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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联：写尽热爱与痴迷
星期二 十一月 11, 2014 12:55 pm
许多戏台联真切地传达了百姓对戏曲的热爱与痴迷。如，万荣西毋庄家戏联：村无半百家你要唱他也要唱来几位劝住几位；我已六十余好不管歹亦不管看一回便宜一回。上联大意是：村中只有几十户人家，举办家戏时，人人都争着要唱，互不相让，主事人只能劝了这个劝那个，把要上台演唱的戏迷劝住，以免发生意外。下联说的是：60多岁的老人，不管戏好戏赖都要看，因为看一次就少一次了，形象地刻画了老人看戏的心态。
万荣东毋庄还有一副家戏联：人人说很好，硬功夫何妨再演一次；娃娃唱不够，爱热闹还要再续两天。这副戏联的大意是：老百姓看了戏都说演得好，演员为了答谢百姓的厚爱，决定耽搁些时间，再表演一次。小孩子们嫌唱得不过瘾，吵闹着要演员们再续两天。过去，人们的娱乐方式很少，看戏算是最热闹、最有趣的一件事了。通过看戏，百姓可以获得知识、娱乐，远近亲戚因看戏而互相走动，年轻人可以看戏时约会，可见看戏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
老百姓看完戏后回到家里，看戏的感受就成了家人、邻居聊天的话题，有的评点演员优劣，有的畅谈人生感悟，有的重构故事结局，这些都是百姓视角的戏曲批评。戏台联中的戏曲批评，诙谐幽默，发人深省。
如洪洞东张村戏台联：下台是今人上台是古人古往今来百年不过钟两点；鲁国为同姓齐国为异姓异乡同乐万事只当梦一场。上联指出，一部戏可以演绎一个朝代兴盛衰亡与政权更迭，可以演绎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命运沉浮。下联点出同在他乡，大家可以一起看戏娱乐，曲终人散，百感交集，人生如戏，人生似梦。上联以叙起笔，下联以议收笔，先叙后议，前因后果，水到渠成。
再比如洪洞马头村戏台联：
东西汉南北朝几辈英雄看来都非真面目；张献忠李自成一般悍将装出总是直心肠。这副戏联的大意是，戏台上演绎的各个朝代的英雄都已非原来的面目，舞台上的张献忠、李自成之类的彪悍大将，看着都是个直心肠。“英雄看来都非真面目”，是说戏曲人物是剧作者创作、演员塑造出来的，包含了主创者的看法、意愿、情感和价值观，有他们独特的理解。观众以调侃的语气，评判演员的表演与自己内心的人物形象相差甚远。
洪洞马头村戏台联：马上功名锦上添花都是假；头等富贵水底捞月总成空。联嵌“马头”村名。上下联合起来阐发一种看法，戏台上获得的功名荣耀不是真的，只不过是演绎而已。这是百姓通过看戏总结出的人生真谛。即便戏曲情节虚构，内容中的荣华富贵终究是一场空，但是，观众还是被生动的情节所感染、被演员精湛的表演所折服，对戏曲的热爱之情一点都没有减弱。
作者：张敏娟 张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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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人一上网就变得厚颜无耻
星期二 十一月 11, 2014 10:21 am
网络是个被文人雅士吹唬得神乎其神的地方，也是个被同样的文人雅士贬斥得一文不值的地方。至于我个人，对于自己不懂或是不太懂的事物，总是出言谨慎，不敢轻易臧否。去年被人强拉去给网上文学做了一次评委，结果惹得网上精英们很不高兴，说既不上网又不在网上发表文章的人如何能有资格当网上文学的评委?精英们的批评让我感到口服心服，既不上网又不能在网上发表文章的人的确没有资格当网上文学的评委，就像既不欣赏音乐又不能创作音乐的人没有资格去给音乐比赛当评委一样。
自我检讨之后，一种强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90年代不上网，就像70年代不入党。”这比喻听起来很顺耳，但并不贴切。70年代要入党，除了自己表现积极，服从领导、团结同志之外，关键还要家庭出身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得再积极也是白搭，弄不好还会给你戴上一顶“伪装进步”的大帽子。而90年代的上网，只要家里有台电脑、有根电话线，随时都可以上，一不要写申请，二不要什么人批准，更不需积极表现。但我为什么迟迟不上网呢?因为我对涉及到机械、电子之类的东西心怀恐惧，总认为这些东西高深无比，非有天才学不会。后来我坐出租车，与司机闲谈起来。司机说，上网比上床还要容易，上床前你还要洗脚刷牙脱衣服，上网前什么都不需要。他还说，开车比上网还要容易。我问他像我这样的人用一个月的工夫能不能学会开车?他说：别说是您，把一头猪绑在驾驶盘前一个月，它也会了。
在这个司机的鼓励下，我终于上了网。上网之后发现，所谓网上文学跟网下的文学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区别，那就是：网上的文学比网下的文学，更加随意、更加大胆，换言之，就是更加可以胡说八道。一个能在纸上写作的人，只要不吝惜电话费和网络费，完全可以在网上写作。唱歌跳舞你不会，胡说八道难道还不会吗?渐渐地我也知道，大多数的网上文学，都是在网下写了然后贴上去的。因为写作时就知道了要往网上贴，所以这在网下创作的东西，也就具有了网上文学胡说八道也可以叫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素质。有了这些经验之后，所以当网站让我开一个专栏时，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今后，我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也是个网络写作者，我已经取得了给网络文学当评委的资格了。为了证明网下的写作与网上的写作差不多，现在我就把我几年前为自己的散文随笔集《会唱歌的墙》写的序贴上来：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但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盘羊杂碎。我拿不准收集在一起的这些文章究竟是散文是杂文是随笔还是别的什么鸟玩意儿。想不到这十几年来，除了小说和剧本之外，我还写了这么多胡言乱语。前几年散文、随笔热门时，前后大约有十几家出版社动员我编一本集子，我心里虚得很，不敢应承。因为我想一个人写小说时总是要装模作样或是装神弄鬼，读者不大容易从小说中看到作者的真面貌。但这种或者叫散文或者叫随笔或者叫杂文的鸡零狗碎的小文章，作者写作时往往忘了掩饰，所以就更容易暴露了作者的真面孔。如果是貌比潘安，暴露了正是一件幸事;如果是貌比莫言，暴露了岂不麻烦?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有自知之明。据说写散文、随笔要有思想，我没有思想，有的只是一些粗俗的胡思乱想;据说写散文、随笔要有学问，我没有学问，有的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野语村言;据说写散文要有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理想，这两样东西我都没有，有的只是草民的念头和生理性的感受，所以我轻易不敢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示众。那么为什么又把它们收集了起来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版税，第二个原因嘛，我想既然说百花齐放那就应该让狗尾巴花也放，既然要百家争鸣就允许让乌鸦也鸣。就像我的存在使一直嘲笑我相貌丑陋的那些貌比潘安的男作家更潘安一样，我的散文、随笔集的出版，也会使中国的散文随笔集们深刻的显得更深刻，渊博的显得更渊博，高尚的显得更高尚，美好的显得更美好。
这不过是我的梦想而已，其实在这个年代里，多一本书或是少一本书，就像菜市上多一棵白菜还是少一棵白菜一样，甚至还不如。写完这自序之后，我就开始修正文中的观点。一个人在写小说时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写散文、随笔时何尝不是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呢?小说是虚构的作品，开宗明义就告诉读者：这是编的。散文、随笔是虚伪的作品，开宗明义告诉读者：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是真实的感情!其实也是编的。一个爱好嫖娼的男人，偏偏喜欢写一些赞美妻子的文章。一个在海外混得很惨的人，可以大写自己在美国的辉煌经历，可以写自家的游泳池和后花园，可以写自己被克林顿请到白宫里去喝葡萄酒，希拉里还送给他一件花边内衣。一个连邓小平骑的那匹骡子都没见过的人，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写回忆文章，回忆在大别山的一条河沟里，自己与敬爱的邓政委在一起洗澡的情景。一个自己的爹明明只是一个团副的人，在散文、随笔里，就可以把自己的爹不断地提升，一直提升到兵团副司令的高位。吹吧，反正不会有人去查你爹的档案。一个在成为作家之前明明只是个医院勤杂工的人，在成了作家之后，在散文随笔里，就先把自己提拔成护士长，然后提拔成主治医生，最近已经把自己提拔成了给叶利钦总统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主刀大夫了。下一篇散文就可以写写你给毛泽东主席做白内障手术的事了。你想让读者知道，你当作家是在客串，是很不情愿的，你的最大的才能是表现在医学方面。受你的启发，我准备写一篇回忆文章，回忆我少年时参加全地球锄地比赛的情景，那是1960年，我五岁，比赛的地点在北大荒，评委有王震将军，有朝鲜的金日成首相，还有越南的胡志明伯伯。比赛开始前，胡伯伯摸着俺的头说：好孩子，好好锄。得了冠军奖给你一个大豆包!一个明明连《三国志》都读不通的人，照样可以引经据典地写“学术性”的历史文化散文，资料不够，大胆编造就是，越是没影儿的事儿越是安全。你说苏东坡中过状元那是不行的，但你说苏东坡在海南岛嫖娼谁也挑不出你的毛病。你说托尔斯泰来过你的老家是不行的，但如果你说，你的老爷爷曾经到过俄罗斯，在一个小酒馆里跟托爷爷碰过酒盅子那是可以的。你点名道姓地说一个上海的著名评论家把你誉为比鲁迅还要深刻、比徐志摩还要浪漫、比钱钟书还要博学的伟大文学家那是不行的，但是你说毛里求斯的一个著名的评论家这样评价你是可以的。
前几年有人还批评人家台湾的三毛，说她的那些关于大沙漠的散文是胡编的。我觉得这些人真是迂腐，谁告诉你散文、随笔都是真的?你回头看看几十年来咱们那些著名的散文、随笔，有几篇是真的?大家伙儿都心照不宣地胡编了几十年了，为什么不许人家三毛胡编?
咱家也坦率地承认，咱家那些散文随笔基本上也是编的。咱家从来没去过什么俄罗斯，但咱家硬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咱家写俄罗斯草原，写俄罗斯边城，写俄罗斯少女，写俄罗斯奶牛，写俄罗斯电影院里放映中国的《地道战》，写俄罗斯小贩在自由市场上倒卖微型原子弹。咱家的经验是，越是没影的事，越是容易写得绘声绘色。写时你千万别心虚，你要想到，越是那些所谓的散文、随笔大师的作品，越是他娘的胡扯大胆，天下的巧事儿怎么可能都让他碰到了呢?如果你经常地翻翻那本十分畅销的《读者文摘》，你就会明白，那些感人至深的写”亲身经历“的文章，其实都是克隆文。
还有那些“访谈录”、“自传”、“传记”、“日记”，我劝大家都把它们当成三流小说来读，谁如果拿它们当了真，谁就上了作者的当。
短短的上网经验使我体会到，人一上网，马上就变得厚颜无耻，马上就变得胆大包天。我之所以答应在网上开专栏，就是要借助网络厚颜无耻地吹捧自己，就是要借助网络胆大包天地批评别人。当然我也知道，下了网后，这些吹捧和批评就会像屁一样消散——连屁都不如。当然我也知道，上网的人里边确实也有很多品德高尚、思想健康、表里一致的人，但“歪船野马偏激文章”，如果此文伤害了谁，就请放开喉咙骂一声：呸，这算什么狗屁文章!
《莫言散文新编》/莫言/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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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文学杂志欢迎投稿
星期一 十一月 10, 2014 9:14 pm
办刊宗旨
为繁荣文学创作，展示文学创作成就，推出新人新作，即将创刊的《大地》文学杂志，以宽阔丰厚的内容，尖端包容和开放的姿态，保持对文学精神的执着追求为己任，强调稿件的文学性及精神内涵，并进一步加大对文学新人的扶持力度，拟推出“重磅”“高地”“名家”“视野”“新实力”“天下”“荆棘与玫瑰”“大地飞歌”等一批特色栏目，稿件要求新颖、新锐。
创刊在即，欢迎投稿！
具体要求
长篇小说：现实题材，笔法灵活，控制在10万字内，特别优秀者可不受字数限制；
中篇小说：贴近现实，注重文本的实验性，作品有内在的鲜活感，3万字以内，
短篇小说：现实为主，鼓励创新，1万字左右，
特 稿：专发业内有影响力，并对文学创作或文学现象有真知灼见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的文章，对文学创作起到引领作用，既可以是访谈，也可以是发言稿、讲话稿，5000字左右；
散文随笔：要求突出风格，不落俗套，5000字内
文学评论：要求批评到位，观点新颖独到，5000字左右，
诗歌作品：力求还原诗歌以本真之美，欢迎组诗，便于隆重推出；
以上稿件要求原创首发，请广大作者按要求投稿，并希望作者以WORD文档格式发至投稿邮箱。
投稿须知
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不接受删改的作者请投稿时声明或注明。
来稿一律不退，凡未采用的作品，作者可另作处理。
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所在单位（全称）、联系电话和电子邮件等。
面向全国及海外华人征稿，欢迎广大作者投稿。
投稿邮箱
小说: [email protected]
散文：[email protected]
诗歌：[email protected]
评论：[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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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一个农民对国家的忽悠
星期一 十一月 10, 2014 8:32 pm
2012年大年夜，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人们终于等不到赵本山出场了，这是22年来的第一遭。在这22年里，赵本山从一个东北底层社会的年轻戏曲演员，逐渐成为春晚的超级大腕，后来又变戏法一样，带领小沈阳等一帮徒弟迅速蹿红，赵本山也成了春晚根深叶茂的一棵大树。如今，这棵大树成了枯树。但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农民奇迹般地站到庄严的国家中心舞台上，给中国社会的转型作了一次文化无意识的深刻揭示，其意义不可低估。
22年里，人们享受了赵本山小品带来的欢乐，无论谁去怎么指责其俗，但在一台晚会上，笑声就是一切，指责其俗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需要研究的是赵氏作品在中央电视台出现的深层文化意义，让人们看一看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怎样认可社会价值观的嬗变的。
从198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连续播出。本来，春节晚会只是一台综艺晚会而已，但因为其播出的时间是除夕，播出的地点是中央电视台，因而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次大型表演。在这一表演中，春节晚会的节目成为国家叙事的文本，通过宏大叙事与轻歌曼舞、欢声笑语的组合搭配，使国家、社会、个人达到空前的亲密无间。
在整个春节晚会中，民间的节日情结被纳入到了国家叙事之中，本来始于民间的那些情感，如合家团圆、欢乐祥和等，变成了党的阳光照耀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兴旺、民族复兴等国家情感，民俗变成了国家政治仪式。
由于国家机器的作用，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弥漫在春节晚会所有的节目中，其形式或者是非常直露，或者是“先轻松，后主题升华”。如首唱于1984年的《难忘今宵》，其歌词中的“今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除夕之夜，变成了国家的 “今宵”。因此：“无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可见，时间的除夕夜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神州万里同怀抱”，整个国家幸福于一体，才需要“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说到赵本山的小品，亦在一般意义上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浸润。如1999年的《昨天 今天 明天》，本来是用搞笑诙谐的小品形式和婚恋题材消解了国家叙事的严肃性，迎合了晚会的轻松性需要，也营造了浓浓的民生氛围。但是，作品即使在戏说乡村老人的荒诞婚恋史时，时刻不忘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赵本山的诗句是：“改革春天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而宋丹丹的则是：“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旮旯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然后，主持人崔永元提出，“这大过年的，咱说点高兴的事。”于是赵本山的“报告”张口便来：“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在这些片段中，两个无文化的农民夫妇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着对世界与中国的理解，这种理解便是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的后果：有了党、国家、军队，老百姓永远是幸福的。荒诞的搞笑之中，国家叙事间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由于国家主题控制的存在，90年代以来，春节晚会开始进入年年遭骂年年看，爱恨交加的状态，出现“不看春节晚会后悔，看了春节晚会更后悔”的现象，表明了国家意识形态崇机器的“崇高”属性与民间话语的内在矛盾。
但是，令人感到颇为意外的是，2001年开始，赵氏作品中出现了卖拐系列：《卖拐》(2001年央视春晚)，《卖车》(2002年央视春晚)，《心病》(2003年央视春晚)，而且，这一系列作品均获得了春晚优秀节目的一等奖。作品以赵本山、高秀敏、范伟三人档组合，主题是共同的：通过“忽悠”而卖出东西。这里，人们看到了中国进入商业化的市场社会的真实状态。
感谢赵氏作品，发明了一个伟大的概念“忽悠”——《现代汉语词典》(1997年版)中居然有“忽悠”一词，但解释却是：〈方〉，晃动——从此以后，中国人很少使用欺骗这个词，而转用“忽悠”，“忽悠吧，接着忽悠吧。”一时间几乎成为老百姓的口头禅。其实，卖拐系列三部曲中，主题只有一个，即忽悠，而情节结构也是雷同的——由赵本山、高秀敏扮演的一对夫妇，向由范伟扮演的一个傻瓜兜售一个用品——由拐杖到轮椅，再到担架。赵本山“忽悠”的伟大之处在于，范伟每一次都坚信自己不需要赵本山的那个用品，但是，他经不住赵本山的“忽悠”，最后还是上了赵本山的当，买下了自己真不需要的那个用品。
在卖拐系列作品中，人们几乎是尽情地享受着赵本山的“忽悠”技巧，那些脑筋急转弯式的小儿科骗术，居然把范伟一个大活人蒙住了。如在《卖车》中，范伟因为被“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蚤?”等问题蒙住了，只好相信“俩腿必须离地”，即坐到轮椅上去，才能保持自己的健康，这样就买下了赵本山的轮椅。从美学上说，人们所发出的笑声不过是主体与客体在性质上不平等的结果，主体明显地觉得对象低于自己——既能识别赵本山的狡猾，也能对范伟的傻“哀其不幸”，他们都是自己嘲笑的对象。喜剧效果的形成在于，滑稽对象在“偏离”中暴露出自己的虚弱本质，使主体感受到自己的优越性。
在作品《心病》中，高秀敏指出赵本山的买卖秘诀是：“顺嘴胡诌、拼命忽悠、借坡下驴、顺水推舟。”而赵本山公然声称“总结的很好!这就是咱的‘十六字方针’，也叫‘十六字忽悠’!总结前两次的经验，咱要想让他上当，就得投其所好，顺着他的话题，咱再往下乱造，一步一步引导，让他自投罗网!”
为什么说通过卖拐系列，人们看到了中国进入商业化的市场社会的真实状态呢?从本质上看，赵本山的忽悠即一种诈骗，但在作品语境中，忽悠并不存在一般的诈骗特征，因为产品本身不是假冒伪劣，构不成以骗人的手段非法获得受害人的钱财。卖拐系列的深刻之处在于其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社会不是按照需要来组织生产，而是按照利润来组织生产。为了实现利润，社会必须把任何一个产品都说成是人们的真实需要，哪怕这种需要是虚假的。
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示出，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指望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
“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加厚颜无耻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的人的本质、他人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诱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
┄┄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些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
从中世纪内部发生的商业化模式算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已有几百年，研究者已经需要区分古典资本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之不同特征了，但是，那种“每个人都指望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的基本动机，却是一以贯之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理查德·罗宾斯(Richard Robbins)的《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年版)，便依然是从这个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的。
罗宾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它鼓励资本家积累利润，鼓励劳动者积累工资，鼓励消费者积累商品。换言之，资本主义塑造了一群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资本主义规则的民众，他们的行事方式是在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习得的，他们必须这样行事。”
应当承认，赵本山的忽悠系列作为搞笑的小品，本身并无如此深入的理论自觉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其自觉性只不过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民间智慧故事而已。问题在于，当中央电视台通过春节晚会向全中国、全世界播演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中央电视台居然对自己的行事方式破了例，也就是说，它没有通过传统的审查方式去改造这个系列，没有要求作品在某个地方——通常在结束处，对忽悠这种行为进行批评，哪怕是“劝百而讽一”的效果也行。当然，作品本身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没有显示出忽悠以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物质后果，比如使用了拐杖、轮椅、担架以后身体受到损害，这样，似乎也无必要去进行一种勉强的社会批判。这就是资本主义方式的真正道义盲点，你被虚假的需要支配了，付出了代价，但你似乎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你使用了商品，尽管你不真正需要这些商品。人心的损害算什么呢?讲法制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认真对待人心问题的。
显然，中央电视台也会以“娱乐”为理由来原谅自己，为什么要让所有的节目都担当起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呢?是的，理由总是有的，事事较真就会变成文化专制主义。只能说，中央电视台在客观上默认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以利润为中心的价值观，从非常细微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如何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市场社会。
由于中央电视台春晚此次在一贯的国家意识形态风格之下，同时也容忍了赵本山的忽悠系列，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同时存在，和平共处，这就一文化范本的方式构成了市场经济时期的深刻文化矛盾——构建的同时被解构。
清醒者总是有的，网络上有文章就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赵本山的小品，他的小品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他后期的小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忽悠人为取乐，忽悠卖拐、忽悠卖轮椅、忽悠公鸡下蛋、忽悠不差钱，他的卖拐卖轮椅也曾经引起一些残疾人士的强烈不满，但是赵大叔演的毕竟是娱乐节目，没指名没指姓，终究没惹起纠纷。但是这之后社会上确实忽悠成风，有人与人之间忽悠的，有发信息忽悠的，有打电话忽悠的，几乎每天我们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和电话在狂轰滥炸的忽悠我们：‘请把钱汇至下列账号···’，‘大哥，我家很穷欠了别人家的钱，我愿意用我的一切···’，‘你的银行卡消费9000元，请打下列电话查询···’，‘你中奖了，请打下列电话查询···’，忽悠和诈骗到底有什么区分?如果说诈骗是以骗人的手段非法获得受害人的钱财，那忽悠卖拐卖轮椅呢?也是以无中生有的手段忽悠走他人的钱财，前者是受法律制裁的，后者是某大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演的，虽然没有号召向卖拐的赵大叔学习，但是每一个节目都有他的思想和内涵，我们成人是有鉴别是非能力的，对这样的小品一笑而过，可是我们的孩子们呢?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见一个6岁小女孩对着我们说长大要当贪官，我们的心都要碎了”，“赵本山忽悠卖拐最后忽悠了谁?”
可以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宏大国家意识形态叙事，终而遭遇赵本山卖拐系列的解构，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忽悠——庞大的国家机器居然被一个农民忽悠了。
来源:共识网作者:黄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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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忽略人物阶级性的作品才能走向世界
星期日 十一月 09, 2014 8:00 pm
莫言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莫言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
纽约—中国本土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星期五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只有忽略人的阶级性的作品才能走向世界。
刚参加了中国国家主席模仿1942年在延安的毛泽东而举行的文艺座谈的莫言，似乎刻意要让外界看到他的文艺思想其实不仅与72年前，而且与刚刚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毛泽东在1942年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有阶级性的。
这次演讲会是哥大在世界领袖讲坛的项目内为莫言举办的。会场在通常接待崇高人物的哥大最著名的纪念图书馆内。
莫言在回答与会者的问题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莫言在回答与会者的问题
*不要把人理想化，也不要把人妖魔化*
莫言在强调写小说必须围绕人物、紧贴人物这一中国大作家沈从文的教导后，话锋一转：“写人的时候应当忽略人的所有的阶级的属性，不要考虑他们是好人 还是坏人，即便是个所谓的坏人，也应该把他当人来写；即便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道德模范，写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他们一些正面因素之外的负面的东西。不要把人 理想化，也不要把人妖魔化。”
本来说到此也可以打住了。但是他意犹未尽，接着说：“只有这样小说才有可能克服地域性障碍，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纽约时报11月5日《历史轮回：两个文艺座谈会》一文说，周小平在其博客中独家透露，习近平在会上说，“‘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虽说当年莫言也曾加入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纪要》的行列，但他跟歌功颂德派还是不同。
*哪个党都不是*
莫言是个讲故事的好手。好听的故事必须让人觉得真实。他的演讲也与人质朴、客观的印象。他说《红高粱》中讲到的1938年的那场战斗，其实既不是共 产党打的，也不是小说中说的土匪打的，而是游击队打的。“这支游击队今天可能隶属于国民党的领导，明天他突然摇身一变又归共产党领导。”显然，他的这种描 述与主旋律作品是迥然不同的。
但莫言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实话实说的时候，他会用既不撒谎又不实说的方式表达。
当回答一位研究生有关习近平主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对文艺创作 “会起制约还是促进作用”的敏感问题时，莫言显得有备而来，他不温不火地说了三点：
*对习主席的文艺座谈会感到突然*
首先他说，对这次会议“感到突然”（千万别以为他要爆料了！）。他接着的解释是：“当时在高密，定了14号晚去山东电视台，做一个红高粱电视剧首播的一个节目，通知我赶回北京，有重要的会议，我说，我要做节目呀，他们说你还是回来吧，我就回去了。”纯客观描述，并无他意。
第二，到了会场，“感到会议很放松啊”，“不像一个严肃的会议，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而且我们的习主席也不断地脱稿讲话，大量地列举了他青年时期读过的很多西方的书，涉及到我想几十本之多。”
但是，后面话似乎与前面又矛盾了：习近平的讲话，“主体部分跟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领导人关于文艺的讲话的中心内容是一致的。像中国每隔5年就开一个 什么文联代表大会，按照惯例大会闭幕的时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会出席讲话，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人民啊、主题啊、接近生活啊，深入生活啊，就是这些东西。” 可这些难道还不严肃吗？
*只记住了两句话*
数百哥大学生出席演讲会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数百哥大学生出席演讲会
不过，既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莫言说，“所以我也没感觉到有什么新的压力。”
最后，莫言从习近平讲话中找到了护身符：“有两句话对我印象很深，记忆很深。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讲，对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讲，最重要的，“创作是中心任 务”；第二句话，“作品是立身之本”。我觉得我特高兴，听了这两句话。”因为，“我今后两年少开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了。叫我开会，我说我的中心任务是写 作。”
在将近40分钟、以写小说为主题的演讲中，莫言说，他在小说中塑造了数百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列举了他30岁时的成名作《透明的红 萝卜》等共六部小说中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与大家分享。他所选择并加以剖析的这些人物中至少三个反映了他试图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批判中国现实的努力。
*那个刽子手有当代性*
《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具有奇特、超乎常人忍受痛苦能力的黑孩子，虽然会说话，却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他特别敏锐，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 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莫言说：“小说里的黑孩子实际上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缩影。如果说有原型的话，那么他的原型就是像我这个年龄那一批生活在中国北方 农村的孩子们。我们忍耐了很多痛苦，我们见证了很多别人没看到过的历史，我们经过了我们自己的忍耐，奋斗，然后都变成了今天的大人。”
《生死疲劳》中的坚持单干的蓝脸。“他死活不加入人民公社，他一直单干，一直抗拒到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了，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当年把农民的土 地集中起来，现在又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实际上又恢复了单干，这时大家才认识到蓝脸的坚持是对的。他以个人的力量跟整个社会对抗，当时认为他倒退保守，反 动，回头看，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
《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赵甲原型是在东北做过警察的人，执行过很多次枪毙人的任务。后来听说他当年枪毙的人中有一个不是坏人，而是英雄。但是，这位警察安慰自己，即便杀错了也不是我的错，我在执行任务。由此，莫言想到要塑造一个刽子手的形象。
但是，他巧妙地把这个当代故事变成了古代背景。不过，他没忘了提醒大家，他说，“尽管是个历史人物，大清朝的刽子手，但是，因为他有了当代生活的原型，这个人物实际具备了当代性。实际写的也是今天的人，我们自己。所以我也希望读者从我写的历史人物里看到当代的生活。”
黑孩子和刽子手都体现了莫言小说的寓言性，也是他生长的北方农村环境练就他的应对严酷现实的特有表达方式。
莫言说，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现在根据他的小说《红高粱》改编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一些外景地都成了当地政府修建吸引游客的旅游 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莫言告诉大家，正在热播的60集电视连续剧《红高粱》收视率不错。他说，反应两极，这对获得高收视率很有好处，“有人说好，往天 里捧，有人说差，往地下踩，在争论的状态下，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是好还是坏。”他继续说，“今后电视台想收视率飙升，就要雇两拨人，一帮说好，一帮说坏，一 个作家要想让自己的书畅销的话，也应当雇两拨人，一帮骂，一帮捧，然后读者就要看看究竟，所以书就卖多了。”这段话听上去并不幽默，倒让人感到不像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所说，而比较像他自称的“我还是个农民的儿子”的气质。
主持人问他的下一部作品，他说不太好透露，但却透露了他在文艺座谈会上与习主席的互动。“习近平主席问我，‘你在写什么呀？’我说，正在写。（笑）“是长篇小说吗？”我说是话剧。
莫言说，这部构思很久的话剧差不多已经写完。“这个话剧的题材只能说两个字，爱国。就是写一个不该爱国的人他特别爱国。”
莫言表示，作为获诺奖后的变化之一是现在他不敢轻易发表作品，怕引来还不如前的骂声。
------方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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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保平:鲁迅、沈从文、徐悲鸿都搞过师生恋
星期日 十一月 09, 2014 3:36 pm
鲁迅与许广平：有情人终成眷属
民国时，师生恋颇为多见，可再往前，在科举时代，就很少听说师生恋。这显然与民国时期自由恋爱思想获得热切传播、同时新的师生伦理又未建立起来有关。况且，师生关系密切，也容易擦出爱的火花。潘光旦先生说，当时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从游关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游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先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学生跟随老师从游，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知识的薪火相传，潜移默化地熏陶启迪学生，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当师生情谊不被限定在规定范围内，就会跨越出去，变成恋情。
在1920年代，师生恋是市民的热门话题，新闻追踪的对象。张恨水在长篇小说《春明外史》中，就写过一个师生恋的故事：20多岁的大学英文老师陆无涯，爱上了十八九岁、已经成家的女学生陈国英，让她怀了身孕，双方无法面对家庭和社会，只好私奔。女生家长扬言要打官司，吓得大学赶紧找说客从中调停。张恨水这部小说力图全面呈现民国社会生活，陆无涯和陈国英的师生恋显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现实反映，因为这样的现象，在民国大学不在少数，赫赫有名的鲁迅、沈从文、徐悲鸿都搞过师生恋。
1923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请鲁迅来兼课，给学生们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第一堂课，鲁迅就给许广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许广平回忆第一堂课时仍然心潮起伏：“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一年后，许广平克制不住对鲁迅的爱慕，先主动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鲁迅当然能从她的字里行间读得出来，当晚就给“广平兄”写回信。收到信后，26岁的许广平彻底失眠了。
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地通起了信来，从《两地书》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两人最初是小心翼翼，试探性地迈出步子，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最后，两人勇敢地捅破那层纸，鲁迅娶了小自己18岁的学生许广平为妻。
虽然已成夫妻，许广平还时时觉得，“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更妥切的。”这或许是师生感情毕竟不太平等的缘故吧。
沈从文与张兆和：狂热之后是冷淡
民国师生恋，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老师乃高收入群体，有地位、有身份，受人尊重，令人向往，社会评价高。192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160—260元，助教100—160元，教授最高月薪，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自然是女子的良缘佳婿。
比如沈从文与他的学生张兆和这段师生恋，很多人认为是沈从文爱情攻势太强大，一天一封情书，打动了张兆和：“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于是嫁给了比自己大8岁的沈从文。其实，在那个时代，大学生本来就少，是天之骄子，而女大学生更骄子中的骄子，她们一方面往往家庭出身较好，有能力上大学;一方面物以稀为贵，择偶的余地非常大，一般人根本就没有机会亲近或是娶到女大学生。
张兆和出身江南名门世家，追她的人一大排，沈从文非留洋海归，是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不过，经徐志摩等人的推荐，年近三十的他来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了一名文学课讲师，一个月有160—260元的收入，算是相当体面的工作。沈从文这个“癞蛤蟆十三号”能追到“白天鹅”张兆和，与他锲而不舍的追求有关，也与他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不能说全无关系。
不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后甜蜜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两人婚后四年，沈从文逃离北平，张兆和却没有随夫南下，而是留在北平，可想两人已有间隙。1949年后，两人因政见不同，数年的时间里沈从文甚至不能在家生活，分居两处。张兆和写于1995年的《从文家书》“后记”提到，“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徐悲鸿与孙多慈：此情可待成追忆
沈张虽是一段婚前婚后多波折的师生恋，毕竟有情人终成眷属，相比之下，徐悲鸿与孙多慈这对师生恋，却是有情人未成眷属。
当时，徐悲鸿是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老师，而18岁的孙多慈是个旁听生，不过，当徐悲鸿看到孙多慈第一次交上来的画作时，非常吃惊，认为这个女孩非常有绘画才华，决定好好栽培她。而孙多慈打心底崇拜徐悲鸿，并由崇拜而生爱恋。1933年，徐悲鸿远赴欧洲举办巡回展览，在国外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在两地书信中倾尽相思。
徐悲鸿归国后，两人恋情急剧升温。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得知后，怒火中烧，坚决阻止小三上位，对内，她向徐悲鸿发难，对外，向孙多慈进行人身攻击。徐悲鸿被妻子弄得焦头烂额，又不得解脱;孙多慈则忍辱负重，主动中断学业，回到家乡安庆女子中学任教，后在父母的安排下，嫁作他人妇，国民党败退台湾，孙多慈去了台湾。
1945年，徐悲鸿和蒋碧微终于结束28年的婚姻，随后和廖静文结婚，此时，慈悲之间，只能彼此默默祝福对方。1953年9月，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噩耗传到孙多慈耳里，她立即晕倒过去。此后，孙多慈整整三年素服素食，欢颜不再，为徐悲鸿守孝。这段没有结果的师生恋，让人不胜唏嘘。
这些动人的师生恋，已成佳话，其实并不能掩盖师生恋的问题，那就是，当老师部分地掌握着学生的命运时，师生关系同时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恋爱是不对等或难言自由的。早在1984年，哈佛大学颁布了禁止教授(包括教授的学生助理)和其直接授课与指导的学生之间有浪漫关系的规则，这是美国高校第一个颁布的师生恋规则，主要是防止老师可能会滥用权力，对没有权势的学生进行性胁迫。
民国时期的大学还没有先进到走在美国大学的前面，民国教育法规《学校仪礼规程》规定：教师要尊重学生人格，平等民主地对待学生，不使用伤害性、威胁性语言挖苦、辱骂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以罚款、驱赶等粗暴手段处罚学生;不向学生或家长收取或变相收取钱物;不随意叫学生或学生家长代办私事等等，并没有禁止师生恋的要求。师生恋不算违规，实在承受不起社会的指责，无非像《春明外史》里那对恋人，私奔而去。
来源:百度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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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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