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经 的 时 尚！
——25年中国老百姓流行记录大全
☻ 1978年
1．谈恋爱。此前整整十年，年轻人公开的约会被视为是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但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恋爱终于还给它本来的面目。
2.烫个“鸡窝”最时髦。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种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卷发和电烫发型（这些长期以来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和西方的影响）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3．最早的出境游。能到香港探亲然后购物的人最值得羡慕。
4．《望乡》。这部原名《山打根八号妓院》的日本电影对国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反响程度竟达到了北京电视台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实况的地步。会上有人说：还可以有色情场面更浓厚的镜头。
5．德国大众。德国大众公司在这年开始跟中国政府谈判。那时的中国，大街上除了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只有公共汽车和老气横秋的“上海”、“红旗”牌轿车。
6．范思哲。第一个国际顶尖时尚品牌来到中国。
7．劳力士。戴这表的是第一批“先富起来的”的人的梦想，也是被伪造最多的品牌表。
——本年焦点：不良少年引领时尚在街头出现寥寥几个外国人就必遭围观的年代，伟大的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游唱歌手艾敬在她的《艳粉街》里记录了这一幕：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经扯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捉摸。25年后，我们对喇叭裤鼓掌。
1979年
1．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幸福可乐广告于3月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2．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建交重新进入中国市场。
3．高仓健。《追捕》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奶油小生们(以唐国强为代表)打入冷宫。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第一代的梦中情人。
4．《跟我学》（FOLLOWME）掀起了第一次全民学外语的高潮。
5．跳舞热。跳舞从电影中的故事里内蔓延出来，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25年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播下了种子。
6．公共场所出现裸女画。北京新机场大楼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出现全裸的女性画像，要不是画的是少数民族，还略带抽象，估计有人恨不能立即把画家袁运生当作高级流氓送进秦城监狱。谁都得佩服北京人的精神，那么远的机场，能走得动的一半儿都去看了。
7．首次接触国际级选美小姐。印度片《奴里》的女主角扮演着普纳姆迪伦是1977年的“印度小姐”。
8．一吻定江山。《大众电影》作为当时唯一一本有彩页的娱乐杂志，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的接吻剧照，一个读者愤怒的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一诘问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9．第一次时装秀。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亲率12名法国姑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进行了一场时装表演。
——本年焦点：私家车解禁。国家首次宣布允许私人拥有汽车，但那时的私家车价格低廉，多是私人用来跑运输的或是当出租车使用。1986年11月，上海第一辆“Z”字私人自备车牌照代码0001号诞生，随后，私家车开始在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及长春、重庆等拥有轿车生产厂的城市涌现。
1980年
1．穿白色紧身衣的男子。上海芭蕾舞学校在湖南演出时，当地观众对舞台上出现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十分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仅次于完全裸体。落幕时，一个很生气的干部打破了静默，他突然喊道：“这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2．麦克哈里斯旋风。电影《佐罗》的观众达到创纪录的7000万人次。但这一年最火的是《大西洋底来的人》的主人公麦克哈里斯，据说当时某单位评选先进典型，有的选票上竟填写了“麦克哈里斯”的大名。他的“麦克镜”可以写入未来的中国服饰史，游泳池里多了一种泳姿—麦克式。这部电视剧还使一项健身运动风靡全国，那就是飞盘。
3．新《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终于认识到“爱情灵魂”。
4．西服出租。英国《卫报》1980年4月14日报道，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有一块牌子，写着“这里出租西服”，这迎合了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橱窗还陈列着一些白色结婚纱照。但是，有一张照片旁边贴了一条地地道道的中国口号：“为了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5．“下馆子”。“改善伙食”有偶尔变成平常。
——本年焦点：偶像时代来临。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这一年诞生，他们是：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歌星”一次替换了“歌唱家”和“唱歌的”。邓丽君是一些人的梦中情人，对那些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那情意缠绵，柔情万缕的歌声，让人情不自禁的“蠢蠢欲动”，刘文正和罗大佑带来了长达10年流行期的校园歌声，罗大佑更被奉为“音乐教父”。《兰花草》的歌词源自胡适的诗作《希望》，随着胡适的暮年漂泊到台湾，然后又随着刘文正手中的吉他再一次流行内地。早恋的男生几乎都会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而听到的女生则会心有灵犀的宛然一笑。罗大佑1979年创作的《童年》举国传唱。紧跟着是《光阴的故事》、《恋曲1990》、《你的样子》、《滚滚红尘》、《明天会更好》等，罗大佑至今谱写了150多首经典流行歌曲。
1981年
1．女排夺冠。时隔22年后，女排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写就的光荣，女排姑娘成为大众偶像。
2．侦探小说。中国首部推理小说《刑警队长》在上海出版，首印2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3．文明礼貌。美联社1981年1月1日电，中国曾自诩为有着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如今报章却要教人说最基本礼仪之语，例如“请”、“多谢”、“对不起”。有个中国人说，过去的店员对顾客都会有礼貌地问：“您要买点什么呢？”现在则改为说：“你要什么？不许挑，不要就算了。”
4．好人和坏人并不见得泾渭分明。这是《加里森敢死队》的功劳。由流氓和罪犯组成的特工队在打击德国鬼子的任务中，显示了一种西方生活方式的魅力，成了叛逆的教材。
5.白裤子搭配红衬衫曾是都市时髦男性的装扮。
6．剃光头和学武风。《少林寺》有人看了5遍，甚至18遍。离家出走到少林寺拜师学艺的孩子不在少数，男孩子都梦想成为武僧。
——本年焦点：琼瑶点燃灰姑娘的梦想。女的温柔漂亮，男的英俊潇洒，除了哭哭啼啼的谈恋爱以外什么都不干。女孩子通常出口成章，男孩子总有一个富商老爸。双方因贫富悬殊而本能地相互敌视，进而在情感上互相折磨。女孩子通常人穷志不短，男孩子则甘心为了恋人抛弃万贯家业。最终，富商老爸被他们的纯真爱情所打动，灰姑娘终于修成正果，嫁入豪门。第一批接触琼瑶的，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有人回忆起刚看琼瑶电影的感觉说：“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处，第一次知道，原来恋爱可以这样谈！”但到了1981年，《窗外》、《聚散两依依》、《梦的衣裳》、《在水一方》……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才正式征服神州大地的痴心男女：林清霞、吕秀菱（女孩纷纷效仿她们的中分长披肩直发）、秦汉、秦祥林等偶像席卷了内地。“像琼瑶小说里出来的姑娘”成了新“大众情人”。18年后琼瑶卷土重来，《还珠》系列再次风靡神州。琼瑶是惟一能“毒害”3代青少年的华人女作家。
1982年
1．电视版的“狮子王”。美国动画片《森林大帝》开播，讲述了小狮子雷欧成长的故事。《森林大帝》标志着中国广告业进入新时代。美国广告商提供动画片，可在节目进行30分钟后插播1分钟商业广告。
2．军装复苏。街头上重又出现穿草绿色的旧军装和布鞋，挎军用包的年轻人。
3．走上神坛的山口百惠。《血疑》是山口百惠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4．《武松》。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国产电视剧。
5．神童计划。15岁的华裔美国儿童秦志斌考入剑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这件事似乎刺激某些部门，国内也开始了自己的神童培养计划，大学纷纷开办少年班，父母们为“制造”神童着迷。
6．黄书充斥。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玫瑰梦》被查禁，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一个焦点事件。这一年，正式出版社被查禁的*秽色情图书30多种，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查处因刊有*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130多种。
7．牛仔裤。伴随着打工潮开始流行至今。
——本年焦点：第一个体育明星诞生。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一个人夺得共7个项目中的6枚金牌，这在体操史上尚属首次，他的名字—李宁，被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李宁不仅是25年来第一位大众体育明星，也是最成功的一位。李宁一共获得14个世界冠军，包括3个奥运会冠军，此外还有8个亚运会冠军。他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中的第一个亚洲人。1999年6月，李宁与迈克尔乔丹、贝肯鲍尔、贝利等25人一起被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评选为“本世纪最佳运动员”。
1983年
1.精神污染。泰国《星暹日报》1983年11月29日报道，近年来大陆社会上出现的“精神污染”，有下列表现：电视、电影、戏剧追求“完全商品化”，为个人和小团体牟利。如很多城镇大量上演旧剧、旧曲、宣扬封建迷信。出版界胡乱编造之风盛行，有些人借写科幻小说之名，行宣传鬼魂、色情之实。“侦探”、“侠义”、“奇案”、“秘闻”之类低级趣味图书充斥，成为书店的热门货，文艺界受西方“现代派”思潮影响，创作无主题无意义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一些青年追求腐朽生活方式，嗜好裸女相片、色情录像带和黄色读物。
2.锅盖头。第一部在内地播放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黄元申和梁小龙剪的那种前面有刘海，后面长及脖子的发型流行于年轻人中。
3.第一个变性人。1月，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张克莎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
4.摩托车。最初引进的摩托车款是CJ70。1994年太子车成了时尚象征之一。
5．中国特色的西服。没人再去照相馆租西服了。但当时的西服没有用领肩熨压机压过，所以穿起来总有一种马褂的感觉。而且，看上特蠢的是，穿西服者总保留着袖口上的商标，脚上还赫然一双布鞋。
6．美女封面。鉴于杂志和日历的封面都是美女，有妇联干部提出：“难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妇女的照片呢？”并指责出版社侮辱妇女。
7．《排球女将》。小鹿纯子展示“流星赶月”的发球和“晴空霹雳”的扣杀时，中国女排正进入鼎盛时期。街上流行“纯子头”。
8．沙发。普遍进入家庭，尤其是转角沙发。
——本年焦点：春节联欢晚会风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季、姜昆、王景愚、刘小庆主持的春节联欢晚会。虽然电视在当时还不太普及，但是娱乐活动单调，电视节目匮乏的年代，这台晚会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李谷一连唱了“乡恋”等7首歌曲，而最煽情的场面是刘晓庆向父母拜年。现场气氛空前热烈。演播厅里，掌声、笑声、欢呼声、4部直拨电话铃声几乎没有停过，北京电信86局的线都烧热了，技术人员非常紧张，备用器材、消防器材都准备好了。虽然当时多数人看的都是黑白电视，但一点也不影响晚会效果。春节晚会从此成为大年夜必不可少的一道“大餐”，同时也造就了无数艺人的大红大紫。
1984年
1．健美操。日本《读卖新闻》1984年11月2日报道，怎样做才能使自己变得苗条魅力，在邻邦中国出现了健美操热，健美操的独特之处是，把太极拳和现代舞蹈结合起来。在西欧风格的广播体操中，吸取了“踢腿”和“出拳”这些中国武术动作。
2．《我的中国心》。当年春节晚会推出的香港歌星张明敏红遍南北，特别是他演唱的《我的中国心》成为除国歌外，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
3．第一次公开招聘模特儿。中央美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上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数人是待业青年。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公开名字。
4．西式快餐。合众国际社1984年2月19日电，中国的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开张，这是唐老鸭带动的食品革命。除了汉堡包之外，还出售热狗、油炸食品、榨鸡、冰激淋卷、煎薄饼和份饭。
5．录像厅。比比皆是，很多人沉迷于这里播放的港台片和好莱坞盗版片。
6．涉外饭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4年6月6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长城饭店是令人瞠目的暴发户生活方式的象征，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一位来访的朋友一边在前厅品尝林茨果子牛油蛋糕，一边说道：“在这里，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7．街上流行红裙子。《红衣少女》中的安然掀起了穿红裙子的风尚。
——本年焦点：我们都“下海”吧！新中国成立后共有3次下海经商浪潮，分别发生在1984年、1987年和1993年。1984年那一拨，多数是靠继承海外遗产、留洋打工、倒腾紧缺商品、甚至包括部分靠辛勤劳动先“富”起来的人群，也就是银行账户上存有十几二十万的人群，俗称“食利阶层”，他们过着悠闲、富足的生活，成为当时社会羡慕的对象。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不过，1984年的经商潮灰色经济特点巨浓，最终被国家整顿下去。当时的“大款”，按现在的标准，不过是一个中下水平的工薪阶层。
1985年
1．西方流行乐队首次在中国演出。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广州的演出轰动一时，北京的门票是5块一张，相当于普通中国人半个礼拜的工资，黄牛票卖到了25元/张。
2．彩电村。美联社1985年2月17日电，在中国，目前有一个象征富裕的新词，那就是“彩电村”。这种村庄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台彩色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已经过时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彩电村”在北京郊区的平谷县。据zgzf统计，中国目前有4000万台电视机，而十年前只有20万台。
3．高尔夫球合法化。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娱乐活动的高尔夫球和保龄球被正式承认威赛项目。
4．中国模特儿首次登上法国T型台。《法国费加罗报》1985年7月27日报道，中国模特儿来巴黎为皮尔卡丹作表演。这是中国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5月，这8位姑娘同其它25名男女一起在工人体育馆激起了阵阵掌声。那是皮尔卡丹在中国举办的第4次时装表演。1.5万名热情的观众欣赏了这位高级时装设计师1985－1986年度的最新样品。但是，胸肩过于袒露、紧身裙大腿部分开衩太高……这些东西在看台上引起了惊讶和反感。
5．上海滩。周润发主演的《上海滩》开播。从一个学生到黑道枭雄的演变突破了内地作品的题材禁忌，而江湖、爱恨、快意恩仇的主题至今仍未过时。许文强头戴礼帽、西装革履，白围巾轻拭鼻尖的派头倾倒无数少女。
——本年焦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痛诉文革悲惨命运的“伤痕文学”流行一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它第一次谈到了性压抑的问题。一个因右派而入狱，另一个因作风问题被劳改。两个人在劳动的麦田里避开看守做了半个小时的夫妻，再见面时已是8年以后。文章的后半部分很象王朔的《过把瘾就死》，都是将两个人从相爱到分手的无奈和彼此伤害。不同的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有大量描写偷窥、做爱和通*的情节小说。在当时，这部小说引起的反响不逊于《洛丽塔》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但是，与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不同，张贤亮只是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思考对象，书中的性描写无论怎样惊世骇俗，但都具有理性和美学情致，紧扣人物的个性和命运。在他的作品里，形势一种道德，负载着沉甸甸的内涵，而不是小说情节的调剂物。
1986年
1．朦胧诗。创造并统治这一时代的有3个人：北岛、顾城和舒婷。
2．婚姻基础。“海陆（落）空”成为婚姻的基础。“海”指海外关系，“陆（落）”之文革期间被没收的财产落实政策后被退回来，“空”指有一个现成的单元房子能够马上搬进去住。婚姻往往要问“有多少条腿”，也就是有多少件家具。农村结婚讲究4大件：自行车、手表、风扇和缝纫机。城市结婚要求“四个现代化”：电视机、洗衣机、立体声和电冰箱。结婚的平均开销是3500元，这笔钱由男方及其父母筹措。因彩礼数额不够，父子吵架、新娘不出门、新郎被嘲骂的事情时有发生。
3．奔驰开进中国。梅塞德斯—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4．比基尼。第四届全国健美比赛在深圳举行。比基尼女孩在台上的竞技，遭到一通口诛笔伐。
5．到处都是桌球。连路边小吃店或小修车厂都放置桌球共顾客娱乐。逃学去玩桌球的孩子增多。
——本年焦点：崔健和中国摇滚的崛起《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风”，寥寥数首名作成了“全国粮票”；以齐秦、苏芮为开端，港台艺人大举登陆，原人原唱原作，是大陆歌坛“翻唱歌曲”宣告灭亡。这时，一个穿着黄军装、挽着裤腿、其貌不扬的家伙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王朔说过：“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得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有这感觉的决不只朔爷一个人。崔健的声音，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怀疑：“为何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们几乎不假思索的爱上了他的音乐。世界一天天在变，变得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那时，崔健的歌是我们唯一相信的东西，他的爱情让我们温暖，他的愤怒是我们的不平，他的晦涩令我们拘谨，他的温柔是我们的声音。《一无所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心态。从那以后，歌坛分化了，娱乐方式也多元化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进入娱乐圈的权力。
1987年
1．艾滋病恐怖症。共同社1987年8月13日电：在饭店服务员、导游人员等涉外旅游工作人员中，艾滋病KB症正在扩大，卫生部门正在竭尽全力普及正确的艾滋病知识。饭店服务员最讨厌的工作是打扫外国人的房间。他们说“要是染上艾滋病怎么办。”有的导游极力回避和外国人握手。艾滋病病毒(HIV)
2．霹雳舞。美国电影《霹雳舞》上映后，“太空步”开始席卷内地，是当时最酷的舞蹈。有些人在大街上跳舞，引得观者如云，堵塞交通。年轻人烫爆炸头。
3．彩票。福利彩票发行。1994年，又发行了体育彩票，到了2000年，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彩票销售点了，一两元的彩票最高可中500万大奖。
4．肯德基。11月12日肯德基北京前门设立了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
5．一切从“大哥大”开始。摩托罗拉首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始向国人推销模拟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
6．游戏厅。从都市向乡村蔓延。
——本年焦点：费翔铸就第一批追星族。费翔铸就第一批追星族，混血儿的外貌和奔放的舞姿在冬天点燃大火，从此，崇拜明星现象逐渐成为都市文化的主流。第一批追星族出现了。直到15年后，我们才逐渐认识到：费翔是一个敬业的艺人，不是明星。“我不知道我是为什么成功的，是我的实力还是‘费翔’这两个字，所以我决定到谁也不认识我的美国去。”来到纽约后，费翔租了一个小房子，找了一个经纪人就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他每天把打印好的简历投到不同的地方，在当地登记的7万多名演员中寻找机会。除此之外，费翔从不玩“绯闻游戏”，现在哪还有比他更单纯的偶像？
1988年
1．《红高粱》。这部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作品，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复苏。张艺谋和他所属的第5代导演日渐活跃。
2．《神探亨特》“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神探亨特》使这句英美法系中的名言路人皆知。
3.人体摄影。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参观者多达22万人。同年举行的大型摄影展览《艰巨历程》中出现了两幅人体摄影照片。其中一幅表现一个妇女以自己的乳汁喂解放军伤员的新闻照片，后来被列入虚假作品。
4．《囚歌》。音像公司借一个被判刑的电影演员出狱之际，推出以劳改犯自述为主题的《囚歌》，歌坛炒作达到新高度。电影演员迟志强。
5．少儿不宜。电影《寡妇村》中出现露脐装和“想男人”的主题被列为首部“少儿不宜”。
6．那英亮相。以一曲西北风《山沟沟》成名。早年，她多模仿苏芮，《山不转水转》使她名动神州，奠定了她内地歌坛“大姐大”地位。此后10年里，那英垄断了国内所有最佳/最受欢迎女歌手奖项。
7.世界新闻摄影图片展。1月5日在北京举行，人潮汹涌，挤垮展板。
8．宝洁。宝洁带着飘柔、舒肤佳等产品来了，它掀起了到外资公司工作的欲望。
9.脑体倒挂。摆个摊就成“万元户”，而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只有172元。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
——本年焦点：王朔年。王朔的4部作品在这一年被同时搬上银幕，文学界、电影届、评论届不约而同的称1988年为“王朔年”。这位真正把握了北京话本质的语言天才，复活了大批鲜活的市井流行语，并以反弹琵琶的方式借用了习惯性话语，用调侃的方式来躲避崇高，从而消解了中国文学严肃、正经的刻板面目。他创造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语录，已成为坊间的日常用语。从纯情篇的《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动物凶猛》到谐谑篇的《顽主》、《一点正经没有》、《谁比谁傻多少》、到后来的《无知者无畏》、《美人赠我蒙汗药》，王朔旗帜鲜明的民间语言风格，影响了一代人说话和写字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眼光。王朔的小说让老一代文人找不着北，其中一位这样评价王说：“明明是对非道德现象表示忧虑，他非说你是在建立道德理想国不可，你追求信仰，他说你弱智。你呼唤精神，他说先得解决温饱。你反对物质主义，他说你世俗，反现代化。”
1990年
1.麦当劳。麦当劳登陆，大人、小孩都想潇洒一回，尤其是食指之成瘾毒害了儿童。
2.“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围城》使婚姻关系变得耐人寻味而复杂，钱老先生展示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
3.第一部国产泡沫剧。《渴望》是知青时代最后的回光返照。刘慧芳和宋大成深入人心。
4．“传销”日盛。继雅芳后，第二年，安利和仙妮蕾德也闯进中国，传销的模式流行起来。这3种外籍品牌受到青睐。
5．“毛泽东热”和“红太阳热”。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截然不同。
6．夜总会。在深圳、广州出现。
——本年焦点：诗人时代的终结。汪国真的诗先以手抄本形式风靡全国。5月21日，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出版，连续5次印刷，印数达15万册，成本年十大畅销书之一。紧接着有出版了《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仅中国友谊出版社就出版了9种《汪国真诗文系列》。出版界将这一年称为“汪国真年”。
1991年
1.内衣外穿。麦当娜使这种风尚行销全球。几年后，无肩装、露脐装在中国出现。
2.呼啦圈。呼啦圈全**动，是当时最普及的运动器材。
3.卡拉OK。这种自娱自唱至今仍是很多人的休闲首选。
4.性脱离爱情婚姻。1980年代我们唾弃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现在却有了“傍大款”和“养小蜜”，还有比比皆是的“包二奶”，香港的某些糟粕开始侵蚀大陆。
5.传呼机。又叫BP机。先是数字传呼，等到中文传呼机出现，年轻人喜欢用它来传递情话。CAll机2001年才走向终结。
——本年焦点：金大侠称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4部金庸小说在迷倒了海外华人和港台同胞后，正式刮入内地。三联书店与金庸联姻，真正成就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的传奇。中国国家两代领导人先后接见了金庸，Dengxp笑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了。”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浙江宁海人，与新派武侠小说先锋梁羽生结为好友后，1955年开始发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神话诞生了，接着《雪山飞狐》导致洛阳纸贵，而《射雕英雄传》被视为“天书”，奠定了金庸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地位，时年，金爷仅34岁。1960年代他又写作了《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作品。1972年金庸封了笔。至此，“武林”至尊，惟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金庸小说发行量过亿册。从《书剑恩仇录》起，金庸小说捧红了一代又一代影视导演和明星，金庸（他创办的《明报周刊》是香港地区第一份娱乐杂志）是娱乐界真正的大师、票房的不倒翁。其通俗直白的语言风格、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将民族大义、爱国精神融入精心动魄的戏剧化冲突中，深浅互见。“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他的小说有几亿人喜欢。这是金庸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武侠连续剧《射雕英雄传》（83版），有着神奇的吸引力，非现在的肥皂剧所比，甚至使人翻墙去看，经久不衰，多年后仍回味无穷。
1992年
1.炒股。全民炒股从此开始，潘虹主演的《股疯》反映了举国的疯狂。
2.“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3.辉煌的校园风。《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内地校园歌曲风起云涌，高晓松、老狼、沈庆等人将中国歌坛带入新时期。
4.国际顶级时尚品牌集体进入。路易威登的第一家专门店在北京王府饭店开张，阿曼尼、夏奈尔和古琦、CD跟上。专卖国际中高档品牌的国贸商城开业。
5.洋酒。6月，轩尼斯XO再次打入中国市场。
6.“讨个说法”。8月31日首映的《秋菊打官司》，令秋菊（巩俐主演）的一句话成为现今打官司者的口头禅。
7.春节游。大年三十，5个结伴前往哈尔滨看冰灯的年轻人成了新闻人物，过“团圆年”的观念正在改变，寻呼和贺卡拜年流行。
8.方便面。台湾顶新集团销售康师傅方便面，这种快餐食品成了家庭必备。
9.足球俱乐部制。第一个洋教头施拉普纳来了，第一代国产足球明星高峰，郝海东等崛起。
10.第一个电影节。长春电影节，有98位影星和45位歌星出场。第一届金鹿奖《秋菊打官司》出品：北京；编剧：刘恒；导演：张艺谋；摄影：池小宁、于小群、卢宏义；演员：巩俐、刘佩琦、雷恪生；作曲：赵季平。
——本年焦点：大半个中国都在笑。王朔“触电”就成了最大的通俗娱乐制造者，他编剧的第一部国产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让李冬宝和戈玲式的幽默，笑倒了大半个中国。一代笑星葛优问世。国人头一回发现，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世面上令人烦恼的不正之风也可挖掘出调剂快乐的元素。从这一年起，我们开始学习在各种困境中找到快乐。一年后，英达与梁左又推出了120集《我爱我家》，它是国内第一部情景喜剧（现场有观众、掌声和笑声），成为国产情景轻喜剧里不可逾越的高峰。
1993年
1.第一份吃喝玩乐的报纸1月8日，《精品购物指南》创刊。
2.第一本时尚杂志8月《时尚》杂志创刊。
3.出国就为了给老外刷盘子？出国热中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开播。声称不演电视剧的姜文扮演男主角王启明，王姬出演阿春。
4.最大的商业化民间外语学校北京新东方外语学校成立。
5.人体摄影趋于活跃。7月，澳大利亚华人张晓雄在北京举办了男性人体摄影展；一本反映中国精神病人现状的人体纪实摄影作品《被遗忘的人们》(马小虎摄)在**出版；旅美女作家闵安琪的《陈冲写真集》在海外发行获得成功。后来，哈日族使“写真”一词流行开来。
6.别糟蹋了农民。“农民”竟然成了最普遍的骂人的话，以致有人反感地批评说：“别糟蹋了农民！”
7.港台影视歌星火热。追“星”族,当时青少年迷恋港台地区各类影星歌星,香港四大天王，BEYOND乐队等更是众人皆知，粤语歌流行，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深受群众欢迎。
——本年焦点：《废都》废了谁？以美文著称的贾平凹冒了他平生最大一次险——6月，《废都》出版，被称为“当代的《金瓶梅》”。正式印刷48万册，加上各种盗版发行量在100万册以上。半年后，它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宣布为“禁书”，批评声波澜壮阔。同样都有性描写，陈忠实的《白鹿原》却受到了欢迎。至今仍有人认为《废都》是自恋的“垃圾”：一个自诩精英的文化人沉溺于与3位女性的性游戏中，她们之所以争相与庄之蝶发生肉体关系，主要是因为庄是“名人”。在作品中，贾平凹“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在那里，他享受到文人的特权与荣耀，并进入文人的各种习性、癖好和游戏的生活方式之中，同时表现出男人的征服欲和对妇女的狎玩。”小说杜撰了一个叫西京的都市，《废都》之“废”，明显是“颓废”，虽然有文学教授提醒人们《废都》表现了“精英作家的精神还俗”，并对大家是否正确解读了这部小说提出质疑，但事实是，无论这部小说在当时引起多大的“地震”，现在，它已很少被提及。
1994年
1.《过把瘾》根据王朔的《过把瘾就死》、《空中小姐》等几部小说改编，王志文和江珊成本年度最受注目的影视明星。
2.第一部进口大片11月12日《亡命天涯》首映，主演哈里森?福特。
3.诺基亚，NOKIA接通中国第一个GSM移动电话。2003年，它挤下摩托罗拉，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供应外商。
4.宝马在北京设立第一个代表处。国人“开宝马、坐奔驰”的财富大梦想由此起步。
5.哈日一股崇尚日本明星的风潮从台湾省吹到了内地，在19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中风行开来。他们出门玩滑板，穿HIP-HOP的衣裳，扎花里胡哨的头巾，喜欢《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美少女战士》、《灌篮高手》、《流星花园》等卡通片，看《情书》、《爱情白皮书》等日剧，他们穿着松糕鞋和有短流苏的裙子，顶着一头纤维烫发，《HOW》杂志为哈日族提供了精神食粮。他们疯狂地热爱酒井法子、安室柰美惠、宇多光和木村拓哉。他们对西方时尚文化可不来电。
6.超市革命。3月26日，马来西亚零售商百盛进入中国，超市出现了。第二年，家乐福和普尔斯马特等蜂涌而至，将超市演变成国人最喜欢的购物场所，先是柜台式超市，然后仓库式的大超市也来了。
——本年焦点：与传统购物方式不同，超市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琳琅满目的商品近在咫尺，相当有视觉效果，令人充满购买欲望；不必再看售货员的嘴脸，自选自取的方式给了顾客最大的选择权，如果你改变主意可以把商品随时放回原地；在超市流行的初期，偷窃现象时有发生，要抵御不把触手可及的商品偷偷放进自己口袋里的诱惑的确很难，这考验了我们的道德。在超市已经遍地开花中国的今天，逛超市成了很多闲来无事的人的首选，很多男性一直不喜欢去商场，但他们都会喜欢逛超市。这有助于调整夫妻和男女朋友关系。
1995年
1.全民奔小康。《读者》杂志刊登的第一个广告，就是小康之家的形象广告。国人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奔小康运动。
2.正版大片强势进入进口分账电影成批进入，《北京青年报》率先称其为“大片”。这一年，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和汤姆?汉克斯的《阿甘正传》引人注目。成龙的《红番区》是首部在全球华人区同步上映的贺岁片。
3.《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执导，他把初出茅庐的夏雨捧成嘎纳影帝，此片奠定了姜文顶级电影人地位。
4.“恭喜发财”最流行的祝福，1998年由“身体健康”取代。
——本年焦点：《大话西游》本年拍摄的“大话”系列在香港并没有为周星驰赢得多少声誉，但转战内地后，却造成空前而漫长的轰动。他的“无厘头”风格—要么一本正经地去干件无聊事，要么嬉皮游戏地去搞件正经的事；语言幽默，甚至低俗；动作夸张，甚至XL，但，就这样抓住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在当代中国，只有3个文化人被尊称为“爷”，即，金爷(金庸)、朔爷(王朔)、星爷(周星驰)—正是《大话西游》成就了他这个“爷”梦。它分上下两部：《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处处都是经典桥段，被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人长期地大面积地引用，痴迷者要看上十几遍才觉过瘾。如果你遇到年轻的陌生人不知如何开场白，建议你用“I服了YOU”或者“你妈贵姓？”对方立时默契宛尔。
1996年
1.网吧。5月，第一家网吧威盖特在上海出现，这种高科技休闲方式很快被爱追潮流的年轻人接受。不过，家长通常都痛恨网吧：他们的孩子逃学到网吧玩游戏；网吧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
2.搜狐网问世。8月，著名的尼葛洛庞帝的弟子张朝阳在创办了这家门户网站后，成了时尚人物，受到国内媒体的追捧。
3.刘罗锅。李保田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吸引了大批观众。连刘罗锅爱吃的芋头也突然热销北京。同该剧一同蹿红的还有g.wang演的和绅。此后，g.wang几乎包揽了所有和的角色。
4.中国式的美国梦。只要是美国梦，不少中国人都爱做，不过这一回，好莱坞却做了个中国式《廊桥遗梦》。同名的书籍也在国内热销。虚幻的梦使很多人想入菲菲，混外情开始升温。
5.男人弱“性”？性生活里，女性的期望值开始超过男性，不是处女已不受歧视。壮阳药泛滥。
——本年焦点：韩流入侵。这股潮流从歌坛吹到影视界，连韩国高科技公司也受益匪浅。9月，SM公司包装推出了H.O.T组合，这5位唇红齿白小男生凭借劲爆的视觉张力、颇具颠覆性的自我表现舞曲及炫丽的舞台效果，刮起了强劲的旋风，席卷了整个亚洲及中国，迷倒18岁以下的少年人。他们是第一支被中国正式引进唱片的韩国乐队。2000年2月1日，H.O.T乐队在北京举行演唱会，现场狂热犹如当年欧美追随披头士。H.O.T穿着裤管异常肥大的超级“水桶裤”，戴着亮闪闪的首饰，耳朵上挂着耳环—无一不被争相模仿。中国最大的韩国流行音乐俱乐部Do－re－mi有约1万名会员，鼎盛期每月以3000人的速度递增。随着韩国音乐大行其道，安在旭、张东健、金喜善等韩国明星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韩剧流行，到《我的老婆是大佬》及《野蛮女友》时达到顶点；三星电子和LG等韩国公司也大借东风，中国区销售额节节攀升。
1997年
1.MBA(工商管理学硕士)成抢手货。他们受到中国公司的大力追捧。到国外读个MBA成为时尚。书店冒出各种MBA书籍。
2.英语辞典热卖《朗文当代英语辞典》占据图书排行榜首位。
3.大家都去逛国美。1月1日，北京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开始家电零售连锁经营，人们涌进国美，挑选比其它商场便宜得多的家电产品。
4.飞黄的收视高潮。6月1日，柯受良驾三菱车飞越黄河被电视台现场直播，吸引了众多国人收看。从此，国内各种“飞越”壮举不断。
5.美女都爱穿凉拖。拖鞋本是家居和澡堂里的专利，但今年，大街上出现了趿着五颜六色的凉拖鞋的年轻女性，它们大多以透明塑料和真皮制成。
6.都市白领的标准着装男性白领们爱穿浅蓝色衬衫。
7.重庆直辖全国人大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连标点符号在内共196个字。让我们重温这改变了我们城市命运的196字。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决定：一、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消原重庆市。二、重庆直辖市管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三、重庆直辖市设立后，由国务院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其管辖的行政区域的建制和划分作相应的调整。
——本年焦点：香港回归。7月1日，香港地区终于重回国人手中。香港的回归使中国的大众流行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亚洲最活跃的娱乐天堂，香港大批的明星可以更自由地到内地发展，内地庞大的电视、电影和演艺市场变得更加活跃；从香港开始的时尚流行都能更迅速地渗进内地；香港娱乐圈的狗仔精神和八卦新闻移植到内地娱乐界。回归前，内地的流行差了香港一截，到此后，就扯平了。
1998年
1.小燕子飞上天。琼瑶在今年暑期档推出的电视剧《还珠格格》，连续火了两年后，至今仍有电视台回放。女主角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一跃成为中国内地最热门的偶像明星，甚至引发社会上“小燕子热”的大辩论—因为其拥趸都是少年儿童。
2.今年过节不收礼，除非你送脑白金。正式上市的脑白金在第二年中秋节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号称“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而这句广告词逢年过节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象感冒。
3.冯氏电影称霸影坛。内地第一部贺岁片、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登场，中国终于有了跟国际大片较劲的电影。
4.《泰坦尼克号》赚走国人1.04亿。
5.三大网站敛聚数千万网民。3家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网站都在这一年诞生：联众网。作为全球最大华人游戏网站，到了2003年，全球注册用户高达1600万人；腾讯公司推出的网上即时通讯OICQ目前已经拥有3900多万个注册号码，活跃用户大约1500万人，许多网恋者均通过OICQ认识；12月，四通利方公司并购海外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资讯，成立全球最大华人门户网站新浪网。这3大网站为互联网网络了数千万网民。
——本年焦点：“伟哥”火大发了！Viagra在美国上市，顿时全球震动。美国辉瑞药业公司第一个季度销售额4.09亿美元，创下行业纪录；3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佛契哥特、罗伊斯?伊格纳罗和弗瑞?慕拉德，因探索出Viagra治疗机理获得1998年诺贝尔医学奖。Viagra主治阳痿，非常有效，以致台湾省叫它“威尔刚”，而内地和香港称呼它“伟哥”。从此，“伟哥”大名带着强烈的暧昧弥漫了中国—在国人看来，它就是种春药。“伟哥”引发的全球社会效应前所未有：在美国，一77岁老翁要求卖给他1000粒，以便讨回他多年来的“损失”；它在台湾省一上市，一些老太太就投诉说，她们清晨在公园里运动时，有部分老先生对她们毛手毛脚；一名60岁埃及男子视“伟哥”为唯一的救星，但收效不佳，一气之下引火***；Viagra尚未在内地上市前，其中文“伟哥”商标之争已引发多起官司，1999年，沈阳飞龙集团销售“伟哥开泰胶囊”被禁事件受到广泛关注。
1999年
1.E时代到来。都市里，对互联网经济的痴迷已到令人盲目的程度，E时代就这么来临了。网站遍地开花，以致泡沫泛滥。这股热潮引发了“大跃进”式的炒作概念热、网恋异军突起，也带动了电脑的普及，CNNIC机构统计，到2000年1月，中国上网电脑有892万台，上网用户数达2250万人。
2.星战迷大饱眼福11月5日，卢卡斯星战系列第4部《星球大战前传之魅影危机》在华首映，将它7个月前在美国制造的狂热照搬到中国。
3.模仿秀成为综艺节目的翘楚。湖南卫视的“欢乐总动员”栏目推出了“超级模仿秀”，完全升华了卡拉OK的平民化精神，夺得本年度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桂冠。
4.最美二人组“羽-泉”是中国台湾地区滚石公司签下的第一支内地组合。这支二人组凭借《最美》上升为当年最红的音乐组合。
5.第一部国产偶像电视剧《爱情麻辣烫》导演张扬，片中的五个故事贴近现代生活、富有新鲜活力，观众可以从中体会到少年人朦胧的初恋滋味；感受到青年人轰轰烈烈的热恋；年轻夫妇婚后生活的平凡、平淡与幻想世界的差距；人到中年再次面对爱情考验时所上演的离婚大战；以及步入人生黄昏的老年人沐浴夕阳之恋的美好。影片在一个完整的故事当中嵌入了不完整的人生情感，以独特的结构、全方位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五个情感的片段《声音》、《照片》、《玩具》、《十三香》、《麻将》各自独立，由《结婚》的线索连接，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丰富多彩的人生。
6.1999年9月9日——整个20世纪再也找不出比这个日子更合适结婚的了，本着天长地久的美好愿意，中国婚龄男女有相当一部分都选择了这一天结婚。
——本年焦点：痞子蔡掀起网络文学热。痞子蔡，《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男主人公，他在网站的留言板上写下了这些话：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我有一千万吗？没有。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我也没办法飞/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轻舞飞扬，《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女主人公，这个患了绝症的女孩在看到上述话后，与痞子蔡展开了一段生死恋，最后她回复道：如果我还有一天寿命，那天我要做你女友。我还有一天的命吗？没有。所以，很可惜。我今生仍然不是你的女友/如果我有翅膀，我要从天堂飞下来看你。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很遗憾。我从此无法再看到你/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整个浴缸的水全部倒得出吗？可以。所以，是的。我爱你。痞子蔡是蔡智恒的网名兼笔名，蔡智恒是《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作者，1999年，这本书出版，连续22个月高居内地畅销书排行榜。而在此之前，他在网上连载的这部小说已经打动了所有中国网民。蔡智恒引出了一大批网络文学作者，如邢育森、王飞雄、俞白眉等，一年后，这些作者纷纷落地，集体创作了《闲人马大姐》和《东北一家人》等情景喜剧。
2000年
1.MP3逐渐替代CD机，成为年轻人喜欢的音乐播放器。
2.“爸爸”掀起驭金热。《富爸爸，穷爸爸》讲述一个真实故事。作者罗伯特•清崎的亲生父亲和朋友的父亲对金钱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使他对金钱产生了兴趣，最终他接受了朋友的父亲，即，富爸爸的建议：让金钱成为他的奴隶，让金钱为他工作——清崎变成了极富传奇色彩的投资家。这本紫皮书大“洗”中国人脑，人们热衷于学习“怎样才能令金钱拜倒在我们的石榴裙下”。
3.哈里•波特光临。10月6日，哈里?波特系列丛书中文版之《哈里•波特与魔法石》、《哈里?波特与密室》、《哈里•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在全国上市。出版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3册书共印了60万本，创下第一版印数的最高记录。
4.宽带。宽带成为热闹话题，通过宽带可从网上快速下载音乐和电影的诱惑，吊足不少青年人的胃口。
——本年焦点：龙子龙女批发出世，新一轮生育高峰在这一年出现了。作为21世纪的头一年，又是中国农历之龙年，育龄男女们疯狂争做世纪婴儿们的老爸老妈，在前一年，他们仔细计算产期，一不小心怀早了孕，不惜为此堕胎，重新再孕过，某些人两次怀孕的时间相差仅一个多月——把健康都豁出去了！但你能说什么呢？连联合国都在全球搞了个“世纪婴儿”评选，传言称，在1月1日凌晨1点1分这段时间，全球有600个婴儿荣誉诞生了。这一年的全球新生儿比以往多出200～300万，但3年后，中国的世纪婴儿们挤爆了幼儿园。
2001年
1.“传奇”缔造传奇7月，上海盛大网络公司引进大型网络游戏“传奇”。一年后，同时在线游戏人数突破50万人。到了2003年，它拥有7000万注册用户。
2.丑男人“和他的东北版雷锋雪村在1995年写成《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做成FLASH后随着网络火遍大江南北，是继任贤齐《心太软》之后最流行的口水歌。
3.怪论百出的“色小孩”**动画片《蜡笔小新》在16-35岁之间的年轻人大受欢迎，人们模仿主人公小新翁声翁气地说话，关于小新的著名段子被反复引用。
4.同性恋 不再被当作精神病中国做了个美国28年前就做出的决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发行为，同性恋的性活动不再是心理异常。从前，同性恋被归类为性变态，随后又普遍认为它是性心理障碍。
5.唐装享誉全球上海APEC峰会上，20位国家领导人集体亮相，他们齐刷刷地穿着大红色和宝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刹时光彩四射，此情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传遍全球，中国唐装迅速流行。
6.《花样年华》带动旗袍热片中张曼玉身着旗袍的造型性感、优雅，使旗袍弥漫了第二年的春夏秋。
7.贵族车发表宣言虽然1994年劳斯莱斯就在中国现身，但直到这一年，劳斯莱斯才正式在内地建立了专门的展示厅。
8.主题餐厅引人关注。
——本年焦点：与世界同时的新闻报道。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世贸双子塔被撞毁事件，成就了新浪在新闻即时报道中的盛名：在事发后8分钟，新浪就报道了此事，12分钟后，它的短信用户就收到了这条消息—这是中国新闻界首次以如此短的时间（几乎可说是同步）发出最新报道。仅比布什总统听到被撞消息晚3分钟。当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开始推出新闻频道时，众多人认为它在“炒”其它媒体“冷饭”，没什么意思。但在随后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撞、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报道中，新浪逐渐显示出快捷的优势。到新浪看新闻已经成为很多拥有电脑的中国人的首选。
2002年
1.手机短信拜年火爆据说春节期间，共有70万条短信从手机发出。
2.《谁动了我的奶酪》中信出版社第一个成功商业作品。2001年9月首次出版，到2002年重印9次。作者斯宾塞?约翰逊在欧美已经创造了出版业的奇迹—自1998年9月由美国普特南出版公司出版后，两年中销售2000万册，雄踞亚马逊网上书店第一名约80周，同时迅速跃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最畅销图书排行榜第一名。
3.新同居时代非情人非夫妻的异性合住日益普及。女人喜欢跟异性合住，因为男人不会小心眼，更能带来安全感；男人喜欢跟异性合住，因为她们爱干净，善于收拾房间。
4.新概念炒翻天“白骨精”综合了以前对“白领”、“骨干”和“精英”的称谓；BOBO一词开始流行。
5.蕾丝该年里最受欢迎的服饰。它们被点缀在服装中所有能够点缀的地方，从领口到裤脚。
6.德国大众春风拂面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德国大众第一海外市场。满街都是它的桑塔那、POLO和帕萨特。
7.《大腕》独秀冯小刚出色地暴露了社会上各种炒作手段，极具幽默和嘲讽。
8.国际级选美环球小姐大赛第一次设立了中国小姐的席位。卓灵获亚军。
——本年焦点：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参赛世界杯。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踏上征战韩日世界杯的路程，结果三战三负，净失9球！
2003年
1.张艺谋玩起了武侠，从奥斯卡的红地毯旁铩羽而归。
2.愚人节的晚上，张国荣从高楼纵身一跳。
3.曾经成功飞跃55米跨度的黄河壶口的柯受良，在2003年的冬日猝死在上海。这位年仅51岁的“飞人”，生前以不同寻常的车技而着称于天下。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直至走到尽头，也给后人留下了扑朔迷离、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
4.最为沉重的噩耗是年仅40岁的梅艳芳的病故。这位“大姐大”动听的歌喉和高超的演技不仅在演艺圈里出类拔萃，而且在赈灾义演、行善捐款活动中永远站在第一或是发起人位置。她一直以仗义助人、重情轻财为世人称道。梅艳芳的香消玉殒，给2003年演艺圈划上一个哀痛的叹号！
2004年
1.中国参加雅典奥运会，创造历史性突破。一举夺得32金17银14铜的优异成绩！
2.电影圈“欣欣向荣”：《功夫》《天下无贼》《十面埋伏》《2046》《爱神》……
3.刀郎以《2002年的第一场雪》震惊乐坛，至今为止其盗版与正版加起来有一千多万张的销量，并呈不断上升之势，成为2004年中国内地专辑销量最高的歌手。
2005年
1.芙蓉姐姐。
2.超级女声。
……

——谁是“三鹿”的主要责任者？ 牟传珩
由"三鹿毒奶粉"导致大批幼儿患病甚至死亡事件，引发的全民共同声讨浪潮至今仍在继续发酵。而在这场共同声讨浪潮中，舆论聚焦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的产品免检与新闻审查，这是导致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的两个直接原因。

说到产品免检，这可是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所谓免检产品，就是政府认证、推销的一种可以在市场上通行无阻的特权产品，"三鹿毒奶粉"就是这样一种由政府认证、推销给百姓的毒品，而这一毒品竟荼毒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如今，政府却把主要责任推向企业和奶农，难怪事发至今依然众怒不息。温家宝在美国接受新闻采访谈到毒奶粉事件时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这是政府首脑对"三鹿毒奶粉"事件彻头彻尾的转嫁责任。

其实早在2005年，北京律师张显峰与一些法学专家、经济学家就多次对中国特色的"免检"提出批评和质疑，而政府对此竟一直无动于衷，最终导致如此恶果。由国家质检总局担保质量的国家免检、中国名牌的"三鹿婴幼儿奶粉"，现成为成千上万无辜婴儿生命健康的瘟神，难道这其中的主要责任不在政府？毒奶事件发生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认为，质检部门日常忙于抓各种行政许可，给企业办证收费，疏于日常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抽查，在这一事件中难辞其咎。中国名牌产品有1900多个享受免检待遇，此外还有免检产品若干。让这么多产品不接受检查监督，直接透视着国家免检和中国名牌的弊端。从逻辑上讲，凡纳入国家检验的产品，都涉及到人身和财产安全，都应当检验，这是政府对纳税人必须尽到的义务。因此，只要是纳入国家检验的产品，作为国家质量部门就没有权力给生产企业提供免检特权和给任何产品镀上欺骗消费者的"光环"。 一种产品即使质量再好，产品质量再稳定，也不能确保其不出问题。老百姓供养的政府，不是要你开着警车拦截上访者的，而是让你发现、处理职责范围内一切危害百姓利益的问题的。政府将某个企业的产品确认为免检产品，就是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从本质上违背了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政府违法设定的产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实质，就是以推卸责任的方式，使广大消费者承担产品风险。

政府并非不知自己的责任所在，它之所以长期对公民质疑免检制度置若罔闻，有其背后的利益驱动。由于产品质量检验不允许收费，从事质量检验政府部门没有利益。而一旦创设了这种产品质量免检制度，就为政府部门的利用权力，腐败寻租大开了方便之门。设定这种大吊企业胃口的"免检特权"之后，政府相关部门便可坐享渔利，等"贿"上门了。如果不是"三鹿毒奶粉"引爆全民声讨，政府决不会砸掉这个聚宝盆的。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5条规定："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以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不得以对产品进行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这条规定，明确禁止政府质检部门利用权力参与市场经营行为。而所谓的产品质量免检，就是变相的向社会推荐产品，政府、企业通吃消费者利益，也就是利用政府权力参与市场经营的行为。由于消费者看到产品贴上了行政行为的质量免检标志，便会盲目轻信，这岂不就是在利用政府信用，为企业产品做广告和提供担保。中国食品质量如何，国家质检机关最清楚？但它却还要搞什么免检制度，百姓正是相信了这种国家职能机构以信誉作出的担保免检，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了这种产品，结果大难临头。如今产品出了问题，政府不仅撤了担保，更大肆宣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同时又打压律师帮助受害人维权，致使受害人索赔无门。

据报道，此次涉案的22个乳品企业并不都在河北，其中几个"免检名牌"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牵涉进去的也绝不能说都是地方官员，据率先报道三鹿事件的记者披露，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所有送检给地方与国家质监总局的问题奶粉，最后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事实铁证如山地印证了无论地方质检部门还是国家总局，都在制度上与无良企业捆绑在一起，联合起来隐瞒真相，坑害百姓。由此可见，免检特权才是生产"三鹿"的毒源。

政府在拒不履行对产品的质量监督、检查、抽查义务，大肆推行免检特权酿成严重后果的同时，却反倒要坚持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以求封杀问责舆论，抵制深层次揭短。在毒奶粉事件曝光后，中国大陆媒体对此事的报导更加受到严格限制，包括：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突出报导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负责任"。所有官方媒体都统一口径，只准发表经过审查的新华社通稿；报导责任问题删繁就简、避重就轻，甚至掩盖事实真相。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在写给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的公开信中，抨击中国政府在毒奶粉事件中限制新闻自由。"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引述公开信说："中国毒奶粉事件的最新发展清楚表明，中国政府实施的新闻审查制度导致灾难性后果，使中国成千上万的新生儿和其它进口中国乳制品国家的公民的健康受到影响。"早在今年7月，广东南方周末的记者何峰就已经收集许多婴儿住院的信息。但是在奥运前和奥运期间，无法通过新闻审查。当时中国政府禁止报导任何有关食品安全的负面消息。所以何峰的编辑因为担心受到当局惩罚，决定不发表他的报导。奥运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又开始采写毒奶粉事件，但相关稿件还是由于通不过新闻审查被撤了下来；香港凤凰卫视某个节目原本要谈"问题奶粉案"，但也是由于"不合时宜"而改播其他内容。对此，刘晓波先生撰文认为，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固然先有黑心商人和官员的联手"投毒"，但毒奶粉的长时间施虐却是新闻管制所为。正是意识形态衙门的禁令，才让毒奶粉迟迟无法曝光，执行新闻管制的中共中宣部是主要罪魁。而国内资深媒体工作者凌沧州先生也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认为，中共中宣部应承担相当责任。他表示，"肇事者是三鹿奶粉，但是中宣部屏蔽人民的信息知情权，是难辞其咎。"他发问为什么"每次问责都不会问到中宣部？" 由此可见，对"三鹿事件"而言，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与"产品免检制度"，一张一弛，并驾齐驱，是共同构成毒害民众的制度杀手。

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来自于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主管这个意识形态的部门就是中宣部。在中国的所有媒体，包括电视、电台广播、报纸、杂志，都归中宣部管，网络载体出现后，中宣部又开始插手控制网络上的资讯传播了。从数字上来看，中国是世界上网络使用最多的国家，大约2亿3千万人上网，但却有3万多个网站被审查制度封锁。根据国外观察家推测，如今至少有 4万人受雇充当"中国网络警察"。

在奥运之前，国际奥委会（IOC）曾许诺外国媒体在国际媒体中心网络不受审查。但是，当媒体到达北京以后却发现许多网站，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记者无疆界等多家网站都被屏蔽了。特别是一些宣扬民主或维权的网站，还有香港的苹果日报、台湾的自由时报、BBC中文网站，以及新宗教运动、法轮功等网页都在封杀之中。这样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已经成为特权与黑幕的保护伞，毒奶粉危害之所以能如此漫长、广泛、严重，所有秉承客观、公正与良知的人都不能不记中宣部一"功"。

食品涉及百姓生命健康不能免检；新闻自由系普世人权必须保护，所以应当免查。中国宪法也有保证公民有言论、新闻、集会、结社、游行等自由的条款。但中国政府却违反法律，反其道而行之——产品免检，新闻严查。政府明明知道，不法奸商坑害百姓事件屡见不鲜，明明知道如今的社会腐败无孔不入，只要"公关"就可以免检，却偏偏要设计"免检"的制度特权，借政府信誉坑害民众；如此同时还要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封杀舆论，抵制批评，其主要责任者不是政府又能是谁？

周瑞金：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

（作者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文章写于2008年9月23日。）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有一条基本经验：解放思想是改革发展的火车头。每次思想新解放，都推动了改革开放新突破，促进了经济社会新发展。
一、30年思想解放思想历程与四篇“皇甫平”文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後，在“两个凡是”思想弥漫，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关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强烈反响。这背後支持的就是胡耀邦和邓小平。邓小平後来在党的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平反。此後几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逐步推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企业改革也迈出步伐，走向市场化；四个经济特区相继诞生，对外开放形成格局。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被打破，市场化改革方向初步确立。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以後，邓小平一再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1989年春天，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接着，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柏林?”被推倒了，两德统一；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先是解散共产党，紧接着联盟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急剧衰落了。
从1989年到1991年3年间，由于治理整顿和国外制裁，我国经济不断下滑，1990年跌到改革开放30年中的最低点。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清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连篇累牍。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发表大篇文章，重提阶级斗争，提出两种改革开放观，认为东欧、苏联剧变是改革引起的，把许多改革开放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改革观批判，对改革开放进行“姓资姓社”的诘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有人公然提出，在经济为中心外，要增加反和平演变为政治中心；要停止改革开放，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由一个中心改为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改为一个基本点。
面对这种情势，我联想起八大路线变化的情况。1956年，党召开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以及确立的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的路线，都是正确的。然而不久，波兰发生了波滋南工人罢工事件，接着又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後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方针、政策，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经济到崩溃的边缘，政治冤案遍及域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
1990年底，在召开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召集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说，“八九风波”中有各种口号，没有一条口号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党中央国务院1990年4月，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以浦东的改革开放这张“王牌”来推动全国新阶段的改革开放。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第四个春节。他频频外出视察企业，参观工厂，还在新锦江宾馆旋转餐厅听取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开放的谈话: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麽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我当时担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有幸从市委领导手中看到邓小平的谈话材料，内心十分激动。邓小平要求全党都要讲改革开放，我想《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不就应当带头讲吗？1991年春节前夕，为了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我找了报社评论部一位同志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位处长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
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在17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
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熔基的原话。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後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鲜明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皇甫平”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麽取名“皇甫平”。人们一般把“皇甫平”当作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其实，我当时取这个署名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宣传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皇甫平”文章发表後，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作者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份量为主旋律，说出了我们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公开表示支持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时海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有的报导文章内容，有的进行评论，还有对文章发表背景作出种种猜测。好几家外国驻华媒体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皇甫平”文章写作背景。应当说，一家地方媒体几篇署名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如此广泛关注，确很少见，出乎意料。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当年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麽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麽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并没有批评文章本身，只是对文章发表事先没有送审提出意见。後来我们就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当时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参阅。
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终究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茍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麽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夜，江泽民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中央电视台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两处“要问姓社姓资”字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指名道姓严厉地批评了一家大报的海外版，在引用他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了突出“反和平演变”的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中央对当时批判“皇甫平”文章的鲜明态度。
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如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次日，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要转载中央报纸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後，市委决定不转载。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思想交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 。
邓小平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麽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党的十四大，为了创造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替，邓小平全力支持江泽民，采取以“南方谈话”批“左”统一思想；解散中央顾问委员会；集中党政军财权力于领导核心；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高干子女暂不进中央委员会等重大措施。
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那麽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决“一个凡事”的问题，就是凡遇到改革开放的事总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用斯大林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纯粹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邓小平提出要搞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突破，这就破除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与第一次突破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一样具有深层次意义。与第一次思想解放是政治解放（政治斗争风云不断）不同，这次不换人，换脑筋，从思想理论上解决问题，结束了高层领导的震荡。
从十四大到十五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理念变为现实，贯彻到实践中来，积极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了科学论述，突破了“公”与“私”的束缚，并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以及国有企业体制等“五大体制”，进行了市场化方向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思想和体制的突破，奠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组成；要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样看待，同样发展；强调公有制多种实现方式，肯定公有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等等。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接着，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解决了建设一个什麽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重大理论问题，成为中共指导思想组成部分。这是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是邓小平主导的解放思想的延续和深化。
二、改革开放30年的重大成就和存在问题
怎样看待中国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今年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视角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评论。除了极少数人持全面否定外，大多数论者对我国改革开放都给予积极的评价。下面三点取得共识比较多：
1、 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8%速度递增，持续30年不衰。到2007年达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5.1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1.8665万元，是1978年的49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7.4%。2007年是1978年的105.3倍。特别是入世後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增长，外贸顺差呈爆炸式增长，2007年达2622亿美元，三年增长八倍多。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6.74%，2007年是1978的9161.6倍。2007年外汇储备达1.5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劳动生产率2003年创造高于1978年的33倍，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这个事实说明，说我国经济增长全得益于人口红利，并不尽然。
2、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6年的2.3%。从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2.5亿减少到2007年1479万人，降幅达到94.1%。农村劳动力转移了1.5亿到2亿，到大城市当“农民工”的就有1.2亿人，推动了城市化，而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扶贫减贫的“中国模式”。联合国向世界推广了中国的扶贫减贫经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343.4元，2006年为11759.5元，增34.4倍（按可比价格为6.7倍）。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收1978年是133.6元，2006年为3578元，是1978年的26.8倍（按可比价格也是6.7倍）。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从57.5%降到35.8%；农村居民从67.7%降到43%，进入小康阶段和宽裕水平。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每年净增人口1500万左右，30年增长了5亿人，还能平稳地走上小康水平，真是非常不容易！
3、30年中实现了三大社会与体制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国家与人民面貌焕然一新。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圈地运动，羊吃人，曼彻斯特纺织童工的悲惨状况类似于我们地下的“黑砖窑”。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上世纪初美国的“扒粪运动”震惊世界。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观我国，30年之内同时进行三大社会、体制转型，3000万工人下岗，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一亿二千万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这也是奇迹，值得引以自豪。
市场化改革带来很大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累积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对头带来的，而是在改革推进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应当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来逐步解决。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是三大差别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拉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0.4%的人口掌握了70%财富,而美国5%人口掌握60%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後。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後。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2004年中央及时总结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都要发展；而且经济与政治发展要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要协调，经济与自然发展同样要协调，等等，这样才有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还要搞“希望小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三是民生问题突显出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积累起来了，一时难以得到解决。
四是发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才换来GDP的增长速度。2006年中国以全球 不到5%的经济总量，消耗了全球32%钢材，40%水泥，25%铝，23%铜，30%锌，18%镍，31%新增需求的石油。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
五是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饮用水短缺现象严重。
六是贪污腐败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环境亟待改善。
由于市场化改革积累了这些问题，终于在2004年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有人抓住几个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极力全盘否定国企改革，同时对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也一概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引起反响非常强烈。这次争论，和前面两次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不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实际的民生利益问题，因此争论延续时间较长。
到了2006年1月，我又以“皇甫平”署名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我觉得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争论双方没有什麽大的分歧。但是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有分歧。一方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搞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差距拉大、贫富拉大，带来很多腐败现象。而我则认为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引起的。不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而是我们改革的路径出了问题，权力介入市场，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後引起的。
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从理论角度，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变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没有改变，没有转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不知道在衣食住行这些私人品基本解决之後，要进一步公平、有效地提供社会公共品，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对称、民主权利等等。所以我说现在是“端起碗来吃肉”，说明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放下筷子骂娘”，“骂”的就是就业难、住房贵、看病贵、上学难、司法不公、信息不透明、缺少参与权、监督权等等。这就是我们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的结果。所以我在文章最後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社会主义”。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後，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位中央常委专程来上海调查这篇文章的发表背景，然後他很快就表态支持。不久，在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上海代表团发表了“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讲话，提出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性，改革开放成果要让大众普遍享受的问题。这是中央对第三次大争论发表了定调看法。
市场化改革产生的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蔓延的问题，究竟原因何在？现在理论界有很多分析，基本上倾向于我们现在只是搞市场经济，而没有顺应搞政治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没有让市场起主导作用，而让不受制约的权力介入市场，这是引起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根源所在。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这两年对这个专题做了调查研究。他发表文章说，无论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还是从俄罗斯、东欧转型国家来看，他们搞私有制、搞市场化，国民收入差距都没有中国这麽大。
陈志武认为，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麽资源都控制在行政权力的手中，通过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等，让老百姓的多数资源由政府来配置，他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这些资源和发展机会必然是按照有权力、有关系的人进行分配的，像北京、上海、广州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分配向这里多一些，像其他的省自治区所谓第二世界就少了，然後到县一级就又更少了。国家投入多，当然有利于当地的GDP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越到县一级、镇一级就更少了。陈志武认为这种收入的金字塔结构和权力的金字塔结构的吻合，说明谁有权力有关系就能够发财，就能够找到好的高收入的工作。反过来也使每一个想发财想高收入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
政府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时，资源的配置既不会符合效率的原则(不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会符合公平的原则(没有民意问责制约)，因而只会按照权力的原则，这样的经济就是权力经济了。他认为这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无独有偶，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明确指出，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後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他说，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额，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995年，李强教授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三、新一轮思想解放：以人为本 还权于民
新一轮新的思想解放，是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後，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广东走在了全国前列。去年12月，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表了《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最近，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发动以“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为主题的思想大解放，也引起海内外较大反响。
不同历史阶段的解放思想，当然具有不同的特点。新一轮解放思想，具有与前两次鲜明不同的特点。其一，前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论争，这一次却注重利益格局的调整，真正关注民生，保证人民得到实惠。
其二，前两次侧重于还利于民，还民以发展经济的自由，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一次主要是还权于民，切实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社会公共品公平、有效的分配，从而达到还财于民，使国家财政真正向民生财政倾斜。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还权于民”，并不是要把政府公共权力还给老百姓（那是搞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而是要把公民应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到实处，把社会的基层自治权利落到实处，改变政府的全能主义管理模式。这里的“还权于民”的“权”是指“权利”，而非“权力”。
其三，过去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从人事和思想层面解决问题，而这次却侧重于制度创新，规制的建立，从法治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和还权于民，这两个本身就是制度性的东西，所以只有通过制度创新，规制建立，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归纳起来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起实践标准的权威，第二次树立起生产力标准的权威，而这一次要树立以人为本标准的权威。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经济、改善政治、解决民生的一个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发展为宗旨，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既保障物质需要，又保障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续为原则，保护生态环境，关心生命，关爱下一代。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一方面树立新的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改变“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要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最近，许多经济学家提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沿着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前进。吴敬琏就强调要抓四大改革：一要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由于受到改革争论的影响，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经济改革显然存在着两种严峻的前途，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16年前我们解放思想迎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那麽今天我们思想解放，就一定要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能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过去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切，所有民众的吃喝拉撒都由政府包下来，这是几十年来一贯的政治社会管理模式，现在要改变这种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应该慎重推进，但并不是洪水猛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做了不少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伴随进行，问题是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滞後了，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8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代表常委作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借鉴，提出鲜明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80年10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中提出了关于党政分开、人大改革、司法独立、新闻公开、企事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等六个方面内容。今天来看，这六个方面都是很切中时弊，很有超前意识的。然而，後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工人大罢工，影响到我们中央对国内局势震荡的担心，第一次政治改革的机会稍纵即逝，由此偃旗息鼓。
时隔六年，1986年5月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
从1986年到1987年，邓小平多次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党政分开，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当时，中央成立了五人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经过中央研讨小组和办公室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形成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邓小平批示“完全赞成”。1987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顺利地通过了《总体设想》这个文件，但没有对外公布。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党政分开、协商对话、重大事情让群众知道、推动机构改革、基层民主等内容。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成功在望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1989年一场政治风波，再一次失之交臂，痛失良机。
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学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负责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听取了学员意见後，曾代表中央领导说，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间中央打算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但历史再次带来遗憾，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和“法轮功”事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胎死腹中。
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仅公车改革一项，费时十年，耗资不菲，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要突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十分艰难！
不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两大成就，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一是党与国家领导成员平稳交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我们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结束了领袖人物终身制。中央核心领导层年龄界限和任期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实际上已经约定俗成，形成规范。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带头实现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替，到十七大曾庆红标志性地退下来，说明政治局常委任期两届，六十八岁退下来，已成为制度。这个很重要，应予充分肯定。
二是网络媒体推进政治民主的作用突显，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高层都能利用网络这个新媒体听取民意，汇聚民智，得到从政有益启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在网上被揭露了出来，山西省政府公开道歉，显示了政府的公信力；还有“周老虎”、“吴老虎”、“欧阳坑”、“刘羚羊”等等弄虚作假(有的非主观故意)，都是通过网络监督曝光的。厦门政府也是听取了网民意见，将污染环境严重的PX项目转移出厦门的。轰动全国的广东许霆案，更是在网民们强烈要求下开庭重审，由原来判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从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网络媒体在及时沟通信息和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网络媒体舆论的这种多元化，开辟了一个舆论监督的新空间、新平台，推动了政治民主进步，让广大民众有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应该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回顾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经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要正确把握战略机遇。危机逼出改革，挑战也是机遇。改革的领导集体要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胆识和策略，要有80年代初邓小平力行退休制度和90年代初朱熔基强推五大体制改革那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2、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领导人果断调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要求领导集体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廉自律，勇于牺牲，至少力戒贪婪，不陷入钱色泥坑。
3、要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避免利益集团以公权力名义垄断社会资源配置权和改革话语权，防止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现象。鼓励基层自治，扶持民间组织社会治理，这是政治改革的一种推动力。
4、意识形态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有调查表明，地方干部最为信奉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西方民主，而是官场的“潜规则”。公权力的既得利益化，官员财产不敢公布，不能公布，以及大面积贪腐，使得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国之本受到普遍怀疑和蔑视。由于经济利益格局的深刻重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谎言、虚伪到了惊人的程度。为推动意识形态变革，一要推动网络媒体、都市媒体的发展，建设网络民主平台。二是推动新闻管理体制的改革，切实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放开体制内舆论，鼓励专家建言议政，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刺耳的声音。
5、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难度极大，又十分敏感，因此要注重制度设计和策略推进，少说多做，避免起哄，吊高胃口。要小步渐进，允许试错，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拐点。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两会”推行“大部制”改革，这主要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将其变成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政府不要干预微观经济，不要站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不要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要着力干好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事，把力气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这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你是有限政府，不是全能主义政府。为什麽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贪污腐败蔓延？就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执掌许多审批权，有许多寻租空间。如果一个地方土地价格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市长说了算，那个地方必定产生腐败。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定要围绕这个主题进行。
“大部制”千万不要变成大权独揽制。令人高兴的是，张国宝兼任能源局长後，甫上任就明确宣布不管定价权，能源价格由市场定，这就是政府管理观念上一个大转变，也就是解放思想带了头。政府公共权力不能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政策化，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步，要从党内民主做起。党内民主包括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先从党内差额选举做起，候选人由上下结合,按比例提出,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有人提出，县市党委可以尝试民主差额选举书记，两个候选人选上为书记，差下来的当纪委书记。这就有从体制上和组织上监督了，有利于不让“一把手”变成“一霸手”。所以，实行民主先从党内做起，因为党员、干部素质比较高，从党内做起是有条件的。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党内出现特殊利益集团，把市场经济引向权贵资本主义歧途。
第三步，民意机关改革，尤其是人大改革。人大是我们国家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监督权，尤其要对政府监督问责。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大功能偏离，只搞立法。人大在财政预决算方面要起重要的决策和监督的作用。政治民主是从财政民主做起的。古希腊古罗马最早就是推行财政民主。那时国王要打仗没有钱，向富人征税，要先向富人说明打胜仗对经商的好处。富人怕国王挪作他用，提出要“专款专用”，国王就承诺了。这就是最初的民主监督。所以，我们应当加强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就是财政的调整。所以这一次温总理提出，要把财税制度改革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财税是源头，收多少税，收来以後怎麽用，怎麽分配，那才是真正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国外的议会审议政府的预算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监督得也很紧，一发现政府开支违规马上进行问责。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改革。
最後是社会民主，建立公民社会，实现公民自治，逐步推广基层直选。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实行干部公推公选，做得不错，几个局长公开在社会招聘。干部的使用和选拔是今後推进民主的重要方面，如果做得好，民主的推动就有成效了。从村一级直选做起，将来推到乡镇，然後推到县一级人大代表和政府的直选，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民主。
推动民生取向的社会改革
十七大提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涉及到两大问题，一是解决民生问题，二是建立公民社会体制，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必需兼顾六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搞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同时，还要搞好职业培训、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等。光靠增拨教育经费是不够的，还要利用社会力量办学。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这个问题，十多年过去了，不是国家财力不足，而是由于政府内部重重阻碍，至今未建立，使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现在建设进度必须加快，尽快建立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扩大就业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础。一次分配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税收上多贡献些，扩大中等收入人数，拉小贫富之间差距。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农村医疗服务最差，要改善。医疗卫生作为公益性事业，应当以人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上海这些年建了那麽多高楼大厦，但老百姓住房却没有真正解决。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到市中心黄浦区居民点考察，看到不少居民还住棚屋，晴天日晒，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说，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还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我们政府没有尽责啊！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现在水荒、水污染严重，食品有的不安全，药品有的假冒伪劣，最近发生双鹿婴儿毒奶粉事件，震惊朝野。百姓基本生活环境都没有保障，谈何解决民生问题？现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百姓要求很高，对环境要求也高了，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但一定要逐步解决。
这里要强调的是，切实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把我们的财政预算从行政财政变为民生财政。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据统计，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多亿元，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到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达到19.03%，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
还有一组数字：2007年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项开支总共6000亿元，相当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收入461元。而在美国，同样三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相当与政府总开支的61%，为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2007年美国财政税收占GDP18%。美国把61%的财政收入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中国只把15%用在老百姓身上。中国政府为什麽不能向改善民生增加拨款？涉及政治体制问题，钱花在官员公车消费、公费吃喝、公费出国三项开支一年就得上万亿元。要坚持以人为本，还权于民，不从财政开支上实行监督行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织与激荡，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复杂化，成为潮流。所以要改变“全能主义”模式，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即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
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讲三个内容，即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这次十七大加上一个，就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一大进步。其实，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让群众自己解决。今年春节前南方冰雪灾害，人们记忆犹新。为什麽一周後才传到政府这边，因为没有社会组织在活动，等到造成严重问题後才反映到政府，才动员起来。当然我们政府的动员力量很强，一经动员势不可挡。不过，我们要反思一下，如果有民间组织，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组织动员起来，解决问题。那抗冰雪效果肯定更好。
这次汶川大地震，几乎与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救灾行动同时，民间的募捐、献血和志愿者行动，也迅即启动。企业家、医生、农民工、教师、记者等充当自愿者日夜兼程奔向灾区，投入救灾工作，其速度、效率几乎与部队同步；传统的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社团之外，各种名目、不同规模的民间团体，迅速转换为志愿者组织，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有组织地投入到救灾行动。到达救灾现场的自愿者就有20万人之多，这标志着我们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可见，不要把民间组织当作是对立面，冲突时不要看作是“敌对”的，应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给予民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让社会配合政府解决问题。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人”要向“和谐人”转变
新中国成立後的30年(1949年-1978年)，我国人民都变成“政治人”，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批斗老子，搞得家庭不和，社会不安，冤案遍地；而改革开放後的30年(1978年-2008年)，我国人民从“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人人努力创造社会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前进。但是，“经济人”也带来问题，比如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金钱万能，唯利是图，社会道德风尚缺失，社会治安混乱，腐败现象严重。
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经济人”将变成“和谐人”。在今後岁月里，一定要从“以物为本”中解脱出来，加强人的精神关怀，加强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培育更高尚的精神，让人们精神更健康。
改革开放30年，成就辉煌；改革开放30年，又是问题多多。可以说，这3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束缚、改革体制、谋求发展的历史。历史经验表明，坚持思想解放，中国就改革就进步；反之，就停滞就落後。
17年前，邓小平在上海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麽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而今，我们不是依然需要这种勇气和智慧，来推动思想的新解放，改革开放的新突破，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进展吗？

周瑞金对话吴敬琏：政治体制改革 各要素良性互动
刘秀浩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有“吴市场”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教学楼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大型研讨会上，就过去30年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对话。
　　78岁的吴敬琏和69岁的周瑞金，都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过贡献。1991年，周瑞金主持撰写了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系列评论文章。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建议被采纳。
　　当年激扬文字至今振聋发聩，而吴敬琏和周瑞金二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激情依旧，昨天的对话因此擦出了精彩的火花。
　　关于市场经济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可能走上重商主义
　　周瑞金：吴教授前一阶段常常提到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但近两年提出了新的论点，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要防止走上重商主义的道路。吴教授怎么看待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南巡16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吴敬琏：“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大家都是非常热心地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去。当时的心态可以概括为“救亡图存”，心里想着不管什么办法都可以用，只要能发展经济就行。
　　不过那个时候，意识形态的禁锢还是很严重的，所以才会采用一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土地搞承包制，在保证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承包给农民，另外，在临近香港的地方搞一些小气候，这样经济很快就开始活跃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整个市场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这一时期，双轨制的矛盾开始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保持政府主导条件下作出的“双轨制”等变通性制度安排，一方面给企业家以发挥生产性创新活动才能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耗用精力从事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
　　这种现象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当时“倒爷”群体的诞生，他们是双轨制体制下的特殊产物，这个群体需要权力为其提供便利，而当权力搅进了买卖，腐败也很容易产生了。
　　市场经济真正成为目标，还是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
　　这些改革也带来了20世纪90年代全中国经济的大活跃。但是，腐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改革的推进不足，诸如减少行政审批的措施不够有力，法治国家建设的进度缓慢，都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提高了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动力和压力。
　　到了21世纪，一些因素的加入加重了腐败。
　　农用土地通过征地开始进入城市化中来，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政府用很低的价格将土地买入，从而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土地收入被政府拿来进行形象工程的建设。权力对资源的支配作用越大，寻租空间也就越大。
　　另外，到了2003年左右，国内经济出现过热的势头，宏观调控力度也开始加强，但是一些部门在调控时加入了干预，现实造成的现象是，多一层审批就多一层寻租空间，行政许可所带来的寻租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越来越多。
　　这给我带来的思考就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运转，必须要有法制配合，无规则的经济必然导致混乱。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并不清楚，也不理解，认为当时日本的行政主导的经济是很好的仿效对象，但实际上这种经济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
　　在当初认识不够的情况下，一般来说，走上政府主导市场经济道路以后，就有了自我强化的过程，也就不太可能出现自我削弱。
　　经济学上认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一般会出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政府权力的逐渐消解，而另一条道路则是走上重商主义，政府权力干预掌握不好的话，就可能出现那种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21世纪之初，我接受并广泛宣传“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把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归入到坏的市场经济中去。
　　但是，后来愈来愈觉得，“坏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对“市场”概念的错误理解之上的，好像只要是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就是市场经济了。J•麦克米兰（John Mcmilan）教授受到经济学界广泛推崇的著作《市场演进的故事》中，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市场交易的主要特征：“在市场上，决策的自主性是关键的”，“在存在权力关系的任何情况下，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或者双方都受到另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管辖时，所发生的交易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绝不是‘市场交易’”。这样看来，在行政权力统辖或严重干预之下进行货币交换的经济，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前市场经济的重商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等经济形态。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的医疗改革，到底改没改还是一个问题，收钱不能就说成市场化，医院如今还是官办医院，根本就谈不上市场化了。
　　周瑞金：我想补充一点的是，1992年之后，经济发展之下，也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情况加剧的现象，在2004年-2006年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市场经济。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这两年对这个专题做了调查研究。他发表文章说，无论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还是从俄罗斯、东欧转型国家来看，它们搞私有制、搞市场化，国民收入差距都没有中国这么大。陈志武认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一个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资源都控制在行政权力的手中，通过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让老百姓的多数资源由政府来配置，他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这些资源和发展机会必然是按照有权力、有关系的人进行分配的，像北京、上海、广州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分配向这里多一些，像其他的省、自治区所谓“第二世界”就少了，然后到县一级就又更少了。国家投入多，当然有利于当地的GDP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越到县一级、镇一级就更少了。
　　陈志武认为这种收入的金字塔结构和权力的金字塔结构的吻合，说明谁有权力有关系就能够发财，就能够找到好的高收入的工作。反过来也使每一个想发财想高收入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政府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时，资源的配置既不会符合效率的原则（不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会符合公平的原则（没有民意问责制约），因而只会按照权力的原则，这样的经济就是权力经济了。他认为这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我个人还是比较赞同这个观点。
　　关于科学发展观　正确理解口号和内容的关系
　　周瑞金：最近，关于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都在进行一些新的学习。目前，上海，广东等地很多民营企业也被要求要提科学发展观，想请吴教授谈一下，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
　　吴敬琏：我最近也在珠江三角洲进行一些调研，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正确理解口号和内容的关系。
　　比如“腾笼换鸟”这个口号，当时最早是温州人提出来的，说的是把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挤出去，把土地资源让给先进的企业。
　　但是这个先进企业怎么理解还需要探讨。
　　一般认为，旧的企业就是依靠资源投入的企业；新的企业就是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支持的企业。包括几点，第一是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高效行业；第二是加大科学技术广泛运用的行业；第三是服务业，服务业又分两种，包括制造业中服务成分的提高以及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制造业服务成分提高主要指向产品两端集中，主要包括研发、品牌以及金融服务的加强，而制造业分化出来后，服务业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行业并带动就业机会；第四是信息化改造。
　　但是，一般政府心目中的信息化行业常常是电子硬件等，恰恰软件和服务才是信息化的本质，信息化的作用在于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工作效率，降低成本。
　　如果我们忘了本质，就很容易犯错，表面的产业升级可能并不一定就是提高效率，形式的东西放在外面并不能带来真正生产效率的提高。
　　所以我建议，让这些企业首先学习明白方向，至于实际情况，还是让第一线的人来操作。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各要素良性互动
　　周瑞金：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需要上层建筑的依托，要不然很难获得有效合理的发展，吴教授最近的一个观点是，要通过改革法制来改善目前的经济格局。请吴教授谈谈怎样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
　　吴敬琏：对于目前我们国家的既有经济体制，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经济改革，我也开始关注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其他制度的配合，其中一条就是法制，但我后来发现，单靠法制也无法解决整体问题，法制还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巩固。
　　我认为，我们国家根本的出路是在努力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改良派。我觉得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自由、理性等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制为中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各个要素形成良性互动，不经过大的波折来实现目标。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 　货币总量不能放松
　　周瑞金：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全球爆发了金融危机，请吴教授谈谈对这次危机的看法，另外对我们国家来说，出路又在何方？
　　吴敬琏：对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所造成的金融危机，我总结下来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第二句话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第三句话是“强生健体，自求多福”。
　　第一句话指的是金融危机的发生绝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去年以来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是有大毛病的金融体系的一次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由于美元储蓄率太低，美国为了维护经济运转，就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这些美元是以硬通货的形式遍布到了全球各个范围，这形成了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个小窟窿。在抛离黄金体系的情况下，美国货币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对应的财富泡沫也就因此形成，当泡沫破裂时，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
　　实际上，全球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国外学者关于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问题的议论，我至少听了10年。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一直运用大量发行美元的办法来支撑美国的繁荣。格林斯潘曾承认耶鲁大学席勒教授的说法，把这种繁荣概括为“非理性繁荣”。
　　今年之前，网络泡沫的破裂已经是一次提前的预演，而这一次，泡沫破裂的情况出现在了房地产领域。
　　第二句话说的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经济重镇，中小企业生存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于是有一种说法，说没人会想到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说法，说没有人想到，会突然爆发了。
　　和东亚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采取了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让本国货币价格很低。同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从而推动出口，限制进口。到了1994年外汇改革，人民币深度贬值，这时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
　　与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这种政策都无一例外获得成功。但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加大。到了2006年的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
　　为了防止自己国内货币升值过快，我们就需要收购外汇，另一方面，央行还要发行货币来平衡这部分外汇。最近几年，央行发了8万亿的货币，对应产生40万亿的购买力和19万亿的GDP，货币供应过剩，就导致了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涨；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二者兼而有之。2003年以后，经济过热让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提高准备金率来回笼货币。
　　这种情况东亚很多国家都碰到了。日本1986年资产泛滥，房价、股价大幅上升，1990年崩盘后18年来一直没起来。中国台湾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那么，目前中国到底该怎么办？如何避免经济崩盘，这就是我说的第三句话。我们国家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改革实现技术效率提高这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的投资增长模式。
　　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短期内，我们要采取短期措施尽量稳定经济。我认为，目前的货币总量肯定不能放松，一旦放松，可能一时日子好过了，但产生的后果会很严重。
　　但另一方面，我们机制上可以做一些放活，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尽快重新拿出来，重新启动中小企业的贷款和信贷担保。财税政策也可以倾向性进行一些调整；还可以做些创新，比如现在浙江将地下钱庄翻明。
　　短期调节的目的是把经济形势稳住，不要出现市场急剧的崩盘，也不要出现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倒闭，企业倒一些难以避免，但不能伤了元气。
　　（注：本文由早报记者刘秀浩现场整理，略有删节，未经对话者审稿）

张鸣：耕者有其田就是“还权于民”
网上盛传的新土地改革,也许快要成为事实了,农民可望获得有条件的土地流转权。这意味着农民对所耕作的土地,终于有了不仅仅限于生产上的支配权。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农民终于有望在耕者有其田的道路上、在物权的意义上前进了一小步,可喜可贺。

自打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在革命时期响遏行云的“耕者有其田”,即分给农民土地的主张,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禁区。很多大牌学者都极力反对给农民土地,在他们看来,只要把土地给了农民,农民就会把它随意卖掉,随之就会造成土地兼并、农民失地变成流民的巨大社会问题,因此土地只能公有,由政府看着,才会避免悲剧的出现。好像农民都是傻子,对自家的东西很不在意,非得这些学者和政府来操心不可。然而在现实中,法律上标明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往往都是通过地方政府之手,贱价卖给了开发商,或者自己强占,造成了一拨又一拨失去土地的农民上访者。

其实,这些学者的担忧,如果真的是担忧的话,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农民刚刚分完土地,就有人出来这样讲了。说是土地分了之后,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富的富,穷的穷,贫下中农又有人卖地。山西省还特意做了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说是农民出卖土地的情况很严重。一时间,土地兼并、农民卖地的舆论甚嚣尘上。我就奇怪了,其实那个时候(1953年底到1954年),农民刚刚分到土地,早一点的种了两三年,晚一点的一年都没种上,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现两极分化了呢?农业生产的周期都是以年来计算的,就算发家致富超快,也没有可能在两三年内从一个大体平均的水平上,突飞猛进变成地主的。况且,古代社会土地兼并,往往不是官僚置产,就是豪强抢夺,这两个条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根本就不存在,兼并和两极分化从何说起呢?其实,在某些人鼓噪两极分化的当口,从上面已经传出来农村集体化的口风,在这种很有来头的风传之下,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想卖地,但地价低得一塌糊涂,而且有行无市。当时的新华社内参就反映了这个情况。如果说有卖地潮的话,也是上面极力要想推行的集体化的政策催出来的。

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大规模的农民失地,形成流民,固然有土地兼并的因素,但更多的往往是政府的政策严重失误,越来越横征暴敛,或者是因为大规模持续很久的天灾。即便是土地兼并,出于农民之间的买卖(所谓土地主买地)也微乎其微,真正的兼并往往来自官僚集团。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跟兼并相关度最大的一次,而兼并的主体无一不是门阀和豪强,即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僚,他们凭借的恰恰是来自政府的权力。也可以说,是东汉王朝对门阀和豪强的养成和姑息才演成这个局面的。

同时,失地不等于失业,只要社会上存在农业的替代产业,也就是说有发达的工商业存在,即使在古代社会,大规模的农民失地也不一定会形成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北宋和南宋,在政府过于庞大、冗官冗吏成害的情况下,租税比前朝高到七八倍,农民的负担很重,失地农民也很多,但由于工商业发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即使有农民造反,也始终未能危及政权。中国农民的确眷恋土地,但绝非到了某些人强调的那样根本不能离开。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工商以及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和工人,其实多半都有农民的血液。在土改过后,尚未集体化的短暂时间里,也有数量不少的农民,卖地是为了改行从事工商业的。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市场网络理论,证实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农村实际上存在着由城及乡的市场网络,在这个网络的底端,大量乡镇的坐商、牙子、手艺人,其实都有半个农民的身份,只要条件成熟,他们就可以卖掉自己的土地,进入城市。事实上,在大规模集体化之前,这种城乡人身份的转换是经常发生的。将农民强制固定在土地上,是跟剥夺他们对土地的控制权相配套的国家策略,恰是这种策略及其后遗症,才是今天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结症所在。

要追究起来,今天的土地政策,其实在法律上是很有瑕疵的,当年土地改革,国家是立了一个《土地改革法》的,每户农民分得的土地,包括房产,都有国家发给的土地证,上面明确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法分给”的字样。集体化一来,一风吹,没见到国家再立一个相应的法,只说是农民自愿把土地交出来了,但依据何在?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当初集体化,农民即便是在高压之下,还是有相当强烈的抵抗,即使不公开表示,风靡全国的宰杀牲畜现象,也说明了一切。现在给农民地权,说到底,不过是把本来就是农民的还给农民而已。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应当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面纱
钟洁锦
随着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最近中国政府陆续双规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并中国证监委（证监委）前副主席王益、商务部条法司前正司级调研员郭京毅等在内的一批金融界和涉外经济涉贪高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一损俱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及时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滋生和壮大于朱鎔基总理当政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金融业之时。
在此之前，中国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全面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涉外金融业主要包括小规模和零散的外汇结算等业务。当时中国的外资业务也主要是吸引外国厂商企业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业包括全球性投资银行和金融中介还没有什么中国业务，也不大能插上手，在国际投行打工的中国籍雇员不仅职位低微而且数目不多。在朱鎔基副总理让李鹏总理赋闲，而于九二年实际掌握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主导权并后来继任总理后，伴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国企开始海外上市，银行开始商业化运行，国内股市也开始活跃，外国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国业务，这一切，为这一涉外金融集团营造了滋生土壤，使其如脱缰的野马般一发不可收拾。朱鎔基总理当年提携的一批人马正是这一涉外金融集团的核心，如今遍布于中国各金融要位和海内外金融机构，共同拥戴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成为主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业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并且其个体和总体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际受益者。朱鎔基总理当年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执掌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大权后，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例如雷厉风行的国企海外和国内上市、疾风暴雨般的国企兼并破产、成千上万工人的下岗分流等等，在企业和民众忍受巨大痛苦之时，实际上为包括自己儿子朱云来在内的涉外金融集团提供了获得天文数字般个人利益的机会、基础和环境。人们说，朱鎔基总理个人可能做到了清廉，但是其公子朱云来却是中国依靠国家和特权、官倒和帮派而成就的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
朱鎔基总理当年就有不循照旧规，内举不避嫌，重用其班底的美名，不仅在其主管的金融领域，更影响着海外金融机构。综观中国历史和当前，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有朱鎔基总理般的高瞻远瞩并顾及实际，不仅确保其班底长期掌控中国金融和财政大权，并且构筑百年大计使得其班底能够实际拥戴幼主，长期保持实权和共享利益。朱鎔基总理深明现代治国最重要的是掌握金融和财权的道理。就这一点相比起来，毛、邓、江、胡，无一有朱鎔基总理的谋略和务实。朱鎔基总理当年所用之人，虽然丑闻不断，折将不少，如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被捕于朱鎔基总理任内，但仍然是前仆后继，硕果多存，其班底不仅在本届政府仍然执掌金融和经济要津，而且极可能会延续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小平可能完成了隔代任命政治领导人，但是朱鎔基总理却是实现了隔代乃至多代掌控金融和经济权力的宏伟大志。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核心人员，分别控制着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命脉部门和要害岗位，并且涉及到外国的机构。
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1、掌管着至少2000亿美元规模，最有能力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实际掌握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决策权；2、对中国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实行控股和参股，并直接控制着中国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所有重要实体的中投公司下属的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实际掌握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决策权、人事任免和话语权，进而直接影响银行系统的运作；3、由朱云来作为个人企业来掌控的，在朱鎔基总理任内特批设立并获得所有经营特许，占有通过建行出面的国家出资，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个别香港人士构筑了战略利益关系，有着便捷资金出入推出机制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4、在中国长期投机，包括从中国各类企业收取上亿美元费用、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吞云吐雾、去年将中投几十亿美元投资化为泡沫、并且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又企图设计诓骗中投公司为其买单、作为中金公司外方股东的摩根士丹利及其为代表的外国投机机构；5、由周小川掌控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总行）操持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外汇的投资，包括附和美国利益和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增值，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在美元不断贬值之时，让中国持有巨额面临贬值的美国国债。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包括：1、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是朱鎔基总理在上海时就重用，并且在退出总理位置之前专门安排去财政部“盯着钱袋子”的嫡系。中投公司依赖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是中国最大投资者，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西方评价他是中国最有权势之人、对中国改革最具贡献之人。
2、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当年由朱鎔基总理跨过正常程序，由王雪冰手下的子公司负责人一举提拔到证监委当副部级副主席。虽然各种告状信一箩筐，涉及他超生（至少3个）超婚（至少2次）、生活作风、经济犯罪等，但却能得到该利益集团的搭救和重用，屡屡化险为夷。3、境外人士如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女士和因丑闻而下台的香港前财长、目前担任美国黑石集团（黑石）中国区主席的梁锦松等。他们合伙安排中投公司以总计80多亿美元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逆时入资，使国家损失过半。对黑石的投资是孙玮代表摩根士丹利作为财务顾问、朱云来从中牵线搭桥、梁锦松名义上得到功劳和好处、中投公司（并先前的中央汇金）楼继伟、周小川、高西庆和汪健熙共同搞定的。对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损失也是同样由这几个人以相同的手法密谋定案的。4、朱鎔基总理的前秘书李剑阁，目前担任着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朱云来当总经理的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以千万计。5、人总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屡败屡战，应当对中国证券市场和货币政策近年来的重大失误承担责任，他与美国财长保尔森等遥相呼应，强买美国国债，强逼人民币升值，强把中国直接牢牢绑在美国经济战车上，使中国失去应对自由度。周小川也是由朱鎔基总理主要提拔，自六四流亡海外归来后，几年之内，即被安排担任中行副行长、建行行长、中国证监委主席，直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从小与周小川同院长大的玩伴，虽然劣迹癍癍，却一直就受到周兄弟般的关照，一直带着到中国银行、证监委、到建行、担任中央汇金副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后传给李剑阁）、担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外市场上广泛认为，这些天之骄子，哪里有钱上哪里，哪里热门到哪里，哪里有权在哪里。7、众心捧月的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是这一利益集团的核心。朱云来在朱鎔基总理任内转行到金融领域，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短暂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后期一举被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中金公司的背景是建行、摩根士丹利以及香港查史美伦家族作为股东，在中国特批的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并曾任中行行长的王雪冰，中金公司的董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现今仍然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此人去年在摩根士丹利走下坡路时从中投公司拿走中国56亿美元，目前已经亏损过半。港人史美伦当时被朱鎔基总理直接任命为中国证监委副部长级副主席，在中国证券市场引起广泛争议，留下长远隐患，后来不得不黯然挂冠离去。

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小集团利益均沾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其组织之严密，运作之顺畅，古今中外，难有其上者。
1、长期经营、盘根错结。
该利益集团起始于九十年代初，历经两届政府，横跨近二十年，并且强劲不衰，大有继续传呈之势。当年朱鎔基总理以副总理之名掌总理之权，进而担纲总理之位，前后达七、八年之久，牢牢掌控金融和经济各口，使其能够广猎班底，遍插亲信，充分锻炼，羽翼丰满。其它派系的后备干部，难以有机会真正涉猎金融财经实务，造成直到今天也只能经验断代，隔靴搔痒，望洋兴叹。朱鎔基总理的班底，几乎都在其任内就实现了积累阅历，掌握经验，实现卡位的历程，确保能够在继任政府中担任重任。楼继伟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上海市政府局级，挂职到云南省副省长，到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过程。现在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走了挂职云南省副省长的路子。高西庆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中银国际总裁，到证监委副主席，到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过程。李剑阁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经贸委司长兼朱的兼职秘书，到证监委常务副主席的过程。周小川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中行副行长，到建行行长，到证监委主席的过程，为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奠定了基础。朱云来在朱政府期间，则实现了从美国无名大学的普通留学生，到中国最重要的和当时唯一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总经理和实际掌控人的飞跃。要说朱鎔基总理“清廉”，看来还是需要事实来说话。
该利益集团还相互盘根错结，相互依存。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十来年，几乎垄断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和国内的股票上市、企业融资、财务顾问的高端市场，其所得个人利益保守计算也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在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庇护之下非法取得的。在朱云来执掌和大肆利用中金公司大发其财的起始和大部分时间里，为父的是当朝总理，为子的是最大合资投资银行的总裁和实际控制人，靠的是吃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饭，发得是个人的亿万横财，并且没有任何回避和遮掩。事实情况还是，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老板到中国访问，都把会见朱云来（英文名字为Levin Zhu）视为最重要行程，以见到Levin为荣，而朱云来在国外的行程安排规格，不低于一个王子，搞得中国国不为国，相信从这些年朱云来的工作行程中不难找到相关答案。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获取几乎所有重要国内金融和海外涉华高端业务，并破例获取国内券商牌照时，高西庆和史美伦是证监委副主席、周小川是证监委主席。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介入中投公司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海外投资时，楼继伟、高西庆和汪建熙是中投的决策人，而外方则是与他们私人关系密切的麦晋桁、孙玮和梁锦松。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总是由该小圈子的人为朱云来担任保驾护航的中金公司董事长，他们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和当前的李剑阁。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成为一个真正的严密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业内外和海内外广大人士迫于这一利益集团的权力之压，只能敢怒不敢言，仰叹人家彼此抱团，利益攸关。
2、相互提携、内外呼应。
该利益集团可能是所有政治经济组织中最能显得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且不大遮掩的。当年朱鎔基总理在涉及人事问题时，就往往独断专行力排众议。可能是由于共拥其主或利益相关之因，其班底都相当团结，相互照应。楼继伟在组建中投公司班子时，就力主排除其本身所出之财政部的力量，而强求安排其同属一伙的高西庆和汪建熙进入班子，实际集中了对中投公司的绝对控制，结果才会出现像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这样靠私人朋友做事，让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重大投资失误。中投公司40亿美元入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所关联的J.C.Flowers私人直接投资基金，就指派周小川在当证监委主席时安排在证监委后又安排到建行的亲信宣昌能前去担任高管，又是自家人作自家的生意。当前中投公司又在全球招兵买马，提携亲信和知己，又是其建筑跨代班底结帮结派的佳机。周小川当证监委主席时，排挤异己，安排亲信，把他带到中国银行的高西庆和汪建熙分别安排当副主席和主席助理，港人史美伦当副主席，港人梁定邦当顾问，把中国的证券市场搞得乌烟瘴气，消极影响至今难以消除。周小川到人民银行当行长，继而当上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更是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不仅直接插手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并购，而且亲自大肆安排自己的人，在银行上下引起了公愤。他把汪建熙安排成建银董事长兼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兼中金董事长，一时间成为举世无双的“三环董事长”。他把为其做尽坏事，飞扬跋扈，道德败坏和人称“人总行恶霸”的秘书李超短短几年里一路安排为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发言人和行长助理。该利益集团的相互提携还是跨境跨国的。周小川等把在香港因为触犯法律和道德而被迫下台，以年轻的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为妻的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安排为交通银行董事，使其得以东山再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介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犯有诈骗、误导和传播虚假信息罪责之嫌。李剑阁的女儿就是由梁定邦亲自安排到美国最难进入的私立贵族学校留学。本身没有国内背景自己嫁给外国人的孙玮女士更是照顾一大批国内高官的子女，或就学，或进入摩根士丹利等投行，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就有已被双规的落入国内“情妇门”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公子，换取了中石化的众多业务单子。难怪人们说，所谓前财长金人庆因之下台的李蔚的国内“情妇门”比起“国际情妇门 ”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该利益集团的网络远不是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球各重要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其布局之广泛和严密，令人震惊。在美国追查其投资银行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的犯罪行为的今天，着实有必要彻查该利益集团多年来主要通过境内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内外呼应的犯罪事实。众所周知，所有的金融、银行和投资业务，都是有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和成本的。在这些业务竞争的过程中，除非依靠明显的业务优势和综合效益取胜，否则一定会有灰色利益的输送，或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或是冠冕堂皇的权力关照，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律。周小川在人民银行任内，在与保尔森唱双簧，让人民币快速升值造成中国经济内伤的同时，却在美元大幅贬值之时促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达到近六千亿美元，造成中国政府和国民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中国不得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为避免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继续贬值，而不得已可能再行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美国救市，中国买单”的被动局面。试问，美国国债的买卖和交易都是有中介交易的，中国政府是如何挑选和使用这些中介的？这一过程透明和清廉吗？楼继伟、高西庆、汪建熙等操持中投公司与孙玮、麦晋桁、梁锦松等在巨额亏损的美国黑石和摩根士丹利投资中的相互关系，超出一般的商业逻辑和投资规则。试问，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如何？究竟谁遭受了损失？谁得到了好处？摩根士丹利多年来在中国业务中，呼风唤雨，享尽特权，去年在自己走下坡路时能够让中投公司逆势投入巨资蒙受几十亿的损失，
用国家的钱去救摩根士丹利董事会眼看就要罢免的麦晋桁，今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关头还竟然在美国政府最后通牒摩根士丹利要么关门要么转业的关键时刻，差点让中投提高摩根士丹利已经遭损的投资比例，并且由高西庆和孙玮在美国进行了秘密谈判。试问，都是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孙玮女士是否就是外面广为传说中的那种经济间谍？高西庆等人是否就是外面广为称之的那种金融买办？
3、朝野相随、利益均沾。
该利益集团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其在体制内外遥相呼应，亦官亦商，定时换位，利益均沾，享尽体制内外的优势，当官赚钱两不误，更使得巨大个人利益国际化和形式上的合法化。人们说，该利益集团没有一个人不是隐形支持着一个或者几个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运作并得利其中，就像贾府门前的狮子一样不干净。例如，李剑阁在体制内外的角色变换，成为年收入几千万人民币的中金公司董事长；高西庆在体制内外的进进出出，利益所得难以估价；汪建熙在机关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来回跳跃，由中金公司董事长变换为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游弋于名义收入和“投资收益”之间；港人梁锦松丑闻下台后凭借与国内的关系得到黑石投资和年薪几百万美元并加奖励；被称为可能是国际“情妇门”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多年来依靠中国“业务”收取了几千万美元的工资和奖金；朱云来实际上将国家持股的中金公司据为己有，每年个人收入上亿，十来年积累个人财富几十亿，尚不算其占有和隐藏的股份和资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朱云来单凭自己是朱鎔基总理的儿子，多年来掌握和控制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攫取巨额利益，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界一个高衙内式的恶霸的事实，将作为古今中外最大的官倒，载入史册，而朱鎔基总理也要避免因为纵容朱云来官倒而可能被当成中国历史上的高俅，严重影响他个人的声望，特别是国家的荣誉。更为重要的是，朱云来凭借朱鎔基总理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大鳄和官倒，将遗憾地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脚注，永远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的全体人民抹黑。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由建行代表国家持有大股，其余股东包括摩根士丹利投资和香港查史美伦家族等。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本不是学习金融和经济的，他放着环境保护本行专业不做，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末一举由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王雪冰经请示朱鎔基总理后，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掌控了这一国家投资的平台并据为己有。自此之后的十几年中，
中金公司成为在中国享受最大特权、拿到最多投行业务、取得最多牌照、个人收入最高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首先，朱云来一直把国家持有股份的中金公司作为个人公司来经营。早在近十年前，华尔街日报就有整版文章揭露说朱云来如何象黑社会老大一样把持中金公司，并把股权和资产偷偷摸摸往海外转移。第二、以拥护朱云来作为幼主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拱手将中金公司实际上转让给朱云来，并且保驾护航，分享利益，成为中国历来国有资产流失的最恶性和最典型的案例。中金公司的董事长由该利益集团与朱云来商定，由朱云来拍板，已经成为惯例。自朱云来以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分别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李剑阁。第三、其官倒性质造成了中国金融业的变相垄断，破坏了金融业的正常竞争机制，造成了以国企为主的广大客户企业不得已而支付垄断价格，其对中国金融秩序的破坏，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糟蹋，对中国大众不满心理的压迫，进而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影响，难以估量。第四、朱云来数年来已经从中金公司攫取了巨额财富。美国投资银行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层无限的贪婪和巨额的报酬。中金公司就是以美国投资银行的模式建立的，在依靠父荫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朱云来的中金公司拿到了中国涉外和国内投行、券商和财务顾问最多和最优厚的业务和收益。特别是中金公司一直采取比照外国同行的分配方式和规模，朱云来十来年从中金公司所得到的收益，已经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换言之，朱云来依靠官倒，用国家投入的平台做个人的生意，发个人的大财，并且披着合法的外衣，实乃旷世未闻。第五、朱云来一直在盘算和实施着将国家在中金的投入，以貌
似合法的方式，例如个人持股激励、个人持有关联业务乃至最终上市，彻底归为己有。这种赤裸裸地瓜分国有资产，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惩戒。国家用国有资产建立、用特批执照增值、用国企业务喂养的中金公司，如果让朱云来私有，将是最大犯罪和丑闻。在此过程中，朱云来与作为中金公司股东的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中国区主席孙玮之间，就摩根士丹利所谓的自愿减持中金股份的勾结，如果放在朱云来与涉外利益集团有意或无意在投资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过程中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背景中，其相互勾结就不难理解了。在美国都认定独立投资银行模式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祸首之一而开始调查其管理层犯罪事实的今天，完全有必要争取主动，尽快彻查和取缔中金公司、彻查和惩治朱云来和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种种犯罪行为、没收不法财产和所得。这就如同打老虎运动，惩处了这个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整个金融和经济界就会振奋，就有正气，就能立威！否则中国金融和经济就会另有决策中心，中国金融危机的隐患就永远难以得到消除，胡温的和谐社会目标就难以真正服众和实现，社会的公信力也就长期得不到建立。综观中共历史，没有哪个领导人的子女能够有朱云来的胆识，能够公开傲视一切，高调巨额攫取利益，垄断市场破坏金融秩序，内外勾结损害国家安全。毛泽东不能、邓小平不能、江泽民和李鹏也只是在体制内根据孩子们的特长低调渐进地往前培养。胡温就更是循规蹈矩大气不出。父亲在前面当清廉的总理搞经济改革，儿子在后面掌控并试图将中国最大和最早的合资投资银行居为己有，做国家的生意，直接成为亿万富翁，旷世未闻，简直就是对国家的讽刺和对人民的嘲弄。

三、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在于内外勾结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攫取巨大利益，破坏金融秩序，左右金融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影响政治社会安定。首先，他们攫取巨大利益，中饱私囊，个体和整体都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收益者，将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最大定时炸弹。例如，他们操持国家购买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好处费是多少？他们合伙大量垄断企业上市的承销和顾问，好处费由多少？他们将大批银行贱卖给外国人，好处费有多少？他们逆势向海外投资于贬值企业，好处费有多少？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官倒是朱云来，最大的利益集团是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第二、他们破坏金融秩序，垄断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投资领域的高额和高端业务，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扭曲了市场价格，妨碍了资源配置，压制了市场人才，减低了市场效率，犯下了破坏国家金融、经济和市场秩序的严重罪行。第三、他们左右金融政策，内外勾结，掌控了中国的金融决策、货币政策、对外投资、金融机构，他们恃主傲人，以其他人包括其他领导人不懂金融和业务为名，独断专行，危害了正常决策程序。虽然当前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暂未受波及，但是他们要对中国经济的内伤和金融风险的隐患负责。第四、他们已经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明显的和未知的巨大的损失，他们主导的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亏损、将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部分错误地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让国家大型金融机构以海外上市的名义贱卖给外国人等等，已经远远超过了决策失误，而是严重渎职。加上其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已经成为百恶不赦。第五、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其长期以来内外勾结，损害了国家
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外汇政策、国企改革等重大决策，与外商一起损害国家现实和长期的经济利益，其性质就是里通外国。第六、他们长期掌控金融和经济，破坏了国家政治、组织和思想工作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正常开展，其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影响力，由于其国内外相勾结和掌握金融命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比掌握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都有效的权力，与中央存异心，欺上瞒下，干扰中央决策，短路政策实施，严重危害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政府的运转。第七、在中国以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和谐社会，优先解决农民和工人疾苦问题的今天，如果不尽早和干净地剔除这块毒瘤，将有可能引起广泛民愤，使得国将难有宁日。

中国开始为全球化付出代价
来源：联合早报网
奥运后的北京，本来应该更加国际化，但是，除了首都国际机场，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大学校园，外国人的身影比以往似乎少多了。在有着英文报站名的公交汽车和地铁上，其实，真正需要英文服务的旅客不多。

前几年，中国不少官方经济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一个赢家，已经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许多直接和间接好处。这是前所未有的积极局面。全球化改变了中国的演变进程。但是，仅仅看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显然是片面和天真之见。如今，中国正在遭到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冲击。
与全球化关系在逆转

以下两件大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正在逆转。这是中国面对的一个严重挑战。

第一，从中国“出口”到世界的、以劳工和环境为代价的“中国制造”商品，正在受到世界各地这样或者那样的检验、质疑和抵制。

中国转型了30年，结果成为了“世界工厂”。今天，无论在世界哪个市场上，都可以轻易发现大量的中国货。当然，这些“中国制造”的中国特性并不多，因为它们的品牌大都是美、欧、日、韩以及港台跨国公司商标。这些年来，“中国制造”的问题日益暴露，其质量和安全性受到的批评最多。最近的奶制品和与奶制品相关的食品危机，只不过是这个危机的最新故事而已。上个月在德国柏林开会，会议主持人正好在我旁边，她拿起桌子上的一个开瓶器打开饮料，没有想到，这个开瓶器不争气，非但没有打开饮料，反而断裂了，差点伤了这位女士。她向我指一指，这是个“中国制造”产品，但却是外国商标。我的表情比较复杂，不便说任何话。

第二，中国“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前辈”和“师长”、“（在）中国制造”货物的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在苏联解体将近20年后，终于也遭遇大的麻烦。从去年以来，伤及下层民众的美国金融问题逐步暴露。如今，以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破产、风险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为标志，令人吃惊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像冷战刚结束时有的美国学者说你的那样，是完美的和典范的，而是存在大问题的。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人天真地崇拜、认真地学习、勤奋地模仿“美国模式”，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模式的内在问题。

海外利益遇到巨大风险

一个基本事实和趋势是，美国实体经济已经越来越受其金融问题连带，进入一场严重的衰退已经毫无疑问。不管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在乎不在乎“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安全性，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将继续下降。这使已经因为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劳工和环境（生态）成本上升的“中国制造”行业雪上加霜。

最近这几年，中国遭遇的全球化风险越来越多。不少“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已经品尝了全球化苦涩的味道，体验了全球化的阴暗面。比如，中国一些国企在美国的购并行为遇到美国政治家和利益集团的抵制。他们仅仅以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就轻易地拒绝了这些中国公司更进一步美国市场。再比如，中国一些开拓第三世界市场的公司和个人，不得不面对当地的政局动荡、武装冲突、海盗、绑架等风险，以及以西方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的指责。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组织和个人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公司在苏丹的投资和经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不管中国如何反驳，他们也不让这两件事情脱钩。

随着中美两国利益更加相互交织，美国布什政府就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他们希望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该术语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许多中国官员和学者一时难以准确理解其含义，忽略或者不情愿看到“stake”中的风险意涵。在只重利益、不问风险的盲目意识驱动下，中国把这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术语片面地翻译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重创中国在美国的证券投资，中国开始为华尔街主导的全球化付出惨重代价。不仅如此，中国还有更多的海外利益实际上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中国人有必要重新思考全球化。

10-9曹景行手机报
[][]纽约时报最新消息，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称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怀疑现政府是否有能力阻止塔利班势力卷土重来。另外，美國軍方承認今年8月22日美軍戰機炸死阿富汗平民約33人，而聯合國和阿富汗政府調查發現平民死亡人數90人。
老曹之见：阿富汗局势恶化对布什政府和共和党选情的打击，正在超过伊拉克战争。

[][]清华的同学告诉老曹，电影《画皮》在网上引起持续议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如果有人说你是好人，你还不退场，就是笨蛋。”有清华的网友说：“是不是被喜欢的人说你是个好人，基本就代表没戏?我感觉基本就是说没钱,很笨,没前途的意思------.”
老曹本来不明白，这样的影片居然会有这么高的票房，原来是讲做人道理的。得去看！

[][]《了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博客上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引起总理关注，才促使娄烦事件真相告白天下。同样，河北蔚县瞒报一宗37人死亡的矿难，9月10日一名网友发出题为《河北蔚县李家洼特大矿难瞒报，煤监局五十天不查处》的帖子，令河北省代省长胡春华震惊。
老曹觉得，好在有了互联网，才让许多老百姓看到希望。

[][]资料显示，如果超过30%哈佛MBA毕业生投身投资银行、基金等行业，股市一定不妙。去年这个数字高达罕见的40%，今年不倒霉才怪。
老曹看过一本关于哈佛MBA如何之烂的书，台湾翻译的，十分精彩。

[][]中国農民進城打工，不少卻是「人入城，戶口不入城」，為的只是宅基地權以及「落葉歸根」的觀念。廣東清遠市清新縣一半人口外出打工，大多不願把戶口遷入城鎮，「把戶口由農村搬去城鎮的行政費只需500 多元，但由城市遷回農村的行政費卻要1 萬多元。」
老曹问：今后如果土地可以流转，农民会更愿意转入城镇，还是更不愿意？别太早下结论。

[][]廣東江門市新會區三江鎮昨日下午發生警民衝突，逾400名警察強行驅散路邊示威的大批民衆。江門市上月底遭「黑格比」颱風襲擊，新會區三江鎮深呂村村民損失慘重，認為與村幹部毁壞河堤有直接關係，要求政府賠償和救助，但遭到拒絕。
老曹担心，如果各级权力得不到相应的约束，“新土改”会造成一些地方对农民的大规模剥夺。

[][]深圳邊檢站近日查獲多宗持假證企圖非法出境案。10月4日一名女子持從沙頭角口岸過關往香港，神態慌張引起邊檢人員懷疑，女子承認由於經濟不景氣，原來在東莞打工的工廠倒閉了，花了2000元辦理非法證件
老曹补报：東莞1到8月GDP增幅跌至十多年來低位，37%企業虧損。

[][]美國民眾對現狀滿意度，跌至蓋洛普民調史上最低紀錄的9%，之前的最低紀錄是1979年的12%。問到目前美國最大問題是什麼時，69%是經濟，11%伊拉克戰爭，9%認為是政府、國會和政治人物的領導無方、貪污和濫權。
老曹奇怪，美国居然没人对华尔街那帮家伙不满。

[][]美国媒体指AIG獲得救助後没幾天，公司主管就去度假勝地花費逾44萬美元。AIG發表聲明：「有關活動是為AIG主要的獨立分銷商舉行的會議，而非『高層度假』，絕大部分與會者皆非AIG僱員。」
老曹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不管那些人是不是雇员，花的都是投保人的钱。

[][]昨日當選香港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再次被問及是否共產黨員，也再次拒絕回答。當被問及未來一旦討論關於共產黨的議題，會否有違共產黨党章，他只回應：「共產黨章與立法會主席職能無關。」
老曹当初也想问特首曾荫权，碰到涉及中国与罗马教廷的事情，他会如何考虑。顺便提一下，今日香港已是“曾家班”的天下。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大減貼現窗利率1厘，《華爾街日報》就有專欄作家質疑，金管局異於尋常先於美國減息前行動，以及近來的一系列措施，令人懷疑最終目標想讓港元與美元脫鈎，轉而與人民幣結成貨幣聯盟。
老曹认为，这要看美国本身会不会烂下去。“美”元如果变得很丑，没道理要人家陪绑。

[][]天涯网上“海南省农垦三亚中专”学生告急信称，学校地处三亚荔枝沟,一起还有琼州学院、海南农垦三亚高中近万学子,国庆节开始几近与城市完全隔绝。原因是203路公交擅自改动公交路线,令学校成为孤岛。不法分子趁机而入，学生出门担心被骗、被抢！万名学子代步工具三轮摩托车,三公里路程白天10元晚上20。
老曹向朋友求证，美丽的三亚有没有这种丑事？

[][]美國大選只剩下27天，奥巴馬在蓋洛普民調中支持度為52%，領先麦凯恩11個百分點，這是奥巴马首度達到52%，也是最大領先幅度，还創下連續領先12天的最長時間紀錄。
老曹等着看明天的民调数字，可知道第二次辩论的影响。

[][]奥巴馬表示，樂見布希政府通知國會對台軍售，這是對台灣防衛需求的重要回應，也符合美國一貫依循台灣關係法的義務。他強烈支持降低中國與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讚揚胡錦濤与馬英九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
老曹把他的言论同上一天麦凯恩的相比，麦凯恩似乎更加倾向五角大楼的鹰派。

[][]英国新商务大臣曼德尔森6日第一天上任，早晨就肾痛不止,紧急送院,动手术摘除肾内一颗结石。早前他作为欧盟贸易委员，为了平息欧洲消费者对中国奶制品担心,当众喝下中国牛奶。
老曹惊呼：即使喝的是三鹿，也没那么快吧！

美国东文西武全球战略与中国的国家安全
DWNEWS.COM-- 2008年10月8日15:11:38(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吕加平来稿／继美国参议院之后，众议院在10月3日晚也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经过修改的、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实为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从而暂缓了金融危机的情势，这对美国打伊朗非常有利。而美国为了消除日后打伊朗时的东顾之忧，在不久前已经举行了以反潜协同指挥为重要内容的大规模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美国对打伊朗之战也已作好了各种战争准备。

为了进一步转移因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内矛盾和转嫁国内危机，同时也为了促使已处劣势的共和党在最后一搏的总统大选中能够战胜民主党赢得下届执政权，布什政府很可能会在11月4日美国大选前发动打伊朗之战而实施大中东战略。

鉴于以能控制大中东地区能源战略要地和封堵、削弱俄罗斯为主要目的的大中东战略，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最高国家利益及其盟友的安全和利益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只要伊朗不放弃核武计划，这个以打击伊朗核设施为起点的大中东战略，美国是一定要予以实施的，至于何时实施，只是个启动时间的问题：即使美国在11月4日大选前不去打，布什政府也会在明年1月21日届满下台前去打；即使布什在任期内不打，获得大选胜利者，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取代布什政府执政以后也是会去打伊朗而实施这个对美国极为有利的大中东战略的。

只是这三个启动时间相比较来看，布什政府在下台之前，尤其在金融危机因巨资救市暂获延缓而共和党麦凯恩还没有输掉选举之前去打伊朗，对美国、对小布什和目前处境艰难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最为有利，因此选择在选举前动手可能性更大些。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布什总统在众议院刚刚通过这个金融救援计划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立即予以批准，并且马上宣布对格鲁吉亚(为缩短折返航程、避免损失，以色列战机计划在轰炸伊朗后飞抵格鲁吉亚停留)、阿富汗(美军东攻伊朗的出发地)和巴基斯坦(美国反恐的主要争取对象)给予难民援助，美军空军同日又宣布要对驻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A—10型“雷电”攻击机进行优先维修，真可谓打伊心切之情跃然纸上。

而也在通过金融救市计划的当天，聚集在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动用中型武器向土耳其境内的军营发起攻击，炸死土军15人，库尔德工人党23名武装人员也在此次袭击战中丧生。西方媒体对库尔德人的这次较大的攻击行动和他们要求建立自己国家的宿愿大加报道和宣扬，反映出库尔德人正在积极配合美国的大中东战略而加大建国武装斗争的力度。

土耳其总统则强烈表示要不惜代价地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所有恐怖组织的一切敌对分裂活动，土耳其军方实施报复，出动战机越境猛烈轰炸了位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目标，这预示着反对国家分裂的土耳其和要求恢复建国的库尔德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可能会很快升级并全面展开，此局面对美国帮助库尔德人恢复建国实施大中东战略很为有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救市计划没有通过之前，美国政府和媒体舆论都把这次金融危机说得极端的严重和危急，扬言如果不立即批准7000亿美元的救援资金，就会对美国的当前和今后造成多么多么大的损失和危害，在救援计划经修改而加码到8500亿美元以后，布什总统甚至命令式地要求众议院“必须通过”这个救市计划。可是众议院在10月3日表决通过和布什签署批准以后，美国政府却并不着急地表示要在两个星期以后才会实施这项金融救援计划，布什总统在10月5日又说该金融救援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表示这次救市实际上并不需要7000亿美元，这笔钱用不完，定有剩余。

布什政府为什么先紧张后轻松、先急后不急呢？这很可能又与打伊朗有关。也就是很可能布什政府采用这种夸大危机的欺骗手段，先把这8500亿美元的巨款支配权诓到手，但却不立即用于救市，而是在不救市的两个星期内紧锣密鼓地做好打伊朗的一切实战准备。两个星期过后，也就是将要举行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不久，即就指令以色列轰炸伊朗核设施。

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这个打伊朗战争行动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和美国朝野的极大震动和哗然，也势必会引起油价爆涨和金融再度大震荡，这时布什政府再把已到手的8500亿美元抛出去救市稳人心，并以保卫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大肆渲染伊核伊恐对美国和世界的巨大威胁唬住国人世人，于是也就可以“理由充分”、“名正言顺”地去大打伊朗，以此转移国际视线和国内矛盾，并进而全面实施大中东战略。而由于金融危机有8500亿美元的支持救助，加上打伊朗会顺利得手，这对共和党的总统选举将大为有利，从而可以大大增加麦凯恩战胜奥巴马的机率。如果麦凯恩入主白宫，他的共和党新政府必然会更积极地推行大中东战略。

美国大中东战略计划的核心战略内容和具体实施路线图大致是：1、先由以色列打头阵去空袭伊朗核设施“引蛇出洞”，如果伊朗反应过激，美国随即对伊朗发起“斩首行动”的打击，接着再以持续猛烈轰炸和两面夹击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在伊朗内部亲美势力的策应下推翻伊朗政教合一的反美现政权，建立什叶派亲美政权，从而既消除了伊核伊恐威胁，又堵塞并清除掉俄罗斯在中东西亚目前唯一可以南下的通道和战略支撑；

2、然后再把土耳其和两伊即伊朗、伊拉克以及叙利亚所属的库尔德人居住区从这四个国家的领土版图中分割出来，帮助库尔德人建立民族统一独立的库尔德国家，使其在中东成为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最亲美国家。接着再使属伊朗的阿赛拜疆族居住区从伊朗北部分离出来，并与南高加索的阿赛拜疆国组成联合体，从而使美国可以全面而牢固地控制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大中东地区，并阻碍土耳其加入欧盟和在俄罗斯南线形成一道包括格鲁吉亚、阿赛拜疆等南高加索国家在内的封堵俄罗斯南下的屏障。这时由于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已被东欧亲美国家阵线和美国导弹防俄墙网所封锁，于是俄在西线和南线即被美国堵住；

3、作为对伊拉克的补偿，把原属于伊拉克行省的科威特重新纳入伊拉克版图，组成伊拉克亲美新国家，同时把伊拉克出海口的两个被伊朗占领的小岛归还伊拉克；

4、然后在美国的掌控主导下，再对包括伊朗、南里海、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在内的大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及相关的国家政治与国际关系进行符合美国需要的重新调配整合，从而完成这个大中东战略。

美国在亚洲西部和涉及北非、欧洲区域内实行主要针对俄罗斯的大中东战略，在亚洲东部的环太平洋地区则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太平洋战略。这个反华制华、诓骗和劫夺中国财富的太平洋战略，其主要特点在于，在强大军事力量包围和威胁的高压下，对中国实行将其遏制、削弱和质变的“颜色革命”，因此它与以武打为特点的大中东战略相比较，更显示出了武力高压下的文攻色彩，由此构成了美国对付中俄的东文西武全球新战略；

以局部战争手段为主的大中东战略和以武压下文攻手段为主的太平洋战略，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呼应和促进的。比如，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大量增加和云集高科技先进军事力量并举行旨在遏制中国东海南海方向的大规模多国军事演习，并且还在10月3日众议院通过金融救援计划的当天批准了向台湾出售64亿美元先进武器装备的军售计划，以大幅度迅速增强和提高台湾抗击大陆的军事力量，其主要用意之一是向中国显示强大武力，以便威慑中国，并吸引中国军方对台湾的注意力，防备中国趁美国西顾打伊朗时在东线太平洋出兵攻击和解放台湾，阻止中国牵制美国对大中东战略的实施。

而美国的金融救援计划之所以会从7000亿美元加码到8500亿美元，布什政府一定在对华政策及对台军售等问题上与反对救市的国会议员进行了幕后政治交易，即国会两院通过加码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布什政府则立即恢复对台巨额军售；再比如，一旦打伊朗之战得逞和大中东战略实施顺利，一方面美国就将从伊拉克到伊朗再到与中国接壤的阿富汗的美国和北约的战线联成了一片，从海湾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的航线更是联成一线而通畅无阻。

美国又可以以反恐为由迫使巴基斯坦听令屈从于美而疏远中国，甚至会驻军于巴，对印度也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从而对中国西部形成直接逼近包围的军事威胁态势，同时又可以随时终止和切断中国从中东、伊朗的石油进口和运输通道，迫使中国因缺油而陷于经济困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大中东得手，也就可以回过头来加大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由此对中国形成从西经南到东巨大完整的U形包围圈，并在这种武力高压下对中国大举实施使其政治质变、经济削弱、由红变兰的“颜色革命”。

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为实施大中东战略而去打伊朗，并且继续通过转嫁金融危机劫夺中国钱财，其对付中国的太平洋战略反华制华的文攻效用就会凸显出来，这时那些国内的汉奸国贼以及像陈水扁那样全家都是窃贼的贪腐罪犯便会与之里应外合、遥相呼应而越加猖狂地危害国家，这时中国国家的内外安全处境也就更加危险了。

现在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汉奸内贼大量罪行已经暴露了出来：据媒体报道，自2004年以来，中国央行在上峰指令下不断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增持美国国债及两房债券，认购数额高达5187亿美元，占美国26764亿美元国债的19.3%，使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债权人。但由于居美国债权首位的日本其持有量自2004年8月以来持续下降了1000亿美元，4年来从5934亿美元已降到4934亿美元，所以实际上中国是美国国债近年的最大买家。这种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去效劳美国富豪的购债行径，结果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投机失误，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大风暴大海啸中，使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国债投资大量蒸发，已经给中国实际造成了超过千亿美元的巨大资金损失。

虽然国家利益大受其损，卖国汉奸及贪腐分子却可以大获其利。美国国债的认购惯例是认购者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到五的回扣，以今年7月底中国所持有的5187亿美元美国国债计，其认购者回扣所得约有155.6亿至259亿美元之巨，这些巨额回扣是否已经落入中国认领者和相关高官的私人腰包之中？又据香港《明报》10月5日披露消息，称在美国通过救市计划的8小时后，中国央行在上峰的指令下又一次承诺：一旦美国开始筹集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中国将认购不少于2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救市方案首阶段筹集的2500亿美元，中国会购入其中700亿至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以协助美国渡过难关。中国方面这种再次主动送巨资上门的便宜事，正是用制造金融危机之法已经劫夺了中国大量外汇储备资金的美国所求之不得的，同时也给中国一些贪腐蛊虫借此机会又可以毫不费力地增收60亿至100亿美元以上的回扣大肥私囊。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实在太可怕、太危险了。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内奸家贼，这些贪婪成性、巧取豪夺、骗钱劫财、暗中洗钱、携巨款外逃的贪腐罪犯，历史和人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幌子下积30年的里通外国、出卖主权、毁公利己、损国肥私、祸国殃民、危害国家安全的累累弊案罪行，必定会遭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和强烈声讨。

安全第一，维护和确保国家安全是天底下第一硬道理!相信肩负保卫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重任的系统、部门及其领导者，一定会顺从人民意志，顺应党心军心民心，顺乎历史潮流，相信和依靠群众，秉公严执党纪国法，伸张正义，除恶扬善，为维护国家内外安全和人民利益毫不手软地擒贼捉奸。这些犯罪分子不管官有多大，权有多重，伪装得多好，隐藏得多深，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个地揪出来，对他们的所有罪恶进行全面的司法严查深究，把他们为了私利而如何对外勾结进行出卖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叛国活动的暗盘政经军交易真相揭露出来并公之于众，绝不留情地进行彻底清算。

以上所议，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作者系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上篇)

　　关于过去否定“土地私有”的理由

　　有朋友说：他并不反对土地私有化，但是他认为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土地首先集体所有，然后再到私人所有。他认为我是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因此征求我的看法。

　　我对他说：其实我以往在土地问题上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驳论，而不是立论。我觉得现在的土地问题和其他很多问题一样，仅仅说什么私有、公有是意义不大的。因为你讲公有，就有一个所谓“公”是什么的问题，同样要说私有，也有怎么私有的问题。

　　以前的主流意见否定土地私有制，我觉得其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

　　但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我已经写过不少研究著述，指出我国传统时代土地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集中；租佃制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发达；因租佃制导致的收入不均程度更有限，远非当时社会不公、社会危机的主因；当时如果说有“土地兼并”，其动力主要也不是什么“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而是政治性特权；所谓土地在一个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来越集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来越集中的两个“趋势”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民变”与“佃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民变”并非“佃变”的升级与扩大，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与租佃制并无多少联系，其诉求也与佃农基本无关；把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革命解释为土改者与反土改者的斗争难以成立；甚至广而古今中外，在没有专制“圈地”的情况下初始平均的小农社会仅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经济过程变成“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危机社会，这种例子还从未有过。

　　还有人说土地不能归农民私有，是因为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说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讲不能让它私有，我觉得这也是极荒唐的，道理我已经多次讲过。

　　但是你要说，我就是主张土地私有，这个也很难说。讨论这个问题时张晓山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他说，有人之所以主张把地权交给农民，是为了遏制“圈地运动”，因为土地不是农民的，有权势者不用向农民买，通过“征”的方式想抢走就抢走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我们就把土地宣布为农民的私产又能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承认土地私有权，但是我们承认城市住房的私有权，人们是有房产证的，但是政府要“征”那不还是照样征吗？也没有说因为它是私有的就只能自由购买了。

　　而且从法律来讲，的确也没有哪个国家在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允许对土地完全采取自由交易的做法。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由于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用地，国家会跟你协商，但最终协商不成功的话也不会允许你任意漫天要价的。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国家都有一个我们称为“征地权”，或者更法律化一点，“最终定价权”。如果你漫天要价，基于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有最终定价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可以“征”。既然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规则，而我们国家事实上对已经私有的住房也是要征就征的。那么，土地私有权是不是能够真正起到为农民保住土地的作用，恐怕也值得讨论。因此地权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目前来讲，我觉得如果离开政治、法律体制的改革，任何“所有制”方案都很难真正 解决 这个问题。

　　征地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这里我要讲，重庆的钉子户事件之后，包括江平先生在内不少人都指出，为公共利益征地，其实在宪政国家、私有制国家都有其例，而且举出新伦敦案例等。我觉得这没错，但是有一点，在认定公共利益方面，这些国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为公共利益而征地，而在于公共利益到底怎么认定。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条件下，限制产权自由的具体程序是什么。这是我们跟这些国家最大的不同。

　　在许多西方国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制，但是公共利益对土地产权的干预和限制，一般来讲都比其他形式的财产要大。这在经济上其实是基于土地财产的一个独特属性，就是它有区位的垄断性。也就是说，其他财产可以有替代，因而就有竞争，比如说我要买房子，你不卖我可以买别人的。但区位往往就没有这个可能，有些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我记得好像是弗里德曼还是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私有产权通常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限制。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比如说一个沙漠之国，如果它有唯一的一眼泉水，假如泉水所在的这块地是私有的，那么，这个私有显然就不能是自由的。因为泉水是唯一的，他就可以漫天要价。那的确是比较麻烦。

　　这个问题在农业时代不突出，因为对于农地来讲，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的土地，可替代性就大得多，很多地方都可以种粮食。而且就生产粮食这个功能来讲，差别很大的土地也能互相替代：你以为你这土地特别肥沃就奇货可居？你这一亩能产两千，我就到别处买四亩亩产五百的，不就替代了？但是，土地进入非农利用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工程用地的时候，土地主要的价值因素就不是肥沃、生产率等，而是其独特的区位，而这些区位往往又不可替代。这个情况下占有土地的人如果任意要价，那的确会导致重大公共利益受损。

　　有人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在公共利益方面有具体的限定，比如在产权法中应该列举什么叫做公共利益，比如说盖政府大楼叫公共利益，如果盖商品房就不叫公共利益……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种列举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什么叫“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个可以“客观”列举的范畴。“公共利益”老实说很大程度是“公共”主观认定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新伦敦案例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营利性企业要用这块地，但是新伦敦的市民都认为应该让这个企业进来，因为，新伦敦原来是美国的一个潜艇基地，它原来的产业链条主要是为这个基地 服务 的，但冷战结束后基地取消了，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很多人无法就业。因此，当地人普遍认为应该招商引资来改善就业，那么这个招商引资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性行为了，政府要用这块地来安置这个企业，显然也不仅仅是对企业有利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营利性的企业用地，你都不能说仅仅是商业行为，无需公共干预。相反，如果是盖一座政府大楼，是不是就一定是公共利益呢？也很难说。现在政府盖豪华大楼，老百姓对这种行为的利益认同往往还不如对盖商品房的认同。你怎么能断言这一定就是公共利益呢？所以我觉得界定“公共利益”的唯一办法其实就是民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你就无法界定清楚公共利益。你要“客观”地划定什么叫公共利益，通过划定一二三四来列举，我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即便因公共利益也不能随便拿个人做牺牲，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是四步：

　　第一步，确定这用地是不是公共利益。比如我们要征地盖一所公立医院，就要举行广泛的听证，在议会中讨论，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很长时间，从这个角度讲，民主的确是不太有效率。我对此深有感触，我在哈佛的时候，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装配线广场”（AssemblySquare），原来是通用公司在当地设的一个大型 汽车 总装线，后来美国制造业衰退，这个地方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停产了，停产后这块地就空着。就为了这块地怎么利用，一直讨论了十几年，到我走的时候都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有人认为应该盖廉租房，有人认为应该建商业中心，还有人认为它就在米斯提克河边，基于生态的考虑，就应该让它空在那里……没有讨论出结果。要说是太没效率了。但是有一点，一旦这个讨论有了结果，那就大家确定这是公共利益了。哪怕就是引进一个营利性企业，也是公共利益。否则哪怕是政府办公楼也不是。

　　第二步，就是自由交易尝试。即使是公共利益，也没有理由说就是要侵犯个人的所有权、强制个人做出“牺牲”。先要跟你做交易，看能否达成购地意愿。如果这个价格双方都认为合理，那当然就解决了问题。如果谈不拢怎么办？比如出现个钉子户，他漫天要价，而且这个价格显然不合理，怎么办？

　　第三步，请个中介的评估机构给出一个价格，既不是政府，也不是钉子户本身，是中立的第三方，他出来评估这块土地到底值多少钱，不能漫天要价。第三步做出后，这个价格双方都接受，就成交。如果双方仍不能接受，当然假定是钉子户不能接受，钉子户认为他的房子还值更多的钱，那怎么办？

　　第四步，还要讨论所谓的替代方案选择，就是考虑不用他这块地怎样，可不可以换个地方？替代方案选择又要经过讨论。如果结果是替代方案不可行，或者代价太大有损公益，原来方案还是要执行。到了这一步，公权力就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了。这是最后一步。这种情况下钉子户还要漫天要价，别说政府，公众和舆论也不会同情他。通常也就不会有什么钉子户了。但前面这些个程序在我们的体制下几乎都是缺位的，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仅仅在产权法上“客观”界定，能起什么作用呢？中国能制订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征地的法律吗？世界上没有这种法律，中国就算承认私有制，也不可能把私有制搞到这种地步。但只要允许征地权，就有一个权力怎么行使、公益由谁认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产权”问题了。

　　“集体化”与“被集体化”的区别更重要

　　所以土地问题并不能简单的一个“私有”就能了结。但是要说“集体所有”那就更麻烦。我始终认为，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对立很可能是个假问题。如果要说真的有对立，我觉得“集体化”和“被集体化”倒是非常严重的对立，而且是根本性的对立。“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远远大于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区别。什么叫“集体”？我自己干叫“单干”，大家一起干叫“集体”，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构不成对立。只要大家愿意集体一起干，在哪一个“私有制国家”会阻碍这种做法呢？就是在美国，大家真想要集体干活也没有人说不行的。我讲过，当年美国是个全球社会主义者都很喜欢的地方，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跑到美国去做实验的，如欧文、卡贝等。从来没人禁止他们。如果最后搞不下去了，那是他们自己后来不能合作，自己散伙了，没有别人不让你搞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集体不是你想搞，而是别人把你关进去，那和“集体主义”是最没关系的。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维辛算不算“集体”？奥斯维辛的苦力显然不是“单干户”，他们在一起干活，但你能说它是个“集体企业”吗？如果这一大堆囚犯算“集体”的话，那么把他们关在一起需要不需要什么“集体主义”呢？当然不需要。老实说，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是不需要有集体主义的，反而是这些人要逃出来需要集体主义，这些人如果各顾各，根本就逃不出来。

　　“小岗悖论”其实不悖

　　前段时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有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叫做“小岗悖论”。他说，小岗18个农民集体按血手印冒风险搞包产到户，这个事情在逻辑上很荒谬：假如小岗的农民真能那么团结齐心签订“生死文书”，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干活呢？他们在一起干活都要互相算计，偷懒、出工不出力，那又怎么能在这个事关坐牢的事情上那么齐心？他说“用集体主义精神去脱离一个集体”是个悖论。我说这怎么是个悖论呢？这根本就不是悖论。关键在于：人民公社是农民“集体主义”的产物吗？我当时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逻辑上无疑是成立的：把犹太人赶进奥斯维辛完全不需要他们有什么“集体主义”，相反，他们越各顾各越容易被赶进去。但是这些人如果要“逃离索比堡”（我们都看过那个电视剧），那倒是需要集体主义的。各顾各你能逃得出去？

　　在人民公社时代，我觉得农民的“集体主义”就表现在“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有的生产队有对付的办法，就是自己另搞一本账目，产量本来比较高我们报得很低，剩下来的部分就大家分掉，这样上面就不能拿走。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很多地方都行不通，就是因为村民心不够齐。只要有一个人告密，这种事情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有些地方人饿死了，而牛却活了下来，因为我们国家有个“私杀耕牛罪”，没有政府同意你是不能杀牛的。大饥荒时一些生产队干部不忍心大家饿死，杀了牛救饥，结果被判了刑。这些人最冤枉，因为他们名义上是为“私杀耕牛”而坐牢，而不是为包产到户而坐牢。所以后来包产到户平反时，这些人也没有得到平反。我认识的原广西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他当年就是因为对大跃进有意见成了“极右”，罢官后又被抓去劳改，在广西的石榴河农场，他结识了40多个私杀耕牛犯，都是生产队长，因为杀牛救饥被抓去坐牢的。后来王定平反了，而且很风光，因为后来证明包产到户是正确的，他还跟别人争谁是包产到户的发明人。但那些“私杀耕牛犯”都没有平反，他为之唏嘘不已。然而，这种生产队长当时很少，就因为要冒坐牢的风险，大家不齐心谁敢干？你担风险别人搭便车还是小事，如果有人图赏告密，你就完了。

　　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地方仓库里明明有粮，但农民就在仓库周围大量饿死。这是什么原因？现在的解释是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宁可自己饿死也不去动公家的粮食。哪有这回事啊！三年困难时期吃什么的都有，道德约束力其实已经荡然无存。那个时候造成大家在仓库外面被饿死的原因，就是大家不能齐心，各顾各，没人敢打开仓库，尽管如果有人开了仓大家都会“搭便车”，但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所以我觉得，“被集体化”能够搞成的最基本原因就是农民缺少集体主义。农民真有集体主义，“被集体化”就很难搞。我曾在历史上注意过这样一个现象，苏联搞全盘集体化时，农民的反抗很厉害，比中国厉害得多，后来有人写了本书叫《斯大林的农民战争》，说苏联当时为了平息农民的反抗，最多时出动过三万多正规军，连飞机大炮都用上，死了很多人，最后集体化搞得非常惨烈，农民几乎把大牲畜都杀光了，集体化后苏联的农业也大伤元气，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的时候都没有翻过身来。但是，集体化还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样可以从农民那里把尽量多的粮食弄来，维持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因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搞集体化的时候，派到中国的一些苏联 专家 是反对的。这里要插一句，1929年苏联在全盘集体化的讨论中，当时斯大林曾有一个讲话，他针对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中的一个断言，《法德农民问题》讲农民既是劳动者也是私有者，因此农民问题很难解决，他是劳动者，你不能剥夺他；但他是私有者，又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怎么办？那只能耐心等待。恩格斯的说法，可能要等几代人，要不断耐心说服。斯大林就说，我们用不着这样。为什么？他说恩格斯太保守，因为他看到的是西欧的农民，西欧的农民的确是小私有者，但是我们俄国的农民是有集体主义传统的。的确，俄国历史上就有村社传统。俄国历史上土地就是公有的，一直实行村社制。不但有村社制，还有所谓的劳动组合传统，比如说修水利、修仓库，都是集体。劳动组合的俄语是Artely，这是个古俄语单词，后来苏联搞集体农庄时制定了一个章程，就叫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可见俄国农民是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因此斯大林说俄国农民和西欧农民不一样，西欧农民是私有者，俄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集体主义传统，所以我们不需要像恩格斯讲的那样谨慎，我们可以搞得快一点。可是斯大林搞全盘集体化仍然遭到了农民非常强烈的抵抗。

　　那些苏联专家经历过这些事，到了中国就规劝说，你看我们俄国的农民本来有集体主义传统，搞集体化尚且这么困难；中国农民本来就是一小二私的，从来没有农村公社这种玩意，现在从一小二私要跳到一大二公，不是很冒险吗？我们当初搞很难，你们这么搞就更难。但后来毛泽东没听，还是搞了。这个集体化当然毛病很多，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毛泽东还是很了解中国国情，他搞集体化要比苏联顺利得多。尽管农民也有不满，但是并没有出现苏联那种农民大规模抵抗的现象。当时1955年、1956年也有过所谓的农潮，但规模都很小，应该说很顺利。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变成一大二公很容易，有集体主义传统的俄国农民搞集体化反而更难呢？我觉得道理很简单，如果小岗村的农民1958年就齐心协力立下那个“生死文书”，“被集体化”会那么容易吗？

　　其实分析一下1955年、1956年的中国农潮，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55年农潮，最大规模的农潮（当然也都不能跟俄国的规模相比），几乎都是发生在历史上“族庙公产”所占比重很大的地方。中国在土改以前，东南沿海一带族田很多，珠江三角洲就是个典型，福建、浙江都是这样，苏南也是这样。宗族很发达，有很多公共资产，这些地方农民有比较强的小共同体认同，当年较大的农潮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些地方。广东的灵山事件、永宁事件、曹埠事件，浙江的仙居事件，江苏的泰县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些地方。中国古代就有个传统特点，这种东西东南沿海很多，但是内地很少，长江中游族庙公产就少了，到了黄河流域基本就是纯“私有”，就连祠堂都很少。宗族、族谱、族庙公产都很少，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私田”。但是那些地方搞“被集体化”反而最容易，也没发生什么农潮。所以我觉得，“被集体化”和农民的一盘散沙是最契合的，农民越是一盘散沙，越容易“被集体化”。农民真要有点集体精神，被集体化反而很难。

　　所以要说“集体所有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中国现在能有真正的“集体”吗？中国农民有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相信是有的。但是第二，假如有，如今的体制能允许吗？我觉得，如今的体制宁可允许私有制，也不能允许这种集体。因此我觉得讲什么先集体化后私有化，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的朋友有句话，“慎谈土地私有制”，我赞成。但我觉得他也要讲“慎谈集体”，甚至更要慎谈。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集体，往往就是“被集体化”。集体与个体的差别其实不大，打个比方，就像在股市上“吃进”（入股）和“抛出”（退出）的差别。但“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差别，就大多了！

　　土地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当下在中国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制的理由，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乐观的理由，说私有制可以使土地的配置更有效率，土地的自由交易可以使土地发挥最大的作用；还有一种比较悲观的理由，我称之为消极的理由，说土地私有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遏制官员圈地。既然是我的东西，你就要跟我做交易，不能抢。我认为当前中国土地私有制如果有意义的话，主要在我讲的后一个理由上有意义。前一个理由，现代经济学上很难证明这一点，土地自由交易是不是比征地在所谓的土地有效利用上一定是更好？我觉得这倒很难说。

　　现在明摆着，如果土地要规模经营的话，用“圈地”来集中土地实行规模经营比向一家家农户购买土地进行规模经营要简单得多，容易得多。在世界范围内，“土地兼并”规模比较大的话，一般都不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都是多少要靠“超经济强制”的办法。有些人说中国能够如此快速地大修高速公路，就是因为“征地的优越性”，这话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我这个说法出来后，美国的文贯中教授写了文章商榷。他同意我的一些看法，但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他说，其实土地私有、自由交易还是最有利于效率，但是我们对效率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不是说一定量土地能产生最多的收益就是效率，而是土地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愿望，土地和劳动能够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效率。如果土地私有化后搞规模经营更困难了，按照文教授的说法，这恰恰是效率提高的表现，因为这就可以减少无地农民。

　　我对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不同意，因为我恰恰是这么主张的：如果土地私有制实行，很可能是妨碍了土地兼并，而不是促进了土地兼并。但是在经济学上，一个要素的“效率”往往不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的，一个要素的效率就是指这个要素本身带来的收益最大化。比如我们讲资金的使用效率，肯定是指单位资金投入的回报率，肯定不是指这个资金投入能安排多少人 就业 。我们通常讲土地的使用效率，肯定也是这样，不是指同样的土地能安排多少人就业，而是指用同样的土地能不能实现最低的投入最高的产出。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交易是不是最有效率，的确是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把地权交给农民，至少会使有权势者任意抢农民土地的现象受到更多的障碍。他不能想抢就抢了。我觉得当今中国农村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自从税费制度改革以后，农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

　　因此，在新时代，我认为土地私有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各种方案中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案，我认为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一，我不认为土地私有、自由交易就可以像某些人讲的那样，消灭小农现象，使得土地转入规模经营。恰恰相反，我认为土地私有，如果使农民有拒绝卖地的权利的话，很可能这个规模经营不会更快。但是这个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在非农就业的渠道还没有打开之前，单纯从土地效率着眼，把农民赶走，带来的问题会更多。所以文教授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效率问题，只能说是公平问题，在目前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土地私有制在促进公平上有它的意义。当然能促进公平，不见得就同样促进效率。

　　慎谈“集体”

　　但是在公平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把宝都押在它上面。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是土地私有制，权势者想征还是能征的。实际上，从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角度，不可能指望有一种法律是完全制止征地的，就是西方国家也没有。我觉得土地私有制会使圈地比现在更困难，但是能否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也很难说。但是我觉得总比以“被集体化”的方式剥夺农民的地权是一个进步。在这一点上应该这样考虑这个问题。

　　李昌平讲的集体化我完全赞同，前提是要有真正的集体。要实现这一点，我觉得比土地私有制还要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李昌平这个主张，还不如把土地先交给农民，再由农民决定是不是集体化，是不是把土地再重新归大堆。如果按他的说法，先集体，那这是个什么样的集体呢？假如先个人，再由农民自由组成集体，那是真正的集体。先搞一个官方的集体，那这个集体本身就是最反集体的。

　　而且事实证明，中国农民的一盘散沙就是由这种“被集体化”造成的。中国农民在历史上还是有相当浓厚的集体主义传统的，尽管这种集体很可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契约背景下的集体主义传统，很可能是带有家族特征的。但是总而言之，要比现在的一盘散沙状态好。传统农村很多公共事务还是有人管的，现在农村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公共事务都没人管，集体化、人民公社取消以后，很多地方完全没有任何人管公共事务。我原来插队的地方有些村子，我在1996年回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现象，村子外面搭了一些小草棚子，里面摆着农民准备的寿材。我觉得很奇怪，过去农民都是把寿材摆在自家屋后的。后来进了村发现，这些年村里农民盖房子完全没有任何规则，把当初的公共空间都盖满了，晒场也没有了，操场也没了，连村中的路也堵了大半，一旦死了人寿材都抬不出来，他只好把寿材先存放在村子外。到了这种地步，传统农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嘛。这的确是个问题，现在农村一盘散沙已经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但这种现象，我觉得恰恰就是长期“被集体化”造成的，因为这种体制的前提就是，除了官方组织资源外，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资源。搞了几十年，老百姓几乎任何民间的组织资源都没有了。一旦政府不管了，就完全是一盘散沙。在这种情况下要讲先集体化，而且他这个集体化又不是“被集体化”，我觉得那很难。

　　总之，现在一些人对土地归农民私有的最主要的两种批评，我觉得都是不能成立的。一位朋友跑到拉美、印度转了一圈，说那里的土地问题都很尖锐，这都是因为土地私有制造成的，我们千万不能让农民有地权。但我觉得恰恰这两个例子最足以说明土地兼并是怎么回事。

　　外国经验的启示

　　以往人们对印度土地集中的一个解释是说，印度是一个古代东方国家，在英国人到那里之前，是实行所谓的“农村公社”。如果大家看过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大概就会有印象。很多英国人都说，印度在前殖民时代是实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是国家的。英国人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废除了莫卧尔王朝，他们认为他们继承了莫卧尔王朝的权利，就是说这里的土地成了英国人的了。然后英国人把他们的土地给了“基层干部”，在印度讲叫“包税人”，为政府征税的。我们史书上按印地语翻译成“柴明达尔”，英属印度主要的土地制度就是“柴明达尔制度”，所谓“柴明达尔”，就是英国人在当地找了一些人给政府征税，英国人把土地交给他们，因为土地本来就控制在国家手里头。原来控制在莫卧尔王朝手里，现在英国政府取代了莫卧尔王朝，他就继承了这个权利。印度的地主，形成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个就是“柴明达尔制度”，一个就是所谓“莱脱瓦尔制度”，所谓“莱脱瓦尔制度”，就是政府不把土地交给具体包税人，而是政府自己作为地主，以国有土地的名义，农民都是国家的佃农，向国家收地，然后政府的一些地方官吏就逐渐从政府官员变成土地所有者。但不管是“莱脱瓦尔制度”还是“柴明达尔制度”，显然都不是小农私有、自由买卖形成的。

　　但这是传统的说法，印度独立以后，很多学者做了一些考证，他们提出了新的说法，他们说“古代东方”本来就是英国殖民史学制造的一个假象，按照现在一些印度史学家的说法，殖民时代以前，印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农村公社，也没有什么土地国有，当时印度是存在小农私有制度的，恰恰是英国人为了从印度人那里抢土地方便，制造了这样一个神话：印度原来是实行土地国有制的，这个国就是莫卧尔王朝，现在我们取代了莫卧尔王朝，土地就是我们的，我们想给谁就给谁。这个说法恰恰足以说明造成目前印度这种土地不均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英国人为了抢印度人的土地，制造了一个国有制的谎言，或者用国有的名义抢了印度农民的土地。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英国人当时承认印度的人民都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然后我通过交易的办法从一家一户的农民那里买地，能不能造成印度现在的这种局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管按照原来欧洲人的说法———原来就是公有制，后来因为一些特权者化公为私，变成现在这种状况，还是按照现在印度人的说法———原来并不是公有，而是英国人为了抢土地制造了一个公有制———这两个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我们都不能把印度的土地集中看成是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的结果。

　　印度是这样，拉美就更是这样。其实，拉美现在的大地产都是殖民征服的结果，殖民征服的结果当然不是自由交易产生的。而且我们知道，印度不知道他们原来是不是土地国有制，但印加帝国却是土地国有制，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印加帝国是土地国有制，殖民者征服了印加帝国，就把土地都霸占了。实际上当代的土地分布，墨西哥可能是全世界土地最集中的地方，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是0.96，那几乎是基尼系数的最高值了。但是墨西哥的土地集中，可以说和自由交易没有任何关系。而这些国家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虽然自由交易并不是土地改革，你不能指望自由交易会使土地平均，这个是不可能的，自由交易是不可能交易出一个均田制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案例都表明，在土地高度集中的这些国家，实行土地私有、自由交易以后，土地集中的程度都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尽管它下降的速度并不快，左派仍然很有意见，认为这个国家仍然存在严重的土地问题，比如印度，比如拉美，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的土地问题还很严重，而且这些人还在呼吁要土改什么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是谁都不否定的，这些国家在这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下降，都是在趋向于分散。比如墨西哥，上世纪30年代几乎国家所有的土地都在少数的大公司手里，几乎没有小农。现在的墨西哥，原来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是0.96，现在是0.69，仍然很集中，但比以前分散一些了。印度也是一样，在上世纪50年代是0.69，现在大概0.5，也是出现了小农化的趋势。因此，我觉得说土地私有会造成土地集中，这是个很大的谎言。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原来土地是均田的，绝对平均，那么自由交易肯定会打破这种绝对平等，不能指望均田制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下去。但是自由交易形成的土地不均，在速度上和程度上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出现由于政治权力造成的像印度、拉美那种局面。我们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远远不像历史学家渲染的那样，似乎土改以前，中国除了地主、佃户就没有自耕农，这是个极大的误解。中国在传统时代土地当然不是均田的，不是“耕者有其田”的，但是与其他民族横向比较，中国在传统时代就是个土地比较分散的国家。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集中。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

　　“土地兼并”是怎么回事

　　另外，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比较集中，像印度、拉美一样，也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自由交易，这从我们党的宣传都看得出来。我们党经常宣传，刘文彩如何看上了农民的一块土地，要买，农民不干，然后据说刘文彩就利用他哥或者他弟，反正就是官场上的关系，去迫害这个农民，把他抓去坐牢，然后霸占这个农民的土地。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如果实行自由交易原则，他就拿不到这块土地。

　　2000年江西出现“蒋巷事件”，就是广东的一家公司跑到江西蒋巷镇，一下子圈了五万亩土地搞规模经营，江西和广东都大捧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当地的农民闹得很厉害，因为他们圈地后没有给农民任何补偿。名义上是“租”了土地———因为土地是不能用来交易的———但是他不是跟农民租的，而是跟当地政府租的，把租金给了政府，政府用这笔钱去抵扣农民的各种负担，农民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后来农民就闹得很厉害，中央电视台也报了，成了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我就想，这个家伙如果跑到鄱阳湖去向几万农民买土地，他要买到猴年马月啊？他可不可能一下子就拿到五万亩土地去干这种事呢？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我觉得，所谓土地私有会造成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说法是我们的历史学以前制造的一大误解，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如果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话），跟土地兼并基本上没有关系，基本上都是农民和官府的矛盾。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土地自由交易”而过分担忧。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下篇)

　　关于“土地保障”问题


　　我这里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所谓“由于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因此土地不能交给农民，只有控制在政府手里”，我觉得这个说法尤其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如果说土地无关紧要，那么它在不在农民手里还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正是因为它是农民的命根子———假定是这样，当然是不是我们是可以讨论的———如果土地真是命根子，那农民不是更有必要把土地控制在手里吗？不是更有必要制约当官的为所欲为吗？现在你说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那它保障了什么？哪一次征地说因为它是农民的最终保障他就不征了呢？根本不可能。


　　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没有社会保障，但是有土地保障。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如果没有社会保障，这是一个事实，那就是说，比如一个农民生了病，是没有人给他埋单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没有社会保障，但是有土地保障，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如果他生了病，政府不给他埋单，但是他也不能把土地卖掉来治病。因为所谓土地保障就是不让他卖地，那么他只能等死。但是如果土地是他的，他有卖地救命这条路，如果土地不是他的，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没有，你说这是保障还是负保障？所以我说中国是完全没有资格讨论什么福利国家这种话题的，因为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实行“负福利制度”，用二次分配来增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的一种制度。


　　所以我觉得，没有社会保障显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我们新农村建设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想 解决 这个问题，但是你绝不能说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反而更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说，如果说由于他们没有保障，所以不能拥有地权，这等于说农民是自耕农就没有保障，你把他变成佃户了他反而有保障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一种说法。


　　什么叫社会保障？讲得通俗一点，所谓社会保障，就是有人替你埋单，如果这个埋单者不是国家，可以考虑是别的。比如说国家现在能力有限，还不能搞公费医疗，那可以有别的替代形式，我们国家现在还不是福利国家，可以由企业、家族、社区、合作社、NGO等来负责，但是，社会保障这个概念，从来不能解释为某个经济要素的作用。你不能说由土地来埋单，土地怎么能埋单呢？你同样也不能说由货币来埋单。土地、资金、技术、劳力，本身都是生产要素，本身是不承担保障功能的。你不能说我们现在没有社会保障，但是我们有土地保障，这就等于说我们没有社会保障，但是我们有劳力保障，自己干活养活自己，这叫社会保障吗？如果这叫社会保障的话，那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社会保障呢？全世界自从有人类以来都有社会保障了。所谓保障，就是你自己不能保障自己，要由别人来替你埋单。


　　按照有些朋友的说法，农民在城里打工，打到三十几岁，青春卖完了，就把他赶回农村，让他们自己耕田养老，这就叫有了社会保障。农民自己耕田养老，这就叫社会保障吗？何况我们这种制度能保障农民有田养老吗？就算有，我们这也不是社会保障。我们不能说政府不埋单，反而抢去农民一点东西，这叫社会保障。所谓社会保障，它的含义是社会承担保障的责任，而农民享受保障的权利，这才叫保障。你不能倒过来说，社会拥有限制农民的权利，而农民自己承担耕田养老的责任，这怎么能叫社会保障？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往往出现对权利义务的颠倒，因此把很多问题都完全倒过来了。


　　比如，什么叫福利？所谓福利就是老百姓需要，政府 满足 老百姓的权利，政府承担责任，这就叫社会保障。比如流浪汉需要政府救济，政府不能不救济，如果流浪汉想走，他就走掉。这就是社会保障。孙志刚事件后，有人主张救济制度的改革，简单讲就两句话：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果我想让政府救济，你不能不救济，如果想走，你不能把我扣在那里。美国有很多流浪汉，一到冬天在外面太冷就要求政府给他们解决房子，天气一暖和他们就跑到外面转悠去了，你也不能把他们扣起来。我们满街抓那些流浪者，这能叫社会保障吗？这当然不是，而且这叫负保障。你不但不给人家埋单，反而把人家自己解决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政府能够给农民埋单，这就是社会保障。如果你不能给农民埋单，你至少不能妨碍农民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位朋友有句名言：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这句话当然本身有争议。因为现在很多国家社会保障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搞个人账户，增加个人在保障问题上的自主权，由于这个问题涉及争议，我姑且不讲。我现在就是说改革以前，欧洲实行福利国家制度，社会保障的确不是个人承担的，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指的是埋单的责任不能私有化。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必须由政府埋单，而不是说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私有化。讲得简单一点，所谓公费医疗，那就是公家埋单我 看病 。如果反过来我看病要我自己埋单，官员看病我还要给他掏钱，这能叫社会保障吗？这不是比没有保障还糟糕吗？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它是说支付社会保障的责任不能私有化，绝不是说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私有化。享受保障的权利从来都是私有化的，因为所谓的公费医疗不是给公家治病，肯定是给私人治病。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问题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因为我们国家过去并没有给农民埋过单，改革前的合作医疗也是生产队，农民自己掏钱搞的。倒是我们现在搞的新型合作医疗有国家出资，毛泽东时代搞的合作医疗连这点也没有。因此，如果说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那么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私有化了———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就没埋单嘛。


　　所以，土地不能私有是出于社会保障的考虑，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土地私有化，我认为唯一应该考虑的一种质疑，就是它会不会因为绝对私有权而影响公共利益，也就是我讲的征地问题。如果要讲土地私有化有毛病，这个毛病不是因为它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而是由于也许它过分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导致如果土地私有化，农民就会漫天要价。如果你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土地私有化进行质疑，我觉得这是唯一值得讨论的一个质疑。其他的质疑，我认为根本不值得讨论，什么土地私有化会引起农民战争、土地私有会影响社会保障……我觉得这都不值得讨论。但是如果说土地私有会导致农民漫天要价，会损害城里人的利益，会过分保障农民利益，这倒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我讲了，即使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征地问题上，也是有一些解决办法的。


　　林权改革与“集体土地上市”：地权改革两个方向之比较


　　我们未来会怎么办？有人说，将来很可能会把现在用于林权制度的一些做法用于农地。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现在林权在很大程度上交给了农民，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由交易，可以抵押融资，也没有30年的说法，也没有所谓的调整一说，除了基于资源环境保护考虑对乱砍滥伐有限制（这是很多市场化国家也有的），基本上就是私有化了。我们现在的农地制度说是30年不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有人说不能实行私有制，至少要搞永佃制，要把30年继续延长。我们现在好像也有这个说法，说30年以后也不变。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30年不变”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如果说30年不变是指30年凝固现状，老实说那本身就不是私有制，而是剥夺了老百姓进行改变的权利。如果30年不变指的是土地现在使用状况不变，那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农民也不会接受，而且这是既不公平也没效率的。如果30年不变是指政府30年不做干预，由农民自己调配，那么现在我们的土地制度并不是这个意思。很多地区把30年不变理解为30年内不搞集体化，也就是说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30年不变，至于这块地你能否用30年，这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的《土地 管理 法》下面就有一句话，说是可以进行局部调整。


　　这个话我觉得有很大问题，你说局部调整，又说政府已经不承担在土地问题上维护公平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已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我们不再承担均田制的责任，但政府又有所谓进行局部调整的权力。那么你这个权力是拿来干什么的？现在你既不承担平均地权的责任，又有局部进行调整的权力，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调整的权力就被用来牟利。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90年代很多地方搞的那个“二田制”。既然我有局部调整的权力，我就把农民的一大半土地收回来，只给农民留下很少的土地，叫做口粮田。然后把村里大量的土地集中起来，用拍卖的方式承包给出价最高的人，叫做经营田。这个经营田不是按人头平分的，而是承包给大户的，前提就是他能够出的地租最高。而这个地租就可以作为干部的收入，所以干部搞这个东西特别有积极性，因为可以增加很多提留之类。结果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中央也不得不刹车。老实说，当时如果不刹车，那后果不得了，几年内一般农民就将只剩下一点“自留地”，绝大部分农地又将“归大堆”———只不过不是归“公社”而是归了官府指定的老板（中国式的“柴明达尔”），“土地兼并”的程度将超过自古以来的任何时期。那时“小农私有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的牢骚还不成了大笑话！虽然当时中央刹了车，但是“调整”这把悬剑不是还在头上么？


　　土地“调整”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二田制”说明现在的许多“集体”，它所谓的权力已经不是在维持公平的意义上去行使，而是在牟利的意义上去行使。它就是用这个东西搞规模经营，增加政府的收入或者增加干部的收入。在这个问题上保留权力，还不如干脆没有这个权力，完全让农民自己搞。真要有这个权力，那你就承担责任，要保证耕者有其田，要保证土地是平均的，别搞什么30年不变，什么“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就要保证所有的农民都有地种，有多少人就要有多少地。能做到这一点也有一个理由，也算你搞了个均田制。


　　你现在把均田的责任都推掉了，但权力你还把在手里头，这叫什么道理呢？在这个前提下，你说把30年再延长成50年，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要说“永佃制”，那就假定现在的农民已经是佃农了，是佃农，只不过不是永佃，有一定的租佃期，假定我们现在的租佃期是30年，那么你就应该承认在这30年内，你是不能任意把土地从农民那里抽回来的。当然，土地不是农民的，30年后期满了你可以另定契约，你甚至可以“铲佃增租”，我可以把土地租给另外的人。但是30年契约之内，你是不能抽回土地的。


　　中国传统时代就是这样的。租佃要签订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双方都有义务，只要佃农没有违背契约，田主也不能违背契约。如果你想把土地租给别人，那只能期满后再租。以后有些农民经过斗争把这个租佃契约延长到无限，这就是所谓的永佃制了，那这个契约就变成永久的了，就变成你永远不能撤佃，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佃权拿去卖给别人，成为“一田二主”等现象。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至少在永佃制以前，在这个租佃期限之内，出租方是要遵守契约的。但现在我们有这个规定吗？


　　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个规定，我们现在的很多征地就很难进行了，不是说土地私有制才能妨碍征地，就是土地租佃制，严格地说，也会使现在的很多圈地变得不可能。道理很简单，这块土地是我承租的，而且你跟我讲了30年不变，就是假定你跟我签了一个30年的租佃契约，你要我这块土地，你就要跟我交易，交易什么呢，不是产权，而是佃权。这个使用权是可以交易的，30年的使用权你要跟我买，而不是跟我抢。如果达不成交易，那只能在契约期满以后，满后你可以不租给我，但是已经有一个契约时你就不能违背。我们现在没这种制度，没这种制度，我觉得就不是租佃制。那就是，我让你种地你就得种地，我不让你种地随时都可以把你赶走，这种制度严格说来就不是租佃制，既然现在没有租佃制又谈什么永佃制呢？现在这个30年不变就不是30年为期的租佃制，你把它延长到50年，就能说这是50年为期的租佃制吗？也不是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改革后的林权制度和现行的土地制度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30年，而是说现行的林权制度中没有所谓“政府可以搞局部调整”这个说法，而现在的土地制度还有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一块肯定是要去掉的。现在的一种趋势，我估计将来的土地制度很可能会向现在的林权制度看齐，就是把这个“30年不变”取消掉，然后在政府的征地补偿方面有一些更加具体的规定，使农民有比较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当然是一个进步。而且不管它名义上是怎么说的，使用权也好，什么权也好，实际上也都是在向私有化方向迈进。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预期的效果当然也是有限的。因为由于我刚才讲的种种原因，在现行体制下，你即使假定它完全是私有制，它也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林权制度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条件是，现在很多森林（或者说山区）并不在政府征地的视角之内，政府一般不会去征那些山，但是政府征农地、征平地，那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现行的林权改革的那些限制，能否对政府的一些行为构成真正的制约？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进步，但是它的意义不是很大。


　　能够放开“村官卖村地”吗？


　　除了林权改革，近年来另一个新进展就是一些地方开始试行集体所有的土地也能跟国有土地一样同价同权上市流转。这当然也是个进步，它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近来尖锐化的“小产权房”问题紧密相关。而小产权房问题涉及到大量已经买了这种房的城里人。如今有个现象，如果只与农民有关而城里人没有好处，改革就很难。如果关系到城里人的利益，改革的动力就大得多了。


　　然而，虽然“取缔小产权房”的政策明显不合理，但如果其他条件不改变，仅仅是允许“村官卖村地”，也会带来另一种问题。我是不太同意用所谓的“集体土地进入土地市场”来解决现在农村中的土地问题。与在所谓“集体”而不是农户的基础上放开小产权房政策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相比，我认为不如把现在的一些林权制度改革内容扩展到农地的意义更大。现在的林权制度改革强调的恰恰并不是什么集体不集体的问题，它强调的还是个人的交易权。哪怕仍然谨慎地回避“所有权”而只说是使用权。如果农地也是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当然这还没有解决所谓“征地”的问题。因为农地和林权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刚讲到的，林地一般政府都不征，但是农地，政府往往是要征的。在这个问题上，林权制度改革现在并没有改变这种现象。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土地制度的改变是原来只有国家能够卖地,现在是行政村也可以卖地了,但农户仍然不可以,那么这样的规则也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据我了解,中国的土地制度本来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是这样的:村官可以随意卖村地,但“被集体化”条件下的村官与村民的利益并非一致,这就导致很严重的问题。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抗议“村官盗卖村地”,包括广东的“达濠事件”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那就是村官把村地都卖掉了,然后老百姓都没地了,而村官不知道把钱弄到哪里去了。正是因为农民为了这种问题上访的越来越多,政府后来才把土地交易权层层上收,以至于后来提出“地政垂直化管理”这个说法。开始时说村一级无权卖地,后来又说乡一级无权卖地,县一级没有权力卖地,最后搞到只要土地面积稍大一点就需要省里才能批,然后又说要由中央派出土地督察员。但是无论哪一级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再把它下放回来,又变成是村里可以卖,那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况不是一样吗?包括现在的小产权房也是这样的问题,禁止小产权房显然是倒行逆施,但是你说按照现在的制度,如果说小产权房完全合法,那它也会带来另外的问题。那就等于村官卖村地完全是合法的,在村级组织目前这种状态下,完全有可能出现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种现象。


　　问题的关键还是“被集体化”,如果“集体”本身就已经侵犯了农民的权利,你再给这个“集体”增加权力,那它对农民权利的损害不就更厉害了吗?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地权制度改革的进步还是要通过维护农户的权益来取得。如果要讲“集体”,那这个进步就要表现在农民组成集体的自由度的提高,农民要有“结社”权和“退社”权,在形成“集体”这个方面要有更多的进步。而在这一步没有实现之前,农民———我这里指的是个体农户———在交易中的权利应该更大一些。现在如果把林权制度改革的一些内容延伸用于农地制度,就是朝这个方向走。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比现在这种“集体土地”可以上市更好。

瞭望駐美英法日記者：“世界眼”看中國實踐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選擇，但同時也對中國影響力的擴大感到擔憂

●《瞭望》新聞週刊駐外記者嚴鋒(華盛頓)、馬建國(倫敦)、嚴明(巴黎)、劉贊(東京) (歐洲導報社供瞭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30年改革開放，中國獲得了全球矚目的飛速發展，中國所走過的發展道路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有關“中國模式”的探討最早開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2004年5月，美國《時代》週刊前高級主編約書亞庫珀拉莫發表題為《北京共識》的文章，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近年來有關“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討論在美國及西方學術界仍是熱門話題。

◆“華盛頓共識”的破產與“中國模式”

上世紀90年代初，西方國家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拉美國家提供一攬子經濟改革援助計畫，並在放鬆政府管制、削減社會開支、私營化等方面附加了一系列條件，這與後來的所謂“休克療法”等統稱為“華盛頓共識”。
美國學術界如今認為，“華盛頓共識”在實踐中基本上是破產的，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後果。所謂“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正是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而提出的。
美國學者對“中國模式”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方面取得的驕人成就，普遍予以肯定。但也有不少人聲稱，中國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也恰恰與這一模式有關，並對這一模式能否持續取得成功表示懷疑。
到目前為止，美國學術界關於“中國模式”本身的內涵就存在很大分歧。拉莫本人提出的定義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正在絞盡腦汁地思考，在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單極中心的世界中，如何既要發展自己的國家，又能以一種允許他們擁有真正的獨立，並保護自己生活方式與政治選擇的方法融入國際秩序。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開拓出了一條道路，我把這稱為‘北京共識’。”拉莫把“北京共識”歸結為三個方面，即創新和不斷試驗；把可持續性和均衡性（指縮小貧富差距）放到比GDP增長優先的地位；自主權。
自從拉莫提出上述定義後，美國學術界就一直爭論不休，尤其是第一條和第二條定義，遭到了很多學者的批評和質疑，認為其定義要麼言過其實，要麼自相矛盾。
中國問題專家哈裏哈丁認為，與“華盛頓共識”相比，“中國模式”有三個明顯的特點。首先，在發展目標上，“中國模式”強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發展、穩定和人權必須平衡發展，其中人權的含義也與西方不同；其次，在發展戰略上，“中國模式”主張通過試驗，在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下進行漸進改革，反對“休克療法”，先經濟，後政治，而且未來選擇的政體也未必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再有，在對外援助方面，“中國模式”不給對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且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提供政策建議，要求體制改革，甚至要求建立公民社會。
美國俄勒岡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阿裏夫德利克則認為，“中國模式”與其說是一個“概念”，不如說是一種“理念”，因為它並沒有嚴謹的含義。他說，人們在提到“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時，似乎把發生在中國的任何事情都與這個概念聯繫起來。
也有不少學者從根本上反對所謂“中國模式”這一概念，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沒有什麼“模式”。有的學者索性指出，在“北京共識”上根本沒有“共識”。

◆ 美國學者擔憂“中國模式”構成挑戰

美國學術界在討論和評價“中國模式”時，幾乎都與“華盛頓共識”進行比較，認為“中國模式”是在“華盛頓共識”失敗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替代模式”。
美國學者對這種新模式的潛在影響普遍表示擔憂。哈丁認為，“中國模式”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那些抵制西方有條件援助、拒絕美國推行民主或羡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政府，似乎很有吸引力。他認為，“中國模式”將與美國版的模式形成競爭，儘管誰勝誰負尚在未定之數。
更為偏激的觀點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都效仿“中國模式”，強調自主，這將對美國和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構成挑戰，並形成新的世界中心。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將加強中國軟實力的影響，並對“中國模式”在非洲國家中的影響十分關注。德利克認為，“北京共識”相對於“華盛頓共識”而提出，“共識”這個字眼本身就有“霸權”色彩。他又說，無論是“北京共識”還是“中國模式”，都暗示“在全球政治經濟中還存在一極，可以為那些華盛頓帝國主義的反對者提供一個集結地點”。
也有觀點認為，對“中國模式”的解讀存在誤區，因為“中國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與其說是挑戰西方經濟秩序，不如說是中國巧妙地利用和操縱了西方經濟秩序。
拉莫是比較認同“中國模式”的美國學者之一，但他也在文章中認為：“中國的市場體系已經帶來了各種問題。在宏觀層面，這些問題包括污染、社會不穩定、腐敗、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業。在個人層面，除了最年輕的人群，每一個中國人都發現，生活的快速變化使他們不同程度地有所迷失”，“在過去25年中，中國從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為平均的國家之一，轉變為最不平均的國家之一”。

◆ 英國學者稱“中國模式”兼收並蓄

中國問題專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爾侯賽團近日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模式兼具諸多成功經濟模式的特點，不僅給中國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和變化，還在整體上惠及全球。中國領導人宣導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等理念有益於中國，整個世界也將受益。
阿塔爾侯賽因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既不同于上世紀亞洲“四小龍”快速發展經濟的出口導向型，也不同於以消費為主導的美國模式，或德國、法國式的國家調節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在保持自身數千年的社會、文化傳統的前提下，經濟快速實現市場化、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迅速實現全球化的發展模式。
他說，中國的發展不但在原來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體系內形成了巨大消費市場，同時中國企業也逐步走向世界，開拓了世界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模式是兼具“四小龍”、美國和歐洲等經濟模式的中國特有的模式，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說，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排斥市場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也不是美國的或歐洲的市場經濟。中國已經發展了被世人稱為“世界工廠”的製造業，但同時也為東南亞甚至歐洲等地區的企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機遇。“中國製造”不僅使中國受益，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也從價格相對低廉的“中國製造”中獲益。
阿塔爾侯賽因認為，中國領導層的團結、高效和治國經驗的不斷提高，中國相對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發展良好的基礎設施體系，中國人民的勤奮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理念都是中國30年來取得迅猛發展的關鍵。中國改革開放的奠基人鄧小平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路，被一屆又一屆的中國高層領導扎扎實實地落實了下來。現在的中國領導層更加注意傾聽，對國計民生更加關注，政治體制也更加透明，他們領導下的中國法制建設得到了空前加強。
阿塔爾侯賽因說，北京奧運會向世人展現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但西方在報導北京奧運會成功的同時，也對中國的發展提出了一些疑問。這些疑問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但從中可以發現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在諸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迅猛發展之後，世界的市場和能源面臨著重新劃分的挑戰，如何在實現中國和平崛起、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又與世界其他地方和平相處，中國的“和諧社會”理念大有文章可做。中國現在宣導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是中國領導人對世界形勢和中國國情進行全面分析後得出的合乎規律的戰略思路。
在談及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時，他說，中國的國際公關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中國就像一個大象突然進入世界經濟這個房間，它要進來，別人肯定得讓出一些地方。中國的發展政策應該用適應不同文化的方式進行解釋，中國制定發展戰略也應該考慮周邊國家的反應，考慮左鄰右舍的利益和心理。

◆ 法國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成功但面臨挑戰

在法國，幾乎沒有人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持有異議，在驚歎中國奇跡的同時，法國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模式”仍面臨各種挑戰。
目前，法國學者相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發展模式是“政治控制與經濟自由相結合”，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成功地使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國，在外交上取得重大進展，在社會和文化領域也有一定進展，同時在環境、資源等領域付出了較大代價，社會福利、政治制度和人權等領域進展不足。也有不少專家擔心，中國按目前趨勢繼續發展，會給世界原材料、能源市場帶來巨大壓力，對現行國際秩序將構成挑戰。
著名經濟史專家雅克馬賽義曾是法國共產黨成員，近年來轉而積極支援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他稱讚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推崇“中國模式”的務實與高效，並且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對法國經濟是一個機遇而不是威脅。
不過他也認為，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勢頭，十多億中國人的消費水準將逐步趕上歐美國家，屆時地球資源將很快不敷使用，因此中國或世界將不得不調整目前的發展和消費模式。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亞洲中心主任瓦萊裏尼凱認為，中國政府政策靈活、務實，鼓勵投資發展，企業社會福利負擔較輕，非常有利於企業發展，此外海外華人的大量投資和支援則使中國經濟獨具優勢。
她認為，中國目前正在“河流中央”，面臨的問題是現行經濟發展模式能否持續或成功轉型，前一階段經濟發展成功的同時也出現了環境惡化以及社會福利、教育、醫療領域欠賬等問題，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規則不健全，今後一段時間內能源、原材料漲價和歐美經濟衰退等因素將造成中國外部經濟環境惡化，隨著政府對企業在環境和員工福利等方面要求的提高，中國對外資吸引力可能會受一定影響。
她說，如何提高創新能力，加強中國社會在人文、思想領域的吸引力，將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過程中需要重視的環節。
法國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讓－呂克多梅納克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在不久前出版的新書《中國讓我擔心》中認為，“中國模式”是“寬鬆的威權主義”，致力於在爭取對中國有利的前提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按照中國方式發展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將個人自由與物質享受相結合。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大國地位和“超常”的外交成就，不過目前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仍然脆弱，其關鍵問題還在國內。
在他看來，經濟增長的成就尚未使中國全面走出“欠發達”狀態、中國教育與科研系統需要現代化，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還缺少經驗。中國的經濟增長“浪費”過於嚴重，付出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成本過高，中國經濟的頭上有四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農業、國有企業、股市、金融。目前中國政府手中還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高額外匯儲備等工具克服可能出現的危機，但是出現最壞的結果不是沒有可能。目前全球性的能源和原材料漲價也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本。
法國參議院外交國防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認為，中國有望在國際上展現一個與西方民主政體相抗衡的“中國模式”，以一個具有一定民意代表性、以一黨為中心的強力政府，保證國家穩定與繁榮。
報告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長期保持權力，民族因素多於意識形態因素。中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屈辱，正是中國共產黨才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尊嚴，共產黨通過改革開放成功發展經濟，保障國家強大，繼續得到了人民擁護。目前中國共產黨正努力通過改革執政方式，建設和諧社會，通過協商加強黨內民主，提高共產黨幹部的執政能力，打擊腐敗，從而繼續保持執政合法性。
報告同時也認為，中國的發展仍有脆弱之處：需要對付西藏、新疆等地的分裂主義勢力；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影響到社會穩定，最終可能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每年大量勞動力進入市場，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才能消化新增勞動力，目前的就業機會增長速度還趕不上經濟增長速度；20年後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勞動力和退休人口比例目前為5.3:1，預計2030年將達到2.3:1，如何解決老齡化社會帶來的諸多問題將是對中國政府現行發展模式的一個重大考驗；中國發展還需要面對外部國際環境的考驗，比如對中國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等問題的批評。
值得警惕的是，在法國學術界包括政界，還有少數人在宣揚“中國威脅論”。比如持右翼觀點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德奧梅松曾發表文章稱，中國發展會對目前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構成挑戰。他聲稱中俄等國奉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與西方在人權、民主和自由等領域存在明顯分歧，稱中俄等國的“民族擴張主義”是“對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

◆ 日本華人學者說中國走出了適合自己的道路

日本東洋學園大學人文學部華人教授朱建榮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在發展過程中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今後應在引導國際輿論上下功夫。
朱建榮說，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種全面開放而又立足國情的發展模式，避免了全盤照搬西方和過分強調本國國情不願改革的兩種錯誤傾向。中國的發展模式以改革先行，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促穩定，民眾在享受發展和穩定的成就後又反過來支持進一步改革，從而形成一種良性迴圈。中國的穩定發展不僅對世界的穩定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一條新的發展之路。
朱建榮認為，中國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的一種“和平競賽”，但又不同于前蘇聯赫魯雪夫時代的“和平競賽”。中國不是在與西方決裂的情況下發展，而是尋求融入世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逐漸推進民主法制，同時保留了原有的集中優勢，使國家能集中全國之力辦大事，歷屆政府能執行同一個長期戰略，避免了西方式民主的低效率和只顧眼前的弊端。中國的這一優勢在四川大地震的抗災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一些日本自民党的政治家都在私下感歎，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令人害怕。
他說，西方一方面對中國的發展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但另一方面又無法像以前對待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那樣進行封鎖和孤立，這是中國開放發展的重大成功。
對於國外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和對華歪曲報導，朱建榮認為，應理解這一現象的成因並進行有針對性的應對。他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雙方相互理解不夠；二是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使得一般西方人和媒體記者下意識地將共產黨等同於專制獨裁，對中國的任何事情都進行負面解讀；三是中國國力的上升和發達國家地位相對下降，使得他們採取這樣的戰略給中國發展製造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