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首页 -> Blogs(博客) -> 飞云浦
正在观看博客的会员有： 没有
|
黎京读书札记 - 北岛《城门开》上
星期三 十一月 26, 2014 10:27 am
开始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北岛会给自己这篇文章取名《城门开》。因为到他这篇文章发表时，北京已经没有城门了。如果是讲现在北京的城门开，那这个城门也忒大了，四面八方都是门。
从这点看，我真是不能写书评的，因为就连人家给文章起的题目我都不懂，往下还怎么可能评论呢。
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看书一般不先看作者序，开篇直奔主题。不喜欢书透，觉得还没看内容，就被“序”给指导了，破坏阅读兴趣。这次也是，直到全部内容看完，还是没懂北岛为什么管这篇文章叫城门开，其实到后来竟然忘记这本书名是什么。读完通篇勾起很多回忆，才又翻到前面去看序：
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作者，阔别家乡十三年后重回北京，发现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仿佛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于是他便要“重建我的北京”——用他文字召回北京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影，恢复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庙宇的原貌，让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天际线的景象重现，让鸽哨响彻蓝天的清脆回到人们耳边……同时，作者也把我们带回到他儿时的游戏中，带回到他的读书生活中，带回到他的母校，带回的“大串联”的旅途……他重建了这座“孩子们熟知四季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的城池，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北岛是为了追忆北京的过去，通过文字打开北京古老城门。很诗意，要不人家是诗人呢。
我去国八年第一次带女儿回京，是九十年代中期，记得该是九四年。多少年了，总是搞不清年代，就是对年的概念很模糊。前些日子过生日，想了很久才算过来，我都64岁了。不是因为上了岁数的关系，而是一如既往的。也不是只对自己生日，国庆到了，却怎么也不明白该是建国多少年。后来恨不得把脚趾头都算上，掰吃许久才勉强算出只比我大一岁，今年65。
还是回到大约94年夏，那时刚到北京，如同乡下佬进城，哪里都找不到。住在和平里，每天往返于娘家与岳母家。好在只要上了302就可以直达。记得第二天一早带着女儿去娘家看望父母。上车主动掏出百元大鈔买票。售票员看着我愣住，问，有零钱没有。我答，没有。那时哪有拿着百元买票的，现在百元不算什么，出门一趟就是几个百元没了，那时真的就是大票子了，买一张车票好像就四分钱。卖票的是位小伙子，笑笑说，算了，别买了，刚上班没零钱找不开。估计听见我满口乡音，老乡间多少是可以通融的。因为没过一会儿，那位和善的小伙儿就让一外地老冒领教了北京语言习惯的厉害。
女儿看着我满脸不解，大概是不明白同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
北岛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记述了上个世纪下半截在北京的很多小市民所经历过的变迁。那是一段小小的个人史，也是北京人不可避免的经历过的相同的经历。
想想这些巨大的变化，使得我很不赶趟。“赶趟”北方俗语，用时髦语言解释就是紧跟形势的发展。用更时髦的话就紧跟时尚潮流。
我大概属于永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因此总是想办法适应，却一直不适应，所以说很不赶趟。
北岛们多数比我强，人家四中出高材生，所以对他们来说，城门大概永远是开着的。我不是好学生，何况自打上了中学后就厌学，不喜欢在学校上课，缺少知识自然就会顽冥不化，所以感觉到哪里都没门。我在一所早已消失的中学度过四年，其中两年上课，两年文革。
看现在描写大学生活的书或电影，感觉年轻人的大学生活简直是无拘无束的，被赵薇导演成电影，被作家写成小说，尤其是冯唐的一系列如是说，相比我们和北岛同龄人来说，感觉上几乎不是同一人类按照现在流行说法，假如那时兴穿越，一定会以为见到了火星人。
我们的中学时代，该从六十年代算起。老三届高中和初中生最早从63年算起，而65年进入的初、高中生该是老三届最后一批，文革开始的66年直到68年这三届，才是正统意义的老三届。因为66年开始的三年里学校就没再招收新生入学。我是64年上的中学，算是跻身期间。好的初中学生多少还学到一点点，对于本来就厌学的我，文革前就没好好学过知识，勉强学到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知识，文革中都被蘸着墨汁当大字报贴墙面上了。
北岛的回忆多在文革前，说起来那时的北京我也还记得一些。
有些人告诉说，如果开始想要回忆过去，也就隐隐的觉得自己老了，也就开始对现在产生诸多不满。
对现实不满，对于老人该是永恒的话题。老人在年轻人眼里就像古董，是件摆设，值得珍惜，但只是属于证实过去的纪念品。古董的价值就是老，德高望重的老人，具有欣赏的价值，多少有些艺术性，毕竟是少数，属珍稀品种，大多数是过气了的东西，该归为老家伙，就像一部老旧的汽车，逐年折旧，于是便翻番的落价。所以说，老家伙们的不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有时会被年轻人觉得不识时务般的可笑。
年轻时的我曾经也这样认识过老人，觉得他们保守，顽冥不化。只是几十年过去，却把自己的当年忘记得差不多，反过来折磨着年轻人。不过还好，现在意识到还来得及，就不要过多责怪年轻人对自己的无视。他们需要向前看，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怕摔跟头。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希望他们少摔，甚至不摔，却忘记自己不也是摔着跟头长大的吗，当年老人家们的话我又能听进去多少。
2011年8月的某天，吃完晚饭后，伴着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在贵阳逛街、散步。父亲突然心生感慨，叹口气说，世风日下啊！没明白怹老人家想说什么，估计又是看不惯什么了。随后，老爹没再继续。我想了想说，这是没办法的事，社会在不断变化，总是按照年轻人的想法变，但是不会以老人的愿望变化的。咱们现在看不惯年轻人，兴许哪天孔子突然转世，还看不惯咱们呢。
几千年前的传统早就被变化得面目全非，自以为的卫道士，也会在时代变化中有意无意的破坏着以往的道德。
这是在安慰自己，其实嘴上说完老爹，心里也会暗生抱怨：世风日下啊！我蛮喜欢老子、孔子、孟子之流的。尽管看不懂他们的书，却感觉还是喜欢。无厘头。
现在人的生活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比好不知道多少，用天上地下形容不算过分，却不知怎么仍然怀念过去的老北京。当下北京的繁华不接地气的时尚，像把古老北京的淳朴架空，尤其是看到涌现在雾霾中北京的相片，感觉北京真的升天了，大概进入天堂也就那样了。
我对北京的回忆却依然停留在地上。
“充实了内心才踏实”是否应算作警句。
自文革开始，一年年过去，这样的踏实便渐行渐远，人们需要太多的不知足去充实空虚的内心。
北岛想要召回的是老北京的味道、声音、光影及其他，就是想找回北京的充实，却使我想起的是招魂，这么说似乎有些阴森森的，后脊梁骨一道凛冽的寒气升起。
魂，北京的魂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不该算是北京人，因为提到北京的魂，我居然一时真没想清楚，北京的魂是什么，北京的魂在哪里。
如果只是从味道、声音、光影说起，大多只是民俗，并不是北京的魂。所以说，北岛的城门开大概与招魂关系并不大，只能算是与魂有关，因魂而起塑造出的北京，实实在在的北京。
想到这里，不禁好奇心顿生，便在网上寻找北京魂在他人心中是什么。
厚德载物。厚德才能载物。可能这是很多人对北京的认同。
可我不明白北京的厚与德究竟在哪里。而厚德载物这四个字里面最终该要落实的是个“德”字。无德，往下一切都免谈。
我一直对“德”字的定义不太明确，也很想弄个明白。把北京的魂说成“厚德”，感觉有些牵强，后面再加上个载物，只是想到庞大和臃肿，纷乱和嘈杂。
北京的载物似乎与厚德关系不是很大，却与首都有扯不断的联系。假如首都是在南京，那时载物的重心必定会转向南京。
网上看到一篇短文，也是在讲与北京魂有关的事。开头人家一句话，几乎与我的认识不谋而合。人家是这样说的：“如果要让我选择永久居住地，也许会有100个理由不选择北京，但只需一个理由，足以让我无法拒斥，那就是，因为她是北京!”
这是一位香港学者说的。而往下就是摘录香港学者那段话的作者，在那里自吹自擂的把北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由于文章的开头被香港学者给定义了，往下再如何渲染都显得牵强，不妨把原文抄录如下：
[cod]……许许多多居住在北京的异乡人都感同身受。是什么让古往今来众多怀抱理想的异乡人在北京驻足、落户，加入到了建设北京、发展北京的队伍里?北京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吸附力、黏合力?大气、雍容、厚重、包容、时尚……这些无一不是北京的精神品格，但“君子以厚德载物”，古圣先贤一语道出了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也道出了大地 能够承载万物的奥秘，那就是宽厚无私的德行。一座城市如同一个人，之所以能吸引众多有识之士，厚德是她必不可少的品质。[/code]
说得很动听，然而真实的应该是北京有钱赚。不是载物的问题，而是能够使来到北京的北漂们把北京所载的物成为囊中物，是互利的。假如没有利益关系，别的只不过是修饰，也是一些人的文风所致，说说实话其实并不难，只是媚俗的文风都已成了习惯，不夸上几句内心就会感到不踏实，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摇尾乞怜。相比招摇撞骗略微好些。
一位当代学者历数古今中外文人对北京的描述，发现了一个惊人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北京是一座最容易被人视为“精神故乡”的城市，即使离开了，无论离得多远、 隔得多久，依然会不断地怀想、思念。这座大得惊人的城市，之所以能让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子将其视为“故乡”，必定有着博大的胸襟和无限的亲和力。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谁，富也罢、穷也罢，她既不势利，也不挑剔，始终公正、温和，永远都会像迎接远行而归的游子一样接纳你、包容你、爱护你。唯有这样，你才能把她视 为故乡，倾心奉献、永远怀念；也唯有这样，她才会成为一座让古往今来一代代仁人志士梦牵魂绕的城市。
说到精神，北京因是帝都，自古以来全国的文化人最集中的城市。一年到上海南京去过，感觉皇城就是与其它城市的感觉不一样。在上海时，到处是钞票。后来去南京，被南京的气势所吸引，当时正生病，只是朦胧有种与上海不同的感觉，后来细想起来才明白，那里也曾是帝都。而后回到北京也是同样的感觉，那就是文化的气息。但说到势利什么的，哪里的小市民其实都差别不大。北京人已经离不开外乡人，是一种说法，也是因利益使得这种关系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至于志士仁人之类的，就千万不要往好听的说太多。
说起来，思乡，恐怕是一种通病。如果把这也算作北京的独特，似乎更是牵强。上海人的恋土情节其实比起北京人来该加上个更。在上海人眼中，哪里都不如上海好。何况现在，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是家乡，北京并不比任何其它城市更特殊。
其实，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早已铸就了个性鲜明、有着自己风骨气韵和精神品格的北京形象。这些精神品格如同血液，从古流淌到今，而 且渗透在了整个城市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很多时候，她不需要指认、不需要辨析，因为她在你的心里是那样的清晰，她就是她，博大精深，卓尔不群，一旦走近，就立刻会被她吸引，人城一体，难以拒斥，难以言说。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发展一样，需要一张名片、一个符号来彰显自己的个性特质、确立自己的独特身份。在这种大背景下，提炼北京精神，彰显北京形象，对于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毫无疑问，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锻造出的北京精神是丰富、立体、多元的，但此情此景下对北京精神的指认，不仅仅要呈现出其悠久的历史，更要指向飞速变化的今天和未来，涵盖我们这 个时代的最迫切的诉求。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作为国家形象最直接体现者的北京，一个站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沿、引领时尚的国际大都市，需要爱国情怀，需要创新意识，但“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一切的一切皆需要“德行”来支撑。如果忽略了德行操守，城市不仅会失去秩序，失去旺盛的发展态势，更会失去人们的认同感和信任，从而城市将会尽失生命活力，成为无魂的躯壳。因此，厚德应是过去、今天也是未来北京城市的魂中之魂。
(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感谢您访问京华网(www.jinghua.cn)
教授毕竟就是教授，人家很会追捧，符合作为教授的先决条件。不过，要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名词“北京”换成任何一座城市，读起来似乎也都可以这样吹的。厚德用来形容一个民族好像比较合适，形容民风似乎也还可以，但是形容一座城市，就比较泛泛了。
大体上，厚德在共识中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美德。
殊不知因为“道”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德”也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何况对道德的认同，每个人都会不同。如果这样的话，如何界定一座城市的道德恐怕会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现在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会沦陷到什么程度还真不好说。
一座城市的道德不会逾越出国家范畴，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在闹独立王国。北京因为帝都，所代表的德该是起到一种典范的作用。
在学问上我非常欠缺，只好在网上找，但我并不确定，即便是稍微权威些的百科网站上，对道德的定义就具备普遍意义，就真那么靠谱。摘录下仅作为参考：
德，是一个人或社会好的内在的品格和价值观。老子说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德在这里体现为善、信。也就是说，德信作为人的基本品格和价值观存在。
德与道有密切的关系。没有道（道理，道路）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与好的品格。无德是因为无道（就没理了）。
这样的解释很有意思，道为道理、道路，无德为无道。如果没有道路可走。可见会混乱到什么程度。
古人定制了一条为了立德所建立的路，称为道德。以此推论，为现在的德定制的路也就符合现在的道德标准了。也就说明，道德如果与价值观联系上是会变的。也就是说，无论古今的道德首先该建立在德信的基础之上。
反之，有道必然有德。老子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意思是说，天下有道，军马运粪肥田。天下无道，戎马战乱。最大的祸在于不知足。
老子的圣人以百姓心为心，而后面那些话显得很模糊，好像道德只是信仰，人一旦有了信仰，精神上会有找到依靠的感觉，剩下的就由赋予精神的信仰来操心，道德只不过是依附于信仰的。
老子反对只讲表面的礼。德是内在的，而不应是形式的。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信仰消失，道德随之崩溃，是会相互影响的。
要不说老子是圣人呢。后面那句话是关键，也是人为什么都要讲价值，就是因为不知足，又要给不知足找到理由。
摘录了几段，放在文章后面，有点多，是想全面些。每个人，每个朝代对德的认识都会有所不同。至于自五四以来对孔家店的批判到文革后期对孔老二的冲击意味着什么，也许需要重新思考。
批判儒家封建思想是因为孔孟是维护帝王统治阶级的，为了剥削阶级利益的。那样的话，现在开始重提儒家文化其意义何在。不是一手挥舞大棒；一手伸出橄榄枝，不伦不类的。
封建王朝覆灭，皇帝没有了。批判孔孟失去意义，而后发现儒家文化对稳定社会安定团结有好处，于是又拿回来实用。但是，原来的道德观被冲击打烂后再恢复起来并非易事。根据上面摘录的三段文字对厚德载物的解释，自五四始，道路被不断修正，德随之慢慢崩溃。道德底线被物欲冲击得全面失守。尤其是猫论复辟后，形成一种局面，只要能够保障经济效益，是不需要底线的，演绎成，只要能够捞钱便可以不择手段。
礼乐崩坏后，道德底线会被重新规范。何况，过去封建社会的那套君臣父子孝悌的关系早已不被认同。新的道德观通过什么途径使大众能够接受，而新的道德观重新确立并非一时一日才能实现。传统文化被破坏也许只是一朝一夕之间，而新文化的形成却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
兴许有人这样认为五四运动与儒家文化唯一可以抗衡的只有一点，就是打破旧封建独裁社会，建立新的民主社会。估计这个提法也是唯一可以与“厚德载物”抗衡的理由。即用民主的概念来替代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道德观。
以上的理由很牵强，不该是要民主就抛弃厚德载物。更不该的是，在破除旧文化时连文化精华也一同毁掉。
民主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区别在于，对社会结构认同从大众心理上的转变。而 民主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在百多年的对民主的期盼和向往中，曾经被下过很多定义，是众多理想主义者们的希冀。我理解的民主其实早就在孔孟笔下出现过。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的理解中就是做人该具备的民主素质。民主不是事业，不是信仰，更不是斗争可以换取的。因为那些都不具备民主基本素养，而是政治诉求。法制是通过法律保证人权，而法制并不能保障民主，因为法制本身就不包含民主意义，某种意义上讲，对民主却是个制约。因为法制不仅仅只是保证公民自由，还要维护他人的利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利益关系，只有社会和谐才是民主的基本保证。追求个人利益不是民主的终极目的，不应把追求自由与向往民主社会相提并论，因为民主意识中没有绝对的自由。民主是有限度的，很大程度上是自律。
孟子有这样一段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文中定义为民本原则，却看到那时共产党主义教育中提到的人民公仆的影子。当然按照阶级斗争学说，孟子的这段话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可是我不明白，阶级斗争本身对于达到民主社会具体实施上有多大意义，是创建平等社会还是从另外一方面制造新的社会矛盾。
新社会与旧社会的道德究竟会有多少是不同的。
从北岛的城门开说到北京的厚德以至于可以载物似乎扯得太远。
（待续）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谁能做编剧
星期一 十一月 24, 2014 5:27 pm
陈秋平/文
编剧是一种职业，像教师、会计或厨师，并不高贵，也不低贱。只要你能靠卖剧本为生，就是编剧。能做编剧职业的人不一定是最有艺术才华的人，但必须具备：1.耐得住寂寞；2.行动派（说写就写，无论有没有灵感）；3.不要脸（知羞耻但不怕人嘲笑）；4.逻辑思维强；5.有一定的想象力；6.不怕修改；7.痴迷和梦想。
经常有年轻的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做编剧有前途吗？怎样的人才能当编剧？编剧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和素养？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编剧？说实话，这些问题真不好回答，因为做编剧需要太多的综合能力和素养。但这个问题又不得不认真地回答，因为这关系到许多朋友的职业规划。
的确，从这个角度来说，编剧是一种职业，这已经毫无疑问。我曾参加过一届“首届海峡两岸编剧论坛”，会上有一位著名编剧说，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因为有史以来中国的文人第一次把文字卖到如此好的价钱，一个前所未有的好价钱！好到什么程度？据说有一次，一位大编大为惊讶地亲耳听到投资人给他开出了每集电视剧45万元的天价（一部电视剧下来就千万身家）。当然这一个是极端的例子，绝大多数编剧还是廉价的。三万五万一集是常有的事，刚出道的编剧甚至一万元一集，几千元一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一部分青年人经过几年的打拼，已经可以靠编剧这门手艺养家糊口了。编剧，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可供年轻人选择并令许多人艳羡的自由职业了！
既然是一种职业，就应该人人皆可从业。现实情况是，虽然表面上看从事这个职业几乎没有门槛，可以不论男女，不问年龄，不在乎兼职与专职，不用坐班打卡挤地铁倒公交，甚至可以不看文凭文凭，不问是否名校毕业和是否相关从业经验，只要你能写出制片人满意的剧本，就可以入行。
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个年轻的导演难以找到导演的工作，多半只能给大导演当一个场记、助理、副导演或执行导演，很难一上来就做导演。有的人当了十年的副导演，依然没有机会独立执导影视剧。为什么呢？因为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动辄上千万数千万的投资，怎么可能放心放手让一个新手拍摄呢，万一有个闪失，全部投资将面临血本无归。年轻导演去应聘，制片人首先问你：你过去导过什么片子？年轻导演回答：没有。制片人：那不行，我怎么知道你能导戏呢？年轻导演：你都不给我机会，我怎么会有作品？于是进入了怪圈。没有作品就不让你导，不让你导，你永远不会有作品。
而编剧则不同，当你去应聘一个编剧职位的时候，制片人问：你以前写过什么影视作品吗？你：没有。制片人说：那不行，我怎么知道你能写剧本呢。你马上从包里拿出新出炉的剧本递过去：老师，你可以从这里知道我能胜任这个职位！
这就是做编剧的好处！
即便做编剧有这样的优势，但真正能否端稳这个饭碗，还是决定于你递过去的那个文本。对，就是它——剧本！你必须先写出合格的剧本，然后将其顺利卖出，才能真正实现你的价值，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编剧。这说明，从事这个职业的门槛实际上是很高的。
那么，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编剧，至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耐得住寂寞】
编剧是孤独的，写作是寂寞的。编剧只有远离喧嚣，避开浮华，一个人安静的坐在角落里，沉下心来，缪斯之魂才会敲响你的门来造访你。如今的社会生活多精彩啊，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诱惑太多了。昨天同学聚会，今天卡拉OK，明天远足旅行……，电话响了，微信在闪烁，你去，还是不去？多数情况下，你需要摒弃浮躁，打开电脑，面对一张虚拟的白纸，开始敲下第一个字，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若是你能排除各种干扰，迅速进入状态，并养成一种生活习惯，你才能写出好作品来，你才算端得起这个饭碗。
【行动派】
文学青年很多，影视追梦者很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更喜欢停留在做梦，或者不时地高喊一下实现梦想的口号，他们永远都有满怀的凌云壮志，他们永远都在指点中国影视的江山，品头论足，粪土当代巨星大腕、名人大师，成天忧心忡忡地思考中国影视该向何处去。但就是不见他们下笔写作。或者有些人把写作看得过于神圣，一说到写剧本变感觉全身都在神圣地位艺术创作而颤抖，大有净手焚香，顶礼膜拜，静候灵感天降，方能修成文章的感觉。还有的人每天都找一万个理由推迟写作，或反复开头，或半途而废，责怪灵感去也。其实，当一项工作成为职业，干活儿就变成了常态。对于一个职业编剧来说，你有灵感要写，没灵感也要写。影视已经产业化、流水线化，编剧成为这个产业链上的一环，就如同一台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开关一打开，就停不下来。无论你心情是阴晴圆缺，说哪天交稿就得哪天交稿。编剧讲究的是：说干就干——行动派
【不要脸】
这里指的是不要怕丢脸，当然不是不要廉耻，而是指不要太在乎面子。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人的尊严当然是需要保持的。但是，作为职业编剧，不可自尊心太强，不可自负，不可过度维护自己的形象，也不可以神经太脆。如果你怕别人嘲笑而不能下笔，如果你写完不敢昭以示人，或者你总是害怕第二部作品无法超越第一部，你都做不了编剧。编剧这种钢铁，就是在众人的质疑和嘲笑中炼成的。
【逻辑思维强】
对编剧的要求，与其说需要想象力，不如说更需要逻辑能力。想象力像孩子，逻辑力更像成人。当你听一个孩子讲他漫无边际的幻想时，最多你会赞许他的天真烂漫，但不会为他的“故事”着迷，不会探究，不会好奇，不会较真，不会期待，不会震撼，不会深思。为什么？因为观众的这些感受的形成，需要一个逻辑缜密的故事序列才能刺激起来。写剧本是一系列的推理过程，是一种逻辑的游戏，想当一个职业编剧，就必须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许多新编剧认为剧本创作可以信马由缰，那是错的。策划阶段也许还可容忍天马行空，驰骋想象，而落笔时，每一个果皆来源于相应的因，必须逻辑严密。不符合逻辑的故事和人物，不会取信于观众，自然也不能感动他们。
【有一定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发散性思维，当一张白纸放在面前，一切皆未可知时，需要全力发挥编剧的发散性思维。一个恪守教条、思想保守、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人，注定发散性思维缺失，没有灵光闪现，所写出来的东西，无法给后续创作以足够的选择和取舍的空间，必然无法创作出丰富多彩的优秀作品。想象力有时表现为联想、感悟、体验、模仿、模拟、复原和借鉴等等，这些能力常常被我们称之为“艺术的感觉”和“灵气”，没有这些多半是本能和基因带来的，后天可以一定程度地培养，那就开始培养自己吧。
【不怕修改】
俗话说：所有的草稿都是臭狗屎。俗话还说：好作品不是写出来，而是改出来的。
大胆落笔，不惧修改，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创作中常犯的错误——完美主义。许多人以自己是完美主义者而自豪自傲，这是大错特错的。首先，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美；其次，我们没有必要去苛求自己完美。我们可以尽可能接近完美，或不断地完善，但创作不需要完美。创作实践中，完美主义会害死人！求完美，总让我们怨天尤人，眼高手低，自卑毒舌，惶恐焦虑，甚至总让我们找到一大堆写不出来的借口。
【拥有一份痴迷和梦想】
编剧这个职业要顺利上路已经不易，如果还想日后大成，更是难上加难。好编剧都必须经历漫长的奋斗历程。有人说至少10年，才能成就一个好编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正因为如此，想把当编剧写剧本作为职业的朋友，除了有耐心和勤奋，更要有一份对影视创作的痴迷和对未来梦想的憧憬。因为热爱，我们才不计得失，因为痴迷，我们才百折不挠，因为梦想，我们才无怨无悔。否则，这路走起来，将痛苦不堪。
你可能会说，要做一个职业编剧哪止这几条，对的，这些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不是全部。无论多少条件，既然我们来了，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吧。祝你写作快乐！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生前身后
星期一 十一月 24, 2014 12:18 pm
生前身后
——改编自法国现代剧作家勒冈•福舒瓦的《油漆未干》，沿用了原作的框架。
说明：
继大幅度地变动从而全新编写剧作《欲望都市》、《一只绣花鞋》以及原创剧本《金缕曲》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进而敢于大胆改编世界名著《油漆未干》。
和之前《油漆未干》所有八个版本不同之处是——这是一个完全改变了场景地点时间段的戏曲剧本，并非是地处古镇的话剧本。正如《欲望都市》的故事发生地点是大都市而非原本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所在农场。
另外，特地增加了原先没有的开头第一场，用以完善前因后果使剧情更加完整。
相信，这应该是第一个有关这样讽刺内容剧情的戏曲剧本。期望，经过二度创作搬上舞台能够和当年的《钦差大臣》那样，成为受欢迎的一部喜剧。
场次：
第一场：旧日
第二场：前日
第三场：昨日
第四场：今日
备注：各场场景完全不变，是为独幕剧；编剧依然按时间分出场次。
场景：华洋杂居的上海租界招商客栈大堂一角，有桌子有椅子等。
时间：清末民初（第一场为满清晚期，接下来的场次均为民国初期）
出场人物：（按出场先后为序）
管妈，满清晚期华洋杂居的上海租界招商客栈女佣人，顾领娣奶妈，简称管
朗文华，落魄画家，沪漂，居住在招商客栈有很长一段时间，简称朗
顾老板，招商客栈老板，典型上海小市民，简称顾
顾妻，招商客栈老板娘，典型上海小市民，简称妻
招娣，顾家大女儿，小家碧玉，心比天高，简称招
领娣，顾家小女儿，小家碧玉，秉心忠厚，简称领
鲁小兵，管妈儿子，从常熟乡下来上海的打工族，顾领娣奶兄，简称鲁
达三江，集宝斋小开，简称达
佟四海，天绘阁老板，简称佟
陆闻富，云起楼掌柜，简称陆
白朗宁，寓居北京的洋人，古董商，简称白
发表人: 主持 2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高仓健的启蒙意义
星期一 十一月 24, 2014 12:15 pm
但进入90年代，高仓健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被新的偶像所代替。葛优等以轻松调侃的顽主形象逐渐代替了高仓健的硬汉形象。这背后是社会心理需求的转变。在新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以及与日本的邦交冷却甚至对抗的形势下，朝野都需要推出新的偶像来调适自己的需求。
用明星来称呼高仓健是不够的，得用大师。一代大师的逝去引发了中国人埋藏已久的集体记忆。可以说，高仓健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演员。在80年代初开国门的那一个特定时期，高仓健以其深沉寡言、坚毅负重、伟岸硬朗的银幕形象成为了中国男女的共同偶像。面对高仓健这样一个迥异于过去的人物形象，和日本丰裕繁华的景象，当时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我记得当时看完《追捕》，感觉整个人都傻掉了。那种震撼记忆犹新，从未忘却!
高仓健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是艺术和审美的，还具有启蒙和政治意义，非常丰富和深远。毫不夸张地说，挖掘高仓健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可以成为一个研究课题。当时，从门缝中的一瞥，我们看到了高仓健，看到了高仓健所在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甚为不同，比我们的世界更为美好。从而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引起了我们的向往，疑问和思考。
如果说中国电影过去的正面人物形象是“高大全”，那高仓健则是“高大坚”。两者在外形上有相似之处，身材高大，脸型方正。这可能使中国观众更容易接受他。但两者性格迥异，“高大全”声音宏亮，言语多;而高仓健饰演的人物则声音低沉，沉默寡言。更重要的区别在于，“高大全”人物肩负国家或集体重任，而高仓健则与个人的命运抗争和肩负家庭的责任。当然他也有《海峡》这样包含集体利益元素的作品。但即使在这部作品中，个人主义的元素仍然得到强烈的表现。而这些构成了对我们的冲击。
我想，与不公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正是当时的中国人对《追捕》这部电影具有强烈共鸣的重要因素。80年前后，中国刚刚结束文革，许多人刚刚从政治迫害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许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他们自然而然会对高仓健饰演的杜丘面对诬陷迫害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更能理解他的不解、委屈和愤怒。但他们也会惊讶杜丘以一人之力何以能与国家机器相抗争，而且最终还逆袭成功了。这里面，有太多与我们的世界不同。第一，代表国家权力的警视厅可能是错的，而个人可能是对的;第二，真由美父女在知道杜丘是逃犯后，竟然还冒险帮助他。以我当时的理解，这等于就是窝藏“反革命分子”。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政治觉悟”，既不会，也不敢窝藏逃犯;第三，追捕杜丘的矢村警长在了解真相后，竟然也与杜丘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不惧危险，与杜丘并肩作战。这好比说，当时的办案人员在知道张志新是被诬陷迫害后，就帮助张志新申冤一样。在我们看来，这太不可思议了。当然，还有杜丘与真由美浪漫的爱情和她家的私人飞机，这些都让我们啧啧称奇。简而言之，高仓健因对命运的反抗和个人主义精神而成为中国男性的偶像;而其对家庭的责任和忠贞，对女性的呵护又成为中国女性的偶像，这主要表现在《远山的呼唤》和《幸福黄手帕》等电影中。
但进入90年代，高仓健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被新的偶像所代替。葛优等以轻松调侃的顽主形象逐渐代替了高仓健的硬汉形象。这背后是社会心理需求的转变。在新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以及与日本的邦交冷却甚至对抗的形势下，朝野都需要推出新的偶像来调适自己的需求。对于男女大众而言，高仓健的硬汉形象终归是可望而不及，可期而不可遇。长久的追求和期待不过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坚持太久，累了，就想轻松。后来的事就无庸赘述，大致就是，由轻松到低俗、由低俗到庸俗，由庸俗到恶俗，最后，赵本山之流成为主流，一发不可收拾，泛滥成灾。
纵然如此，高仓健对中国的影响仍然存在，只是下沉了。他留下的时代印迹，永不会磨灭。
2014年11月20日来源:共识网作者:江上小堂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徐焰：苏联的1941年的失败和1991年的解体
星期一 十一月 24, 2014 12:13 pm
苏联虽然长期在军事上对西方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政治上却要靠“柏林墙”一类的封闭措施取守势。一旦按照过激的“新思维”突然打开国门，让老百姓意外地看到西方的活实情，过去政治宣传维系的思想信条便会从根本上动摇，这是多少优势武器装备也无法扭转的。
苏德战争的开始至今已经60年，苏联的瓦解恰恰也整整有了10年。对苏维埃国家仍充满感情的一些人称，这个联盟国家的历史上有两场大悲剧：即1941年和1991年。虽然相隔50年，二者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对于1941年的悲剧，此后50年内苏联军人一直刻骨铭心。在1941年入伍、八十年代担任总参谋长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曾有一句概括性的总结——“苏联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不使1941年的悲剧重演。”不过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位元帅的认识与传统的观念一样，只是强调战前军事准备不足，为此苏联在战后四十多年的和平时期始终保持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当1991年的“8.19”行动失败后，这位元帅觉得比1941年更严重的悲剧已无法扭转，便于8月24日上吊自杀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
苏联上层防范努力的这种失败，使人们对1941年悲剧的原因确有必要重新认识。
现代战争史上最惨重的胜利代价
1941年苏联的悲剧，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令人震惊的。这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起“闪击战”后，在五个月内不仅打到距莫斯科市区仅10公里处，还成建制地歼灭了苏军19个集团军和250个师，使苏联真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此后，苏联依靠动员起来的巨大潜力，经过苦战最后成为胜利者，从这点出发人们当然要从总体上肯定斯大林的战争指导。然而现代观念要求的不仅是可行性而且要追求最优性，进行战争也要讲效益，即以少的损失取得大的战果才能算指挥艺术高超。如果按照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就不能笼统地只歌颂胜利，同时还要考察一下付出的损失。
斯大林于1945年春战争结束后即要求调查死亡数，得到的不完全统计是1500万人，翌年他在演说中宣布本国共死亡700万人，其原因既是由于冷战开始想避免暴露国力虚弱，同时也不愿让世界知道自己指挥的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赫鲁晓夫当政后，宣布了军民总共死亡2000万人的笼统数字，却不谈具体损失。到了苏联瓦解前夕，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消灭历史的“空白点”，国防部通过研究历史档案，于1990年公开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这近四年对德战争中的详细损失数字如下：
苏军死亡、失踪共计1194.413万人
其中死亡688.5万人(包括因伤、因病)
失踪455.9万人
应征人员去前线途中死亡50万人
失踪人员作为战俘返回183.6万人
战后找到失踪者93.9万人
总计
军人总计死亡916.48万人(其中队列人员866.48万人)
实际被俘人员362万人(被俘后死亡178.4万人)
苏联和平居民战争中死亡1740万人(包括被屠杀、虐待致死)
总计军民共死亡2660万人。苏军损失如此严重，在近现代战争史上实在是独一无二的。相比之下，战争中苏军共击毙德军300多万人，俘虏130万人(不包括战后受降)，是以多于敌人几倍的惨重代价取得了胜利，何况苏联在物质技术力量上并不弱于德国。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对苏联的军事模式并不佩服，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如果具体分析一下，苏军损失最惨重的阶段又是1941年下半年。整个战争期间苏军被俘的362万人(缴获的德国资料中的俄国战俘数是576万人，统计的差异在于其中包括一些非军人)，至少有280万人于此间被俘。同时苏军还有430万人伤亡，连同逃散的80万人(当时也列入失踪统计)，开战后半年间的战斗损失总数便有800万人。德军同期的战斗伤亡失踪，总计只有85万人。俄罗斯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的报告中比较客观地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损失后，承认随后“等于是重建了军队”。
对战争初期的惨痛损失，苏联开始虽有意少报数字(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的公开讲话中只承认战争开始的四个月间损失170万人)，却无法回避。当时的解释都说法西斯对爱好和平的苏联有突然袭击的优势，同时在兵力兵器上占优势，即推诿于客观原因。其实，对敌人的突然袭击防备不够而存在和平麻痹，这本身就是主观上的战略判断失误。至于说到兵力，明显的事实是苏联人口和军队数都远远多于德国。苏联的对外宣传工业成就时，又一直说战前的技术兵器生产数量及质量都超过了纳粹德国，这一说法又与上述的解释自相矛盾。
苏联当时对领袖加以神化，实际上就失去了进行自我批评的可能。斯大林只是在著名的1945年6月24日胜利大阅兵结束后的宴会上说过一句：“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谁都知道，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斯大林，若说有间接的自我批评也就仅此一例。到了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时，走上另一个极端，把战争初期的失败责任全部推到斯大林身上，而回避体制上的原因。如此说来，又是个人品质决定胜败和左右历史，显然与苏联领导人自己也宣布信仰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
再看一下当年的苏联元帅们的回忆录，谈到1941年的失败时差不多也都批评决策者战备观念差，并归咎于装备技术不如敌人。他们不进行更深层次的总结，原因也可以理解。
1941年的惨败真是由于装备原因吗?说斯大林忽视战备，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俄罗斯的重要传统便是社会军事化，这是从建国之初的蒙古基因中带来并在对外扩张中滋长的。西方史学家称：“彼得大帝把蒙古式的野蛮和西方的科技相结合，从而造就了俄帝国”。列宁在给俄帝国主义定性时，也在前面加了“封建的、军事的”这样的前置词。苏联诞生后更突出军事特色，在二次大战前便是世界各大国中国防开支比例最高者。从1929年开始的的两年五年计划，斯大林都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消费)，而一直以“重工业-军工”为主。
1941年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居民的面包、衣物都长期凭票限量供应，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而作战飞机、坦克的数量则保持着世界第一。实际上，希特勒对苏的“闪电”袭击只能达成战斗的突然性，而苏联在战略上早就为大战进行着长期准备，斯大林只是对战争爆发日期判断有误。开战后仅两星期，苏军总数便由500万扩充到1000万以上，说明对战争潜力的动员能力很强，一时的突袭对那样广阔且又长期军事化的国家并不起决定作用。
根据战后苏联和德国的档案材料统计出来并为军界公认的数字，将1941年夏德苏两国在战场上的军队和主战装备的数量(不包括西线德军和远东苏军)对比一下也能说明问题:
前线作战部队作战飞机坦克汽车火炮
德国360万3800架3400辆50万台3.8万门
苏联400万6000架12000辆42万台4.6万门
现代武器不但讲数量还要讲质量。从装备性能的综合情况看，当时苏德双方各有长短，基本处于同一档次。如苏联的新型坦克T-34是当时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坦克，明显强于德国的马克-3和马克-4型。德国的战斗机则稍优于苏联，不过数量相差很多。当然，德国此时有仆从国助战，苏联却也有盟国的援助，这些都不起决定作用，在此未列入对比统计。
战后西方的战史专家经分析都总结说，德军于1941年对苏开战时，在装备方面只拥有飞机性能和无线电通讯这两项优势，如果讲后备的人力、物力资源，德国更是居于绝对劣势。苏联当时把希特勒统治下的被占领国也算入敌方的人力统计，其实德军从那里不但无法大规模征兵，还要花费大量军队执行占领和镇压任务。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苏联方面又是正义战争，按理说应该占有人心士气上的优势，初期的战术果却与正常推理相反。过去一讲开战争之初，苏联便宣传有多少人踊跃参战，并歌颂失败时仍英勇不屈的勇士，这些无疑是事实。然而另一方面无法回避的事实又是：数百万身体健全、手持武器的军人面对国家的敌人竟会弃械就俘(苏军恰恰又不许官兵投降被俘，规定对其家属还要流放)，这本身就不能仅用军事原因而要从政治层次来研究。如果具体看一下苏联瓦解前后解密的一些历史档案记载，许多事例就更惊心——开战后的第二个月，在白俄罗斯战场竟有三个整师不战而集体向敌缴械，投降时还打死了各级政委。同月，斯大林的长子亚科夫大尉被俘，当时混在人群中身着士兵服装，马上被旁边的人向德军指认出来。陷入包围圈中的苏联元帅库利克(战后被处决，五十年代得到平反)和官兵们一同突围时，首先要脱掉元帅服，换上坦克兵的连裤衣，目的也是防备内部坏分子的暗算。从这里得出一个人们不愿承认却又难以反驳的原因，便是战前的苏联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相当多的群众拥护。如果看看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清洗都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死亡的事实，其造成的后遗症在随后的战争中不表现出来反倒会是怪事。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年在内部传达，毛主席于1956年得知《秘密报告》的内容后，曾感慨说过：“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因此毛主席日思夜想的，就是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李慎之：《乌“昼”啼》，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应该说，1941年的悲剧发生有着复杂的综合因素。与诸如开战日期估计错误、训练水平和经验不如敌军等原因相比，政治体制上的弊病应该是第一位的。苏联官方长期却回避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吸取教训的方式，自然就是在和平年代也要使军事力量超出现实和潜在的对手，从而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被希特勒踢门反使危房更坚
其实，希特勒于1941年敢于进攻苏联，首先考虑的也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当时攻苏不仅犯了两线作战的大忌，德国上层普遍也知道自己的综合国力并不占优势。作为“第三帝国”二号人物的戈林于开战当天，便在日记中写下了“东线：死线”这不祥的预言。面对周围将帅的忧虑，希特勒却自信地解释说：“只要我们在俄国的门上狠狠踢一脚，它整个*社会制度的房子就会倒塌下来!”
德军开战后两星期便长驱直入500公里，英美等国的舆论普遍预测苏联会崩溃，可能分裂成许多个民族国家(这些在50年后倒成为事实)。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德国入侵后的残暴掠夺和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在占领区还不肯解散集体农庄，认为利用这一组织便于征收粮食和管理居民。许多过去不满苏维埃政府的人特别是农民，很快就纷纷投身游击队(此前苏联还不允许在百姓中发武器建立民兵游击队)，敌后广大农村在几个月内实际又回到了苏联的控制下，从而使深入腹地的德军两面受敌。苏军的意志在战争中也变得越来越强。在历史档案中曾有一份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投敌统计，在1941年每月都数以千计，翌年上半年每月以百计，下半年以十计，至1943年便基本不再有这种可耻现象。
本来在人数和武器装备数量方面便占优势的苏军，一旦振奋起斗志，又利用了敌军的兵力分散和不适应冬季作战，不久便扭转了战局。希特勒凶狠的一脚踢到苏联的国门上，却使俄罗斯各阶层又团结凝聚起来。二十年代便被取缔的东正教会被苏维埃政府允许恢复活动，牧师们都以称德国人是“恶魔”，颂扬斯大林是“上帝的使者”的方式，动员教徒们参战。当初列宁曾号召“大家都去与邓尼金作斗争”，这个昔日头号白卫军头目此时却在美国流亡地发表声明，呼吁海外白俄援助过去的死敌布尔什维克抗德。俄罗斯档案还说明，1942年间苏联驻美大使馆甚至与邓尼金商谈了让他回国的地位安排等条件。只是由于随后战局扭转，斯大林考虑到让他回国则对已镇压和仍关押的许多人不好交待，才又取消了原议。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会战结局已定后，德国被迫实行“总动员”，在武器装备的产量上超过了苏联，此后却反而无法抵挡战斗力日益增强的苏军。有的学者认为，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入侵，从某种意义上倒是巩固了这个战前已经潜伏着重大危机的国家。不过从消极面而言，残酷激烈的对外战争虽可以锻炼人，却也会掩盖内部矛盾。战后的苏联在几十年里遇到劳动生产率落后于西方，人民日用品匮乏及种种社会弊病，都推诿于战争的破坏，以致不少人抱怨说：“德国当年的入侵成了我们的培圾箱”。由于对1941年的教训乃至卫国战争的结果做了片面的总结，战后的苏联仍然坚持国防优于一切的旧有体制。自二十年代后期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后，强调高度计划经济的斯大林体制形成。这一体制强调集中财力于重工业和军工，在特定时期对保卫国家安全有某些作用，却存在着忽视人民生活改善、效率低下等与生俱来的弊病。五十年代以后苏联虽批判过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对其经济体制却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还加以强化。本来，苏联拥有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可比拟的丰富工农业资源，高科技水平也属一流，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赶上西方应不成问题。然而苏联在经济总量只及美国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情况下与对手展开几十年的军备竞赛，长期把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用于军事及相关部门，这只有靠压低人民生活和延缓民用工业发展来维持，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遁环。苏联在军备上能与美国比肩，卫星上了天，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在作品中嘲笑法国人：“我们的妻子袜子破，你们的衣服确实好，但是德国兵能到巴黎大街上溜达，却进不了莫斯科!”此话在战争年代讲起来能有自豪感，然而到了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让人民长年陷入“袜子破”的境地，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苏联虽然长期在军事上对西方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政治上却要靠“柏林墙”一类的封闭措施取守势。一旦按照过激的“新思维”突然打开国门，让老百姓意外地看到西方的活实情，过去政治宣传维系的思想信条便会从根本上动摇，这是多少优势武器装备也无法扭转的。
靠得到实惠的人民拥护是根本之计
苏联长期潜伏的危机，终于在199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总爆发。8月下旬，在青年人纷纷上街的一片喧嚣中，只有几个胸前挂着旧日勋章的老人为自杀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举行了葬礼。合棺之前，元帅的妻子在丈夫凉冷的额头上最后吻了一下，痛心地讲道：“他从十八岁起便参加了同德国法西斯的战斗，可是如今我们的国家被民主派法西斯分子从内部攻克了。”
“民主派法西斯分子”这一用词是否妥当姑且不论，拥有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苏联确实是从内部被攻破。1991年出现的国家瓦解，其政治原因这次再无法回避。人们可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总结出千条百条经验教训，然而最基本的一条还是人心向背问题，即原来苏联的错误政策造成了人民的不满和失望。
唯物主义者都承认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应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最终达到物资极大丰富，国防建设只是其保障手段。军事方面的投资不能缺少，却要有一个适当的限度，如果片面强调国防而忽视人民生活，便是手段吞食了目的。勒紧裤带搞武器，只能适用于战争或临战特殊时期。和平时期长此以往，人民在建设中得不到实惠，不仅会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政治上也难免离心离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穷兵黩武同样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句名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得到群众拥护的国防，才是最巩固的国防，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水平这都是真理。看看苏联的教训，再回顾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摆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由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局面，人们更会感慨尤深。
对于中国人来说，研究苏联的经验教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孙中山曾有句名言——“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长期学习了苏联模式后，人们又应得到的体会是，在进行各项建设包括国防建设时，非以俄为戒同样断无成就!
来源:《百年潮》2001年第5期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阎连科面对文学背对文坛
星期一 十一月 24, 2014 12:01 pm
10月的布拉格，秋意渐深。
中国作家阎连科走过卡夫卡曾经走过的街道，领取了第14届卡夫卡文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授予中国作家。
从得知获奖到领奖，阎连科一直保持沉默，有关这个奖项他只说了一句话，“一切都会很快过去。”
从布拉格归来快一个月见到阎连科，走在北京初冬的街头，有关那次领奖的记忆就好像北京的秋天一样转瞬即逝，仿佛不曾发生。
“黑暗，不仅是一种颜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在颁奖典礼上《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感受黑暗的人》这篇演讲中，他这样说道。关于这篇影响巨大的演讲，他说，“要说的都已经在那演讲里边了。”
到了这个年纪，阎连科说越来越不在乎世俗的喧嚣，争议与批评。20年前，梁晓声告诉刚刚调到北京的他：“作家要面对文学，背对文坛”，这句话他到今天依然没有忘记。
“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固执。”他说，“当沟通变得困难的时候，索性把那堵墙竖起来，用另外一种方式告别文坛，或者说用写作告别文坛。”
首次入围就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北青报：获得卡夫卡奖已经快一个月了，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看来依然具有某种魔幻色彩，很多中国人其实对这个奖是有一点陌生的，您现在闹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
阎连科：怎么参加这个奖的评选，没有任何人知道。今年5月份突然来了一封邮件，告诉我说获奖了，因为我完全不懂英文，儿子又不在。四天以后儿子回来才告诉我说人家四五天前就给你写信，告诉你拿奖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奖所关注的是世界上所有活跃的作家，但你必须有一本(此前规定是两本)捷克文的翻译作品。去年《四书》被翻译成捷克文，当时的报纸标题把这件事情称为去年捷克最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当然，卡夫卡奖的评委不全看捷克语。那些评委由捷克、德国、西班牙和匈牙利的专家所组成。他们除了捷克文，也非常关注作家的法译和英译等作品。一个评委告诉我，在卡夫卡文学奖的历史上，有两个人是第一次入围就得奖的，我很幸运，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品特。
北青报：这次去领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阎连科：二三十家媒体来采访，所有的媒体看书的认真都超出想象。让我最感动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他说读我的《四书》是他唯一一次用五天半的时间看完一本书，看完后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他的女儿听。女儿听完发了半天呆，找来一块石头，说人活着不能那样死掉，应该像这块石头一样活着。他把这块石头当做他女儿写给我的信。那石头的形状像一只小鸟。他女儿解释说，“让那个作家以后想布拉格了，可以像这野鸭子一样飞过来。”
北青报：在卡夫卡奖的授奖词中，把您和卡夫卡、赫拉巴尔做了比较。您本身的写作有受过他们的影响么?如果让您自己选择，会在古今中外的哪一位作家身上，找到和自己的相似性?
阎连科：世界上有一种文学，应命名为“布拉格文学”。组成布拉格文学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哈谢克、卡夫卡，与下半叶的哈维尔、昆德拉、赫拉巴尔及伊凡·克理玛等。是他们让那个伟大的布拉格，闪烁着不朽的文学之光。卡夫卡和哈谢克是两个源头。我们如果认真阅读赫拉巴尔、克理玛和昆德拉的作品，会发现后三者与哈谢克的写作关系更为密切些。因为他们的写作，都以不同方式，表现、贯穿了哈谢克抓到的那个“布拉格精神”。比如以幽默化解世界的力量，如同帅克用他啤酒的肚子去迎对敌人的刺刀和坦克。当然，这三者中，昆德拉更不一样些。而哈维尔则使“布拉格文学”更为利锐和现实。我们把卡夫卡和哈谢克放在一起并说时，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种写作是用来影响作家思维变化的，如卡夫卡;而另一种写作是用来影响作家写作(作品)变化的，如哈谢克。换言之，模仿卡夫卡的写作是一种死亡，而用卡夫卡的思维去启迪自己的思维，或可是一种新生。
中国的历史与捷克的历史有相近性,我与赫拉巴尔一样，都在这相近的历史环境中写作，又都有几乎相同的边缘性和写作生态环境。而与卡夫卡，我想要做的，是从他那儿逃出来。不是从他的作品中逃出来，而是从他的文学思维闯出来。
之所以要逃避是因为有相似或者太相似，以逃避的先后年代顺序为次序，我明确要逃避离开的作家依次是日本的德田秋声、安部公房，法国的加缪，英国的劳伦斯和奥威尔和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文学”期的各种文学潮和作家们。 再后来，要逃离的是拉美文学和卡夫卡。而这几年让我迷恋并要逃离的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北青报：中国文学在捷克总体是个什么状况?
阎连科：我只知道我的出版社的情况，他们出版过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一个卖了600来册，一个卖了700多册，赔钱是毫无疑问的，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决定出一个活着的作家的作品，这样人可以出现参加活动，挽回前面的损失。去年我去了捷克一次，也就是为了把2000册卖掉才去的。中国文学总体而言在捷克相当小众，据说也就是高行健和莫言的作品还不错，在他们拿奖后能卖4000来册吧。
谁都不会刻意为西方写作
北青报：这次获奖你有听到一些争议吗?
阎连科：我在20年前调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梁晓声，他告诉我一句话，文坛要多脏有多脏，所以作家要面对文学背对文坛。他这两句话20多年我没有忘记过。如果今天去谈这两句话，我可能会说面对自己的文学，背对他人的文坛。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和同行的距离越来越远，我的写作处境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什么也别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让人家愿意怎么骂就怎么去骂吧。
北青报：有一种声音确实指责你在刻意为西方写作。
阎连科：文学不应该有东西方之分。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都是西方的，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都接受?当年也有人说莫言的《红高粱》是为了迎合西方，把中国最脏的东西拿出来给西方看。但那个时候莫言连香港台湾都没去过，他知道西方什么呢?除了文学以外。今天的阎连科同样在这处境里，包括余华。我们天天嘴上说艺术文学无国界，另一方面老指责中国作家在为西方写作，恰恰把文学政治化和阶级化。我们中国人对马尔克斯的喜爱丝毫不亚于拉美，那么马尔克斯就是为了我们中国人而写吗?
我们常常以审美的名义掩盖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
北青报：中国作家近年来创作的一些所谓正面强攻现实的作品常常得不到读者以及批评界的认可，而您说反而是一些“擦边球文学”得到普通好评。
阎连科：中国作家面对现实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正面强攻，比如莫言的《蛙》，余华的《第七天》和《兄弟》，贾平凹的《秦腔》，还有格非的《春尽江南》等。另外一种我认为是流行于中国的擦边球文学，他们常常以审美的名义遮蔽作家对现实的关注，逃避生活和现实的矛盾，也因此掩盖了作家思想的匮乏。所有的擦边球，在批评家那里都会被冠以“深刻”二字，而所有正面强攻面对中国现实的文学，得到的都是“粗糙”二字。如果拿我们今天的中国作家和鲁迅去比较，恰恰鲁迅也是对现实正面强攻的。我们去看他的《祥林嫂》、《药》和《阿Q正传》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但像写“救救孩子”的《狂人日记》，虽然正面强攻，却似乎同样可以说“粗糙”，我们对此该怎样去看呢?
以《兄弟》为例，我们经常诟病的是余华的这个情节，处女秀的问题;也有诟病苏童《河岸》中间的人头情节等问题。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以为，文学已经远远走在一些批评家的观念前面了。今天，我们所有的文学几乎离开现实主义就无法去讨论。必须要意识到一点，当一个作家面对现实时，他写作的素材一定是没有被时间过滤的;当我们面对历史素材时，那是被时间过滤过的。时间已经筛选了一些东西。但是面对庞杂而混乱的现实时，需要作家本人去过滤，这也恰恰是写作者最大的动力之一，也恰恰是被大多的批评家不予理解的地方吧。
北青报：您的作品《炸裂志》也被一些人认为有点“观念先行”，特别是对“地方志”这种形式提出一些质疑?
阎连科：《炸裂志》里面大量的细节——暂且说是“神实”吧，是我用力和用心之处，也是写小说的最大动力之一。这个小说对我的意义，恰恰是从内容到形式的“随心所欲”。地方志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包装的箱子。它到底像日本的糖盒那样精美，还是粗糙耐用，这并不那么重要，我更关注包装箱内的东西。有时候，批评家无法体会一个作家写到一个细节时那种在瞬间抓到小说内核的喜悦和兴奋。那个内核，使他理出了一团乱麻中的一条线。是这条线在统领全部的小说、人物和变化，欲望的生成和恶化……对此，作家和批评家的看法是有巨大不同的，这就是二者往往矛盾的根由吧。
最文学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北青报：听说您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写一万字。现在呢?
阎连科：二三十岁那些年，确实有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好岁月。每天写八千一万字，虽然粗糙却充满了激情和精力。现在，水已东逝，不见长流。今天的习惯是，只要在家，每天上午都坐下写上两千字。但多写五百字就感到困难和精疲力竭了。在这样的写作中，技巧、技术是越来越熟练。情感、情绪却越来越枯竭。所以，今天的写作，要警惕的是过分的技术化和激情的迟钝化。
北青报：很多人说获奖对于写作而言就像是“死亡之吻”，会对你的下一步创作产生影响吗?
阎连科：我现在深刻地感觉到，我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难和读者沟通。我需要的是坚持，是放弃一切地往前走。从《四书》到《炸裂志》，我感觉到了我的写作和读者及批评界隔着一层，彼此都不予理解，也不愿理解。可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变得越来越固执。难以沟通时，我的固执会让我索性把那堵隔阂之墙彻底竖起来。以前也许还在那墙上留着一扇门，大家可以推门而入，可现在不再这样想了。现在，我新的长篇已经开始写作了，它可能走得更远，我不再顾忌什么，非常决绝。老实说，世俗的力量非常强大，几乎没有作家有能力摆脱这些世俗。最文学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北青报：您会有“退役”的一天么?如果有，到时让您总结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你会如何说?
阎连科：年龄、岁月、衰老、疾病、烦恼和写作的力不从心等，这些东西无可阻止的到来，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的生命的尾声。直言说，我看到了死亡的逼近。
一个常常不能忘记死亡的人，自然会不断想到写作的退役和搁笔。前不久，在手机上读到张洁的《就此道别》，真是百感交集，戚然泪下。和张洁老师相比，我还不到那个年龄，不到那时候，但属于我的“就此道别”那一天，如史铁生说的那样，已经迈着均匀而有力的步子，日日地走来和逼近，而且带着无可阻挡的逼迫和尖锐。写作上，我最是以孙梨的晚年为榜样，设想退役的契机到来时，将不再与喧闹的文坛有任何瓜葛和纠结，过一种默默静静的生活和日常，生病吃药，浇水花草，朋友来了端茶和倒水。然后，文学和世界，就与我自己没有什么干系了。
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罗皓菱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
|
| Blog 拥有人: |
主持 |
| 作者群: |
(没有) |
| Blog(博客): |
观看所有文章 |
|
好友名单 |
| Go: |
上一页/下一页 |
日历
|
«
<
»
>
三月 2026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 29 |
30 |
31 |
|
|
|
|
连络 主持
Email : Send E-mail
私人留言 : 发送私人留言 (PM)
MSN Messenger :
Yahoo Messenger :
AIM Address :
ICQ 号码 :
关于 主持
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来自 :
职业 :
兴趣 :
留言板
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文章数量 : 6358
Blog(博客)历史 : 6963 天
回响总数 : 836
观看人数 : 4296831
RS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