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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星期三 十二月 03, 2014 11:41 am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比较朴直、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性。如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病。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编沉默的辞典。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总书记，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它太脏了。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时，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智者千虑尚且难免一失，何况当年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就没想到这些奇妙的话语只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且不准备当真去解放谁。总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场合喋喋不休。我觉得他们是少数人，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如福科先生所言，话语即权力。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份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我不等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份。这使我以为，使用话语权是人前显贵，而且总都是为了好的目的。现在看来，我当年以为的未必对，但也未必全错。
话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想要证明说话者本身与众不同，是芸芸众生中的娇娇者。现在常听说的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文化，在全世界一切人中最聪明。对此我不想唱任何一种反调，我也不想当人民公敌。我还持十几岁时的态度：假设这些都是实情，我们不妨把这些保藏在内心处不说，“闷兹蜜”。这些话讲出来是不好的，正如在文革时，你可以因自己是红五类而沾沾自喜，但不要到人前去显贵，更不要说别人是狗崽子。根除了此类话语，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少很多，但也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题目：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像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现在我就在发掘沉默，但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发掘。这篇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到好看，别的就管他妈的。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作“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但肉割来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子其实没有犯癔症。后来，我揪住了一个和我很熟的孩子，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大学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为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争着争着，就打了起来。其中一位受了伤，已被送到医院。另一位没受伤，理所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这一大夥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叫作校革委还是筹委会，我已经不记得了)讲理，实际上是在校园里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但我肯定是两者之一)的一部份不见了，在现场也没有找到。根据一种安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假如他还没把它吃下去的话;因为此君不但脾气暴燥，急了的时候还会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待这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受伤的学生曾经惨叫了一声，别人就闻声而来，使打人者没有机会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等等。总之，此君现在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听到这些话，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且感觉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因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几乎失眠。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人性尚且存在。同类不会相食，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份吞下去。当然，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生嗓子眼太细，但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虑。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好的。这是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单地解释道：积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参加了积代会，就是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
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又是个好意思。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乾净、皮肤比较白晰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
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决不是我。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还有一些人会说，我们这些熟练掌握了话语的人在嘲笑贫下中农，这是个卑劣的行为。说实在的，那些话我虽耳熟，但让我把它当众讲出口来，那情形不见得比该老乡好很多。我希望自己朴实无华，说起话来，不要这样绕嘴，这样古怪，这样让人害怕。这也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有句古话：敬惜字纸。这话有古今两种通俗变体：古代人们说，用印了字的纸擦屁股要瞎眼睛;现代有种近似科学的说法：用有油墨的纸擦屁股会生痔疮。其实，真正要敬惜的根本就不是纸，而是字。文字神圣。我没听到外国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那里神圣的东西都与上帝有关。人间的事物要想神圣，必须经过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间代理机构的认可。听说，天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来祝圣。相比之下，中国人就不需要这个手续。只要读点书，识点字，就可以写文章。写来写去，自祝自圣。这件事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达到神圣的手续甚为简便，坏处是写什么都要带点“圣”气，就丧失了平常心。我现在在写字，写什么才能不亵渎我神圣的笔，真是个艰巨的问题。古代和近代有两种方法可以壮我的胆。古代的方法是，文章要从夫子曰开始。近代的方法是从“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开始。这两种方法我都不拟采用。其结果必然是：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神圣性。我们所知道、并且可以交流的信息有三级：一种心知肚明，但既不可说也不可写。
另一种可说不可写，我写小说，有时就写出些汉语拼音来。最后一种是可以写出来的。当然，说得出的必做得出，写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说得出;此理甚明。人们对最后这类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我在云南插队时，有一阵是记工员。队里的人感觉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给我写张假条。有一天，队里有个小伙子感觉屁股疼，不想上工。他可以用第一种方式通知我，到我屋里来，指指屁股，再苦苦脸，我就会明白。用第二种方法也甚简便。不幸他用了第三种方式。我收到那张条子，看到上面写着“龟头疼”，就照记下来。后来这件事就传扬开来，队里的人还说，他得了杨梅大疮，否则不会疼在那个部位上。因此他找到我，还威胁说要杀掉我。经过核实原始凭据，发现他想按书面语言，写成臀部疼，不幸写成了“电布疼”，除此之外，还写得十分歪歪斜斜。以致我除了认做龟头疼，别无他法。其实呢，假如他写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写出的;此人既不是龟头疼，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疮;不过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人们对于书面话语的崇敬之情。假如这种话语不仅是写了出来，而且还印了出来，那它简直就是神圣的了。但不管怎么说罢，我希望人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要有点平常心。屁股疼就说屁股疼，不要写电布疼。至于我自己，丝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种话语是神圣的。缺少了这种虔诚，也就不配来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如前所述，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我们的话语圈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说过正常的话：既鼓吹过亩产三十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说得不好听，它是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如今我投身其中，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疯掉了，两者必居其一。我当然想要弄个明白，但我无法验证自己疯没疯。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当年里根先生以七十以上的高龄竞选总统，有人问他：假如你当总统以后老糊涂了怎么办?里根先生答道：没有问题。假如我老糊涂了，一定交权给副总统。然后人家又问：你老糊涂了以后，怎能知道自己老糊涂了?他就无言以对。这个例子对我也适用：假如我疯掉了，一定以为自己没有疯。我觉得话语圈子比我容易验证一些。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比较朴直、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性。如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病。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is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对我来说，这是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一种难改的积习。小时候我贫嘴聊舌，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就开始沉默寡言。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会说话──在私下里我说的话比任何人都不少──这只意味着我放弃了权力。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做不存在，因为人们不会知道你。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现在我负有双重任务，要向保持沉默的人说明，现在我为什么要进入话语的圈子;又要向在话语圈子里的人说明，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而且很可能在两面都不落好。照我看来，头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发现在沉默的人中间，有些话永远说不出来。照我看，这件事是很不对的。因此我就很想要说些话。当然，话语的圈子里自然有它的逻辑，和我这种逻辑有些距离。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我还要说一句，话语圈子里的人有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些别的人。出于对最后一些人的尊重，就不说他们是谁了──其实他们是这个圈子的主宰。我曾经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时我想，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沉默。就我所知，持我这种立场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我还是想做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是：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这个问题难回答，是因为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感觉。一个人决定了不说话，他的理由在话语圈子里就是说不清的。但是，我当初面对的话语圈和现在的话语圈已经不是一个了──虽然它们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今天的话语圈里，也许我能说明当初保持沉默的理由。而在今后的话语圈里，人们又能说明今天保持沉默的理由。沉默的说明总是要滞后于沉默。倘若你问，我是不是依然部份地保持了沉默，就是明知故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决定了要说说昨天的事。但是要慢慢地说。
七八年前，我在海外留学，遇上一位老一辈的华人教授。聊天的时候他问：你们把太太叫作“爱人”──那么，把lover叫做什么?我呆了一下说道：叫作“第三者”罢。他朝我哈哈大笑了一阵，使我感觉受到了暗算，很不是滋味。回去狠狠想了一下，想出了一大堆：情人、傍肩儿、拉边套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家伙、破鞋或者野汉子，越想越歪。人家问的是我们所爱的人应该称作什么，我竟答不上来。倘若说大陆上全体中国人就只爱老婆或老公，别人一概不爱，那又透着虚伪。最后我只能承认：这个称呼在话语里是没有的，我们只是心知肚明，除了老婆和老公，我们还爱过别人。以我自己为例，我老婆还没有和我结婚时，我就开始爱她。此时她只是我的女朋友。根据话语的逻辑，我该从领到了结婚证那一刻开始爱她，既不能迟，也不能早。不过我很怀疑谁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有这么老到。由此可以得到两个推论：其一，完全按照话语的逻辑来生存，实在是困难得很。其二：创造话语的人是一批假正经。沿着第一个推理前进，会遇上一堆老话。越是困难，越是要上;存天理灭人欲嘛──那些陈糠烂谷子太多了，不提也罢。让我们沿着第二条道路前进：“爱人”这个字眼让我们想到什么?做爱。这是个外来语，从makelove硬译而来。本土的词儿最常用有两个，一个太粗，根本不能写。另外一个叫作“敦伦”。这个词儿实在有意思。假如有人说，他总是以敦厚人伦的虔敬心情来干这件事，我倒想要认识他，因为他将是我所认识的最不要脸的假正经。为了捍卫这种神圣性，做爱才被叫作“敦伦”。
现在可以说说我当初保持沉默的原因。时至今日，哪怕你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说自己厌恶神圣。我只敢说我厌恶自己说自己神圣，而且这也是实情。
在一个科幻故事里，有个科学家造了一个机器人，各方面都和人一样，甚至和人一样的聪明，但还不像人。因为缺少自豪感，或者说是缺少自命不凡的天性。这位科学家就给该机器人装上了一条男根。我很怀疑科学家的想法是正确的。照我看来，他只消给机器人装上一个程序，让他到处去对别人说：我们机器人是世界上最优越的物种，就和人是一样的了。
但是要把这种经历作为教学方法来推广是不合适的。特别是不能用咬耳朵的方法来教给大家人性的道理，因为要是咬人耳的话，被咬的人很疼，咬猪耳的话，效果又太差。所以，需要有文学和社会科学。我也要挤入那个话语圈，虽然这个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狂吠不止、时而一声不吭的圈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来就没教给人一点好的东西，但我还要挤进去。
来源:读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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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国民女婿黄海波支一招
星期二 十二月 02, 2014 12:59 pm
给国民女婿黄海波支一招
明天吧，太晚了...........
这是昨天码的字，今天继续。
喜欢黄海波，从蜗居开始。其他的诸如一些客串小脚色没多大印象。
碰到了恶作剧似的恶时辰，没办法哦。
好在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跳跳贴面舞就当作流氓犯抓进去的时代了。
就算嫖娼，也不是流氓犯。------因为钱色交易不是耍流氓。这是你情我愿。
何况正如广大粉丝所说他还是单身，不妨碍任何一个家庭。
再有，嫖娼在通常条件下不会有怀孕产生什么私生孩子未婚先孕奉子完婚的事情。
眼下，黄海波恢复自由，不需要在里面组织参与什么合唱团演唱把命都给你了。
这几天天天在听这首歌，很搞笑---尤其是和那个真正的流氓，危害家庭的孙总斗智的那桥段。
据说不良艺人被禁----在一系列的帽子之后又有了一顶新帽子。
那么很容易，别做艺人就是。三百六十九行呢。
黄海波干脆办个经纪人公司，专门推介输送旗下艺人，也希望好哥儿好姐们都挂在黄海波的海波综艺公司门下。
更好的就是索性成立一个影视公司，当制片人---这总不是不良艺人了吧。
建议海清等等优良艺人出资团伙，联合起来力量大。
尤其是发动粉丝踊跃参与。
演而优则导，或许还能拿个新晋导演奖呢。
最近听说已经有网上呼吁合资拍电影的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志成城嘛。
小眼睛的黄海波睁大眼睛了看，活路多着呢。
最近在看锡剧王子周东亮的玫瑰村，一开场就被抓进监狱，结果后来成了花木王子，大款啊。
改革开放初期，还就是上过山的先发了。
马年失利，羊年也不迟哪。
祝福黄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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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戏剧批评：问题和对策
星期二 十二月 02, 2014 11:21 am
当下戏剧批评：问题和对策
马小龙记录整理
编者按：戏剧批评是当代戏剧生态的重要内容，也是引导戏剧创作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市文联日前在沪举办的全国青年戏剧评论家研修班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评论家对当下戏剧批评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建议，对于文艺批评和创作都应有启发。
戏剧批评现状
假面 套路化 过分专业性
黄桂娥：当下的戏剧批评渐渐丧失了对纷繁复杂的戏剧实践发言的能力，丧失了回应社会和时代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功能。戏剧批评匮乏最基本的批评品格，是今天的戏剧批评遭遇的最大的危机。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回顾鲁迅的批评观念不无启迪。鲁迅当年深感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今天同样如此。纯粹赞美或不痛不痒的戏剧批评是无益的，“撕假面”是批评的当务之急。这种假面，或是批评家与金钱、权力合谋的假面，或是高雅的学院姿态背后流俗的假面。
贺宝林：戏剧批评本是一项科学严谨、充满真诚、富有热情的创造活动，但不少戏剧批评偏离了这一轨道，变成了充满主观情绪甚至个人偏见的个人化活动，变成了树碑立传式的批评、宣泄私愤式的批评、哗众取宠式的批评和走过场应景式的批评。有的评论者甚至不看戏就评论，看看节目单就能说得头头是道，他们的批评千篇一律，基本上是一套格式化语汇，套在谁身上都可以，放在哪里都说得通。批评不需要个人化，需要个性化。批评的个性化具有独特的视角，富有独到的见解，带着独有的情怀，应是开放的、多元的、宽容的、充满真诚的批评。
金莹：当下的戏剧批评界并不缺乏好文章。但是，这些文章是否已经有效抵达，收到预期效果，让戏剧观众在阅读后产生思想激荡，值得怀疑。当下很多戏剧观众，对戏剧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其中很多人的戏剧专业知识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对于这批应该“尽力争取”的潜在受众，我认为，评论者先要接近，然后才能深入浅出。如果戏剧批评太过专业，“专业性”在此时便会成为门槛而非桥梁，很容易把这批观众挡在戏剧之外。我们的专业戏剧评论者可以多学习文学家的笔法，不忽视戏剧批评的专业性，同时更加强调戏剧批评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在做批评和介绍时，把有一定门槛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人能够接受的常识，转化为读者喜欢的戏剧批评。
戏剧批评功能
价值引领 心灵探险 情怀表达
严程莹：有人曾说，批评是批评家的心灵在艺术作品中的探险。我认为，批评家经历着两种探险。一是批评家要完成与戏剧批评所处的社会生活及文化氛围的博弈。戏剧批评要不受干扰地说真话。批评家要能经受各种诱惑的考验，锻炼心灵，保持操守，真正以自己的见识、智慧、力量，揭示、见证、助益戏剧创作。二是批评家要找到自身的位置。戏剧批评的对象是戏剧实践，两者紧密相依，但在实际中，戏剧批评与戏剧实践却容易错位，要么是批评者高高在上，以充分的优越感指手画脚，要么就低到尘埃里，逢迎吹嘘。两种关系的变化凸显着批评者的内心世界。这是批评者最具探险精神的环节。批评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探险之旅，批评家需要在这个旅途中善于发现、勇往直前，让自己的言说有思想、有趣味、有涵养，让自己的探险之旅成为有价值的征途。
苏勇：戏剧批评有描述、阐释、评价和规范四个功能。批评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描述和阐释，而是要在科学理性分析的前提下进行价值评判。首先，要尊重戏剧批评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要讲真话，还应具备理性、独立性和科学性。其次，要把握好“求疵”与“寻美”这两个向度。戏剧批评的向度不同，它所起到的作用和显示的价值判断也不一样。最后，要重视戏剧批评的引领作用。优秀的戏剧批评家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与人民迫切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够提升和引领创作者和观众的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
朱光：如果当下戏剧失去情怀，我们从事剧评的人，唯有去做西绪弗斯，不断地用“启蒙式剧评”周知大家，直到大家对戏剧都有基本的常识和审美为止。戏剧，终究是人的情怀抒发、精神补给。剧评，终究是对这种精神补给的评价。在具有交互性、延展性、碎片化、无边界等属性的信息时代，戏剧评论必须做到文字上“生动活泼有常识”，写作效果上言之有物又可读，行动上如“西绪弗斯推石头”。
戏剧批评武器
理论压舱 本体为本 尊重传统
郑荣健：戏剧评论要有效地发挥功能，至少应做到“三个回到”。回到戏剧源头去寻找思想资源，激活传统，确立与当下戏剧呼应的姿态。戏剧的源头在哪里？在民间，在广阔的中国乡土社会中。我们可以从我国传统文论中找到适用于今天的评论武器。其次，回到当下现场，发现趋势，构建新的理论话语体系。当代戏剧呈现为多样态、多层级的存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新媒体的发展，现实圈子和网络群组必将成为包括戏剧文化在内的社群文化集散地，构成社群娱乐属性。它是城市文化建设的双刃剑，评论者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迎接其挑战。最后，回到评论者自身，应自觉坚守艺术理想，强化评论主体的综合素养，避免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载沉载浮。评论航行必须有理论的压舱石，才能有定力，才能价值不扭曲、眼光不偏移、情怀不走形，护航戏剧发展。
孙晓星：批评主体即评论家本人应提高理论素养。当代戏剧是跨媒介戏剧，它需要批评家具有跨学科知识。以往戏剧批评多是戏剧文学批评，随着当代戏剧由文本中心制向综合表演艺术的转向，经常发生旧尺量新衣的情况，不能对新戏剧进行有效的批评。创作者瞧不起批评家，原因在于两者并未在一个语境中对话。当两者之间的良性对话无法形成时，批评也便沦为了学术象牙塔里的自说自话，对创作者构不成建设性的帮助和指引。在我看来，批评家不妨也参加创作实践，由局外人的视野进入创作主体的视野，走近舞台，身临第一现场，收获一手资料，并接受其他批评家的批评，提高自身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从而达到从书本到现实、从丰富的感性材料抵达理性思考的高度。
王新荣：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舞台艺术，尤其对于传统戏曲，音乐、表演等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研究乏善可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知识储备和学科壁垒的拘囿。戏剧评论的高度，取决于评论家的历史观、文化观、审美观和对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程度。戏剧批评要鼓励跨界、跨学科、跨领域介入，甚至希望更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进入戏剧评论的场域，拓展戏剧批评的历史纵深，提升思想高度，打通文化视野，防止戏剧批评局限于封闭的舞台艺术的琐碎讲求。构建科学的戏剧评论体系，既要鼓励“跨界”批评，但我们同时也要防止“非戏剧化”的倾向。在借用其他领域的理论框架、方法论进行批评实践的时候，要避免对戏剧文学研究得多，对舞台艺术研究得少；看重剧本创作，忽视剧场艺术；割裂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创作，把专业的戏剧批评变成了界限更加模糊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甚至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的批评。因此，既鼓励跨界研究，还要拿捏有度，不能忽视戏剧的本体属性。
颜全毅：针对目前戏曲创作存在的普遍问题，批评应该坚持三个基本立场。一是戏曲本体特色不能在创作与创新中被湮灭与淡化。在各种新的审美与艺术样式冲击下丰富和发展自身形态，固然显示了戏曲艺术的包容力，但因此抛弃或淡化戏曲擅长或者特有的表现形态与手段，追求戏曲难以消化的异质元素，容易陷入进退失据、消化不良的审美困境。二是尊重剧种的个性与特点。戏曲创作不能为了追求文本和艺术的普泛意味而忽视剧种的形态建构，更不能因一味追求突破而肆意改变。同时，我们的批评不能因强调对戏曲艺术的普遍认识而忽略不同剧种之间的巨大差异，更不能以对某些著名剧种的广泛认知去套用指导一些小剧种的发展创新。三是重视演员在戏曲创作中的主体意义。当代戏曲创作不能因为过分强调文本意义、导演手段甚至作曲、舞美的突出地位，忽略以演员为中心的戏曲传统，要突出为演员写戏的理论自觉。对导演、作曲、舞美膨胀，忽视演员表演的种种现象，应保持足够的警醒，并予以纠偏。
未央文学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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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赵本山的朋友圈：成龙只能坐在第三排开外
星期一 十二月 01, 2014 5:08 pm
从“接连缺席三级会议”，到《乡村爱情8》的“销声匿迹”，以及移民风波的出现，赵本山的2014年过的并不大宁静，人们也在讨论着这个本山王国的时代是否开始走向落寞。
整个本山传媒集团从未像现在这样谨慎。集团的副总们，无论往常多么热络可亲，听闻记者来采访，都是机械地重复：“集团有规定，这个只能找刘双平。”而本山传媒总裁刘双平不接任何陌生电话，记者们的采访请求短信，他最多只回复：“非常谢谢您，我们以后找机会合作。”客气周到地闭上了大门。
连资深的沈阳记者，都陷入了这样的沉默：“我们和老赵感情挺深的，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说话。”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赵本山不在其中。他连夜开会学习座谈会精神，却因此陷入更大的舆论漩涡。在沈阳，刘老根大舞台依旧欢声笑语;在铁岭，赵本山仍旧是当地人敬重喜爱的城市名片。但焦灼情绪，在表面平静下蔓延开来了。
“没去开会”舆论线路图
10月16日，江苏邳州的教师李海年看到了这场座谈会的报道，研读名单时，他发现里面没有赵本山的名字。一篇名为《莫言参加了座谈会，赵本山去哪儿?》的博客文章很快写了出来，并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微信平台上该文标题被换成了《习总文艺座谈会上赵本山缺席预示啥》，有将近9000个订阅号转载过。
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涟漪开始扩散。人们通过微博、微信讨论着赵本山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了。《华西都市报》记者杜恩湖在微信上看到了这个话题的讨论，与本山传媒集团总裁刘双平关系甚笃的他，还看到本山传媒员工说，公司通知要开会，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杜第一时间赶到到沈阳，旁听了本山集团10月19日夜里的会议。
第二天，《赵本山：抵制低俗，坚持“绿色二人转”》的报道在《华西都市报》娱乐版左侧一个不起眼的边栏中发布，门户网站转载时将标题改成《赵本山带弟子连夜学习总书记谈话：激动兴奋》。捕风捉影的消息愈加流行。以致，当10月21日赵本山身着范思哲2014年秋冬新款的炫目上衣参加人民网[-1.15% 资金 研报]在线访谈表态“我听党的话”，都被解读为赵本山的危机公关。
杜恩湖说，人民网是看到了他的报道才想到约赵本山做在线访问，而赵本山正好在北京参加一个公益活动的策划会，所以才赴约。本山集团一位匿名人士的说法和杜恩湖一致，称是人民网约赵本山在先。当本刊记者询问人民网工作人员时，对方则回应称：“这个事情比较敏感。”
无论本山传媒如何回应，但在网友眼中，局面一天天变得微妙。10月22日，辽宁召开了“全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赵本山未列席。好事者把10月29日的铁岭文艺座谈会也算上，称“市一级文艺座谈也没有带赵本山”。这就是所谓“接连缺席三级会议”。
辽宁省曲艺家协会(以下简称辽宁曲协)一位成员分析，省一级座谈会，“请或不请赵本山都有理由”：“主要去的是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也没有第一线的演员艺术家之类的参加，不过赵本山是省曲协副主席，要去也有名义去。”辽宁省的座谈会还请了省内的“文艺工作者代表”，排第一的是花千芳。
事实上，“文艺座谈会事件”并不是本山传媒今年唯一的烦恼。
浙江卫视重金购买了本山传媒出品的电视剧《爹妈满院》，原定于9月22日播出，但在播出前一晚被紧急叫停。浙江卫视的官方说法是：“开播前临时接到广电总局指示，由于题材问题被停播……”
熟悉本山传媒的电视台人士告诉本刊，所谓的题材问题，具体说是《爹妈满院》主题是留守老人故事，因此而“不和谐，话题太沉重”。
《爹妈满院》里除了赵本山几位“一线名徒”小沈阳、宋小宝、沈春阳之外，赵本山还亲自演了一个留守老人角色，且“戏份充裕”，计划中是本山传媒的重点剧目。
外界：“正的反的都不报”
很难说清赵本山何时知道的这些风波传闻，又知道了多少。他不用电脑，也不上网，手机还是老旧的非智能机，只能打电话，甚至连短信他都不会发。网上有了移民传闻这种不符事实的，身边人转告他，他再对记者澄清一下，就完了。一般的争议赵本山选择无视，“给人家说话的权利，要写写吧”。
但不是他的每个员工都能轻松待之。本山传媒主管演员事务的集团副总张家豪一贯在朋友圈不怎么活跃，从文艺座谈会后就开始“刷屏”赵本山相关内容：10月16日第一时间转发了习近平讲话精神;10月17日转发时评《习总文艺座谈会，赵本山贵在落实》;10月22日转发赵本山作客人民网访谈实录;11月6日转发时评《替赵本山说句公道话》;11月12日到11月14日每天都在转发崔永元和肖鹰关于“低俗之争”的报道，11月15日转发了百家讲坛主讲人魏新的文章《凭什么不让赵本山上春晚》。
他的合作伙伴们，对这个话题也开始警觉起来。本刊记者试图采访一家和本山传媒有合作关系的地方剧院，该剧院也挂着刘老根大舞台的名号、用本山传媒演员演出。但院方紧张地一口回绝了采访的请求。中间人婉转对本刊记者表示：“现在这个时候，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好。”
沈阳当地媒体《辽沈晚报》和赵本山关系密切，2006年该报曾与本山传媒达成战略合作，赵本山出任报纸的形象大使。但自今年10月15日文艺座谈会后，《辽沈晚报》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赵本山的新闻，赵本山的移民风波和辟谣新闻也未跟进。沈阳媒体人士告诉本刊，该报现在的态度是“正的反的都不报”。
辽宁卫视在电视圈素有“本山台”的外号，用“赵家班”的演员们做节目，反复播出赵本山小品合辑，买赵本山电视剧。最近几年，借用赵本山和春晚的话题，辽宁卫视每年岁末都要出《本山选谁上春晚》，让赵本山弟子们竞技比拼。今年辽宁卫视原本有《本山选谁上春晚》的录制计划，现在已经暂停。辽宁卫视2015广告招标会上，既没有出现《乡村爱情8》(以下简称《乡8》)，也没有赵本山的任何相关电视节目。
辽宁卫视负责买剧的李峰把不放《乡8》的原因归结为价格上涨，“去年才六十多万(一集)，今年就到百万级别，但是我们的经费没增加就买不起了。”至于电视栏目取消和赵本山合作，她不知情。
距沈阳20分钟高铁车程的铁岭，是赵本山过隐居生活的故乡。这里的人们也感受到了网络上的山雨欲来，从赵本山的原工作单位铁岭民间艺术团，到“本山民乐团”的老朋友们，都知道“不开会事件”的前因后果。赵本山的老哥们侯英武能条分缕析地解释赵本山不参加文艺座谈会是合理的：“确实是有选择地邀请了72个文艺家，他们都是有职有衔的。你看像作协主席铁凝、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演员里，李雪健很优秀，他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才去的……本山一个演小品的唱戏的，没有什么头衔。”他还在电话里告诉儿女不要看网上关于赵的非议：“不可能。别听他们瞎说。”
生意：没有想象中的大
沈阳中街的刘老根大舞台旗舰店生意依旧热闹。本刊记者参观这家大舞台时是一个下雨的周日晚上，但最高价和最低价票在五点不到时就售罄了。
观众并不会因为赵本山没参加什么会议而减少看表演的兴趣。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演出就是综合综艺，有脱口秀、唱歌、跳舞、杂耍、反串等等内容。伦理梗是每个节目的固定开场白和结束语，一个包袱稍有性暗示孩子也听不出来，扮演赵四的刘小光唱了十分钟的传统二人转曲目《包公断后》，当晚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了调笑日本人的段子。
总之，传说所谓的大舞台演出受影响、低俗内容减少、二人转唱段几乎全部取消等现象，都没有发生。热情的观众还意犹未尽地买了一两百的工艺品以获得跟刘小光拍照的机会。
从经济角度来说，赵本山的文化事业经营是低成本高收入的。晚上演二人转，都算“上班拿工资”。有人见过赵海燕(《乡村爱情》里的谢广坤媳妇)去大舞台演出，先“嘀”一声刷卡再开工——本山弟子们每晚在刘老根大舞台出场，就如白领刷卡要算考勤，不计算出场费。到外面的商业演出是弟子们收入的大头，现在知名弟子一场商演可得6万元。虽然价格体系和其他明星不同，但这些弟子因赵本山改变命运，明确知道是赵本山赋予自己价值，因此并无他心。
赵本山最初涉猎电视剧是在2001年。这一年，他找到央视的影视中心主任李培森，准备拍戏自己当导演。李培森给了赵本山一个剧本，赵拉何庆魁往里加了二人转情节，又找自己在铁岭民间艺术团的同事和自己的徒弟在里面演角色，这样诞生的就是《刘老根》，从此，这个名字也成为赵本山的文化品牌。
与其他电视剧相比，赵本山打造的电视剧成本很低。他不但用自己的徒弟不费钱，拍摄场地还能用“资源置换”。地方企业家和赵本山合影或在电视剧中客串后就很愿意提供拍摄场地。再加上本山传媒电视剧一直有植入，卖片还是一线大剧的价位，性价比之高可以想见。
辽宁卫视一位员工告诉本刊，辽宁卫视虽然过去以“赵本山”为唯一资源，但对这种合作也苦不堪言。这几年《乡村爱情》系列单集售价在五六十万，皆为打包出售，买一部戏不但要买它的捆绑剧集，还要答应赵本山的徒弟们上电视节目。电视台在本山传媒面前没有话语权，所有合作都是“无条件接受的霸王条款”，在电视台亏损最严重的一年，“很多钱都是打给本山传媒了”。
随着赵本山的事业版图不断扩大，也传出过赵本山要进军其他领域的消息，尤其是房地产行业。2009年4月赵本山参加博鳌论坛，接受采访时说：“计划投资13亿人民币，筹划建设海南博鳌影视基地，目前正在做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口气之大惊到了财经和娱乐媒体。但几个月后赵本山突发脑出血，在上海紧急入院，海南计划就没有了后续。
另一个赵本山被传“拿地”的地方是在故乡铁岭的新城区。《理财周报》认为“作为铁岭本地上市公司的铁岭新城[-1.23% 资金 研报]成为了赵本山资本腾挪的舞台”。但铁岭新城发布过澄清公告，否认了本山传媒投资该地块事宜。
在铁岭，很多人都知道当地政府曾经想给赵本山留地。铁岭市民间艺术团团长赵秀说：“铁岭给他那块地，是在铁岭新区靠西边。大概六七年了，他都没动。是在建新区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就研讨，也想把赵本山引回来，这块地给他建影视基地、影视城、艺术学校这些。铁岭也想发展好，借助一些资源，毕竟赵本山是一杆大旗。但是后来没谈成，不了了之了。”
不为人知的是，就在赵本山自己注册成立辽宁民间艺术团之前，2002年他曾经想把本山传媒集团建在铁岭。那时高秀敏尚在，赵本山计划以自己所在单位铁岭民间艺术团为基础，把范伟、何庆魁、高秀敏等人都找回来落在铁岭，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成行”。
朋友圈：从铁岭到中央
在沈阳中街的刘老根大舞台，大厅里有一面墙摆放着十五位各级领导人和赵本山或赵家班演员的合影，按照现任中央领导、往届中央领导、地方领导的顺序排列。
赵本山的朋友圈的确有老同事、老乡甚至村头的老农民，但政商人士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2009年5月刘老根大舞台“进京”，前门旗舰店开业，江湖地位很高的成龙，也只坐在三排开外，排前面的都是赵本山请来的政商人士。
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普通读者也能发现赵本山社交规格之高。2009年4月，他带着徒弟到海南三亚参加博鳌论坛。这些徒弟在博鳌告别晚宴后的联欢晚会上演出，时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的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都看得投入，他们和二人转互动的照片至今还放在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宣传片里。赵本山在博鳌期间参加了高尔夫球邀请赛担任开球，打高尔夫期间和拉莫斯谈笑风生，被媒体引为“二人转走向世界”的证据。
网络上也流传过赵本山和王立军、雷政富等人的合影。但侯英武认为那不足为据：“我还跟王立军挺熟呢，他是从铁岭出去的，最早铁岭的时候他是公安局局长，他后期犯错误又是另外一个事儿。”
侯英武认为所谓“跟大官往来”非赵本山本意：“他躲还躲不过来，我告诉你实话，他根本不想介入这些事儿。”
但赵本山确实通过朋友得到了便利。曾在辽宁工作过的某位央视前任台长与赵本山关系不错。在那期间，央视春晚对赵本山小品的态度是“名额给你留了，必须上”。
但伴随着这位朋友调离，赵本山与央视的关系也开始出现波折。2012年春节前夕，赵本山小品到了第五审之前出现问题。按往年规矩，辽宁卫视春晚的赵本山小品是央视的备用，但那年央视“毙”的时间太晚，再换备用作品，人员调度等问题都赶不上，再加上赵本山身体确实不好，2011年春晚上台前就需要吸氧，因此决定放弃央视春晚。
赵本山和辽宁卫视过去的领导也有交往。上文提到赵本山的“霸王条款合作”，除了因赵本山手中有优势资源外，也和赵本山曾与辽宁卫视领导关系不错有关。在辽宁卫视领导层更新之后，台内的口号变成了“长点脸吧，靠自己”。因此从今年上半年开始，辽宁卫视已经有意识地减少了赵本山相关节目。一直使用赵本山弟子的《新笑林》，上半年开始和本山传媒停止合作。
“国家需要我的资产，都可以拿”
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演出，台上有大屏幕配合表演，在两个节目中间，这个屏幕时不时会闪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关键词，背景图是党旗和五星红旗。
在赵本山和老哥们成立的“本山民乐团”里，演出曲目也都是红歌和民歌。团长刘志特别强调选歌这件事：“我们都是弘扬正能量、主旋律。选歌一是要红歌，一是要大歌，根据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要这么整。”
尽管本山传媒只是个民营企业，但团队建设可比国企。2003年，集团经过辽宁省党委批准，建立了党组织，刘双平任书记，定期发展党员。网上可以查到关于集团党建的如下文字：“赵本山董事长和公司领导一直高度重视公司的党建工作……公司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很多。”
本山传媒的一位匿名员工告诉本刊记者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这是战斗堡垒。”
赵本山经常开会带领徒弟和员工们学习中央最新精神，以往中央的“八项规定”等指示他们也都第一时间学习了;而开会都是在夜间11点以后，因为赵本山的徒弟们白天有人要拍戏，晚上有人要到刘老根大舞台演出，只有大舞台演出散场后的深夜才能聚齐。
这位匿名员工说：“从事文艺工作的，你必须得按照国家的要求和指示来，跟国家的要求保持一致，这个是必须的。我们夜里开会，那是真学啊。”
开会是本山传媒的家常便饭。不但赵本山组织集团开大会，管理层要开会，二人转演员也要天天开“演出前的会议”。大舞台演出每晚七点半开始，六点演员们就要集合开会，说昨天演出的问题，今天的注意事项，鼓励员工等等。
员工们在严格的纪律和作息时间下生活。扮演赵四的刘小光刚进本山传媒时，经常因为迟到被罚款。2011年媒体披露过他的作息：“早上8点在开原拍戏，晚上6点结束，乘车返回沈阳，大概两小时车程，到了之后在刘老根大舞台上演压轴的第5码，演出结束后，再和购买了工艺品的观众们合影留念。大概10点结束工作，马上返回开原。如果不去外地演出，基本上天天如此。”
而在外出拍戏期间赵本山也给徒弟们订了规矩。在农家拍戏最重要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按部队进民居的纪律来。
本山集团效仿政府，每一年的集团文件都有编号。中央提倡节俭反对浪费之后，今年本山传媒的第一号文件就是“禁止大吃大喝”。员工婚丧嫁娶乔迁等事宜，只准集团工会派两个代表去探望，不准私下摆宴席铺张。
这种严格管理和赵本山对徒弟们的情感教育相辅相成。他自称待徒弟如亲生子，妻子埋怨他：“你要是对孩子像对你学生一样，孩子成绩都会好。”徒弟也对大家长有依赖性。两口子如果吵架了也会主动提出“找师父去”，因为师父是对错的标准。这种对私人生活的干预已经成为他们默认的规则。
赵本山管理徒弟们的红线是不准犯三条：“吸毒、滥整、对家庭不好。”集团前新闻发言人高大宽曾因吸毒被行政拘留，赵本山因此格外小心，给徒弟们每星期做一次尿检。他曾说：“如果超出我的承受范围，现在我还敢打他们嘴巴子!”一位名弟子私下说：“师父不是凶或者打，是他一言一行我就害怕。”
这种全面的管辖和掌控也让赵本山在集团的地位不可替代。本山传媒的匿名员工说：“赵老师他退不了，他要退休，别人很难把握。外面老说赵老师要找个什么接班人，现在情况看，谁也接不了。”
在本山民乐团的老朋友眼里，赵本山是个全面的好人。“本山尤其爱国，对国际形势，像钓鱼岛问题都很关切。‘非要说国家需要我，让我拿钱都拿’，这他都表过态的。要是国家需要他的资产，都可以拿。要是跟日本打起来了，别说捐他的飞机，他可以买几架飞机再捐。你问问他说过这话没有?”侯英武说。
能够买飞机的本山传媒的盈利能力一直为媒体所好奇，2012年《南都娱乐周刊》测算集团在演出和电视剧方面年收入可达5亿，最近《理财周报》则提出他的娱乐帝国有50亿。“是否要上市”也是媒体常常提出的问题。
赵本山2008年就表示无此打算，理由是：“让媳妇把这火整灭了，她说：‘你已经在市上呆着呢，还上什么市，再上市就上天了。’”而一位熟悉赵本山的人则分析：“上市了，钱就要都摆在面儿上，还怎么买飞机?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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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源：民族英雄还是文化汉奸？
星期一 十二月 01, 2014 10:51 am
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1日消息，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于当地时间11月30日上午1点11分，在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内的医院去世，享年100岁。
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1日消息，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于当地时间11月30日上午1点11分，在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内的医院去世，享年100岁。
吴清源1914年6月12日生于福建省，7岁学棋进步神速。1928年赴日，棋艺增进后开创“新布局”，并以此对现代围棋做出了革命性贡献。
从1939年至1956年，围棋界进入了绝对的“吴清源时代”。这17年间，吴清源凭借个人之力，空前绝后地战胜了全日本最顶尖的7位超级棋士，被誉为“昭和棋圣”。他的传奇经历曾被搬上电影银幕。
吴清源大师始终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并于2014年8月25日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授予“和平发展贡献奖”。
有人曾在闲谈中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金庸不假思索答复道：“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因为金庸认为吴清源有“极高的人生境界”，“他的奕艺，有哲学思想和悟道作背景，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师，而不仅仅是二十年中无敌于天下的大高手。大高手时见，大宗师却千百年而不得一。”
可惜，这位一心下棋的大宗师生逢乱世，在命运的捉弄下，他被贴上了“文化汉奸”与“民族英雄”的双重标签。
吴清源少年时代赴日本，原本是两国间绵延2000年文化交流的一桩善事，但遭遇上了中日两国交往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身在日本的吴清源此时的身份格外尴尬。当吴清源战胜一个个日本高手的时候，中国人为他欢呼雀跃，捧其为民族英雄。当吴清源劳军甚至改为日本籍的时候，中国人大骂其为汉奸。
中国与日本，成了缠绕吴清源一生的无法回避的身份认同问题。吴清源三度更改国籍，前后两次加入日本籍，外界哗然难以理解。在吴清源的自传《中的精神》中，吴清源终向世人透露了更改国籍的前因后果以及心路历程。
以下摘自《中的精神：吴清源自传》中信出版社2003年9月版)
加入日本国籍是1936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怕有所不便。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劝我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术商，他为我来日本费尽周折和心血。因为中日关系越来越坏，后来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非常麻烦，花了三年的时间。加入日本国籍要有各种条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五年以上，要有稳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要脱离中国的国籍。
当时，因为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实际是侵略了中国，所以日本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敌国。
去了好多次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但总是要被问到为什么要加入敌国国籍，尽管递交了申请，但总是遭到讥笑。
关于加入日本国籍的问题，濑越老师也很烦恼。老师他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交官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国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国的外交部，跟他们说：“你们即使留住吴清源的国籍也没有用。”由此说服了他们，使得我终于脱离了中国国籍。
在日本的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受到歧视，也有人受到过实际的威胁，因此，我对自身的安全也很担心。母亲和大哥都劝我回中国，或者去哪个学校上学。但是一边下棋一边读书是行不通的，再说我还要养活一家人。最后我决定一个人加入日本国籍，选择了留在日本。
之后，我改名为“吴泉”。我的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吴泉”采用了半训半音的读法。因为一直关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对我说：“不能忘记中国。”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读法。
尽管改名为“吴泉”，但大家总不太习惯，结果，1940年又将名字再改回到“吴清源”。
出生于中国的我，到了日本后的头八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我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来战后。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到我家，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在此之前，我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我一样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我们是1952年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华侨冲到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我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
我于1979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时年65岁。战前，从中国国籍转为日本国籍，是因为当时是战争年代，受形势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较之我自己，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
小儿子昌树在考高中的时候，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在考场里只有小儿子一个人被叫到一边，不和大家排一个队。具体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计是国籍的关系才会这样吧。这件事对小儿子的打击很大。
我和妻子都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日本国籍，情况会更糟糕。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加入日本国籍，这也是小儿子的希望。
但是，要说再加入日本国籍，并不是马上就能被认可的。日本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如果我没有退出中国台湾籍的证明就拿不到日本国籍。为这事，我还去了原法务大臣稻叶修先生那里去找他帮忙。因为这个手续十分麻烦，花费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我连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去。
国籍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从早稻田毕业后，在“日本电气”工作。长子信树庆应大学中途退学后，进了侗朋大学，立志成为音乐家。女儿佳澄从成蹊大学毕业后教初学围棋的启蒙班。
抚养孩子长大都是交给妻子费心的，因为我受的是中国四书五经的教育，所以对日本的教育一窍不通。围棋已经牵扯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连教孩子们学棋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有孩子说：“非常想到父亲的房间里去，那是个特别的房间。”
大哥在我母亲去世后去了美国，因为大哥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大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学的是物理学，小儿子成为时装设计师。大儿子在航空宇宙局(NASA)工作，后来因为NASA缩减了规模，改学了农业，听说和生物有关。
大哥最后是在美国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们一直有圣诞贺卡的来往。
吴清源终究是一个棋士，是一个棋盘上的艺术家。他无奈地被政治裹挟，留下诸多非议，也只是时代的缩影。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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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帝国走向衰败的拐点
星期一 十二月 01, 2014 10:39 am
假如英宗、拜住手段更加老辣，对保守的政敌严加打击与防范，恐怕不至于酿成“南坡之变”。他们那么年轻，雄才大略，思想开明，体恤人民；如若假以天年，势必为大元帝国创造一个“至治盛世”，使它成为真正强大而文明的国家。
元朝，是有史以来版图面积最大的帝国，也是当时世界武力最强的帝国。曾几何时，这个强大帝国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两个年轻人手里，他们风华正茂，锐意进取，可望大有作为。这两个年轻人，就是元英宗和他的宰相拜住。
志同道合双子星
元英宗（1303—1323年），全名为孛儿只斤·硕德八剌，是元朝第五任皇帝，蒙古帝国大汗。他虽然是元仁宗的长子，却并非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因为元仁宗与兄长元武宗有过“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约定。也就是说，武宗死后传位于弟弟仁宗，仁宗死后传位于侄子（武宗的儿子）。然而，仁宗并没有信守这个约定，于延祐三年（1316）将自己长子立为皇太子。延祐七年正月，元仁宗崩于光天宫，享年36岁。二个月以后，皇太子硕德八剌即位登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至少名义上），日后庙号为元英宗。
元仁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减裁冗员，整顿朝政，编撰法典，恢复科举，推行“以儒治国”政策。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评价他：“仁宗初政，首革尚书省敝政，在位九年，仁心仁闻，恭俭慈厚，有汉文帝之风。”不过，仁宗后期梳于治理，朝政渐趋腐败。
元英宗接管庞大帝国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他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身为蒙古人而热爱汉文化，精通儒学经史。尽管生长在深宫，但他体察民情，懂得创业不易，守业更难。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元英宗自知，这么庞大的帝国，凭借一己之力是难以支撑的，至少要有一二个得力助手；若能找到一个志同道合、德才兼备的大臣辅佐，必将起到如虎添翼、事半功倍的效力。果真天随人愿，当时有一个叫拜住的年轻大臣，正好进入他的法眼。即位不久，元英宗就破格提拔拜住，任命他为左丞相。
拜住，绝非等闲之辈。他于1298年出生蒙古贵族世家，其高祖木华黎，跟随成吉思汗四处征战，为统一蒙古诸部并建立蒙古帝国立下汗马功劳；其祖父安童，两度出任世祖忽必烈的宰相，治国才能和政绩极为突出，被誉为一代贤相。拜住早年丧父，母亲悉心呵培养他，让知名学者教他学习汉文化。他天资颖悟，闻辄领解。稍长，便显现出宏远端亮的气度，颇有祖父的风采。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17岁的拜住出任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四年，进荣禄大夫、大司徒；五年，又进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参与处理朝政。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已然成为帝国政坛最为璀璨的新星。
年轻的拜住之所以步步高升，主要取决于他的卓越政治才能，而不是官N代身价。早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英宗就听说拜住贤能，很想与他交往；考虑太子私交大臣，会引起皇上猜疑，却只好作罢。做了皇帝，再没有这样的顾虑，英宗便迫不及待地重用拜住，将他视为自己的肱股。
两个年轻人立志要治理好大元帝国。一次，英宗与拜住谈心说：“朕以幼冲，嗣承大业，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栉风沐雨，戡定万方，曾有此乐邪？卿元勋之裔，当体朕至怀，毋忝尔祖。”拜住欣慰感叹：“创业惟艰，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亿兆之福也。”（《元史·英宗纪》）
里外受制难作为
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的。即位之初，英宗名义上是帝国最高统治者，实际上还不能当家作主。里里外外受制于两个人，一个是太皇太后答己，一个是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答己是前两任皇帝武宗、仁宗的生母，亦即英宗的祖母。她十分聪慧，曾以皇太后身份辅佐武宗、仁宗，经历过大风大浪，老而弥坚。英宗初出茅庐，不能与祖母抗衡，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听任她干预朝政。
仁宗死后第四天，答己就让时为太子的英宗罢免中书右丞相伯答沙，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历事五位君主，是一个老奸巨滑的权臣。重新出任宰相，他就急于打击报复政敌，“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铁木迭儿传》）。先是诬谄中书省参议韩若愚有罪，请求处以极刑。太子知道韩若寓冤枉，拒绝了这一请求，但迫于太皇太后与铁木迭儿的压力，不得不将韩若愚革职。稍后，铁木迭儿又提拔亲信爪牙黑驴、木八剌、赵世荣等人，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并对仁宗时常与自己相对抗的台谏进行报复。他派人逮捕了曾奏劾他十三条罪状的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剥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的爵位，枉杀曾弹劾过他的杨朵儿只、萧拜住等人。
铁木迭儿专横跋扈，让太子非常窝火，却又拿他无可奈何。从太子到皇帝，英宗依旧韬光养晦，隐忍不发。为了麻痹对手，英宗加封铁木迭儿为上柱国、太师，并且下诏禁止官员非议铁木迭儿。与此同时，英宗任命拜住为中书左丞相，“委以心腹”，并着手培植自己的人马，以积聚力量。于是朝中形成新旧两大阵营，一方以太皇太后、铁木迭儿为代表，一方以英宗、拜住为核心。
在拜住的策划下，英宗开始打击铁木迭儿的爪牙，以阴谋废立皇帝的罪名将阿散、哈律、脱忒脱、失列门等人处死并抄家。铁木迭儿也不示弱，他“广树朋党，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他多次在太皇太后面前诬告拜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英宗非但不予理睬，而且对拜住信任有加。铁木迭儿阴谋未得逞，故而称病家居，英宗提醒他：“卿年老，宜自爱。”
铁木迭儿“虽家居，其党布列朝中，事必禀于其家”（《续资治通鉴·元纪十九》）。太皇太后答己还在宫里，她与铁木迭儿犹如两只猛虎盘桓在路上，迫使英宗、拜住只能与之巧妙周旋，而不能放手施展其政治主张。
怎么办？等待，等待。时间是最厉害的武器，谁也无法战胜时间。答己、铁木迭儿虽然威势依旧，但年事已高，日薄西山。而英宗、拜住是那么年轻，恰似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活力与希望。他俩有时间等待，终究会成为帝国的主宰。
至治二年（1322）秋，右丞相铁木迭儿、太皇太后答己相继病逝。
珠联璧合现身手
两只拦路虎去世，英宗任命拜住为中书右丞相，不再设左丞相。这表明英宗对拜住无比信赖，让他作为唯一的宰相，与自己一起分享最高权力。从此，世上最庞大的帝国就掌控在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可以放开手脚，锐意改革，全面整顿。
他们尊重人才，先从人事改革入手，大规模起用汉族儒臣。《元史·拜住传》记载，拜住“首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紧接着，汉人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陆续被擢拔到集贤院、翰林院和中书省任职。对于拜住所荐的人才，英宗全部照单接收，委以重任；并嘱咐拜住搜访山林隐逸之士，吸纳他们进入体制内任职。还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与此同时，罢汰冗员，精简机构。从至治二年十一月起，罢世祖以后设置的冗官，“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
他们关心民生，致力于减轻农民负担，让人民安居乐业。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沉重。为此，拜住曾提醒英宗：“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钱谷，民之膏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薄敛则民足而国安。”英宗深以为然，旋即下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所谓助役法，亦即“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这样将农民的徭役负担控制在3％以内，无疑是一项很惠民的好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他们重视法制，加强法律条文汇编整理，审定颁行《大元通制》。至治二年正月，英宗下令启动仁宗时尚未完毕的法令编纂工作，召集有关大臣汇编审定，最终完成了共八十八卷《大元通制》，并颁布实施；从而革除以往的政令不一、罪同异罚的混乱现象，使元朝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
他们惩治腐败，展开一场打老虎行动。毫无疑问，大老虎无便是铁木迭儿，他专权骄横，贪赃枉法，为害日久。仁宗当年知晓其罪行，曾下令逮捕审讯，由于太后答己庇护，事情不了了之；铁木迭儿毫发无伤，只是丢了相位。虽然他已经成为死老虎，但那些与他狼狈为奸的党羽还在，依然是穷凶极恶的活老虎。至治二年十二月，英宗下令处死铁木迭儿之子、宣徽院使八思吉思；翌年六月，下诏追夺铁木迭儿一切官爵，抄没其家产，将其罪行公布于大下；接着，又以贪赃罪罢免其子旺丹官职。对追随铁木迭儿的党羽予以清理，凡是贪赃枉法的坚决法办。
南坡喋血千古恨
英宗、拜住年富力强，意气风发，通过锐意改革和惩治腐败，政风焕然一新，帝国逐渐恢复元气。但是，改革与反腐触犯了一些蒙古贵族的利益，他们视英宗、拜住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一个罪恶的阴谋在行动，其策划者叫铁失。这个铁失，是铁木迭儿的义子兼死党。他当过宣徽院使（负责皇室生活供给的官职），利用这一职务之便，获得太后答己的宠信，后来又兼任皇室侍卫亲军的都指挥使，最后官至御史大夫（相当于中纪委书记）。英宗曾寄希望于他反腐倡廉，语重心长对他说：“朕住在深宫，不能深入了解臣子的行为和百姓的疾苦，要靠你们这些人当耳目。过去，铁木迭儿贪得无厌，你们都不敢揭发。现在，他虽然死了，朕也要抄没他的家产，以对后来的人有所警诫。”铁失与铁木迭儿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也是大老虎级的腐败分子，听了英宗这备话，十分焦虑不安，心想皇上这样动真格反腐败，自己的劣迹迟早会露馅；与其日后被查办，不如先下手为强。
于是，铁失与一些蒙古王公大臣密谋，侍机对英宗、拜住下手。
为了寻找新的靠山，铁失特意联络晋王也孙铁木儿的心腹、王府内史倒剌沙，希望获得晋王的支持。至治三年八月三日，铁失派使者告知晋王的内史，即将发动政变，事成之后，推立也晋王为皇帝。晋王得悉政变密谋，下令囚禁铁失的使者，并派人奔赴上都，向英宗禀报。
铁失感到事情将要败露，于是率领自己所统辖的阿速卫兵快马加鞭，飞速向漠北进发。八月五日，英宗、拜住一行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出发，准备返回大都（今北京），傍晚来到距上都三十里的南坡店宿营。夜色苍茫，英宗、拜住却不知大祸即将来临。晋王的使者尚未赶到，而铁失率领的敢死队已经逼近。随行的蒙古诸王大臣共十六人事先已与铁失串通，等到铁失的卫兵赶来，便里应外合，大开杀戒。宰相拜住来不及反应，就被乱兵杀死。铁失闯进英宗皇帝的禁幄，亲手将英宗杀害。英宗时年21岁，拜住时年25岁，大元帝国两位最高领导人就这样喋血丧命，史称“南坡之变”。
南坡之变，使得刚刚启动的“至治新政”嘎然而止，由此对元朝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大元帝国再没有出现有所作为的君主，更没有出现像英宗、拜住这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君臣。假如英宗、拜住手段更加老辣，对保守的政敌严加打击与防范，恐怕不至于酿成“南坡之变”。他们那么年轻，天资聪慧，雄才大略，思想开明，体恤人民；如若假以天年，或者再活二三十年，势必为大元帝国创造一个“至治盛世”，使它成为真正强大而文明的国家。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造化往往会捉弄人，甚至捉弄一个国家和时代。元英宗和拜住喋血南坡，注定是一场遗恨千古的悲惨，永远令人扼腕、悲叹……
陈良，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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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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