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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公德到私德——陈来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星期日 十一月 02, 2014 8:39 am
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的“论私德”部分，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
要真正了解梁启超的思想，一定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启蒙的一元论”
梁启超一生思想变化很大，梁任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方面也很广。今天我想集中在他早期一些思想文化活动，主要是围绕《新民说》的道德问题来做讨论。《新民说》是梁启超1902年初开始写作的，应该说是他关于“民德”思想，从提出到转变完成的这个时期。所谓“民德”，就是人民的道德。关于这个时期他的道德思想的提出，主体上显示了他对“公德-私德互补论”的一种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后来五四运动的新学者所不及的。要真正了解梁启超的思想，一定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启蒙的一元论”。如果仅仅从推动思想进步、历史进步这个角度去看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够的。
《新民说》一共有20节，梁启超一边写，一边就发表在《新民书报》上，一直到1906年才结束，历时三四年，其中有一年他在北美。研究梁启超现有的国内外论著，都是讨论《新民说》前期“论公德”的思想，把“论公德”作为梁启超道德伦理思想走向近代和批评传统思想道德的政革，而很少有学者顾及《新民说》后期所写的内容。这表明在大多数学者来看，梁启超“论公德”的思想才是最有意义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的，正是论公德的部分。“论私德”是梁启超1903年秋天从美洲回来，整体思想发生转变的时期所写的。从《新民说》最后完成的整体来看，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是同样重视和肯定的。他晚期所写的《私德说》，和前期所写的《公德说》，共同体现了他的道德思考，补充了“公德说”的基础，揭示了他的思想贡献，以及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合理途径。《新民说》以“论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开宗明义。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之义》里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在梁启超以前，新民的呼吁已经出现，比如严复《原强》里面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也围绕“新民德”展开。又如唐才常主张的“新其政必新其民”，维新包含的一个方面就是新民。但是这些讲法都没有梁启超后来在日本时写的《新民说》那么系统、雄辩，影响巨大。梁启超可以说是承继了严复这些人的思想，他从《新民丛报》伊开办，就公开他的宗旨：“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但是严复、梁启超讲的新民特指近代意义上的国民道德的改造与更新。他明确指出，新民之新字包含有二义：一个意义是说，要锻炼激发本有的德性而使其日新之、自新之；另一个意义就是要学习采纳本来所没有的新道德而使其纳新、开新、更新之，两者要兼备。
梁启超提出仅仅保守自己的道德文化是不够的，“圣贤所训示，祖宗所遗传”，我们的文化，传承给我们的主要是“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在梁启超的时代，因为共和国还没有出现，是封建王朝的子民，当然没有近代国民资格的自觉。但梁启超认为，在列国并立、弱肉强食的时代，民族国家的自立之道，首先就是要树立“国民”之意识，或者说一国公民的意识。他认为这是学习西方的根本所在。这是《新民说》一个基本的态度。
梁启超对公德的倡扬和呼吁，直接来自他在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立场和对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的建设的借鉴，还有日本一些学者的影响
公德说是以提倡公德为主导方向的。虽然也有两个方面，但主导的方向是要提倡公德的，这是新民的主要方向。“论公德”是梁启超1902年3月写好发表的，是把近代的启蒙思想应用于当时中国政治和道德领域的表现。他在《新民说》第5节“论公德”就开始全面论述关于私德与公德的理解和认识。他提出没有公德是不能组成一个国家的，公德和私德是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独善其身”者是私德，“相善其群”者是公德。也就是说“公德”是个人与社群关系的道德，“私德”是个人求自身品性的完善。两者都是人生必需的道德，也都是立国所必需的。梁启超主张，缺少私德的民众不可能组成国家，只有私德而缺少公德的国民更不能组成国家。他说：“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一般认为，梁启超对公德的倡扬和呼吁直接来自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立场和对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的建设的借鉴，还有日本一些学者的影响。
他在《新民说》第1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里说，公德是人类社群、国家组织成立的根本,使个人与国家联结成一体成为可能。梁启超在鼓吹公德的时候，他近乎把公德作为国家成立的坚决条件。当然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公德应该说是和社会组织的形成同行壮大。中国近代思想家往往把文化的近代化看作是社会近代化的前提来加以鼓吹，形成一种文化决定论，这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但就实践来说，这些新观念的宣扬，对社会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梁启超强调：“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梁启超认为“束身寡过”属于私德，但是人民不知道什么是公德，不知道什么是个人对群体的义务。他所强调的是，近代国民一定要尽自己对国家所负担的义务，追求益群利群，不能够只享受群体的好处而不承担对于国家的责任。所以他认为中国古代太注重“身”的人难免对“群”有忽视。他的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就是：中国要从衰落转向振兴，一定要加强国民对“群”的责任意识，而这个“群”不是指社会，是指国家。
近代西方思想对个人和社会之道德的区分，始见于边沁对“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此后密尔在其《论自由》中特别区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但梁启超以爱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出发点，把个人对群体的自觉义务，特别是个人对国家的自觉义务，看成公德的核心，这显然反映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受压迫而欲自强的时代要求——救亡图存。就西洋近代所突出的公德来看，其意义主要指人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以及对公共财物所持的态度，对行政公务所承担的责任，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也即突出社会公德，并不突出“国家”意识。但梁启超的公德说受到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如加藤弘之等人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对中国来讲是一种“救国”的国家主义，“利群”是指利于“救国”，其公德说的主要宗旨端在“爱国主义之发达”。
梁启超认为私德的条目变化是非常少的，而公德的条目变化是比较多的。所以就公德而言，道德是随历史的演化而变化、发展、进步的。于是，他提出今天的历史处境已经根本改变，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为了中国的生存发展，需要一种“新道德”，以团结国人，改善、发展中国。这种“新道德”所指的主要是公德，故说“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主要就是用新道德启蒙人民，而新道德主要是爱国、爱群、爱真理等公德。不过，在有些地方梁启超并未区分私德和公德，如他说以道德革命发展新道德，以抵御西方物质文明的泛滥，以免于人人陷于禽兽，这里所说的德就应该不仅仅是指公德而言了。不管怎么说，他的新道德和道德革命之说，开了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就公德的条目而言，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特别立专节论述的，包括国家意识、进取意识、权利思想、自由精神、自尊合群、义务思想等，这些对当时的国人是振聋发聩的。1903年梁启超的美洲之行，因看到新党的腐化，深为不满，最后导致了他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1902年著写《新民说》的“论公德”一节，开宗明义地突出公德问题，逐节讨论权利思想、自由等，在当时影响很大。但一年多之后，他的思想有所变化，重新重视私德的意义，著写了“论私德”作为该书的第18节。
“吾自去年著《新民说》，其胸中所怀抱欲发表者，条目不下数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梁启超在这里解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所写的《新民说》的此前部分，即第1节到第17节，大力提倡公德，而未列举私德，并不是说私德不需要，而是因为中国古先圣贤论述私德已经圆满充分，不必再费词舌。然而没有想到，在倡扬公德时，有些人把公德和私德对立起来，从而不仅没有利国利群，反而由于蔑弃私德，引起社会的不满。有鉴于此，他又专节论述私德的意义，以补充《论公德》的不足。应该指出，1903年梁启超的美洲之行，因看到新党的腐化，深为不满，最后导致了他思想的转变。在梁启超的《年谱长编》里是这样讲的：“先生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之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因此，《新民说》中对私德的讨论，并不是书斋中的思考得到的结论，而是梁启超在这一年多中对政治领域所见所闻的心得所引发的，这些思考比较周全地处理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在《论私德》中，梁启超对私德与公德之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发展了他前期对私德的认识。从作用来说，公德是团体成员对团体的态度，实际上是作用层面的东西。和作用相对的是本体，从本体来说，公德是团体成员共同具有的德性。因而，个人所没有的德性，也不可能成为团体共有的德性，就好像一个盲人组成的团体不可能有视觉明亮的德性一样。今天社会在公德建设方面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私德有大缺点所造成的。“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培养国民道德，应以培养私德为先务，从事国民道德教育的人，应首先重视培养自己的私德。这个讲法便与一年前他在《论公德》篇中所论者，有很大的变化。梁启超对私德与公德作了重新思考，他认为道德不论其公德或私德，主体是一样的，作为主体的客体，无论“他人”的数量多少，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自我”作为主体是同一的。只要主体的道德是为了增益于公益，他所发之对象客体的差别并不是决定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区分公私不一定有意义。他在这里提出，公德是私德的进一步推广。那些有私德而公德不备的人，主要是缺少在私德基础上的进一步推扩。但是如果私德不立，则用以推扩的基础也无以成立，这和他前期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不仅把公德看成私德的推广，而且把新道德在道德革命的问题上也做了改写。
梁启超在这里明确地否定了他在《论公德》篇中表达的道德革命论，因为道德革命即是一种激进破旧主义，正是他在此时力加反对的。同时他对先前所持的“新道德”主张也进行反省，认为新道德只是理想，不是当下能够实践的。他甚至提出“道德”本于良心的自由，无古今、无中西、无新旧。而“行道德”，即道德的实际实践，则应根据社会习俗、文化、制度的不同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近代中国的转变时期，就是应当主要依据于中国的传统进行德育教育。他认为，西方道德的根源，起于宗教制裁、法律制裁、社会制裁，这三者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建立不起来。可见他对前期的文化决定论是有所更改的，要因时因地制宜。所以他结论说：“然则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
梁启超在《论私德》中所说的道德，显然并非专指公德，而是主要指私德。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把道德归结为美德，带有德性伦理学的色彩，因为公德指向公共生活，私德关注个人品质，后者是德性论，前者是规范论。
近代以来有些西方政治思想家主张，不要把适合于私人生活或个人关系的道德标准用于政治行为，但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赞成把公德与私德截然分割开来，那种认为公共生活中可以完全不顾私人生活的道德标准的主张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已经无法立足。和一般启蒙学者不同，梁启超因很早便从事政治活动，所以他对私德重要性的觉悟来得更早，关联到整个社会政治视野。
《论私德》及其影响下的《德育鉴》等书的编订，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梁启超基于对道德与社会变革的理解，在德育问题的认识上，与其他的社会改革人士大不相同。他自认为是当时新学中重视提倡德育的人。
梁启超指出，儒学思想史的学习，西方伦理学史的学习，虽然其中包括了很多深刻的道德理论思考，述及众多的伦理学派别，但此类学习与科学的学习相同，只是增益了人的知识，并不能直接增进道德。所以，了解他人的道德经验并不能增进自己的道德，知识的博学并不能代替德育。在他看来，近代德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以智育代替德育,把救国的重点放在智育之上。而事实上德育对于救世救国更具根本性意义。至于德育的做法，他采取比较传统的方法，吸收了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讲法，即用一两句话，或几个字标出修身功夫的宗旨，简要直截，使学者能够有下手处。
据此，他提出了“正本”、“慎独”、“谨小”三项德育修身的要领，作为一种示范，提供给大家参考。他希望人们都像他一样，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古人嘉言作为功夫条目，自用自行，安身立命。在论述“正本”、“慎独”、“谨小”这三纲领的意义时，他以王阳明《拔本塞原论》为依据，充分显示出王学在他的德育观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新民丛报》1902年初在日本出版，梁启超“日撰五千言，以《新民说》、《新民议》两篇为主”。1903年春，梁氏应美洲保皇党之邀，游历加拿大、美国各地，广泛接触了保皇党、革命党人士，10月启程返回亚洲。翌年到香港开保皇大会，2月末由香港至上海，3月复返日本。在这一期间，梁启超对革命党人的行为愈加不满，直接导致了他在思想上对德育的重新重视。
《论私德》发表于1903年末1904年初，当时引起不少注意。黄遵宪这一时期与梁启超信件往来较多，对梁启超影响较大，但梁启超并没有按黄氏所劝去编著德育教科书，而是作了《德育鉴》这样的传统德育书。1905年梁启超作成《德育鉴》，发挥了他在《论私德》中提出的德育主张，选录古代儒者论道德修身语录数百条，加以“启超谨按”，进行评述，发明儒者修身大意。其前言首曰：“鄙人关于德育之意见，前所作《论公德》、《论私德》两篇既已略具，本书即演前文宗旨，从事编述。”可见《德育鉴》是根据《论公德》与《论私德》的思想，编述古人道德修身治心的语录，作为德育的参考。就实际来说，此书主要是申演《论私德》的宗旨而编成的，应无疑义。
在张灏的著作中，在谈到《德育鉴》时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努力把梁启超和儒家传统拉开一些距离，以避免把梁启超肯定为一位儒家思想家。他认为梁启超的人格理想已经不是传统的内圣外王理想，梁启超《新民说》主张的道德价值也多为新的价值观，更对传统秩序和制度提出了改革的挑战。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要用动态和发展的观点理解“儒家”，特别是“近代新儒家”，而避免用一个单一的本质主义的儒家概念去判断儒家的多元体现和历史发展。传统儒家的体现形态本身就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而无论近代或现代、当代的新儒家学者，都不再与传统儒家完全一致。他们大都批判地肯定工业文明、民主政治、科学发展、现代化社会组织，并广泛吸收现代价值观；但在基本道德价值、基本人生理念、基本修身方法，以及文化认同上，仍坚持肯定儒家的基本观念。尤其是像梁启超这样坚持以宋明儒学功夫从事修身实践，坚持儒家的德育传统，在近代学者中已实属罕见，虽然他与乃师康有为的思想有所区别，但同为近代之新儒家，应无可疑。
总之，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因而，《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新文化运动发起的十年前，便已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论私德》及其影响下的《德育鉴》等书的编订，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这从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由梁启超《德育鉴》得到的启发和受到的影响亦可见一斑。
作者：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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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向上爬最初因女朋友看不起
星期四 十月 30, 2014 9:09 pm
在费孝通漫长的一生中，有三位女性，曾或多或少地影响过他，她们分别是：杨绛、王同惠、孟吟。
孟吟是费孝通的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哥哥费振东给他介绍的。自1939年两人结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两人一起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光。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有二十多年是非常痛苦的，这段时期就是费孝通从1957年的著名右派熬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光。在那个丈夫被打成右派妻子往往迅速跟丈夫离婚的年代，孟吟对费孝通不离不弃，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平淡如水，穆旦《赞美》诗中那句“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略可形容。
孟吟之外，杨绛与王同惠是费孝通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女性，在她们两人身上，费孝通感受到了爱情的苦涩与命运的残酷，而爱情的滑铁卢则又反过来促使费孝通致力于他的学术事业，成就了他的人生事功，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杨绛是费孝通的初恋，两人相识于苏州振华女中。在振华女中时，费孝通似乎就爱上了杨绛，后来，两人又都求学于东吴大学。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里写道：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先生，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费孝通让爱慕杨绛的男生走他的门路，其背后的小算盘乃是阻止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而已，爱情永远具有排他性。可惜，对于费孝通的爱慕，杨绛似乎一直无动于衷，诚可谓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
1932年，杨绛去清华大学读书，为防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让他的好友孙令衔宣传“杨绛已有男朋友”的消息。结果，当钱钟书与杨绛第二次见面时，钱钟书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在杨绛面前，钱钟书针对别人传言他已订婚所做的澄清，其意不言自明。对此，杨绛跟钱钟书说：“我也没有男朋友”。彼此钟情的才子佳人很快陷入热恋。
陷入热恋的杨绛还专门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有男朋友了。结果，费孝通很快找杨绛理论，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一来他们已经认识多年，二来当时成绩优秀的费孝通必然不服气，他很快知道了那个够格做杨绛的男友的人叫钱钟书。
两个男人爱上了同一个女生，暗中较劲是免不了的，可惜，费孝通遭遇的，是清华第一才子钱钟书。不过，这似乎更刺激了费孝通的进取心，他更加努力学习，希望在未来的日子树立自己的地位，来向杨绛证明自己的能力。费孝通的这种心理，在1950年代思想检讨中有所体现。据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记录：陈岱孙、费孝通做了全校性的“师范报告”，杨绛没听。袁震告诉她，费孝通检讨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
费孝通苦恋杨绛的失败，不仅没有使他沉沦，反倒使他奋起的行为，让人想起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的观点：当一个人因为某种缺陷而失败后，伴随失败的还有一种挫折感与自卑感，一方面，这种挫折感与自卑感可能会击溃那些一蹶不振的人，但另一方面，这种自卑感也会反过来促使人去发愤图强，进而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也就是心理创伤之后的补偿作用。
费孝通与杨绛的故事，也让人想起歌德在他的名剧《浮士德》里的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1933年，杨绛与钱钟书订婚，这意味着费孝通初恋的幻灭。一年后，费孝通跟王同惠相恋。跟费孝通一样，王同惠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两人在学业上有相同的爱好，也正是在相互学习与彼此帮助中，爱情的火苗不期而遇。
1935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结婚。一个月之后，费孝通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结婚，证婚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费孝通的导师吴文藻。六年前，也就是1929年，也是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也是司徒雷登证婚，当时的新娘与新郎恰恰就是吴文藻与冰心。看到自己的得意弟子费孝通与志同道合的王同惠结婚，吴文藻高兴坏了，在婚礼上发表了贺词。
结婚几天之后，费孝通与王同惠这对新人前往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调查期间，费孝通不幸陷入瑶山猎人为逮捕野兽而制造的陷阱之中。为了营救费孝通，王同惠连夜下山寻求救援，不慎坠崖落水而死。也就是说，两人结婚仅仅过了108天，王同惠就死去了。
费孝通最终为人所救，但新婚妻子却永远离开了他。这种心理创伤对费孝通的打击也是不言而喻的。伤愈之后的费孝通，编写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此书编后记中，他写道：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这一本《花篮社会组织》的专刊是会在我半麻木的心情中编成的。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事的经过。原我的朋友们原谅我，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8月)
爱妻王同惠的死，使费孝通无比悲痛。生离死别之后，很多人都会一蹶不振，但也有人会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死者未竞的事业，费孝通与王同惠共同的事业，就是将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
如果说，此前费孝通的奋发努力是向杨绛证明自己。那么，此后费孝通的奋发的动力，则很大程度源于妻子王同惠了。
在吴文藻的安排下，费孝通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经过几年努力，费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书的首页上，他写道：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江村经济》出版于1938年，那一年，费孝通年仅28岁。不满三十岁的费孝通就写出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这一奇迹，除了归功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名师的指导之外，似乎也有杨绛、王同惠的一份功劳吧。
拿到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毅然选择了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在此期间，费孝通与孟吟结了婚，跟潘光旦、罗隆基等人来往密切。到了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期间，费孝通的笔溢出专业领域，走向公共领域。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费孝通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写下了一系列呼吁民主、自由、宪政的文章。
此时的费孝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胡适对社会的影响力。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中写道：
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他(按：指费孝通)提到“我们大学界新老两代人的矛盾”时，表示“不信任中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要和某些老资格的对手竞争，后来表示通过“扬我所长，击其所短”而打败了某“老家伙”。
费孝通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似乎指向的就是胡适。因为胡适最推崇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对此，1950年代费孝通在检讨时还曾说：
我丧失民族立场，先后应美帝和英帝官方或半官方文化联络处的邀请出国访问，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在外国话中国，在中国讲外国，内心想和胡适之争一日之长。访英回来，英国有一世界主义组织要我参加，其中有爱因斯坦、加仑比，还有胡适，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以与世界名流并列为荣，毫无政治立场。(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如果费孝通处于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以他的文笔和能力，经过努力，未必不会超越胡适。但很快，费孝通迎来了1949年的新时代。在新时代里，如果知识分子还要追求社会影响力，就应该积极响应新时代的要求。从1950年代费孝通的表现来看，反右之前的费孝通是非常活跃的。或许也正是他过于活跃，导致了他在1957年的悲剧命运。而他之所以如此活跃，如此汲汲于人生事功，与杨绛、王同惠也未必没有关系。此后的费孝通，渡过了冰封的二十多年。
需要指出的是，费孝通苦恋杨绛这件事，钱钟书也非常清楚，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费孝通与钱钟书一路同行并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据《听杨绛谈往事》：
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就鞋跟脱落了。费老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先生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
在钱钟书与费孝通之间，这同一个“情人”不言而喻是指杨绛了。1998年，钱钟书逝世之后，费孝通似乎依旧没有忘记他的初恋、据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钱先生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 ‘知难而上’了。”这就等于谢绝了他的访问。
爱情，有时候往往因为得不到，而更加显现出永恒的光辉。但得不到的爱情似乎也可以促使一个人加倍奋斗，费孝通后来的名山事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爱情缺憾了吧。
来源:经济观察网作者:林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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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楼梦》对包衣身份明白无误的演绎
星期四 十月 30, 2014 5:53 pm
《红楼梦》本身无朝代年纪可考，自然从未提及满清，也不会有堂而皇之的包衣出现。但字里行间照旧有蛛丝马迹，与包衣有着一定勾连。
在写作《红楼梦》所处的那个朝代，满洲权贵由三种家族所构成：宗室袭爵者之家——即皇室亲贵、非皇族袭爵者之家——达官显贵以及内务府包衣世仆中的顶级宠信家族。这第三类钟鸣鼎食之家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特殊就特殊在他们实质上是奴才，不是主子——尽管奴才下面还有奴才。包衣的完整叫法应为包衣阿哈，即是家奴的意思。最初是被收容的异族战俘，类似于奴隶社会将战俘当作没有任何人身权利的劳动力使用，成为奴隶主的一种附属品——奴隶。
正因为自己是奴才，对于成为权贵之后自己使唤的下人，并不完全把他们当下人看待。尤其是身份为奶妈的那些嬷嬷。这一点在李嬷嬷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她在怡红院一向倚老卖老，连得袭人这个“准”宝二姨娘也得照顾她的情绪买几分账。还有赖嬷嬷的身份地位，王熙凤对赵嬷嬷必要的尊重。同样，男一号贾宝玉对丫头的亲近不光是由于水做的女儿身，也很可能出自一种主子不像主子奴才不像奴才相近似的平等关系。
这种“准”平等关系到了《朱楼梦》中大张旗鼓地渲染。曹雪芹同样作为男一号，处处时时表现出对丫头的某种尊重。这同样也不能单纯地解释为他喜欢青年美貌的女性。江宁织造曹家的规矩，敬重下人。所以到了芹二爷身上，不论哪一个丫头都是他的姐姐！道理便是曹家所属正白旗包衣说穿了就是皇上的奴才。所以江宁织造曹家从来不把下人当奴才看。这就有了所谓“准”平等的社会基础。
同样，如前所说，许多老资格的管家妈妈都有其相应的地位，从一开始《秣陵春》李家的吴嬷嬷到最后被作为曹家小姐的秋月都会受到相应的尊重，尤其是秋月可以说是半主半仆的处境。有的时候，秋月说的话等同于口衔天宪 ，让曹雪芹完全当作是祖母在发号施令，不敢有半点违拗。曹太夫人甚至于将她人生最后一个心愿托付给她——让秋月来代替泉下的自己给曹雪芹挑选一个媳妇。就算是曹雪芹生母马夫人和最能的能人震二奶奶都失去了资格。
不单是曹李两家包衣人家，就是隶属于正黄旗的“朝鲜佐领”乌都统太太家的宋嬷嬷亦然如此。联想到曹家的发迹本质上源于曹玺的妻子孙氏是三阿哥的保母，而且最为亲近。在养育中包括出天花时十分精心呵护，到最后抓屎抓尿抱大的阿哥当上了皇上，这份准亲情绵延不绝。就是在我的第二故乡，不要说对奶妈，就是对奶哥哥也是十分亲近，成为一种习俗。
还有一个满清历史上突出的奴才例子也在《朱楼梦》里作为包衣身份可悲的话题介绍。那就是高士奇即使被康熙帝破格提拔，高官显贵，但见到其当年主子索额图时，“犹长跪启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索则直斥其名，有不如意处，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索额图有时还“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奴才之可怜可见一斑。
其他诸如震二奶奶形容的“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曹家出过王妃但这是恩典不是常例，把包衣奴才踩在脚底下 根本算不了一回事——作为对曹雪芹因抄家回旗的郑重告诫。这种看是主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实为奴才的双重身份在《红楼梦》中“浅尝则止”，到了《朱楼梦》里大书特书。既给读者提供了贾宝玉和曹雪芹之间某种内在的联系，又不妨认定《红楼梦》作者应该经历包衣家庭生涯有着身世之痛的一种佐证。换句话说，按照不少红学家红学人士所持的作者经历论说法，就请不要轻易地剥夺曹姓作者曹雪芹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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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为何总是“爆冷”？
星期四 十月 30, 2014 11:11 am
按语：黑体为博主所加。
同时敬请关注正联系出版的最新拙作《红楼夜探》——其中，第三篇章篇首语：朱楼绮梦——诺奖旧梦。
当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时，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倒吸一口冷气，又是冷门！
就在宣布获奖者的当天，《纽约客》杂志兴致勃勃地写了评论，大谈乌克兰女作家斯维特兰娜·亚历谢维奇应该得奖：她身处今年全球新闻热点的中心乌克兰，她的非虚构写作也召唤着对战争真相的揭示和感官触动，她广受西方关注，在此前博彩公司的排行榜上，她长期处于前五的位置，被视作是热门“黑马”。
而英国《卫报》评论员则非常专业地表示，诺奖一向很注重全球获奖的平衡性，从最近几年获奖者的身份标签来做排除，那么今年应该轮到非洲作家了，何况距离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获诺奖也已过去11年。按照这种颇有人气的逻辑推算，今年有多位非洲作家蹿升至热门榜的前列，如肯尼亚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擅长戏剧写作；阿尔及利亚作家阿西娅·杰巴尔，擅长非虚构写作……就在颁奖前半小时，提安哥的人气从第二上升到了第一，大众以为非他莫属了。至于被替换的第一—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由于多年陪跑诺奖，几乎年年都成为被调侃的对象，在日本国内，他再次没有获奖的消息迅速占领了各大媒体头条。
基于这样的推断，无数人深信这是一把解开诺贝尔文学奖规律的钥匙，当结果不是如此时，顿时感到极大的冷门。记者找到恩古齐·瓦·提安哥的个人官网，那上面有两个来自非洲传统文化的个人图腾———盾牌和大象。这是一个地方文化特性显著的作家，有不少故事可发掘。人们甚至能想象，如果他获得诺奖，这个许久未更新的网站会迎来一场盛大的愉悦和装饰，并让大象发出“国际化”的欢呼声。
但这一切都落空了。最终获得者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突然跃入大众视野，成了“冷门”。《纽约时报》说：对了，我们关注过这位作家——40多年前他写《暗店街》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那会儿。
许多人说，莫迪亚诺也符合诺奖的颁奖规律——他不是北美作家，不是女作家，也不是英语写作。人们如此自我安慰并依然相信诺奖是在“排排坐，分果果”。事实上，诺奖看上去喜欢冷门，其实诺奖本身就是冷门的代名词。
每年的诺奖热门排行榜上，几乎每一位都是本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具备自己独特写作特征，也几乎拿遍了所有文学奖项，只差诺奖。如米兰·昆德拉、菲利普·罗斯这类被称为“不是他们需要诺奖，而是诺奖需要他们”的作家，已然超越了奖项之争。罗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开玩笑说，他得把书名改成《贪婪资本主义下的性高潮》，才有可能打动那几个老评委。这些候选作家通常在本国或同语系内享有盛誉，但放至全球，几乎没有几个不是“冷门作家”。2012年有多少人相信中国作家会得此奖，并且得奖者是莫言？去年门罗获奖，同样有知名媒体揶揄门罗有理由获奖，不获奖也不奇怪。每年有200多位优秀作家被推荐进入诺奖评审遴选，有众多水平一致的作家可以拿奖，只不过有人等了多年，有人未等到而去世，也有人估算了下年龄，感到遥遥无期。
当我们以为诺奖喜欢冷门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众口难调，僧多粥少罢。特别是那些被誉为大师级开宗立派的作家，如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托尔斯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等都未获过诺奖，我们如何还能理性看待该奖？这简直就是一个冷到冰寒的奖项，只是一个家族一个评委会选出的奖项，既然人为，也就必然充满了偶然和不确定性，以及被各种因素动摇的可能。它生于冷门，不以为冷，就这么简单。
就如莫迪亚诺，诺奖授奖词称其“唤起了对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并捕捉到了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并解释说在他的小说中，“回忆、身份、时间都是反复被提及的主题”，这个评价几乎是在回馈了对普鲁斯特式叙事的一种迟来奖赏，我们可以说这种叙事是20世纪最流行的主题之一，也可以说还有好几位同类作家可以和莫迪亚诺一起并肩获奖。
关于诺奖，伴随它的疑问中冷门并不是大问题，相反另外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包括文学奖在内的所有诺贝尔奖，近四分之一是由犹太人获得的，包括莫迪亚诺。其二则是英国那个博彩排行榜，我们发现在提前预测中，2011年的特朗斯特罗姆排第二，2012年的莫言排第二，2013年的门罗排第五，今年的莫迪亚诺也是排第五，是不是精准得吓人？该博彩公司负责人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制作此排行榜时，作品翻译语言的多样性和近年全球媒体关注度是最大的参考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村上春树多年位居第一。这同样解释了诺奖视野与大众期待的趋近，它不会真的选出一个谁都没听到过的名字，它一直以为它选出的是热门作家，至少在局部区域内是如此。
对于不熟悉的大众而言，谁都可以获奖，谁都是冷门。至少，莫迪亚诺还影响过王朔和王小波，他擅写巴黎，他寻找大家共同期待的青春记忆，对我们来说，他将会是近年获奖者中最具畅销元素的一位。热闹过后，还是把诺奖简单当作一份阅读书单，开始埋头阅读吧。
《文学报》，2014年10月16日
文/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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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老舍散文奖颁奖
星期四 十月 30, 2014 10:57 am
10月14日，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政府协办的第七届老舍散文奖在江苏泗洪举行颁奖仪式。周大新的《在苏格拉底被囚处》、张亚丽的《京城的告密》、马步升的《鸠摩罗什的法种与舌头》、怡霖的《苍穹之王》、王必胜的《单位》、刘醒龙的《抱着父亲回故乡》、田珍颖的《冬天的记忆》、任林举的《西塘的心思》、杨文丰的 《雾霾批判书———自然笔记》、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 等十篇作品获奖。老舍的女儿、老舍纪念馆名誉馆长舒济，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范小青，散文家梁衡，评论家雷达、张陵、马津海、徐忠志等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以及泗洪县领导出席颁奖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老舍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散文重要》，这是他为数不多对于作品文体的论述。虽然老舍生前并未对自己的散文作品进行整理，并曾开玩笑地说：“谁要费力去搜集（我的散文作品），我去世以后也要去阎王那告他，给他打板子。”在他离世后，由舒济整理出版的老舍散文选却获得了读者的热烈反响，多篇作品 《猫》《趵突泉》《北京的春节》《养花》 等被收入中小学课本，并被认为是现当代散文中的经典之作。“老舍先生的散文特点平易近人、通俗好懂、老少皆宜，好的散文应该是孩子也能读的传神的作品，这也是如今‘老舍散文奖’中承袭的风格。”舒济说。获奖作家周大新则用恳切言辞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感受：“我读的散文一点也不比小说少，从散文中获得的人生感悟和教益一点也不比小说少。在散文写作上，要达到前辈作家的标高和超越他们是很难的，更多是在学习中提炼和提高自己，努力在生活中发现新的东西，写无愧自己和这个时代的散文文字。”
据介绍，老舍散文奖是由北京市文联举办的老舍文学奖的奖项之一，由北京文学月刊社承办，自2002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老舍散文奖的关键词是向精神领域的掘进，回忆成为一个主题：回忆父母、对古镇的追思和对植物的怀想，都有一种抵抗的诗意成分。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执行主编杨晓升表示：“除此之外，获奖的十篇作品中，既有出自实力作家的作品，也有来自文学新秀的自由来稿，这些新鲜或陌生的名字，充分体现了老舍散文奖设立时倡导者所提倡的面向大众的群众性和包容性。”
在下午进行的交流研讨会上，获奖作家与多位泗洪当地作家就写作中的困惑和所遇到的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刘醒龙提议，无论是知名作家，还是写作新人，需要将写作的基础重归生活：“生活中，写作素材无处不在，关键在于是否有你独到的见解，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写作者需着眼的最基本和最重要问题。”
《文学报》，泗洪讯2014年10月16日
文/张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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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還魂了！
星期四 十月 30, 2014 9:45 am
憑藉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寫的一篇篇無恥的馬屁詩，郭沫若早已榮膺大陸第一馬屁精。其雙膝跪倒高頌斯大林、毛澤東的肉麻詞句，至今讀來都讓人寒毛直豎。
試舉幾例。 1949年11月郭沫若為斯大林壽辰所作《我向你高呼萬歲》中稱頌這一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細菌戰的威協在你面前只是夢囈，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對於那位欠下幾千萬條人命血債的中國版斯大林，郭沫若則在《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中寫道：「在一萬公尺的高空，在圖—104的飛機之上，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
郭沫若還不忘發揮自己在古典詩詞方面的強項，來為最高領袖貼金。 1958年國慶所作《宇宙充盈歌頌聲》七律的末尾就寫道：「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
當然，郭沫若最最著名的、最能體現其牆頭草的兩篇作品無疑就是1976年的兩首詞，詞牌都是「水調歌頭」。 1976年5月12日，他所作的《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是：「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當時正是1966年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十周年，全國上下在毛澤東與四人幫的指揮下，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批判鄧小平的「翻案與復辟」。
可惜幾個月後，專制獨夫一命嗚呼，10月6日四人幫也被全部抓捕。於是乎，已經84歲高齡的郭沫若急忙行動起來，於當月21日寫就另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可惜好景不長，華主席也黯然下台，而郭沫若本人也在1978年駕鶴西去，結束了自己的馬屁人生。
其實，郭沫若式詩詞在中國有著上千年的傳統。古代的台閣體、殿閣詩、御前詩、宮體詩，無不是歌頌皇恩浩蕩臣等戰戰悚立感激涕零云云。然古詩雖歌功頌德，尚不輸文采，辭藻華麗，表達含蓄，嚴守格律，形式工整。如初唐宮體詩代表人物上官儀的《早春桂林殿應詔》：「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曉樹流鶯滿，春堤芳草積。風光翻露文，雪華上空碧。花蝶來未已，山光曖將夕。」仍能給讀者帶來審美趣味，體現出較高的藝術修養
而像郭沫若之流，滿紙政治性標語口號，空話套話連篇，鋪陳堆砌各種阿諛奉承之詞，陳腐不堪，情感空洞，官腔十足，了無生趣，令人不忍卒讀。文學完完全全成了政治的附庸與奴才。這一流派，綿延不絕至今。有人戲稱是「老幹體」，意思就是這類作者多以老幹部們為主。套用現在的互聯網語言，也不妨稱為「五毛體」。凡遇到領導人講話、黨代會召開、國慶節、兩會、神舟發射、奧運開幕等等所謂喜事，「五毛體」就傾巢出動。其目的無非就是迎合上意，粉飾太平，以邀天眷聖寵，作為進身之階。
最近，北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召開「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研討會」，研究院院長范曾與一干人等盛讚：習總書記的講話「振聾發聵」、 「精闢論述」、「高屋建瓴」、「要言不繁」、「氣宇軒昂」。大概還覺得不足以表達對偉大領袖的崇敬，與會者又限韻作詩為賀，各作七律一首。
有份蒙恩召見出席座談會的范曾自然當仁不讓，身先士卒。其《七律·讀習近平主席在文藝座談會講話》云：「皇圖八萬沐初陽，聳岳奔川隱佛香。早覺神州辭厄運，欣迎大塊著文章。龍吟昊宇當非昨，鳳擇高枝勝往常。妙筆丹青輪斫手，揮鞭電掣向康莊。」
其它人等大抵如是，詞句之中，如邵盈午「鼎革親傳列聖意，勞謙終卜貴知常」，劉波「文苑堯天有艷陽，奇花競放滿庭香」，萬俊人「金秋帝廟正高陽，領袖群賢話藝常」、「一代天驕承大夢，千秋偉業向康莊」 ，連貫怡「為有舊邦開盛世，共襄新命出華章」，朱彥民「躬逢赤縣遵皇則，欣感藝壇譜錦章」，周建忠「中興可待承明主，藝苑還應別舊章」。
篇篇充斥皇圖、聖意、堯天、帝廟、天驕、盛世、皇則、中興、明主……郭沫若們借屍還魂了！又讓人仿似回到了1917年的北京街頭，辮帥張勛進京，宣統爺復辟了，於是乎絕跡多年的黃龍旗、假辮子、補服官袍、紅纓官帽、大掛朝珠，一一詐屍還魂，望闕而拜，高唱吾皇萬歲，光怪陸離，猶如穿越時空的殭屍。
又想起了古人的一首詩：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夫復何言。
白非，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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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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