初从重庆调出装备德式75口径高炮的高炮营，取代捷克造高炮营，直接驻防自流井盐场磨子井附近山上。
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成为四川抗战大后方一个坚固的堡垒，一排排盐井支架如同誓死如归的士兵，透显出独特的气概。1942年、43年，自贡盐业投资购造“盐2号”、“盐船号”飞机二架，学生购“青年号”飞机一架，1944年，西场盐商余述怀捐资1000万元，东场盐商投资600万元，蜀光中学师生捐款17万元，该年献金总计达1.2亿元，金戒指800枚，金手镯100枚，布鞋一万双，按当时城市人口23万计，人均捐资500元，相当于八口之家的盐工家庭一月的收入，为全国最高纪录。

重庆本是四川省乙级市，南京沦陷后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中国抗战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太平洋战争后又成为反法西斯盟军暨世界民主统一战线东方指挥中枢。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作战令，将重庆确定为“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确定为“航空战略轰炸”，为五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日本曾再三公开声称，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密集轰炸”、“轮番轰炸”、“月光轰炸”、以“消灭敌国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并“直接轰炸市民”，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投降，以尽快解决“中国事变”。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年5月3、4日两天，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前4个月，63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逾5,000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目睹了这场空前屠杀后，写下《惨目吟》：

五三与五四
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
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
一母与二孤
一人横腹下
一人抱右怀
骨肉成焦炭
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
万古不能灰

老舍与胡风、梁实秋、宋之的、白修德、韩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经历了“五•三、五•四”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

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地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次日，在一片烟山火海中，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回应日本摧毁中国抗战决心的毁灭性轰炸。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法兰西共和国，在纳粹德国战争机器仅仅六个星期的进攻后便可耻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耻地陷落35天前，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议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符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国民政府再次起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重庆抗战首都既为国民政府议决，更为日寇的轰炸和重庆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时人于此曾多所论列，此谨略取三则，以飨今人：

中国的潜力是不可测的，重庆的潜力也是不可测的。过去，外来人看到重庆，那种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说这里并不像一个能够吃苦的抗战首都。到今天，外来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说重庆城一片废墟，这种凄凉，在前方也并不多见。伟大的重庆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作风，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灾难。现化代的武器虽然可以摧毁气候、沙漠、海洋、山岳四大天险，却摧毁不了在死中求生的决心与意志。

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陪都是一个巨大的电池，如果指挥得法，他可能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他有强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两年来的大轰炸，好像是有意给陪都一个试验。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带上了伟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从世界地图观之，四川向东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欧亚大陆，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亚大陆三方人力之物力，咸幅辏于此。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从中国和亚洲战局出发，概述重庆的战略地位为：“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北诸省为左翼，以西南各省为右翼，西南、西北两大国际路线，均以新陪都为其总枢纽。”
1941年6月5日，德国入侵苏联前17天，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300余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3,000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27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庆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义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中外众多人士正是从日本狂轰滥炸的重庆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力量。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介石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向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及至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有战史逻辑继承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实难论定。
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政府“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

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膊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
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6年4月25日，蒋中正在成都军校告别四川各界代表，并即席发表讲话：

辛亥革命，实际上可说是由四川开始。因为武装革命起义，是由于四川发生了路政风潮而产生的，于是满清帝制由此推翻。中华民国亦以此建立。到了此次抗战开始以后，政府建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位浙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与川省各界依依惜别时，强调“一定要使我们四川每个同胞都能蒙受其福利，把握目前大好的建设时机，发挥我们伟大潜力，来建设新的四川，成为我们中国的模范省”。

四
包括蒋中正在内，包括7,000万四川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短短三年时间，领导并坚持了八年抗战的国民政府竟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苏俄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等国际事变），成为国共内战的输家，四川成为中国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最后“苴国”。四川军事实力派人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罗广文、陈克非等人纷纷弃国民党投共产党，向新党新领袖新政权输诚。短短一百余天，维持了中国抗战基局的四川，改天换日，江山易帜，又一种命运降临其上，四川仍然要作中国的盐。
1949年12月10日，蒋中正与蒋经国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腾空起飞，永远离开大陆，在巴蜀大地上空留下两行文字：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

巨大的历史反吊接踵而至。
正因为四川是抗战大后方，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正因为蒋中正和国民党赋予四川以“抗战建国复兴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四川在中国抗战与世界二战中有如此显赫如此凝重如此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牺牲，作为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的死对头并在苏俄扶持下夺取了全国最高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要以同等的力量、相反的意欲和对立的目的，尘封、铲除、毁灭抗战四川的一切痕迹，赋予另一种景象、符号和象征物。这种隳坏前朝衣冠宗庙的手法未必代表中国先秦以来尊重“忝离之悲”和“兴灭继绝”、“补敝起废”的儒家道统，却符合中国历史“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法家惯例，尤其符合来自万里之外的莫斯科输送的“新”的国家观、历史观和世界观，这是无情却难予抵御的二十世纪中叶的世界性新型历史铁则的逻辑，这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亟欲避免却最终坎陷于斯的浩劫式宿命，这是中国现代命运犁庭扫穴式的变形记，——四川继续成为中国的盐，而其味已苦涩不堪。
▲1946年12月31日，中国唯一一座全国性“抗战胜利纪功碑”在重庆民权路广场原“精神堡垒”旧址动工，其碑文由四川省长张群撰写：西南古为神州奥区，四川尤称天府。战时既已为国家力量之中坚。……以西南之财富弼宗国家繁荣。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后世史家，循流溯源，深究中国复兴之故，将知四川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于八年之献效已也！
1950年，“抗战胜利纪功碑”被更名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这一涂改式“行为艺术”标志着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四川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总根据地的历史开始被另一种历史观遮蔽。
▲1944年7月7日，“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日，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东门城门洞落成。成都市民称之为“无名英雄铜像”，一名年轻川军，草鞋、绑腿、短裤，胸前悬挂两枚木柄手榴弹，背上插着一把大刀、一只竹编斗笠，斜挎军用背包，手中紧握一支亮开刺刀的汉阳造老套筒步枪，身躯前倾，正出征冲锋……。这尊象征300万川军保家卫国的铜像在天下易手之际作为“国民党兵痞”的“反动遗迹”被销毁。
▲宜宾小镇“李庄”曾以三千居民之力，容纳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共一万二千流亡师生，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李济、陶孟如等著名学者云集于斯，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1950年，主持这项抗战学术、教育迁驻事宜的罗南垓（国民党南溪区党部书记）、张官周（南溪区区长）和杨遂辉（李庄镇镇长）在“土改”运动中被以“反革命”罪镇压。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943年因公殉职后，国民政府曾举行国葬，延安中共中央曾发表唁电，称这位年高德劭的“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1946年4月21日，著名雕塑家王临乙主持塑造的林森铜像在重庆荷花池落成。1958年，该铜像在“大炼钢运动中”中被销融。1966年，林森墓被炸开，其遗骸遗物被焚烧洗劫一空。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中国空军为拱卫战时首都重庆血洒碧空，重庆南山曾辟地安葬200余名空军阵亡飞行员。历经韩战、肃反运动、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空军坟”的抗战圣地，所有墓碑、棺木、遗骸、坟茔早已茫然无存，惟荆棘丛生、荒冢垒垒、满目萧睹……。
▲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四川文艺单位创作了《抓壮丁》，专拣四川方言的滑稽、尖酸、刻薄，对300万四川抗战壮丁极尽丑化、挖苦、侮蔑之能事；四川美术学院则创作了大型泥雕《收租院》，把四川抗战地方实力派描绘成恶魔式的反动派，地狱般的“地主庄园”的吸血鬼。
▲韩战初期，二十余万国民党“起义”川军首批开赴北朝鲜，承担最苦最累最危险的运输辎重任务，近四万川籍“志愿军”喋血异国，再次高居中国阵亡军人之首。最负盛名的“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黄继光即是新中国川军的代表。其后1962年的中印之战、1979年的中越之战，四川军人都是战争第一线的主力。
▲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曾为国民政府、工厂、学校、新闻机构西迁作出巨大贡献，先后将六十余万川军和大量物资送上前线，在“宜昌大撤退”中，曾演出被誉为“东方敦刻尔克”的悲壮史诗，120余名船工为国殉难。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黯然遁世，其骸骨长年埋在南岸一处不为人知的荒山野岭之中。
▲1943年1月中美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经罗斯福总统和蒋中正先生批准，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和中国军统局长戴笠分任主任。设有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建立了165座气象台、通讯电台和观测哨，为美军在太平洋轰炸日本本土提供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包括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座机的气象和军事情报。二战结束，美军方在一份报告中称中美合作所“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日本海军唯一的情报来源”。1946年1月，抗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即行解散。
1950年韩战爆发后，新政权组织创作《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等文艺宣传品，煽动抗美、反美、仇美，以服务于“冷战”时期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和中共向世界输出地下斗争和武器起义革命的需要。中美合作所被定为“美蒋罪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展览馆。
▲1960年7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一纸命令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四川老百姓节衣缩食积攒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其中大部分上调北京，宝成铁路通车前边远地区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18万民工肩挑背扛运出去的。1960年底四川人口为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四川人口为71215.7万，加上三年中人口自然增长数字，四川在1960年饿死人数达1,000万以上。从1961年到1962年，四川发动“新三反”运动，又饿死200多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从未因此受到任何法律惩处，从1958年开始即跻身中共政治局，与上海柯庆施同为文革前最令人瞩目的政治人物，最后官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死后被封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重庆、成都、宜宾、沪州、万县、涪陵、自贡等地发生大规模造反派武斗，除飞机外，坦克、大炮、军舰、高射机枪等重型常规武器都被使用。重庆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文革墓”一处就埋葬“8•15”派武斗死难者411人。四川武斗之惨烈残酷，规模范围之广泛，时间之持久，足可称为一场“内战”。其主要原因在一，四川一直被当作国民党“老巢”，蒋中正反攻大陆的“根据地”，在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反复清算、批判、镇压，各种冲突、仇恨、冤屈极为深重；二，作为中国主要粮仓的“天府之国”，竟然由于一名江西人的野蛮统治饿殍遍野，这种饥饿和死亡记忆总会以某种方式变形为暴力和杀戮；三，李井泉主政期间，四川作为“三线建议”重点省区，接纳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核工业项目。这些负有神秘使命的项目，布局于远离“美帝”、“苏修”、幅员辽远、资源雄厚的四川，使之成为“世界革命”、“世界大战”和“核大战”的后方基地。这些项目除加剧了四川人民各种负担外，还留下巨大的隐患。

五
当年国民党主持的国民政府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毛泽东们依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因为另样的战略需要，再次将这“天府之国”辟为他们更为“伟大”、“神圣”的战略后方。
有两座雕像立在成都城内，象征着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离奇而荒唐的现代历史。刘开渠1943年设计的孙中山铜像座落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衢春熙路中间，四周色泽浮艳不堪。这名中华民国缔造者绝对想不到，他会坐在川西平原一条全是红男绿女、烟花柳巷般的市井中。他背后是一幅巨大的健身广告，一家名为“洋葱头”的“快餐店”和“韵露美发”发廊直接横在塑像上方。孙中山神情凝重，手执《建国大纲》，万般无奈地坐在那里，像早已掉价的古墓一样落寞。
毛泽东巨大的水泥塑像则占据着成都老皇城的中心，依然挥手而立，不可一世。文革结束，各地毛像毁存与否，多少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四川虽曾有赵紫阳主事，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名谣，但其前任与后续皆为庸人，根本缺乏拉倒毛像的勇气。
孙与毛两尊雕像，真实不虚地象征着四川在精神上的变形沉沦，象征着天府之国与整个中国一样，还在历史破晓之前的黑暗中，同时指证着四川在二十世纪两种身份荒诞交织、善恶纠缠的命运。
稍具历史感的人们都不难看出，在孙、毛之外，真正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四川命运、赋予四川以天下兴亡使命的人物，连同他所领导的抗战及其遗迹、符号、废墟，至今从成都和全四川消失殆尽。从孙到毛之间一个巨大的存在的消失，意味着八年抗战的虚无化，这与广州“黄埔军校”、南京“总统府”至今基本完好且恢复旧制，形成古怪的对照。其原因不过在于，毛可以在孙那里获得某种含混的合法性和继承权，却不可能在蒋这里获得其所需之物。蒋一生反苏反共，其抗日目标之一，即在于避免使中国沦为任何外国、尤其苏俄帝国的附庸、尤其是精神、道德、意识形态上的附庸。孙的某种乌托邦建国理想，可为毛式专制独裁提供历史根据，而蒋比孙更偏重中华固有传统、尤其中华道德、伦理对于现代中国的首要意义，这也为毛式无法无天的唯物主义所拒斥。
四川的命运是中国二十世纪整体命运一个悲剧性的缩影。中共这一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形态集团具有历代王朝完全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与从孙中山到蒋中正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道路也大相径庭。对于中共政权，中国所有人民、土地、资源统统都是工具，在毛时代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工具，在邓时代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式市场经济的工具，四川与其他省份一样，不过是有其特殊功用的工具而已。
请注意，恶性统治四川多年的李井泉，其主要政绩便是“积极领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江堰，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事实上，四川是历次政治运动为害最烈的省区。六十年代，四川成为所谓“三线建设”的大后方，即竭国之力以逞毛泽东们“反帝反修”、“世界革命”、“世界大战”的好战本性，充当其穷兵赎武的战争工具。“改革、开放”三十年，四川为东部沿海各省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国内市场。1989年“六•四血案”后，三峡水利工程强行上马；1997年，重庆从四川剥离，另成“直辖市”，以确保三峡工程各种需求。2,000年后，江泽民提出“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四川成为中国的能源基地，以李鹏为首的中国水利强势集团名正言顺地对四川巨大的水利资源开始实行垄断－掠夺式开发。
2000年10月20日在成都召开“中国西部论坛”，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对“极具创新精神、富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政要们”保证，“中国西部必将插上腾飞的翅膀，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所有西部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关注和支持”。“西部大开发”从此正式成为江式“新政”盛极一时的宏大叙事。岷江首当其冲。“中国华能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众多反对、抗议，悍然在举世无双的都江堰上方破土动工，其蛮横、邪性、野蛮和无耻，标志着东方最雄险最激湍的山水开始遭受噩运。在这片云横雾纵、天地氤氲的山水之间，另一套旗幡，另一类角色，另一类哲学开始入侵，这是毛式天字第一号的气概、雄心、宏图，这是邓式天字第一号的硬道理、黑猫白猫、翻几番，这是江李天字第一号的规划、预算、钢筋、水泥、高堤、大坝，这是征服了中国人并且要继续征服中国自然山水所仗恃的“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东方彻底唯物主义无神论狂徒们的天字第一号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思想的狂想曲……
他们在岷江主流一口气修筑近十座大型水库，又在其支流一口气修筑几十座中型水库，他们同时要在金沙江、雅龙江、嘉陵江修筑更多大坝。参予这项“二十一世纪历史性创举”的高官、经济学家、战略设计师、财界巨子、金融大亨和智囊人物，没有一个人真正开悟到李冰父子两千两百多年前那万古流芳的伟大哲思：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没有一个人心怀对西部河山的敬畏和谦卑发出过值得一听的告诫；更没有一次属于东方、属于中国、属于这片壮丽河山的仪式，以祭祀天地，禀报祖灵，昭告天下，让原本深谙天人感应之道的国人重新领略一次参天地、通人神、贯古今的苍茫体验，让狂傲、虚骄、利欲熏心、不知天高地厚的现代迷狂者们参悟一个亘古不易的常理：你们都是自然之子，在无限而永恒的自然法力面前，包括毛泽东一类敢于“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而又唯恐神女有恙的狂人们，连同他们“当惊世界殊”的丰功伟业，都是极其涉小短暂的海海一栗，都注定要湮灭在我们不朽的行吟诗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赞颂不已的创造大法中：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在新政权新统治集团的国家意识中，四川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后方“基地”，一个因其土地、人口、资源的巨量份额而可以充任某种国家性、世界性战略工具的省份，——除了继续作“中国的盐”，四川不可能有另外的命运。

六
公元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西北部的大地震，再次凸显了四川作为“中国的盐”的真实身份。
即使缺少现代地质学、地震学的专业监测技术，仅仅凭直观就可知，这一片孕育着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空间，苍海桑田的节律演变从来没有被任何恒定不动的停滞状态所取代。在世界各大河域中，只有这一片土地，同时奔流出两条大水，落差如此之高，沿途高山峡谷，气象万千。它们唤起的感受，自古以来就为中国诗人、歌者、画匠外师造化的万古泉源。李冰父子创造的不可思议的世界水利奇观及其高深哲思乃是中国人与这片神奇山水之间唯一契合不韪的感应之道。
从1949年以来，受新政权新制度改造中国以作世界革命工具这一根本狂谬战略思想刺激，从毛泽东“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到华国锋“洋跃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指导思想，从未得到真正的反思、清算和矫正。三十年经济建设并没有否弃毛式共产主义国家发展观，而是更带灾难性地不仅在统治集团、而且在整个民族和全社会中，推行唯物论，刺激物质、肉身欲望，实行竭泽而渔的现代化。四川西部拥有的巨大水利资源自然成为攫取巨大利润的对象。从制度到内心的任何约束、戒惕都早已被驱除，民间各种环保机构的能耐和声音如此微茫，亿万年天造地设的河岳川流，亿万年栖息于斯的无量生命，以我们永难知悉的感受和姿态，开始变形，沉潜，发作，惩罚。
一位安徽闻人问我，这次地震要是发生在京津或江浙上海一带，将是什么景象？实话说，无法想像，那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江南水乡，虽也有“扬州十屠”和“南京大屠杀”，到底出于异族入侵，乃是赤裸裸的战争之祸。不能想像，风流温柔、富甲天下的人间天堂，莺歌燕舞、语软色艳的锦天绣地，一旦天崩地裂，会是一幅何等香销玉殒的凄凉世界。
不，上苍损补毁成，自有其意。如前所述，四川地处青藏高原、秦岭巴山、云贵高原，长江天堑合抱之中，汶川、北川所居的龙门山是早有1933年有案可查的地震断裂带，川西众多“海子”、瀑布的绝美景观，正是地壳造山运动的作品。此处发生八级地震，乃是地质演变之必然，不足为奇。
众多海内外专家已反复认证，四川地震固因自然变迁所致，但数十年间在长江中上游“改天换地”，大量修筑足以影响和改变地质结构的基本设施、国防基地和水利工程，大量污染、亵渎、侵蚀和破坏自然环境，不知节制地垄断、侵凌、掠夺和蹂躏自然资源，也是引发这次天灾的不可推卸的人祸。
从长江三峡大坝到紫坪铺水库，从“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毛式狂妄，到不顾生态、环境、地质后果和国防安全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数亿民众生死存亡的李氏集团“功在当代，利被万世”的好大喜功，四川从东徂西，千里川江大坝横行，水库高悬，纵有黄万里、李锐、王维洛等有识之士的谲谏抗议警告，仍然我行我素，而亿万川渝父老，竟完全无力无权无缘对此攸关其祸福生死的功罪利弊置喙。
让国人难于承受的，是成千上万中小学生葬身“豆腐渣”工程，这些初长成的“人芽芽”以如此成建制的规模，以如此惨绝人寰的形态，以如此忤逆天道人性的结局，蹈破了盛世的神话。这是《启示录》都未曾记载的凶兆否象，人类死亡谱系中未曾镌刻的哀恸至极的篇什，饱经浩劫奇变的中国未曾遭逢的苦难。这成千上万在几十秒钟同时进入黑暗的花朵般的眼睛和心脏，将永远逼视中国，永远叩问中国。穷尽一切汉语词汇，中国在这成千上万稚嫩美丽的生命之丧面前，将永远失语。
不，四川大地震若发生在东部沿海，其情形和后果将大不相同。也许会有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生命消失，也许会让帝国的精华地域和精英人群遭遇前所未有的震摄，也许导致某些直接的社会突变甚至最高权力格局的消长演变，但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西部边陲的四川大地震所已经垂降的意蕴，仍然如同七十年前四川忝为中国抗战总根据地一样，远非钟鸣鼎食的东部中国可能发生的启示所可比拟。
天使般的少年幼童在一刹那间的集体殒灭，其直接肇因，极为粗鄙简括：校舍工程发放、承建和中间方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以及各种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的手法。无论以良心、道德、法律、经济、社会的名义，无论需要多少环节，都一眼可以望穿这旷世未有的罪孽那极其邪恶而露骨的源头：当一个民族先被政治搅肉机、后被摇钱树征服后，天下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变得异乎寻常的简单了。
经历了那么多不幸、苦难和罪孽后，中国仍然远远没有告别荒诞和悲剧。君不见，犯下如此令人失语罪恶的人们，不过是地方建设、教育当局的腐败小官吏，四处受盘剥敲诈的小包工头和建筑商，他们不过是这个庞大等级社会和官僚帝国里完全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与死难者们本有世代难分的乡亲血缘关系，如今他们成了人神共愤十恶不赦的罪犯。而数十年来领导、管理、教化他们的大人物们，绝对干净安逸尊严地生活在从小人物们直接造就的废墟到帝国首都之间大大小小的繁华都市里，没有任何良心不妥，更无任何麻烦责任临门。
让国人难于释怀的是，由毛泽东、李井泉、邓小平、李鹏们在四川不受任何置疑谋划布置的核设施、水利工程，一旦发生泄漏或坍塌，其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所作昆仑一词，“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人或为鱼鳖”，所指不正在四川大地震一带！
都江堰等两千两百七十余年的建筑被损，强烈地象征着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危机。由此引发的震撼直达半个亚洲这一纪录表明，由于1949年后公然推行无神论和唯物论而造就的虚骄狂妄，由于亿兆人众在精神上的贫乏和物质上的唯一活路，由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共产政权以“赶超”、“强盛”、“世界第一”、“东方崛起”为宗旨的现代化国家哲学，由于内战、冷战以来上升为国家制度核心价值的“世界革命”、“世界大战”和改革开放以来拒斥现代普世价值的专制主义与民族排外主义的联姻，由于1989年“六•四”以来专制之局顽固拒绝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而僭取巨大经济红利所引发的礼崩乐坏和人伦道丧，中国正面临空前危殆而峻急的又一次浩劫。
汶川、北川、映秀、青川、都江堰等处校舍坍塌，何止是不法官员、承包商和修筑公司天良所丧（就连如此天理难容的劣迹，还有建设、教育、民政等主事机构为之开脱），人心至此，犹三尺冰冻，从毛到邓到江，视人类良知若粪土、诲权诲利，为政不廉，为富不仁，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地震豆腐渣工程，其道德源泉概从中南海出，其卑劣污秽，早遍于九州大地。质言之，此次地震伤天害理的小官小商小吏，与京、沪衮衮高官权贵巨贪之间，实在小巫见大巫。我们将又一次目睹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专制表演。
四川地震，远非三十二年前唐山地震可比。以死亡人数比，唐山地震数倍于四川地震，前者在毛式暴政下，其真相至今不为人知，并将永远尘封。那次集体死亡，迹近一次暴秦式人殉陪葬的现代版，人们甚至津津乐道，毕竟以数十万生命的丧失换得了暴君的丧命，中国似乎由此结束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中国之悲，至此无涯可寻。
这是一种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生死悲欣史观。我们终于被告知，历史是因为不堪忍受的牺牲才得以进步的，社会之所以需要“以人为本”，文明之所以“与时俱进”，是因为非如此我们就无从在苦难、不幸、罪孽中去发现工作的乐趣，校正事业的方向，进而证明那所向无敌、战无不胜、伟大、光荣、正确。
在毛时代，中国一切理想、愿望、利益、意志统统都成为达到只有伟大领袖才洞察并把握的目标的工具，无论愧之恨之已晚抑或无愧无怨，不过是觉醒的奴隶和执迷不悟的奴才们的劫后状态。三十年后，又一种哲学笼罩中国，罪过、卑鄙乃至不幸和死亡本身都不足畏，相反，它们（当然最好是自己的罪孽和他人的死难）成了国家伟大和民族不朽的血肉文本，死了，成佛变仙，灭了，化鬼装神，一样可以体证美妙伟大的盛世，更能感戴党国的浩荡恩典！
若是京畿辅域发生此难，帝国贵嗣妃嫔王公子息葬身豆腐渣（虽称豆腐，却足以压破头颅，挤断脊柱，窒息生命！）工程，余秋雨，王兆山等无行文人，还敢教训数万白发爷娘，还敢写出并公开发表虎伥式的鬼字吗？
我们所处的国度和时代，很多因缘都会消散，甚至可以让几千万死亡消散于无形。但是，四川大地震像一柄十字架，矗立不动。不仅因为其间罪恶深藏，还因为其时空形式的特异，让国人很难再以纯然看客的姿态麻木不动了。
再势利冷漠的人们，再俗不可耐的市井无赖，也突然明白其权利、财产乃至身家性命，都是脆弱渺小的，天地间比他们昏庸无聊的人生更久远更强大的物事举目可见，六十年来不知同情、恻隐、怜悯、敬畏、谦卑、惶恐、感恩为何物的中国社会，终于出现了某种发乎本能的“不忍其觳觫”的良心复苏。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被四川大地震一分为二。中国良知社会（包括数以万计的自愿者，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香港凤凰卫视新闻传媒界、海内外无数珍爱生命和中国的人士……）第一次以流泪、疼心、失眠、祈祷，以焚香燃烛，诵经超度，以呻吟、呼吁、呐喊……以宗教徒般的虔诚叩问苍天，质询当道，一股睽违已久的道德源泉开始奔涌。在巨大而难于面对的死亡面前，多年被踏践被嘲弄被侮蔑的人性开始复活。四十天来，中国出现某种角力和对峙，一方是国家主义旗号下的歌功颂德，因为太不合时宜而显得格外无耻；另一方是发自个体生命最柔软最隐秘最珍贵的天良。这是前所未有的较量，专制主义占有压倒性的空间优势，但是人性一旦被天良所触动，神意一旦从废墟和十字架上升起，再强大的帝国也会暴露出它们由于拒斥良善和人道而面临被审判的困境。
温家宝先生三赴灾区，固其贵为国家总理所当行，但若把他在1989年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之行联系观之，我们多少可以窥察到这位曾反复引述康德、冰心、爱因斯坦、巴金等文明君子的共产党高官，奇迹般地葆有某种天良和操守。正是他在废墟和难民前那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语言，让这个政权和人民之间冰炭难容的局面，有了一丝人气和希望。我希望温家宝先生重温胡耀邦、赵紫阳两先生的鉴训，以更为彻底的人生立场，更为恢宏的历史精神，更为坚毅的道德承担，站在人民、民族、国家、自由、文明一边，效法历史圣贤豪杰，为真理殉，为生民立。
死亡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向世界最顽固最强大的专制传递了一份特殊的宣战书。所有的死亡都是丑陋、邪性、不可接受的，惟有这次死亡，美丽得令人心碎，圣洁得令人无力捶胸顿足，梦魇般地成为我们永远的共同负担。
将会以法律、建筑学、金钱和人性的名义追究几千间教室承包商建筑队和贪渎官员，将会在某处废墟上耸立起又一座纪念碑，将会重建家园，校园，更年轻的一代十几年后又会在阳光下绽放天使般的笑容。但是，这一次，这未曾出现过的死亡不会被忘记，超逾，置换。这是在天底下已无新鲜事和新悲剧的当代中国撕开的一道裂口，那里同时殒灭的成千上万年轻生命将以东方血色朝霞般十字架的景观，在漠视生命的帝国边陲永远耸立。所有的青丝、明眸、笑靥、小手、书包，欢声笑语，无忧无虑，所有含苞欲放的童贞、憧憬、惊喜、希望和爱，所有的惊悸、恐怖、痛楚、粉身碎骨和黑暗，都将汇成帝国全体宫庭倡优和御用文奴再也无法尘封和粉饰的血渊骨岳，从天府之国俯视尘寰。
同为中国的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领受天意，悲壮而伟烈，历史报之以殊荣；五十年代至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东部沿海繁荣昌盛，每一幢高楼，每一张人民币上，不知有多少四川民工和川妹子的血汗眼泪。
东方式的专制帝国，亚细亚式的治水社会，庞大骄横不可一世，如同四川大地震中千万水泥建筑，如同三峡大坝，一旦遭遇自然变迁（它总是要遭遇的！），便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偌大四川，屈身为盐，固然可叹可悲，一旦殒灭，顿成乃中华三千年未见之红黑“启示录”。
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特稿：为了奥运金牌，他们不惜一切（3）
多维社记者江天编译报导／纽约时报指出，就象运动员都接受了“轻伤不下火线”这样的禁制令，中国的体育系统的确已从战争中借用了不少东西。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的五年时间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采取了许多其前盟友苏联所制定的集中式体育系统的措施。

就象在前苏联一样，中国新体育系统的建立，故意将其设计成为国家建设的工具，一种进行大规模动员的工具，甚至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其目的都是想增加国家的威信，增进人民的感情融合。

然而，专家们指出，在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恶化后，这两个体系之间的联系也迅速分道扬镳了。

“前苏联的制度是以工业为中心，工厂为每个体育队提供赞助，而中国的制度则是以政府和军事单位为中心，”密苏里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北京赛事：奥运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一书的布朗尼尔(Susan Bownnell)说。

“这就在中国体育系统内制造了一种省与省之间的激烈竞争，还有省与中在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

专家指出，这种体制导致许多省份对运动员的挑选，往往都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有的甚至只有6岁。这些孩子被送到免费的体育学校，然后通过越来越密集的比赛进行“过滤”和淘汰，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向前迈出一大步，进入国家队。

纽约时报指出，不过中国体育战略似乎却是“成功”的。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说，运动员的压力“不只是来自中央政府，也来自各省，甚至来自运动员所在的城市。配额分配到每个省，如果一个省上一次拿了数枚金牌，那么这一次就应该至少有同样的表现。每个省体育官员的提升，都取决于他们拿了多少枚奖牌。”

在中国的许多体育项目中，有些家长可能多年都看不到自己的孩子，每年可能只跟孩子通一两次电话。但地方和省一级体育官员却给这些家长不懈的细心关照，每到春节时都会送去礼物，来弥补孩子不能在家过年的缺憾。

中国体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是从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开始的。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公布了“十年体育指导原则”，随后又在远离奥运会32年后，又重新返回了奥林匹克赛场。

这些变化导致中国加大了对体育事业的投资，也带来了新的训练方面。其中，辽宁省的传奇教练马俊仁便是最有名的代表，他所坚持的激烈的训练方法，与西方的每天两次训练不同，他让其手下的中长跑运动员每天都有巨大的运动量。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最后陷入丑闻，在许多运动员的类固醇检测呈阳性反应后，退出90年代末的奥运会。
女子举重成金牌项目

中国近年来在奥运会奖牌榜上崛起的重要支柱，一直都是其精打细算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那些最有机会赢得奖牌的项目上。在其它项目上，竞争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中国一直都在精力放在那些非常有战略性的体育项目上，”目前正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布朗尼尔说。但现在“他们已经把主要努力放在一些新项目的训练上，使他们能够尽快出成绩。比如说，三级跳远、撑杆跳高和女子举重等项目。”

在谈到女子举重时，中国举重协会前副会长戴光宇(音译)说，中国的体育制度允许它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对发展女子举重项目进行投资。“而其它国家则没有那么人参与这个项目，”戴光宇说。

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举重被正式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后，中国已经赢得了14枚金牌中的一半。而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这个项目的压力也是最高的。戴光宇也承认，对于这个项目的成功推动，往往被广泛视为是危险和单调的，那些练了一身肌肉的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结束时，很难找到工作或配偶。而过重的训练，还要取决于运动员对自己生活的严格控制。

王明娟是三名最有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女子48公斤级金牌运动员之一，最近她已被要求尝试更重级别的比赛，以便给中国带来赢得更多金牌的机会。但由于背部受伤，她又不得不回到原来级别。她的每隔三四年才能见到女儿一面的父母说，女儿在最后一次电话中告诉家人别担心。

纽约时报指出，除非王明娟和她的队友在奥运会夺得举重金牌，否则她们的痛苦训练还将持续下去。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说，“在你成为世界冠军前，至少要经过10年的训练。一旦你赢得了世界冠军，你就可以免费去读书，去工作，或成为一名官员。如果你没有，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只是遍体鳞伤。没有文凭，没有工作，没有技能。”

陈培德在近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北京奥运会日趋临近，许多人(包括相当级别的领导人)对奥运也怀有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把当奥运会东道主的目的定位在金牌第一，觉得不这样就失去了意义或价值。

邓亚萍却一句话戳穿其虚幻性。她说，这是误区。把北京奥运会参赛的目标锁在金牌第一，首先是实力认知上的误区。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体育强国，甚至还根本不具备成为第一强国的实力。中国的优势大多集中在乒乓球、羽毛球、女举、跳水、体操等几个有限项目上，其他项目则并无整体优势可言，至于田径、游泳、水上号称119的基础类项目上，中国能有所作为，就会给国人莫大的惊喜。

陈培德还说，奥运会不是全运会，没有多少东道主之利可占。在世界目光的聚焦之下，更不可能让你为所欲为。奥运会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中国已经历过从洛杉矶到汉城的巨大失落，雅典的第二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就能更上层楼。

而“奥运争光”的提法本身就没有正确把握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实质。把举办奥运会仅仅理解为是拿金牌，只要多拿金牌就是为国争光。把北京奥运会办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才是目的，是否实现这个承诺，才是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准。

陈培德还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为奥运会已经付出了太多，运动员当然应该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力争创造好成绩。有关部门当然也会利用此机会来培育国人的爱国主义自豪，但如果在奥运会背后加上过多的“私心”，那只会让金牌减色，比如赛场上有失体育道德甚至公平竞赛的做法，相信我们的民众将会更不能容忍国家因此蒙羞。

奥运会虽然宏大，也只是一场游戏，给它赋予太多的意义本身就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与歪曲。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能从赛场的呼喊、拼搏中找到生命的本意，体会到心灵的愉悦与身体的自由，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地震的梦魇
亚洲周刊李欧梵／令我久久不能释怀的「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像一场梦魇，醒后仍然萦绕在脑际，但感受更复杂。我虽没有经历过台湾的「九二一」地震，但十多年前的洛杉矶地震，我却在场。犹记得在深夜里地动天旋，周边的幢幢大楼发出鬼哭神嚎之巨声，我吓呆了，只顾保护亲人，却忘了逃跑，如果我住的楼塌下来，早已一命呜呼。

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地震都伤亡轻微，前者的郊区一幢楼倒了，后者的一座桥损折，与此次四川的灾情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四川大地震之后，如何对灾民的生活和心理创伤作有实质意义的重建？对我而言，此次大灾难激起的不只是中国同胞的凝聚力和同情心，或中国政府的开明而迅速的处理方式，抑或是公民意识的兴起，这一切都值得赞扬，然而爱心的背后是创伤的记忆。

我在心中萦绕不止的是鲁迅在《我们怎样作父亲》那篇名文中的警句：「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灾难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我们在哀悼之馀，不能忘记如何「延续」和「发展」灾区人民的生命。这是一件长远的工作，也是我们对於灾后幸存者??特别是下一代的灾后孤儿??作「父亲」的责任。大批的救灾捐款从世界各地涌至，如何作有意义的分配？赈灾工作如何持续？重建的工作如何展开？这自非我这个区区学者可以说得清楚，然而当我看到灾区一间小学的死者家长请愿的文字，心中却久久不能释怀：「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

亚洲周刊六月八日的「世纪采访风暴」专辑，对灾情善后工作的报道十分详尽，内中并载有刘鉴强的《防止灾区变「黑洞」》一文，我读后深有同感。现代人的回忆是短促的，捐了钱，良心上稍得慰安后，不到几个月可能已把这场梦魇忘了。我认为媒体的责任不仅是现场报道（内中的颂扬也有加油加酒的痕迹），而更在於持续而深入的分析，以此提醒有关当局和健忘的局外人，这也是一件长远的工作，「一窝蜂」的急躁情绪反而不可取。

在六月一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上读到一篇《关於四川地震的民生建议》一文，内中详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的十六项建议，内中有不少如何重建家园的好主意，值得激赏，但尚未具体到如何重新设计四川灾区的房屋和社区问题。我近日关心建筑，日前在香港的一次建筑界的会议中听到一位香港建筑师说：为灾民盖的临时住屋犹如香港七十年代为越南难民建的难民营，不足为训，所以他提出另一套崭新的设计蓝图，他的建筑公司并参与一个NGO团体，把建设上呈有关当局。

从这位香港建筑师，我不禁想到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们：福斯托（Norman Foster）、库哈斯（Rem Koolhaas）、努维尔（Jean Nouvel）、赫佐与迪莫宏（Herzog & de Meuron），一个个在中国领土上大展身手，为迎接奥运，北京更是大兴土木，「鸟巢」、「巨蛋」竞相出笼，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却一向采取对外开放的态度。

这些世界大师中，不乏有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但也有不少是为了赚一笔大钱，并藉此在中国留下个人风格的座标（landmark），这是「全球化」以后的共通趋势。记得数年前我读过一本西方建筑界的会议论文集，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中国，个个跃跃欲试。有一位说：「当地政府真慷慨，给我一大片空地，让我一展身手！」中国近年来的急骤发展，显然也间接资助了不少西方建筑师和建筑商。据我遇到的一位欧洲建筑师说：世界上的起重机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中国，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更是如此。

中国在急速发展，大兴土木，它像一张白纸（tabula rasa），任人在上面泼墨。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新建筑蓝图和建筑物都集中在大城市，乡村呢？四川灾区的汶川、绵竹，和其他城镇是否也能引起世界建筑师的注意？「豆腐渣」的学校建筑是谁设计的？偷工减料必然无疑，然而当代建筑学中早有材料研究，更有与环保密切相关的设计，更遑论新建筑物和社区（包括原来的风土文物和将来的人文环境）的关系。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纽约「九一一」灾难之后，众多公共知识分子参加讨论今后重建的工作，《纽约时报》还刊出一篇数位建筑大师的虚拟设计草案，原来的世贸中心夷为平地后的「零点」（ground zero）也成了重要的回忆座标。然而，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些世界的建筑大师对四川灾区的反应。这已经不是一块「白纸」空地了，而是遍地创伤的乡野和无数难民，为什麽没有人想为他们设计新的家园社区？在都市盖摩天大楼最显眼，赚的钱也更多，在这个「全球化」的潮流中，乡村被遗忘了；「地球是平的」，但在这个蓝图中只有市场和网络，大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灾难似乎不在考虑之列。

灾难之后，各种后遗症必定层出不穷。我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媒体上看到的大多是救灾救难的感人场面和用情绪化和民族化的语言写出来的报道文章，却没有读到太多有关善后的反思。媒体的大忌是「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所谓「八卦」新闻就是以此为号召），中国资深记者刘鉴强的「新思维」专栏文章是少数的例外。
李欧梵，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年前自哈佛大学退休，现任中文大学人文学科教授。着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馀》、《上海摩登》和小说《东方猎手》等。

特稿：为了奥运金牌，他们不惜一切（2）
DWNEWS.COM-- 2008年6月21日15:10:1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江天编译报导／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最近引述刘翔的教练的话说，“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曾告诉我们，如果刘翔不能在北京奥运会上再赢得一枚金牌，他以前所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毫无意义。”
纽约时报的长篇文章说，从中国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最近经历中，或许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奥运健儿所面对的压力。这位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得110米栏金牌的运动员，现在已为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和最受欢迎的体育明星。
到目前为止，刘翔还没有在比赛中严重受伤。不过去年8月，在日本赢得世界锦标赛后，他谈到了对更高期待的痛苦。“这些天我一直倍受煎熬，我害怕讲得太多。我从未如此紧张过，比奥运会还紧张，因为有那么多人关注我。”
纽约时报说，对于许多运动员来说，带伤参加比赛和训练是司空见惯的。绝大多数中国奥运选手都被这样一个系统严格控制着：它几乎管理着运动员生活的每个方面，往往从幼儿教育开始，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以及与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制定的训练方案和受伤的风险几乎是不被外界所知的。不过，中国女网球选手郑洁的经历，则为了解中国体育系统的运作提供了一次机会。
尽管遭受痛苦的脚踝受伤，但郑洁去年仍去打“惩罚性”的比赛，只是想获得参加奥运会所需的公开赛分数。在法国公开赛第一轮失利后，泪水夺眶而出，“我的脚伤实在太疼了，我很难集中精力，”郑洁说。
她说她的医生曾告诉她，如果她继续参加比赛而没有接受治疗和休息，那么她就冒着永远受伤的风险。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的教训否认了她要求不参加法国公开赛的说法。在郑洁第一轮被淘汰出局后，她的教练姜红伟(音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郑洁和她的队友晏紫“都太关注自己的伤势了，这是她们表现(不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体育系统的观点有些是不好的，”前浙江省体育总局长陈培德说，“鼓励人们要用顽强的努力去取得成功，为了要他们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变得更强大，去夺更多的金牌，通常都是不惜牺牲运动员的健康。”
“当他们发高烧时，我们还告诉他们，不要轻易放弃，”陈培德说，共产党有句战斗口号，那就是“轻伤不下火线”。现在，这句话已成了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口头禅。
纽约时报指出，虽然郑洁在跟教练提出请求时引述了医生的建议，但对于许多其他奥运健儿来说，有关方面在作出医疗决定时并没有征询医疗专业人士的意见。
“运动员本身基本上不知道他们的伤势，他们通常在如何接受治疗时没有发言权，”上海东方国际医疗中心运动损伤医疗主任王玉斌(音译)博士说。有关如何处理重要运动员伤势的决定，往往都是体育系统的官员作出的。
如果中国体育系统“逼”运动员出成绩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许多运动员也都是自己要求这样做的。自1980年以来，当商业化体育开始在中国流行后，金钱已成为追求荣誉的强大诱因。“我曾经治疗过一个全国举重冠军，并警告他不要继续从事这项运动了，”王玉斌博士说。
“我把最坏的结果告诉了他和他的父母，他可能终身瘫痪。家长回答说，对他们的孩子来说，除了让他继续坚持下去，已没有别的选择。”王玉斌说。“他们说，‘除了举重，他还能做什么呢？’”
雅典奥运会女子48公斤级举重银牌得主李卓，却是这样认为的：“一旦你赢得金牌，你的地位就会改变，你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胜利者就会获得金钱奖励和更多的商业机会，“一届奥运会可以改变一个运动员的生活，那就是压力，”这位已退役的举重运动员说。
雅典奥运会跳水金牌获得者胡佳，出生在湖北中部地区的一个下岗工人的家庭，6岁时，他的父母把棉被堆在地上，然后让他从床上往地下跳，用这种方式来练习跳水。三年后，他被一名前跳水队员发现了，并把他送给广东的一位教练来训练，并进入了省跳水队。
教练们都认为胡佳相对来说并没有多少运动天赋，甚至在雅典奥运会前被公众嘲笑为永远的失败者，但是他通过不懈的艰苦努力，最终击败了田亮，一举夺得雅典奥运会10米跳台金牌。
虽然现在能否进入国家跳水了还无法肯定，但胡佳已表达出同样的决心，为了迅速康复，在进行眼科手术时他放弃了使用麻醉剂。“有这么多的困难，经历了手术，受伤，但我们仍要坚持到最后一刻，”胡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知道，再跳下去，对眼睛的危害是很大的。但人一生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解释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应该冒一些险，去做一些热爱的事情。这样的话，将来回忆起来，我才不会后悔。”
据了解，在跳水项目中，视力存在问题的运动员大概在30％左右。此前中国奥运冠军孙淑伟就是因为视网膜脱落而遗憾退役，跳水女将郭晶晶的视网膜也曾脱落过，目前视力只保持在0.2左右。
根据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00年，24％的中国潜水员已视网膜受伤。前国家队教练俞芬说，这么高的比率是因为在筛选年轻运动员忽视了先天性的眼部问题，以及落伍的高强度训练方法。
一位中国眼科专家指出，由于跳水入水时要求睁着眼睛，这使眼睛在入水一瞬间受到来自水面的巨大压力影响，容易导致跳水运动员视网膜脱落。
北京体育医院运动医学专家王永利(音译)博士说，在他90年代末所做的调查发现视网膜脱落是一种高发病率后，训练技术已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变化，但他不期望这些能对减少受伤率有多大影响。“不过，与我当时的发现相比，现在的受伤率应该要低一些，”王博士说。
王永利说，外国的跳水运动员绝不能与中国的相比，因为中国运动员把时间都用在训练上，每天都要往水中跳下无数次。“中国跳水运动员是职业的，这意味着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跳水运动员可能是一个银行职员或牙医，他们只能在工作结束后训练两个小时。
纽约时报指出，就象运动员也接受“轻伤不下火线”这样的禁制令，中国的体育系统确定已从战争中借用了不少东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