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首页 -> Blogs(博客) -> 飞云浦
正在观看博客的会员有： 没有
|
辞别2014 迎接2015
星期四 十二月 04, 2014 3:11 pm
辞别2014 迎接2015
丹青不知老将至，云山况是客中过。——引自集唐诗楹帖
2010我们两口子全都退休乔迁新居后，今年是在家从元旦待到元旦的第一个年头。其间，先后接待了来自上海的三对夫妻，为时约六个月。积累了一日游、一旬游和一季游日程安排的经验教训。在此再次热烈欢迎至亲好友旧雨新知继续来访。
2014，乘机实现了漫游加勒比海五国和阿拉斯加的宿愿。2014，新搭建了一个自行设计与众不同的晒台（不好意思，我们两口子历来喜欢与众不同），随后又栽下了两棵小树，希望明春它们能够成活。2014，还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原因在于原本搁置的好些难啃硬骨头一下子突破瓶颈豁然开朗。
2014成果计有：
"中华颂"第五届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相声银奖——马年相声《跳槽不改行》
传统的演绎都打破了，当代沪剧《挑山女人》学术研讨会汇编材料，14年7月
浅谈西装旗袍戏（合作）， 《寻根》杂志14年8月
关于戏曲小戏历史和现状的感想（合作），《戏剧评论》杂志14年3月
李明——沈养斋——成子强：记新科白玉兰配角奖得主王文，《戏剧评论》杂志14年总第19期（备注：非常遗憾的是这本杂志将于2014年底停刊。）
话剧剧本——钻石项链，《蕙风芸窗》14年小图书第一期
微小说——家谱，《禾原》14年创刊号
另有：
戏曲小品——四大美人；快板书（说说唱唱）——唱唱反腐倡廉退休老干部；新编古装公案戏——一只绣花鞋；新编武戏——新杀四门；新编大圣戏——乌鸡国；新编鬼神戏——碧落黄泉；新编时装言情剧——欲望都市；新编讽刺喜剧——生前身后；原创历史剧——周恩来在上海和金缕曲；根据剧作者戏曲剧本改写的话剧剧本——新结婚时代和色戒；音乐剧剧本——女儿国；舞剧剧本——中关村；以及电影剧本——东方奥芝历险记中英文本（另有合作编写的同名童话故事）。
很高兴马年能有机会为辽宁广东浙江山西等地戏曲界人士申报一级演员准备材料或拟写毕业论文提供相应的帮助。所谓发挥余热，其实原是毫末之珠亦放光华！
更高兴的是四川一名前辈大编看了我的新作之后觉得我和她相差两个代沟，江西一位著名演员误认为我才四十来岁。这或许可以借用柯文哲人老心不老，而连胜文则相反——人不老心老的评说。尽力保持童心，准备合作下一部童话故事。
2015，期待安排计划购买机票返回上海，热望可以看到更多的现场好戏，并有机遇拜访各位！谨祝诸位圣诞快乐，新年吉祥！！！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红楼梦之三个在线版本
星期四 十二月 04, 2014 10:37 am
http://zh.wikisource.org/wiki/%E7%B4%85%E6%A8%93%E5%A4%A2
“網上偷書”包括脂批甲戌本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你若懂我该有多好
星期四 十二月 04, 2014 10:35 am
《你若懂我该有多好》
作者：莫言
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
自己走不出来，
别人也闯不进去。
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每个人都有一道伤口，
或深或浅，盖上布，以为不存在。
我把最殷红的鲜血涂在那里。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每个人都有一场爱恋，
用心、用情、用力，感动也感伤。
我把最炙热的心情藏在那里。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每个人都有一行眼泪，
喝下的冰冷的水，酝酿成的热泪。
我把最心酸的委屈汇在那里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每个人都有一段告白，
忐忑、不安，却饱含真心和勇气。
我把最抒情的语言用在那里。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你永远也看不见我最爱你的时候，
因为我只有在看不见你的时候，才最爱你。
同样，你永远也看不见我最寂寞的时候，
因为我只有在你看不见我的时候，我才最寂寞。
也许，我太会隐藏自己的悲伤。
也许，我太会安慰自己的伤痕。
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
一路走来，你若懂我，该有多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e0dfec0102v7je.html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康凌：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与莫言获奖无关
星期三 十二月 03, 2014 11:58 am
康凌：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与莫言获奖无关中国文学从来都在世界优秀文学的行列中，这一点与莫言是否获奖毫无关系。美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应，与诺奖也没什么关系，无非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授们多接受几次采访，多写几篇文章。
原题：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与莫言获奖无关——对话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在读博士康凌
按：今年做《“80后”批评家文丛》第2辑，请金理兄帮推荐“80后”批评家时，金理兄连接给我发了两封很长的邮件，向我鼎力推荐康凌，金理兄给我的推荐的理由——“前段时间我在翻我们上一代评论家(比如张新颖、郜元宝老师他们一代)出场时重要的论文集，比如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时，就想我们现在编类似的集子，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出与上代人的不同?我在学校和现在的年轻人接触较多，确实感到‘江山代有才人出’，他们外语好、视野开阔、接受西方思潮能力强、而且对自己的学术进路很早就有规划，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中，应该出现一路有较好的西学背景且综合学术能力上乘的代表者，其实在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甚至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已出现这样的‘80后’佼佼者，而文学批评领域还不够自觉，那我觉得康凌就特别具有代表性。加入他，能够使你的研究，尤其是推出第2辑的时候，更多一点内部的张力和丰富性。说实话，我们这拨人，除了老兄你有种‘起于草莽’的气象之外，其他人的成长是较为同质化的。所以，我想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需要提供一些像康凌这样有某种不同面向的人选。其次是，兄台所拟的这些人物，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在文坛都具有一定知名度了，但是康凌是一个‘新鲜血液’，需要给他提供‘最初的平台’，而且推出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新人’，才恰恰见出我们的眼光和勇气。我和康凌接触较多，我可以自信地向兄台表示：此人日后必成大器，他目前的学力尤其未来的学术规划，远在我之上。换言之，推出这样的人选，绝对值得，不会后悔。”
此后，和康凌联系上，他从美国给我发来一些文章，看完后，觉得甚好，遂决定将《读后》收在了《“80后”批评家文丛》第2辑中。刚好，今年，在《都市》杂志开始“80后”批评家访谈栏目，就乘机以邮件的方式，和康凌聊开了。
把批评维持在“业余”状态更好
周明全：金理在我们这代人中，学问是做得相当好的，而且为人低调，性情极好，虽然我对你不甚了解，你的文章也看得极少，但金理兄多次向我推荐你，我是很相信金理的眼光的。目前，国内批评界对你了解可能还是相对较少，你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批评之路。
康凌：明全兄好。金理的话，实在是过誉了。我哪里有什么“批评之路”可以谈，无非读一点小说，有一些念头，愿意写下来给别人看看而已——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人看。只不过这些人里恰巧有金理，承他推荐，我才能在这里顶着“批评家”的名头侃侃而谈，其实心里是很虚的。这次要编文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所谓“批评”文章，算下来其实没有多少，大概还远不如一些活跃的豆瓣书评人的产量高，更不用说跟金理他们相比了。在内容上，好像也没有什么集中的主题与关怀，还是一个比较散漫的状态。更何况，我写东西非常慢，截稿日是第一生产力。手头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张楚的文章，四本小说集从中国背到美国，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但一方面觉得还没有把自己逼到非写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觉得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所以还是在不断延宕中。在这方面我很佩服金理和黄平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文本与理论积累，同时也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述方式，自己的“文体”，可以相对迅速地进入一篇文章的写作。当然，我也常常安慰自己，保持写作的困难，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总之，结果就是对于我而言，还远谈不上什么批评之路。事实上，就连到底什么叫做“批评”，也还是在不断思考、反省的东西，以批评的名义，我们可以写单纯的读后感，也可以写高头讲章的大论文;可以写文学史，也可以做文化研究;可以做文本细读，也可以做社会批判，那么，当我们在“文学批评”的名义下处理文本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我自己来说，我讨论路内，是试图解释一种特定的小说形式，讨论韩松，是想回应异化与批判的可能性问题，讨论甫跃辉，则是出于对“沪漂”经验的兴趣，诸如此来。但是，这些问题是否一定要在“文学批评”的范畴里来讨论，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想得太明白。在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里，“批评”词条下的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批评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词。”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权威论断(authoritative judgment)将自身普遍化、抽象化，隐去自身所得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与思想脉络，使得批评从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反应”，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论断”。
在这里，雷蒙斯其实提出的是批评本身的历史性的问题。我前段时间在读庆祥的《分裂的想象》时注意到，这本书，尤其是前半部考察80年代的文学思潮与事件的部分，行文之间充满了引号。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标志，表明论述者对自身和论述对象之间的历史距离保有某种自觉，80年代的概念、事件与文本不再被视为自然的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中生成的对象，不应与论者自身所使用的概念相混淆，因为两者往往只有字面上的类同。这意味着，批评对象的历史性，我们已经注意很多了。但批评本身的历史性，我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讨论。金理常常讲“同时代性”，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但“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生活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未必一定带来相同的历史感觉，性别、阶级、地域等因素，都会导致认知的巨大差异，“同时异代”的状况倒更像是常态。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批评者自身的历史性就必须被纳入考量，成为检讨的对象，而不是起点。不仅“我”去判断对象，也让对象来判断我，它不仅是对文本的反思，也是以文本为中介的自我反思，这样，批评就是一种对话，乃至对峙。但这是异常困难的，需要更多方法论上的准备，或许也需要一种更新的批评文体，我还远远做不到。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对职业批评多少抱有疑虑。为什么一定要对某本书发言呢?甚至是，为什么一定要批评呢?在我看来，如果职业批评指的是依据某种权威标准不断对一部接一部的作品下断语，那我们或许不必有那么多批评。我看自己写的所谓批评，也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文章或许可以不写。对我来说，把批评这件事维持在某种“业余”的状态，大概更好。事实上，只有在“业余”状态下，批评或许才获得了它的必然性：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反思自身的历史性，自身的权威，自身的标准。
松尾芭蕉在给弟子惟然讲俳谐的时候说，俳谐是一种“无法舍弃的终生的余业，这是件麻烦事”。一样的，批评也是个麻烦事，麻烦就麻烦在，它同样也是一桩“终生的余业”。“余业”这个说法，我很喜欢，原文是“道の草”，牛往一个地方慢慢走，走着走着，停在路边吃草了，这样一个场景。用来表示在去往目的地的过程中所作的其他的事情。芥川龙之介发挥说，在芭蕉对余业的态度中，潜藏着某种超越现实目标的终极性的存在。因此，它既是“余业”，又能持续终生，既是一种游离，又构成一种必然。竹内好后来用这个说法来定义论争对于鲁迅而言的意义，正是看到了其中的张力。我读张新颖、郜元宝等老师的文章，就常想到它们和二者各自的沈从文、鲁迅研究之间的这种张力。正途和余业之间的互相支撑与拉锯，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不过，在我自己身上，正路还没走好，道草也没吃几口，只能一边批评一边向批评发问，这样别别扭扭地往前走。
周明全：康凌真实太过自谦了。不过，你所说的，“把批评这件事维持在某种‘业余’的状态，大概更好”，我觉得甚好，目前，不少批评家，就是太主动了，太“专业”了，有话无话都乱说一通，只为批评而批评。
金理在推荐你时，也说到了你对自己的学术进路很早就有规划，能谈谈你的规划吗?
康凌：规划这个东西，常常是事后总结追溯的结果，钱钟书说“暴发户造家谱”，此之谓也。我的学习经历本身充满了各种偶然，如果碰巧长成一副“有规划”的样子，那也是纯属巧合。所以，与其说规划，不如说训练。中学的时候开始读所谓“新时期”文学，当时也不知道这叫“新时期文学”，不知道路遥和余华各自属于什么脉络，只觉得都有意思，反正也闲，就照着陈思和和洪子诚二位老师的文学史，把里面提到的80年代以后的作家作品过了一遍。当然，这都还谈不上训练。对之前的文学，认识上基本是空白，要等进了复旦之后，才渐渐把课补上。复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教学，谦虚一点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但即便如此，学习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各种偶然。譬如，如果袁进老师没有调来复旦，我大概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读晚清的作品。如果沈从文的课不是张新颖老师教，我大概依旧不会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为了搜罗陈子展先生的杂文，我大概也不会把《申报·自由谈》翻一遍。如果没有上过倪伟老师的课，我大概也不会对中国左翼文化政治产生最初的兴趣，并慢慢成为长期的志业，诸如此类。再开个玩笑，如果当当网不打折，我大概也不会去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尽管是跳着读。
除此以外，我的学术训练基本是在张业松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对十七年、对周作人、对胡风派等对象的兴趣，与张老师的影响密不可分。复旦中文系规定，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要写一篇学年论文，这也是我第一篇正经论文。在确定题目之前，我去找张老师，和他商量大致的方向，他建议我不如去读一读1949-1966年间的《文艺报》，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我当时当然还不知道《文艺报》的重要性，愣头愣脑就去了，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陆续读完，期间有系统地搜罗相关研究，并与张老师讨论，形成若干主题，成为学年论文，以及之后的本科毕业论文的基础，这大概算是我最早的学术训练。这一训练的重要性，我要到很后来才慢慢意识到，事实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没事跑去图书馆翻翻《文艺报》，一面觉得很亲切，一面也逐渐反省，我对所谓“社会主义文艺”，乃至更广义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看法，正是在这次密集的阅读与讨论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它最初或许不过是张老师的一个偶然的动议。
这样的偶然，其实还有很多。再举一个例子，在张老师的周作人课上，他让我们去读刘皓明的那篇名文《从“小野蛮”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义冲动》，这篇文章有点复杂，读了两遍，还是有些关节不太理得顺，于是我自说自话把它译了一遍，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刘经常引用一本叫做《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的书，去查了一下，发觉还没有中译本，就把它借出来读，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此书可能依旧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周作人研究著作，非常值得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在张老师的鼓励下，开笔翻译，在翻译过程中，顺带着就把周作人的文章，以及关于周作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摸了一遍，以此延伸到京派的其他成员，成为持续至今的学术兴趣之一。但你看，如果没有读到刘皓明的那篇文章，这些很可能都不会发生。
硕士期间，也是在张老师的建议下，我选择了左联史作为最初的研究题目，不然，我大概也不会有勇气贸然进入30年代左翼文学政治这个复杂的领域。此外，由于张老师自己是胡风研究的专家，在他的影响下，我才开始系统地阅读胡风、路翎的作品，并有机会参与整理、编辑丘东平、路翎的作品全集与研究资料。这些经验，非常宝贵。校核原文、录入手稿，让我切身意识到后出的集子与原初发表版之间的差异之大;而按照编年顺序阅读、编选研究资料，更以一种非常“及物”的方式，让你进入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脉络与历史沿革中，并促使你反省自己在这一历史中的位置。
我常常给人打比方说，接受训练的过程有点像是做拼图游戏，你只有把这一块块的小碎片拼和在一起，才知道它会构成一幅什么样的图景。袁老师的晚清文学课、20年代的周作人、30年代的左联、40年代的胡风、十七年的《文艺报》的、80年代的新小说，再加上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郁达夫、胡适、贾植芳等等，这些相对具体的对象，拼接起了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知版图，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说法，上述这些对象的活动范围，也远超出某个有限的时段，但重要的是，它们让文学史不再是教材里的抽象事件与年表，而化身成可触可感的人、事、物，建立起有机的、立体的历史关系。
回过头去看，大概除了选什么课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之外，其实很少能谈得上事先的“规划”，只能说，我很幸运能进入复旦中文系，遇上这些老师和朋友，使得自己在诸种偶然之中，也误打误撞地接受到了貌似完整的学术训练。
周明全：你曾参编过《海上中文系》一书，收了不少尽显“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文章;从你研究陈子展先生的论文中也可看出你对复旦大学、复旦中文系的历史渊源、学术传统有了解与体会。能否简单谈谈在复旦受教的经历以及与师友交往的感受。
康凌：这个问题要认真讲起来，很可能就刹不住车了，讲三点和文学批评有关的吧。第一点是，复旦中文系有非常好的文学批评氛围，氛围这个东西，好像有点抽象，其实不然，你打开复旦中文系主页，找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名单，就会发现里面绝大多数老师，都同时具有批评家的身份，而且风格、言路、立场、关怀各不相同，说一句各擅胜场，毫不为过。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当所有老师都在关注新出作品时，我们做学生的，就不好偷懒不看了，不然，讲台上老师举个例子，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第二点是，复旦的批评家们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作某种胡风/路翎传统，说起来，现代作家与批评家的互相塑造、生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这且不表。落实在具体的学习生活里，就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作家，听他们谈论自己的作品。王安忆老师就不提了，其他的像余华、阎连科、莫言、贾平凹等等，都是复旦的常客，不仅来开公开讲座，而且直接进课堂与学生交流，陈思和老师的文学史课，这一堂刚讲完《废都》，下一堂贾平凹就出现了，非常奇妙。金理现在开当代小说课，也延续着这个传统，这种经验，你只有离开这个环境之后，才知道有多难得。更不用说，复旦本身也在培养作家，肖水、甫跃辉、张怡微，都是其中代表，跟跃辉谈他的小说，跟肖水谈他的诗作，这不是研讨会，而是你的生活本身。
第三点，其实还是氛围的问题，但不是课堂氛围，而是一种生活氛围，不仅你的文学史课、鲁迅课、周作人课、沈从文课、新诗课的老师们在做文学批评，你的学长学姐，乃至身边的同学，也都在读小说，写文章。举个例子，这次滕肖澜拿了鲁奖，我第一时间就跟硕士时候的室友互相道贺，因为她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作家。另外，像刘志钊的《物质生活》这样没有出版的长篇，大概也只有在复旦，你才会遇到一群喜欢这部作品的人：当代文学成为一个阅读共同体的接头暗号。再举个例子，跟金理、定浩、德海他们吃饭，席间常常莫名就开起了新出小说座谈会，他们的文章，也是我用来检证当代文学的标尺——读完一部新作品之后，我常常会习惯性地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并且从来都没有空手而归。在阅读和见识上，我都远远不及他们，但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存在，是我敢于写点所谓批评文章的重要原因。
上面三点结合起来，使得文学不仅是一个阅读、研习的对象，而是某种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它会催迫你去整理、反省自己的想法，如果没有这个环境，鉴于我的懒惰，我大概不会与“批评”这件事发生关系。譬如说，我在读小说的时候会攒下很多笔记，但从笔记改成文章，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如果没有一些外力的催化，自己往往是懒得动的。这些外力，既包括课堂的要求，也有朋友的催促，比如我最早关于当代文学的文章，讲的是《废都》和《上海宝贝》里的性与生殖，就是在陈思和老师的当代文学课上写出来的。而后来发在《文学》上发的关于路内的文章，就是金理的邀稿。当时他要组织一辑关于70后作家的文章，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刚读完《云中人》，翻翻笔记有六七千，趁着兴头就答应了——结果笔记也没用上多少，当然，这不重要，关键是，如果没有他来组稿，笔记可能依旧只是笔记而已。
当然，在复旦的经历和感受绝不止这些，一谈起来就要感慨自己的幸运。我刚进复旦的时候，贾先生还经常坐着轮椅出来晒太阳，我和本科室友远远对着他行注目礼，知道自己来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摆脱中西二元论”
周明全：你硕士之前的学业在国内完成，目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对两种教育体制有深刻体会吧，你觉得中美文学教育的异同和差距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康凌：这个问题，我没什么发言权，我在两地读过的学校，只有两所，相对了解的学校，也不超过十所，由于专业的原因，在美国接触到的课程，主要集中在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这两者所能提供的中国文学训练，与复旦中文系当然不一样。表面地看，复旦中文系的课程以经典作家作品的精读为主：鲁迅精读、周作人精读、论语精读之类，这里的东亚和比较文学课程，则以某个话题或某个理论为主：大屠杀文学、认同问题、酷儿理论之类，但这并不能得出中国重文本，美国重理论的结论，翻翻英文系的课程，多的是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尤利西斯的精读课程，要对等的比较差异，或许应该比较中国的中国文学教育和美国的英国文学教育——但后者我一无所知，因此，对“文学教育体制”，大概说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更不觉得有什么“差距”。
就个人的感受来讲，说老实话，我并没有感受到特别大的“转换”上的困难，假如你在国内已经习惯了大量的阅读，习惯了讨论课的形式，并且对本领域内的理论与文本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恐怕除了语言上的转换外，没有特别大的智性沟壑需要跨越。这当然跟我从事的学科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总体上是相对西化的，对英语世界的成果也译介的比较多，两地的学者交流相对充分，都使得两地的学术范式，并没有特别大的扞格不入之处。所以，每一个领域有每一个领域的历史特征，不是一个抽象的体制问题可以涵盖的。
可以补充的是，美国国内对自己的文学教育倒是有很多批评，角度各不相同，有些人，譬如哈罗德布鲁姆，觉得它背离了人文主义传统，要恢复经典地位，有些人，譬如William Spanos就激烈地批判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不仅是一种霸权话语，更与当代的政治经济压迫同谋。去年在媒体上有一场讨论，核心议题是美国的文科博士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很多人对美国文科教育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认为需要一场大改革。
总之，两地的文学教育当然有差异，但具体到每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沿革所带来的特征，不好一概而论。将美国的体制理想化，忽视其中的内部差异与各种问题，也是一种非历史的做法。
周明全：我最近看了夏志清老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觉得他站在西方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很客观地对现代小说做了批判，而且提供了不少国内鲜有的批评视角。你认为有西方背景，然后再回头来做中国文学研究，帮助大吗，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康凌：夏志清先生的研究虽然在史实方面有些错误，但也自有其历史语境(冷战)与理论脉络(新批评)，对此的讨论已经不少。问题是，即便在美国，对夏先生的批评也并不鲜见，假定有一种“西方的角度”，那夏先生也只是其中之一。更何况，“西方”和“中国”的二分法虽然方便，但不具有真正的解释力。在我看来，布鲁姆和伊格尔顿之间的差异，大概不比布鲁姆和夏志清之间的差异要来得小。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西方背景”或者“西方的角度”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有后殖民研究，有性别研究，有翻译研究，等等等等，但没有一种“西方研究”。美国是学术中心，各种理论流派荟萃，在这里念书的好处是，可以尽量将自身的想法暴露(expose)在各种思想脉络中去接受检验，同时也从中汲取营养，但这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关系，而是文本与理论的关系，在这里，重要的是不同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的方法与框架，关怀的对象，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做研究，不论做中国文学还是美国文学，你的文章要采取哪种范式，解决哪些问题，要同哪一个理论脉络对话，如何自我定位，都是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而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摆脱中西二元论。
周明全：你很早就开始接触欧美的中国学研究，比如翻译过苏文瑜(Susan Daruvala)教授的《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该书的翻译是你在本科阶段完成的，我看到苏文瑜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表示：“译文的准确与熟练，以及译者的智慧与敏锐都使我感到惊奇。”最近你还有一篇书评讨论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之遗产与19世纪之中国》(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和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太平天国之秋：中国、西方与太平内战的史诗叙述》(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将眼光投向西方的著作?你如何看待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他们能提供什么?国内的一些学者比如温儒敏教授曾呼吁警惕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反对盲目崇拜汉学、将“汉学当成本土的学术标准”，认为这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康凌：这年头，从事20世纪范围内的中国文学历史研究，“将眼光投向西方的著作”大概是不需要原因的，如果有人完全不看西方著作，才需要去问问原因。
具体到你的问题，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国的“汉学心态”、个别研究者的“学术自信”，三者之间其实没什么关系。首先，就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而言，从历史上看，它当然是冷战的产物，带有某种情报学、间谍学的气息，对费正清一代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而言，“我们为何丢失了中国”始终是他们的“压在纸背”的问题。现在的中国学研究，尤其是社科领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这样的预设。但是，随着这一领域的学科化与专业化，其中积累的问题意识与谱系，也呈现出日益多元的趋势，简单地说美国的中国学是美国学，是美国自己的学术脉络的产物，这当然没有错，它不仅受到自身历史的约束，同时也受到美国整个人文学科学术取向，乃至流行趋势的影响。但也正因如此，它才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对象，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对文本的阐释，同样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阐释方式背后的历史关怀与理论立场。就我译的《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一书而言，其中不仅对周作人的文本有精到的读解，同时，对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关怀，对民族主义理论的追溯，也是对80、90年代英语学界理论趋势的回应，这一关怀构成了作者进入周作人文本的前提，只有在两者的互动中，我们才能读出全部的讯息。事实上，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我们同样应作如是观，他们不仅提供答案，自身也构成问题，只有以更多的问题为中介，我们才能认识到文本与历史的丰富性。
其次，温儒敏的文章我看过，里面讲到的“汉学心态”，在我看来牵涉到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是英语学术的学术霸权，用萨义德的话讲，是当代政治经济权力秩序向学术领域的一种“分配”(distribution)，也就是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心态”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当我们在所有的社会指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上都以欧美为尚的时候，学术领域如何可能自外于此呢?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并不特殊。第二，这同时是本土学术生产体制的问题，学术研究的流水线化带来的结果是知识的自我繁殖，新概念、新范畴的出现会引发大量的模仿与挪用，中美皆然，而且，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概念不仅来自美国，同样也来自中国——洪子诚的“一体化”、汪晖的“去政治化”、陈思和的“民间”等概念养活的博士论文，似乎也不在少数。这同样不是一个“心态”问题，只要我们还有这么多博士点，还有那么多发表文章的要求，还有那么多学术刊物，那么多博士论文要写，这个问题就将永远存在。
最后是所谓“学术自信”的问题。我其实不太明白，喜欢读什么样的研究，与是否具有学术自信，有什么关系。鲁迅要大家多读外国书，是否就失掉自信了?以王德威为标准，和以温儒敏为标准，谁更自信一点?恐怕也说不好。自己的研究没有被当成标准，当然令人不太高兴。但是历史地看，海外中国学在汉语学界的流行，并不是“心态”或“自信”的问题，而是学术与权力之关系的问题，光说两句要重振信心，是不解决问题的。
周明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不少人欢呼，以为中国文学已然跻身进了世界优秀文学的行列，你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从你的观察，莫言获奖后，美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应如何?或者说，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
康凌：中国文学从来都在世界优秀文学的行列中，这一点与莫言是否获奖毫无关系。美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应，与诺奖也没什么关系，无非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授们多接受几次采访，多写几篇文章。
如果你这里的“走出去”指的是走到美国去的话，那么老实说，这跟中国文学自己的发展状况没什么关系。能否“走出去”，并不取决于你有多么优秀，是否“走出去”了，也并不是评判文学质量的标准。我前两天还看到，麦家的《解密》刚由一家纽约的出版商翻译出版了，那么，它要比未翻译的其他汉语作品质量高吗?恐怕未必。
美国的文学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它不仅不重视中国文学，对所有外国文学，都不太提得起精神。我的一位老师曾在华府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Arts)翻译遴选委员会任职，负责在所有递交上来的翻译申请中，择取值得资助的翻译项目。据她讲，全美的文学市场上仅有3%左右的翻译作品，我查了一下这个基金会的网站，从2002年至今，不论古典现代、小说诗歌，统统加在一起，它仅仅赞助过12部中文作品的翻译。走进这一市场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真的要进入美国文学市场，有很多策略性的问题可以讲，如何选题，找谁翻译，怎么写申请才能拉到资助，诸如此类，但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大概不太有人感兴趣，美国文学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一种是流行读物，《狼图腾》、《解密》这种，一种是写政治的，文革经历，89回忆之类，你肯定要讲，这些都不代表中国文学的真实水平啊。是的，因为文学市场的运作，本身就不是建立在“水平”的原则上的，譬如那些写文革经历的作品，编辑在修改过程中会要求你这里加一段打老师，那里加一段知识分子自杀，这样才有卖点，才符合人们的文革想象嘛。更何况，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所谓“纯文学”，在大陆才能卖多少本?凭什么觉得美国读者就会买你的账，要引进你呢?
一直在问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人，其实很大一部分并不关心美国的文学市场，不关心它的运作方式，乃至意识形态偏见，一味要求作家为一个想象的西方读者写作，将其视为抽象的、纯粹的“文学标准”的化身，仿佛“走出去”就意味着获得认同了，没有走出去就是中国文学的失败，这种简单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更有意思的倒是“走出去”背后的这种焦虑感，说到底，我们嘴里的“走出去”从来不是走到刚果，走到厄瓜多尔，走到印度，而始终是走到美国，走到欧洲——西欧去，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文学交流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Julia Lovell曾写过一本叫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的书，讨论中国人的诺奖焦虑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成因，现在莫言已经拿了诺奖，但这种焦虑感似乎依旧没有散去，在问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前，我们还是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要“走出去”?要走到哪里去?
欧美没有一种叫“80后”文学的文学
周明全：你曾受教于复旦大学张业松教授门下，受到的文学史训练非常充分。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左翼文学的“发生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课题，借此你想关怀哪些议题?
康凌：左翼文化政治的问题，是我一直以来的关心，但以此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则多少是一个偶然。这个项目本来是陈思和老师的社团史项目之一，我参与其中，负责左联史的撰写。但在读了史料之后我发现，要充分展开左联内外的诸多历史纠葛，必须从更早之前开始讲起。用我在论文里的话讲：与任何之前的文学社团不同，左联的成立不仅是一个开始，更是一个结束，是对自1927年以来的文坛震荡的结算。换句话说，左联绝非一个若干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白手起家的文学起点，而是夹带着之前三年，甚至更久时间内所积累下来的私人关系、利益纠葛、政治分歧、思想异动而蹒跚起航的文学组织。因此，一方面，与其他社团一样，左联将会面对大量来自外部的挑战，另一方面，它更将不断发现自身内部的异质与分歧。总之，这些蕴藏在左联内部的、其自身的“史前史”的遗骸，虽然暂时被组织化的力量所抑闭，但终将呈现出其能动的力量，或者激活左联的批判能量，使其免于沦为僵死的体制化机构，或者导致不可弥合的裂痕，使其走向分崩。对整个左联而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这种冲击，与其组织化的力量之间的紧张，构成了这一社团历史的基本动力与线索。
对1927-1929年间的左翼文学运动的考察，事实上完成的是一件地基勘探的工作，如果有时间，我肯定还会继续往下写，这背后当然有我对中国左翼文学与现代性问题的整体看法，但毕竟还停留在想象中，等到时候写完了再来谈自己的目标，可能更合适。目下的论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只是一个半成品。
周明全：你的学术能力非常全面，比如在史料辑佚与整理方面也有收获，曾经发现过贾植芳先生、陈子展先生的多篇散佚文献，后者曾结集《蘧庐絮语》出版(海豚出版社2012年)。最近你还以杂文和“交代材料”为中心，写了一组关于陈子展的研究文章。这是出于兴趣还是有针对性的学术训练?
康凌：贾植芳先生是我的偶像，但发现他的佚文则纯属偶然，是我翻《申报·自由谈》的意外收获，贾先生早年的文章可能没有人系统的搜罗过，日后肯定还有更多的佚文有待发掘。陈子展先生的文章，倒是我有意去找的。我很早就知道陈子展是30年代非常重要的杂文作家，曹聚仁等人的回忆里经常提到，但一直没有机会看到作品。依旧是在翻《自由谈》的时候，读到了他的专栏“蘧庐絮语”，大为倾倒，这才起意为他编个集子，搜罗、录入、校对、查考的过程本身是很琐碎的，但如果能以此稍微推动一下对陈先生的杂文的认识与研究，我也就非常高兴了，我在文章里写过：陈子展杂文的创作总量之大、涉及话题之广、平均水准之高，在同时代杂文作者中，恐怕也是屈指可数。更进一步说，他的写作实践、语言选择与文体转变，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习者，尤其是杂文散文的研究者而言，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例证，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以文言撰写的社会批判性的杂文，对以往以“文白”之体来区分“新旧”思想的惯常思路提出了挑战，打开了我们重新理解语言形式的空间;另一方面，他自身的文体转变，以及他在整个30年代文白之争、《庄子》《文选》之争、以及大众语运动等文坛事件中的深度参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样本，来考察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余波不断的文体之辩，以及写作者在其中的选择。
事实上，在《蘧庐絮语》之后，下一期的《史料与阐释》也会收入一部分陈先生的杂文，不过除此之外，我手头还有一大批文章有待整理，如果有出版社愿意，我很希望能够继续将它们整理介绍给读者。
因为要出《蘧庐絮语》，我与陈子展先生的后人邹兆曼老师取得了联系，邹老师的慷慨与善良，让我非常感动，在她保存下来的陈先生遗物中，我发现了一批他在文革中写下的交代材料，这就是《交代材料里的陈子展》一文的来源。说兴趣，当然有，我对系史人物，对陈先生本人，对文革，对知识分子问题，都有兴趣，但就文章本身来说，更多的是想将这批宝贵材料介绍出去，立此存照的意思。
周明全：你对国内的“80后”文学亦有关注，讨论过甫跃辉、郭敬明等人，你觉得同代人的文学水准如何?
康凌：我的文章里提到“80后”的大概不多，讨论的对象也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80后”文学及其水准，分开来讲，《林道静在21世纪》主要是关心成长小说这一文类在当下的新变乃至消亡，《批评<小时代>的方式》想讨论的是消费社会中，对消费主义的批评方式及其内在张力，《甫跃辉的创作流变》里我主要写的是他笔下那些横跨城乡两界的“回乡者”或“进城者”们“一生两世”的现代性经验。这些问题，70后有涉及，“90后”也难免会写到。“80后”文学，黄平、庆祥比我读的多得多，他们的评估更为准确与全面，我自己没什么整体性的看法。事实上，“80后”在我看来，依旧是个媒体概念，用起来顺手，在学理上不具有什么解释力，反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对象。譬如说，新概念作家的出场，本身是高等教育招生体系和文学市场有意无意的共谋的产物，它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教育”问题、“产业”问题，把它纳入“80后”文学的框架，反而容易遮蔽它的复杂的历史起源，这里面的头绪很多，不好展开。我读到过有些文章，用甫跃辉等人来证明“80后”文学的多元性，就很奇怪，你们先把新概念作文定义成“80后”文学，又用甫跃辉来证明“80后”文学不仅是新概念，这不是先画地为牢，再作跃出状吗?总之，与其在“80后”的概念里打转，不如多从作品和问题入手，这样会比较有效。
周明全：在《“系统时代”中的欧美“80后”文学》的结尾，你写道：欧美的“80后”文学，可以作为中国的“80后”文学的镜子，中国的“80后”文学，同样也可以反照出欧美80后文学的模样，毕竟，对于任何真正关心文学的人而言，重要的只是差异，而不是优劣。那你认为中国“80后”文学和欧美“80后”文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
康凌：最主要的差异大概是，欧美没有一种叫“80后”文学的文学，所以也不太好作比较。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特地写到：在欧美的当代文学领域中，“80后”尚未构成一个有效的批评范畴或者市场概念。尽管在本文中，出于比较的思路，我们依旧将策略性使用“80后”这一概念，展示他们所具有的某种共同倾向，但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共性，在其他年龄段的作家身上同样可能存在，因为这些共性与其说来自于出生年代的相近，毋宁说来自于同一种文学场域结构的规训，这一结构性的影响，并不依代际而分界——在我看来，中国(大陆)“80后”文学这一概念，恐怕也同样需要在这一层面上进行清理，找出为年龄所遮蔽的结构性的因素，不然，其有效性将始终是可疑的。
我这篇文章的主要意图，是介绍一下以创意写作课程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体系及其运作方式，以及它对文本构形的可能影响。当然，在此之外的欧美”80后”作家还有很多，尤其是类型文学方面，像写出《遗产三部曲》的鲍里尼(Christopher Paolini)，生于1983年，他的作品已经排进了奇幻小说历史榜单的前十，在http://www.fantasticfiction.co.uk这样的网站上，我们更能轻易地找出大量“80后”作家。但是，不论是鲍里尼还是拿了橘子奖的奥布莱特(Téa Obreht)，都很少看到有人仅仅因为两人的年龄相近，就把他们拉到一起做比较，因为两人的文学训练、文本内容、文本背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年龄相近所带来的类似。但在我们这里，把甫跃辉之类的作家和郭敬明之类的作家放在“80后”文学的框架里进行比较，认为他们代表了“80后”文学的不同面相云云，好像是一个挺常见的套路，说实话，我不太明白这有什么意义。
“多读书，对批评有怀疑”
周明全：有人将当下的批评界形容成“三性”——圈子性、利益性、黑色社会性。虽然偏执，但也有一定道理吧。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或者说，你认为当下的批评存在什么问题?你心目中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
康凌：我对当下的批评界不了解，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存在什么问题，就更不知道了。前两天读到李敬泽的访谈，记者问他，中国文学最大的弊端何在，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李敬泽的回答是，最大的弊端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个最大的弊端，然后解决了它就天下无事了。这个说法我很喜欢，偷过来用在这里，也很恰当。解决了“三性”的问题，文学批评就会一下子精彩有趣起来吗?我看很难。不好的文学批评都是一样的，好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好，是说不出“应该”的样子的，向各种可能保持开放，不然多无聊。
周明全：康凌兄的看法很有意思。但是，当下，批评失语、批评失效的指责不绝于耳，你又是怎么看待这种指责的?
康凌：具体谁失语了，我不知道。但我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陈思和、张新颖、郜元宝、张业松、倪伟、刘志荣等老师，金理、黄平、庆祥、定浩、德海等学长，好像都常常有批评文章出现，再不济，花五分钟去翻翻豆瓣书评、新浪读书、天涯读书等网站就知道，批评远远没有失语，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些帖子与文章当作批评?假如我们可以不将威廉斯所谓的“权威论断”当作唯一的批评尺度，那么我们就应当看到，当代的批评事实上处于前所未有的繁荣之中，我昨天刚看完豆瓣上一个叫“淡豹”的id写的《<死水微澜>笔记》，学到很多东西，其文本解析之精细，远非某些职业批评家可比，而这样的文章，豆瓣上并不鲜见。越来越多的阅读者有意愿、有能力、有平台向文本发言，何来失语一说?何平先生曾说，这些平台的出现表明“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自由发表读书思考的时代已经曙光初现。”我可能没有那么乐观，但至少，自己把耳朵堵起来，却说别人失语，不是什么好习惯。
至于“失效”，就更难解。这些人指望批评有个什么“效”呢?从功能上讲，我们有面向阅读大众，以介绍、推荐为主的媒体书评，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正式论文，有单纯供读者之间交流用的读后感，各自起到不同作用，担负不同职能，究竟哪一部分失效了，恕我不能看出。
我们有些批评家，依旧认为批评是一种特权，依旧想要垄断读者的意见与看法，依旧认为只有他们的声音才是声音，只有他们的批评才是批评，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声音无人知晓，自己的批评无人理睬，自然要发出“批评失语、批评失效”的指责。对于这样的人，让他们活在自己的幻觉里好了，他们的失语与失效，毫不可惜。
周明全：自2012年年中以来，曾有不少主流媒体讨论“为什么‘80后’出不了批评家?”各个年龄层次的批评家都就此发言，说法各一。你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还是说的确有很多无形的阻碍阻挡“80后”批评家的成长?
康凌：这个问题，你比我有发言权啊。至少在你组织策划的《“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八本出版以后，“80后”出不了批评家这样的蠢话，应当告一段落了吧，不论有没有阻碍，“80后”批评家已经在了，并且将继续在下去，不仅在学院里有，在各种纸面、网络媒体上更有。
“80后”一代学者的成长环境，我以为比我们的师辈要好得多，举个例子，你刚才提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当年我的老师辈读的，多是香港中文大学译本的复印本，乃至复印之复印本，而就我的同辈人而言，直接获取，阅读原文恐怕早已不是一件难事，那么，至少在获取与阅读各种资料上，“80后”的条件就要好得多了。在绝大多数时候，写不出好文章只是因为不够用功，而不是因为什么无形的阻碍。
当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功能、作用、与社会的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当代的文学批评从业者起到的作用，发挥的影响，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不可能相同，新一代批评家，不如“文学热”时的批评家那么热闹，这是当然的，但这也并不构成什么问题，金理说得好，“不管时代怎么转换，文学怎么被排挤到边缘，对于真正热爱的人来说，文学的意义、文学批评的意义从来就不是问题。没必要焦虑。”
周明全：最后，想请教一下，你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康凌：多读书，对批评有怀疑。
周明全：谢谢康凌兄。
康凌：感谢明全兄给我这个长谈的机会，以后多交流。
来源作者博客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红学研究的新发现 ———冯其庸解读《李煦行乐图》
星期三 十二月 03, 2014 11:50 am
按：李煦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李煦与曹寅身份特殊，不仅长期共事，而且还有“葭莩之谊”。李煦不但是研究康熙朝政治、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且“姑苏李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也逐渐成为《红楼梦》及曹雪芹研究的新领域。但长期以来，对李煦及其家族的研究，主要依靠《李煦奏折》及后来陆续发现的《査抄李煦家产折单》、《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李煦获罪档案补遗》等零星资料。1996年，山东省昌邑县发现一批关于李煦的资料，其中有两张《李煦行乐图》，但当时就流散了，只有黑白照片，且存在缺失、模糊等问题。此次上拍的朱柽之、陈清华旧藏的《李煦行乐图》为市场上唯一一件《李煦行乐图》，而且有曹寅、宋荦、朱彝尊、赵执信、尤侗等十二人的题跋，具有不可比拟的价值。
原载《人民政协报》：http://www.rmzxb.com.cn/scjb/ypyj/2014/12/03/413845.shtml
红学研究的新发现
———冯其庸解读《李煦行乐图》
2014年11月19日，匡时副总经理谢晓冬携秋拍古代绘画作品《李煦行乐图》拜访了红学泰斗冯其庸先生。现年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看到《李煦行乐图》后说：“这个卷子对于研究李煦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发现。我第一次看到李煦画像的原作，后面那么多题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冯老还介绍说，“李煦和曹寅都是康熙的近臣，又是内亲关系。曹雪芹小的时候，李煦还抱过他。李煦的家就在通州张家湾这边，康熙每次南巡回北京，都要去李煦的家里。织造府的亏空都是因康熙南巡所致，阿哥们也找李煦要钱，这些康熙都知道。曹家亏空，康熙就在奏折上说，赶快还清，至要、至要，连着六个至要。其实李煦政声甚佳，当地人都称其为‘李佛爷’。”
李煦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李煦与曹寅身份特殊，不仅长期共事，而且还有“葭莩之谊”。李煦不但是研究康熙朝政治、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且“姑苏李家”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也逐渐成为《红楼梦》及曹雪芹研究的新领域。但长期以来，对李煦及其家族的研究，主要依靠《李煦奏折》及后来陆续发现的《査抄李煦家产折单》、《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李煦获罪档案补遗》等零星资料。1996年，山东省昌邑县发现一批关于李煦的资料，其中有两张《李煦行乐图》，但当时就流散了，只有黑白照片，且存在缺失、模糊等问题。此次匡时上拍的朱柽之、陈清华旧藏的《李煦行乐图》为市场上唯一一件《李煦行乐图》，而且有曹寅、宋荦、朱彝尊、赵执信、尤侗等12人的题跋，具有不可比拟的价值。
李煦与曹寅
李煦（1655-1729），字旭东，又字莱嵩，号竹村，原籍山东省莱州府昌邑县（今昌邑市奎聚街道东隅村），隶正白旗包衣汉军旗籍。康熙九年（1670），李煦以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康熙十三年（1674），授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曹雪芹祖父曹寅由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李煦以内务府员外郎出任苏州织造，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卸任，前后整三十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煦因办理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加大理寺卿衔。康熙五十六年（1717）因“补完盐课亏欠”，加户部右侍郎衔，覃恩封光禄大夫。雍正元年（1723），因亏空公款三十八万两被革职抄家。雍正五年（1727），被雍正帝定为“奸党”，发配打牲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北）。雍正七年（1729），冻饿而死。李煦、曹寅出身相同，他们的祖辈都是由汉人转为包衣旗籍，跟随满
清朝廷建立功勋，后又成为内务府的皇帝近臣，二人都是清王朝功臣后裔。两人又同朝为官，同在江南担任织造，为康熙承担各种使命。更重要的是，李煦与曹寅之间，是内亲关系，曹寅的继妻李氏，是李煦的妹妹。这位李氏，是曹家与李家亲戚的纽带，同时她又是康熙“密嫔”王嫔的姑妈，因此她也连系着与康熙的姻亲关系。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去世，曹家遭受第一次严重的打击的时候，面对盐课上的亏空，在康熙的谕旨下，李煦作了极大的努力。
《李煦行乐图》的存世情况
1996年，山东昌邑南乡一位早年闯关东移居吉林的姜姓农户后人回乡拆修祖屋，于墙壁夹层发现一木箱，中有《李士桢暨配王氏影像》、《李煦生母文氏行乐图》、《李煦涉猎图》、《李煦春游晚归图》、《李煦暨配韩氏詹氏影像》、《姜焯暨配陈氏行乐图》、成达可抄本《虚白斋尺牍》等众多资料，但随即因故流散。
山东青州博物馆藏有清佚名《李煦四季行乐图》卷，画心长659厘米，宽60厘米，从右向左，依次为春夏秋冬四景（具体可参看扬之水《〈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论》，《紫禁城》2013年第7期）。扬之水的结论是“从《李煦四季行乐图》所绘容貌来看，主人公的年纪大约五六十岁。如果这一推测不致大谬，那么它的绘制，当在以上诸作之后。”而特别珍贵的是，此次上拍的周道、上睿合绘《李煦行乐图卷》有确切的落款：“乙亥冬日吴门周道写照。”乙亥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是年李煦四十一岁。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二日，李煦之父李士桢病逝，享年75岁，葬于通州城西王瓜园。而《行乐图》则是绘于当年的冬天。
发表人: 主持 0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王小波：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星期三 十二月 03, 2014 11:41 am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比较朴直、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性。如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病。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编沉默的辞典。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总书记，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它太脏了。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时，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智者千虑尚且难免一失，何况当年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就没想到这些奇妙的话语只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且不准备当真去解放谁。总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场合喋喋不休。我觉得他们是少数人，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如福科先生所言，话语即权力。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份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我不等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份。这使我以为，使用话语权是人前显贵，而且总都是为了好的目的。现在看来，我当年以为的未必对，但也未必全错。
话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想要证明说话者本身与众不同，是芸芸众生中的娇娇者。现在常听说的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文化，在全世界一切人中最聪明。对此我不想唱任何一种反调，我也不想当人民公敌。我还持十几岁时的态度：假设这些都是实情，我们不妨把这些保藏在内心处不说，“闷兹蜜”。这些话讲出来是不好的，正如在文革时，你可以因自己是红五类而沾沾自喜，但不要到人前去显贵，更不要说别人是狗崽子。根除了此类话语，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少很多，但也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题目：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像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现在我就在发掘沉默，但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发掘。这篇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到好看，别的就管他妈的。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作“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但肉割来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子其实没有犯癔症。后来，我揪住了一个和我很熟的孩子，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大学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为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争着争着，就打了起来。其中一位受了伤，已被送到医院。另一位没受伤，理所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这一大夥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叫作校革委还是筹委会，我已经不记得了)讲理，实际上是在校园里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但我肯定是两者之一)的一部份不见了，在现场也没有找到。根据一种安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假如他还没把它吃下去的话;因为此君不但脾气暴燥，急了的时候还会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待这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受伤的学生曾经惨叫了一声，别人就闻声而来，使打人者没有机会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等等。总之，此君现在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听到这些话，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且感觉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因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几乎失眠。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人性尚且存在。同类不会相食，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份吞下去。当然，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生嗓子眼太细，但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虑。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好的。这是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单地解释道：积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参加了积代会，就是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
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又是个好意思。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乾净、皮肤比较白晰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
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决不是我。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还有一些人会说，我们这些熟练掌握了话语的人在嘲笑贫下中农，这是个卑劣的行为。说实在的，那些话我虽耳熟，但让我把它当众讲出口来，那情形不见得比该老乡好很多。我希望自己朴实无华，说起话来，不要这样绕嘴，这样古怪，这样让人害怕。这也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有句古话：敬惜字纸。这话有古今两种通俗变体：古代人们说，用印了字的纸擦屁股要瞎眼睛;现代有种近似科学的说法：用有油墨的纸擦屁股会生痔疮。其实，真正要敬惜的根本就不是纸，而是字。文字神圣。我没听到外国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那里神圣的东西都与上帝有关。人间的事物要想神圣，必须经过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间代理机构的认可。听说，天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来祝圣。相比之下，中国人就不需要这个手续。只要读点书，识点字，就可以写文章。写来写去，自祝自圣。这件事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达到神圣的手续甚为简便，坏处是写什么都要带点“圣”气，就丧失了平常心。我现在在写字，写什么才能不亵渎我神圣的笔，真是个艰巨的问题。古代和近代有两种方法可以壮我的胆。古代的方法是，文章要从夫子曰开始。近代的方法是从“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开始。这两种方法我都不拟采用。其结果必然是：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神圣性。我们所知道、并且可以交流的信息有三级：一种心知肚明，但既不可说也不可写。
另一种可说不可写，我写小说，有时就写出些汉语拼音来。最后一种是可以写出来的。当然，说得出的必做得出，写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说得出;此理甚明。人们对最后这类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我在云南插队时，有一阵是记工员。队里的人感觉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给我写张假条。有一天，队里有个小伙子感觉屁股疼，不想上工。他可以用第一种方式通知我，到我屋里来，指指屁股，再苦苦脸，我就会明白。用第二种方法也甚简便。不幸他用了第三种方式。我收到那张条子，看到上面写着“龟头疼”，就照记下来。后来这件事就传扬开来，队里的人还说，他得了杨梅大疮，否则不会疼在那个部位上。因此他找到我，还威胁说要杀掉我。经过核实原始凭据，发现他想按书面语言，写成臀部疼，不幸写成了“电布疼”，除此之外，还写得十分歪歪斜斜。以致我除了认做龟头疼，别无他法。其实呢，假如他写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写出的;此人既不是龟头疼，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疮;不过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人们对于书面话语的崇敬之情。假如这种话语不仅是写了出来，而且还印了出来，那它简直就是神圣的了。但不管怎么说罢，我希望人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要有点平常心。屁股疼就说屁股疼，不要写电布疼。至于我自己，丝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种话语是神圣的。缺少了这种虔诚，也就不配来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如前所述，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我们的话语圈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说过正常的话：既鼓吹过亩产三十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说得不好听，它是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如今我投身其中，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疯掉了，两者必居其一。我当然想要弄个明白，但我无法验证自己疯没疯。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当年里根先生以七十以上的高龄竞选总统，有人问他：假如你当总统以后老糊涂了怎么办?里根先生答道：没有问题。假如我老糊涂了，一定交权给副总统。然后人家又问：你老糊涂了以后，怎能知道自己老糊涂了?他就无言以对。这个例子对我也适用：假如我疯掉了，一定以为自己没有疯。我觉得话语圈子比我容易验证一些。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比较朴直、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性。如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病。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is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对我来说，这是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一种难改的积习。小时候我贫嘴聊舌，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就开始沉默寡言。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会说话──在私下里我说的话比任何人都不少──这只意味着我放弃了权力。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做不存在，因为人们不会知道你。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现在我负有双重任务，要向保持沉默的人说明，现在我为什么要进入话语的圈子;又要向在话语圈子里的人说明，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而且很可能在两面都不落好。照我看来，头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发现在沉默的人中间，有些话永远说不出来。照我看，这件事是很不对的。因此我就很想要说些话。当然，话语的圈子里自然有它的逻辑，和我这种逻辑有些距离。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我还要说一句，话语圈子里的人有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些别的人。出于对最后一些人的尊重，就不说他们是谁了──其实他们是这个圈子的主宰。我曾经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时我想，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沉默。就我所知，持我这种立场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我还是想做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是：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这个问题难回答，是因为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感觉。一个人决定了不说话，他的理由在话语圈子里就是说不清的。但是，我当初面对的话语圈和现在的话语圈已经不是一个了──虽然它们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今天的话语圈里，也许我能说明当初保持沉默的理由。而在今后的话语圈里，人们又能说明今天保持沉默的理由。沉默的说明总是要滞后于沉默。倘若你问，我是不是依然部份地保持了沉默，就是明知故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决定了要说说昨天的事。但是要慢慢地说。
七八年前，我在海外留学，遇上一位老一辈的华人教授。聊天的时候他问：你们把太太叫作“爱人”──那么，把lover叫做什么?我呆了一下说道：叫作“第三者”罢。他朝我哈哈大笑了一阵，使我感觉受到了暗算，很不是滋味。回去狠狠想了一下，想出了一大堆：情人、傍肩儿、拉边套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家伙、破鞋或者野汉子，越想越歪。人家问的是我们所爱的人应该称作什么，我竟答不上来。倘若说大陆上全体中国人就只爱老婆或老公，别人一概不爱，那又透着虚伪。最后我只能承认：这个称呼在话语里是没有的，我们只是心知肚明，除了老婆和老公，我们还爱过别人。以我自己为例，我老婆还没有和我结婚时，我就开始爱她。此时她只是我的女朋友。根据话语的逻辑，我该从领到了结婚证那一刻开始爱她，既不能迟，也不能早。不过我很怀疑谁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有这么老到。由此可以得到两个推论：其一，完全按照话语的逻辑来生存，实在是困难得很。其二：创造话语的人是一批假正经。沿着第一个推理前进，会遇上一堆老话。越是困难，越是要上;存天理灭人欲嘛──那些陈糠烂谷子太多了，不提也罢。让我们沿着第二条道路前进：“爱人”这个字眼让我们想到什么?做爱。这是个外来语，从makelove硬译而来。本土的词儿最常用有两个，一个太粗，根本不能写。另外一个叫作“敦伦”。这个词儿实在有意思。假如有人说，他总是以敦厚人伦的虔敬心情来干这件事，我倒想要认识他，因为他将是我所认识的最不要脸的假正经。为了捍卫这种神圣性，做爱才被叫作“敦伦”。
现在可以说说我当初保持沉默的原因。时至今日，哪怕你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说自己厌恶神圣。我只敢说我厌恶自己说自己神圣，而且这也是实情。
在一个科幻故事里，有个科学家造了一个机器人，各方面都和人一样，甚至和人一样的聪明，但还不像人。因为缺少自豪感，或者说是缺少自命不凡的天性。这位科学家就给该机器人装上了一条男根。我很怀疑科学家的想法是正确的。照我看来，他只消给机器人装上一个程序，让他到处去对别人说：我们机器人是世界上最优越的物种，就和人是一样的了。
但是要把这种经历作为教学方法来推广是不合适的。特别是不能用咬耳朵的方法来教给大家人性的道理，因为要是咬人耳的话，被咬的人很疼，咬猪耳的话，效果又太差。所以，需要有文学和社会科学。我也要挤入那个话语圈，虽然这个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狂吠不止、时而一声不吭的圈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来就没教给人一点好的东西，但我还要挤进去。
来源:读书志
发表人: 主持 1 Comments (Post your comment)
引用(0) Permalink
|
|
|
| Blog 拥有人: |
主持 |
| 作者群: |
(没有) |
| Blog(博客): |
观看所有文章 |
|
好友名单 |
| Go: |
上一页/下一页 |
日历
|
«
<
»
>
三月 2026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 29 |
30 |
31 |
|
|
|
|
连络 主持
Email : Send E-mail
私人留言 : 发送私人留言 (PM)
MSN Messenger :
Yahoo Messenger :
AIM Address :
ICQ 号码 :
关于 主持
注册时间 : 星期四 十月 13, 2005 7:13 am
来自 :
职业 :
兴趣 :
留言板
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Blog(博客)
Blog(博客)启始于 : 星期日 二月 25, 2007 3:08 pm
文章数量 : 6358
Blog(博客)历史 : 6963 天
回响总数 : 836
观看人数 : 4294399
RS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