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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总统齐贺捷克天鹅绒革命25周年
星期三 十一月 19, 2014 10:46 am
11月16日，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跟前来参加仪式的捷克总统米洛甚·泽曼、匈牙利总统阿戴尔·亚诺甚、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 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和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齐聚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纪念天鹅绒革命25周年。
在仪式上，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表示，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成功提醒着人们自由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他还表示，在11月17日获得了自由，但这自由不能成为以后所犯错误的借口。他认为，自由不是奖励或礼物，而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讲话结束后，基斯卡晃动起当年天鹅绒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 ---- 钥匙。25年前，人们在寒风中掏出口袋里的钥匙摇晃，用这种嘲弄的方式告诉共产党人：你们该下台了。
纪念仪式上还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天鹅绒革命”和1988年的“蜡烛示威”。
六国总统点燃蜡烛，放到纪念碑前，進行烛光悼念。
20年前，柏林墙轰然倒下。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东德共产独裁政权的解体。它的发生加速了东欧共产党各国的变化。捷克随后发生的天鹅绒革命，罗马尼亚发生的推翻齐奥塞斯库的革命。1989席卷东欧的剧变使东欧摆脱了40年的共产主义。下面转发一篇亲历当年东欧巨变的BBC资深记者约翰•辛普森(BBC现在的国际事务主编)在20年后重返德国、捷克和罗马尼亚的访问手记，重現历史真相。
25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冷战时代最具象征特色的柏林墙倒塌了。随后，东欧国家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共产党统治后，开始了和平演变。
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可以说是布拉格最著名的地方。说是广场，实际上这里更像一条从山上延伸到山下去的大道。这个广场见证了捷克过去数十年的许多重大时刻：1939年抗议纳粹德国入侵的示威、1969年抗议苏联入侵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1989 年11月，我当时就在瓦茨拉夫广场现在马莎百货公司大楼的阳台上，放眼看下去，广场上人山人海。
凛冽的寒风中，人们掏出口袋里的钥匙摇晃，用这样的嘲弄方式告诉共产党人：你们该下台了。
阳台上，从门后出来了两个人。广场上的民众一见他们俩顿时沸腾起来。
其中一人看上去年纪很大，身体很弱，弯着腰，动作很慢。年轻的那个，对待这位老人的态度显得小心谨慎，好像对待父亲一样温顺。
作家总统哈维尔
年轻的那位是瓦兹拉夫·哈维尔，作为剧作家和异议人士，他成为捷克“天鹅绒革命”的道德领袖。
年长的那位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因为领导“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被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0年后更被下放劳动改造。
从1969到1989年的二十年间，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就在那一刻，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担心，眼前的这场革命对他来说太迟了，因为他已经上了年纪，饱经沧桑。 不过，在人群的热烈欢呼声中，杜布切克的声音又显示出了力量。
接着，哈维尔也发表了讲话。因为哈维尔长期被监禁，不准公开讲话，很多人只知道他的名字，却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不过，他很快就赢得了听众的欢迎。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示威抗议的队伍，当工人们开始罢工后，捷克的共产党政府垮台了。
之后，群众开始高呼“哈维尔去城堡”。布拉格城堡是捷克历代国王的宫殿，也是后来捷克总统办公地点。民众这一呼声实际上是要求哈维尔当总统。
异见人士
1983年，我作为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前往布拉格采访一次共产主义国家召开的和平大会。 我也是在那一年的这次大会期间到布拉格一个公园第一次见到哈维尔。当时公园里应该布置了一百个秘密警察，他们躲在树上，树丛里，长凳子的后面。
在苏维埃的庞大帝国中，捷克斯洛伐克对人权的侵犯程度是最为恶劣的。 哈维尔本人策划了七七宪章运动，要求共产党政府在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后兑现自己的人权承诺。因此，他一直被抓又被放，在监狱进进出出。
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被苏联残酷镇压后，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改变了他们正常的生活。他们找不到工作。以前一直有人说，捷克斯洛伐克守夜人和水暖工的受教育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
1970年代，欧尔达·切尔尼丢掉了在一家出版社的工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成为哈维尔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但是在这之前的十多年，他一直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抚养年幼的孩子维持家庭。
切尔尼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干过翻译，当过口译，有时为英美电影配写捷克字幕。有时实在缺钱，他就到码头去当搬运工。
虽然切尔尼回忆说，当时的生活多姿多彩，但实际整个社会气氛是相当压抑的。 布拉格的捷克共产党政府比苏联政府还要强硬。
切尔尼回忆当时造成压抑气氛的主要原因是恐惧感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大家彼此怀疑，讲话凑到耳朵边小声说，在家里对孩子说完全不同的一番话，又总是叮嘱孩子不要到外面、到学校去讲。
全民革命
在革命者召开记者会的“神灯”剧院，当时彼得・埃克尔和玛丽亚・苏卡两人都是剧院工作人员。
彼得是“神灯”剧院的舞台管理员，玛丽亚负责服装。他们在剧院认出一个现在放垃圾的地方以前曾经有一道门。为了躲避当局的监听，彼得从剧院楼上的花店延长了一条电话线。如果革命失败，警方突袭剧院，这个地方可以上锁，让哈维尔在里面给自由欧洲电台或者BBC英国广播公司，或者其它媒体打电话，让外界知道革命者遭到了当局攻击。
彼得说他很惊讶会参与革命，因为他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没有革命性，但是剧院内十之八九的人都支持当时的革命。
1989年11月24日，革命者们的记者招待会突然中断了，因为有新闻报告说，共产党政府集体辞职。
多年以来，我一直牵挂着捷克斯洛伐克。它曾经是那么一个有尊严的国家，似乎天生就崇尚民主制度，但是因为英国人在1938年将它交给了希特勒，这个国家从此便落入独裁专制的魔爪。
不过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捷克斯洛伐克的变化速度之快也令人惊叹。曾经在天鹅绒革命成功后担任哈维尔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切尔尼回忆说：“1989年元旦你还在想：今年是不是移民海外的好年份呢? 到了年底，哈维尔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了。”
切尔尼担任哈维尔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过程也颇具戏剧色彩：他并不愿意担任新政府的工作，但是哈维尔竞选总统的条件之一是他的朋友们都能参加新政府的运作。几个月后，当切尔尼终于答应时，只有国家安全顾问这一个职位还缺人，结果他只好走马上任。
现在回首当年，让我最佩服的是这样一场革命居然如此平和，如此守法。我这一生中见过不同的革命，通常都有一些怨气，有一些令人觉得可恶的成份，因为总会有人在革命得逞后报仇雪恨。应该说，捷克人也完全有权这么做，打砸烧抢，把万恶旧政权的奴才们痛打一顿。但是他们自觉选择不这么做。人们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这些作家、诗人、记者和摇滚歌手们推翻五十年的专制独裁政府时，连一块玻璃都没有砸破。因此，共产党人没有被禁止参政。二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活跃在捷克的政治舞台，还自称共产党，还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民意支持率。
现在的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就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当选的。
摇滚乐手部长
只有在捷克，你才能见到这样一个政坛奇特现象，那就是摇滚音乐家兼任政府内阁部长。米克哈伊・科卡布一直都是个摇滚乐手，但他也擅长调解矛盾。天鹅绒革命期间，他将共产党员和异见人士拉近距离。之后他安排了苏联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现在，除了跟他的摇滚乐队一起演奏，他还是捷克的人权事务部长。
科卡布说：“摇滚音乐让我在做部长工作的时候能不那么墨守陈规。我不是那种喜欢官僚作风的人，也不会被权力腐化。我对自己的官位完全没有依恋情绪。到我卸任的时候，我会迫不及待地下台，高兴地回到我的音乐老本行。”
二十年前，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撕掉了他们的党员证。很多人都觉得共产党应该从那以后在政坛绝迹了，但实际却没有。现在有些人问，这是不是当时犯的一个错误，因为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们完全没有在共产党强权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却希望回到过去。
共产党人
卢卡斯·弗罗伯尔今年才22岁，19岁时开始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他说，因为他看到身边的失业情况，开始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还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因为号召开展“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共青团在2008年被取缔。现在该组织已经放弃了这一主张，也修改了组织的名称。卢卡斯对1989年的革命抱反对态度：
在卢卡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机会充分发展。但是如果你问他过去共产党政权的所有失败之处，如暴政、拘押、审判等等，他的回答带着令人不安的斯大林主义口吻。在他看来，二战以后，共产党政权不得不保卫自己。当然就要把成千上万的人监禁起来。
不过，捷克并没有太多像卢卡斯这样的年轻人。二十年过去了，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90年代初期，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了两个国家，而且都成为欧盟成员国。在布拉格，轻铁还在，经过像马莎这样大百货公司和许许多多鞋店。以前笼罩这个国家的灰暗却不复存在，到处色彩斑斓。在神灯剧院的彼得和玛里亚看来，有一样重要的东西---自由，在1989年之前肯定是不存在的。
在曾经担任哈维尔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切尔尼看来， 在1989年革命成功之初，人们没有意识到专制造成的破坏是那么大、那么深、那么伤筋动骨。
他说，捷克人虽然花了不少年的时间才改造了他们的房子、换了他们的车子、建起了新的购物中心，但是思想上，灵魂深处，共产主义的后遗症还在，这个社会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回到正常。
来源:独立评论作者:约翰•辛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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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永生楼
星期一 十一月 17, 2014 6:13 pm
父亲的永生楼
·何葆国·
1
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可以很体面很光荣地离开永生楼。那是一次
冬季征兵，大队推荐、公社同意，体检通过，政审初审也通过了，报送马铺县武
装部复审，据说也通过了，准备第二天正式公布，但是前一天晚上，那个最讲认
真的武装部领导闲得蛋疼，又把各人的政审资料档案翻了一遍，这就有了重大的
发现。父亲的政审资料里有一笔小小的描述涉及到父亲的父亲在民国37年即所谓
解放前一年的经历，“被推举担任十天左右的保长”。这还了得，当过国民党的
保长，虽然只有十天左右，性质也是相当严重了。于是，父亲的姓名就被红铅笔
毫不留情地圈掉了。
这件事情的后果就是导致父亲继续在土楼乡村呆了二十多年。如果那一年父
亲顺利地当兵离开永生楼，那么后来也不会有我，更不会有我像他年轻的时候那
样渴望着走出永生楼。抬头看着永生楼围起来的圆圆的一圈天空，我总是想，要
是父亲那一年就离开了永生楼，现在的我就不会被圈在永生楼了。
在闽西南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之间，永生楼只不过是我们华坑村一座平常的
圆土楼而已。后来土楼慢慢出名，甚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我才知道像永生
楼这样的土楼有成百上千座，虽然只有少数土楼荣升世遗新贵，但许多土楼都开
发成旅游区。这是后话。当年父亲呆在永生楼里，满心满腹都是怨气和伤感。粗
糙而坚硬的土墙，杂乱无序的天井、楼门厅和走马廊，狭窄阴暗的公共楼梯，环
环相连的小房屋，圆圆一圈的天空，每天面对的都是相同的景象。从面前走过的
每一张脸也都是相同的忧愁和沉重，如果有笑容也是苦涩的。父亲获知他的当兵
梦想破灭之后，独自躲在小房间里哭了一天一夜。自知连累了儿子的爷爷羞愧难
当，若不是顾及家庭，他就到永生楼后面的山林里找一棵树把自己挂上去了。据
说爷爷当年是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被推举为保长的，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干过保长，
大概十天后另外一个人正式上任，他就自动免职了，但是这在档案里留下了一个
污点，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污点实际上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父亲在田地里干活挣了几年工分，村里办起小学，他就被推为民办教师，谁
叫他初中毕业呢？全村也不过三五个，而永生楼再也筛不出第二个了。于是父亲
光脚上岸吃起了粉笔灰，虽然也是挣工分，但是在祖祠里教学生们认认字识识数，
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比起田地里干不完的活，差不多算是享受了。在那个年代，
“教书先生”还是受人尊敬的。父亲的好日子随之而来，邻村有人介绍了一个对
象。几个堂伯上门察看门风，这是一个很好的姑娘，而且彩礼要求很少。这样父
亲就结婚了。然后就有了我两个姐姐，再然后有了我。事实上，大姐出生后不久，
父亲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因为爷爷奶奶相继得了重病，家里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
而且代课教师的工分又被新上台的大队书记打了八折。我出生时，爷爷奶奶都过
世了，父亲因此欠下一屁股债，而且母亲的身体也不大好，我们家已经沦为永生
楼最穷的人家，我初懂人事便从父亲的脸上看到了人世的艰难。那时父亲还在当
民办代课教师，工分改为工资，只有9元6角，后来提到了12元、15元，又提
到21元。我记得父亲的月薪提到28元的那年，我刚刚考上乡里的初级中学，他
给了我2元8角的报名费和学费，还另外给我3角钱，让我在乡圩上随便买点零
食吃，他说：“你爱吃啥货就买啥货。”说得我心头热乎乎的，鼻子都发酸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一角钱以上的零花巨款。
“好好读书，拼搏考个中专，端上铁饭碗，你这世人就不用呆在永生楼了。”
那天晚上父亲为了庆祝我明天到乡里中学报到还让母亲专门炒了一盘五花肉，他
给我挟了一块肥硕的肉，眼光里的期待也泛出了油腻腻的光芒。
我咬了一口五花肉，绵软香嫩的肉质令我的信心嗞嗞地猛增，我说：“我以
后要到城里去工作。”
“好，有志气，离开永生楼，到城里做公家人。”父亲不住地点头，又给我
挟了一块肉。那盘肉几乎被我吃光，我发现二姐的目光都拉直了。
但是那年我没有考上中专，城里的高中也只是刚刚到线。那个年代初中考中
专，男生只有一所师范学校可以考，女生多了一所卫生学校，要读五年，比考高
中难多了，然而一旦考上就意味着跳出农门，吃谷变吃米，布鞋换皮鞋，都有稳
稳当当的铁饭碗。
父亲得知我中专落榜的消息，内心的痛苦和煎熬比我更甚，他独自一人坐在
永生楼楼门厅的槌子上，用报纸卷着晒烟丝，一根接一根地抽得干咳不已。等我
从外面低着头走进永生楼，他突然从槌子上跳起来，冲着我就是一阵臭骂：“你
怎不给我加把劲？这下没戏唱了，这世人你就给我死在永生楼好了！看来，你也
是没那个命，唉！”
我在黄昏的幽暗里看到父亲的脸变形得一塌糊涂，他还朝我不停地挥着拳头，
大意是，从此你就自生自灭吧，我顾不上你了。实际上，那几年父亲自己也顾不
上自己，学校连续几年都有民办教师转正名额，但是每年都轮不上他。他的忍耐
越来越有限，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课堂上学生小声说句话，他也会气得把粉笔
拗断摔在学生脸上。在家里吃饭，只要母亲做的菜不大合意，淡了一点或者稍微
咸一点，他都要大发雷霆一通，甚至把吃了一半的饭碗狠狠砸烂在地上。其实那
时母亲已病入膏肓，只是没有去医院检查，永生楼里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她脸色
腊黄得像一张土纸，她是硬撑着身子给父亲做饭、养猪种菜以及料理其它家务。
父亲没来由的发作，总是让她恐惧，缩着身子在门边发抖，一句话也不敢回。
“要是那年我去当兵，我就离开了永生楼……”有一天我要进卧室睡觉，突
然听到父亲的声音从黑暗中响起。原来父亲一直站在我卧室前的通廊上，身子往
栏板外探出了一小截，眼睛望着头上一圈幽蓝的夜空。他是对着夜空说话的，却
是要把话说给我听。
我想了想，顶了他一句说：“要是那时你离开永生楼，我现在也不用在这里
了。”
父亲明显愣怔了一下，但是他没有生气，向我走了过来，把一只手搭在我的
肩膀上说：“还是要拼搏。”他的手无力地从我的肩膀上抽走，踩着有些飘忽的
脚步往前面走去。
198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泪水和笑声交织在一起的年份，3月，母亲病逝；8月，
我收到了泉州供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父亲也在这一年的9月离开了学校，因为
转正无望，他动手把学区校长和乡文教助理揍了一顿，被公安局拘留了15天。当
父亲坐着警车离开土楼乡的时候，他望着不断往后退去的连绵的群山，心里打定
了主意，从拘留所出来就留在城里了，不再回土楼，别了，永生楼。
1989年7月，我中专毕业分配在马铺县土特产公司，单位给我和另一个新分
配的大学生安排了一间宿舍。那是原仓库改成的房间，约30平米，宽阔得不大像
双人宿舍，看到自己的床摆在墙角下，虽然只是比较简陋的马铺话所说的“卫生
床”，我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了，我终于在马铺城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张床！
那天晚上，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居然问到了我的宿舍里来。我已经两年没
看见过他了，开学不久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夹着20块钱，信只写了半页纸，
字迹如书法般狂草，感觉他很忙，没时间静下心来写字。大意是他不回永生楼了，
就在马铺城里生活，只要有一双手，哪里也饿不着人。1988年春节我回到永生楼，
父亲没有回来也联系不上，我只好和从厦门打工回来的二姐在嫁到邻村的大姐家
过了年。1989年春节我就没回家了，留守在学校过年。这两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除了我自己打工赚一点，大多是大姐和二姐资助的。记得临近毕业时，学校闹哄
哄的，像是世界末日的兵荒马乱。我却意外收到父亲一封信，里面又夹着钱，这
回是50元，他在信上问我何时毕业，让我一定要分配在城里。我没有给他回信，
他没有留地址也没办法回。两年不见的父亲，精神气色看起来比在永生楼还要好。
上身穿着一件印着XX猪饲料的广告衫，腰间扎着一条新皮带，裤子也是新的。父
亲拍着我的肩膀，连声叫好，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然后他就大致说了一下这
两年他在马铺城里的经历。搬过十多次家，擦过鞋、踩过三轮车、卖过狗皮膏药、
摆过地摊卖过各种假冒伪劣杂货、在丧乐队当过吹鼓手、到河里淘过金。他用一
种夸张的语气说：“除了走私军火、埋死人，我什么都干过啦。”父亲在我的宿
舍里不停地转着身子，显得非常的激动和高亢，突然神秘兮兮地放低声音对我说：
“我攒了一笔钱，准备在城里买一间房子。”他蓦地拔高声音，像功放器一下拧
大音量一样，“你是城里人，我也是城里人，我们都不用回永生楼啦——”他故
意拉长着声调，好像要唱出来一样，我看到他的脸红朴朴的，像是酒醉红脸似地
满脸写着兴奋。
1990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刚睡下不久，听到门外有敲门声，以为是
舍友回来忘记带钥匙了，打开门，却是父亲一头闯了进来，他劈头盖脸就指着我
说：“你有多少钱？”像是打劫一样。我工作才几个月，能有多少钱呢？不等我
回答，父亲就说了：“把你的钱统统给我，有多少算多少，我要买圩尾街的一座
房子，明天中午12点前就要先付一半钱，正月初九再全部付清。”
原来不知是谁给父亲介绍了圩尾街的一座房子，其实也就是一间两进式平房，
外加右侧搭建的一间厢房做厨房兼饭厅。父亲找到业主谈好了价格和交割时间，
立即回到租住房里，把藏在床脚下和天花板上的现金和储蓄存单全部取出来，摆
在床上合计了一下，如果再向三个子女分别派款一部分——他心里转了一下，摊
派数字就出来了：大姐1000元，二姐2000元，我500元。这样交了一半的钱还
略剩一点，留到过年再一起凑齐另一半的钱。
面对父亲伸过来的摊开的手掌，我的眼睛刺痛般移开，从抽屉里抓出几张大
钞和一把零票，全都塞到父亲手里。父亲迅速表现出算术代课教师的才能，眨眼
间就算出这些钱的总数：460元。我又从口袋里掏出40元给他，说：“明天吃
饭我都要向人家借钱了。”500元正暗合父亲摊派给我的数额。他高兴地收起钱，
说：“我们就要有城里的房子了！”
父亲把买房的一半钱交给业主，业主同意父亲先搬进来过年，然后等正月初
九交清另外一半的钱，再正式签合同，一起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父亲一个人
在新买的房子里走来走去，踱步、跺脚、跳跃，东看看西摸摸，几乎把每一块砖
都抚摸过一遍。整整一个晚上，他就在房屋里不停地走呀走，越走心里越踏实，
脚不酸，人不累，这不是做梦，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脚下踩的就是自己的房子啊。
“这是华坑村华岩公第25世孙华胜明在马铺城里买的房子。”父亲正色地
端着酒杯说，语气正式得像是新闻联播一样。华胜明就是他的名字，他在嘴里念
着自己的名字，显得特别庄重，特别神圣。“华胜明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城里自己
的房子过年，来，列祖列宗，受华胜明祭酒一杯。”父亲把手中的酒杯举过头顶，
然后往地上一洒。这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般流畅，充满了一种动人的仪式感。这
年春节我和二姐陪父亲在新买的房子里过年，他居然做了12碗菜，虽然有几样基
本上是重复的。他说晚上越迟睡父亲越长寿，可是年夜饭吃完不久，春晚的节目
才看几个，我就呵欠连天了。二姐帮父亲收拾了碗筷，到后进的房间睡觉去了。
我和父亲坐在前进的厅里看着那台旧货市场买来的旧彩电，上面演着无聊的小品，
父亲笑得鼻涕都淌出来了。最后我还是趁他看春晚看得入迷，偷偷溜回了自己的
宿舍。
父亲正月初五独自回了一趟永生楼。他已经两年多没回到永生楼了。这趟行
程的最大举动就是把我们家在永生楼的一间灶间、两间禾仓和两间卧室卖给了他
堂哥华胜谷。我们家在楼外还有一间猪圈和一间早已废弃的茅厕，则卖给他表姐
夫华正冬，而我们家的自留地和责任田因为不能买卖，便无限期租给了小姑丈江
长山。如果说，卖掉在永生楼的房间，原先也动过几次念头，因为卖价太低，还
是作罢。但这一回，父亲是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要卖掉，因为手上太需要钱了。
而且现在城里买了房子，不用再回到永生楼那伤心之地了，若不卖掉，只能锁上
门空在那里关蚊子，这多不划算啊。永生楼有什么好呢？圆圆的一圈厚墙，几十
户人家住在一起，虽说都是同一个祖宗的亲戚，但磕磕碰碰的总是有扯不完的矛
盾，楼里又嘈杂又肮脏，走几步就能踩到一泡热气腾腾的鸡屎，最重要的，父亲
觉得在永生楼生活了几十年，日子似乎没有顺畅过几天，父母早逝，妻子也早逝，
自己一直无法转正，这座土楼里里外外充满了太多苦难的回忆——所以，他下定
决心卖掉在永生楼的房间以及楼外的猪圈等等。
其实，永生楼是祖先建造，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各家各户所占有的房间
并不平等，有人住不完，有人不够住，父亲的堂哥华胜谷家就属于不够住的状况，
所以父亲一提出卖房，他立即就有了兴趣，在族中长辈的见证下，他们说定了价
格并正式签定了买卖文书。这文书是父亲亲自起草的，他还在上面特别强调了4
个字：永不反悔。
2
永生楼，中型圆土楼，为华坑村华氏所建，始建于1548年，历经5年竣工，
原址为4层，1663年间烧毁。华氏村民请来风水先生，发现永生楼大门正对着
一座山峰，其峰峦形如火焰，所以一把火将永生楼化为乌有，重建时必须把原有
的4层降为3层，才能避开火舌，不然一百年就要烧一次。华氏村民采纳风水先
生的建议，于1680年重建永生楼，便只建了3层，楼高12.3米，楼底墙厚1.66
米，楼外径长45.7米，宽34.5米，内径长28.3米，宽17.1米，每层有32个
房间，共有96个房间，全楼有一口水井，两部公共楼梯。最高峰时永生楼住有
二十几户人家，一百人左右。永生楼从2000年起开始经营家庭旅馆，后来整体
改建为“永生楼客栈”，土楼成为世界遗产后，永生楼客栈被评为最受欢迎的
十大土楼旅馆之一。
以上这段文字来自马铺县政府网站的土楼介绍专题。实际上，你现在随便到
网上搜索一下，都可以找到许多介绍永生楼的相关网页。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
土楼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永生楼虽然不在世遗
的名单里，但是毕竟也是土楼家族一员，一荣俱荣，永生楼所在的华坑村早在申
遗前就被辟为旅游景区，门票更从10元一路提到了30元、50元，而我堂哥华栋
才投资经营的永生楼客栈，一个房间标价180元一天，周末和黄金周则涨到280
元，仍然一房难求。
当父亲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内心的惊讶和痛苦可想而知。1990年春节期
间，他将我们家在永生楼的5个房间，以每个房间280元的价格卖给了他的堂哥
华胜谷也就是我堂哥华栋才的父亲。一个房间280元，卖了，世世代代卖了，现
在还是这个房间（当然有重新装修过），让人住一个晚上，就是280元，世世代
代可以收这个钱。这之间巨大的落差，令父亲痛不欲生。当年永生楼是父亲的伤
心地，在他看来，就像狗屎堆一样臭不可闻，越早离开越好，谁知道十几年之后
它居然变成了聚宝盆，变成了印钞机。实际上也不能责备父亲的短视，当年父亲
虽然没有跟我商量卖房的事，我也是认为那破破烂烂的土楼毫无价值，要是我
80元一间也不想买，心里还嘲笑我堂伯父太傻。我记得当年马铺县领导也很烦土
楼，有一次全县什么大会上，一个女领导还把有些人的思想比喻成“像土楼一样
顽固保守”，然后她借题发挥把土楼臭骂了一通。谁知道呢，土楼后来成了世界
级的宝贝！这里用得着一个词，这就叫作：世事难料。
1990年正月初九，父亲如期把另外一半的房款交清，大概两个月后，写着
他名字的房产证和土地证也办来了。他把两证用报纸包起来，外面再包一层塑料，
然后用透明胶粘在内衣上，一天24小时用体温捂热着它们。直到五月份天气转
热，父亲才把紧贴心窝的两证解下来，收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圩尾街位于马铺旧城区，是一条纵横交错的老街，父亲所买的房子差不多就
在中间地带，四通八达，有几条小巷联通着外面的大街。父亲有了自己的房子，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根楔子深深地钉进了马铺城里，彻底告别永生楼这一天，终于
从遥远的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他不能再像前两年那样到处打零工了，他
要有一项比较稳定的谋生头路，尽快还清因买房而欠下的债务，同时他也考虑到
了我将来结婚需要一笔钱。他到外面走了一圈，又在房间里估算了好久，决定摆
卤料摊。
说干就干，父亲向邻居低价买来一辆撂了几年没用的平板车，一边请来木匠
师傅改造成上下两层加笼箱的手推车，一边到农贸市场和药铺采购做卤汁的原料。
花椒、八角、桂皮、甘草、砂仁、丁香、杜仲、香叶还有黒糖、酱油、料酒、鱼
露、白醋、葱蒜姜等等，还有一堆猪下水、鸭脖子、鸡爪子等等。父亲一手提着
一只大竹篮，篮子里满满当当的，他的笑也挤满了脸，对正在钉钉子的木匠说：
“晚上你就可以吃到我做的卤料了。”
父亲在厨房里的煤灶上烧起一锅水，他像做法一样搓了搓手，又像是拜神似
地双手合十，然后操起菜刀，开始在案板上大显身手。桂皮用刀背敲成小块，生
姜用刀拍松，甘草切成厚片，刀起刀落，轻重缓急，在案板上发出的声音高低起
伏，和外面木匠刨花钉钉的响声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交响。
到了中午，父亲的一锅卤水已经烧开，正用小火慢慢熬，房间内外飘满了一
种浓烈的香气。木匠回家吃饭回来，不由抽了几下鼻子。父亲连午饭也顾不上吃，
把猪下水、鸭脖子、鸡爪子洗净，分门别类，放入几个冷水锅里慢慢地烧。
“想吃你一点卤料，还要有耐心啊。”木匠说。
父亲说：“这当然，就像你木工一样，慢工出细活，我这卤水也要慢慢熬才
能出味。”
傍晚时分，那辆行将就毙的平板车被木匠成功改造成适宜卖卤料、粉条、四
果汤等一应吃食的手推车。大功告成的木匠喊着父亲的名字，父亲应声从厨房里
小跑着出来，手上端着一只盆子，就往木匠眼前一伸。木匠猛地连打三个喷嚏，
手往裤腿上一擦，便伸手从盆子里抓起一只热气腾腾的卤鸡爪，放到嘴里一边啃
一边说：“香啊，香，香。”
“你算有口福了，这可是我的处女卤啊。”父亲说。
木匠又连打两个喷嚏，差点被卤鸡爪的碎骨头呛住了，一边点头一边说：
“你这什么风味？有点咸，特别香，是不是内山那什么土楼风味？”
父亲脸上的笑容立即就僵住了。因为他不喜欢人家说他来自内山，更别提那
土楼。他突然想起二女儿在厦门打工，便有了底气似地尖着嗓子说：“我这是厦
门风味，你不懂了吧？这叫作特区风味。”
父亲当天第一次出锅的卤料，装盆放到手推车的笼箱里，推到圩尾街靠近城
隍庙的小巷口，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回到家里，他找到一块纸板和一瓶钢笔水，
但找不到毛笔，就用筷子沾着钢笔水，在纸板上写了4个大字：特区风味，后面
再写两个小字：卤料。
我是有一天晚上偶然经过东风街闻到卤料香味才发现父亲的卤料摊已经是马
铺城里小有名气的品牌了。此前几次舍友买卤料回来配啤酒，说是在圩尾街和东
风街交叉路口买的，还说是什么厦门特区风味，原来就出自父亲的手艺。
“你要来点什么？”父亲也看见了我，像招呼其他顾客一样地说，“你看，
所剩也不多了。”
“生意很好嘛，都供不应求了。”我略带讥诮地说，对父亲没有告诉我做卤
料生意这件事表示不满。
父亲咧嘴笑了笑，说：“有女朋友要带来给我看看。”说话间给我装了一小
袋子的卤料，卤鸭脖子和卤豆腐若干，然后交到我的手上。
这一年有两个女孩子出现在我身边，令我春心荡漾，摇摆不定。一个叫作钟
春曼，是一次我给舍友当电灯泡时认识的。她是舍友女朋友的初中同学，中专毕
业在马铺医院做财务，家也在内山的土楼里，实际上和我老家华坑村就一山之隔。
另一个叫吕炜炜，是马铺统计局办公室科员，我在一次全县什么大会上认识的。
我们都是坐在会场最后一排随时准备开溜的那种角色，我正在领导的讲话声里开
小差，她叫我“哎”，并用手推了推我的肩膀，向我借自行车用一用，因为她的
车来时破胎了，她想回办公室一下，等会再来继续开会。我当然非常乐意，但是，
“你认得我的车吗？”，她摇头，这样我便和她一起溜出会场，用我的车把她送
到了办公室。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她父亲是这个局的局长，她是高中毕业招干进
来的。钟春曼高挑健硕，身材饱满，这方面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要求，而且她为人
朴实，脾气温顺，手脚勤快，似乎什么都好。最大的不好就是家在乡下，父母亲
还有一个弟弟生活在一座破旧的土楼里。和钟春曼相比，吕炜炜属于娇小型，身
上该大的地方都不大，最主要的是很有小姐脾气，擅于指使人干这干那，但是她
的优势同样明显，具体先不说了。我不认为我是脚踩两只船，我和钟春曼、吕炜
炜同时交往，虽然是朝着恋爱的方向走去，但彼此都没有说破，心照不宣地保持
着一种默契。说实在的，我乐于享受这种状态。有一天，钟春曼刚刚离开我的宿
舍，吕炜炜从天而降似地出现在我面前，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是说那个
医院小财务只是一般认识的，怎么三天两头来找你？”我噎住了。吕炜炜瞪了我
一眼，从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了一声，然后转过身子，散开的头发从我面前拂过，
踩着高跟鞋格登格登地走了。她抛给我一把发捎和香气，我知道我必须做选择了。
这天晚上，舍友和女朋友在宿舍里缠缠绵绵，并且不时发出一些异样的声响，
我只好默不作声地掩门而去。到荆江边走了一圈，那里黑灯瞎火，只有波光水影
映照着我的孤单，黑暗的树丛下晃动着一些可疑的身影。在钟春曼和吕炜炜之间，
我差不多心中有数了。我从荆江边穿过几条街走到圩尾街口，父亲摆摊的位置已
经空了，那地上只有一小堆垃圾。父亲收摊回家了，我想了想，还是往他家里走
去。
父亲正在他的家里看电视泡茶——我以前曾无数次看到他在永生楼的灶间里
泡茶，总是心事重重地洗杯、斟茶，然后端着茶杯到嘴边，不像是喝茶，倒像是
喝草药，而此时，他是神清气定，悠然自得。父亲在永生楼的场景隐去了，虽然
永生楼的房间是祖上传下来的，也是属于他的，但那毕竟是在聚族而居的土楼里，
现在这是他自己在城里的家。一种情景，两种状态。
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父亲一只眼睛还停在电视上，另一只眼睛瞄了我一下，
只是淡淡地招呼我坐下。
“老爸，你明确发个指示，我选女朋友要选哪一样的？”我开门见山地说。
父亲把两只眼睛全部转移到我脸上，郑重其事地看了我几秒钟。我不得不佩
服他的智慧，他这一眼就好像把什么都看透了，而且也明白我处于一种两难的抉
择中。他幽默地说：“当然，第一个条件，选女的。”这是正确的废话，不选女
的，还选男的不成？他接着说：“第二个条件，选家在城里的，必须是城里人，
乡下内山就不要了。”
父亲的“指示”其实暗合我内心的决定。当我徘徊在荆江边的时候，我一遍
遍想起深山里的土楼，无数座土楼化身成永生楼，高高耸起的土墙，围成一座圆
圆的巨堡，坚硬的外墙，苍凉的屋顶，破败的楼内景象——这不仅是父亲也是我
一直想要逃离的地方，内心里真不愿和它再有任何联系了。我对父亲说：“我知
道了。”
“哪天带来我看一看啊，除了刚才说的那两个条件，其他我是不会干涉你的，
你老爸也是开明人士。”父亲说。
我没多说什么，想起从此就要告别钟春曼，心里有一种隐隐的痛。但是，为
了永远告别土楼，这点痛算什么？
3
吕炜炜第一次正式带我见她父亲的时候，吕局长坚持把手上的报纸看完才抬
起眼睛看我一眼，事实上他早已知道我的存在，此时的眼光意味深长。他坐在办
公桌后面的大班椅上，颇有些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坐在对面茶几前沙发上的我。
“你老家是土楼里面的？”吕局长带着庭审法官的语气问道。
“嗯。”我的双脚很不自然地并拢起来。
“土楼我去过，那东西太脏了，我的新皮鞋都踩到鸡粪。”吕局长皱着眉头
说，“那么大一座楼，连个卫生间都没有。”
吕局长对土楼的鄙夷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让我觉得很惭愧，好像那鸡粪是我
家的鸡故意拉下来陷害他的，我连忙说：“我父亲把在土楼的房间卖掉了，已经
在城里买了一座房子，嗯，旧房子，有三间房。”
“那土楼越来越少人住了，我看以后说不定要炸掉。”吕局长像是思想家一
样深谋远虑地沉吟着，“那么一大坨，炸掉可以整出多少地建洋楼啊。”
若干年之后，当吕局长声称要炸掉的土楼开始声名远扬，并最终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他虽然已退休，却参与了马铺县土楼文化学会的发起，担任了副会长一
职，他心里或许早已忘记当年曾经说过的话。当然，这是后话。当年我在吕局长
面前，因为土楼而感到底气不足，幸亏父亲在圩尾街的那间平房给了我一点面子。
这回进见吕局长，其实最大的目的是想请他跟我们土特产公司的经理说一说，
公司改制在即，办公楼下的商场准备承包出去，按吕炜炜的设想，我把它承包下
来，然后努力做生意，早日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份人。我知道，吕炜炜已经事
先跟她父亲打过招呼，所以用不着我多说，吕局长什么都明白了，他像领导又像
长辈一样拖着腔调说：“年轻人想打拼，求上进，这是好事啊，我很支持，现在
国家政策放开了，鼓励大家去闯，搞活经济，这很好嘛，我很拥护，这个明天县
政府开会，我会碰到你们杨经理，再专门跟他说说这个事。”
显然吕局长的话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久我就顺利承包到了土特产公司的商
场，公司的工资照领，我的精力全部投入了商场的经营，首先把原来的老营业员
辞退了几个，然后由吕炜炜负责从社会上新招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全面拓展
进货渠道，直接和晋江、石狮几家服装鞋帽品牌工厂建立了业务联系。记得那年
《马铺消息报》报道了我，题目是很标准的宣传体，《小伙子勇挑大梁》，还配
发我一张故做深沉的相片。
父亲是在卤料摊上意外看到我上了报纸的，那可能是某个顾客无意中拉下的
一张报纸，父亲留下它用它赶了几天的苍蝇，这天无聊中翻开报纸，一眼就看见
我在上面做眺望状，他心想，这小子，有出息啦。当天晚上，父亲提了一包卤料
来到我的宿舍，但是没找到我，其实我已基本上不在那里住了。吕炜炜家给了她
一套房子，是她在交通局工作的母亲早几年分的，虽然只有六十多平米，但是我
们两个人起居已经很阔绰了。那天晚上，我的舍友也不在，所以父亲在门口逗留
一会，又提着卤料回家了。父亲从香港街抄近路回家，这街上一间连着一间的发
廊，浓妆艳抹的女子倚在门边，一个个坦胸露乳，热烈地向父亲招手，有的甚至
出手来拉父亲。父亲几次心旌摇动，差点就被拉进那幽暗发黄的发廊了，关键时
刻他还是有了定力，说：“不用了，我家里有。”然后加快脚步跑了。
回到家里，父亲的心情一时难于平复，他想这总算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儿子
同在一座城，可是想见也见不着，这家里也没个女主人，显得多空寂。其实，这
段时间以来，父亲也不是没考虑过续弦的事，同永生楼的一个表姐夫到城里帮儿
子带孩子，前些天还专门跑到他的卤料摊前，说是同村祥瑞楼华哲青前年车祸死
了，他老婆想改嫁，问父亲中意不中意，他愿意牵成，父亲立即摇头，表姐夫说
人家今年才42岁，父亲还是摇头。表姐夫无功而返，他是不懂得父亲的心思，内
山土楼里的，即便是黄花闺女，父亲也不想要，父亲想的是在城里找一个城里女
人，现在他在城里有房子，他有资格找个城里女人了。实际上，父亲的卤料摊前
每天人来人往，信息来源广泛，他已经注意到一个孀居多年的女人。这个女人叫
作方淑丽，就住在圩尾街斜向的橄榄街，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穿着很朴素，但是
身上有一种气质，显然是乡下人所没有的。她从马铺味精厂内退了，据说一个儿
子中专毕业在厦门工作。她来买卤料，父亲总是特别的笑眉笑脸，给的份量也特
别足，甚至有一次父亲还推开了她递过来的钱，说：“不用了，不用了。”她说：
“这怎么行？”父亲接过她的钱，顺便和她的手触碰了一下，那是一种久违的感
觉，像一股暖流流过全身。
父亲这种类似年轻人的暗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何表白成为最迫切的问题。
这个晚上他辗转反侧也没理出个头绪。天快亮时迷迷糊糊睡着了，六点时猛地醒
来，生物钟在他身体里上了发条，一到点便睁开眼。他起床刷了牙，简单抹了一
把脸，便提上两只竹篮子，挂在自行车车把的两边，骑上车往安美路的农贸市场
跑去。
早上把原料采购回来，做早饭，有时米多放一点，做成干饭，连午饭也一起
做了，然后开始清洗那些原料，分门别类在卤水里进行卤制，四点左右全部卤好，
吃一下点心，把卤料摊用手推车推向街头，卖完回家再吃宵夜，看看电视，然后
上床睡觉。这基本上就是父亲一天的生活流程。这天他一边清洗原料，一边想，
其实他很需要一个帮手的，至少他在清洗时可以有人陪着说说话，现在他要么自
言自语，要么对着猪下水和鸭脖子说话，身边没有一个活人真的不行了。父亲对
猪下水说：“我洗你一小时，人家吃你几分钟。”父亲想起在永生楼，要是他在
灶间门口或天井的水井边这么清洗猪下水，肯定会有一群孩子围观，还会有大人
过来探个究竟说上几句，那是完全没有私密空间的公共场所，他并不喜欢，但此
时只有自己一个人面对无穷无尽的猪下水，他又感觉到了说不出的孤寂。
这一天，方淑丽没有来买卤料。父亲想，也是，谁也不会天天买卤料吃，再
说她一个妇道人家，那么节俭，来买卤料肯定是家里来客人或者儿子回来了。收
摊回家，时间还早，父亲准备煮一碗面线，看到厨柜里有半只卤鸭，猛然想起，
这是下午去摆摊前切下来的，当时也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就这么留下半只卤鸭，
他的心思跳到方淑丽身上，何不提着这半只卤鸭登门去看望她？父亲被自己这一
大胆的想法吓了一跳，似乎有一股热血呼呼地往脑门冲，他想，这有什么呢？难
道连这么点勇气都没有？他把半只卤鸭装进薄膜塑料袋里，提在手上就走出了家
门。
走进橄榄街，这是一条和圩尾街差不多的老街，两头尖中间大，方淑丽家住
尾尖那地方，也是一座一间两进的老厝。走到方家门前，父亲听到虚掩的木门里
传出电视人物说话的声音，他心里突然发虚了，这是不是太唐突了，要是不被理
睬，或者被赶出来怎么办？他发愣了一会，又做了个深呼吸，决定冒险试一试，
大不了被当作猪八戒一样赶出来。
父亲上前敲了两下门，一轻一重，同时喊了一声：“方淑丽在吗？”
“谁呀？”传出来的正是方淑丽的声音。父亲连忙说：“我是卖卤料的老
华。”柴门吱吜从里面拉开，方淑丽探出半个身子，看到父亲时颇为意外地一怔，
但还是把门开得更开一些，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没事，路过讨杯茶喝行不行？”父亲说。
方淑丽哦了一声，开门让父亲进来。方家这前厅的格局和面积都跟父亲的家
相差无几，但是布置要雅致许多。父亲双脚踩到这充满女人阴柔气息的房间里，
身子竟微微颤抖了一下。
“坐嘛。”方淑丽指着沙发请父亲入座。父亲有些拘谨地坐下来，又朝房间
望了一圈，然后把眼睛转向电视上的连续剧，心想，自己这出戏怎么开场？方淑
丽坐在他对面，神情镇静，好像父亲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
她提起热水壶倒了一些热水烫洗杯子，动作慢悠悠的，不像是思考什么问题，而
是她的性格所致。
“你孩子多大了？听说是个儿子，很优秀，在厦门工作。”父亲脑子里迸出
灵感，谈孩子，这是最好的开场白，再说他也有一个令他觉得有面子的儿子值得
一谈。
“一般啦，”方淑丽脸上因为儿子受到表扬而露出了谦逊的笑容，“今年25
了。”
“哦，那跟我二女儿同岁，她也是25，也在厦门工作。”父亲说。
“你真好命，有几个孩子？”方淑丽饶有兴趣地问。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今年也23岁了，土特产公司那商场，
现在就是我儿子在承包经营的。”
“哦，这么厉害，真是太厉害了。”方淑丽由衷地赞叹了一声。
“一般般，”父亲笑了笑说，“你就一个儿子吗？”其实他早已清楚对方只
有一个儿子，他这是明知故问。
方淑丽点点头说：“我叫他回来马铺工作，他偏偏就不回来，说厦门好。”
“孩子求前途，都顾不上父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父亲说，“你一个人
在家，是比较孤单。”
方淑丽淡淡地说：“习惯了。”终于泡出第一杯茶，端了一杯到父亲面前的
桌上，父亲手指头往桌上叩了叩，然后端起茶杯小饮了一口。他把那半只卤鸭放
在大腿边侧，一只巴掌遮掩着，心里在寻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把它公开地亮出来。
方淑丽还是发现了他腿侧的异样，但只是瞄一眼，并没有说什么。父亲突然感觉
第一次登门不宜拖拉，不可一次把话说完，留一些话慢慢说，这样更好。他猛地
把半只卤鸭端到茶几上，说：“卖剩的，我自己吃多了，给你尝一尝。”然后迅
速站起身，也不顾及对方的错愕，便往门口退去。
“哎，这……”方淑丽喊了一声。父亲回头摆了一下手，做贼似地匆匆走了。
第二天，父亲刚在街头推出卤料摊不久，远远看见方淑丽走过来，心里竟有
一种砰砰跳的感觉。方淑丽还是像往常一样走到摊前，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掏
出20元放在卤料的笼箱上，说：“昨天那卤鸭的钱。”父亲叫了一声“哎呀”，
就抓起钱塞到方淑丽的手里，方淑丽又把钱推回来，两人这么来了两个回合。父
亲说：“这么推来推去不好看，快收起来吧，自家做的一点卤鸭，尝尝鲜就是了，
客气什么？”有人走过来了，方淑丽终于把钱收了起来，她呼了口气，看了父亲
一眼，显得意味深长的，然后抬脚走去。
令父亲窃喜的是，他从方淑丽的眼神里看出了那么点意思，虽然大家都一把
年纪了，但这种心照不宣的暧昧好像又让他回到了年轻时代。不久，父亲又一次
登门拜访了方淑丽，方淑丽让父亲帮他换了一个水龙头和一只灯泡，在这一过程
中，父亲感觉正在融入方淑丽的生活。过了两天，方淑丽提着一包马铺特产“山
城米香”登门回访父亲，她虽然只在父亲家里停留了短暂的五六分钟，但已经让
父亲欣喜异常，他胸有成竹地有了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就在父亲每天乐滋滋地做着美梦的时候，厄运突然降临。那天晚上他正要收
摊，对面走来两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后来他才知道年轻的是方淑丽已故丈夫的大
哥的儿子，年纪大的是已故丈夫的小弟，他们还没走到面前，父亲就感受到一股
不怀好意的汹汹气势。他们围住父亲，年轻的开口骂了一声“内山猴”，年老的
说：“你真敢死啊，才进城几天还没褪掉内山猴毛，就敢做美梦啦？”那年轻的
突然伸出一只手就抓住父亲的脖子领，另一只手就往父亲胸前擂了一拳，那年老
的夺过父亲手里的手推车，推着车往旁边的电线杆撞去，砰的一声巨响，手推车
撞翻在地，笼箱撞破了，车上的盘子、称子和刀滚落下来，这时父亲也被他们推
倒在地，几秒钟的懵懂之后，他立即明白了来人的意图，他大叫一声说：“我有
犯法吗？你们要打死人了？”旁边有人围了过来，那两个人骂骂咧咧的扬长而去。
有熟人从地上扶起父亲问道：“不要紧吧，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不要紧……他们说我抢了他们的生意……”
隐瞒了真相的父亲谢绝熟人的帮助，独自从地上拖起手推车，收拾了掉在地
上的各种物件，然后推着破损的手推车走回家。这时他的内心里也是受伤了，他
在想，方淑丽的家人怎么这样蛮不讲理？莫非方淑丽向他们透露了心思，遭到了
他们的强烈反对？原来以为不大要紧的父亲回到家里，腰骨以下和左腿膝盖痛得
很，痛了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虽然还是六点醒来，但他感觉起床很吃力，全身
痛得没有力气，便只好躺到天亮，躺到近8点才挣扎着爬起来，雇了一辆三轮车
到马铺县医院检查。这一检查就查出膝盖骨折了，医生给开了一大包外敷药和西
药，嘱咐父亲好好卧床休息。
在父亲卧床休息的前几天，他还幻想方淑丽会来探望他，恍惚间，方淑丽走
到了他的床前，弯下腰关切地询问他怎么了，但是眼睛眨了两下，方淑丽就消失
得无影无踪，只有疼痛在身上丝丝入肉地颤栗着。几天后，一个前来探望父亲的
熟人给他带来了一个伤心而又失望的消息。熟人是无意中当作谈资说起来的。他
说：“你不知道吧，橄榄街那个方淑丽前天嫁给了一个台湾老货子，那老货子听
说是她儿子的老板，都七十岁了，给她儿子在厦门买了一套大房子。”父亲的嘴
巴张成一个大洞，发不出一点声响，他听到心里哐当一声，什么东西破碎了。熟
人又说起了别的事情，父亲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清。
这天夜里，父亲摸下床，一路走走停停，不时扶在人家的墙壁上歇一会儿，
走了好久才走到橄榄街方淑丽家门前。房门紧闭，门上新贴了一张红双喜。父亲
缓缓转过身子，又一路走走停停走回家。回到家后，父亲把自己小心翼翼地放倒
在床上，昏睡了一夜一天。
4
父亲在受苦的时候，适逢我商场和情场双双得意。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天
天忙忙碌碌，一连几个月没去看他，甚至把他忘记了。这时，吕炜炜从马铺统计
局调到经贸局当了综合科科长，她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但是我对结婚一点也不
上心，我早已享受了已婚的待遇。倒是吕炜炜半年前就开始在添置结婚用品，布
置我们的婚房——也就是她母亲分的那套小房子。有一次我逗她说：“你不想等
我们买了大房子再结婚吗？”她说：“我是等得起，可是你儿子等不及了。”她
认定肚子里的就是儿子，甚至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作吕部。第一次听说这名字引起
我的强烈不满，我说：“怎么不是姓我的华？”吕炜炜把脸凑到我鼻尖说：“住
谁家的房子就姓谁姓。”她接着说：“不然我们回你家那永生楼去住，就姓你的
华。”后来她多少松了口，说：“等你买了大房子，就姓你的华，叫华吕部。”
我讥讽她说：“叫吕部，也就个部长，胸怀不够大，我建议叫吕主或者吕常，怎
么也得努力个主席啊常委啊。”吕炜炜看着我眯眯地笑，露出一脸慈母样的笑容。
1992年元旦，我和吕炜炜的婚礼在当时马铺最豪华的金马大酒店举行，宾客
如云，笑声阵阵，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坐在主桌位置的父亲突然把我拉到一连，
指着婚宴背景墙的红布条上的字对我说：“怎么能这样？女的姓名写在男的前
面？”其实我早已注意到，那红布条上写着“吕炜炜小姐、华栋梁先生新婚大
喜”，吕炜炜爱怎么写随她的便，我觉得父亲有点小题大作了，对他说：“这又
不是在永生楼，计较这干什么？”他一下哑了，是啊，这是在马铺，不是在永生
楼，他的话语权一下丧失了。而实际上父亲的永生楼也已经没有他的份额了，永
生楼变成了一个老家的符号。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儿子呱呱出世。大姐从土楼带了一只老母鸡出来，
和从厦门请假回来的二姐相约来看儿子。那只老母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二姐的
红包则被我偷偷塞回她的包里。父亲第一时间赶来看他的孙子，不过他并没有想
象中的那么兴奋，我甚至在他的眉眼间看到一种失落和忧郁，因为孙子被我岳母
全方位地照料着，他完全帮不上忙，想看一眼、抱一把都必须经过我岳母的同意。
他对我感叹道：“你妈死得早，不然她可以帮你带孩子。”我说：“现在有炜炜
她妈带就行了。”父亲很不满地盯我一眼，满脸愠色。
父亲的红包是当着我岳母的脸塞到孙子的襁褓里的。我岳母其实根本就不在
乎。我偷偷把红包取出来，看了一下，有6张大钞。过了几天父亲又来，送他下
楼梯时，我把红包还给他——其实是把红包纸留下，把6张大钞塞到他口袋里。
“你这是干什么？我给我孙子。”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有了，收了，这算我给你的吧，你买那房子还欠着钱呢。”我说。
“好吧，你给我，我也不客气了，我的目标是5年内还清债务，现在估计能
提前一年。”父亲说。
看着父亲走去的背影，肩膀略向左斜，外八字的脚步已显得蹒跚，不像几年
前那么稳健了。父亲四十几岁的时候毅然离开土楼来到城里，把永生楼的一切全
部舍弃，在城里置业谋生，他这一路走来确实非同寻常。相比之下，我在马铺城
里扎下根来，就轻松多了，对我儿子来说，就更简单了，出生决定一切。
父亲在经历“方淑丽事件”之后，黯然神伤了大半年，才慢慢收拾好心情，
开始日复一日的卤料生意。
时间过得好快。1994年的五一劳动节，二姐也终于要结婚了，她嫁的是厦门
同家工厂打工的一个中层经理，是一个外地人，马铺话所说的“阿北佬”，据说
已在厦门买了一套房子。二姐出嫁按礼俗是要从永生楼出门的，并在永生楼请客，
但我们家在永生楼已无片瓦，父亲决定就在马铺把二姐的婚宴办了，并在圩尾街
家里把二姐送出门。这一决定引起永生楼的许多长辈的不满，父亲心里也很不满，
对我说：“是我嫁女儿呢，还是他们嫁女儿？”
二姐在结婚前一天和她丈夫回到马铺，父亲在溪边饭店订了8桌酒席，但是
永生楼出来赴宴的亲戚比父亲预计的还要少得多，甚至原来表示要出来的几个比
较亲的亲戚也不来了，他们说吃好喜宴没车回土楼了，城里又没地方可以投宿，
总不能住旅社。我的三个舅舅来了两个，大姐和大姐夫来了，小姑和小姑丈来了，
我的堂哥华栋才来了，他是正好在城里办事，关键时刻还是吕炜炜这边的亲戚力
挺了一下，差不多来了4桌的人，我再临时通知一些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同事、
同学和生意伙伴来捧场，总算把8桌酒席坐满。五一清早，二姐夫的朋友从厦门
开来了两部车，在我的指引下，倒车开到了圩尾街家门口，衣着一新的二姐由父
亲背着过了家门槛，便自己走着上了新娘车。我发现父亲只是背着二姐过了个很
低的门槛，呼吸都变得急促了。那两部厦门来的车在鞭炮声中缓缓驶出圩尾街，
我看见父亲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有一颗特别大的就挂在眼角边，晶莹闪烁，许久
掉不下来。
“我们家除了你妈留在土楼，你大姐留在土楼，其他人都走出来了。”这天
晚上，父亲带着总结的语气对我说。
就在父亲准备把最后一笔债务还清的时候，他的阑尾炎发作了，那天晚上他
还没卖完卤料，剧烈的腹痛令他大汗淋漓，他嘱人用公用电话给我打了电话。我
刚刚和一个汕头客户吃完饭回到家里，吕炜炜用炫耀的口吻向我控诉儿子在她身
上拉屎拉尿的经过，我一边听她的一边听电话，挂下电话说：“你照顾好儿子，
我得去当儿子了。”
我赶到父亲的卤料摊前，他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两只手按着腹部，跨紧牙
根嘶嘶地叫唤着。把父亲送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并且已经穿孔，
必须尽快手术。办理住院手续时，小窗口里看不到面目的收费员只传出一个好听
的声音：“先交2千元。”
这好听的声音像锤子一样在我心上叮当敲了两声，我身上的钱包里虽然有五
六张银行卡，但只有我知道它们全部的金额不会超过两位数，实际上我最近的经
营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境，我是表面风光，后面的资金链岌岌可危。我为
难地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坐在长条椅上满脸痛苦，他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你
先垫一下，我家里有2千5，准备还给你姑丈……”
“我……”我一时不知怎么说，转头又向小窗口里说，“可以先欠一下吗？
明天上午就交。”
“不行。”里面又传出好听的声音。
父亲抖抖嗦嗦从皮带上摘下一串钥匙，伸手递给我，说：“你回家取……”
我上前接过钥匙，父亲指给我看一把小钥匙，低声说这就是开抽屉的，钱放在里
面一个纸包里。
我手里紧紧攥着钥匙，一路狂奔跑回圩尾街的家里。取了钱，跑出圩尾街，
差不多要断气的感觉，看到一辆三轮车，连忙招手叫停，挪着屁股坐上去，喘着
气说：“到马铺医院。”
交费办好住院手续，扶着父亲到病房里安顿好，已将近12点。不一会儿，护
士过来给父亲输液。我突然想起钟春曼就在医院工作，便套近乎地问护士认不认
识钟春曼，护士说她前些天刚调到土楼乡卫生院当副院长了。我惊讶地哦了一声。
第二天上午，父亲走进了手术室，他自己也明白，这是个很小很小的手术，
他说早年在永生楼，他就陪他一个堂哥到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割过阑尾，当时只要
一块九角钱。虽然只是小手术，但是昨天夜里我回家取些住院必备的毛巾、水杯
等日用品，跟吕炜炜说起父亲做手术的事，她嘱我要给主刀医生和麻醉师送红包，
万一他们给你多割几刀或者麻药不给足量怎么办？说的也是，我只好用我钱包里
仅剩的4百元包了两只红包。刚才这两只红包已经被我分别送了出去，他们一边
笑纳一边说，你太客气了。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在手术室外面走来走去，这里还
有其他手术患者的家属，和他们满脸忧愁的形象相比，我显得镇静多了。
大约两个小时，手术室门开了，护士探头喊着父亲的名字，我连忙走进手术
室，把父亲从手术台移到担架车上，此时父亲像是睡了一觉醒来，配合着我挪动
屁股，不然我一个人可能搬不动他。我问他：“痛吗？很痛吗？”他说：“麻药
还麻着呢。”
回到病房不久，护士又来给父亲输液。一瓶药液输了一半，麻药劲过了，父
亲开始感觉到疼痛，他说那里的刀口好像要裂开了。我让他静静躺着别动。他咬
着牙问我：“这一刀花了多少钱？”我刚才到护士站看过帐单，如实告诉他说：
“手术是一千六百多，加上床位费、输液费、护理费等等，两千花完了，我刚才
又交了一千，你放心。”
父亲叹了一声说：“同是阑尾，那时我堂哥割一刀才一块九，现在都要一千
六百多，加上住院，三千都不止了。”
我说：“时代不同了啊。”
父亲说：“时代不同，但阑尾还是阑尾啊，阑尾又没变成肾脏。”
我说：“好了，割掉就好，永远不再复发。”
父亲说：“要是我知道今年会痛，当年就把它割掉，反正也是没用的东西，
当年割才一块多钱，这可以省多少钱啊？”
我听出父亲叹息里的幽默，还有苦涩。我说：“听说犹太人就是一出生便割
掉阑尾。”
“我真应该在永生楼时也割掉它，这没用的东西真不应该带到城里来啊。”
父亲忍着痛说，“跟永生楼一刀两断，就少了这么一刀。”
“这说明，永生楼长的东西到城里就没有用了。”我故作高深地说。
中午时分，大姐从土楼乡赶到了父亲病房，我这才得空离开医院，到我先前
承包后来买下的商场去处理一些事务。
5
我和吕炜炜商量，把我们住的这房子的两证拿出来贷款。我的话还没说完，
她就冷笑一声说，你别痴心妄想，这房子两证写的都是我妈的名字。我说我知道，
可以征得她同意，让她来签字。没想到这句话把吕炜炜激怒了，她几乎暴跳如雷
地说：“没门，这是我母亲的财产，借给你住就不错了，你怎么不把你家土楼拿
来抵押？”
“土楼不值钱，再说我家也没土楼了。”我说。
其实当初正是在吕炜炜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先是承包，继尔买下土特产公司
的商场。开头还是赚了一些钱的，但后来扩张为贸易公司之后，几单业务都亏损
了，而且马铺城里相继建起几家大中型超市，商场的利润也在不停下滑。这时我
感觉到吕炜炜对我的态度开始改变了。有一次她嘲笑我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你
这变坏的节奏也太慢了吧。她甚至希望我把公司关了，把商场卖掉，看能不能有
机会调到某个单位去上班。殊不知我们土特产公司早已改制，除了当时经理、书
记和一个副经理调动之外，其他人全都买断工龄，自谋出路，像我这样再回到体
制内进行调动，应该是没有可能性了。但是吕炜炜说，如果她父亲肯帮忙，一切
皆有可能。不过我自己还是希望在生意上再努力一把。
我也曾打过父亲圩尾街房子两证的主意。他似乎早就洞察了我的阴谋，我的
话头刚涉及两证，他就把话题引开了，不给我任何机会。父亲对两证的保管一直
是绝密级别的。有一天上午他在厨房里做卤料，外面有人喊了一声，便有两个人
走进来，走到厨房门前，一个是见过面的居委会干部，另一个是警察。一看就像
是个新警察，警服显得紧了，不时要把下摆扯一下。
“你是哪来的？”新警察两手抱在胸前，故作老练地问父亲。
父亲托起盘子，把刚做好的卤豆腐送到他们面前，说：“来，尝一块。”
居委会干部和新警察也不客气，各自用手抓了一块卤豆腐到嘴里，大口咀嚼
起来，新警察嘴里还没吞咽下去，手上又抓了一块，然后又问了一遍：“你是哪
来的？”
“土楼乡。”父亲说。
“有办暂住证吗？拿出来给我检查一下，”新警察把嘴里的卤豆腐咽下去，
又把手上的卤豆腐塞到嘴里，“味道还不错。”
“暂住证？没有。”父亲说。
“怎么可以没有呢？这是不对的，这一段要开始检查了，下午赶快来所里
办。”新警察说。
“可是这是我买的房子，我不是暂住，我就住这了，长住。”父亲说。
“你买的房子？”新警察翻了一下白眼，嗓子差点被卤豆腐噎住。
“嗯，我买了，我住我买的房子，还要暂住证？”父亲说。
居委会干部在一旁插话说：“我有听说老华是个能人，从土楼出来的，还真
买了这房子啊，不是租的？厉害。”
“是你买的房子，可你户口不在这里吧？户口不在本地的，就要办暂住证。”
新警察说。
“可是，我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啊。”父亲说。
“可是，你户口不在这里。”新警察说。
“可是，我在这里买了房子。”父亲说。
新警察业务不精，挠了挠头，因为吃了人家的卤豆腐，也不宜大声发作，便
说：“我回去问问我们所长，该办的话，你就赶紧来办。”
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父亲接着卤鸭翅膀，他心里越想越觉得可笑，我明明住
在自己的房子，却要办什么暂住证。虽然我是从土楼出来的，可是我在土楼已经
没有房子，我在这马铺城圩尾街有了房子！我为什么要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呢？
父亲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捞起最后几块卤鸭翅膀，他没心思往下卤别的，起身
走到厅堂上，把家门闩上，然后从床铺底下的一块红砖下面翻出一包塑料纸包着
的东西。这就是他细心收藏的两证。他走到外面大街上的复印店，把两证分别复
印3份。
回到家里，父亲把复印的一份4张纸的两证贴在厅堂最显眼的墙壁上。有一
天我来到父亲家里看到这墙壁上的张贴，说：“你这是干什么？很高调的嘛。”
“我不高调，我只想证明这房子就是我买的。”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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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从势从利的犬儒式“势利”
星期日 十一月 16, 2014 10:11 am
近读报道《男子冒充巡视组官员行骗 受审时敬礼打官腔》，感觉像是一个笑话。湖南邵阳人杨某，一个说话结结巴巴的下岗职工，冒充“中央巡视组官员”，以可以帮人办事为由行骗，竟然也能得手。2014年11月4日，杨某在法庭上受审，连法官所说的是否有“异议”或要“辩护”都听不懂，每次接受检察官的讯问，他都会毕恭毕敬地鞠躬，对检察官说“你好”。他在弄明白“最后陈述”的意思后，举手朝法官敬了个礼——整个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傻骗子。
杨某对法官有一种本能的势利，他冒充巡视组官员，利用的也是别人对“官”的本能势利。这是一种在当今社会里成为许多人条件反射式的“势利”。
势利分为两种：一种是虚荣和优越感的势利，另一种是自卑和无自尊的势利。西方人表现出来的经常是第一种势利，而国人则更多是第二种势利。
英语的“势利”(snobbery)一词最早使用是在19世纪20年代，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焦虑》(Status Anxiety)一书中说，那时的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学生考试名单分为两列，一列是有门第身世背景的，一列是没有的，注明“sine nobilitate”(非贵族出身)或“snob”。势利的其实是那些自以为出身优越、高人一等的人群。中文里出现“势利”要早得多。《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汉书·张耳陈馀传第二》：“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应该说是侧重于下位者巴结、讨好上位者的那种势利。
相比起中文里那种奴颜媚骨、百般讨好、趋炎附势的势利，英语里的势利则更表现为自视优越、目中无人、倨僈无礼。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在《美国式势利》(Snobbery:The American Version)一书里认为，“今天的美国虽然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平等主义的社会，但却是一个势利在加剧和泛滥的社会，每一个势利者都想要占据一个制高点，才好看不起除了少数人之外的所有国人。”当势利者眼看就要爬到较高的社会位置时，却发现“那个制高点在不断变化和消失”，所以还得更加努力地往上爬。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他们的势利可以成为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这正是爱泼斯坦对势利者的定义：“那些想安全地置身于最好的、最优雅的、最有德性的、最时尚的、最有趣的人群之中的人们。”
相比之下，许多国人的势利就要猥琐、平庸得多。吕嘉健在《一意孤行与伟大的妥协》一文里指出，安于现状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中国势利文化的一种本质”。中国式的势利是有奶便是娘、仰人鼻息、唾面自干——“中国人最大的上帝就是‘势利’二字，从势从利，没有世俗社会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在中国的制度中，‘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反过来造成了中国人个人对官和势力的依赖，谁的势力大，对我有利，我就可以委曲求全依附之，不惜改变自己的信念和意志，于是感情跟进，谄媚摇尾。”
社会中普遍存在这种势利，才使得那些骗术本不高明的骗子们照样能成功行骗，招摇于世。任何人只要头上顶着某种荣誉的光环，尽管有众人皆知的不良行为记录，也一定会有人替他刻意维护、百般遮掩，甚至肉麻地大肆吹捧。这种犬儒式的从势从利，日积月累，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势利”。这样的势利古人已经能引以为羞，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理由让它在社会里大行其道呢?
来源:南方周末(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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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燕：文学史的第一课
星期日 十一月 16, 2014 10:02 am
不止一次听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宇文所安教授说起在美国，已经没有文学史课，而在我们这里，文学史课雷打不动几十年，中文系同学一上就是三、四个学期，说起来不可思议。今天是文学史的第一课，我知道它很重要，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看法，这么一想，倒有点不知从何说起。还是先讲一讲我自己学习文学史的经历吧。
我是1978年春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也是在二年级开始上中国文学通史课，那是两年的基础课，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大多讲自己的教材。参考书方面，一个是北大游国恩、中大王季思、山大萧涤非和教过我们的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9年初重印，我们正好赶上。参考书里还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不是“文革”中间修改过的，是以前的版本。
当然，北大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必读，还有王力《古代汉语》里面的“古汉语通论”，它们介绍学习古汉语的各种常识，像诗词格律就讲得深入浅出，这部分内容现已单独抽出来变成一本《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因为这个课，当时还摸了不少书，印象比较深的有如游国恩的《先秦文学》、作家出版社编的《楚辞研究论文集》、王伯祥的《史记选》、鲁迅的《古小说钩沉》、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汪辟疆的《唐人小说校录》、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的《宋词选注》、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凌景诞的《董解元西厢记》、王国维的《录鬼簿校注》、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会注会评》等等，一开始都是泛览，囫囵吞枣，以后慢慢发现不但都记住，而且非常有用。
两种1960年代初出版的文学史以及刘大杰的文学史当年公认最好，今天来看，仍有其长处，让我来举例说明。这里暂且只讲科学院文学史，领衔编写这套文学史的是余冠英、钱锺书和范宁。第一个例子是看它怎么样讲孔子。三十多年前，一般人对孔子还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有本由巴金撰文、贺友直绘画的小人书叫《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度流行，那里面把《春秋》说成孔子留下的历史变天账，把《论语》说成孔子的反动言论集。
我们那时上中国哲学史课，读到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里面也写着孔子代表的是没落的与新兴封建势力对抗的奴隶主阶级，他的政治理想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那时对孔子基本上是这样的印象。可是，这部文学史有一节讲《论语》，它前面介绍孔子的生平，也还是用了那个年代流行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及语言，称孔子鼓吹的“仁”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博施于民能济众这一套，“都是剥削统治阶级欺骗和麻醉人民的言论”，然而接下来它说孔子聚众讲学、有教无类，是把知识传播到广大社会中去，已经有点褒意了，它又说《论语》里面写出来的孔子，是“一个思想深沉、举止端方的大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这一下子就把孔子的形象扭转过来了。
第二个例子是杜甫。那些年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喜欢“三李”，不喜欢老杜，他说杜甫是个小地主，写的诗都是政治诗而又哭哭啼啼的。郭沫若在1972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扬李贬杜的倾向就很明显，他认为李白的性格和诗歌都富于平民性，杜甫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揭了杜甫的“老底”。
可是，这部文学史讲到杜甫时，虽然确定他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但它指出儒家思想中也有民贵君轻、匡时济世的一面，就是这一面引导着杜甫忧国忧民、感时伤事，只不过由于阶级的、时代的局限，“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特别是封建帝王仍然是他精神上的最高主宰”，使他不能分辨“忠君”与“爱国”之不同，不能彻底变成自己阶级的贰臣逆子。这一分析可能还有过去意识形态的痕迹，然而指出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杜甫是有两面的，讲得非常中肯。它分析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形容这首诗“一气贯注，奔流直下，不仅是从它的每一个形象里奔跳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的飞转着轻快的旋律”，既贴切又富有现代感，是相当不错的文学解读，也能让人一下就记住这首诗。
十几年后，我在京都大学对面的旧书店偶然买到一本久保得二的《中国(支那)文学史》，它是1903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学教材。起初我并不知道久保得二在日本学界大名鼎鼎，还做过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首任教授，我是被他将中国文化置于与欧洲、印度文化的比较当中，又从文化讲到国民性、从国民性讲到文学的思路吸引住的。国民性的说法并不稀奇，1980年代“文化热”时，这是谈得最多的题目，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早就耳熟能详的，但是用国民性来推导中国文学的特质，在我们的文学史里还是罕见，这让我颇有点惊讶。久保得二说中国人偏于现实、重视现世，缺乏理想和想象力，有排他的、崇古的习性，中国文学因而为教训的、保守的、拟古的、形式的、虚饰的，这些我以前都不曾读到，我们的文学史往往都是以亲切的口吻称呼“我国文学”如何如何，都是赞颂备至，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叙述。
这部文学史对孔子和杜甫也没有那么多褒扬。它说孔子是深刻的哲学家、道德楷模、文献学家，政治上却很失败，他不承认文学是独立的，以美与善之和谐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的诗论妨碍了纯文学的发达，也阻止了后来中国文学的进步。它又说杜甫是一个入世的、讲义气的北方人，旷放而不自检，好高论天下事，唯有每饭不忘君的罕见忠诚，思君忧国，因而也褊狭躁急、愤懑不平，时常在作品里悲时事、哭自己，表现社会的纷乱，故有“诗史”之称号。它对孔子和杜甫不但评价不高，分析得也有些漫不经心。
从久保得二起，我后来读了古城贞吉以下很多日本学者写的中国文学史，从明治到昭和，一点点捋下来，就发现中国人讲中国文学史，开头是跟日本学的。这样去读在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也就是1904年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师范班编的《中国文学史》，就很有意思了。这本文学史，我好多年前专门写文章介绍过它，它完全是一个年轻人“临时抱佛脚”编的急就章教材，所以，第一它宣称“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以此说明对文学史的需求很急切;第二它毫不讳言自己参考了日本人的书;第三它交待应公共科和分类科的要求，要讲历代源流义法，还要练习各体文字，于是有“篆籀音义之变迁，经史子集之文体，汉魏唐宋之家法”这样的内容。今天回过头去看，这部文学史实在奇特，好像面面俱到，却又丢三落四，不过是仅仅讲了个文章学，别提小说戏曲，连诗歌也是七零八落。
它也讲到孔子，它说汉唐以来，孔子至圣、为万世师表已成定论，可最近却有些“颇谬于圣人”的议论，《论语》里“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也因不明古训而“为外教所排击”，这句话的本意是“孔子殆伤民智之难开，并非若秦政之愚黔首矣”。对孔子的回护溢于言表。它本来不怎么谈诗，但是也称“李杜起而诗律一变”，青莲尽其工、工部大其体，又说到“万方多难，不有以鼓吹之，则民心将不知有国矣”，“韩柳李杜，岂仅自悲其身世哉，所遇者奇，而诗文所流露者亦奇”，对杜甫肯定居多。它最后论及当世，甚至说日本明治维新，一般人以为“黜汉学而罪欧化”，可是如果去读日本战争文学、走卒下士所为诗歌，“或奇崛如李，或雄健如杜”，便会有“中国辞章之士，苟读之而愧奋，中国庶几中兴乎”的感叹。这表明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极为倾慕，他写文学史效仿的就是早稻田大学的笹川种郎，可是他也并不是亦步亦趋、照单全收，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仍不可动摇，李杜仍是文学上的最高典范。
那个时代，讲文学史的人很多都照搬日本汉学家写的中国文学史，如发行很广的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如作为东南大学教材的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顾实的书在好些地方，如讲南北文学之差异、讲孔子和李杜，都与久保得二如出一辙，它还说孔子是北方思想的开山，文学上并不值得崇拜，因为孔子不懂文学真正的性质，其主张是诗要有美与善的结合、诗要用来做教育，都是不知文学为何物，偏偏对中国的诗论影响极深。
在这样一个气氛下面，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起到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胡适立足于国语的、白话的立场，用当时新兴的文学观念，可以说是把中国古代文学来了一个大疏通。他的这个讲义，开始是为一个国语讲习班作的，有人根据现场讲演记录下来，题目叫做《国语文学史大要》，那里面是把《诗经》《楚辞》、杜甫和李白的诗都当成白话作品来讲的。后来据以改编成《国语文学史》，最后以《白话文学史》为名出版，主要保留了汉唐这一大块。这部文学史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它本身就用白话写下来。
《白话文学史》既是从汉代讲起，那么关于孔子，就要去看胡适稍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意思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于“中国哲学发生时代”一节，引了很多《诗经》里的诗，用来说明当时的政治之黑暗、贫富之不均，导致社会上产生忧时的、厌世的、乐天安命的、纵欲自恣等各种各样的思潮，老子、孔子都是思想界革命的种子。它说孔子本来有志于政治改良，因时势不合，遂专心教育，子路称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活写出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
孔子要改良社会，“仁”是他理想的人道，君子为他心目中人生的模范，礼乐为他用作培养道德的利器，他主张“礼让为国”、国中弦歌不辍，故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寓文学于美术观念，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对孔子的这些评价，是不是有点夫子自道的意思?而这是与日本汉学家又或顾实等人看法不同的。《白话文学史》讲到杜甫也很有意思，因为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一般评价杜诗，都必要说他的律诗成就很高，然而白话诗的提倡恰恰要打破格律，怎么能给杜甫那么大篇幅?《白话文学史》讲杜甫，突出的是两点，一是他的写实，称其为八世纪中叶以后写实文学的创始人，二是他的诙谐，主要表现在那些信手拈来、滑稽风趣的绝句里。说写实容易理解，因写实才能称得上“诗史”，可为什么要强调杜诗的诙谐呢?原来“白话诗从打油诗来”，这就拐到白话诗上了。像“三吏”、“三别”这样的，又可谓故事诗。既写实，又是白话，还在叙事，胡适最看重的三个白话文学要素，杜诗兼而有之。
胡适以后，很多人都学他的方法讲文学史，不再盲从古人对于文学的看法，同时吸收很多新的考订和研究成果，再前前后后把文学史从先秦到清代补足，这样形成了一个文学史的主流，直到1950年代。上面讲到1970年代末我念大学时读的那两套文学史，也是这一潮流里的成果，这两套书现在仍有重印。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中译本问世后有不少评论，有赞有弹，我自己也有评论发表，大的方面就不去说了，单看它怎样写孔子和杜甫。它称赞孔子为学问、容止、道德俱佳的君子，“是深刻自省之人，是个性谦恭与道德权威的典范”，也不会“为了换取政治影响而对自己的道德原则有所妥协”，而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表现在他的文质平衡论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修辞理论，他对《诗经》的编订也使诗歌有了在古代中国文学里的首席地位，他的崇古则发展为中国中古诗歌的一个主题，等等，它在孔子身上用的这些溢美之词，不仅在文学史里前所未有，有的可以说都超出了孔子本人的言行与影响。然而说到杜甫，它却异常克制，只是淡淡地提到杜诗里有些无人可及的细节，恰与重大政治事件交织，这使杜甫赢得了“诗史”之名，但晚期住在成都的杜甫却是与世隔绝，他的诗里有理想主义，也有温和的自嘲。它大概有意将杜甫其人与其诗区分开来，所以说杜甫是用诗歌建构了自己的生活，这些诗最终将一个失意的小诗人，变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有名的诗人和人格。
对孔子、杜甫的描述及评价，在文学史里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以此为例来看整个文学史，自然是以管窥天、以锥刺地，但是就这一小部分也已经显示出这么大的差异，说明文学史始终是变化的，变化的是文学观念、检讨文学史的方法、对作品的解读以及据以批评的立场。但是文学史也有它不变的地方，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和一些固定的常识，是很久以来形成的，比如它始终要选择《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作为每个时代之主流的作品、文体，它始终也不能缺少孔子、杜甫、关汉卿、曹雪芹等等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变的内容，让文学史有了一定稳定性和延续性，无论意识形态、研究风气怎样变化，它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独立的、不变的，这些也是我们文学史课最重要的内容。所以这个课，除了基本资料，你可以选任何一种文学史作为参考。
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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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修订：为中共党员杨度正名
星期日 十一月 16, 2014 9:55 am
1975年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大手术后的第18天。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他终日卧床不起，不得不取消了所有的接待活动和日常散步。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这一天，周恩来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托王冶秋将此情况转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为了解此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后联系了周恩来的卫士、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以及周恩来晚年的三位秘书——钱嘉东(后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纪东(后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和赵茂峰(后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
前两人均表示，听说过此事，但不了解是谁传达的。
最后，赵茂峰的妻子、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向记者证实，确有此事。那天在场的秘书，正是赵茂峰。但更多的细节，赵茂峰也不记得了。
王冶秋后来曾回忆，他当时得到传达后，很是诧异，四处打听，但谁都不知道推崇君主立宪制的杨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1975年12月，周恩来的指示，通过时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金冲及，传达到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辞书修订
金冲及的电话，是分管历史地理部分的副总编王芝芬接到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正式文件或者通知了。
时任辞海编辑所副总编、后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巢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编辑《辞海》，每一个词条都必须反复考证，有证明材料，不能出错。而周恩来的这个说法虽然权威，但却缺乏资料佐证。
调研的任务，交给了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谈宗英。
1936年，《辞海》第一次出版，由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主编。1957年，已经退休的舒新城向毛泽东进言，建议再次修订《辞海》，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次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舒新城再次主持《辞海》的修订工作，直至1960年去世。
1959年，29岁的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谈宗英被借调到辞海编辑所，参与了这一版《辞海》的修订工作，负责历史类词条。
“杨度”词条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有关杨度的资料很少。他们只知道，袁世凯死后，杨度可能去了上海，但没有查到可靠的记载。他们还找了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的书来看。陶菊隐当年是行走在老上海滩的记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杨度晚年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当然，这个说法不可能在词条中得到采用。
1965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关于杨度的词条写道：
杨度(1875-1932)，近代政客。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与杨笃生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勾结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流寓上海。
“未定稿”本拟第二年定稿发行，但文革爆发，新修订的《辞海》没能出版。
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示，要继续修订《辞海》，并将其纳入国家出版计划。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的大批判下，这项工作断断续续。
1974年，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始审定《辞海》条目。修订工作才步入正轨。
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历史教科书中的“帝制余孽”，忽然成为周恩来口中的共产党员，让谈宗英大吃一惊。
在上海的寓所里，84岁的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接到任务后，他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寻找杨度后人。
“二等公民”
杨度有两个妻子，八个孩子。大太太黄华育有两子：杨公庶和杨公兆。二太太徐粲楞育有三子三女：杨云慧、杨云碧、杨公素、杨公敏、杨云洁、杨公武。
杨公庶和杨公兆1914年留学德国，分别攻读化学和地质学。1915年末袁世凯称帝后，他们被留学生中的进步组织摒除在外。两人不再关心政治，埋头读书，得到博士学位后才归国。
其他几个子女则一直在杨度身边长大。长女杨云慧记得，中学时上历史课，老师讲袁世凯复辟时，提到“助纣为虐”的杨度，话说得很不好听，她埋着头，唯恐周围人知道自己就是杨度的女儿。
杨度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建国后。
1952年，杨公庶的小儿子、17岁的杨友麒参加高考，因成绩优异被选入留苏预备班，在北京的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一年后，全年级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因为出身问题被刷了下来，他就是其中之一。
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亲自做这批落选学生的思想工作。“他说，苏联要求我们，送过去的人社会关系不能复杂，否则一些保密的工厂不好安排。但政府是信任你们的，不歧视你们的。国内的大学随便你们挑，想去哪里都可以。”79岁的杨友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这之前，他和所有17岁的孩子一样，懵懵懂懂，不关心政治。这次，他受到了很大打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二等公民”。
他选择了有苏联专家的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因为俄文免修，他自学了英语，大三后又自学了德语。“既然我去不了苏联，我就要求自己努力学外语，不比那些出去的同学差。”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多次申请入党，“久经考验”后，才终于被吸纳入党。
相比之下，哥哥杨友龙比他幸运。
1951年，杨友龙考上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入党，曾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时，他从未因为杨度的原因被批斗。文革结束后，他进入北京市经委任总工程师，直到退休。
在杨友龙看来，作为杨度的后人，也有受人青睐的一面。83岁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度虽有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恶名，但也有《湖南少年歌》等著名爱国诗作，是清末经济特科考试第二名(榜眼)，是近代著名书法家，在法学和佛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家人眼中的杨度
经同事介绍，谈宗英找到了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的杨云慧和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工程师的杨公敏。
谈宗英记得，杨公敏的太太是俄罗斯人，在他们到访时，特意准备了当时非常罕见的冰淇淋。
得知周恩来的嘱托后，姐弟俩非常激动。他们介绍了杨度的基本情况，对他的生年和卒年均作了更正，但对他的政治活动情况，二人都说，当时年纪小，不了解。
一直以来，关于杨度的真实身份，在杨家是一个复杂难言的问题。
杨云慧在其1987年出版的《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我的父亲杨度》中回忆，1949年，她与一些文艺工作者一起，从欧洲集体回国，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一眼认出了她，走过来与她碰杯，还说：“让我们向杨皙子先生致敬!”走之前，周恩来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文革开始后，杨度的二太太徐粲楞的住处被抄，红卫兵骂杨度是官僚地主、卖国贼。徐粲楞忍不住争辩说，杨度不是卖国贼，周总理都尊重他。因为“侮辱中央首长”，红卫兵当众批斗了她。
身在北京的杨云慧听说后，立刻拜访了章士钊。章士钊与杨度在1900年代就相识，与杨家来往密切。章士钊明确告诉她：“你父亲的确是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入的党。这件事，毛主席曾经亲口和我讲过，不过对党外一向没有公开。”
后来红卫兵再次来扰，杨云慧写信向章士钊求助。几天后，章士钊来信，说周恩来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单位，叫他们放心。她家从此平静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杨友麒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建国前就已经知道，祖父和共产党走得很近。
1949年4月，杨公庶忽然离开了上海的家。还在上中学的杨友麒和杨友龙询问母亲，才知道，当时正在国共谈判，父亲随着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去了北平。母亲告诉他们，当年2月，民主人士章士钊秘密访问西柏坡，和毛泽东见面。两人都是湖南人，谈起湖南还有什么名人的时候，章士钊说，数得上的应是杨度了。
“毛泽东说，杨度是我们的人啊。章士钊很惊讶。毛泽东解释说，杨度是党员，在上海秘密入党。他还问，杨度有后人吗?章士钊说我和杨度的儿子很熟。毛泽东说，你下次来的话，也把他带来吧。”
两个月后，章士钊特意带着“电报员”杨公庶去北平，参加了国共两党最后一次谈判。
谈宗英等人在杨家收获不大。他们向北京有关部门去函征询情况，也没有结果。因为当时历史地理编辑室任务繁重，他们很快投入到其他词条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杨度确是同志”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8年。
这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难忘的记忆》，披露了周恩来嘱咐他为杨度恢复名誉一事。
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关于杨度入党问题》，文章白纸黑字地写道：“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李一氓说，他1930年就听说，杨度是党员。此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930年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杨度题的。
同样在这一版，还刊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副书记夏衍的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夏衍在文章中说：“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夏衍写道，李大钊牺牲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和章士钊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遇难者家属。1929年秋，经周恩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夏衍和他单线联系。
夏衍每月跟他联系一次，给他送去党内刊物和市面上买不到的“禁书”，也与他谈论国内外形势。他则不止一次地把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经由夏衍转给上级组织。夏衍最初只知这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才知道，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杨度。
夏衍回忆，杨度曾对他说：“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 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对自己的入党动机，杨度曾跟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从丙等到乙等
有了王冶秋、夏衍和李一氓等人的相关文章，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可以完成了。
谈宗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辞海》的编辑中，历史类词条分特、甲、乙、丙、丁五个等级。特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词条，甲等是孔子、汉武帝等。丁等是最低一级的，如某个皇帝的年号。等级越高，字数越多。他的印象中，“杨度”词条从原来的丙等提升到了乙等。
重要的条目，会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普通词条则由编审(上海各出版社都派了编审参加审稿工作)审定。杨度词条由辞海编辑所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主编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执笔修改，经辞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总编三审定稿。谈宗英记得，因相关资料详实可考，杨度词条没有专门送审。
最终修订的杨度词条，约276字：
杨度(1874-1931)，近代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在词条中，杨度的生卒年均作了更正。同时，“破坏革命”“拥袁窃国”“勾结”等负面定性词语都消失了。
巢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回过头去看，杨度为党所做的贡献，当时说得还不够多，可以再增加更多的细节。
新墓
杨度入党之事公开后，杨家后人开始走出阴影。
1978年，中国将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化工部也被要求派人参加考试，考试科目只有一门：英语。之前，在化工部科技局总工办担任支部书记的杨友麒碍于家庭出身没有报名。看到王冶秋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后，他找到科技局政治部要求报名。他说：“我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现在总可以报名考试了吧。”局长同意了。
最终，科技局派出17人，考上3人，杨友麒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学习了两年，之后成为化工节水节能方面的知名专家。
同时，杨家人为了杨度的新墓开始了多方奔走。
文革期间，杨度的坟墓被夷为平地，棺木和遗体遗失，土地被公社收走种菜。徐粲楞为此十分伤心，但杨家人自知身份，什么话都没说。
1985年，上海清理公墓时发现了杨度的墓碑，通知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的杨云慧将墓碑领走。杨云慧不知如何处理此事，就向在北京的杨家第三代征求意见。
杨友龙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当时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任研究员的二姐杨友鸿揽下了此事。
通过朋友介绍，杨友鸿登门拜访了夏衍。夏衍很热情，当场就写了两封信，让她带给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她带着信找到上海统战部，对方答应处理此事。但过了一段时间，事情却没有下文。
杨友鸿再次来到上海统战部。对方说，做墓碑要有墓志铭，墓志铭代表定性，杨度这样复杂的人物，他们没法写。她提议，不写墓志铭，只写一个简介。对方考虑后觉得可行。
随后，“杨度同志新墓筹建委员会”成立，由上海市政协出面，在上海万国公墓中选了一块地，作为墓址。1986年，新墓落成，邻近宋庆龄墓地。
墓碑是原有的，碑身上写着：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这是由夏寿田所写。夏和杨度一样，早年在袁世凯政府任职，后来也曾帮助过上海地下党。由于一般人不清楚“杨皙子”为何人，又请赵朴初书写了一块小碑“杨度之墓”加上去。
墓前的石刻碑文最后写道：
1922年，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南北奔走，匡民救国，追求革命真理。1927年，多方营救共产党人李大钊。1929年秋，经潘汉年同志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作出贡献。
6月28日，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杨士法主持了新墓地的落成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瑞芳参加了仪式。
杨度的长女杨云慧、五子杨公敏夫妇以及第三代多人参加了仪式。从北京赶来的杨友龙作为长房长孙，代表家属发言，并对上海市政协、上海市统战部表示了感谢。
86岁的夏衍没有参加仪式，但写了一篇《续杨度同志二三事》，专程托人送到上海。他写道：“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也可以领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
杨云慧代为宣读了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
“姑姑杨云慧受杨度的影响比我们大。迁墓的时候，她很激动。她觉得，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杨友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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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性诡计：现代推理小说中的常用写作手法
星期五 十一月 14, 2014 6:10 pm
所谓叙述性诡计，是作者利用文章结构或文字技巧，把某些事实刻意地对读者隐瞒或误导，直到最后才揭露出真相，让读者感受难以形容的惊愕感。那些被隐瞒的真相并不一定是甚么“凶手的名字”和“行凶的动机”，也可能只是“凶手的真正性别”，“被害者的真正职业”等等，甚至故事描写的可能不是“罪案”而是其它事情，虽然较常见的还是以杀人事件为主题的故事。
叙述性诡计，较为概括的说法，可说是一种玩弄文字的欺骗读者。实际上更为正式的说法是，叙述性诡计为作者利用读者先入为主的观念，使读者「相信」某件事情或某种状况，最后造成读者大吃一惊的一种结果。此为一种不易掌控的技巧，太过超过易造成读者的反弹或两极化批评——感到被骗了，或有人形容「想摔书」。但是使用得当、并且读者可以接受的话，是一种很能造成意外性的技巧。
叙述性诡计：这种诡计类型往往不被中国评论界所看中，他们通常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侦探小说写作方法，而不认为是悬念设置的一个方法。“叙述性诡计”是指作者通过叙述，主观介入故事，以叙述手法刻意诱导读者向假象的方向靠拢的一种讲故事方法，即作者通过讲述故事，在讲述中用讲述方法故意避重就轻误导读者，利用读者与故事只能通过作者叙述这唯一的渠道进行联系，而在渠道上做文章，用叙述方法隐瞒或曲解情节就是“叙述性诡计”。
一个事件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文学作品就是表现故事事件的渠道和载体，但它本身却有着独立于叙述对象（事件）和接受者之外相对自由的特点，即作品并非必须依赖其内容和接受着而存在，而叙述就是叙述者主观性的对事件进行阐释复原。既然是主观性复原事件，在复原过程中，作者就可以通过他的主观参与，有意的避重就轻，把事件的某些常规性表现予以省略、变形或曲解，从而达到读者和叙述事件中间产生隔膜屏障，使得“身临其境者俱以为常识者，旁观者皆为不知”的效果，但又通过暗示将那些常规性线索变成暗线交代出来，造成读者的阅读误区，从而产生迷惑。例如写一个梦境中的故事，作者却不交代这是书中某个人物做的梦，让读者错误的认为这个梦中的故事是小说主人公确实经历过的，从而达到梦境与现实的混淆。
不过“叙述性诡计”通常采用的方法是人称、视角和时态、地点的任意转换，以达到模糊效果。比如作者在一部小说中第一、第三人称随意转换，但在转换中作者却偷换了概念；还有叙述视角的随意转换，或使用多个视角对同一件事进行反复叙述，利用各个视角对这件事不同的结论，造成人对事件认识的混淆。还有时空的混淆、对象的混淆：作者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毫无关联的若干事件，扯在一起混写成一件事，而又不加说明，造成人的理解误区；还有的是作者不交代叙述对象，例如写一个女人的事，作者却只说她是某某“人”，而不说明其性别，利用人们习惯说“人”就是指男人，误导读者误认为写作的对象是男人；或者写的不是人的故事，作者既采用拟人化手法，但却不明确交代出来，这些都是“叙述性诡计”。这类作品最常见的就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但叙述者却是罪犯，代表作是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埃克洛伊德谋杀案》、日本作家横沟正史的《夜行》等；除此之外日本作家横沟正史的《古井奇谈》，采用纯客观叙事的方法，并结合书信体这一特殊模式，带给人很奇特的感受；而日本作家绫辻行人、折原一等都是专事写此类作品者；而殊能将之、歌野晶午等也创作了如《樱的圈套》、《剪刀男》等类似作品。
优点：
一般的推理小说，重点总是放在“谁是凶手”或“怎样犯案”等情节上，虽然谜团的设计各有不同，难易的程度也各异，但整体来说，读者的推理进程基本与故事中的侦探同步，然而，以叙述性诡计为主的推理小说，作者于字里行间安排伏线欺骗读者，把真相巧妙地隐藏起来，诡计并非甚么凶手为了逃避侦探的追查而出现，也并不是与读者毫无关连的设计，那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一场真正的对决，而即使读者果然被骗倒的话，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把故事重新再读一遍，那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哩。
缺点：
然而，以叙述性诡计为主的推理小说还是有其先天性的缺点。首先，由于诡计重点并不在于案情推理，所以有部份作品的故事编排较为平铺直叙，读起来可能会稍觉沉闷，或许在到达终点之前，便早已错误地把它看成是一部无聊的劣等作品而丢掉。其次，由于诡计的性质特殊，一般来说“叙述性诡计的使用”本身也是一项不能让读者预先知道的秘密，所以对于这类型小说的推介，也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要在书海中找到这类佳作还真困难，唯一的例外，便可能只有日本新本格派作家“折原一”的小说，会公然说明了诡计的使用，那是因为他早已把叙述性诡计运用得出神入化，即使让读者事先知道也完全不会减低阅读的乐趣。
作者：南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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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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