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夏 雨]

张品成长篇小说《没有儿戏的童年》人物生成
夏雨
人是怎么来的？人生的意义何在？自从有了人类社会我们就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一问题。但读完了张品成小说《没有儿戏的童年》，我要说，人是自己造就的，他不是做成的；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造就自己，而且他不能不作出一种道德的选择，这就是环境对他的压力。
的确，《狂欲》的问世，并没有给张品成这位天才的小说家带来任何福音，对这点，张品成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文学看作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但是，生存环境愈来愈尴尬，却不得不使他举家迁居海南岛。
张品成之所以要写作，是因为有些话要说。在与人交谈，或自己说时，都不能满意的说出来。此外，还有事情，象自大、固执，一种愿望想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报复，同时想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报答；一种需要试图创造一些东西，可能在死后流传（我认为这是宗教感情的残余）；一种纯粹是技巧上的享受，把几乎难于驾驶的词强迫进入有意义的对模式和形式，这些模式和形式（至少在此刻）是属于他的。他是在一种不自觉中将自己沉入酿造的深渊。
张品成写小说很随意，几乎从来不去作什么形式上的追求。用他的话来说，文学形式确实已经用完了，被人捧完了。因此他把目光紧紧盯注在寻究事物深隐的秘密上。

这是一种由表层叙述结构转换成深层结构的过程。他确信他自己所要探索的人物不在这里面，这些深藏的事物是与客体不可分离的，就像夏尔丹的油画上的黄色与柠檬的关系一样，象韦罗内赛的画中的蓝色与晴空一样。正如黄色和柠檬是一体的，蓝色就是天空一样，忠君的化身就是岳飞，两者缺一是不能设想的。忠君是岳飞的本质，在他身上处处闪耀着这种光彩，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个人物，忠君这种本质具有形体和活力。客体越是结构严密，塑造完善，装点多彩，内容也必然是更丰富多样。这是我读完张品成长篇作品《没有儿戏的童年》得出的第一印象。
下面我试着用一种方法来探索它：
《没有儿戏的童年》小说大背景是抗日战争。小说描写了一群烈士遗孤，在血与火的洗礼下，毅然接过父辈手中的枪,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这实在是一个糊烂如靡而且淡而无味的故事了。看来运用这样的材料所塑造的客体,即使逼真模拟的画幅一样,看上去也是平面的.
这点张品成也许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对此他并不急于向我们先声明什么，而是，一来扎进那多少有点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时间杂芜的感性素材中，兼收并蓄，然后粗粗糙糙地就和盘端了出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废矿井的霉味和那个鬼子举起刀来，快速地直扎进水根叔叔的眼窝。没看到水根叔叔的那张脸痛苦的扭到一边，鬼子轻轻把刀柄转了转，毅然挖出血糊糊的一团东西来。一汪血水从水根叔空洞的眼窝里涌出来，这种血淋淋的质感，他就是这样端出来的，不仅仅是几条经验和启示录，而是那段已经远去的历史里所隐藏着的某种平凡的强烈的事物。这些人物的每一个手势都表现了这种深藏的事物的某一个侧面，张品成正是在这种事物里寻根究底，搜索他最深的秘密，并且能够贴切地揣摩四十年前，“我”、哥哥、癞头、秦教员、水根、白院长、楚马丽、水根妈等人内心独白中一点不外露的秘密细流和心理活动的无限丰富，我敢肯定这是一个几乎尚未开拓的广阔领域。因为我们看到使人物彼此分开的密封隔板已倒塌了。一个无姓的“我”，他既没有鲜明的轮廓，又难以形容，无从捉摸，形象隐蔽。这个“我”篡夺了小说主人公的位置，占据了重要席位。这个人物既重要又不重要，他是一切，就什么也不是；他不过是作者本人的反照罢了。
《没有儿戏的童年》小说首先以“我小心地穿着那件旧的发灰的黑凡士林布衣服。”同哥哥以及一群象“我”一样的烈士孤儿，被牛高马大的秦教员带上卡车送到烈日炙烤下荒芜陌生的山野的旧祠堂里。在这里“我”不但认识了秃顶老头——教养院的院长白先生，江川、楚玛丽先生、水根和水根妈；“我”把对秦教员的报复看作是一种乐趣。这时的“我”撒野的不得了，想骂就骂、想做就做。以至接下来小说中出现的“炸弹搅碎了宁静的夜”、“秦教员结婚”、“鬼子来了”、“事实”、“被鬼子追赶”、“上课”、“我不杀人”、“战争不是游戏”、“大闹鞍山镇”、“鬼子投降了”如此等等，这便是我在“我没有儿戏的童年”生活。维系整个事件发展的“我”，“我”亦是一大堆文字符号的集合，是复杂网络中联络点。这些归了类的人物一经作者合成处理后就变成与真实人物异质同物。尽管小说叙述的有板有眼，故事善始善终，我到觉得，张品成注意力并不是放在这种囿于既定的模式上，这种描写使人物太容易被人出来了，而且不费多大功夫就会看起来栩栩如生，同时也便于我们掌握。张品成试图从我们这里收回他旧有的储存,尽一切可能把我们吸引到他的世界中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人物的内心——完全处在与作者相同的地位，而且可以达到一种深度，在那里再也没有那些方便的标志可以读者借助来构造人物了。一直到小说结束为止，读者浸沉在一种如血液似的无名物质中，在一种既无名称又无轮廓的稠液中。他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因为已有了作者为了避免混乱而设下的又一路标。他不再有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记忆或要求人物逼真、结构严密的习惯；他的注意力不再被分散，他的探索也不再受到妨碍。象作者一样，读者所遇到的唯一的限制，只属于这类探索本身固有的限制或只是属于作者自己仅有的创造的意境。小说中的“我”面对“那个鬼子举起刀来，快速地直扎进水根叔叔的眼窝。……我看到水根叔叔那张脸痛苦的扭到一边，鬼子轻轻把刀柄转了转，竟然挖出血糊糊的一团东西来和那个用癞头生命营救出来的鬼子伤兵仍然在被楚先生抢救过来后仍然猛地抱住楚先生侧身往洞外滚去”这种惨景，仍然害怕去杀人，甚至不愿意加入童子军。当“哥哥抡起右手猛地朝他脸上扫了一掌，骂他不是爸爸的儿子时，他却让癞头用刀割开自己的指头”以此证明自己不是狗熊、窝囊废。这种用饱含着情感的知觉去认知万物的结果，是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再看一段宰鹿场面描写：“癞头拿过我手里的绳子，打了个套，就这样，套住鹿脖颈——笑了”这不仅述出了儿童那种同情、怜悯、纯朴，赤条条毫不掩藏遮羞的心灵，同时，我们不难想到：游戏中的事物 实际上已成了某种暗示的工具，它远远超越了原来的事物。尽管这样，但后来“我”还不得不加入“童子军”不得不同哥哥、水根、江明一起把那个以牺牲癞头生命救出来的鬼子伤兵推下了山崖。并在鬼子投降之后，同哥哥一起用炸药包炸毁鬼子的炮楼。
那么“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疯狂的人性“裂变”呢？不仅是作者在这小说中所要说出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同时它还牵涉到小说如何会有感奋读者的活力的问题。因为小说家的想象力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这种想象力不只能创造，而且能洞见。它是一种强化剂，因此，哪怕是平凡普通的日常事物，一经想象渲染，也具有了力量和特殊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真实，更富于内在的现实性，这就是艺术的作用，这就是进入小说的艺术——与诗歌、戏剧、绘画和音乐所需要的艺术没有什么不同。我想仅这点张品成肯定完成了他对小说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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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是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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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品成长篇小说《没有儿戏的童年》人物生成
夏雨
人是怎么来的？人生的意义何在？自从有了人类社会我们就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一问题。但读完了张品成小说《没有儿戏的童年》，我要说，人是自己造就的，他不是做成的；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造就自己，而且他不能不作出一种道德的选择，这就是环境对他的压力。
的确，《狂欲》的问世，并没有给张品成这位天才的小说家带来任何福音，对这点，张品成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文学看作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但是，生存环境愈来愈尴尬，却不得不使他举家迁居海南岛。
张品成之所以要写作，是因为有些话要说。在与人交谈，或自己说时，都不能满意的说出来。此外，还有事情，象自大、固执，一种愿望想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报复，同时想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报答；一种需要试图创造一些东西，可能在死后流传（我认为这是宗教感情的残余）；一种纯粹是技巧上的享受，把几乎难于驾驶的词强迫进入有意义的对模式和形式，这些模式和形式（至少在此刻）是属于他的。他是在一种不自觉中将自己沉入酿造的深渊。
张品成写小说很随意，几乎从来不去作什么形式上的追求。用他的话来说，文学形式确实已经用完了，被人捧完了。因此他把目光紧紧盯注在寻究事物深隐的秘密上。

这是一种由表层叙述结构转换成深层结构的过程。他确信他自己所要探索的人物不在这里面，这些深藏的事物是与客体不可分离的，就像夏尔丹的油画上的黄色与柠檬的关系一样，象韦罗内赛的画中的蓝色与晴空一样。正如黄色和柠檬是一体的，蓝色就是天空一样，忠君的化身就是岳飞，两者缺一是不能设想的。忠君是岳飞的本质，在他身上处处闪耀着这种光彩，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个人物，忠君这种本质具有形体和活力。客体越是结构严密，塑造完善，装点多彩，内容也必然是更丰富多样。这是我读完张品成长篇作品《没有儿戏的童年》得出的第一印象。
下面我试着用一种方法来探索它：
《没有儿戏的童年》小说大背景是抗日战争。小说描写了一群烈士遗孤，在血与火的洗礼下，毅然接过父辈手中的枪,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这实在是一个糊烂如靡而且淡而无味的故事了。看来运用这样的材料所塑造的客体,即使逼真模拟的画幅一样,看上去也是平面的.
这点张品成也许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对此他并不急于向我们先声明什么，而是，一来扎进那多少有点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时间杂芜的感性素材中，兼收并蓄，然后粗粗糙糙地就和盘端了出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废矿井的霉味和那个鬼子举起刀来，快速地直扎进水根叔叔的眼窝。没看到水根叔叔的那张脸痛苦的扭到一边，鬼子轻轻把刀柄转了转，毅然挖出血糊糊的一团东西来。一汪血水从水根叔空洞的眼窝里涌出来，这种血淋淋的质感，他就是这样端出来的，不仅仅是几条经验和启示录，而是那段已经远去的历史里所隐藏着的某种平凡的强烈的事物。这些人物的每一个手势都表现了这种深藏的事物的某一个侧面，张品成正是在这种事物里寻根究底，搜索他最深的秘密，并且能够贴切地揣摩四十年前，“我”、哥哥、癞头、秦教员、水根、白院长、楚马丽、水根妈等人内心独白中一点不外露的秘密细流和心理活动的无限丰富，我敢肯定这是一个几乎尚未开拓的广阔领域。因为我们看到使人物彼此分开的密封隔板已倒塌了。一个无姓的“我”，他既没有鲜明的轮廓，又难以形容，无从捉摸，形象隐蔽。这个“我”篡夺了小说主人公的位置，占据了重要席位。这个人物既重要又不重要，他是一切，就什么也不是；他不过是作者本人的反照罢了。
《没有儿戏的童年》小说首先以“我小心地穿着那件旧的发灰的黑凡士林布衣服。”同哥哥以及一群象“我”一样的烈士孤儿，被牛高马大的秦教员带上卡车送到烈日炙烤下荒芜陌生的山野的旧祠堂里。在这里“我”不但认识了秃顶老头——教养院的院长白先生，江川、楚玛丽先生、水根和水根妈；“我”把对秦教员的报复看作是一种乐趣。这时的“我”撒野的不得了，想骂就骂、想做就做。以至接下来小说中出现的“炸弹搅碎了宁静的夜”、“秦教员结婚”、“鬼子来了”、“事实”、“被鬼子追赶”、“上课”、“我不杀人”、“战争不是游戏”、“大闹鞍山镇”、“鬼子投降了”如此等等，这便是我在“我没有儿戏的童年”生活。维系整个事件发展的“我”，“我”亦是一大堆文字符号的集合，是复杂网络中联络点。这些归了类的人物一经作者合成处理后就变成与真实人物异质同物。尽管小说叙述的有板有眼，故事善始善终，我到觉得，张品成注意力并不是放在这种囿于既定的模式上，这种描写使人物太容易被人出来了，而且不费多大功夫就会看起来栩栩如生，同时也便于我们掌握。张品成试图从我们这里收回他旧有的储存,尽一切可能把我们吸引到他的世界中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人物的内心——完全处在与作者相同的地位，而且可以达到一种深度，在那里再也没有那些方便的标志可以读者借助来构造人物了。一直到小说结束为止，读者浸沉在一种如血液似的无名物质中，在一种既无名称又无轮廓的稠液中。他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因为已有了作者为了避免混乱而设下的又一路标。他不再有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记忆或要求人物逼真、结构严密的习惯；他的注意力不再被分散，他的探索也不再受到妨碍。象作者一样，读者所遇到的唯一的限制，只属于这类探索本身固有的限制或只是属于作者自己仅有的创造的意境。小说中的“我”面对“那个鬼子举起刀来，快速地直扎进水根叔叔的眼窝。……我看到水根叔叔那张脸痛苦的扭到一边，鬼子轻轻把刀柄转了转，竟然挖出血糊糊的一团东西来和那个用癞头生命营救出来的鬼子伤兵仍然在被楚先生抢救过来后仍然猛地抱住楚先生侧身往洞外滚去”这种惨景，仍然害怕去杀人，甚至不愿意加入童子军。当“哥哥抡起右手猛地朝他脸上扫了一掌，骂他不是爸爸的儿子时，他却让癞头用刀割开自己的指头”以此证明自己不是狗熊、窝囊废。这种用饱含着情感的知觉去认知万物的结果，是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再看一段宰鹿场面描写：“癞头拿过我手里的绳子，打了个套，就这样，套住鹿脖颈——笑了”这不仅述出了儿童那种同情、怜悯、纯朴，赤条条毫不掩藏遮羞的心灵，同时，我们不难想到：游戏中的事物 实际上已成了某种暗示的工具，它远远超越了原来的事物。尽管这样，但后来“我”还不得不加入“童子军”不得不同哥哥、水根、江明一起把那个以牺牲癞头生命救出来的鬼子伤兵推下了山崖。并在鬼子投降之后，同哥哥一起用炸药包炸毁鬼子的炮楼。
那么“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疯狂的人性“裂变”呢？不仅是作者在这小说中所要说出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同时它还牵涉到小说如何会有感奋读者的活力的问题。因为小说家的想象力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这种想象力不只能创造，而且能洞见。它是一种强化剂，因此，哪怕是平凡普通的日常事物，一经想象渲染，也具有了力量和特殊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真实，更富于内在的现实性，这就是艺术的作用，这就是进入小说的艺术——与诗歌、戏剧、绘画和音乐所需要的艺术没有什么不同。我想仅这点张品成肯定完成了他对小说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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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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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版住！一起学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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