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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文字：啊，这一片黄色的土地之一
星期日 一月 04, 2015 10:58 am
性启蒙性教育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来自课堂授业。
而是来自民间。
记得初中生理卫生常识课，女教师提问我的同座---回答泌尿系统构造。我的同座一个大男生涨红了脸支支吾吾。
因为他从肾脏说到了膀胱。
那时侯，这个系统只讲到尿道为止，不涉其他。
已经让小青年不知所云十分害羞。
到了社会，踏进黄土地，跟学生的课堂——当时的象牙塔完全不同了。
自然，现在的小青年现在的大学生甚至于初中生由于时代不同，完全精通，至少不会像金婚里的张国立蒋雯丽那样新婚之夜大汗淋漓一事无成。
我一个朋友说她的儿子，迟迟不肯结婚---海归金领，就说起其实他们早就啥都懂了。
啥都懂了——一尽在不言中。
大学毕业，分配进了娘子关，很快就又回上海培训，历时一年不到。
开始领略黄色的土地。
由于身份不是学生，是学徒，又能和工农打成一片。
第一次听到车间花边。
那是我一个好朋友传过来的消息。
伊拉做得出，阿拉讲勿出。
这是一位女师傅讲拨徒弟听的“控诉”。
于是，知道了整理车间那些布车可以派上用场---作为云雨，也就是“通奸”的温床。
回转厂子，果不其然。那会儿经常停电。一旦停电，大家叫起来——回去喽——回宿舍：单身宿舍或者家属宿舍。
黑灯瞎火，还呆在车间里干吗。
可就有人在布车里干好事。
据说还有奇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一个男人干了好事，提起裤子走了。潜伏在旁的另一个男人（没有轮奸集团的意思，也决不是约好一起赴会）跑出来对女的说，你和他怎么干，我也照样干。
黄土地的故事，就像红高粱电影那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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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清宫外史》评点之一
星期日 一月 04, 2015 10:54 am
拉开序幕是在养心殿东暖阁。
西太后权力巩固再度垂帘——这是第二次，以后变法维新失败还有第三次直到她去世。
当然，死了死了一死便了。相对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来说，兰儿实际上胜过一筹。
因为她的至高无上权力直到阎王召唤才不得不撒手。
自然，死了之后管它腥风血雨洪水滔天。
武则天则不然，李唐复辟---自打武周建立，始终害怕李唐复辟，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复辟了。
我们也一样面临着时时处处讲防止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教育，反修防修，树欲静而风不止。
然而，邓毕竟活过了毛---据说有暗杀，但没成功，传闻哦。
第一件事就是西太后打算让军机大臣沈桂芬去贵州当巡抚---小说文字说的是：抢着说。
为什么？抢着说是为了先发制人。
结果，天意虽回，而何以突然起此波澜？
值得深究。
触目惊心，冰冻三尺。
我这里注意到的是“天意虽回”四个字。
说明，先发制人抢着说表明还是不能为所欲为，自己知道道理不足。
于是，权力制衡器发挥作用。
这里不去评议军机全班和六王爷恭亲王是否清正廉明。
权力制衡器好比刹车，不至于极度出轨，作出荒谬的决策。
请看----“臣等不敢奉诏！”
有抗声相争-------理由如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视听，都大有关系。
此时的西太后，尚不足以专横到底，只得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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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衰与荣》小说点评之一
星期日 一月 04, 2015 10:50 am
扉页——
天者，夜昼；
地者，衰荣；
人者，灭生。
富有哲理的对照。
一直认为，柯云路是参透生命机理的一位作者。
天地人，是为三才，然而都不可避免覆灭的运命。
但是，柯云路精巧地把夜、衰和灭放在骤、荣和生之前。
这就积极向上了。
黑夜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兴衰成败转眼空---关注的是衰亡之后的欣欣向荣；生命的肉体消灭了，新的生命又将诞生。
或许精神不灭，永存世间。
整个宇宙，不可思议的宇宙，还不是生生息息，巡回不断。
而且，奇妙的是螺旋式上升。
柯云路小说充满着哲理。
这也是我始终跟踪不觉疲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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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中的茅盾
星期日 一月 04, 2015 10:45 am
1、全盘否定茅盾十几年来呕心沥血所做出的评论成绩
1964、1965年毛泽东有关文艺的两个严厉批示逐级传达后，文化部党员副部长们在整风运动之中摇摇欲坠，一日不如一日，几近崩溃。反而当正部长十五年的党外人士、作家茅盾(沈雁冰)没有卷及斗争的漩涡中心，没有被迫参加表态或揭发性质的大会，似乎成了整个文化部机关中的最悠闲之人，只是在后期不时被暗地里敲打、数落。
有意思的是，时间标志为“1964年8月28日”的《关于茅盾的材料》不是文化部党组整理的，竟出自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之手。当时茅盾还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一职，从政治身份归属上也算是中国作协党组负责统战的工作对象。这份材料中没有涉及文化部内的工作问题，大多谈的是茅盾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各类罪状，关键之处在于全盘否定了茅盾十几年来呕心沥血所做出的评论成绩。
据中国作协党组内部统计，1949年后茅盾仅在国内各报纸、刊物发表的有关谈创作问题和评论作品的文章就有一百六十八篇，先后合集出过七本评论小册子。作协党组做出这样的判定：“在这些文章中，中国当代著名、活跃的短篇小说作家、尤其是年青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部受过他的‘检阅’和评价。从这情况，可看出他通行无阻，广泛占领文学阵地，抓住创作评论，不但左右文学创作倾向，更严重地是与党争夺青年作家。”
作协党组在文件中明确地给他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大帽子。
身为中国作协主席，茅盾陷于自身困境而无法写出长篇作品，转而热心投入评论事务，当年很多刚冒尖的青年作家以获“茅公的赞誉”而荣，他及时而内行的跟踪点评成为新中国文坛的一大景观。但1964年骤变形势之下，老人这种辛苦的阅稿评述已经难以获正面肯定，在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已在内部被批得体无完肤，权威颜面尽失。
《关于茅盾的材料》长达一万字，充满了上纲上线、不容置疑的火药味，全文用的多是贬义词，连一句肯定式的好话都不愿提及。开篇第一段就单刀直入地表示：
全国解放以来，文艺界把茅盾作为偶象崇拜，近年来，更成为评论作品的权威，影响极大。
在学习主席批示后，在这次检查工作中，我们才发现，十五年来，他所写的大量文章，一直在顽强系统地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这些文章一篇篇孤立起来看，有时很容易受他的迷惑，但综合起来看，则问题十分严重，特别是近几年来，更露骨地暴露出他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文艺的许多根本问题上，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锋相对。
现在静心细读茅盾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发觉在整体时代氛围之下并无多少出格之处，只是他丰富的创作经验及敏锐触角在起作用，比别人所谈的更切合创作实际，有时批评会更大胆一些。譬如他批评最多的即是这样内容：“不少作品在描写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品质的场合，还有点千篇一律，或者说，跳不出既成的框框。”“常常显得简单、生硬、花样不多……显得简单化甚至做作。”“总觉得他们是端坐在莲花座上的菩萨。”(引自茅盾文章语)作协党组主事者甚至揭发出这样一条细节：1962年4月《人民文学》刊发茅盾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文章，原稿中有解放后的文学创作对“讲话”“生呑活剥”、“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字眼，发表时审查者把这些“贬低延安讲话”的词句全部删去。
最让批判者在意的是，“茅盾的全部文章，几乎没有从正面提倡或阐发过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他与部分作家在1962年作协大连创作会议上所谈的言论被严重抹黑，笼统称之为“中间人物论”，在1964年酿成政治事端之一。最遭人记恨的是，茅盾在大连会议上用插话的方式攻击党在农村的政策，说：“粗碗也不够。”“买个鸡毛橦子不容易，因为搞风箱去了。”等等，这实际上表现了他对三面红旗的不满。(见1964年8月28日作协党组《关于茅盾的材料》)
最后中央高层只能让主持大连会议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1965年底代他受罪挨整，晚年茅盾对邵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一直心存内疚和忿怒。
2、茅盾的发言带有文学家冷嘲热讽的描述功底
1964年在清算茅盾的文艺思想的同时，中国作协、文化部也在暗中不断收集他的政治思想表现，认为他的文艺观点与他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一致的。《关于茅盾的材料》就这么鲜明地表示茅盾的政治落后程度：“十五年来，每当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明目张胆地暴露出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
茅盾在1957年鸣放阶段的特异表现，最让高层诟病和恼怒，认为他当时是和右派分子一道向党猖狂进攻。在此期间，他因故曾给邵荃麟写一封信，说“一般党员”是“只有两只手，两条腿，两只耳朵，一张嘴巴，而没有脑子”。信中还写道：“个人崇拜，在文学批评工作上，也是很严重的。”“所有这一切都表示我们的坏作风是：浅薄、浮躁、一窝风起哄，盲目崇拜权威，只看是什么人说的话，不分析说话的内容有多少真理。”茅盾这种以往少见的评述被认定为“辱骂党及党的干部”。
当年五月中旬，茅盾以部长身份出席中国画院成立大会，本来是喜庆场合，不料他祝辞时却带有几分不平的情绪，首先说中国画院的成立，“是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斗争的结果。”又转个弯表示：“中国画院的主体是画家，而不是少数的行政人员。如果将来也发生像大学里发生的系秘书指挥系主任，行政干涉艺术创作、研究、教学等等，我以作家的身份，愿奋秃笔，用杂文这武器，为各位后盾。”
这些刺眼的话语刊登在5月15日《人民日报》，读者们难得见识到这位老作家、老部长的一时愤激之言。
5月1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席间最为著名的言论是张奚若批评性的四句经典：“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而茅盾的发言则带有文学家冷嘲热讽的描述功底，同样被视为“更激烈、更恶毒”的攻击性言论。譬如他说，领导干部“都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吧，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具体的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那么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他还说，“我个人接到过不少作家和翻译家控诉出版社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来信，这些信都转给有关社了，然而未见效果。大概是积重难返，阻碍重重呢?这次是中央要整风了，该可以整出个道理来了。”
这篇发言第二天以《我的看法》为题，就被上海《文汇报》全文刊用在第二版，成了茅盾1949年后难脱罪责的政治言论把柄之一。有趣的是，同一版还刊出两条文化部整风的消息，一是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张致祥、出版局长金灿然出席出版界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批评，用的小标题是“外行人领导内行如何能叫人信服?”另一条是夏衍副部长主持文物专家座谈会时表示，要对文化部施加社会压力，才能保证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掉。
这一版稿件源于北京专电，堪称独特的“文化部整风专版”，其间茅盾的发言最为引人瞩目，因为他没有常规的官话套话，心绪毕露，锋芒逼人。
1964年改编茅盾同名小说《林家铺子》的电影遭到公开批判，虽然官方有意忽略了原著作者的大名，采取了保护过关的策略，但这多少触动茅盾本人的慌乱心绪，他只能顺势隐而不发。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他的早期作品被点名已是迟早的事情，文革前夕党内宣传部门高层对他的文学创作定评很低，多是负面性质。
譬如1966年4月7日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作协创作座谈会上，对各时段的文艺队伍做阶级成分的分析，茅盾屡次三番地被排到资产阶级的落后一边：“……五四以来有一种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如左拉的作品)，这是没有什么理想的，而且喜欢写点色情的东西。茅盾就是受这种自然主义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有两种人：一种人，在毛主席领导下，揩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武器上山打游击;另一种人，对实际斗争感到厌倦，退下来搞文化。《幻灭》、《动摇》，茅盾的三部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见会议记录稿)
3、一边不愿担任部长一职，一边却屡屡被安抚
值得关注的是，茅盾在1957年5月《我的看法》发言稿中首次公开谈到在政府任职的苦恼，打了几个比喻，说得比较含蓄，归之起来就是平日忙于“三会”(指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党员干部对所提的意见“不辩好歹”等等。他在讲话中还带有几分自嘲的味道：“从前(我)也还有一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个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他还提出：“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茅盾此次对职务安排的感慨，应对的是批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鸣放整风背景。实际上“不务正业”是他一贯的牢骚话，此事的心结早在数年前就埋下，只不过在1957年新春得到了集中爆发。
1957年3、4月，中国作协秘书处要求会员汇报各自的长期创作规划，并召开相关座谈会了解情况。会后，身为主席的茅盾也提交一份《我的规划》，再三强调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困难：
来自主观方面的，大致不外乎个人精力日益衰颓，用脑不能持久，特别不习惯于一会儿须看公文，一会儿又要开冗长的会—-这样的“疲劳轰炸”，并由此引起的神经的衰弱状态。
来自客观方面的，主要是无法控制时间。比如说，很难做到每天抽三、四小时来写作，也很难做到每天经常有二小时，或者每周能经常有三四个工作日可以用于写作。在这样情况下，构思是时断时续的，写也是时断时续的，这便引起了厌倦和苦闷，至于想促此搁笔。
他希望“摆脱政府行政工作，以及其它一些出国工作”，不要脚踏三只船(作协、文化部、争取世界和平大会)敷衍了事，而自己生平最恨这样的生活态度。他当下的目标是，争取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把十年前写了一小半的长篇《霜叶红于二月花》续完。
“今年我已六十二岁，假定能活到七十，亦不过八年而已。”文中的这几句话颇为打动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把它直接引述到他4月16日致周扬并转周恩来的信中。接到《我的规划》后，邵荃麟曾与茅盾交谈过一次，茅盾明确希望中央最好能考虑解除他文化部长的职务，其次能够不给他每年出国开会的任务。
邵荃麟对此予以完全的理解和体谅，他在致周扬的这封信中写道：“茅盾自从1942年左右写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和1945年写了剧本《清明时节》以后，到现在十多年，一直没有发表过长的作品。对于像他这样有地位的老作家，这苦闷是很自然的。”邵荃麟建议周总理最好能和茅盾面谈一次，文化部和作协相互协调，尽量做到使他每周有六分之五时间或四个工作日来专心从事写作。
鸣放期间，周恩来确实找茅盾谈过话，但似乎没有深谈什么职务问题，着眼于如何帮助他在政治上解困，同时也对文化部领导层统战工作的不妥有所指正。茅盾在反右斗争后期，态度果然较为积极，在高层布置下涉险过关。
时任茅盾秘书的朱长翎对这一段波折过程留有很深的印象，茅盾担负部长一职的难处特别显明：
作为民主人士出任部长，茅盾没有实权，在鸣放时他提意见说“有职无权”。我想，这里原因很多，主要是在外事场合不适，比如说新任大使拜见政府部长，文化部是一定要来的，虽然是礼节性的，但也会涉及到文化部具体问题；又如参加使馆国庆活动，由外交部根据他国的态度和地位决定去与不去，去了以后外交官多，一问起文化部事情，沈部长不知所然，心里可以想过去很别扭。
这个问题由来积深，部里的大小问题由党员副部长决定，茅盾该看或不该看的文件也由党员副部长定，国内机构知道这些情况一般不上门找茅盾。
周总理那时找茅盾谈过话，可能也指出他说话不慎，爱提意见发牢骚，但也给他一个定心丸，有推动促进作用。可能会说他跟罗隆基他们不一样，是为党好的，没有政治野心。
以后每一星期，党员副部长们到沈部长家汇报工作，比如说明年工作计划安排、会演准备情况、什么团体要出国等(实际上，为这些事已经开了不少会，已决定下来)，然后问沈部长有什么意见，沈部长很高兴，就说“行啊行啊，这样很好”，这就解决了有职也有权的问题。
每年部里也开几次办公会议，由沈部长主持，议决的都是大事，走走形式。公平地说，如果让沈部长真正管起来，他没有那个行政能力，管不了的。夏衍副部长白天忙完了，还要抱一堆公文晚上回家干。(1989年11月22日口述)
转眼到了1958年大跃进，各路作家情绪高涨地写了创作规划。3月18日茅盾照例写来自己的创作规划，依旧充满抱怨的情绪，坚持要“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长、政协常委、《中国文学》《译文》主编的兼职，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的任务”。他在文中还藏着一些牢骚意味：“荒弃职守，挂名不办事，夜里一想到，就很难过，就睡不着觉。我几次请求解除，尚未蒙批准。而且，尽管挂名不办事，会议还总得出现，外交宴会也不能不去。”
他坦言自己所说的尽是废话、怪话，但不说便是欺骗。3月24日作协党组将原信转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并转周恩来、陈毅，并附信介绍道：“茅盾最近病了几个月，身体确是不好，情绪也有点消沉。”信中说，茅盾所提的老问题，还是请中央考虑决定。
一边不愿担任部长一职，一边却屡屡被安抚，此种政治现象颇为“奇特”“纠结”，一直时断时续，直到1965年初茅盾被免去部长一职、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为止。
4、茅盾对食品供应的过激反应实属反常
反右斗争被保护过关之后，茅盾的公众形象较为中性甚至模糊。1959年开始，中共党内对茅盾的内部评价一直低调，所刊出的内部消息多是负面。从查阅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来看，仅见的几则茅盾报道都带有贬义，后来作为典型事例一概收进1964年8月《关于茅盾的材料》中。
1959年7月，国家经济情况开始发生困难，茅盾为了钢丝床垫没有修好，即从庐山专门写信给秘书，以极其恶劣的态度进行谩骂。
1961年，他在百货大楼买暖水瓶，因售货员稍微“慢待”了他，就开口骂人混蛋。
同年六月某一天，他要机关事务管理局卖给他按月供应的苹果，经联系，水果卖完，他又大发脾气，骂人混蛋，并恶言攻击我们的供给制度，还不如日本的配给制度。
从报道行文来看，像买暖水瓶受怠慢、没及时买到月供苹果，都会引发过激反应，竟然采用这样的谩骂方式。态度这么不耐烦，言行如此失控，对于个人涵养一向较好的茅盾来说实属反常。
这可能与相关单位过分的汇报、记者过度的阐释有关系，也多少与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供应紧张所带来的焦虑有关联。茅盾虽然已经享受优渥待遇，但市场上生活物资的大面积缺乏还是打乱了家中原有的日常安排，让他和家人多少增添一些烦燥不安。
“骂人混蛋”应该是特殊困难时期的变形、失措之举。有意味的是，高层认为这一切言行均属于“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大暴露”，归之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
1964年文艺整风运动的关头，文化部党组派人重新核实茅盾“骂人混蛋”旧事，给本来一般日常冲突的事例加重了严重性。
5、根本没察觉到中央外事部门的不满和恼怒
在这一时期最让茅盾难堪的是，1962年7月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莫斯科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回国后代表团被中央指责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追究犯错的思想根由。
中央高层认为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前，在国内就把基调定低了，到会后我国代表在会上没有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迁就上当，以致会议通过的《告世界人民书》没有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和平的敌人，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各国人民斗争不利。中央对代表团予以严厉批评，以这样斥责的语气通报党内：“应以最近的莫斯科裁军与和平大会为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领导，降低马列主义原则，脱离左派，加强中间派的动摇。”(见1964年8月22日文化部党组致中宣部《关于沈雁冰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军会议期间的一些表现和其他一些表现》)
茅盾在此次外交事件中只是挂名团长，由老资格的金仲华、康永和任副团长，中共及各群众团体外事主要负责干部王力、唐明照、吴学谦、朱子奇、杨朔等充当团员。茅盾并无实际的授权，所做的大会发言都是代表团起草的，因而不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内外夹击其间，他会前会后几处为难，反复遭受折腾，又理不清其间的道理，在这样微妙的国际政治斗争场合只能“装傻充楞”，曲折地应付北京交付的任务和意图。
回国后照旧不获信赖而倍受打击，让茅盾一度恍惚惶恐，把出国开会更视为噩梦般的苦差事，看作是不可能完成的高难度任务。
中国作协党组抓住的把柄是，茅盾在会议期间擅自对苏联记者发表谈话，并主动拜会苏联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从茅盾在作协担任虚职而言，按理说，这只能是两国作协领导人一般的礼节性会见，没想到却说到实际工作的具体事项。
据作协党组描述，在拜会中苏尔科夫表示对亚非作家会议科伦坡常设局的工作不满意，要求与中方共同推动，建议召开常设局会议。中方高层事后分析认为，苏方此举是为了攻击常设局，将常设局迁离锡兰，撤换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夺取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领导权。
当苏尔科夫问及茅盾对此问题的看法，茅盾当即表示同意，并说愿共同推动常设局工作，提议最好在一两个月后首先在科伦坡开会，邀请各成员国参加。茅盾称，希望中苏先以通讯方式协商，并请苏方先写信。苏尔科夫赞成中苏先协商，但要中方先写信。茅盾对此也表示同意，并答应回国后两周内即将信发出。茅盾回国后在致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的信中具体谈及这个情景：“此因常设局开会乃当然之事，拖延过久，则于锡(兰)方愈不利，且我方先函苏方协商，尽可只提一二方端，且看苏方如何答复，再入细节，如此我方不至被动。且我在莫斯科与苏尔科夫会谈时，苏曾请我方最好早些先提意见(即书面协商，我方先发第一函)，并以两周时间够不够为询，我曾允之。”(见1962年8月21日原信)
茅盾此时的述说还非常在理，他根本没察觉到中央外事部门的不满和恼怒。
中方高层注意到苏尔科夫的谈话中有批评中方之意，譬如他谈到，开罗作家会议期间，中苏双方没有协商，结果意见没有取得一致。而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上，也由于事先缺乏商量而公开争吵，因此希望今后在国际会议上，尽量先协商。苏尔科夫说到在此处不由感叹几句：“由于事先缺乏商量，结果在大会上面对‘世界公众’公开争吵，很使人伤心。”茅盾知道两党问题的复杂性，只是淡淡地回应几句：“这次裁军大会前，中苏双方已经进行了协商，相信今后中苏会合作得很好。”当时中苏关系稍有见缓的迹象，茅盾只是顺口说了应景的大套话。
回国后即面临如何根据承诺回复苏方的难题，茅盾对待此事表现出少有的焦虑和认真，“回国后，他积极主张快些写信，作协党组没有同意。”(文化部党组1964年8月22日报告语)。
茅盾在1962年8月21日致严文井的信中用“似芒在背，常以为念”来形容自己的情绪，为迟迟不能回复而不安：“延时将一个月，而我方尚未发第一函。曾与其事之我，个人觉得未能践两周发信协商之诺，殊觉歉然，而人家也将说我们凡事拖延，工作效率不高矣。但如外办之意，对常设局当故示冷淡，则另为一事，此则非我所敢置喙矣，否则，此事似仍以速办为安。”
茅盾在意的是承诺和礼仪，而没有顾及国际政治斗争的无常、无理。正在病中休养的邵荃麟对茅盾此时的心结倒觉得容易解开，他在8月底给严文井、张光年的一封信中表示：“关于茅公的材料看了，我觉得要他不必给苏尔科夫写信，比较容易说通。目前情况下，茅不至于坚持。”
但是没想到的是，茅盾反而在此事上显出几分倔强，表面上应允党组的要求，但心中的不快还是压抑不住。8月底中国作协党组决定以茅盾的名义给苏尔科夫复信，多是虚饰之语，有意回避了中苏两国作协开展常设局工作的议题。茅盾见状情绪大坏，竟拒绝看复信稿，大发脾气说：“我不看了，你们要怎么答复就怎么答复吧。”又说：“我不是党员，我可不受约束。”
在风云变幻的外事舞台上，茅盾只是一个虚拟的摆设，一个应付的工具，周旋辛苦，其结果是得不到什么赞誉和好心情，还得背负高层的指责和批评。这与他在文化部、作协多年任职所感受到的心境相似，处事如此难堪能让他舒坦一笑?能不让他愤而失态一次?
刊发在《读书》201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陈徒手 : 《北京青年报》编辑。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推动了国内口述史研究。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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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继光：梁启超谈国学
星期日 一月 04, 2015 10:42 am
梁启超(1873——1929年)是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他对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高度推崇。早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就自豪地说：世界“今日只有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也;一泰东文明，中华是也。”“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饮冰室文集》之七，第2-4页，中华书局1989年)早年，他以《新民说》激扬民气，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同时，并以《新史学》等著作推动学术启蒙。1920年欧游回国之后，梁启超脱离政治活动，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学术研究，发表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他在紧张的著述之外，到全国各大城市及高校演讲、讲学。为了更好的传扬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于1923年创办文化学院，自任院长。他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指出, 中国文化应从五个方面整理并发扬光大：一是陶养人格至善的儒家人生哲学;二是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地位的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三是最圆满的宗教——佛教;四是在人类文化中有极高价值的中国文学、美术;五是在人类文化中有极大意义，世界罕见其匹的历史学。他说：“以上五事之发明整理，实吾侪对世界应负之义务。”(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83-9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922年，梁启超开始在清华学校讲课，1925年9月，受聘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工作。上世纪2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梁漱溟与梁启超一度曾有密切交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同任公相识交往，则在民国九年(1920年)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其时，梁任公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大学者，”“后来他到清华大学主持国学研究院，是该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另外三名是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问答录》，《梁漱溟全集》第七卷548-54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据当年入读清华国学院的著名史学家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在国学院主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荀子、王阳明等课程，同时为大学部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并为燕京大学学生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其所讲内容“欲包举二千年来中国之学术文化”(周传儒《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8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这些课程的讲义后经整理出版，它们包括《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都是一部部闪烁着学术光彩，价值很高的著作。
为了方便青年读者和大学生了解国学，梁启超编写了《国学小史》。据郑振铎先生介绍，梁启超带着它演讲，但经常要补充新的内容，经“五十次讲述，讲义草稿盈尺”。郑本人未能接触讲义全稿，不知它的全部内容，但他后来 从刊行的部分内容《墨子学案》，便“想见其书内容如何弘博了。”(以上见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9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对如何研究国学，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道路》的演讲中提出了两条应走的路，第一条路是文献的学问，就是当时学者所讲的“整理国故”。梁启超说,关于国学文献的整理、研究，这是一个浩博、繁难而又有趣的工作，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我们祖宗世世代代的工作，为全人类积累下了一大笔遗产;以现存的史料(正史、别史、政书、方志、谱牒、笔记、金石刻文)而言，一字一句都有着极宝贵的史料。我们要运用知识(文字学、考证等)把这座丰富的矿藏开采出来。第二条路是德性的学问。梁启超说，除做好文献方面的工作之外，还要运用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内省、躬行的方法去“实行体验”，通过“躬行实践”，“养成‘仁’人生观”。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人生观，才算汲取到国学的精髓，不愧为先圣的后代。梁启超认为，学是为了行，“为学”与“做人”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个体的人格与社会的人格也是不能割裂的。“要想社会的人格向上，惟一的方法就是要使自己的人格向上”，只有个体的人格普遍提高，养成了好的德性，全社会成员的人格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才会提升，社会风气也才会得到有效地改善。(《1923年1月9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讲演》，《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116-117页)梁启超所揭示的治国学两条“大路”，从学问研究与德性养成两个方面提出 “治国学”的内容与方向。
梁启超虽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他与抱住国粹不放，对外来先进文化一味拒斥的的守旧派不同，面对东渐的西方先进文化，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汇择其长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页)，他说，“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文集》之二，第25页)。他认为，只有在中西文化比较、会通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把握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作用;他相信，域外先进文化的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 《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文集之七第104页)。在“国学热”不断升温的今天，梁启超的上述观点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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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犯人出狱之后：电影《归来》无法揭示的
星期六 一月 03, 2015 8:13 pm
电影《归来》以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为蓝本，讲了一个犯人从“文革”前后的劳改营历劫归来，与家人团聚，重寻亲情记忆的故事。主人公一家历尽曲折团圆，人性的温暖感动了满座观众，湿透了一地纸巾。
但从现实中来说，从政治年代归来的劳改或者劳教人员，以致留场就业的“二劳改”和“二劳教”，他们的归来故事可能并非如此温情动人，而是乏味寒伧，甚至没有归来的机会。
这样的情形不只是发生在类似陆焉识这样的普通人身上。即使是高官或者社会名流，当他们在建国后漫长年代的某次政治运动中被翻手打入地层，十几二十几年后归来，也是如同百年身，难以回头。在时间被强行掐断、看似凝固不动的囚徒岁月中，消逝的不仅是青春，还有亲情、事业、理想，更多时候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和户口。只有少数人拥有陆焉识的幸运，只有更少数人能够从头再来，找回荒废了的青春和事业，重新获得家庭、事业和尊严。多数人实际已失去了“归来”的机会。甚至很大一个群体到了今天，仍然面临没有工龄、无法退休的遭遇。
这是一部电影无法完全揭示的。
出秦城记：此门走出也无家
1976年，关押9年的秦城囚徒李锐终于走出了燕山脚下的铁门，却无家可归。他的妻子范元甄早在庐山会议之后就离了婚，子女也与其决裂。四顾茫然的李锐，吟出了“此门走出也无家，一阵春风两眼花”的诗句。相比之下，铁门之内倒好像算是习惯了的旧居。按照当时中央专案组的政策，仍是戴罪之身的李锐被重新安置到他被抓之前下放的安徽磨子潭电站，生活自理。
一位在电站工作的上海女知青爱上了他，可是不久就被调走了。两年后女儿李南央来到磨子潭，父女在电站水库边长谈庐山会议内幕，消除了长年隔阂。为表父女团聚和解之情，李锐拿出当初打算送给上海女知青的一条裤子送给李南央，作为见面礼。这份贫乏年代里卑微的礼物，李南央虽觉尴尬仍只得收下，心里决定替父亲奔走平反。好在不久之后，李锐终于回到北京。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师哲，曾任苏联肃反部门上校，“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关入秦城。1975年5月师哲出狱，面临的是比李锐更尴尬的处境。组织安排其住在招待所，师哲不明就里要求回家，前来看望的子女亦不便说明。回到西廊下2号的家中，妻子周惠年见面后就避入里屋，随后虚脱晕倒，儿女忙于照顾母亲，师哲一人在饭厅坐了一夜，天亮后又回到招待所。此后才知道妻子已在“文革”中与其离婚，她解放前曾经被捕，有自首嫌疑，“文革”中屡遭批斗，与师哲离婚实为自保和子女前程，师哲亦无可奈何。
以后师哲一直单身，由组织安排生活，女儿师秋朗常去看望他，发现他从外到内都像个男版“白毛女”，不仅幽闭于密室多年，头发皮肤全白，且语言与时代脱节，一开口就是50年代的语言，不了解“文革”和以后的社会，父女几乎无法对话。他虽然出了狱，也由组织安排当了社科院的顾问，却顾而不问，只是沉浸在昨日的世界和对毛泽东的追忆里。
杨帆与家人团聚的情形一波三折。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杨帆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由于“特情”战线的高风险，杨帆在50年代初就像《风声》中的人物一样遭到清洗。以后先后在功德林监狱、秦城监狱关押二十余年，1975年走出秦城，安置遣送到湖北沙洋农场，心智却留在秦城囚室的迫害阴影中，经常自言自语地跟想象中“控制的电子”交谈，和今天的许多上访者一样，相信有一套看不见的电子发射系统在控制他的大脑电波，并且自认为“天天在和周总理说话，说我老婆孩子被保护在北京”。
1978年妻儿去农场探望杨帆，见面后受到杨呵斥：“你们要自重，不要冒充别人的家属。我知道你们是江青派来的……”随即破口大骂。妻子想尽办法接触也没有用，杨帆见了就跑。妻儿无奈要回京了，杨帆破例请他们吃饭，却在席间郑重地说：“今天这顿饭是组织上让我陪你们，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
以后杨帆被接到上海精神病院治疗，三个插队回来的女儿轮流在病房照料，杨帆已不认识她们，只好以护士名义出现。一天，三女儿主动告诉他，自己不是护士是他女儿，杨帆还不相信，但对她们的体贴照顾也很感动，因此勉强说：“我有女儿，你们叫我干爹吧！”亲女儿认成干女儿，骨肉不相识，这是秦城监狱单身牢房结出的“奇异果”。一年多之后，杨帆才逐渐回归正常。
秦城是专用关押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监狱。从秦城走出的囚徒遭际如此，更可见普通囚犯归来的艰难。
右派归来：无味的末班车
80余岁的甘粹没有子女。除了老伴，他最亲近的“亲人”是建国门附近通惠河公园的几只流浪猫。他会每天提着布袋，装着猫粮去找它们，知道它们各自的就食地点。
甘粹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被打成右派，此后发配到新疆南部喀什劳动营，一直到“拨乱反正”才得以回到北京。帮助他平反的同学陈敏记得，初次从南疆回北京的甘粹一身长年未换洗的衣服，不敢在沙发上落座，她立刻带他买了一套新衣服换上。
甘粹的未婚妻林昭也被打成右派，两人要求登记结婚却被拒绝，称“右派结什么婚”。林昭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文革”中被处决，甘粹回到北京时孑然一身，住在单身宿舍里。几年后陈敏给她介绍一个去新疆支边的女知青，结婚那年他已经近50岁，爱人当时40来岁，离异有一个孩子。
“这个世界并不好，不打算让孩子来世上受苦”，自身的经历让甘粹放弃拥有后代，但年龄或许是另一顾虑。
已有婚姻家庭的右派，像《归来》中的陆焉识那样历劫团圆者是例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活困境下，婚姻和家庭都难免解体。
顾准原本伉俪情深，但妻子汪璧一再遭遇政治压力，在“文革”中出于孩子们的前途考虑与顾准离婚，不久自杀，子女也和顾准脱离关系，顾准几年后在妻离子散中去世，和母亲亦未能生前谋面。今天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的墓地丛林里，一块普通的黑色石碑上刻着“顾准、汪璧之墓”，由子女们共立，算是这对被时代悲剧活生生拆开的夫妻死后团聚。
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刘显声，57年被划为右派，送农药厂劳动改造。64年他和厂里的一个女工结了婚，生下了大儿子。“文革”开始，他作为“牛鬼”被撵出红海洋北京城，落户到老家辽宁海城，因为偷越结冰的松花江试图去南韩，结果被“小兄弟”北朝鲜交割回来，坐牢8年。
期间无法维持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另嫁，等到刘显声出狱接回大儿子，儿子会唱东方红，但已经不说话了，也不知道1加1等于几。刘显声没有去问这8年里发生了什么。他带着大儿子回到农药厂住了下来，闻着弥漫的农药气味直到厂子倒闭。
如今近80岁的他和不说话的儿子住在一间宿舍里，带着儿子起床吃药喝水上厕所下楼锻炼。他担心的是，一旦自己去世，这个没有单位、亲人，甚至没有正常智力的儿子，将何以在世上度日。
少数历经劫难、背负政治压力保存下来的家庭，其间都经历了生死一线的危机，在物质条件被剥夺干净的情形下打入另册，单单靠着人性的光辉支撑下来。
譬如胡风的妻子梅志，在胡风入狱后带着三个孩子在“反革命家属”的烈日下求生，之后自己也被关押，数年后才得知胡风下落。“文革”中，胡风在四川狱中精神崩溃屡次试图自杀，梅志更是自愿以无罪之身入狱坐牢，只为了挽救胡风的性命。直到“文革”结束，两人才一同从牢狱回到人间，晚年梅志写下《伴囚记》一书，为对抗强权的人性光辉留下见证。这样的坎坷历程，早已不再是她早年擅长的童话故事。
有一部分右派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搭上了快车，走到了时代的前列，譬如江平和张思之、茅于轼。但对于多数人来说，漫长时光的耽误使他们在时代中退化，平反得来的更多是一个待遇，在迎头赶上的新一代面前力不从心，只能勉力进行人生补课。对于他们来说，历劫之余归来的人生，更像是无味的末班车。
此外，更多的是那些埋骨荒野，从未有机会归来的亡魂。譬如夹边沟和峨边沙坪农场的成千上万饿殍。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中，描写了一位前往农场探视却得知丈夫死讯的“上海女人”。这位上海女人亲手挖出丈夫被割食残缺的尸骨，找来汽油烧化，将骨灰带回上海，算是终究带着丈夫“归来”。
思想犯：重新打开思想翅翼
1979年，刑满释放的杨曦光走出湖南建新农场，这个听起来很不错的地名,当然只是劳改犯人“艰辛”的谐音。杨曦光在“文革”中由于发表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触怒中央“文革”和最高领袖，获刑10年。出狱之后，这个顶着“反革命”帽子的名字当然不好再使用。他被迫使用乳名杨小凯，就是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震铄当今的名字。
作为一个“反革命”刑满释放犯，杨小凯被释放后没有工作。他在父亲家闲居一年，此后受雇于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科院实习研究员，因思想犯历史被拒绝。第二年他再次投考，终于在院长于光远支持下被录取，从此得到了重新踏入学术界的机会。
由于他的“反革命”案一直未平反，此后杨小凯的出国申请通不过，由总理委托刘道玉办理才成行。出国后的杨小凯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数量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但不幸这一可能性未能变成现实，杨小凯在56岁的年龄去世，早年在劳改营里的艰辛积累了身体欠账。
作为思想犯，杨小凯“归来”的历程仍是幸运的。胡风和路翎走出高墙的时候，已经大部分丧失了才华和思想能力，以前的思想者光辉一去不回。他们费尽心力写出来的晚年文稿，达不到基本的发表水平。他们由思想者变成了时代的化石。
底层思想犯的归来更是历尽辗转。上海中学生刘文忠“文革”前夕因为和哥哥刘文辉投递“反革命”传单、批判“文革”和伟大领袖被捕，哥哥枪决，刘文忠在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度过十余年，“文革”结束后才平反获释。
回到社会却不甘于工人身份的刘文忠，不顾小儿麻痹的身体短板下海，贩打火机卖羊毛衫炒股票经营化妆品公司，终究赚得不菲身家，却因意外在飞机上获赠一本《古拉格群岛》，痛哭流涕而放手生意，重拾亡兄遗志，出版囚徒回忆录和刘文辉传记，并游历东欧诸国写作新海国图志，思考社会道路，为反思历史保留一手资料和提供个人视角。
思想犯归来，是当代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尤其是“文革”之前或者中间产生的新一代思想犯，入狱时年纪尚轻，很多人熬过了刑期，等到了重新打开思想翅翼的日子。
在当下著名的历史学者中，有好几位在政治年代有着牢狱经历，包括大名鼎鼎的杨奎松、沈志华、王学泰诸位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独特现象。杨奎松固属短期入狱，王学泰和沈志华则都数年坐牢，王学泰入狱之前已被打成“反动学生”劳改多年。沈志华以“中央情报局间谍”罪名的入狱甚至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严打”风潮中。
王学泰出狱后任中学教师，以后致力于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背后的“流民文化”本质，为当代史增添了新视角。2013年他的《监狱琐记》出版。他的个人生活则极为俭朴，穿着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狭窄的家属楼里。
沈志华出狱后下海经商，多年打拼之后回归学术界，以血汗巨资复制苏联解密档案，为当代史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资料库，成为思想者“归来”的奇迹。
平民：无法归来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严祖佑的儿子是律师，近年代理了几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当年的劳改劳教犯们期满后留场就业，在“文革”结束后选择回到上海，却没有工人身份，自己营生糊口，到退休年龄却没有工龄，无法退休拿社保，年过七十仍旧卖茶叶蛋开杂货店度日。
这些人都是严祖佑介绍给儿子的当年狱友，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关心这些事。和因为思想犯罪几度入狱的严祖佑不同，这些狱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运动的年代里由于所谓“耍流氓”或者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入罪或劳动教养，从上海发配到市劳改局所属的安徽白茅岭和军天湖劳改农场，期满后又“留场就业”，成为“二劳改”、“二劳教”，却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农业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还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劳动力”。
“文革”结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释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时，农场出台政策，规定留下来者可得到农业工人户口，选择回城者只能自谋出路。很多人选择回城，严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没有难倒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却把他的那些普通狱友们打入了今后数十年社会最底层，沦为黄鱼车夫、燕子店小贩和临时工。到了老年，他们由于当初的“原罪”，成为社保系统之外的“局外人”，蓦然发现当初自己虽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国家却没有承认他们的“归来”。
相比之下，那些当年选择留在劳改农场的人似乎显得“明智”了。严祖佑回军天湖探望期间，看到当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边却形成了庞大的“犯人村”，全是当年未返城的劳改劳教犯，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由于打工潮兴起，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愿意屈居僻乡，犯人小区里居住的多数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业的狱友们，这些人对自己以终身代价获得了一个“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犹感庆幸。
严祖佑觉得这个“无法退休”的群体相当庞大，仅他接触的狱友就有几十位。比之于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构成了一部没有声音的《人曲》。
“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虽然声势浩大，主要对象仍旧是遭迫害的老干部和右派知识分子，并未完全覆盖底层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纲上线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纪录片《罪行摘要》显示，“文革”中浙江农村中十几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农民，几乎没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后，他们各自顶着帽子，在冷眼和恐惧下度过余生，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离婚，很多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际上，他们从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几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区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迁的废墟中，我见到过一位腰身弓得像虾米的老人，像在一部电影的慢动作镜头中移过街头，提着一个装有两个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饭。
这位老人当年是纱厂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营引发的上海工潮中领头，向公方干部索要被克扣的奖金，事后入狱，在囚牢和农场度过数十年。
直到“文革”结束后归家，他已经蜕去了当初的任何青春痕迹，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恐惧，却又时常忍不住偷偷切齿咒骂。他一直单身，和同样被劳教过一直单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迁公司大锤敲破了楼顶、堆满了垃圾杂物的老屋里，每天到区图书馆看报纸打发时间，风湿病使得他的腰再也无法直起，只能像虾米一样前进。这个当年拥有青春、勇气和技术的年轻工人，已经彻底在监狱和劳改农场被剥夺了任何的人生价值，剩下这个一无用处的躯壳，在大街上缓缓移过。
他没有归来，归来的只是这个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过他的身体看到了废墟围墙上的大幅标语：坚决支持拆迁，配合世博会圆满召开！
袁凌，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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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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